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又一次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

    据日本《朝日新闻》2月21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工作采取“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对有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予以放行。尽管中国政府曾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日方表达了在教科书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关切，敦促日本政府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尽管韩国官方、民间团体和舆论界纷纷发表声明，呼吁日本政府不要批准使用歪曲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尽管日本教科书问题引起了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但日本政府全然不顾国际舆论，不顾及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仍于东京时间4月3日下午4时正式宣布，经一年时间审查，于2002年度开始使用的8种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均获通过。

    这次审查通过的8种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其中就有“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编纂、富士产经集团的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存在严重错误、招致亚洲国家纷纷批判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日本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总部等12家民间团体，于错误的教科书通过审查的当天，发表紧急呼吁书，指出：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战争，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防的义务，其目的是动员孩子们和国民参加今后的战争。这种错误的教科书在战后第一次堂而皇之地出台，对21世纪日本的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呼吁书并警告说，这样下去，“日本会重新走上国际孤立的错误道路”。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称，教科书鉴定工作是根据“学习指导纲领”和“近邻各国条款”“慎重”进行的。官房长官在介绍了日本“特殊的”教科书审定机制之后说，鉴定通过的教科书对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不应视之为等同于政府的观点。这个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难道日本政府的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教科书，其中的观点，不代表日本官方的观点吗？不应由日本政府负责吗？

    其实，日本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往远一点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按日本进步学者的说法，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先后有3次大的倒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在教科书中“把战争写得光明一些”。侵略战争本是非正义的、罪恶的、野蛮的、灭绝人性的，要求把侵略战争“写得光明一些”，岂非授意教科书的编纂者们：你们尽管颠倒黑白，官方是会支持你们的。于是，该国的教科书中充斥了肯定“大东亚战争”的翻案论调。这次倒退持续时间长达近20年。

    1982年，又是文部科学省，在教科书鉴定中，曾指导各出版社将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修改成“进出”，矢口否认日本侵略的历史，其诡辩手法，为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们所不及。据苏联军事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由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一位前苏联公诉人和一位国际法学家、记者合撰的《东京审判》一书，所有这些被告，在向法庭交代“为什么在1941年12月他们把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抛进由他们自己精心燃起的太平洋战争的火堆里”时，异口同声地说：日本是一个领土不大的国家，缺乏一切最重要的工业和能源的原料。当时有人口8000万，只能靠那些夺得的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的领土来生存和发展。如果可能则用和平手段，不然的话则用武力。按东乡茂德的说法，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民族的自杀，因为日本民族本身生存的赌注就押在这上面”。东条英机则说，如果不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那就“等于我们民族的自我灭亡。与其坐而等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破包围，寻找生存的手段”。被告们所说的“铤而走险”、“寻找生存手段”、“押赌注”等等，就是侵略。他们没有想到，要用“进出”等词，来掩盖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

    由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批判，以及日本进步学者的抗争，日本右翼势力才有所收敛。同年11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发表谈话称，今后教科书鉴定标准中，要增加一条：“与近邻亚洲各国在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要本着国际合作和国际理解的精神给予必要的考虑。”这就是所谓近邻各国条款。80年代中后期，初中、高中课本总算写进了“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

    1993年8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发表谈话，公开承认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其性质为“侵略”。但是，这一观点不为右翼势力所认同。政界的右翼势力很快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并将数十次“研讨会”的“研讨”文章，于1995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学界的右翼势力也不甘落后，组织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等，着手编写旨在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皇道史观”，反对“自虐史观”的“新教科书”。在这类“新教科书”中，问题最为严重的是“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编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该书美化侵略战争，宣扬“侵略有理”论。同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定性。该书送审本称：“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的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当中，即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审定本称：“东京审判认定日军在1937年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由于资料有疑点，存在各种见解，至今仍在争论。”审定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与送审本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较为圆滑，没有那么露骨而已。该书还肯定和宣扬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天皇发布的所谓“教育敕语”。审定本称：“敕语”“主要内容是教育孝敬父母、在非常时期效忠国家、培养近代国家的国民精神。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在各学校被广泛采用，它成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要求将充满军国主义内容的“天皇敕语”，作为日本中学生的“人格支柱”。1999年10月由“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发行的另一本有严重问题的书籍《国民的历史》试用版，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销售了72万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财团，还资助他们免费广为散发。

    第三次倒退就严重程度而言，为前两次所远远不及。文部科学省在其中起到了诱导、支持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曾于1998年12月颁布所谓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而不问这段历史是光荣的历史，还是可耻的历史。于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切齿愤恨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当作“光荣的历史”被肯定，被宣扬，被“热爱”。

    50多年来，日本教科书问题为何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为何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及亚洲和其他国家的抗议，对日本右翼势力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仅能收效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本溯源，主要还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种下的孽根。

    原来“二战”结束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是严正的历史审判，但在美国政府的操纵和干预下，这次审判并不彻底，有很多可指摘之处，以致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判决：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人处绞首刑；其余18人所处徒刑自监禁7年到无期徒刑不等。另有数十名战犯嫌疑者应被起诉和审判，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放过了他们。东京审判开始后，他们就悄悄地分批从关押他们的巢鸭监狱获释。东条英机等7人被执行绞刑的次日，即1948年12月2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将剩下的17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释放，其中有岸信介等人。某些逍遥法外的战犯嫌疑者及其亲属、同僚、部属等，后来成了右翼势力的骨干。

    当初在选定东京审判的被告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要求。澳大利亚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名单，将天皇裕仁排在第七位。澳大利亚政府还就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事，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递交了备忘录，其中写道：日本天皇“正式批准1937年侵略中国（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因天皇下了开战诏书而开始的。……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他便要承担责任。”

    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明确提出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度。蒋介石曾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表示，关于日本天皇制度的存废，应由日本人民自行抉择。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的，仅浦薛凤一人所撰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代表官方观点的不署名社论，就有7篇之多。其中一篇题为《毋使罪魁祸首漏网》，内云：日本之最高战犯首为军人首相东条英机。没有提到日本天皇。1945年1月，当太平洋学会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时，胡适曾在会上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主张废止天皇制度，而他自己却主张把裕仁移到英国伦敦。

    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根据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图，把裕仁天皇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上划去了。麦克阿瑟向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提出的保护日本天皇的理由是，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日本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100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被麦克阿瑟所说服，他们把处置日本天皇的大权，交给了麦克阿瑟。由于美国的庇护，日本天皇制被保存下来，裕仁仍然留在神圣的天皇位置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认为，对天皇的这种处置，既令人不解，又事出有因。他说：“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不惜牺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质力量，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而最终却把这个政府的专制君主留置原来的领袖位置，看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也是一个象征。作为个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但他仍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以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深信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须生死与共。”天皇与战争的责任密不可分，与军国主义密不可分。天皇被保护起来，战争的责任就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军国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清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以对一大批日本战犯嫌疑人网开一面，并有意绕过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是因为还在东京审判结束之前，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就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沈觐鼎《对日往事追忆》，1947年春天以后，美国政府和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亦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都逐渐认识到，盟军占领日本天长日久，须支付浩繁的占领费，这样，美国人民的纳税负担势必加重。“所以开始想使日本复苏，使日本能早日偿还（指偿还盟军占领费——引者），来减轻美国的负担。另东西间（指美苏间——引者）冷战，在日本也已开始，美国……想（使）日本经济复兴，并使其参与民主阵营，而渐成为美国盟友，这是盟总（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引者）和美政府开始修改对日政策的主要原因。”1948年1月上旬，美国陆军部部长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主张应修改严厉的初期占（领）日（本）政策，而扶助日本复兴，俾其成为反共堡垒，曾引起国际间注意”。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急切地要扶植日本，恢复其经济和国力，使其成为自己的可靠盟友，成为远东的顽固“反共堡垒”。扶植日本成了美国政府和“盟总”压倒一切的任务，清算军国主义的工作很快被搁置起来。这样，军国主义势力便得以保存，一遇适当气候，就会猖獗起来，就会兴风作浪。

    可见，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刘毅教授谈到教科书问题的背景时，有如下一番深中肯綮的话：“教科书问题是明治维新以来皇民化教育的结果；从日本的精神构造和文化特征来看，从1195年第一个幕府政权建立以来，武士的价值观念成为整个国民的价值观念，使日本成为培育、滋生右翼思潮的沃土；教科书问题也是冷战的后遗症，美国在战后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导致了后来右翼思潮的泛滥；同时，日本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也为日本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

    在教科书问题屡屡出现的诸多根源中，“美国在战后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无疑是主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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