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Freedom
Hymn – Austumn 赞歌——秋日
大自然已经是一支五彩斑斓的歌。
红色的漆树，如同野火燃遍一座座山丘。
枝头挂着今日诱人的果实，将未来完美地封存在它包裹着的种子里。
橡果掉落在橡树下的苔藓上，会有人将它们一颗颗捡起来带回家去。饱满的野浆果被鸟儿和野兽吃下肚里，化作新的土地上新的生命。物种是否凭借满足饥饿的欲望，来保证自己的未来？
注入无数茎管的又一轮生命，已经让大树变得更加壮实，灌木和野花更加顽强。
绿草仍未泛黄。树叶为欢唱的枝头披上五彩怒放的新衣，迎来生长过程中最伟大的时刻。
白霜轻柔地拂过，唤起对造化固有的节奏的呼应。完成了一年的使命，大树、灌木和野花都把宝贵的汁液归还给它们的根。
睡吧。
詹姆斯舅舅栽下的杉树丛掩映着家族的小教堂——“与世界对立的真理”。小教堂里，威尔士家族的成员们一同起立，齐声歌唱。
又一次唱起：自从时间肇始，我们看到人类一步步坚定地向前。
头发花白的老人、零星白发的中年人、青年和少年，所有人一起混合着真声和假声的歌声，坚毅地回响在教堂天花板下。一个古老而又日新的挑战，从窗口飘向五彩斑斓的山野。
城里来的少年也在跟着唱，歌唱人类精神的升华。路边采来的金色和紫色的树叶，仿佛给布道坛罩上了金色和紫色镶嵌的衣衫。与之映衬的，是来自山林里还带着藤蔓的紫色浆果，缠绕着漆树的枝杈。
田野里采来的香青菊花，像白色的星光闪烁其间。
全家人缓缓地坐下，头发花白的老人和零星白发的中年人们，偷偷地拭去他们的泪水。
少年很不解，为什么他们总是在这种时刻哭泣？总是在一切都最完美的时刻，泪水最多！
The Book！ 圣洁的书！
紫色的布封套和烫金的包边，那本翻开的书摆在布道坛的架子上。
今天的布道者是白发苍苍的简姨妈。她站起来，走上布道坛。
听她的话语，“感恩的时刻到了”。恩典！
“我们无偿地接受，
那么让我们也无偿地施与。
感恩？它是自由的礼物，被赐给坚强的心灵。
感恩的时刻到了；是的，施与他人恩典的时刻。
让生命充实饱满——人，深爱着美。
美，深爱着人。”
“美，深爱着人。”深深地刻在了少年的脑海里。
轻柔地善待一切生命，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激起快乐的涟漪。
自由？
不。
信念。
To Work Again 重返事业
一九二七年。
负债累累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创作的激情重又开始涌动。一如既往，债务和激情携手而行。曾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前进目标，如今变得清晰明朗。充斥着困窘和屈辱的混乱已经结束。重回理智的生活？正常的生活？这二者是人拥有自由的基础。
然而，塔里埃森已经步山坡学校的后尘，日渐破败凋零。银行的掠夺和好奇者的涂鸦，让塔里埃森陷于彻底毁掉的边缘。雨水漏过残破的屋顶，将山坡学校化作废墟。塔里埃森也同样一片狼藉。曾经被银行租赁的田地里杂草丛生。塔里埃森的建筑不堪恶劣天气的侵蚀，急待修缮。然而，下一步举措甚至连下一餐饭都悬而未决。我们身无分文。
阴霾中现出一小片蓝天。美好的机会露出端倪，把希望重又带到塔里埃森。更多来自欧洲的肯定和荣誉，此刻无异于雪中送炭，我对此深表谢意。
然而，最近一次有实际意义的的创作还是在一九二三年，将近七年之前。我渴望的是工作，而不是荣誉。为约翰逊先生深化悬挑结构的摩天楼构想，以及为戈登·斯特朗设计休闲公园方案之后，我再也没有获得任何设计的机会。
有几位才华不凡的年轻人守在我的身边。他们是来自苏黎世的莫瑟[254]夫妇、来自维也纳的纽特拉[255]夫妇和来自东京的土浦龟城[256]夫妇。还有来自渥太华的威廉·史密斯，他在阴云密布的塔里埃森忠诚地度过了第九个年头。此时，他们也都远走开辟各自的一片天地了。最终，我身边没有一个助手，却等来了重返事业的自由。
失去了创作的机会，我还能有什么自由呢？
Not Work but Echoes, More Honors 更多的荣誉：不是创作，只是回声
继柏林的瓦斯穆特出版社于一九一〇年出版我的早期作品之后，荷兰的《曲折》[257]杂志社出版了我的作品专辑。我想，对于任何建筑师而言，这本专辑都是一项极高的荣誉。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以荷兰语、英语和德语发行的艺术刊物。它的组织者包括十九位来自荷兰和比利时的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由杰出的建筑师威德维尔特[258]担任编辑。在荷兰有这样一种说法，假如没有我的作品，荷兰的现代建筑将不会存在。因此，威德维尔特很容易地寻到了知音。
此后，涌现出更多介绍我的作品的出版物。在德国有四种，日本两种，法国两种，捷克一种。而在我自己的国家，仍看不到只言片语。
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会授予我荣誉会员资格，这无疑是一个惊喜。这个历史悠久的佛兰德斯艺术组织，可以追溯到伦勃朗和哈尔斯[259]的时代。德国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员资格，是德意志帝国第一次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赞誉。当我正颠沛流离于数个美国城市之间，用业已习惯了的视角仰视我们的社会之际，听到了这些欧洲同行鼓励的声音。
结束了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塔里埃森之后——对我而言，远离塔里埃森无异于远离建筑事业——我开始进一步深化约翰逊保险公司的悬挑结构大楼，并且设计了一系列标准化的加油站，还有“沙漠里的圣马可斯”旅馆以及纽约的圣马可大厦。与此同时，一系列扭曲变形的方盒子正浮出海面。这些方盒子自视为新生事物，给自己起名叫做“国际式”风格。
是的，有机建筑的理念漂洋过海到达欧洲，再流传回到美国的时候已经被扭曲了。“国际式”？它比任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格”，都更加令我生厌，它确凿无疑地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在一条极度窄仄、贴着“风格”标签的道路上，从业多年的初学者们开始竞相仿效折衷主义。作为天生的鼓吹能手，建筑师们挥舞着现代建筑左翼的旗帜，兜售一种“风尚”。门派内部更小的门派层出不穷，所有人都在经营着“原创”的一点残羹冷炙，同时竭力掩盖它真正的来源。虽然，彼此之间如同一个豆荚里的豆瓣那样毫无差别，所有人仍拼命地相互推搡，要把别人挤在一旁。所有人都否认自己从中跳出来的豆荚，尤其要抹杀豆荚赖以生长的秧蔓。
小事一桩。
但是，可怜的尤松尼亚！她所拥有的无孔不入的传媒，让她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更容易染上这种病症。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为什么你从不给自己一点机会去领悟建筑的要义？置身于这场虚假的文艺复兴之中，我自己的事业依然坚定地向前。
Arizona 亚利桑那
当我们仍在凤凰城和拉霍亚流亡，焦急地等待塔里埃森彻底摆脱法律的繁文缛节，一九二〇年首先用在好莱坞的混凝土砌块重新有了用武之地。这一次的成果是一座造价百万美元、位于凤凰城郊外的比尔特摩度假酒店。
项目的出资人是查尔斯和沃伦·麦克阿瑟兄弟。他们的弟弟阿尔伯特曾是我在橡树园工作室的助手之一。他理所当然地出任这座建筑的设计师。在我人生的低谷，出身富家的阿尔伯特请我帮助他利用砌块体系建造这座酒店。当时的我虽然已不再是“逃脱正义的漏网之徒”，但依然在流离漂泊之中。我欣然前往凤凰城，在富于当地特色的气候条件下（阴凉处仍有气温一百一十八度[260]），用九个月时间帮助阿尔伯特实现我们的目标。我始终待在幕后，并且乐意如此。
这座建筑落成了，然而新颖的设计以及陌生的施工方式，让阿尔伯特遭遇了众多难以避免的阻力。工程师们对我设计的建造工艺提出种种修改意见，阿尔伯特无力顶住潮水一样不断袭来的冲击。不久，他的让步令混凝土砌块丧失了所有经济方面的优势。最终成果只是新奇和漂亮的外壳，覆盖着工程师强加的、造价惊人而又蠢笨的梁和墙体。结构的经济性原本是这种建造体系内在的一部分，如今这种体系沦为徒有其表的浮华美景。假如能够允许砌块自然而然地发挥，建筑的造价将节省数十万美元。然而当时的情形下，造价似乎不成其为问题。
我的角色仅限于在幕后对阿尔伯特加以恐吓、威胁和提出建议。我无力阻止浪费、阻止在原本的方案基础上加建第四层。虽然我指导的多项试验全都成功地证实了我们的设计，但是工程师们应当感兴趣的数据却被搁置一旁。所幸，在酒店的独栋套房区，原先方案的细部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自然也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这座亚利桑那比尔特摩酒店的故事，还是留待日后由阿尔伯特自己来讲述吧。那将是对年轻建筑师们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警示，或许也是某种礼物，我不得而知。但是阿尔伯特本人置身于“你的？我的？”种种纠葛之中太深了，或许至少二十年内，他自己也难以客观地讲述其过程。
令人备感欣慰的，是与老朋友麦克阿瑟一家在凤凰城重聚。他们兄弟三人和老母亲，住在由阿尔伯特设计的一组可爱的住宅里。麦克阿瑟老夫人的盛情款待，疏解了我们的漂泊之苦。假如麦克阿瑟一家没有在凤凰城落脚，那里将不会有这座比尔特摩酒店。
一九二七年，正当我在幕后帮助阿尔伯特之时，我结识了亚历山大·钱德勒博士。有一天，他专程前来拜访我。在凤凰城以东约二十英里，离一个摩门教小城不远的台地上，是由他缔造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钱德勒镇。他为那里的建设倾注了四十年的心血，他自身已经与那里融为一体。他卓然不俗的品位和判断力也赢得了众人的口碑。
钱德勒博士的梦想之一，是建造一座沙漠度假乐园。他想用尚未被灌溉开发破坏的荒原，吸引那些青睐干燥的沙漠而不是湿润和绿荫的东部富翁们。在距离镇子十英里外数千英亩纯净的沙漠上，他计划建造这座独具特色的沙漠酒店。在钱德勒镇，他已经成功地经营着一座叫做“圣马可斯”的酒店。听说我来到凤凰城，他前来邀请我们一家到富有贵族气息的圣马可斯酒店小住，以便商谈他的蓝图。
对于这座沙漠酒店，他有许多清晰的构想。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他说，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能实现这一梦想的人，直到遇见我。他一边讲，一边露出灿烂的微笑。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的微笑比他的更灿烂，那就是他妻子。
于是，由他的黑人司机哈里斯驾车，我们一道去看他选好的土地。哈里斯也是一个艺术家，擅长肖像画。但是却只有一个哈里斯！有时候，哈里斯患了严重的感冒，声称自己必须卧床休息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病才能好。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比亚利桑那纯净的沙漠里的那片土地更让一个建筑师激动的了。终于，等来了天时、地利、人和齐备。钱德勒博士似乎具备成就一座浸透理想的建筑，或者任何事业所必须的力量和决断。我不顾自己仍然身在漩涡之中，准备与他一起实现这个理想。离开亚利桑那之后，我前往拉霍亚海滨暂避，在那里一面为他的酒店完成第一批草图，一面在希望中焦急地等待着返回塔里埃森。十月间，我在返回塔里埃森的途中，顺路在凤凰城给钱德勒博士展示了我的方案。他对方案颇为赏识，计划第二年（一九二九年）冬天开始施工。
我们回到了塔里埃森。设计进展了约两个月后，我收到了钱德勒博士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前往现场继续设计。
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我终于盼来了敏捷的“复出”，并且它将带来四万美元的设计费。当时，我们正被困在塔里埃森，窗外零下二十二度[261]，风雪肆虐。我们不顾菲尔·拉佛莱特的反对（他是为我而成立的“公司”的秘书），冲入门外呼啸的暴风雪。塔里埃森的居住部分和工作室旋即关闭。包括家人和几个得力的设计助手，我们组成一行十五人的车队，向亚利桑那进发。
我构想中的沙漠酒店，将体现我对一座自然的建筑的所有理解。首先，它将优于一切拘泥于实用的建筑布局。它将利用沙漠里的材料，从沙漠里生长出来。砌块体系就像当地独有的萨瓜罗仙人掌[262]那样自然地生长。萨瓜罗仙人掌将是它的整体风格以及细部灵感的源泉。在比尔特摩酒店的设计中，我已经就此有所尝试。创造的机会被荒废和动荡剥夺了将近七年之久，此刻终于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向我走近：一片纯净的土地，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而鼎力付出的投资者。在任何建筑师的一生中，这样的良机都是绝无仅有的。美国需要为富于创造力的建筑师提供许许多多这样的机会，她才可能获得有创造力的建筑。
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初，我们历经路途中的艰险，到达了钱德勒镇，却发现需要花费数千美元，才能租下供我们生活和开展设计的住所。这是供我们住到夏天结束时的房租，但是我们被告知，在这些房子里无法忍受夏天的酷热。那么，野营如何呢？把不得不花费的“数千”美元，用于建一座舒适的营地岂不更好？不仅可以用作现场设计，并且可以用作日后施工监督？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钱德勒博士，希望他能划出一块地供我们自己建立营地。他抓起帽子，走到灰色的福特车前，亲自驾车载着我驶向沙漠。
车子开出十英里，我们眼前的沙漠里涌起一片平坦舒缓的石丘。它孤零零地空悬于沙海当中，从那里可以望见设计中的酒店。
“这里如何？”他问道。
“这里——你指的就是这里，我们可以在此扎营吗？”
他点点头。
“没有人指望比这里更好的选择了。”我说。
“不过，咱们可以朝建酒店的方向再走远一些，或许你会找到更如意的地点。”他建议道。
“喔，不必了——就是这里。”
太美妙了，然而，它是真实的。
当天下午就运来了本地产的木料，有截面一英寸宽、十英寸长和两英尺宽、四英尺长两种规格的木板，还有截面一英寸宽、两英寸长的木条。糟糕的是木料的尺寸不足，而且全都没有经过烘干。
我坐在镇上的旅馆一间冰冷的屋子里，就着用箱子临时搭起的绘图桌设计我们的营地。瑟瑟发抖的小伙子们围着站在我身边，不时递给我画图的工具。据当地人讲，这样寒冷的天气在钱德勒镇极其罕见。然而，我所到之处似乎总能遇到“极其罕见”的天气，诸如“三十年来最冷最潮湿的天气，或者是五十年来最热最干旱的天气。”设计方案一气呵成。第二天上午，我们开始建造自己的营地。我们赶到露营地，在那里吃早餐。忍着逼人的霜气，我们望着无垠的沙漠上，一轮红日在色彩瑰丽的天空下冉冉升起。
第二天晚上，我的一个年轻助手唐纳德·沃克裹着毯子，留在营地看守木料。第三天，已经支起了第一批帐篷，足以容纳他和另外三个小伙子过夜。第四天，除了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以外的所有人，都可以就地宿营了。我们一家人甚至有些不太情愿回镇上的旅馆去。但是，次日一早我们就驱车赶回营地，和大家一道吃早餐。在这片长约六十英里、和天宇同宽、与苍穹等高的餐厅里，我们一边打着寒颤，一边望着初生的朝阳，放声歌唱。
环顾波澜壮阔的四野，这片各种神奇的自然力量角逐的战场，名叫“亚利桑那”。终有一天，这里将成为美国人游戏的乐园。但是眼下，时机尚未成熟。百分之一百的美国人正沉溺于“墨西哥——西班牙”风格甚至“最新”的国际式盒子，他们只会玷污了这里。
我感到，在这片伟大的空间里，任何对称的形式都显得格格不入。对称只会让人的视觉感到乏味，阻塞人的想象力。它通常会在演出开始之前就合上大幕。对我而言，对称的形式在这片沙漠里的任何建筑中都没有容身之地，尤其是在我们的新营地。对称的形式也将与“沙漠里的圣马克斯”酒店无缘。
任何健全的体格都不会缺少优雅的生理反射。年轻的建筑师们，去找到这些反射！此刻，在一个建筑师的工作营地里，将开始一段陌生的沙漠历险。我们给营地起名叫“沙漠刺”[263]。
维克托·雨果曾说，“沙漠是上帝现身之处，是人类的禁区。”亚利桑那的沙漠验证了他的话。但是住在沙漠城镇里的亚利桑那人，让木匠为他们建起了一批美国中西部样式的小木屋。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建一座地中海风格或者墨西哥样式的大宅子。信不信由你，他们已经建起了一小撮摩天楼。如果尚有余力，他们一定会建造更多摩天楼。
“扬基佬——霍比人”混杂的风格在凤凰城广受欢迎。在这片奇诡多彩、一望无垠的荒原上，除了在木栅栏上歇脚片刻就飞走的乌鸦，没有什么东西像这些亚利桑那的房屋一样稍纵即逝。
亚利桑那纯净的天性遭受了如此的羞辱，它呼唤着属于自己的、热爱这片空间的建筑。直线和平面仍将是我创作的语言，然而在这里，直线应当变身为不连贯的虚线，舒展的平面应当拥有肌理。因为，在震撼人心的沙漠里，找不到一条生硬笔挺的直线。在巨大的台地上，由造化砌筑的作品是今天的亚利桑那尊贵的建筑，却又全然不是建筑，而是灵感。属于亚利桑那的建筑奥妙，就隐藏在萨瓜罗仙人掌之中。
萨瓜罗仙人掌是建筑结构的完美范例。它内部竖直的主干，支撑着巨大的躯体，屹立不倒长达数百年之久。它是比人类建起的所有高楼都更为纯正的摩天楼。
沙漠里一切奇异的生命，都显现出“建造”的科学和经济。尤其是沙漠植物的茎，对于任何一位聪明好学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而言，都是绝佳的教材。他不仅可以在萨瓜罗仙人掌的果肉里，看到茎杆如何像“钢筋”一样起到结构作用；他还能够在鹿角仙人掌的茎杆里，和比格纳拿仙人掌柱状的储水构造里，学到类似焊接钢筋网的完美的编织结构。甚至连小仙人球的果肉，也是值得研究的结构。在绝大多数种类仙人掌的肌体里，都可以看到具有连续性和可塑性的管状结构。仙人掌的周身都利用了坚实可靠的延续结构，而不必费尽心机地将结构简化成梁与柱子的模式。造化建造的巧妙令我们最出色的工程师汗颜。工程师们将面对“可塑性”这一建筑结构的新理念，他们却往往像建筑师一样愚蠢。我曾经领教过所谓专家犯下“贻害至少五十年的错误”。
沙漠拜服于烈日之下。这里的一切生命都在烈日下坚韧地生长，又在烈日下死亡。因暴晒而枯干的生命遗迹随处可见，触目惊心。
在这片奇境里，一位建筑师和他的助手们动手建起了一座简朴的营地。它是纯净无瑕的荒原上人类栖居的痕迹，是这里永恒不断地变化着的变化中的一环。我们总共需要十五间小木屋。这些临时性的建筑也被我们称作“蜉蝣”。它们远看像一群翅膀上有深红色斑点的大蝴蝶，姿态优雅地暂息在黑色的砾石上。钱德勒博士陪同我选中的石丘，即将迎来人类的欢乐。
一组木板搭建的木屋，被一条曲曲折折、低矮的木板墙联系起来。木板墙围合成一圈，体现出“营地”的感觉。木屋顶棚的材料是帆布，墙面洞口处的窗子也是嵌在木条边框里的帆布，利用橡皮筋弹力来控制开启关闭。没有出现玻璃的门窗。玻璃不适用于这种沙漠营地，而我甚至怀疑它在沙漠里是否有用武之地。
这些白色帆布做的翅膀像船帆一样展开，整个营地好像微风中帆影摇曳的船队。
是的，这一组木屋就像是某种新奇的沙漠船队。我们把营地周边的木板围墙涂上水性颜料。我选择了玫瑰一样的深红色与沙漠匹配。直角边长度比例为一比二的直角三角形，是我设计营地时的母题。它源自地块周边的山形，在营地的总体布局和单个木屋的设计中都有所体现。我们把木屋两侧独特的三角形山墙刷成深红色。沙漠刺的花瓣就是一个个深红色的三角形，这正是我们给营地取名“沙漠刺”的缘由。
白色帆布被用作屋顶，或者用在墙面上取代玻璃窗。我发现，经帆布滤过的漫射光柔和地充满小屋，与沙漠非常契合，以至于想到中西部建筑加在人头顶上厚重的天花板，我不禁会感觉压抑。
沙漠里的妖精时常会跳着胡旋舞，乘着冲天漫卷的沙尘光临。有时候，席卷而过的沙漠精灵，会让我们的营地像海面上的小船一样剧烈地战栗。所幸没有造成伤害。
我相信，我们过度忽视了如何赋予轻巧的建筑以美感，或者赋予美的建筑以轻巧。轻巧与力量可以是同义词。
我们往往耗费过多的精力，只是为了赋予建筑所谓的“持久”。我们依然缺乏创造建筑的能力，只不过是忙碌于为幸存的穴居者修筑洞穴而已。
“沙漠刺”——我们的沙漠营寨，你将如蜉蝣一般转瞬即逝。然而，你会在流淌的时间中播下自己的一粒种子。
我当时的助手有亨利、唐纳德、弗拉基米尔、勇敢的乔治·卡斯特纳（他还生着病），还有弗兰克·沙利文和威廉·韦斯顿。我们利用钉子、螺栓、代替合页的橡筋条，还有船上的绳索，自己动手建起了营地。对每一处细节的精心设计，甚至超过了设计任何永久性的建筑。虽然比不上设计船舶的精致，并且施工也不尽如人意，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是难能可贵。它们全都会在一年之后消失吗？或许两年？
事实上，它的寿命还要更短些。附近的印第安人把我们的营地整个搬走了。那是在一场灾难降临美国之后的冬天，当时我们已经离开了亚利桑那。一九二九年的秋天，全美国的建筑活动和建筑师的工作都陷于停滞。
Ubiquity 无处不在
我们的营地被印第安人搬走了。然而，我早已学会不再为我的作品夭亡而过度伤悲，即便它们无法被更出色的作品所取代。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今天的任何一件设计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机器——传媒，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思想散播到世界各处。例如，完工将近两个月之后，在没有我的建议和协助的情况下，“沙漠刺”发表在了德国和荷兰的刊物上。尔后，它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杂志上。感谢机器：它无远弗及。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因此而受到诅咒。
以某种印刷的图像来传播并且普及一个思想，无疑是机器在这个时代里为我们作出的最卓越——或者也是最可怕的贡献之一。
当有机建筑摸索着走近我们，我们将停止像目前这样盲目地破坏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停止这种破坏的伟业，所有人的生活都将变得富足而美好。那些我们引以为豪而实际上却是枯燥雷同的微弱差异，只会让我们永无休止地重复毫无意义的相似。我们似乎惧怕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差异。更不用说任何真正的“差异”，将会造成何等的恐慌！
这种流毒甚广的哲学正是被教育固化了的思维。在我们脚下的土壤里，这种思维永远不会、也无力播种任何能发出新芽的种子。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在被种下的土壤里生长，是一切真正艺术与文化必要的根基。失去了这样的根基，我们将根本没有明天可言！在我们掌握恰当的建筑语言之前，与其犯下贻害长远的愚蠢错误，还不如暂作蜉蝣一现的尝试。尤松尼亚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美利坚被过早地赋予了可耐永久的建筑材料，大概早了一个世纪吧。
Retrospect 回首
“沙漠刺”完工了。我们都很喜欢它。
帆布制成的门和窗能够像船帆那样撑起，也可以为抵御沙尘而关上，或者部分开启让沙漠里的微风吹进屋内。炎热的白日里，开启门窗形成穿堂风是降低室内温度的绝佳方式。在夜间门窗将会关闭。帆布屋顶三角形的轮廓线，从容自如地与周围景观的线条相映成趣。三角形的长边向阳，在冬日里能带给室内多一些暖意。如果在营地度夏，向阳的屋顶长边将再增加一层帆布，让空气在两层帆布之间流动。我们把这个细节留待夏天到来时再添置。
举目四望，我们欣慰地看到自己和谐地嵌入了这片奇异而严酷的环境。这里独特的生物，也如同这片环境本身一样抽象。与我们称之为死亡的东西相比，植被在地球表面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是更令我畏惧的法则。无处不在的生长，比所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总和更让人胆战心惊。
凡间的万物似乎都无法摆脱地球上不可抗拒的法则——生长的法则，或者说阳光的法则。尤其无法凭借死亡摆脱生长的法则。
台地上舒缓起伏的群山或者平原上绝地而起的山峰，都见证了昔日的沧海桑田。经过了地质巨变的荒原，如今在风和水这两位雕塑家的抚慰之下，保持着相对安详的姿态。这件在火中诞生、在水中成形的寂静无垠的作品，被这两位建筑师交付于风这位雕塑家。风与水绵绵不息地侵蚀，永无止境地打磨，直到地质灾变的狂暴再也没有丝毫的痕迹，直到气势恢宏的一切都和谐地沐浴在永恒的阳光下。
如果要“评价”我们的荒野历险的话，与我们一行人在钱德勒镇或者凤凰城暂住同样长时间相比，“沙漠刺”的花费并没有超过租住旅馆所需的费用。它的材料成本折合下来大约每个木屋两百美元，人工几乎完全由我们自己承担。我们与沙漠相遇，爱上了它，与它共生，拥有了它。
San Marcos in the Desert 沙漠里的圣马可斯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露营地建成了。在头顶半透明的帆布滤过的光线下，我们为钱德勒博士，也为那些依旧热爱美、渴望在美丽安静的环境里独处的大亨们设计度假酒店。设计工作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我们经常挑灯夜战。在发电机到位之前，靠汽油灯解决照明的问题。
酒店布局的核心是三个南向的平台。三个相互连通的平台顺着山势依次跌落，平台上的每一间客房都有自己的水池和花园。在“微雕”住宅的首次尝试和比尔特摩酒店跛足的应用之后，混凝土砌块将作为纯粹而单一的材料建造这片建筑群。内外两层墙体都是有钢筋锚固的混凝土砌块，而砌块本身就是承重结构。
平台背后的两座山丘夹出一条峡谷，里面隐藏着通向建筑主入口的道路。主入口位于峡谷里的建筑下方。那里将有一座铜和混凝土砌块筑起的管风琴塔，像峡谷里的一株巨大的萨瓜罗仙人掌，昭示着入口的位置。管风琴发出的声音将在整个峡谷里激荡。依据钱德勒博士的想法，四周的山丘上将安放回声风琴，供夕阳下的沙漠里举办露天音乐会。
餐厅呢？就是一面铜框的玻璃天窗罩住客厅的中央部位，天窗的边缘搭在两侧的山坡上。从最后一层平台，可以徒步到达山丘上的几座度假小屋。它们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留待远期实施。
台地跌落的布局，让这片舒展铺开的建筑群里的每一间客房、每一个卫生间、每一个储藏室甚至每一条走廊都能享受到直射的阳光。这座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自由地面对阳光和壮美的景观。每一座冬季度假酒店，都将嫉妒它拥有的阳光和温暖。至于建筑结构的寿命，我们不妨称之为“永久”，或者说至少三百年。与三百套带卫生间的客房匹配的水电设备，将同样既实用而又坚固。
在沙漠里的圣马可斯，你看到的每一条水平线都是虚线，每一片墙面都具有萨瓜罗仙人掌那样起伏的质感。整座建筑利用耐久的混凝土砌块，刻画出周围的山峰和仙人掌抽象的图案。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这座建筑比任何一株仙人掌更具有仙人掌的精神。然而，它依然是一处人类栖居的场所，或许会像山峰一样恒久。
人类开始栖居在只有上帝能够现身的地方。人踏入这里，仿佛他自身就是上帝的某个部分。这正是建筑可以赋予他的东西——不仅表达对亚利桑那大地的敬意，并且赋予他在此栖居的资格，让他像上帝一般化身为亚利桑那自然界的一部分。亚利桑那的沙漠是我的建筑灵感的来源，因为它切实地充当了一个建筑师在逆境中的工作室。设计的结果，是建筑群的每一个部分都成为地形环境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指的土生土长的建筑。沙漠里的圣马可斯证实了它不仅可能存在，并且已经出现在那里。
当然，一切都顺利得太不真实了。有时候，我恍若身在梦中。可是你瞧，完整的设计方案和精心推敲后的细部都已经就绪，翔实的造价预算也已经完成。保罗·穆勒签过字的施工承包合同只待钱德勒博士签字。
正当钱德勒博士乘火车赶来完善余下的一些事务，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降临了。钱德勒博士去哪里了呢？就这样，我的“复出”不但没有带来四万美元设计费，还给塔里埃森平添了一万九千美元的债务。而我手里的全部现金，只剩下两千五百美元。
没关系，开始滚动的车轮不会就此停下。日后，你会看到它产生的影响。
五月的天气让人领教了什么是热浪，沙漠何以成其为沙漠。蛰伏的动物感受到季节的变换，渐渐苏醒。营地里发现了九节响环的响尾蛇。所有人都必须小心翼翼。我们在营地里又继续了几个星期阳光下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了返回威斯康星的旅程，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帕卡德”[264]牌敞篷跑车。离开之前，我们储存好营地里剩余的物资，预备来年冬天返回这里。敞篷跑车驶出营地大门，踏上了返回塔里埃森的征程。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崩溃将对我们的事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尚不知晓，而是仍然满怀憧憬。
奥格瓦娜和我坐在前排轮流驾驶，斯维特兰娜和伊奥万娜坐在后排。我们自己动手为后排也加装了挡风玻璃。与快乐的营地挥手道别之后，我们接上了钱德勒博士。他将陪我们去霍尔布鲁克，考察一种适宜用做水泥的天然材料。在台地上的风沙吹积物里发现的这种白色镁土，遇水能够迅速定型，定型之后质地坚硬并且防水。它或许是制造混凝土砌块的理想材料。在营地中央，我们留下了一个砌块的石膏模型。原本计划依照这个洁白精美的模型，制造用于“沙漠里的圣马可斯”的砌块。如今，它成了这座建筑在大地上最接近真实的遗迹。
经过漫长而又平淡的中西部，我们终于到达了芝加哥。缺少了西部长途跋涉当中的插曲和趣事，继续前往纽约的路途上只剩下了单调。我将与威廉·古瑟瑞[265]牧师和他所辖教区的代表们会面。他是纽约圣马可教堂[266]的教长，计划在教堂附近第十街和第二大道的路口建一座高层公寓，将其收益用于对教堂的维护。
除了建设更加萧条之外，东部的城市和中部、西部的城市一样缺乏丰富的个性。新英格兰乡下的木匠们四处活跃，给每一座东部城市都披上了风格的外衣。眼前的景象告诉我，东部的年轻人已经纷纷离开家乡，一去不复返地向西而去。东部的城市和乡村都在倚门期待“年轻人”回归故里，尽一份力量帮助这里摆脱沾沾自喜的丑陋。然而，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们驱车驶过刚刚建成的荷兰隧道[267]，扑面而来的城市场景是一派难以描述的混乱和迷茫。昔日为村镇而建的街道被大兴土木的喧嚣所笼罩——新的地铁和更高的摩天楼，这一切都将在迅速传播的惶恐之中陷于麻痹。
小伊奥万娜早就听说帝国大厦是最高的大楼。可是第一眼望见它的时候，她的小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爸爸，他们原本可以造得更高——不是吗？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你瞧，这就是“高度”能够真正“达到”的高度。
Significant Insignificance 引人注目的无足轻重
充斥在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的无足轻重的建筑，同样占据着纽约。惟一的区别只是它们在纽约变得更加庞大也更加无足轻重。或许在别处，这样的无足轻重尚有情可原，然而在纽约，任何辩解都是虚弱的。这个美国最繁荣的大都市雄心勃勃地想要造就丰富多彩，其结果却是令人窒息的单调。吞噬人们灵魂的高楼大厦，只是在设法为钢铁的骨架虚假地披上封建时代的宏伟气势。结构与理念之间极端矛盾的表现在纽约比比皆是。
很久以前，芝加哥的建筑师们已经发现了利用钢铁作为承重体系，使砖石的外表面得以不断向上，层层堆垒。无疑，高层建筑的钢框架正是封建时代砖石堡垒的对立面。轻巧、通透以及与之结合的柔韧是前者的特性。迫于建筑规范的强求，这些特性不得不与它们完全陌生的沉重的石材或者混凝土合作，而它们真正的伙伴却是金属和玻璃构成的轻质围护面层。高层建筑设计将要实现的整体效果，是强调结构自身的图案，体现一种崭新的美而不是遮掩建造的逻辑。美国人钟爱的这种虚假，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故事。加在钢框架上厚重的的砖石，不仅仅是遮掩结构的谎言，而且堆起累赘的庞大重量，对结构安全造成切实的威胁。
正如丹科玛·埃德勒所言，安全是一个“关乎无知的因素”，它被压制在拥挤的体量和城墙垛口一样的石墙背后。起伏的天际线只是凌乱随机的结果。它华丽的外表是一道布景，描绘着封建时代的砖石愚蠢地蹲在钢框架之上，遮掩住建筑真实的功用、性格和形象，使一座崭新的建筑沦落为这座旧式城市里无足轻重的一个分子。它糟蹋了伟大的机遇。
工程师们忠于职守，而建筑师们却只是负责剩下的一层表皮。看一看这些虚假的砖石背后，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一群迷失在城市主义中的城市人，仅此而已。他们正无助地被占有了统治权的机器推向墓地。
An Angry Prophecy and A Preachment: The City 愤怒的预言家和他的宣道：城市
伟大的城市，是人类群居的本能战胜人性理智之后自然而然的战果吗？抑或它不过是人类早期发展遗留下的暂时的惯性，必将被现代成熟的人性所克服？城市似乎是文明不可或缺并且加以彰显的成分，否则为什么它还会伴随我们直到今日呢。无疑，文明创造了城市，又通过城市来表达它最珍视的内容。我们不妨说，城市一直服务于文明。
然而历史记载着，曾经创造过最伟大辉煌的城市的文明，都随着它们的城市逐一消亡了。难道城市正是文明消亡的原因吗？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历史记录下的事实告诉我们，加速的城市发展总是导致衰败，如同今天正在我们的城市中发生的衰败。
在纽约的街道上，摩天楼作为加速的后果之一，正在进一步推动加速，造成异乎寻常的危险。城市里的每一个居民都身陷日益加剧的危险之中，然而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漠视危险的存在，直到逐日恶化的现实粗暴地控制了局势。这种控制即将形成。
Rent 租金
我相信，自由是人类的理想。因此，我也相信，今天我们眼前的美国城市不仅注定将要消亡，而且此刻它们正在死去。城市里的紧张和忙碌，被无知者误认为是一种成功，而这种加速发展只会导致城市最终的消解。城市里的白领大军整日奔忙不停，难道他们不是依赖各种形式的“租金”而生存的寄生虫吗？金钱只是各种形式的“租金”当中回报最为丰厚的一种。“租金”被奉为供人膜拜的圣物，作为一种人为的统治力量持有并且操控着伟大的城市。城市自身正在一刻不停地努力着，抹杀一切劳动的价值，创造一片平庸的环境，以便让金钱成为衡量一切劳动的“标准”。
然而，美国的文明不仅不会随着它的城市消亡，反倒会因为城市的消亡而受惠。因为，假如人类果真能够驾驭机器，城市的消亡将是机器为人类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否则，机器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益处可言？城市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掌控。一旦人类被机器所征服，城市将继续重复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一个文明将伴随它的城市一道消亡，如同业已消失了的其他许多文明那样。和臣服于机器的其他文明要素一样，城市只是生长在人类的憧憬构想之中。失去了活力的源泉——人，城市将变成或者说已经是一部机器。
当人仍是具有知觉的人，他需要城市并且建起了城市，让它生长不息。古代的城市曾经是文明的必需品，并且是古代文明辉煌的见证。而今，城市被它自身无度的发展推向了深渊。人类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超越城市，跨入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方式已经找到，那就是机器。
必将消亡的城市最初建立的基石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必需。昔日的生活必需，如今却只是惯性强大的传统，而任何建立在人类情绪基础上的大城市，都不可能长久地存在。“马车作为交通工具，木材和煤炭作为能源消耗，食物集散运输的距离限制，人际交往的形式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这些正是曾经托起城市的基石。
今天，十英里的距离相当于昔日的一个街区，电子化的人际交流更是前人难以想象的。在城市的童年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求一定程度的聚集来促进和刺激生活。今天的生活不再受到这种限制。古代的城市自然地出现并且成长，是对人类相互沟通极大的帮助。借助于社会、工业与金融业发展所必需的人际交往，城市发展为财富和力量直接的源泉。集聚的程度越高，人类生活的果实越是丰硕。
在那些年代，城市生活的实质在于强调个人之间的纽带，强调无数鲜活的个体相遇和接触。在街道和公共场所里，好奇和惊喜的火花不断闪烁迸发。在各人家中，很少有机会能够拥有这样的体验。所有人都怀着激动越来越密集地聚拢，从而变得更加激动。
昔日的城市也有政府、时尚和潮流。然而，每个人的智慧、品位和性格才是城市这场生命盛宴里盐的滋味。昔日的城市是一场真正的狂欢。与之相比，今天过度运转的城市充满了乏味，甚至巴黎也不例外。但是，人类聚居的传统不会因为它最初存在的需求条件改变而迅速转变。人类生活习性的改变如同滴水穿石一般缓慢，甚至更不易察觉，需要更久的时间。
如果我们的建筑是具有生命力的建筑，它必将反映今日人类的生活。在古代的城市里，机器尚未诞生。今天呢？机器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分母。任何个人作为分子与它相遇，都会即刻变得渺小无比。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人类在它的禁锢下变得越来越无助。与现代机器相比，古老的工具显得陈旧甚至无能。面对现代机器突然爆发的力量，人们最初自然而然的反应是自私地固守旧有的习俗，而深层的动机在于畏惧。有什么比拥有一百万美元更让人心生怯懦呢？拥有几百万美元。
机器的预言不会因人的怯懦而改变。此时此地，我们将要应对机器最危险的形式。机器在人类社会的应用证明了，试图用文化上的多愁善感来对抗机器这个陌生的“魔鬼”，无异于螳臂挡车。然而，建筑将应对这个陌生的“魔鬼”。否则，机器将不仅仅会以公分母的身份对付我们的子孙后代，而且会作为改名换姓的统治者控制他们。
假如人类没有失掉理性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荒唐到无视机器这个公分母——或许会是人类共同的解放者，否认它与生俱来的生长力和优势。这个公分母建造的未来城市，将完全不同于任何古代和今天的城市，以至于当它叩门时，我们将根本认不出它是城市。在我眼中，未来的城市将绝不会是抹煞个人价值、埋葬个体精神的墓地。任何未来的城市具备生命力的前提，是比旧日的城市赋予个人更多的价值。
为化解矛盾而给现存的城市套上新的外壳，将只会是徒劳的努力。城市的躯体已经太过衰老，误入歧途太深，它与我们能够预见的未来背道而驰。
无机的城市绝望无助地僵卧着，看着伟大的新生力量塑造现代的生活。新生的力量不仅使密集的聚居失去意义，甚至显露出致命的毒害——持续地向内施压必将导致爆炸。理性而有机的变化，将把城市引向别处。未来的城市将是无影无形而又无处不在。我把它称作“广亩城市”。
在现代社会的方程式里，人的参数尚未获得它应有的量值。然而，它已经在朝着几个不同方向盲目地漂移。
直到电力、电信、汽车和无所不在的媒体成为社会的公分母和实现分散生活的工具之前，极度的聚集并不算一种罪恶。在这些帮助人类分散的工具之外，还有舒展双翼的飞机。此外，还有许多新生的力量被资本家们强悍的大手捂住，严加看管。
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塑造现代生活的力量，那么一切事物的形式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无论朝着更美好还是更可怕的方向。万物永恒不息的变化与人的意愿无关，而惟一不变的只有人的天性。虽说“人的天性无法遏抑”[268]，但是我们的确也会改变，只不过何其缓慢啊！
无法逃避的改变产生了自然而然的结果，最初不为人所察觉，如今开始在我们身边显现。
过去的十年里，机器提供的服务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运动的自由，或者说人类行动的范围。在水平方向获得的巨大动力，将在不久的未来赋予人类无可限量的活动自由，并且让今日城市空间的尺度和约束变得难以忍受。
如果我们理性地正视充满惊奇的二十世纪，不难看出城市加在人类身上的痛苦是多么的荒谬。
面对机器力量的冲撞，我们依然忽视机器的重要性，漫无头绪地寻找出路，以向空中越堆越高为荣耀。人类怯懦的本性决定了，紧要关头他要么转身逃开，要么原地呆立。这两类反应都源于动物受惊吓时的本能和人类过度的多愁善感。通常的结果，我们会选择像叠罗汉那样挤在一起。
为了克服人类的弱点——归根结底是对自由的畏惧——同时也为了应对经济的压力，摩天楼应运而生。二十年来，这项发明借助工程师和电梯，从极度的密集之中攫取着利益。此刻，摩天楼暴露出它只不过是地产持有者为攫取收益而设下的诡计，只不过是商业发展的权宜之计，是放牧者将他的羊群利用到极致的手段。一如既往，政府的号令和文书使它得以实现并且维持。
人类更大的自由——在不牺牲生活便利的前提下向新的空间扩展，正是人类从未梦想过的陌生的仆从：电报、电话、汽车、飞机、广播和报纸，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而这样的自由被资本家的手腕扭曲了。每一座城市都背离了人的价值，变身为幸运的地产经纪人获利的某种形式。
随着极度密集在地产经纪人的掌控下蓬勃发展，一九二九年的崩溃实属在劫难逃。
对于这种加速和极度聚集在无知者当中煽起的群情激动，我们不必过于苛责。目睹社会和经济的体温升高，没有人知晓人类的加速发展，究竟是健康成长的兴奋表现，抑或是疾病的高热症状。有谁在意这种加速是否只是某种病态的商业剥削呢？有谁在意最瞬息万变的机器时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昙花一现的文明呢？有一种人在意，建筑师。这是他的使命。
Time 时间
反反复复地讲述一个想法，恐怕已经令我的读者们感到厌倦，而关于这个想法的故事还没有真正开始。现实是如此严峻，我甘愿冒着让这部《自传》变成宣传鼓吹的风险，也要继续我的讲述。
各种力量都被时间所蒙蔽，我们的生活就是献给时间的祭礼。历史书的字缝里写着，人类尚未适应有机的思维，却已经身不由己地与有机的力量为伍。长久以来，他们无视时间的存在。然而，一种例外的情形正在发生。今天无所不在的媒体一个月造成的宣传效果，昔日可能需要数年。是的，今天我们生活与思想的一切形式都有时间限制。即便保守地看，人类曾经耗费一个世纪的发展，将在十年中完成。还有什么样的解放等在前方？
在我们的二十世纪，十年就是一个时代。三十年呢？一个“朝代”！
即使有机器对人的掌控，时间仍会影响人类的所有活动。在每个人短暂的一生中，都要选择是领悟时间的智慧，或者愚蠢地曲解时间的权利。人性的力量可以在错误变得无法弥补之前加以改正。既然我们容易被媒体宣传所驱动，那就应当让宣传产生有机的影响，帮助我们避免那些曾经毁灭了古代文明的有机的灾难。当然，假如宣传被用于有悖人性的目的，它也可能导致灾难。
Traffic 交通
交通问题，迫使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关注城市中像暴政一般的疯狂建设。
经济方面的考虑是人们最重要的关注点。然而，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里，与时间问题等价的交通问题，仍旧是一团毫无头绪的乱麻。解决的呼声和压力与日俱增，如何解开呢？无人知晓答案。大都市的渊源与今日的有机发展格格不入。方格网的道路体系，本是为了乡间的马车而设。当一座村庄原地发展为大都市，这样的道路体系从根本上造就了频发的痉挛、财力的浪费和持续的危险——我们称之为交通问题。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越来越难以承受道路组成的血管里攀升的血压。
摩天楼貌似是缓解矛盾的措施，其实却在增加人类背负的重压，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某些专家提出的“缓解”方案，最终将杀死他们的病人——城市。洛杉矶和芝加哥被分割成数个“中心”，每一个中心又被进一步地划分。大型百货商场和邮递零售商店已经向郊外搬迁，工厂开始搬离城市。虽然孤零零的金融中心以九牛二虎之力维护着城市的余威，大城市的人口仍在稳步地减少。
面对所有这些触目惊心的证据，我们仍然憧憬着“未来主义”预言的立体城市，例如“光明城市”[269]。摩天楼为它们的暴政寻到了一种高深的哲学作为支撑。这种哲学自我吹嘘为一种重建城市的“理想”模式——在旧的城市原址上建起新的城市！高高堆起的标准化盒子似乎是我们的救主。规划的蓝图上道路的宽度夸张惊人，其结果将人际交往变得完全不切实际。因为，现实决定了这样夸张的道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通过某些从不离开绘图板的建筑师的描绘，下面这幅场景变得更加清晰：在属于未来的机器所制造的城市里，机器制造的美学如何将人性加以“处理”，以便让电力、汽车、电话、飞机和广播这些工具，变成一种系统化的剥削手段，而不是赋予人类更多的自由。
In Our Nation Why Build Poverty in as an Institution？为什么要使贫穷成为这个国家的制度？
现代主义的目光短浅，使得形象靓丽的摩天楼被奉为治疗城市疾病的良药。随之而生的是令人气恼的廉租公屋。这种“穷人的住房”，政府的仁慈之举。是的，穷人不但不会离开我们，反而会得到自己的名分并且日益壮大。在伟大而且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经政府扶植而日益壮大的穷人队伍，将被固定在城市的某些角落。是的，“穷人”的穷困程度将被控制在可接受的限度内，他们将拥有固定的身份，被当作城市里不可避免的因素供养起来。正如任何一项联邦政府颁布的国策，经济的崩溃都是其有机的一部分，穷人将被浇注为城市永久的一部分！
今日的贫民窟，必将衍生出明天的贫民窟。
不错，一望可知穷人生活的卫生条件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的住所里不再有细菌藏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与个性也被浸泡在消毒剂里。
将一座摩天楼横放，再与另一座交叉，就组成了对人性施以极刑的十字架。
穷人的生活将变得像是富人的办公室——第99街区，第17栋，K入口，第36722号房间。略施小计，就掩盖了矛盾的实质。“穷人”会得着一个浴缸、一个花盆和一块草坪，但他自己的心灵却无处安栖。
像华丽布景一样的建筑让穷人们变得无限渺小，却让它们的主人无限荣光。穷人们又何必抱怨呢？富人们给他们预备下什么？最好去问问穷人自己。
是啊，他们毕竟不用住在垃圾堆里了！
在美利坚合众国，经过政府妥善处理之后的穷人，是一个相对而言不失体面的机器零件。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只是某种形式的“租金”，永远是庞大的租赁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他的社会角色仍然微乎其微。他已经被漂白了颜色，又进一步被磨平了个性，然后嵌进一台大机器里。有碍观瞻的“贫民窟”经过了清洗消毒，未来依然是贫民窟。
穷人无权选择任何具有美学生命力的东西来陪伴他的生活。至少，邻居们和摩天楼的主人们这样认为。然而，“社会”目标终归实现了……一件干净的罩袍暂时盖住了穷人的破衣烂衫。
在政府描绘的这幅冰冷的图画里，穷人是未来标准化的“光明城市”里第三十亿零一百二十八号齿轮。他似乎别无选择。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无外乎多愁善感或者是荒唐无理吗？如你所见，穷人们都有了住房。举手之劳！
对于那些“一个生于许多”[270]的穷人们而言，由政府为他们做好的安排必是“至高无上”[271]。在社会的进程中，权威们以机器作为驱使我们的工具，接管了建筑。
令人欣喜的是，关于未来城市的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理想”，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除了某些例行的经济行为和交付租金的神圣仪式，这些理想没有任何内容。参与例行的经济行为的人，是不计其数的芸芸众生（他们仍然是公分母）和这种制度的代表人物。官方将会宣布，这种制度依然完美！成果平分吗？一半给代表人物的核心——联邦储备银行，一半被芸芸众生瓜分。听起来非常公平，但是有谁知道在我们这个含混不清的制度下，公平的定义是什么？
在任何情况下，如何在经过标准化处理的人的范围内瓜分经济利益，必然完全取决于代表人物们的善心。永远如此。我们已经学会只是口头讲讲民主而已。
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祥和有序的表面下，是引发一切战争的战争，贪婪的攫取和占有。这种情况下的公分母，像任何军队那样经过了标准化处理。他们无条件地服从指挥，不仅要来回奔袭，还要跑上跑下。就像机器离开了人脑无法运转一样，公分母（小民们）离开代表人物（资本家）同样无法生存。芸芸众生只是政府的走卒。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生活中，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机器。
“约克公爵，率领一万人。”[272]一万人的大军爬上六层楼，又爬上更高的六层楼。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反复复地挤上挤下，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在风景如画的绿草地上散步？为什么不把这笔钱花在运他们去到那里呢？
这种以谋划算计取代生活的现代制度的主角是摩天楼（即使把摩天楼放倒，里面使用者的生活也不会改善许多）。这种制度的目标在于将所有人都变得异常渺小，惟有住在顶楼操控这部大机器的人，或者那些希望维护自己的特权、继续俯瞰穷人们的人例外。他们自己难道不是精神上的穷人吗？
如我们的先辈们所希望的那样，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度，意味着每个人都自由地站在他拥有的土地上，意味着无论贫富，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和民主的机遇。否则，民主不过是是扬基佬发明的另一种让机器奴役人，并且试图让人乐在其中的制度。为什么不让他的行动在水平方向伸展，让他享有与大地平行的生存空间，让所有社会结构在大地上铺开？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有宽广的基础与高耸的顶端。人的内心世界，如同建筑的内部空间那样苏醒了。冲破阻挡，投入阳光、蓝天和空气。否则，我们只会有共产主义的流水线劳工，而不是在充满机遇的国家里自由的个人。至于那些洞窟——眼下我们对于建筑的理解，它属于古代。只有当这种理解消亡，机器才能自然而然地淘汰人间的苦役和堕落，帮助人拓展精神世界。
The New Freedom 新的自由
自由？是的，自由意味着劳动能够带给每一个劳动者充裕的闲暇和文化的享受，让他在劳动当中感受快乐和自尊。成功地利用他所了解和掌控的机器，他将获得越来越多的闲暇，徜徉在田野里、溪水畔、公园或是自家的花园里，或者被通达的道路带到荒野和山林。
尤松尼亚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广阔的空间。在两个大洋之间广袤的国土上，高速公路画出象征新的自由的水平线，穿过森林、溪流、高山和平原，把人们从过度拥挤的城市引向更美好的生活。每一个得到扩展的生存空间，都将为这个国家壮丽的自然环境增添内在的美。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正当的理由把新的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在明日的美利坚（我们的尤松尼亚），每一个新生儿粉嫩的小脚，都将踩在属于他自己的一英亩土地上。否则，聪明的父母们有什么权利行使自己的职责呢？
假如机器巨大的力量能够被人性所驯化，城市里所有渴望自然界美丽的人将因此随时实现他们的梦想，获得更加自由的、无愧于民主这一称谓的生活。真正的文化只能在土壤里生长。我相信，当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不再是土地上的附庸，机器的发展将带给人更加丰裕的生活。惟有这时，土生土长的文化才可能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里萌芽。
人类生活中某些美好的要素，已经从今天的城市撤离，把城市留给文明的残渣、投机的商铺和形形色色的货郎。这些美好因素的离去，让黑道的行规变得牢不可破，被罪恶侵蚀的城市犹如老鼠乱窜的码头。
当我们变得坦诚和实际，就能够接受新的现实，迎接美的秩序。当机器被理智而又称职的双手所操控，它将赋予我们简洁的美。
有机的变化将很快击败今日城市文明的“成就”。集聚让位于分散的过程已经开始。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整合，必将沦为人类历史上最昙花一现的文明。
The Road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e Inn 旅途总是胜过客栈
美国正在兴建日益发达的公路系统。先进的高速公路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破坏公路沿线风景的电线杆早已成为历史，防止牲畜窜入公路的高大粗壮的栅栏，也随着现代畜牧业手段和防护电网的出现而消失。在建成初期将人们从乡间引向城市的高速公路，而今承载着反向的运动，把人们引向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乡村。
曾经不可一世的铁路，逐渐失去了长途货运以外的价值。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那些混凝土筑就的大动脉，无数汽车不受阻碍地在分成上下几层的公路上呼啸而过。拖着笨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咆哮已经是明日黄花。对于现代的机动需求而言，如今的铁路网络无论怎样加以改进，仍旧过于笨拙和迟缓。它将随着城市的消亡而一起消亡。
年复一年，我们建起更多、更先进的公路。可以预见，公路也将成为建筑，一种伟大的建筑。
如今，尤松尼亚的公路不再引导人们投入城市，去追求压抑和迷茫的生活，而是担当起它应尽的职责，引导人们踏上正确的方向，离开麻木淤塞的城市和那里的你争我夺，奔向新的生活。当人把机器当作撬杠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他将会握住这个国家赋予他的自由。
Land 土地
感谢政府的慷慨，我们得以在遍布南北东西的国家公园里享受自然。
如今，通过仍在不断发展的先进的公路系统，我们可以便利地到达数百万块可供建设的土地。这些大大小小的地块闲置着。既然可以通过廉价的交通方式接触到数亿英亩闲置的土地，为什么当一个家庭需要栖身之地时，却要接受被地产经纪人划分成二十五英尺或者一百英尺宽的小块儿呢？为什么要把贫民窟搬到自己家门口呢？芸芸众生终结他们惯常的封建思维的时候到了。陈规陋习努力地维护古代城市的传统，希望强加在已经觉醒的农奴身上的社会和经济罪行能够长久延续。是的，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成功，那么属于个人的一英亩土地，将成为这个国家民主的最小单元。
是什么阻塞了通往解放的道路？积习、贪婪和畏惧。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把机器标准化生产的效率调试到一个新的方向，基于分散的模式而不是投机的利润来分配社会利益。如果机器不能造福人类，那么它必将成为人类吞下的苦果。更加苦涩的果实正挂在城市这株大树上静静地腐烂，并且将拖累枝头甘甜的果实与它们一道腐烂。
The Gas Station 加油站
另一种应对正在到来的城市分散化、重新组织城市的工具，就是高速公路旁的一座座服务站。
公路沿线的服务站是未来城市功能分散的雏形。通过精心设计，每一座服务站都可以发展成方便的邻里中心，包括公共客厅、餐厅、盥洗等一切分散化所需的设施。如今，成千上万座服务站已经占据了城镇内部或者城镇以外的最佳位置。
最终，我们将拥有脱离目前大大小小城市的一千座新型的“城市替代者”。对它们的适当整合，将帮助人们克服正在压制人类自由的过度集聚。
这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服务站将会成为乡间美丽的景致。此外，还会有一系列大型服务站出现在主要的道路交叉点。作为周边居民真正的中心，它们将提供家里的壁炉旁无法享受到的更为专业的商业和娱乐服务。这些服务中心的数量将非常有限，因为在不远的未来，消除空间距离的工具，诸如广播、电视和无穷无尽的出版物，将会把一切带到任何人居住的地方。虽然旧式的商业广告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它们，这些新生工具蕴含的文化力量仍在稳步地生长。
汽车营地或者汽车旅馆，已经是美国西部绝大多数公路服务站的特色。随着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长，这些公路旁的服务单元将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受人欢迎。
与无所不在的媒体一样，完美的分散也是机器基本的潜力之一，但是或许它永远无法得到彻底地实现。维持大城市向心聚集的长途运送，更是与完美的分散相去甚远。一旦这种分散开始实施，它掀起的革命将改变目前盲目而且浪费的运输模式。
经过分散并与乡间集市重新组合的连锁商店，将与公路服务站结合，建立起更直接和完美的零售体系，实现旧式长途运送难以企及的成效。
The Motor Car More and More 汽车，越来越多……
美国民众彻底享有随心所欲的汽车机动，是机器自然而然造就的一项财富，这一理想即将实现。一个驾车返回远方家乡的人，可以在公路旁得到他需要的一切补给，或者享受到娱乐消遣和舒适的住宿。遍及美国各州的高速公路织成了一条条动脉，编织着未来分散却又统一的大都市：广亩城市。
由汽车催生的服务和娱乐设施，将成为高速公路以及普通道路两旁的寻常风景。当自由的重要性在人胸中觉醒，对自由的渴望也将与日俱增。豪华舒适的汽车与发达的公路系统相结合，使旅行和访友不仅可以无处不达，并且成为妙趣横生的乐事。飞机将作为异常方便的空中交通，到达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未来的飞机场将建在高速公路附近，无限地延展空间和现代生活的可能性。
即便是今日，一天的汽车行程已经变成值得玩味的乐事。你可以在旅途之中享受到方便的服务和理想的食宿，无需走走停停、在中途城镇浪费时间。除了要欣赏一下“遗迹”，也无需穿越任何“伟大”城市的中心区。高速公路上的旅途，将成为现代生活令人愉悦的一部分，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永不雷同的历险。
现实已经如塞万提斯所言，“旅途总是胜过客栈”。
Distribution 分散
我们今日的城市是一张张贪婪的大嘴，而纽约则是其中最狰狞也最贪得无厌的极致。供养这些大嘴，使国家耗费了规模惊人的运输力。当地出产的物品，理应通过短捷的输送就可以运达消费者身边。与之相比，长途跋涉把货品运进城市、再长途跋涉离开城市，是今日的城市向心集聚产生的一种浪费，同时也牺牲了货品的新鲜。
在一个人的住所附近，他可以方便到达的范围之内，将会出现生活所需的一切，包括原本由城市提供的食品、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以及城市想象不到的其他许多内容。未来的城市将只是充当某种仓库，出现在港口附近或者原材料丰富的地点。无论出现在哪里，它的角色将被定格为听命于机器的一个机械化仆从。只要脱离这里，人就能够在别处获得城市曾经提供给他的一切，还有城市从未给予过他的自由和私密。城市曾经不遗余力地教导他并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他将会找到人应有的自由。对他而言，这正是任何民主制度的意义所在。享有生活的美，是任何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Appeasement 权宜之计
如何借助民主和自由的理想，缓解被我们称作“城市”的这部机器加在人们身上的痛苦呢？最易于见效的当务之急，是帮助每一个人摆脱让他逐步丧失独立的思维麻痹。受害的代表，就是那些在大学里由机器制造出的“受过教育”的傻子。
麻痹人的情感，是机器最终用以战胜人必不可少的武器。它将使人更迅速地被“资本”这部坚不可摧的机器最终驯服。有趣的是，当标准化无孔不入地掌控整个国家，美国缺少像英国的考克尼[273]那样的异类与之对抗。
在我眼中，挺身而出对抗这种标准化正是建筑师的责任。遗憾的是，多年之前走出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门，走上一条宽阔大路的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些隐约的感受，却无法透彻地认识到这一点。
人的福祉意味着坚持不懈地拒绝教育的束缚，接触鲜活自由的个性，在新的土地上和尺度广阔的新空间里，沐浴阳光和空气，享受劳动的自由。我坚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能够给予人的福祉。即便需要为此关闭大学、博物馆和艺术学院也在所不惜。假如我拥有洛克菲勒、福特或者杜邦的财富，我会买下美国所有的一流大学，然后将它们悉数关闭，在校门前树起告示：“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善举而关闭。”
“Taste”, the Travesty “品位”：滑稽戏
我们今日的品位，仍然只是无知的表现。对于这种由“受过教育”的品位造成的独具特色的倒退，或者说风行一时的折衷主义，我们暂且不必加以严肃的探讨。不妨让它保持现有的滑稽戏的状态，不要生出一场悲剧。以眼下最新的建筑潮流为例，天真的“平屋顶”小姐给这种潮流起了一个蹩脚的名字：“现代派”。我们不妨就她的痴迷作一番思考。
在大兴土木的过程中被我们称为“品位”的东西，只不过是放纵的自轻自贱，但是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它正在产生比“教育”更性命攸关的影响。形形色色的折衷主义，都对这个国家在二十世纪的迅速发展视而不见。生长的正道是“向着光破土而出”，绝不是在做作的背景下摸索着，或者跳着时髦的舞步踏进漆黑之中。我们已经把太多的背景错当成前景。现在，让我们清醒地把背景看做背景，这样方能前进。
谢尔顿·切尼[274]在他的著作《新大陆的建筑》一书中，精辟地写道：“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站在被人类称为建筑的文化坡地的最低处。”是啊，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不可能在文化的坡地上滑向更低了。由此可见，无论面前的坡地是陡还是缓，对于我们而言都意味着向上攀登，直到有一天，自然而然的真实与美好替代了今日自然而然的虚假和丑陋。
无可否认，伟大的艺术始终与一个国家各方面生活的繁荣息息相关。无论何时，艺术一旦衰败——沦为某人柜中的古董，来回转手于行家们或者商人们之间，整个国家也必然会停止生长，业已成熟的生活也将难逃腐烂的厄运。我不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果真如某些人所言，“从野蛮坠入堕落，而没有尝到过文明的滋味。”我们仍是如此的无知和幼稚，任何深刻层面上的堕落都无从谈起。
不，我们的社会虽然迷失了伦理的方向，但是我们的个体依然拥有健全的道德和朴实的心灵。当伦理和真正的哲学占据了主导，这个民族会本能地创造出强壮和健康的艺术。此刻，我们不妨以“尚且不足以堕落”的想法来自我安慰。我们无法堕落，因为美国的文化还没有见识过历经数辈人造就艺术的历程。我们选择的所谓“品位”将会随风而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遭到厌弃。感谢不知尊号为何的神明，这种品位还不具备堕落的资格。
The Old Order 旧的秩序
美利坚合众国年纪尚轻，却在可悲地迅速老去。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经过于老迈，无力把握涌现出的新生的建筑机遇。因为，被我们的诸多伪古典建筑师们当作建筑加以模仿的范本，只不过是某种古代的雕塑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伪古典之风描摹的所有古代建筑，不过是对巨大体块的建筑材料加以“雕刻”，从外面装点出合乎品位或者必需的“特征”。它们蕴含的思想仅限于外表。外表始终只是“外表”，而“内部”仅仅是内部。外表与内部往往完全割裂，相互独立。
每隔一段距离会在体块上掏出一个洞口，略微透进一些光线和空气。洞口挖得越深——也就是说洞壁越厚，效果越令人满意。还需要花费精力打造一个高傲自负的洞口，专供人们钻进钻出。伪古典的建筑总是或多或少地与砖石的堡垒有几分相似，而它们模仿的对象当中的确不乏真正的堡垒。修筑堡垒本是昔日文明必不可少的内容。
古代的住宅和公共建筑不得不具备堡垒的特征，因为最初的文明都需要封闭地加以护卫，也就是说，文明是直白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于是乎，所谓的“古典”或者是“封建”的居住环境，都只是砖石砌成的狭小洞穴。其中最自命不凡者，也不过是气派一些的洞穴而已。
从利用轻巧的力量征服空间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古老的建筑只是一座中间掏空了的雕塑。难以想象，人居然能在其中生活。让人生活在掏空了的一团石块之中，这就是旧时建筑语法的所有内容。
是的，这就是所谓“古典”建筑一切美学的核心。
外表和内部都裹满装饰的一堆砖石，曾经是拥有悠久的历史、荣耀一时的理想建筑，而今却严重地阻碍着我们迎来可塑性的建筑。我们的文明憧憬着能够自由驾驭全新的方式和全新的材料，树立一种健全的伦理。残存的一点儿“古典”理想改头换面，变身为“殖民地风格”或者其他见机行事的成果，阻碍着我们为自由民主的生活描绘一个丰富的图案。
A Symbol of Authority 权威的象征
穹顶，这种在遥远和仍然信奉异教的封建年代里，高高在上的完美建筑，送走了它最后的辉煌，迎来了它在长达五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之中的衰败[275]。
给予这摇摇欲坠的废墟最后一击的人，是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在罗马，他终于把万神庙抛到了帕特农神庙的顶上[276]。这位意大利天才冲动的后果，被叫做圣彼得大教堂[277]。从那时起，整个世界一直在以最为诚挚的恭维，欢庆着那个时刻。
作为内行，我们深知恭维的极致就是模仿。
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以他那个年代里最为恢弘的想象力，顺理成章地着手建造这座雕像——你尽可以称之为建筑。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意味着空虚，它惟一的价值不过是教皇的另一顶圣冠而已。这座巍峨的穹顶违背了所有合理的结构法则[278]，但是作为一个耀眼的象征物，它似乎正是世俗的权威们苦苦寻觅的不二之选。他们找到了一个标签。
这个与时代错位的庞然大物，逐渐被大大小小的文明国家正式接纳。它做作地立在一圈儿桩子上，塑造和美化着那些无论神圣还是邪恶的权威。
在米开朗基罗变身为建筑师之前，穹顶一直安稳地端坐着——它的侧推力（穹顶的实质是拱券）在建筑内部被流畅地消解掉了。圣索菲亚大教堂[279]是真正的穹顶的高贵典范，但是它建成于罗马帝国东迁之后[280]。是东方人首先发现了一座真正的穹顶之中的美与价值。
然而，伟大的雕塑家把他的穹顶从真实中剥离出来，这样就可以把它立在蓝天映衬下的桩子上面，使它高过其他所有的穹顶。他把那些“桩子”称作“柱子”，是啊，这样要好听一些，也堂皇得多。历史记载着，在穹顶完工之前基座就开始出现裂缝。砖块砌成的巨大拱券（穹顶其实就是拱券）开始朝各个方向松动，因为能使它聚拢在一起的只有半空拂过的清风。
宏伟的穹顶和支撑着它的桩子，威胁着下面众生的性命。
十万火急中，罗马的铁匠们被征召而来，在铁匠铺里赶制一条硕大的铁链——铁环足有你的腿一般粗——确保这个半空中的杰作有足够长久的生命，所向披靡地征服后世一代代聪明人的想象力。
瞧吧，铁匠们的锁链终于栓牢了基座。尽管被我们的英雄草率地举到了超越自然规律的高度，但是穹顶仍然获得了永生。作为建筑师，我能够想象得出，当急人所难的铁匠成功地完成了加固的任务，雕塑家如释重负地爬上床去，酣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翻身。
日后，这座庞然大物在欧洲大陆上繁衍出了一个个穹顶，最终轮到我们自己的国会大厦[281]。尔后又波及各个州的议会大厦——差不多有四十八个之多吧。接下来是更小规模的地方法院、市政厅头上更小版本的圆顶。铁匠们拯救的这个万众眼中权威的化身，屹立在这片献给自由的新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们昭示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鲁莽之举给予我们的恩惠。同时，它们也是使建筑重生的“文艺复兴”留下的最伟大的民主遗产。
我们土生土长的“宏大狂热症”选择了这种形式。当初被挑中的或许会是任何另外一种形式，然而碰巧就是穹顶。
仅此而已。
克里斯托弗·雷恩[282]爵士为英国引来了雕塑家的穹顶，为圣保罗教堂借来了佛罗伦萨铁匠的锁链。有趣的是，克里斯托弗爵士自称，他这座砖砌穹顶的稳固并不依赖于那些铁锁链！然而，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就此作出尝试。他的这番论断表明他作为一名建筑师能力有限，而他的谨慎行事证明了他毕竟是一个理智的人。
满怀对虚假的穹顶的敬仰之情，心灵手巧的尤松尼亚建筑师们甚至超越了克里斯托弗爵士。如今，我们宏伟的穹顶完全是铁匠手艺。模仿雕塑家的砖砌穹顶的铸铁壳体，被天衣无缝地焊接成一体！
铁匠们的工作是如此的精彩，至少就穹顶而言，建筑师们已经全无用武之地。可怜的建筑师们究竟是暂时退缩，抑或是永久退出，目前尚不得而知。或许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除非建筑师能够屈从这个时代躁动的激情，并且真正纯熟地驾驭铁匠手艺，不再视之为模仿而是受人尊敬的铁匠手艺，否则他即便重装上阵也不会有用武之地。如你所见，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在他外行的艺术领域里谱写了华丽的篇章。直至今日，它依然像一位暴君，令同样实施着暴政的摩天楼——美国人自己的圣彼得大教堂——在自己的基座上坐立不安，嫉妒得发狂。
模仿总是多么危险啊！放任权威篡夺理性的位置，又将是怎样的一场悲剧。蠢行一旦得势，自由还能在何处容身？美利坚，记住我的忠告吧。
我们向穹顶致敬——其实早已算不得什么穹顶，不过是繁琐的铁匠工艺在模仿做作的圣彼得大教堂——仅仅是在强调这样的事实：几乎所有恢弘的古代建筑，诸如大教堂、宫殿等等，都只是雕塑、充满雕塑感或者类似于雕塑。一如既往，雕琢做作势必会被滥用而失控。过度的雕琢做作无一例外地将演变成平庸的宏大狂热。无论它出现在客厅、教室或者是大型建筑里，不外乎是老态龙钟的表现或者纯粹是孩子的游戏。
虽然算不上危险或者毒害，然而这种老态龙钟的泛滥依然是何等的滑稽啊。为感怀逝者而抹杀生命！为已经消亡的旧时代而不是为鲜活的新时代树立丰碑。
The Enemy 敌人
如今，我们的国家正站在岔路口：一条路是美其名曰“学术”的老态龙钟，另一个路通向真正的进步。胡佛总统和他麾下一帮僵硬的官僚，站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坝上，借政府的名义推广这种老态龙钟。毕生的经验告诉我，政治权威或者任何其他经人树立起的权威，从来都是一切理性的敌人。
总结而言，这种古老的、具有雕塑感的雕塑是古代惟一可能的秩序，它起码合乎当时的道德，然而后人的沿袭却是对旧的秩序的无耻背叛。我们给这种过度的雕琢做作起名叫“文艺复兴”或者说古代秩序的“重生”。这种重生最终衍生出毒汁，滋养了遍布于我们城市每个角落的折衷主义。古代的秩序往往是一种经济方面的罪行甚至是公害。比一切流弊都更为可怕的，是它施加在美国文化身上的诅咒，造成了文化迟滞中的井底之蛙执着于宏大狂热。
Youth 青年
希望，尚未死去。一如既往，少数者的报告仍然是任何真正民主的生命力所在。而建筑的角色正在变成这份少数者的报告。今天，当建筑致力于让机器的力量和数百万不懂得民主的美国人变得真正友善，我们将要涉及一种新的思想——真实存在的内部空间，和另外四项取之不尽的资源。
第一项新资源，是真实存在的内部空间。
第二项新资源，是玻璃这种绝妙的材料。仿佛空无一物，却能够让室内外沟通或者隔离。
第三项新资源，是新兴的钢结构。它像蜘蛛网一样纤巧，却能够创造为人所用的空间。
第四项新资源，是重新认识每一种材料，揭示和领会它们的天性。
第五项新资源，是自然的图案和整体合一的装饰。它是与前三项资源同等重要的精神要素。
这五项资源都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都是创造有机建筑的利器。它们渴望体现新的价值，使建筑和建筑诞生的过程都契合二十世纪的生活方式。它们不仅仅是二十世纪现代建筑的基石，也是现代生活需要学习的一堂课。因为，基于对内部空间的认识，今天的建筑与生活具有相同的内容。
尽管身陷在由教育促成的文化滞后和迷茫当中，但是借助于无限丰富的材料和无限饱满的力量，我们仍然能够深刻地理解生活，感受所有这些新资源的现代气息，从中获取为我们构建文化的原料。
接下来，你将听到另一段说教。这也是在无所事事的那几年里，我给美国各地数以千计听众宣讲过的内容。假如你认为这些都太像一场演讲，你尽可以跳过下面几页，因为它们的对象是刚刚踏入建筑之门的青年们。别忘了，这毕竟是一部建筑师的自传。
In the Nature of Materials: A Philosophy 材料的天性：一门哲学
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将是崭新的。它们之所以新，仅仅是因为在长达五个世纪的衰落（美其名曰“文艺复兴”）之后，建筑正在上演它的最后一幕——对模仿的再次模仿。美国建筑里的“石膏线脚”夫人、“三角山墙”夫人和“平屋顶”小姐都是这一幕的主角。总体上讲，我们的建筑只不过是一群引人注目的无足轻重，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政府建筑。我们不再拥有建筑，至少不再拥有真实的建筑。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假建筑之名而行的经济犯罪。
不，亲爱的戴维斯夫人[283]，尽管你非常仰慕华盛顿的仿古建筑，我们最伟大的建筑也还不足以被称作艺术。
爱因斯坦曾经说，解释相对论需要三天时间，而我们的议题的紧迫性与现实性远远超过相对论。请你也不妨耐心一些，容我们把这五项资源像五个手指那样按顺序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希望明天的生活更加轻松美好，它们全都是可供利用的工具。
第一项资源，比希腊的“古典”建筑更具真切的现实感，比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的一切建筑都更为人性。事实上，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在耶稣指点有机的简洁之前大约五百年，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了自然的哲学——“道”。新的建筑不仅仅是深刻的哲学，它是诗歌。
中国古代的哲人王夫之说：“诗言志。”[284]
与诗歌相仿，建筑的本质是“内部空间”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把“内部空间”称作内心。
建筑将表达一种既古老而又新鲜的现实。房间自身必须被视为建筑，否则建筑根本就不存在。室外不再仅仅是室外，室内与室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东西。如今，室外将融入室内，而室内将步入室外，二者互为彼此。如果材料的天性与建造方式、建筑功能融合在一起，那么形式与功能也将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合二为一。
室内空间的概念，是第一项伟大的资源，也是形式具有意义的基础。有机建筑的天性决定了，土地自身始终是建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借此，我们能够大略领会何为有机建筑。一座有尊严的建筑，如同自然界中的一棵树。
这种新的建筑思想，也是属于整个文化的新思想。任何试图割裂建筑与文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使这二者脱离我们的欢乐和劳动，也同样是徒劳。
有机的整体将赋予你手段，结束这种被误认为是文明的拙劣堆砌。只有利用这种既古老而又新鲜的资源，我们才会拥有文明。在由于困惑而陷于文化倒退的二十世纪，对于“自然”的信仰正是我们赖以成长的信仰。因此，“有机”建筑也可以称作“自然”的建筑，或者“整体”的建筑。
接下来，我们将谈到第二项资源：玻璃，一种异乎寻常的材料。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为现代生活中苏醒之后的敏感，提供了种种神奇的手段。假如玻璃出现在古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古代建筑都将因此而消失。玻璃是一种奇迹。仿佛空无一物，却能够让室内外沟通或者隔离，以漫射、反射与折射来控制光线。
借助于玻璃，第一项资源实现了它的理想。室外开敞的环境将涌入室内，室内将与室外的景色结成伙伴。室外环境与建筑将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这不仅仅是一片优美的环境，也是建筑里美好生活的图案。第一项资源之深远的意义与影响，开始造福于人类生活：我们把它称作“室内空间概念”。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渴求丰富多彩的建筑，而其中的每一座建筑都渴求将室内空间的概念化为现实。
借助于玻璃，某种栖居在树上的祖先们体会过的自由，重现于二十世纪的生活。
那种像动物一样钻进洞里寻求保护的生活，建立在封建强权或者“古典”建筑的基础之上，而“古典”建筑的基础是奴隶的劳动。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如果有机的思想赋予了我们自由，建筑就应当抛弃动物本能的畏惧，彻底摆脱深受我们溺爱的“古典”形式。否则，我们的自由从何谈起？
或许，玻璃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帮助洒满阳光的空间成为人类精神最理想的仆人。玻璃是一位急救员，为建筑的形式与思想注入纯净的生命。建筑与室外的台地、坡地和花园联姻，使景观得到延伸。正是基于将大地视为人类生活中善的象征，我们将建起更多新的住宅和公共建筑。
我相信，随着人们意识到我所描述的可能性，他们会越来越渴望洒满阳光的宽敞空间。我们越是渴望阳光，也就越渴望自由。我们越是将真实视为至宝，也就越有把握找到并且留住有价值的文明，借以对抗蔚然成风的滥用与破坏。
城市里的淤塞，将使以“建房招租”为业的人失去财路。不用太久，他就会在自己胸前挂上“待租”或者“求职”的牌子。做成这笔生意，他恐怕需要十年时间。
我们将把对于空间的这些崭新的理解，称为“民主”的理想。
A New Reality: Glass 玻璃：一种崭新的现实
解放室内空间的利器，是一种被称作玻璃的新材料。这种超乎寻常的材料能够赋予我们新的力量，不仅使我们逃出目前居住着的漂亮的洞穴，挣脱束缚着我们的过去，并且能够唤醒我们对于简洁的渴望。生活中这种影响深远的简洁，也清晰地显露在自然界中。好的建筑总是体现好的建造，而这种体现发展到更高的层面，就是体现自然界的图案。只有这种“体现”，才称得上富有灵性的建筑。
将内部空间视为真实的存在，当这种现实被视作自然界的一部分，玻璃将使花园变为建筑，建筑变成花园。天空将和大地一样，成为日常室内生活中宝贵的东西。
墙将会消失。最终，为人提供蔽护的洞穴也将随之消失。
由于玻璃的存在，墙将变成一系列窗子，而窗子不再是我们习惯的墙上挖出的洞口。天花板也将变成窗子。织物将被用作美化人们头顶上的空间，它将成为真正的建筑元素而不再是吊挂的装饰或者用以遮羞的手段。现代的地板供暖技术、与建筑整体合一的照明以及标准化的卫生洁具，所有这些合理与经济的手段将使建筑彻底告别狭窄幽暗的盒子。
荒谬的堆砌和虚假的体量，难道人们还要继续忍受自己的智力遭受这种侮辱和压制吗？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所有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里，“显而易见的浪费”是荒谬的堆砌和虚假的体量所推行的暴政！作为学者，美国建筑师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Another Reality: Continuity 另一种现实：连续性
第三种资源，也是现代建筑不可或缺的资源，是连续性的原则。它注定将撕毁对于建筑体量荒唐的浪费和欺骗。我把这种力量称为“纤巧”，钢是它的预言家和主宰者。接下来，你将忍受难以回避的脑力负担，跟随我在“工程”领域里小做徜徉。很不幸，我们面临两难的悖论：只有在“工程”之中游历，你才可能理解“现代”建筑；然而，一旦你接受了过多工程师或者建筑师的教育，你将无法理解“现代”建筑。这里需要的是你的直觉而不是博学。
开始有关钢材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澄清，古典建筑的竖向承重构件都必须是竖直挺立的柱子。水平方向的梁搭在竖直的柱子上，这就是古典建筑掌握的全部结构知识。无论采用何种材料，都是这两样东西，其中一样支撑着另一样。古代以及十九世纪的建筑，甚至也包括当前的“时尚”建筑，都只是把各种材料的受力反应简化为这两样东西：梁与柱子。事实上，昔日的结构技术往往只是竖起一块木头或者石头，然后在它顶上搁另一块木头或者石头（有时候是铁）。简单而绝妙的叠放，不是吗？所有“古典”建筑都曾经并且仍旧是某种形式的直接叠放。拱券的表现稍好一些，但是如果你请结构工程师来“描述”一个拱券，他免不了先扎进一大堆“计算”里。
作为真正的美学家，古希腊人把这种绝妙的叠放发挥到了典雅的程度。古罗马的建造者们同样具有美学天赋，他们摆脱希腊人的束缚，把一根梁弯曲成了一道拱，虽然称得上是某种革新，却依然没有跳出类似梁柱并置的窠臼。然而，冰冷的钢击碎了所有“古典”堆砌的精髓。无数古典建筑的遗体仍旧盘踞着美国大地，但现在到了埋葬它们的时候。
显然，这种原始的梁柱结构体系具有永恒的合理性。然而，现代的支撑与被支撑构件，可以通过焊接钢筋或钢筋网或者浇注混凝土结合成一体。天花板、墙体和地板融为一体，成为彼此的一部分，从而相互支撑。这种连续性得益于钢材的纤巧。
钢材或者说可塑性登上了建筑结构的舞台。它们的语言是利用构件内部的钢埋件，把柱子与梁焊接为一体，把墙与天花板焊接为一体。换句话说，竖直与水平的构件结合成一体，一个形式的新世界将不可阻挡地开启。
梁在哪里结束、柱子在哪里开始，将变得不再重要，甚至二者不再需要可以分辨的差异，因为二者之间实质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利用钢的抗拉性能，支撑与被支撑构件相互伸进对方，如同一棵树的枝条从树干上伸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被我称做“连续性”的力学反应。“连续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的美学或者说形象：“可塑性”（一个颇为现代的概念）。“可塑性”将不再只是一种形象，而是成为真实的建筑结构之中真正的美学。交织在一起的钢筋向各个方向延展，在节省材料和减轻建筑自重的同时，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结构安全。观察一下树干和树枝之间的关系，你就能够理解悬挑。在第三项资源的诸多产物当中，悬挑是最为简洁的一种建筑语言。虽然具备解放空间的巨大潜力，然而至今悬挑结构在建筑界引起的关注仍是寥若晨星。
在至少三十五年前，“可塑性”的思想已经被我的作品悄无声息地带进了美国建筑界，尽管当时仍不具备焊接和钢筋网这些手段。它消除了梁与柱子之间的所有特征差异。钢的抗拉性能体现在钢筋网和焊接当中，实现了建筑师渴望的整体可塑性。可塑性作为物质现实的美学出现在建筑的世界里，证实了有机建筑的哲学——形式与功能合二为一。
为了更形象地解释神奇的“可塑性”，让我们来看看自己的手。是什么让你的手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是连续流畅的线条和曲面。它们把结构清晰、环环相扣的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试着把手分离成不同部位的骨骼（类似于梁和柱），产生丰富表情的可塑性即刻消失。相互独立的骨骼和关节，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古代或者说“古典”建筑的世界：一个个孤立的部件和孤立的特征。可塑性是与古代的堆砌方式截然相反的理想方式，直线与平面借助它产生崭新的效果。
三十五年来，可塑性作为一种美学理想得到实现。遵循它体现出的简洁，机器方能创造出有机的作品。我自己的创作验证了这一点。
如今，这种新的可塑性的美学（形体的连续性），成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它利用特征清晰的轮廓和富有感染力的表面，为有机的或者说具备整体性的美国建筑构造完美的形体。
无疑，打着“简洁”的幌子招摇撞骗，与打着“古典”的幌子行骗一样容易。我不无遗憾地看到，“现代主义”的建筑布景师们又一次施展他们战无不胜的模仿才干，喜滋滋地抓住崭新的机会来打造新的“虚假效果”。或许，又一次“文艺复兴”即将露出曙光。
只有当可塑性真正地体现于实际施工，如同手部的线条和曲面让手部的结构连成整体，建筑才会是一个整体。我首先把连续性的原则应用于钢筋混凝土楼板和洛杉矶的混凝土砌块建筑。
既经济又纤巧的悬挑，或者说水平方向的连续性，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挽救了帝国饭店。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它并没有出现在建筑的语法书里，主要原因是这座建筑似乎只属于遥远的东京。
后来，我在纽约圣马可高层公寓的设计中，更加成熟地使用悬挑原理来节省材料和人工，更大限度地解放建筑空间。它赋予结构卓越的稳定性，而不是虚假的体量。任何一棵树都可以让你感受到形式与原理的这种完美融合，然而建筑结构的抽象图案绝不是简单地模仿一棵树。
无一例外地，连续性将实现节省人工和建筑材料，同时也令空间更加紧凑有效。不幸的是，想让它为你所用，手头却没有能填进计算表格里的数据。只有经过持续数年的试验积累，工程师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数据，然后开始拨弄他们的计算尺。
古代的建筑原则极少考虑对材料的节省。建筑物越是体态庞大，对古代人而言它越是赏心悦目。然而，与一片柔韧的塑料或者钢筋网相比，旧的秩序就像米开朗基罗的穹顶一样脆弱。因为，支撑与被支撑构件之间缺少使二者合为一体的联系，无法消解外力变化的影响。
借助于钢的抗拉性能而实现的纤巧，是一个巨大的新资源。约翰·罗布林[285]设计的布鲁克林大桥[286]为一个新时代奏响了序曲。所有的古代建筑里都没有承受拉力的构件，它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钢的出现。
普遍使用纤巧的钢筋或者钢板的时代仍未到来。今天，结构的连续性可以使构件的尺寸几乎减半。如果利用可塑性继续去除无用的特征，构件就可以被再次一分为二。
工厂化的批量生产与精良的机器，为现代建筑提供了显著降低造价的机会。假如标准化能够被人性所驯服，珍惜设计赋予它的灵活度，使住宅造价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承受的程度，那将是现代生活方式所能享受的最大福祉。那时，真正的民主将随之到来。
我刚刚描述的这些新生事物，造成了种种混乱不清甚至是无意识的反应：建筑规范只承认眼前的事实，而工程师们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听到这些新思想时一脸茫然。然而，工程师们正在学习如何借助模型来计算某些实例，其中的佼佼者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斯教授[287]。
在我看来，建筑规范必将伴随制定它们的人一道消亡。
Materials for Their Own Sake 材料自身的意义
前面三种资源，产生于能够称其为建筑的房屋的天性。接下来，与建筑的天性相契合的第四种资源，是建筑材料的天性。
各种不同的材料具有各种神奇的特性，将它们应用于建筑，会逐步修正甚至彻底改变一切建筑形式。
一座石头房子不再看着像钢结构房子。砖或者瓷砖的房子，不会也不应当看上去像石头的。木头的房子看上去就是它自己，它在赞美木材。钢和玻璃构成的房子看上去只会像它自己，它在歌颂钢与玻璃。这种美德也适用于长长的材料名单：石材、木材、混凝土、金属、玻璃、织物、纸浆和塑料。今天，我们拥有如此丰富多样的材料，任何与古代建筑之间的比较，只会阻碍现代建筑的发展。
这意味着建筑将返璞归真，以一切自然的东西作为它自然而然利用的资源。
为了创造有机的建筑，聪慧的建筑师们必须拒绝折衷主义倾倒在美国大地上的古董垃圾。基于我本人对建筑的思考，这种拒绝首先应当是一种含义深刻的社会行为。或许你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困惑与震惊，然而惧怕的惟一理由不过是它代表了积极的理性。
出于本能，一切伪装的形式都惧怕和痛恨现实。
伪君子必定痛恨激进者。
第四种新的潜在资源——材料的天性，是每一种材料与它将要承担的使命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建筑师必须从真正的起点重新起步。他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同时也遵循这个时代的方式与敏感，理性地把握任何一种他将要利用的材料。我所指的自然界，是建筑师眼中设计完整的内在结构，一种永远与自然界呼应的图案。这种图案是我将要论及的第五种资源，它将引导现代建筑师走向创造。如果他的想象力还没有被学院扼杀的话，这种图案将给他的想象力注入新的活力。
机器时代里新的资源，要求所有建筑都不去模仿它的同伴。新的思想并不要求所有建筑都必须由钢、混凝土或者玻璃构成。这种误解往往造成愚蠢的浪费。
新的资源并不否认，真实地利用砖石材料仍旧会生成美的体量。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我们拥有极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前提是这些形式都真实地服务于建筑，同时建筑真实地服务于生活。
在我们这片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新材料与老材料的国土上，建筑师们应当借助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发现每一种天然或者人工合成的材料固有的风格。每一种材料都有可能是美丽的，它们的美取决于建筑师如何加以使用。
现代建筑的材料资源包括木材、石材、钢材、陶土、混凝土和玻璃。别忘了，还有纸浆和塑料。既然，“内部”空间的意识已经露出了地平线，这些丰富多样的材料将赋予每一座真实的建筑所需要的“母题”。每一座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将决定它的体量和轮廓，尤其是比例。个性是衡量形式的准绳，这适用于任何一座房屋以及能够被我们称为建筑的工业产品。
The New Integrity 新的真实
令人费解！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今天，渴望生命力的现代建筑仍在学习如何理解生活。原因在于它仍不得不学习把砖看做砖，把钢看做钢，把玻璃看做玻璃。
现代的思想鼓励银行看上去像一座银行（很遗憾我们不能没有银行），而不再依赖虚假的柱廊显示它的实力。新建筑的思想鼓励办公大楼看上去像一座办公大楼，尽管它的繁忙和拥挤让人联想到蜂巢的内部。生活将捍卫它的真诚，让旅馆看上去和用上去都更像一座旅馆，而不是什么办公大楼。生活还将宣告，火车站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而不再绞尽脑汁地模仿一座古代的神庙或者某位君主的宫殿。如果生活果真需要歌剧，为什么不让歌剧院像一个真正为欣赏歌剧而建的场所，不再模仿金碧辉煌的土耳其浴室？生活还将宣告，加油站应当恪守它作为一个加油站的职责，它的形象应当与职责相符。宁可只保留街边一个“加油的泵”，也胜过装扮成微缩版的“殖民地风格”宅院。
美好的生活要求学校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宽敞空间、为快乐的孩子们精心设计的场所。它应当是单层建筑，以便利用天窗采光。学校的建筑应当让孩子们成为阳光照耀着的花园。
生活的本质对“现代建筑”提出这样的要求：一个懂得家的意义的人，应当以他自己的方式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住宅。当然，前提是“联邦住房管理机构”竭尽全力之后，仍有漏网之鱼。我们的政府迫使任何人建起一座住宅仅仅是为了卖掉它，把任何一个想要拥有家的造屋者赶进房地产的生意场里。
这些思考，不过是三十年前产生于芝加哥的一些新颖的建筑常识。从那时起，它们在我的作品中日渐成熟，正如今天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建筑作品中不断成长那样。或许这样讲是在侮辱他人或者吹嘘自己，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所能看到的表面现象有了迅猛的发展，这些思考在今天依然属于新奇的事物，仅仅是比三十年前略微显得不那么奇怪而已。
Integral Ornament at Last！ 整体合一的装饰
最后是第五项资源。它是如此古老却又渴望体现新的价值。整体合一的装饰，是在建筑中体现自然的图案。它是现代建筑领域里取决于个人好恶的要素。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要素，以至于现代建筑师们似乎是最无法理解它的人，并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它怒目相向，仿佛它生来就一无是处。
如果你不具备最为丰富的想象力、一定的艺术造诣以及对于分寸均衡的精准把握，那么这项与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资源，的确显得无关紧要。进入下面这个段落之前，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想象力升华到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将谈到诗。
如今，许多笔下流淌出优美散文的作家，却完全不能写诗。由于“功能主义”碰巧是目前的主流文风，使得字词断断续续的介绍性文章成为当下的时尚。虽然诗意的散文总是受人喜爱，但是谁能容忍平白如话的诗呢？所有人都对它白眼相看，甚至连昏头昏脑地写出这种诗的人自己也不例外。
于是，我把这种新的资源——与建筑合为一体的装饰比作诗。在此，我不惜贸然使用“诗”这个危险的字眼。
截至这一刻，我一直在用“图案”（pattern）来代替“装饰”（ornament）这个词，以免发生混淆。此刻，装饰可以登场了。装饰的含义，绝不仅仅是人依靠想象力来塑造表皮，而是由想象力赋予结构以自然的图案。或许，这样的描述无需更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发现了新的价值。很久以前，象牙塔里的建筑师埋没了这种价值。作为一个品位不俗的人，他很快就满足于把玩各种符号与象征。
显然，将结构视为一种顺应材料天性的图案，我们从中收获的绝不仅限于身体的需求。“如果你有一块面包，切开一半来换几朵水仙花。须知，喂养你身躯的是面包，而滋养你灵魂的是鲜花。”[288]
与雕塑、绘画相关联的建筑世界里，蕴藏着更高层次的现像力。建筑可以完全通过现代方式加以实现，正如它一直以来由匠人们依据古老的方式加以实现。
借助于这最后一项富有诗意的资源，建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统一感和人性的价值。这种论断会被左翼人士们视为异端邪说。有人不禁发问：“如何实现？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追问，由谁来实现？答案是，由真正的诗人来实现。如今，哪里能找到这位诗人呢？时间将作出回答。
让我们谨记中国哲人王夫之的箴言：“诗言志”。整体合一的装饰，是对于“建筑整体”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是抽象的结构图案。它体现在一棵树或者一朵百合花清晰的结构里，也在建筑结构清晰可见的图案里。它是形式的内在韵律的表达。我们是在谈论风格吗？非常接近。我们谈论的是某种特征，它使建筑回归本质，区别于其实只是一场表演的建筑。
整体合一的装饰的基石，是体现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里的那种有机的简洁。第一乐章开篇恢弘不安的主题，是由儿童的一个手指即可弹出的四个音符组成的。超凡的想象力孕育了重复的音阶和简单的节奏，它们构成的伟大的交响诗篇，或许是人类思想世界里最高贵的殿堂。与音乐一样，建筑也具备以简洁去构筑宏伟殿堂的能力。
为了让建筑更加彻底地表达它的原则，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警告：宁可死于左翼的“装饰恐惧症”，也胜过建造任何一味涂脂抹粉的建筑，或者说胜过死于卑劣的右翼“装饰狂热症”。所有专属某个朝代或者伪古典的建筑，以及绝大多数叛逆呐喊、自称为“国际主义”的建筑，全都充斥着令人厌恶的装饰（虽然后者的设计师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以自身构图为目的而精心雕琢的一片墙面，无论它多么舒展和纯净，其装饰的意味并不亚于古典的卷草纹饰。这两类建筑的“装饰”同等拙劣，因为它们和古典建筑一样完全忽视了第一种资源。此外，他们也忽视了另外四种资源，并且忽略了机器如何加工材料。看似偶然而实则必然，他们都错误地判断建筑的时代、地点和现代生活的特征。
尚且稚嫩的左翼，不过是在争先恐后地堆砌“主义”的字眼。他们忽视了深层的秩序，目标只是在于看上去“像”是机器，或者说某种“新式”的玩意儿。
绝大多数所谓“国际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建筑，都缺乏真正有机的探索。又一次，我们只是将建筑当作新奇而肤浅的美学交易，因为绝大多数建筑师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能够驾驭的对象仅限于折衷主义，可供选择的仅仅是折衷主义属于昨天、今天或者明天的不同版本。
在拥有具备真正生命力的建筑之前，我们宁愿以对机器的模仿作为过渡。“居住的机器”固然贫瘠，但是毕竟比行将就木的古老遗风要健康一些。
Great Power 伟大的力量
一种令人惊愕的力量，比成千上万个奴隶更能移山倒海，比古希腊学院里那些智慧的奴隶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背后支撑着这五条机器时代里的价值观。它就是机器这根杠杆释放出的力量。机器将以它的力量，证实建筑领域这些新的原则。然而，如果这些原则的产物不符合新的简洁，机器会很快将它们摧毁。
只有我们意识到生活中更崇高的目标，使它们形成整体来服务人类，才能够恰当地利用这些新的资源。即使不能实现那些更崇高的目标，有机建筑至少描绘出了它的蓝图。有理由相信，一根不断延伸着的水平线，将给这个国家的生活带来无尽的自由。这根水平线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建筑——高速公路。水平面变成了分散的区域土地。线与面勾勒出的图案仿佛是“尤松尼亚心跳的节奏”。这本书第四卷的题目是“自由”，高速公路和分散的区域土地组成了它的插页图案。
我看到，这根不断延伸着的水平线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大地，它永远象征着自由。
宽广的水平面将无限扩展，它承载着这个星球上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
Usonian Architecture 尤松尼亚的建筑
将建筑理解成一幅整体的图案，这种思想将带给美国它未曾领略过的美。当具有人性与创造力的双手，睿智地驾驭着机器这根伟大的杠杆，尤松尼亚人的视野将被无限地扩展。
借助于以上这五种“建筑”的新资源，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唤醒了机器这头巨兽，将它驯养得更加机敏，然后逐步投入崭新的用途。无论学术界的“船长们”如何包装和兜售他们的假货，无论由此产生了多少愚蠢的折衷主义、貌似多样的单调和十足的荒废生命，这一切都无法扼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将重新尝到生活中盐的滋味。我们从来自不同国家的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文化滞后——尤其是冲刷着美国东海岸的文化怯懦，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克服。
在执掌着象牙塔、店铺和账房的“船长们”眼中，一切机器都不过是让剥削变得更加高效的印钞机。据我观察，在赚到盆钵满满之后，船长们突然对文化产生了好奇。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剥削机器，转而把财富挥霍于极具破坏力的古董行当。去问问约瑟夫·杜威恩[289]吧！大英帝国可不会平白无故地授予他爵位。他那顶爵位还不足以证明这个社会体系的贫瘠荒芜吗？如果还需要更多例证的话，请放眼看看那些连绵不绝的战争。它们惟一的成果只是为日后更多更残酷的战争种下祸根。帝国，不过是战争的金字塔顶。
He Who Looks and Sees 睁开双眼
我坚信，尽管报纸上仍充斥着浅薄的废话连篇，我们的大众已经开始厌倦这种浅薄的商业化“品位”。我坚信，他们看穿了象牙塔里制造的谎言。街道上的美国人睁开双眼，看到飞机冲破虚构的幻象，从他头顶掠过。他睁开双眼，看到蒸汽巨轮拉响胜利的汽笛，威武地横渡大洋。他看到汽车逐渐获得自由，越来越多地具有机器的本色，不再委屈地被当成马车。通过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和建筑资源，他看到机器的时代将越来越自由地表达真实简洁的结构，越来越少对材料的误解和对工具的误用。
我坚信，前文历数的那些建筑领域里的新资源，将启发你如何清除未来城市衰败的病源。城市的衰败，将是机器在二十世纪为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
截止到十九世纪末，在人类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机器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二十世纪的机动化与各种形式的电子化，会帮助人类实现分散定居和新型的沟通凝聚。
不难看出，一旦机器这头巨兽被人类的想象力驯服，大城市必将成为奄奄一息的病人。然而今天，机器的成功却只是造成了人类的肆意妄为。在机器时代里，奢侈生活应当具有更加人性的内容，它将产生于或者是伴随着今天的现代建筑。终有一日，所有的美国大城市都将被埋葬。
与此同时，要提防那些乞丐、商人和船长。实现这些理想依赖真诚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拒绝任何自我树立的象征物，以免旧病复发，模仿当前学院里传授的东西。这些堂皇的机构，是创造性思维和劳动的敌人。
任何既有的抽象思维——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神圣的哲学思想，都无法涵盖这种新的思想，即便它们拥有崇高的权威也无济于事。当今名目繁多的哲学只是标准化的肤浅思维而已，这种新思想必须直视冒名顶替者的双眼，揭穿它的骗局。
生活本身是一种崇高的建筑，建筑本身是一种生活。我坚信，要实现有机的生活，首先应当重读造物主所写的那部巨著，应当鄙视出于羞耻或者畏惧而不敢诚实地生活的青年人。生活真实的面貌，值得我们骄傲地生活。
这五种资源将结合成一个整体，完整地体现未来的尤松尼亚建筑，未来民主光芒普照的生活。
美利坚，你无需惶恐！“虽然我们漠视法律，但是只要我们遵从自然……就绝不会是不法之徒。”
塔里埃森的窘境，使我不得不四处巡回演讲，奔走于美国的南北西东，化身为某种——
Journeyman Preacher 老练的布道者
通过我在四处的演讲，美国各地的青年男女们听到了诸位刚刚读到的这些宣讲。正是他们鼓励我忍住厌恶之情，大张旗鼓地披上布道者的法衣。他们付给我数千美元，只为了听我对他们侃侃而谈。他们还热情地协助我筹备在美国各地的作品展览。
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某种布道者的感觉，看到了这个国家新生的一代满怀真诚和纯洁，发出清新洪亮的声音，而正在老去的一代已经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愁善感所窒息。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年轻的一代至少将努力学着辨别敏感多情与多愁善感。当然，这绝非易事，尤其在守旧的势力炮火强劲，广播、电影和图文并茂的报刊都在马力十足地推销广告的时代。
凭借自己的耳闻目睹，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我们的下一代将推翻虚伪。他们的双脚将踏在通往自由的大道上，他们将比自己加以评判的上一代人怀有更加真诚的敏感。未来的一代人将得到他们不可剥夺的回报。
Another Modern Instance 一则实例
某一天夜晚，在纽约市政厅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旨在抗议芝加哥世界博览会[290]的组织者没有将我纳入筹备博览会的建筑师之列。
多么令人尴尬的失落啊！
我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何不被征召，并且乐意在此给予进一步的说明。在这种事关重大的时刻，是回避某一位建筑师还是得罪十几位已受征召的建筑师，结论显而易见。假如我被请进门来，他们自然会拂袖告辞。
一旦我走进门来，势必会有另一群人追随我进来。“他们”对此一清二楚。
当晚，我先是应本届博览会的倡导者之一雷蒙德·胡德[291]之邀，出席了在客丽容酒店举办的一场宴会。雷蒙德·胡德和气地走过来和我握手。对于在市政厅举行的会议上将会发生些什么，我们两人都一无所知。
或者说，我确实不知道接下来的会议将是什么局面，而雷蒙德看上去对于无论发生什么都毫不在意。
市政厅里的会场座无虚席。亚历山大·伍尔考特是会议的主持人。在阿尔岗昆酒店的午餐会上[292]，我曾经领略过他妙趣横生的滔滔不绝。但是这天晚上，他整个人都沸腾了。假如他算是一个例证的话，至少说明生活在纽约能让人保持锋芒砺亮。
起初，会场上一派欢声笑语。然而，当刘易斯·芒福德[293]起身发言，气氛为之一变。带着他本人和他的作品里蕴含的阳刚和气魄，芒福德表示他不会为自己的观点作任何道歉和妥协。关于这次博览会对于现代建筑发展的影响，他热诚和精准的论述胜过了我前一天晚上所作的论述。
虽然仍不免有些尴尬，但是我也站起身来。我仓促地决定利用建筑的构想向这次博览会致敬。当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这个念头，何不借此机会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至少聊以自娱，或许也能带给听众们乐趣。对于其他人，这些意见自然是毫无价值而言。
自从听说这次博览会的那一刻起，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我对此惟一的兴趣或者说期望，就是阻止它变成像一八九三年那样的文化劫难。
我痛恨多年以来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呕心沥血的成果，再次被一帮聪明的化妆师和推销员尽情玩弄。他们将堵住通向伟大目标的前路，以便将纽约和芝加哥的一小撮设计加工厂美化成“建筑事务所”。虽然，我对于这些加工厂的成员抱有好感，并且受到他们的恭维，但是他们能做的一切都跳不出这种破坏。
这次会议将我推到了一个难堪的境地，似乎我今天到场发言，仅仅是为自己被博览会拒之门外而一吐怨气。事实是，惟一令我不平的是被人利用的感觉。我的作品被他们迅速地转卖，而他们将要搭建的布景玷污了我呈现给他们的现代建筑。
站在会场里，我眼前浮现出一系列有关博览会的构想。它们各具鲜明的特征，利用新颖的结构形式，称得上真正的现代建筑。我没有经过任何预先的考虑，一边把自己平日所想在心中稍加整理，一边口头描述着这些各具特征的畅想。
以下这些方案，完全是未经推敲的即兴之作。
Three Progress Fairs in One 进步博览会的三种构想[294]
方案一
一组权威人士掌控着“博览会”，而对摩天楼的崇拜掌控着这些权威人士的思想。他们为博览会勾画的蓝图，充斥着“从纽约的一幢大厦里看到的纽约”之类的描述。
那么，何不让“博览会”成为摩天楼的登峰造极之作？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电梯，建起一座雄伟的摩天楼。纽约的帝国大厦可以被轻松地塞进它的室内中庭里。
与其像以往的博览会那样，用廉价的材料搭起绵延数英里长的布景建筑，在这些所谓建筑围绕着的水面中央搭起喷泉或者舞台布景一样的瀑布，何不撕碎所有这些老一套的把戏，为一个古罗马式的节日树立起一座真正的现代建筑？
如果电梯可以运送纽约城的人口，那么它同样有能力运送“博览会”的人流。分作几层的机械化停车场不仅是这座摩天楼的基座，也是运送人流的起点。大厦各层的混凝土楼板，像阳台一样从全钢质的框架里挑出，其间的某些楼层可以用作花园式的餐厅。
外立面不是玻璃，而是某种轻质透明的替代材料。楼内不同的区域将用于不同的展览。楼顶的几层将用作观光瞭望。大厦底层设有一座宏伟的大会堂，可以容纳数目惊人的观众。映出大厦倒影的水面上，有喷涌的水柱与投向大厦或是从大厦射出的灯光交织在一起。湖面本身变成一系列在灯光下闪亮的喷泉。
湖滨公园本身成为衬托这座现代巨构的景观。大厦将从容自如地达到两百五十五层，高度为两千五百英尺或者说半英里。
白云或者人造的雾气在楼顶缭绕，飞机牵着彩带或者烟雾，绕着大厦制造出特殊的效果。
这座巨构足以让纽约虚假的建筑为之汗颜。无论经济方面还是结构方面，这样的构想今天都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并且满足安全与实用的需求。
这位巨人带给芝加哥湖岸的魅力，将比埃菲尔铁塔带给巴黎的更多，而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尚不及它的腰间。
每一个楼层将被分配各种实用的功能，芝加哥城内的办公业务都可以搬进这座大楼，余下的空间仍然足够举办一场永不落幕的工业展览。
这样的成就是否配得上芝加哥一百年来的发展？楼顶灯塔的光柱将远及临近各州，天线发出的电波将传遍整个世界。
假如，你并不钟意于站在高耸的摩天楼上，而宁可四处游逛，那么何不试试……
方案二
富有时代特征的钢悬索编织成的结构，借鉴了约翰·罗布林划时代的杰作——布鲁克林大桥。
沿着密歇根湖岸，每隔五百英尺，树起一系列高大的钢构架——“博览会”的组织者们似乎很青睐“构架”（pylon）这个叫法——直到覆盖足够的公园和水面，容纳所有参观者。
一面巨大的帐篷被钢索固定在周边的钢构架上。主索和副索交织着支撑起帐篷，帐篷表面覆盖着替代玻璃的透明材料。在与钢构架连接处，帐篷距离地面大约五百英尺；在构架之间的公园上空，距离地面一百五十英尺。透明材料在帐篷周边延伸到地面，围合成遮风避雨的空间。雨水可以清洗帐篷的顶部，或者形成从钢构架顶上层层跌落的喷泉。帐篷下面是蜿蜒地串起公园绿地的一片片水池。
所有的树木、灌木和水道结合在一起，参观者通过穿梭其间的精巧步道，到达为不同展览划分出的各个地块。每一个布展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搭建自己的展示内容。
巨大跨度的结构将唤起古老集市的精神，自由地展示现代社会里丰富的自我。
借助标准化的生产，这组结构以及适当的照明和水景装置，将比那些各自为营的布景建筑更节约造价，并产生更动人的效果。创造那些布景的建筑师们，只会用空洞的语言干扰展览，他们重复着的陈词滥调，却被公众舆论贴上了“新颖”的标签。至少，这些巨大的钢构架可以保留下来，成为湖岸公园永久的照明设施。而那些涂脂抹粉的建筑终有一天会遭到厌弃。
假如，想要再多一些浪漫？不妨……
方案三
湖岸的港口，拱卫着芝加哥免受密歇根湖上巨浪的冲击。
何不把港口用于这一次独特的节日，举办一场视觉的盛宴？一次漂浮在湖上的博览会？
把一批抽成真空的密封金属圆筒（类似双体船的浮筒），用作漂浮的“基础”。再预制一批尺寸各异的轻质塑料圆杆，其中一些经过在防水涂膜中浸泡而硬化，另一些直接由透明的合成材料制成。这些像“芦苇”一样具有韵律感的竖线条，分组插在浮筒基础上，支撑网状的轻质屋顶。一个个浮筒承托起一座座建筑，网状的屋顶与金属浮筒上的钢索固定。建筑的体量和形状，与它下面浮筒的尺寸和形状相呼应。别致的浮桥，将所有漂浮的建筑和建筑旁漂浮的花园联系起来。联成一体的漂浮物随着波浪轻微地起伏，却不会对任何一个单元体造成损害。
接下来，把彩色的透明玻璃圆杆混杂在彩色的塑料细杆之间。被灯光照亮的玻璃圆杆，用轻盈的竖线条织成一幅现代的图案，塑造出某些人渴望的“纽约的魅力”。在真正的纽约，也只有雨夜里才能欣赏到这样的景色。
水中摇曳的倒影，会让每一根透明或者不透明的竖线条长度加倍。
水泵将无数条水柱射向高空，产生壮观的效果，而消耗的成本仅仅是有限的一点儿电力。在直射、反射或者折射的灯光下，一丛丛晶莹剔透的“芦苇”将博览会幻化成五彩斑斓的世界。
整个博览会的环境将是一幅引人入胜的“漂浮”的画卷。
一场现代的狂欢，不是吗？
利用这些浮筒，可以方便地为特殊功能提供适用的空间，并且适应各种商业用途。形态各异的单元体将组成一连串绵延不断、变化多姿的现代场景。
“博览会”结束之后，某些单元体可以从主体上分离，漂浮在湖滨公园的水面上用作餐厅或者休闲场所，由市政府负责向经营者出租。
举出三个能够称其为“现代建筑”的独特而又实用的例子，意味着我可以轻松地举出三百个可供选择的构想。
我竭尽全力，摆脱了这个难堪的局面。当然，折衷主义旗下的权威人士会说，他们早就有过类似的想法，并且因为不切实际而弃之一旁。抛弃这些构想是他们的选择，无疑也是他们目光所限的必然结果。而于我，则不然。
Milwaukee: Still Another Instance 密尔沃基：另一则例子
我的作品巡回展览结束后，展览材料妥善地运回了塔里埃森。密尔沃基市雷顿美术馆的馆长夏洛特·帕翠奇，邀请我在她的美术馆，也就是全城的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并作一场报告。如果我接受邀请，她愿意为此筹集必要的资金。
在我心目中，最不可能对任何现代的（或者是合乎伦理的）观念产生兴趣的地方，就是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
我接受了邀请。为了筹集必要的资金，帕翠奇小姐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展览的组织仍然在向前推进。
正当我忙碌着指导小伙子们布置展览，帕翠奇小姐向我介绍了一位高个子的年轻淑女。她负责为《密尔沃基导报》承担“表演”。在我看来，她太漂亮了，不大可能了解建筑。
记者小姐执着地跟在我身后提出各种问题。我利用指导布展的间隙逐一作答。其中一个问题是：“赖特先生，能否谈一下你如何看我们新建成的造价九百万美元的法院？”[295]
这座钢结构的新法院大楼，被三层高的石墙包裹着，全凭建筑师的喜好在墙上零星地挖出一些窄小的窗子。不止于此，一圈高大的古典石头柱廊环绕着大楼，厚重的石材线脚捆绑着“古典”的体量。一个钢铁建筑在内，一座石头建筑在外。当时，我尚不知设计者是谁。
“从任何文化的视点看，这座新法院都将使密尔沃基倒退五十年。”说完，我继续手头的工作，没有意识到我刚才是在对“出版者”讲话。
“啊！很高兴听到你的评价。”记者小姐高兴地转了两个圈，然后试探地问道，“你是否介意我把你的观点发表出来？”这个征询是如此体贴入微，我在感动之余停下脚步，思忖了片刻。发表又有何妨？它起码是真相。“没问题，敬请自便。”采访仍然继续，我并未刻意留心刚才这个问题。
当晚我回到塔里埃森。次日清早，我接到密尔沃基《新闻报》打来的长途电话。“《密尔沃基导报》当天的头条引述了你所说的，‘从任何文化的视点看，新法院大楼都将使密尔沃基倒退五十年。’你对此作何感想？”
“请改成一百年，我考虑这样改才更准确些。”
一时间烽烟四起，舆论如同汤锅一般开始沸腾。别家报纸纷纷打来电话核实报道的准确性，他们得到了答复。然后是例行的后续报道，采访密尔沃基的“著名”建筑师们。
“所有受访者都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愿招惹激进者的讥讽。”报纸上这样的结论让我感到高兴。受访的一位当地建筑师说，“赖特总是超前时代二十年”。因此推断，“何必为他的这一观点而焦虑”。
很快，我了解到赢得新法院大楼设计竞赛的是建筑师阿尔伯特·罗斯。在随后《密尔沃基导报》对他的采访中，他解释了选择“古典”而拒绝现代风格的理由。
以下引自阿尔伯特·罗斯：
“不久前，胡佛先生在华盛顿谈到公共建筑适宜的形式。他认为应当将在华盛顿树立起来的新古典传统发扬光大。当我参加这个设计竞赛时，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要把这座宏伟的法院设计成符合现代潮流的试验品。我画过一些现代风格的方案草图，但是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项目而言，它们都过于单薄呆板。现代风格缺乏用于公共建筑的代表性和表现力。于是，我选择了经过我们的先辈深厚积淀的风格。”
罗斯先生这样为自己辩护：“全美国最杰出的三位建筑师一致认为，我的中选方案完全符合使用功能和美的需求。
“我与现代建筑之间没有过节。我自己也曾经尝试过现代风格，甚至考虑过将其用于这座法院。但是对于公共建筑而言，它实在是难堪重任。它破坏了我们一百五十年来的历史树立起的一种成熟风格。
“现代主义的产物不适合一座法院。对于狂野的新事物，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能把公众的资金强行投入试验。
“美学的因素仅仅占这座新法院建筑的百分之十而已。一座建筑所需要的全部，就是产生令人愉悦的感受。而这一点已经实现了。法庭、办公室和走廊的布局，还有大楼的使用运转，这些才是最至关重要的因素。”
美国式的折衷主义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美学的因素独立于法院的设计，并且按照罗斯的估算仅占百分之十而已，那么何苦要花百分之五十的造价来炫耀一层张扬无用的石材外皮呢？
我以此来答复罗斯：
密尔沃基应该看一看芝加哥法院大楼的前车之鉴，二十年前，伪古典最后的余音以同样的形式在那里响起。如今，在所有人听来那不过是与时代脱节的笨重的脚步声。它是一种文化的罪行、一个谎言。
我认为密尔沃基法院也是同样的罪行，仅仅是被罗斯不凡的品位加以改善而已。在未来短短的几年里，这个罪行将大白于民众，因为世界正在逐步向着理性的方向迈进。
建筑师罗斯说，他不愿把密尔沃基数十万勤勤恳恳民众的钱用作任何试验。这听起来足以令密尔沃基感动。若果真如此，这座建筑将成为密尔沃基的病患之一，最终让密尔沃基永远陷在文化的死水潭中。
建筑师罗斯不愿意做“试验”。但是作为一个建筑师，他宁愿以微小的胜算，把公众的九百万美元“赌”在属于一个过渡时期的一种含混的品位、一种他认为没有风险的“品位”之上。
比起芝加哥的谎言，未来有什么理由给予密尔沃基的版本更多尊重呢？芝加哥的谎言尚且有情可原，那时候，时代尚未被具备结构理性的建筑唤醒。密尔沃基的谎言将失去这样的借口，因为世界已经醒来。
假如建筑师罗斯全然无视他所处的行业过去十年来的发展进步，那么他有理由坚持把一座结构诚实的建筑视为“试验”。
尽管得到密尔沃基所有保守头脑的支持，这座法院大楼仍将是一次暮气沉沉的“试验”。散发着虚假的思古幽情，它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试验。
既然这座法院大楼难免是一次试验，那么罗斯先生，为什么不让试验的对象是清醒的真理呢？
在钢材、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成为主角的机器时代，即便有“我们的先辈”作为依靠，庄严的石块也将被真理所抛弃。建筑师罗斯，即便打着“先辈们”的旗号，要把石头和钢堆砌在一处仍然是危险的举动。美国大地上的年轻一代建筑师们看清了这一事实，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每一个能够思考的人都将看清。
如此说来，我想请教建筑师罗斯，为什么要依据你自己的品位，把纯粹多愁善感的“试验”当成赌博呢？
为什么不去发现真理？
舆论纷纭，激怒了城市的主导者们。他们齐聚一堂，争辩是否应当传唤我来解释这些贬损之词。投票表决的结果，十比十。投反对票的官员们认为我原本就是沽名钓誉之徒，公开传唤只会助长我的气焰。因此，我始终没有接到传唤。
报社们乐不可支地跟进后续的报道。
Another Little Story 又一段插曲
青年人和学生们纷纷涌向我的展览。帕翠奇小姐说，她从未见过有什么让她的美术馆如此吸引密尔沃基的青年们。除了个别的例外，密尔沃基的建筑师们一概避之不及。对于他们而言，在这个展览上被人看到会惹来不小的麻烦，何苦冒险？为满足好奇去看一眼何妨？没什么值得好奇的。
然而，还有一场演讲等着我。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得不把演讲推迟两天。展览于星期三开幕，随后的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我们为当晚的演讲如期来到密尔沃基。
建筑师查理·摩根和我在旅馆里沐浴更衣，准备参加帕翠奇小姐备下的小型晚宴。这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查理打开门，一个真人尺寸的密尔沃基警官走进来，亮出对我的逮捕证。
罪名何在？
法庭判决我向已故的米瑞姆·诺艾尔支付七千美元，以维护她遗产的完整！
当我们离婚之际，我在麦迪逊市某家银行为她设立了一笔基金。她去世之时，基金里剩余的一万一千美元转入了我的名下。也就是说，我惟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向自己支付七千美元，使基金重新达到它最初的数额。
荒唐之极？是的，然而确有效力。这样有利于维护他们要求的一切“合法”。负责看管那笔“遗产”的律师提供了证词。我被带到县立监狱作记录——这一次没有按手印，然后乘车前往拜见将要过问此案的法官。自然，我所到之处快门声响个不停。摄影记者们把守着预先安排的位置，完成他们最拙劣的精彩表演。
面对这出愚蠢的闹剧，我强压着怒火，始终仰着头露出尽可能轻松的表情。
“正义”的代言人向我发问，并且听到了回答。报社记者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但律师们竭力要求“法庭”将我拘押过夜——估计是考虑到了我当晚的演讲。
或许因为这样实在是小题大做吧，“法庭”否决了此项动议。法官的勇气在最后关头有所收敛，他宣布将我当庭释放。如此说来，“计划”只成功了一半。查理和我走回旅馆，路上看到新鲜出炉的晚报头版新闻又在揭开陈年的伤疤。
由于使这个城市蒙羞，密尔沃基的建筑师们对帕翠奇小姐群起而攻之，正是她促成我此次前来，然而她对此并不在意。她具有类似船长一般的气魄。
六点三十分，我们如约赴宴。查理比我更加愤怒和激动。愉快的晚宴之后，我们到达报告厅仅仅迟到了几分钟。我们都难以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还记得，奥格瓦娜认为我根本不应当去密尔沃基。她请求我取消演讲，避开是非。
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法院大楼的筹委会成员之一也在座。据说，我将在演讲中修正自己对造价九百万的法院大楼的评价。
“逮捕”不但没有浇灭我的激情，相反地，当天的晚宴和所有善意的支持，甚至那位与他的上司相比对我不乏敬意的警官，让我精神饱满地登上讲台。
面对和我在别处演讲的对象同样热情的听众，我用半个小时满足了他们的期待。
然后是接连不断的提问，我逐一作答。
筹委会委员起身发问：“赖特先生，我们希望你能修正对我们新法院大楼的看法，或者至少能作出解释。你能否赐教？”
“愿意效劳，”我说道，“密尔沃基耗资九百万美元的新法院，属于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作为纪念碑，如此宏伟的一块巨石象征着密尔沃基深陷在文明的死水潭中。这座法院昭示后人的是密尔沃基既非学者亦非绅士。绝非学者，因为它无视当代世界的思潮；亦非绅士，因为它漠视自己的责任。
一座钢铁骨肉、石头表皮的建筑是与时代相悖的混乱，它只待拆毁。”说罢，我转身准备离开。出乎我意料之外，委员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听众也表露出同样的反应。
委员先生没有落座，继续问道：“那么你何不谈一谈，假设我们变成了学者与绅士，我们需要怎样一座法院呢？”
我转身回来，描绘了一座我脑海中的现代建筑。
“不再有石材或者混凝土的堆砌，而是用钢和玻璃的构成来解开‘风格’的枷锁。整个建筑将轻巧而牢固，具有自由的内部空间，材料经济实用。自由的思想将宣告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我们自己的机遇。”我补充了一些细节，证明实现这样的构想五百万美元已是绰绰有余。
听众们，包括委员和他的同仁，被我生动的描述所折服，报以热烈的掌声。自此，对所有人而言，密尔沃基这段插曲画上了句号——除了罗斯。
于是，我给罗斯写了一个字条，我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整个事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我并无恶意，仅仅是听到召唤后公开地捍卫我为之付出一切的伟大目标。
我不无遗憾地看到，在每一扇伪古典的窗户背后，无论窗子多么狭小，总有一位抱着良好意愿的设计者被投向窗户的石块击中。一如既往，我针对道路的分歧而不是个人。并且，我认为罗斯会睿智地理解我这一态度。在此之前，我从未直接地向任何古典目标投去石块。现在，似乎是时候让这样的对抗引起公众的关注了。现代的力量已经向伪古典投下了战书。
我的字条收到了他大度的回应，“不妨事”。并且，他审慎地表达出对自由的前景不无羡慕。
监护“遗产”的律师撤销了他伪造的起诉，向我致以歉意并提出补偿一切相关的花费。当着我的律师詹姆斯·希尔的面，他主动透露了一段隐情：他原本不愿意捅出这些乱子，无奈有至少五位密尔沃基的名流再三强求，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予以反击吗？我知道可以利用哪些手段。然而，和所有公众舆论导致的迫害一样，继续纠缠有何益处？只会为公众制造更多谈资。
在不需要它的时候，公众的舆论总是最后一项可供利用的武器。在需要它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决定是否值得兜售。
足够公平吗？
Honorable Interval 荣誉的间奏
我从一封来自荷兰的信中获悉，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举办了我的作品展，并且由美国驻荷兰大使斯文森揭幕。大使先生试图就展览发表一些见解，然而他只能谈谈美利坚和星条旗。假设他对这个展览有一知半解，或是对举办展览的背景缘由略知一二，他也许就能如愿。现实是只能由荷兰建筑师协会主席替他完成了这篇“假设”的演说。
在发给我的一封电报里，荷兰的同行们以热忱的话语庆祝我“向着伟大的目标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这个词素来与充满想象力的实践者无缘，不是吗？
我有心否认这项指控。
我由衷地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到“始终如一”，而是过于频繁地外出度假。但是，我从未改变过方向，从未停止过前进。在每一个“别处”得到比“道路”本身给予我的更多收获之后，我总是精神抖擞地回来继续手中的事业。
这也能称得上“始终如一”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应当接受这一项温和的指控。
展览从荷兰移师柏林的“德国艺术学会”，它的前身是“皇家学会”。据我所知，这是“德意志帝国”第一次给予现代建筑隆重的认可。下一站是法兰克福，然后是斯图加特，最后一站是比利时。展品于十月间运回塔里埃森，以便在最需要它们但是并不受欢迎的祖国展出。一个曾经狂热于折衷的国家，是否将永久地折衷下去呢？
应“社会学院”的再三邀请，我像一位老到的牧师那样，前往纽约作一个星期的布道，由此所得的报酬是那一段艰难岁月里我惟一的收入。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承认，已经稍露端倪。是否我只能依靠今日的成就获利，已经无力把握未来？
More Instances 更多的例证
我收到一封手写的信，寄自尤金市的俄勒冈州立大学，由建筑系的所有学生和他们的导师沃尔特·威尔考克斯集体签名。威尔考克斯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导师。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收到这样一封信，令我非常感动。他们希望在那里举办我的作品展。虽然远隔千里，但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展览。
随后，我前往西雅图发表演讲，非常成功。接下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了六次演讲。其后在丹佛的两次演讲却不甚理想。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的六次演讲，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现代建筑》为题整理成书。此外还有在纽约市的五次演讲和在费城“当代俱乐部”作的一次演讲（伴以儒雅的保罗·克里[296]主持的小型宴会）。
我在麦迪逊市和芝加哥艺术学院分别作了两次演讲，并且组织了一次展览。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艺术博物馆作了两次演讲——我多么希望布朗长官能够到场啊。看到汽车停满博物馆前后的空场，我艰难地挤过夹道欢迎的人群，他一定会找到做主人的感觉。
挤满报告厅的年轻人们令我莫名地感动。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和芝加哥——这两处我长久生活过的“家乡”。热情唤醒了我心中沉睡已久的丰富情感，所幸还不至于让我改变对于多愁善感的鄙薄。这些仿佛大梦初醒一般的赞誉意味着什么呢？
有时候，我会听到流露着激愤的窃窃私语，“这家伙还是要惊世骇俗！”还有诸如“他一定很孤独”之类针对我的种种猜测。我宁可他们给我贴上“激进”的标签，放我回家去。“激进”？我很欣赏这个诚实的字眼。它意味着“根”[297]。除了抓住“根”，你又如何能够了解生活呢？然而，“激进”往往在学术语言里被拼写作“赤色”，因为如我所言，美国的伪君子们本能地痛恨激进者。
果真如此，是我不再激进，还是已经被他们超过了呢？
我所到之处，人头攒动中总有热情的青年们渴望向我提问。现代的力量似乎自然而然地征服了尤松尼亚的青年们。我希望他们的头脑被新的思想征服，在自由的环境中抛弃学校灌输的替代品，创造出土生土长的文化。为此，首先要从更深刻的层面理解有机的自然法则。面对火力猛烈而又不失机智的提问，我开始感到自己内心的“青春”，感到多了一分自由和舒畅的呼吸，少了一分事业上的孤独。
我不知道这些将对我和我的事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Catherine 凯瑟琳
我记得，在芝加哥听到我青春时代的一声回音。某一天下午，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展厅里正在举办我的作品展。一位身材高挑的美丽女士微笑着向我走过来。瞬间的迟疑之后，我认出了头发花白但依然清秀端庄的凯瑟琳。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岁月似乎待她不薄。坦率地讲，她看上去很年轻也很幸福——正如她自己所言。
再婚之后，她现在是本·培吉夫人。我陪她观看了展览，注意到其中许多作品诞生于橡树园那间工作室里。在那里，孩子们追跑打闹——鞋底还带着我用的图钉。
无论她曾经如何轻率冲动地对待我，凯瑟琳的心永远不会背弃任何一位她爱过的人。
This Autobiog raphy 自传
我写下这些文字，试图诚实地回顾自己的过往，记录下真实的情形。我渐渐理解了，为什么所有的自传都只能把真意隐藏在文字的背后。无论作者的笔法如何精湛，他付诸笔端的文字总是难以表露他的本意，甚至有时候会造成曲解。当他落笔之时，变化的法则就开始发挥效力。被他的笔尖所固化的内容，已经变身为其他无穷无尽的形式和意义。作者只能在文字的背后写下他的真相，读者也只能依赖自己的聪慧把握其中的某一个侧面。
所有自传都注定只能是隐隐约约的暗示。就我的生命而言，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避开了许多自己津津乐道的幸福回忆，却历述如此多的龌龊和坎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写下我生命中那些真切的插曲和故事，为什么没有写下更多关于建筑有价值的思考。它们一定会让这本书更加生动如画。它们零零星星地涌上我的脑海，期盼发出声音的机会。然而已经太迟了，它们只得黯然散去。
即便是我在此发出的声音，也怀着不满悻悻地散去了。
生活湍流的本性，是否决定了任何事都无法被彻底地掌控？没有一丝一毫的人生体验可以被挽留？作者是否像解剖台前的医生一样绝望和无助，无法对面前的尸体曾经鲜活的生命有哪怕一分一秒的触摸？
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生长的痛苦和多愁善感的煎熬，只是源于想要借助某种“框架”或者“成果”徒劳地把持生命，挽留飞逝的时刻，直到朴素的真理不可避免地酿成灵魂的悲剧。这些痛苦不正是我们违背自由的法则而招致的惩罚吗？除了顺应一切关于变化的有机的法则，难道还存在其他法则吗？变化，难道不是一切生命的意义吗？
如我记得的那样，生命中最美妙的篇章是未来的变化。于是，我写下这些干涩的文字，让余下的部分追随生命的流淌。
Belated Memories 迟来的回忆
我记得，离开橡树园的家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沉浸在忧伤之中的我，坐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一家小咖啡馆里。我听着屋里乐队的演奏，无心饮食。悠长阴郁的雨季结束前又一个细雨沥沥的深夜，塞纳河水不时地泛过河岸。已是深夜。
大提琴手的弓弦开始吟唱西蒙内蒂的《牧歌》。我的儿子劳埃德常常拉起这首古老质朴的意大利曲子，而我会弹起钢琴来合奏。此刻，这熟悉的旋律让我心绪澎湃。一刹那间，我愿意抛弃过去所有的生活，重头来过。记忆中的旋律送我走出咖啡馆，来到巴黎朦胧的街道上。压在我心头的不是懊悔，而是绝望，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绝望。
我不知前方是何处，也不知走了多久。直到晨光熹微中，我辨认出一块路牌：圣米歇尔大街。我又回到了原地。
我记得，塔里埃森的新生活刚刚开始的最初两年里，一切都是那么称心如意。每一次因为处理设计的事务来到芝加哥，我都会抽空回到橡树园，隐蔽在夜色中，看一看孩子们是否一切都好。
我望着半启的窗子里透出的灯光，听里面传出的钢琴声，还有小提琴、大提琴。有时候是歌声。有时候，孩子们叫着对方的名字。
然后，我会心中释然地转身离去。
我记得，我在芝加哥逗留的时候，小儿子莱维林有时候会陪我在国会饭店住一夜，为我弹起他带来的曼陀铃。我欣慰地看着他睡前把每一件衣服都整齐地叠好，认真地摆在椅子上。这个被我“遗弃”的孩子啊。
他现在是一位律师了。命运自会……
我记得，我和小凯瑟琳、弗兰茜在老普曼大楼顶层的餐厅吃过的晚餐。这两个被我“遗弃”的女儿，如今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年轻女士”，以至于某些与我交往不深的人，把我和她们会面误认为我偏离了笔直而又狭窄的正道。其实我这些貌似有悖常理的行为，只是对青春美好的事物合乎常理的热情而已。
我还记得……然而，这一卷必须合乎时宜却又略显突兀地就此收尾了。
“我记得”如何去忘掉本来应当记录下的回忆，它们原本会让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更加完整生动。
至于在建筑领域的历险，我漏掉了那些理应是我最乐于讲述的段落，以至于这本自传缺乏具体的面孔、名字、地点、时间和最能够展示真相的条件细节，它们比我写在这里的片段要有意义得多。然而，这种飘忽随性不也正是生命的魅力所在吗？
带着勇气、敏感、良知甚至还有一份哲思面对生活，转瞬即逝和永恒的变化消融了一切固化的生命。
有谁能将他的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又有谁能将他的生活吐露于自己的双唇？那么，又如何能用笔墨将生活还原在一片纸上呢？
或许某个不幸的人做到了这一点，那对于我们倒不失为一件幸事。
TaliesinⅢ 塔里埃森Ⅲ
又一个塔里埃森！三次建起、两次被毁的塔里埃森依旧是一片安宁的家园。每当远离它，我就像一根被拉长的橡皮筋，随时准备在张力消失之后弹回去，满怀喜悦地回到那里。
九月末的一个日出时分，我赤足站在塔里埃森山顶的草地上。向南望去，一大片郁郁葱葱，那是詹姆斯舅舅种下的杉树林。五十年来，家族小教堂的这个伙伴每每为劳埃德——琼斯家的星期日野餐投下荫凉。
东面，比从前詹姆斯舅舅的农场更远的地方是一片起伏的山丘，曾经有一个少年在夜色下赤脚走过那里，寻找宁静、美丽、欣慰和安歇；西面，我曾经朝那个方向翻过山脊，寻找走失的牛群，那里也是从小教堂传出的圣歌飘远的方向。山下色彩斑斓的田野里，仿佛还萦绕着詹姆斯舅舅的呼唤，“回来，弗兰克，回来！”
山脊的那一边，是我心中的一份内疚和痛楚——那是奈尔姨妈和简姨妈的家庭学校在日渐凋残。
“罗密欧与朱丽叶”依旧坚强地屹立在西面的山坡顶上。如今，它需要再一次更换新的风车轮，这将是它用来与西北风顽强较量的第三个风车轮。但是，那座风车塔依然健在。舅舅们、姨妈们、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后代们，全都搬去了别处——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永远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和少年时代相仿，有时候，我仍然会陷入遥远的遐想。但是如今，我再也听不到有人喊“回来，弗兰克，回来。”
痛苦的时刻？是的，许许多多。然而，从未有过悔恨的时刻。终于，我意识到永恒就是此刻。永恒只不过分开了昨天和明天。
思绪如同一卷没有尽头的电影胶片，永不停息地投射出栩栩如生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画面几乎从不重复。从不同的视角看去，同一幅场景也仿佛是无数不同的画面。
在它为了事业和理想而诞生的最初几年里，塔里埃森是自由的。当然，它并非无忧无虑。尽管夹杂着悲伤的回忆，那仍然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希望绝不会真正消散。虽然被所谓的“艰难时世”包围着，那些困苦的日子却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满。
Again Home 又回家了
九月末的一个早晨，奥格瓦娜、斯维特兰娜、伊奥万娜和我，在日出时分起床，赤足走在茂密的绿草丛中。草叶上晨露结成的白霜寒气逼人，我们不得不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把脚贴在膝盖后窝上暖和一下。
山坡上深深的草丛里，挂在草叶间大得吓人的蜘蛛网在清晨低斜的阳光下晶莹剔透。攀附在蛛丝上的露珠排布成精美的图案，把每一面蛛网都变成一串串神奇地闪着光的亮点，仿佛是对这个时代的建筑师的某种启发。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完全能够让类似的神奇在钢和玻璃的建筑中实现。
德国牧羊犬凯夫一路欢跳着跟在后面。它一会儿用鼻子拱、一会儿又用嘴舔我们的脚跟。来到水库下面山坡上的瓜田，我们立刻动手采摘熟了的西瓜。把被寒霜冰镇过的西瓜，夹在膝盖中间敲碎，用手捧起粉红色甘甜多汁的瓜瓤尽情享用。看着瓜田里丰收的景象，我们只吃掉中间的瓜瓤，把其余的部分丢下留给鸟儿们。
凯夫总是忠诚地守护着我们。晚上它就睡在我或者女主人身边。假如被关在外面，他会不住地嚎叫抗议，让人于心不忍。放他进屋来，他就温顺地卧在地板上。早晨，凯夫会用冰凉的鼻子蹭我们的脸，或者用暖暖的舌头舔我们面颊，把我们叫醒。每次都恰好比山丘上传来早餐的钟声提前几分钟。
我们起床来到宽敞的客厅，放起心爱的舞曲，开始在打过蜡的柏木地板上做“早操”。我们的早操其实更像是某种舞蹈。奥格瓦娜教给我们她在枫丹白露的葛吉夫学校学到的舞蹈。
冬日的夜晚，窗外的大地被白霜笼罩。我们喜欢在大卧室的石头壁炉里燃起柴火，关上室内的百叶窗，躺在床上讲故事或者争论、朗读，直到慢慢睡着。有时候我们轮流着大声朗读，而伊奥万娜的童话书总是排在第一个。卡尔·桑德堡的《白马姑娘和蓝色风之子》是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的书。在第一次乘火车同去纽约的卧铺车厢里，我就给奥格瓦娜读过这篇童话。
你瞧，家的温暖拥抱着塔里埃森。刚刚过去的几年里，塔里埃森一连串不断变化着的时时刻刻组成了无数宝贵的画面。六岁的伊奥万娜，也在用她漂亮的鬈发、可爱的黑眼睛和对生活天真的向往描绘一幅美丽的图画。
塔里埃森是一个家，但是这里的生活丝毫没有单调和乏味。窗外的景致如同大海一般时刻变幻，惟一的区别是山谷里的变幻更加永恒不息。
我们没有固定的习惯，甚至连良好的习惯也不例外。惟一不变的只有早餐的铃声。我们有意回避习惯。从年轻时代起，我就下决心拒绝任何程式化的习惯。它们是创造力的敌人，扼杀人的想象力。
朋友们很少光临这里，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不顾路途辗转，前来探访。虽然身居偏僻，然而我们并不为此感到遗憾。
我们享受着眼下的自由。冬日里我们安静地隐居，把家与工作室的每一个角落变成工作与游戏的场所，因为我们看不出工作与游戏有什么区别。若是寒潮袭来，塔里埃森的七八个壁炉会让附近山林里冒出一片只剩下树桩的空地。壁炉里橡木燃烧的火光通宵不熄。我们的壁炉已经为周边的木材商们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市场。其实壁炉温暖的火光只是为了增添生活的色彩，因为整个塔里埃森是由蒸汽供暖，而我们有自己的小水电站提供照明电力。我的卧室床边有拉线控制房屋周边庭院里的电灯。对于这样的防卫措施，我略感愧意。
我们爱塔里埃森的雪，还有那几英尺长的冰挂，一串串从屋檐垂下。
夏天里，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农场、花园、山丘上的树林、起伏的田野和乡间的道路。我仍然像少年时代一样，采摘路旁正在开花或者结果的树枝，“装扮”我们的房间或者工作室。我们在山坡下威斯康星河畔的沙地上散步，在河里变幻的水流中游泳。身边的各种资源被我们充分地加以利用。“在乡下总会有故事”，我的一个绘图员威廉·本哈德常常这么讲。
我们设法在生活中实现美好的梦想。塔里埃森的生活离不开优美的音乐。一架三角钢琴立在客厅的壁炉旁，一把大提琴靠着它，一把小提琴摆在旁边的台子上。客厅里还有几部录音机，很快就会再添一架竖琴。奥格瓦娜喜欢弹奏巴赫、贝多芬和俄罗斯的传统乐曲。我喜欢信手让音符从琴键中自由流淌。有时候即兴拨弄出一些美妙的段落，下一次却再也无法弹出。奥格瓦娜说她喜欢听我弹琴。她用温存的鼓励来迎合我狂放无度的自尊。
斯维特兰娜和伊奥万娜也弹钢琴。伊奥万娜的小手异常灵巧地落在琴键上。虽然她奏出的音符常常互不搭调，但是我们任由她发挥自己的风格。
我和五岁的小女儿伊奥万娜在生活中共同发明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下面这种游戏。生为一个建筑师的女儿，她从小就有各种大小和形状的积木当作玩具。其中有一套边长大约一英寸的方块，各面涂着红、黄、蓝、绿、黑和白这些鲜艳的颜色。某些方块沿着对角线分成不同颜色的两块三角。游戏双方轮流“出子”，直到用完各自的七个方块和两个三角。
轮到伊奥万娜出了。第一步就出三角不太公平，所以她选了一个方块放在打了蜡的木地板上。我摆下一个方块和她摆的角部相抵。又轮到她了。她歪着头考虑了一会儿，摆好选中的方块，形成一幅别致的几何图案。于是，在接下来的游戏中，想象力开始主导判断力。
她不打算在地板上扩展我们的图案，而是把一个方块放在我新出的方块上面。随着“三维”的介入，这一组向空中攀爬的方块变成了一座结构，图案也变得越来越有趣。我会配合她的布局，在竖直或者水平方向添加我手中的积木。我和她的任何一次落子，都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图案。
有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刚走的一步破坏了图案的效果，要求重走。
她总是能获得重走的机会。
我们把热情与思考投入这十四个方块里。
有时候，这些形状与色彩的小游戏，写出了一篇出色的“现代艺术”论文。事实上，那是我有意为之。
是的，那时的塔里埃森就像一轮又一轮永不停歇的运动，常常跳着快乐的节奏，以甜美的睡梦作为收尾……然后是又一轮伴着日出的游戏和笑声，早餐之后的劳动本身也是一种游戏。我们热爱自己手中的劳动，即便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仍会期待汗水，更多的汗水。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工作还是玩耍，平日里我们总是待在一起。只要她力所能及，伊奥万娜会跟着我们一起做几乎所有的事。她的金色与栗色相间的头发堆成一个个小卷儿，好像许多眼睛在望着你。
她的名字结合了她外祖父的名字——伊万（斯拉夫语的“约翰”）和她祖母的名字安娜。字面上就是“约翰——安娜”，连缀成“约翰娜”或者“伊奥万娜”，与奥格瓦娜（奥尔迦·伊万诺夫娜）和斯维特兰娜相称。“斯维特兰娜”的俄语意思是“光”。
伊奥万娜自己的小故事经常令我们惊讶。
佛祖的各种化身牵动着她的想象力。她幻想着与佛祖之间发生浪漫的故事。最近，她对另一个伟大的人物产生了兴趣。下面这篇文字就是有关她的这个新发现。奥格瓦娜把她们的对话逐字记录下来，没有一丁点儿改动。
我给它起名叫“万福玛丽亚”。可以保证的是，在此我没有丝毫的多愁善感。
Ave Maria 万福玛利亚
“上床去吧，你已经玩得挺久了。快来，该睡觉了。”我对小女儿伊奥万娜说。
“等一下，母亲。我得去和上帝说‘晚安’呢。”
我非常惊讶，第一次听到她这么说。我跟着她走进客厅，看她站在屋子中间，朝着空中清脆地说道：“晚安，上帝。”
回到卧室，我在床上搂住她。
“母亲，先别走。你坐下，母亲。我好想看看上帝。你能在大百货商场给我买一副翅膀，好让我飞上天去找他吗？”
“但是上帝不光是待在天上呀。记得父亲在纽约的教堂里告诉你的吗，上帝在你的心里。”
“我记得，母亲。我也知道，可是，我觉得我的心太小了，装不下上帝。你看，它太小了。我的心冷的时候，上帝也跟着觉得冷了，他得飞上天去，点起一堆高高的火来取暖。”
“你的心就是一团火啊。你的心就是爱，能像一团火那样让上帝暖和。”
“哦，不，母亲。我的心对上帝来说太小了。他那么大，可是我的心小小的，你看，它就像一粒种子。”
“可是你想一想世界上所有大家的心，小孩子们的心和大人们的心，都加在一起就能聚成一堆高高的火，让上帝暖和。”
“哦，那他还需要吃的吧，要不他会很饿的。我们得给他带点儿吃的。他那么善良，我们要好好照顾他。”
“他不用吃东西。他靠爱来生活。假如有足够的爱，他就永远不会觉得饿。”
“可是，母亲，我们还是应该送给他一些东西。我们给他做一个大花篮吧。他爱花儿，他也喜欢贝壳。你瞧，大海里所有的贝壳都属于他，带给他吃的、鲜花和别的东西。我想送给他一些东西。”
“做一个好孩子，关心你的父亲母亲，这样就能把你的爱送给他。如果你劳动的话，上帝会很高兴的。”
“我是在劳动呢。我打扫了休息室，我替斯维特兰娜刷了她的裙子。麦琪奈尔姨妈的脖子酸疼了，我给她按摩。我在努力地劳动。你一定也在意上帝吧？”
“当然啊。”
“那父亲也一样吗？”
“是啊。”
“要是你和父亲做了错事，上帝会惩罚你们吗？”
“上帝从不惩罚，我们惩罚自己。”
“要是我做了错事，上帝会惩罚我吗？”
“不会的，但是我必须惩罚你。我可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只有这样上帝才会在你心里感到暖和。看到你做错事，他会又冷又伤心。”
“那么他现在暖和吗？”
“很暖和呀。”
“母亲，要是我能看到他就好了。”
再一刻，屋子里变得悄无声息。她已经睡着了。
这本三卷合一的书，它的第四卷即将完成。
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献给安娜——我的母亲。
献给伊万——奥格瓦娜（也就是奥尔迦·伊万诺夫娜）的父亲。
献给奥格瓦娜——伊奥万娜（也就是约翰——安娜，包括斯维特兰娜在内称呼我“父亲”的后辈中最小的一个）的母亲。
没有奥格瓦娜，永远不会有你正在读的这本书。
Postlude 尾声[298]
在这片舒缓的山谷里，有一种自由让生活与劳动成为真正的同义词。回首往昔就像展开一幅生活的长卷，人生的体验仿佛是色彩斑斓的织锦。在金色丝线闪耀的地方，有被人的双手触摸的真理，有值得付出高贵的自我的爱，有因为死亡而变得愈发神圣的生命，也有赋予失败价值的鲜活的信仰。
真诚地热爱和探寻“原则”，正是生活根本的要义，正是在这本书开篇的雪地里，约翰舅舅用脚印给予小男孩儿的教导里缺失的部分，也正是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的东西。
变化的秩序深邃无尽。我一直在探求这个自然秩序本身的秩序。我试图将它理解为一种原则，最终我接受了它是一种现实。或许如赫拉克利特所言[299]，变化是惟一能够被我们所感知的现实。
对于一切自然的生长导致的变化，我们都无需畏惧。虽然无法认清这一事实，然而变化终将令我们受益，因此我们无需戒备。
作为我们无法回避的朋友，有机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机会。对于建立在现实之上的文化而言，变化总是友善的。变老将成为一种人们渴求的资历。否则，我们的文明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切自然生长产生的变化，应当赐福而不是袭扰地球上的生命。死亡本身只是变化的一环，生长过程中的一次危机而已。
正如第三卷前奏里丰收的田野的故事所讲述的，在我劳动的田野里发生了许多粗暴的袭扰。
我一直在探寻理想的生活，如同我不懈地探寻理想的建筑，如同我在这本《自传》开篇的故事里，在阳光下寻找洁白无垠的雪野里露出的干草。
依照它惟一可能的选择，我的生命充满了对永恒的“原则”不断变化着的试验。
生命的历险是时间、空间与人协奏的热忱的浪漫曲。它从我手中流淌出来，塑造一个时刻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能够从容地承载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应当抛弃内心对变化的畏惧和对一切致命灾难的恐慌。
“自由”是第四卷的标题也是线索。然而，我必须承认自由并不存在。包括宣告发现了自由的释迦牟尼，还不曾有任何一个世间的凡人拥有过自由。
逃避不是自由。
我们有权索取的惟一的自由，是能够自由地探寻，自由地存在和自由地相信，自由地爱我们的心灵感受到的美。
这是人能够得到的惟一的自由。
这也是人所需要的惟一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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