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

    2004年11月9日，美国圣荷塞当地时间凌晨，在一家名为“猫”的餐馆附近，人们在一辆私人汽车里，发现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女士自杀身亡。1997年她撰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下文简称《南京大屠杀》）曾经震撼整个英语世界，而如今斯人已逝！她留给我们这个世界许多无价的精神财富，也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感叹与惆怅！

    噩耗传到南京，人们难以相信这一无情事实！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第一时间给张纯如女士的家人发去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唁电高度评价了张纯如女士的光辉成就，并指出：“她的不幸去世，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损失，她留下的许多著作，将不断指引人们寻求真理、走向和平。”

    正处在事业巅峰的张纯如突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她留给我们一笔永远的财富——《南京大屠杀》，因为她的努力，世人再也不会遗忘这一人类惨剧！

    《南京大屠杀》：一本作者不得不写的书

    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前夕，美国各大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突然聚焦一部重大历史题材新书——《南京大屠杀》，该书作者美籍华人张纯如—（ Iris Chang）却是一位年仅29岁的女性作家。在随后十多个星期中，该书一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前列。据报道，该书发行量在40万册之上（不包括其他语种），而阅读过此书的欧美人士则无法估算。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新闻系毕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写作学硕士学位，曾任职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后从事专业写作。1995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该书很快成为畅销书之一。人们不禁感到奇怪，后来张纯如为何会选择一个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题材呢？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南京离她那么遥远，而且日军暴行又是许多女性作家在心理上极不情愿去接触的题材。1997年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曾对一位记者说：“这是我真正不得不写的一本书。”究竟是什么机缘激发张纯如女士去写她这本不得不写的书呢？

    在张纯如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是由她的父母讲述给她听的。她父母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张纯如的祖父母说了。张纯如的祖父张乃藩是江苏涟水人，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系，后考取国民政府政务官，曾经先后任职江苏省宿迁、太仓两县县长，抗战爆发后他跟随国民政府军辗转，曾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其外祖父张铁君曾居住南京，在日军进占南京之前，他们一家很幸运地逃离南京。张纯如的父母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用因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告诉她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在张纯如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她的脑海里。到了中学时，张纯如曾到当地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但却一无所获，张纯如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人把它记下来？”

    20多年后，当张纯如已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时，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首任会长邵子平介绍她参加美国华人组织。该会是1991年成立的华侨组织，当时日本国内美化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活动十分猖獗，邵子平等人在美国不断组织各种活动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1994年12月，张纯如参加了加州圣荷塞华人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展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当她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中许多十分残忍的照片时，她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通过了解，张纯如发现，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著作，尽管各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实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就有很多，而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曾经发生过日军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而更令张纯如无法理解的是，在大量事实面前，日本政府却拒绝承认战争罪行，拒绝对亚洲各受害国道歉、赔偿。她无法平静，于是她开始了寻求正义之路，一条不归之路！

    《南京大屠杀》：一本让世人无法忘却暴行的书

    1995年7月，骄阳似火的南京。不谙中文的张纯如只身一人第一次踏上了这片让她震惊迷惑的乡土，她要亲身来感受这片洒满同胞热血的土地，她要亲自聆听幸存者发自内心压抑的心声。在南京学者孙宅巍、段月萍、杨夏鸣和王卫星等人的帮助下，她走访了许多幸存者，查阅了大量中国档案。她为日军的暴行震惊，她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她甚至没有时间去拜访南京的远房亲戚，她用录音机认真地录下了每一位幸存者的控诉，并做了十分详尽的记录。因为她知道，必须要将这些普通百姓的声音带回告诉美国民众！她的执著认真精神至今仍令当时担任她翻译的杨夏鸣历历在目。20多天辛勤劳动，她搜集了沉甸甸的资料，背负了众多幸存者的期待。

    其实在来南京之前，张纯如已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呆了数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传教士的资料，这些传教士包括金陵大学的贝德士、史迈士，金陵女大的魏特琳，还有费奇、米尔斯、威尔逊等人，当时他们都曾留在南京参加组织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在张纯如来这里之前，只有极少数的学者来这里查阅过，中国方面章开沅教授曾较早浏览过，并及时将这一消息告知美国纽约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张纯如便是从这一组织获知这一信息的。张纯如在耶鲁查阅复印了几乎全部传教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书信和各种文献。另外，张纯如还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多刚解密的档案材料，而这些资料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查阅过，她复印了其中绝大部分，到南京之后她将许多材料复印件送给了南京学者。

    在张纯如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为我们发现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拉贝日记》。张纯如是新闻记者出身，她有极强的职业敏锐意识。当她不断接触南京大屠杀史料后，她意识到寻找拉贝可能会有极其重要的收获。于是她尝试给拉贝家乡汉堡的几位地方史专家求教，同时还给当地媒体写信刊登寻人启事。1996年4月26日，张纯如意外收到汉堡城市历史学家马莎·比奇曼的回信，她找到了拉贝的后人，并很快得知拉贝还留下了极有史学价值的《拉贝日记》。1996年12月，在张纯如和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邵子平等人的一起努力下，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终于同意向世人公布了《拉贝日记》。得以重见天日的《拉贝日记》成为当时回击日本右翼挑衅历史的一颗重型炸弹，《拉贝日记》也成为张纯如撰写《南京大屠杀》最为重要的材料之一。

    事实上，张纯如搜集资料的勤奋与认真是这本历史题材的书得以畅销的关键之一。她认为写作是一项烦琐而耗费身心和体力的职业，是不断改写的过程，无论写作真实或虚构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资料和研究上。但是，仅仅做到史料丰富是不够的，该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称其写作目的并不像日本右翼所声称是为了给日本抹黑，作者立意则是从人性的高度来提出问题，通过解读南京大屠杀这一暴行来探寻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魔鬼。她说：“写作这部书，使得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一切依赖于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

    独到的史学写作技巧以及优美的文字表达，显然也是这本畅销书不可或缺的特点。“如果说叙述和还原历史不足以让人们记住，那么解说和剖析历史一定可以强迫人们记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纯如讲出来的历史那么震撼人心，煽动情感；那么超越族裔，横跨时空。”刚去世不久的历史学家阿姆布若思（Stephen Ambrose）这样评价做记者出身的张纯如：“也许这是我们目前最好的年轻的历史学家，因为她懂得如何和历史交流，如何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柯比说张著是“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恐怖故事”。

    在2004年9月18日北京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数名美国大学生（另有一名中学生）在发表演讲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他们是在读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之后，产生了对中日关系的研究兴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纯如的书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美国华人，也影响了欧美主流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曾经戏说，在让英语世界国民愿意去了解南京大屠杀这点上，“我们3个教授（指唐德刚、吴天威和章开沅）也不如1个小姑娘”。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之后说：“也许现在，这些故事再也不会被忘记。”

    《南京大屠杀》：一本令日本右翼头痛的书

    《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引起轰动的同时，在日本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但是，日本媒体的反应却同美国形成巨大反差，赞扬的声音很少，整个舆论界几乎充塞了日本右翼学者连篇累牍的文章，对张著大肆挞伐。

    以篡改大屠杀史料著称的田中正明说：张著“内容满是错误。此书刊载的34幅照片，都是捏造和经过修整的‘伪造照片’，能证明南京屠杀的一张都没有。此书的副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holocaust ）’。张所谓的南京事件，是和德国法西斯杀绝犹太人同类的日本对中国的大屠杀。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反日宣传的书，可以看作是战时宣传的‘国际情报战’在60年后的再现。美国加州议会受此书的触发，通过决议，要求日本谢罪和赔偿。这本书对日本来说是会让日本陷入‘暗黑传说’的危险。”独协大学中村粲称此书是“以政治目的而写就的荒唐无稽的书，连认真批判的价值也不具备。作者对历史的无知让人吃惊。仅仅是反日的煽动的书，不值得一读。”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平民死亡人数只有四五十人的上智大学的渡边升一，对张著则大肆攻击，他认为张著“动机”之一是“美籍支那人”对要求日本战争伤害索赔的“支那人”的支持和反响，并污蔑中国受害者的民间索赔是“想动摇日本、从日本捞取金钱”。另一动机是“为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开脱罪责”。因此，“从发现屠杀日本人理由的潜在意识出发”，导致该书成为畅销书。

    为了打击张著在美国的影响，日本驻美国大使曾发表声明公开驳斥张著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声称日本政府已经向战争的受害者道歉，日本教科书也选取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后来他甚至亲自出马同张纯如女士进行辩论。除了日本驻美国大使外，一些日本右翼成员也多次在张纯如的报告会上公开挑衅非难。

    另外，日本一些极右分子还通过网络对张纯如女士进行言辞更加激烈的谩骂和诋毁，通过各种方式对张纯如进行人身威胁和恐吓，甚至扬言要谋杀她。有一段时间，张纯如女士都不敢接听电话。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家庭，后来她甚至不敢轻易将电话告诉自己熟悉的人，人们同她的联系也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张著出版后，由于其巨大的影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日本柏书房也购买了该书版权。但是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出版社迫于压力，要求张纯如对该书“错误”的地方进行修正，或者由日本方面将“订正”部分内容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同出版。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张纯如的严辞拒绝，张纯如认为如果日本方面认为该书有什么不妥地方，可以另外出书进行批判，但不可以将此所谓“订正”内容放在她的书中一同出版。因此，直到现在，张著的日文译稿仍旧躺在出版社的书柜里。

    《南京大屠杀》：一本需要人类共同读懂的书

    2000年9月，我们撰写的《魏特琳传》即将完成之时，张纯如应邀为我们寄来一篇充满激情的序文。张纯如最早接触南京大屠杀史料时，给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魏特琳女士所留下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她是流着热泪读完这部日记的。作为传教士的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中为了保护许多中国妇孺的贞操与生命，面对日军无恶不作的暴行，魏特琳深受刺激而不幸患上忧郁症，以致后来在回到美国后，她打开煤气开关自杀。张纯如在序文中说：

    为了竭力帮助南京难民，魏特琳却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自己的身体。日军在南京一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精神与肉体受到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

    张纯如在序文中还回忆起当时阅读魏特琳文献的内心感受：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日记和她的书信时，我记得我当时感到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她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谁能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我认为此人一定就是魏特琳。”

    也许是命运安排的巧合，魏特琳女士是美国伊利诺斯州人，张纯如同她既是老乡，也同是伊利诺斯大学的校友。魏特琳女士亲身亲历了令人恐怖的南京大屠杀，而为了不让世界遗忘这一浩劫，张纯如也不得不全身心投入重构记忆这段悲惨历史！是的，为了走完魏特琳女士所指引的道路，张纯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97年书成之后，张纯如对记者表示，在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她“身体很差，体重下降，还掉了很多头发，常常生病，心情也很郁闷”。在去年完成《美国华人史》后，张纯如开始了第四本书的写作，这是一本揭示“二战”期间美军士兵在菲律宾巴丹岛被俘后遭受日军非人待遇的书，她还计划将来撰写一本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著作。这些都是充满恶劣人性和残忍血腥的题材。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整天面对着惨绝人寰的历史，以及把浩繁的资料转化为史书的任务，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最后她也不得不用自杀的方式，追随魏特琳女士而去矣！

    但是，张纯如用付出年轻生命的代价有没有换来世人的警醒呢？张纯如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正在逐年递减之中，而写这本书最大的愿望是鼓舞其他作家与史家，在过去之声完全湮灭之前，去调查他们的故事。而更重要的目的是，她希望这本书可以激发日本人的良知，坦承他们对大屠杀的责任。她说：“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我们到了该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还有多少人没有读懂她的《南京大屠杀》呢？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悲剧难道还要让它们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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