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什么事？”陈璧君心情不安地扭亮床头的电灯，披着衣靠在床头上。她戴上近视眼镜，看看手表，已是十二月五日凌晨四点五十分。
“不要紧！门口有卫士值班。”汪精卫舒展一下两条胳膊，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哈欠，也披着衣，与妻子肩并肩地靠在床头上。他听到院内的砖铺地面上，响着轻捷而熟悉的脚步声，轻声问道：“是连轩吗？”
“是！啊，汪主席也被惊醒了。”桂连轩急跨几步，来到汪精卫夫妇卧室门口，“我带几个弟兄去外面了解一下，看是什么人放的枪。汪主席，您放心睡觉吧！”
“严冬季节，又是黎明时刻，弟兄们外出多穿衣服。”汪精卫嘱咐说，“你们坐那辆军用吉普去，一路小心。”
桂连轩带着三个卫士驱车走后，汪精卫夫妇又钻进被窝里。他俩各想各的心事，怎么也睡不着了。
陈璧君惦记着两个孩子。八天前离开南京时，最使她分心的是十三岁的幼子文悌和十一岁的幼女文恂的安置。是随身带他们来武汉，还是送往在广东番禺老家汪精卫的同父异母哥哥汪兆镛家？抑或送往在重庆南渝中学任教的胞妹陈淑君家？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你趋向于哪一种安置？”汪精卫深情地望着年已四十七岁，但青春仍留容颜的陈璧君。
陈璧君扭过脸去，望着睡得香甜的两个孩子，牵肠挂肚地说：“孩子年纪这么小，最好随父母一道走。”
“如果中日和谈没有希望，广东、湖北迟早会落在敌人手里。”汪精卫陷入错综复杂的思绪里，“我的意见，还是送两个孩子去重庆好。”
“近卫首相和川樾茂大使的愿望很清楚地表明，中日和谈有没有希望，关键在于你哩，我的四哥！”陈璧君的眼光里，充满了希望和深情。
“我不会使近卫和川樾茂失望。等老蒋来武汉后，我再推心置腹地与他谈谈。”汪精卫在心中叹息一声，“现在看来，理想与现实之间，或者说愿望与成功之间的距离还相当大。所以，暂时把两个孩子送重庆去，一旦和谈成功，就把他们接回南京。即使和谈不成，武汉沦陷，我们将会撤至重庆，又会与两个孩子生活在一块呢！”
就这样，由大女儿文惺和未婚大女婿何文杰，送文悌、文询去重庆了。
陈璧君来武汉后，每当思想安静下来，不见他们活泼的身姿，不闻他们欢乐的童声，她那颗母性特有的慈爱之心，仿佛被人掏走似的难受。她想：如果刚才那尖厉的枪声，发生在重庆南渝中学附近，两个孩子从睡梦中惊醒，不见父母在身旁，将是怎样一种惶恐不安呢？陈璧君想到这里，眼眶潮湿了。
汪精卫脑子里正浮现出一幅凄惨图景。
昨天，他在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武汉市长吴国祯陪同下，驱车巡视了武汉三镇。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处处可以看到从东北、华北、上海敌占区逃来的难民。他们躲在街道的屋檐下，不论是坐着的，或是斜靠在墙上的，还是铺半截破席躺在地上的，受饥寒的无情折磨，一个个面黄肌瘦，挣扎在死亡线上，目光里充满了凄然、绝望神色。
“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的家！奸污了我的姐和妹，又枪杀了我的爹和妈！孤苦伶仃无依命，只得浪迹天涯……”
悲哀的歌声，反映到汪精卫的大脑皮层，他迅速地透过车窗玻璃向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衣服破烂，光着两只脚丫，手里“稀哩哩，沙啦啦”地拍打着钱鞭子，凄切地唱着《难民歌》，向街上的过往行人乞讨。
小轿车开过去好远了，那可怜的形象仍浮现在汪精卫脑际里，他皱皱眉头，问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吴国祯。
“流浪到武汉来的难民有多少人？”“报告汪主席！到昨天为止，将近十八万人。”吴国祯神色肃然，轻声细语地说，“省政府和市政府紧缩开支，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赈济，每个难民一天可以吃到两碗稀饭。”
“两碗稀饭太少了。”汪精卫摇摇头。“上面又没有这笔开支，我们也拿不出多的钱来。”吴国祯无可奈何地说，“健手健脚的到乡村里乞讨去了，这里都是走不动的老弱病残。”
“我们曾经动员一些会馆、祠堂、庙宇腾出一些房间，又在郊外盖了一批茅棚，让难民有个避避风雨遮遮露的地方。”何成浚叹了口气说，“可是，难民越来越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他停了停，又说：“这些难民的确可怜，近四个月内，就饿死、冻死、病死近两千人。”
“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啊！”汪精卫又皱皱眉头，“你们是不是再想点办法拿点钱出来，还可以动员民众募捐一点，再盖批茅棚，每人一天再加碗稀饭。”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何成浚、吴国祯异口同声地表示。
“等蒋先生来武汉了，要专门开会商讨难民问题。”汪精卫说到这里，又贩卖起投降主义来，“国土沦丧，同胞遭殃，这个仗再也不能打了！不知二位的意见怎样？”
不知是出于内心，还是为了表示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何成浚、吴国祯都同意汪精卫的妥协意见。他们本想向汪精卫打听一下中日和谈情况，又感到当着驾驶员不便开口，就把话咽住了……
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打断了汪精卫的回忆。他知道是桂连轩他们回来了，睁开眼睛，见冬日晴天的晨曦，透过乳白色窗帘，给卧室里射来冷漠而暗淡的光亮。
汪精卫披衣起床，来不及洗漱，就直奔卫士房。“是怎么回事？”他望着坐在那里的桂连轩和三个卫士问道。
“报告汪主席！”桂连轩霍地站起，两脚一靠，立正回答，“是宪兵排长王如民开的枪，他把三个伤兵打死了。”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士兵有近三万人受伤，其中八千人安置在武汉临时伤兵医院，但他们不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连饭也吃不饱。白天，人们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伤兵，或头上包扎着纱布，或用绷带吊着膀子，或胳肢窝里拄着木制的拐撑，出现在饮食店里，或抢、或讨包子、油条一类食品吃。五日凌晨四点左右，有三个伤兵饥饿难忍，偷偷地离开伤兵医院，摸到驻武汉宪兵团的伙房，见伙夫睡得正酣，就把带在身上的蜡烛点亮，寻找吃的东西。刚找到一盆吃剩的炖萝卜片，还未进口，被正在查哨的宪兵排长王如民发现，见他们身上的绷带染着块块脓血，仿佛那脓血混合到了宪兵们吃的饭菜里似的，不由得一阵恶心，嘴里骂着：“他妈的！看老子的枪法比日本人的哪个厉害！”掏出左轮手枪，一枪一个，全给报销了。
汪精卫听说王如民打死三个伤兵，很是气愤，对桂连轩说：“你给我把宪兵团长周振武叫来，非把王如民毙了不可！”
这王如民是周振武的表姐夫，而周振武的二姨太又是桂连轩的表妹。桂连轩忙说：“报告汪主席！王如民不是故意伤害人命，而是忠于职守，不但不能枪毙，还应该嘉奖哩！”
“为什么？”汪精卫一愣。
“王如民查哨时，是摸黑进的伙房，他听到伙房里有响声，就吆喝一声：‘什么人？’只见三个黑影撒腿就跑，以为是坏人在伙房里放毒，这才开的枪。”桂连轩编了一套谎言，“因为半个月以前，发现有人在宪兵团伙房的水缸里投放了毒药。”
“啊！毒死人没有？”汪精卫问。
“他们发现养在水缸里的几条小鱼死了，引起了警惕，才避免一场事故。”王如民给与桂连轩同去的三个卫士每人两块大洋，“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个卫士赶忙帮腔。
汪精卫想了想，说道：“王如民打死三个人还能嘉奖？我看，既不赏，也不罚。你告诉周团长，就说是我说的，要给三个死者埋棺材，还要按照抗战阵亡将士条例，给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
“谢天谢地！”桂连轩心里高兴地叫着，立正回答：“遵命！”
“三个伤兵去宪兵团伙房干什么？”汪精卫默然想着，终于找到了答案，马上给伤兵医院院长李致中打电话：“你们要想方设法给伤兵们治伤，让他们吃饱。啊，原来有八千伤兵，昨天又来了五千，今天还有两千来。对，好，政府会增拨款子给你们。”
汪精卫放下电话，走向他的临时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使这么多的人失去了亲人，使这么多的人变成残废，还能打下去吗？”早饭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兼宋美龄的英语秘书董显光和徐谟，来到了汪精卫的临时官邸。
“二位什么时候来武汉的？”陈璧君边端茶边问。
“昨天傍晚时才到。”董显光彬彬有礼地欠欠身，笑着回答。
“南京的防守情况怎样？双方还没有交战吗？”汪精卫微笑着向董显光、徐谟各扫了一眼。
“日军的动向前天才有变化，现在三路日军都已进入到南京四周的十五里左右。但双方尚未交战。”徐谟的眼神里充满了惋惜之情，“委座很懊悔，如果按照上月二十二日下午所决定的方案坚持谈判，也许已经达成停战协议签字了。”
“唉！在中日和谈上，蒋先生好比三寸金莲的老太太走路，总是摇摇晃晃无定准。”他见董显光和徐谟是蒋介石的亲信，马上改口，“这也怪不得他，对于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啊，蒋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委座说，请汪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董显光显得很恭顺。
陈璧君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说道：“蒋先生是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他不在场怎么行呢？”
“是呀！研究这样重大问题的会议，应该由蒋先生主持。”汪精卫说，“他大概快来武汉了，国防最高会议最好推迟几天召开。”
“委座暂时不会来武汉，他说如果日军进攻南京，他决心与孟潇兄一道，与南京共存亡。”董显光为了完成他的信使任务，竭力劝说，“委座说，他在南京主战，汪主席在武汉主和，双管齐下，这就是把汪主席一贯倡导的‘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的策略思想融为一体，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日和平早日实现。”
汪精卫为之动容了，笑着说：“好吧！既然蒋先生这样尊重我，我就不推辞了。”
接着，四个人就会议的地点与议程研究了一番。
董显光和徐谟走后，汪精卫把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曾仲鸣叫来，吩咐说：“老蒋这个人，往往上午说的话，下午就不认账。明天这个会，你要详细的做记录。散会后，会议记录交由我保管。”
曾仲鸣会意，笑着说道：“汪主席深谋远虑。好，我一定认真地做好会议记录。”
果然不出汪精卫所料。一年多以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当蒋介石在报纸上骂汪精卫为卖国贼时，他就把这次会议的详细纪录公诸于世，并提出种种质问，给蒋介石当头一棒，一时舆论哗然。
六日上午，由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主持的第五十四次常委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二楼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除汪精卫以外，还有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居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常委兼秘书长张群。列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教育部长陈立夫、经济部长翁文灏、次长徐堪和陈布雷、董显光、徐谟、曾仲鸣。
“诸位，现在是上午整九点，开会。”汪精卫站起身来，向与会者一一行注目礼，“遵照蒋委员长的嘱咐，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日和谈停战问题。现在，先请外交部徐次长报告一个月来的和谈情况，然后进行讨论，付诸表决。”
徐谟起身，先向挂在墙上的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再向与会者行一鞠躬礼，然后神色庄重地说：“诸位，在报告之前，转达蒋委员长一句嘱咐，就是今天这个会的召开，以及这个会议的内容，无论如何要牢牢地保守秘密。委员长嘱咐时，还有霍灵顿兄在座。”
霍灵顿，是董显光留学美国时，按照欧美的习惯取用的名字。大家见徐谟这么称呼董显光，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和一些武汉政府的反对派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当主席时，董显光以“霍灵顿”这个名字，利用他在美国《纽约时报》、《世界报》担任过记者的方便，写了吹捧蒋介石的《中国杰出的军事家蒋介石》、《当今中国之舵手》两篇文章，分别在这两家报纸发表。蒋介石叫徐谟把它译成中文，印发给他的支持者，说：“你们看，连美国人也写文章支持我哩！”董显光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因为董显光的妻子赵湘瑛，与褚民谊的表姐王思静是亲戚，这个内幕很快被汪精卫知道了。一天，汪精卫当着蒋介石和许多人，对董显光说：“显光兄笔力雄健，你以‘霍灵顿’的名字在《纽约时报》、《世界报》上发表的歌颂蒋先生的两篇文章，很有水平，令人钦慕。”
蒋介石见这面西洋景被戳穿，脸一阵通红，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是怎么回事，唵？怎么我，我一点也不知道？”
董显光为了给蒋介石保面子，矢口否定：“世界这么大，同名同姓者何其多也！汪先生你误会了，那两篇文章，是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写的。”
之后，蒋介石对董显光说：“你啦，唵，干脆以‘董显光’这个名字，写篇骂我的文章，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以正视听。”
董显光照办了，写了篇小骂大帮忙的《对蒋先生主政之管见》，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徐谟与董显光是好朋友，常以“霍灵顿兄”相称。
董显光听徐谟说“还有霍灵顿兄在座”，赶忙起身接腔：“是的，是的，委座嘱咐时，语气很严肃，可见保密之重要。”
“中日和谈，陶德曼斡旋，已经被许多人知道了，还保什么密？”居正不高兴地说。
大家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提出批评，不敢作声，都望着另外两位老同盟会员汪精卫和于右任，希望他们进言。
汪精卫见于右任不吭声，就说：“觉生兄批评得很对，的确没有保密的必要了。好，下面请徐次长报告。”
徐谟用浓重的江苏吴县口音，将上月四日上午和十三日上午，蒋介石两次会见陶德曼，十三日下午，孔祥熙就和谈地点与和谈代表级别问题，与陶德曼面晤，二十日上午蒋介石会见川樾茂，同日下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的紧急会议上，与会的二十多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高级将领，除李宗仁外，都表示接受和谈；接着，蒋介石又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交换意见，都表示同意；二十二日下午，组织中日和谈代表团等等情况，一一报告，然后说：“二十八日，陶德曼就中日和谈问题，会见了孔副院长，二十九日又会见了外交部王部长，除了原有的五项条件不变外，又加了两条：一是上海停战区域，必须在一九三二年五月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但扩大多少面积，日本没有提出来；二是中国政府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
徐谟见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越发来精神了，他喝了口茶，接着说：
“三十日上午，本人陪同陶德曼先生从上海去南京。路上，陶德曼对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本来有几次好机会与交战国的英、法、俄和谈，但德国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坚持打下去，最后以投降告终。希望中国引为借鉴。’我将陶德曼的话报告给委员长，他说：‘这是朋友的忠告，应当重视。’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时，德大使又会见委员长，本人又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说：‘战争再打下去，中国的失地越大，将来的和谈停战条件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蒋委员长连说：‘我理解，我理解。’他向德大使表示，除了华北主权必须保持外，其他条件都不能算是亡国条件，都可以接受作为谈判的基础。我的报告完了，谢谢诸位！”
汪精卫缓缓起身，说道。“刚才听了徐次长的报告，本人感慨万千。对蒋先生渴望和平停战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也十分同情。”他把有关难民和伤兵的见闻说了一遍，心情沉重地说：“越打国家损失越严重，老百姓越遭殃。如果南京这一仗打下来，又将是什么结果呢？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好，现在请诸位发表意见，国难当头，究竟该怎么办好？”
于右任扭过脸，问坐在身旁的张群说：“岳军兄，你是中日和谈中方代表团长，和谈进展得怎样了？你先跟大家说说，讨论起来有个基础。”
“伯循兄！和谈还没有开始呢！”张群苦笑一声。
“你们不是上月二十二日下午就组成和谈代表团吗？快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行动呢？”于右任疑惑不解地说。
张群、蒋介石与黄郛三人，是一九一二年结成的拜把兄弟，他明知和谈未能进行是这位把兄的责任，但得维护蒋介石的威望，说道：“难啊，一言难尽啊！”
“伯循兄！和谈阻力很大，主要阻力来自共产党。”汪精卫乘机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共产党只晓得天天唱抗战高调，如果让八路军去守上海，他们守得住吗？去守南京，又守得住吗？”
“啪”的一声，惊得在座者的心“嘣”地一跳！大家用诧异的目光，随着响声的发源处搜索过去，只见年过花甲的居正竖眉立目，又“啪”的在桌子上一巴掌，愤愤地骂道：“跟共产党合作，是瞎了眼睛！”他过分的气恼，使两条脖筋胀得鼓鼓的，如同两条蚯蚓在蠕动，“我居正是国父的追随者，对国父无比崇敬。但是，我又是众所周知的西山会议派，反对今天继续坚持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会场一阵沉默。
居正公然在众人面前以西山会议派自居，刺伤了汪精卫的心。内心的愤恨，促使他狠狠盯了居正一眼。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谢持、张继、居正等人想推举邹鲁、林森上台。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凭着孙中山遗嘱执笔者的身份，同盟会老党员的资格，表面上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赢得国民党左派的敬佩和拥护，加之粤军首领许崇智等军界人物的支持，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对此，未上台者不服，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十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和弹劾汪精卫的决议。尽管一九二六年四月汪精卫第一次当国民政府主席下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对，而在于蒋介石的要挟，但他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一直对西山会议派怀恨在心。
现在，居正在这种场合提出反苏、反共、反孙中山、反汪精卫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又恼又喜：恼的是居正旧事重提，触动了他心头上的伤疤，喜的是居正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正适合他的心意。
“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国父的信徒。我认为，过去，也就是国父逝世前后一段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是正确的。”汪精卫敏捷地瞟了居正两眼，看不出他脸上的感情有什么变化，于是加重语气说：“也是无可非议的！”他放炮似的说了这一句，马上把语气缓和下来，“当然，今天形势不同了，再与共产党合作，就是严重的失误。”
孔祥熙见居正、汪精卫指桑骂槐，影射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住了，说道：“过去，国父和汪主席与共产党合作，是反军阀的需要，今天，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合作，是抗日的需要。时间不同了，形势也不同了，但是，政治上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
汪精卫避免在会上与亲蒋派论战，不与孔祥熙辩论，说道：“共产党说国共合作要坚持他们的独立自主，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中日和谈，为什么要受共产党的制约？”
“《新唐书》里的《陆象先传》说得好：‘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堂堂独立自主的国民党，偏要与自己的敌人搞什么第二次合作，如今让共产党牵着鼻子走，自讨麻烦，何苦之哉！”陈果夫说到这里，傲慢地瞟了孔祥熙一眼。
他能如此，不无原因。陈果夫是老同盟会员陈英士的侄儿，而蒋介石未出茅庐前，通过当时在陈英士部下任总参谋长的把兄黄郛和陈果夫的穿针引线，而深得陈英士的提携。出于这样一种特殊关系，陈果夫敢于在蒋介石面前直来直去，在今天这种场合，也只有他敢于与孔祥熙唱对台戏。只见他右手向前猛地一推，说道，“必须排除共产党的干扰，坚决与日本实现和谈停战！”
会场上又一阵沉默。
“能够和谈吗？这些条件能够接受吗？”邵力子是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但他不愿意因驳斥汪精卫、居正、陈果夫的反共言论而彼此伤感情，只就和谈条件发表意见，“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条件，国家将是个什么样子？我看，共产党不骂我们，老百姓也会骂哩！”
“仲辉兄，不和则战。但是，战，能够取胜吗？”张群望着邵力子，反驳说：“五个月的抗战，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两个字：血！火！希望你老兄正视这个现实。”
“正因为我没有正视这个现实，才没有资格当中日和谈代表团长，”邵力子厉言相对。
陈立夫眼见将出现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赶忙说：“我看今天就讨论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分歧，等委员长来武汉以后再讨论一次！汪主席的意见呢？”
“同意休会。”汪精卫说，“我看对中日和谈问题，分歧不大，请大家付个表决，也好向蒋先生报告。”
表决结果，与会者十五人，除了邵力子外，其余的人不但同意和谈，而且希望立即行动。
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汪精卫夫妇刚吃了午饭，陈公博来了。他一进屋就冲着汪精卫夫妇喊道：“汪主席，璧君姐，我才从南京来，肚皮还是空荡荡的，快给我饭吃。”
“你愿意吃什么？快向姐姐说。”陈璧君欢快地笑着说。
“这还用做弟弟的说，把好吃的拿出来。”陈公博见小圆桌上摆着一盘天津鸭梨，抓起一个就吃。
“你看你，皮也不削。”汪精卫亲昵地说着责备话。“饥不择食哩！”陈公博怡然一笑。
陈公搏与汪精卫夫妇这种亲如一家人的关系，由来已久。他自从一九二五年二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之后，一直受到汪精卫的重用，并成为知己。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时，任命陈公博为军委训练部主任。同年八月，廖仲恺被刺后，他继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汪精卫主持国民党的中央工作，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在武汉主政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汪精卫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出走法国后，陈公博组织国民党内的反蒋亲汪势力，于一九二八年冬，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自任总干事长，他因此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国民党改组派。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合作，出任行政院长，任命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一九三五年冬，汪精卫辞职赴德国治病，陈公博也辞职赴欧洲旅游。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相约回国，陈公博现任国民党中央民众部长、军委第五部部长。
随着一阵高跟皮鞋的“橐橐”声，陈璧君赴伙房吩咐厨工做饭菜去了。“公博！听说几天前，你与老蒋吵了一架，是怎么回事？”汪精卫比陈公博大十岁，又因为关系密切，在今天这种场合，他对陈公博直呼其名。“说来话长。”
“你就长话短说吧！”
陈公博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一口梨子，掏出手帕抹抹嘴，说道：“五天前，我从广州回到南京，见到仲鸣兄，得知老蒋成立中日和谈代表团，因周恩来他们到了南京而放弃谈判的事，心里很反感，就去找老蒋……啊，不耽误你的午睡吗？”
“不要紧，你说下去。”汪精卫说。
“我对老蒋说：‘蒋先生！共产党可恨而绝不可怕，和谈可坚持而绝不可放弃。既然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希望立即与日方进行谈判，千万不可因为周恩来在南京，就畏缩不前。’可是，老蒋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却质问我……”陈公博叹息一声，不言语了。
“他质问你什么？”汪精卫愣住了。
“他质问我：‘你这是听谁说的？是汪先生告诉你的吗？’你说可鄙不可鄙？”陈公博望着汪精卫那感情急剧变化的脸膛。
“可鄙！”汪精卫很气愤，“不仅可鄙，而且可恼！”
“我说：蒋先生说话要负责任。我出差广西、广东一个多月，一直没有与汪主席联系，等我回到南京，汪主席已在几天前去武汉了。你根据什么说是汪主席说给我听的呢？希望你把问题说清楚。”
“我见老蒋默默不语，以为他感到失言而愧疚，打算原谅他。可是，他又‘唵’出一句使人气恼的话来！”“什么话？”汪精卫忙问。“老蒋说：‘我本来是明容共，暗反共，现在，唵，既然有人反对国共合作，我偏要坚持合作到底！’我也不示弱，说：‘既然如此，我偏要坚持反到底！’他瞪眼睛我也瞪，反正我不让步。”
“后来呢？”
“后来，唐孟潇进来向老蒋报告南京的防守情况，从中劝了几句，我就走了。”
汪精卫笑着称赞说：“公博！你不愧为反共英雄！”
也许有人对陈公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却如此坚决反共而不可理解吧！其实，只要看看他在《少年时代的回忆》、《我与共产党》中的自白，了解他加入共产党前后的思想状况，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陈公博自认十五六岁时“是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这句话活画出一个言行轻浮而嚣张，好酒贪杯，动不动就使拳头的小流氓形象。二十五岁进北京大学以后的三年大学生活，是“养心性，寡交游”，连“五四运动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故没有努力参加”。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了制造新贵人，抓住好机会往上爬”，与谭平山、谭植棠“等密友组织十人团以相互砥砺”。一九二0年，陈公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到广州，在广东教育会任评议兼广州宣讲员养成所所长时，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满以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向上爬”的“好机会”，加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和陈独秀是师生关系，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与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但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情况，他害怕了，没等会议结束，便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去杭州游览去了。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中共中央认为陈公博与陈炯明关系密切，对他进行审查，他自认：“对此大为不满，我就自行宣布退出共产党。”所以，陈公博坚决反共一点也不奇怪。
“公博！你坚持得很对。不把第二次国共合作反掉，对中日和谈总是个障碍。”汪精卫笑笑，“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昨天下午见到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他告诉我一个重要情况。”陈公博说，“高宗武说，三日上午陶德曼又会见老蒋，转告日本政府的意见，关于中日和谈，限定中国政府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做出答复。老蒋要求把限期推迟到十二月底。德大使表示努力说服日本政府接受这个限期。陶德曼还说，限期一过，日本当采取断然措施。”
“断然措施？”汪精卫把脸偏向窗子，思索了一会，“日本当局将采取怎样的断然措施？公博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陈公博果断地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军事上更猛烈的进攻，二是政治上迫老蒋下台。”
“迫老蒋下台？”汪精卫喜上心来，“何以见得？公博！”
“因为日本人素来看不起姓蒋的，这一次，又对老蒋在和谈中表现的优柔寡断，极为反感。”陈公博爽然一笑，仿佛蒋介石已经下了台似的。
希望蒋介石下台，由汪精卫取而代之，这是汪精卫之流多年来的夙愿。
这时，陈璧君和厨工端来了四菜一汤。汪精卫心情振奋，从立柜里拿出一瓶茅台和两只酒杯，斟了两杯，高兴地对陈公博说：“来！我陪你喝两杯。”
陈公博刚扒完最后一口饭，桂连轩走来报告说：“孔副院长与何部长、张秘书长来了。”
陈公博暂时不愿意与他们见面，退避到汪精卫的临时办公室看报纸去了。
“有个重要情况转告汪主席。”孔祥熙把刚才陈公博说过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啊！日本说的‘断然措施’意味着什么？”汪精卫装得很惊讶，“请诸位思考思考，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可能是军事上进攻南京，外交上绝交。”张群说。
“日方说的‘断然措施’是不是意味着迫委座下台？”孔祥熙心怀忧虑地说出这个想法，看汪精卫与何应钦做何反应。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汪精卫很敏感，连连摇头。“日本人知道，在今天，中国没有蒋先生主政，中日和谈谁能做主！我看，日本说的‘断然措施’只不过是一种激将法而已。”他停了停，又说：“当然，岳军兄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我同意汪主席和岳军兄的分析。”何应钦口是心非地说。
去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与桂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密接头后，以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为名，力主派飞机轰炸西安，妄图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后来，因为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澳大利亚政治顾问端纳采取对策，何应钦未能得逞。现在，蒋介石虽然让何应钦当了军政部长，但对他存有戒心。何应钦想到这里，望着孔祥熙，又补充一句：“在今天，如果日本人逼委座下了台，那中国的局势将不堪设想。退一万步讲，假设日本人有这个阴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同心同德维护委座的领袖地位！”
孔祥熙的目光，在汪精卫、何应钦的脸上轮翻扫射，揣度着他们的内心。他感到他们的话不完全可信，但不管怎样，能够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总算不错，说道：“汪主席与敬之兄高瞻远瞩，一言道出了真谛，兄弟感到无比敬佩！”
“蒋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汪精卫问。
“委座在电话中说，他希望在限期内，使和谈有个结果。”孔祥熙说，“今天是七日，限期只有二十四天了，好紧啊！”
汪精卫希望蒋介石拖下去，等到日本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迫蒋介石下台，但当着孔祥熙他们却是另一副嘴脸，他面向何应钦，说：“敬之兄，两年前，你代表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前，日本提出的限期是几天？你还记得吗？”
“三天。”何应钦记忆犹新。
“关键在于政府拿出决心来。”汪精卫说，“庸之兄，依我看，五天之内就可以在和谈停战协议上签字。”
“五天？”孔祥熙感到惊讶，“五天之内，恐怕委座还不可能来武汉呢，这怎么行？”
“我看五天时间足够了。”张群说，“二十二日，成立和谈代表团时，对和谈条件已经做过初步讨论，在昨天的国防最高会议上，除仲辉兄外，不但都表示愿意和谈，而且希望行动要快。庸之兄是政府首脑，可以大胆做主，何必等委座来武汉呢？”
“岳军兄说得对！”汪精卫对孔祥熙素无主见，大小事要请示蒋介石，心怀鄙视，有意要气他一下，“庸之兄！假如我是你，一定大胆做主，把岳军兄为首的代表团派出去，争取在五天之内达成协议签字。你呀，一定要等待蒋先生。他是管军事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会承认。唉！你老兄的胆子也太小了！”
孔祥熙以为汪精卫故意给他出难题，一下子动了肝火，说道：“汪主席！我自愧没有你那么大的胆子，也自愧没有你那么个好身体，我身上受不起三颗子弹哩！”
顿时，汪精卫犹如万箭穿心，恼羞成怒，一跃而起，在桌子上猛击一拳，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讽刺挖苦我！”
原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参加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在政治会议厅门口照相结束，汪精卫刚转过身准备上楼参加小组讨论，这时，参加会议采访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拔出左轮手枪，对准汪精卫“砰！砰！砰！”连射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在地上。他被送到中央医院。经检查，发现左眼外角与左耳之间、左上臂、背部的第七节脊椎骨各中一弹，除了手臂为贯穿伤，其余两颗弹头都嵌在骨头里，但都不是致命伤。当天下午，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嵌入脸部的弹头取出来，但对嵌在脊椎骨的弹头无可奈何。十九日，汪精卫被送往上海，由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牛惠霖给他开了一刀，仍然没有找到那颗弹头。是年冬，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赴德国医治，同样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每逢久雨转晴，或久晴转雨这种气候骤变时间，那颗弹头就在脊骨里恶作剧，每次都使得汪精卫喊爹叫娘的痛苦几天。
行刺者孙凤鸣被汪精卫的副卫队长桂连轩两枪击倒在地。第二天凌晨四点，孙凤鸣临死时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再与日本妥协，几次签订卖国投降协定，短短四年之内，就使祖国的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我是专为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而狙击的。可惜蒋介石未出场，只刺了二号国贼汪精卫。”
两年来，汪精卫一想起这次被刺，就毛骨悚然。现在，孔祥熙这么一说，似乎感到脊骨处一阵剧痛，十分伤心，又在桌子上击一拳头，破口大骂道：“你姓孔的无非家底厚，又当了几年财政部长，发了横财，家财万贯，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陈璧君闻声赶来，双手拉住丈夫那只扬得老高，正要往桌子上击第三拳头的手，说道：“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是怎么回事？”
她见孔祥熙把头略偏一边，有意回避与她的目光相碰，明白了丈夫的怒骂对象。
“汪主席，汪主席！”张群走过来，拉着汪精卫的另一只手，“你看庸之兄任凭你怎么说，他好丑不吭声，就原谅他吧！”
“二位是二十多年的老同事了，老同事长时间相处，难免一时失言，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何应钦也来到汪精卫面前。
孔祥熙默然不语。蓦然，耳鼓里响起了蒋介石的声音：“为了大局，对汪精卫表面上要尊重。”蒋介石说的“大局”，孔祥熙明白，就是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他这么想着，感到后悔，走到汪精卫跟前，说道：“我刚才出言不逊，向汪主席道歉！”
汪精卫的冲动和理智正在激烈搏斗，孔祥熙语意诚恳的话，促使他理智获得胜利，说道，“我刚才也出言无寸，望庸之兄包涵。”
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接着，汪精卫提出多召开小型座谈会，宣传中日和谈，让更多的人支持和谈。大家都表示赞成。
陈公博知道孔祥熙他们已经走了，幽灵似的从里面房间走出来。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清楚，也引起许多感想，郑重其事地对汪精卫说：“汪主席！刚才发生的事情，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这一次中日和谈遇到的阻力，比过去任何一次要大，冒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希望汪主席讲究策略。”
陈璧君赞许地“嗯”了一声，忙问：“这策略怎么讲究？”
“还不是老蒋玩弄的那一套。”陈公博好笑一声。
汪精卫沉吟片刻，心领神会地连连点头，面向陈公博，两人相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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