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碰上航海人所祈祷的风平浪静而庆幸，心情舒畅，又因为实在困乏疲倦，他和妻子往休息间的床上一躺，很快就在轮船有节奏的微微晃动中睡熟了。
第二天，仍然风平浪静。傍晚时，风安号平安地进入香港南边的海面。
轮船像把锋利的刀，切开平静的海面，在船后划出一条深深的沟。海水发出低沉的碰击声，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又好像在预告着什么。
夜十点，汪精卫等人刚刚入睡，忽然，狂风四起，文静的海面陡然变成一副可怕的面孔，翻腾着，咆哮着，一排排山岭般的巨浪，怒吼着向风安号冲过来，在坚实的船边上激起一个个浪花，发出一声声巨响。雷在远处的黑色云层里轰鸣着，猛地滚过来，在轮船上空霹雳一声，好像整个宇宙被炸裂了。暴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遮天盖地倾泄下来。闪电时而用它那使人目眩的蓝光，划破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浑身颤栗的风安号。
“请乘客先生们安心休息，不用害怕，我们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船长威尼克挨着五个乘客的休息间，用生拗的汉语一一安慰着。
“船能够靠岸停航吗？船长先生！”汪精卫说着流利的法语，提心吊胆地问。
“这里距离海岸有二十多海里，船无法停靠，只能迎着风浪前进。”威尼克在门外回答，“请相信我们的航行操作技术，不用害怕。”
“只要不让我们喂鱼虾饱肚腹，也就安心了。”陈春圃的话声从隔壁休息间传过来。
风浪越来越大，船身颠簸得厉害。人躺在床上仿佛坐在飞机上，时而仰冲上去，时而俯冲下来。汪精卫等人虽然都多次漂洋过海，但遇上这种惊涛骇浪还是头一次。不一会，一个个感到天旋地转，严重晕船，五脏六腑一齐翻腾，全离开了原位，接着就大呕大吐，把胃里的东西都呕吐出来。然后，一个个半死半活地瘫在床上。
猛然，船被狂浪推向洪峰，就在船身几乎要竖立起来的一刹那，汪精卫夫妇被抛落在钢板地面上，又同时打了个翻滚，弄得脸上和背上都沾满了酸臭的呕吐物。不过，都已经昏厥过去，不辨香臭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汪精卫和陈璧君才苏醒过来，仿佛害了场大病似的浑身无力。他们慢慢睁开眼睛，才知道天已经大亮，风停了，雨歇了，翻腾的大海已经恢复了平静。夫妇俩挣扎着爬起来，抹去身上和地上的脏物，换去了弄脏了的衣服。
“唉！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打头风。’”陈璧君感到倒霉。
“遭点连阴雨，遇点打头风，很有好处。”汪精卫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从好处着想，“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河，那么，只有遇到狭窄而曲折的河道，才会显出汹涌澎湃的气势，一往无前的冲劲。人生愈坎坷，愈艰辛，生活便愈充实，回忆也愈丰富。”他欢笑一声，“有朝一日，我们向孙子们讲述近几天的遭遇，那将是一段段生动的惊险故事，别有一番情趣哩！”
“你真会说话。”陈璧君也欢快地笑了。
“六姑爷！遇上昨夜里的大风大浪，您和六姑妈都还感觉良好吗？”陈春圃站在门外问道。
汪精卫打开门，内侄、外孙女和周隆庠都站在门口。
“都请进。噢，说不上良好，不过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有点头昏和呕吐。”汪精卫不好意思说出从床上被抛到床下的事，“你们还好吗？”
“也只有点头昏和呕吐。”三个声音说着同一句话。
“哎呀！翻肠倒肚真难受。”朱媺苦涩地一笑。
“人生就是由酸甜苦辣组成的。昨夜里的遭遇，也是一种乐趣。”汪精卫又卖弄起哲理来了。
“也是一种乐趣？”朱媺感到不好理解。
“面临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仿佛置身于一个千军万马、金鼓齐鸣的战场上，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慷慨悲歌、拔剑起舞的豪迈感情。这难道不是一种乐趣吗？”汪精卫虽然当时丝毫没有这个概念，但他却能够用这种诗一般的意境去启迪身边的人，这也算是一种本领吧！
“我当时被颠得昏头昏脑，死去活来，哪里还想到这上面去。”朱窘笑一声。
“这就要发狠学，要锻炼。”汪精卫鼓励她。他面向陈春圃和周隆庠，“与影佐先生他们失去联系十来个小时了，快打开发报机与他们联系。”
发报机不是放在汪精卫的休息间那张小桌上吗？怎么不见了？大家仔细一看，它底部朝上躺在钢板地面上。原来，它在汪精卫夫妇从床上抛下来的同一个时候，碰到同样的遭遇。
周隆庠小心翼翼地将发报机拾起搁桌上，打开盖子，按动电键，心里一怔：坏了！再一检查，许多重要的零部件都摔坏了。
这台发报机是去年十一月，日本多田骏赠送给汪精卫的。五个多月来，它为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勾当，进行过许多秘密联系。大家把它看成心肝宝贝一样。在他们的傀儡政权未成立之前，实在少不了它。
大家好比在艰难的旅途中，一个亲密的得力伙伴突然死去那样伤心难过，那样不知所措。
“唉！这台发报机是我们的忠实朋友，实在不忍心看到它遭受这种厄运。”汪精卫像被人挖去一块心头肉那样痛苦。
“我去与船长联系，借他们的发报机使用一下。”陈春圃找威尼克去了。
可是，船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威尼克心慌意乱地来到汪精卫休息间，难为情地说：“据大副说，船在昨夜的急风暴雨中迷失航向，我正想借用你们的发报机，与海防本公司联系哩。”
在漫无边际的大海里迷失方向，真令人惶惑和迷惘。
“船长先生！船上有指南针吗？”陈春圃企望用指南针拨正航向。
“有。但航向已经错了，指南针也不起作用了。”威尼克解释说，“我们的船朝东方向过了香港南边的海面之后，在一定的航程转入偏东北方向进入台湾海峡去上海。据大副判断，船可能迷向到了台湾南边的海面。如果再按照指南针转向偏东北面，就会经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面海洋。那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那就停航吧！”汪精卫忧悒地说。
“停航是消极的，摸索前进才是积极的。”成尼克感到话说得过重，抱歉地一笑，“请原谅我的坦率。”
“没什么。论开洋行，我还有点门道，说到航海知识，我就一窍不通了。”汪精卫说。但他又犯愁了：摸索是在实践中寻找答案，那么船要漂泊到何时何地才能找到正确的航向呢？他旋即又想到贪婪的海盗，想到军统布置在这一带海面上的特务。
“唉！何必伤脑筋，未来的日子怎样，只好交给命运了。”他悲观地想着，长叹一声。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胡乱地吃了早餐，都心中乏味，无心欣赏海上的绚丽风光，一齐躺在休息间，各想各的心事。
下午三点左右，威尼克坐在驾驶室，与大副一道辨别着航向。忽然，在东面的茫茫海面上出现一个小白点。他举起望远镜探视一会，高兴地对大副说：“是船，快开过去接近它！”他离开驾驶室，一一告诉五个乘客：“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在东面远处的海面上发现一只船！”
汪精卫等人欣喜地纷纷离开各自的休息间，来到甲板上，遥望那个越来越大的白点。他们高兴之余，又有一团阴云涌向心头：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吗？但是，能够依靠开过来的船只拨正航向是梦寐以求的事。于是，他们怀着忧和喜的两种心情，等待着那只船开过来。
两只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忽然飘在船顶上的英国国旗被降落下来，随即升上了中国当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是一只什么船？不论汪精卫等人还是威尼克、大副和水手，都感到惊奇诧异了。“碰上海盗，无非是损失随身携带的金钱，这倒没有什么，只怕碰上老蒋的特务。”陈璧君不安地低声说。
“即使碰上老蒋的特务，他们也不一定认识我们。”陈春圃思索一会，“请六姑爷、六姑妈和朱媺回休息间，万一碰上对头，由我和隆庠兄对付。”
汪精卫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带着妻子和朱媺离开了甲板。
风安号按响汽笛，发出求援的信号。紧接着，对方也利用汽笛发出信号，表示愿意给予援助。不一会，那只船按照航海的礼节，向风安号发出致敬的汽笛声驶过来。风安号按响汽笛答谢，向对方开过去。
威尼克和陈春圃等人抬头一看，船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船名“星月号”。原来，这是一只侨居英属新加坡的华侨私船，它一驶进中国的南海，就换上了中国国旗。
两只船一靠拢，威尼克就登上星月号求援。星月号的船长听他说明来意之后，笑着说：“噢！你们的航向的确错了，你们正朝着菲律宾方向开哩。不要紧，我们的船开往福建，正好是同一个航向，可以结伴同行。”他停了一会，又惊讶地问：“上海已被日军占领，你们船上的乘客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还去上海？”
“他们是香港振华洋行的经理、太太和小姐和两位新闻记者。至于他们为什么去上海，我就不清楚了。”威尼克表示歉意地一笑，“是否需要问问他们？”
“没有必要。”星月号船长摇摇手，“我是随便问问。”
这时，从星月号二楼办公室走出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年人来，他中等身材，胖度适中，灰黑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饱满的天庭下面，闪着一对正义的、智慧的、和善的眼睛，乳白色的西装，配上一条深红色的领带，显得明快、庄重而有精神。
“喂！”老人把两手和胸脯搁在二楼铁栏杆上，探出半个身子，温和地往下喊着，“刚才好像听这位法国朋友说，香港的振华洋行的经理和太太在风安号船上，我没有听错吗？”
“没有听错。”星月号船长回答道。
“先生没有听错，张振华先生和他的太太的确在船上。”威尼克向楼上的老人挥挥手，表示礼貌。
“谢谢！”老人的右手也向威尼克挥了挥，把探出来的上半身缩回去了。
“陈先生！可以开船了吗？”星月号船长问。
“再等一等。”被称为“陈先生”的老人回办公室去了。
汪精卫担心遇到海盗和国民党特务，现在听陈春圃和周隆庠报告，可以拨正航向了，而星月号又是新加坡一个华侨的私船，也就无所畏惧了。他现在想到是如何与影佐他们取得联系，就吩咐陈春圃和周隆庠说：“你们去星月号看看，如果他们有发报机，借用一下，与北光号通话，约定会合的时间和地点。”
星月号船长慷慨地将发报机借给他们使用，又很快与北光号取得联系，双方约定明天上午八点在汕头海面上会合。出乎意外的顺利，使汪精卫感到轻松而愉快。本来，早餐只是无滋无味地吃了一块蛋糕和喝了一小碗咖啡拌牛奶，并不饱肚，现在，汪精卫免除了思想上的一切压力，反应饥饿的神经就突出地活跃起来。他打开铝质食盒，拿出从河内带来的五香牛肉干，就着茶，大吃大嚼着。他正吃得津津有味，陈春圃走来报告说。“六姑爷！星月号上一位先生要求见你们夫妇。”
汪精卫愣了一会，心想一定是那位华侨商人真的把他当成振华洋行经理，与他洽谈生意来了。他思考了一下应付办法，对陈春圃说：“请他进来。”
来客是个西装革履，神态潇洒而英俊，三十来岁的青年人，汪精卫心想这一定是那个华侨大商贾家的少老板，夫妇俩赶忙起身迎接。
青年人自我介绍说：“我叫李铁民，是陈嘉庚先生的秘书。”
“李先生是陈嘉庚先生的秘书？”汪精卫见青年人连连点头，笑着说：“我与陈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现在贵体安泰吗？”
“陈先生也说张振华先生是他的老朋友。”青年人说，“他身体很好，很想与张经理夫妇见见面。”
汪精卫见李铁民对他假冒振华洋行的老板信以为真，高兴地说：“请转告陈先生，下月中旬，我一定偕贱内去新加坡拜望他。”
“到时，我与张先生一定去，请代我们向陈先生致意问安。”陈璧君很有礼貌地弯弯身子。
李铁民手指星月号，笑着说：“陈嘉庚先生现在星月号，特地着我来接二位去那里叙谈叙谈。”
“陈嘉庚先生就在星月号？”汪精卫夫妇同时一惊。顿时，一幕幕使汪精卫感到尴尬的情景出现在他们眼前。去年七月，汪精卫当上国民参政会主席不久，也就是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时，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陈嘉庚，因病未能回国赴会，就寄回一份矛头直指汪精卫向日寇妥协投降的书面发言。书面发言是铅印的，与会者人手一份。它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一看就知道陈嘉庚在痛骂汪精卫的投降言行。会议进行中的一天上午，参政会的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蒋介石和汪精卫正好分别坐在发言者的左右两旁，他讲到爱国华侨怎样在陈嘉庚领导下，节衣缩食资助祖国抗战时，望望蒋介石，又望望汪精卫，愤慨地说：“陈嘉庚先生在书面中痛斥的名为讲和、实为卖国的人是谁？如果此人今天在场，胆敢站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贩卖你的卖国谬论吗？谅你不敢！因为你一出面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就会成为过街老鼠。”顿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华侨代表接着说：“如果这人还窃居党国要职，建议蒋先生和汪先生立即把他撤下来，然后以汉奸论罪！”与会者又报以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汪精卫，好比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剥光了衣服那样无地自容，脸上红一阵，紫一阵，青一阵，最后转为惨白，十分难堪和狼狈。他明知这位代表在骂他，但他有口难言，只好甘领甘受。然而，他并没有因此罢休。七月十五日参政会闭幕，第二天，他给陈嘉庚写了封洋洋万言的信，强词夺理，继续贩卖他的卖国谬论。不久，汪精卫收到陈嘉庚的复信，信中说：“阁下的所谓理由，实在不值得一驳。下一届参政会我准定参加，到时可与阁下面对面辩论一番。如果我辩论输了，当即投重庆嘉陵江而自尽。”可是，没等到第二届参政会召开，汪精卫就逃离重庆了。
现在，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在这浩荡的海面上遇到了陈嘉庚！汪精卫心里又一惊，看来一场唇枪舌剑难免了。
原来，香港确实有个振华洋行，它的经理张振华与陈嘉庚是过往亲密的朋友。陈嘉庚听说张振华夫妇在风安号，感到高兴极了，马上吩咐李铁民前往邀请他们去星月号面叙。
“陈嘉庚先生在星月号？”汪精卫惊呆了半天，又重复这句话。
李铁民以为汪精卫不相信，忙说：“陈先生的确在星月号。他携带一批救济祖国难民的物资回国，先回福建老家看看，然后去重庆，还准备赴抗战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你去不去见陈先生？”陈璧君感到吉凶未卜。如果陈嘉庚大义凛然，将她丈夫扣押送往重庆该怎么办？
“去，应该去看看老朋友！”汪精卫迅速做出应战准备。他问妻子：“你去不去？”
“我去！”陈璧君决定与丈夫同赴患难，果断地说。
陈璧君在门口见到陈春圃，见李铁民没注意，对他低声嘱咐了两句，就跟随丈夫登上星月号。
陈嘉庚长期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和航运事业。他一九一0年参加同盟会，曾募捐巨款资助孙中山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好朋友。他热心兴办华侨和家乡的文化事业，曾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在家乡创办集贤小学、集贤师范学校、集贤水产学校、集贤航运学校、集贤农林学校、集贤商业学校和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新加坡召开华侨代表大会，号召华侨出钱出力，抵制日货，保卫祖国。卢沟桥事变后，他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资赈济祖国难民总会，被推选为该会主席。近一年多来，平均每月捐款额约等于三十五万美元。因此，他成为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知道张振华在香港拥有巨额财富，准备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劝说他募捐赈济祖国难民。现在，他吩咐星月号的工作人员准备茶点，等待张振华夫妇的到来。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汪精卫夫妇，不免大吃一惊！
“噢！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陈嘉庚顿了一下，他不愿意在李铁民面前暴露汪精卫的真实身份，“在这里见到阁下夫妇。”他在“阁下”二字上面省去“汪先生”三个字。说罢，示意李铁民离开他的办公室。
“是呀！我也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嘉庚兄。”汪精卫脸上虽然有一丝笑意，但却是苦涩的，勉强的，不安的。
双方都为下句话该怎么说而作难。摆在面前的阵势，是一方准备进攻，一方准备防守，局面是僵持的，尴尬的，紧张的。
“岁月不饶人啦！”陈嘉庚用这句感叹词打破沉默，“记得当年在日本东京，我第一次拜会国父时，汪先生与陈女士都在座，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啦！可是如今，你们分别进入了五十几、四十几的中年，做了祖父祖母，而我已是六十四岁的老年人，做了曾祖父，朽木不可雕也！”陈嘉庚见汪精卫夫妇只是勉强地微笑着，不言语，接着说：“我们之间应该算是老朋友了。自从在东京与二位见面之后，又多次相遇。在我的记忆里，其中至少有五次，是在国父家里，与汪先生一道畅谈中国革命问题。”
当年，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曾经在孙中山面前，就辛亥革命的成功，讨伐袁世凯复辟，护法运动，拥护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等等问题，畅所欲言地交换过意见。往往问题一展开，就争论得面红耳赤，被孙中山称为“是一对好斗的蟋蟀”。他们争论时，孙中山端坐在木制围椅上静静地听着，只有当他们争论得难分难解时，他才以长者的姿态，慈祥地笑着，说出他支持谁的主张。因为争论的目的，都是为了革命的成功，每次的争论不论谁的主张受到孙中山的支持，都是在一阵欢乐的、心心相印的笑声中结束。正因为彼此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一九二一年四月，汪精卫高兴地应陈嘉庚之聘，与黄炎培、蔡元培、余日章等人成为厦门大学第一任董事会成员。这些愉快的争论，时间已经过去十九年或二十年，但给汪精卫留下纯洁和美好的记忆，虽然淡淡，却难忘。
可是如今，汪精卫与陈嘉庚没有共同语言了，能叫他说什么好呢？本来，重叙旧情，能使朋友间的感情得到有益的梳理，得到巩固和发展，别有一番情趣。但此时此刻的旧情重叙，能给汪精卫带来什么呢？只有因对抗战的立场观点不同而带来的无限伤感，甚至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恨。
“是呀！”汪精卫终于开口了，“正因为是老朋友，听李铁民先生说嘉庚兄在星月号船上，马上偕贱内前来拜望你。”他的语气不冷不热。
陈嘉庚见汪精卫话不投机，下边的话开始接触正题：“听说汪先生准备去上海？”
“是的。”汪精卫点头承认。
“你真的按照你在《艳电》中所说的，要与日本人合作到底？”陈嘉庚单刀直入了。
“是的。”汪精卫直言不讳。
“既然如此，我们之间没有说话的余地了。”陈嘉庚想到金石可开，更想到花岗岩的顽固。他虽然心情无比愤怒，但语气是温和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摆在面前的茶点，也受到难堪的冷落。
这时，李铁民来到办公室门口，低声对陈嘉庚说：“陈先生！已经停航四十分钟了，大副要求启航，可以吗？”
“再停航半个小时。”陈嘉庚挥挥手。
陈璧君等李铁民走后，做作地一笑，说：“在老朋友之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说话的余地。希望陈先生，仍能与当年同汪先生争论问题一样畅所欲言。”
“有什么用呢？不是等于对……”陈嘉庚实在感到“对牛弹琴”这个词说不出口。他思维敏捷，一个有分寸的词句立即反映到脑细胞中来，“那简直是对老子讲解《道德经》，完全是多此一举！”
“去年八月中旬，嘉庚兄在写给我的信中，不是提出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与我面对面辩论一番吗？”汪精卫冷冷地说，“鄙人愿意洗耳恭听。”
“我说的是在国民参政会上，而不是在大海上。”陈嘉庚尽力压抑心中的怒火。
“会上与海上，不是一样吗？”汪精卫阴阳怪气地说。
“完全不一样。”陈嘉庚冷笑一声，“在参政会上与汪先生辩论，必将使你感到孤立。要知道，四万万炎黄子孙，奋起抗战的毕竟是绝大多数。”
“孤立？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将沿着我选择的道路走到底。”汪精卫表示在投降道路上死不回头。
“作为老朋友，我为你深深感到惋惜；作为厦门大学的同事，我为你深深感到痛心；作为老同盟会员，我为你深深感到惭愧；作为中国人，我为你深深感到羞耻！”陈嘉庚脸部的肌肉痉挛着，悲愤充塞胸中。
“那么，请嘉庚兄拘留我吧！你把我押送重庆，还可以从蒋先生那里获得高官厚禄。”汪精卫向陈璧君使了个眼色，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脸一沉，“你不是感到羞耻么？那你干脆拿这支枪，立即处决我这个汉奸！”
陈璧君的心激烈地一跳，右手神经质地插入裤口袋，紧紧抓住手枪，准备应付意外。
汪精卫的话，尤其是“可以从蒋先生那里获得高官厚禄”，这句话，把陈嘉庚视为追名逐利之徒，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气得血往上涌，满面憋得通红。他猛地抓起桌上的手枪，奋力掷向窗外，枪扑通掉入大海。尽管气愤难忍，但他不愿意把事情声张出去，仍然给汪精卫留面子，咬着牙低声骂道；“让四万万炎黄子孙去惩罚你，让历史去惩罚你！”
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对祖国的叛逆者深恶痛绝，但缺乏亲手除奸伐逆的英雄气概。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一切邪恶势力不共戴天，但缺乏亲手锄恶惩邪的果敢精神。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善于经营橡胶业和航运业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毕竟是一个慷慨解囊，在文化事业上兴办公益的文化人和慈善家。他，只能将那支手枪投入大海，只能轻言细语地说几句气头话了事。
“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汪精卫念了人们写在广州西郊济公庙赠送给济公和尚的这副对联，既聊以自慰，也用以回敬陈嘉庚。
“停航的时间很长了，大副等得不耐烦了，现在请汪先生夫妇回风安号去吧！”陈嘉庚脸色难看，但话语并不刺耳。
对陈嘉庚的言行，汪精卫不但没有感到羞愧，而且在心底里泛起一股奇怪的胜利喜悦，说了句：“违背主人的逐客令是不文明的。”就偕妻子回风安号去了。
陈春圃与周隆庠早已把子弹推上枪膛。现在，见汪精卫夫妇安全回到风安号，才放下心来。
李铁民多少看出一点反常现象，他轻轻走进陈嘉庚的办公室，低声说道：“你们不是老朋友吗，似乎谈得不那么痛快？这对夫妻到底是谁呀？”
“是老朋友，是两个不够朋友的老朋友。”陈嘉庚摇摇手，“不用说了，去请大副开船！”
星月号吨位高，马力足，一个小时以后，就把风安号远远抛在后面。
不知是苦中作乐，还是为了庆幸，汪精卫的晚餐，特地请船上的厨师制作了几种可口的海味，又从船上的小卖部买来法国波尔多生产的啤酒和白兰地，与同行者大吃大喝一顿。大家酒醉饭饱之后，一齐站在甲板上，手扶栏杆，欣赏海上风光。
这时候，远处的蓝天与海水相接，涟漪反映着落日余晖，出现一片灿烂的波光。微风习习地吹来，轻轻地拂去了人们身上的汗液，阵阵凉意沁人心脾。海水柔情地淌过来，亲切地舔着船边，又发出恋恋不舍的细语流向船后，慷慨地让位给后来者。一切都是这样和谐，这样恬静，如果不是有几只海鸥在悠闲自得地飞翔，不是风安号在疾速前进，那真会使人误以为是站在一幅海上风景画前。
也许是汪精卫很会斌诗，想象力丰富，又喜欢听音乐的缘故吧，他的感受是仿佛里身于宽敞舒适的音乐厅里，正在欣赏由专家伴奏、名家歌喉演出的一曲优美的轻音乐。他感觉到那轻盈的歌声，像绿色的驼绒那样柔软，春天的和风那样温馨，清晨的露珠那样圆润，雨后的草原那样清新。他陶醉极了，忘却了过去的碰壁和倒霉。他的抱负，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似乎都伴随着这绝妙的乐曲，一一变成现实。
“大难不死，必有洪福。”他默默地念着这句似哲理又非哲理的俗语，又陶醉在想象中的优美乐曲中了。
然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忽然，陈春圃一声喊叫，惊破这美好的一切：“看！东边海面上有只船。”
大家一怔，抬头望去，果真有只船朝着这边驶过来。不一会，他们发现船顶上飘着日本国旗，一个个喜上心头，纷纷猜测着：“可能是北光号！”
“北光号不会从东面来，可能是日本航海公司从台湾开往广州的客轮。”
“船从东边来，也许是北光号在寻找我们。”
反正，只要是日本船，他们就感到亲切，也获得某种慰藉。
几声汽笛从日本船发出，船长威尼克明白，是命令风安号停航。他被这种不友好的信号怔住了。为了避免冲突，只好要大副发出愿意停航的汽笛声。
日本船没有正名，只有番号“258”。大家再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船上用墨绿色油布覆盖着一大堆一大堆枪支弹药，由于覆盖不严，有的枪支的部位露在外边。原来，日本侵华军华南司令部正从台湾运军火去广州。
两只船一靠拢，六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气势汹汹地走上风安号。从衣着看，其中有个日军大佐、一个中佐、一个翻译和三个士兵。
“谁是船长？”大佐神态傲慢地说。
“是我，威尼克。”他走近日军大佐。
“你们从哪里来？干什么去？”中佐的语气很不客气。
“从安南海防来，送五个乘客去中国上海。”威尼克也语气生硬。
“五个什么乘客？要他们出来接受检查。”大佐两眼一瞪。
汪精卫等人在轮船的过道上站成一排。陈春圃遵照汪精卫的嘱咐一一介绍说：“这位是中日和平运动的著名领袖、日本帝国的忠诚朋友汪精卫先生，这位是汪夫人，这位是汪小姐，我和这位是汪先生的秘书和翻译。”
大佐愣了片刻，不相信地问道。“有证件吗？”
“没有。”陈春圃把他们如何在亚士力克和铃木、影佐等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与影佐先生他们同船去上海？”中佐更加怀疑了。
“这是从策略上考虑，因为……”
大佐横蛮地打断汪精卫的话，说道：“什么策略？没有身份证件，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他扭转脸向威尼克，“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船长先生！”
威尼克迟疑片刻，只好如实说出他们原来冒充的身份。
“你们是冒充汪精卫先生的中国间谍，在这一带海面上搜集皇军运送军火的情报！”大佐武断地下了结论。
“不是，不是，皇军别误会，我的确是汪精卫。”汪精卫急了，赶忙申辩。“你不是汪精卫，是间谍头子！”大佐向三个士兵使了个眼色，“把他捆起来，狠狠地打！”
汪精卫被捆了个五花大绑。士兵一边用皮鞭抽打，大佐一边问：“你是汪精卫，还是张振华，还是间谍？老实说！”陈璧君首先扑过去，抱着丈夫。陈春圃、周隆庠和朱媺也扑过去，包围着汪精卫。日军把他们拉开，他们又扑过去。四个人在这一拉一扑中，也都挨了好几皮鞭。
汪精卫终于从惊乱中镇静过来，说道：“不要打了，我真是汪精卫，等会儿你们会后悔莫及，你们如果有发报机，请与北光号联系。”
大佐和中佐也似乎镇静过来，终于停止了鞭打。大佐返回自己的轮船，打开发报机与北光号联系。影佐回答的情况与大佐见到的完全一样。于是，大佐诚惶诚恐了。他知道汪精卫过去当过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今后又将是新中央政府的主席。主席是国家元首，与他们的天皇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他下令痛打了国家元首，这还了得！他踉踉跄跄地来到风安号，命令士兵给汪精卫解绑，然后跪在汪精卫面前，边哭边额头在钢板地面上乱碰，泣不成声地说：“我有眼无珠不识真伪，不识尊容，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就是汪先生千刀万剐我，也罪有应得！”
中佐、翻译和三个士兵也跪下了，都把额头紧紧贴在地面上，齐声说：“有罪，有罪！”
“你们现在真的后悔莫及了吧！”汪精卫不三不四地这么说了一句。由于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的总崩溃，他对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刚才又痛打和侮辱过他的日本军人，怎么也仇恨不起来。他见他们如此虔诚地忏悔，竟然说道：“我饶恕你们！以后处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要简单粗暴。快起来！”
“恳求汪先生痛打我们！”大佐的额头又在地上碰了一下，“不然，我们不起来。”
“不打我们不起来！”跪着的其他五个人一齐表示。
这也许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变态反映吧。
“你们尊重不尊重我？”汪精卫使用激将法了。
“尊重！尊重！”跪着者异口同声。
“尊重我，就听我的话，起来！”汪精卫高声叫道。
听语气，大佐知道汪精卫已经生气了，这才带头从地上爬起来，一齐说着感恩的话，狼狈地返回“258”号轮船。
四月二十八日清早，风安号刚驶入汕头海面，又刮起一场暴风，大海又沸腾了，船身又颠簸起来。
“风安号吨位小，与影佐先生他们会合后，改乘北光号吧！”陈璧君又感到头昏脑胀了。什么影响不影响，反正是那么一回事。
“让我考虑考虑。”汪精卫感到犹豫。
上午八点，风安号与北光号终于会合。
“哎呀！汪先生，让我们找得好苦啊！”影佐显得很真挚，“那天夜里遇上狂风暴雨，双方又失去联系，想到风安号吨位小，真把我们急坏了！”
“发报机坏了，与你们联系不上，我们也很着急。”汪精卫轻描淡写地说。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隐讳了其他的一切。
“眼看风浪越来越大。风安号的吨位比北光号小得多，乘它难免发生意外，建议汪先生改乘北光号。”犬养一片真心。
“临时雇不到大船，只好如此了。”汪精卫顾不得面子了。
于是，汪精卫等人告别了风安号，登上了北光号。这时，影佐语意双关地笑着对汪精卫说：“汪先生！从现在起，我们与你们真正同舟共济了！”
“是的！中日和平运动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汪精卫情投意合地微笑着，“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同志！”
汪精卫使用“同甘苦共患难”这个词，本是为了表示亲密和决心，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词一出口，却使他一时百感交集，忽然想到自己大半生的坎坷，想到近几天备受艰险的航程，想到死去的曾仲鸣，想到国家的衰落，等等。他两手剪背，在过道上踱了几步，吟哦一会，掏出笔记本，拔出水笔，赋写出一首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他无耻地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壮烈诗篇《过零丁洋》唱反调，向日本主子表示死心塌地当汉奸的反革命意愿，也流露出对前途渺茫的灰暗心情。影佐感到汪精卫的诗格调忧郁低沉，但却连声称赞说：“绝妙好诗，绝妙好诗！”
“不论用词立意，都达到了最高的造诣，真是一首千古绝唱！”犬养肉麻地吹捧着。
“汪先生真是多才多艺的伟大革命家！”矢野的吹捧更上一层楼。
汪精卫被吹捧得飘飘然，高兴地笑着说：“随便胡诌几句，献丑了。”
五月六日下午六点，北光号在上海虬江码头靠岸。汪精卫夫妇担心被军统特务暗杀，又在船上躲了两天。八日深夜，才在周佛海、褚民谊、丁默邨、李士群和影佐、犬养、今井、晴气等人率领的三十多个特务和三十多个日本宪兵的严密保护下，离开北光号，驱车来到江湾东体育会路附近一幢雅致的小四合院里。
第五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汪精卫带领周隆庠，正与影佐、犬养、今井、矢野等四人议论建立傀儡政权的问题，李圣五从香港赶来，神色沮丧地告诉汪精卫说：“据可靠消息，蒋介石正派妻弟宋子良，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密接触。”
顿时，一种可怕的预感，痛苦地噬着汪精卫的心。他睁着一对不安的眼睛，朝着影佐等人吼道。“你们这是玩的什么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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