刘德有

    为配合中日复交赶写通讯

    在田中角荣首相到达北京那一天——1972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通讯。

    这篇通讯，署名“新华社记者”，是我为了配合田中首相访华而赶写出来的。

    我是1964年9月，作为中日间互换的第一批中国记者，到日本常驻的。在日本生活、工作那几年，我们深感在日本人民中间要求早日恢复中日邦交的气氛越来越浓。特别是在佐藤内阁末期和田中内阁刚刚成立时，日本全国，北自北海道，南至冲绳，东从太平洋沿岸，西到日本海海滨，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出现了要求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潮。而田中首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决定9月25日前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就恢复邦交问题进行会谈。人们久盼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就要实现了。

    9月，正值人们喜盼丰收的金秋季节，所以我的那篇通讯，是这样开头的：“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培育、灌溉的中日友谊之花，在金黄色的秋天到来的时候，眼看就要结成喜人的果实了。”

    为了写好这篇通讯，我早早地就作了准备：采访群众集会，约人谈话，搜集素材，积累资料。

    8月20日傍晚，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中小企业者、宗教界人士共6000多人，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举行集会，表示支持田中首相早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

    在参加集会的群众中，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利根川的70多岁的老大娘。她因为两腿患病，行动不便，平日很少出门。但是，这一天，她却不顾病痛和路途遥远，特地从京都坐十几个小时的大汽车赶到东京，参加了大会。利根川老大娘对我说：“我虽然走路不方便，但是恢复邦交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我在家里怎么也呆不住，就赶来了！”这一席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千千万万日本人民的心愿。

    9月的一天，我在东京还专门走访了全日本航空公司。一位名叫锅谷法子的航空小姐接受了我的采访。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16日，这位小姐参加战后第一次从东京直飞上海的航行，把中国上海舞剧团安全地从日本送回了中国。锅谷知道我是中国记者，激动地说：“我能参加第一次直接到中国的飞行，感到无上光荣。”她似乎沉浸在那次短短两小时难忘的航行的回忆之中，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距离真近啊！我们这两个近邻应当友好。我希望能尽快地恢复日中邦交。”

    在田中首相访华前，我在东京一次酒会上见到帆足计先生。帆足计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中国的日本友好人士之一。他1952年5月跟高良富、宫腰喜助一道，不顾当时日本政府的阻挠，克服重重困难，取道欧洲，经莫斯科来到北京，并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中日间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帆足计先生抚今追昔，颇为感慨地说：“20年前，日中两国人民的交流，就像小溪流水，而现在，却是滚滚长江，汹涌澎湃。”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白石凡先生已年逾七旬，为了促进日中文化交流和两国邦交正常化，那时已12次访问过中国。他对我说：“我年纪大了。我曾经想过，在我活着的时候能不能亲眼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呢？现在，恢复日中邦交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我能迎接这个光荣的日子，感到高兴。”

    黑田寿男先生是一位老朋友，1954年夏我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当时是日本劳农党主席。后来他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1961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他以及其他来华的日本朋友，并赠送鲁迅那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时，是我做的翻译。中日复交前夕，我去采访黑田先生时，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多年来站在人民立场上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努力的人，对田中内阁的这一行动表示支持。”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宫崎世民也说：“这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亚洲和世界人民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虽然是两国政府间的行为，但是，不能忘记曾经为日中友好事业和邦交正常化而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其中包括像已故松村谦三先生那样的自民党内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中日民间交往因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遭到破坏时，松村谦三先生不顾年迈，千里迢迢，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举行会谈，终于在1964年春跟中方签署了中日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互换新闻记者的协议，使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阶段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松村先生梦寐以求的，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不幸他在中日恢复邦交前一年的8月溘然逝世。由于松村先生生前为改善中日关系做了不懈的努力，因而受到两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松村先生的家乡富山县有一位高中教师，名叫石川。他在松村先生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并且孜孜不倦地向周围的人们介绍松村先生的事迹。9月10日，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现在田中首相决定访问中国，如果松村先生能再多活上一年，让他看到日中关系的这一情景，那他该有多么的高兴啊！”

    我在写《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那篇通讯时把这些生动的事例都尽量地用上了，但即使这样，仍感到言犹未尽。然而，由于要配合田中首相访华，时间紧迫，不能再拖，就在田中首相启程的数日前，发回了总社。这篇通讯的结语，我是这样写的：

    “日中友好，恢复邦交，这在今天的日本，确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田中首相即将访华的前夕，日本广大人民都期待着日中邦交将会由此迅速正常化，从而揭开两国友好关系的新的一页。”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前往中国，当天的《朝日新闻》，在晚刊的头版头条位置上，配合照片，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团”当天发自北京的一条报道田中首相到达北京机场的消息。25日傍晚，我在办公室读报时，发现在这条消息中提到那篇通讯的事。消息说：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用很大篇幅刊登了新华社东京电，报道日中友好和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还用快报形式，报道了田中首相由羽田（机场）出发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中国）欢迎田中首相的态度。

    “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所未曾有过的，表现了中国方面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情和期望。”

    迎来历史性的时刻

    9月25日这一天，我们一大早就来到羽田机场采访。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将要启程前往中国。

    那一天的羽田机场不同于往日，日本政府官员、各党政代表、国会议员以及中国驻东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新向前同志陆续来到停机坪旁。迎送台上站满了群众，欢送田中首相一行。7时50分，田中首相等人乘坐的黑色轿车鱼贯驶入机场。田中首相下车后，用他特有的略举右手的姿势向欢送的人们致意，并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健步登上了专机。

    为了搞好这次“战役性”报道，东京的中国记者办公室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除了原有的人员外，我们还临时请了两位爱国华侨青年帮忙。办公室里的气氛与往常不同。电视机一直打开着，译电员坐在电传打字机旁，随时等待着发稿。按事前的约定，那天清晨7时50分，北京的新华社总社与东京的中国记者办公室接通了国际电话。8时许，田中首相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启动。按照事前的约定和交代，守在电视机旁的顾娟敏同志看到荧光屏上映出的这一情景，通过国际电话及时把这一消息传给了总社：“专机启动了！”总社立即用快报形式向全世界广播。后来听总社的同志告诉我，这是在世界通讯社中，最早报道田中首相一行离开东京前往北京的消息。我在《朝日新闻》9月25日晚报上看到该报记者团当天发自北京的消息也说：“新华社用东京25日电的电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出‘快报’，向全世界报道了田中首相一行访华离开东京前往北京的消息。”

    田中首相访华期间，所有的活动，都通过宇宙通讯卫星向全日本实况广播。那几天，我们从早到晚都盯着电视机。

    25日北京时间上午11时30分，电视荧光屏映出了北京机场。插着日中两国国旗的专机在停机坪停下。机舱门打开，第一个走出的是田中首相。等候在扶梯旁的周总理趋步向前。中日两国总理紧紧地握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作为中国驻日记者，我们自然要注意日本报纸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报道规模和反应。东京各大报当天晚报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配合照片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朝日新闻》所冠的大字标题很醒目：《日中如今握手》、《首脑会谈开始》。副标题是《怀着恢复邦交的愿望》、《受到周总理等人的最高规格的欢迎》、《北京机场万里无云、秋高气爽》。《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团从北京发回的消息说：“日本的首相终于踏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土地。”“从扶梯上走下的田中首相跟前来迎接的周总理郑重地握了几次手。经过了漫长的断绝时代之后，要开辟友好的新时代的两国总理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看了《朝日新闻》的这些报道，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突出报道了“握手”。而这一天该报在第一版上方位置刊登的大幅照片，就是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在北京机场紧紧握手的场面，从而给人们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象。

    我们身在东京，那几天要了解北京所发生的一切，最快的途径就是通过电视。周总理同田中首相的会谈，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田中首相漫游长城和参观故宫，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会见……这一切的一切，都紧紧地吸引着我们。

    田中首相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同周总理进入了会谈。但会谈的内容未公布。日本记者每天从北京发回的关于会谈的消息，都是他们的猜测和估计，此外，还有一些热热闹闹的花絮。当然，也不排除日方在北京向日本记者吹风时，透露了会谈中的某些情节。中日双方的主张，比较全面地披露出来，应该说是通过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9月25日晚上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我们注意到，日本报纸，有的全文、有的详细摘要刊登了这两篇讲话。日本舆论认为，这两篇讲话提出了中日双方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本见解，表明两国首脑要通过这次谈判一举实现恢复邦交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双方都表示要以“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来进行谈判。作为中日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中方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日方强调了“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此外，两国总理的讲话有许多共同点，表明田中首相访华前双方通过非正式接触，对谈判中将要涉及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然而，我们在跟踪日本舆论动向时，发现中日双方的看法有几点是不一致的。

    第一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即怎样对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双方存在着差异。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翻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关于这个问题，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上是这样说的：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第二点，在是否已经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这一问题上，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中国方面主张，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周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

    而日本方面却主张，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在1952年缔结的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中已经确认结束。因此，田中首相在讲话中回避使用“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这样的表述，而只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这就是说，中方主张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日方只承认日中关系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

    第三点，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实际上，这是中日复交的一个焦点。

    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归根到底，是如何对待所谓的“日蒋条约”问题，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如何对待中方提出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问题。

    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这三项原则，中国方面始终坚持，决不动摇。而从当时日本报纸透露的日方的意图来看，日本政府对于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不持异议。对于第二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决不直接表示承认。关于第三项日蒋条约，日方的考虑是它涉及1951年美国一手炮制的“旧金山和约”，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废除日蒋条约，就等于否定了“旧金山和约”，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换言之，等于宣布它过去跟台湾当局所缔结的“条约”，完全是“虚构”的，从而“容易导致（日本）自我否定战后的体制”。正因为日方不从根本上否定日蒋条约，认为关于宣告“战争状态结束”以及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的问题，已经解决，所以不同意在即将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写进这些内容。

    日方的这些错误观点，主要是在中日两国的外长会谈时，由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阐述的。高岛的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总理的有力批驳。正像周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但高岛益郎却拟出“法律论”，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从当时日本媒介的报道来看，中方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做了某些妥协，而日方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了某些让步。经过四天的谈判，在下述几个主要问题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第一点，关于“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问题。听说周总理想出了用“结束不正常状态”这一表述，来代替“结束战争状态”。因为这一表述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联合声明的第一条的表述就定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但是，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又把上述两种表述并列地写了进去，即：“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双方的主张，都得到了照顾。

    第二点，中国方面主张的政治三原则，最后是这样处理的。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方完全接受了中方的主张。

    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问题，联合声明的第三条采取了分述中日双方立场的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这一条条文的微妙之处，在于日本方面没有直接表明它承认或同意中国方面的主张，而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表述方法。它只是表明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但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关于这一点，大平外相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是这样说的：“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表明了。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涉及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第三个原则，即宣布日蒋条约无效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采取了大平外相对外宣布的办法，而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日方信守在谈判中向周总理所做的诺言，由大平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剩下一个战争赔偿问题。如前所述，日方的意图是这个问题过去在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中已经解决，本想不再涉及。但既然日蒋条约本身已经宣告结束，所以，最后同意以中国方面单方面放弃战争赔款要求的形式，写进中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第五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除了上述问题外，联合声明还写进了如下内容：

    1.中日两国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

    2.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3.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两国的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4.中日两国政府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5.中日两国政府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那几天的日本报纸，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日首脑围绕着中日复交所进行的活动，除了谈判本身的严肃内容外，也通过宴会烘托出浓郁的友好气氛。例如，9月25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朝日新闻》的主标题是《日中首脑，和谐用治》，副标题是《（中方的）欢迎宴会安排精彩》。我特别注意了这篇消息所报道的气氛：

    “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响起了《佐渡小调》和《金比罗船舶》的旋律。田中首相眉开眼笑，大平外相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因为这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家乡的旋律’。25日晚，周恩来总理为欢迎旨在进行日中首脑会谈而来北京的日本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晚餐会，由于中方的精彩导演，出现了浓郁的日中复交气氛……”

    我之所以注意了这条消息，是因为它报道了我们的军乐队演奏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人家乡的民谣。而这些乐谱是我根据国内指示，8月16日随上海舞剧团乘专机临时回国时带回去，亲自交给外交部的。当时是亚洲司的江培柱同志收下的，然后他把我带到韩念龙副部长处，见了一面。记得带乐谱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年的8月，外交部曾电话指示我们在东京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要购买此类乐谱，以备田中首相来华时使用。当时由在办事处负责的赵自瑞同志交代给我。我便委托在中国记者办事处工作的爱国华侨青年到商店里去选购。当我看到日本报纸的那篇报道，知道带回去的那些乐谱派上了用场，发挥了作用，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举国欢腾庆复交

    1972年9月29日，这是值得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经历了战后27年的漫长岁月，这一天，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这天上午，日本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公司的办公室，许多学校、工厂、商店、闹市的吃茶店、饭馆等公共场所以及很多家庭里，人们都打开了电视机。东京银座、涩谷等地的电视机商店的几十台彩色电视机前，都挤满了观众。

    东京时间上午11时20分，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总理大臣、大平外务大臣，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他们就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了。这一情景，通过卫星转播，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的时候，观众沸腾起来。当荧光屏上映出周恩来总理和田中总理大臣签字的庄严场面时，人们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观看。两国总理和外长在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长桌前坐下，分别从砚台盒里取出毛笔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签完字后，周总理和田中首相是那样有力地紧紧握手。看到这一情形，观众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人们相互祝贺：“日中两国建交了！”“日中两国人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位公司职员向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应该到来的时刻来到了。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日中两国进一步扩大交流，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那一天，我们都焦急地等待着晚报的到来。大概是心理上的作用，觉得偏偏那一天的晚报比往常来得迟。

    我们终于盼来了晚报，它们都醒目地冠以通栏大标题，配合大幅图片，从第一版开始，用七八版篇幅报道了“日中建交”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

    日本各界人士欢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形成了如此高涨的友好热潮。面对这一情况，不能不写一篇通讯，向国内读者进行报道。当时这一方面的素材，可以说俯拾皆是。

    我首先感到，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而奋斗的活动家们，真是满怀激情地迎来了这一喜庆日子。

    我采访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时，那里的朋友告诉我：电视荧光屏映出日中两国总理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完字紧紧握手的那一瞬间，东京神田区的日中友协总部的大厦从6层楼挂出了一幅长达十几米的引人注目的大标语，上面写着：“祝日中恢复邦交。”原来，在头一天晚上有十几个努力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连夜赶制了这幅大标语。参加赶制标语的一位青年激动地说，日中友好从今后将开辟新时代。我们要不辜负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努力的前辈们的期望，今后要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事业。

    日中友协总部为了纪念日中建交，还印了60多万份机关报的“号外”。10月1日下午，一批友协的青年到东京新宿区的繁华街，把这些“号外”散发给来往的行人。

    同中国，特别是同中国文艺界来往密切的日本另一个友好团体——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情况怎样呢？9月29日那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比平时提前一小时上班，热情接待前来祝贺的客人。那一天上午，最早来的，是一位印刷厂的主人。他按照日本的习惯，带着一桶米酒前来祝贺。原来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机关报从创刊起，十几年来一直在那个印刷厂印刷，并且得到那位热心日中友好运动的印刷厂主人的积极支持。那一天，他还同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守在电视机旁，目不转睛地观看了签署日中联合声明的情景，并且同协会工作人员一道举杯，共祝日中两国建立邦交。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们，29日上午11时停止了排练，观看电视实况转播。那天晚上，舞蹈家们还按照日本的民族习惯，做了大米小豆“红饭”，聚餐表示热烈祝贺日中建交。一位名叫远山的团员说：“日中两国人民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希望，今后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那一天，东京涩谷区惠比寿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更是应接不暇，热烈庆祝日中建交的贺电像雪片一样，从日本各地飞来，难以数计的祝贺电话接连打来，许多日本朋友还亲自前来表示祝贺。他们当中有在野党领袖等政界人士，有日中友好人士，有工人、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有艺术家，以及贸易界、产业界等各界人士。他们热情友好的话语，汇成一句话，就是热烈祝贺日中建交！我驻日人员也热情地向日本朋友表示热烈祝贺。

    办事处人员告诉我，那一天，枥木县日本“纸偶”会会长诹访重雄，特地带着自己做的“纸偶”，从枥木县赶到东京，送给我联络处。诹访说，日本“纸偶”是过去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学来的，我们一直把这种传统工艺保持到今天，现在送给你们表示祝贺和留作纪念。他说：“日本和中国过去除了有一段不幸的历史外，一直是友好的，今后应当长期友好下去。”此外，还有很多日本朋友送来花束、花篮和栽有松树的盆景，祝贺日中友好万古长青。

    1972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发回去的新华社通讯，题目是《热烈欢呼日中邦交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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