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雕

    事业 Work

    The Field 田野

    仲夏的骄阳照着起伏的麦浪。收割之后的田野里，金黄的麦茬隐约泛着青绿的底色。三匹白马拉着色彩鲜艳的收割机，一圈圈转着，把成片割倒的麦子留在身后。

    收割机的大轮子轧出条纹状的图案，一个个麦秸堆点缀其间。穿着亮蓝色衬衣的雇工阿道夫正在忙着堆起捆好的麦子。他把每六捆竖着靠紧，再将两捆斜放着压在顶上。

    这片田野正在变成一幅线条描绘的“作品”。

    另外四个负责捆扎的雇工，在配合这台五色相间、嚓嚓作响的成人玩具收割。他们每人负责四方块的一边，向尚未收割的麦田中心推进。他们必须在收割机下一圈扫过之前完成自己扎麦捆的任务。否则，只要落后一次，就再也跟不上劳动的节奏了。

    丰收绘成的作品里，到处都有韵律和图案。

    随着节奏反复躬腰、起身的雇工们身后，跟着一个赤脚没有戴帽子的少年。他来回跑着，每一次提起两捆麦子，再把每八捆摞成一堆。

    肤色像核桃一样的十二岁少年，坐在烈日下的一捆麦子上稍作歇息。

    旁边一个麦秸堆的背阴里，放着一个褐色的石头水罐。他走过去，打开水罐的塞子，用两个手指扣住罐子的提手。他举起水罐，学着雇工们喝水的样子，用小臂抵住水罐，头向后一仰，让罐子里清冽的泉水流进他的喉咙，然后搁下水罐，用挽到肘部的蓝布衣袖抹了抹脸上的汗和泉水，抬起头侧耳倾听。

    百灵鸟在歌唱！

    低头瞧一眼被刺破了的手指和磨秃了的指甲，开始接着干活儿。他拾起刚才坐着的那捆麦子，一条响尾蛇[122]从里面掉了出来。

    它在地上迅捷地盘起来，翘起的尾巴上露出一节节的响环，发出“喀喀喀”的响声。吐着叉子一样的毒信，蛇眼里闪着阴森的冷光。

    赤脚的少年凝神盯着面前这个华丽的敌人。

    骤然间，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金色的麦田，转动的收割机轮子，人们的谈话声中夹杂着某个人的歌声，远处割刀翻飞的声音混杂着眼前毒蛇发出的响声，一条金色的带子镶嵌着美丽的棕色斑纹。少年陷入了痴痴的遐想。这一切仿佛是冥冥中早已注定，似曾相识。是重复前生吗？某种来自遥远地方的东西向他飘近。

    他纹丝不动地站着，双眼与毒蛇的双眼对视着，剑拔弩张。

    离水罐不远的麦秸堆旁靠着一把三齿的干草叉。他飞身过去抄起干草叉，瞄准毒蛇猛地扎下去。蛇头被死死钉在地上，蛇身拼命扭动着，徒劳地想要挣脱。

    接下来怎么办？他举起石头水罐，瞄准蛇头奋力砸下去。三角形的蛇头几乎被罐子底砸平。然后，他抓着蛇尾把这条斑斓的彩带倒提了起来。它有九节响环！

    收割机迎面开过来。舅舅勒住马，跳下座位朝他跑过来。

    “快看，詹姆斯舅舅！我抓到了什么？九环的！”

    “你快把它扔了，让阿道夫来收拾它。”

    “为什么？”少年指望着会受到赞许。

    “为什么？你光着脚，要是被它咬着就会没命的！”

    男孩儿还是高高地举起蛇，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长。

    繁忙的收割又重归它正常的节奏。没有任何警示，某种可怕的东西突然闯入丰收的田野，挑战那里安宁的秩序。

    劳动被预料之外的某种东西暂时打断了，某种永远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永远威胁着人们的“期望”的东西，某种曾经困扰着写出《圣经》的先人们的东西。难道魔鬼是它惟一的答案吗？

    Work 事业

    请随我走进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师事务所。它位于希勒大厦1501室。大厦顶层四面有连续的拱券承托着方正厚实的楼顶。它也是埃德勒和沙利文的作品之一，如今已经更名为“盖瑞克”大厦。

    时间是一八九三年的年末，正值关乎美国文化命运的时刻。“他们”将要走上一条伪古典的道路！

    哥伦比亚博览会[123]像一扇转门那样，对美国的大众开启了一瞬之后又关闭了。

    我离开埃德勒和沙利文事务所不久，塞西尔和我一起在芝加哥希勒大厦的顶层租下几间屋子，开办了事务所。但是我们并不算合伙人。当初，由于沙利文留恋他新盖好的南方别墅，这座大厦的相当一部分设计实际上出自我手。我选中这里，既是习惯了高处的视野，也希望感觉并没有远离埃德勒和沙利文。

    在一间公用的大办公室两侧，是塞西尔和我各自的绘图室。大办公室与外面走廊之间是一个前厅。前厅的天花板是一块直线条图案的镶嵌玻璃，低低地垂到与门的上缘齐平。看不到任何外露的灯具，只有玻璃顶发出柔和的灯光，像阳光溢满这间狭小的前厅。门两侧各有一个橡木的抽屉高柜，柜子上摆着几尊麦克尼尔[124]的印第安人塑像。墙面完全没有线脚之类的装饰。靠两侧墙面各摆着两把俭朴的方椅。我们——塞西尔和我，喜欢站在门厅里谈论未来，也经常在这里迎候业主，或者送业主出门前稍作叙谈。

    前厅与外面走廊之间的门，和通向屋内大办公室的门一样，都是通常宽度的木门框嵌着一整块透明玻璃。玻璃几乎与门的尺寸相当，我们两人烫金的名字贴在走廊一侧玻璃门的上端。大办公室一侧的门上贴着烫金的“私人办公”字样。

    这种整块透明玻璃的门是一种新颖的做法。任何人站在电梯厅，都可以透过玻璃门看见屋内的前厅，再透过另一扇玻璃门望到里间的办公室。因此，我们给两扇门都装了通高的遮帘。但是为了保持通透宜人的效果，它们极少派上用场。

    公用办公室的中央是一张巨大的方桌。桌子四角各有一个带抽屉的低柜当作桌子腿，留出四边的中段让坐着的人伸腿进去。桌子四边各摆着一把舒适的椅子。坐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桌子的四边，同时接待各自的业主或者承包商。七英尺见方的桌面正中，摆着一个中空的玻璃球，里面通常会插上从我们的小花园里采来的鲜花。坐在桌前，我可以对电梯厅和外面的走廊一览无余。这种格局导致了种种后果。

    写到这里，我回想起其中的后果之一。我曾经将一个姓下田的日本绘图员解雇，并且警告他绝不许再出现。此中的缘由涉及一位女士，她喜欢在大会客桌上的玻璃球里留下一些花。下田在背后讲了一些有关她的污言秽语。

    有一天中午，我正坐在大方桌前，无意间抬头，正好瞥见刚走出电梯的下田。他蜡黄的面孔露出惊慌之色。也许，他再次回来只不过是想见见别的伙计，然而我警告过他绝不许再出现。

    他转身要逃，而我通过平日的练习，已经可以足够敏捷地跳起身来，打开两道门冲出去。我精准地飞起一脚，他哀号着躺倒在楼梯的休息平台上。我回到办公室坐下，静候他的下文。

    他显然对我这种接待不甚满意，跑到万灵教堂去向我的牧师舅舅诉苦。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夸大其词，尤其我脚上那双靴子。言下之意，当天我穿它的惟一目的，就是要结果他的性命。

    “我好不容易才逃脱了。”黄袜子（这是熟人们给他起的绰号）这样哭诉道。

    令我奇怪的是，几个星期后，他居然又以为我外出而跑来这里。为了强化故事的戏剧色彩，这一次，我的动作更加干净利落。他从休息平台一直滚到了楼下。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下田从美国消失了，这不失为一个我可以接受的结局。

    不，下田绝不是一个好的日本人。

    如果你是我的第一位业主，你会看到事务所的大玻璃门上，用细小的金字写着：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师

    塞西尔·考文，建筑师

    注意到排序了吗？年长的塞西尔完全有理由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但是他不会那么做。

    你瞧，开一家事务所就是如此简单。在芝加哥通常就是这样，租下一间你相中的屋子，拆掉整个门扇，换成一大块漂亮的透明玻璃。然后，坐下来用选中的字体和尺寸写下你的名字，迟疑片刻，在名字后面加上“建筑师”字样。不免有些兴奋，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称谓真正的涵义。找一个做招牌的工匠用金字刻好贴在玻璃上，一切就绪。城里又多了一个建筑师。有多少曾经整日听着牛铃叮当的少年，体会过我此刻的兴奋——给自己冠以某种名号？开一家事务所？

    “与世界对立的真理”是一个严苛的准绳，一面鲜明的旗帜。我没有把它写在门上，但是它却坐在屋里。个人的喜好与嗷嗷待哺的孩子们都是难以抗拒的现实。

    把种种现实与喜好结合在一起，你能够拥有些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掌控着你呢？

    当我还在埃德勒与沙利文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位开铁艺装饰公司的温斯洛先生时常来与我商讨设计。现在，是他给了我第一个项目——他在与橡树园毗邻的林河镇的新家。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项目，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从前的理想即将化为现实。

    爱德华·沃勒先生的家与温斯洛住宅隔街相望。沃勒先生是那时我所见过的最风度翩翩也最具贵族气质的人。我们成了朋友，他非常欣赏温斯洛住宅。温斯洛住宅诞生的过程值得写成一篇故事，但是这项使命至今仍有待完成。沃勒先生的老朋友丹尼尔·伯纳姆，是约翰·鲁特的合伙人，而鲁特当时刚去世不久。

    沃勒先生邀请我和凯瑟琳来他家里，引荐我和伯纳姆先生夫妇会面。伯纳姆先生被大家尊称为“丹老爹”。他看过温斯洛住宅，并且直率地形容它“从台基到屋檐都称得上一座绅士的住宅”。

    晚餐后，沃勒先生领我们去他惬意的书房，他要给“丹老爹”展示我为这间书房所做的室内设计。我们走进书房，他转身锁上了门。正当我感到诧异，开始了一场我永生难忘的谈话。

    “丹老爹”仪态潇洒雍容地坐下。开门见山，他提出有意资助我赴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四年，之后在罗马游学两年，回国后加入他的事务所。在我深造期间，他将负责我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这简直是喜从天降，但是我却被吓住了，窘迫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

    沃勒先生站起身，来回踱着步。他反复提醒我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而我却在暗自斟酌应该如何谢绝。

    “弗兰克，再耽搁一年就会太迟了。”丹老爹说道。

    他的这句话启发了我。“是的，丹老爹，太迟了。我担心现在已经太迟了。我错过了这样的机遇。我追随沙利文先生的脚步太紧，他毁掉了巴黎美术学院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更准确地说，从巴黎美术学院的角度看，他毁掉了我的前程。从他向我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感到懊悔。”

    “弗兰克，我知道你对沙利文非常忠诚，我很赏识你这一点。我也很佩服沙利文的装饰才华，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个伟大的装饰设计者。我喜欢他的装饰，至于他的建筑？难以恭维。弗兰克，芝加哥博览会将对整个美国造成巨大的影响。美国人第一次有机会以如此宏大的规模地领略到古典的魅力。你也见识了博览会的成功，或多或少你总能从中悟出点什么吧。我们应当把握它带来的机遇。”

    丹老爹继续说道：“想想艾特伍德为博览会设计的艺术宫、比曼设计的商人大厦，还有麦金姆的作品吧——所有这些杰出的建筑！太美了！我能够预见到，整个美国建筑界将沿着博览会指明的方向发展，洋溢着高贵和尊严的古典风格。当代所有杰出的建筑师们全都认同这一点，无一例外。”

    “不，沙利文并不这样认为。假如鲁特和理查森健在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一样。”

    “弗兰克，沙利文和理查森固然很出色，但是他们的风格不会成为主流。建筑正在向着另一条道路前进。博览会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那条路上丝毫没有创新的希望，不是吗？”

    “没有创新？你所指的创新又是什么呢？难道还有比古希腊建筑的比例和线条更崇高的美吗？那是不可超越的。我们应当聆听它的教诲，遵从它的法则。没有扎实的古典教育，你如何能够……成功呢？”

    “我明白，丹老爹，你所讲的或许都有道理，但是却让我联想到某种可怕的东西——好像监狱。我无法接受它。白白地让准则和时间荒废，又一次坐等某种注定不会降临的机遇。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不知怎么地，它让我感到害怕。”我思忖着从哪里能逃出这间屋子。书房的窗子半开着，房门锁着。

    眼见我执迷不悟或者说冥顽不化，沃勒先生终于忍不住要介入了。

    “弗兰克，难道你看不出这个机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吗？记住，此刻的选择将决定你今后一生的方向。”

    “是的，沃勒先生，我很清醒。我已经见识过那些从巴黎回来的人才。他们全都出自一个模子，完全丧失了原有的个性。”

    “个性？伟大的建筑就是严格的法则。”丹老爹说道。

    “想想你的前途，再想想你的家庭。”这是沃勒先生的忠告。

    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图画：自己一帆风顺地成长为建筑“主流”的领军人物，事业蓬勃，一呼百应。凭我的能力加上丹尼尔·伯纳姆的扶持，我相信这一切都将毫无悬念。同时也过于轻松平淡，并且是那么虚假，充其量不过是权宜之计。

    这就是我梦想的成功吗？它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我同样感受到了哥伦比亚博览会的影响力，然而我对它却毫无敬意可言。丹老爹道出了事实。我相信，他所预言的“主流”必将成为可怕的现实。我真想知道沙利文对这一切会作何反应，可惜现在我不能去找他了。

    两位朋友误以为我的沮丧是对巴黎美术学院的成见有所松动。

    “怎么样？”他们友善和慈祥地微笑着。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感到从未有过的痛恨内心深处的自己。但是，内心深处的我却在勇敢地抗争着。

    “不，伯纳姆先生、沃勒先生，我不能逃跑。”

    “逃跑？这是什么意思？”沃勒先生问道。

    “我不能仅仅为了成功，就从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那片天地里逃出来，躲进不属于我的——应该说是不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不能走，即使我希望抓住这个成功的机会。”

    我猜这两位朋友中没有一个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他们一定觉得我是在卖弄——这一点写在他们脸上。

    “这或许是个愚蠢的选择，但是我宁愿以失败和‘愚蠢’换来自由，也不愿被任何循规蹈矩的成功拴住。那里没有自由……仅此而已。是的，我很清醒自己在做什么，我对你们两位心怀感激，但是我不得不令你们失望。”我站起身。忽然之间，眼前仿佛云开雾散，因为我对那片当时被叫做“美国”而如今被我称作“尤松尼亚”的土地怀有信念。

    “多谢二位，我理解你们会认为我是多么偏执和狂妄，但我还是要循着已经启程的方向走下去。我的天性就很愚顽，后天接受的培养和树立的信仰更让我无可救药。”

    沃勒先生打开书房的门，伤心地立在门边。我从他身边走出书房，帮凯瑟琳收拾好她随身带的物品，回家去了。很久以后，我才告诉她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温斯洛住宅如同春天的花朵绽放在郊外的小镇。无论对橡树园还是林河镇，它都是一个新的世界，吸引了远近人们的目光，激起无数夸赞和敬佩，当然也少不了讥笑。讥笑总是刻在盾牌的另一面。我的第一件住宅作品，以这种方式从山羊堆里筛出了绵羊。[125]

    与我同住在森林街上的律师摩尔先生要新建一座住宅。我听说了此事，但是根本没有指望他会来找我。有一天，摩尔先生夫妇出现在希勒大厦事务所的玻璃门外。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兴奋地打开门，请他们进来坐下。

    “赖特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所有我认识的、听说过甚至没有听说的建筑师，都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我，希望设计我的新居。而你就住在我的街对面，却没有丝毫的表示。”摩尔先生问道。

    “巴顿先生也找过你吗？”我问道。这位美国建筑师协会的主席，当时也住在橡树园。

    “是的，并且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为什么你不来呢？”

    “我知道，如果需要的话你能找到我。可是我不确定你是否需要我，”我回答道，“你是一位律师。假如你了解到有人需要找一位好律师，你会登门自荐吗？”

    “我明白了。”他说，“我们决定请你来设计我们的新居……但是——我想要的决不是温斯洛家的那种房子。我可不愿意为了逃避众人的嘲笑，每天早晨赶火车进城都得从自家后门溜出去。这些才是我想要的东西。”他在桌上摊开几幅英国传统风格住宅的图片，陡峭的屋顶，浅色的外墙面上有深色木架交错的图案。

    三个孩子穿着寒酸的鞋子在街上玩耍，我的那个小家庭是多么需要钱啊！（不止一次有人猜测我的那座住户究竟是殖民地风格还是海滨风格，令我蒙受侮辱。）没有人比我更急需一份收入。我能够接受摩尔先生的要求吗？我是否能为他设计一座好的住宅，既有英国式老宅子的特征，又不至于背叛自己？值得一试，于是我决定尝试一下……

    新居建成之后，摩尔先生夫妇和看到它的所有人都非常满意，惟有我自己例外。每一次听到对它的赞誉，我都会懊恼地想到自己在沃勒先生和丹老爹面前勇敢的立场。但是，用这一座房子作为回旋，毕竟胜过以一生作为退却，不是吗？

    我宽慰自己，这毕竟只是漫长事业中的一页而已。我屈从于严酷的事实，因为我拥有一个家庭，而我的家人们有生活的权利。他们的生活依赖我。这正是二项式定理[126]铸成的悲剧啊！

    日后，我时常为刚独立开业那几年里作出的“屈服”而遗憾。直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一个稚嫩的建筑师坐在事务所的大会客桌前，桌上的玻璃球里插满丁香花。他充满热忱地望着你：

    “你打算盖一座住宅？嗯？像我给摩尔先生设计的那样？”

    心头的冲动被失望浇灭，我喃喃地说道：“为什么要像摩尔先生家那样呢？”于是，一场辩论开始了。

    “他们”都很欣赏它，而我可以非常自然地在整个职业生涯，继续建造那些毫不自然的房子。但那毕竟是一座英国式的木构墙住宅第一次拥有门廊，并且那门廊与它颇为相称。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有充分的把握说服面前的业主，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盖英国式的老宅子是一种错误，尤其眼下更是大错特错。因为尤松尼亚的民众是自由的，并且它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分辨那种品位并非自由。

    希勒大厦里的那间事务所，见证了温斯洛住宅和摩尔住宅的诞生。橡树园的另一位律师鲍德温先生来到事务所，留下一张三百五十美元的支票，作为他的新家设计费的定金。他显然是听了摩尔先生的推荐。那一时期我的作品，还包括海勒住宅、伍尔夫湖滨别墅，以及为房产公司设计的弗兰西斯公寓和列克星敦公寓。这一系列的建筑全都带着沙利文风格的印迹，至少是在细部方面。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拥有自己的语汇。环顾四周，没有任何可以供我借鉴的资源。在我设计这些作品时，甚至连向沙利文学习的机会也没有。

    我的业主温斯洛先生对我说：“弗兰克，沙利文让我告诉你，看起来你正在建立起自己的个性。”

    如此说来，他依然关注着我。

    塞西尔也在忙于自己的项目，尤其是拉什医学院[127]。我们算不上合伙人，忙起来几乎没有时间碰面，而他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天，我们坐在事务所里聊起近况。我注意到他面露消沉之色。

    “怎么了，老伙计？”

    “没什么特别的，弗兰克。要说有问题的话，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建筑师。”

    “拉什医学院那边遇到什么困难吗？你对这个作品不满意？”

    他蜷在吱呀作响的椅子里，轻轻地前后摇摆着，表情伤感又带几分玄妙：“何必问我，你自己明白的。”

    “那的确是一件不错的作品啊。”

    “但它是建筑吗？”他语气平静地说。

    “它比百分之九十九其他建筑师们的作品都要强。他们只是在修修剪剪、涂脂抹粉。再说你才刚刚起步啊，塞西尔。你对比例非常敏感，具有很高的品位，还有……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对一个业主来讲，你是我认识的建筑师中最称职的一位。”我说道，“你这是怎么了？”

    “好吧，年轻人，事情是这样的。我发现除了做你的旁观者，我在建筑里寻找不到乐趣。当我试图创作的时候，我感到很乏味。你能够看到建筑的真谛，你就是你手中的作品。我做不到这样，并且未来也没有希望。最糟糕的是，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想要成为那样。你能从中享受到乐趣甚至为之着魔，你生活在自己的作品里。但是我能够预见到，某天你一觉醒来将会发现自己不再具有这种能力，到那时你的生活将出现危机。”

    他的一席话在我本以为称心如意的地方撕开一条裂缝。他没有跟上，落在我的视野之外了。我亲爱的老伙计，建筑毕竟不是生活中的一切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为可怕。

    “弗兰克，我想去东部。我打算和布坎南医生合伙做点儿事。你可以租下整个办公室，你正需要它。”

    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责怪塞西尔其实是我自己内心在作怪，我为自己抛弃了他而感到不安，却转而埋怨他。我绝不相信他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即便他亲口讲出来，我依然感到难以置信。

    我和他争辩、向他请求，全都无济于事。

    “我向你坦白，弗兰克，我不愿意继续望尘莫及地旁观你的事业。比起我们刚刚搬进这间事务所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对此我不太在意，这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痛苦。”

    果然验证了我的猜测。他之所以放弃，正是因为我忽略了他。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可以邀他做合伙人，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接受。

    我想做最后的努力：“咱们可以一起干啊，塞西尔。我需要你，或许我能帮你摆脱这种困境。你得试一试才会知道。”

    “不，弗兰克。我不是你需要的事业伙伴。我根本做不成生意，而且我鄙视生意场的花言巧语、利欲熏心。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同样不适合做建筑师。你需要的塞西尔是一位朋友，他永远是你的朋友。你会有远大的前程，并且正是你心目中那种成功。只不过，小伙子，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你为艰苦的工作而付出的代价，还有人生的牺牲。”他又说道，“想到你日后将要面对的那些，我不禁替你担心。”

    他的语气里并没有苦涩。他站起身，如释重负一般地重又露出笑容。而我却陷入了沮丧。

    塞西尔似乎是一个预言家。

    他去了东部。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天知道为什么。

    塞西尔走后，希勒大厦的事务所屋里变得空空荡荡。我陆续又遇到一些同行，罗伯特·斯宾塞、麦伦·亨特[128]和怀特·帕金斯[129]。怀特在由他设计并新近建成的斯坦威大楼里，有一套带阁楼的公寓，他自己用起来绰绰有余。于是我们组成一个团体，搬了进去。外屋是公用的接待室，里屋用隔断分成各自的工作室。有几个和我同样刚刚出道的建筑师，组成了我最早的事业伙伴。其中还包括乔治·迪恩和休·卡登。伯奇·朗是个年轻有才的渲染画家。我们雇了他一起在斯坦威大楼里工作。

    有时候，我和这些年轻建筑师一起去女子俱乐部参加讨论。渐渐地，他们和我一样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然而，他们的理论落实到真正的建筑，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于是，我决定由他们负责高谈阔论，我来专注于实在的建筑。

    那段时期，我在成立伊始的“艺术与工艺协会”宣读了一篇题为“机器的艺术与工艺”的论文。它对现状发出抗议的呼声，并且提出了鲜明的新观点。第二天的《芝加哥论坛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位艺术家宣称机器可以成为艺术家手中的利器。我猜测，它应当是出自简·亚当斯的手笔。她和茱莉亚·拉斯罗普[130]都认同我的观点。

    我宣读这篇标新立异的论文之后，遭到在场的祖布林和崔各斯两位教授以及众位建筑师和能工巧匠们猛烈抨击。“协会”变得偏执于“手工艺”，不久就解散了。几十年来，我提出的任何一个激进或者有机的论点，从未得到过建筑师或者教授们的认同。然而，我曾经看到小心翼翼的模仿来自四面八方，如同一个人看到不平整的镜子里自己变形的身影。当这些模仿不足以激怒我的时候，仅仅是令人生厌而已。

    这些年轻建筑师从来没有机会深入了解沙利文，他们只能从我这里听到改编过的福音。我希望能够不受他们的反馈或者误解的影响，也避开恶意的恭维，理清自己对建筑的思考，直到形成彻底满意的结论。然而，当时却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只能在旷野之中摸索，传播那些还很不成熟的想法。

    我在斯坦威大楼接待的第一位业主是沃德·威利茨。我为他在高地镇的谢尔顿路上，设计了流线形的草原住宅。很快，我设计的其他几座住宅沿着它的方向，树立起我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建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座我业余设计的工程构筑物。它以建筑的形式体现出结构的理念，这正是我未来设计思想的雏形。每当我回忆起这对“情侣”的过去，看到它们的今天或者想到它们未来的重建，就感觉仿佛自己也是它们的一部分。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段故事的主角，是我母亲的两个妹妹——住在老家“山谷”里的奈尔[131]姨妈和简姨妈。

    她们姐妹两人创办了“山坡家庭学校”，供四五十个学生寄宿和学习。我设计了这座学校的第一批房屋，建成于一八八七年。学校的徽章上刻着“Truth against World”（真理对抗世界）的字样。姨妈们在外祖父留下的农场上添建了几座房子。为了更坚定地捍卫她们的理想和心爱的学校，也为了应对未来的困难，这两位创办者相互承诺毕生独身。

    围绕着山坡学校散布着我的五个舅舅和姨夫的农场。他们总是把我的姨妈们唤作“姑娘们”。他们悉心关注着这姐妹二人和她们为之献身的教育，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姑娘们”，至少我的舅妈们总是抱怨自家的农场快要因此而青黄不接了。他们为这所学校倍感自豪。来自十多个不同州的男孩儿、女孩儿们和家族里的孩子们一样，称呼他们“舅舅”或“姨夫”，称呼两姐妹“奈尔姨妈”和“简姨妈”。她们两姐妹的外甥和外甥女们当中，有三十几个孩子也在这里接受教育，最终走出家乡的山谷，变身为大都市里的白领。

    这所学校日渐兴盛。

    当我还在斯尔思比事务所工作时，我为家庭学校最初的几座建筑作了业余设计，由当地的一位建造商克拉默施工建成。然而，让形式新颖的结构设计变成优美的建筑，并不是克拉默的习惯。

    如今，在学校上方山顶的砂岩体里新凿出了一个大蓄水池。水池完工后，两位姨妈想在山顶立一座风车塔。通常，每当有关乎家庭学校或者家族成员的大事，就会召开家族会议。

    作为家庭学校的管理核心，奈尔姨妈提议：“是不是可以建一座漂亮的风车塔和学校的建筑相协调？不要我见过的那种丑陋的铁塔或者是木料堆起来的塔。我想让弗兰克来设计它。”

    “瞎说，奈尔，”经常来访的詹金舅舅恰好在场，“盖成和大家都一样的铁塔就挺好。我在野外骑马的时候，这种铁塔让人看着很舒服，而且既实用又便宜。”其他几位舅舅和姨夫纷纷表示赞同。

    简姨妈是家庭学校富于感情和温存的一面，她反驳道：“从四周的山谷里都能看到我们的学校，风车塔一定要和学校的建筑相配。我支持奈尔，让弗兰克提一个设计方案。”

    每当家庭会议上各执己见之时，奈尔姨妈作出的决定总会让大家偃旗息鼓。和往常一样，奈尔姨妈作出了决定。

    詹姆斯舅舅说：“好吧，让我们见识一下小伙子的本事。”

    我寄来了设计方案。包括一幅风车塔立在山顶树丛中的透视图，还有结构细部的图纸。姨妈们都很喜欢，认为它能够体现这座学校的尊严，舅舅们觉得它纯粹是浪费钱的胡闹。

    建造商克拉默——这位“附近相当出色的建筑师”（照舅舅们的话讲），取走了图纸做一个成本估算。全家人都在期待他的答复，但是毫无结果。詹姆斯舅舅只得到几个镇子以外去找克拉默。他独自回来后，几位舅舅和姨夫聚在一起，严肃地商议克拉默给出的结论。

    “克拉默说那个木头塔既破费钱财、又浪费时间。要让它不被风吹倒[132]，除非人能长生不老。想想看，六十英尺[133]高的塔上面，挂着直径十四英尺的风车轮！克拉默说，那东西就是个木头的八角形筒子，每个角上的木头立柱才四英寸见方，贴着立柱里侧和外侧各钉一圈木板，再在外面钉一层木瓦。整个东西就是一个木桶，只有横箍却没有上下方向的固定。有一个钻石形咬住一个八角形拼成这个木桶。露在外面的半个钻石形状充当什么‘暴风冠’——这是弗兰克给它起的名字，还写在图纸上。这个‘暴风冠’，看上去像是一片大刀立在木塔顶的西南角。在这个钻石形状的中央竖一根六英寸见方的木柱子，一直伸到顶上托着风车轮。弗兰克还要一个巨大的石头基座，八根粗的螺栓埋在里面，露出六英尺绑扎在木头立柱上。

    “克拉默笑话这个疯狂的设计。他说最好由我们来告诉姐妹们，弗兰克是在搞试验。”

    全家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

    “克拉默十分肯定地说过，弗兰克设计的塔会倒掉吗？”奈尔姨妈问道。

    “万分肯定。”詹姆斯舅舅回答道。

    “你想让这座六十英尺高的塔，还带着直径十四英尺的风车轮，抗住这里的狂风？奈尔，这是在胡闹！相信克拉默吧，为什么要盖一个咱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呢？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连弗兰克自己也没见过。”詹金舅舅说。

    “可怜的孩子，要是他设计的塔倒掉了，那该多可怕！他怎么能保证它不会倒呢？这下子他该失望了。”简姨妈说。

    奈尔姨妈一言不发。她双手背在身后，踱到窗前抬头望着山丘顶上。她仿佛看到那个风车在树丛上方转动。“我会发电报问问弗兰克。”会议结束了。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认为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但是收到回电之前，他们只能等待。刚刚在芝加哥独立开业的我，收到了奈尔姨妈发来的电报：“克拉默认为这样的风车塔一定会倒掉，你确定它不会吗？”

    我的回电：“尽管建吧。”

    和睦的大家庭里波澜乍起。大家惊慌失措，心里全都明白奈尔姨妈一定要建起这座愚蠢的风车塔！

    “这孩子会毁了他的姨妈们。”这种论调在家族中不胫而走。克拉默带着反对和忠告匆忙赶来。

    但是奈尔姨妈决意背水一战，“难道这孩子会比我们更想让这座塔倒掉吗？他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他说过‘尽管建吧’。或许他比我们都更有把握。如果他的设计不够扎实牢靠，他不会这么自信。”[134]

    简姨妈说：“他不大愿意解释他的设计。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克拉默，”奈尔姨妈问这位实用主义者，“按照弗兰克的设计建这座塔，需要多少钱？”

    “九百五十美元。”

    “一座铁塔呢？”

    “两百七十五美元。”

    “只差六百七十五美元而已，”她的结论让众人摇头咋舌——那是一八九六年的乡间，“无需再议了。”

    反对派满怀焦虑和沮丧地解散了。

    亲爱的奈尔姨妈、简姨妈：

    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们一定颇费周折。几百年前，这一对恋人就曾经惹出怎样的事端啊。直到今天，他们象征的理想依然让这个世界不得安宁。他们二人相互依存……谁也不能失去对方。如你们看到的那样，“罗密欧”是支撑着风车的主体，依偎在身旁的“朱丽叶”扶持着他。“罗密欧”将顶住袭来的狂风，“朱丽叶”将给家庭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乐趣，然而，任何象征的手法都不应当流于具象。这座塔蕴含着清晰的结构原理，但我从未见过它以这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也从未见过任何形式可以否定它。

    如果加以解释的话，我所依赖的结构原理是这相互依靠的一对儿会把风力消解，转化成对深埋在基础里的铁螺栓的拉力。我的胜算取决于，克拉默的工匠们是否用钉子把木板结实地钉在了立柱上。钉子必须足够多而且足够长。钉子虽然不算什么工程技术，但它非常实用。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它建起来，我会来看的。

    爱你们的

    弗兰克

    又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安然地伫立二十五年。它会比周围的铁塔寿命都长。它倒掉的时候，恐怕我的几位舅舅和姨夫都已仙逝了。

    建造商克拉默——“附近相当出色的建筑师”，坚信这座风车塔必然会很快倒掉。“风车要在六十英尺高的塔上转动，而且是直径十四英尺的风车。”他一边嘀咕一边摇头。

    “唉，这两个老太婆被一个毛孩子牵着走。那孩子跑来也只是穿着漂亮衣服，在山上转悠转悠，和学校里的姑娘们逗逗乐，就回家了。除了找乐子，他才没什么要在乎的呢。

    “没办法呀……”终于，他发完了牢骚，开始干活儿。

    我那五个鬓发苍苍的舅舅和姨夫，虔诚地躲避开这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两个鬓发苍苍的姨妈在照看学校里的孩子们之余，每天都到山顶上查看工程的进展。手艺精湛的威尔士老石匠蒂姆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他负责塔的石头基础。只有蒂姆安慰我的姨妈们，他知道她们需要有人支持她们的外甥。

    “小伙子们（我的几位舅舅和姨夫）不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想法，管它呢。早晚他们会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是呀，管它呢。难道会有哪一个木头塔能把这石头基础撅起来吗？”蒂姆把螺栓埋得比我要求的更深、更结实些。这个威尔士倔老头，管它呢。

    随着木框架越建越高，工匠们变得草木皆兵。每当大风吹来，他们赶忙都从塔上撤下来。

    终于有一天，巨大的风车轮被运来安装上去，开始在蓝天下优雅地转动。

    塔顶随风产生几个英寸幅度的来回摆动，这合乎我的设计，然而工人们都惴惴不安，甚至有些人找到各种借口辞工。风车塔立在山坡的最高处，从“朱丽叶”顶上的观景台朝下看，的确感觉高悬在半空，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也难免产生恐高的晕眩。我去过一次工地，查看有什么问题，塔身周圈内外两层的木板是否钉得牢靠。至于老蒂姆负责的基础锚固，我完全信得过。

    你瞧，道理非常简单。木塔就像一棵树那样生根。除非被连根拔起，只要它不裂开，就决不会倒掉。把它比成一个木桶也无妨，试试看你能不能打破一个木桶！

    从五位舅舅和姨夫的农场，都能清楚地望见“罗密欧与朱丽叶”。简姨妈从她客厅的窗子里也可以看见它。建成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它迎来了第一次狂风的考验。第二天日出时分，五位舅舅和姨夫，还有两位姨妈全都急不可耐地把手拢在额头前望去。它还立在那里，从此姨妈们不再担忧，而他们却始终观望着，“毕竟，这才只是一场风暴。”几年后，固执己见的托马斯舅舅去世了。

    年复一年，怀疑的阴云在“山谷”里徘徊不去，如同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里，都有怀疑的目光投向理想。一次风暴之后又是另一次，然而每一次都只是让怀疑者的信念更加顽固：下一次必定是“最后一次”。他们总是摇着头，站在自家门前，望着风车塔经受住了又一次风暴。风车塔建成十年后，克拉默去世了。不久，倔老头蒂姆也去到那个“管它呢”的神秘世界里找克拉默了。后来，詹姆斯舅舅去世了。又过了几年，拥有磨坊的约翰舅舅也去世了。

    自从风车塔出现在山丘顶上，二十五年过去了。两位姨妈和詹金舅舅也先后安息了，那座风车塔依然在风中伫立。已经老态龙钟的菲利普姨夫，带着他无法化解的怀疑搬进了城市。山谷里只剩下年纪最小的伊诺斯舅舅，业已年迈的他仍然没有放弃已经坚持多年的“守望”。每当风暴来临，他总会走到门口，把手拢在额前，看看正在经受考验的那座风车塔。现在，他也搬进城市，再也看不到这座塔了。

    一旦它倒掉，怀疑者就会宣告他们的胜利。

    今天，距离“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在山丘顶上沐浴灿烂的阳光，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四个年头。作为这个业余设计的作者，我自己也像当年的奈尔姨妈一样两鬓染霜。当风车塔还命运未卜的时候，奈尔姨妈曾眺望窗外远处的树丛，想象着它立在那里的模样。虽然只是一次试验，但是这座木塔似乎依然坚强。如今我是否应当把它拆掉，让这个忠诚的仆人就此休息，还是应当顺其自然，直到它像我一样必然地倒下——虽然无论我还是它，都没有显现出将要倒下的迹象。

    风车塔已是饱经风霜，我已是鬓发斑白。世事难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我们倒下的时候，将会响起这样的声音：“看哪，最终还是倒掉了吧——我们早就知道。”

    不，“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会相互依偎着一起倒掉。

    伴随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山顶上建成，我的建筑作品开始出现在中西部的大草原上。日后，它们将被称作“草原学派”。

    我和芝加哥一家生产玻璃砖的工厂签订了合同，作为顾问工程师协助它为美国各地的许多办公楼安装玻璃砖。凭借从中所得的报酬，我在橡树园自家房子的隔壁建起了一间“工作室”。

    一株大柳树立在连接工作室和家的走廊当中。我设法在树干周围作了防水处理，使大树潇洒地穿出走廊的屋顶，在夏天为工作室投下惬意的荫凉。我喜欢看到阳光下闪烁的绿叶抚弄着建筑。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把那些被过度雕饰的建筑全部用绿化覆盖。

    在这间工作室里，我和许多作为助手或者学徒的小伙子们、姑娘们一道辛勤工作，换来草原上一系列风格鲜明的建筑，它们影响了美国北部和西部的大批建筑。得益于便利地出没于绘图板附近，我的孩子们养成了鞋底上带着图钉跑来跑去的习惯。

    从那时起，这种工作室与家毗邻这种习性就从未改变过。我可以工作直到深夜，随时爬上床去。有时候，为了某个构思而辗转难眠，我会起身下楼，穿过走廊再回来继续工作。

    当我还在埃德勒和沙利文的事务所时，我借平日里往返于橡树园和芝加哥城里的机会，观察沿途草原上的建筑。这些所谓美国式的住宅莫名其妙地出现，而且成为一种典型。但是无论从抽象还是具体的角度，它们都有悖于对自然的信仰，都不属于这里的环境。一些关于自然的住宅的构思，自然而然地在我头脑中酝酿着。每当我设计的一座住宅建成，我就渴望下一个机会。很快，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为我并非这里惟一厌恶虚伪、渴望真实的人。

    这些草原上的住宅究竟患了什么样的病症？请听我为你细细地拆解。

    作为开场白，不妨说这些住宅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谎言。它没有丝毫的统一感，也没有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自由的人群中一个自由的个体应当享有的空间。它在自己碰巧落脚的地方张牙舞爪。从中西部的草原上，拔掉任何一座这样所谓的“家”，只会让景观变得宜人，让空气变得清爽。它仅仅是一个盒子，表面布满孔洞以便让光线和空气进入，另有一个格外丑陋的洞口供人进出。除此以外，它不过是尖耸笨拙的屋顶罩着一堆砖和石块。精细的木匠手艺是尊贵的主宰。地板是屋子里惟一朴实平坦的部分，家庭主妇们却要盖上她们收集来的各色地毯，否则岂不是过于“光秃秃”。多么遗憾啊，人们居然无法在木雕的宝瓶柱或者石膏线脚上行走。

    如果说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在橡树园被一群违背人类价值观的醉鬼所包围，也并不为过。我敢断言，这一堆拥挤的盒子是古往今来世间最龌龊的住所。暖气、上下水管道和电灯，是惟一能救赎它们罪过的手段。

    面对这种混乱，我最初萌生的渴望是简洁，能够被称为“有机”的简洁。当我设计温斯洛住宅时，这种思想尚未萌芽。如今，它已经出现在我的创作中。有机的简洁，创造了和谐的自然界中每一个重要的角色，让每一种生命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美。

    我本能地热爱中西部草原的美。树木、花草与天空形成强烈的对比，却又构成简洁的整体。

    在我看来，即便是微小的凸起在草原上都会显得很突兀。任何一个使高度增加的细节都至关重要。这里无尽宽广的空间，被人用荒唐的方式随意滥用。所有土地都被一横一纵两刀，切成五十英尺见方的小块——除非你想少要或者再多要二十五英尺。地产商把土地照此切好，再不受任何限制地卖出去。在这个年轻和自由的国家，人们全都喜欢挤在一起。他们拒绝让自己的生活舒适而自然地平躺在大地上，宁愿别扭地翘脚立着。甚至当这种陋习已经因汽车的产生而变成愚蠢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罪行，情况也并未好转。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组平行于大地的平面。它们组成了建筑，让建筑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我开始把这个理念付诸实践。

    芝加哥周边草原上的建筑，全都高耸而又拘谨。每一座住宅屋顶上都耸起几个烟囱，宛如熏黑了的手指威胁着天空。烟囱旁边是几乎和它们一样高的老虎窗。老虎窗像自成一体的一个个小房子，从屋顶上冒出来。佣人们借此从阁楼里探出脑袋，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所有住宅无一例外地在土质粘湿的草原上挖出一个地下室。整座住宅周边的石墙基座凸出地面一英尺左右，地下室透过石墙上窄小的窗子眨着眼睛。

    无处不在的“地窖”像一把石头或者砖砌成的椅子，让住宅坐上去。端坐在这把椅子上的，通常是瘦峭的两层建筑。墙面最好钉满竖直或者斜向排列的木瓦。穿戴繁琐的木瓦墙面上，挖出专供大猫出入的大洞和专供小猫出入的小洞，还有另外几处透进空气和光线的洞口。外墙顶部的线脚和花哨的支架，托着陡峭繁琐的屋顶，时常还有老虎窗做伴。起伏有致的屋顶炫耀堆砌到了疯狂的程度，完全背离了为人们遮风避雨的本意。整个住宅的外表如同群魔乱舞，或者说是墙板、墙角、窗框、柱础、花边，等等组成的拼图游戏。这些就是“他们”对于风格惟一能想到和做到的事。木匠手中的锯子和车床作为忠诚的帮凶，促成了这一邪恶却又完全合乎道德的时尚。

    除非屋主已经穷困潦倒，住宅的角部总是少不了一个精心打造的尖塔，戴着灭烛器形状的圆顶或者像尖头向上的萝卜、洋葱模样的尖帽。这种颇具想象力的贫乏，身旁总是少不了煞费苦心的飘窗和华丽的门廊。那些工匠用砖雕琢出的东西，几乎和石材做的一样出色。那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它对所有材料全都一视同仁地不加区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这一团团的堆砌与简洁之间的距离，正如牲口圈里的喧闹与音乐之间的差异。然而，建筑师的工作却因此变得异常容易。是的，他需要做的只是嘱咐绘图员：“伙计，就用咱们的第三十七号成品，再给这位女主人多加一个飘窗。”

    Building the New House 建造新的住宅

    第一件事就是去除阁楼和屋顶的老虎窗，去除它们下面虚假无用的空间。下一步，去除藏污纳垢的地下室。是的，草原上的住宅里将没有地下室的踪影。屋顶上不再阴惨惨地林立着瘦峭的烟囱，让人联想到末日审判。每一座有舒缓的坡顶或者平屋顶的住宅，只需要一个庄重得体的烟囱，至多两个。烟囱下面宽大的壁炉里，将燃起一团真实的火焰。一个真实的壁炉在当时算是稀罕之物，因为人们风行用壁炉架作为替代品。所谓的壁炉架，就是四边镶嵌大理石的铁篦子上摆几个可怜的炭块。或者是铁篦子下面贴着地砖，再用木线脚围成一件家具，嵌在壁纸或者涂料的墙面上。这无异于侮辱舒适的感受。在每一座我有幸设计的草原住宅里，壁炉都是与建筑整体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

    火焰在砖石砌成的宽大的壁炉里舞动，总是让我感到温馨，产生一种家的感觉。

    人是我的尺度。我把建筑的层高降低，以适应一个普通人（比如五英尺八英寸半[135]——和我同样身高）的感受。除了人本身，我没有其他可以信赖的尺度。依据人的尺度，我尽量把建筑的体量向水平方向延展，强调宽敞的空间感受。曾有人说，假如我再长高三英寸的话，我设计的住宅将会是截然不同的比例。也未可知。

    地面上水泥或者石块的散水基座，像低矮的平台承托着整个建筑。住宅的外墙在二层的窗台位置终止，舒缓的坡顶和深远的挑檐遮蔽着二层卧室连续的窗子。在这种新的住宅里，墙开始变得不受欢迎，因为它阻挡了室外光线和景色。如果说建筑等同于不得不开一些洞的盒子，那么墙则是这个盒子的灵魂。当我设计温斯洛住宅时，仍然停留于“墙即是建筑”的概念。在那之后，我对于建筑的认识开始改变。

    我所理解的墙，不再是盒子的侧壁，而是当人受到风雨或酷热袭扰时需要的遮蔽。它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把室外引入室内，同时让室内融入室外。基于这种理解，墙的功能应当接近于屏风，成为一种使空间开放的形式。随着建筑材料的进步，最终将会实现自由地利用空间，而不会影响结构的合理性。

    中西部草原的气候，决定了这里的居住环境在酷热与严寒、潮湿与干燥、昏暗与明亮之间交替。有鉴于此，挑出深远的屋檐回到了数千年前屋檐线脚最初的角色，为檐下的建筑提供保护和遮蔽。挑出的屋檐底面光洁平整，并且通常涂成浅色，以产生柔和的反射光线，照亮檐下的室内。它具有双重功能：遮蔽墙面不受风雨侵蚀，并且利用反射使二层的房间更加明亮。

    那一阶段，我所理解的住宅，是宽大的遮蔽下供人生活的室内空间。我喜欢它看上去具有遮蔽的感觉，至今仍是如此。

    住宅开始与大地结为伙伴，在周围草原的衬托下显得自然而然。

    建筑的初学者们或许会问，这样的住宅在当时真的有什么“新奇”可言吗？是的，它们不仅属于新生事物，还是异端邪说，荒唐的离经叛道。即便是在今天，它们依然与正道格格不入，甚至显得愈发奇怪。当时，它们是如此之新，以至于我险些无法再靠设计住宅来养家糊口。起初，“他们”把这些住宅称作“衣着改良”，因为美国社会正为人们的穿戴发生变化而兴奋不已。对于井底之蛙而言，我所崇尚的简洁貌似某种改良。

    上面所讲的一切，都是与住宅的室外相关。而发生在室内的，才是这些住宅的意义所在。

    那个年代的时尚住宅，如同被冷漠的人们刻意地胡乱切成的碎块。室内空间无外乎是一个盒子挨着另一个，或者一个盒子套着另一个，美其名曰“房间”。所有这些盒子再被装进最外层一个繁琐的大盒子。家庭生活的内容，被分门别类地填进一个个盒子里。

    除了二层的卧室拥有私密，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可言？相互隔离的斗室，让人联想到古代的牢房。或许，它们被当作睡觉用的盒子倒是无可挑剔。

    我将住宅的一层空间视为一个大的房间。厨房将不再是一个小房间，而是类似试验台那样敞开着。佣人的起居和休息空间靠近厨房，但并不紧临。在这个大房间里，用隔断灵活地划分出就餐、阅读、会客等功能空间。

    当时，这样的住宅设计毫无先例可循。然而，我的业主们都希望借此解决在家中困扰着他们的佣人问题。许多无用的门消失了，隔断根据需要而自由延伸或缩短。屋主与佣人都欣然接受这种自由。整座住宅空间变得更加宽敞和自由，也更加适于生活。

    住宅里将不再被塞满垃圾。减少门的个数，减少窗洞的个数同时增加窗的面积。门和窗的上沿降低到与人的身高相称的高度。一旦作出这些改变，房间的天花板将会随之降低。窗上沿和天花板之间，是一条和天花板颜色相同的石膏带。天花板仿佛降到了窗上沿的高度，并且被放大了，让人在窄小的房间里也感到头顶上有开敞的空间。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一种新的要素：可塑性。对于成功地利用机器，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有时候，我会采用角窗，强化可塑性和室内空间的感受。我积极地推广向外的平开窗，因为它能够使住宅与室外更紧密地结合。换句话说，平开窗不仅操作简单，而且使用过程和效果都更人性化，也更加自然。假如它不是已有的资源，我也一定会自己发明它。然而，平开窗在当时的美国无人问津，我因为执意采用它而失掉了许多业主。

    屋主们大都习惯于断头机一样的竖向提拉窗，我只在温斯洛住宅里使用过一次，此后就永远抛弃了这种构造复杂而又违背人性的装置。那时候，我尚未彻底抛弃木线脚，但是我尽量使“线脚”具备可塑性，以轻巧流畅的线脚取代繁复的叠涩转角。所谓的线脚看上去不再像是木匠的手艺。依照我的设计，机器可以完美地制作线脚。具备可塑性的线脚能够掩饰工匠们拙劣的做工。当时，机器与工会之间的斗争已经使工匠们丧失了操守，需要有足够多的线脚来掩饰足够拙劣的做工。

    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机器资源的理解仍极其肤浅。我不得不绘制大量图纸，只是为了让制作部件的工人们明白需要省略掉什么。可塑性这一革命性的概念，巧妙地应用在线脚和其他难以尽述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种种出人意料的神奇效果。从人们欣赏这种变革的态度不难看出，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无法忍受那些暮气沉沉的住宅。有机的简洁为建筑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它所影响的不只是这个国家，还有整个文明世界。

    Simplicity 简洁

    在早期的探索阶段，我发现有机的简洁依赖于我在前文描述过的协调。显而易见，乏味并不意味着简洁。“罗伊克劳福特——斯蒂科利”[136]风格的家具，像谷仓门一样乏味——却与真正的简洁有天壤之别。我发现，机器制造的物品未必是简洁的。我的大师沙利文讲过：“思考，就是探寻简洁的过程。”这意味着关注事物的整体。

    我相信，有关简洁的惟一真理在于，任何孤立的事物自身都毫无简洁可言。一切事物只有被恰当地置于某个有机的整体之中，才可能实现这个局部自身的简洁。一朵野花是简洁的，而当人工培育出两朵野花，就会丧失简洁，因为自然界最初的意图已经不再清晰。田野里百合花与生俱来的简洁，依赖于自然界赋予它清晰的设计和完美的意义。耶稣曾经道出了关于简洁最精辟的箴言：“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137]

    只需三条线的地方，五条线就是愚蠢；只需三磅重即可，那么九磅就是臃肿。然而，简洁并非是一味地删除言谈或者文字里生动、强化语义的词语。建筑方面类似的删减也与简洁无关，往往只是一种愚蠢。

    在建筑领域，丰富的表面变化和清晰有力的线条，尤其是材料的肌理和图案，能够使事实更具说服力，让形式更具意义。盲目删减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过度雕琢，甚至更加频繁。只有掌握了简洁这把利器，才会知道哪些应当省略，哪些需要保留，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最终随心所欲地表达。

    从我事业的起步阶段，住宅里的艺术品陈设就一直被新生的简洁视为敌人。只有挑选得当，并且每一件都与住宅整体协调，我才能接受它们。古董、现代雕塑、绘画和陶器，都可能被我加以吸收，参与建筑设计。这些珍贵的物件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住宅设计的元素，如同优雅的生活伴侣。然而，将它们融入整体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需要使每一件室内陈设都相互协调。

    我试图说服业主们，假如某些家具陈设不能与建筑固定在一起，成为建筑有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们也应当因设计而获得固定家具的特征，并且被视为建筑本身的一小部分，即便是偶尔才拿出来一用也不例外。

    然而，屋主们通常会在乔迁新居时，把他们已有的老家具也搬进去。因此，几乎每一次屋主自作主张地完成室内布置，我都会感到心痛。

    不久，我发现抽象化的家具的确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说，将家具设计成建筑的同时使它适于人的使用。我的一生当中，与我早年设计的家具过分的亲密接触，屡屡让我身上紫一块青一块。

    或聚拢或独处，或坐或卧，人们都离不开家具。他们还必须吃饭。设计餐桌餐椅要容易许多，并且往往是一个体现艺术才思的好机会。安排一个人舒适而随意地独坐或者几个人围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稍有不当就会扰乱设计的整体划一。然而今天，这个矛盾应当被克服也能够被克服，因为只有人的舒适与方便才合乎这种现代的整体观念。

    人的使用与舒适，不应成为任何设计者个人癖好的牺牲品，而应当是每一个室内空间的宗旨，同时体现在每一处建筑外表。装饰理应让使用变得更加吸引人，舒适变得更加得体，否则，装饰不过是一种被滥用的特权而已。

    随着以上这些思路凝结成一座座住宅，实现自由的平面布局和消除无用的空间高度，奇迹出现在这些新的住宅建筑里。一种适度得体的自由理念，改变了整个住宅的面貌。住宅变得更适于人的居住，也更契合它所处的环境。无法想象，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住宅会出现在草原以外的地方。就建筑空间而言，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大约三十七年前，建筑世界里有了一个新的成员：安详从容的流线形建筑。如同应用于轮船、飞机和汽车那样，这种光洁的流线形表面也被应用于建筑，不同的是它表现为硬朗的平面，紧密地结合建筑材料、环境与人的使用和感受。

    然而，在这些新思想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可塑性的思想。从萌芽到日渐成熟，它开始逐步实现有机建筑的理想。

    Plasticity 可塑性

    以关节连接清晰准确的骨骼作为对照，包裹骨骼的肌肉可以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何为可塑性。假如形式果真“追随功能”——如我的大师沙利文宣告的那样——那么，从精神的层面更加直白的表述是：形式与功能合二为一。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它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种方式，可以消除人为的割裂，以及为取悦双眼而起伏流转的线脚堆砌。与一切灵感萌发的过程相似，我本能地捕捉到这一原则。从那时起，可塑性就作为连续性的一种表现，在我的作品中不断发展。

    在建筑领域，可塑性不过是古老思想的一种现代表达方式。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建筑以及一切人间世事，能够重塑已经支离破碎、慌乱无措的人类社会。路易·沙利文喜欢用“可塑性”这个神奇的字眼，来描述他的装饰设计语言何以与众不同。何不将它进一步用于对建筑整体的思考呢？

    难道会有一种原则适用于局部，却与整体矛盾吗？

    假如形式果真追随功能——从建筑材料的可塑性来看，的确如此；而在精神的层面上，形式与功能可以合为一体——那么，纠缠于竖直的柱子和水平的横梁还有什么意义？不再有像“细木匠手艺”一样堆砌的梁与柱子，不再有任何线脚、柱头和壁柱，也不再有任何附着在建筑上的“装置”。不同部分之间的界限将会消失。与之相比，古典建筑不过是被锚固起来的一堆装置。

    墙体、天花板和地板应当成为彼此的一部分，它们流动着的表面相互交融。将建筑视为连续的整体，清除一切添加上去的装置。正如路易·沙利文在他的装饰设计中消除背景，不再有背景与主体的对立，只有密不可分的整体。一种思想从建筑材料的层面升华到了精神的层面。想象一下，整座建筑像一株植物那样从土壤里破土而出，自由地生长，“依据人的天性拥有自主的生活”。它像自然界中的一棵树傲然挺立，然而它却是人类精神的孩子。

    它是机器时代里建筑的理想，也是美国建筑的理想。它将茁壮地生长，如同一棵树。

    然而，我所指的决不是模仿一棵树。

    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理念，可塑性一步步地从笼统变为具体，开始体现在我的作品之中：马丁住宅、希瑟住宅、托马斯住宅、托麦克住宅和库恩利住宅等数十个住宅。我痴迷地看着它所产生的效果，以及这些效果继续衍生出的种种结果。

    古老的建筑语汇开始在我的头脑中消散，新的建筑语汇像是被魔法召唤而来。可塑性这一原则，为整个建筑历史的巨著增添了崭新的语汇。前方是水到渠成的简洁与妙不可言的和谐，我为这种美而感到喜悦与惊奇，有时甚至是震撼。

    自那时起，可塑性始终是我的创作实践遵循的原则，它帮助我靠近被称作建筑的崇高目标。它体现在实体之中的延续性，是房屋天性的一部分。而每一种外在的美学形式，都是事物天性的表露。因此，这种美学理念必然会作为一种结构原理，出现在建筑生成的过程之中。

    我努力使柱子与梁结合成连续的结构整体，而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元素。然而，循规蹈矩的结构工程师们却不能给予我丝毫帮助。他们习惯于把一切结构简化成柱子与其支撑着的梁，然后才能开始计算，告诉你在哪些位置有多少根柱子和梁。这就是他们能做的一切。墙体与楼板合二为一并且相互作用，他们对此闻所未闻。他们手头没有足够的科学公式来计算连续的结构。

    我在东京帝国饭店采用了中心支撑的悬挑楼板，就像餐厅侍者用手指在盘底中央托起盘子那样。当时，这种结构形式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是，工程师们很快就借助于公式掌握了悬挑，由此它成为一种新的建筑设计语汇。作为最至关重要的结构特征，悬挑使帝国饭店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得以幸存。钢材的延展性决定了悬挑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美学形式，而且是一种具备科学性与经济性的结构手段。

    The Nature of Materials 材料的天性

    从我早期对于可塑性的思考，生发出另一种概念。如果要将可塑性的原则应用于实践，它必须具备一种新的意识——科学地认识材料。当时，钢、玻璃、钢筋混凝土这些最伟大的材料才刚刚开始学步。假若它们出现在古代，所谓的“古典建筑”将根本不会诞生。

    我吃惊地发现，在文明世界的文学宝藏里没有任何对于材料天性的阐述。于是，我开始思考材料的天性，学着理解它们。我学会了用砖的语言和砖交流，把木材理解成木材，学会讲混凝土和金属各自的语言。或许你会觉得奇怪，然而这种过程需要凝聚丰富的想象力。每一种材料都渴望顺应其天性的施展机会。以有机的简洁这一理想境界为准绳，基于某一种材料的巧妙构思，用在另一种材料身上往往成了生搬硬套。忽视或者误解了材料的天性，有机的建筑注定是一纸空谈。机体内部的协调是生长的首要原则。整体划一或者说“有机”这个词的含义在于，任何事物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自然地顺应整体生长的方向，它才会具有价值。我亲爱的大师沙利文，却对一切传统的建筑材料不加区分。无论砖还是石材、木材、锻铁、铸铁或者砂浆，都只是他借以挥洒想象力和生动的装饰语言的原料。

    对他而言，一切材料都只是供他编织理想的同一种材料。我依然记得，当我在亲爱的大师的作品中发现这一缺憾，我既心存窃喜又为自己这种心理感到羞耻。关于材料的这些新思考，刺激着我寻找把思想化为现实的工具。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工具是什么？是机器——自动运转着的工具。工厂里的刨床、翻模机、各种车床、电锯，还有庞大的冲压机和切割机。在炼铁厂和轧钢厂，铸铁和钢材被打造成任何你能够想象的形状。然而，这些机器都无法唤起路易·沙利文的兴趣。或许他将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轧制、冷拔等金属加工工艺，是多么神奇的资源啊！还有混凝土搅拌机、混凝土模板、制砖机、连铸机和生产玻璃的机器，所有这些古老意识无法理解的工具，都被组织森严的工会所控制。

    一个个不同行业的工会，都是高度商业化的组织。在那里，精湛的手工艺只剩下微弱的喘息。标准化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并且也不容变通。标准化究竟是建筑师的敌人还是朋友，这完全取决于他作出的选择。建筑师要么成为一件利器的主人，要么沦为可有可无的附庸。当时的建筑师根本没有察觉——甚至今天仍未充分意识到，标准化的力量已经使一切形式的手工技艺濒于窒息。

    实现新的建筑，需要借助于新的工艺。我所设计的建筑不仅应当贴合材料的天性，并且要让建造它的机器淋漓尽致地施展各自的才华。我将遵从一个崇高的原则。对于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言，整体完美的协调是世间最为严苛的原则。任何其他原则，都不及它那样万无一失地给予人丰厚的劳动回报。（难道能指望人际关系吗？）机器使笔直的线条和光洁的平面从缺陷转变为优势，而柔韧的钢材带来了解放。

    温斯洛住宅于一八九三年建成之后，我依照摩尔先生的要求设计了他的新居，使他不至于因为住在一座“别致”的房子而招人耻笑，就连早晨赶火车去芝加哥都得从后门溜出去。我们的银行家们有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头脑，只知道盲目地听命于“昨日”。起初，他们拒绝为这种“新式”住宅提供贷款。借助于朋友们的资助，我的几件早期作品才得以实现。施工的分包商对着用来做预算的设计图纸刚看上几眼，就会在图纸上找到建筑师的名字，忙不迭地把图纸送还给承包商，再附上一句“我们可不想自找麻烦”。意料之中的是，承包商通常自己也不能正确地解读设计方案。设计必然是令人惊诧的简洁，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废物从建筑里被扫了出去。许多小承包商接受了这种挑战，最终却陷于破产。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将成为愚人们横行的乐园。在整个橡树园，我和我的业主似乎是承包商们最敢于提出苛刻条件的对象。

    业主们通常会满怀激情地支持我，甚至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其结果是，他们搬进新居之后不得不为了节省花销而继续使用老的家具。这是我不愿看到的悲剧。有机的简洁意味着完美的整体划一，剔除所有装置，拒绝一切表皮化的装饰。所有照明和供暖器具都是建筑特征的一部分，所有家具都应当尽可能地由建筑师来设计，成为建筑整体的一部分。挂饰、地毯全都遵从同样的原则。某一方面的失当，往往会破坏整体的效果。未经与建筑师协商，不得在房前屋后栽种植物，这可惹下了麻烦。未经与建筑师协商，不得在屋里添置雕塑和挂画，这可惹下了麻烦。

    有人兴冲冲地拜访屋主，想要兜售饰物和摆设。刚一听到建筑师的大名，立刻彬彬有礼地抬一抬头上的帽子，转身告辞之前，没忘了酸涩地道一声“日安”——其真正的含义却是“晚安”。虽然造访者不乏真诚的崇拜者，屋主也会受到庸俗的好奇者的滋扰，时常遭受正统人士的嘲讽。那些百分之一百美国式的井底之蛙，从来只走在大路的正中间。

    每一座新的建筑都是一次新的试验。针对每一位不同的业主，选用一种不同的建筑材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构思。世纪之交，混凝土的应用才刚刚崭露头角，橡树园的统一教堂是世界上第一座整体使用现浇混凝土的建筑。它的另一创举在于，木模板现浇混凝土不仅是施工方式，也是设计方案自始至终的依托。当时，就连住宅采用抹灰墙面都属于创新。我设计的住宅是惟一采用平开窗的建筑。除了重力的法则和业主们的喜好，我的作品中几乎一切都是新生事物。

    The First Protestant 第一声抗议

    拉金办公大楼[138]是建筑世界里第一声豪迈的抗议。是的，它是第一次豪迈而果敢的抗争，阻挡丹老爹所预言的席卷美国的洪流，阻挡那些煞费苦心的荒唐。美国没有机会以智慧和耐心创造一种新的建筑，而是被洪流冲进了一座富丽堂皇、堆满了世人追捧的各种风格的垃圾场。

    拉金办公大楼犹如一块简洁的巨石，砖砌的四周墙面上密闭无窗。不远处，从纽约中央火车站开来的火车喷出毒烟与废气，然而，作为美国最早拥有中央“空调”的建筑之一，它的室内空气始终保持清新。

    它使用的建筑材料是砖和石块。拉金办公大楼挺直的线条和光洁平整的表面，直率地体现出力量，正如远洋邮轮、飞机和汽车的形式直接地体现各自的功能。如果说它曾对欧洲建筑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并不为过。

    在设计过程中，它的个性、冷峻的力量以及实现这个时代独有的美的机遇，在我脑海中逐渐成形。事实上，当时和今日的我把这些要素都视为一体。当时的我满目所见，属于我们自己的伟大机遇屡屡被人荒废。我意识到，无论是以反叛者还是抗议者的身份，成功的惟一途径在于真实地展现这个机器时代里崭新的秩序。

    我努力将某种东西注入这座建筑，试图清晰地表达这种新的秩序。直到保罗·穆勒接下了施工合约，完整的建筑石膏模型摆在橡树园我的工作室里，我才得到我最终希望实现的清晰。解决的方案像闪电一般划破犹疑不决的云层，我跳上开往水牛城的下一班火车，去说服拉金公司为什么需要追加三万美元，把楼梯间布置在远离建筑中心的大楼四角。楼梯井将不仅是独立的竖向交通，并且充当空调系统的进风管道。追加的资金将使这一特征得以清晰地实现。

    和善而慷慨的拉金先生批准了这一想法。在我心目中，这座房子被拯救了，它将能够称其为建筑。

    整座建筑是由耐火材料建成的一个巨大石窟。它或许是世界上第一座室内外彻底耐火的建筑。包括办公桌椅的所有家具，都是用钢和镁土砖在现场定制并且与建筑固定为一体。废纸篓成了漏网之鱼。日后，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让它（还有电话机）融入设计的整体，只能听任它们被业主随意安排。除此之外，一切都与建筑相协调或者成为建筑的一部分。

    对我们而言，镁土砖是一种新颖的材料。但古罗马人用它建起的罗马城，直到今天依然坚固。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决定在整座建筑的室内都使用镁土砖。其他创新之处还包括：不落地的厕位隔断、直接固定在墙体上的抽水马桶和长条形连体办公桌椅。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便于打扫和操作。通高的办公中庭沐浴着屋顶泻下的天光，创造出一个明亮洁净而又不失肃穆的工作环境。顶层是餐厅和音乐厅，点缀着从楼下中庭可以看到的鲜花和绿色植物。屋顶是砖铺成的休闲场地。这座新建筑的每一处细节都务求实用。否则，它不过是令整个国家愈发堕落的又一例多愁善感而已。

    投入使用之后，包括两位高级职员达尔文·马丁和威廉·希瑟在内的公司雇员们，都对这座大楼赞许有加。然而，对于拉金家族极端保守的英吉利品位而言，它似乎过于质朴和萧瑟了。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那一次次试验，其中某些试验（例如镁土砖）造成了延期完工。有几处小的纰漏也令他们大为不悦，或许他们因此感觉整座建筑仅仅是一味的标新立异而已。他们从未意识到世界将如何看待他们拥有的这座建筑，因此，日后进行愚蠢的改造时总是毫不犹豫。在他们眼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座大楼不过是公司产业的一部分，与其他产业有何不同？在建筑意识方面，他们肩上依旧扛着盛有托马斯·杰斐逊[139]遗体的棺木。自然而然地，拉金家族的成员们在水牛城的住宅都是清一色的殖民地风格。

    接下来，我的橡树园工作室收到的委托，包括统一教堂和在水牛城的马丁住宅、希瑟住宅。

    同时也有几份设计竞赛的邀请。但是，无论项目的内容多么令人心动，邀请者许下多少诱人的承诺，我坚定地回绝了所有竞赛。这一原则延续直至今日。

    世界从未因竞赛得到过一件建筑杰作。原因在于：

    第一，评委会自身必然是由某些人挑选而定的平庸之物。评委成员必须得到某些项目资助者的认可。

    第二，因此，自身是平庸之物的评委会，其上任后的职责无外乎浏览所有参赛作品，首先剔除最优秀的和最拙劣的，这样方能对平庸的作品进一步达成平庸的共识。

    第三，故而，任何建筑竞赛无外乎一个平庸的团体代表一批平庸者的利益，对一件平庸的设计达成平庸的一致。

    第四，最终的结果是，在开工之前这座建筑就只能望见时代的背影。

    如果平庸之作是建筑领域里民主要追求的理想，或许你可以将竞赛视为一种民主。然而，竞赛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们提供机会。

    为了让所有竞赛更加彻底地失去价值，每一个参赛建筑师都绞尽脑汁地揣摩公众的成见和评委们的口味。无一例外地，对此把握最为精准者将会赢得竞赛。

    在筹备之初，统一教堂也曾经考虑过进行竞赛。经过激烈的辩论和再三犹疑，它被直接委托给了我。

    除非被强有力的领导者所指引，建筑筹委会的决定往往难以超越平庸。离开了这个筹委会的领导者——发明家查尔斯·罗伯茨的坚定支持，统一教堂必将无法实现。

    让我们循着建筑师的思路，把统一教堂加以拆解，看一看它如何变成了今天你所见到的模样。

    Designing Unity Temple 设计统一教堂

    假如主持这座教堂的牧师约诺特博士是弗拉·朱尼佩罗[140]的话，它的风格将注定是“西班牙传教士风格”；假如他是拉图[141]神父的话，它必然会是一座中古罗马风的建筑。事实上，惟一被约诺特博士认可的建筑传统，是“回归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白色的小教堂，屋顶总少不了瘦峭的尖塔指向天国。如果多愁善感也算理性的话，这或许不失为一种选择。

    可惜，这位牧师运气欠佳。现实引导着他为了建筑的理想而放弃了成见。希望每一个将要阅读以下文字的人，也能为了同样的理想而放弃一点点自己的成见。

    筹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善良正直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前文提到过的查尔斯·罗伯茨，既是机械工程师同时也是发明家。他在创造力方面具有远见卓识，而只需一位这样的成员，就足以像酵母一样，让任何尤松尼亚建筑僵化的筹委会变得松软。

    斗争开始了。因为建筑的理想，建筑师与善良正直的人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斗争。

    首先，这座教堂在我心目中蕴含着怎样的哲学。

    面对建筑里的艺术与手工，让我们抛开一切有文学意味的象征形式。建筑内在的韵律深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敏感，它高于其他一切艺术形式。何必执着于白色的小教堂和瘦峭的尖塔？为何要指向天国呢？

    我给筹委会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一位渴望看到上帝真容的圣徒，攀上了世间最高的山峰。他衣衫褴褛、精疲力竭，仰起被汗水浸润的面庞，向天空呼唤上帝。他听到一个声音——回去！

    他果真想看到上帝吗？那么，他应当回去，下山回到属于他和他身边人们的山谷里——惟有在那里，他才能够看到上帝的表情。

    那么，为何不建造这样一座殿堂，不是以多愁善感压过理智的方式敬献给上帝，而是敬献给人？供人们在此聚集，以上帝的名义探究人的自身。它将是一座现代的聚会场所，一个带给人快乐的空间。

    牧师约诺特的思想很开明。然而，他的开明面临考验。筹委会的成员们全都充满好奇：这样一座建筑会是什么模样？他们着实难以想象。

    “这正是你们求助于我的原因。我可以想象出并且帮助你们实现它。”我请他们先回去，答应下一次会议向筹委会展示一些形象化的设计。

    我最先想到的是一间肃穆的布道大厅，由这间大厅的氛围来塑造整座建筑。让它内部的空间决定外部的建筑。

    建筑的体形呢？这取决于材料。在一九〇六年，以四万五千美元建造一座容纳四百人的教堂，只有一种材料可供选择——混凝土。它很便宜。

    用木模板浇注的混凝土，形成各个不同部位的建筑体块，围合成一个室内空间——布道大厅。你从建筑的整体外观，就能够感受到内部空间的特征。混凝土体块的表面，将不作任何饰面处理。它既廉价又耐久，并且具有别致的美感。

    屋顶呢？如何利用混凝土遮蔽头顶上的风雨烈日？答案无疑是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如果这座建筑要实现完美的纯净，也就是说以同一种材料建成，我们别无选择。

    这一切是否过于肃穆？我担心对委员会而言，它的气质过于直率。混凝土楼板将整个空间罩住，他们是否会觉得亵渎神明？没有起伏或者坡度的混凝土楼板，施工既便捷又廉价，体现出一种庄严的简洁。最主要的成本是浇注混凝土用的木质模板，因此应当尽可能地反复使用同一模板。建筑四面的形状和尺寸相同，可以最为高效地使用木模板。由此生发出最简洁的形式，正方形的建筑平面，立方体的建筑空间。

    混凝土楼板也是立方体空间天然的一部分。“我崇尚简洁”[142]。立方体是最具想象力也最快乐的形式，它散发着整体统一的浓郁气息。

    在我的头脑里，这座教堂开始逐渐丰满成形。用地紧邻大湖街的一侧，有汽车往来的嘈杂。因此，最适当的布局是将入口设在背离街面的一侧，通过一个庭院进入教堂，而保持其他三面封闭。借助于前文描述的那些思路，教堂本身流畅地成形了。但是这座建筑的功能还有世俗的一面，一个容纳主日学校和信众们聚餐、娱乐等活动的空间。

    这些内容和教堂结合在一起，会破坏简洁纯净的布道大厅——那里肃穆的空间是供人们表达对于上帝的景仰。于是，我把世俗活动的空间设计成“统一之家”，是位于用地背侧的一个独立建筑。在长条形的开敞大厅里，根据主日学校或者其他活动的需要，用可移动的屏风划分空间。虽然独立，却与布道大厅协调。它们的入口都设在联系二者的门厅里。

    圣坛将设在方形教堂的入口一侧。信众们从圣坛两侧进入大厅，通过下沉的走廊和设在大厅角部的楼梯到达楼座的坐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看到大厅里面，却不会被已经落座者察觉，这样能够保持厅堂里安静肃穆的氛围。

    布道结束之后，信众们将面朝他们的牧师起身离场。他们从牧师身边走过，通过圣坛旁边的大门进入门厅。这种离场方式，体现出对牧师的尊重，而在绝大多数教堂里，信众们都是转身背朝着牧师离开。

    落成后的建筑实现了这一点。

    布道大厅的尺寸，取决于如何让四百人腿脚摆放舒适地坐下。大厅里四根中空的混凝土柱子支撑着屋顶。供暖管道装在柱子的内腔里，既节省造价，散热也更均匀。四根柱子与墙壁之间是双层的楼座。四根柱子之间的屋顶是天窗，天光透过琥珀色的天窗玻璃，绕过井字形交错的混凝土梁，均匀地洒在室内。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大厅里都仿佛浸润着温暖的阳光。夜间照明用的灯具，悬在天窗下的大厅上空。照明设计的思路在于统一，利用柔和的漫射光保持室内空间的纯净。

    接下来，在以混凝土为载体的具体手法之外，我们来看孕育在头脑中的有机整体。我们将要触及“风格”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谈论的都是理性的布局。设计“方案”着眼于以具体的形式表达构思，但同时运用想象力来“感受”尚未诞生的整体。

    首先，是委员们听到的那个小故事里蕴含的哲学。一切艺术创作都有各自的哲学，它是创造的首要条件。然而，某些人会面带微笑地把它说成创作的“结果”。

    其次，体现在每一部分当中的主旨：理性的布局。这种布局既要体现尚未实施的整体构思，又要在实施过程中符合现浇混凝土的特征。作为创造的前提条件，将多种多样的因素始终聚拢在既定的方向上，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想象力孕育了和材料紧密结合的设计方案，以及整个构思的主旨，形式随之逐渐变得清晰。

    想象力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直到它让位于自然而然生成的整体形式。

    假如所有这些构思都健康地发展成熟，那么有关风格的问题将迎刃而解。有机的风格已经形成。

    我们无法选择风格。风格是正在向我们靠近的东西，是整个创造过程本身的另一种体现。对于任何一个建筑师而言，迎接风格的到来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将要看到自己为之冥思苦想的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模样。内心理性的秩序与对美的热爱结合，孕育了这个产物。无论将会给予它的使用者们祝福或者诅咒，任何建筑都是产生于爱与理解。如果人们能够理解它、呵护它，它将祝福他们。如果人们和建筑师之间丧失了相互理解，那么这座建筑和使用者之间也必然会相互诅咒。当建筑师准备描绘出他的构思，他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和忐忑。

    所有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地怀着同样的忐忑和同样的信念。

    此刻，面前是一叠纯净的白纸，准备记录下设计的一步步思路。

    丁字尺、三角板和比例尺伏在洁白似雪的纸面上，这是怎样的诱惑啊！

    “儿子！快去叫凯利把工作室的壁炉点着火！问问赛蒂这会儿为晚餐做烤洋葱是不是还来得及！再去叫你母亲，我工作时候要听见她弹琴。最好是巴赫，她想弹贝多芬也行。”

    接下来，交织着怀疑、犹豫与热切的渴望，思考的成果将破壳而出。从小比例的草图入手，尔后是较大比例的图，最后是更大比例的细部推敲。

    跳动的火焰是为创造力提供帮助的伙伴。富有诗意的烤洋葱，是辛劳的艺术家忠实的朋友！美妙的音乐是对一个艺术家最好的激励。毕竟，人只是创造的力量可怜的载体，犹如萨拉萨蒂[143]手中的弓弦。

    在绘图板前长时间不受打扰地挑灯夜战，最适于收获丰硕的创作成果。

    与此同时，各种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设计就是以纯粹的几何语言将自然界中的元素加以抽象。”——我们是否应当以此来定义纯净的设计？

    这个立方体——正方形——比例。材料固有的图案和肌理通常是如此地接近成熟与抽象，它们本身就是最理想的手段，只待设计师的双手驾驭它们……混凝土表面采用什么样的肌理？何不显露它本身的石粒？如何让石粒表面保持清洁？现实，是的，“美好的事物”总是意味着现实。然而，现实主义滥用了这种美好的感受……保持纯净的直线，保持思路的每一个亮点。光洁平滑的表面总是具有清新明朗的表现力，材料的肌理会在阳光下为它们增添神采。

    现实即是精神，是一切表象背后的本质。牢牢地把握它！现实的图案是最纯粹的几何，它是一种魔咒，并且对一切几何图案施以魔法。

    随着线条在我的丁字尺、三角板和比例尺下流淌，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涌现。它回答了“艺术家意味着什么？”——牢牢地把握表象背后无处不在的本质。

    猛一抬头，看到朝霞满天，爬上床去稍事休息。

    再回到绘图板前，一叠铅笔绘制的平面图、剖面图和立面图已经完成，只剩下供世俗娱乐活动的“统一之家”还没有绘制外立面。在不同功能的建筑之间建立和谐，是一道棘手的难题，常常令人绞尽脑汁。

    又一轮持续数日的全神贯注。如何既让世俗活动的空间保持教堂整体应有的肃穆，同时又无损于世俗活动的功能，不必虚伪做作？我充分意识到，对于想象力而言，有机建筑的理念通常是严苛的律条。总是有某一个无关大局的细节，需要你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求得完整的和谐。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可能成为令建筑师抓耳挠腮的重大矛盾。不计其数的设计图纸被我丢进废纸堆，只因为某一个细节无法化为现实！

    经过三十四轮设计的推敲，这座建筑拥有了今天你所看到的那种完整的和谐。不幸的是，这些设计过程图纸与成千幅我的其他作品的过程图都不复存在了。它们全都是类似的辛苦推敲的见证，目标是让建筑的各个部分完美地凝聚成有机的整体。如果它们能保存下来该有多好。今天你所看到的聚会大厅非常协调自如，因为它是经历多次修改之后理性的成果。

    最终，这个大厅的空间氛围不仅得以保留，并且将被视为整个设计的灵魂。神圣的宗教崇拜空间不是深藏于具有雕塑感的体块之中，而是由四壁与屋顶简单地围合而成。这就是建筑鲜活的“母题”吗？

    大量的细部仍然有待完成。为了维护构思的纯净完整，需要进一步剔除哪些冗余的部分？类似的推敲永无止境。从这个角度讲，没有一座有机建筑会彻底“完工”。有机建筑的理想从未彻底实现，也不需要如此。可曾有哪一个崇高的理想得以彻底实现呢？

    统一教堂已经完整地在纸面上落成。对于一座早已在头脑里建成的建筑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草图”，也从未有过。

    建筑师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是把设计第一次呈现给不具备理解力或者怀有敌意的人。

    这个建筑师已经有些担心他的设计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如果被迫作重大的改动，他宁愿彻底抛弃已有的设计而重新开始。除了罗伯茨先生，我对筹委会其他成员不抱什么希望。为何不请他先来看看，向他解释设计构思的原委？看过草图，听过我的描述，罗伯茨先生非常高兴。他理解了！他毕竟是一个发明家。要实现任何一个能够称其为建筑的作品，都离不开这样一位亲密的朋友。罗伯茨先生建议我做一个建筑模型，否则将寸步难行。模型很快就准备好了。

    可以恭迎筹委会驾到了。委员们满怀好奇地齐聚一堂，看过之后都面露困惑，端出一副“解释一下吧”的姿态。此刻，和某些懂得“风格”的同行比起来，追求创造的建筑师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后者可以向业主展示他们的资料画册，大谈而特谈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或者西西里的帕拉丁教堂[144]，以其博学和权威慑服怯懦的业主。

    而有机建筑的创造者只能谈一些规律和常识。他惟一的魅力在于新鲜的思路，并且依赖业主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予以认可。业主必须能够自主地思考，领会如何将原则扩展到具体的细节。当建筑师走进一座法庭，他需要怎样的运气才能遇到睿智的头脑坐在法官席上啊！眼下这个建筑师已经学会以评判者的个人喜好作为睿智头脑的替代品。

    我们怀着希望，竭尽全力。在第一次会议上，发明家和我说服了另一位委员。包括牧师本人的另外四位委员仍然抱有怀疑，斯基林先生是其中的公开质疑者。牧师虽然被设计方案打动，但是他很慎重——非常慎重。幸好他具有预见新世界的眼光，而这就是希望，确凿的希望。当他投下赞成的一票，天平将向有利于我们的一侧倾斜。最终，牧师接受了设计方案。余下的三个委员未被说服，但是建筑师可以大步前进了。怀疑和畏惧被束之高阁，只有斯基林先生仍不放弃。他坚持认为，建成之后室内必然一片昏暗，声音效果将会一塌糊涂。跨过他的异议和警告，筹委会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尤松尼亚的每一座现代建筑，都会在路途中遇到一位斯基林先生。

    那么，由谁来建造这座教堂呢？四处询问几个星期之久，却找不到一个稍有意愿的承包商。设计方案不是很简单吗？——没错儿，这恰恰是症结所在。简单到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照。需要承包商施展太多的想象力和主动性，方能确保工程的进展。收到的仅有一份报价，是我们预期上限的两倍。没有人真正愿意接手。虽然都是天生的赌徒，但是承包商们只会对眼前十拿九稳的对象下注。

    保罗·穆勒前来搭救。他的双眼能够将设计方案读成翔实的工程图纸。他给出的造价只比筹委会预期的略高一点。在将近一年时间里，他驾轻就熟地掌控着施工过程，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偏差。他乐于拯救灵感、参与创造。在工地这个建筑师永远的课堂上，我和他一起克服了一道道困难。

    它终于建成了，迎来了星期天的揭幕典礼。

    我待在家里，不愿去参加典礼。

    过了典礼开始的时刻，电话铃声不断响起。祝贺夹着笑声接踵而来。足够了，疲于应付的我要带着小弗兰茜出去透一口气。我刚戴上帽子，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听筒里传来斯基林先生语气平淡的声音：“我收回说过的一切……大厅里到处都很明亮，所有人都很喜欢。”

    “听着清楚吗？”

    “是的，视线和声学效果俱佳——当初的设计全都实现了。”

    “我很高兴。”

    “再见。”最终，这位胸怀坦荡的怀疑者送来了衷心的赞誉。

    小弗兰茜被高高地抛在空中，又欢声尖叫着落回我的怀里。

    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座建筑诞生的过程总是如此。

    正如我开头提醒过的那样，即使你对建筑抱有兴趣，这个故事仍显得有些冗长乏味。缺乏对于建筑图纸的了解和照片的参照，这些文字不免让你生厌。我在此尝试的，是通过解剖统一教堂，揭示原则如何赋予一座建筑特征与风格。或许我并非这项使命的适宜人选，完成这项文学的壮举需要一支生花妙笔。

    A Code 一则信条

    将传统的教堂理解为一座现代建筑！宗教和艺术是人内心体验的形式。伴随着人类社会成熟的过程，它们变得更加细腻与深刻。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宗教或者艺术。然而，我相信宗教的体验将会摆脱教堂本身——并非摆脱宗教，而是摆脱作为一个具体机构的教堂，正如建筑出于人文和科学的原因摆脱文艺复兴那样。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沿袭古代“机构”形式的教堂，都只是奄奄一息的多愁善感。宗教殿堂作为交流的论坛和共享快乐时光的场所，带给人们美和启迪。基于陈旧仪式的宗教殿堂呢？它已经失去自由，毫无生命力可言。

    显然，我试图解释的思想当中最至关重要的部分，却根本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然而，我在年轻助手们的协助下进行的创作，正是探索这一思想的过程。

    在你读到的这些词句背后，有某种暗示帮助你理解“设计一座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上这段关于建筑如何在设计者的头脑中诞生的简短描述，无法完美地解释“什么是风格”，但是它或许提供了一点点线索。

    为了照亮某种创造，尤其是他自己的创造而付出的艰辛，是人类的另一种悲剧。仅此而已。

    在我设计统一教堂期间，艾佛瑞·库恩利先生夫妇来到橡树园，请我设计他们在伊利诺伊州河滨镇的住宅。

    在此之前，他们尽其所能地考察了我的许多作品。

    库恩利夫人在橡树园的工作室里告诉我，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他们在我设计的住宅里看到了“原则的神情”。对我而言，这不失为真诚动人的赞誉。于是，我为了他们的新居竭尽全力。今日回首，我依然感到那是当时我能够设计出的最好的住宅。

    库恩利住宅的故事将会告诉你，我如何将创造力倾注于住宅设计，尤其是这座我自认为最成功的住宅。然而，它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这部自传里。

    Kuno Francke 库诺·弗兰克[145]

    库诺·弗兰克是作为“罗斯福交换学者”的哈佛大学美学教授。他在芝加哥周边看到一种新颖的草原住宅，不免打听这些建筑出自谁人之手，而每每得到相同的答案。

    在教授的请求下，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引着他和他风姿绰约的夫人，从芝加哥来到橡树园。弗兰克在我的住处待了一整天，第二天再次来访。和沃勒先生、丹老爹一样，他也鼓励我去欧洲。所不同的是他建议我去德国，在那里生活和创作。

    “你的作品所蕴含的有机思想，在当下的德国仍流于肤浅。那里的人们会珍视和看重你。而你自己的同胞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接受你呈现给他们的东西。”

    我向来热爱古老的德国。歌德、席勒、尼采、巴赫——这位碰巧以音乐作为语言的伟大建筑师，还有贝多芬和施特劳斯。还有慕尼黑[146]！这一系列受人景仰的人物，他们不正是德国的同义词吗？维也纳也总是引发我无尽的遐想。巴黎？从未令我如此神往。

    德国应当是个理想的目的地。

    直到那一刻，我始终拒绝前往欧洲，固执地让它停留在我的梦想之中。

    在此之前，来自伦敦的查尔斯·艾什比[147]也曾经向我提出不无相似的忠告。当时，他正以“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代表的身份在美国作巡回演讲。经简·亚当斯女士的鼓动，他前来与我会面。我用自己对未来美国的憧憬说服了艾什比。现在，如何让弗兰克教授也分享我的憧憬呢？与我对丹老爹讲过的话相仿的内容，又一次被用作我的辩护。

    “但是，当这幅蓝图在美国实现的时候，你又身在何处呢？”我尊敬的美学教授问道，“难道你指望活上一百岁，甚至更久吗？”

    “啊，当然不会。可是我打算活到足够长，能够看到这个目标向我们靠近。”我自豪地说道，“美国正在迅速地成长。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给他讲了艾什比的故事。艾什比在为他而设的晚宴上抨击芝加哥贫瘠的文化。在座有一位芝加哥的子民实在忍无可忍，他激愤地起身反驳，也许芝加哥当下仍是文化领域的矮子，但是有朝一日芝加哥决意要征服“文化”，它必定会让文化“吃不消”！讲罢，我和弗兰克教授相视开怀大笑。

    这次妙趣横生的谈话之后不久，我收到柏林一家享有盛誉的出版商瓦斯穆特发来的邀约，希望我提供图纸资料用以出版我的作品全集。这份邀约想必是缘于弗兰克的橡树园之行，虽然这种猜测从未得到验证。

    （今天早晨，正当我写下以上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份报纸落在我的书桌上，刊登着库诺·弗兰克去世的新闻。）

    The Closed Road 无路可走

    作为建筑师那一段吸引我为之废寝忘食的经历，在一九〇九年告一段落。我快要四十岁了。

    精疲力竭，我失去了创作的激情甚至是兴趣。每一个星期里的每一个日与夜，我好像那个詹姆斯舅舅农场上的少年一样，付出“汗水，更多的汗水”。虽然常常为辛劳之后的成果而激动，此时我却似乎抵在一堵高墙下面，看不到任何出路。除了想要离开，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或许应当去德国，与出版商筹备作品专辑的资料？我盼望踏上这一旅程。

    下午四点以后的时间，我习惯骑着我的小黑马“狩野[148]”（得名于日本的浮世绘大师），在橡树园北面的草地上，时而任由马儿纵情飞驰，时而在马背上勒住缰绳，从衣袋里取一本书来读。在户外读书是我长久以来的爱好——尤其是读惠特曼。

    骑马、游泳、跳舞、溜冰和无所不包的阅读，从童年以来就陪伴着我。我始终如饥似渴地热爱音乐。还有驾驶汽车（很难讲汽车究竟让生活的内容增加还是减少）。驾驶汽车干扰了我的这些爱好。汽车直接地或是含蓄地搅乱了一切价值观，也搅乱了我的生活。

    我总是努力地把工作转化为娱乐，把娱乐转化为工作。近乎严苛的全心投入，为了一个我爱它胜过爱我自身的理想而放弃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所有这些对我产生的影响，现在开始显现出来。

    各种各样的责任和压力，尤其是家庭生活，如同压在我肩上的重担。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我爱我的孩子们，爱我的家。一个真正的家，是一个人最完美的理想。然而为了获得自由，我提出了离婚。深思熟虑之后，凯瑟琳拒绝了我的要求，但是我们达成了约定：假如我能够再等待一年，届时可以获准离婚。一年之后，虽然有言在先，凯瑟琳仍然拒绝赐予我法律上的自由。现实留给我的只有一种选择——直面现实，为了所有人着想，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我无法保全我的家。今天，我不愿打扰那一段经历中的隐私细节。你们将看到的以下三项基本权利，是那一段抗争多年之后沉淀而成的结果，它们是通向诚实生活的途径：

    一、缺乏双方相互感情的婚姻之可怕，不亚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奴役，并且更为可怕。

    二、惟有基于相互感情的婚姻才是正当的。爱情绝非财产，抢夺爱情是何等野蛮的行为，而守卫也同样是一种野蛮。

    三、孩子是父母对人类未来怀有信念的证据。不存在不合法的孩子，只可能有不合法的父母——无论他们的结合是否合乎法律。

    除非符合以下条件，在任何真正的民主社会里，法律对于以上三项基本权利的干涉都是无益的：

    一、合法的婚姻仅仅是一对男女之间的民事合约，目的在于分享财产，共同为该婚姻产生的孩子提供生活的保障。从这个角度讲，合法的婚姻受制于其他任何合约适用的法律解释与法律执行。合法的婚姻，绝不应当被视为仅仅是性关系的执照。性关系绝不应当如目前法律所限定的那样，无耻地成为合法婚姻的核心。

    二、即便是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爱情自身有资格抵御他人染指或者相互猜忌——除非爱情已经堕落为一种商业行为。对于这种堕落，应当由法律像管制其他堕落行径一样加以管制。

    恰恰是成熟的爱情自身，能够决定爱情是得以保全还是行将崩溃。

    三、孩子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给予社会的证据，政府有责任制定并且维护法律，保障这一证据。每一个孩子都应当由其父母提供良好的住所、食物和待遇，享有身体和思想成长的自由。除此之外，孩子应当拥有他出生这一事实赋予他的最令人渴望的东西——爱。然而，后面这一项与法律无关。

    以上这些归纳，是在充满误解、夸大其词、推诿拖延和沮丧消沉的那几年里，我深刻思索的结果。它们与任何人都具有生存权利一样地清晰确凿。否定这些权利，不仅有害于重新凝聚我的家庭，并且无异于毁灭我的家庭。

    我把手里未完的设计项目和我的助手们，都托付给了我刚认识不久的冯·霍尔斯特[149]，一个年轻的芝加哥建筑师，又尽我所能地为家人安排好了一年的生活供给。尔后，心里仍留着无法舍弃的责任，我切断了和家庭的一切联系。[150]

    毅然决然地离开，如同当年离开麦迪逊的家、离开大学，我登上了从橡树园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正如我曾以作品表达自己的信念那样，我等待着未知的前路考验我对自由和生活的信念。我面对着生活彻底改变的风险，以及每一次追求内心自由的抗争都不可避免的社会打击。自那时起，我就清醒地意识到，以内心自由为目标的抗争从未在这个星球上完全实现过。所有叛逆者都自愿地选择了流放。

    In Exile 流放

    古老的小镇菲耶索莱[151]，俯瞰着佛罗伦萨这座令其他城市黯然失色的浪漫之城。在小镇的威尔第街上有一座乳白色的小别墅，那里暂居着一对叛逆者。曾经有多少人为了摆脱现实或者幻想中的家庭痛苦，来到菲耶索莱的山坡下寻求安宁！

    与我一同在这里寻求安宁的，是凭着叛逆的力量，循着爱的光亮走近我身旁的她。

    手牵着手，白日里沿着盘山小径，从佛罗伦萨走向比它更古老的菲耶索莱。沿路绽放的玫瑰送来花香。臂弯相挽，月光下走在同一条古老的小路上，倾听夜莺在树影婆娑的林中歌唱，倾听生命深处的歌声。许多次怀着朝圣的心境，走过狭窄的威尔第街，推开白色院墙上的绿色大门。走进门去，历尽沧桑的大门把世界关在外面。小巧的铁篦子里火焰在木柴上跳动，系着白围裙的埃斯泰萝，正在微笑着恭候“先生和夫人”享用充满惊喜的晚餐。诱人的烤鹅、葡萄酒和抹着焦糖的布丁，每一样都是我从前尝过的佳肴无法比拟的美味。

    沐浴着佛罗伦萨的暖阳，漫步在高高院墙围起的花园里，或者水池旁爬满黄玫瑰的廊架下。黄玫瑰花丛下的喷泉旁边，铺着洁白桌布的小石桌上，已经摆好两套餐具。

    一次次长途步行去往瓦洛布若萨修道院[152]，翻过起伏的山丘，穿过遍布山野的罂粟花丛。修道院附近的松林里，深吸一口松林独有的芳香，聆听瀑布溅起的水声消失在幽深的静谧中。走累了，就宿在山间的小客栈里。

    手牵着手走在回去的路上，顶着烈日和尘土，走过曲曲弯弯的山路：一条古老的意大利小路。这条有溪水相伴的小路，见证了从古罗马直到今天的沧桑！

    在欧洲各处的美术馆里，沉浸于建筑的美、雕塑的美和绘画的美，筋疲力尽地并肩坐在长凳上。无论下一座教堂多么古老，下一件艺术品多么诱人，也不能让我们再挪动一步。

    一位忠诚的伴侣！

    这是梦吗？还是化为现实的梦境？不，它是人类生活肌理中的一根金色丝线。

    After math 后果

    无论我出现在何处，报纸上耸人听闻的报道总是追逐而来。

    关于这种无情的迫害，我想要说的一切，就是我根据亲身经历得出的以下三条简单的结论。正当我竭尽全力在有益于所有人的基石上，重建有益于所有人的美好生活，舆论却在追逐和迫害我和所有我爱的人、我尊重的人。

    结论一：既然美国的所有公众媒体皆为私人所有，那么针对上文的三项基本权利，一切利用、伤害和侮辱任何个人的媒体报道都是不道德的。

    结论二：不允许媒体以隐秘的个人生活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媒体的报道应当仅限于法律相关的范围内，除非证明发生了损害这三项基本权利的犯罪行为。而出具证据的义务应当由牟利者而不是被利用者承担。

    结论三：这三项基本权利比任何与财产相关的利益都更为神圣。

    在一个处心积虑地干涉这三项基本权利，或者蔑视这三条结论的社会里，你如何能够想象拥有长久的自由？

    生活的进程完全依赖激情的推动。牺牲的起点是自私，甚至爱情的起点也是肉欲。然而，从这样的起点依旧涌出推动生活的力量。人的道德成长，意味着个人通过对于自己生活的纯粹隐私的深层思考，自主地生存或者死去。除了断喝一声“住手！”或者“请站远些”，法令对于道德成长还能做些什么？我坚信，如果一个人寻找不到长久相爱的伴侣，那么他短暂的人生必将在痛苦之中荒废。鞭笞、嘲弄和审查，正是将这种荒废塑造成社会楷模的工具。

    除了被畏惧或者欲望所蒙蔽，想要扮演狂暴的耶和华的人，任何人都将认清这一点。然而，由政府掌控的法律何以被频频用作敲诈或者复仇的利器？显而易见，根源在于政府对两性相悦的干涉如同它对饮酒的干涉[153]——禁绝并且严惩违反者。在任何正当的社会里，法律干涉生活并且试图承担与之毫不相干的责任，就意味法律将被滥用。只有在个人的自由选择是文化基础的社会里，我们才可能拥有真正的民主文化。

    政府的角色一旦失度，政府自身必然面临着被人利用的危险。它很可能被不择手段或者满腔仇恨的人用作手中的武器或者工具，以公众的名义了断其个人恩怨。

    托马斯·杰斐逊，我们的共和国缔造者中最为睿智的一位，曾经坦诚地宣告：“最好的政府就是最接近于不存在的政府。”[154]

    我所描述的这些感受，在本质上符合人类生活的美好信念。这种信念曾经指引我的祖辈们世世代代的生活。如今，它支撑着我承受脱离家庭、丧失声望和在橡树园的事业，使我不被痛苦焦虑的漩涡所吞没。我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将迁徙到祖辈留下的可爱的山谷。母亲预见到我的困境，买下了山谷里的一大片坡地作为我避难的家园。一九一一年，当我从欧洲回来之后，我开始建造塔里埃森。那里是我的庇护之所，是一面我能够坚实倚靠的墙。

    Taliesin 塔里埃森[155]

    “塔里埃森”，是一个威尔士先贤的名字，他既是在威尔士人当中赞颂艺术的诗人，也是德鲁伊教的哲人。许多威尔士传说与这个受人爱戴的名字相关。

    理查德·霍维[156]的诗剧《塔里埃森》，让我认识了这位先贤。我所有的亲属都用威尔士语来命名他们的家园。受他们的启发，我给自己的这块土地取名“塔里埃森”。它在威尔士语里的字面含义是“闪亮的前额”。

    今天塔里埃森山丘的“前额”，是我少年时代钟爱的地方之一。当三月的暖阳照着残雪，我曾在那里的草丛中寻找银莲花。登上山顶，四周树林的枝头在你脚下，让你仿佛置身于半空中。劳埃德–琼斯家的“山谷”和另外两个山谷铺向远方。“罗密欧和朱丽叶”依然在东南方向的山丘上伫立，山坡家庭学校就在山脊的另一侧。

    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山坡和谷地。塔里埃森的模样，是这里山丘的体态，是造化在山丘上编织出的肌理，是春天的嫩绿送走冬天的白雪，夏日浓艳的绿意化作秋日斑斓的五彩。今天，我依然感到自己与树林、鸟群、蜂群、牛群和红色的谷仓一样属于这里。

    一九〇九年的春天，我在橡树园的家庭生活变得与每一个灵魂都有权享有的自由对立。我别无选择，只有维护我的自尊，自愿地流放到前途未卜的迷茫中去。置身于法律的保护之外，我被以这种方式推入了绝境。我渴望摆脱世俗枷锁中的生活。我回到这片山林，如同外祖父来到他视之为希望和庇护的美国。那时候，我忘记了外祖父的以赛亚，忘记了以赛亚的鞭挞和惩罚。

    此时，我对于建筑已经有了独立透彻的认识。它来自我真实的体验，它意味着某种从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土地上生长出的东西。建筑是某种“与田间的石头立约”，是对于“草必枯干，花必凋残”的同情。它就像是慈祥的外祖母的百合花，自然而然地契合某种伟大的变革——这个国家自身。

    我无法想象，至少是难以忍受，一个房子被生硬地加在我心爱的山丘之上。

    我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房子都不应当被强加给一座山丘，或者强加给任何环境。它应当属于山丘，成为山丘的一部分。山丘与房子应当幸福地共生。除非人为的干预，万物原本可以如此自然地和睦相处。每当人试图显露他的一丁点儿力量，却总是难逃对自然界拙劣的模仿。为什么？难道不能有自然的住宅形式吗？我的努力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如今，我希望建起一座供我自己居住的自然的住宅。我察看这里的山丘，断层中露出的岩石暗示着建筑应有的形态。绿色的草坡之上，裸露的岩层和深红的杉树、白色的桦树相互映衬，显得那么平静和有力。它们都是南威斯康星州独特表情的一部分。

    我自己也希望融进我深爱着的南威斯康星州，不愿让自己这渺小的一部分突兀地立起。

    建筑的本质，就是像树林那样编织一种肌理。如你所见，一株山毛榉就是山毛榉，它不会努力想长成橡树。一棵松树也绝不愿变成桦树。当它们并肩组成一片树林，每一棵树都让另一棵树更加妖娆多姿。

    这个世界曾经拥有过恰如其分的建筑——如今，何不让这样的建筑重现？一定会有某一种房子，像树林和岩石那样，像外祖父和母亲那样属于这山丘。

    会有这样一座自然的住宅，它所具有的并非洞穴或者木屋那种直白的自然，而是与它生长的土壤息息相关的精神。它将重新揭示，在建筑生命力旺盛的那些久远年代，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看到过的所有建筑都难担此任。这个国家已经让所有恰如其分的老建筑失去了魅力。我无法想象居住在任何一栋我所见过的时尚住宅里。是的，会有一座住宅和山丘像夫妻一样幸福地共生。我渴望找到它，眼前甚至已经浮现出它的模样。我开始建造它，使它成为那座山丘的前额。

    这些仍只是一个萌芽不久的理想，但是它将在果园里插下树苗，在葡萄园里栽下枝蔓。一株株小树将会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在房前屋后四处投下惬意的荫凉！

    我仿佛看到，屋后的山顶上有一丛苹果树正在开花，花香随风飘满山谷。被压弯的枝头挂着红色、黄色的果实，像丰收中的柑橘树一样美丽。我仿佛看到李子树上雪白的春花绽放。用手摇一摇树干，蓝色或者红色的果子从八月的枝头上纷纷掉落。我仿佛看到成片的野莓子树丛，粉色和绿色的醋栗犹如项链一般，从枝头垂下来。我仿佛看到成串饱满的红宝石，像流苏一般垂在黑加仑树丛中。我仿佛闻到了将要丰收的黑加仑果的香气。

    黑樱桃？白樱桃？自然少不了它们。

    红白相间的果实和绿色的叶子，点缀着种草莓的白色稻草垫。

    我仿佛看到菜园里成行的芦笋和大黄。阳面山坡上的葡萄园里，紫色、绿色和乳白的珠玉硕果累累。小伙子和姑娘们挎着丰收的篮子，把葡萄像鲜花一样摆在每间屋子里。西瓜密密麻麻地卧在山坡上。成群的蜜蜂绕着果园飞舞，在鸡舍边白色的蜂房里把它们的劳动成果储藏。

    瞧瞧我养的牲口！一群温顺的荷斯坦母牛和一头颇具王者风范的公牛，来回走动吃草，装点着田野和草地。山坡上吃草的羊群中，不时传出小羊羔“咩咩”的叫声。

    还有会把一切废物化为金子般宝贝的猪。

    我仿佛看到黑色和栗色的马群，毛色俊美闪亮，奔驰如风。还有健壮的马匹在耕地。从播种到收获，田野随着季节变换它的色彩。我仿佛看到高傲的公鸡和它成群的妻妾、雪白的鸡蛋。池塘里，鸭子、家鹅和天鹅浮在树影摇荡的池塘里。

    我希望有爪哇的白孔雀落在舒展的屋顶上，或者在院墙上啼叫。

    穿过菜园，走进深深的地窖。这里是外祖父的菜窖的现代版本。地上铺满了芹菜和成堆的南瓜、萝卜、土豆、胡萝卜和洋葱。用纸包着的卷心菜吊在顶棚上。装满苹果、梨和葡萄的木桶摆成整整一面墙，直抵顶棚下。还有奶油！当年那个小家伙吃不到的奶油。舀起来，浓稠得像蛋清一样挂在勺子边。它可以像鸡蛋那样飘浮在早晨香气扑鼻的咖啡里，或者浇在红艳艳的草莓上。

    是的，塔里埃森应当是一个真正的工作室和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一片花园和一座农场。

    一切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当我给这座建筑埋下基础的时候，也为牛栏、鸡舍和马厩埋下了基础。

    所有这些少年时代的生活内容重又回到我身边，比起那时更加美妙诱人。

    就这样，“闪亮的前额”出现在完好无损的山丘上，享受着充实丰盛的田园生活。

    一英里开外的山坡上有一片采石场。黄色砂岩层层叠叠裸露的形态，正是我希望建筑在山坡上应有的模样。挪威石匠拉尔森老爹，在采石场把石块凿下来然后劈开。附近的农夫们组织起来，把石料拖到山脚下，再增加一倍的人手，陆续把五百多捆石料拖上山来。石板用作庭院和露台的铺地，石块砌成随着山坡起伏的石墙。带着岩层肌理的石墙，向四周伸出长长的臂膀，把一座建筑拢入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外祖父的土地！

    最终，你很难分辨哪里是土地、哪里是铺地和石墙。尤其是山顶上，低矮的石墙围成庭院，石砌的台阶直铺到山脚下。庭院一侧是几株没有受到打扰的橡树，注视着它们脚下一道围起庭院的曲线石墙。石板铺砌的小路，会引你找到一股泉水或者一个中间有喷泉的水池。每一处庭院里都有喷泉。溪水上拦起一道厚厚的石墙作为水坝，在山脚下蓄起一个从塔里埃森能够看到的池塘。流经水坝的水，由水泵抽到山顶花园后面一个石砌的大水库里，然后重又经过庭院里的几处水池，再去浇灌屋前的菜园。

    别忘了，塔里埃森是一个建筑师的工作室，也是他和年轻助手们的家、以及农场雇工们的住宿。围绕一个大场院，是农活儿需要的各种房子。在塔里埃森两百英亩的土地上，从猪到主人都能够享受自给自足、舒适而又美丽的生活。房屋、食品和衣服，甚至娱乐都一应俱全。它还有自己的发电站、储油场、道路和自来水系统。

    塔里埃森将成为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的游戏场，或许还包括更遥远的子子孙孙。威斯康星的山野间这个朴实的人类居所，由四个围绕着山坡、相互连通的庭院组成。串起庭院的道路一侧是建筑，另一侧是花园，花园与山顶之间是挡土的石墙。

    山顶依旧完整，一组建筑成为山丘的“前额”。片石叠砌的石墙从地面一直伸展到烟囱。塔里埃森将成为石头与木头抽象的结合，正如二者在附近山林中自然地相会。山丘的轮廓线就是屋顶的轮廓线，山丘的坡度就是屋顶的坡度。挑出深远的屋檐下，抹灰的木质墙面好像山下河岸平坦的沙地，因为抹灰的原料正是取自那里。

    用在室外的木板的色泽，是灰色的树干染上紫色晨曦之后的颜色。

    屋顶的瓦片任由风吹日晒，变成了和屋檐下的树枝同样的银灰色。

    一个个壁炉的烟囱，沉稳地端坐在屋顶上。屋里那些石头砌成的洞口旁，是人们聚会的好场所。屋外敦厚壮实的烟囱，品味着屋里的舒适与乐趣。

    对于石匠们而言，采石场上岩层的纹路是他们的范本，建筑师本人是他们的老师。石匠们学会了把修长的石片砌成岩石自然的肌理。他们养成习惯，不时地退后几步，检查刚砌好的那一片石头效果怎样。他们像一个埋头创作的雕塑家那样兴致勃勃。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样子：退后几步，歪着头，玩味一下整体的效果；有了结论，再上前来修改石片，仿佛永不厌倦这种推敲。他们当中许多人第一次有了做艺术家的感觉，并且乐在其中。参与建造塔里埃森的每一个石匠都很出色，从捷克来的西格诺拉老爹或许是最棒的一个——但那是在菲利普·沃克加入之前。五年来，菲利普眼看着塔里埃森一天天成长——因为它永远不会彻底完工。直到今天，你仍可以从这些差异鲜明却又相互协调的作品当中，辨认出每一个石匠的个性。看到一片石墙，我仍时常想起那位创造它的石匠。

    在当时的条件下，把大量原材料运上山顶需要组织人力和马匹。卡车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在聪明头脑的指挥下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方能克服重力的法则，把成吨的沙子、石料、碎石和木料运到指定地点。本·戴维斯是当时运料的总管。他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咒骂者。为了完成工作，他不得不如此。听着他一边咒骂一边指挥，不由得你像面对一位演奏大师那样脱帽致敬。体力劳动者们通常会在每个单词之间加上脏字，而本·戴维斯能够把一个词剖开，艺术化地把他的诅咒插入音节之间的每个空隙。

    有一天，本·戴维斯和五个工人在搬运一大块石头。突然间石块滑落下来，砸在了他的大脚趾上。我胆颤心惊地绕着这块巨石上下打量，与此同时，他倒吸着凉气，怒目圆睁地威胁着、咒骂着那石块。虽然我从未怀疑过他咒骂的能力，但是他排山倒海一般的复仇仍令我刮目相看。与本·戴维斯作为诅咒者在事业巅峰时的这一表现相比，《马赛曲》的歌词[157]与《旧约》时代先知们发下的毒誓全都相形失色。威廉·布莱克说过，丰盛即美。或许我这么说有辱斯文，然而那一刻，本·戴维斯的咒骂不愧为丰盛，他的形象是如此光采照人。

    在春绿镇（附近的地名都是这样简单朴实，比如“黑土”、“蓝土堆”、“平原”、“独石”和“银溪”），我寻到了一个叫威廉·韦斯顿的木匠。他是一个天生的好木匠，我从未见他干活时有过一次失误或多余的动作。他的锤子异常的轻，手柄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像剑客挥舞手中的利刃那样挥动锤子，每一次都精准地敲打在正确的落点。对于任何建筑师而言，他敏锐的思考和迅捷沉稳的手艺都是一笔财富。十四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威廉陪伴塔里埃森挺过了一次次困境与磨难。在美国的乡间，偶尔会有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现身。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严寒将至。屋顶完工了，抹灰和安装窗子也已经完成，工匠们开始室内施工。夜晚，他们聚在壁炉旁，把木柴丢进火堆里，抵御从地板缝隙漏进来的寒风。他们都来自附近的村镇，周末以外的食宿都在工地现场。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口袋里装着领到的工钱，或者提着用工钱在村子里换来的日用杂货各自回家。这种时刻，他们生动的表情足以入画。其中一个叫约翰·沃恩的工匠是我眼中的天才。来到塔里埃森之前，他和另一个爱尔兰老乡合伙做混凝土生意，结果以失败告终。约翰说：“我们没有垮得更早，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到更多生意。”

    某一天，我碰巧听到下面这段对话。这个身材瘦高的天才是木匠们的主管，他正在向曾为我在芝加哥的几个建筑担任工头的比利唠叨。约翰说道：“这个塔里埃森，是我从一片瓦都没有的时候盖起来的”。

    “嗨，那算不得什么，”比利说，“我在橡树园盖起了那些房子的时候，手头连一张图纸也没有。”说起聪明伶俐，从来没有人比得上比利。

    无论得到多少图纸和解释，工匠们永远不会满足。然而，建筑师们偶尔也需要听一听类似的自吹自擂。

    工匠们把建造塔里埃森当成某种历险。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它的确是一次历险，尤其是资金方面。我必须拼命地工作，以保证足够的收入。

    室内大量采用清爽柔软的木材，保留它们质朴的表面。室内某些石柱和石墙，也尽量显露石材天然的模样。室内地面除了用深色纹理的柏木地板，其余部分都是和室外地面一样用石材铺成。室内墙面抹灰的材料混合了赭石色的生土，晾干后呈现出自然的金黄色。室外墙面使用同样的抹灰，但是颜色因为添加水泥而更接近灰色。然而，整体的“构架”才是这座建筑的关键所在。整个建筑将极为自然。倾斜的天花板像帐篷一样罩着房间，天花板与墙面交接处是打过蜡的软木带。建筑的朝向，保证一天当中每个房间总有一段时间能照到阳光。推开窗子，窗外是爬满了野葡萄藤的橡树和野樱桃树的树冠。春天的花香飘进屋子里，除了冰封大地的几个月，从日出到日落总能听到鸟儿在窗外歌唱。

    我理想中的家，屋顶没有排水沟，冬天里它会邀请一条条美丽的冰凌挂在屋檐下。当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屋顶和庭院，窗外的原野和屋里向外眺望的目光之间，闪耀着晶莹剔透的冰凌，有时候足有六英尺长。冬天的塔里埃森，仿佛是一座白色的宫殿。屋檐下挂着水晶一样的流苏，玻璃窗上闪烁着温暖的火光。十几个壁炉里木柴毕剥作响的火焰，将袅袅白烟送上夜空。

    室内的装饰陈设简洁而又适度。起初，地板上铺着浅棕色的亚麻薄地毯，后来索性掀去地毯，露出更为直白简洁的石板和木地板。门和窗挂着朴实的棕色织物挂帘。家具全都是自己打造，采用与墙面和天花板上色带相同的木料。我的威尔士老邻居丹·戴维斯，家资阔绰但仍然精打细算。看到我们自制家具，他对我夸赞道：“做得对，弗兰克。这下子你也省了不少钱，是吧？”

    给我帮工的邻居威廉姆斯大妈纠正他道：“省钱？他可不是那种人。要是图省钱，他早就在西尔斯百货店都买现成儿的了。这个我可晓得。”

    一座北方的住宅，低而舒展，渴望与周围的环境结为伙伴。它可以迎着夏天的清风敞开，变得犹如露天的营地。头顶上没有死气沉沉的闷顶，你可以在屋里听到春天的屋顶上响起自然的音乐。有深远的挑檐加以保护，你尽可以在雨中打开窗户，感受雨丝特有的气息。

    当一切都清新有序，塔里埃森就会露出幸福的微笑，欢迎所有的人。

    星期六和星期天，常会有“更发达的媒体宣传”从远近四方前来，围住塔里埃森。其中混杂着几位颇具特征的女士。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她们一直溜达到了客厅外，透过上半段开着的荷兰门[158]，探头探脑，不时发出“哦”和“啊”。我就躺在客厅里一张靠墙的长榻上，但是她们看不见我。片刻的沉默之后，一个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分外自信地说道，“看起来……看起来，我还是宁愿住在一个规规矩矩的房子里。”

    工作室的北面墙上是一排高大的窗子。空间被划分成一间大的和三间小的工作室，它们中间是一个用作保险柜的耐火石室。设计图纸、私人文书和钞票在屋子里随处散放，它们的安全只能听天由命。而塔里埃森收藏的元禄刺绣[159]和浮世绘彩色木刻，却在保险柜里高枕无忧。伴随着我一次次远赴海外，中国的陶瓷和雕塑、桃山时代[160]的屏风逐渐涌入各个屋子。几年后，屋里的每一件装饰品都是“古董”或者珍品。

    凝神注视这样一件饰物，无疑是值得体验的消遣。这些从数千年前的异域文明来到塔里埃森的信使，想必散发着祥和与友善的气息。石像或者画面上的人物，投来饱含亲情的微笑。

    是的，我所描述的这些都一一实现了，正如今天你在这里看到的那样。

    塔里埃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像人类的精神一样古老。那些古代的艺术品是这种精神的痕迹。随着时间不息地流淌，它们被留在了人类前进步伐的后面，在塔里埃森惬意地歇息。它们是故事中隐藏着的故事，是古老对新生的诉说。

    新生为了古老而存在，正如在久远的年代，古老为了未来的新生而存在。

    北方的风暴在舒缓的屋顶上滚过。这里的闪电总是那么狂暴，仿佛是以赛亚的怒火，然而塔里埃森始终微笑着。塔里埃森不会对别人横加干涉，它只是遵循自己的职责和与它心灵相通的古老精神而生存。然而，新生的世界没有意识到塔里埃森是它的一部分，仍旧对它追逐围攻，投来诋毁和侮辱。愤怒的塔里埃森想要反唇相讥，但终于还是保持着微笑。

    塔里埃森是一个“故事”，因而它和它包含的一切不得不应对挑战。它冲破了风暴与重压，经受了三年以来的所有威胁和恶意的窥探——始终微笑着。任何人感受过这里的安宁，都无法相信它一直承受着外界舆论风暴的侵扰，只因为它是一个与我心心相印的女子寻求庇护的家园。

    渐渐地，创作的欲望和信念回到我的身上。塔里埃森焕发出生命力，我重又投入了创作。

    设在芝加哥乐队大厦的事务所处理商务，而设计工作室仍在塔里埃森。那里诞生了很多新的建筑，其中包括库恩利夫人自办的幼儿园、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中路花园。作为我第一次重新开辟事业的成果，中路花园在许多方面都独具创新，并且让我联想到发生在塔里埃森的惨剧。接下来，就是这座建筑的故事，建筑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一篇。

    The Tale of the Midway Gardens 中路花园的故事

    一九一三年秋天，艾德·沃勒年轻的头脑里冒出了在芝加哥办中路花园的主意。说干就干，他首先想到了我。有一天，适逢我从塔里埃森来到芝加哥，他找到我商议此事。

    “弗兰克，在这个阴沉沉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个能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要么光秃秃得很丑陋，要么又廉价又龌龊。我想在这片只有汽车和酒馆的荒原上，建一座供人们休闲的花园。”

    或许你还记得我和丹老爹在沃勒先生书房里的谈话，他讲起这番话颇有他父亲沃勒先生的风范。

    “我相信，芝加哥会懂得欣赏这样一座美丽的花园。市民们去那里欣赏音乐，享用美酒佳肴。这个户外的休闲花园，就像你在慕尼黑郊外去过的那些小公园，德国人喜欢全家一起去那里游玩。时下正风行跳舞，我们可以在室内为年轻人们设一块舞场。还要有一大块空场供乐队露天演出，名流们可以坐下来欣赏在家里用餐享受不到的音乐会。

    “当然了，芝加哥的气候是个麻烦，能够开放的季节很短。但是我们可以盖一座就餐用的冬季花园，中间有巨大的舞场。只需投入一个全年开业的酒吧的成本，就能稳赚不赔。我们可以把它办成高水准的大型休闲场所，有帕芙洛娃表演舞蹈，马克斯·本迪科斯[161]的整个乐队来演奏，你知道马克斯的。傍晚七点开始露天音乐会，乐队曲目的间隙可以有舞曲填空，让姑娘们拉着小伙子们在冬季花园里跳起舞来。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下午的专场演出，每晚有特色表演。我想象许多人聚在露台或者屋顶上。灯光、色彩和音乐中人来人往——一个热闹的好地方！

    “弗兰克，你一定能把它设计得独一无二。”

    “只要你给我理想的用地，它一定会独一无二。”我告诉他，“你记得中路地[162]南边不远的老无忧宫[163]游乐场吗？这些年貌似热闹，其实一直在勉强支撑。那块地有差不多三英亩，足够大。我的设计会让你的付出得到回报。”

    从哪里能筹到资金？这是艾德惟一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但是对他而言，“那是最容易的环节。”他会解决的。

    “你觉得这个主意如何？”他问我。

    阿拉丁和他的神灯曾让童年的我心驰神往。如今，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象征着创造的渴望，他的神灯象征着另一样东西——想象力。我听着艾德描绘他的蓝图，自己仿佛变成了阿拉丁，而年轻的艾德就是那个看守神灯的精灵。显然，他很清楚哪里能找到那些“神灯的奴仆”。听起来这有点儿像魔法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的确相信有神奇的力量。难道你忘了我曾经擦拭我的神灯，产生神奇的效果吗？此刻，我没有迟疑。

    “艾德，你回办公室后，寄给我一份老无忧宫的地块测量图。星期一再来我这里，你会看到……你将要看到的东西。”

    星期一，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从袖筒里像变魔术般地抖落出来一卷图纸。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的畅想已经跃然纸上——精美的彩色渲染图让年轻的艾德看着爱不释手。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

    保罗·穆勒是我和艾德一致认定的“神灯的奴仆”。穆勒看了我的设计方案很感兴趣。他以自己惯有的充沛精力，开始让这个美梦化为现实。他的合伙人、他手下的工头、还有熟练的与笨拙的工人们，合在一起被他称作“组织”。这些人其实全都属于芝加哥城的一个大建筑承包商，它的名字叫“工会”。穆勒依照行情从工会租借来这些奴隶。一如既往，他自己才是让中路花园得以实现的真正的组织。

    艾德容不得一丁点儿等待。他太年轻了。看守神灯的精灵给他的畅想插上了翅膀，他从此飞个不停。

    几天之后，老无忧宫开始沸腾了。一如既往，恪守职责的工会用嫉妒的眼神监视着。没过多久，原先的游乐场只剩下一座锈迹斑斑的铁塔立在一大片空地的角落。工人们开始拆除铁塔，这时候，工会出手了。这座铁塔虽然已经摇摇晃晃，但它毕竟是钢铁工人心目中的圣物。因此，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毁掉它。这意味着额外的一千多美元花销，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为此争辩——工会也清楚这一点。于是，一伙老练的钢铁工人拆掉了铁塔。

    身材高大（六英尺两英寸）的穆勒，作为奴隶监工手执一个扩音喇叭筒大声喊叫着，指挥着貌似混乱的施工现场。

    挖掘机、蒸汽铲车、卸材料的货车、拉渣土的卡车、小推车、骡子、混凝土搅拌车、起重机，泥浆、水、工人交织在一起。运来的水泥、沙子、砖块、钢梁和木料堆积如山。

    在神圣的铁塔曾经盘踞的地点，如今是一间临时的板房，墙上刷着“保罗·穆勒建筑公司”一行大大的黑字。干练的工头们聚在屋里，依照建筑师的蓝图，指挥石匠、搬运工、砖瓦工、抹灰工、木工和钢筋工都能在正确的时间完成正确的任务。

    想必你能够猜得出施工的蓝图来自何处。年轻的艾德是发起这一通喧嚣热闹的天才，而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兴奋的时刻。

    艾德的公司里有一个叫查理·马修的雇员。他颇有教养，怀有艺术天分并且痴迷于音乐。马修也积极地为这个工程出谋划策，劝说许多投资者购买中路花园的股份。当工地上热火朝天之时，艾德、查理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也在忙着筹钱。结果只筹到了大约六万五千美元，离最终所需的三十万五千美元成本相差甚远。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或许艾德例外吧，但是我怀疑他同样心里没底儿。总之，就是靠他们筹到的这些钱建起了中路花园。

    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巨大的资金缺口，中路花园仍然在蓝天下破土而出，迅速地成长。如果说除了工会的伎俩之外还会有什么阴谋，那么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个阴谋，就是中路花园需要在九十天内完工，届时顾客可以在餐桌前坐下，享受佳肴和音乐。开业日期定在了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

    中路花园的构想，包括一个供夏季露天活动的花园。步道和柱廊环绕着一组低矮的砖砌露台。旁边冬季花园的露台，也是通体由砖砌成。冬季花园一侧临主要的大街，相对的另一侧是乐队演出用的露天音乐厅。作为经济收益的“亮点”，酒吧设计在一个关键的角部位置。艾德认为酒吧应当设在人流穿过的途中，大张旗鼓地吸引顾客。这个年轻人广博的知识架构中，也包括他对人性弱点的深入研究。日后举国萧条之际，这间酒吧仍凭借它大张旗鼓的诱惑而生意兴隆。

    用地的最外围朝向主要大街的角部，将竖起两座平顶的高塔作为迎客的标志。塔顶的廊架将爬满鲜花和攀援的绿植，夜间在灯光照射下，为夏季和冬季两个花园充当广告。厨房相当于人的胃，它设置在整片建筑核心位置的地下。有便捷的地道通达花园的各处，服务楼梯直通冬季花园的露台。数量众多的侍者们，可以非常方便地直接到达各层露台和屋顶平台。

    “服务要利索，饭菜得热乎。”这是约翰·沃格桑的口头禅。他负责款待顾客，取悦顾客的肚皮，正如马克斯·本迪科斯负责取悦顾客的双耳，花园的建筑负责取悦顾客的双眼。所有这些叠加在一处，取悦众人口袋里的钞票，让它们滚进中路花园翘首期盼的保险柜里。约翰这句口头禅是让顾客用餐满意的诀窍。约翰深得此道，他在芝加哥经营的餐馆当时正红火之极。厨房施工完毕，设备安装妥当之后，一切有关厨房的安排都“悉听约翰的指点”。

    然而，露天音乐厅的顶罩成了引发争执的焦点。

    在埃德勒和沙利文事务所，我积累了设计剧院建筑的丰富经验。他们成功地设计了芝加哥大会堂和另外二十六座歌剧院。我为中路花园的露天音乐厅设计了一个顶罩，并且对它的演出效果充满信心。

    这时候，查理·马修的音乐知识开始发挥作用。他本人曾经担任过乐队指挥，所以被指派确保演出的效果。众所周知，除非你理解其中简单的科学规律，否则很容易被声学效果的种种微妙之处搅得无所适从。但这一点在当时仍不为众人所知。于是，查理首要的任务就是遍访美国的音乐家们。每个音乐家提出的要求都和我的设计相悖。然而我不会因此作出让步。火冒三丈的查理又找来了众多专家。我的设计是利用开敞面让声音更均匀地传到花园的各边，专家们对此一致予以否定。查理说：“改掉它。”

    我说道：“不，查理。我不会就因为这些而作改动，你得拿出更充分的理由。”

    查理气急败坏：“见鬼，弗兰克，你以为你是全世界惟一懂得演出声学的人吗？”

    “不，查理。但是就这个音乐厅的顶罩而言，答案是极其肯定的。我对此毫不怀疑。”

    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艾德的声音：“我说，建筑师先生，你对这个音乐厅的演出效果有把握吗？”

    “万分自信，艾德。”

    “那你就只管干吧，不必对任何人让步。”我很清楚，他所说的“任何人”就是查理。

    对待音乐厅顶罩这个问题上，我处在拆除铁塔时“工会”所处的位置。工程的进展刻不容缓，“时间”就是独裁者制胜的法宝。这场冲突的确让我有些焦虑，但是一旦我表露出丝毫的犹疑，这个音乐厅顶罩的设计注定会一塌糊涂，因为你不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建造同一座建筑。假如我的立场稍有退却，我或许将被迫在至少六种不同方案之间徘徊，最终还是会在建成之后极为不满地把它拆毁。

    于是，我提出了能够和查理达成妥协的方案。在乐队坐席背后立起一面约九英尺高的墙，从墙面挑出形状简洁的顶罩悬在乐队席的正上方。在我原先的设计中，音乐厅周边只是局部有墙面围合，而向外开敞的部位正是引发争执的根源。修改之后的方案，是在原先设计为开敞的部位，设置可以朝外开启的门扇。如果证实开敞利于演出效果，就打开这些门扇。反之，就权且用它们张贴电灯拼成的曲目数字和标识。

    这个妥协的方案让我和查理重归和气。

    在一派混乱中，中路花园的施工进展迅猛。舒展低矮的水平线和长方形的砖砌露台初具规模。从远处看，你不禁好奇地猜测那里究竟会出现什么。

    正当中路花园的设计于一九一三年诞生之际，新艺术运动在它的发祥地法国已经奄奄一息，但它仍心有不甘地要抓住任何碰巧滑过手边的东西。与此同时，各种“抽象”绘画和雕塑的试验在欧洲涌现，美学的前卫者们为之心潮澎湃，芸芸众生却视之为一种羞辱。

    从我具有独立而清醒的建筑意识的那一刻起，抽象的直线条和平整光洁的表面就始终是我的建筑作品的个性。

    我从未对“写实主义”产生兴趣，建筑中具象写实的元素令我大为失望。当今为世人称道的艺术作品，例如绘画领域的《离家远行》[164]、雕塑界的“罗杰斯群雕”[165]以及《自由》[166]杂志的封面都是为了满足“写实主义”胃口的一时应景之作。建筑界则充斥着对古代风格贫乏和拙劣的模仿。在我设计中路花园那一时期，找不到任何能令我萌生敬意的建筑作品。

    忠诚的丁字尺和激发灵感的三角板，是我赖以靠近我所憧憬的中路花园的方式。

    我想要回归最本质的原则——一切都是纯净的形式；优质的材料和精巧的施工，用砖编织美丽的图案；邀请绘画和雕塑加入进来，在同一盏神灯的照耀下，实现一切艺术形式的综合。

    是的，何不利用这个百年一遇的机会，让整个中路花园成为一件和谐的艺术品，如同马克斯·本迪科斯将在这里演奏的崇高的音乐？何不回归根源，以我自己的方式唤醒那些几何形式，为芝加哥想象力的世界奏一曲和弦？那些形式可以成为视觉的欢庆，正如音乐成为听觉的盛宴。并且，这件艺术品将是真正的建筑而不是涂抹出的布景。

    然而，芝加哥的大众将如何看待它呢？芝加哥是否能够领略它的美？芝加哥还远远不具备形式、色彩或者音律方面的鉴赏力。但是我相信，这仅仅是因为它从未有机会选择真正的杰作。尽管哥伦比亚“博览会”热闹非凡，艺术却仍没有光临过这座城市。绘画依旧意味着一幅具象的图片，越栩栩如生像实物一般，越能得到芝加哥的赏识。雕塑也未能幸免，一件雕塑必须足够“真实”，以至于你忍不住想要上前触摸。喔，这才称得上最伟大的雕塑。芝加哥将如何看待我所要的抽象？芝加哥能够理解“抽象”究竟是何物吗？或许不能，想必不能。我何必自讨苦吃。

    我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这些想法。毕竟，这些主观的想法与别人有何相干？幸运的是，简洁强烈的形式和艳丽的色彩，将会激发人类心中孩子一般的热情。芝加哥仍然幼稚和纯真，或许它能够全心地拥抱这一切。

    从儿时游戏就陪伴着我的直线、方块、三角和圆形，如今已经是我所习惯的思维。它们将赋予中路花园的建筑、绘画和雕塑以抽象的个性。我在美国和海外所见的同类场所，几乎都是低廉和唤起肉欲的臆幻，一种纸浆堆砌成的布景。中路花园将容不得暧昧的肉欲，也容不得无度的多愁善感。一切都将是坚实永久的构筑。在这里，绘画和雕塑中人的形象将只是谦恭地衬托建筑，为整体的氛围增色。

    人的形象？是的，以几何形式表现的一个个精灵。这些可爱的人形将作为几何化的成员，加入欢歌笑语。我把色彩装饰委托给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画家威廉·亨德森、杰克·诺顿和东方学院的画家杰瑞·布鲁姆，并且决定用平涂色块作为表现方式。我特意从洛杉矶请来依阿奈利[167]负责雕塑。

    中路花园里的绘画和雕塑将重归它们最初的角色，也就是从属于建筑的一部分。建筑师将重归他作为统帅的地位（对此我毫不避讳）。然而，艺术家们对于自己的权利异常敏感。现代社会的艺术家，还不习惯作为乐队的一员演奏建筑师谱写的乐曲。他们并不像自己古代的前辈那样认可这种“协同”。他们感到有失脸面，不愿承担这项应尽的责任。我很欣慰终究还是说服了他们，虽然我对日后他们的感受如何不甚了了。在向知心的读者坦露我内心的想法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砖和混凝土如何让这些想法变为现实。

    我的儿子约翰协助我照管现场，日以继夜地赶工。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我就在冬季花园的角落里睡上一会儿，由约翰继续监工。

    “赖特，瞧瞧这个。”有一天，穆勒满脸怒气地找到我，“你搞的这是什么名堂？你带来的这只小猎犬一步不离地跟着我，时不时咬住我的裤子，甩也甩不掉。如果想要按时完工开业，我能对工地上的一大堆差错置之不理吗？别让他再缠着我了！”

    对我而言，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约翰继续为缠着穆勒而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利齿也时常派上用场。

    我们搭起了几间板房作为雕塑家和模特的工作间。雕塑家理查德·鲍克[168]和依阿奈利、他们的助手和一个女模特在那里加班加点。这位模特散发着神秘的气息，不断引来男性好奇的关注。虽然没有时间读，但是她每次来去总带着一本易卜生的剧本集。她非常科学地把自己的装束精简到除了鞋袜、手套和帽子之外，只剩一件大氅。按她的话讲，可以方便地“溜上”和“溜下”。她蒙娜丽莎一样的微笑，被依阿奈利的巧手留在了中路花园里。

    正当雕塑家们在板房里辛勤地创作，画家们也在花园里建筑的脚手架上忙碌着。画家们从芝加哥艺术学院找来几个学生做帮手，其中一个才华出众的姑娘叫做凯瑟琳·达德利。

    有一天，一个无赖模样的家伙把头探进雕塑的工作间。又是工会！这是工会第七次找借口前来滋事。

    “嘿，你们在整些什么？那个穿着裙子忙着画画的小妞，她可不是什么艺术家，对吧？”

    “她是艺术家呀，头脑还蛮聪明哩。”我答道。

    “唔……算了吧……她不过就是一个时髦的漂亮妞。”他俯下头，伸出下巴，“把这小妞赶走，否则你们搞的那些什么花园……永远不会开张的，明白吗？还有那三个一边抽烟一边忙着刷油漆的，我看他们可不像什么艺术家。他们都得有劳工卡，明白吗？”

    “艺术家也要办劳工卡吗？伙计。他们可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教书。（我以为这名头足够唬住他）你只管去艺术学院打听就是了。”

    “嘻，我才懒得打听呢。他们都得有劳工卡。明白吗？赶紧去办好。”

    他斜了一眼鲍克和依阿奈利，那边急忙用幕布遮住了模特。

    “你们在那幕后面藏了些啥子？”

    “咱们得说说看，你这么理直气壮地指指点点，这里究竟关你什么事儿？”

    “关我什么事儿？”他叫道，“让你瞧瞧究竟关我什么事儿。你背着工会雇了这帮人，他们都得加入工会。明白吗？”

    他不怀好意地瞅了两位雕塑家一眼：“他们的劳工卡在哪儿？”

    “他们不需要劳工卡。他们也是艺术家，是雕塑家。他们看上去不像艺术家吗？”（我忍不住要提醒他这一点。）

    “嘻，别拿什么刻石头的、捏泥人的来应付工会。他们得老老实实去办劳工卡，不然就得停工。”

    我把鲍克从脚手架上叫下来。这个流氓进来之前，他正忙着为冬季花园的柱子刻四个柱头。我把他叫到一旁。

    “迪克，这家伙在胡闹。天知道，工会本来就够滑稽的了，我们还碰上这么个醉鬼。你银行账户里还有钱吗？”

    “我估计还剩七块钱吧。”

    “妙得很！你的支票簿在手边吗？”

    “是的。”

    我走到那无赖跟前。

    “我说，好汉，给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家办劳工卡得要多少钱？”

    “每人三十五块。”

    “那就是七十块钱。”

    “七十。”

    “好吧，迪克，给工会开一张七十美元的支票。”

    “收款人写谁？”迪克问道。

    那家伙接了支票，转过身，正好看到幕布撩起。已经戴好帽子和手套的蒙娜丽莎，腋下夹着她的易卜生，眉眼低垂着走了过来。

    那家伙呲牙一笑：“啊哈，我明白了。”他咧着嘴出门去了。

    “老天爷，”迪克叫道，“这混蛋要是发现账户上没有那么多钱，他准得回来宰了我。”

    “咱们且看他的下文。”我说。

    在此之前，工会曾经几次三番地找各种借口对我们加以阻挠，然而，这次之后却不再有下文。没有了“工会”的帮助，艺术家们的工作进展顺利。那张被工会“代表”兑现了的支票显然发挥了效力，他收获的个人利益让他选择了保持沉默。

    中路花园背负着压力日夜不停地赶工，终于接近完成。依照我的设计将电灯密布在穿孔铸铁管里制成的灯具，已经高高立起，照亮了夜间的整个施工现场。

    从远处看，它们具有很好的广告效应，但约翰·沃格桑仍不满意。他瞒着我准备悄悄地搭建一幅巨大的招牌，用五彩的电灯拼成“中路花园”的字样。我及时发现并且阻止了他，然而只是暂时的胜利。开始营业之后不久，约翰还是把它挂了上去。那是中路花园经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墙壁上的混凝土浮雕图案之间，应当镶嵌深红和绿色的玻璃，然而我们没有资金实现这一设计。没有资金在冬季花园竖起四座绿藤和鲜花装饰的高塔，作为迎客的标志。也没有资金在花园角上栽植大树。简而言之，连最初承诺好的资金都没有到位，甚至连搭建舞台的钱也不知去向。我设计了尺寸不一、色彩艳丽的一团团气球固定在穿孔铁管上，飘浮在花园上空，也因为缺少资金而无法实现。即便是这样的少量花费，当时也变得举足轻重。

    资金方面的困窘，引发了焦虑和怒气。然而，眼前仍充满希望和正在努力兑现的承诺。

    若不是穆勒和他的合伙人塞普坚持着挺过了危机，中路花园也许永远不可能开门迎客。我们都坚信，开始运营之后的第一年里，资金的窘迫一定会迎刃而解，事实果然如此。

    施工将近收尾的一天中午，当我正坐在冬季花园里吃午餐，噩耗从塔里埃森传来。它使我暂时远离了这座建筑，也暂时远离了一切。

    为了方便监督夜间加班赶工，保证将近完工的中路花园能够如期开业，我和儿子约翰夜里就睡在工地墙角的木屑上。这一天中午时分，我们正安闲地坐在刚刚装修好的酒吧里吃午餐。一个长途电话从春绿镇上打来：“塔里埃森失火被毁。”当时并无只言片语提及可怕的惨剧。当晚归家的火车上，手中报纸的头条闪着骇人的标题，我才一点点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三十六个小时之前，我离开的是洋溢着生机和欢乐的塔里埃森，眼前的它却仿佛是被雷电击中一般瘫倒在地。我的一个仆人，由约翰·沃格桑大力推荐来的巴巴多斯黑人，在我离家的时候变成了疯魔。他砍杀了家中的七个人，又点燃了房屋。仅仅半小时，塔里埃森供生活居住的那一半以及屋内的一切都化为废墟，只剩下几面石墙立在那里，见证着一个被梦魇所控制的疯子犯下的纵火与谋杀。

    只有工作室的那一半幸存下来。

    我的木匠威廉·韦斯顿挽救了它。

    他也被那个膂力过人的疯子抓住，但是奋力挣脱了魔爪，浑身血迹地跑下山，向最近的邻居求救。然后威廉又立即跑回来，却看到一片火海。虽然已经站立不稳，他仍然挣扎着找到嵌在院墙壁龛里的灭火水龙带，顾不得他的儿子就倒在喷泉池旁边，解开水龙带，踉踉跄跄地救火，直到被赶来的人们架走。

    几个焦黑的石头烟囱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烟囱下面的壁炉敞着大洞，悲壮地望着天空。

    塔里埃森最初是为她而建，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却都不在了。才华出众的学徒艾米尔·布罗代尔、韦斯顿的儿子、大卫·林德布罗姆、还有一个忠诚的工匠托马斯·布朗克。这就是丧心病狂者夺走的七个生命。两天后，人们在冒着黑烟的废墟旁的锅炉炉膛里找到了那个疯子。他仍然活着，但是已经奄奄一息。他始终未吐一字，死在了道奇维尔县的监狱里。

    在家族小教堂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离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墓不远处，塔里埃森的几个工匠挖好了一个深深的墓穴。伊诺斯舅舅赶来安慰我。对我而言，繁复的葬礼仪式、专职的殡葬师和他们俗鄙的棺材，只会让我感觉讽刺甚至亵渎。我让自己的木匠们做了一口朴素的松木棺材，再从原本属于她的花园里，采来鲜花铺满棺材里面。

    我的儿子约翰，帮我把她的遗体抬起来，安放在为她而生长、为她而盛开的鲜花中间。棺材的盖子钉上了。两匹忠实的小马“达比”和“琼”[169]牵着马车候在那里，我的工匠们抬起朴素而结实的松木盒子，把它放在同样铺满鲜花的马车上。看到鲜花覆盖着整个马车，我感到一丝宽慰。

    无论春夏秋冬，自从塔里埃森诞生以来几乎每一天，我们都驾着“达比”和“琼”拉的马车，沿着山谷里的小路翻过一座座山丘。

    跟在马车旁，我们步行来到墓地。没有钟声，也没有人迎候，只有我在山谷里的两个表弟拉尔夫和欧林等在小教堂的门口。我们一起把被鲜花覆盖着，里面也铺满鲜花的松木盒子放入新挖好的墓穴。然后，我请他们留下我独自在这里。

    我要亲手用土把墓穴填满。

    八月的阳光向我熟悉的山丘那边斜下去。慢慢地，黑暗笼罩了我。我将墓穴填平，站在黑暗中，感到一种异样的亲切。

    直到今天，在埋葬她的地方仍没有一块墓碑。

    过去的五年里，追求自由的抗争抹去了我之前的生活，而此刻这本身也被抹去了。

    为何要标记孤寂结束之后重又开始的地方呢？

    Again 再一次

    没有被毁的工作室后面的小卧室里，幸存的那一部分塔里埃森陪伴着我。

    所有人都仿佛离我远去，甚至也包括被毁灭了的她。

    大火在美丽的山坡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大洞，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丑陋的伤痕。

    第一个塔里埃森的毁灭，将我置于一种奇怪的困境之中。

    自从返回灾难现场见到惨象的那一刻起，除了几个助手以外，我不愿见任何人。那时候，我所能承受的只有工作。

    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夜间，整个塔里埃森只有我独自一人。有一个守夜人膝盖上放着枪，坐在门口。远近的村庄都因为这场惨剧而人心惶惶，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找到凶手之前，附近的村民们一直在田野和树林里搜索。

    小屋里孤寂漆黑的暗夜，笼罩着莫名的恐怖。没有月光，没有星光，没有山下池塘里熟悉的蛙鸣。诡异的寂静之中，只有残留的黑烟从废墟里升起飘散。

    我周身麻木却又无法入睡。起床来洗了冷水澡，重新有了知觉。我走出门，登上漆黑的山坡。黑暗中，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眼前不再有少年时代所见的美丽，而只有漆黑的暗夜和莫名的恐怖。我摸索着安全地回来，爬上床去。

    我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曾与我共同拥有塔里埃森的那个生命，似乎并没有化作精灵在我近旁闪烁，而是已经决然地消失了。

    在第一波痛苦的煎熬之后，某种绝望似乎让我的感觉和对她的思绪都陷于麻痹。

    任何信仰和希望都无法给予我宽慰。除了感到厌恶，我所有的想法就是重建塔里埃森。只有对重建的期盼能让我感到一丝宽慰。只有工作，能让我摆脱持续的恶心晕眩。

    多年以来的积习是我惟一真正的排解。工作和音乐，是生活留给我仅有的色彩。救火的人们把钢琴从窗子里拖了出来。断了腿的钢琴现在倚着工作室的壁炉边。我坐下来，试着抚弄琴键。

    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被毁掉，或者潜伏在某个阴郁幽暗、黑影摇曳的房间里。

    回望那一段日子，我眼前是山坡上的黑洞和笼罩着一切的暗夜。我在不祥的阴霾中徘徊。暗夜之后是同样黑暗无光的白日。她彻底地消失了。

    不，这绝不是动人辞藻的铺陈。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陈述发生过的事情。我曾经倾注生命爱过的她，消失在此后几年近乎无知无觉的黑暗中。

    这算是一种慈悲吗？我感到过去的几个星期犹如几个年头，时间仿佛不复存在。当白日沉入黑夜，我对一切都失去了知觉，惟有不由自主地迈出脚步，重新建起被仇恨所毁灭的家园。

    每日里仅仅被习惯推着继续工作、被习惯推着吃掉摆在面前的三餐。我日见消瘦，身形憔悴，脊背和脖子长出许多第一次出现在我身上的脓包。我独自一人搬回到芝加哥杉树东街狭小的寓所里。陪伴我的只有一个爱尔兰仆人。

    自那时起，我不得不用到之前从不需要戴的老花镜。

    眼镜第一次挡在我和我的工作之间。

    造化有仁慈的左手和残酷的右手。我坚信任何头脑和肉体背负过于承重的压力，都会变得麻木。当开始治疗伤口，真正的痛苦才随之而来。精神的创伤和肉体的伤痛，服从这种相同的规律。

    我开始被可怕的孤独缠绕。但奇怪的是，我不愿见到任何一个我从前爱过的或者认识的人。母亲被深深刺痛了，因为我不愿让她来陪伴我。我也不想见自己的孩子们——以前我总是期盼他们的到来。我不会忘记，当我身处绝境时孩子们给予我的关爱。

    那段日子里，我宁愿穿行在陌生的面孔之中。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自己也不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几个月过去了，我感觉好像是挨过了漫长的一生。

    或许，像烧焦的树根上长出新芽那样，新的知觉一定会萌发。

    无论真相如何，事实不会泯灭——多年以后，回首梅玛和我在塔里埃森的共同生活，仍旧像置身于幽暗的房间里，试图透过摇曳的黑影，看清潜伏着的恐怖。我只能急忙转身离开。

    我只能望着前方。巨大的痛苦让我不敢扭回头去。

    有一段时间，我似乎根本无法看清任何东西。

    这种痛苦像一阵鞭打，迫使我在恰到好处的时刻重新振作自己。我是在描述绝望吗？不，我从未感到过绝望。

    恶毒而愚蠢的流言又一次向塔里埃森袭来。死难者似乎白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人们讥讽塔里埃森的英勇，嘲笑塔里埃森的爱情。但是对塔里埃森而言，来自四方的怜悯比昔日公众的好奇更令人无法忍受。

    “伤风败俗，果然遭了天谴。”这是某些人的论断。难道那场惨剧果真是对异端的审判吗？就像外祖父曾经面对的审判，意在征服一个不可征服的信念？

    难道只因为对于工作、生活和爱情中的真、善、美怀有不羁世俗的信仰，就应当遭受打击吗？

    几个月前，我坐在俯瞰山谷的石砌露台上，看见那头名叫“枫”的纯种荷斯坦牛正站在远处一棵橡树下。它是塔里埃森的宝贝，价值堪比几百头普通奶牛。树下还有两头相比之下不值一文的奶牛。突然，一道闪电划过。随着一声巨响，两头奶牛从树下逃出来，毫发无损。我珍爱的“枫”却被雷击中，僵死在树下。为什么偏偏是世间难求的“枫”？

    为什么是塔里埃森？

    有太多善良的人们乐于对“为什么是塔里埃森？”给出他们的答案。他们找到了足以劝诫世人的说教之辞。然而，比任何说教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有悖世俗”激起了世俗的敌意。这股敌意溢出了狭隘的胸膛，终于以某种显著或者隐秘的方式喷发。这也足以解释“枫”的有悖世俗吗？它凭借自己纯正的血统翘立在杂种的同类当中。难道是寻常者的妒忌和怨恨给它引来了毁灭吗？

    一派胡言！

    恶毒的舆论和谴责如黑云压来，激起我胸中的愤怒。当愤怒开始消退，我终于意识到，经历了死亡的磨难之后，塔里埃森的生命应当延续。世人必将看到，焦黑的废墟不会被孤零零地留在山坡上，注视祖先开垦的这片可爱的山谷，叹惋曾经回荡在那里的幸福。

    行动能够抚慰痛苦的精神。只有重建的行动才能驱走我心中的痛苦。一块块石头，一片片木板，塔里埃森Ⅱ在塔里埃森Ⅰ的灰烬中诞生了。

    在大火给房屋留下可怕记忆的地方，我进行了彻底的改建。在惨剧留下最明显痕迹的地方，新建了一座石板铺地的开敞廊架，朝向山谷里劳埃德–琼斯家族的小教堂。

    在西侧，我加建了一间带大壁炉的客房，留给母亲和我年迈的姨妈们。现在，我想接她们到塔里埃森来同住。

    我不会因为哀痛而转过身去，也不会驻足伤怀。曾经美丽的塔里埃森应当创造新的生活。将要与我分享塔里埃森的人，一定会分享我的信念，伸出帮助的手。

    我执着地相信这一点。

    那场惨剧引来了丑恶的舆论潮涌，其结果是数百封寄自全美国各处的来信。我把这些未曾启封的信件扎成一捆，付之一炬。我重又投入了工作。生活并没有失去盐的滋味，生活中盐的滋味永远是一个人最出色的工作。

    Taliesin Ⅱ 塔里埃森Ⅱ

    更多石料，更多木料，更多的汗水让它们更加和谐地休戚共生。更多工匠，更多资金，意味着我不仅需要发挥更多的创造力，而且需要竭尽全力赚来必备的资金。

    又一轮秋冬春夏。一九一五年的年末，第二个塔里埃森在曾经是第一个塔里埃森的地方重生。它比自己的前身更加端庄，更加精美。塔里埃森高举着双臂，并没有变得乖巧畏缩。从摩西到以赛亚世代相传的惩罚之说，不配用来解释塔里埃森承受的牺牲。是谁施加的惩罚？又为了什么而承受？来自各方的多愁善感或者愚昧迷信的答案，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塔里埃森经受种种磨难之后，某种东西变得逐渐清晰。不，不是叛逆，而是更坚定的信念。头仰得更高，双眼更加敏锐。随着事业再一次重生，曾经因为软弱和困惑而稍有踉跄的脚步，变得更加坚定。

    与此同时，尚未完全竣工的中路花园以芝加哥前所未有的盛况，开始接待顾客。不仅开业的时候没有完工，后来也从未真正完工。入口处的装饰尚未完成，冬季花园的高塔没有任何装饰，还有其他各处的缺陷。但是最初我们憧憬的氛围已经实现。建筑的形式、色彩、灯光和乐声鲜活灵动，是每一位顾客都难以忘怀的画面。成百上千个衣着艳丽的女子和身着燕尾服的男士在画面中游走。每一个看到这幅画面的人，都觉得它是具有魔力的咒语。所有人都仿佛置身于梦境。他们相信这一定是梦。芝加哥惊诧、认同、赞叹。芝加哥人一次次重返光顾，一次次感受惊奇。许多人认为它源自埃及文化，另一些人则感受到玛雅文化的影响，还有些人嗅到浓郁的日本气息。但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全新的体验，唤醒了他们心中的神秘与浪漫。每个人都依据他自身具有的特征作出回应。愚顽不化的芝加哥在和一位陌生的美丽女郎频频约会。艾德公司的保险柜日渐充盈。在所有人眼中，前景无比灿烂。

    我从塔里埃森的废墟回到芝加哥，正值花园里人头攒动。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我努力让自己体会眼前的成功。音乐厅的顶罩表现完美，所有人对演出效果都很满意，查理不再做声。然而，中路花园缺少了对于任何艺术作品而言都至关重要的收尾之笔。这种令人心痛的缺憾，使得所谓的成功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

    世界的悲剧也在那一年上演。不久，战争爆发了[170]。芝加哥和全美国都异样地亢奋，每个人的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营业的第二年，花园的经营出现资金紧张。但是如果能与第一年持平的话，仍大有希望。帕芙洛娃翩翩起舞，乐队的演出无可挑剔。

    然而，公司金库里的钱屡屡不翼而飞，债主们的欠款却还远远没有偿清。经营者之间出现纷争，怀疑与威胁开始蔓延。

    困惑终于发展成愚蠢的混乱，“雪绒花”啤酒公司趁机渔利，轻而易举地买下了中路花园。他们把自己的啤酒带进花园里。啤酒的口味固然不错，但是毫无想象力的主人将它变成了单纯的“啤酒花园”。这里绝不是什么“啤酒花园”，而“雪绒花”对此并不了解。曾经无比自豪的中路花园落入了庸人手中，难逃枯萎的厄运。

    新主人试图让花园“精神抖擞”，雇来一帮人给原本显露材料本色的混凝土刷上颜色，在光洁朴实的墙面上刻出图案，又添加了各种可憎的庸俗噱头。整个环境的氛围被廉价的布尔乔亚品位所取代。花园里曾经完整一体的各个部分，如今被最丑陋和粗劣的世俗“装饰”所覆盖。原本建筑形式、材料与功能紧密结合的地方，被涂上恶俗的艳红、惨白和浊蓝，如同又一次“世界博览会”的热闹景象。

    接下来，灾难降临了。整个国家“干枯”了[171]，这也是对花园加以侮辱的最后一击。伴随这个国家一起干枯了的，是建造中路花园的初衷——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市民们越是需要在美之中享受快乐，在快乐之中享受美，也就越需要一个艺术化的约会场所。在那里，富于想象力的经营者，呈现给市民们值得举杯欢饮的美。

    中路花园已经沦落为啤酒花园——如今连啤酒都失去了。曾经卓然翘立的花园，如今只能黯然回味它昔日的风姿和未曾实现的各种可能，梦想着在铁笼子一般的芝加哥生活中鹤立鸡群。它像一位曾经拥有过荣耀地位的美貌女子，被无可奈何的现实推进耻辱的泥潭。

    状况从糟糕恶化成为可怕。它再度易主，美其名曰“沙龙”。这一次的主人把它改造成一个大舞厅。“花园”里注满水，变成人工的溜冰场。未来的客人将是恶俗的群氓，因此室内需要打扮得更加花枝招展。

    “他们”给它打上腮红，涂上唇膏，头上插满假花。“他们”把纯朴的白色混凝土雕塑涂上更加荒唐艳俗的色彩，用更加廉价的手法覆盖原先的装饰，毁掉了原有的轮廓线和整体的平衡。昔日的协调荡然无存，一位美丽超凡的女子沦落成为娼妓。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没有人出于仁慈给它彻底毁灭的最后一击呢？”

    归宿终于到来。它被仁慈地拆毁，让位于一家新建的自动洗衣房。我对此深怀感激。负责拆毁的承包商发现这些建筑盖得如此坚固，以至于他这桩生意注定是要赔本了。

    德国的瓦斯穆特出版社发行了我的作品集，装帧异常精美。这套书在德国广受欢迎，达尔文·马丁负责帮助我在美国销售。用于在美国销售的五百套作品集，在塔里埃森的火灾中灰飞烟灭，只抢救出幸存的三十余套。房屋被烧塌三天之后，堆在地下室里的那批书仍有黑烟冒出。

    这时候，一道亮光闪过——我收到了在东京设计帝国饭店的邀请。一个包括日本建筑师芳滝[172]和帝国饭店经理林爱作的筹委会，在世界各地寻访理想的建筑师。他们来到美国中西部，立刻被几座新颖的住宅所吸引。这些房子全然不同于日本的风格，却似乎能与日本的环境相融。他们前来找到我，重建之后的塔里埃森愈发令他们心动。正如林爱作所言，“我被带回到了神武天皇的年代。”[173]他和他温柔的妻子都爱上了这里。

    林爱作年轻的妻子隆子穿起精美的和服，是那时候塔里埃森一道美丽的风景。很遗憾，当时拍摄的照片保存下来寥寥无几。她的举止恬静有节，并且对一切都异常好奇，尤其对于我们的“异国”风俗。有一次晚饭席间，她问我道：“瑞托君[174]，‘goddam’[175]是什么意思？”

    “goddam？”我很诧异她是从哪儿听来的。

    “喔，隆子，‘goddam’是一个表示‘非常’的礼貌用语。你可以说一个‘goddam’迷人的夜晚，或者‘goddam’新鲜的黄油。也可以在晚餐后对女主人说，多谢你‘goddam’丰盛的晚餐。”

    “噢，噢！”这是她表示惊叹的惟一的英语用词，“噢，我明白了。瑞托君，请递给我那块‘goddam’新鲜的黄油。”余下的时间里，她一路的“goddam”伴着餐桌上的一路笑声。饭后，她果然一脸天真地向主人感谢“goddam”丰盛的晚餐。

    她真的如此单纯吗？我不禁想知道，她是否始终不明白阵阵笑声的缘由。在餐桌上同样笑个不停的林爱作，不愿或者不屑为我揭示谜底。

    在劫后幸存的工作室里，我根据林爱作提出的总体要求，完成了帝国饭店的概念设计。筹委会在塔里埃森逗留一星期后，返回了东京。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即刻前往东京的正式邀请。我没有作片刻耽搁。渴望离开，再一次远离美国，我依旧寄希望于一个人能够以这种方式远离他自己——至少是一点点。虽然我的心智和情绪在逐渐恢复，我却总是预感会有某种打击降临。无论清醒还是在梦中，灾难将至的阴云时时悬在我的头顶。这种心理恰好与人们对于地震的感受契合，而地震正是我所设计的这座建筑将要对抗的敌人。此刻，我把日本视为庇护和拯救自己的地方。与古老的德国一样，古老的日本是我梦中的国度。

    Japanese Prints 浮世绘

    日本的浮世绘版画陪伴我，度过了在橡树园的最后几年时光。我为之着迷，并且从中学到许多。在我从二十三岁时开始的艺术探索中，简洁意味着剔除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一信念在浮世绘中找到了有力的佐证。自从发现浮世绘的那一刻起，日本就成为我心目中最浪漫、最具艺术气息和与自然最息息相通的国度。日后，我发现日本的艺术与建筑具有真正的有机特征。与任何死去或者现存的欧洲文明相比，日本的艺术更亲近大地，更忠实地体现一方水土的生活与劳作，因而也更具有现代性。

    在第一次日本之旅中，我有了这些发现。那是一九〇六年，完成了拉金公司大楼和马丁住宅之后，筋疲力尽的我把在日本的旅行作为休息和放松。

    A Song to Heaven 天国之歌

    船在横滨湾落锚。又一次日本之行将加深我之前的感受。假如你从未到过这里，不妨想象一下这个山峦陡峭的国度。它周边的海底显然太深，以至于所有的海岸都生硬突兀，看不到一处平缓的海滩。清晨金色的天空下，一片片小舢板的白帆摇曳在蓝色的海面上，如同在水面上歇脚的海鸟。

    山麓间和山脚下点缀着许多古老的雕像，它们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积累。顺着山势有一层层的水稻梯田，山坡的更高处是点点翠绿的蔬菜田。山顶上成行排列着新栽不久的松树，帝国政府大力推广的“重新造林”随处可见。

    山坳里茅草屋顶的村落，好像在枝头筑巢的鸟儿，也像是攀附在陡峭山坡上的植被。转头望去，迎面走来几个渔夫，赤裸的躯干在阳光下闪着古铜色的光泽。再转回头去看那些稻田里劳作的农夫，穿着靛蓝色的衣服，与鲜花和鸟儿一样生长在这幅自然的美景里。令人诧异的是，这里的鸟儿并不啼叫，鲜花几乎都没有香气，花瓣亮丽得好似假花。欣赏花道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用手触摸花瓣，想鉴别它们是真是假。

    试想你第一次弃船登岸，走进村庄里的街道。穿着鲜艳和服的孩子们在嬉闹，他们的背上还背着婴儿。孩子是日本的国之重宝。无论老妪或是少女，每一个踩着高高的木屐碎步走来的日本女子，从脖颈到脚跟都有曲线婀娜的轮廓。她们脚上的白袜，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资格讲述日本住宅的故事。这里的幼儿和老人都受到格外的呵护。据说这个国度是儿童和老人的天堂。在日本，年老意味着拥有更多生活的资历，而绝非丧失生活的资格。可悲的是，我自己的国家里缺少这种文明的例证。

    无论老幼，所有人都欢喜而又谦卑地相互关爱，相互尊敬。踩着木屐在湿润的土路上相会，人们微笑着相互鞠躬。他们穿一种柔软的白色棉袜。外出时，踩上放在门口的木屐。进屋时，将穿脱方便的木屐留在门口的石板上，“洁白的双脚”踏上一尘不染的“榻榻米”。铺在日本住宅的地板上，可以灵活移动的硬质草垫被称作榻榻米。

    地板上的草垫是如此的干净。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我曾看到男人和女人面朝车窗坐在长凳上，双脚优雅地并拢压在身子下面。你可以看到，他们雪白的脚底板干净到一尘不染。

    洁净！是的，“洁净”是神道教的灵魂。从中国前来传道的佛教徒们，发现这里有一种本土的古老宗教——神道教。它的核心并非一个善良或者合乎道德的人，而是一个洁净的人。一双洁净的手，一颗洁净的心灵。最终，神道教让日本的住宅成为人类一切洁净事物中的极致，因为它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日本人憎恶浪费，也憎恶污垢。丑陋也是一种污垢，而污垢总是丑陋的。经过数百年的磨砺，无论苦力还是贵族，每一个日本人的家都被“洁净”的精神所浸染，变得如同一座庙宇。

    随着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我发现日本的住宅是一个“精简”的典范——不仅剔除污垢，而且剔除一切无足轻重的琐屑。我被它深深地吸引，有时候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把一座住宅拆解成各个部件，再拼合起来。在日本人的家里，我找不到一件多余无谓的东西，几乎找不到额外的装饰。所有我们称为“装饰”的东西，都体现在日本人的生活必备品本身，或者他们所用的简朴的建筑材料之中。这也是一种洁净。

    终于，我找到了一片乐土。在这里，自然而然的简洁是至高无上的境界。日本家庭的地板可以真正地承载生活的内容，你可以在上面睡觉、跪在地板上用餐、跪坐在丝质的软垫上冥想，也可以在上面弹拨吹奏或者云雨合欢。

    任何物件都不允许突兀地孤立在圣洁的地板上。居家使用的每一样器具都是可移动的，用罢后可以被细心地收纳起来，从设计到制作都体现这样的特征。只有使用得当才会产生美，而只有在适当的时刻才加以使用。甚至划分室内空间的隔断也可以滑动，以便于清理。

    奇怪的是，传统的日本住宅是我正在潜心钻研的现代标准化的完美实例。为了便于清洁而可移动的地板草垫——榻榻米，每一叠都是三英尺宽，六英尺长。所有房间的尺寸和形状都取决于这个单元。推拉隔断和门扇都定位在草垫单元的交界处。房间的规格因实用情况而定，分为九叠、十六叠或者三十六叠。

    简洁的木质方柱支撑着天花板和屋顶，方柱落地的位置恰好在榻榻米的交界处。可滑动的纸质隔断——“障子”，和充当外墙与窗子的屏风，都可以来回推拉，收纳在墙上的壁龛里。地板下面也可以通风。宽大的木板铺成屋内低矮平整的天花板，外面是铺着弧形灰瓦的坡屋顶。

    被称作“便所”的旱厕通常设在庭院的一侧，远离“魔鬼的角落”。似乎是为了证明每一种迷信都有其理性的基础，我发现，所谓“魔鬼的角落”恰好是在主导的上风向。便所与居室脱离，但是通过有屋檐遮雨的木板铺地相连。便所旁的水缸，通常是镂空的整块巨石，或者由一组形态各异的天然石块砌成。有时候还会摆一个盛满清水的大铜盆，一把精致的小竹舀漂在水面上。每当主人或者客人如厕出来，侍女都会用竹舀把清水浇在他的手上。这是另一种供奉神道的洁净之神的方式。起初，我们这些外国人略感疑惑，明白之后则尴尬不已。

    厨房呢？走下几步台阶，你会看到这个干净清爽、通风良好的工作间。木地板与室外的地面齐平，上方直接露出屋顶的椽梁便于通风。墙面是手工磨光的混凝土或者硬质石材。厨房里一件件精美的铜壶和漆器餐具，会让一个西方收藏家看得眼花缭乱。

    浴室！这个最为神圣的场所是一间独立的棚子。石板或者木地板的铺地，同样与室外的地面齐平，并且有坡度以便排水通畅。石砌的地板上是木条制成的垫板，浴者赤脚站在上面，水流从木条的间隙顺畅地排走。方形的木质浴盆固定在地面上，深度足以让人站在里面洗浴，洗澡水总是从盆底加热。

    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我先用肥皂将身上洗净之后，才能进入浴盆。浸泡在热水里，坚持到我能够忍受的程度，让身上的细菌慢慢剥落。与神道传统下的其他生活内容一样，洗浴也是一种精致和虔诚的行为。为了方便反反复复的洗浴，日本人无论男女只需解开腰带这一个动作，就能脱掉整件袍服；重新穿上也是同样简便。他们的衣着也体现出简洁、方便和端庄——让身体和房间一样易于清理。尽管佛教在日本广为流传，然而产生并且维护这种独特文化的却是神道教。我发现这种衣着极其方便，在日本的旅店和住宅里，我总是穿上和服，每每引来旅店里当地人好奇的目光。

    我试图分辨日本人家中庭院在哪里结束，又在何处起始，以此作为一种乐趣。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带给我的快乐，使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答案的努力。对于如此完美的事物，好奇心难免会流于浅薄。

    这样一种住宅，与它的创造者之间自然而然的关系，恰如乌龟与龟壳之间的关系。它与亮闪闪古铜的肤色、油亮的乌发和眼神狡黠斜睨的黑眼珠一样属于这个国家。

    笑容可掬的女主人和她羞涩的女儿们，会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让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整洁有序。她们料理家务的时候，一定有某种类似宗教的神圣感支配着她们的头脑，或者内心。

    “最简洁的方式，不带丝毫浪费。”当我试图为自己的国人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我发现神道教的仪式渗透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所有日本仪式当中最为高贵的茶道，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一点。无论贫富，每一位有教养的日本女子，都必须学会依照千利休大师[176]制定的步骤来敬奉茶道。千利休也是花道的大师。我曾经试图学习茶道。茶道所蕴含的科学和艺术，在于以最优雅也是最节俭的方式备好一杯茶，恭敬地献给爱人或者贵客。这种浓缩着敬意的仪式，把“洁净”升华到如此的高度——加之如此的长度，让凡事直截了当的西方人感到厌倦。我们不具备这种精神，也无法忍受它——至少长时间不行。这种仪式体现出“洁净”思想的精髓，不仅憎恶浪费与污垢，并且将任何形式的杂乱无序视为同样的糟粕。

    西方人无法忍受这种悠长的仪式。遵循古老的神道教的精神，我们家中几乎所有的陈设都要从窗户扔出去，让街上捡垃圾的人如获至宝。假如“基督徒们”像日本人将神道教的精神融于住宅当中那样，以适当的精神内涵对待他们的住宅，由此产生的后果虽然不会充实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却会顷刻之间毁掉我们珍爱的“如诗如画”的家。

    我们“高雅的品位”正在毒害着他们！与我们的接触，让他们猛然意识到这些需要凝神静息的美德是多么困难和多余啊。他们发现，如果要仿效我们的样子把持世间的力量和权威，他们的那些戒律将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毫无意义。

    在有关日本住宅的一切事物中，都有某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在活力四射地歌唱。一首与他们心目中的天国完美融合的歌。

    观察日本人如何满足他们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如何自然而然地靠近美，对我而言是一种乐趣和启迪。难道他们比我们更自然而然地拥有对美的渴望吗？即使最简陋的住宅里，也会有一处供人欣赏艺术的角落，他们称之为“床间”的落地壁龛。床间里色彩恬静的粉壁墙上，根据不同的季节挂着某一幅特定的画。一支鲜花优雅地插在漂亮的花瓶里，摆在“挂物”（那幅画）旁边。下面是一件雕塑或者漆面案几上一个用材考究的抽象摆件。看到这三种并置的艺术产生协调的对比，你不禁对主人独特的情趣发出由衷的赞叹。三者结合的整体，始终洋溢着呼应季节、天气与心境的诗意。床间之外，以某位诗人的名句为内容的书法装裱悬挂在“障子”——可推拉的纸质屏风上。除了精美，所有这些还必须有适度的分寸，并且与季节时令相称。

    日本人是真正文明的民族，他们热衷于自己身边美的事物。对他们而言，一切美的事物都如同宗教一般神圣，能够得到美的眷顾是他们莫大的荣幸。

    他们住宅里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适应跪坐的起居方式吗？的确如此。但是，这种至关重要的整体如一，同样可以使我们这些双脚踏在地板上的人从中受益。

    我们这些西方人，无法并且也不应当居住在日本式的住宅里。然而，假以五十年的努力，遵循某种与日本人的理想同样高贵的秩序，我们也将有机会拥有自己美好的住宅。我确信，西方人需要这种灵感的源泉。西方人能够照搬一切，惟独日本人的住宅和日常生活用到的器物让他们难以入手。

    无视准则，这难道不是野蛮吗？完全听凭本能，这难道不是野蛮吗？这些恰恰是我们的品位和财富包含的内容。西方社会的富足，使我们的本能堕落成一种野蛮，因为它将自己拥有的智慧束之高阁，一味多愁善感地滥用祖辈遗留下的文化。与其他形式的道德败坏相比，这种堕落对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和伤害。

    我曾经不顾膝盖遭受的折磨，试着向日本人学习他们的仪式。在正餐后，学着以“完美”的方式制作一杯茶，企图领会其中的秘密。然而，一次次的重复让我从厌烦转而绝望，后来再接到类似的邀请，我都会回避这种考验。我承认，这些规程对于我们而言太严苛了。是的，太严苛了。我们的文明程度，尚不足以使生活中的任何内容臻于完美，更不要说生活的环境了。除了偶尔作片刻的体验，我们更缺乏足够的修为让生活本身转化为仪式。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快乐与悲伤有不同的源泉和表达方式。我们消遣娱乐的方式更与他们的大相径庭。

    我不无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日本人优雅的环境里总是显得那么粗鲁。他们的大拇指总是自然地内收攥住，而我们的总是向外翘起。他们的腿安静地蜷在身子下，而我们的一定会散漫地伸出来。不妨说，被丝袜紧裹的大腿和高跟鞋是我们文明的基石，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优雅的臂膊、妖娆的胸部和灵巧传情的手是他们文明的基石和他们的天堂。

    在日本人的住宅里，每一根骨架和纤维都是诚实的，而我们的住宅却充斥着虚假。日本人的住宅蕴含着某种真诚美好的思想，并且坦率地将它化为现实。我们这些西方人，用种种既多愁善感而又粗野陈腐的权宜之计，将自己与日常生活蕴含的美割裂开来。为什么我们要煞费心机地把大地改造成天国，而不能像神道教朴素的智慧所指引的那样，从容地把天国接引到大地上？

    在这片日升之地，我发现神道教创造的日本住宅，是一支朴实地赞颂人类精神的歌，一曲“天国之歌”。它是内在天性真正的绽放，如同树枝吐绿、鲜花盛开与蜜蜂飞舞。为了净化我们自己的生活，我总是在能够享受或者忍耐的限度内，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例如在九鬼男爵[177]的家宴上，观察那些恭敬地跪坐在他周围的人们。虽然他年事已高，不再承担外交家的职责，但是他府上的美食和“收藏”仍然远近闻名。或者应邀参加其他某些日本朋友们举办的宴会。在至少二十四道艺术品一般的菜肴之后，无一例外地会肃穆地奉上依照千利休大师所训的茶道。

    以上这些正是我第三次远赴日本之前，对于它的了解与思考。与其他任何民族的建筑相比，日本土生土长的建筑似乎与现代建筑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我把焦虑和打击抛在脑后，满怀希望和感激地奔向日本，寻找新的生活。我完全有机会或者说应当孤身一人前往日本。然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天性和性格总是会占上风。

    塔里埃森的灾难发生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表达同情和理解的短笺。它显然出自某位颇具修养的艺术家之手。我揣测，写信人想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年长女士，饱经苦难但仍然精神矍铄。我和母亲谈到这封信。或许是由于孤独，我简短地回信表示感谢。对方回信询问是否可以和我见面。她是一位雕塑家。一段以失败告终的爱情纠葛，使她的生活支离破碎，留给她的哀痛不亚于我所经历的苦难。她在信中给了我一些抚慰伤痛的建议。虽然几个月前我曾经拒绝过类似并不新鲜的建议，但如今我感到自己需要这些。我复信约她在芝加哥城里乐队大厦的工作室见面。她的回信中暗示最好约在办公时间之外。

    就这样，米瑞姆·诺艾尔[178]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是随我前往日本的伴侣。

    见面之时，我掩饰不住自己的诧异。她的形象和我所预想的完全相反。我无法把那些信和眼前这个人联系在一起。当她在我办公室的桌前坐下，从言谈之中我理解了她如何能够写出那些信来。

    她看上去像一个后天培养而成的巴黎人，光彩照人，举止典雅。年轻时无疑有惊人的美貌，如今依然有出众的仪容。浓密的深栗色头发衬着苍白的面色，清澈的双眸里闪烁着绿色的幽光。她的装束华美时尚，戴着海豹皮的披肩和帽子。小巧的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脖子上一条金链挂着镶宝石的十字架，还有白丝带系着一个单片眼镜。交谈过程中，她不停地抚弄着那条丝带。

    她把一个时髦的烟盒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一支香烟。我替她点上——我自己不会吸烟。进屋时，她左手拿着一本黑色软封皮的书。她把书放在桌上，那是玛丽·贝克·艾迪[179]写的《科学与健康》，那本书里大概是作者关于心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

    “你怎么看我这个人？”她问道。她的头不停地轻微颤抖，似乎是某种病症的痕迹。她注视着我，等待着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

    “你不同于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人。”我诚实地回答。

    我了解到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还有一个儿子四处漂泊旅行。她没有任何真正的亲人，“无家可归。”一场和我的经历相仿的爱情悲剧，击垮了她的身体。

    她和许多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一起，因法国宣战而回国。目前暂住在芝加哥她女儿诺玛家里。她在巴黎从霍瑞斯·豪利[180]那里听说了我，又通过报纸了解到那场惨剧。她被我的遭遇所打动，冒昧地给我写信，对此她表示歉意。

    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例行的工作需要，我几乎没有和母亲之外的任何人有过交谈。

    据说，将要溺死的人会抓住脆弱的稻草求生。我面前的并非稻草，而是见识不凡的伴侣。她给予我帮助和一线光亮。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拯救或许会出自黑暗——或者说盲目。于是，开始了一段盲人牵着盲人的故事。

    敏感多情的人如何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呢？依靠虚伪吗？我时常会向我所知道的最敏感多情的那个人——我自己，问这样的问题。答案非常明确，正是虚伪，对自己的虚伪，而这正是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虚伪的基础。

    光彩照人的米瑞姆陪伴着我前往东京。

    当我第三次抵达横滨湾，金色的天空下屹立着无上圣洁的日本之神，山巅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一如既往，晕船令我在船上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痛苦难耐。“中国皇后”号邮轮在晨曦中落锚，巨轮的引擎终于安静下来。码头上穿梭往来的人力车是我熟悉的画面。记忆中美丽的景象涌上脑海，让我迟钝的思绪重又感到清亮。

    两年前，我为设计帝国饭店第二次远赴日本。此刻，基础的试验已经完成，建筑即将动工，在数年之后迎来它的诞生。

    与公众的偏见相反，一对成熟并且自立的男女之间两情相悦，往往是基于高尚的生活理想以及相互尊重。他们必须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和对方，意味着对生活提出高于通常的要求。更加严苛的伦理准绳，也将对男女双方的品格提出要求。不受法律约束的关系本身，会对双方不断地提出要求，而合法婚姻完全可以省却这些负担。尤其是对于一个自愿投入这种关系的女子而言，她将会面对更加严苛的要求。当一个足够勇敢或者足够愚蠢的女子真诚地投入这种关系，那一段关系就成为了她生活内容和目标的全部。因为，从最初的一刻起，她将不可避免地承受与社会割裂的痛苦，并且痛苦将与日俱增，直到令人无法承受。

    对于不惜违背世俗而公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而言，成熟并且正直无邪的人格，是他们获得幸福——即便是短暂幸福的前提。

    当时的我仍然是“非法”之身——换言之，我仍然不能合法地摆脱与凯瑟琳的婚约。我曾与她争辩，但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足够愚蠢而敢于和我公然生活在一起的女子，都不得不走上违背世俗的道路。这种关系导致的任何悲剧，比起合法婚姻内的类似悲剧都更加可怕。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毫无抵抗的能力，并且承受着无情的拷问，它失败的结局正是“良好”的社会乐于见到的。

    但是，我从未学会逃避。假如我懂得逃避，我理应拒绝任何这种形式的伴侣。下意识的虚伪已经足够可怕，而对于任何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而言，清醒的虚伪会更无情地侵蚀他的灵魂。没有任何懦夫能创造出作品。我曾经这样认为，今天依然坚信。

    暧昧举动对它的施加者造成的伤害，将十倍于对它的接受者的伤害。隐秘和虚伪都将给人的性格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他人怀有的虚伪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宁可忍受，而不是自己也加入虚伪。难道会有任何真诚的生活对社会构成威胁吗？伪装的生活不正是社会织锦上朽烂的丝线吗？

    虽然，究其本质婚姻是为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所设，然而离开婚姻的保护，任何人都难以在合法的婚姻形式以外长久生存，除非你拥有粗糙强悍的个性或者世间罕有的忠贞。

    为了接纳在新帝国饭店施工期间日益增多的客人，依照我设计的方案在老帝国饭店旁加建了一座临时建筑。帝国饭店的管理者，允许我在加建部分内部划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角落。我的寓所朝南的窗外是一片日式庭院，这里与老帝国饭店相通，可以享受饭店里的全套服务，还有一个日本小伙子专职听候我的吩咐。我们置身于神秘的东京，它与伦敦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东京有无数充满惊奇的角落。走进昏暗的街道，推开简陋的大门，再穿过安静的门廊，面前是一座肃穆的殿堂。

    在我东京寓所小小的客厅里，壁炉的火焰从不熄灭。客厅外的阳台上摆满了盆景和鲜花。与客厅同层有一间自带阳台、卫生间的卧室和一间小餐室。饭菜会从老帝国饭店送过来。一个窄小的楼梯通向屋顶的阁楼，那里有宽敞的工作室和卧室。我可以伏在工作室的绘图板上，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不会干扰任何人，累了就随时上床休息。客厅里有一架在东京非常稀罕的小型三角钢琴，我们的客人个个都有让它奏出曼妙音乐的双手。读书、研讨，漫步在夜晚的东京。有时候，在星期日的白天骑着摩托车四处游历。为数不多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理解我们的处境，尊重我们的选择。和他们一起消遣的时光组成了我们当时的生活。

    我们结识了一大群有趣的朋友，例如才华横溢的波兰伯爵武宾斯基夫妇，还有几位旅居东京的俄国人，包括切雷米西诺夫公主，阿波洛莫夫伯爵夫妇，伊万诺夫一家，还有既是钢琴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家的奥尔迦·克伦斯卡。我的日本朋友羽仁吉一[181]夫妇创办了“自由精神学校”。依照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我为他们设计了一座校舍。那是我生命中一段尤为宝贵的经历。

    多年以来，能够洞察人心的米瑞姆自己一直被莫名其妙的狂躁情绪困扰着。不久，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有时候，她会表露出夸张的情绪和做作的举动。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让我们两人的生活都痛苦不堪。我试图找到这种间歇爆发的根源，并且在我自己身上查找可能的原因。

    事实上，她的神经遭受过破坏性的刺激。从那时起，她始终无法摆脱毫无缘由的失控。有时候连续数日，她的情绪风和日丽。然后，陡然间莫名其妙地阴云翻滚。夸张情绪的爆发越来越趋于病态，各种奇怪的举动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她的内心，似乎始终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天性在残酷地争斗，释放出把她撕成碎片的力量。尔后，又会是一段平静美好的生活。

    莫名其妙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躁，混杂着快乐的片段，填满了帝国饭店施工的四年时间。她的情绪失控逐渐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力。不断升级的吵闹，让我们失去了理智和安宁的生活。痛苦和烦恼不仅伴随着我为了帝国饭店的设计而殚精竭虑，并且侵蚀着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所幸，永远有无穷无尽的浮世绘供我搜寻，永远有神秘和精彩的江户城供我探索。你难以想象，那些浮世绘是我生命中何等重要的部分。假如浮世绘从我求知的历程中消失，我不知道自己会走向哪里。“剔除无足轻重的东西”，浮世绘使我在建筑的世界里透彻地领悟了这一福音，正如它深刻影响了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法国画家那样。然而，浮世绘却被压在所谓“现代主义”的底层，它的重要性和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力鲜为人知。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Came Yedo 江户

    与古老的罗马城相似，古老的江户也是一座“七山之城”。每一座山顶都有灰瓦森森的寺院。山间蜿蜒而过的公路两旁悬挂着红纸灯笼。这种发光的“广告”是古老的风俗，不像芝加哥城里的广告那样刺眼。红纸上书写的文字和灯笼都令人赏心悦目。

    眼前是充满魅力的江户。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有无休无止的人来人往，宽敞的土路上人流如织，街道两侧蓝灰色瓦顶的两层木质房屋鳞次栉比。虽然像一座巨大的村庄，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数百万居民。有人推着满载货物的小车，有人在沿街叫卖，有人在信步闲逛，有人驻足在店铺前议价，有人赶着古怪的小马拉着的两轮马车，有人牵着怪异的驼背马穿过人群。犄角上缠着绿松石色饰物的黑色牛犊，低垂着头拖着车上沉重的货物。身穿和服的人、手推车、背篓、闲逛者、马匹和牛车构成一幅熙熙攘攘的街景，数不清的孩子在街道上欢笑着玩耍。日本的儿童似乎总是在路上拥有优先权，他们鲜艳的衣着好像阳光下的花丛。

    偶尔有一顶猩红和金色相间、轿帘低垂的轿子经过，黑色的轿杠搭在两前两后四个赤裸着腿的苦力肩上。到处都散发着神秘的气息。神色诡异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仿佛来自世外的秘境。在热闹的市井纷乱之外，酝酿着笼罩一切的安静，仿佛是某种魔法打造的诡异场景。四周洋溢着的欢快气氛，却又让人感到亲切的满足和心安。

    暮霭沉沉的街道上，开始亮起灯笼柔和的灯光，球形或圆柱形的红纸上写着白色或黑色的奇怪文字。一盏盏精美的红灯笼沿着街道整齐地排列，间或夹杂着一盏造型朴素的大灯笼。每一座建筑檐下都有灯笼在微风中摇摆。有一些灯笼挑在街边立着的竹竿顶上。这种柔美的光令人双眼沉醉，它是一种以灯火作为媒介的古老广告方式。

    店铺密密地排满所有大街小巷的两侧。店铺的二楼一律是主人的居所。纸质推拉门或窗的外侧，通常有竖条木格栅拼成各种精巧的几何图案。夜幕降临，随着屋内的人来回走动，门窗上映出的剪影忽隐忽现。店主家的女儿手持象牙的拨片弹着三弦琴，哀怨的琴声在诡谧的静夜里飘远。是啊，一切都如同浮世绘的画卷。

    沿着迷宫一样的大街小巷两侧，房屋底层是一间间紧挨着的铺面，整齐摆放着各式新奇的货品。十八世纪末的浮世绘，生动地刻画了城里七座山丘上的庙宇和园林。

    在这座既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城里，石川丰信[182]、铃木春信、胜川春章和北尾重政正在描绘它安详而又欢快的生活。不久，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将拿起他们的画笔。

    那时，佩里[183]将军尚未开始推行他的国际合作。日本的国土尚未出现荷兰人的踪迹。在浮世绘将这里的雾霭、月色、飞雪、飘花与女子呈现给西方世界之前，顽强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184]是惟一领略这一切的西方人。幕府的将军们不允许这个沉船落难的英国水手离开，而这正合乎他本人的心意。只有通过他，这个在完全封闭中发育的独特文化才得以零星地接触到西方。只有通过浮世绘，西方才得以了解古老江户的一鳞半爪。

    江户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离不开这一条条热闹的街道。所有可爱的儿童似乎都在这里玩耍。丰富即美。

    江户城里，笑声无处不在。嗒嗒的木屐声、街巷里小贩怪异的叫卖声无处不在，动物嚎叫一般诡秘的乐声也无处不在。对我们而言，日本音乐犹如一种动物的嚎叫。夜晚神秘的寂静深处，歌声四处响起，像是风声却又绝非风声，间或夹杂着三弦琴沉郁的琴声。恬美幽怨的笛声，好像彩色的丝带从店铺后院的花园里飞起，在空中飘荡。断断续续的歌声与乐声，似乎在为我们面前视觉的盛宴助兴。此起彼伏的木屐声清脆地响过碎石铺砌的街巷，时而渐强、时而渐弱，充当那些乐声的背景。远处不时传来嚎叫刺破和谐的音律，犹如未知的动物在相互召唤。听到附近有女子的笑声和说话声，才让人感觉不必担心。

    温馨的家庭和对生活真正的满足随处可见。夜间的江户，每一处有灯火照亮的地方都有人来人往，直至深夜。在这幅奇异的夜景中，总有人在无声地行动。一个个黑影在红白相间的纸灯笼旁晃动，又融入黑沉沉的江户城。夜晚光线柔和的氛围，使你感觉置身于某位现代女子挂着红色窗帘的客厅，而街道则像她客厅里的地毯一样整洁。

    这幅场景里的所有人，都身着穿脱异常方便的袍服。

    熙来攘往的人群绘成了江户的生活画卷。

    然而，店铺的后院里却是一片温馨朴素的安静。夜晚的店铺里烛火摇曳，随风晃动的灯笼仿佛在传递神秘的信息。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丛黑暗与神秘。几个黑巾罩头、两侧腰间佩刀的黑衣人，行色诡秘地在我们身边闪过。与他们的长刀相比，所有刀剑都显得如同儿戏。他们勇武的脚步、威风凛凛的架势，足以令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显贵们屏息侧目。传奇的武士登场了！走过来几位身材巨硕、面容温和的相扑手，乌黑的长发从前额向后挽起，身后跟着几个仆从和仰慕的人群。这些被专门豢养的职业摔跤手，每个人的身形都相当于数个普通日本人的总和。知名的相扑手也是浮世绘的题材之一。像西方人养赛马一样专门豢养一群人？是的，这是他们千百年来的习俗。

    看到街头那些气宇轩昂的身影吗？他们是游历四方的虚无僧[185]，腰悬短剑，面容被大钟形状的草编罩头严实地遮住。

    茶室随处可见。毗邻东京湾的这一家茶室，门外密密地挂满了红纸灯笼，尤其引人注目。门口深蓝底色的垂帘上，白色的大字写着店主的名号。掀起布帘走进院子，只见漂亮的日本侍女们正跪坐在地榻上恭迎。她们面带微笑，恭敬地俯下身去，把头弯到更低、更低。然后，站起身来，牵着手引我们进屋。我们的鞋呢？脱下来放在屋外，穿着袜子踩在干干净净、散发着草香的地榻上。

    环顾四周，第一次感受极其简洁的形式和材料如何融入迷离的色彩和晃动的人影。柔软的白袜意味着干净和安静。人类生活中还有什么能够如此优雅和干净？

    我们从一间间屋子旁经过，瞥见屋内惹人心动的场景。身穿丝质和服的客人们，手摇小扇，头发油光乌亮。啊！你瞧，所有东西都浸透了无可模仿、永不消逝的风格。黑色！在这里，黑色不仅是一种属性，而且是一种揭示。

    走廊另一侧的立柱上，装有萤火虫的小竹笼在夜幕下闪烁。穿过走廊，眼前是一幅令人心醉的画面：日本式的庭院！三弦琴的乐声仿佛夏日田野里的虫鸣，从四面八方飘来。从一扇推开的门里，传来如泣如诉的笛声。月光照着松树和挂在枝头的灯笼，安详如镜的水池里映出一弯新月。青石台上流下的小瀑布银光闪闪，瀑布的细流溅落在绿苔包裹着的一堆奇石上，水边的鲜花和灌木簇拥着石块和粗糙的树根。

    这个庭院好像把人带回到了古代的乡间，或者朦胧迷离的王国。但是，它却可以非常小——必然是小而又小，小到难以置信的五英尺见方！

    我们远离外面嘈杂粗鄙的世界，跪坐在素雅的丝质垫子上，谦恭而又入神地注视着这个充满简洁完美的艺术品的环境。

    一件艺术的杰作进入场景。她的装扮着重于头部、双手和胸部，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关注大腿和小腿。她微笑着，优雅地把头一次次触到地板，轻柔地问我们：在这个最温存的夜晚，她能够献上些什么为这些最尊贵的客人助兴。与此同时，乌黑的发髻在隔壁的几间屋子里晃动。扑满白粉的鹅蛋脸上黑色的秋波流转，猩红的双唇轻启。这红唇是为了和清酒酒盅的颜色相配吗？

    黑色！“黑色”的科学与艺术比比皆是。当这些身材娇小、一举一动都优雅有节的艺术品悄无声息地在你四周走动，你能感觉到她们的黑眼睛向你投来狡黠的目光。向她们要些什么？我们只能面带微笑而又粗鲁地说一声“开饭”。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

    现在，请拿起仅供这一餐使用的“箸”——一副松木筷子，将它掰开成两根。揭开黑色漆器的木碗盖子，露出只有在日本才会这样制作的米饭。娇美的侍女从黑漆的大木碗里舀出热腾腾的米饭，盛在我们各自的红漆碗里。托盘上锅岛烧[186]瓷碟里鲜美的鱼肉，或许会让你胃口大开。不喜欢金漆碗里浓醇的鱼汤吗？看来你还不太受用鱼汤的滋味。别致的甜点摆在装饰精美的几案上，品尝之后却令我们有些失望——与我们熟知的甜点相比，这实在是算不上甜味。此时，远处隐隐传来鼓声，仿佛雨点在屋檐下敲打着空洞的金属蒙皮。鼓点诡异飘忽，我们的耳朵无法捕捉它的节奏。吃到厌倦再抬起筷子的时候，年轻的侍女端上漂亮的竹篮，每个竹篮里盛着拧到半干的热毛巾。她把一个个竹篮分别递给我们，看着我们用毛巾擦拭脸和双手，低头羞涩地窃笑。等到我们嘴里哎呦叫着，不顾有失大雅地伸腿活动一下酸痛的关节，或者想要起身却纷纷向后翻倒，像被清酒醉倒了一样而其实只是因为跪坐得太久，她终于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

    手拿着三弦琴的艺妓们在走廊里悄无声息地穿梭往来。除了略显红润的两侧太阳穴和红艳的嘴唇，她们的前额和脸颊都涂满了厚实的白粉。这样的场景正如铃木春信、鸟居清长[187]、喜多川歌麿、胜川春章和北尾重政用画笔忠实记录下来、留示后人的那样。一位身姿婀娜的女子跪坐在地榻上，拨弄着琴身修长的古筝。你不禁感叹道“多么温柔”，“多么朴实而优雅啊”。富有秩序的美与日常用具的实际功能，被日本人如此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结合？不，应当说是将生活中必需的器物和行为转化成美。这就是文明的定义。一切是否过于完美，令人难以置信？必定会有险恶的一面潜伏在黑暗中！或许吧，这就是你所了解的东方。西方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不道德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是不道德的。也必须是。

    既然在西方世界丑陋是一种美德，那么，东方的美必然是不道德的。然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天真和迷人。

    东方的交际花，既是浮世绘青睐的题材，也是备受责难的众矢之的。

    这就是日升之国里不道德的东西吗？不，它仅仅是与道德无关。

    本性可耻的行为也能够被转化为美吗？

    我们蜷起双腿，膝盖抵住下颚，挤在一顶浪漫的轿子里，穿过长长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店铺中有许多摆满版画出售的“新闻”店铺。身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饰物的香客和背着细长的背篓的小贩，从我们身边走过。有些小贩的背篓里装满了各个时下红火的画家们的版画，画着歌舞伎名角们的画像，到四处热闹的场所销售。这些版画仿佛是流动的新闻报栏，小贩们就相当于日后的报童。

    张贴在店铺门外的彩色版画上面，是美艳的花魁[188]和她们的随从。

    那时候，“广告”也和今天一样兴盛，但当时的艺术家却从未因此牺牲他们的个性。为什么呢？

    前方是一扇巨大的黑漆木门，正对着门口是一株盛开的樱花树，四周无数红白相间的灯笼，照着粉色的花瓣像飞雪一样缤纷摇落。一进大门，我们就遇到吉原[189]花魁的巡游。这种我们曾在浮世绘里看到过的场景，此刻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每一组繁琐的巡游队伍的中央，是一位惊艳绝伦的女子，被华丽炫目的和服与极尽奢华的头饰包裹着，面孔惨白，红唇欲滴，白袜踩着黑漆木屐。她带着女性的妩媚，以精心夸张的高贵姿势缓缓向前移动着。在华丽的和服、毫无表情的面孔和金色的头饰构成的画面中，惟一显露她是活物的是那双狡黠的黑眼睛。她的双眼在白色的面具上闪烁着，幽怨的目光在你身上只作片刻停留。花魁四周是一些同样妩媚却远不及她美艳的女子。紧跟在花魁后面的是两个衣着精致的随从，虽然身材矮小却同样气度高贵。这种华丽的奇观，只会让你联想到荒蛮时代。巡游的队伍簇拥着他们的太过威仪反而近乎荒蛮的女王，缓缓地向大门推进，花魁的身上沾满了樱花树抖落的花瓣。彩色灯笼摇曳的火光中，另外几位“花魁”跟在后面，各自被类似的队伍簇拥着。

    当巡游的队伍折返回来，一群素色衣着的男子们像围绕着烛火飞舞的蛾子，跟在队列后面。这种景象让生活枯燥黯淡的人目眩神迷，仿佛看到了天国里的幽灵。

    每一位花魁的队列都独具风采，同时又恪守应当遵循的传统风格。

    踩着黑漆的高跟木屐走过落英缤纷的街道，是一种我们西方人从未有机会领略，或许也难以理解的赞颂仪式。

    一个女子被托举到极高的地位，成为翘立于男子中的一种象征。你需要理解，她们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女性而是独特的“女人”。被人为夸张了的女人，被组织化了的女人。道德沦丧吗？不，仅仅是“职业”使然。她们身上艺术和优雅的气息，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既然尚未受到“道德”歧视，因此也谈不上有罪。难道技艺超群地取悦男人，能够给予她们骄傲的感觉吗？难道被奢华炫目包裹着成为男人欲望的标靶，也是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吗？

    如果从当时浮世绘画卷上赞美花魁的题诗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江户时代日本文化中的某种社会力量或者是自然力量，将那些操此职业的女性奉为极尽绚丽的“女人”。如果说丰盛即美，那么这句话再次得到了证实。如喜多川歌麿那样的艺术家们，就生活在他们描绘青楼女子的画卷里。在他们笔下的浮世绘里，女性成为几乎一切事物的象征。他们身后的艺术家同样流连于吉原，享受此间的放浪，留下供后人欣赏的画卷。文人骚客们来到吉原，将尘俗的喜忧一并忘却。蒙面的武士们前来寻求解脱，暂时解下形影不离的长刀，沉醉于别处无法感受到的自由与浪漫。

    社交礼仪和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的典雅艺术，与这种寻欢作乐持久相伴，使它与兽欲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不存在一种给它打上“兽欲”烙印的道德因素。发生在古罗马和古希腊哲学家与当时的交际花之间的事，也同样发生在江户城里，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是富有美感的仪式。

    所有这一切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堕落的行为吗？

    如果我们以无关道德的眼光来看，将会发现它的美。如果我们预先给它贴上“肮脏”的标签，将只会看到肮脏的东西。

    在昔日的江户像日报一样印制流传的画册，今天已经是珍稀的古董。这些浮世绘记录了艺术家们对这种生活的赞颂，而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单纯而没有堕落。

    浮世绘让我们看到，对于美和生活的热爱是一个诗意的主题，它像一条丝线贯穿吉原的妓女们的生活。那里面有真实而又原始的浪漫。然而，在如今日本的风月场中，也如西方历来的情形，除非完全由运气促成的浪漫，它不再有浪漫可言，只剩下纯粹的金钱交易。

    在《青楼美人合姿镜》这套世间最精美的画册里，胜川春章与北尾重政携手为我们描绘出一百多年前日本风尘女子[190]的生活场景。

    伴随着帝国饭店的设计构思日渐深化，建筑破土而出，我如饥似渴地搜集这些江户时代的珍贵记录。我透过浮世绘这扇窗子审视自己的作品。接下来，我必须结束在日本古老的文化中心江户的徜徉，开始讲述建造帝国饭店的故事。

    Building against Doomsday (Why the great earthquake did not destroy the Emperial Hotel) 与末日抗争——帝国饭店何以在大地震中幸存

    自民族的蒙昧之初，日本人就把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寄托于雄伟而又安详的民族之神——圣洁的富士山。日本人崇拜这座圣山，它随着阳光、月光和云雾而变幻出丰富的表情，蕴藏着深刻的美，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独一无二的从容与尊贵。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度。如果说这座圣山是古老日本的上帝，也并不为过。

    造就了圣山的同一股力量，也不断地吞噬着无数对圣山虔诚膜拜的生命。沿着崎岖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深的海底。海水巨大的力量将地壳撕开裂缝，海底水火相遇之处冒出滚滚的气泡。深渊里的爆炸产生地震，威胁着地面上的生命。强烈的震动像痉挛一般摇撼着大地，使大片的国土在一夜之间改变模样。整个村庄消失不见，一些新的岛屿生成，而另一些沉入海面。峡谷隆起，山峰塌陷，海岸线随之改变。大火！每一次沧海桑田的巨变都以燎原大火收场。

    千百年来，日本人为了应对灾难形成了结构轻巧的建筑传统。他们以木材和纸为主要材料的住宅，会被一个最微小的火星点燃。一旦失火，则无法扑救，直至成百上千的房屋烧毁殆尽。每一次强烈的地震过后，都由大火来完成毁灭行动的收尾。

    幸存者掩埋了没有被深渊吞没的遗体，又一次哀叹“只能听天由命”，一如既往地忍耐着。大地的波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它比人类所掌握的任何力量都更强悍，你只能听天由命。在日本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这种隐忍无为的态度时时出现在我的身边。在这片地震仪显示地下从未有过一刻彻底宁静的土地上，我将以刚强力量之外的方式迎对灾难。

    伴随着佩里将军敲开日本国门的壮举，外国人纷至沓来，分享着日本人的欢乐与痛苦。很快，日本政府需要在东京为外国人士建造一座专门的寓所。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坐在或者睡在地板上。需求日益紧迫，于是天皇决定由皇室出资建造这座“帝国饭店”，并且聘请德国人把它设计成了德国传统风格，充斥着夸张的石膏和木质装饰。

    这个可怜的建筑奇观很快就显得陈腐不堪，建造一座新的帝国饭店迫在眉睫。这一次，皇室决定与造船商、建材商、银行家和烟草商等帝国的私人财团共同参股。我，一个美国人被选中作为设计者。

    截至那时，还不曾有过一个应邀而来的外国人向日本的传统表示敬意。来到这里的外国人，带来了自己家乡的出产，却毫不顾及是否恰当。谦恭尚礼的日本人接受了这些馈赠，并且叹服不已。他们试图投桃报李，以日本的出产回赠外国人。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传统艺术，是举世最高贵、最纯净的艺术之一。直觉告诉我不能侮辱这里的文化。西方有太多东西要向东方学习，而日本是通往伟大东方的门户。东方，是我自从第一次见到浮世绘，第一次读《老子》时起就魂牵梦系的地方。

    然而，我将要面对自然界赐予一切建筑物的可怕的天敌——大地的战栗。

    在设计和建造新帝国饭店的四年当中，我曾经多次体验到大地恐怖的战栗。任何人都不会忘记那种感受。有时在夜里，被仿佛海浪颠簸一般的震动所惊醒，听到来自大地深处而人间绝无的声音。突如其来的震颤、下沉，然后摇晃。震颤与上下颠簸、摇晃交替，在下面托着房屋的底盘好像已经脱落。墙壁的粉刷剥落，木质的梁架吱呀呻吟，似乎预示整个房屋随时会解体坍塌。我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地震更令人心悸的威胁。

    日本人对于地震的反应，起初是怒目相向，接下来冷汗淋漓，最终变得麻木平静。然而当极其猛烈的强震袭来，仍不免惊慌失措。通过研究，我发现这种震动来自地下而不是海上，它强烈的冲击力令任何刚性结构都无法抵抗。

    在地震波的作用下，深埋的建筑基础——例如深桩基，将会造成上部结构的猛烈摇晃，因而，基础务必很短或者说很浅。在帝国饭店的用地范围内，八英尺厚的地表土壤下面是大约六十至七十英尺厚的软泥。这层软泥仿佛是上天的馈赠——一层消解灾难震颤的缓冲垫。

    何不让建筑漂浮在软泥上面，宛如一艘浮在海上的战舰？何不以轻巧和延展性，取代结构巨大的重量和刚度？何不让这座建筑像掌心相对、十指相扣的双手那样，在外力作用下可以朝任意方向弯曲，当外力消失即可恢复原先的位置？何必与地震硬拼？何不顺应它而以智取胜？

    这正是帝国饭店设计的起点。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泥浆层以上那八英尺厚的乳酪状土层产生最大的承载力。在方案设计的第一年里，我们制作了一批直径九英寸、长八英尺的混凝桩进行试验。运来一车车铁锭放在这些桩子上施压，加大荷载直到把它们压入地下，由此获取了荷载和混凝土桩应变的数据。通过遍布场地的打桩试验，找出土层的软弱部分。地下水出现在地表以下两英尺处，因此孔一钻好就必须尽快灌入混凝土。当采用尖头桩来钻孔时，桩刚刚拔出就立即将混凝土灌入。

    数据资料在手，我拿出了相应的基础方案。在整个场地里，混凝土桩密密地布成纵横间距皆为两英尺的网格，再在桩上布置条形基础，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八英尺深表层土的承载作用。道理非常简单，这里的可压缩性土壤将在放大的墙基下被压缩，增加桩柱与土层之间的摩擦。试验结果证明，压缩可以安全地加大摩擦，这意味着建筑的重压使桩基下沉五英寸，而建筑本身也沉降相同的尺寸。这种做法尽管经济，但是带有风险并且相对复杂。

    最终，这座建筑的重量被逐磅加以测算，并且完全按照试验数据分布均匀地“漂浮”在地表下面。建筑的基础就位了，仅有极少处与计算稍有偏差。

    这种基础比东京一直沿用的做法要节省数十万美元。然而，如果当时帝国饭店的出资者们了解到哪怕一丁点儿我们的打算，势必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以阻挠其实施。谣言几乎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设计的减震垫层和桩基施工完毕，等待着日后的考验。

    那么，究竟如何实现一个柔性结构来代替蠢笨的刚体结构呢？首先，把建筑分为若干部分。长度超过六十英尺就需要从基础、地板到墙体都彻底断开，然后在设计中精心处理衔接位置的缝隙。这一切依赖清醒的判断和精心的计算。

    需要这样一种结构形式，使楼板不是架在墙与墙之间，以避免楼板在发生地震时因墙体摇晃而坠落。何不像侍者端盘子那样，手臂高举，指端托住盘子中心来平衡荷载？所有楼板的结构支撑点都在楼板中心，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搭在楼板边缘的墙体上。

    换言之就是悬挑，所有结构原理中最浪漫也最自由的一种。对这座建筑而言，也意味着最为合理。侍者手托在盘底的中心托着盘子，与悬挑楼板体现相同的原理。帝国饭店的所有楼板都采用悬挑的结构形式。

    日本传统建筑的屋瓦，曾经在地震中夺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在我的设计中，采用一种手工制作的轻质绿色铜屋顶。为何要继续荼毒众生？

    外墙下部加宽加厚并加重，向上则逐渐变得薄而轻。与此相反，东京原有的建筑都是头重脚轻。墙体的收分有助于降低建筑重心来抵抗震动，而倾斜的墙体则构成建筑外观的美学特征之一。挑出外墙的楼板所形成的雨蓬上有装饰性的孔洞，既减轻结构重量，也产生了丰富的光影效果。

    在东京随处可见的铺地石材，是一种轻如橡木、易于加工的火山岩。先前，将这种普通的材料用于如此高贵的建筑，必然会被视为不敬之举，这种独具特征的材料最终还是被选中，用作自由地塑造建筑师想要表现的形式。整个主体结构被建造成双层的壳体，外层是细长而精致的实心砖，内层是带凹槽的空心砖，内外两层一同砌至四英尺或更高一些的适当高度，二者之间的空腔以混凝土浇实以结成一体。

    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成为一个火山岩与砖拼镶而成的整体。地震总是会使埋设在结构里的管道和电线断裂，引发水淹或者漏电。因此，所有管线都将埋在地下室中带盖的混凝土地沟里，与包括基础在内的结构主体脱开。所有主管和支管都是铅制的，所有接头都是弧形的。穿越地沟的铅管弯头与结构脱开，悬吊在垂直的管道井中，从中再将弯曲的支管引出连接在浴室的管道口。因此，最强烈的震动也只会使管线抖动或者扭弯，而不至于断裂。

    最后，重要性不亚于以上诸条的建筑特征，是入口庭院里一个巨大的水池。它与饭店的水系统相连，收集屋顶的雨水。

    设计方案遵循的原则，是建筑的所有特征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实际功能。我把直线与光洁平整的表面加以变化，形成的风格尊重这座建筑的主人们的文化传统。设计思路的精髓在于，我希望设计他们那种密集的手工制作方式能够出色驾驭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机械可以用于此地。难以预料这方面的成果将会如何，或许不容我过于乐观。

    建筑方案最终确定下来。

    但是却无法作出投资预算，因为所有这些设计皆无先例可循，没有一个生意人愿意接手。如果不放弃整个方案，惟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组织施工，尽管语言是一个障碍，日本工人的习惯也让人感到陌生。

    除了建筑师和一位出色的工程师——来自芝加哥的保罗·穆勒——这两个外国人，包括将近二十个日本的建筑系大学生（其中一些曾在威斯康星协助方案设计）在内的团队成员全都是当地人。帝国饭店的经理林爱作加入我们的组织，担任主要的管理者。我们在静冈县买下烧砖窑，专门生产比例纤长的砖。以前从未有过这种风格和尺寸的砖用于外墙，在这个国家也将第一次把空心砖用于内墙。我们还在日光市附近的大谷买下了一片火山岩采石场。此后的四年里，石料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东京的工地。日后在大谷采石场留下的深坑，尺寸接近修建纽约中央火车站时开挖的基坑。

    我们雇佣了一百多个凿石工，在这种带绿色豹纹的火山岩上，凿出所需的肌理。在施工的四年期间，工人的总数量始终保持在大约六百名之多。其中大多数来自近郊的农村。他们和随同而来的家属一起暂住在工地周围，就在这里做饭、洗衣、睡觉。我们执着地——有时候以狂躁甚至是辱骂的口吻，教他们如何建造这座建筑。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和他们的方法加以折衷。

    我们曾试图引进磨石机和切割机，但是很快这些机器就被他们挥舞石斧溅起的石屑所掩埋。尔后我们又试图采用起重机和卷扬机，然而他们宁可肩上扛着沉重巨大的石块爬坡。我们试图不用脚手架，教他们从室内砌墙，同样行不通。他们沿袭数百年来的方式，把木棍巧妙地捆扎在一起充当脚手架，再靠脚趾勾住木棍来保持平衡。

    他们是多么熟练的能工巧匠啊！何等的耐心与聪明！因此，与其徒劳地试图教他们接受我们习惯的方式，不如顺应他们的习惯。我对最初的设计作了大量修改，以便最好地适应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语言的障碍日益减少，但是奇怪的差错总是难以避免。诚然，日本人对任何事物的态度都是螺旋式的。对于来自任何方向的进犯，他们本能的反应都是迂回曲折的。但是他们的温顺、聪慧和忠诚足以弥补这一弱点。那完全是一种喽啰对待武士一般的忠诚。不久，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教化。施工进展得颇为顺利。

    在一大片貌似混乱不堪、被建筑材料和几百个工人家庭占据的工地上，建筑的模样开始初露端倪。工人们对这座建筑产生越来越浓的兴趣。他们不时地聚在一起，对某些完工的部分加以赞美或是犀利精准的批评。

    那是一种在美国建筑界不可能看到的由衷赞赏和对工作的忠诚。

    假日是对施工进程的诅咒。他们并不在星期日休息，但是每两个星期中会有几天假期，而假期过后大多数工人需要再有一两天来恢复工作的状态。工程进度也因此变得拖沓。还有雨季！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东京的雨不只是从天而降，而且会从地下涌出来。

    东京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在一种顶上铺瓦、四周有草垫遮挡的罩棚内施工。我们设法省掉了这种造价不菲的设施。正当我们庆祝成功之际，才发现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气候。假如我们利用这种罩棚让工人们免受雨水和烈日的袭扰，就可以使享有舒适工作环境的工人们提高效率，将工期缩短七个月。

    再有几项类似的“成功”，就足以让我们陷入困境。

    这时，几年来定期召集的董事会中出现了牢骚和抱怨。

    传到董事会耳朵里的流言，首先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东京的英国人喜欢与美国人厮混在一起，而身在海外的美国人无一例外地彼此敌视。）耸人听闻的说法是这个建筑师是个疯子。一旦地震，这座建筑就会战栗崩塌，整个沉入地下厚厚的泥浆中（泥浆的厚度的确足以吞没它）。曾经的热情支持者，开始犹疑推诿。我的设计团队从未有任何动摇，但是作为管理者的林爱作受到频繁地恐吓与审查。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追加三百五十万日元方能使建筑顺利完工。一时间，阴霾四起。

    与此同时，一小队工人正在已经建成的饭店底层加班加点。完工的每一部分建筑都被用作加工构件的场所。二层的楼板施工完毕，工人们立刻开始在宽敞的一楼室内赶制屋顶的铜瓦、室内的木饰和家具等许多附件。

    我从美国带过来一批精致的家具，把它们分解成部件，教日本工匠们依照类似的原理，根据新的设计制作与帝国饭店的建筑融为一体的家具。工匠们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技艺。地毯将在北京定制，其设计将与大厅和客房的室内设计相协调。建筑主体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在几年来的施工过程中，外国人自然无从了解资金的去向和各种花费的细节。

    危机爆发了。

    董事会成员被召集在一起。

    大仓男爵[191]是董事会主席。除了他的个人利益，他还代表皇室持有的股份——除土地所有权之外，帝国饭店百分之六十的股份。董事会成员当中，满头白发的浅野君是极具影响力的船业大亨，白色的眉毛下目光如炬。烟草商村井是个始终与人为善的和事佬。银行家若井身高体胖，站着的时候长髯垂过桌沿。另外还有五六个成员。

    几年来，大仓男爵始终是我的支持者，此时他也陷入了困境。往常的董事会议都是在老帝国饭店里召开，伴以轻松的社交气氛和可口的茶点。这一次则大不相同，凝重的气氛危机四伏。年逾八旬的大仓男爵依然有着像年轻人一般的满头乌发。他是掌控帝国财政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坐在长桌的端头，我坐在他左边。他右边坐着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秘书，充当我的翻译。其他人都无足轻重。他们不分先后地叫嚷着发言。我反反复复地回答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建筑的基础。没完没了的基础问题，还有造价。钱！

    在会议的一段时间里，男爵保持着耐心和礼貌。当他激动发怒时，他的下嘴唇总是习惯性地突出并且抖动。这个特征在会议中显现出来。他突然站起，身子前倾，愤怒地用双拳敲击着桌子。这是他罕有的举动。

    吵嚷的人们像是被狂风吹熄的烛火，屋里顿时鸦雀无声。

    男爵仍然站着，直视着我。我不知个中原委，但也本能地站起来。翻译站起身说道：“男爵说，假如这个年轻人（凡事皆是相对而言）能留在日本直到建筑落成，男爵本人愿意筹集需要的资金，将这些资金投入……”接下来是对我而言如同天书一般的日语名词。

    尽管已经被乡思和疾病纠缠，我还是向男爵伸出手去，郑重地作出他想要的承诺。会议结束了，董事会成员们怒气未平地鱼贯而出，并未因自己卸掉责任而感到高兴。

    营建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之时，伯里克利[192]是否也承担了与大仓男爵一样的角色？总之，帝国饭店的建设得以继续。每一个董事成员都像间谍。隔墙有耳，流言甚嚣尘上。我失去了往日的自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但是我的日本助手们依旧很忠诚。这时，出现了又一次危机。

    “为什么不能去掉设计的那个水池，省下四万日元呢？”董事会成员们向男爵建议。男爵深感言之有理，派人把我找来。他决心已定，再作任何劝说都是白费口舌。我向他解释，当地震来临，城市的供水切断后，水池将是和灾难抗衡的最后一道防线。帝国饭店五百英尺长的沿街部分采用木质窗扇，而街道对面全都是木结构建筑。它们或许能挺过地震，却难逃震后大火的吞噬。我已经在东京目击过五次严重的火灾，火海卷过之处，一切可燃的东西都被吞噬。

    无所谓，水池必须去掉。

    不，水池绝不能去掉。如果男爵坚持干涉的话，我有权打破对他的承诺而立刻回国。说罢，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结果是我没有离开东京，而水池在两年后那场毁灭性的灾难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再坚持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除了秋天和早春，东京的气候常年潮湿阴郁，加上工作的重压和焦虑，我已经身心疲惫。

    就在这时，一场可怕的测试平息了扰人的担忧，也减轻了建筑师背上的重压。

    主体结构将近完工，我的工作室移到了建筑左翼柱廊上方的顶层。有一天将近午时，我和几个工人以及缩减到只剩十人的学生助手们，正在工作室里忙碌。突然间，一股毫无征兆的巨大推力把整个建筑向上掀起，助手们连绘图板一起被抛在地板上。陷入痉挛的建筑不停地摇摆，人们在片刻的惊慌之后乱作一团。我被奔跑逃生的工人和助手们撞倒在地。幸运的是，当时在顶层工作室里的工人不多，否则我一定会被他们踩踏致死。我趴在地板上，透过被掀起的建筑构件，能够清楚地看到楼下的地面涌动鼓起，伴随着可怕的撞击声和挤压声。几声雷鸣般的巨响让我心惊胆颤。事后我才知道，那是老帝国饭店被火灾烧毁之后残留的五座烟囱被震倒了。

    我的工作室后面新建的宴会厅，似乎已经坍塌。

    只有一个忠实的日本助手远藤君没有逃走，他面色苍白，惊魂未定。整个建筑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人。我们爬上屋顶，看到街对面丢下手里工具逃生的建筑工人们面露恐慌，就连在庭院里干活的工人们也不例外。他们在一片死静中呆立着，面色苍白地颤抖着。全城都被诡异的寂静所笼罩。不一会儿，远近有十几处起火。敲钟声伴着人声骚动，哭号的女人们拉着受惊的孩子们在街道上乱跑。

    我们刚刚经历了过去五十二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这座建筑安然无恙，在基础上放置的检测仪没有显示丝毫移位。

    我的设计得到了验证。

    城里各处损毁的报告接踵而来，帝国饭店却未受影响。林爱作君喜极而泣。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几乎无法承受的怀疑和骚扰。这一切都过去了。帝国饭店的施工已经接近收尾，无需建筑师留在现场监督。

    虽然仍有一翼没有完工，但是只需要对称地复制已经完工的一翼。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踏上归程了。以大仓男爵为首的董事会成员们，慷慨地增加了额外的设计费。首先是董事会举行香槟午餐会为我饯行，随后是帝国饭店施工的组织团队在茶室举办歌舞宴会，表达他们由衷的敬意。最后，是工匠们以他们的方式送别。

    启程的日子到了。我必须从后面穿过整座建筑到达前门乘车。我穿过空荡荡的厅堂，看着到处空无一人，心中疑惑。原来，所有工匠都站在前门的庭院里，翘首等待。我本以为自己的辛劳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认可，然而眼前的景象才是真正的谢意。这样的场面只可能发生在日本，这种精神正是我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致以敬意的精神。

    他们的建筑师走出饭店大门，立刻被人群围住。所有级别的工匠，从清扫工到领班的工长，一边笑着一边哭着，笨拙地用握手这种“外国”方式和他们的建筑师道别。“谢谢”和“再见，瑞托君”混杂着他们学会的“aw-right”[193]。

    “瑞托君”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人群跟着轿车，顺着日比谷大街去往火车站，一路奔跑呼喊着：“万岁，瑞托君，万岁！”

    当我乘火车到达十八英里外的横滨港码头，六十位工长已经从东京赶来，再一次呼喊告别，直到他们在岸上的身影随着船渐渐驶远而模糊不见。这样的人们啊！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还会有如此温暖感人的善意和忠诚吗？

    两年之后——一九二三年[194]。可怕的新闻传遍洛杉矶街头。东京和横滨被夷为平地！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接连几天，令人战栗的详细报道接踵而来。一切人工的构筑似乎都无法在这场灾难中幸免。我难以入睡，焦虑万分地打听有关帝国饭店的消息，也为执行弘道[195]、远藤、林爱作、大仓男爵和其他许多朋友的命运而忧心。终于，第三天的深夜两点钟，电话铃响起。《洛杉矶先驱考察报》[196]要告知我帝国饭店已经彻底毁于地震。我心中一沉，转念又笑着问道：“他们如何知道的呢？”报社的夜班编辑念着收到的消息：帝国大学、帝国剧院、帝国医院被毁，还有帝国这个、帝国那个等一长串名单。

    “你瞧，这不是很容易把帝国饭店和其他帝国什么的混淆吗？我相信，假若东京还留下一座建筑的话，那必然是它。要是把帝国饭店的‘新闻’登上去，肯定还得撤下来。”

    挂断之前，听筒里传来对方的笑声。与日本之间的直接通讯中断了，接下来的十天，只有各种含混而又相互抵触的消息。这时，我收到一封电报：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南斯普林街608—610号邮电总局

    收录时间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六时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收

    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佛蒙特大街1645号奥利弗山工作室B栋

    下列电文今日收自东京：

    饭店安然无损，乃阁下天才之丰碑。数百丧家者得到其运营如常之救助服务。

    谨贺。

    帝国饭店 大仓

    绝无仅有的一回，新闻意味着好消息。大仓男爵的电文，像理性获胜的号角传遍整个世界。男爵在东京的两处寓所荡然无存，他筹建的博物馆和其中的展品全都毁于一旦。他鼎力支持的美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成为他在东京惟一的财产。

    从收到的信件中，我知道几乎所有我的朋友都安然无恙。而最令建筑师欣慰的消息，是最初的强震过后，幸存者们来不及埋葬成堆的尸体，冒着接连不断的余震，牵着孩子们的手汇集到帝国饭店的平台上，祈求保全了这座建筑的神灵佑护他们。这时，席卷整座城市的大火伴着人们的哀号向这里袭来。饭店的服务员们组成长龙从大水池里取水，依靠当时惟一可得的这一点儿宝贵的水源，将沿街的木制护窗板和窗框浇湿，才挡住了在狭窄的街道里肆虐的火舌。

    为帝国饭店的安全所作的最后一点考虑，发挥了它的效力。

    完成了帝国饭店回到美国之后，我逗留在洛杉矶，在儿子劳埃德的协助下，用混凝土设计一种独特的砌块单元体系。

    然而，设计帝国饭店的经历让所有新的事业机会都显得乏味。刚刚从日本回到美国的一段时间里，任何无法与帝国饭店相提并论的设计委托，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或许是因为持续几年殚精竭虑地投入那座建筑，让我感到太过疲惫。

    在日本的将近四年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倾注于创作，同时承受着家庭生活的吵闹袭扰。终于，我未能躲过习惯于干燥的北方人在潮湿的太平洋海岸容易患上的疾病。八十岁高龄的母亲知道了我在东京病重的消息，不顾众人劝阻，远涉重洋来到太平洋的这一端。她的到来，使已经回到美国的诺艾尔恼羞成怒地割断了与我之间残存的牵连。

    令我倍感欣慰的是，母亲在日本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在那里，年长是一种尊荣。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享受了许多快乐和独特的时光，尤其是在天皇的一次花园聚会上，她看上去如同一位女王，只不过比女王通常的模样更幸福一些。

    我在东京的朋友们也常常来我的寓所看望她，带她参加各种场合的活动。尤其执行弘道对母亲照顾有加。这位资深的艺术鉴赏家，被明治天皇指派负责所有在海外举办的日本艺术展。回想起来，她在东京的时光没有一时一刻是孤独的。来到东京大约四个月后，她在一次坐车前往宫之下[197]游玩的途中因车祸受伤，只得返回美国。

    日渐成型的帝国饭店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与中世纪任何一件凝聚了创造者意志的不朽杰作一样，它是灵感自然挥洒的结果。随着工程的进展，我在塔里埃森完成的设计方案几乎完全被丢弃，取而代之的是我在现场根据需要或者当时的灵感作出的改动。这件作品的各个细节都是由同一位建筑师完成。这样的建筑在古代极其罕见。曾几何时，创造任何一件伟大建筑的过程，都是从一位建筑师延续到他的后辈。我可以借此向我景仰已久的文化脱帽致敬，这是外国建筑师从未有过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身在洛杉矶郊外的好莱坞，重温在东京度过的那一千零九个浪漫的日与夜，我依然沉浸在不久前建成的那件伟大作品之中。

    艾琳妮·巴恩斯道[198]在洛杉矶郊外的的住宅与帝国饭店的建造过程并行。她给自己未来的家取名叫“蜀葵住宅”[199]，而我把它称作“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曲”[200]。坦率地讲，它是利用建造帝国饭店期间我的假期完成的。塔里埃森的惨剧发生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巴恩斯道小姐。亨利·赛尔带她来到我在芝加哥杉树街的工作室，她希望在洛杉矶建一座剧场。她睁得硕大的双眼流露一种不太真诚的表情，让人难以把她和那座剧场联系起来。而她出奇娇小的手和脚，似乎也与她的宏大志向不相匹配。

    后来，我为她的剧场拿出了初步的方案。此时，从浸润着老子、道、禅以及武士道的国度回到美国，我暂且开始为好莱坞的基督徒们创作。

    最终，蜀葵住宅成了奥利弗山天际线的一部分。建造过程中巨大的困难，部分归咎于我远在日本，部分归咎于我把它托付给了缺乏经验的人。下面这个故事是属于艾琳妮·巴恩斯道的。

    Hollyhock House in Hollywood 好莱坞的蜀葵住宅

    假如可以称某种艺术比另一种更伟大的话，那么作为艺术之母的建筑，是比音乐更伟大的艺术。当然，这样的说法仅供商榷。我暗中嫉妒贝多芬、巴赫等伟大的音乐家。在倾注心血的创作完成之后，他们只需优雅地挥动白色的指挥棒或者双手，就会有几十个相互协同的头脑和几十双热情饱满的双手组成乐队，实现他们设计的作品。熟谙乐器脾性的几百个训练有素的手指，会依照大师的意愿刻画每一处微妙的细节。

    相对于建筑而言，这种实现设计的资源更具备现代特征。

    巴赫和贝多芬是我的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甚至给予我直接的启发。

    伟大音乐家们能够随心随性地从多种多样的体裁中选择，从赋格到奏鸣曲，从浪漫曲到协奏曲，或者旋律宏大、无所不包的交响曲。这是任何一个建筑师无法拥有，甚至永远不可企及的优势。

    童年的我时常会在睡着之前躺在床上，久久地聆听父亲弹奏他热爱的贝多芬，直至深夜。在我稚嫩的脑海里，音乐用一种神奇的语言诉说着。自那时起，我就懂得了音乐是超越一切词汇的语言，它属于人的心灵。父亲教我领悟到，一部交响乐就是一座声音的殿堂。如今的我，深切地感受到建筑不仅仅有可能并且应当具备交响乐一样的特征。

    因此，当巴恩斯道小姐希望我为她在好莱坞建一座住宅，作为她在奥利弗山上兴建的戏剧艺术中心的一部分，何不让它奏响一首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曲呢？然而，多愁善感的巴恩斯道小姐已经预先用“蜀葵”命名她的新家。出于种种合理的原因，她对这种花情有独钟，希望我能够将她心爱的花以建筑的语言体现在这座住宅里。

    与众多“艺术的资助者”不同，巴恩斯道小姐想要的绝非一座普通的住宅，因为她绝非一个等闲女子。假如能摆脱女儿身，她必定会欣然一试。遗憾的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总是带给她烦恼，阻碍她远大的志向。如果说哪个女子曾有过九天摘星的宏图大志，那就是艾琳妮·巴恩斯道。蜀葵住宅和她在附近新建的剧场，比她的“戏剧艺术”本身超前了一代甚至是两代人。就这两座建筑而言，她摘取了一颗明亮独特的星，那就是她的建筑师。

    今天，许多希望拥有自己住宅的人只能随波逐流，每每沦为“时尚”建筑师们的业主。对于这些困惑到近乎绝望的屋主而言，“诗歌”、“浪漫”这些字眼无异于令人愤怒或者厌恶的标签。无怪乎，某些业主害怕听到“浪漫”这个词。因为，几乎所有怀着美好的信念追求浪漫的人们，一旦霉运高照以至于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兴建新居，就会染上多愁善感的时疫，而传染源正是盘踞此地的“品位不俗”的建筑师们。厄温·吉尔[201]是很久以前这里出现过的一个例外，然而“时尚”人士们对他纯净简洁的建筑纷纷投以白眼。

    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狂热追求滥情的建筑已经白白浪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也或多或少地对数以百万计原本正直优秀的人造成了精神伤害。正如我对于塔里埃森的期望那样，蜀葵住宅将成为一座自然的住宅。它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就像草原上的住宅生长在草原上那样。

    适合于巴恩斯道小姐的住宅，必将是一种“诗意的形式”。因为任何一座加利福尼亚的住宅所具有的美，都应当是加利福尼亚自身所具有的美。她想要的绝不是普普通通的住宅。

    “浪漫”这个美妙的词语如今变得含混暧昧。它暗示着对生活的某种逃避，而不是实现理想的生活。无论是继承了可怕的遗产，还是身中毒招，总之所谓“浪漫”已经等同于空中楼阁，某种时尚却与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充其量是异域风情，最差的结果则可能是愚不可及。由此可见，“浪漫”已经变成一副带着病态傻笑的面具，罩住了美国的新生活。在这个机器的时代，“浪漫”试图从严酷的现实生活里逃脱，躲进每一条可怜的蚯蚓为自己和别人（如果恰好是个建筑师的话）钻好的土洞里。

    然而在音乐领域，“浪漫曲”是作曲者可以不受形式所限而自由挥洒的惟一一种体裁。一个音乐家对和谐的把握，是浪漫曲需要遵循的所有原则。完成之后的浪漫曲是散发着神秘气息的有机整体，找不到创造过程的丝毫痕迹。当我把“声音与耳朵”翻译成“造型与眼睛”，浪漫曲会在加利福尼亚成为一种合理的建筑形式吗？

    然而，我所要驾驭的并非乐队。为了有可能奏出一首浪漫曲，甚至只是在建筑中实现一星半点的真实，我必须征服在金钱的汤锅里煮过了火候的工业社会，还需要说服或者迎合性格鲜明、有时候趾高气扬的业主们。与我为伴的将是一斗砂浆、一堆砖块，或者一台混凝土搅拌机和一群工人，还有工会和机器。最后，但是却同样重要的是——业主。所有这些组成了“表达的载体”。

    现实与机遇造就了蜀葵住宅。这些语义曲折的描述，源自于回忆那段浪漫曲中的假日历险，其中包含着许多我刻意想要忘却的记忆。

    巴恩斯道小姐把奥利佛山那块景色优美的土地交付于我。我们一起在加利福尼亚清澈的天幕下，建造她的新居。

    我们——或者说我，开始着手设计。不久我就发现，这位业主充满各种奇思妙想，并且要求设计师也有同样多的奇思妙想。但是，无可救药地渴望旅行与漂泊，使她的每一个奇思妙想都难以为继。我不禁揣摩，她需要这么一个精致的家有何用处？这个家是在何处或是什么模样，又有什么区别？日后，我才明白这恰恰是她需要一个家的缘由。怀着一颗永不落定的心，她在自己走过的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愿长久停留。她会不断地抛出各种建议和想法，就像俯冲的轰炸机丢下炸弹之后又冲进云霄。你永远猜不出她的炸弹从何处而来、投向哪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爆炸。

    为了给这项艰巨的使命增添坎坷，我受命运的调遣在未来的四五年间因建造帝国饭店而奔波于太平洋两岸之间。有时候，当我正在东京为帝国饭店的细节而眉头紧锁，会收到她发自好莱坞的来信。而她会在西班牙的旅途中，收到我返回好莱坞后给她的电报或信。有时候，她会从纽约写信给人在芝加哥或者旧金山的我；当我在浩瀚的大洋上饱受晕船折磨，也曾收到过她发自洛基山密林深处某个山庄的电报。

    在蜀葵住宅诞生的年代，还没有无线电而只有电报。因此，它的诞生基本上是依赖业主和建筑师之间的电报联络，直到我们发现难以弥补的漏洞。

    艾琳妮·巴恩斯道这样不拘世俗的业主、奥利佛山这样的选址、加利福尼亚这样的气候和一位执着于自由的建筑师。当这些组合在一处，即使是间接不畅的沟通，也阻挡不了这首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曲”的诞生。

    数学的升华即是音乐？

    那么，协调的形式当中所蕴含的数学，就是建筑。我将沿用我已经熟练掌控的语言：直线和平面。但是将在这二者之中融入第三种数学元素——有机的装饰。它将修正或者强化直线和平面，产生灵动与韵律。这些要素不仅属于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曲”，并且属于所有的浪漫曲。

    艾琳妮·巴恩斯道会喜欢这样一座住宅吗？答案或许肯定，或许否定。在风格和主义方面，她既不“新”，也不“类”，更不“伪”。她像印第安人一样土生土长于美国，也像欧洲人一样怀着成熟的心智周游四海，感受世界的美。说到安分守己，她做起来不亚于刺破夜空的流星。

    “内心的声音”提醒我，“渴望被你的时代所认可的机器，是否有机会大显身手？”

    诸位，人难免会厌倦他的责任。年轻人甚至会厌倦他的幸运。我又一次让这内心的呼声暂时“离去”。蜀葵住宅将成为我的又一段假日。

    建筑师的设计方案，终于沿着诗意的形式铺成的道路，来到巴恩斯道小姐面前。她非常欣赏它。我似乎把这首为她而写的浪漫曲定调太高，几乎写成了一部交响曲。

    然而，我的业主急于要看到它建成，而我却必须立即返回东京。我们把设计草图进一步深化，增加文字注解和细部详图，达到足以照此顺畅地完成施工的程度，然后把图纸交给了我留在现场的助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工作方式。

    我的儿子劳埃德介绍了“工会”里一个姓罗伯森的承包商。就我所知，罗伯森应当是一个能够担当此任的“首席演奏家”，我派来稚嫩的助手鲁道夫·辛德勒[202]负责施工现场。然而，事实证明罗伯森能够解读常规的乐谱，却难以领会眼前这一部乐谱。辛德勒虽然理解我的设计意图，却无法掌控局面。辛德勒总是过于彬彬有礼，永远无法学会板起面孔。他的这种性格正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可惜对这座住宅而言非常不利。不久，坏消息越过大洋追到了日本。

    罗伯森声称，这些挫折全都要归咎于设计方案太过粗糙。他只说对了一半。每一个承包商都会这样讲，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说对一半。他知道这是个屡试不爽、听上去颇为可信的借口。真正油滑的承包商，总是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成功地利用这个理由来实现他预期的效果，而这基本上就是他所关心的一切。

    承包商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提供了充足完整的图纸，但是不断添加的细部设计让原本身体虚弱的承包商有些气喘吁吁。

    这时候，手和脚出奇的纤巧、既富有又孤独的巴恩斯道小姐，开始表现出女性固有的弱点之一，也就是说拥有几位随从一样的“朋友”。还有一伙自视为她的朋友的受雇者，一脸忠诚地努力捍卫这位女性雇主的经济利益，直到雇主猛然醒悟的一刻。后来，她果然醒悟了。

    巴恩斯道小姐的朋友们组成了替她保驾护航的大军。他们对这座建筑的了解，不亚于所多玛[203]人对圣洁的理解。他们只会保证她的失败。在这个紧要关头，建筑师、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永恒的三角关系开始显露玄机。每当与建筑师之间出现第一丝矛盾的征兆，业主总是投向承包商寻求庇护。这也正是巴恩斯道小姐的选择。

    我的业主已经被建筑师的某些过失惹怒。于是，她的朋友们从这位建筑师的品德入手，指出他身上有一个难以改正并且此时尤为令她不快的缺点，那就是建筑师显然并不尊重这件作品真正的主人在实施过程中至高的地位。当她希望依照那些护卫者们提出的荒唐建议对作品的生命加以摧残，建筑师直率地拒绝了她。这无异于对她的挑战。

    施工已大致过半，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的“朋友们”将负责完成这座住宅。到了我应当彻底摆脱它的时刻。你能够理解一位情深意切的建筑师对他的作品的感情吗？有谁会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同样的道理，他也如此。我不能就此罢手，将正在成长的孩子丢给他们。

    在第五次远赴日本的前夜，我同意由斯文有礼的辛德勒和我的儿子劳埃德，继续在现场照看这个工程。最终，我的业主和我将不得不收拾她的护卫者们留下的残局。我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极度的疲惫，或者说极度的懦弱。

    至于因业主自己接管而造成的恶果，以及业主从万里之外发来的指示迫使建筑师做出的鲁莽举动，我不愿作详尽的描述，以免对其他专横的建筑师和固执的业主产生某种负面影响。更不必细说她的护卫者们如何为了她的利益着想，采取了一些“省钱”的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往往比实现真正的目标成本更高。但是作为对其他建筑师的警诫，我必须承认这位建筑师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不公正地对待一位聪慧而又强悍、如今满腹怨气与怀疑的业主。

    足够了。为她保驾护航的朋友们，凭借良好的意愿和充足的理由，帮助奥利弗山上的这位女主人获得了这件艺术品的控制权。而那些理由就是我本人。

    眼前浮现出贝多芬和巴赫的影子——我说过这是一首浪漫曲吗？幡然猛醒。

    尽管所有人都很清楚这样的事实——一个诗意的理想将要化为现实，它必须战胜陈旧世界里的顽固、怀疑、敌意和贪婪，才能出现在那座小山丘上。此外，还要对付那些阴谋诋毁它的人。

    在这位业主的血管里，激荡着爱尔兰人冲动的天性。她不计后果的行为使自己和她的建筑师都陷于困境。种种莫名其妙的纠葛，让建筑师感到孤立、愤怒、茫然与困惑。

    在此，我愚蠢地讲述这些细节，目的在于证明一旦选择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建筑方案，任何胆怯犹疑的业主都只能背水一战。只要存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可憎的发明——业主、建筑师和承包商之间的三角迷局，他就别无选择。

    无论业主是多么胆怯，他真正的利益与建筑师真正的利益必然是合二为一，尤其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更是不可分割。无可厚非，承包商始终是坐在他们对面的共同天敌，除非他的道义超越了生意人的本性。通常，需要从最开始就挫败老到的承包商向业主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些“独特的”建筑的本质，决定了承包商必然是一个新手的角色。但是他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有登场的机会了。

    从足以毁掉这个作品的混乱、误解和愤怒之中，诞生了这个奇特而又美丽的“形式”。一切都无法阻挡它，甚至连贬斥不休的护卫者们也被它所打动。某种东西凝聚了所有的分歧，造就了这个意义非凡的新生事物。难道所有的贬斥与攻击都只是针对图纸上的内容？毫无疑问。然而，无论经受怎样的毁谤，遭遇怎样的冲突、曲折和失误，这些设计的印记终将证明自己。

    尽管诸多愚蠢的纠葛使两人都濒于崩溃，建筑师十足的粗暴、傲慢与坚持，加上业主强烈的渴望，终于使“形式”化为了建筑。

    这就是当我从东京归来之后见到的奇迹。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个奇迹。

    时过多年，我仍不免将这场战斗的残酷描摹得言过其实，就像每一位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都会在风暴过后把危险夸大。我低估了巴恩斯道小姐的品格。她发自内心地期盼一件美丽的艺术品，懂得如何珍爱它。她一次次回到这里，避开她的那些朋友们，将那些她自己也曾参与其间的吵闹都抛在身后。今天，那些过往的纠葛早已烟消云散。正如你从字面背后察觉的那样，我更多地是在责备自己。因为，我曾经轻视这位业主，没有给予她应得的理解。

    无论你喜欢与否，好莱坞的蜀葵住宅——这首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曲，从我的构想与渴望变为了现实。它或许不及当地的“新西班牙风格”那样有居家的情调，但不失为一个自豪而舒适的居所。是的，蜀葵住宅是一座骄傲的建筑。

    艾琳妮·巴恩斯道最终回来了。她在这座房子里住的时间，超过了以前在任何别的地方。我的儿子劳埃德帮助她在房前屋后栽下绿植和鲜花。她珍爱它，努力弥补起始阶段业主和建筑师依赖书信沟通造成的某些缺憾。

    某些缺憾是她和我都无法弥补的。但是，当阳光滋润着房子周围的一片绿意，她欣然地接受了这些缺憾。她喜爱松林染绿的山峦，在屋后的山坡栽下一片松树，再用桉树丛将松林环抱。她在房前屋后种下成片鲜艳的花丛，如同屋里铺着的奥地利编织的精美地毯。她从欧洲带回来几件精挑细选的艺术品，与嵌筑在房间墙上的东方艺术品，还有作为建筑的一部分而设计定制的家具相互映衬。

    她似乎将要成为好莱坞的知名人士，为这里增添更多美好的东西。下一步，或许将她梦想中的剧场化为现实。设计方案和一个白色的石膏模型已经完成。

    在奥利弗山一行行灰绿色的橄榄树林间，美国石油拓荒者的女儿，建起了她自己的小王国，像女王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无法与这里相比。她将把这个意义非凡的家留给她的女儿。尽管有过冲突、曲折和失误，艾琳妮·巴恩斯道终究胜利了。

    正当这个小王国变得越来越美丽，它所蕴含的建筑思想在海外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她却开始为拥有它而感到孤独——比拥有它之前更加孤独。

    蜀葵住宅成了一件艺术杰作。各类艺术家从那片被巴恩斯道小姐当作避暑胜地的旧大陆慕名而来，又带着赞叹离去。欧洲的参观者们认为它蕴含着人类精神崇高的和谐。新生的抗议者感受到，这位建筑师再一次纵容了自己，回避他自己定下的将与机器携手完成的使命。这首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曲，不过是建筑这门最伟大的艺术的又一种语汇。假如你不愿像我这样称它为建筑，你尽可以称它为诗歌，或者任何你中意的称谓。

    有人说，艾琳妮·巴恩斯道是好莱坞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对于生活在名号当中的小人物而言，名号就是思想，而思想就等同于名号。他们乐于嘲笑这个兼有“无产阶级”思想和细腻生活的女子。她过着贵族一般隐居的生活，像公主一样俯瞰着平庸的优雅。她居住在像诗意一样稀罕的氛围里，她的生活拥有无以伦比的独特风格，而公主们只能在传统老套的环境里自叹不如。身为拓荒者的女儿，她自己也是一个拓荒者。在充斥着虚假的浪漫，盘踞着“新西班牙”、“类意大利”、陈腐的“文艺复兴”、奄奄一息的英国式木屋和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老宅子的土地上，她开垦着真实的浪漫。

    没有人能参透究竟是什么让她作出了决定。人的行为动机，深埋在似乎毫不相干的琐屑之下，或者与心底里的情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决意捐出这块所有地产经纪人梦寐以求的山顶宝地，连带土地上的建筑，一并捐赠给洛杉矶市。

    甚至还包括她忠诚的日本裔厨师乔治。

    她的明智之处在于，这批财产将专供美国最穷困的阶层使用。机器的胜利使他们沦为境遇最悲惨的乞丐，但或许他们并不是最懂得心存感激的一群人。未来的使用者将是加利福尼亚的艺术家们，蜀葵住宅将成为“加利福尼亚艺术俱乐部”的所在地。她把未来的用途限定为美国最奇缺的艺术教育。她定下的条件是，在未来的十五年里，不允许对这座建筑作任何改动。她认为，她能够从中感受到的价值——属于加利福尼亚的浪漫形式，将在这期间伴随这些艺术家。在她看来，十五年之后就可以任其破败了。

    或许是因为几乎所有东西都会被投机买入、再标价卖出，这里的富翁们极少会为了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而付出。洛杉矶地产经纪人贴上的“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标签，以及对于这个家的钟爱，都无法阻挡石油大亨的女儿将她的家赠与社会。她希望以此来帮助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艺术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又能有多少幸存的机会？

    今天的蜀葵住宅，倾听着艺术家们的责备、牢骚和劝诫。它和他们相互劝诫。或许正如它的捐赠者希望的那样，蜀葵住宅带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它仍然心存感激地期待着曾经的主人。是的，她依然是这里真正的主人，甚至比从前更名副其实。因为，没有她就不会有它的诞生，它向所有人诉说着她的精神。

    为什么每一座土生土长的尤松尼亚住宅，都如同出自呆板乏味的模具，而尤松尼亚的民众却全然不是这样？为什么艾琳妮·巴恩斯道要住在和施瓦茨科普夫家[204]一样的房子里？或者像普拉斯特比尔特夫人[205]一样住在威尔夏大道[206]上伪造的大庄园里？个性，难道不是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吗？它是真实的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石，是尤松尼亚将拼尽全力去捍卫的东西。洛杉矶比比皆是的肤浅而时尚的标准化，只不过是折衷主义的最新版本——自称为“国际式风格”的匆匆潮流。

    我有限的经历一次次地见证了，所谓的“时尚”，永远是将在明天早晨被咀嚼之后丢弃的一堆骨头。假如你希望拥有一座“时尚”的房子，毋庸置疑的是，它尚未完工就已经错过了这一波潮流。

    人类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当中，惟有以鲜明的特征体现出的原则能够持久。个性是特征真正的财富。惟有特征鲜明的建筑，能够免受表演潮流的侵蚀。

    蜀葵住宅就是这样一座建筑。

    The Angels 天使们[207]

    蜀葵住宅将要完工之际，我环顾洛杉矶这座城市，满怀希望然而却大失所望。

    英国圣公会的信徒们正在热火朝天地用挖土机铲平山坡，在山头上建一座具备“时尚”风格或者说美学上空洞无物的住宅。在任何一个时代，折衷主义从未停止在垃圾堆里挑来拣去。今天，它拾到的是所谓“墨西哥——西班牙”式。又一个“博览会”[208]，这一次轮到了圣迭戈。它树立起来的“墨西哥——西班牙”风格将成为未来三十年的时尚。“潮流”正在忙于在四处绘制漂亮的图片。打着“艺术与装饰”的旗号，用廉价的漂亮图片美化一个个狭小的洞穴。他们在洞中堆满枕头和带厚实软垫的家具，以便显得“舒服”一些。

    在此生活的几年里，我努力争取创作的机会，在这些圣公会的信徒当中，寻找具有“清醒的艺术头脑”或者社会责任感的屋主或者承包商。每每我自认为遇到了一位业主，却发现除了能够倚仗我之外，他一无所有。

    好一片浅薄的沙漠啊！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地想要“原创”或者“与众不同”，而结果却令人费解地单调重复。光洁朴实的墙面逐渐增多，让人略感宽慰，然而思想的贫乏依然浸透每一个角落。品位——品位、品位，这个无知的代名词毕竟朝着简洁的方向前进了一小步，但是真实的思想和情感仍没有走进这里的建筑。所有人都在吹嘘或者编造一派廉价的繁荣。俗丽的中世纪西班牙风韵大行其道。这种品位将给明天留下些什么？答案将是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无足轻重。是的，毋庸置疑。

    What form 何种形式

    对于现实的渴望重又开始啮咬我的内心。我无法逃避现实，也还没有堕落到甘于忍受虚幻的生活。

    找到某一种建造方式作为建筑的出发点，这是我从未动摇过的目标。我相信，无论古代或是现代，这都是建筑惟一的出发点。

    采用何种形式呢？形式自然会向我们靠近。当我们拥有了一种理性和可行的建造方式之后，形式将及时地主动现身。混凝土砌块？建筑世界里最廉价（同时也最丑陋）的一员。它最重要的角色只是被当作石块的替代品，用来铺砌排水沟。让我们看看从排水沟里还能飞出些什么？在混凝土砌块之间埋设钢筋，让砌块结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种简洁实用的建造方式。这难道不是一种现代建筑的新语汇吗？它将具备耐久、典雅与优美的特征，并且保持廉价的本色。

    建筑，应当拥有同等现代的许多种语汇。

    混凝土将承受压力。作为一种具备可塑性的材料，它适合表达丰富的想象力。一种编织的过程浮现在我眼前。何不编织一座建筑呢？我仿佛看到一个以钢筋为经纱，砌块做纬纱编织而成的建筑外壳。砌块的尺寸和重量应当适合人工操作，重量大约四五十磅左右。同样的中空砌块被敷设在砌块之间的钢筋编织在一起，应用于楼板、天花板和墙体。

    我曾经在中路花园的部分墙体使用过类似肌理的砌块。如果能够不用砂浆砌筑，就可以让整个建造过程变成一种机械操作流程，而不再依赖熟练工匠。我对此抱有自信，开始以“微雕”住宅作为试验。它是爱丽斯·梅拉德夫人和她所收藏的珍本书籍的家。

    轻巧与力量！将钢筋织成的蛛网嵌在具备可塑性的廉价材料里。

    这样一种“外壳”作为人的居所？是的。有机建筑的另一种语汇。笔直的线条和光洁平整的表面，将被赋予肌理。外墙砌块上的孔洞编织在一起，成为外壳的一部分。室内空间透过这些孔洞与室外交融。肌理丰富的外壳，将塑造具有真正建筑意义的体量。在此，装饰将与建造过程浑然一体。

    我让儿子劳埃德协助我捕捉这个崭新的灵感。

    我的创造热情重被点燃。

    The Alter Ego 第二自我[209]

    与此同时，在这个“地产风情”取代了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些年轻人正在协助我，以此作为他们建筑生涯的开端。他们的汗水将帮助大众摆脱粗鄙的意识，帮助尤松尼亚改变鹦鹉学舌的处境。今天，大约五十多个这样的年轻人正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从事建筑师的职业。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我身边，参与我的设计工作。我不是老师，他们也不是学生，而更像是学徒。在起步阶段，除了他们在塔里埃森的食宿之外没有报酬。如果能够胜任相对而言更重要的职责，会得到少量的报酬。随着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会在食宿之外得到一份不多的固定薪水。

    在橡树园我的工作室里，为了让所有助手能够维持生计，他们全都有一份象征性的工资——起步阶段相当于食宿费用。但是，有六七个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我的忠诚无可挑剔的助手例外。或许，应当说是对建筑理想的忠诚。毕竟，他们是为了理想而来。

    这种由他们决定的自然选择有其优势，也有其弊端。我从不需要特意地寻找助手。我总是欢迎那些希望追随我的人——时常会出于怜爱而作出牺牲，接纳某些并不像我需要的那样得力的助手。我喜欢置身于充满敬意的年轻人当中。他们满足了我的这种欲望，而我也满足了他们的欲望。双方都可以轻松地做到这一点。然而，他们开始产生这样的错觉：当导师转过身去，他们就可以用导师的或者他们自己的方式画出导师的构思，将这些构思占为己有。日后，他们必须以行动来澄清这种“反射”。很快，这些“第二自我”开始有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对我恶语中伤。我成了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除非我友善地让他们加以利用。

    自始至终，我的建筑事业具有的特征从未有过骤变和偏转。它始终沿着自己的中心线从容地发展。我的模式——或者说我所缺乏的模式，就是我从未拥有过传统意义上的“事务所”。它能够成为我长久的习惯，并且运转良好，仅仅是因为我直接掌控着每一个细节的设计。每当我离开，往往会出现麻烦或者趁机而起的背叛。我的事业过程中，从未有过类似通常建筑师事务所那样的组织。只要我处于核心的位置，就不会迫切地需要这种组织。我身在哪里，我的事务所就在哪里。我的事务所就是我自己。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与建筑师们普遍采用的工作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意味着严格的束缚，而不是我所希望的自由。

    The Novice 新手

    拒绝一个小伙子的请求总是很困难。

    橡树园的一个星期天早晨。虽然前一天夜里工作到很晚，但我还是被叫醒。有一个小伙子正等着见我。我起床下楼来，他站在绘图室中间的细部绘图桌边，小小的个子，由于紧张而通红的脸上满是青春洋溢的粉刺。他想成为建筑师——喜欢我的作品，自己也想设计这样的作品。

    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拜恩[210]——爱尔兰小伙子。

    在哪里做事？

    蒙哥马利·沃德连锁店[211]。

    做什么？

    捆扎包裹。

    挣多少钱？

    每星期十块钱。

    我观察着，他为学习建筑作了很好的准备。只读到中学吗？在家自学？

    一丁点儿。

    就这样突然决心投身于建筑，不是过于仓促吗？

    是的，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他能在我这里做什么，挣每星期十块钱呢？——他对绘图一无所知。

    不错，他可以干杂活儿，拖地板，擦窗户——什么都行。可是我告诉他，这里已经有几个做杂务的小伙子。他露出失望的表情。

    如此果敢地为了自己的志向而改变生活，这一点打动了我。他身上似乎有某种潜力。他沮丧地站在那儿。虽然我不需要他，也不想雇他。但是，说不定这个纯朴的年轻人会是一块可塑之材呢？

    好吧，小伙子，你来吧。

    他在我这里待了四年。离开时，他已经强过许多在各方面都起步更早的人。他是我身边的第一个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帮助他一步步发掘出自己身上的潜力。

    虽然，在我的学徒当中不乏具有建筑师名号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者，还有许多修养颇深的欧洲建筑师来到塔里埃森，但是这个例子仍颇具代表性。无论他们能力如何，我对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称职的学徒将会跟随我两年到十年不等。

    我以同样的原则对待他们所有人：不要认为自己是进入了一所学校。他们来到这里，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我。我是一个实践的建筑师。他们将看到创作的真实过程，并且被给予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的参与机会。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他们能够从这段经历中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工作室里有设计方案的争辩和讨论，我作为核心人物完成方案和细部设计，再根据个人能力把任务分派给他们。某些人很快就退出了——他们无法适应这种自由，将它滥用。另有一些人利用这种自由，带着他们能捡到的东西离开，把它们当成自己的东西来兜售。还有一些人在自由的氛围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人忠诚地守在我身边，把握住完全由他们自己的选择所构成的自由。

    他们日后有何建树呢？

    他们投身的建筑世界已经被彻底地商业化，并且在愚昧地追逐各种“伟大”而又时尚的风格。建筑师这门丧失了原则的职业，被那些拥有务实“品位”的建筑师进一步商业化。我斥责过某些曾经追随我的年轻人。对我而言，他们不加抗拒地在当今堕落的商业大潮中随波逐流，无异于出卖自己。通常，我会听到这样的辩解，“赖特先生，我们不得不生存啊！”

    “为什么？”我会追问。

    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得不”生存，以自己热爱的东西为代价，像寄生虫一样的苟活。为什么不能尝试某种更真诚一些的生活？

    有些人加入了其他的派别，因为“孤身奋战实在是太难了”。也有些庸才成为我的竞争对手。我的作品里所蕴含的东西，基本上都会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我非常了解他们遇到了怎样巨大的阻力，也可以理解他们。虽然，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被压成粉末埋葬之前，那些阻力将不会烟消云散，但是今天的情形已经比昔日大有改观。今天，许多曾经跟随我的年轻人正在美国中西部、西北部、西部和海外开辟自己的事业。然而，时尚的潮流依旧在嘲弄我们努力的结果，尽其所能将它撕得支离破碎。我们的期望，不过是保存几个碎片留给未来的生活。

    只有原则，能够抵抗这种可怕的混乱。离开原则，我们的理想将一败涂地。

    想到以上这篇题外话，是因为建造“微雕”的同时，几位年轻人各自在加利福尼亚的事业也蒸蒸日上。砌块的试验已经完成，我作好准备将它付于实施。第一座砌块住宅被它的主人命名为“微雕”。接下来是有关它的故事。

    La Miniatura, First-Born of California“微雕”——加利福尼亚的头生子

    “微雕”像仙人掌一样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当中西部草原上的人们盆钵渐满之后想要寻找新的天地，他们纷纷来到这个遥远的世界享受永恒的阳光，并且开始改造这里。

    阳光下荒芜的海岸旁，是一片纯净的沙漠。今天，你仍可以想象美国中西部的移民入侵这里之前，它应当是多么的诗意盎然。星星点点的灌木丛像豹纹一样撒在褐色的小山丘上，山脚下是斑驳起伏的沙地。这种景色从你的脚下一直延伸到无尽的远方。人类的尺度变得极端渺小，随着所有景物都远去，逐渐融入山巅覆盖着积雪的远山，融入更远处蓝色的苍穹。除了低矮的白色院墙，人类为这首宏大的乐曲添加的和谐音符是桉树。一株株桉树像是身材苗条的女士，散发着漫不经意的妩媚，用它们的橄榄绿和象牙白，在金色与玫瑰紫的交响乐中加入异域风情的乐章。水会从天而降，但是仅限于每年一度、令屋顶措手不及的骤雨滂沱。浊浪翻滚的洪水裹挟着沙砾和石块，在沙漠里冲出一道道生命短促的溪流。然后，一切都恢复干燥的常态。

    不，或许存在例外。水被人们在山坡上建起的混凝土墙挡住，变成涓涓细流浇灌着他们的葡萄园、果园和树丛，是的——还有一块块局促的“地块”上面平整靓丽的草地，与他们中西部老家的情形一般无二。这些僵硬滑稽的小物件——或者说住宅，蹲在草地上东张西望，一样木然的面孔露出各不相同却又千篇一律的表情，好像人们透过自家的窗口相互张望。

    从富饶的中西部草原来到加利福尼亚的人们，希望这里的阳光就是他的新家。然而起初，他的房子和他一样不懂得如何痛快地享受阳光。他自己至多敢卷起衬衣的袖子，而他的新房子甚至没有袖子或者任何东西可卷，仍旧和他的家乡老宅一样僵硬和自负，和在冰天雪地里一样警觉好斗。永恒的阳光让这种咄咄逼人丧失了实际意义，也让这种扬基佬的房子显得格外僵硬。

    这些来晒太阳的人在房前屋后栽下花木，然而于事无补。在属于自己的那块虽然局促但是修建整齐的草地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栽下各种怪异的花草树木，并且与馅饼、冰水、摇椅和口香糖一道带来了必不可少的门廊。

    先于他们很久，传教士朱尼佩罗神父和拉图神父就曾光顾此地，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在一百多年后才开始显现。这些早期传教士家乡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式建筑，似乎更加适合加利福尼亚。

    与在西班牙或者墨西哥一样，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南加利福尼亚的烈日晒伤。南方式的建筑如今在这里为人们遮挡暴晒。中西部的来客们起初拒绝传教士们的天主教信仰，但是随天主教而来的建筑形式却有足够长久的生命力，稍加改动就变身为这些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新家。

    最终，这些远道而来晒太阳的人，拜倒在朱尼佩罗神父的脚下，开始复制他从西班牙带来的建筑，复制他带来的家具和花园。虽然购买了朱尼佩罗神父的古董，然而这些初来乍到者仍旧眷恋中西部的穿戴：硬草帽、英国式外套、长裤和靴子等一应俱全。出于对气候的妥协，他们偶尔也会单穿一件不带硬领的衬衣，有时候出门会忘记戴礼帽。但是一旦需要穿起“正装”，他不会有一星半点儿的含糊。他待在自己的朱尼佩罗式房子里，如同朱尼佩罗神父本人或者某个悠闲的西班牙人坐在芝加哥的客厅里。惟一的区别是对于朱尼佩罗神父而言，意味着增加；对于来晒太阳的人而言，永远是减少。

    西班牙的力量通过受人轻视的墨西哥，逐步改变着乏味呆板的中西部入侵。由山中水库浇灌而生的绿洲上，绿叶掩映着如诗如画的洞穴。幸好有质朴的白色泥墙，为西班牙的异国情调添了一抹清新。琼斯一家和史密斯一家可以享受自家凉爽的天井，荷包充实的罗宾逊一家可以拥有豪华的西班牙式庄园。西班牙式的瓦屋顶衬托着圆拱的柱廊和爬满藤蔓的廊架。无论是真实的弧梁还是模仿它的装饰，都被布帘包起来，甚至连窗户外面也安上了遮阳的布帘。

    如今的加利福尼亚，退回到了刚刚迎来传教士们的一百多年前。相对于美国中西部而言，这些传教士们家乡的气候至少接近加利福尼亚，而如今的所谓加利福尼亚人，却来自爱荷华、威斯康星或者俄亥俄。他们没有任何借口，为肤浅地接受西班牙古董的品位而辩护。铁笼子一样狭小的地块、现代的卫生间、门廊和带餐桌椅的小厨房，所有这些他们中西部“老家”的宝贵财富，如今成了“传教士风格”的特征。把你能够抓住的一切牢牢抓住，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这就是所谓进步吧。

    加利福尼亚用桉树、含羞草和温柔的玫瑰花瓣，把她不得不接受的这生硬的一切覆盖起来，同时也掩埋了改行做化妆师的建筑师将建筑丢出窗外的错误。

    以上这段冗长的介绍就是“微雕”的背景图画：一派欣欣向荣的多愁善感。

    在我们这片勇敢者和自由者的国土上，每一座真实的建筑都是一次考验心灵的艰苦历险，正如朱尼佩罗神父失败了的传教历程那样。他带来的建筑样式获得了成功，但是却算不上激动人心的历险，因为那是他从万里之外的“老家”惟一能够带来的东西。

    “微雕”的诞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历险。这座小房子在探寻那幅背景图画里缺少的东西。缺少了什么呢？加利福尼亚真正的表情，忠实于现代工业和美国人的生活。仅此而已。

    很少有人在那里希求这样的表情。“微雕”渴望能够称呼自己为“建筑”，并坦然地直视自己。从芝加哥郊外的大草原来到这里的梅拉德夫人，是这个故事的女英雄。她身材娇小却充满活力，为了所有人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东西而斗争。

    十五年前，我为梅拉德一家设计了他们在芝加哥近郊高地园的住宅。有一位老主顾能够忍受我为她设计的第一个住宅，并且请我为她再设计一个新家，我对此深感自豪。在出自我手的一百七十二座建筑里，那是我第十一次享受这样的殊荣。

    因此，我怀着感激之情为她献上我迄今最好的作品。也就是说，让这座住宅属于它脚下的土地。它应当敏感地契合她收藏古旧书籍的职业。桀骜不驯的头发和坦诚的蓝眼睛，衬托着爱丽丝·梅拉德身上的艺术家气息。她并没有完全预见到自己将被无情地卷入建筑命运的激流，她将成为一个典范。今天，我依然无法理解，假如人们的住宅为了真诚地生活作过任何努力的话，为什么它们还会藏着那么多的哀怨。从日本回国之后，用混凝土砌块建造住宅的构思在我头脑中逐步成形。我把它展示给爱丽斯·梅拉德，她没有被新颖的设计吓怕，一点儿也没有。

    我们将把建筑材料家族里地位卑贱的混凝土砌块，从脚下的排水沟中解救出来，发现它不为人知的灵魂，使它拥有美好的活力和树丛一样的肌理。是的，这个建筑将由混凝土砌块构成，但是却像一种独特的树，与周围其他的树一起生长在它扎根的土壤里。

    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教混凝土砌块学会优雅地编织在一起。相邻混凝土砌块之间的缝隙布置钢筋，再灌满混凝土。用同样的手法，筑起中空墙体的内外两层。这种墙虽然轻但却是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无需特殊技能的普通工人就可以胜任施工。

    双层墙体分别朝向室内外两侧。二者之间连续的空腔，能够保持屋内冬暖夏凉，全年干燥。室内一侧的砌块表面凹凸肌理较浅，作为理想的背景衬托泛黄的照片、古雅的书籍和挂毯。室外一侧的砌块沐浴着阳光，就连周围的桉树都会尊敬它、爱上它。爱丽丝·梅拉德无需为她的珍本书专设防火罩，因为整座房子都是耐火的。我向她讲解我的构想，她越听越感兴趣。看到我的初步方案，爱丽丝·梅拉德说，假若这座房子能够散发出旧大陆的气息，她一定会非常喜欢。我告诉她，它会的。

    差点儿忘了提一句，爱丽丝·梅拉德仅有一万美元用作房子的预算——也许能再追加两千美元，但尚不确定。这里的银行家们与所有别处的同行一样，永远都敌视理想，永远紧盯着昨天。你的构想越是伟大，越是让银行家们恐慌。因而整个建筑的功能布局必须异常的俭朴。爱丽丝·梅拉德需要的只是一个格外开敞高大、带大壁炉的客厅。壁炉上面二楼漂亮的平台通向她的卧室。宽敞的卧室里配有更衣间、浴室和露台。另有一间尺寸适宜的客人卧室，平时可以用作办公室，自然也配有浴室。一间足够举办小型餐会的餐厅，以及厨房、储藏室和自带浴室的佣人房。

    我的这位业主具有高雅的品位。她厌弃廉价的木料和廉价的器具，总是能敏锐地鉴别粗劣的做工。车库将与住宅合为一体。她希望整座建筑没有任何劣质的成分，耐久并且耐火，在造价一万美元的条件下实现它的美丽。

    设计方案就绪后的一天，梅拉德夫人兴致勃勃地前来告诉我，“我找到一个理想的人选，他能为我们盖起这座‘血统’纯正的房子。我已经和他商谈过，他领我看了他给我的一个朋友刚盖好的房子，最后的花费比他预估的报价还要少。他还给我的朋友附送了很多小物件，没有额外收费。他人品不错，效率也很高，我那位朋友简直用不着请建筑师。咱们现在就去看看那座房子。”

    建筑师、业主和承包商的三角关系当中的一员，又一次带着迷人的微笑伸出了他的脚——至少脚趾已经探进门缝。我不能拒绝去参观那房子——至少当时还不能。于是，我们出发了。

    施工质量的确不错，最终的造价也和爱丽丝·梅拉德的预算相仿。以这样的造价来衡量，这座房子不失为一个理想的结果。我和这个承包商谈了谈，但爱丽丝已经迫不及待地作出了决定。她不会考虑请任何其他人来盖她的房子。

    “我认为，我们可以‘绝对地’信任他。”她说道。

    她对这位承包商新朋友的信任，如同对她的建筑师的信任一样坚定。而我却感到脚下这条泥泞湿滑的路似曾相识。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她问我。可以看得出来她情绪高昂并且急不可待。

    “在我看来，女人的直觉在这些事情上依然灵验。他看上去的确很有头脑，并且具备丰富的经验。他很喜欢砌块单元的概念，就为了试验，他情愿以成本价格接下这个项目。他是这样说的。如此看来，他算是个志愿者了。既然你决意不会请其他人……那么，我基于目前的了解接受他。”

    她松了一口气。

    她很放心，而我没有充足的理由质疑她的最后通牒。但愿我也能像她一样地放宽心。我必须承认，此时此地我并不认识其他承包商愿意为她作出这种牺牲。我给几位材料供应商打了电话，他们也都大力推荐此人。就这样，我们为这个新的建筑概念找到了一位教父。

    承蒙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法规荫护，流氓承包商又一次披着伪装登上了舞台。我可以拿爱丽丝·梅拉德的最后通牒作为理由，为我的让步作虚弱的辩解。我非常清楚她的意志何其坚定，我不愿尝试改变她的决定。和所有孤身一人的女子一样，她也有数不清的朋友。假如她不是那么坚定地漠视所有朋友的反对，甚至牺牲了几位至交的友情，她又怎么会和我一起踏上这次天真的历险呢？

    最初的施工一切顺利。他们一贯如此。

    在此，我像对蜀葵住宅一样历数了种种细节，描述一个新生儿在陌生世界里必然遭遇的险恶。一个构想如果不能像一团酵母那样在危险的环境里幸存并且发酵，就必然会萎缩乃至夭折。这个构想的作者需要时刻不懈怠地保护它，挽救它的生命。他拥有成功的机会，但前提是所有的牌都明摆在桌面上！

    接下来是我的坦白——希望它有益于我的心灵安宁。

    我们不妨把这位承包施工的伙计，称作这个新建筑概念的教父。我可以在这个称谓前面加上适当的形容词，但是看完下文，想必你可以自己完成这项任务。爱丽丝·梅拉德依赖这位教父，视之为上天对她的恩赐。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本应是我赢得她如此的信任。据我所知，在这座城市里任何人都不信任其他任何人，然而她却对他付出了信任。在这座一切都浮于表面、一切都过于应景或者急于成为某某某的城市里，她同样也迫不及待。

    当时，我还不了解这座城市的禀赋。

    自从发生这段故事以后，我对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爱丽丝·梅拉德也是如此，她甚至也不再信任我，尽管她不愿承认这一点。

    这座建筑的建筑师和业主，都天生无可救药地幼稚单纯，都仍然相信有圣诞老人。在这位教父的鼓动下，建筑师和业主相信了这个工程的造价能够控制在一万一千美元左右，也就是他给出的预算。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合同。

    他有什么理由会不签这份合同，或者随便什么内容的合同呢？

    与此同时，我放弃了梅拉德夫人原先买下的地块——那里没有一棵树，我相中了一片景色迤逦的谷地，背临环形路，面朝莱斯特大街。那里有两株婀娜多姿的桉树。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在谷地里盖房子。大家都乐于住在高高在上的地方，并且最好能坐在顶端的中央。习惯使然。我鄙视这一习惯，但这种愚人的癖好促成了我们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那块地。

    我把住宅的入口设在临环形路一侧，把临着莱斯特大街一侧的谷底留作下沉庭院。这座小巧的建筑夹在两棵桉树之间。阳台和露台从建筑前面延伸到谷地里。地块两侧的邻居看到自己临街而建的房子中间留出了一大片庭院，都乐滋滋地赞赏这种布局。

    施工开始了。这位承包商在梅拉德夫人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高大。我怀着警觉和懊丧看着他将一切置于掌控之下。没有建筑师会乐于看到，他的业主把他的灵感和心血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承包商。她对自己的朋友们也给予如此的信赖。或许这是她的天性？我无从知晓。她本人绝不会承认这一点，那么只得由我面带笑容地替她承认这一点。

    出于某种独特的原因（或许是天气吧），这一带的建筑师对于出现对手与他争夺业主的信任和尊重并不感到陌生。对此我曾经有所耳闻。但是，究竟是什么“诀窍”使承包商赢得业主的信任呢——尤其是女性业主？显然，很容易使她相信他经验丰富。很容易使她相信真正能够建起这座房子的人是他而不是好高骛远、惹是生非的建筑师。这位承包商既然知道怎么钉木板和挂瓦片，想必他也懂得这些混凝土砌块，等等。对于女性业主而言，一位经验丰富的承包商始终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总而言之，女性比男性要客观许多。她每每会对显而易见的事实产生怀疑，这是造物者赠予她的天赋。

    于是，虽然对这位对手心存不满，我依然面带微笑地没有做任何对他掣肘的行动。我不得不收起笑容，承认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即便我蠢蠢欲动也无能为力。我每天亲临施工现场，尽我所能地协助施工。我精心推敲细部的设计，直到制作混凝土砌块所需的模具终于完成。经过反复试验，确定了沙子、石子和水泥的理想配比。并且刻意让材料配比在不同砌块里有微弱的差异，使砌块之间存在协调的色差。

    我们的承包商让他在洛杉矶的某位亲戚负责制作砌块。施工过程不需要熟练的工匠，因此有更多他的亲戚们前来加入，肩扛着砌块登上梯子把它们运到指定的位置。受造价所限，这座将成为典范的住宅，只能诞生于粗糙的家庭作坊式的施工。除此以外，施工依照设计方案顺利地进行着。截至那时，为了满足开始施工的要求，建筑师倾注于绘图板上的心血和辛劳，不亚于纽约圣约翰大教堂[212]的设计者，无疑超过了伍尔沃斯大厦[213]的建筑师。

    倾注所有的创造力，这正是建筑师存在的意义。

    对我而言，这座住宅绝不仅仅是一座房子。是的，梅拉德夫人的朋友们没有说错，她的建筑师狂热地陷在自己的想法里不能自拔。一个个砌块开始在桉树之间的空地上生长。我，这个编织者憧憬着它建成后的效果，憧憬着属于崭新生活的崭新建筑，以及它如何唤醒那些仍旧昏昏沉沉的人——属于浪漫美丽的加利福尼亚的真正的生活。以这个简朴的小建筑作为源泉，我的头脑中生发出由它衍生的许多其他建筑，它们有着令人心醉的丰富多样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个国家狡诈的建筑体系中所有繁琐的纠缠和无谓的浪费，都将被逐渐抛弃。任何一座小房子都将拥有曾经只属于古代建筑的真实和完整。机器将不再束缚我们获得属于自己时代的美。终于，我把握住了一种秩序。

    标准化是机器的灵魂。此时此地，我这位编织者将以标准化作为工具，编织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种自由的砌块肌理能够创造惊人的丰富多样和建筑的美。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完全忘记了这座小房子其实属于爱丽丝·梅拉德。帕拉迪奥[214]？伯拉孟特[215]？桑索维诺[216]？都只是雕塑家而已！如今，我，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一个编织者。从这个朴实卑微的源泉将涌出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编织者”继续把精力倾注于推敲，力图让他的构思更臻完备。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艺术构思都有其卑微的源泉，甚至比我手中这座小房子更加卑微。一种新的建造方式将从这座小房子起步。摒弃虚假与奢华，在一个卖身于急功近利的国度里筑起真实的建筑。以机器为工具实现无限的丰富多样，将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美梦！可怜的“微雕”被我赋予了过于崇高的责任！

    回到我们的故事。我是多么幸运啊，遇到一位聪慧的业主，能够与我一道跨过起始阶段，当她把理解和信任完全给予她的承包商之时，尚能从中分出一杯羹给我，无论旁人说些什么。

    工程进展顺利。盖到二层时，爱丽丝·梅拉德前往欧洲度夏。临行前，她向承包商支付了费用，却没有征询我的任何意见，也没有索要付款收据。我从她的来信里方才知道这些。当时的事态之下，向那位承包商索要收据，就好像别人送你一匹昂贵的骏马，你却要掰开马嘴来检查牙口。她的举措不啻于对我的自尊致命的一击，幸好我已然超脱于打击之上——或者说被彻底击倒而麻木不觉了。

    我每天开车去现场查看，却连续多日不见承包商的踪影。我怒冲冲地四处寻找。找到之后，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想要的承诺。没过多久，梅拉德夫人的承包商前来找我，要求追加费用，否则工程将无法继续。我给了他一些我自己的钱，然而他毫无行动。

    这时候，轮到梅拉德夫人行动了。她满怀期待地从欧洲回来，发现一切陷于停顿。原来如此——我调查了她的——不，应当是我们的承包商，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场闹剧该收场了，哪怕从此不再有人信任我，不再有人请我设计一座房子。

    我终于调查清楚，“教父”正在离工地很远的地方为他自己盖一座新居。屋里满铺地砖，外加崭新的家具和三角钢琴。蹊跷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证明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因为连房子带陈设全都是在他妻子的名下。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局面。已经被花掉的三分之二预算，其中一部分或许换来了地砖、新家具和钢琴？不必再纠缠细节了，总之，承包商决意辞工，因为我的恩将仇报激怒了他。这下子，梅拉德夫人被她创意非凡的建筑师推入了泥潭。此刻，这位建筑师让我厌倦自己，如同他也令你们厌倦一样，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相信，她那些曾对我提出质疑的朋友，此刻可以洋洋得意于“早就提醒过你”。

    非常公允。

    在令人哭笑不得的泥潭里，我的业主挺身站起，显示出女英雄的风范。

    她说，“我们一定要建好这座房子，哪怕花光最后一分钱我也在所不惜。我能感觉到，即便不能达到我预期的质量，它依然会是一件精品。从这一堆混凝土块里，将长出某种宝贵的东西。”这已经超出了我应得的回报。

    曾经有另一位业主问我，一万美元能够建一座什么样的住宅。我告诉他，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它将配得上这一万美元，并且会有某些钱买不到的东西为它锦上添花。那座住宅的最终造价是一万八千美元，而它的主人认可物有所值。看起来，梅拉德夫人预计造价一万一千五百美元的住宅，似乎会比那一座更加物有所值。我知道她自己无法负担追加的成本，便写信回威斯康星询问是否可以靠我的信用支取一些钱。我认为，自己应当付出足够的罚金，帮助她完成这座建筑。于是，一系列的低声下气换来了我处罚自己的六千美元。当时，我没有向她提起这件事，重要的是向前推进。

    除了蜀葵住宅的施工者，我在本地不认识别的承包商，而他不愿意再次自讨苦吃。我明白，我的业主有意回避她的好朋友们。这是身处困境的人最起码能做到的事。

    我知道她心乱如麻。但是她面带勇敢的微笑应对一切。她身上永不枯竭的活力，支撑着她乐观地寻找一个个新的承包商。然而，他们都远远地躲起来。终于，我找到一个承包商。他完成了余下的施工，质量并不比此前完成的部分更好，总体衡量甚至应当说更差。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亏空、逼债、扣押、嘲笑和侮辱，还有诸如起诉之类的本地土产。不妨说，这座城市尤其盛产这样活性十足的东西。幸运的是，我已经有六千美元准备在衣袋里。

    曾被寄予厚望的承包商起诉了我们。这贪婪的家伙究竟想要讹诈多大的数额，我不得而知。结果是他被处以五百美元罚款附加审理的费用，然后结案。我猜是他的厚颜无耻激怒了法官。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略感宽慰。他之所以起诉我们，想必是为自己的骗局未能发挥到更加淋漓尽致而耿耿于怀。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骗局啊！

    信不信由你，不管怎样说，这座小房子的施工质量毕竟不算太糟。爱丽丝·梅拉德心中凄然，因为她的标准是如此之高。后来的施工者不如人意，因为他们的报酬的确非常有限。但是此刻她体会到它带来的快乐，她痛快地赢了一场战斗。

    我们两人都为它而一路跌跌撞撞，却都像傻瓜一样地对它引以为豪。就最终造价而言，理应可以实现更多几处露台和其他细节，但是我们很清楚一部分钱被——或许不算浪费掉了，但是……谁知道呢？

    我们稍事休息。兴致盎然地把古董书摆上书架，还有主人在意大利为新家精挑细选的老物件儿。我们坐在桌旁，看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品着下午茶。室内空间实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散发着旧大陆的气息。工人们施工中有时会抱着砌块撞在一起，或者把砌块掉在地上。假如你不去刻意挑出砌块边边角角的破损，建成的效果还算差强人意。然而，屋主人对于用料和做工的品位，在欣赏的过程中受到挫败。指出每一点明显的施工瑕疵，似乎都刺痛她的内心。尽管如此，她仍享受这一次胜利。她欣慰地看到，一个人的理想借助于设计构思得以在大地上实现，而十个月前它还仅仅是一个构思而已。

    那片谷地变成了一座可爱的花园，一池碧水荡漾着建筑与树的倒影。

    房子的轮廓和砌块的肌理，与两株桉树相互映衬使对方更加秀美。

    造价不菲的露台、阳台和屋顶花园与造价节省的室内空间一道，使整座房子成为山谷自然的一部分，以至于你无法想象将它移植到其他任何地方。一定是出现了奇迹。我们以半价买下的这片谷地，原本是用作汇集街道上的雨水。我们亲眼看着它冲开混乱与欺诈，变成一个魅力四射的家。是的，它拥有动人的魅力！有一种精神战胜冲突、曲折和失误，将它凝聚在一起。

    “微雕”，诞生在这个曾经荒芜空洞的山谷里。

    然而，上天的诸神从不会忘记考验人们在凡间的创举。依照日本人的说法，心怀妒意的诸神会把某些纰漏埋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方才心满意足。施工者曾经多次埋下这种伏笔，但我们却是第一次领教。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个伏笔，一团异常巨大的黑云在山谷上空聚集。

    在每一个终日阳光明媚的地方，都常有不测风云。天空仿佛被撕裂，豪雨滂沱而下。地下室里埋有街道雨水的排水管道，过去五十年来从未出过问题的管道此刻溢满了。泥水浸泡着餐厅的混凝土地板，简直能把整座房子飘起来。洪水想必是把它误认为是另一个诺亚方舟，只不过这一次，不能将它卷走，只能用泥浆覆盖它底层的露台，扑灭它半地下室里的火焰，掩埋它的燃气锅炉，然后满意地离开。梅拉德夫人的自信和骄傲也随着火焰而熄灭，她流下了泪水。

    很快，我们在帕萨迪纳[217]市的帮助下清理了淤泥，修复了房子。但是这起事故造成的烦恼仍有待估量。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218]，这位一生传奇的冒险家，被一个花盆砸中了脑袋。那盆花就摆在高处的窗台上，恰好在他经过的时刻落了下来。我始终认为，那只是一盆普普通通的红色天竺葵。

    “微雕”来之不易并且即将实现的理想，正面临与西哈诺相仿的命运。不要以为这里终年阳光灿烂，屋顶就会比雨雪多发的地区容你掉以轻心。每年有十一个月两星期零五天，烈日将屋顶灼烤得皱纹堆垒。没有给予屋顶任何警告，乌云会突然裂开。毫无防备的屋顶，被雨量达三英寸的倾盆大雨所淹没。

    我同样很清楚，在南加利福尼亚，存在漏水隐患的屋顶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的总和还要多。人们对水通常报以感恩之心，惟有在这件事上例外。他们依赖水才得以在此处生存，然而每一次在屋里的墙壁上发现任何从天而降的水渍，他们都会气急败坏。这难道不算一种恐慌症吗？我了解这种恐慌，并且在这座小房子的细部设计中认真地予以考虑，避免那些被人忽视的屋顶可能导致的恶果。事实如此。

    细节的设计堪称完美，足以经受任何人的挑剔。但是如果一片屋顶决意要漏水，你也只能任由它去。我们查清楚是那个承包商对我撒了谎，没有在墙体里安装必要的导水板。我因故要去塔霍湖之前，曾就此事提醒他。漏水发生时，我刚刚回到塔里埃森，并且对此一无所知。或许是不愿伤害我的感情（希望如此吧），梅拉德夫人请来了她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人，商议如何修复屋顶。接下来的一整年都不会再下雨，因此修复屋顶并非难事。或许你会认为，我借此机会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能，是为了把这起事故轻描淡写。然而，我的确是在真诚地忏悔。事实上，爱丽丝·梅拉德的意志虽然被水沾湿，依旧坚韧地挺过了这最后一次考验。不必再多作笨拙的忏悔了，我最终找到问题所在，修复了漏洞。

    爱丽丝·梅拉德的决心和勇气让她笑对那次考验。如今，谈起旧事我们会相对而笑。然而，当时却做不到这一点。

    如今，我有时候仍会悬想，假如上天的诸神没有被嫉妒所驱使，将谋杀理想的最后一线机会赐予盘踞一方的建筑师协会、梅拉德夫人的“私人秘书们”、太多警觉的顾问们、地产商们、令人信服的承包商们、街上游荡的闲人们、律师们、工匠们、游客们、肉店老板们、杂货铺老板们和仆人们——所有这些打着“早就提醒过你”的旗号集结而成的队伍，“微雕”将会给建筑的未来和我个人微薄的财富带来什么呢。

    这座房子漏水了！至今，我仍诅咒被他们所有人抓住的这最后一线机会。他们焦急地坐在西哈诺头顶的花盆上，盼望这最后的重重一击。“他们”对这座房子惟一的心愿就是看到它毁灭，因为它所追求的东西羞辱了他们所有人。

    西哈诺死掉了，然而“微雕”依然活着。它还太年轻，来日方长。加利福尼亚建筑的头生子，至少赢得了旧大陆建筑界评判者们充满敬意的目光。今天，“那里”的建筑师们正在应用这种建造方式。朴素的混凝土砌块，赋予建筑师们另一种自力更生的简单工具，取代鹦鹉学舌和从海外购买他人的果实。从我列举的种种困难中可以看出，任何追求理想的创造冲动一旦开始付诸实践，你都无法掌控它的进程和结局。

    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当被理想所驾驭的木偶们感到身上的牵线拉得太紧，就会抓起手边的随便什么东西作为报酬，然后一走了之。假如遭到忘恩负义者的侵扰，他们可以诉诸法庭，被法官判罚五百美元附带诉讼费，然后被“解雇”。几日阴沉的天气之后，必然有太阳照常升起，必然有某种超越时尚、超越价格和一切善意苛求的东西，迎接向往真实的探寻者。

    我相信，这种回报是那些有幸自己建一座住宅的人得到的惟一补偿。

    在洛杉矶郊外的蓝天下与桉树相伴的“微雕”，象征着理想的胜利。冲突、曲折和失误都不曾毁掉它，今天更是无能为力。今天，爱丽斯·梅拉德仍然住在这里。她所见过的其他任何住宅都不会再令她心动。她为此斗争并且胜利——即便有人认为她输了那又何妨。这里是她的家，又绝非寻常意义的家。它是任何一个投入激动人心的建筑历险的人有权享受的回报。

    循着“微雕”为之抗争的精神去寻找美，你永远不会失败——即使承包商也曾背叛，工人们也曾笨拙，你所有的朋友们也曾掣肘，银行也曾畏缩，即使天空也曾张开巨颚倾泻滂沱，除了仅有的一位例外，几乎所有神灵都心怀嫉妒。

    也许是过了太久的隐士生活，并且我所读的几乎都是造物者写下的书，对我而言，即便是设计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殊荣，也不及创造这座小房子的机会珍贵。

    “微雕”完工前的几个月里，我对砌块体系作了大量的改进。包括斯多尔住宅[219]和弗里曼住宅[220]的其他几座砌块住宅，也在洛杉矶开始施工。“小熊星座”——巴恩斯道小姐创办的幼儿园也已开始施工，但是基于她的原因半途而废。我在蜀葵住宅的现场助手鲁道夫·辛德勒——已经羽翼丰满，受雇于巴恩斯道小姐将它改建成一片花园平台。

    恩尼斯住宅[221]是砌块住宅家族的第五个成员。完成了方案和细部设计之后，我把这座住宅托付给前来协助我的儿子劳埃德，然后返回了塔里埃森。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已经有一百七十九座大大小小的建筑作为我的作品建成。还有大约七十几个作品仍然留在纸面上。如果它们能够付诸实施，或许这些我的想象力的孩子有机会讲述最精彩的故事。比如，塔霍湖酒店、多希尼农场、“沙漠里的马科斯”旅馆和圣马可大厦，等等。

    我的作品当中大约五分之三是一帆风顺，皆大欢喜。然而，我却为这部书刻意选择了能够代表我的成功、失败与曲折的作品。

    还有许多作品的故事值得在此讲述，比如温斯洛住宅、山坡家庭学校、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罗比住宅（目前已经是教会的资产）。尤其是橡树园的库恩利住宅、水牛城的马丁住宅、东京的“自由精神的学校”校舍还有福原有信[222]住宅。这座住宅在关东大地震中裂为两半，客厅随着下面的岩层滑入深不见底的山谷。值得庆幸的是，家里所有人都恰好在卧室里，没有人受伤。还有蒙大拿州的苦根花山谷度假营地和许多其他作品，原本可以在这里更好地展示我的成功。然而，我却选择了某些失败的故事。

    堪萨斯州维奇塔的亨利·艾伦住宅也值得一讲。亨利是一位生活富有情趣的业主。还有我为威廉·怀特[223]设计却未实现的新居。因为威廉怀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害怕搬出他的老屋。

    我很乐意讲一讲我为弗兰西斯·利托设计的住宅。利托先生本人是煤气站的建造者和经营者。他退休后，将那座房子卖给了鲍勃·克拉克。还有我为利托先生设计的第二座住宅，以及他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通卡湖畔的第三座住宅——我尤其钟情这座从未发表过的房子，利托一家更是如此。我如何获得爱荷华州梅森市酒店与银行的设计委托，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

    还有绰号“飞机”的吉尔默住宅。我想要讲一讲戴纳住宅和它的主人——我敬爱的劳伦斯老夫人的故事，讲一讲她做的面包、腌黑莓和我们向往的传统家庭气息。我想要讲一讲达尔文·马丁数十年来给予我的信任和友情，还有我为他设计的几座住宅——曾经对我的设计大不以为然的马丁夫人，最终加入到我们这一边。我还想讲一讲橡树园的发明家查尔斯·罗伯茨给予我的帮助。

    往事不断涌上脑海，就像上课的铃声响起，孩子们涌进学校大门。或许这样讲有失谦逊，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件凝聚着某种深刻思想、体现出诸多原则的作品，都没有在我的头脑中消失。虽然有不少已经被拆毁，让位于城市的变迁，它们并未就此消失。数量众多的住宅因原先的屋主生活变动而“转手”——正如广告词常用的说法。在一个如此年轻和变化迅猛的国家里，这些自然在所难免。其中两座住宅，日后又被最初建造它的屋主购回，据说他们无法在别处找到家的感觉。我尤其想要讲一讲那些“从未建成”的建筑。毫无疑问，它们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美国人纷乱躁动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社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欧洲人能够理解它吗？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熟悉它却也并不理解。

    然而，我已经讲得太多了。无论是归咎于建筑领域的“邪恶三角”、当时的形势所迫还是我自己的过错，在蜀葵住宅和“微雕”这两段经历中，我都占尽劣势。选择它们的故事，意图在于揭示任何追求理想的创造努力，都时刻受制于人的天性——例如无足轻重的个人喜好和这个国家恶毒的建筑制度。且慢，我应当收回这句话。涉及创造的过程，没有一个环节是无足轻重的。即便是最琐屑的因素，也可能让整个作品前功尽弃。是的，永远保持警觉是创造的成功以及尤松尼亚建筑实现自由的惟一前提。

    显然，个人的过失和误判，以及与最终结果有所牵连的任何缺陷，都应当包括在关于建筑的讲述中。归根结底，建筑是一种人的行为。

    在美丽的西海岸生活的两年期间，我感到这里的建筑事业环境犹如一片急功近利的浅滩。我的几乎所有努力都浮在水面上，以某种形式出售。如果我在那里逗留更久的话，迟早会被折价处理给开价最高的买主——如果确有买主的话。对于深刻与品质的渴望，似乎都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在忙于寻找值得一卖的东西，或者是推销自己。无休止的买来卖去，并且最终总能成交。

    芝加哥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阿尔伯特·约翰逊曾经向我提出，愿以两万美元作为报酬请我为他设计一种利用悬挑结构的摩天楼。当我还在洛杉矶时，我开始着手这项设计，并且把最初的草案拿给他看。回到塔里埃森之后，我继续深化已有的草案。

    悬挑结构是让帝国饭店在大地震中幸存的特征之一。约翰逊想知道这种悬挑结构能否适用于现代的摩天楼，是否能够用于他将在芝加哥水塔广场建造的一座办公楼。

    各种新颖的想法吸引着这位保险巨头。带着独特的讪笑，他不断地提醒我，“赖特先生，记住！我要的是处女，一个处女。”

    我把足够完善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他把图纸镶带玻璃的镜框，拿回家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有一天，一幅彩色渲染图的玻璃被仆人打破了，约翰逊亲自带着那幅渲染图开车找到玻璃店，守在那里直到重新镶好玻璃，再带回家来。他狂热地钟情于这些想法，不希望任何别人看到这些设计。

    我相信，他并非热衷于建筑，而是属于这样一种保守人士：他们被某个理想所诱惑，在理想背后窥视着，再试探地戳上一下，然后转身逃走。虽然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培育出的人物，但他们既不是资本主义这艘巨轮的船长，也并非掮客或者银行家，而是略胜一筹的一类：他们不满足于被乏味所包围，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投身冒险。我曾经遇到许多类似的人物。

    The Business Mystic 神秘的生意

    他之所以只能在理想门前徘徊，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旦他被某个想法所吸引，他所掌握的一切资源立即对他产生影响——工程师们连连摇头，租赁代理商们纷纷躲避，银行家们则在门上挂起“正忙”的牌子，建筑师们结成同盟对这个构思嗤之以鼻。最终，这位有些创造的欲望并曾灵光一闪的生意人，被巨大的阻力推回到原本属于他的领地。他或许是这个时代的财富，远远领先于那些货真价实的船长。后者只会使大众的理想蜕变为寄生虫享有的好处。对于他们而言，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只走在大路正中，因为那里是所有人的选择。他们从来不缺同路人，并且正是这些同路人养得他们脑满肠肥。

    但是无论如何，约翰逊先生支付了一大笔费用，想要看看如何实现一个理想。

    约翰逊是狂热与神秘的奇妙结合，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商人夏洛克。他有异常睿智的头脑，他的脊背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受伤折断，凭借顽强的意志才死里逃生，但是至今走起路，仍有一点儿驼背。我们两人曾经一起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死谷[224]，去看他和“死谷斯考蒂”[225]在那里共同打造的城堡。他开着自己的道奇牌小轿车，我坐在副座。一路上，造化的壮美犹如无垠的长卷在我眼前展开。

    约翰逊是比利·桑迪[226]的信徒。桑迪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以其宗教活动或者说与宗教事务相关的活动而著称。约翰逊是一个极端保守者，喜欢就宗教问题争辩。我和他对宗教的理解恰好处于两个极端，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出资请我帮助他实现一个理想。

    任何人都不可能被简单地塞进一个贴有标签的抽屉。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特立独行的体现之一是他和“死谷斯考蒂”独特的友谊。人们都怀疑，那个只有“死谷斯考蒂”知道位置所在的金矿与一宗谋杀有牵连。但是我怀疑他所谓的金矿就是阿尔伯特·约翰逊。

    The Glass Skyscraper 玻璃摩天楼

    约翰逊先生的地块东西长约三百英尺，南北宽约一百英尺。我选择了铜和玻璃作为赋予这座大厦个性的立面材料。铜和玻璃沿着悬挑楼板的外缘构成幕墙。这位业主坚持反对使用过多的玻璃，因此我决定在外立面的四分之一面积采用铜框，四分之三采用玻璃。

    我想到了金属和玻璃构成的房屋——与汽车有兄弟之情的加油站。机器的时代应当拥有数量众多的建筑类型，至少每一种材料和建造模式应当拥有匹配的建筑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望独具特色。此刻，我将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形式呢？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机会深入地研究钢结构。

    我把这座保险公司大厦的设计当作一个机会，充分利用现代材料和技术，探索比时下风行的摩天楼更为实用有效的高层建筑思路。标准化将得以大显身手，因为它是金属板材与钢筋混凝土这两种材料的天性的一部分。再一次，想象力必须解放建筑师受到束缚的活力。

    具有重量与厚度的外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楼板边缘轻巧搭接的标准化铜框玻璃幕墙。作为幕墙单元，玻璃窗能够单扇或者成组地随意开启。所有玻璃的外表面，都可以安全便捷地从室内清洗。竖向窗梃是填充阻热材料的铜管，其截面尺寸和强度只需满足窗梃整层通高的稳定性即可。窗梃向外凸出的程度因室内对自然光的需求而定。窗梃凸出较多，则投在玻璃上的阴影较多；反之，玻璃上的阴影较少，室内也更加明亮。这些凸出的窗梃，充当了竖向的遮阳百叶。

    由于约翰逊先生厌恶过多的玻璃，因此采用两英尺见方这种较小的玻璃分格，只强调竖向的铜窗梃分格，每隔一根的竖向窗梃加粗，每隔三根更粗一些，产生规则的韵律。弱化玻璃的横向窗梃，它们会承积雨水和灰尘。各层楼板的边缘被削成与窗梃截面类似的尖角，嵌在玻璃幕墙之间，成为间距两英尺的横向分格的一部分。由此将混凝土楼板与幕墙这两种元素紧密地编织成一体。

    建筑的外表面是颜色各异的玻璃。为了尽量避免影响自然光透过幕墙，承重的钢柱从用地边界退后，使四周的楼板悬挑。楼板悬挑的尺寸因不同建筑功能而异，在这座大厦里是十二英尺。钢柱贯通各层，在楼顶显露出来。柱身在结构需求的尺寸基础上加大，以便容纳电气、上下水和供暖管道。从竖向管井中分出的管道，不再埋于楼板内而是固定在每层天花板下面，延伸到各个末端。所有电气或者上下水设施可以迅速拆卸并重新组装，不会造成时间和材料的浪费。

    室内隔断墙采用单元化预制，只需与门一起在设计的位置安装即可。这种标准化设计与室外幕墙的风格统一。预制的室内隔断可以储存好备用，根据任何租户的要求，在一夜之间便捷地组合安装。约翰逊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产商，他很欣赏以上这些简单实用的概念。也正是这样的标准化，让我们拥有了汽车。

    这种新式摩天楼的幕墙玻璃面积，仅比通常摩天楼的开窗面积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玻璃面积的微小浮动取决于与铜窗梃的宽度）。因此，供暖的成本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中空的窗梃内部填充阻热材料，窗扇单元采用机械化加工以保证密闭，这些措施补偿了增加玻璃面积造成的热量损失。玻璃幕墙内侧低处的散热器设计成栏杆的形式，便于清洗。大楼的最下面两到三层的外幕墙，是从上一层楼板悬吊下来的整片玻璃。商铺的店主可以尽情展示他们的商品。

    联通各层的楼梯间是火灾时必要的疏散通道。借助每一层都设有防火门的楼梯间，人流可以通畅地疏散到人行道上。

    与任何已经建成的同类摩天楼相比，这样一座建筑的自重至少减轻三分之一，抗击外力冲击的能力增强三倍。它的承重结构就像一个人的双腿，外幕墙是从肩膀上探出的双臂，体重只是为了保持平衡。

    这个设计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剥掉了束缚着所有摩天楼的砖石外套。施工现场将不再有室外或者室内墙体的砖石砌筑。整个建筑将是工厂预制加工的产物，只有某些最复杂的部件需要在现场组装。

    结构框架的施工，与室内外预制单元的施工互不牵扯。坚不可摧的结构，将彻底摆脱在这个国家被称为“建筑”的所有室内外零碎的纠缠。当今的摩天楼里，各个成本高昂的“建筑”要素纠缠不清却又互不相干。在这个设计里，“建筑”的各个要素彼此相关却又互不干扰。

    所有供暖、照明和上下水的管道和线路，都是在工厂里制作。施工现场的人工只是组装而已，并且无需反复试装，只需拧紧接口处的螺丝即可。

    除了现场浇注的结构框架和楼板，我们有了一个完全预制化生产的建筑。建造的过程从工地搬到了工厂。像包括小哨子和钢琴的任何机械产品一样，建筑可以标准化地生产。这种新的建造过程自有它的尊严、想象力与实用性，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是显而易见。

    在这座建筑里，没有一处不能出租的空间，没有一处为效果而设的部件。

    无论室内和室外，没有一处单纯追求“建筑效果”的“亮点”。

    在法规不要求建筑范围随高度退后的前提下，所有楼层都具备与地块边界重合的可出售的空间，而地产商自然会心满意足。

    很显然，这是一座轻巧整齐、实用高效的建筑，每一英寸和每一磅都物尽其用。它必然也会是美丽的，但是最好不要向约翰逊先生提及此中的原因。

    这种利用悬挑结构原理的建造方式，目的在于彻底科学化地利用机器这种工具。首要的是实现一种真正的标准化，它不仅赋予房屋能够称其为建筑的真实生命，并且使我有机会以真正的建筑来表达一种宝贵的原则。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开始着手这项设计，但是它的概念雏形早在一九一七年我在东京设计帝国饭店时已经形成。在路易·沙利文去世前不久，我有幸将一些草图拿给他看，向他细细地解释我的构思。今天，我满怀感激而又不无自豪地回想起他的话，“我一直坚信有一天它会诞生，这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我这些年来预言的东西终于有了着落，不是吗？我自己永远无法创造这样的建筑，但是我相信，没有我，你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如果没有他和他所做的一切，我绝不可能设计出这件作品。它是敬献给沙利文的。

    建造帝国饭店和砌块住宅期间，我提出的离婚请求仍被拒绝。这意味着我依然过着有悖世俗的生活，依然处于自愿的流放状态。随我前往日本之前，命运多舛的米瑞姆·诺艾尔在塔里埃森找到了暂时的蔽护。

    然而，当生活在塔里埃森Ⅱ重新开始，却与旧日大为不同。不再有熟悉的山岗上无忧无虑的漫步，不再有山下河水中畅快的游泳，不再有田间的小路上纵马奔驰，不再有冬日里快活的坐雪橇与溜冰，也不再有自由，不再有歌声。不自觉间，生活仿佛被慢性毒药所麻痹。塔里埃森似乎在不易察觉地从内部解体。幸运的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因为我们远赴日本而结束了。

    只有几个看门人和一个忠实的学徒威廉·史密斯守护着塔里埃森。随后的几年里，塔里埃森日渐枯萎。每年中有几个月，我会从地球的另一端回来，安慰一直在无助地呼唤着主人的塔里埃森。

    古老的佛像上积起厚厚的尘土。塔里埃森呼唤着我，我期待着它为我和那些我爱的人再次焕发生机。在和米瑞姆正式结婚几个月后，我终于回来了。然而，婚姻只是毁了我们双方。我们的关系并未如我所愿地有所改善，反而每况愈下。

    婚姻似乎让她失去了对塔里埃森的生活仅存的兴致，她变得越发焦躁不安和睚眦必报。

    她终于离开，去“过她自己的生活”。任何一点儿轻微的阻拦都会引发暴力，而我也不愿加以阻拦。

    她首先去了芝加哥。但是我尚未完全放弃这段已经持续多年的关系。我们双方都曾为它经受折磨，付出牺牲。尽管无论天性还是能力方面，我都难以胜任自己涉入的这项艰巨的使命，但是怯懦——一种我并不熟悉的道德怯懦，使我拒绝承认失败。形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危险的程度。我求助于芝加哥著名的心理医生威廉·希克松（他后来移居日内瓦）。求医的过程被屡屡拖延，最终为时已晚。

    希克松医生观察的结论是，这段在过去六年里痛苦挣扎的关系，从最开始的一刻就注定无望。她不仅是对自己的威胁，更是给每一个与她密切相伴的人带来危险。于是，我同意离婚，对她提出的条件只作了轻微的改动。她从芝加哥返回了洛杉矶。希克松医生认为，惟一能让她获得长久自由的方法，就是任由她我行我素。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反对都只会愈发迅速地激怒她。

    当我重又在塔里埃森安定下来，艾奥瓦县的法官詹姆斯·希尔拟好了离婚协议。

    塔里埃森吸引着世界各处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分享它的精神。学习土生土长的美国能够反哺给欧洲的讯息。结束了设计工作的夜晚，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在吟咏巴赫、贝多芬和亨德尔神圣的旋律。威廉·布莱克、萨缪尔·巴特勒、惠特曼和雪莱时常是聚会的召集者。卡尔·桑德堡[227]、艾德娜·米雷[228]和拉德纳[229]时常朗诵或者献歌。山丘上的生活因为这个渴望了解“美国”的小群体而重又容光焕发。正当美国建筑师们不遗余力地把美国变成欧洲，塔里埃森不动声色地让美国影响着欧洲。

    然而，这些远道而来的拜访者仅仅享受了十一个月的短暂安宁。正如双眼属于脸庞，艺术与美已经融入塔里埃森的肌体。此时，它们全都陷入孤独和忧伤。偶尔，艺术与美在塔里埃森闪过一丝骄傲的亮光，又很快暗淡了。塔里埃森时而憧憬时而沉思，劳作之后，它入睡了。

    它感受到壁炉里火光送出的温暖，却已经忘记了如何生活。吵闹和冲突使它蒙羞，它挺拔的石墙和温馨的天花板为之愤怒。

    只剩下一个希望仍在那里生长，一如既往地希望重新找到幸福。

    Isaiah 以赛亚

    我和米瑞姆彻底分开大约一年以后的某天黄昏，闪电划过依稀尚明的天空，风势渐紧，一场风暴即将袭来。我在塔里埃森山顶那间独立的餐室吃完晚饭，走下山回家去，望见我的卧室里涌出浓烟。

    又一次——火！

    火借风势，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想到其他人都外出了，家里只留下司机迈尔和一个叫土浦龟城的日本学徒，我心头一凉。我大喊着求助，“水！”随着我不断的高喊，有人运来水救火。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以为火已经被扑灭，这时，从卧室的天花板里传出一阵不祥的爆裂声。火已经窜到了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夹层里。我赶忙再次呼救，人们重又赶来扑灭笼罩着塔里埃森的火焰。

    狂风裹着烈焰，从屋顶夹层窜上了屋顶。“先把屋里的东西抢出来吧。”人们叫喊着。

    “不行，要把火扑灭。照我的话去做，要么挽救塔里埃森，要么就什么都不要剩！”我大吼道，像一个顽固愚蠢的船长不理会众人已经放弃即将沉没的船，仍旧坚守在甲板上。

    水！更多四邻的人跑过山岗，把更多水泼向可怕的火海。狂风裹挟着浓烟和火舌，卷过塔里埃森的一个个院落，连我也快要绝望了。和烈火一样无情的狂风啊！

    我站在浓烟四起的屋顶上，脚受伤了，头发和眉毛烧光了，被呛得喘不过气来。雷声滚过之后的闪电，照亮了山顶上安静地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们在旁观以赛亚对我的惩罚吗？

    我不能放弃。当下首要的是竭力保住工作室的房子。别人全都放弃了，在他们眼中整个塔里埃森已经不复存在。

    火势蔓延到了工作室。水用光了，人也筋疲力尽。为了继续奋战，救火的人们躺在屋顶上稍作喘息。

    突然间，伴着一声骇人的炸雷，风向骤变，把火势引向了山谷一侧。大雨瓢泼而下，像浇在咆哮着的熔炉上一样嘶嘶作响，火势退缩了。仿佛有无形的巨手在操纵着一切，看客们无不为之变色。他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天意吧。

    二十分钟的劫难，将塔里埃森居住生活的区域化为灰烬——又一次！

    高温把玻璃窗变成一片水晶珠，散落在发烫的石板地面上。瑟缩在灰烬中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人类灵魂的奇花。这些被我们称作艺术品的无价之宝，要么仅存碎片，要么已是无影无踪。

    塔里埃森又一次承受了残酷的打击。

    自从第一个塔里埃森被毁之后，我积累的创作成果和游历东方所得的收藏品，几乎荡然无存，此刻留给我的只剩下身上的皮裤、袜子和衬衫。所幸工作室基本完好无损。

    但是，我站在哪里，哪里就是塔里埃森！一个从阴霾中走进我的生活的人这样对我说。我相信奥格瓦娜[230]的话。

    惩罚的雷霆再一次向我袭来。难道人类的疏忽和过失也是源于上帝的愤怒吗？火灾很可能是由我卧室床头的一个电线短路引起的。值得庆幸的是火灾中没有人丧生，只有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回到了创造它们的那些灵魂身边。

    我没有能够保护它们。对于后人而言，我是一个拙劣的保管者。我安慰自己，它们将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会以自己的作品证明，它们的生命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向火灾发生后聚在漆黑的山顶上观望的人群宣告。

    那些可怕的看客啊！他们站在山顶上，端着被火光映红的面孔，欣赏这毁灭的场面。有少数几个人流露出同情，一些人的同情中夹杂着慨叹厄运难逃，另一些人鄙夷这个傻子居然幻想塔里埃森能在第一次灾难后重生，还有一些人神情麻木地嚼着烟叶，仿佛在看一出好戏。

    难道他们才是再次一击的“力量”吗？他们是真正的“以赛亚”吗？

    塔里埃森幸存的部分给予我鼓励，至少我活在它们当中。我坚信自己可以重建一个新的、第三个塔里埃森！

    几天后，在为了重建而清理仍有烟气冒出的废墟时，我捡出几个几乎被烧成石灰的中国唐代佛头、曾经美轮美奂的北魏石雕残片、宋代陶塑和已经被烈火烤成焦褐色的明代瓷器。无论它们被当成牺牲祭献给了哪一位天上神灵，我把这些残存者收好，日后嵌进了塔里埃森Ⅲ的石墙里。在它前身的废墟上，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塔里埃森。我再一次投入工作，前面两次的经验让我能够建起一个更美的塔里埃森。

    又一轮惶惑、毁灭和孤寂之后，我重又投入塔里埃森的工作室，重又在林间散步、河中游泳、山间纵马、冰上嬉戏。创造的渴望仍然略有一些迟滞，但是正在又一次迅速地苏醒。对于充满创造力的生活的渴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Reunion 重逢

    就在塔里埃森遭遇第一次劫难之前不久，我和亲爱的大师重逢了。

    那场胜利的灾难——哥伦比亚“博览会”闭幕不久，他和埃德勒分手了。此后，他的境遇颇为坎坷。当我离开他时，事务所刚刚接下纽约州水牛城担保大厦[231]的设计，它将成为埃德勒与沙利文合伙的最后一个项目。

    回顾他们两人合伙开业的历程，追求创造力的天性导致了事务所完全没有资金积累。虽然他们收到的设计费不次于任何顶级的建筑师，或许比其他绝大多数建筑师更高些，然而投入项目的巨大成本常常让他们入不敷出。哥伦比亚“博览会”之后出现的经济萧条重创了他们。紧要关头，克兰电梯公司的老板趁虚而入。他提出以每年两万五千美元雇埃德勒为他销售电梯。一份工作毕竟强过坐以待毙。沮丧消沉之中的埃德勒接受这份工作，离开了独自心怀怨气的沙利文。

    沙利文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以前的业主圈子基本是埃德勒建立起来的，他必须在埃德勒的人脉之外重新开拓自己的事业。合伙时期的业主中惟一没有抛弃沙利文的是迈耶，他请沙利文为他设计了位于州街上一栋新的百货商店大楼。

    与此同时，克兰公司新雇的英才遭遇了一次奇特的挫折。他去纽约向西格尔大厦推销克兰公司的电梯。与他竞争的斯普拉格电器公司向西格尔大厦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几年前建筑师埃德勒建议芝加哥大会堂采用他们的电梯。这份报告帮助斯普拉格公司赢得了一切，包括西格尔大厦的电梯合同。埃德勒先生回到芝加哥后，克兰公司要求他作出解释。埃德勒先生还不习惯被人以这种口吻教训，尤其是被曾经频频有求于他的人。结果是克兰公司开给埃德勒一张支票作为他一年的报酬，终止了他们的合约。

    所有人都期待着埃德勒与沙利文再度合作。但是，大师仍旧不能释怀，而大主管也已经身心疲惫。

    离开克兰电梯公司之后不久，埃德勒先生叫我去联邦同盟俱乐部找他。截至那时，我辞职后和沙利文先生还不曾有过任何联系。昔日的“大总管”看上去忧心忡忡。他非常担心在芝加哥大会堂设计中，为迎合业主而冒着风险作出的一些让步。他也很担心为迎合沙利文而加高的塔身，还有为迎合费迪南德·派克[232]在观众厅桁架以上加建的宴会厅等隐患。建筑的沉降一直没有停止，塔身的沉降已经牵连到与之相邻的建筑其他部分。

    我注意到他身上一个显著的变化。他开始辛辣地攻击沙利文，后者在刊物上发表水牛城担保大厦时删去了埃德勒的名字。

    “赖特，没有我就根本不会有那栋大楼！”

    “是的。但我相信这并非沙利文先生的过错，也许是出版商的疏漏。你何不查问清楚？”

    “我已经足够清楚了。”

    我试图让他重拾对沙利文的热情。我告诉他，大家对他们二人分道扬镳是何等的失望。世间罕有的默契互补曾经让他们合作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经济萧条不会持续太久，周围有许多分道扬镳的合伙人正在考虑重新合作。

    “不，赖特。”他以标志性的动作拂着两颊的胡须，“我将尽自己所能去掌控一个小的事务所。我不需要庞大的事务所、惊人的房租和一长串的发薪名单。我想量力而行地应对为数不多的几个项目。与挣到五万美元却只能留下一千相比，我宁愿单靠自己挣到五千美元而留住两千。

    “记住我的忠告。你也应当这样做，赖特。”浓密的眉毛下射出锐利的目光，他盯着我说道，“任何追求这种自立的建筑师都不需要合伙人。”

    我看到，曾经让两个人如此紧密地相互依赖的东西正在燃尽——或者已经是冰冷的死灰。

    我陪他步行走到他在大会堂的事务所。他在临着瓦巴什大街一侧租了几间小屋，当时沙利文自己的事务所仍然在大会堂高耸的塔楼里。这样的局面实在是令人伤感，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会再次走到一起。离开时，我又一次这样讲。昔日的老主管已经被焦虑和失望牢牢地压住，而这绝不是他能够承受的生活。

    过了不久，他就去世了。

    此后又过了大约七年，我和大师重逢了。一望而知，他的境遇同样每况愈下。大会堂的经营者拒绝他继续租用塔楼里尊贵堂皇的办公室，只肯租给他楼下临瓦巴什大街的两间屋子，那里靠近埃德勒独立开业时的事务所。他接受了，但很快他连这两间办公室也难以负担。他打长途电话给我，幸运的是，我当时还有能力帮助他。然而，始于早年巴黎生活的积习已经拖垮了他的健康。正如他身边的人所言，他已经“停转”了。

    他变得比以前柔和，也更加深刻。他很亲切地叫我“弗兰克”，我喜欢听这个词从他口中吐出，以前他总是叫我“赖特”。

    他并没有失去勇气，永远不会。他的双眸和从前一样矍铄，双眼里闪烁着旧日诙谐的光芒。然而，他的举止仪态不复旧日风采，身体也日渐虚弱。

    我还记得，坐在他的书桌前，我注意到桌上胡乱堆满的文件当中，夹杂着几张建筑照片。那是他设计的一座小银行，依旧显露着他天才的一鳞半爪，令人回想起他在大会堂塔楼里设计维恩莱特大厦的岁月。如今，他的事务所倚仗着乔治。乔治一直没有离开他，协助他完成了那些作品。

    至少，亲爱的大师可以安详地坐在壁炉边的圈椅里。“崖居者俱乐部”授予他终身会员资格，不失为这个艺术家组织值得称道的义举之一。我在日本和洛杉矶都和他有书信往来。每次我到芝加哥，都会在国会旅馆我的客房隔壁为他也订一间房。那时节，他住在考蒂治大街上的华纳旅馆，那里并非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只不过是他旧日熟悉的地方而已。他对我的帝国饭店颇感自豪，为《建筑实录》杂志写了两篇文章评价它出色的表现。

    “不管怎么说，弗兰克，”他说，“有些东西是他们无法从你那里夺走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他们”无法从我这里夺走？“他们”可以剥夺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如果欺哄失效，那么必然施以强夺。

    他的几位芝加哥建筑师朋友，对他非常友好。比如盖茨、卢卡斯和霍廷尔，尤其是他在西北制陶公司的朋友们。然而，他对同时代的建筑师们仍没有丝毫宽容，甚至比以前愈发尖刻。

    多年以来，他不得不坐视无数宝贵的建筑项目落入庸才之手。假以机会，他将创作出令那些同行无地自容的杰作，甚至这种比较本身就异常荒谬。他失去这些机会，仅仅是由于他的秉性触犯了井底之蛙，激起他们的警觉和厌恶。无知者的偏见和尘俗的鼠目寸光，是他永远不会饶恕的敌人。天才？他的天才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加在他身上的诅咒。任何天才都会被挤出我们这个惟利是图的舞台。

    捂紧钱袋！当天才这个词走近，你最好蹑手蹑脚地躲开。

    他自身的弱点伤害了他的事业。与古往今来的天才们一样，他不得不努力挣脱孤独、困窘和背弃。

    即便在迟暮之年，假如这时天赐良机，他依然能够大展才华。然而，受嫉妒所蛊惑的怯懦和偏见，在他身边筑起一堵无知的高墙，把他与美国的大众隔离开，埋没了他。某些时候，他骄傲和乐观的天性也会被沮丧消沉击垮，他非凡的勇气也会迫于生计而屈服。但是不久，他的高傲重又将一切涤荡。

    当他情绪不佳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十几位老于世故的建筑师，会被他的尖刻震撼得从各自栖居的枝头跌下来，摔得体无完肤。他的刀锋依然犀利精准，寒光四射。

    他正在写自传。有时候，他会把其中的章节念给我听。他始终热爱写作。而今被彻底剥夺了他自然的表达载体，他越来越多地将灵感诉诸写作。这让他重又焕发出大师的光彩。我能够感受到，这本书对他而言意味着很多。

    几年前，他曾经造访塔里埃森。然而，那次来访的劳顿之苦却使他染上了严重的感冒。两年以后，他的呼吸仍然时有短促。喝下几杯他依赖成瘾的浓咖啡之后，他的呼吸会变得愈发急促，甚至需要我扶着才能蹒跚地行走。

    他正在一天天枯萎。我尽量每星期都去看望他。

    数个星期后的某一天，我在塔里埃森接到华纳旅馆经理打来的电话。我赶到芝加哥，正看到旅馆经理对重病在身的沙利文恶语相向，要蛮横地将他扫地出门。费尽周折之后，我和旅馆经理达成妥协，为他找到了一间客房栖身。旅馆经理自称衷心地崇敬沙利文，但是他已经仁至义尽。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护士愿意留在这里看护他。他忠诚的伴侣，那个理解他并且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红头发女子，自己正卧病在医院里。

    “别离开我，弗兰克，”他恳求我，“留下来。”

    我留下了。黄昏时分，他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我们谈起他即将出版的自传。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来些许收入。

    我尽量让他感到舒适。晚上他睡熟之后，我返回了塔里埃森。临走之前，护士答应一旦有需要就会立即通知我。

    几天后，我再次来到芝加哥，又去看望他。

    这一次他的精神状态不错。第一本装订好的自传样书刚刚送到！就摆在他床边的桌上。看到我，他想要起身。我扶他起来坐在床边，用毯子盖住他踩在地上的脚，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肩上。他翻看着那本样书。

    “弗兰克，它终于完成了。”

    我坐在他身边搂着他的肩，让他取暖并且坐着省力一些。我用手掌上下抚摸他的脊背，能够摸到他脊柱的每一个骨节，感觉到他的心跳。据医生讲，这是一颗在过量的咖啡和安眠药作用下，比正常状态大一倍的心脏。

    “把书递给我！这第一本是给你的。铅笔！”他想抓起铅笔，却抬不起胳膊，只得笑一笑，放弃了努力。

    我从来没有读过那本书。我对书中内容的了解都是他亲自读给我听的。我无法翻开那些书页。后来，它被塔里埃森的大火吞没了。

    直到那一刻，他的意志依然坚强，深陷的眼窝里依然目光如炬。他调侃着自己的日子所剩无几，沉重的喘息夹杂着几句咒骂。这是他第一次承认快要走到终点了。虽然胳膊很无力，但是他看上去似乎略有好转。好转也罢，恶化也罢，他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他晚年的生活始终没有脱离困窘。朋友们无力帮助他摆脱怀才不遇的悲剧。就在一两年前他独居的那一段时间，他为《建筑装饰的体系》一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他的手时常因为麻痹而颤抖，但是每次他一开始落笔，手就变得稳如磐石。无论风格还是笔触，那本书里的插图都不逊色于他巅峰时期的手笔。他驾驭装饰的天才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

    那一晚之前，我曾陪在他身边度过了几次貌似更危险的状况。我扶着他回床上躺好，为他盖好被子。我坐在床沿上看着他睡熟了。显然，他挺过了又一次病危。他睡得很安详，呼吸变得很平稳。护士暂时离开片刻，这时塔里埃森打来电话，有急事需要我回去。我给护士留下一个字条，一旦他有任何恶化的迹象，就立即给我打电话。

    在塔里埃森家中，我焦虑地等待着电话。没有电话，我松了一口气。

    两天后，我从报纸上知道了沙利文的死讯。麦克斯·唐宁[233]打来电话告诉我，我走后的第二天，他去世了。

    弥留之际，热心的唐宁和另外几位建筑师恰好来看望他，陪伴在他身边，并且料理了后事。没有人通知我。

    大师没有留下任何属于他的财产，只有几件从前我很喜欢看他穿的衣服，还有一幅银版相片，是他八九岁时和弟弟站在母亲两侧。

    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他让护士把这些珍贵的财产转交给“弗兰克”。

    把他曾用过的那条围巾系在颈前，应当会令我倍感温暖。然而，那有何意义？他已经不在了。

    没有任何人就他的葬礼安排征询我的意见。我出席了葬礼，沙利文在“崖居者俱乐部”的好友华莱士·赖斯在葬礼上致悼词。后来，他们为他设计了一个纪念碑……在他的墓前树起一块刻有装饰的石板，沿袭他自己的风格！“他们”决定由乔治来设计这个纪念碑。乔治是我从斯尔思比事务所带过来的助手，因为那时沙利文希望我培养一个得力的助手。我辞职后，他顶替了我的角色，在大师身边又工作了十多年。对于我，理解并深爱着他的人而言，建一座纪念碑献给大师完全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东西足以纪念他。这只不过是朋友们对他的追思的表现。任何纪念碑都不过是敬献给建造者自身的纪念碑而已。

    看看这些纪念碑吧！我们能否有一天停止这种庸俗与亵渎？

    我们对于哪一位伟人的怀念，没有被“他们”为他立起的纪念碑所中伤、戏弄和侮辱？我想到了亚伯拉罕·林肯。树立纪念碑的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主动或者无意间背叛伟人最珍视的目标。在伟人深陷困苦之时表露出“慈善”，在他去世之后指手画脚。让这些人都见鬼去吧！

    当时，我写下一席肺腑之言发表在某份刊物上。虽然已经记不得发表在何处，但是这篇文字仍在。

    The Master’s Work 大师的作品

    在旧的当中探求新，在新的当中留存旧，正是永恒的原则。

    原则，是我的大师路易·沙利文热爱的所有也是惟一的现实。

    当周围文化的毒雾弥漫低垂，让世界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晦暗不清，他始终虔诚地追求原则，眺望远方。

    他短暂的创作生涯留给我们的建筑作品，仅仅是他天才微小的一部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是这个国家无穷的财富，然而这个国家辜负了他，世人辜负了他。并非出于刻意的漠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了解他。

    研究任何一件闪烁着人类思想的伟大作品，都必须以它所处的时代作为参照。

    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也是如此。

    或许你还记得，当他的第一件杰作芝加哥大会堂诞生之时，他的同行们都在做些什么。

    局促混乱的普曼大厦、鲍英顿设计的“商会大厦”、丑陋的联邦火车站，以及麻木而又疯狂的潮流中难以尽数的苟安者。

    除了约翰·埃德尔曼对他早期创作的启发，理查森激情四射的罗马风复兴也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影响。约翰·鲁特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比肩者。虽然才华不及沙利文，但是鲁特拥有和沙利文一样的敏锐，某些时候精准中的。仅此几人能够与沙利文相提并论。他们摸索着他们的道路，而他用自己的思考摸索着一条新的道路。

    丹克玛·埃德勒，驾驭设计和人力的大师，曾经是他忠诚的伙伴。

    芝加哥大会堂的结构形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埃德勒理性的判断力和克制力，然而，是路易·沙利文教会了这座建筑歌唱。

    雅园墓地的盖蒂墓[234]是沙利文独立完成的作品，它是敬献给人类丰富情感的一座雕塑、一首诗。

    然而，当他把画着维恩莱特大厦[235]草图的绘图板搁在我桌上那一刻，我彻底被他的天才所折服。

    那是一个属于路易·沙利文的年代。他最伟大的成就是赋予摩天楼活力。这个阳光下的新生事物虽然具有缺陷，然而自有它与生俱来的品德、个性与美丽。在沙利文为它指明道路之前，一座摩天楼从未是一个整体，而只是一层层的堆砌。每一座摩天楼都在为高度而拼抢，不懂得优雅和诚实地接受自身的高度。沙利文最先将高耸的大厦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拜赐于大师的点化，摩天楼才得以抛弃虚假的体量，组成如今纽约和芝加哥的天际线。

    维恩莱特大厦像一个预言家，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高层办公建筑开辟了道路。时至今日，只要摩天楼在建筑界仍占有一席之地，它将是摩天楼永恒的经典。

    只需举出芝加哥大会堂的室内空间、运输大厦、盖蒂墓园和维恩莱特大厦这四件杰作，就足以展示路易·沙利文非凡的创造力。他的其余作品全都是由它们生发的侧枝，或者直接的衍生。如果我们暂且不谈蕴含的思想，而是根据完成后的品质加以衡量，那么其余作品与这四件相比全都有所逊色。

    他怀着炽热、真诚和诗意的爱，仅靠他的装饰语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的爱在作品中化为深奥的意蕴。它的可贵是否会因此而折减？

    你是否意识到，他的装饰语言并非数百年来文化演变的结果，而是个人“风格”的表达。自凶蛮的古罗马人以来从未有过的物欲横流，正在将诗意碾碎。在这样冷酷的环境里，他奋力创造出可塑性的个人风格。在过于短促的生命中，他凭借一己之力，用发自内心的微笑取悦艺术女神，唤起整个人类文明数百年来徒劳追求着的神圣感。

    他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宝贵的风格。

    但是，除他以外，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

    他神奇的装饰语言，将引你踏上怎样激情四溢的精神历险啊！

    大师拥有天才，或者毋宁说他的天才拥有他、掌控了他。他挥霍了自己的天才。

    任何天才的影响力，在他所处的时代都难以为世人所感知，甚至永远都无法被彻底追踪和感知。世事无常，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可塑的。尽管人们努力地借助各种名头使它固化，希望它依照人的意志静止下来，然而一切都在永恒的变化中。一粒石子在海面上激起的波纹，将随着时间和距离而逐渐微弱乃至消失，但是一个人的天才却会永远绵绵不绝。天才总是原则的体现，因此天才之间从不会相互冲撞抵触。

    在他亲手创造的作品和他给予志同道合者的教诲中，都闪耀着他的直觉和独特的天性。然而他却非常地悲观。即使古往今来一切流派的一切作品，与世间所有生意人的所有推销伎俩叠加在一起，他对此蔑视的程度，也不及他对于未来、对于这个国家的建筑的悲观。

    去世前不久，他曾经满怀沮丧地对我讲，“如今，想要创作出激进的作品变得更加艰难，而让它被世人接受更是空前地困难。大众已经停止了思考！他们假借民主之名，不可避免地滑向温吞和庸俗。这已成现实。”

    不，我的大师。相信我，现实并非如此。从未有过不可避免的逆流能够阻挡对生活的热忱。自人类蒙昧之初起，从文明的深处传递到你手中的火把，在你高高举起的手中熊熊燃烧了二十余年。它将继续世代相传，永不熄灭。

    TaliesinⅢ 塔里埃森Ⅲ

    我的母亲去世了，她还只有八十三岁。

    我的大师，在他的时代到来之前离去了。

    我失去了三个心爱的家。第一个，橡树园里我生活了十九年的家和工作室。第二个，存在了五年的塔里埃森Ⅰ。第三个，陪伴了我十一年的塔里埃森Ⅱ。还会有塔里埃森Ⅲ吗？

    现在，我自己的双手将建起第四个家园。打击和惩罚都无法扼杀的丰富情感——对于生活依旧的渴望，将孕育一个新的家园。

    帮助总是来自生活的深处。志同道合铸成了真正的朋友，理解对方并且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奥格瓦娜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对于一个珍视她的男人而言，她是他最真诚的朋友。塔里埃森Ⅱ蕴含着的生活理想，这一刻依旧坚定。

    理想？简单地讲，任何人都有权拥有这样三件东西，前提是他能够真诚地对待它们：

    生活、工作与爱情。

    我自己是否做到了真诚以待？我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

    前方没有答案。惟一的答案在身后的岁月里。我再一次投入工作。又一个春天浸润着辛劳和对生活更加炽热的爱，又一轮暑去秋来，又一个冬天过去。一九二五年的春天，诞生了一个新的却又是相同的塔里埃森，给予我又一次机会可以拥有平静的生活和事业。

    塔里埃森Ⅲ怀着骄傲和悔恨，从塔里埃森Ⅰ和塔里埃森Ⅱ的灰烬中生长起来，没有离弃曾属于它的两次已经化为废墟的那些生命。

    从火灾后塔里埃森Ⅱ的石柱、石墙和壁炉的废墟中，我选出一些过火后变成红色但仍可用的石块，把它们和我从灰烬里梳理出的雕像残片，混在一起砌进新的石墙，让它们讲述着新的石墙从未听过的传奇。虽然先前也有不断的加建，但这一次却是整个塔里埃森自然而然地涅槃重生。

    参照它两次前生的模样，我画了四十幅铅笔图样来设计塔里埃森Ⅲ。我仍然没有摆脱塔里埃森Ⅱ产生的债务，然而，所谓的慎重明智不能阻挡我开始重建第三个塔里埃森。“生活就是这样！”

    塔里埃森Ⅱ的废墟上又涌来舆论的潮水，但是这一次不再是猥琐和恶意。即便是报界人士，也会在理解之后投来善意。过去七年困惑生活的终点，是留有它痕迹的一切都遭到毁灭。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曾经热爱并引以为师的美好事物，将带着对我的责备从灰烬中重生。

    这一次，更多更好的建筑材料，更多更娴熟的工匠，更精巧的设计和施工，更多困难与阻挠。抱着与先前同样的信念，我付出更多的耐心，承受更多的焦虑，在自然面前更加谦卑。

    塔里埃森闪亮的前额被屈辱和痛苦玷污了，但是它必将浸润着前所未有的静美而再一次闪亮。生活给予我第三次尝试的机会，新的生活帮助我筑起那些石墙，赋予它们更加高贵的精神。

    经过许多年的痛苦、磨难和挫折，一个期盼已久的新的小生命出现在塔里埃森Ⅲ，带给它尚未寻找到的和得而复失的东西。

    奥格瓦娜、伊奥万娜[236]和斯维特兰娜[237]，塔里埃森Ⅲ是由她们而建，也是为她们而建。

    毋庸置疑，以赛亚仍站在风暴的云端喃喃自语，伺机再一次鞭挞贴伏在山丘上的家园。闪电时常向我们袭来。然而，屋檐下的幸福准备付出任何牺牲，只为塔里埃森能够获得新生。

    美丽的面庞毫不畏惧以赛亚，迎着他斜睨的目光仰起可爱的鬈发和黑色的长发飘动的头颅。明知他正在山丘后面潜伏，塔里埃森还要再一次从灰烬中重生吗？

    如果这位狂暴的先知曾经摧毁过它两次，那么他也会再一次挥动雷霆之手。

    一边是人性中的卑鄙鼓噪出愈演愈烈的街头巷议，另一边是冷酷的先知，自命为愤怒的耶和华的代理人。二者携手共谋，实施“正义”之举。这一次的武器不是死亡与火海，而是疯狂的逼迫。塔里埃森这位凯尔特人的先知，和荫护着他的一位仁慈的上帝，想要举手还击，但最终还是选择在沉默中等待。

    又一次，“惩罚”的呼声叩击着政府官员们的大门。有一些官员受到蛊惑，用他们的手段为这种呼声助阵，将被侮辱者的伤口撕裂得更深。假如没有被“以赛亚”所蒙蔽，他们原本会保护这些被侮辱者。愤怒的塔里埃森想要还击，却又一次收回了拳头——目标是谁呢？

    像以赛亚一样，将孩子和妇人击倒，任由他们的鲜血流过街巷吗？

    不，塔里埃森选择了劳动，因为劳动能抵御包括以赛亚在内的一切侵扰。虽然被不知何等名目的先知投出的怨恨和嫉妒所包围，至少在温馨的屋檐下，生活中不会再有背叛。

    塔里埃森坚强地挺立着，直面来自各个角落的报馆老板们、编辑们、记者们、摄影师们、出版商们、律师们、联邦官员们、州府官员们、县里的官员们、华盛顿的律师们、明尼阿波利斯的律师们、芝加哥的律师们、密尔沃基的律师们、麦迪逊的律师们、巴拉布县、道奇维尔和春绿镇的律师们、法官们、委员们、检察官们、治安长官们、狱监们、联邦移民官们、警察们、华盛顿的政府大员们、国会议员和州长们——“权威”是否还有其他存货呢？他们尽其所能，也就是施展他们最卑劣的伎俩，再一次席卷过塔里埃森。

    最终，这一切由于我的朋友们和业主们的干涉方才收场。他们挽救了塔里埃森，也给予我重启事业的机会。

    如果说古老的以赛亚是一个信奉复仇的先知，那么塔里埃森则是一个更为高贵的先知，他的力量不在于令人生畏。这位德鲁伊教的先哲永远歌唱仁慈的美。在任何存在美的地方，塔里埃森都用歌声赞颂注定凋残的鲜花和注定枯干的野草。他仍然热爱并且信任人类。

    如今，在犹太先知以赛亚意欲征服的地方，挺立着以塔里埃森命名的第三个、也是更加高贵的家园。这位凯尔特人谦逊地宣告，觉醒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建筑，宣告每一个不甘尘俗的人都有权真诚地面对他的生活、他的事业和他的爱。

    当生活和事业成为同义词，我却无力保护二者当中的任意一个，在无家可归的同时失去事业。坐视家园、事业和爱人被置于越聚越多的公众的股掌之间，任其疯狂地玩味利用，这无异于堕入自掘的陷阱。我经受的磨难，归根到底是一个软弱无助的女子在他人怂恿之下，毁掉她自己也毁掉所有曾经与她有所牵连的人，其结果只是为报纸增添厚厚的假日副刊，为那些对她和她的生活都漠不关心的人提供新闻而已。

    所谓“新闻”，总是等同于坏消息。假如传来的消息并不算坏，那么就必须把它变成坏消息，否则就没有新闻。

    我相信，由于自己犯下的过错而遭受卑鄙无良的非难，总是比不牵扯自身错误的磨难更令人难以忍受。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忍受着自己的过错引来的祸患，忍受着公开的秘密变成暴露的伤口，丑闻逐步升级为羞辱和歪曲。我宁愿独自忍受这些，却连这一点也无法实现。于是，我记录下这些经历，将它留给生活去评说。至少让歪曲和夸大第一次与冷静的事实对质，至少这部生涩的自传包含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或许这就是它最初的动机。

    在企图毁掉塔里埃森Ⅱ的火焰投下的阴影里，走出来奥格瓦娜。她遭遇了甚嚣尘上的公众窥探，以及我们的社会对人性价值和尊严的践踏。

    我很惭愧，她来到美国伊始就不得不面对这里如此丑恶的一面。我试图向她解释这场喧嚣的闹剧根源何在。我告诉她，我们被人为地塑造成与世俗道义对立的角色。我努力将责难揽于自己一身，但是奥格瓦娜承受了这一切磨难，毫无怨言。我们没有畏缩。

    她的祖辈黑山人和我的威尔士先民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她的成长经历和我的也有颇多相似之处。为了接受先进的俄罗斯教育，她九岁时来到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巴腾，投奔嫁到那里的姐姐。她父亲担任黑山的首席大法官将近三十年之久。晚年双目失明的他，从未看见过经常牵着他的手走过采蒂涅[238]街道的这个小女儿。失明之后，他又继续担任首席大法官多年。她的外祖父“伏耶沃达”·马可是一位巴尔干将军，因为捍卫黑山的独立而广受敬仰。和威尔士、巴斯克[239]一样，黑山那片狭小多山的土地从未被外族彻底征服过。

    成长在一个父权威严的政要阶层家庭里，并没有妨碍奥格瓦娜拥有自己的性格与意志。

    相识之初，我和她都视自己为自由之身。虽然她从未见过米瑞姆·诺艾尔，但是她清楚地了解我的经历和境遇。我们两人都明白，我的离婚文件只需最终签字，就能让我彻底摆脱米瑞姆，而在遇到奥格瓦娜一年多以前，我和米瑞姆就已经实质性地分手了。和奥格瓦娜相识不久，我得到了离婚签字，然而这些事实却没有出现在报纸的视野里。富于想象力的记者们臆造出“来自黑山的舞蹈家”这一说法，使出惯常的伎俩借此大做文章，在他们赖以谋生的格子纸里天马行空。

    我弹钢琴，难道因此就是一个钢琴家不成？奥格瓦娜跳舞，但是仅限于她在枫丹白露的葛吉夫学院[240]接受的训练。这个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学院，也被低俗的笔触加以演绎，让某些人希望看到的画面更加丰满。

    我不曾预料到，会有第三次公众的闹剧[241]。离开塔里埃森之后，我设法让奥格瓦娜在霍利斯市[242]她哥哥弗拉基米尔家里暂避。我很喜欢弗拉基米尔和他的妻子。亲人的爱与呵护冲洗了过去几个星期里她忍受的羞辱与痛苦。在她家人的坚持之下，我来到霍利斯与她会合。每天早晚，我和弗拉基米尔往返于纽约市和霍利斯之间。白天他工作的时间里，我独自一人游荡在纽约街头。我不愿与任何人见面，以免报纸嗅到我们的行踪。

    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写作。我试图把我对大城市的感受付诸笔端。在完成《束缚》和《尤松尼亚的城市》之后，我开始写这本自传。

    深陷寒冷恶劣的天气和严峻的事态，奥格瓦娜的状况没有如预期那样好转。在弗拉基米尔家里过完圣诞节，我开始考虑往哪里去。我想到了波多黎各。虽然路途遥远，但是那里毕竟很暖和。当时波多黎各已经是美国的属地，我们不必担心护照问题。事实上，无论我们的脚步踏过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向公众谈资的高墙上溅起一摊泥水。

    我们隐姓埋名，乘船登上了波多黎各这片残存的大西洲，在远离海岸的偏僻之处找到一座舒适的小旅馆住下。我们可以在旅馆里西班牙式的石砌浴池里游泳，享受池中天然的硫黄温泉。夜晚，我们钻进蚊帐里，但是和小虫子之间的战事依然不得平息。只有深入山中，才能避开白天和夜晚都很闷热的天气。驱车沿着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壮观的山间公路，我们尽情地呼吸山间清凉的空气。

    正值金风铃木的花期。四周优美的风景，映衬着粗壮的白色树干和枝头繁茂的深红色花朵。凋落的花瓣在公路上铺起绚丽的一片深红色。

    我们在敞篷轿车的车顶梁架上挂起一个篮子，我们的小女儿伊奥万娜就躺在篮子里，在车后座上方悠然摇晃着游历整个岛屿。

    我们每天带上在旅馆里准备好的午餐，遍览小岛各处风光。时常会有阵雨袭来，片刻重又晴空万里。

    波多黎各的风光迤逦多姿，但是当地人的生活却凄惨不堪。这些和善而淡漠的人，似乎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种族残留的后裔。他们的贫苦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所有的甘蔗种植园都被“美国人”买下了，被来自美国各州的资本控制着。劳工的薪水是每天七角钱，加薪则是遥不可及，因为那会影响到糖的价格。

    随处可见瘦骨嶙峋、目光黯淡的孩子们，还有孱弱哀怨的妇人和潦倒的男子。贫苦的景象打碎了奥格瓦娜对这片乐土的美好印象。

    波多黎各的贫穷是如此的触目惊心。我还记得，一个男子怀揣一只用红手帕包着的小鸡，骑着瘦小的马赶了几英里的路，只为卖给我们的旅馆换一点儿钱。类似的凄惨场景比比皆是。

    两个月后，我们告别了美丽的波多黎各群岛，告别了它浪漫的历史传说，回到华盛顿。

    每天上午，伊奥万娜都在国会山前沐浴初春的阳光。忠诚的保姆从不让孩子离开她的视野，奥格瓦娜从不让保姆和孩子离开她的视野。

    那段日子，奥格瓦娜瘦弱得像个影子。好心的旅馆店主问我们，能为她准备些什么别致的饭菜。她吃得实在是太少了。

    必须结束这种被焦虑煎熬的颠沛流离，我们需要一个家。

    我们不顾迫害的威胁，回到塔里埃森，直面可能产生的后果。任何后果都胜过这种危险的漂泊不定。

    我之所以被迫离开塔里埃森，是因为从法律的角度讲，它已经不属于我了。银行发出正式的通牒勒令我离开。两次火灾以及艺术收藏品的损失，加之连续多年被迫地远离建筑事业，以及被法律和律师们频繁地滋扰——种种这些叠加的后果，使我最终受制于金钱和它操控的机器。那不失为一段有趣的经历。因为我从中感受到，法律的机器与任何机械一样，一旦出现差错，其后果完全取决于操控者的智力，它就像农场上拴在牲口身后的任何一台成人玩具。

    尘埃落定之前，我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遵照律师的建议，又一次带着奥格瓦娜、伊奥万娜和斯维特兰娜离开塔里埃森。这一次我们将彻底销声匿迹，给律师至少三个月时间来处理由于我的鲁莽而造成的乱局。

    “离开这里，”我的律师莱维·本克罗夫特对我说，“三个月之内，我会替你理清这些纠葛。公众的注意力会随之消散，诺艾尔和疯狂的记者们将再也找不到继续表演的机会。

    “只要尚存一线机会，她就会被推到前台，使你变成报纸头条和茶余饭后的精彩谈资。媒体会诉诸官员来把事情搅大。在这个国家里，报纸主宰着这些小官吏的命运。他能否保住职位，基本上取决于报纸是拥护还是反对他。为了一个刺激的故事，报纸会设法逼迫官员逮捕你和奥格瓦娜。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他们正在利用一个已经无所顾忌的女子的贪婪和弱点。除了疯狂的舆论曝光和臆想中对你的报复，她现在一无所有。在背后怂恿她的人永远不会满足，她也一样。她之所以撕毁和你签署过的协议，是因为有人让她看到有相当的把握，能够夺走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剩的一切。

    “如果现在你不能满足她索要的东西，或许说是她身后那一帮律师撺掇她提出的目标，她终归可以从你手中夺走。假如你一文不名或者身无立锥之地，也并非他们的过错。”

    我听着，这些都是无情的现实。我曾经领教过舆论的疯狂，那是在一九一一年的塔里埃森。我也见识过诺艾尔如何被报社和她的律师无耻地利用。我有一万种理由相信他们不会轻易收手。

    我选择了走出戴恩县法院的大门，而不是败坏两个女人的名誉。在法庭上，我发现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准离婚。那一刻我意识到，在胜诉酬金的刺激下，律师们会帮助这个扮作“愤怒的妻子”的女人轻易地夺走我拥有的一切。修建塔里埃森Ⅲ、第二次因火灾丧失我在中国和日本收集到的艺术品，以及过去和当前的舆论迫害造成我无法依靠设计得到任何收入。这一系列事件积累的结果，是如今我欠下威斯康星银行总计四万三千美元。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的律师詹姆斯·希尔法官和莱维·本克罗夫特向我建议，“去找银行。银行的主席霍普金斯是你的朋友。况且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他也会乐于帮助你。为了借款，你应当一揽子地抵押你的所有财物，什么也不要留。你的设计图纸、你的收藏、绘图器具和农场的工具，统统抵押出去，等待我们能够和银行周旋的时机到来。”

    “一个人雇了律师却自作主张，他就是不配请律师的傻瓜。”伊文思法官对我直言。

    詹姆斯带我来到银行，解释了目前的处境。

    “好吧，我们乐意效劳。”银行答复道。

    詹姆斯必须赶火车，我被孤零零地留在威斯康星银行的主席办公室里。

    等了一个小时，银行的律师拟好了周密详尽的文件。

    “这里，在这里签字。”我照办了，换来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除了这家银行的许可或者说恩典以外，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就是塔里埃森当时的处境。

    莱维说：“你离开之后，银行自然会照管好这里。所有东西都在他们手中，他们晓得保护自己的利益。”

    “可是我有一种感觉，莱维。假如我依照你的建议躲开，逃避这场战斗，就会失掉我一直为之抗争的东西。这有悖于我的信念，也不是我的风格。照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我已经后悔和银行的交易了。”

    我请求他：“为什么不能让我承担这件事，奋力一搏？把我当作工具。尽管我被视为道德败坏，可是还算不上伦理不容。你清楚这一点。为什么不能让我鼓起勇气，挺过这场危机？”

    “弗兰克，你忘了你的孩子。他们很清楚孩子是你的软肋，况且奥格瓦娜再也经不起更多压力，她现在处于极度的紧张。”

    “我明白。但是只要我们待在一起不分开，就没有什么了不得。”

    “好了，”莱维失去了耐心，“你们会待在一起的——按照我建议的方式。好好考虑一下。”

    我考虑之后，拒绝了他的建议。然而莱维没有放弃。奥格瓦娜自己也认为暂避风头是明智之举。莱维以奥格瓦娜和孩子的安危作为说服我的利器，取得了胜利。你不得不尊重他真诚的强迫。他是一个出色的律师。并且，我也从未怀疑过他的正直。

    九月，凯迪拉克载着我的小家庭出发了。去往明尼阿波利斯如何？那里有美丽的明尼通卡，还有我的朋友赛耶尔一家。想必莱维不会赞成，我猜他会建议去加拿大。但是我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奥格瓦娜一旦踏出美国，再想入境就难上加难。

    我们开车沿密西西比河北上，在拉克罗塞跨过大河，来到明尼阿波利斯。

    那时，我们浑然不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联邦法律。假设我们了解法律，步行跨过州界，将不会触犯任何法律。法律就是这样。

    我们在明尼通卡找到一座漂亮的小房子，屋主是一位辛普森夫人。在我的劝说之下，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一次外出度假，她答应我们暂住三个月——这是莱维预计所需的时间。她外出期间，我们是在她家中暂住的客人。

    我们将是“理查森”一家，但时常会记不起自己究竟姓什么。

    我们把凯迪拉克敞篷车的车顶收起，停在辛普森家的车库里。有时候乘赛耶尔家的小船在湖上泛舟，有时候在乡间散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躲藏。只有赛耶尔一家和他们的朋友戴万一家知道这个秘密。

    在奥格瓦娜的热切敦促下，我开始写作这本自传的前两卷。毛迪·戴万每天下午来辛普森家的小屋帮我打字。

    不久，我们从报纸上知道自己成了“逃脱正义的漏网之徒”。这是一个记者们中意的法律名词，颇具引起轰动的潜力。

    我们离开几天之后，斯维特兰娜的生父（也就是奥格瓦娜的前夫）被诺艾尔的律师带到塔里埃森。他发现我们和斯维特兰娜都不见了，便跟随这位已经兼做他的代理人的律师，找到巴拉布县的治安长官。他作证发出逮捕令，罪名是“诱拐”他九岁大的女儿。法律的工具对于不择手段者比对于良知尚存者更有价值。律师们的创造力终归有它的用途。我们继续躲藏，谨小慎微地自认为做到了隐姓埋名。我继续写作这本《自传》。我的儿子约翰来过这里，带着我的指导去塔里埃森料理一些未完成的设计项目的细节。我们安定下来。接着会发生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你瞧，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们的逃离让原本轻微的指控发酵膨胀。

    也为失去理智的追逐注入了勇气。

    我们的销声匿迹，给公众的谈资增添了鲜活的色彩。

    我们住下六个星期后的一天，辛普森夫人的儿子从明尼阿波利斯城里过来。这位律师借口要在母亲房子的阁楼上找他的钓鱼钩。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但是我没有太在意。奥格瓦娜也注意到了，她有些担心。

    “不必在意。他母亲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毕竟是他母亲的儿子。”

    我们刚刚吃过晚饭，把婴儿放在床上。斯维特兰娜在门厅里她的床上睡着了。戴万正在打字机前誊清书稿。壁炉里的火焰毕剥作响，这是深秋里一个温暖惬意的夜晚。九点半钟，临街的客厅门上响起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我走去打开门。十几个面目狰狞的人堵在门外，领头者是诺艾尔的律师——他现在同时受雇于斯维特兰娜的生父。后面跟着记者们，其中有几张我见过的面孔。他们挤进门，围住了我们。

    我面前冒出三个尺寸和品种各异的治安长官，其中身材魁梧粗笨的一个发出这样的声音：“你们都被捕了。”

    危急时刻，奥格瓦娜显现出她的镇定自若。

    她站起身，请他们暂时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去。我推开隔壁屋子的玻璃门，他们略显惭愧地答应了奥格瓦娜的请求。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使命，因为他们仍然可以透过玻璃门监视我们。

    在隔壁屋子间，他们又恢复了常态。身兼二职的胖脸律师神气十足地嚷着：“看看，找到他们了，好不容易呀！孩子在哪里？”

    他推开卧室的门。我跟了进去，只见他猛地掀开熟睡着的婴儿身上的毯子，笑着叫道：“啊哈，在这里！”

    两位治安长官分别夹住我的一只胳膊——幸好我只生了两只胳膊，告诫我道：“不要动武。别冲动，别冲动。”

    鉴于有三位治安长官在场，他们把那个流氓请出了卧室。

    奥格瓦娜开门进来。“不要冲动，弗兰克。千万不能让局面变得更糟。”我意识到自己轻举妄动只会给记者们提供报纸版面的内容。这是他们惯用的把戏。

    “你要保持冷静。”她说。

    我做到了。

    显然，这是一出报纸和“律师们”共同导演的好戏。起因是报纸上刊登的悬赏，它让那位“母亲的儿子”发现自己的信息有利可图。屋外已经架起照相机，只待我们走出门来，就可以为报纸上的故事提供插图。

    我是何等的无能呀！我向勇武的治安长官恳请只把我带走，天亮之前留下警卫在这里看管母亲和两个孩子。十点钟后，治安长官走到屋外，装作给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上司打电话请示（将母亲和两个孩子留在这里，会让故事显得不够刺激），回来后告诉我无法联系到上司。其实这只是有意设下的圈套。

    虽然没有上司的指示，但是他同意就地监管我的家人。我穿过“咔嚓”响作一片的闪光灯，钻进他的车里，被带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城内的看守所。他的名字叫布朗。

    身为治安长官的布朗是亨内平县声望卓著的名人。凭着拳拳爱国之心，他不求报酬地为“浸礼会圈”[243]充当整饬道德风化的清道夫。几天前，某位记者主动向他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决定抓住线索，将一对恶棍绳之以法——以此向“民众”显示他们的治安长官是多么恪尽职守。

    他对我们的了解，仅限于报纸对这个案件的介绍和街谈巷议。

    我徒劳地与布朗大人争辩，举出种种理由，请求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高尚公民允许母亲和两个孩子留在原地过夜。如果他能体谅她们的柔弱，我甘愿前往监狱。

    “赖特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不能这样做。不行，即便对我的亲兄弟也不行。我是一名发誓捍卫法律的公职人员。”

    铁面无私的布朗，据说他连薪水都拒绝了。

    “我敢说，即使对自己的母亲你也不会网开一面。”我无计可施，“那么，好吧。能否允许我给家人打个电话，告诉她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有情况的话如何应对。”

    “没有必要。她们就在这里。况且也绝不会允许你与外界联系。你正在羁押中。”如此说来，治安长官的承诺没有兑现，她们还是被跟在我那辆警车后面的车带到了监狱。

    记者们挤在隔壁的房间里，为各自的日常工作而忙碌。他们的报道把“志愿者”治安长官刻画成一位高贵的英雄，这是他配合记者们演出的回报。我猜是这样，但愿如此吧。

    加在我身上的，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对于她自己孩子的侮辱。

    假如我是孤身一人的话，我绝不会任由他们摆布！——可是我有奥格瓦娜，还有两个孩子！

    然而，我的罪过都是成双成对犯下的，因此也就无法由我独自地逐一偿还，即使在像我们这样自由的国度，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必说当治安长官是作为志愿者在维护法纪。

    于是，我和这位非凡的共和党人，清廉无瑕的布朗走进电梯。上楼后，他把我交给里面的人。

    “他们”搜我的身，拿走了除一丁点儿零钱之外所有的钱，然后在亨内平县监狱的记录单填上了我的家谱。本着生意圈的待客之道，布朗代表明尼阿波利斯向我这位声名狼藉的客人，以略微不那么斩钉截铁的口气，道了一声“晚安”。

    狱监领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在一个空旷巨大的空间里，两层相叠排列着一个个冰冷的铁笼子，笼子顶上露着高高的屋架。一道又一道铁门在他手里打开又关上，响亮的撞击声回响在我们身后。我被带到了走廊的尽端，那里关押的都是诈骗犯和私货贩子这些监狱王国里的“较好分子”。犯人们都睡了，一片寂静。狱监打开一扇窄小的牢门，这间牢房的长度略大于我的身高，宽度略小于我的体长。靠着一侧墙壁有一张满是泥渍的垫子，墙角是一个肮脏的抽水马桶。我将要领到的是政府为邋遢的男子气概而设的配额。

    我走进牢房。

    狱监说了声：“晚安。”

    我的祖国！对你的一个自由的儿子，道这样一声“晚安”？

    笼子的铁门重重地摔上，铁栓自动落锁。我感到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抓住冰冷的铁栏杆，想要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不要丧失幽默感。这就是眼下我能够采取的自救措施。

    我转过身，向前走了三步，顶到了这个方向上空间的尽端。污秽不堪的马桶发出恶臭，我一阵恶心，几乎要窒息。

    呼吸困难，我只得在垫子上坐下。垫子上的污渍是血迹吗？谁的？发生了什么？

    朝上看，头顶是光滑的钢板，我站着抬手即可摸到。

    奥格瓦娜在哪里？孩子们呢？我曾恳求告知我她们的处境，然而犯人无权与外界沟通，即使是无辜入狱者。

    “我能给孩子们的母亲写一张字条吗？”

    “不行，这会违反规定。”布朗回答。

    这就是机器制造出来的布朗，一个凭借生硬的教条为法律护航的志愿者。

    智力？都关在门外。

    人性？也在门外。

    生活、关爱、工作、荣誉？一律抛开。

    留下一星半点吗？丝毫不留。

    这是污垢与耻辱！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暴行！

    人生最黑暗的印迹，是对于同类极度的不信任。他亲手挖开的最深的鸿沟，阻断了他自己的未来。

    我认为，每一个公民所受教育的重要环节，都应当包括在监狱里度过两个夜晚。

    让每一个善良、恭顺和聪慧的人都有机会体验这里的单调重复、没有尽头的“永远”，这里就是被他们称为监狱的地方，他们赖以维护自己的善良、恭顺和聪慧的地方。

    我虚弱无力地咒骂着。

    我站起来，身体倚在铁栏杆上，头向后仰。终于可以呼吸了。

    寂静的走廊里只有值夜狱监的脚步声。

    他巡视的折返点，恰好是我的牢房门外。

    他来的正是时候。我见他朝我这边瞟了一眼，急忙在身上寻找，发现“他们”搜身时漏掉了衣袋里的一张纸片。神奇的是，垫子上居然掉着一根断铅笔头。我低声叫道：“能等一下吗？”我潦草地写下一个字条。

    “把这个给她。她是和我一起抓来的。行吗？”我用纸片包了一枚五角钱的硬币，从栅栏空隙里递给他。他把食指贴在嘴唇上，点点头，把硬币还给我，接下字条走了。

    下一轮巡视。

    “她收到了吗？”

    “当然。”他说，“她很好。有个大姐在照顾她和孩子们。”

    这个玩忽职守的伙计，打破了地狱里魔鬼的戒律。

    一缕光照进来，我终于可以呼吸了。最黑暗的时刻总会过去，我的幽默感开始有所恢复。余下的夜晚，我坐在垫子干净些的一角，时而来回踱上几步——作为休息。我脱掉鞋，只穿着袜子，以免吵醒我的好邻居们。

    天亮了。走廊远处响起电动开启牢门的撞击声。随着开门声向我这边滚来，变得越来越响，最后咆哮着仿佛要撼动整座监狱。哐当一声，我的牢房门也猛然弹开。然后，回声渐渐褪去。

    面前是串起一个个笼子的细长的走廊。此刻，我可以走出笼子，在走廊里活动一下腿脚。铁笼的门边摆着布朗长官赏赐的一小杯菊粉茶，旁边是布朗长官给的一小块面包。我尝了一口杯中的液体，又吞下一口面包，还好没有噎着。

    过了一会儿，我隔壁的同志过来打招呼。他看了今天的晨报。连牢房里也有报纸。

    报上有我们的照片。

    “嘿，你搞到一个好姑娘。她会牢牢跟着你的。”

    “没错，她会的。”

    “不会平白无故被抓进来吧，”他说，“你一定摊上了点儿什么事。”

    “麻烦的是她也受了牵连。”

    “他们不会对她怎么样的，她们很快就会没事儿的。”

    “是吗？为什么呢？治安长官说，即使对他母亲他也要照章办事。”

    “嚯！”

    “你怎么进来的？”我问他。

    “我？贩了一点儿私酒[244]。第二次了。我说，我也有一个好姑娘。”他继续说，“你知道她干了些什么？”

    “什么？”

    “瞧见那边探监的地方吗？”我望过去，那边有一片开敞的空间，靠墙是一个淋浴间。犯人进去后站在里面透过金属网让站在外面的人探视。网子的孔隙仅够伸过一支铅笔。

    “她从报上知道我进来了。她来探视，他们叫我出去见她。她瞧见看守走开了，就叫我，‘站近一点儿，吉米’，我靠近了一点。嘿，她解开裙子上身的扣子，你猜猜她胸口夹着什么东西？”

    “猜不出。”

    “一夸脱[245]好酒，老天爷，一夸脱！看守走过她身边，她就等着不动。等看守过去了，她从兜里掏出三根吸管塞给我：‘快喝吧，吉米，快喝。喝了你就有精神了。’我把吸管都插进瓶里，把酒全喝光了。怎么样，你比得了这个吗？”

    “比不了，”我说，“我看没有人能比得了。”

    牢房外走道的宽度仅容一个人通过。我想在走道里活动一下腿脚，迎面遇上了另一个犯人。

    “你好，”他说道，“你待在这儿看上去挺滑稽。”

    “是啊，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我看了今天早上报纸上你和她的事儿。他们把我抓进来的时候，动静更大呢。”他抽出一张油腻腻的旧剪报，自豪地指给我看。

    “我因为伪造保释进来的。就要开庭了。但是我找了个好律师，纳什！全明尼苏达州最好的律师。他会帮我打点妥当，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名叫纳什？”

    “纳什。”

    “我怎么能见到他呢？不允许我打电话。”

    “我今天会约见他，我让他叫你出去见他。”

    就这样，我的“律师团”又多了一个成员。

    纳什也是一个好律师。他很快就弄清我入狱完全是无妄之灾，惟一的证据是威斯康星州索克县某个警员发来的一封电报。有人在那里作证，要求签发对我的逮捕令。布朗收到那封电报，却没有核实是谁发来的、真相如何。至少对于仁慈的布朗而言，我们入狱仅仅是由于涉嫌犯罪而并无确凿的证据。当然，报社的记者们并不这样认为。上午，布朗叫我出监接受报纸采访。威斯康星州巴拉布县的长官提请撤销控诉之后，我们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被正式宣布无罪获释。

    无论真相如何或者它被涂改成什么样子，总之案件被撤销了。对我们的拘捕被刻意安排在夜里，以确保在撤诉释放之前，我们能享受一夜狱中时光，同时给报纸充分发挥的机会。这就是律师与记者通力合作的智慧结晶。

    一旦落入任何职业敲诈者的手中，法律就会沦为一件被邪恶操纵的复仇工具。它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击，并且屡屡“得分”。被释放之前，我们还需要面见联邦官员，一位坐在扶手椅上、因强烈的“道德观”而闻名于北部“浸礼会圈”的著名人士。他担当这项重任能力绰绰有余，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站在这位联邦法律威严的爪牙面前，我们被控违反了《曼氏法案》[246]。多年以来，这部法律每每偏离了它的初衷，被用作复仇的工具。曼先生和他妻子，曾经就坐在万灵教堂里与我一条走道之隔的信众席，听詹金舅舅布道。他制定的法律早已是一纸空文，至少在公众心目中如此。然而，对于那些动机隐秘的人而言，它依旧是一件利器。我们触犯了法律：没有步行，而是开车越过了州界。

    于是，在记者和照相机的前呼后拥之下，我们穿过街道去接受联邦听证，陪同我们的还有一群被报纸上的新闻召唤而来的美国民众。截至那一刻，我成功地使妻子和女儿免受媒体闪光灯的侵扰。为了躲避他们，奥格瓦娜不得不怀抱着刚出生三天的小女儿，走出洛杉矶的联邦火车站，一年以来，我赢了和记者们之间的每一场游戏，保护奥格瓦娜免受任何采访。最终，看客们胜利的嘲弄和指指点点使我前功尽弃。

    我们夫妇两人的保释金额为一万五千美元。但是，一位名叫拉法耶特·弗兰奇的公诉人又向我们夫妇分别提出控告。他年轻气盛，对自己的仕途踌躇满志，尤其擅长挖掘涉及男女肉身方面的细节。

    他的目标是更大规模的舆论聒噪。

    我的朋友们意识到事态严峻，开始为此公开抗议。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事态严峻。我妹妹简不顾一切地从费城赶来明尼阿波利斯，我妹妹麦琪奈尔从纽约给纳什律师打电话询问状况。在第二次公开露面之后，我们获得了保释。民众们再次受邀到场。在新的罪名之下，我们仍需要在监狱里再待一夜。

    亨内平县监狱里的第二夜将会轻松许多。除了在法庭之上，我仍然没有机会见到奥格瓦娜，也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孩子们。她告诉我孩子们很好。虽然虚弱得快要支持不住，但是她坚强镇定地应对着一切。再熬过一晚，我们全家就可以团聚了。

    就在新的“案件”悬而未决，我的律师纳什还没来得及和奥格瓦娜会面之时，一位联邦官员找到奥格瓦娜，循循善诱地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些新的故事。和我一样丝毫没有负罪感的奥格瓦娜，把她所知的来龙去脉完整地告诉了这位官员，包括在波多黎各的暂避。所有内容都被官员详尽地记录在案，包括女舍监积极补充的遗漏的细节。虽然奥格瓦娜对这些问题一头雾水，但她全都如实回答。和联邦法规之间的游戏就像一场比分的较量——或者最简单的藏猫猫游戏。

    她的彻底坦白，将使我们接下来陷入移民法规的纠缠。

    得知这位联邦官员趁虚而入，纳什气愤不已，但也仅限于气愤而已。联邦官员们自然足智多谋，我猜他们也得挣到足够的分数才能生存。

    伊奥万娜出生后，为了求得清静也让奥格瓦娜身体更好地恢复，我们在波多黎各暂避了两个月。现在看来，这将成为我们触犯移民法规的罪证。波多黎各虽然是美国的一部分，但是在法律的技术层面上它仍被视作海外。因此，借助忠于“道德”的技术操作，“他们”认为我们“出于不道德的动机进入这个国家”。我们自己束手就擒，其结果是联邦官员们可以对我们随意处置。法律不过是工具，如何操作完全在于律师。

    回到牢房，布朗已经派人换了一张干净的垫子，并且清洗了马桶。我躺在干净的垫子上享受狱中的第二个夜晚，体会着犯人们告诉过我的感受——一种安全感。至少在监狱里不会再发生什么。

    傍晚时分，透过栅栏给动物们喂过食之后，上面一层笼子里有几头动物开始唱歌。领唱的是阳刚且优美的男中音，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两人轮流。其他笼中的动物们，听到熟悉的曲调就加入进来。那真是震撼人心的场面。他们一首首唱个不停，有流行歌曲，也有宗教歌曲。大概是回声的缘故吧，虽然实际上是二三十人在唱，听起来却仿佛有几百个罪人在齐声高歌。他们一直唱到九点钟，刚过九点钟立刻全都按照规定不再做声。在苦难中，他们形成了神奇的团结一致。

    他们使我感到惭愧。毕竟，我只是在此稍作停留，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数个年头，或许一生。

    那个伪造保释的伙计的案子白天也开庭了。我听见他回到牢房，正在用口哨轻声吹着一支流行歌。我在牢门栅栏上拍了两下，告诉他我还没有睡。

    “情况如何？”我悄声问。

    “判了二十年。”他低声回答，继续吹口哨。不一会儿，响起他的鼾声。难道他毫无感情吗？或者是意志无比刚强？

    第二天早上，我在走廊里遇见他。

    “纳什会帮我减刑的。”他说。

    他给我讲了自己犯罪过程的细节。他违法的花招与我们经历的司法程序相比，其复杂与精妙的程度毫不逊色。盗亦有道，他怀有科学家对待研究成果一般的职业自豪感。他只是基于偶然而又奇特的原因，出发时走错了方向而已，转向了左边而不是右边[247]。

    十点钟开庭，我的案子撤诉了。我请求布朗允许我招待昨晚的歌手们和所有听众，每人一客猪排和土豆泥。

    “抱歉，这会违反规定。”

    伙计们都祝我好运。我和每一个狱友热情地握手。他们都为我尽了全力，甚至布朗也是。

    遗憾的是，一个不能超越自己职位的人，没有权利获得这份关乎人性的职位，即便他不求回报。

    几天后，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路边，我正坐在克里佛·赛耶尔的车里等他。一辆福特牌轿车在马路对面停下来。

    一个男子下车穿过马路走过来，咧嘴笑着向我伸出手：“你好，赖特先生，你好！我说，我妻子就在那边车里。我想让她见见你。我能领她过来吗？”

    我愣了一两秒钟，认出他是我的狱监。那身制服——或者说是现在这身衣服，让他看上去好像换了一个人。

    “不，”我说，“请她就坐在车里。我和你过去见她。”

    她很高兴见到我。他也有一个好姑娘。

    然而，一切都澄清之后，仍需费些周折我们才能获准离开这个州。我们仍被法律锁链上的某些环节纠缠着。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条法律的哪一个环节，惟一记得就是那个州叫做明尼苏达。

    赛耶尔和迪万两家人都对我们格外关照。他们到监狱里探望过奥格瓦娜，还带两个孩子出来放风。我到现在也搞不清他们怎么带孩子们出来的。当时布朗一定在忙于让记者给他照相吧。

    克里佛把我安顿在他的俱乐部。他自创了一个说法叫做“从名人榜到蹲班房”，并为此洋洋自得。

    他父亲替我们交了保释金，尔后又一波舆论的洪流冲破了堤岸。

    我们正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待那位年轻有为的公诉人签发离开的许可，却等来了银行“清偿债务”的催函。我略感吃惊，给银行写信提醒抵押的状态。没有回信，情况似乎不便记录或者公开。这只是与其他技术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技术操作。虽然差别微不足道，但是结果却常常令人惊诧。或许我与联邦官员产生瓜葛被银行视为不利的信号，它威胁要剥夺抵押的赎回权，立即出售我在纽约托付给米歇尔·肯纳利[248]的浮世绘收藏。这个节骨眼实在不是出售的好时机，但是银行执意出售。一套珍稀的画品，被以四万两千美元的灾难性的低价售出。肯纳利从中抽取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五的“委托费”，仍然没有捞到太多油水。我原本指望他至多会抽取百分之十五。如果你也深陷像我当时所处的泥泞，当你仍能够勉强支撑或者对于他人而言价值尚存，眼前的任何一线机会都不容错过。

    离开明尼阿波利斯，跳出北部“浸礼会圈”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在纽约我妹妹麦琪奈尔家暂住。在麦琪奈尔舒适的家中，我们得以喘息调理。她尽心尽力地舒解我们的困境。我们一起想方设法渡过这道难关。然而，为了维护绝对的合法，报界人士们总是有新鲜的招数层出不穷。将非法移民递解出境的故事出现在报纸上。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奥格瓦娜。在我妹妹家门前，奥格瓦娜被移民局的官员正式逮捕。我为此拿出我购买的最后一期“自由国债”[249]将她保释出狱。

    种种迫害之后的这次最新的骚扰，将我的愤怒推到了极限。我的幽默感开始消退。以冷酷无情而著称的移民部门，从未流露过丝毫的善意。它只是一台以小职员们充当齿轮运转起来的机器。

    银行同样是一部机器。迫在眉睫的危机引起银行的警觉，它容不得我有一丝喘息地频频索债。我已经一文不名，因为我所有的资产都抵押在银行手中。银行家们也清楚这一点。在这样几乎绝望的窘境中，我有了一个想法：以我自己为经营内容成立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向那些有意“购买我”的朋友或者从前的业主出售我自己，用筹到的资金赎回抵押给银行的塔里埃森和我的艺术品收藏。从此，我可以不受困扰地继续创作，我的事业将不再受法律的纠缠。否则，一旦我有能力获得任何收入，嗅到气味的“迫害者”必然会手执法律的武器向我扑来。

    怀着这个想法，我们回到塔里埃森。不久，银行也加入公司的认购，但是一揽子的抵押仍令我们如芒在背，随时有可能被银行驱逐出门。

    于是，开始了一次似乎注定要失败的努力。

    达尔文·马丁很欣赏这个想法，他首先认购。我拿着他的律师起草的文书，找到我的其他朋友们。我以前的业主库恩利夫人和几位财力并不宽裕的亲友们都认购了，包括我最好的朋友费迪南德·柴维尔博士[250]、乔·厄本，还有我妹妹简。最终，我总共筹集到七万五千美元。关键时刻，亚历山大·伍尔考特[251]鼎力相助。查理·麦克阿瑟也尽其所能——为了让我的脸上露出笑容。菲尔·拉佛莱特[252]同情我的处境，他准备出手相助。

    “弗兰克，你以前的法律顾问都很糟糕。”

    “是的，菲尔。并且我没有依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你愿意帮助我吗？”

    “好啊，但是我不想直接插手你的案子。还是由詹姆斯·希尔继续做你的律师，我会从侧面见机行事。”

    他找到柴维尔博士和马丁，征询他们是否愿意支持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事态日渐平息。领衔所有这些指控的傀儡，也就是那位愤怒的妻子目前身在洛杉矶，没有收入来源。她的律师们同样拿不到报酬。报社发现故事久无下文，变得节奏拖沓。他们决意动手补救。

    如果公司能够实现发起时的构想，诺艾尔和她的律师们就会落得两手空空，并且在对这件事开始公正合理地报道之前，报纸再也挖不到任何新鲜的原料。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矛盾有望妥善解决。先前强硬的债主们，已经开始主动提出妥协的条件。

    然而菲尔改变了计划的进程。他开始协商谋求离婚。为了离婚，我们必须“双手干净”地出庭——这是法律圈里的术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建议奥格瓦娜自愿地暂时离开美国，为此他从“公司”的资本中取出一千美元交给我。

    菲尔的立场与当初莱维的如出一辙。“地方检察官纳德森（负责我所在的县）不会与被报社操纵的公众舆论为敌。”菲尔说他认识这些地方检察官。但是检察官们似乎相互并不认识，他们的举动往往会令彼此大吃一惊。

    “但是，他一直很独立公正，我认为他不会受舆论裹挟。我可以亲自去见他。”我说道。

    “别去找他。你去接近他只会束缚他的手脚。”

    这一点听上去有道理。

    “弗兰克，只有一个办法可行。让奥格瓦娜和孩子们避开一年。否则，政府早晚可以因为她的护照有问题而强制她离境。在这个问题上谁也帮不了你。在她们远离期间，你可以抓紧时间从事设计，积攒一些钱。然后你就能像一个负责的男人那样把她们接回来。离婚一年以后，你就可以重归正常的生活。”

    “依照你建议的这种安排，需要多久我才能获准离婚？”

    “不好估计。六个月左右吧。”

    “奥格瓦娜和孩子们在外流浪一年半？几乎身无分文？不行，菲尔，你的计划行不通。”

    然而，菲尔和他的合伙人罗杰斯把我逼到了悬崖边。

    “你这样做对奥格瓦娜不公平，你们两人都会因此被捕。然后呢？由本地找来的陪审团裁决？那样你们还有多大胜算？”

    菲尔继续说，“弗兰克，你对自己比对这个女人考虑得更多。你能承受这种种磨难，但她不能。在这件事上，你既无能又自私。你一直没能照顾好她，现在是时候真正替她着想了。暂时把她送走吧。毕竟，你的勇气可嘉但是你的立足点是非法的！”

    这种居高临下的道德口吻惹怒了我。

    看起来，菲尔似乎不大像是他父亲的儿子。

    我说道：“菲尔，你的建议或许是‘合法’的，但是你既没有考虑人之常情，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你所谓的‘照看’会把奥格瓦娜和伊奥万娜都推上绝路。没错儿，我当然很自私。这一切显然都是因我的自私而起，我会照这样下去直到有个结果。我们要一起留在自己家里，抗争到最后，甘愿接受任何后果。”

    我那些慷慨解囊的朋友，被我的法律顾问们搬出来向我施压。我屈服了，接受那一千美元，然后惭愧地回到家中，宣布这个消息。

    “奥格瓦娜，准备一下，我们直接去华盛顿。”

    我的想法是在去纽约的途中，凭自己的力量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我带着奥格瓦娜来到华盛顿的移民局总部。携带着詹姆斯·希尔法官和斯维特兰娜生父提供的证词，我准备将所有事实彻底摊牌。

    从任何道义的角度，奥格瓦娜都是我的妻子。她是出生在这个国家的孩子的母亲。她另一个女儿的生父，是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我们全都被一团法律的绳索缠住，被合法地拖进一个“故事”的陷阱。为了让故事更加有趣，事实不断地被人忽略，我们被人利用。法律也被当作工具，替一个无所顾忌的女子火中取栗，而她自身也正被齐声聒噪的报纸推着越来越远离理智。

    华盛顿的移民官员对于这种迫害似乎并不感到陌生。顶层的官僚毕竟不同于渺小的官僚。我终于遇到了具备智力和责任的头脑。

    “是否可以给我们一段缓冲期，把事情妥善解决？”我问道。

    “多久？”

    “六个月。”

    我们获得了批准。我立即发电报给菲尔，他的计划可以暂缓。

    我们启程回家。

    他怒气冲冲地写信给我。我违背了和他定下的协议：“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回塔里埃森”。

    我们还是回来了。我们无处可去，即便能寻到一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足够的旅费。无论“双手干净”与否。

    诺艾尔的律师们得不到酬金，开始谋求妥协，并且已经扣押了她的许多“财产”。米瑞姆·诺艾尔来到法庭上索要赔偿费，并且最终同意出售她两年多以前已经签字认可的离婚，价格正是她当时认同的数额，只不过她扮作“愤怒的妻子”，利用虚假和煽情的指控额外收获了我的身败名裂。

    威斯康星州的离婚协议附带着一条诅咒。威斯康星州的法律禁止在离婚生效后的一年之内再婚，虽然离婚已经如法官所宣布的那样“彻底”。

    亲耳听到霍夫曼法官的口中念出“彻底”一词，我以为离婚能够就此终结我们之间的纠葛。

    事实上，离婚似乎才刚刚揭开演出的大幕。“依法行事”抹去了人格、性情、勇气和常识。我们在玩一场法律上的捉迷藏。菲尔告诉我，假如在离婚后的一年之内，我被发现有任何“不道德行径”——换言之，和我的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的话——“彻底”的离婚即宣告失效。

    律师们只会从法律的层面看待一个案件。正因如此，他们才成其为律师。

    克莱伦斯·戴罗[253]曾经这样劝告我，“弗兰克，你面对的绝不是单纯的法律纠纷。你需要的是一个睿智的朋友，提出些好的建议来帮你渡过难关。离律师们远一点儿。”

    无疑，菲尔的建议对于寻常的生活而言是合理的。然而正如克莱伦斯所言，除了某些表面现象，这件事远远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纠纷。

    刚刚拿到她的离婚赔偿费，这位“愤怒的妻子”就和一群记者冲到艾奥瓦县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将一位年轻正直的检察官团团围住。对于足智多谋的记者们而言，这个“案件”的好戏还在后面，他们将排演更多肥皂剧，一幕接一幕轮番上演。“愤怒的妻子”仍然被他们操纵着，滑向她自己癫狂的极限。她从地方检察官的桌上抓起一把左轮手枪，吆喝记者们“奔赴”塔里埃森。

    这就是“彻底”的离婚！

    脚下是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在塔里埃森试图开始工作，手里接到了几项设计的委托。

    然而，公司的走向发生变化，违背了认购者的初衷。银行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我的业主们同样很不满意。假如我的朋友们能付七万五千美元来了结这桩起诉，那么他们完全有能力进一步付清我的所有债务。具有种种化身的“依法行事”获胜了。

    既然可以趁机向我施压，债主们有什么理由错过这个索要钱财的机会呢？银行拒绝兑现它认购的公司股份。这个消息，以及离婚将使我仅有的财产任人压榨的事实，让几位认购者也撤销了他们的认购。

    “公司”已经收到的钱，都落入了米瑞姆和她的律师们手中。

    债主们进一步施压，而我却无力应对。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事件主人公的控制，他已经被彻底踢到局外，这个案件也不再是针对有悖世俗的生活方式，而是变成了对法律条文吹毛求疵的一团乱麻。所有人都被牵扯进去，一面给生活涂抹污点，一面不断付出更大的代价。

    某一天下午，银行主席趁我们外出之际来到塔里埃森。他雇佣了仍留在那里的我的帮工们，宣布我们将被扫地出门。我的工作室里一个忠诚的学徒约翰·戴维斯，从帮工口中得知此事，立即通知了我们。

    第二天，银行转发给我们一份冗长的法律通告，签发者是麦迪逊的霍夫曼法官。内容是塔里埃森被用于有悖道德的行为。抵押权人（即银行）为此动怒并且提出抗议，将要驱逐我们。

    我立刻打电话给菲尔。

    这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是吗？依我看咱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你的意思是我应当坐以待毙吗？”

    “我想不出咱们能有什么对策，弗兰克。”

    我们赶往芝加哥谋求帮助。

    然而一无所获。

    我们又开始漂泊。

    离开塔里埃森的前一天，我收到阿尔伯特·麦克阿瑟的一封电报，“你愿意到凤凰城来吗？”这似乎是一个天赐良机。如你所见，“公司”仅仅是一个未完成的碎片，此刻已经于事无补。

    我们等来了期盼已久的离婚，却没有做到“双手干净”。无家可归、近乎身无分文的我们来到亚利桑那。我在那里与阿尔伯特合作设计一座新的比尔特摩酒店。银行开始合法占有塔里埃森的程序，强迫我偿还到期的欠款。两万五千美元的抵押贷款以及抵押七年产生的利息，加上律师费、法庭诉讼费和重重累计的利息，使我原本欠银行的四万三千美元已经变成了五万七千甚至八万美元。

    是啊，依法行事是至高无上的！

    一个人可以保持法律上的正确，同时却极端荒谬并且背弃一切正直和公平。这实在令人费解，但法律将界定何为正确。

    接下来发生的转机全靠达尔文·马丁的努力。在马丁先生的要求下，菲尔与银行斡旋，希望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法律和金钱陷入对峙的僵局。与此同时，为了逼迫我的朋友们为解救我而慷慨解囊，银行将塔里埃森的家具、设施和收藏品统统置于拍卖。塔里埃森如同被铺摆在大街上，供好奇的看客们一饱眼福。然而，刚刚收到几个报价，银行就改变了主意。

    金钱的机器计划卖掉整个塔里埃森，连同它的建筑和土地。

    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人愿意出价。我后来得知，造成这样结果的种种原因当中不乏善意的默契。

    九月里，银行接受了妥协方案，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拉霍亚收到马丁夫妇的一封电报，“塔里埃森敞开大门，恭候你们归来。”将近四年的磨难望到了终点，我们欣喜若狂。当我们离开塔里埃森，前途未卜之际，我正为这位真正的朋友和业主设计他在伊利湖畔的夏季别墅。我让儿子约翰为他继续完成设计。

    “不，”马丁先生坚持道，“没有人能替代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我们可以等待，直到他摆脱困境。”

    现在我可以帮助他了，虽然只是略尽微薄之力。银行接受了它逼迫我离开塔里埃森之前收到的协议数额，法律的机器开始堆砌数额庞大的账单。

    银行搬出了塔里埃森。那些人曾把它当成一个消夏营地，造成一些损毁，但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达尔文·马丁和费迪南德·柴维尔，也促成了我与其他债权人之间达成妥协方案。

    我已经走出财务窘境，那家以我本人为经营对象的公司因此变得更加可行。如今，我可以不受债务滋扰和限制地尽情创作。我将受到“资本”的管理，而我的利用价值能够被无限地延展。公司的出资人又增加了哈罗德·麦克考米克和乔治·派克。查理·摩根作为志愿者加入，另外几位朋友也对此产生兴趣。

    为了挽救我在塔里埃森未来的事业，以马丁先生为首，我的几位忠实的朋友尽其所能地投入他们的钱，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利用这个“公司”作为一种法律手段，通过“买下”塔里埃森和我的创作能力，确保他们给予我的借款不会流失。他们持有这家公司的所有优先股。赎回这些优先股之前，我拥有的普通股一文不值。

    这家公司没有余下任何资本，除了我的创作之外不具备任何获利方式。如果我的事业难以为继，我和我的家庭将挨饿受冻，股东们的投资自然也会损失殆尽。

    这时候，我有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卖给我人寿保险。虽然我的健康状况无可挑剔，但是有“过多的公众曝光”。

    在我们最终返回塔里埃森之前，上演了又一幕“依法行事”的肥皂剧。捕猎者发现了我们在拉霍亚海滨的寓所。这位和我“彻底”离婚将近一年的“愤怒的妻子”，趁我们外出之际闯进小屋，将屋内砸得一片狼藉，离开时拿走了她看中的物品。

    随后，她又以“愤怒的妻子”的身份，无视“彻底”的离婚，向圣迭戈法院提请以“不道德行径”的罪名逮捕“她的丈夫”。

    又一则故事不胫而走。依照“彻底”离婚的协议，我正在法律的约束下，出资打造各种法律枷锁、公众娱乐和其他疯狂的个人侵犯，只为给报纸的读者平添乐趣。

    我作为一个建筑师赢得的声望，只不过让自己饱受打击。假如我是一个无名的碌碌之辈，我将有机会安然地享受生活。如此说来，我成为羞辱和掠夺的对象，完全要归咎于过去惊心动魄的二十二年来我以心血换来的些许成功。

    一年的再婚限制期过后，我和奥格瓦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达菲悄然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不久，在密尔沃基上演了疯狂追逐的最后一幕。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米瑞姆·诺艾尔在密尔沃基短暂地逗留。离婚生效时，我在银行里设立了一个以她为受益人的基金，由她依照我们商定的数额按月支取，此时账户里只剩下一万一千美元。她被人怂恿提起诉讼，要求将基金的本金恢复到最初的数额。律师刚刚受理她的起诉，她就发病了。在密尔沃基一家医院里接受手术，并没有减轻长期以来折磨着她的病痛，反而使病情恶化，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她在密尔沃基结识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向我告知此事，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这位朋友的说法。

    又过了数月，她在昏迷中被人从精神医院移到一家私立疗养院。直到在疗养院里死去，她再也没有从昏迷中醒来。最后的时刻，她的两个已经成家的女儿和一个未婚的儿子陪在她身边，却没有一个子女留下帮助料理后事。

    十五年来，一个情绪异常亢奋的女子被她病态的精神所积蓄的火焰灼烧着。除了表面上的平静，她极少享受过真正的安宁。她终于可以安歇了，从此摆脱被人利用的厄运。

    对于她自己和所有关心过她的人而言，这都是一种仁慈。

    没有一家报纸敢于就她的精神状态讲出真相。单是使用“疯癫”这个词，就足以惹来一场官司。此外，讲出真相会破坏他们完整的故事构架。

    由于她的孩子们都拒绝接受她留下的东西，那位自称是她朋友的密尔沃基女子和一位密尔沃基的律师，成了不幸的米瑞姆·诺艾尔的财产“继承人”。

    Retrospect 回首

    自从我记录下这段令我的国家与我本人蒙羞的经历，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年头。

    怨恨之情充溢于这段独白的字里行间。如果此刻重述那段因我自己的轻率莽撞而起的祸患，我的笔端不会再流露出任何怨恨。然而，当时事实被邪恶地歪曲，以至于我无法克制自己，记录下理应揭示于世人的真相。真相是冷酷的，但是我从不会因为与真相为伴而局促不安。道出真相，意味着怨恨将没有容身之地。

    我知道罗列事实并不能构建真相。真相掩藏在更深的地方。我们可以感知它，却几乎无法通过事实来触及它。当时，我坚信自己应当记录下这些事实。如今看来，我并未因此有任何获益。

    我把真相如实地留在了这本书里，期待它实现潜在的价值。对我而言，那些真相已经是毫无价值的过往云烟。除了和我有类似经历、陷入我当时的困境的人们之外，我难以想象这些东西对于别人有何价值可言。

    我不希望任何人陷于那种境地，甚至我最可怕的朋友或者最亲密的敌人，甚至那些在世界上没有任何敌人、而朋友们却都不喜欢他的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