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国民党中央会议在珞珈山举行。与会者有从南京和其他战场撤退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师、军长共五十余人。会场里，荡漾着会议主持者未到之前的那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嗡嗡声：有的就如何扭转严重的局势在低声交换意见；有的相互倾吐忧国忧民之情；有的垂头丧气地散布“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
“蒋委员长、汪主席、冯副委员长到！”
八点整，随着站在会场门口的钱大钧一声大喊，会场里陡然寂静下来，只闻三双皮鞋踏着地板的“橐橐”声。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依次进入会场。蒋介石清癯的脸上挂着一丝粗心人难以觉察的笑意。汪精卫英俊的脸上堆满了笑，冯玉祥大而胖的脸膛微笑着，一齐向起身立正，对他们行注目礼的与会者们，频频点头答礼，然后蒋介石居中，汪精卫和冯玉祥一左一右坐在主席台上。
钱大钧司仪，亮着嗓子喊道：“纪念周开始，全体肃立。”
他见大家已经站好，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已车转身子，毕恭毕敬地站在孙中山遗像前，接着喊道：“唱国歌！‘三民主义……’，预备——唱！”
与会者中的好些人当唱到最后一句：“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时，不禁把瞻仰孙中山遗像的视线平移下来，望着主席台上三个显要人物的那分别由青缎马褂、灰色呢料西服、黄色呢料军装裹着的背影，想起在国民党内，或因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或因对抗战所持的态度不同，而彼此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甚至勾心斗角所演出的种种丑剧，致使祖国的半壁河山沦于日寇之手，或使自己郁郁不得志，或使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受到威胁，于是乎，有的痛心疾首，有的满腔怒火，有的无可奈何地暗暗叹气，有的恨不得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准三人中自己所痛恨的一人或二人放上两枪。
按照仪式程序，与会者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又默哀三分钟，由蒋介石领读念了一遍《总理遗嘱》之后，蒋介石转过身来，两手轻轻地往下扑了扑，示意大家坐下。接着，他宣布会议议程：一、由陈布雷报告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情况；二、讨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
陈布雷文质彬彬地站起身来，干咳两声，清清嗓子，心情沉痛地说：“诸位：根据红十字会的初步调查和几位外国记者所提供的、他们耳闻目睹的情况，到昨天为止的七天之内，南京至少有十八万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还有近一万名女同胞被奸污。她们之中有七十五岁的老太婆，也有六岁的幼女，其中还有两千多个孕妇。唉！大多数女同胞被奸污以后，也被日寇杀害了！”陈布雷鼻子发酸，两眼噙着泪水，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顿时，一种由愤怒和悲伤，内疚和屈辱，埋怨和责难等多种感情交织一起，而形成的特殊气氛，在会场里回荡着。会场里，出现一种复杂的、凄然的沉默。
“彦及兄！你继续报告下去。”冯玉祥悲愤地说。
“我看，不必细说了。不论敌人屠杀我十万同胞，还是二十万同胞，反正是大屠杀嘛。”汪精卫淡淡地说。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担心得罪日本法西斯，还是担心因此激起中国人的同仇敌忾之情，而齐心抗战到底，致使中日和谈告吹？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有汪精卫自己最清楚。汪精卫上面的话刚出口，政治的敏感，促使他急速向与会者扫了一眼，似乎从大家的眼神里觉察到对他不利的表情，就提高嗓音，忿恨地说：“当然，这个深仇大恨，中国人必须永远记住。我们活着的人，必须为死难者报仇雪耻！”
“依我看，必须细说！而且必须把日寇的大屠杀充分揭露，公诸于世！”冯玉祥霍地站起，旋即又坐下。乌黑的头发和粗黑的眉毛，衬托他那庄重、威武、五官端正的脸膛，那对炯炯有光的黑色眼睛，充满了人生经验、智慧、情感的火焰。他手一挥，接着说：“我们必须用敌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去唤起民众的觉醒，去争取世界舆论对日寇的谴责与对我国的同情和支持，而与日寇决战到底！”
一个“不必细说”，一个“必须细说”，而且又出自两个势力近乎均衡的大人物之口，叫陈布雷无所适从了。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记本，两眼望着蒋介石，希望从他的言行里得到决断。
本来，蒋介石的想法与汪精卫是一致的，只因为会前冯玉祥曾两次向他建议，才临时将揭露日寇大屠杀列入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他与冯玉祥从刀枪相见转为歃血盟誓的拜把兄弟已经六年，在今天这种场合，必须照顾冯玉祥的面子，使他与自己继续合作，但又要使汪精卫过得去。蒋介石思索了一会，说道：“焕章兄所说有道理，这个这个，唵，汪先生啦，从珍惜会议时间方面考虑得多一点。我看，花点时间也值得，让彦及继续报告，唵？”
陈布雷望了汪精卫一眼，见他脸上没有反对的表情，掏出手帕擦擦眼泪，说道：“日寇头目谷寿夫公然鼓励杀人，在日军中开展杀人竞赛，实在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也实在令人发指！”
大家的心不禁一阵痛楚的收缩。几个声音同时问道：“这杀人魔王谷寿夫是什么人？”
“谷寿夫是日寇华中派遣军松井石根部队所属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陈布雷愤慨地说，“谷寿夫杀人竞赛命令一下，日军争相夺魁。比如，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之两个日军少佐开展杀人对手赛之后，十四日那天，两个野兽竞赛结果，向井杀死八十九人，野田杀死七十八人。罪魁谷寿夫说：‘你们两个都没有杀足一百人，不能夺锦标，明天再来。’十五日，野田杀了一百零五人，向井杀了一百零六人。谷寿夫认为，究竟谁先杀足一百人，因为找不到证明人，仍然不能夺锦标。”
“彦及兄！你说的这些情况确切不确切，唵？”蒋介石半信半疑地望着陈布雷。
“报告委座！完全确切。”陈布雷拿着几张日本出版的报纸抖了抖，“大阪出版的《每日新闻》、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和《日本广宣报》都刊登了这则消息哩！”
冯玉祥叫人递过来一张《日日新闻》，展开看了看，见第一版上印着两幅照片，一幅照片上有两个日本军人各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狞笑，另一幅照片上成千上万的人提着灯笼，围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的几个门口，一个个张开嘴在呼喊着什么。冯玉祥不懂日文，把报纸递给坐在蒋介石左边的汪精卫，说道：“请兆铭兄讲解一下，这两幅照片和照片旁边的一段文字宣传一些什么？”
汪精卫接过报纸，匆匆浏览了一遍，见冯玉祥不要坐在他左边而又懂日文的蒋介石讲解，却要跳过蒋介石，把报纸递给他，自然明白冯玉祥的用心何在，脸上装出一副无比愤慨的表情，激愤地说：“诸位！《日日新闻》的报道，证明彦及兄所说是完全正确的！这幅小一点的照片上是日寇少佐向井敏明、野田毅之在南京搞杀人竞赛。这幅大一点的照片，是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之后，历史上罕见的杀人放火和奸淫掳掠开始了。这个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本举国一片狂欢气氛，各大中城市和小集镇都举行提灯游行。在东京，成千上万的人涌向皇宫的各个门口，‘天皇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在环绕皇宫的护城河水面上，映出了千百万盏灯笼的倒影，可见日本法西斯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汪精卫见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抖抖精神，语调也更加激昂了，说道：“日本人的游行，是对中国人的示威！日本人的狂欢，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们必须将抗战进行到底！”
陈公博、褚民谊认为汪精卫“讲究策略”的表演惟妙惟肖，心中暗暗高兴。
蒋介石毕竟是老手，他一眼就看出汪精卫是在假戏真做，心想：你汪精卫要想把我这一套本领学到手，还得下一番功夫！
“日寇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冯玉祥声震屋宇的一句话，把大家复杂的感情集中到主席台上。他悲壮地站起身来，说道：“据昨天下午红十字会会长杨登浪先生告诉我，谷寿夫这畜生不仅鼓励杀人，还鼓励强奸！”
大家的心又一阵痛楚的收缩，人，都有母亲、妻子和姐妹，对日寇的畜生行为，感到不可容忍！
冯玉祥两眼喷火，揭露道：“谷寿夫公然下令，将从苏州俘虏的两千多名妇女、无锡俘虏的三千多名妇女、杭州俘虏的二万一千多名妇女一齐押到南京，加上在南京俘虏的近二万名妇女，一共四万七千多名妇女，根据她们的年龄和长相划分为三等九级，建立上、中、下三种‘行乐所’，一等一级的一百五十多人供谷寿夫等高级将领长期奸淫，其余的分别让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奸污！”冯玉祥勃然大怒道：“野兽！野兽！日寇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
由于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摧残，冯玉祥满腔热血沸腾，脸膛涨得通红。他环视一周，豪壮地说：“我就不相信中华民族会彻底灭亡！只要中国土地上还有中国人，我们总有一天会报仇雪耻！”
“谈何容易？姓冯的！”一种自惭形秽的心声，同时从汪精卫、陈公博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周佛海等人的自卑心胸里暗暗地发出来。
尽管如此，但会场里的气氛是十分炽热的。
“焕章兄的话，道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洗雪这个国耻！”
“昨天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揭露了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部分事实，并发表了题为《血债要用血来还》的社论。”张治中两眼透过近视镜片扫了大家一眼，为了避免通共嫌疑，说道：“我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但这篇社论说出了中国四万万同胞要说的话！”
是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尽管人类历史有时会发生近乎毁灭人类的反历史事件，但历史毕竟是伟大的，它终究要朝着维护人类自由幸福的正义方向发展。尽管罪恶累累的谷寿夫曾经疯狂一时，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他终究得到历史的惩罚，被中国人民捆赴南京雨花台处决。不过，那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与蒋介石面对面坐在第一排座位上的白崇禧，一直板着脸孔，他认为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是蒋介石和唐生智在南京防守上的指挥不力招致而来的，应该追究蒋介石和唐生智的责任！他这么想着，忿然拍案而起，说道：“为什么会招致日寇在南京的这场大屠杀？我们……”
许多人被白崇禧说出的第一句话所深深吸引，静悄悄地等待着他说出有分量的下文。
蒋介石一直在观察着白崇禧的脸部表情，似乎意识到白崇禧会说什么，他胸脯一挺，眼睛一瞪，打断白崇禧的话，说道：“你说这是为什么，唵？健生兄！”
白崇禧见此情景猛然想起十年前他与蒋介石之间一件不愉快的、且令他带有几分羞愧的往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决定讨伐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军队已向九江方向进发，可是桂系暗中联合当时在国民党中拥有实力的胡汉民进行抵制。一天，蒋介石把白崇禧与何应钦叫来，力言非先定武汉不能继续北伐，而白崇禧当面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愤慨地说：“这样，唵，我就走开，我这个总司令让你们来当！”白崇禧冷笑一声，说道：“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你不当总司令也好。”蒋介石一连望了何应钦两次，希望从他嘴里得到支持的话，但他闭口无言。蒋介石脸色气得铁青，拂袖而起，说：“好，好，我就走！”第二天便回到了老家奉化。因此，白崇禧知道，现在蒋介石虽然让他当了军委副参谋总长，但对他是存有芥蒂的。白崇禧想到这里，赶紧把下面的“应该追究南京防守的指挥者责任”这句话咽了回去。
“请委座让我把话说完。”白崇禧板着的脸孔陡然转为笑容，“为什么会招致日寇在南京的这场大屠杀？我们不必去分析其原因。”他的笑容又转为伤感，“但是，我们的同胞受到敌人如此残杀和凌辱，我身为五尺军人，身为副参谋总长，深深感到内疚，深深感到羞愧，也深深感到耻辱！”
白崇禧虽然转了话题，但汪精卫、陈公博、褚民谊仍然明白他在影射蒋介石和唐生智而感到高兴。不过，他们又对白崇禧刚才的慷慨激昂感到不满，心想：如果让你白崇禧去防守南京，恐怕还会败得更惨些！
蒋介石自然明白白崇禧在以自骂而攻人，但这种场面他见得多了，不以为然。
唐生智则很不自在，他为未能实现“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豪言壮语而羞愧交加，更为南京防守失败的责任不明而感到冤屈。白崇禧的话刚落音，他很想站起身来，理直气壮地申辩几句。他要申辩是有理由的，而且将获得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至少可以让历史学家将来书写这段历史时说几句公道话。可不是吗？他唐生智早在十一月二十日就提出主动出击，占领南京的外围阵地，以争取主动，可是蒋介石不同意。南京沦陷前的十天，蒋介石一刻也没有离开南京，他把二十五万军队死死地堵在南京城里，既不下令出击，也不下令撤退，等到十二月八日日寇兵临城下，才叫唐生智命令军队与日军交战。十二日南京城被攻破后，他要唐生智命令军队从一条线上撤退。二十五万人马像集体赛跑似竞相逃命，造成一片混乱，年老体弱的士兵被踩死踩伤者达三千余人。正如《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里，描写长坂桥前的曹军那样：“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最后落了个“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的结局。但是，唐生智虽然理直，却气不壮。原来，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两次与蒋介石刀枪相见，两次被蒋介石通缉到案法办，先后亡命日本和香港的惨败教训记忆犹新，即使含冤九泉，也万万申辩不得。面对眼前的责难，唐生智只好忍气吞声了。尽管如此，蒋介石再没有重用唐生智，从此让他坐冷板凳，直到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
“彦及兄，你的报告完了没有？”孔祥熙担心大家把矛头对准蒋介石，只想早点结束眼前这种局面。
“没有。”陈布雷不理解孔祥熙的用意，继续报告说：“日寇确是毫无人性的畜生，他们竟在南京搞杀人游戏！”“日寇还搞杀人游戏？”蒋介石一怔。“请彦及兄报告下去。”汪精卫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这的确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啊！”陈布雷报告说：“十七日下午，五十多个鬼子把一千八百多个男女难民驱赶到南京中华门，强迫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坐在地上，先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立即引起燃烧，将死未死的难民，被弹击火烧，痛苦地浑身颤抖，全场一片摇曳的火光，日寇们则手舞足蹈地狂笑着：‘美极了，美极了，这是古往今来最美的火光舞！’十八日上午，一百多个鬼子在草场门杀了三百多个难民，临走时，每人用枪上的刺刀戳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都像发疯似的跳着，扭着，唱着，这样走了几里路，玩腻了，才把人头丢在西康路口。十九日上午，日寇在太平路放火，当大片房屋烧成熊熊烈火时，他们将一百五十多个难民捆绑着，一个个丢入火中；当被害者发出阵阵惨叫时，敌人却歇斯底里地狂叫：‘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呜，呜，呜——”陈布雷啜泣着，难过地用手捶着胸脯，“我，我恨我，恨我不会使用枪杆子，呜，呜……”
“会使用枪杆子又怎么的？”冯玉祥铁塔似的身躯在主席台上一站，“防守南京的不是会使用枪杆子的将领吗？”
唐生智大吃一惊！想起一九二九年十月，他与冯玉祥军在豫西作战，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河南的事，必定是冯玉祥借机报复他来了。他默默地吸着香烟，思考着怎么应战。唐生智的老部属何键、鲁涤平和贺耀组也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脑袋里搜索适当的词，准备协助唐生智与冯玉祥舌战一场。
冯玉祥望着唐生智，问道：“请问孟潇兄，防守南京的部队撤退后，孙元良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唐生智迟疑了一会，回答道：“我只知道孙元良参加了十二日下午的撤退会议，他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他娘的！听说他躲到一家妓女院去了。”冯玉祥右手在空中击了一拳，“真是无耻之尤！”
“嗤！嗤！”好些人对孙元良的卑劣行为嗤之以鼻。
孙元良是参加南京防守的七十二军军长。十二日下午五时，他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开完撤退会议之后，就没有回部队。孙元良把轿车停在一个小巷子口，谎说去看望一个亲戚，提着一个皮料提包下了车。在小巷子的转弯处，见两头无人，迅速脱下军装，从提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衣穿上，从另一条小巷子进入大街，叫来一辆人力车，送他到悦安妓女院。他花了四根金条，拜鸨母做干娘，要求她保护。第三天上午，他随同这位干娘迁到难民区，两个月以后，日军允许南京的难民疏散外地时，孙元良才混出来。
“孙元良罪不容诛！”冯玉祥气愤地望着坐在他左边的蒋介石，“建议你派人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应以临阵逃跑处置！”
“孙元良的所作所为也太不像话了！”于右任望着冯玉祥，“我支持焕章兄的意见，应该查处。”
“应该查处，应该查处！”二十多个杂牌部队的师、军长和汪派人物齐声附和。
“好，唵，我一定派人认真调查。”蒋介石显得很气愤，“如果确有其事，这个这个，唵，不杀孙元良不足以正军纪！”他把脸转向何应钦，“敬之兄！你是军政部长，唵，请你马上派人调查。”
唐生智紧张的心情，这才平静下来，但额头上早已沁出了湿漉漉的汗水。
何应钦知道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的学生，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为了讨好蒋介石，派人搞了个大事化小的调查报告！
孙元良从难民中混出来以后，找到黄埔同期同学杜聿明、黄杰和李仙洲等人，通过他们向蒋介石说情。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之后，说：“你们要孙元良来见我！”黄杰恳求说：“我们一定通知孙元良来见校长，万望校长能够原谅他这一回。”他们见蒋介石板着面孔不吭声，已经默许了才放心离去。第二天上午，孙元良来到蒋介石跟前，双膝一跪，像捣蒜似的连连磕头，哭丧着脸说道：“学生在南京撤退中的所作所为，辜负了校长对我的苦心栽培，给校长丢了面子，真是死有余辜！如果校长能宽恕我这一回，那么校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今后一定冒万死而为校长争荣光！”
蒋介石很欣赏有些人家在神龛中央写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那行字，他要黄埔学生不要喊他“委座”而喊“校长，”因为老师可以堂哉皇哉登上神龛啊！现在，孙元良左一声“校长”，右一声“校长”，喊得蒋介石心里痒痒的，何况他要骂的话，孙元良自己已经骂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只在孙元良的屁股上踢了几脚，骂了几句“娘希匹”和“混蛋”，也就作罢。为了应付冯玉祥等人的反感情绪，他要孙元良写份忏悔书，连同何应钦搞的那个调查报告，油印若干份，分别送给冯玉祥、汪精卫等人。之后，蒋介石暂时没有安排孙元良什么职务，让他协助八十三军军长邓龙之工作。不过半年以后，孙元良又当了军长。眼下，大家见蒋介石气愤地说出“不杀孙元良不足以正军纪”的话，不管是真是假，会场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而紧张了。
一阵沉默之后，陈布雷继续报告了十九日下午，日寇把五千多个难民赶下长江，活活地冻死淹死，强迫二百多个难民自己挖坑活埋自己，以及日寇在南京大肆进行抢劫等情况，然后忧虑地说：“日寇的大屠杀还在继续进行，不知还会有多少同胞死于非命啊！”寇的这场大屠杀持续两月之久，后来据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和红十字会等十四个单位联合调查，被杀害者至少在五十万人以上，被奸污的妇女至少在三万人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悲剧，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
蒋介石的脸由左转向右，对汪精卫、冯玉祥说：“二位看，唵，面对敌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唵？”
“建议以政府的名义致函各大国政府，对敌人的大屠杀进行揭露和谴责，要求它们采取强硬措施制止类似事件发生。”汪精卫见许多人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又补充说：“措辞要有力，不要怕得罪日本人！”
冯玉祥原来对汪精卫一味主张与日寇和谈妥协很反感，现在以为他的态度转变了，高兴地说：“对汪先生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冯玉祥知道，汪精卫代表当时中国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他的转变将会影响一大批人转向抗日阵营。冯玉祥想到这里，高兴得真的把两只手举了起来。
蒋介石对汪精卫在会上的言行半信半疑，也对依靠国际力量制止日寇的野蛮大屠杀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仍然语调激昂地说：“我看啦，唵，面对日寇的大屠杀，措施上要双管齐下。这个这个，一边以政府名义致函各大国，一面由外交部长亮畴兄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向他们揭露，唵，谴责。这两件事，就由彦及、亮畴二兄分别负责。为了争取时间，唵，二位现在就退席！”
“这函怎么拟，请委座明示一下要点。”陈布雷离开座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就按照汪先生刚才说的精神去拟吧！”蒋介石想了想，说道：“这个这个，唵，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揭露谴责，二是要求国际出面制止。”
陈布雷和王宠惠走后，会议转入第二个议题：讨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与会者对日寇的残暴普遍地表示愤恨，加之汪精卫的慷慨陈词，大家一致认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是立足于打！并且建议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立即联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对下一步的抗战进行具体部署。接着，蒋介石将国民党政府拟定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三句抗战口号解释一遍，算是会议的总结，然后问：“汪先生和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唵？”
汪精卫摇摇头，说：“没什么意见了，一切遵循蒋先生刚才说的去办。”
“我还要说几句。”冯玉祥大大方方地在主席台上一站，“有些人总喜欢把我冯玉祥与共产党划等号。哈哈！鄙人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冯玉祥见他的话把会场镇得鸦雀无声，神情激愤地说：“有些人说我与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天天唱高调。唵！说天天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昨天我感冒发高烧，一句话也没有说哩！好吧，为了弥补昨天的不足，今天要多唱几句高调，不管在座诸位之中有没有人反对。”
冯玉祥从战略战术上，分析了南京失陷后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只要全国上下忠实履行刚才蒋介石讲解的三句抗战口号，抗日战争必定获得完全胜利。
“两天前，听一位朋友说，有那么几位先生成立什么低调俱乐部，专门对付共产党与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之流唱的高调。”冯玉祥有点暴躁了，“如果在座诸位中有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那么，请上台来唱唱你们的低调，我们不妨论战一番！”
汪精卫不禁脸上一阵发烧，陈公博心里一阵急跳，周佛海脑袋里嗡嗡作响。蒋介石心里一怔，很快镇定过来，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道：“低调俱乐部？这是什么人，这个这个，搞的什么名堂，唵？”
冯玉祥知道低调俱乐部的出笼过程，为了团结争取大家抗日，就转变语调说：“我相信在座诸位都是抗日的，不会有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大家看，没有人上台来唱低调嘛！”他把脸转向蒋介石，“关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今天不必细说。如果你不知道，请注意观察。”
其实，对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蒋介石不仅知道，而且一出笼就得到他的支持。
事情得从十一月十六日说起。这天，汪精卫在上海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公馆吃午饭，同席者还有陈公博、国防最高会议副秘书主任兼汪精卫的政治顾问陶希圣、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法制专门委员梅思平、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独立评论》主编胡适和香港《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等人。席间，周佛海对胡适说：“适之兄！现在进入抗战时期，你那个《独立评论》的调子也得转一转，如果还是一味地发表攘外必须安内和主张中国全盘欧化方面的文章，只字不提抗战，大有世外桃源之嫌哩！”
“次长大人要《独立评论》的调子转一转？对不起！不转。坦率地说，我对抗战必胜缺乏信心，绝不跟在共产党和冯玉祥、李济深之流的屁股后面唱抗战高调。那简直是自欺欺人嘛！”胡适与周佛海之间感情甚好，说话很随便，“我就不怕你这个宣传部次长把我的刊物封闭！”
“本人当然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周佛海手里的象牙筷子在镶着金边的饭碗上“当当”敲了两下，“但是，贵刊不随时代潮流恐怕不行啊。你老兄不唱高调，难道不能唱唱低调？”
“妙，妙！‘低调’者，‘反调’也！但听起来似乎比‘反调’舒服。”陶希圣连声叫好，“用唱低调来对付唱高调，针锋相对，实在是妙！”
“我赞成唱唱低调，但我的《独立评论》依然要保持它的独立性，宣传它的既定宗旨。因为它的宗旨是委座和蒋夫人亲自制定的，鄙人不敢有违。”胡适傲慢地一笑，“不过，我可以写点唱低调的文章，在别的报刊上发表，让那些唱高调的先生们头脑清醒清醒。”
“我们国弱民穷，不是日本的敌手。仗，不能再打了。”梅思平思考着，不料手里的象牙筷掉了一支，他俯身去拾筷子，头上的长发往两边分开，脑顶上那个鸭蛋般粗红色肉疙瘩全露了出来。他一个劲地用手理着头发往肉疙瘩上盖，又用手在肉疙瘩上按了按，确信已经盖住了，才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弄脏了的筷子。
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忍住笑，说道：“再换一双，再换一双干净的，梅先生。”她亮着银铃般的嗓子喊道，“刘妈！请拿双象牙筷来。”
梅思平从周家女仆刘妈手里接过筷子，又思考了一会，说道：“为了有计划地把低调唱好，最好有个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
胡适灵机一动，马上接腔：“这个组织就取名为‘低调俱乐部’，怎么样？”
“这个名字倒很别致。不过，似乎太露骨了点。当然，对内可以。”陈公博已经放下碗筷，拿着一根银质牙签在剔牙，“对外，最好另外取个名字。”
林柏生想到在座的人平日都能哼几句诗，有的人还能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就说：“对外就叫‘文艺研究社’可以吗？”除了汪精卫，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林柏生的意见。
周佛海见汪精卫一直沉默不语，说道：“现在请汪主席做决定。”
在对待中日和谈上，周佛海与汪精卫是完全一致的，但汪精卫想到周佛海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密切，说道：“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但是，这样的重大事情，应该让蒋先生知道。建议佛海兄向蒋先生报告，以求得他的支持。”
“可以，可以！”周佛海兴致很高，“既然要向委座报告，那就把低调俱乐部，也就是文艺研究社的宗旨和它的负责人明确一下。”
高宗武想了想，说道：“宗旨就是宣传反共与和谈停战。至于负责人，请汪主席酌定。”
汪精卫不假思索地说：“佛海兄是主管宣传工作的，理所当然由佛海兄任社长。在座的都是文艺研究社的成员，我也不例外。”
当天下午，周佛海就向蒋介石做了详细汇报。他见蒋介石迟迟不予表态，就说：“我们对延安和党国内部一些人唱抗战高调感到很伤脑筋。委座处于党国领袖地位，当然不便驳斥，对外发表文章也不能有所指责。现在，组织一个非官方组织，从舆论上驳斥他们唱的抗战高调，是很适宜的。搞得好，委座暗中支持，若有什么失误，你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好，好，唵，我支持。”蒋介石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我从军事特别支出费用中，每月拨给五万元给你们做活动经费。”
由周佛海推荐，经蒋介石同意，陶希圣为文艺研究社秘书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一个从舆论上给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泼冷水的卖国投降组织，就这么出笼了。这个组织存在一年多时间，并在西安、长沙、广州、重庆、成都、香港等地建立分社。他们将一笔笔用于抗日的军事特别开支费用转变为稿酬，鼓励一批投降派文人撰写文章和出版书刊，宣传反共与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破坏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
“关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今天不必细说。如果你不知道，请注意观察。”冯玉祥那洪钟般的声音在蒋介石耳鼓里响起，他如释重负地深深叹了口气，然后严颜正色地说：“我有话在先，不论是谁，唵，唱低调，这个这个，就以破坏抗战论处。好！现在散会。”
汪精卫心里暗暗好笑，如果“以破坏抗战论处”，那就先把你老蒋自己“论处”一下看！
大雪已经停止，但北风刮得更紧了。地面上的积雪，经过北风的造化，已变成厚而硬的冰块。
汪精卫刚走出会场，桂连轩就从轿车里走出来，踏着冻硬的冰雪，急步来到汪精卫跟前，低声报告说：“军委别动总队给汪主席派来了卫队长。这人名叫刘文焕，与我年纪相仿，也是二十七八岁。他原是别动总队的侦破处长。一个钟头前，刘文焕就报到来了。”
汪精卫吃惊地“噢！”了一声，低头沉思着。他十分清楚，别动总队的总队长是康泽，此人在蓝衣社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所掌握的别动总队，是专干窃听、监视、绑架、暗杀的特务组织。现在，康泽把一个侦破处长派到我汪精卫身边当卫队长，是不是蒋介石派到我身边的暗探？
刘文焕来了，给汪精卫增添了一桩沉重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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