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贵平同学博士毕业有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屡经修改后，即将以“王阳明佛教观研究”为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来函邀我为之序。我乐于为之，亦当勉力为之。

    贵平虽然离开了武汉，但似乎一直在我身边。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奋而又倔强的学生。这一点后来在他的微博中得到了印证。他说：

    犹记当年考研，不甘心一辈子只和普通学校打交道的我毅然选择了报考北京大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认为考任何一所学校都要经受激烈竞争，备考过程都要吃苦，也就是说，考北京大学要竞争、考江西师大也要竞争；考北京大学要吃苦，考江西师大也要吃苦。既然如此，考江西师大，不如考北大！考北大没有成功，只要上线，还可以调剂。另外，我出身微寒（注：应为寒微），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若是还考普通院校，它能给我多大的平台？或许北大不一样！因而我选择了北京大学，准备全力以赴拼一下。书记召开考研动员大会，听说有人要考北京大学，说了一句话：考研要量力而行！我很是心虚，难道自己的想法不对？是否江西师大的学生考北京大学就不自量“力”？是否需要换个学校？我为此纠结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方志远先生到学生宿舍来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听了我的志向和顾虑，先生只说了一句：假如北大只招一个，那就是你！当年，先生或许是随口说说；现在，先生或许不记得是对谁说。但先生的这一句话是迷雾中点亮的明灯，驱散了我心头郁结的阴霾；是向懈怠者吹响的号角，激发了我内心深处对成功的渴望。信靠着先生这句话，我最终圆梦北大。回过头来想想先生的话，我认为他诠释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深信自己能，敢与强者争。实在地说，考研中竞争对手很难精确评估，要获得胜利只有全力一拼。

    之后他还因此举办了考研辅导班，为北京大学等名校输送了一些研究生。他在附记中还说：

    2008年始我考入武大，师从麻天祥教授专治中国佛教，也涉及阳明等明儒群体。我猜想先生当年的那句话当是化自高扬心性的阳明学。

    贵平学的是历史专业，以“通古今之变”为冀求，却又有“究天人之际”的思考。之前以及博士在读期间，似乎对近代僧人印光法师的净土信仰饶有兴趣，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思辨性强的王阳明的心性学说，除了环境使然，或许这正是他选择阳明学的思维基础。

    毫无疑问，学术论文，当然包括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问题意识是第一要务。自然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贵平把它归纳为“研究什么”“为何研究”和“怎样研究”，并且认为，它们将自然内化为研究成果的文本的内在逻辑，进而成为对文本进行评价的基础和依据。贵平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现在的《王阳明佛教观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显而易见，《王阳明佛教观研究》是以王阳明的佛教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王阳明的佛教观这一个案，探寻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冲突与融合的内在机制和普遍规律。为达到这一目的，贵平首先从王阳明的圣人观出发，通过对圣人的本质——“道”的分析与归纳，考察“道”的内在化对王阳明的是非观和佛教观的影响，揭示出“道”论与是非观、佛教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得出全书的核心结论——人们对异质文化是排斥还是接纳以及排斥和接纳的范围和程度，就其深层动因来说，与其所持有的“道”论（真理观）密切相关。应该说，在方法论上，《王阳明佛教观研究》有劳思光“基源问题”研究法的影子，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论，尚属宗教学的进路。当然，劳氏把中国哲学史上每家理论都视为根源于某种“基源问题”的有机体系，凸显了思想理论的整体性，但在“基源问题”的认定和把握上难免存在主观性。《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吸取劳氏所提出的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但在“基源问题”的判定上，坚持了“宗教是文化的核心”的认识，把思想文化看成是人类面向终极关切不断生发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宗教的人在走向自我完善过程中的倾诉和宣泄。具体到王阳明的研究上，贵平把与“道”合一、成为圣人作为王阳明的终极关切和理想践履的内在动因，并规定着王阳明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正是“道”的内在化导致王阳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使得他的是非观、佛教观等与明代前期诸儒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此，遵循“道”的内在化进而圣人观、是非观、佛教观之演进次序的书写方式，充分展现了王阳明思想的生成动态，表现了有别于其他学术研究的特征。

    学者曾言，“观察现实，应当有历史感；研究历史，应当有现实感”。它告诉我们，学术研究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实现双向融合。发掘现实问题的历史维度，才能明了问题的源流本末，对问题的把握才有深度和厚度；豁显历史问题的现实意义，才能使历史活在当下，真正成为“当代史”。贵平之研究，在学理上，是要探寻新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规律，总结出中国特色的宗教对话模式；在实践中，则是为正在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贡献东方的智慧。这就是他的“历史问题”的“现实关怀”。正像汤用彤先生说的：“过去的事，往往可以作将来的事的榜样。”贵平在儒士佛教观的研究中，不仅仅停留于历史事件的追索，而且具有浓郁的现实关怀；不仅仅揭示儒士佛教观之所是，而且进一步探寻何以成其所是；不仅仅局限于儒佛关系，而且更具有宗教与文化的广阔视野。

    扎实的第一手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为该书蓝本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书中最见功力之处是对王阳明学说特质的把握：贵平一改学界“阳儒阴释”“儒体佛用”之说，提出“儒因佛缘”之义，既肯定了王学的儒学特性，又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它与佛教禅宗相似的原因，深得佛学的神髓。另外，在佛教中国化的把握上，作者从儒士这一文化接受主体切入，通过仔细辨析进入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元素及其因革损益，从而得出在“道”的内在化者的思想体系中，异质文化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这一结论，深化和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认识。

    学术研究永远是在通向真理的路上，饱尝艰辛得出的成果也将不断地经受事实无情的证实和证伪，因而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提出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而在于在对未知的探索中实现自身乃至社会的良性提升。贵平积数载之功，成一家之言，不足之处，或许难免，然而勤奋好学，不忘初心，窃为之赞许。观其未来，我瞩目焉。

    麻天祥

    丙申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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