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制蜡公司室内

    形式 Form

    Work-Song 工作之歌

    我们有战场上的战歌，也有军歌和宗教赞美诗，我们听过黑奴劳动时的号子，但是我们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斗志昂扬的工作之歌。

    这些歌唱丁字尺与三角板的诗句[300]，像一支喧闹的军乐队排成方阵从街上走过。这首我早年的即兴之作，本应收入前面的第三卷《事业》。它之所以被略去，是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它听起来都像是在叫喊着“见鬼！”。

    为什么不呢？你需要多么强大的自我来喊出“见鬼！”，才能忍受被人云亦云的博学所阉割。而对任何真实的自我和勇气的“教化”，必然都出自我们的最杰出人士之手。在此我献给你这支充满斗志的工作之歌。它也许精彩，也许蹩脚，但是千万别把它称为文学。

    这几行诗被奥格瓦娜谱成了歌，有时会在塔里埃森的学徒们中唱起。

    多年以前，这些奇怪的诗句曾经有过一次走出角落的尝试。在一些朋友善意的鼓励下，我把它们以《鼓声》为题寄给了时任《世纪画刊》主编的理查德·吉尔德[301]。这首工作之歌被很礼貌地退了回来，“赖特先生，鼓声的节奏实在难以翻译成诗歌。”

    生活似乎在蔑视我们最高的文学评价标准，尤其是那些学究给出的鉴定，甚至广为大众认可的标准也不过如此。

    这件往事成了一份被冻结的资产，或者说渴望着文化更新的郁郁不平。

    在当下对文学陈腐的定义之外，还有谁懂得诗歌吗？

    我记忆深处的那个小男孩，在这可爱的山谷里就开始了探寻。温暖的羊毛靴裹着他的小脚，踩在新落的积雪上，累得酸疼的胳膊抱着满满一捧“没用”的干草。生活编织的多姿多彩的图案已经展开，对形式的探寻仍在此继续着。

    是的，一种自我探寻，寻找我能够赢得或者接受的自由。

    在完成前面四卷“家族”、“结缘”、“事业”和“自由”之后，我像参加完“一年级的舞会”之后那样，回顾自己的经历。十年了[302]，我不无惆怅地想象，我的那些话语或许可以传递更深的含义，打动更多的心灵。或许我能够献给你一本更好的书。我很懊悔自己写下的根本不是一本自传，而更像一部反抗百老汇的教义。尽管如此，我对“反抗”和“教义”并不感到遗憾。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反抗”，而这部《自传》正是一篇发自我内心的信仰告白。

    至少，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然而，正如单凭木板、砖块和灰浆并不能筑起建筑那样，仅仅依赖事实无法构建起真理。只有当想象力像利用建筑材料那样忠实地驾驭事实，才能在事实中融入精神，在清新闪亮的形式、艺术的杰作中造就另一种生活——人的生活。

    这本书的第五卷是对形式的继续探索。

    The Character of Form 形式的天性

    在被诸多令人沮丧的真相包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鼓舞人心的真理（起码是与真理相关）：形式的天性始终是有机的。它是自然界真正的图案。对自然界抽象的过程，向真诚探寻完美形式的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他画出了简单可循的基准线。既然所有形式的实质都是一种结构，那么它的实质也必然关乎政府、关乎建筑、关乎组成文明的社会构架。

    我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每一个问题自身都蕴含着解决它的出路”，一条惟有全身心地投入真理方能找到的出路。一步步走来的人生告诉我，正是这种找寻赋予了一切生活真正的憧憬、线索和色彩。否则，就建筑的世界而言，生活将不过是一堆如尘埃般互不相干的事实罢了。

    任何好的建筑师都理应是一个天生的物理学家。然而现实生活中，他却必须是一位哲学家和医生。因而，从古代哲学里新生的精神相面术，依然适用于这本历经磨难而迟到的第五卷。它为你勾勒出一种被现实主义所遮蔽的真实的社会肌理。现实主义，它既能让现实丰富多彩，也能让生活的面目晦暗不清。

    我们共同的目标隐藏在一行行字句的背后。

    我有一位表弟在俄克拉荷马州做报社编辑[303]（其实只是成功的出版商而算不上编辑）。他曾满怀厌恶地怒斥我：“弗兰克，你这混蛋。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的制度，何不干脆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真见鬼！”

    “理查德，如果我看到自己的国家误入歧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回答他，“不是要取悦你或者我的哪一位亲戚，而是为了最‘见鬼’地尽我所能，把颠倒的是非扳正。”

    为了坚持自己的良知或者挽救对方的良知，你我理所当然地难免令彼此的亲戚感到困扰，还会得罪一大群善良的人。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选择。

    然而，假如民主对于你我来说还意味着一点点什么的话，那恰恰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叔父姨母、尤其我们的父辈和最亲密的朋友们面临着的困境。更不必说还有那些警察的纠缠。这就是现实。

    无数像你我一样不安分的良知，在抗争着低级的愚蠢和十足的卑劣，这是任何一个公正的国家所不可或缺的。毕竟，民主是这里惟一符合黑格尔所言“苦恼的清醒意识”[304]的状态。

    理查德，难道就因为你碰巧拥有一份报纸之类的东西，就能待在俄克拉荷马聒噪你的称心如意吗？不，我比你更有权利待在这里，更大声地喊出我的不满。

    这个国家，无论是在我们鲜血的洗礼中依靠胜利获得的——还是继承来的、偷来的或是买来的，难道它不是上帝众多美丽土地中的一方吗？假如它的残弱、犹疑和盲目已经是病入膏肓，那么美利坚的这些理查德表兄弟们或许是对的：批评将只会意味着冷酷。

    但是在我眼中，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并非如此的无可救药。我属于这里，我热爱这一份归属：爱这个国家，不是因为它现在的模样，而更多地是因为它理应成为的、众人期盼着它将要变成的模样。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身边有无数怀着同样方式热爱着它的人。

    这种爱意味着，不仅我们的建筑和其中承载的美好生活，还有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耕耘，都将迎来真正民主的形式。也许遥远，但终将到来。

    各位高贵——或者卑微的读者，今后，对于任何健全的（也是诚实的）民主、和平与战争而言，自由的意志都存在于讲出真相并有所作为的勇气之中。当我们理解了真相，直面这样言行的后果，真相便会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假如我们的智慧和真诚不再受到压制，就会有足够多睿智的头脑，为我们信仰的自由找到相称的社会和经济的（意味着真正建筑化的）理想形式。今天，这种自由超越了国界，成为整个世界新的美德。自此，我们称它为新的现实。

    可怕的是，曾经在我们胸中激荡的、淳朴而闪光的自由思想即将耗尽。那些逃离了“旧世界”前来寻求庇护的人，被这片土地上萌生的智慧所惊吓，如今又为了安宁而逃回从前的祖国，手中挥舞着的不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某种什么主义。

    劳埃德–琼斯家的儿女个个都相貌出众。而我认为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我母亲和我的奈尔姨妈、简姨妈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五个兄弟都须发浓密，气度不凡，令人不禁联想到耶稣的门徒。

    某一天，詹姆斯、伊诺斯、约翰和詹金四兄弟，恰好坐在一辆敞篷的卡车上，驶过麦迪逊市的大学路（他们中有两个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校董），这时，人行道上有人喊道：“另外八个门徒去哪里了？”

    住在山谷里的舅舅们把他们的姐妹称作“姑娘们”，家里的孩子们称她们奈尔姨妈、简姨妈。两姐妹曾经在弗兰西斯·帕克[305]的学校里任教，并在那里接受了约翰·杜威[306]的学说。在她们年近七旬时，她们开办的家庭学校日益难以维系。学校本身决定了它非盈利的特征，而她们的弟弟詹姆斯（我最喜欢的舅舅）不幸去世，进一步使她们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她们的学校面临破产。

    二十七年来，“两位姨妈”带领着十三个住校的教师，先后迎来了五十多个六七岁的男孩和女孩，送走了五十多个即将进入大学的十七岁少男少女。她们是家庭式学校与男女同校制教育方面的先锋。她们的“山坡家庭学校”[307]无疑是美国最早实践男女同校制的家庭式学校之一，或许是美国最早的一个吧，在世界范围内或许也属于最早的一批。玛丽·爱伦·奇斯在[308]《美好的集体》一书中描绘了这两位教育先驱的肖像。

    “两位姨妈”尝试过多位管理者来经营她们的学校，其中有些是她们的外甥或者外甥女，也有一些是从城市里的教育机构请来的，但是，诸多原因造成他们都没有给家庭学校带来显著的起色。“两位姨妈”自己就是这些原因。她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们创办的学校已经随着她们一道变老了。事实上，她们还和从前一样的警觉和强势，根本无法容忍他人的指导，或者把她们的权威移交到其他缺乏经验的继任者手中。我自己也从未想过她们已经老了。你感受不到她们的年龄。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四十个孩子面前，她们是姨妈或者姑妈。对于上百个其他人的孩子，终身未婚的这两姐妹是母亲。然而她们的强势现在恰恰成了她们的弱点。

    她们声望卓著的弟弟詹金曾经给予家庭学校鼎力支持，如今再一次试图帮助她们渡过难关。但是这两姐妹无法接纳任何人的管辖甚至建议，连弟弟詹金也不例外。而参与学校的管理恰恰是詹金能够替她们筹措到资金的前提。因此，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她们没有得到任何资助。有些人将这归咎于我。

    至于她们昔日的学生们，情形与詹金相仿。我至今仍难以理解，为什么没有学生回来救助这两位如同他们母亲一般的老师。没有一个学生回来过。只有从不同地方寄来的几百美元，无异于杯水车薪，她们需要的资助是大约四万六千美元。学校的局面一塌糊涂。焦虑让奈尔姨妈失去了理智，她会在碰巧待着的任何一间屋子里来回踱步，时而自言自语，时而一边绝望地扭着双手，一边啜泣。依旧保持着敏锐干练的简姨妈会在一旁安慰她。在这个时刻，姐姐安娜（我母亲）给予了她们迫切需要的帮助。我竭尽全力，试图让她们能够享受片刻的安歇。然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很明白，她们永远都不会安歇。她们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于是希望把手里的一切都交给我，希望我答应继续她们的事业。我答应了。

    我的诺言让她们感到宽慰。

    在一九〇二年建造家庭学校之际，我曾经为她们筹集到一些钱。我的一位业主，苏珊·戴纳夫人一手出资建起了学校旁的艺术和科学楼。她还借给姨妈们两万七千美元，帮助盖起了学校的主体建筑。另一位我先前的业主查尔斯·罗伯特，捐赠了九千美元帮助她们挺过了日后的一次难关。她们还收到过一些我不清楚来源的资助。

    随着其他的机会日益渺茫，她们把我当成最后的希望。这些昔日的资助想必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一九〇二年兴建这所学校之际，家族内部就有反对的情绪和声音，认为它会毁了这姐妹两人。自始至终，两位姨妈的投入只是实际物质成本的一半加上家族成员们相当可观的自发劳动。她们为建成后的学校感到骄傲和欣喜。

    我曾经切实地考虑过找一位校长来延续她们的事业，然而我想象不出谁能够替代她们。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胜任。

    离开充实的学校生活之后不久，她们两人的生命相继枯竭了。

    简姨妈像一团炽热的火焰，她的性格正与奈尔姨妈的沉稳干练形成对比。“失去”学校对于她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一个诺言毕竟无法弥补她们“失去”的深爱的事业。天气允许的时候，她喜欢回到家庭学校，睡在她从前的房间里。有一天早晨，人们万分意外地发现她死在那里。

    奈尔姨妈年轻时得过天花。二十六岁那一年，她的头发就全都变成了雪白，但是常年的户外劳作让她日后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格。失去了毕生的伙伴之后，她又坚持了一两年。到后来她丧失了一贯清晰的思维，而她执拗的秉性造成她如今频频地情绪失控。最后，大家发现她安息在男孩子们从前的宿舍里。那里是她们培育了七个男孩子从七岁长到十二岁的地方，也是她为自己选好的归宿所在。

    奈尔姨妈和简姨妈去世后，山坡家庭学校被视为她们留下的“财产”。然而蹊跷的是，我在一九〇二年为她们设计的几栋建筑，却被排除在这些闪烁着她们人格魅力的财产之外。在凝聚着我的理想的那几栋建筑之中，两位姨妈也倾注了她们的热情和信念。学校里的其他建筑全都丑陋不堪。劳埃德–琼斯家两姐妹创造的奇迹随着她们本人逝去了，只剩下一个金属床架和上面洁净的床单、墙上的一幅画、一块碎布拼花的地毯、一个洗手盆和一个水罐，一个花瓶和一个装水果的大碗、以及曾经亮闪闪的木地板还有窗外美丽的景色，而这一切都能够唤起对她们的追思。

    随着两位姨妈相继去世，她们的“财产”也四散流入周边的亲戚们手中，剩下的只有外祖父留给她们的土地和她们倾注了自己思想的几座建筑。这些专为她们的学校建造的房屋，如今已经失去作用，甚至连改作农场用房也不适合。八角形的谷仓、学生宿舍和佣人们的住处都只是布局不当、毫无设计可言的木匠手艺。就连这些也都年久失修，只待彻底拆掉，以免它们败坏了体现姨妈们精神的整个建筑群。除了属于学校的一百四十英亩土地（不计建筑物，每亩地价值大约八十美元），山坡家庭学校残留的设施几乎毫无价值。劳埃德–琼斯家两姐妹留下的所谓“财产”少得可怜。如果硬拢在一起的话，也凑不齐一千美元。

    她们充满活力、意在发掘人的个性的学校，留给世人怎样的教训啊！世间万物总是像这样老去，继而消散。然而，人格是永恒的，它将超越岁月的侵蚀。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年华老去愈发成熟和坚强，直到年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优势。

    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如此执着地追随自己非凡的个性。无论身在何处，她们都能够在微不足道的琐屑当中发现价值，在看似无物当中点燃温暖的火光。

    她们把世间罕有的热忱投入一个崇高的理想。在关闭前的最后几年里，这所学校变成了某种慈善救济机构。丧偶或者离异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到这里由两位姨妈悉心呵护，只用零星地交纳些许费用。一旦有天灾人祸降临孩子的父母，就再也不会有钱寄来，而姨妈们会继续收留这些孩子。最后，有太多的教师拿不到报酬，忠诚的老员工们甚至接连几年都没有提出过发薪的要求。姐妹两人去世后，堆积如山的账簿上记着有待偿还的债务大约四万美元，而她们没有留下一分钱。

    Post-Mortem 后事

    我的姨妈们去世之后的许多年里，不时会有某个农夫在路上遇到我说：“弗兰克，我给过‘姑娘们’四十捆木料，一直还没有要过钱呢，那可是一九一五年二月的事了。”

    “当时你为什么没让她们付钱呢？为什么一直也没有问过她们或者我，直到今天才提起这件事呢？”我通常这样反问。

    “那时候，我清楚她们手头紧张，我也不很缺钱。可是这会儿不同了。先生，世道可不同了。”

    “可是，现在欠你的账已经失效了。”我会试探他是否诚实。

    “是啊，失效了。但你是她们的外甥啊，弗兰克。你总会付给我一点儿来抵老账的，对吧。”

    “那当然。你说说看，应当还你多少钱呢？”

    “嗨，给我一半吧——六十块钱就算清账了。”

    “我这会儿没带着那么多。”

    “是吗？没事儿，我哪天顺路的时候再来取也可以。我知道，你不会让你的姨妈们失望的，弗兰克。”

    当我手头宽裕的时候，他会拿到他索要的欠款。显然，这样的欠账早已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且其中某些无疑是编造的。我只能依赖自己的判断力来逐一应对，并且变得越来越强硬。偿还其中某一些，对另一些不予理会。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

    Perspective 前途

    回顾两位姨妈的人生和她们的事业，你将看到她们的事业对我们仍然有深远的影响。狭隘浅薄的环境曾经残酷地包围着她们，恶毒地袭扰她们的事业，而如今的塔里埃森也身处同样的环境。

    年迈成为一项缺陷，使她们无法继续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伟大事业。

    她们被看得贱如集市上待售的牲畜，她们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变得不值一文。如同在鄙陋的乡间，一匹马或者一头牛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岁口，而一只鸡的售价由她下蛋的多少和肉味来决定，鼠目寸光的美国意识把这些规律应用于对待人的生命。在某些古代东方的文明社会里，风度优雅的老者象征着卓越的见地和荣耀。而我们举目所见呢？独具特色的美国意识以对待牲畜的方式来看待老者，将生活中那些尊贵的品格弃若粪土。老者独有的气度迫不得已被整容师的作品所掩盖。老者凄惨地竭力使自己“看上去”年轻一些，因为那样就会的确变得年轻，显得更加强壮。然而，当经历风雨的痕迹仅仅被看成是岁月的侵蚀，它们就果真变得很丑陋。

    在闭塞的乡间，一张写满生活阅历的面孔不应当被视为丧失了某种资格，在城市里坚硬的人行道上更不应如此。但是青年们看着脚下老年人堆成的废物，只顾趁着年轻痛快行乐。他们坚持认为最好的生活还在后面，不去为树木培育果实，而是在无聊中荒废时光。我们把这种有害于整个西方文明的恶行施加在自己身上。

    假如年迈无法带给老者本人以及他人可贵的奖赏，那么个人或者整个社会势必已经陷入了可怕的泥潭。

    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的朋友莉迪亚·库恩利夫人，一位非凡的女性验证了她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没有魅力并非她的过错，然而到五十岁时依然如此，那必定是她的过错。”

    A Promise 一个诺言

    我的一生中曾经作出许多承诺，并且总是尽我所能地兑现这些诺言。我从未许下任何我根本无意信守的诺言。然而，地狱里属于我的角落，必将由那些永远无法兑现了的愿望铺成。[309]

    时间和现实将使一个人的诺言风化，如同远去的背影渐渐模糊。但是有一个承诺，始终不肯离我而去。我崇敬母亲和两位姨妈花白的鬓发间流露出的尊严。这份崇敬以及我对她们的爱，让我感到她们仿佛仍然活在这个承诺之中。我曾经承诺，两位姨妈在外祖父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起的学校将会延续下去。这个向亲人许下的承诺，一步不离地跟随着我。渐渐地，这个前方的目标演变成我内心的愿望。无论我的意愿如何，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努力实现这一承诺。我变成了命运的工具。

    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都要尽快实现这个诺言。既然我宁做我，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兑现这一诺言，尽管我并不知道那是怎样的方式。这个诺言像它的许多同伴一样拖延了许多年，但是我仍对自己抱有信心。

    如今我发自内心地相信，无论是怎样的目标，只要我的渴望足够热切，我就能够获得它。因为它首先获得了我。

    无需我煞费苦心地朝那个方向靠近，现实将我推向了这条道路。假以时日，期望将化为现实。

    Anno Domini 1929公元一九二九年

    试图由“生产”来控制“消费”，酿成了这一历史性的灾难，这场被无知者冠以“萧条”之名的经济崩溃。

    经济的停滞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整个威斯康星州从南到北，都听不到一下工人劳动的锤声。我自己所在的艾奥瓦县的劳力们、木工和石匠们，和他们在附近戴恩县和索克县的同行们一样，在饥饿中无所事事。与此同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山坡家庭学校经历了将近三十年风雨的木瓦屋顶，因为找不到工匠维修而一片片脱落。

    雨水顺着屋顶泡湿了室内几乎所有的角落。屋内涂腊的砂浆墙面，被名叫“好奇”的路过者涂满了与乡间茅厕里一样的污言秽语。只需要一个严酷的寒冬，我为两位姨妈所设计的建筑中残存的部分将只剩下孤零零几片石墙，不再有维修的必要了。那些无与伦比的砂岩石墙，是目光炯炯的威尔士老石匠蒂姆在我的指导下精心砌筑的杰作。而我不仅没有资金用以偿还惊人的债务，甚至凑不出足够的车费去城市里寻找设计项目——假如还有什么设计项目可做的话。

    从哪里还能找到设计项目呢？无人知晓。除非我们能在饿着肚子的前提下，自己筹划建筑项目。我的朋友们都举步维艰或者已经濒临破产。我如何知道的呢？他们知道他们如何知道我知道！

    假如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也不能在农场找到活计，那么任何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筑师都只能在混沌中度日，除非他和某一位安然稳坐着的人物恰好有些“关系”。（因为越小心翼翼的人，受的打击越严重。）而安然稳坐需要的是纯粹的运气。在我们这个不遗余力地以“生产”来控制“消费”的伟大国度里，仍旧梦想“追求幸福”的建筑师们只能勉强度日。他们赖以度日的“积蓄”或者钱财，多半来自保险的收益、与富人联姻或者继承一笔遗产。更多的情况下是从某处向某人借贷，而与此同时，“生产”的成果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消费或者被强迫的消费。

    我不仅失去了“收入”（仅仅是“他们”的叫法而已），并且丧失了任何赖以借贷的信用。如今，可供我们分享的命运是抵押借款、法庭判决、来自私人以及公众的羞辱、整个国家承受的耻辱。勒索和诋毁依旧是这幅阴暗的国家图画的前景。

    一大群杂七杂八的游荡者伸着手，频繁地出现在塔里埃森门前！他们披着各种我熟悉的伪装前来敲门：依法索回售出的物品、报纸采访、敲诈、无良的律师、索债的长途电话、亲朋好友索债、曾受雇佣的劳力索债，一个个穷凶极恶。拿不到钱，便是破坏和威胁、愈发恶毒的危险，甚至刺杀。凡此种种徘徊在门外，与门内无耻的背叛交相辉映。

    最为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与费斯特斯·琼斯相仿，心中残存的一点儿良知使我每每陷于内疚的困境。

    我的困境还在于，我仍然渴求善待自己，并且没能成功地抛弃根深蒂固、不乏悲剧色彩的家族传统——渴望与自己的同类融洽相处，赢得他人的友善和尊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愿意为了获得“奢侈品”而牺牲生活“必需品”。只要万物的衡量标准——金钱仍在秘密地操控，这似乎是获得“更好的东西”的惟一方法。

    A Station for the Flight of the Soul 漂泊心灵的驿站

    过去的许多次危急时刻，我都曾经突发奇想（或许正是危机的刺激所致）。某些时候是糟糕的主意，但这一次是不错的主意。何不将那个已经成为我内心意愿的诺言作为目标？在这个没有房屋可以建造的惨淡时刻，何不利用我三十五年来积累下的经验，“建造”建造者，静候建造者重有用武之地的那一天到来？

    从事教育的天性、蛰伏已久的家族影响终于苏醒了。实现我的诺言？

    曾经有许多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塔里埃森协助我的事业。其中某些人仍然没有离开这里。经过对这个“想法”反复讨论，权衡支持与反对的意见，我们——一个威斯康星的威尔士后裔的儿子和一个黑山人的女儿，决定作为教育者创办一所学校。一九三二年夏天，我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收到了这样一封公告：

    An Extension of the Work in Architecture at Taliesin to Include Appentices in Residence 塔里埃森建筑事业的拓展——招募寄宿学徒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一批才华出众的助手，将在他们生活的塔里埃森创办一种新式的学徒会。

    依照筹备计划，将有一批经过遴选的助手辅助对学徒的指导，包括一位雕塑家、一位画家和一位音乐家，以及七个资深的学徒和三个具备生产经验的工厂技师。

    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界精英，将不定时地前来分享我们的热情或者在此小住。

    我们相信，以理性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与工业，将与美国平凡的日常生活协调相融。任何这样理性的尝试，其形式必然是回归本质的建筑，在顺应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工业和经济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建筑。

    未来民主制度的这种框架和背景，必将成长为一种有机建筑。并且哲学、雕塑、绘画、音乐和机械工艺最基本也最有价值的要素，都可以在本质上归于建筑。相同的原则刻画着生活与艺术。因此，如果这个世界将实现科学地安宁和谐，那么生活自身的“建筑”必然是任何真正的文化首要的、基本的考虑。

    “艺术”与工业生产之间的结盟永远多多益善。因为，任何单纯的“结盟”虽然具有实际效力，却都无法激发创造力。适宜的形式只能从内部生发，并且与我们的工业实践紧密地联系。只有当工人们不再只是自发地依赖现代化车间和生产环境，而是与某些具有创造力的建筑师结合并从中受到启发，才会出现创造力最美的结晶。在实践中不断接触结构、材料、土地以及自然变化的天性，是传授这种结合的惟一可靠的教科书。只有当这些因素成为与日常生活、实践直接相关的具体形式，它们才能成为我们再次从起点出发所用的教科书。

    在这个充满困惑的机器时代，我们当中硕果仅存的创造的冲动，仍有希望不被周围垂死或者早已冰冷的古老形式所玷污。大城市的生活已经等同于肤浅地应用某些僵化的成规。因此，塔里埃森学徒会选择乡村作为它生活和劳动的场所。学徒会坐落在麦迪逊以西四十英里一处美丽的农场上，临近威斯康星河。与它距离最近的村庄，位于四英里以外的州内二十三号高速公路旁。

    从芝加哥到橡树园再到塔里埃森的建筑事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证明了它自己的价值。它在当今世界潮流变换中的远航，证明了与真诚地渴望改进自己产品的工业制造者通力协作，建筑师将有机会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假如我们的国家能够学会像塔里埃森一样利用自己的资源，现在和未来的美国制造业都将不再依赖精湛的模仿和抄袭。

    因此，塔里埃森计划将学徒的规模从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个扩充到七十个[310]。

    每一个学徒将在导师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在机器的时代里以机器为工具创造艺术。为了实现一个值得我们拥有的独特文化，所有成员将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合作，创造机器和现代工艺所需的新形式。

    在此之前，塔里埃森曾经接纳过一百多个来自世界各地、有志于建筑的年轻人。如今，更多年轻人将加入正在成长的学徒会，投入它丰富多样的活动中。我们希望，借助于我们能够提供的现代机器设施，学徒们的实践活动将逐渐延伸到与建筑相关的其他艺术领域。置身于迫切需要新的表现形式的现代思潮与概念之中，我们相信年轻的建筑师、艺术家和手工艺师们，能够在这里学到构建精神世界的方法，也学到用一生来探索建筑这一所有艺术中最精华者的方法。他们还将有机会以我们的时代与国家所独有方式，把这些方法用于实践训练。

    因此，我们创办这一日常生活与劳动密不可分的学徒会。学徒们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参与建筑或者其他工艺制作。这些直接的实践经验，益于身心健康而且成果显著。年轻人们将见证自己的双手把思想付诸劳动，在劳动中发现思想。

    我们的居住生活将是简朴的。公共分餐，固定的劳动、娱乐和就寝时间。每一位学徒拥有自己的工作间和寝室，所有寝室都设有方便的盥洗设施。娱乐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亮点。晚间的活动包括戏剧或者音乐演出、电影放映，以及有受邀的音乐家、文学人士、艺术家和科学家参加的讨论。周边优美的环境，将赋予我们的创作和休闲无尽的灵感。日常生活的内容将充分地从优美的环境中受益。

    学徒会各个方面的劳动实践将直接体现有机的哲学：为有机的生活创造有机的建筑。塔里埃森的生活将体现未来属于今日的意识。

    基于这样视野宽广的意识，以实践作为形式的建筑学习将着重于建筑设计和结构原理的细致研究。预计开设的课程将扩展到生物学、印刷、制陶、木工和编织。这些实践中的学习，将密切地结合富于特色的模型制作。建成之后的机械工房，将为学徒们提供各种工艺的试验机会。

    学徒不同于奖学金获得者，这是学徒会创立的条件，也是每一个成员应有的心态。日常劳动的各项内容将被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成员。学徒会尊重个人喜好和志趣，但是不会对此给予格外的鼓励。学徒的年龄不受限制，但是每一个成员的录取资格，都将由赖特先生本人在该学徒从事一个月的试用劳动之后确定。无论是录取之前还是进入学徒会之后，学徒会有权在任何时候拒绝任何一位学徒。

    塔里埃森的目标是培养机体充分协调的人才，使他们建立双手与头脑之间的协调，这正是现代教育最显著的缺环。

    作为一项基本的要求，学徒会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参与维持学徒会运转的日常劳动。他们将尽可能地远离薪水奴隶的意识。

    试验室和机械工房仍有待建设。它们在绘图室旁边建成之后的最终效果，如附图所示。

    工作室和展厅已经建成或者在建。第一批试验性的课程将包括建筑结构与建筑设计、建筑的哲学、印刷制版设计、学徒会会刊的印刷工艺、与现代施工体系匹配的玻璃吹制、混凝土浇注、金属锻造和使用现代机械的木工工艺。与以上内容并行的学习包括哲学、雕塑、绘画、戏剧和格律。此外，学徒会将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组织制陶、编织等任何一种现代化生产工艺。我们有信心说服工厂的经营者与我们合作，在学徒会示范这些工艺。

    每一位学徒结束学习离开之际（并且仅在此时），将会得到一封推荐信。在与劳动日程不冲突的前提下，学徒可以享受每年六个星期的假期。

    学徒会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基金会”，然而目前仍只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团体，距离这一目标尚远。未来几年，它赖以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将是学徒们的学费。其他资金来源包括建筑项目的设计费、出售完成的艺术品和以学徒会名义发行的出版物。我们将建立一个名叫“学徒会的朋友们”的组织，其成员包括对我们的事业抱有信心、有能力并且愿意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士。学徒会有可能收到这个组织捐赠的资金或者设备。[311]

    毋庸置疑，学徒会的兴盛取决于其成员的素质，然而也更多地依赖成员们在劳动中体会到的合作精神。惟有学徒本人能够让导师或者他自己从他的学徒生涯中受益。因此，在被接纳进入学徒会之前，每一个学徒都要经历一段试用期。学徒会有权随时终止某个学徒的资格。

    如后附的申请表所示，每一个学徒需要交纳固定数额的学费。[312]

    作为学习内容必要的一部分，每个学徒都需要在农场或者自建房屋的工地参与劳动，或者幸运地参与工作室里试验性的设计和创作。这些设计和创作的成果将有望用于展出和销售。学徒会将设立一个账户来管理类似销售所得的收入，在每年年终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成员，冲抵部分乃至全部学费。

    一个类似公司经营的组织将管理学徒会的事务。[313]

    学徒们将参与农场和菜园的劳动，他们日常生活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必需品，将出自他们在土地上的劳动，从而使他们的学费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这份雄心勃勃的策划刚刚出炉，并且以公告的形式散发出去，我们就主动放弃了它，转而决定尽量利用手边的资源，而不去追求过度的“学院化”或者“教育腔”。我具备某些方面的经验，而奥格瓦娜在另外一些方面卓有特长。我们两人的头脑和热情结合在一起，依据我们现有的能力对学徒会的内容加以简化，并且很明智地把招收规模缩减为二十三人。然而，那份内容详尽的公告已经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我们预期的效力。二十三个小伙子和姑娘，携带着各自一年的六百五十美元学费，汇集在塔里埃森。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

    这些背景各异的年轻人，组成了一幅美国青年一代的横断面。虽然还没有作好准备，但是他们渴望开始某种工作。学术研究除外，而那也恰恰是塔里埃森最不可能给予他们的东西。

    To The Enemy 致敌人

    既然我们开始介绍学徒会，那么作为对前面那封公告的补充，不妨再来看另一封公开信。美国的“巴黎美术学院派”[314]曾经向学生们发出了一纸宣言，它也被寄到了我的手中。针对这一“宣言”，我写了如下这封公开信，寄往各个学校，希望在校方许可的情况下，张贴在学生们可以看到的地方。这一目的在某些学校里得以实现。

    想必读者已经充分理解了，美利坚大地上这些奴颜婢膝的“巴黎美术学院派”，是对任何尤松尼亚文化理想的诅咒。

    假如我们并不把缺少土生土长的文化“图案”视为一种缺陷，那么何不索性满足于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任何图案呢？一片不毛之地岂不更好？自然，没有人会这样提议。现实不容我们错过哪怕是一粒我们自己土壤里的收获，也不容陈旧的图案和偏见毁掉任何一次崭新的机会。文化的迟滞使我们没有把灵感注入所谓的“标准化”，而是让它沦为单纯的巧技，彻底丧失了造福于人的能力。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文化倒退再多一天盘踞“艺术”的席位，那么我们的社会肌理中将剩不下任何精神层面的生命力，因为文明意味着社会肌理中富于灵感的文化图案。

    文明正是这样一种“图案”。

    一位机智诙谐的法国人曾这样评价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惟一从野蛮直接坠入堕落，而不经过任何中间文化的国家。”

    以下就是我对美国的“巴黎美术学院派”的答复：

    To the Students of the Beaux-Arts Institute 致“巴黎美术学院派”的学生们

    你们收到的那一纸宣言，也同样被寄到了我的手中。它提到了我和两位我敬重的现代建筑师格罗匹乌斯和柯布西耶，而我们对此却并不知情。[315]

    如果这个宣言证明年轻的建筑师们面临着启蒙的机遇，那么或许现在是他们帮助自己的时候了。这个宣言铿锵有力的措辞背后流露着一种威胁。我可以从中读出，美国的“巴黎美术学院派”终于意识到除了通过强行兜售，他们古老的实践和陈腐的戒律已经穷途末路。

    正如这封公开信证明的那样，“巴黎美术学院派”准备用新的建筑语言讲话。接下来，“巴黎美术学院派”的首领们准备风度优雅地向现代建筑“靠拢吗”？还是如宣言所称，它将不会向现代建筑靠拢，而是把“所有学生推回到古典主义的怀抱”？

    可曾有人向你们这些学生讲述现代建筑真正的内涵？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诫你们，“赖特、格罗匹乌斯和柯布西耶建立的风格将不会长久。”

    如今呢？必须承认，现代建筑走过的很长一段路不是有机建筑之路，因为它已经沾染了美国的“巴黎美术学院派”崇尚模仿的习气。对于那些不幸沾染了这种习气的年轻人而言，我是他们善意的敌人。然而，无论这些现代建筑师犯过怎样的错误，“现代”建筑恰恰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行动才拥有未来。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巴黎美术学院派”准备要修正它的教程，或者“把你们全都推回到古典主义的怀抱”。

    我承认，在你们被告知需要提防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对有机建筑的原则和实践依然生疏。“巴黎美术学院派”将凭借一种它谎称拥有的美德蒙骗你们。假如你们不想以类似的手法蒙骗你们的国家，那么你们将被有机建筑的原则所感化，并且有朝一日驾驭它。遗憾的是，在成长发育中的美国，“巴黎美术学院派”是建筑教育的惟一选择。

    今天，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会相信这样的“伪教育”。任何一个接受这种教育的年轻人，都不可能成长为具有创造力的建筑师。学院派一面警觉地审视着有机建筑（现代建筑），一面从中汲取它感到陌生的语言，试图用于它自己的教程，比如“材料的意义”，等等。假如他们或者他们的学生领会到这些语言的实质，学院派的教义必将随之土崩瓦解。

    古往今来，在那些“将不会主导现代建筑”的名字出现之前，学术的圈子里可曾闪烁过“材料的意义”，或者任何比精美的构图更深刻的语言？“材料的意义”，这一简单常识之中的最简单者，是我尤为关注的主题。它将彻底摧毁“巴黎美术学院派”在美国的阵地。对于材料的天性和现代建造方式的无知、对于现代建筑极具美国“巴黎美术学院派”特色的误解，造成学院派的阵地已经频频失守。

    “构图”？那不过是一切学院派建筑教育的圣坛而已。

    我要告诉你们，“构图”已经死亡。

    堆砌在钢结构之上的砖石体量和构图，只是封建时代的余音和虚假的姿势。有机建筑所体现的创造力才是赋予你们自由的《大宪章》[316]。然而，你们却被告诫切勿效仿。

    自然而然同时也是不可避免地，当鹦鹉学舌的折衷主义枝繁叶茂，并且被自称美国“巴黎美术学院派”的机构隆重推介的时候，虚伪之花必然满园盛开！其结果必然是——没有收获。

    鸵鸟顽固地要把头扎在沙子里，难道这是它的过错吗？鸵鸟，毕竟不是狮子。年轻的学生们，你们将在哪里学到建筑的真谛，学到“精巧的体量”和“三维的建筑体块”并非建筑的“根基”？它们并非原理而只是成果，只是优秀设计的副产品罢了。请相信我，它们将不再是建筑的“根基”。

    这些“优秀设计的根基”，是古老的“巴黎美术学院派”掌握已久却拒绝在今天丢弃的至宝。假如你们将被“推回到古典主义的怀抱”（那份宣言暗含这种威胁），并且被这些“根基”所束缚，那么对于深爱着建筑的你们而言，现在正是把握机会的时刻。你们将有机会学到，是什么样的原则令“巴黎美术学院派”对现代建筑如此深恶痛绝，现代建筑如何威胁着他们的自我保全。

    与这封公开信相伴的计划书，将解释这种机会的具体含义。塔里埃森已经树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来自各方的青年们渴望崭新的现实。摇摇晃晃地载着青年们的学院派小船，无法抵御海上的风浪。即便拖回船坞里维修，老朽的美国学院派“经典”仍旧难以安全地承载年轻的一代。这艘旧船的桅杆上挂着鹦鹉学舌的折衷主义，任何一个学生都无法借助它靠近现代建筑的海岸线。

    无论如何加以改革，“巴黎美术学院派”必须谨记它永远无法学到建筑的真谛。

    一九三二年一月

    塔里埃森

    塔里埃森已经毫不含糊地向对手投下了战书。

    二十三个小伙子和姑娘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虽然塔里埃森拥有数十英亩的坡地，但是为这二十三个人安置即便是临时的住宿，也需要费些周折。我们可以设法解决学徒们的伙食而不必另雇帮工。但是我们不得不雇来四十个工匠，他们和学徒们一起，建造舒适的宿舍和公告中承诺的设计室。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将学徒们交纳的学费（其中不乏分期付款）全部投入这些用途。尽管债务缠身，不断受到律师讨债的滋扰，并且我依旧无法漠视我内心良知微弱的声音，但是我坚持这笔钱不被用作其他用途。我猜想，学徒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借钱来到塔里埃森的。

    埃德勒曾告诉我，他依靠从适当的人那里借钱迈出了他事业的第一步。他借钱完成了建筑学业之后，却无力偿还。据他讲，借钱给他的人意识到，让他有能力还债的惟一希望在于给他一份工作——一个建筑项目。他就是这样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我秘密地把这一宝贵经验灌输给了年轻的后辈们。

    随着学徒会的构想渐渐付诸实施，我希望这些如同我的手指一样的学徒们不仅能够提振我作为一名建筑师的创作热情，并且让我在建筑领域的才能有更加多样的施展空间。

    第一项目标实现了，而第二项却暂时受挫。某种程度上，我们把目标定得过高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在不断成长。

    在《麦迪逊时报》和《威斯康星州刊》上，我们分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并且为这两个专栏设计了标志。分别是塔里埃森和山坡家庭学校被白雪覆盖的屋顶。我认为，建筑师尤其需要流畅的语言表达。自一九三二年起，这两个专栏持续了好几年。主要由学徒们供稿并且署名，偶尔奥格瓦娜和我也会动笔。在此我难以对这几百篇专栏文章作详尽的介绍，而是只选择了我本人写的一篇：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Human Nature？ 人的天性出了什么问题？

    阿尔顿·道[317]曾作为学徒在塔里埃森生活了一年，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建筑师，并且和我保持着忘年之交。在给我的信中，他这样评价塔里埃森学徒会，“你的理想固然美好，理应取得成功。然而，你对人的天性有过高的要求。我很遗憾，你所尝试的不是在有更大成功把握的领域。”

    我以这样一篇文章回应这位朋友的关怀：

    “我承认，塔里埃森是在宣讲一篇不受欢迎的福音。以实践作为布道的方式，宣讲劳动的福音。过度膨胀的“教育”，已经让美国的年轻人们将“工作”弃若敝屣。只有让快乐重回劳动之中，劳动才会充满创造力而不再是苦力的同义词。我可以想象，实现这一点将困难重重。

    来到塔里埃森的青年们当中，许多人接受过四至六年的大学教育，并且获得了通常的“学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获得嘉奖者不乏其人。他们在象牙塔里游刃有余。然而，他们和我都知道，学业给予他们的只是少得可怜的东西。

    “少得可怜”，意味着几乎所有当今的大学毕业生们，距离一个成熟完整的人还相去甚远。他们怀有某些有趣的想法，通常博闻强识，能言善辩，但是往往自私并且小气，缺乏实际的能力。他们无力完成任何一项需要调动身体机能的技术劳动，却总是以为自己做起这些事来轻而易举。殊不知，与挥杆击中高尔夫球或者足球比赛铲球相比，使用铁锨、锄头或者斧子需要同样多的科学和更多的男子气概。

    田野里的耕作或者工地上的建设，需要比踢球更多的毅力。因为，踢球是一种现场的炫技，而耕作和建设却是一种技能的奉献，没有即时的回报，而是寄希望于未来。栽下一棵树的人深知这其中的奥妙，对他的投入深感欣慰。假如塔里埃森学徒会的试验以失败告终，那么它的失败是因为这一代青年人在高处呆坐得太久，丧失了投入丰富多彩的劳动的能力。也是因为经过了教育烘焙的年轻人，无法把他的身体机能和头脑协调在一起，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

    我怀着愈来愈强烈的厌恶和警觉，注视着那些被父母送进大学，又被大学推上社会的教育产品。为了寻找尊严、价值和财富，成千上万青涩的年轻人蜂拥地挤进大学校门，却浑然不知惟一能够生长出这些果实的地方恰恰在校门以外。

    想象一个久坐不动的音乐家，片面的练习造成他肌肉异常发达的右臂吊在营养不良的瘦弱躯体上。这幅画面同样令我厌恶。在我眼中，这样的右臂是一种扭曲的精神、畸形的肉体。“专长”的代价往往是丧失一个人整体的身心健康。这样的“专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我反感。在我的带领下，年轻人们握起斧子、锯子、刨子、锤子，还有镰刀、铁铲和锄头、石凿、刷子。他们也要做饭，洗涮。然后，才是拿起绘图板上的丁字尺与三角板。

    在我力所能及之处，不再会有跳不出绘图板的建筑师！不再会有狭隘的专家。那些所谓的专家往往会拒绝劳动，并且没有能力投入劳动，似乎无须付出技能与汗水就可以平白得来他们每天吃的面包。在资本主义的暖房里，久坐不动的专家享受着足够长久的惬意。过去的至少五十年以来，无数青年的生命被填进象牙塔里，他们在拜金主义的牵引之下进进出出，直到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成为受雇于另一个小职员的小职员，却没有人知道幕后操纵的大雇主是谁。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质询答案的头脑和勇气。知道答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要凭借自己一片空白的能力找到工作的机会吗？缺乏合作与耐久的能力是他病症的根源。在塔里埃森，我们希望向年轻人注入享受劳动的乐趣与耐力。凭借这些，他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开始崭新的生活。假若世界遭遇浩劫而毁灭，他能够用双手重建起一个更加光明完美的世界。

    假若美国大学里的孱弱和懒惰已经是无可救药，那么塔里埃森成功的希望将会十分渺茫。然而，我们面前这些学会了享受劳动的青年，足以证明至少在这些校园叛军的身上还埋藏着男子气概。当然，我们经历了顺利与挫折，并且期待着坦途与坎坷。

    想必你能够借助以上这些背景描述，了解塔里埃森学徒会的理想和它的态度。

    我花了几个星期，在风景秀丽的山谷里驾车寻找我们迫切需要的木料、石材、石灰和各种工匠。如你所见（加上猜测），我们手头的现金所剩无几，无法一次性支付这些材料和人工的报酬。几个月辛苦搜寻的结果，依然欠缺必备的建筑材料，但是我从周边的村镇雇到了四十个工匠。我把自己的筹划摆在他们面前，提出我的建议。如果我成功地说服了这些工匠，接下来我去哪里找来建筑材料呢？对此我心中仍毫无把握。

    我把学徒们交纳的学费用于支付工匠们每个星期的报酬，以及给他们提供舒适的住宿和丰盛的伙食。他们很乐意在如下这样一份合同上签字——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怀疑这些饥肠辘辘的人会毫不犹豫地签任何东西。

    公告[318]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代表塔里埃森学徒会，作为甲方；所有工匠作为乙方。

    双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合作：学徒会将向工匠们提供相应的食宿，此外依据个人合同里的约定，报酬的三分之一将以现金的形式每星期发放。余下的报酬将在建筑竣工并且满足使用要求，同时有更多学徒交纳学费的时候支付。

    签名：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每一个工匠都需要签署以下的合同：

    个人合同[319]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代表塔里埃森学徒会，作为甲方；查尔斯·柯蒂斯作为乙方。

    兹同意依照以下条款合作：

    自签约之日起至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石匠查尔斯·柯蒂斯将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指导下，建造学徒会使用的房屋。每个工作日的报酬为四美元，付款方式如下：施工过程中每月支付二十五美元。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将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支付查尔斯·柯蒂斯应得报酬的其余部分。

    此外，在查尔斯·柯蒂斯受雇于学徒会期间，学徒会将为他提供适宜的食宿。

    签名：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签名：查尔斯·柯蒂斯

    由于我的秘书卡尔·詹森的疏漏，少数几个工匠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在他们投入劳动之后，他们被清楚地告知这些条件。上面那篇公告用黑色和红色的笔迹写在一块白色标语牌上，就贴在餐厅和施工中建筑的墙上。

    我相信这些工匠都心怀感激。很快，我找到了四十个本地工匠，把他们全部投入挽救山坡学校的建筑。还有一些流浪经过的工匠，听说了这里的差事，请求接纳他们。其中有一些远自旧金山和纽约。这些背景混杂的工匠齐聚在我们的工地上：来自城市的、来自乡村的、已婚的、未婚的、年轻的、年老的、能干的、笨拙的还有平庸的。“系统”里的糟粕沉淀在底部，乡间的能工巧匠活跃在顶端。

    我们修复了山坡学校的洗衣房，为它安装了冷热自来水，添置了漆成白色的长条木桌和长凳，以便工匠们在此舒适地就餐。工匠们通常都会对伙食比较挑剔。但是信不信由你，他们承认对我这里的伙食非常满意。塔里埃森附近买不到酒，每逢有三两个工匠去镇上买酒并且带一些回来，就会在同伴中引起争端。

    工匠们餐厅隔壁的一间小屋是学徒会成员们的餐厅。每天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这里吃午餐（农场自己的出产），商议工程的进展，争论细部的设计，为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在白墙上勾画草图。问题层出不穷，每一个都需要当机立断。在长时间的无事可做之后，工匠们很高兴找到了这份新的工作。

    为了保证施工能够顺利地进展，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将在白天的绘图板上细化成指导施工的图纸。自那时起，我养成了四点钟起床的习惯。这时候仍是万籁俱寂，而经过充分休息的我恢复了旺盛的创造力。此时，有待解决的问题仿佛不用借助我的努力，纷纷迎刃而解。

    我们有了人手，大约四十个。

    Materials Versus Cash: Lumber “材料？现金！”：木料

    如果不能补充木料，我们将不得不彻底停工。塔里埃森所在的艾奥瓦县，有大量锯好了的橡木堆在山林里。这些木料和石子、沙子和水泥一样令我垂涎。周围的农民砍伐了一些他们自家林地里的树，预备用这些木料来盖谷仓。我试图用部分现钱、部分赊账的方式买下他们的一些木料，然而却四处碰壁。严酷的现实让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尤其是农民们，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开销巨大却没有什么可靠收入的人。我一次次耐心地劝说和解释，都得到相同的回答，“这可不行，我们得要现钱。”“我们最缺的就是现钱，要么付现钱，要么免谈。”他们的确急切地需要“现钱”。现金为王，从来如此，如今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终于，我打听到了临近的一位农民（他有十个孩子）。就在塔里埃森山脊的另一侧，他拥有四百英亩从未砍伐过的橡树林。我开车找到他，说服他接受了我开出的公道的价格（日后我付清了他应得的钱）。然后，我在河对岸寻到了一个锯木工，他答应以平日的工钱切割原木，条件是我们自己砍伐并且运到他那里。我还找到一个因为偷邻居的鸡而被关押、当下正在保释中的农民。他愿意叫上他父亲和他的儿子们（两个棒小伙子），替我们伐树再运到锯木场，条件是我的学徒们开拖拉机帮着伐树。

    我们仓促地开始伐木，把那片树林变成了一个伐木营地。克服了难以尽数的困难，这些尚未经过烘干、仍有树液渗出的橡木[320]，将要化身为我们规划的建筑墙板和屋架。当我们根据亨利[321]的用料清单，用锯子把原木切割成木板、木方和木梁，树干上还留着青绿的枝杈。锯出的木料尺寸不一，然而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木料，大约六千立方英尺。

    属于我们的木料。

    小伙子们——是的，还有姑娘们，很享受这种让人叫苦不迭却又不乏诗情画意的体验。这种体验将以意料之外而又自然而然的方式，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

    不计我们自己的人工，我们还欠下了数千美元的债务。但是，我们换来了可以建造自己家园的材料。你可真应当看看，那些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怎样应对伐木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儿！任何一个老于世故、只走过城市里人行道的家长都无法想象，他们的儿子居然能够经受住如此强度的体罚，而且他们全都乐在其中——我指的是小伙子们。

    锯木场里品质优良的木料，对我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成品木料的价格大约是我们购买现伐原木的两倍。木料和电话、电报等“系统”内的诸多项目一样，在“大萧条”期间并未有一分钱降价，也不曾作出任何回旋和让步。他们全都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价格。与此同时，塔里埃森的建造向前推进。工匠们不再饥肠辘辘，也不再牢骚满腹。他们对我付的工钱非常满意。房屋的构架已经初具规模。

    A Legal Episode 一段法律插曲

    几个月后，我们的木料再一次用光了。我只得再一次在乡间上下寻觅，寻找哪怕是一小段木料。最后，我发现了一些原木。几英里以外一个叫理查森的农民，有大约两万英尺长伐倒的红橡树原木，散在山坡上只待搬运。我们买下这批木料，并且付清了钱！我从一个叫阿尔顿·道的学徒那里借了这笔钱。

    不巧的是，我们来不及搬运木料就启程赶赴亚利桑那了。学徒会的主要活动空间在户外，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待在建筑现场。此外，塔里埃森和山坡学校每个冬季的取暖需要花费三千五百美元。于是，冬季时我们向凤凰城迁徙，在沙漠里建起一座名叫“西塔里埃森”的营地。

    与此同时，本地的一位律师兼银行家汤姆·金接手了一起针对我的诉讼。我和一家位于东部的出版社之间存在几百美元的纠纷。从这家出版社那里，我购回了《消失的城市》[322]的版权以及这本书所有“剩余”的存货。纠纷的缘由是我发现已经印刷好的书都没有装订，因而退回了这些“剩余”的书。法律的长臂获悉我得到那批木料（长臂也持有当地一些木材厂），律师兼银行家对它们产生了兴趣。

    第二年春天，当我们从亚利桑那回来，准备拖走木料时才知道此事。事关钱财之时，法律和税务从不会打瞌睡，并且总是悄无声息地行动。汤姆这位律师的银行家（同时也是银行家的律师），在我的家族教堂旁的栅栏上贴了一张纸，告知我的法律责任。我们从未见过也不可能看到这张告示，因为我们正身在两千英里以外。

    这不啻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用靴子的硬根儿狠狠地踢中。我们在现场发现法律的疏忽居然遗留下了几千英尺原木。这可不是法律应有的表现。

    我们后悔不迭地把余下的这些木料拖了回去。悔有何用？

    Catastrophe 灾难

    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批木料锯成木板，一场全国性的灾难降临了！

    美国的劳工们获得了“救济”[323]。“救济”带给塔里埃森学徒会的后果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里都不再需要建筑材料，因为我们雇的工匠们都被政府“买下”了，他们可以一面休息，一面享受救济。

    塔里埃森的施工几乎陷于停滞，我的学徒们纷纷请求把施工继续下去。

    然而，工匠们不再满足于先前的条件。

    除了威尔·施万克，所有的工匠都开始体态发福。

    威尔是木工的领班。“救济”降临之后，他的身材依然瘦削，这或许正是受累于他的忠诚。对于那一帮刁蛮的工匠而言，威尔的脾气远远不够强悍。以至于我不得不经常介入。威尔的妻子总是不停地叮咛他的一言一行，并且对我们颇有微词。她的阻挠时常令威尔恼火，但威尔一直忠诚地留在塔里埃森统领着木工。与之呼应的是七十九岁的康沃尔[324]老石匠查理·柯蒂斯，他一直统领着石工。

    “救济”期间，他们两人都没有离开塔里埃森。

    无论是他们正直的人品还是精湛的手艺，都让小伙子们收获颇多。查理砌筑的石墙骄傲地立在那里。他精湛的砌工几乎与老蒂姆的手艺不相上下，毕竟老蒂姆的手艺举世无双。

    “我不需要你付我很多钱，赖特先生，”查理说，“我愿意为学徒会出一份力，因为它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喜欢查理。小伙子们从这个老石匠身上学到了许多，他把好几个小伙子培养成了优秀的石匠。

    有一次，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学者约翰·考门斯[325]来我这里做客。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沮丧地宣称自己毕生的事业已经付之东流。他看上去的确像是来日无多。我们聚在他身旁，对他悉心照看。我领着他来到我的卧室，查理正在那里砌一个新的壁炉。

    “约翰，这是查理·柯蒂斯。他八十一岁了，如今他的石匠手艺比以往更加炉火纯青。”

    约翰像看到精灵一般，半晌目瞪口呆。

    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后，他回麦迪逊去了。他踌躇满志的“归来”，令他的朋友们都大惑不解，以为我这里有什么灵丹妙药。

    “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让他要善待自己，就这么简单。”

    而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直到今天，约翰仍在孜孜不倦地向前。

    查理·柯蒂斯对每一个手艺生涩的年轻人都耐心宽容。惟一例外的是一个从东部搭便车来到这里的游方哲学家。此人热情饱满，然而每到需要与别人协作的时候，他全身的每一个螺丝都开始松动。他有灵光的头脑和不俗的见解，总是按捺不住地滔滔不绝。我安排他给查理做帮手，负责砍石块和运砂浆。见识过一个星期太多的理论和太少的动作之后，查理贴着我的耳朵悄声说，“赖特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忍受不了他了。把他弄走吧，省得我把他的脑壳敲烂。”我只得把他调开，在他逗留期间只安排一些简单的跑腿工作。

    查理反复地叮嘱年轻人：“孩子们，你们得在手里把石头摸出感觉来。要不然，你做出的活儿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我们对从前修建家庭学校时取料的采石场重新加以利用。对于我们这些外行而言，采石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幸亏有老查理在，我们干得像模像样。小伙子们容光焕发、干劲十足。他们把漂亮的米黄色砂岩凿下来，再用绳索捆扎好，拖回两英里外的施工现场。

    随着立起一片片石墙，塔里埃森的新屋一天天生长。如今有四个本地的石匠协助查理。

    Lime 石灰

    没有石灰，我们面临又一次停工。我那辆神态骄傲的考德轿车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不得不再次出征。远在威斯康星州最北部，我找到了一些新鲜烧制的石灰。卖家同意用部分赊账的形式，以很低的价格为我们运过来。然而，诡异的流言开始在“系统”内部乱窜。其结果是，为我们运石灰的卖家经过春绿镇的木料场歇脚时，被本地的建材商告知，他胆敢卖给我们一块石灰，就会有人向“管理委员会”投诉他违规交易——这个管委会和电讯公司、木材公司一样，即使在大萧条的谷底也没有丝毫懈怠。如果遭到投诉的话，整个威斯康星州的木材场都不会再买他的石灰了。

    石灰场主送到我面前的，不是石灰而是以上这个故事。他对此深表歉意，虽然他很信任我也乐于帮助我，但是却爱莫能助。

    “你买我的石灰只有这么一次，可那些木材商都是我的老主顾。”他不能因为和我打交道而得罪了那些人。

    怎么办？是阴谋吗？毫无疑问。我们又一次陷入困境。

    我的工匠们很快就没有石灰可用了，而水泥又太贵。木料场里堆满了水泥，但是只预备给现钱交易者。水泥商人们和木料商一样结成联盟，携手抬高价格。

    现在你明白了吧，事情都是密不透风地勾连在一起。在这个一切都环环相扣的国家里，“独立”是多么的稀罕。独行者很快会被收买，成为圈子里的一员。保持独立？代价将过于高昂。

    主要的建筑材料都被置于“生产者的控制”之下。

    重压之下，我突然想起，早在一九〇二年时老石匠蒂姆用来建山坡家庭学校的石灰，都是在几英里外的山林里烧制的。那个老石灰窑或许还在！那片地现在归种高粱的奥古斯特·卡普所有。我们翻过几座山坡找到了奥古斯特。

    “没问题，”他说，“你们只管修好那老石灰窑来用。只要从我这里买烧石灰用的木料就行，四十块钱一捆，由我来砍树。”

    老石灰窑附近的山坡上不但有成片的树林，还剩下充足的石灰石。我的小伙子们修好了荒废的石灰窑，还在我从黑土镇请来的一位老窑工的指导下，学会了自己烧石灰。我们用家庭学校老房子里拆下来的铁篦子更换了窑炉的铁栅栏，又从旧的采石场里运来一些石灰石块，砌好了坍塌的窑壁，然后把成捆的木料排成长龙堆在窑炉门前。小伙子们吃住都在窑炉旁，夜里就盖着毯子睡在窑炉旁的地上，每隔两小时有人起来照看窑炉。

    我们总共生产了几百蒲式耳[326]的石灰，足够自己也来做石灰生意的了。作为这种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一流的制造者，我们甚至认真地考虑过此事。

    我们从这次经验中汲取了新的力量。山坡上树林中的石灰窑，成了夜间的一道风景，方圆数英里之内都可以看到它的火光。

    我们在塔里埃森眺望着夜空下的那点火光。小伙子们穿着防护围裙，好像军舰上的司炉那样把大捆的木材送进窑炉敞开的铁门。那座窑炉就是一艘巨轮，载满了原始的自力更生，奋力撞开被箍紧了的“瓶颈”。

    我们有了品质上乘的石灰。属于我们自己的。

    Shopping for the Fellowship 为学徒会而采购

    那辆自重四千两百磅的“奥本——考德”[327]轿车，变成了一头背负重荷的野兽。它向来气宇轩昂，当然前提是当它没有被要运送的食物埋住，没有因为我们每星期去艾奥瓦县的其他村镇、或者稍远一些的戴恩县和更远的索克县采购杂货，而累得发动不起来。

    这个品牌曾经在国外获得多项车身设计大奖。它是我在欧洲以外见过的、最体现精美设计的一种车。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我们的英雄考德应当在这本自传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萧条爆发的前夕，好几项重大的设计委托都前景黯淡。我不得不卖掉那辆派克车，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这辆考德。然而，考德似乎很懂得把握正确的原则。它采用前轮驱动，并且和我设计的住宅体态相称——从我的“流线形”视角来看，它拥有迄今投产的轿车当中最出色的车身设计。我自己手握方向盘驾驶过五种顶级的车型（从一九一〇年买的“斯多达德－戴顿”算起），行驶过的里程加起来总有环绕地球七次之多。信不信由你，我从未遇到过一次事故，甚至没有被撞瘪过挡泥板。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我没有在日本开过车。在日本生活期间，我曾经先后有过四五个司机。他们俨然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一律穿女式长筒丝袜、闪亮的皮鞋和肥大的灯笼裤，头戴军帽。在路上会车时，两辆车的司机相互敬礼致意。鉴于东京郊外狭窄崎岖的道路，他们的表现毫不逊色于马戏团里走钢丝的演员。

    还是在橡树园的时候，有一次我用曲柄发动那辆诺克斯轿车（“斯多达德——戴顿”的继任者）时手腕骨折了。那一段时间我雇了一名司机。他对我的伤臂细心照料——然而，最终偷车跑掉了。原来他是一个盗车团伙的成员。当警察在三百英里外圣路易斯市的一间谷仓里找到车的时候，窃贼们正在给亮铜色的车身刷绿漆。

    总之，诺克斯失而复得却风范不再。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会极度狂躁地浑身战栗，简直像要散架一般。修车的师傅称之为“西米舞”[328]，并且没有办法将它治好。

    与考德相比，那辆定制的黑色凯迪拉克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期间，带给我同样多的乐趣。从日本回来后，我在洛杉矶时开的就是这辆车。它紧凑流畅的曲线形车体，和日后那辆考德非常相似。后排有皮质的顶篷、前后排座位之间加装有挡风玻璃。无论我们在哪里停车，都会引来一群人围观，乱猜一通它是哪种“外国”牌子。

    然而，考德是一辆高傲的车，它的创新让整个车身设计领域迈上了一个台阶。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驱车前往芝加哥。在麦迪逊和伊文思维尔之间的路上，我前面出现一辆花店的卡车。我偏到一边，用力按着喇叭，试图超车。卡车毫无预兆地突然左转，挤在我的车子前方。我猛踩刹车，考德还是撞上了已经失控的卡车，它像猪拱着土里的松露那样，一下又一下地撞上去。第三次撞击后，花店的卡车终于翻倒了。花店老板的头从一片狼藉中冒出来，大声地咒骂。

    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美妙的咒骂——那家伙居然毫发无损。

    这时，他认出了我。“该——死——！赖特先生！该——老天爷，你怎么不看前面的路啊！！！”他从塌落的一堆花里钻出来，有些摇摇晃晃地跑到附近的加油站去打电话——猜猜他打给谁？报社！他请报社派一个摄影记者来车祸现场。在公路上左转，通常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尤其我们三方在场证明，花店老板转向时没有给任何信号。我们的行程被打断了，所幸那辆考德并无大碍。

    他们把曾经是花店老板卡车的那一堆东西，当作垃圾扔掉了。

    说到哪儿了？对了，采购。我们经常开着考德，去三十英里外的瑞奇兰（我的出生地）亲自采购。那里有一家德国人开的批发仓库。凭借我在日本生活练就的砍价的本能和本领，我们总是能以理想的价格买到理想的货物。挑选之后，开始装货——面粉袋堆在挡泥板上，水果箱挂在保险杠上。后备箱盖和后座上堆得像整个搬来了一家杂货铺和蔬菜水果店。等到我们把这些货都在考德身上捆好，车身的弹簧已经贴在了保险杠上。假如我们载着这些货撞上什么东西的话，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是开杂货铺的。

    到家了，开始卸货。塔里埃森的储藏室能容纳大约够一星期用的东西。等储藏室被掏空了，我们再一次出动，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在和周边的批发商们成年累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在日本收购浮世绘的经验派上了用场。到后来我敢和你打赌，你会把自己早已暗下决心的价格底线打上七折，交给我任何你需要卖出的货。

    有时候我们会碰上尾货打折，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学徒会能够尽情享用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干杏仁、鲑鱼、瓜果以及你能想得到的任何美味。

    我们这种犹如机关枪火力一般猛烈的采购，让店主们笑逐颜开。我会用手杖毫不犹疑地指着选定的货，然后就开始从货架上往下搬（转眼间已到门外）。与此同时，别的顾客还没有买完他的一两件东西。还是在橡树园的时候，我常常被人称为一个“好的供应者”，如今我已经称得上是“伟大的供应者”。

    我总是喜欢“供应”——尤其是买来各种奢侈品，看它们琳琅满目地在桌子上摆开。大碗盛着的烤花生，玻璃盘里大串的葡萄，五花八门的坚果，稀罕的水果比如柿子、无花果、葡萄柚和来自南方的草莓，还有石榴和鳄梨。我们尤其喜欢小水果。

    我总是习惯以这样两点来评判旅馆：是否提供新鲜水果、卫生间是否干净。有许多次在欧洲和美国旅行，在例行的前期考察之后，我们失望地走出某一家旅馆的大门。

    希勃·雅各布斯（第一座尤松尼亚住宅的主人）告诉我，在芝加哥的海尔斯塔德街上有一座红砖的老房子。那里专门出售以传统方式磨制的最上乘的谷类，包括玉米、小麦和燕麦。新鲜玉米、小麦和燕麦诱人的味道啊！那家磨坊的工艺保留了谷物里所有的营养（维生素）。这些好东西能让你精力旺盛、肤色健美、思维活跃。除了根西[329]牛产的优质牛奶，我们还有自家鸡下的蛋、不同季节的新鲜水果，偶尔来上一杯的葡萄酒，还有外地人无法仿效的威斯康星乳酪——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你都有些什么呢？

    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食物都产自塔里埃森的农场和果园。

    那辆考德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小伙子们把收获的瓜果蔬菜拖进塔里埃森的地窖里。今年——一九四二年，我们总共“拖进去”了一千夸特[330]番茄，还有青豆、豌豆和其他蔬菜，每一样都有好几百夸特。这还算不得什么。

    那间地下储藏室的容量足够小轿车拉上好几趟，仍然绰绰有余。

    通过一条地道走进地窖，按下拱门边石墙上的开关，灯光亮处——呈现在你眼前的简直就是阿拉丁发现的藏宝洞。你的左手边是奥格瓦娜酿造用的木桶，有野葡萄酒、花楸果酒、蒲公英酒、土豆酒、甜菜酒、李子酒、苹果酒和苹果醋。木桶旁的一排排罐子里装满果酱、酸果酱、酱汁、腌菜和泡菜。

    右手边是成堆的土豆、南瓜、甜菜、洋葱、胡萝卜、卷心菜、防风草和甘蓝。还有各种时令瓜果。顶棚上吊着从菜园里采来晾干了的各种香草。

    即使整个冬天塔里埃森都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第二年春天我们钻出去的时候，也会每个人都带着双下巴。

    这本《自传》的第五卷，注定不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一则令人叹惋的故事，讲述冲动的天性如何仓促地决定在创造建筑的同时培育建筑师，讲述随之而来的“汗水、鲜血与泪水”还有笑声。它让人联想到这个国家诞生的过程。当年的那伙匪帮没有被简单地处以极刑，而是被残酷地施以最严厉的社会和经济惩罚。这个如今面目可怕的国家，一边跌跌撞撞地背负着臃肿的政府，一边以无知、疏忽和法律为工具制造着这些惩罚的枷锁。

    托马斯·杰斐逊，而今你身在哪里？你高贵的面庞是否已被涂满某某“主义”的泥浆？

    然而，我坦然地接受惩罚。难道这样的冒险不应当受到惩罚吗？任何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当它退缩时必然寸土必争。只有自身过度膨胀或者被形势所迫而走向衰落，它才会退缩。并且，如果你的运气欠佳，它就会一次次地反扑。在过去的十年里，塔里埃森的生活和事业历经种种困难，终究还是沿着我毕生执着的方向，继续实践一个伟大的理想。

    为了创造属于美国自己的建筑，我们不得不像革命者那样投入一场极不寻常的战争（假如除了战争之外别无选择，这不失为一场正义的战争）。继我多年以来“挣到”数百万美元之后，设法再挣来几十万美元。事实上，我从未真正有过什么钱。过去四十五年来，我这个不折不扣的文化走私者，被迫举着匪徒的，也就是说激进者的旗帜工作与生活。我从未摆脱过银行的纠缠。自始至终，诚实的反革命者关注着我们所处的社会体系如何运转，关注着社会体系自身的安全！我是说“安全”吗？这个社会体系同样也“孤立无援”。上帝啊！它所认可的所谓的“安全”，或许会被视为终极的毁灭。除非我们和敌人们一样，也丧失了自己愚蠢地想要赢得的东西……它仍未意识到，任何世界革命都不可能以某个国家的战争的形式获得成功，除非它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即便它是人民的战争又怎样？我们不会喜欢它。

    沃尔特·惠特曼！亲爱的老沃尔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需要你给我们在耻辱和失败中咽下的这一餐里加入盐的滋味。此刻，你坚毅的精神依然能够拯救我们。

    我们已经误入歧途，不得不在无路可走的地方等待你。

    你能够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塔里埃森学徒会的诞生和它日后的实践，必然是一种威胁，威胁着现行“风纪”的代理人们力图维护的安全。在我看来，塔里埃森学徒会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走私来造福社会。是的，不幸身处“常规”的队列之外，我们的学徒会不得不扮演某种窃贼的角色。与塔里埃森学徒会一样，任何土生土长的建筑或者建筑师，都不可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在当今屈从于金钱暴政的尤松尼亚。

    Stars and Bars 叛逆者的旗帜[331]

    我们这个新生的自由国度，充斥着一帮讲着过于流利却又极其晦涩的英语的人，他们身怀绝技却又总是缺钱。在这里，任何高过人的腰带或者低过银行柜台的理想，都没有合法的名分！最终的结果是，除了金钱，任何东西都不能衡量劳动，不能作为劳动的报酬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必说大声讲话了。与被我们称作“文化理想”的塔里埃森学徒会直接相关的一切，让我深陷无法偿还的金钱债务之中。

    我甚至失去了威斯康星河畔温馨的农场生活。我亲爱的“山谷”，从孩提时起直到今天，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灵，最终它也离我而去。作为山谷的子孙，我的四十多个表亲丢弃了它，各自奔赴遥远的城市，去追求白领人士们那种听命于“现钱现货”的生活。我的亲人们，威尔士的拓荒者们，在他们的山谷里为了它而生存，也为了它而死去。他们曾投入热情和智慧，悉心呵护山丘上的树林和田野里的泥土。如今，这片曾经闪耀着高贵的人性光芒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被原先的雇工们“占有”（或者说是滥用）。

    如今，甚至连我真诚地探索和实践的建筑语言也被视为革命。

    没错儿，它何尝不是一种绿林行为？每当我们发现一种更合理的建筑形式，并且付诸实施，我们都干涉了甚至可能是在一夜之间破坏了既有的价值观念。不妨说，塔里埃森的学徒会是现代版本的罗宾汉领着他的一帮山贼弟兄。

    我们没有割破邻居的喉咙，没有强暴他们的女人。我们也从未像调皮的小男孩儿那样搅扰母鸡的生活。然而，为了忠实于自己，我必须破坏人们最“圣洁的感情”。我们一次次地羞辱神圣的“品位”，颠覆既有的财富秩序和社会上最德高望重者的“信仰”。

    每当我们建起一座房子，就会引来一片哗然！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随便提一句，它是仅次于汽车、机械部件和军火的最庞大的工业化生产），也受到我们这些暴徒的威胁。只是因为我们追求自己激进的理想吗？我们对民主的形式的探寻，势必是一场革命，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的革命。

    假如这个共和国希望自主地成长为自立的民主社会，不再依赖舶来品，不再受金钱的束缚，那么我们这些革命者就是不可或缺的。

    自学徒会成立至今——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塔里埃森的客厅里，我们已经迎来了第五百二十个星期天晚会。学徒会实际上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十年历史的文化单元。除非我们的成就算是某种奇迹，否则它始终难以获得合法的名分。

    在我心目中，惟有造化最平淡无奇的举动才配冠以“奇迹”，而我对其他的奇迹素来半信半疑，因此我只得宣布自己的地位仍是私生子，尤松尼亚自然而然却又不为法律所容的儿子。放浪形骸？是的，但我并不懊悔——至少今天尚无悔意。从未有过一个革命的进化论者产生悔过的念头。

    然而，回顾过去仍是令人难以承受的痛苦。那些失败和无法实现的渴望、那些在孤立和绝望中沉寂的理想全都化作了巨大的遗憾。

    年轻的学徒们开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看待世界，而我重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摆脱了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大学教育，他们不再是现实世界里的陌生人。今日的塔里埃森是一座窑炉——炉膛里燃烧着的不是木料，而是汗水、砖石和食物。我们建设的房屋，在伴着寒来暑往成长。屋顶也渐渐成形。那些铺着瓦的屋顶，本身就是一段故事……

    Etta 埃塔

    下面这个令你困惑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花白头发、灰眼珠闪着笑意的小个子妇人。她是帕森斯先生的女儿埃塔。他们家是离塔里埃森十七英里以外道奇维尔镇上的老住户。

    每当奥格瓦娜、伊奥万娜和我都吃腻了硬邦邦的牛排，也听厌了各种坏消息，我们就开车来到帕森斯家开的肉铺。帕森斯先生会从他的箱子里摸索出最好的一块肉，切下一块肋排给我们。那将是我们吃过最美味的肉。

    埃塔在旁边给父亲帮忙。她会把肉包好，一边开着粗俗的玩笑，一边露出只有她知道其中奥妙的友好的微笑把肉递给我们。邻居们都被埃塔的睿智折服甚至心生敬畏。她既善良又不失精明。她摸透了邻居们的心思，邻居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埃塔还是一个坚定的“拉弗莱特”的人。她对事情很有自己的主见，周围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我瞧见菲尔在到处活动，和农民们攀谈。他昨天到旁边的镇子来了，”埃塔说，“天好热，他把外套甩掉，连衣服的硬领都解下来了。然后头发乱蓬蓬地和农民们一道走了。”[332]

    从埃塔爽朗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对菲尔夸张的举动作何评价。他们一家就住在肉铺的后院。有时候，她母亲会透过肉铺和起居室之间的门洞，看看这边发生了什么热闹，然后带着和埃塔一样迷人的微笑向我们问好。而我们总是毫无例外的“很好”。有时候，我们会走进后院，坐在她母亲栽满花草的窗台下，来一片博洛尼风味的火腿，再就着茶或者咖啡，吃上点儿饼干和糕点。

    后来，帕森斯先生去世了，埃塔和丈夫霍金继承了这间铺子。他们卖肉和杂货，也卖少量时令蔬菜和种子，日子过得颇为舒心。但是不久，埃塔失去了霍金。我们都去教堂参加葬礼。全镇的人都去了，大家都替埃塔难过。和她母亲一样，她成了一个身着黑衣的寡妇。

    铺子的生意照旧。埃塔穿着白围裙站在柜台后面，时不时用她那戴着金灿灿结婚戒指的小手，熟练地剔骨切肉。她母亲依旧坐在门旁，偶尔望望这边的风景。她们不再自己宰杀牲畜了，肉都是由“系统”派卡车运来的。

    我们对日用杂货和肉的需求渐涨，我们觉得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埃塔，然而结果却是我们成了她帮助的对象。年复一年，我们开车到十七英里以外的道奇维尔送生意给埃塔，食物杂货几乎全从她那里采购。我们隔三差五地付给她几百块钱，她从来没有寄过账单给我们——只是在想起来的时候，说上一声：“你们现在欠三百块。”尔后，我们会付清欠账。她基本上按照批发的价格卖货给我们。

    “你们在那里搞的是个好主意。我真想什么时候去看看清楚。等到你们把我这家里吃个底儿朝天，没准儿我能给你们指派点儿活计。”然后，她咯咯地一笑了之。

    “我们随时恭候，埃塔。过来看看，我们听凭你的调遣。”在“救济”降临之前，我们和埃塔之间的生意一直皆大欢喜。

    有一些我们在道奇维尔雇的工匠，把他们的工钱花在了埃塔的铺子里。自始至终，学徒会的一大笔钱流向了她那里——仍然没有账单。我们没有向她要过。

    “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个姑娘和小伙子？”看着我们买的各种杂货越堆越高，快要把车埋起来了（我把这些粮草从店里扛出来，码在车身上），她问道。

    “喔，二十五个——差不多吧。”

    “老天，”埃塔说，“他们一定个个都食量不得了，是吧？”

    “看来是的——怎么？对二十五个人来说，我们买的货太多了吗？”

    “现在有多少个工匠？”

    “喔，大概三十个吧。”

    “谁吃得更多些呢？”

    “怎么呢——我不知道。我猜是那些年轻学徒吧。”我答道。

    “我看也是。我要把母亲叫来看看。”母亲的确来看过几次，饶有兴致地带着一丝微笑看我们忙碌，仿佛她自己享用了这一大堆食物似的。埃塔给过我们一些好的建议，有时候她会提醒我们，“你们在那里搞的真不赖——不过你们赊账的数目很不小了。”

    “有多少？”

    “大概一千五百块。”埃塔说。我们顿时惊慌失措，立刻去凑来一些钱，然后向她倾囊而出。

    当“救济”降临的时候，我们落后了。我们开始体会到“在那里搞的好主意”意味着一大笔钱。然而，埃塔似乎对此并不在意。那些工匠依旧光顾她的铺子，但他们花掉的钱不再是我们给的工钱，而是直接从政府领到的。埃塔很清楚我们面临的窘境。我们对最糟糕的情况有所准备，那就是埃塔不得不断绝和我们的生意，正如她的朋友们劝诫她的那样。

    “那可不成，”她总是说，“我知道他们眼下没有这么多钱，但是迟早会有的——我敢说，总会有法子的。他们搞的那些东西挺不赖。他们是一帮聪明人，但又不那么狡猾。”然后，她会咯咯地一笑了之。

    后来，她不再告诉我们欠账的具体数目，我们只得忍痛自己猜测，最多的时候大概有三千美元。这就是埃塔给予塔里埃森的信任，因为那里有她喜欢的好主意。

    埃塔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她自己也有许多好主意。她多年以来的生意证明了这一点。

    她喜欢和好主意结伴。我们会还清欠埃塔的钱吗？我打赌会的，你呢？

    The Lighter Side 轻松的一面

    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的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学徒会都要在塔里埃森和日后西塔里埃森的客厅里聚餐，然后举办音乐会或者朗诵和讨论。对我而言，十年来的每一次晚会都充满乐趣。不仅仅是动听的音乐、美味的食物、热情的青年们与有趣的客人们，还有洋溢在客厅里的某种稀罕而又轻松的氛围，带给这些家庭晚会层出不穷的乐趣和新意。每个人都不会感到乏味，同时也不会显得乏味。视觉和听觉的体验形成快乐的结盟，协手献上愉悦头脑、陶冶心灵的盛宴。这种快乐的结盟如同独立思考的头脑一样难得，而我们就生活于其间。

    这个传统是源自奥格瓦娜的倡议。她认为，如果每星期前六天的劳动仿佛是上帝愤怒的惩罚，那么学徒们应当在星期天的晚上洗净耳后的泥垢，举办盛装的晚会，发掘自己的举止分寸与气度。绝大多数学徒都能够在适当的场合，找到自己的分寸与气度。姑娘们全都换上迷人的晚礼服，变得窈窕动人。服装能够改变一个人，这正是我们作为设计师价值的一种体现。星期天的晚会上，我几乎认不出工作日里挥汗如雨的某些学徒了。在这个愉快的场合，他们身上散发着活力和快乐，每个人都把所有其他人当作特殊的人物尽心侍候，每个人都愿意用自己排练的节目供大家消遣。实现这种氛围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筹备晚会完全出于他们的自愿，因为这正是他们最乐于做的事，他们把这里看做自己的家。我敢说，没有人会忘记他们在学徒会分享的这些既盛大又简朴的晚会。虽然学徒会随着时间和条件而变化，但我们的周末晚会始终保持着个性与魅力。

    塔里埃森的青年当中，有许多人是因为读了我写的文字或者看过我的建筑，从而梦想能够在我身边学习建筑。他们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来到这里，带着恳求来的、借来的或者作为礼物收到的钱，从美国各地和几个不同国家汇聚于此，心怀感激地为塔里埃森尽其所能。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具有审美的天赋，厌弃平庸的优雅。塔里埃森自身对平庸的厌弃，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他们。塔里埃森和这些青年一样，本能地与做作的“艺术”潮流绝缘。小伙子全都自然而然地反感社会和美学方面乏味的成规，姑娘们也都同样。

    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333]当时正在威斯康星大学组建试验性的教育学院。他曾多次来塔里埃森做客。在一次晚会上，他对我说，“我执教多年以来，你这里的小伙子和姑娘是我所见过的年轻人中最生气勃勃的一群。”

    Especially Designed 独具匠心

    星期天晚会的举办地点通常是塔里埃森的第三号客厅。现代社会最吸引人的艺术品就是一间漂亮的客厅，或者说一间供人生活的美丽的房间。假如永无休止的设计就是永动机，那么世界苦苦寻觅的千禧幻景已经在塔里埃森实现了。在我们的晚会上，设计的巧思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每个星期六晚上的排练和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都是学徒会欢庆的时刻。塔里埃森的纪律，是无论做任何一件事都务求独具匠心。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独具匠心，却又像门外的羊群、鸟儿和蝴蝶那样自然。我要坚持的观点是，从来没有一个外部强加的纪律能像发诸内心的自律那样有效。

    小伙子和姑娘们自律的表现之一，是每当轮到负责装饰客厅，他们总是努力达到独具匠心的效果。他们以花草树木等野生的材料装点客厅，装饰的效果随四季而变，因不同设计者的手法和灵感而异，但是无一例外地散发着独创的魅力。奇思妙想的种子散落在客厅的各个角落，自然而然得如同苹果从枝头落下。独具匠心的“设计”融在欢庆的氛围里，就像随风吹散的蓟草花絮包围了我们，撩拨着我们的灵感。朝任何一个方向的任何一点尝试，都是一次机会。只要加入塔里埃森学徒会，你就会自然地成为一个成熟的或者青涩的设计师。学徒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积极地尝试有机的设计。

    我们自认为还没有收拾停当，因此很少邀请客人前来。然而，源源不断的不请自来者同样受到热情款待。从学徒会创办伊始，就时常有令人欣喜的贵客出现在周末晚会上。夏天里，不同乐团的职业演奏家们前来一展才华。但是，我们很快就厌倦了充当观众。我们发现，出于种种原因，专业演奏家们在场反而会让学徒会的音乐氛围变得拘谨。在最初一两年欣赏职业演奏家们的精彩表演之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四重奏乐队和三重奏乐队。独奏者更是从第一批学徒起就人才济济。现在，正如创办学徒会第一天我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有了自己的男声合唱组，曲目包括帕莱斯特里那[334]、巴赫、黑人灵歌、民谣和其他一些优美的歌曲，有七十五首之多。

    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也被斯维特兰娜调教好了。我们在合唱中加进竖琴、钢琴、弦乐和独唱。一架音乐会演奏用的贝希斯坦[335]三角钢琴占据了客厅的一角，同样的另一架摆在娱乐室里。蓝色的柱廊下摆着一架羽键琴。伊奥万娜的竖琴立在它旁边。上一个星期天晚会演奏塞萨尔·弗朗克[336]的康塔塔[337]，用尽了我们现有的音乐资源。近来，年轻人们常常在星期五晚上跑出去体验乡村舞蹈。

    你真应该来欣赏一下我们收集的三角钢琴。一共七架摆在不同的房间里，既实用又与室内陈设相配，而这还不包括那一架羽键琴。

    大约二十五年前的某一天，我正在信手弹奏着钢琴（没有谱子也没有规律），让琴键自己找寻它们的惊喜。卡尔·桑德堡坐在一旁倾听。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冒出平日里那样与朋友们开玩笑的念头。明知这些玩笑时常会让我自己狼狈不堪，我还是停下弹奏，转过身来对他说：“卡尔，假如我母亲没有下决心要让我成为一个建筑师，我应当会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那是我的第二选择。既然在这两个领域里有所建树，需要的是相同的思维，由此我确信，如果成为音乐家的话，我应当能够和贝多芬相提并论。”然后，我又转回身接着弹琴。

    卡尔没有放过这段小插曲。时至今日，他仍在四处绘声绘色地宣讲我那不可一世的自我。我怀疑他在讲这个故事时用的词是“自我主义”，至少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是这样。

    自我？是的。

    自我主义？不。

    Beethoven 贝多芬

    在贝多芬的音乐里，我感受到大师的思维，体会到他身上如同神明附体一般思飞天外的想象力。为了实现个性的抗争，蕴涵于丰富之中的统一，设计的深刻以及最终表达的从容，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师与音乐家共享的肌理。

    每一次聆听贝多芬的作品，我都像走进一所充满了乐趣和启迪的学校。音乐，这一人类心灵的语言，无法以“古典”之类的标签来划分。无论是触及灵魂的深度还是情感的广度，贝多芬的音乐都是人类精神和谐最伟大的例证。如同阳光穿过云层照耀着花草树木，贝多芬的音乐普照着心灵的宇宙。

    童年的我时常会躺在床上聆听《悲怆奏鸣曲》——父亲在楼下弹奏斯坦威钢琴的乐声，回响在韦茅斯牧师家的小屋里。日后每当再一次听到它，我都会被带回童年时光。那时候，我对贝多芬的所有钢琴奏鸣曲都耳熟能详，就像日后我熟悉他的交响曲和四重奏那样。当我构思建筑的时候，时常会有他的音乐在我脑海中回响。我相信，当贝多芬创作的某些时候，会有建筑浮现在他眼前。无论那些建筑是怎样的形式，它们具有和我的作品相似的特征。

    我坚信音乐与建筑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然而，我的载体甚至比音乐更为抽象。正因如此，能够理解建筑的知音比理解音乐者更加凤毛麟角。音乐和建筑的创作具有相似的视野。不同的只是载体材料的天性与构建方式，音乐家拥有建筑师难以企及的载体。对于伟大的作曲家而言，不存在所谓业主的喜好。实际的功用仅仅是作曲家关注的很小一部分。由物理定律施加在建筑师身上的规则与限定，从未显著地影响任何音乐家。但是二者都必须克服同样的成见和同样的文化迟滞，人类的愚昧同样地限制了对于二者的领悟与理解。

    我始终认为，艺术家受到的限制是他最好的朋友。

    或许艺术受到的限制越是严苛，它所成就的胜利也就越发伟大和永恒。一种艺术是人类的居所，而另一种是人类的歌唱。当歌声在居所里栖息，而居所放声歌唱，意味着二者都达到各自的最高境界，创造的力量与热情激发了它们内在的光芒。

    大师的才华并非神秘莫测。自然界质朴的规律也适用于贝多芬的一切作品，只不过表现出更强的力度。他始终顺应每一种材料（乐器）的天性，揭示每一种材料拥有的音色和质感。贝多芬对于弦乐、打击乐、铜管乐和木管乐都了如指掌。他既不会摒弃任何一种材料，也从不苛求某种材料拥有其他材料的个性。他所做的是在整体的和谐中显现每一种乐器的特征，同时让它们各自的特征充实整体的和谐。然而，是什么造就了大师的才华？这依然是不解之谜。答案应当是灵感。

    有条不紊的进程、主题的演变、变化无穷的肌理以及与整体合一的装饰，造化正是凭借这些最质朴的规律创造了它神圣的结构。贝多芬创造的节奏，也正如这些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地有机！

    一旦艺术作品实现了这样有机的特质，它就会成为永恒的杰作。就像日月星辰和花草树木那样出现在人类现身的任何地方。

    这样的音乐才华并非只属于贝多芬一人，但是任何其他音乐家的作品都无法让我理解到如此透彻，也缺乏对自然界如此博大精深的抽象。梅瑞狄斯[338]以这样的词句刻画贝多芬的肖像：“风的手指拂过他的头发，他似乎是用双眼来聆听。”

    每当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我心中都会涌起谦卑与感激之情。正如他本人所言：“任何理解了我的音乐的人，都将远离世间的伤痛。”

    An “I Remember”一段回忆

    我记得，在麦迪逊的湖畔小屋里，伟大的历史学家约翰·费思科[339]和我父亲共进晚餐的场景。

    母亲告诉我此人食量惊人（与他的历史研究同样出名）。我还记得，藏在他浓密的栗色胡须里的厚嘴唇和躲在硕大的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饭后，伟大的历史学家引吭高歌，就连我都能感觉到他是如此地热爱歌唱。事实上，父亲（当然总是为他伴奏）说，费思科对于别人如何赞誉或者质疑他研究历史的天分，全都不屑一顾。然而，假如某人草率地对他的歌喉加以哪怕只言片语的恭维，从此以后他就会激动地在此人的手掌上放歌。

    我喜欢坐下来，听学徒会的音乐天才们排练室内乐。虽然我的作曲知识和约翰·费思科了解歌唱艺术的程度相仿，这并不妨碍我自得其乐地评头论足，对作曲家留下的标识置之不理，甚至违背他们的初衷。

    这就是外行们的乐趣，并且往往贻害不浅。我确信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指挥军队[340]时，也享受着同样的乐趣。

    The Upkeep of the Carcass 喂养肉身

    学徒们做的饭菜让他们自己和客人们赞不绝口。这归功于奥格瓦娜的指导和她最初的建议。学徒会成立的第二年夏天，她对我说：“弗兰克，我们不要再雇人打理家务了。这种雇佣关系和学徒会的氛围格格不入，只会把这里的一切染上俗气。这些小伙子和姑娘完全能够学会自己做饭，不必依靠雇来的佣人。他们原本就自己整理房间，还有一些人自己洗衣服。让我来试一试，看看结果如何。你会看到，如果大家分担日常的家务劳动，相互服务，他们会觉得更像在自己家里。”

    起初我对此抱有怀疑，这样的安排是否会耗费大量时间，干扰应该完成的其他工作。况且，我也不大放心把自己的健康如此彻底地托付给业余人士。事实很快证明她是对的，我们的饭菜比以前更为可口。自始至终，奥格瓦娜付出了大量精力，然而她的筹划毕竟奏效了。虽然出现过种种挫折和失败，她终于成功地引导学徒会克服困难，不但学会自己操持饭菜，还要没完没了地收拾垃圾和清洗餐具。

    其间也屡屡有意料之外的反应。如果一个小伙子或者姑娘的家庭出身越接近工薪阶层，那么他（她）越会对这种似乎很“低下”的劳动表现出逆反。正如某些没有交纳学费而进入学徒会的成员往往最难与人合作，并且本能地“讨价还价”。他们发现“得到”的仅仅是他们能够获得的一份，因此也就只付出尽量少的努力，并且选择尽早地离开。

    塔里埃森在茁壮地成长。我们自建的房子盖上了屋顶，年轻人们不但学会了“在手里摸出石头的感觉”，而且跳出绘图板，学到了如何真实地利用一块木板或者一根木棍。

    我们设计了一种田间耕作和修建房屋轮换交替的方案。由我指定一个学徒来做两星期的主管，他可以自由地挑选助手，他的助手将接替他成为下一个主管。和我商议之后，主管将给每个人分派由他在前一天晚上制订的劳动内容。类似的制度也用于分派家务劳动。

    Mutual Service 相互服务

    奥格瓦娜发现，塔里埃森的这些年轻人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抛掉学院式教育的陈腐理念。刚开始，他们对于不能全身心地扑在设计室里感到不满，不免怀念学校的课堂和正规的讨论。他们突然间掉进一个全凭自律的圈子，看不到一条白纸黑字写就的规章。无形的纪律要求他们用能力衡量自己的作为，用良知约束自己的行动。他们面对一个新鲜的概念：一切劳动都是重要的，不存在卑贱的劳动。塔里埃森没有寒碜的后院，每一处都是风光的前院。田里的农活，花园里、厨房里或者餐厅里的劳动和绘图室里的工作，意味着同等重要的责任。这一点似乎很难被年轻的美利坚所接受。

    有这样一个小伙子，在他看来，厨房里卑贱的劳动只应当属于仆人。然而，当他得知其他人都将下厨房劳动而他却不必参加，他感到良心不安。同伴们嘲笑他，而他也体会到逃避所有人共享的劳动是多么愚蠢。后来，每当轮到布置餐厅的时候，他布置的装饰最为漂亮。他把餐具摆放成一种别致的样式，并且成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师。他会思考目前的安排有哪些不足，如何能够提高效率。在结束厨房里的劳动之后，他会坐在绘图桌前为他的建议绘制具体的方案。他对厨房里的劳动产生了和其他劳动同样的兴趣。通过实际的体验而不是纸上谈兵的设计理论，他掌握了在厨房和餐厅里劳动的知识。

    共同参与日常的家务劳动，显现出让学徒会更加团结的凝聚力。塔里埃森已经变成他们真正的大家庭。春天里，几个学徒在一个有经验的同伴率领下，在花园里栽种植物。每天早晨，所有学徒一起在花园里劳动一至两个小时。随后，经验丰富者返回绘图室，其他人有的去种树（围绕着塔里埃森，总共种下了几百棵树），有的去检查和修理圈养牲畜的电网，或者去运石子，或者用石块铺路。他们学会了如何利用石材砌墙、铺地面和垒柱子。他们还学会了利用木材、金属和织物。由导师认可他们的室内改造方案之后，他们亲自动手布置自己的房间。

    宽敞的绘图室宛如一片森林，屋顶交错的橡木桁架之间泻下柔和的天光。绘图室里的氛围总是安静而又专注。有时候，学徒们自愿地赶绘图纸直到深夜。下午四点钟是气氛轻松活泼的茶歇时间。所有人都聚拢在大壁炉前或者围坐在小山丘上，讨论学徒会存在的问题，也为社会和政治话题而激烈争辩。下午茶由姑娘们轮流准备，每人负责一个星期。我们尝试各种有趣的配料加在茶里，获得众人青睐的配方将记入塔里埃森业已丰富多样的食谱。

    和年轻人们一起商议食谱，是一件饶有乐趣的事。比如，这个星期我们该吃点儿什么——是宰那头小牛还是那只小猪呢，要么是小山羊，或者来几只鹅和鸡。我们会一起翻看书页泛黄的菜谱（有几本已是五十岁高龄）：美国的、俄罗斯的、南斯拉夫的、波兰的，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菜谱发现新奇的美味，学习新的烹调方法。每一次研究菜谱，都能成功地为餐桌增添有趣的饭菜。

    酿酒的季节到了。我们带上野餐的午饭，开着汽车和卡车全体出动，去采摘野葡萄、花楸果、黑莓还有接骨木果，然后沐浴着秋日的暖阳满载而归。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踩榨野葡萄和浆果准备酿酒。我们收获自己果园里的苹果榨苹果汁。灌满苹果酒的大木桶摆在庭院里，小伙子们拿起挂在桶边的锡杯痛快畅饮。从榨汁机里源源不断流出的苹果汁，用作酿造苹果醋和第二年春天喝的苹果酒。

    接下来，开始筹备每年一度的万圣节化装舞会。确定筹备小组之后，若干个小团体开始秘密商议他们的计划，整个塔里埃森都被神秘的气氛笼罩。每个年轻人都把自己的才华和机敏的想象力付诸设计，带给舞会层出不穷的惊喜和兴奋。

    如我所言，塔里埃森的年轻人中不乏出色的音乐家。他们为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的音乐会编排了节目单。我们的室内乐乐队已经有五年的历史，擅长演奏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海顿的三重奏、四重奏和五重奏。由十八个人组成的合唱队，演唱帕莱斯特里那、优美的英格兰和美国老歌。

    星期六晚上，我们在娱乐室里一边享用自助餐，一边欣赏室内乐和独奏表演。有时候观看自己排演的小话剧。演出结束后，放映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每个星期日中午，我们外出野餐，有时候探索新的野餐营地，有时候重游心仪的老地方。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社交活动是每一个星期的收尾，也是下一个星期的开篇。周末活动的高潮是星期天的晚会，所有人都穿起最亮丽的服装，接待来访的客人们，其中不乏著名的艺术家。他们轮流登台，或者放歌或者演奏，或者讲演或者朗诵。晚会结束的方式总是众人分成几个小组，各自低声讨论，然后渐渐地逐个散去，直到塔里埃森夜阑人静，只有安然伫立的佛像回味着方才客厅里的热闹。

    Rehearsals 排练

    与此同时，学徒会生活的另一面是工作室里的设计和绘图，为修复山坡家庭学校不厌其烦地推敲建筑细部。“救济”和来自各方的阻挠，没有挡住我们的进程。小伙子们在学习如何修建他们自己的房子。学徒们房间里的陈设和装饰，全都由他们自己设计并且实施。如果一个学徒调换了房间，他会彻底清除前任屋主的布置，依照自己的想法“崭新”地开始。他们学习画透视渲染图，设计抽象的植物图案，从自然界获取灵感，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各种原生材料。我们的双手常常糊满打砖胚的泥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驾驭真实的材料，见证了自己的设计一天天化为真实。更重要的是，小伙子们必须学会在刻有他们的失误或者成功的房间里生活，并且更正自己的错误。我们从成功当中受益有限，最大的收获往往源于自己或者他人的失败教训，尤其当我们看到失误如何被改正。

    让失败转变为成功——这就是我对“教育”的定义。

    我们也尝试过摄影训练。虽然有几个学徒在这方面表现出不俗的天资，但是我们很快就因为缺少必要的资金而放弃了。

    至于音乐，我们最初尝试过请几位专业演奏家和作曲家来指导音乐教育。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为时过早——我们全神贯注于修建房屋。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没有过于迅速地发展。然而，星期六晚上在娱乐室里的排练和聚餐，以及星期天晚上在客厅里的音乐会和晚餐，始终是我们生活当中轻松的一面。

    每逢客人造访，我们不再正式地相互介绍，而是改由奥格瓦娜、我或者某一个学徒把客人介绍给整个学徒会，然后学徒们逐个向前迈出一步，以如下方式作自我介绍：“我叫约翰”——如果客人是青少年；“我姓劳特纳”[341]——如果客人是成年人。姑娘们也类似地自我介绍。你不能奢望客人同时记住三十几个学徒们的名和姓。

    Capital Instances of the Casual 漫不经意的经典案例

    索菲·布里斯劳[342]带着她的伴奏依玛，从麦迪逊来到塔里埃森。她欢快华美的歌声在我们的客厅里回响，直到凌晨三点钟。她开玩笑说，“这可是值一千美元的演唱会啊。”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全都是音乐爱好者，其中一些人堪称对音乐狂热。二者的意味不尽相同。我们从正统的制度内部偷来许多像这样轻松随意的机会。你瞧，这是贩运私货的另一种形式。

    漫不经意的翻译会造成原意莫名其妙的蒸发。据我所知，这方面最匪夷所思的例子是密斯·凡·德罗就任芝加哥艾莫尔学院建筑系系主任时的致辞。

    我和密斯一向彼此欣赏。他在整个事业生涯里，始终关注着我的作品。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也是一位真诚的建筑师。他请我出席为他举行的盛大晚宴并且致辞。在帕尔默饭店的宴会厅里，我被建筑师们和名流们夹着坐在靠近主席台中央的位置。

    先是艾默森和其他几位职业演讲者宣读讲稿，接着另有几位发言者对将要执掌艾莫尔学院的“天才的德国人”极尽赞美之词，然而却什么也没有讲。在这些最空洞无物的嘴唇运动之后，轮到我来发言。

    我站起身，双手扶在密斯肩上（他就坐在发言席的旁边），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把密斯·凡·德罗交给你们。如果没有我，恐怕不会有今日的密斯，显然他今晚也不会坐在这里。他是我崇敬的建筑师，也是一个我敬重和喜爱的人。艾莫尔学院的诸位，我交给你们我的密斯·凡·德罗。请像我一样地爱他、珍视他。”说完，我径直走下台去，离开了会场。

    接下来，由当时还几乎不懂英语的密斯用德语发言。他用了大约五分钟，讲述他从我的作品中获得的启发以及他对我的敬意。他坦率中肯地表达了对我深厚的感激之情，对于有机会在此向我致敬而深感自豪。德国建筑师对一位美国建筑师致以真诚的敬意，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至少在建筑史上是这样。

    担任翻译的是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沃尔特道夫。他为密斯刚才的一席话给出了如下的简短翻译：“凡·德罗先生深感遗憾，赖特先生这么早就告辞了。”除非你懂德语，否则这就是密斯·凡·德罗在为他而举办的宴会上关于我所作的发言。

    从学徒会创办至今的十年里，前前后后的数百个成员都懂得自尊的含义。这是我和奥格瓦娜细心观察的结果（当然，我们的目力范围是有限的）。最初几年里，出现过少数例外，诸如举止傲慢、拒绝分配的义务或者逃避劳动。

    自觉的合作无疑是一门艰深的课程，但是就我所能回忆起的，十年来大概只有过十几个懒散的特例。其中有些是生来的性格缺陷，有些是一时惶惑，不理解身边发生的这些有何意义，只有极少数人的确缺乏足够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这样的特例在我们生活和劳动的氛围里不会久留。回首那一段食宿和设施都捉襟见肘的岁月，学徒们异乎寻常的忠诚让我感到的只是惊讶，却不敢沾沾自喜。

    在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大刀阔斧地修缮和改建老房子，并且投入全力修建一座新房子——宽敞的大绘图室，两侧各有八间学徒们用的小绘图室。老房子全都铺上了新的瓦屋顶，焕发新生。那些瓦屋顶是另一个我难以忘却的故事。

    学徒会的最初两三年飞逝而过。青年们从美国各地搭便车穿越辽阔的大陆，来到塔里埃森。由于接纳的空间有限，我们迫不得已拒绝了四百多个报名者。假如有充足的资金，我们就能够在山谷里接纳所有这些年轻人，组织他们在此亲手实现“广亩城市”。正如我们从未因业主而改变自己的信仰，我们也从未因学徒而改变自己的信仰。但是，青年们依旧源源不断地从四方涌来。遗憾的是，我们被迫回绝的报名者常常是我们最渴求的人才，其中不乏能工巧匠。

    The Officious Samaritan 无人领情的撒玛利亚人[343]

    正当我们对塔里埃森的新建设满怀憧憬，新的打击从天而降——不是某种禁令，而是“救济”。拜我们的政府决策所赐，四十多个工匠一夜之间觉悟到，即便无所事事也能从政府领到比我给的报酬还要多的那么几块钱。我这里的工作，维持着艾奥瓦县七户人家和临近戴恩县几户人的生计。所有工匠都在我这里享受到舒适的住宿条件，以及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的伙食。他们对此都很满意，如今这些人却决意要辞工，甚至是几个人一起提出。越来越多的工匠找到我说，“我们要享受救济政策的好处。”我无力争辩。此刻惟一有价值的诱惑就是出价超过政府的救济款，而我恰恰做不到这一点。或许，有些人就喜欢无所事事却能拿到钱吧。归根到底，我们面对的敌人依旧是“金钱”。

    雪上加霜的是，有几个来自纽约的工匠是“国际工会”的成员。他们当中有两个人与本地几个最无耻的工匠结成同盟，违背与我签下的合同，要求我“即刻”付清他们所有的报酬。一个叫迈克的车工从麦迪逊打听到一条故纸堆里的法令：威斯康星州的任何劳工都无权与其雇主签订劳务合同。工人只需认定自己是一个奴隶，至少每两周结清报酬即可。工人自己毫无权利可言，签订劳务合同意味着他和他的雇主都将有牢狱之灾。我雇的工匠们结成一伙，厚颜无耻地咬住这一条法令。他们在我的书房门外排起长队，甚至三五结伙一起闯进来索要“报酬”。他们一面终日悠闲地享受着美利坚政府的恩赐，一面无视合同里建筑完工方能付清工钱的前提，只顾索要约定的食宿和每周暂付数额之外的所有工钱。这不啻为意料之外的打击。

    我已经付给了他们我所有的积蓄。我没有任何新的收入来源，因为我和我的同伴不在“救济”对象之列。我和这些工匠签立的合同写明，只有在建筑完工待用之时，才付清他们所有的工钱。除非为学徒会修建的这些建筑发挥作用，我无法获得任何收入来付清他们的工钱。我已经为人工和材料花掉了大约四万五千美元，换来的只是施工刚刚过半、对于我和他们同样毫无用处的建筑。

    塔里埃森的建设停滞了。原本可以用三年建成的新绘图室，实际上耗费了七年，因为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动手，为自己盖房子。

    Relief 救济

    在被我工作室里壁炉的火光映红的那一段艰难时日里，我的秘书卡尔·詹森和我最得力的助手亨利一直守在我身边。

    那些工匠已经俨然一副黑帮的模样。他们养成习惯，在我的工作室门前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排成长队，索要他们的工钱，却全然不记得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没有履行他们签过的合同。

    那条愚蠢的法令无疑是“定三条法令来堵一个漏洞”的典范。我曾经考虑过以自己的处境为这条法令设立通融的先例。然而，向威斯康星州工业委员会申诉的结果（我怀疑它怀疑我剥削劳工），正与工人们打听到的说法吻合：依照该法令工人们理应就是奴隶。任何要和工人订立协议的企图，只会给雇佣双方都引来牢狱之灾。我这里绝大多数的工匠都跑去领到了政府救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撕毁和我签立的合同，一再找我要钱。这种薪水拖欠待发却领取救济的行为并不“合法”，我本可以向权威部门揭发他们的行径，但是一想到剥夺他们手中可怜的几块钱，我心中不免惭愧。况且，我总是力求避免与“权威”部门打交道。经验告诉我，任何事一旦有警察牵扯进来，都不会有合理的结果。因此，我自作聪明地向这些无赖们作出承诺。并且尽我所能地兑现承诺，期待奇迹发生。

    奇迹只能是“工作”——找到设计项目。

    没有任何建筑项目。我搜罗到的一丁点儿钱立即被许多只手瓜分了。如果得不到钱，有些人就会露出丑恶的嘴脸，直到讨得几块钱然后走开。

    某一天下午，一个好惹事的小头目琼斯冲进我的工作室。他扑向我，双手要来抓我的喉咙。这时，亨利大吼一声，向他扑过去。他被吓得连忙“放开赖特先生”。我对于人性的野蛮并不感到陌生，但是至今我仍未学会“永远不要对任何人作出承诺”。

    卡尔开始变得像一个秘密警察，凡事疑神疑鬼，对人满口敷衍搪塞。有一天，吉米开车载我去麦迪逊为学徒会购置一些工具。在城里一条昏暗的街道上发生的事，验证了卡尔的担心。有那么一位“性情中人”，是学徒会成立之前塔里埃森雇佣的工匠。他发现塔里埃森的建设在学徒会的旗帜下并未中断，而自己却没有收到应得的全部报酬。于是，这个有印第安血统的农夫屡次写来勒索信，并且认为他有权不择手段，甚至对我施以袭击。

    A Coarse Incident 暴力事件

    买完了工具，我正准备走回那辆考德。这时，有人从背后扑上来，在我后脑猛击了几下。我强忍住晕眩，回头看见袭击者是那个印第安农夫。不远处的人行道上，吉米的双膊被农夫的儿子从后背扭住，他正在奋力挣脱。显然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算计好时机的袭击。我面朝着刺客，脸上又挨了几拳，但是本能告诉我不要直接还击。

    我抱住他，两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他被我摁着躺倒在排水沟里，连声向我求饶。但是我刚起身退后几步，他就跳起来用重重的靴子朝我乱踢，靴子跟儿踢中了我的鼻梁。他被我再次按倒在地，浑身上下溅满我的血。我用两个膝盖死死抵住他的胸口，把他的头摁在排水沟的烂泥里，有意让我鼻子里淌出的血滴在他脸上。他的鼻子和嘴里堵满了我的血块，呼吸困难，快要窒息了。而发疯了似的吉米仍然不能挣脱过来帮我。

    这个“性情中人”一边咒骂，一边向街边的几个旁观者求助。

    “见鬼，伙计们，快把他拉开呀。”他尖叫着，“把这家伙拉开，老天呀！他要弄死我！”

    事实上我并没有击打过他一下。我很仔细地避免直接还击。我所有的动作，只不过是让他保持着头扎在臭水沟里的姿势，用我自己的血把他染成恐怖的血红一团。

    我放他起来，他逃掉了。身后惊异的看客们以为目击了一起杀人案。

    当时，我还以为后半辈子要就此毁容了。吉米把车开过来，我跳上车：“吉米，我的鼻子破了，咱们去诊所。”

    据医生讲，我流出的是像年轻人一样的血。想必他没有夸张，因为伤口的愈合快得出奇。鼻子上没有留下一星半点儿痕迹。

    那只靴子是一个象征。我的鼻子也是一个象征。

    我最亲爱的，别担心，我很清楚道义扮演怎样的角色。

    “理想加劳动”对抗“金钱加权威”的历险才刚刚拉开序幕。

    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家里。四个学徒小伙子背着我，找到那个主谋人物的家里，冲了进去。这个丑恶的家伙闪到餐桌另一头，抄起一把刀，把自己的妻子挡在身前当作人质。他妻子和女儿尖叫着报警。警察赶来，逮捕了那个刺客和小伙子们。知道他们这次动机良好的“袭击”之后，我赶到县立监狱探望关在铁栅栏后面的小伙子们。这些相貌堂堂的小伙子，为地区检察官提供了一个他得心应手的案子。在我设法把他们保释出来之前，他们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晚上。那个“性情中人”自己留在狱里等候开庭。审理的结果是，他被从威斯康星州驱逐出去，而小伙子们被罚了几百美元——当然，是通过“分期付款”。

    如你所见，塔里埃森学徒会的开头的确是不怎么顺利。

    Defence 防卫

    此后还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件，大家纷纷建议我雇一个保镖，或者至少随身带上武器。我对这些忠告一概未予采纳。因为我相信，在任何紧要关头，一个没有防范并且赤手空拳的人才是最安全的。

    假如这帮背信弃义的无赖把在我门前游荡、企图勒索的时间用于工作，他们足可以获得十倍于向我索要的报酬。然而，即使他们希望工作，也无法在除我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的机会。莫非他们很享受闲坐着领到救济，同时兼顾对我的勒索吗？

    收取的零星设计费、从某处借到的钱（我很惊讶我的朋友们是如此轻信）或者是变卖东西所得——我诚恳地把我尽力搜罗到的一点儿钱分发给这些无赖，但是他们的滋扰依旧。我的衣袋里常常会连一个硬币也没有，所幸我早就习惯于此。昔日的成长道路教会了我，如果花掉最后一分钱，必然会有一点新的收获。事实上，总是会有一点点新的收获。约莫一年多的时间，我的信箱里不时出现匿名的勒索信件。终于，我逐个打发了这帮无赖。

    多年以后，仍然有人出现在我的门前，索要拖欠他们的工钱。我必须承认，其中的六七个人相当通情达理。“理想加劳动”对抗“金钱加权威”的不幸后果之一，是越通情达理的讨薪者越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钱。事实上，论道理这些工匠没有资格向我索债；从道义上讲，他们有这样的资格。或许是吧，然而我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必须靠我们自己动手建设塔里埃森。

    小伙子们已经能够驾驭木匠的工具，砌砖砌石、抹灰的手艺也都日渐长进，刷油漆更不在话下。他们也学会了焊接、木工手艺和修路，还有操作农具机械。

    就在我们深陷尘俗琐事之际，“雇主保险”机构找上门来，声称我应当缴纳那些工匠并不需要的保险费用。我想这些已经足够了，不必再费力地描摹细节。从“救济”新政发布伊始，它的种种效力持续发作。其后果是将近五年时间里，除了学徒们自己动手的部分，塔里埃森的建筑施工处于停滞状态。此后，我的建筑创作终于重归正轨。我能够以设计费加上学徒们交纳的费用，购买我们需要的建筑材料，留住一些能工巧匠，挽救先前努力的成果。但是每年三万五千美元的入账，仍不足以支付建筑材料和学徒会的日常花销。我意识到自己涉足了只有百万富翁才敢于尝试的事业。当然，没有一个百万富翁会涉足于此。我居然能挺过屡遭“羞辱”的困境并且没有被人谋杀，这甚至出乎我本人的意料之外。

    “真搞不懂，你到底是圣人还是傻瓜？”我的律师说。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我回答。在我身边，我从来看不出这种区别，至少并不明显。

    我曾经许下一个值得信守的诺言，一个对自己许下的诺言。每当想起我对奈尔姨妈、简姨妈和母亲的诺言，我多么希望，她们和劳埃德–琼斯家的其他人都能看到过去十年里我们的成就，然后听他们问我，你究竟是圣人还是个傻瓜？难道有必要在意自家亲人把你看做这二者中的哪一个吗？

    我知道一些更有趣的故事，有人愿意听吗？

    Fellowship Marriages 学徒间的联姻

    学徒会生活的溪水向前流淌着。

    戴维和凯茜决定要结婚。除了筹备庆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自从学徒会成立以来，这将是第六对学徒之间的联姻。最先是鲁道夫和贝蒂，接着有维农和玛格丽特。然后停顿了很久，是韦斯利和我们的斯维特兰娜。后来又有胡尔达和布莱妮，彼得和考尼莉娅。加上戴维和凯茜，我们认可举办了六次婚礼，也祝福过六次或许甜美的蜜月。

    今后，学徒会还将迎来更多婚礼——是这种男女混合教育的必然结果吗？另有一段姻缘已经初露端倪。上帝啊，难道说朝夕相处果真具有如此致命的魔力？或者是奥格瓦娜和我为这些单身的年轻男女树立了一个典范不成？

    接下来，需要考虑天气问题。我们这些乡下人虽不敢说能预知天气，但是思维总要跟着天气走。我们已经学会与天气周旋，希望能躲过“坏”天气（当然，仅仅是对我们而言的“坏”）。并且，我也已经学会接受，无论走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总是被反常的天气尾随。除非你能够小心地“一只脚落地”，否则任何事都不会依照计划发生。于是，我们一边观察天气，一边筹备婚礼。天公果然作美，而婚礼过程中“婚礼”的那一部分同样令人满意。

    戴维和凯茜都是我钟爱的学徒。戴维富有才华，性格硬朗。凯茜天生娇俏迷人（这样的介绍已经足够了）。奥格瓦娜负责安排婚礼。如果是晴天，她计划在家族小教堂里举行塔里埃森的又一次婚礼。时值春日，我们把教堂的门窗大开，让鸟儿穿梭一般飞进飞出。小伙子们开着他们心爱的卡车，去路边采来天然的装饰物，像少年时代的我那样，给教堂木屋顶下高大的墙面挂满翠绿的树枝，再用鲜花围绕着布道坛。新人将站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布道坛后面的墙上是一幅壁画，画上古罗马奴隶市场里拍卖的处女注视着这一切。

    布道坛旁边是那件传家宝斯坦威钢琴。每次看到它，我眼前就浮现出父亲敲打我的手指摆成正确姿势的画面。《圣经》端正地摆在布道坛桌上。奥格瓦娜在暗处摆起一组组雪白细长的蜡烛（东正教传统的童年让她对蜡烛情有独钟）。蜡烛既能烘托出圣洁的宗教氛围，也是最好的装饰。（在宗教典籍里，蜡烛不也是主要的母题吗？）伊奥万娜金色的竖琴从家里搬来，摆在布道坛后面，用来渲染背景音乐。仪式开始时，伊奥万娜轻柔地弹奏起德彪西。

    教堂主厅后面的房间里，本星期轮值的业余厨师们头戴白色高帽，身着白围裙，已经为宴会作好了准备，包括传统样式的婚礼蛋糕。奥格瓦娜最好的自酿葡萄酒，特意为了婚礼从自家酒窖的大木桶里装瓶拿来。菜单和欢庆的气氛都是如此美妙。我敢说，即使和俄罗斯皇室贴身宫女的婚礼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们和一对新人全都打扮停当（凯茜的妹妹在她身边捧花束），坐上一架老马车，翻过山丘，向小教堂进发。新娘的头饰一路上摇晃得险些散掉，而马车顶盖上用作装饰的野葡萄藤不断地落下枝叶，给我们身上增添新的装饰。终于，没有发生其他事故，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刻有“与世界对立的真理”的教堂门前，欢庆的钟声从半个小时前就一直响着。这一次婚礼与此前的那些同样喜庆，而我总认为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完美。

    婚礼仪式洋溢着众人的微笑，其间点缀着亲属们的少许泪水。然后是丰盛的宴会，琳琅满目的菜点本身就是一幅最美的装饰。接下来，小伙子们（和往常一样由埃德加领头）冒冒失失地把教堂里的风琴推到院子里，摆在大路和家族墓地之间的草地上。在教堂门前挺拔的白杨投下的树荫里，学徒们和新郎新娘一道跳起老式的方块舞，学徒们轮流上阵用风琴弹奏伴舞的曲子。有些前来参加婚礼的附近住户，站在杉树丛下看着这一派欢歌笑语，还有几位家族的老者面色凝重地观望着。很快，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抗议这种欢快的吵闹打扰了圣洁的家族教堂和墓地。我注意到了他们的表情，预感风暴将至。

    跳了一会儿舞，新郎和新娘不见了。不多时，一架载着新郎新娘的小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以现代的方式结束了婚礼。金尼接住了新娘从天上扔下的花束。大家挥着手目送这一对新人渐渐飞远了。

    又一对儿塔里埃森的丈夫和妻子。

    此时，风暴在教堂的院子里降临。作为违背神圣的家族传统的罪魁祸首，奥格瓦娜和我被严厉的指责所包围。虽然我自认为熟谙这一传统并且身为它的一部分，然而，在他们眼中，我冷漠地败坏了家族的尊严！况且，这座教堂并非归我所有，它属于整个劳埃德–琼斯家族。事实如此。

    某种宝贵的东西被居高临下的道德无情地破坏了。风琴被慌忙搬回教堂里，毫发无损地摆在它固定的位置。我们把竖琴和其他乐器与宴会残余的罪证收拾在一起，吹灭细长的蜡烛（已经变短了一些），逃离了还没有脱下美丽装扮却已经黯然无神的小教堂。

    刚才还兴致盎然的学徒会，一下子被失望所笼罩。

    怨恨冲散了快乐，大家匆匆地扫兴而归。

    黄昏的树影已经不再泛着幽蓝，而是拖得更长，快要铺过山谷爬上对面的山丘。教堂旁边常青的杉树丛，衬托着修长的大理石方尖碑。“Ein Mam”（妈妈）和“Ein Tad”（爸爸）质朴的字样分别刻在碑体两侧。这里安息着来自威尔士的劳埃德–琼斯家的先人。围绕着这块方尖碑，是刻着他们的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名字的一个个墓碑石。更远一些是他们的孙辈的墓群。几乎所有在这片山谷里生活过的劳埃德–琼斯家的拓荒者，都安详地长眠于此。他们依照威尔士人的宗族传统，簇拥着家族的圣地：那座白色的大理石方尖碑。

    有时候，我会坐在墓地旁的树下沉思和追忆。除了这里有家族的亲人们，还因为塔里埃森曾经的惨剧在这里留下了一座坟茔。

    婚礼结束后，我独自去了墓地。日已落山，我望着天际的余晖，又一次坐在墓园的草地上沉思和追忆。我回想起，年迈的母亲跪在方尖碑前，神情肃穆地用嘴唇轻吻冰冷的大理石，仿佛在亲吻“Ein Mam”和“Ein Tad”。我搀着她站起，不远处一个新挖好的墓穴正在等待她的弟弟詹金。不久，母亲自己也汇入了亲人们的怀抱。

    我回想起，也是这样一个暮霭沉沉的时刻，在郁郁葱葱的杉树丛下，我独自站在另一个敞开的墓穴旁边，亲手把铺满鲜花的墓穴用泥土填埋，再用杉树的枝叶将隆起的坟茔覆盖。如今，这两座坟茔都已长满青草，都依然没有墓碑石。

    The Allegory that Failed to Convince Even the Author一篇无法令作者自己信服的寓言

    我在客厅里大声朗读以下这篇寓言，听众是奥格瓦娜和伊奥万娜。它的标题是“与世界对立的真理”。

    我独自坐在墓园里青草覆盖的坟茔旁沉思追忆。暮霭渐沉，守护着墓园的杉树丛在微风中摇摆，轻声叹息。不经意间，我仿佛听见……怎么会呢？有人在叹息，并且低声呼唤我的名字。我侧耳细听，却只有一片静寂。思忖间我再次倾听，片刻的寂静之后，分明是清晰可辨的人声在我四周飘摇。我凝神观望，一个个幽灵像蓝色的薄雾缓缓地从家族墓地里升起，在我四周聚成我熟悉的亲人的身影。又是一阵叹息，然后是窃窃私语。幽灵们似乎是坐在各自的墓碑石上，发出随着微风摆动的蓝光。

    奥格瓦娜叫道：“哦，弗兰克，亲爱的。这太过分了！这种索顿·怀尔德[344]的墓地题材，他靠这些侥幸成功，可是你却没法儿做到。”

    离我不远处，一个闪着银光的幽灵低着头站起来，双手合拢在膝盖上，轻声呼唤一个名字——我的名字！这时，整个家族的幽灵全都站起来，在暮色中轻柔地摇摆着，轻柔地点头低语着。我一面注视着它们，一面倾听逝者的秘密。

    奥格瓦娜说：“弗兰克，你可千万别把这种多愁善感的东西拿去发表。他们会像对晚年的屠格涅夫那样来评价你，‘这个人让年龄给压垮了’。”

    又一次听到我的名字。夜色已深，幽灵的影子更加闪亮，他们的低吟也愈发清晰可辨。我疑惑地轻声叫道，“母亲……你为何身在这里？我的母亲，你应当已经是天国里的一个精灵啊！”

    奥格瓦娜叫道：“糟透了！糟透了！哦，弗兰克，你可真傻呀！这种老套的文章不会让任何人信服，我看连你自己都不行。”

    片刻的停顿……“是的，我的孩子，天国里的一个精灵。但是，天国里的精灵会在大地的绿野投下身影，如同金色的朝日照遍苍翠的树林。我们会在微风拂过的任何地方醒来。”整个家族的幽灵随微风摇摆，全都点头赞同，然后又是一阵低语。

    奥格瓦娜：“唔，弗兰克，你迷路了，无可救药了。千万别把这个发表出去，咱们到此为止吧。”

    这一刻，风更紧了，我听到家族的魅影在齐声低唱，“假若他们依旧爱我们，我们将会醒来。当微风轻轻拂过，我们将会醒来，向那些爱我们的人现身。”我迷茫地环顾四周，满怀惊诧和好奇地倾听着。家族幽灵的影子在各自的墓前闪烁着蓝光，随微风摇摆着点头赞同。片刻的沉寂之后，又随风轻轻摇摆。

    离我最近的一个影子闪着银光，开始低语：“我的孩子，当微风拂过你的脸颊，扬起你的头发，那就是你在凡间失去的亲人对你轻柔的爱抚。在天国里他们依旧爱你，把他们的爱抚送到你的面庞。”

    奥格瓦娜：“哦！哦！这种灵异的主题，弗兰克，你怎么写得出这样的东西？”

    暮色已成黑夜。风渐渐静了，又是片刻的沉寂。

    十六岁的伊奥万娜也叫道：“爸爸，这些可不像你写的东西，倒像是我写的。这一点儿都不像是你。求求你别这样。”然而，作者自有他的执着和坚定。

    此时杉树丛已经轮廓难辨，叹息和低语依旧，却变得愈发模糊含混。“当你饱尝了生活的甘苦，我们将会现身。”一个个影子依旧低垂着头，用随风摇摆表达赞同。

    “哦！爸爸！什么摇摆，真是太可怕了，可怕！”

    风声已息。闪着银光的影子抬起头，双眼深藏在暗影里，却分明是我逝去的亲人的面容。我听见细若游丝的低语：“我的孩子，如果你回头去看教堂门前刻下的箴言，你就会悟出亲人们希望你明白些什么。”

    “看在上帝的分上，弗兰克！快醒醒吧！就到这里，我一句也听不下去了。太可怕了。”

    “将近结尾了。”

    杉树的树梢不再晃动。幽灵的影子渐渐沉入到各自墓中，像方才聚成亲人们的身影一样轻柔地摇摆着，缓缓地沉下去，消失不见，如同草叶上的露水消失在晨雾之中。一切复归平静。

    斯维特兰娜的儿子小布兰道克一直在地板上安静地玩耍，这时忽然尖叫了一声。他母亲跑过来抱起他，说道：“哦，弗兰克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要是通篇都像我刚听到的这一段，我真奇怪母亲和伊奥万娜居然能忍受着听下来。”

    “你们还是听完吧，至少它的立意还不错。”

    漆黑的夜色中，随着月亮慢慢升起，因幽灵而屏息的微风重又开始吹拂。我起身顺着走进来的原路离开，心绪夹杂着思索与回忆。我回望墓园的大门，看到老石匠蒂姆为劳埃德–琼斯家在门柱石上刻下的古老的德鲁伊箴言——“与世界对立的真理”。莫非这些化作幽灵现身然后又消失的亲人，是前来宣告他们的论断吗？

    奇怪……我似乎从这句箴言里悟出一种新的含义。为什么我从前一直没有领悟到呢？洒向万物的阳光是欢乐！它将驱散导致世间一切悲伤的仇恨。

    这是德鲁伊先哲们的本意吗？闪烁着蓝光的亲人们从他们的墓穴里醒来，是要轻声告诉我这些吗？

    “与世界的痛苦相对立的真理，是欢乐！”

    让生命升华的欢乐。

    奥格瓦娜绝望地叫道，“唔，你以为有了什么新发现吗？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你不过是重复几千年前的希腊人罢了。弗兰克，亲爱的，彻底丢开这些吧。你最好还是专注于建筑，那样不会有什么风险。”

    是啊，像往常一样，我的姑娘们总是对的。于是我们开怀大笑，我把这片纸丢在一旁。我涉足“写作”的天真冒险随之烟消云散。

    The Moral 道德

    我承认，与一切真理相仿，被劳埃德–琼斯家族奉为真理的德鲁伊箴言同样是危险的。因为，极少有凡人能够分辨“欢乐（joy）”和“愉悦（pleasure）”之间的差别。已经死去的人能够理解二者的差别，生者何时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多愁善感绝不等同于情感丰富，即便我有足够的才思让那篇寓言深入人心，你们当中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多愁善感所慑服。同样地，自我并非自私。除了劳埃德–琼斯家族成员，很少有人能够察觉自我或者自私会在某些时候吞噬对方。

    不，欢乐绝不等同于愉悦。对于善的滥用往往被归咎于善本身。

    这就是真理。

    被薪水所奴役的美国人只顾加班加点地拼命劳作，只为换来生存的愉悦。他们又怎么能品尝到欢乐呢？

    The Four Seasons in Four Verses 献给四季的四段诗句

    下面这首诗和那篇失败的寓言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它是我早年的“习作”，某种针对吸气音的试验。读了这篇习作，母亲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孩子，当一个年轻人开始吟诗弄赋，这是一个讯号。”她没有直言这是颓废的讯号，但是我心中明白。

    这首诗的主题是“微风”，以诗句本身的节奏抽象地模拟微风慢起，跃动，最后减弱收尾。它和第五卷开篇的《工作之歌》写于同一个时期，两首诗都尝试直线的感觉或者说是紧凑的语感，试图表现线条和色彩在绘图板上描绘的抽象图案。虽然埃德加·爱伦·坡的许多诗作似乎很接近这种感觉，我的尝试仍然只能算是冷僻的冒险行为。

    朗读时需要略微强化吸气音。

    新绿纺织着柔弱的丝网

    阳光逗弄着闪亮的嫩叶

    轻轻颤动，像蝴蝶张开的翅膀

    弦歌响起，春天的衣裙……

    涌动又重归平静

    迷离的薄雾裹着深蓝的天际

    慵懒的小虫在花瓣和叶片间哼鸣细声感慨，浓浓欲滴的葱绿

    溽热退潮，夏日的艳阳……

    涌动又重归平静

    水晶露珠闪烁在秋叶的海浪

    火红的攀藤随着橡树摇摆

    瑟瑟作响，是彩虹挂在枝头的风铃余晖淡去，秋风呼吸的节奏……

    涌动又重归平静

    冰封的大地在等待星光

    月光斜睨着她洒下的纱衣

    银霜吐雾，编成圣洁的花环

    微风渐息，冬夜松林里的梦……

    涌动又重归平静

    与此同时，塔里埃森的建筑在一天天成长，它值得我们自始至终付出的努力。虽然过程何其艰苦，但是我们看到了日渐丰满的成果和逐步的回报。我们希望塔里埃森建筑的外观和内部都符合一个富有个性的工作和游戏场所，体现出水乳交融的美与实用。它在“山坡家庭学校”的山坡上生长着，仿佛就扎根在那里一样。它的确属于那里。我们见证了纸面上的理想变成既美又实用的生活内容，并将长久地留在大地上。

    我们劳动，我们歌唱，我们在永不褪色的青春热情中游戏。我们热爱富于创造力的劳动。

    Our Goodtime Playhouse 娱乐室里的好时光

    我们有一间供消遣活动的房间，由于想不出更好的名字，索性就称它为娱乐室。

    娱乐室一楼摆着一架演出用的贝希斯坦三角钢琴；二层的挑台上有一套三十五毫米胶片的电影放映设备。改造和布置娱乐室，开始于“救济”政策把我们推倒在水沟里之后不久。带给我们无穷乐趣的娱乐室也是分期付款的结果。钢琴是三年分期付款，放映设备是七年分期付款，还有其他等等，等等。

    起初，我们把山坡家庭学校留下的健身室内部重新加以分隔，改造成学徒会夜晚生活的一个亮点。尔后，取消更多的内部分隔，让空间更加开敞。接下来，通过改建加大空间的进深。为了这些隔三差五、延续至今的改造和加建，我们倾注了所有的设计才思。橡木铺成的天花板和墙面实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像一把小提琴的内腔。

    为了充实周末的聚会，我们费尽心机地四处搜寻美国和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电影。

    仅仅是我本人从这些电影中获得的教育，就足以证明这间娱乐室的价值。

    在此我不妨坦白，我自己从学徒会获得的教育远远多于我给予学徒会的。

    这些电影把我这样一个曾经游历四海的人，带进了更为广阔和多彩的天地。杰出的编剧和导演们发掘各个国家灿烂的历史资源，描绘出世界各地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活，那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靠周游世界来亲身体验的。

    我们收藏的影片，包括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三十三部、中国三部、捷克斯洛伐克一部、英国四十三部、法国五十九部、爱尔兰两部、日本三部、墨西哥三部、挪威一部、俄罗斯七十二部、瑞典两部、西班牙两部，还有美国的四十四部。目前一共有世界各地的影片二百六十八部。

    娱乐室舞台的大幕是学徒会完成的第一件手工艺作品，图案是灰色底子的粗棉布上直线条纹的抽象色块（我的设计）。舞台上闪亮的白色银幕长约十英尺，高约八英尺。

    银幕左侧有一条约一英尺宽的竖向红色毡布，电影的伴音从它后面播放出来。上面精致的直线条图案，是为了让我们独特的设计与电影画面协调。

    我们进行了一些有趣的声学试验，使扩音器发出的声音经过舞台背板反射之后，变成与空间合为一体的声浪涌向观众，而不是生硬地直接射向观众。许多客人在这里观看了在别处已经看过的电影，却像是第一次观看，从中发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亮点。

    娱乐室的布置遵循以下原则：

    1.放松随意地散坐，不必拘泥于常规那样面朝舞台端坐。

    2.舞台是观众厅的一部分。

    3.染成白色的银幕用作电影放映。

    4.电影伴音的扬声器是银幕边的一条红色带，它的直线形装饰，使银幕上的画面与整个室内设计协调。

    5.电灯表面不加玻璃罩。

    6.扩音器安装在舞台地板下，指向舞台的木质后壁，使声音通过反射成为室内空间的一部分，而不是直接指向听众。

    7.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的演奏台以及合唱团的坐席设在舞台一侧，而不是挡在舞台前面。

    8.娱乐室里的壁炉是一个真正的“休息角”。利用建筑化的隔断划分出就餐、存衣和盥洗的空间。

    9.观众座席最后面有一张宽大的台面。我们可以一边享受视觉和听觉的盛宴，一边享用台面上琳琅满目的美味。

    整个娱乐室的结构采用本地的橡木，除了承重墙之外的其他部位都涂成深色，作为背景衬托各种鲜亮的色彩。

    Snatching 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反败为胜

    我们自创的保留剧目是“反败为胜”。

    为了能在自己的娱乐室里舒适地坐下，我们颇费了一番周折。经过多方寻找并且频繁遭拒之后，我们最终选定伊利诺伊州一家工厂生产的活动金属椅子。大约一百把椅子，价格总计约八百美元。厂家与我们商定妥当，同意发货。然而却毫无动作，原来是中途变卦，要求立即付“现钱”——从来不会被遗忘的“现钱”。起初我们还欢天喜地根据约好的发货日期，定下娱乐室的揭幕演出日期，没有察觉工厂的动向而空等了几个星期。然后，突然遭到沉重一击。怎么办？八百美元并不是大数目，但当时我们连八十美元也难以凑齐。它随心所欲地阻挡住我们——令人作呕。[345]

    奇怪的是，塔里埃森的胸膛里永远喷涌着希望——我们依然对圣诞老人抱有信心。在“系统”中艰难跋涉，我们却从未学会如何放弃希望。

    为了让娱乐室如期揭幕，而又不必被迫交出那笔举足轻重的小钱，我们又一次在绘图桌前坐下，考虑如何利用截面一英寸宽、九英寸长的橡木板，一小袋钉子和几个螺丝做点儿什么。我们设计出一种长凳，比那家工厂生产的令人心仪的金属椅子更适合这个空间，更具趣味与个性。需要的材料只是粗糙的木板，但是我们采用了一种新颖的设计，成果正是你今天在娱乐室看到的那种有靠背的座椅。姑娘们给长凳和靠背铺上三层棉垫，我们又买来一些便宜（每码售价十美分）的红色帆布包住棉垫。我们有了座椅。

    座椅非常坚硬，但是演出的确精彩的话，并非难以忍受。通常我们的演出都很精彩。

    娱乐室本身变成一个娱乐项目，总是带给我们乐趣。某种新鲜有趣的灵感产生了魔力，再一次让我们“反败为胜”。

    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场，是我从孩提时就一直怀有的梦想。在《威廉·麦斯特》一书中，歌德为主人公住的小阁楼设计了一个木偶戏院。现在，我有了一个威廉·麦斯特或者歌德本人都会羡慕不已的剧场。

    每一次被“现钱现货”出乎意料地阻断道路，我们总是微笑以对。遭到回绝反而会激发我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我们向前迈进。当然，经销商们常常会眉头紧锁地盯着我们，因为他们的主子们从不愿承担任何风险。

    然而，我们毕竟找到了足够多大度的合作者。因此，我们并不认同所有人都不愿意和我们打交道。在这个充斥着行尸走肉的环境里，我们是一团鲜活的生命。如今，我们比以前更坚信自己身处行尸走肉的团团包围之中，只有战斗才能冲破经济的封锁。

    Rest for the Wicked 恶人的平安[346]

    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断努力地吸引或者给予合作。但是，对于某些完全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人而言，似乎总是有太大的风险。我们的目标从来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回报”。归根到底，“系统”有什么理由为帮助我们而作出妥协呢？如果“交易”不能产生现金收益，我们对于经销商们又有何价值可言？他们毕竟要生存——诚如他们所言。因此，他们的折扣优惠不仅异常稀罕，而且让人怀疑别有用心。

    在那些困窘的日子里，我们获得的帮助只是星星点点。甚至可以说，学徒会初期只得到过些许无形的帮助。

    在此我必须承认，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有所成就，借此充分展示我们追求的文化实质，到那时就能吸引某些经济上的资助。然而，我们从未达到足够的自信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成果，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所以，善意的资助都只是零星而又微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帮助仍心怀感激，视之为雪中送炭。我很想讲一讲其中的某些故事，日后我会把它们写下来。

    我对于切实的帮助已经不作奢求。我们的特立独行无法吸引它的目光。帮助我们的人既得不到刻有他们名字的铜牌，也没有其他什么荣耀。看起来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否则就只能坐等垮掉。只有“机构”可以争取到资助，而我们不愿变成一所机构，也并非“穿戴整齐却无处可去”[347]。

    我们根本就算不上穿戴整齐。

    我们希望在某些方面穿戴起来。我们用自尊与自立应对贫困，期待我们的土壤里自然而然地长出的某种属于我们的地域和时代的东西。

    它就像树皮一样粗糙。

    树正在那里生长。树皮包裹着的枝干总会发芽，绿叶将向着阳光伸展，内在的自然法则注定了这是一个痛苦却又伴随着欢乐的缓慢历程。

    我们相信自己种下了一株果树，我们会培育它结出果实。

    没有什么西方人不会照搬的灵感。我们遇到了某些障碍，同时也收获了某些财富。我们相信自己是一个民主的集体，因此像反对战争那样坚定地反对“现钱现货”。

    下面谈到的是我们遇到的一些主要障碍，也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遇到的障碍。

    在每一个建筑的施工过程中，我会依照与业主的约定派一名学徒常驻现场。我派去一个叫鲍勃的学徒，负责埃德加·考夫曼在熊奔溪上流水别墅的施工现场。这个热情可靠的小伙子绰号叫做“小太阳”。

    “别让他来了，”施工开始不久，考夫曼绝望地对我说道，“他搞出的乱子会让我花冤枉钱。叫他回去吧。”

    “且慢，你不妨耐心一点儿。或许他的确让你我都有所破费，但是损失毕竟有限。你曾经出一千美元资助我制作‘广亩城市’的模型。现在，你为培养这些年轻人尽一份力，自然也合乎情理。这些美国未来的建筑师，能够给予你我一些钱买不到的东西：忘我工作的活力和渴望合作的热情。况且他们都不是傻子。我知道我讲的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但是你的房子最终会实现理想的效果，并且建造的过程会让你收获某种体验，它就像好的建筑那样无法用金钱衡量。我保证，这座建筑不会比一座‘常规’的房子花费你更多的钱。”

    “好吧。”然而，他并没有完全信服。他是一个不错的商人，也是个好人。“我们边干边看吧。”

    考夫曼先生，以及我的每一个为了建筑非凡的个性而煞费苦心的业主，都应当了解这样的事实：为了实现我的设计思路，有经验的职业建筑师同样会在施工现场频频出错，甚至犯更多错误。面对尝试新事物犯下的错误，他们会比我的学徒们更难以沟通和说服。他们会顾及脸面而拒不认错，而我的学徒们会爽快地说，“真是的，我太蠢了。这下子我明白了。”这些小伙子给我们建起的每一座建筑增添了人性的活力和乐趣。有些让建筑的效果更好，有些更糟。有时候，亲临施工现场的屋主会对领着他四处查看的学徒赞赏有加，以至于要把日后的建筑交给他来设计。

    塔里埃森尝试过一种新的模式：允许学徒以自己的名义设计项目（包括平面布局和所有细部），但是所有图纸交由我来审定。我收取的设计费仍然是建筑总造价的百分之十。其中三分之一归这个学徒，三分之一充作学徒会为此项设计花费的成本，余下三分之一留作整个学徒会的发展基金。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错误。既然有创造力真正的源泉，何必要把学徒会的资源用于生手的作品呢？尤其当这些作品似乎是毁掉学徒会而不是为它添砖加瓦。

    学徒会协助我设计并建成了将近四十个建筑。尽管学徒们的种种疏漏令人头痛不已，然而从最初的一刻起，我就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迅速的领悟、聪颖和忠诚的协作，这些足以令我接触过的任何“老到”的职业工程师汗颜。假如我们像常规建筑师们那样循规蹈矩（即使我们希望如此也无门可入），上述这条结论自然难以适用。一旦我们偏离众人恪守的成规，为了更美好的目标而追求自然而然的与众不同，抛开耗费的时间暂且不论，坦诚的初学者比起固步自封的“专家”来，让我和我的业主们受益更多。专家通常是一个已经停止思考的人。他作出论断的出发点并非客观规律而是他既往的经验。在我们看来，他极有可能依赖陈旧的经验，谬误百出地度过余生。

    事实上，在我探索理性的过去四十五年里，我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技巧。它仍然保持着可塑性，仍然随着我们接手的每一个新建筑项目而发展。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不大可能领会和掌握这套技巧。更进一步讲，他即使能力有余也不愿做这件事。坦率地说，在他驾驭这套技巧之前，他无法回避令他头晕眼花的研究和探索。而这种种探索意味着一次次失败。比起学徒们的知错即改，他的刚愎自用只会导致这些失败更加频繁，更难以弥补，给业主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自己亲临现场变得愈发不可替代。除非我能及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建造者，这一现实很难迅速发生改观。学徒会需要像哈罗德·特纳和本杰明·威茨查克那样优秀的建造者。在资金投入充足的条件下，我们的二十几个小伙子已经有能力出色地建造起我所设计的住宅。

    然而，谈到我们自主施工我们设计的建筑，并且加工我们需要的材料，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我们正翘首以待。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再有跳不出绘图桌的建筑师，也不再有试图建造他们毫不了解的房子的承包商。

    为了支持我的事业，我的绝大多数业主都宣称，他相信自己的住宅是我设计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事实上，那的确是最适合于他的住宅。他们真诚地尝试有机的生活与建筑。那些为了他们的福祉而进行的试验，通常会在他们眼前打开一个新世界。如果不是有误导和吹嘘之嫌，我非常乐于向诸位展示许多业主写来的信件。我的业主们组成了美国——尤松尼亚各类有识之士的横断面。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拥有自主的审美情趣，旅行见识广博，并且不乏有艺术天分者。有一些人甚至是在国外听说我的名字。

    我们极少与真正的坐井观天者打交道。在文化的根源和结果方面，他没有勇气信任自己的判断力。假如他在国外接受过教育，那只会让他本能的折衷主义更加坚定。他是这个国家特产的一种文化懦夫。

    对我们的建筑大加赞赏的人，往往是在金钱领域之外的富有者。某人的经济实力与他对我们劳动成果的赏识成反比的关系，这似乎是一条规律。

    有时候，我所设计的尤松尼亚住宅远在千里之外。当“实际竣工”之后，我们仍不得不多次前去改正一些错误，同时也利用这种机会改进原先的设计，更正工匠操作和用料的失误，补救或者恢复由于屋主的干预而在施工过程中被抹去的设计内容。学徒会将设立一个后续服务组织，协助屋主布置室内，指导屋主更好地使用建筑而不偏离原先设计的风格，保持新的建筑形式产生的从容优雅和别具一格。以上这些已经成为我们建筑实践的一部分。

    伴随着我们的实践，学徒会的模式在稳步地发展成熟。在把自己新建的住宅与邻家进行造价比较之后，我的业主通常会向我宣布，我们的某些设计手法使他的住宅比“常规”住宅具备更加实用的空间效果，建筑材料的优势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我们设计的住宅所具有的风格和特征可以算是免费的“附送”。然而客观地讲，与“常规”住宅相比，建造我们设计的住宅的确需要克服更多困难。

    我们的建筑具有鲜明的特征，是必然的结果（“原则的神情”在任何地方都会鹤立鸡群）。这些特征造就了这些建筑，使它们在任何地方都鹤立鸡群，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比如暂时漏水或者出现某种缺陷，尤其是一旦超出预算，就会立刻引来众多嫉妒并且怀疑的目光。绝大多数怀疑者是建筑师，或者那些时尚住宅的主人的朋友和邻居们。

    感谢我们头顶上的吉星，我们仍旧不够时尚。

    我们的失误不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痼疾，而是独立生长的矛盾，是对时尚的挑战。与那些像店内存货一样的错误相比，改正我们的失误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的每一处失误都蕴藏着它自身的解决之道。我们了解自己设计的建筑，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纠正不断出现的错误。我们积累的经验里蕴藏着化解这些错误的秘诀。

    我们所做的每一项试验，都不是出于自己追求新奇，而是真诚地考虑业主的利益。我们把改正错误视为一种骄傲。我们的每一件作品都不仅仅属于委托它的业主，它也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设计中的建筑效果，否则在建筑落成之际我们就会惭愧地无颜面对自己。既然建筑往往是公共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帮助维护建筑应有的效果。有时候，建筑的维护依赖我们自己去筹集足够的钱。最终，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到钱。

    从来没有一位信任我们的业主流露过失望。公允地讲，几乎所有业主也都没有令我们失望。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似乎与主题无关的方面纠缠苛求，却和我们一样坚定地忠实于我们实践着的原则，对将要实现的建筑理想充满信心。

    他们投入的建筑成本通常超前一段时间（比如十年左右），但是这些建筑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为，我们的作品从来不曾并且未来也绝不会过时。

    The Conquest of the Desert 征服沙漠

    在西塔里埃森，你能看到世界的边缘。

    我们给这个遥远西部的沙漠营地试过许多浪漫的名字，但都逐一否定了。这里壮阔如画的景色让取名可以天马行空——于是我们很明智地沿用了已有的名字。

    被北方的寒冬困在室内，令学徒会难以忍受。我们是一群习惯户外生活的动物。况且，每年为整个塔里埃森供暖需要花费三千五百美元，向西南迁徙不失为一项节省之举。我们的冬季迁徙始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每一次长途跋涉都是艰苦卓绝的挑战。足够三十五人的睡袋等野营装备、小轿车、拖车和帆布顶棚的大卡车，组成了学徒会每年一度“出逃”的队伍。在征服沙漠之前，需要先征服两千英里旅途中的寒冷天气。最初几个冬天，我们在亚利桑那的钱德勒镇上露营。虽然露营乐趣无穷，但是我们时时渴望着为自己新建一个稳固的家园。

    学徒会的能力在渐渐成长。

    学徒会的重要宗旨之一是“利用闲暇做些事情”，因此，我们打算在度假的同时盖起点儿什么。当时，我有了一些作为建筑师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建筑材料。但是首先需要选址。如今，我们对这片静谧广袤的沙漠已经像对威斯康星的山谷一样熟悉。连续数月的每个星期天，我们带着睡袋在四处野餐露营，像着了魔一样遍访周围的著名景点。后来，我听说凤凰城二十六英里外有一处地方值得一看。我们越过天堂谷沙漠，来到麦克道威尔峰下，登上山间这片巨大的平顶台地。环顾四周，这里就是世界之巅！

    眼前是无法用言辞描述的宏伟景象！还有各种神奇的沙漠植物，可惜道路状况实在糟糕。每年的冬季（也是亚利桑那的雨季），通向这里的惟一道路是穿过天堂谷的一条小路，路况足以用“真见鬼”来形容。这里的雨季每天都倾盆如注。

    路况可以改善，这块选址却是无以伦比。政府土地管理局负责出售土地的斯蒂芬·普尔说，他一直留着这块地，等待一个会爱上它并且“拿它做点事情”的家伙（他的原话是“傻瓜”）。我们总共获得了八百英亩土地，一部分是购买，另一部分是租赁。第二年，我们开始“拿它做点事情”。我们有了完整的设计方案，为建造作好了准备。

    我们很清楚大约三十个学徒加上我的小家庭需要些什么，其中之一就是生活的空间。

    这里的空间是如此开阔，不必请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为我们腾出空地。设计方案的灵感来源于这块用地壮美的个性。想象一下，站立在世界之巅迎接朝霞、目送夕阳，或者仰望晨昏之间清澈的蓝天。世界浸染在光与空气之中，幻化出造物主创造过的每一种色彩和形状。这样的景象既不会放纵也不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因为你无从想象，一切都超乎人有限的思维之外。

    这里就是我们的台地，我们的居所将与它融为一体。这片崭新的天地，涤荡了威斯康星州南部的田园牧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苦行者美感的空间，展示着它惊人的宽度与高度以及坚毅而陌生的形式。它仿佛是一剂精神的良药，用来治疗时间造成的病痛。然而，时间或许已经不复存在。

    沉浸于想象力，就像是步入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不同的景象在人的脑海里浮现又消逝，不经意间的灵光乍现如同闪电照亮天幕下的大地。

    沙漠似乎无边无际，而这种“似乎”与其现实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周围的环境为我们将要采用的建筑形式提供了特定的资源。简洁而又独特的地貌轮廓给予我们灵感，烈日下随处可见的岩石是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我们把这些全都融入沙漠景观，在上帝就是一切而人无比渺小的地方，建起了继承“沙漠刺”的精神却比它更为永久的建筑。“沙漠刺”是建筑的世界里第一次将帆布用作屋顶的尝试。这座凝聚着我们的热情的沙漠营地虽然生命短促，却值得后人深思。

    追求最独特的完美往往令人筋疲力尽，产生厌倦。然而，我们经年累月地在最独特的完美中生活和前行，从未感到厌倦。

    整个建造过程，我们用掉了数百捆石料，无数车水泥和木材以及数百匹厚实的白色帆布。我们设计了双层帆布固定在四英尺宽、八英尺长的木框架上，用作阳台和露台的顶棚。与周边山体协调的石墙支撑着木框架。天气晴朗的时候，白色的帆布顶棚和侧面的垂帘卷起来，鸟儿随着沙漠里清新的空气在木框架之间飞过。我们还树起一座钟塔，挂上一口大钟。建筑周边有几处情趣各异的花园。其中一个带三角形水池的大花园，像船头那样探出台地的边缘。另有一处安静的花园独处一隅，跌水沿着立在水池一角的墙面款款流下。

    小伙子们有宽敞的房间和几块供他们运动的游戏场地。客人的房间外面，有一处宽阔宜人的平台俯瞰花园和整个台地。

    本地的聪明人奉劝我们：“山谷的那一边找不到水——别浪费钱去试了。”

    我们试了，在四百八十六英尺深打出温度八十五度的水。我们的建设像往常那样逐步推进。惟一的区别在于，我们比以往更加随心所欲，而且身处于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们的亚利桑那营地，是某种你难以表述同时也不愿刻意谈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好像是上帝？

    瞧瞧我们的小伙子们在如何劳动！说到像士兵一样坚强，士兵和这些小伙子比起来更像是一根木棍。除了随天气渐暖偶尔发现的一条响尾蛇、一只毒蜘蛛或者蝎子之外，小伙子们没有杀死任何活物。

    这几个只穿着短裤赤膊上阵的小伙子，非但没有消灭生命，反而创造出新的生命。如果我的观察可靠的话，他们看着自己创造的新生，甚至比挥着胜利的手势凯旋的士兵还要激动。

    奥格瓦娜评价道，整个西塔里埃森不像是建造起来的，倒更像是从自然界里挖掘而成的。

    这不啻为一种褒奖。

    我们的营地属于沙漠，它仿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钉在那里。连续七个冬天，三十多个青年男女把他们最饱满的活力与石块一起浇注进西塔里埃森。本地的工匠也加入进来，但只是零零星星。我作为自始至终在现场监督的建筑师，也经历了一段过于充实的生活。奥格瓦娜和我一样辛苦地劳动，不断启发我们的灵感。

    困难在于我们不得不一面施工，一面住在尚未完工的建筑里。

    有时候，我们会连续五天被恶劣的天气围困。旱季里的沙暴铺天盖地。雷电交加在头顶滚过，狂风裹挟着乌云呼啸而来。我们赶忙躲进露营地，仿佛海上的一叶孤舟听天由命。

    在往返凤凰城采购的途中，我和奥格瓦娜不止一次被困在车里。我用脚踩住刹车板，看着水慢慢地没到膝盖。

    梅斯林克夫妇前来探望他们做学徒的儿子，在路上被沙漠里的洪水困了一夜。齐膝深的洪水，到第二天下午才退去。儿子试图救出他们，却差一点儿被水卷走。

    有许多次，造访我们的客人险些在沙漠里淹死。

    这项试验壮举收尾之时，艰苦已经将要超过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延续了七个冬天的繁忙施工让我和奥格瓦娜都显现出疲惫。

    除此以外，学徒会在塔里埃森或是西塔里埃森的生活平稳如常，只不过时间和金钱对我们的合谋阻击比从前稍有收敛。

    如果有一天，对沙漠的憧憬在你的血管里激荡，请拿出亚利桑那的公路地图，找到西塔里埃森。

    忘了介绍我们的沙漠娱乐室。它类似于当地印第安人用的一种半地下密室，内外墙体和室内一个下沉式的壁炉都是由厚重的石块砌成。后墙上有一个小孔供放映电影的光束透过。在这个仿佛是被挖空了的巨石内部，我们聚餐和欣赏音乐，以简洁的建筑和有限的空间为形式庆祝想象力的胜利。

    Fellowship Liabilities or Democratic Back Drag 学徒会的障碍或者民主的羁绊

    我曾经说过，这些障碍并非我们独有的经历，而是对于民主社会普遍存在的威胁。

    1.奴仆意识

    奴仆意识威胁着我们，也威胁着民主社会。它是社会大熔炉里必然的产物。它产生于社会底层，向上蔓延，侵蚀并且毁掉社会的上层。对于谋求独立的抗争而言，它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真正的贵族精神——民主而言，它是无法摆脱的诅咒。奴仆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不大可能被彻底清除，除非它根本没有发芽。

    有这样一个例子。某人来到他富有的乡绅朋友家做客。负责接待的管家引他到下榻的客房去，一路上用各种龌龊的言辞，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主人。客人终于按捺不住一个朋友此刻应有的愤怒，他问道，“够了！米歇尔，假如你受不了主人如此对待你，为何不一走了之？”

    “不，我不会离开。”管家答道，“我和他扯平了。每天早晨我都往他的咖啡里吐唾沫。”

    如今，这样一杯咖啡各式各样的化身和衍生，出现在不同的人群和环境当中。这个例子最好地代表了我所指的“奴仆意识”。

    既然学徒会里的自由完全基于自尊和平等，那么由奴仆意识生发的某种形式的报复或者背叛也就在所难免。虽然它出现在我们中间，但是它萌发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2.自卑情结

    自卑情结与奴仆意识相去不远，也许是它的某种衍生物。对于学徒会而言，它甚至比奴仆意识更难于诊断，更难以治愈，因此也更加危险。

    它会让一个年轻人耻于替一位老者或者同辈捡起掉落的手杖，因为他生怕表现出奴性。恰恰是他对自己内心深处奴性的畏惧，造成了他的尴尬与无礼。这种畏惧使他看上去很卑贱。同样的情结将阻挡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成为一个有气魄的男子。

    在学徒会里，我们发现某些略带女性化的小伙子怀有自卑情结。然而，姑娘们也并非彻底免疫。她们当中相对应的表现，是试图摆脱被男性压制。

    显然，只有自信的人才会忠实地追随某个理想、某位导师或者驾驭了理想的大师。

    真正的师徒关系的基础，是双方的沟通和相互的信任。

    所以说自卑情结是对我们的一种威胁。

    自卑情结意味着缺乏自信，因此它无法成为平等的伙伴之谊的基础。自卑者对导师的忠诚也难以赢得信任。

    自卑者胸中始终充满疑虑。

    犹大或许是疑虑者的另一种典型。他试图让导师耶稣免受他的伤害，因为他（犹大）眼中的耶稣犹如他眼中的自己。暗藏着自卑情结的师徒关系往往产生危险的后果。

    自卑情结最突出的表现是毫无必要地极力表白，努力让它的主人相信他希望别人相信的东西：他并不比别人差些。这恰恰是谦逊的反面。它过度地抗议，总是希求过多而担心得到太少。对学徒会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更难以根除的了。一方面，它是青年们身上残留的脐带；另一方面，它是虚伪做作的贵族习气的必然后果。

    斯派维博士（南佛罗里达学院的缔造者）曾经对我讲，那些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的年轻人往往会心怀不满，最终不免惹出事端。他们非但不感激自己能够幸运地享有大学教育，反而怀疑与付正常学费的学生相比，他们被人另眼看待。于是，臆想之中遭受的歧视迟早会发酵成不满的情绪。

    学徒会的实践验证了，一个小伙子或者姑娘加入这里之前的生活越是单纯，他或者她越是容易极度敏感，猜度自己是否受到歧视或者奴役。

    自卑情结蕴含的某种东西，在更深层面侵蚀着学徒会。它试图设置人为的障碍，造成“均等”，而这种均等连提议者自身都难以服膺。类似的情形或许也适用于一件贴有“降价处理”标签的商品。对于廉价得来的东西，我们通常只会把它看得很轻贱。

    3.脐带

    很少有孩子能够在长大成人后彻底割断他们的脐带，尤其是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它通常是上一代人的偏见形成的情感纽带。父母希望看到孩子长大，却又对孩子心智开悟的后果忐忑不安，于是有了这条“风筝线”。

    自身保守的父亲担心儿子成长为一个激进者。母亲像孵出了一只小鸭的母鸡那样，本能地审视着她的幼仔。这条脐带拖在孩子身后或者缠在他脖子上，尽可能地阻挠孩子自由的精神和行动。对于母亲而言（有时候也包括父亲），孩子的柔情与恭顺意味着多愁善感。如果孩子向前走得太远或者太快，父母就会被这条脐带弄疼，连忙把孩子拉回来。

    因此，这条“脐带”是学徒会的负担。然而想要割断它，总是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当一个学徒精神上的父母和他的骨肉父母观点对峙，骨肉父母往往会感到紧张，担心他们的权威遭到威胁或者背弃，担心他们的孩子失去个性，正被引入歧途。显然，只要这条脐带仍旧缠绕着脖颈，一个年轻的头脑无论被引向何处，都会被视作“误入歧途”。

    4.自以为是

    在学徒们当中，与为了逃离大学“教育”而中途辍学者相比，那些完成了四五年风光的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带给学徒会更多毫无价值的负担。这些“有学位”的年轻人带着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和一套紧绷的神经系统来到塔里埃森。他们总是草率地发表评论，随时准备显露武断的智慧。他们熟谙前提和结论的游戏，提出的却始终是存货已久的观点。对任何一个分门别类的课题，都只了解只言片语。课堂里的权威对青年们的危害实在是难以估量。这种危害造就了一批“专家”的雏形。

    他们依赖一堆信息和资料生活，却永远没有真正学到任何东西。

    这些年轻人依靠他人嚼饭而食，他们企图逃离羊群，却仍旧是放牧的对象。

    所谓臆断，就是紧紧抱住想法而不顾事实。它能够轻松地让绝大多数人相信自己希望相信的东西。对于所接受的教育超出其领会能力的年轻人而言，假如具备足够的经验钻进去的话，他完全可以树起一座“象牙塔”，并且住在里面。在某些城市环境中，这种象牙塔的确长势不错。我曾经看到它们翘然而立，如同土豆在阴暗的地窖里发芽。依靠他人嚼饭而食只会导致畸形的早熟，最终让刚强的自我遭到阉割。“教育”所结的果实，同时也是“精心营造的误导”的牺牲品，注定会在藤蔓上枯萎。

    然而，这种缺陷偶尔也会成为学徒会的绊脚石。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让被贻误的受害者变得虚心，承认他已经在下意识地模仿导师。任何东西都无法塞进你有意识握紧了的双拳。只有你主动将双手并拢张开，掌心向上，以真诚的谦逊显示自尊，给予者才不必担心自己的付出是一种浪费。

    5.永恒的女性化

    女性永远是胜利者。

    只要我们坚持男女学徒共同生活的原则，就难以解决或许也永远无法解决学徒会里女性化的问题。

    女性永远是胜利者。这是她的文明和她的时代。如果任其选择，美国的女性会模仿雄健的男子来打扮自己，而她的儿子却表现出越来越多她的女性特征。母亲们的儿子和父亲们的女儿，长大之后彼此越来越相像，并且在个性方面频繁地相互影响，这令人不免忧心。

    学徒会正在逐步陷入女性化的漩涡。

    女性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学徒会变成一间托儿所。

    对于男女学徒共同生活的教育模式是否会产生理想的结果，我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我们的学徒会不适合于平庸的女性。假如平庸女性的身上能够少一些占有欲，那么已婚的伴侣应当不会妨碍学徒会的发展。然而，平庸的女性是一个天然需要填满的空杯。她对于丈夫的要求不仅是付出他自己，还要保证他们孩子的前程未来。平庸的女性极少有足够的教养真诚地献身于理想。她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她务实的态度。她所关心的是怎样得到一铲煤，好让她自己的小天地尽早暖和起来。只有在得到她的男性之后，她才愿意与人合作。即便如此，她也只是在伺机凭借男性的付出树立自己的地位。

    平庸的女性是造化给予人类的一份巧妙的馈赠。学徒会不能也不应当与她争辩，而是应当暂且避其锋芒。平庸的男子仍可以献身于理想。然而，他的灵感频繁地来源于他对女性的爱。只要她看到他听命于自己，一切就能保持安宁。她必须有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不在学徒会里。他必须专门为她创造一个位置。因此，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为了培养孩子起见，在学徒会添加独立的家庭生活（我们正在考虑此事），要么我们只接受具有相当的艺术和哲学素养的女性。她们是理想主义者，并不作出牺牲而是让自己的女性气质更加浓烈。这种女性少之又少。我们希望学徒会中有这种成员，但是在错过之前如何能识别出她们呢？

    6.现钱现货

    民主制度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成功”准绳。当前我们衡量成功的方式，是一种该受诅咒的恶行。民主制度不仅需要新的成功理想，并且刻不容缓，否则民主制度就会消亡。现钱现货的“成功”价值观，既不关心品质，也容不得任何卓越的才干。作为我们这个“系统”里成功的凭证，金钱想必是事物本性的一部分。

    这种唯利是图的成功，是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里宣讲的内容，也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不可避免的，美国的大学都接近于规模扩充了的职业技校，将青年们打造成齿轮嵌入商业社会的大机器里。我们这些没有受到此类操纵的人，发现许多年轻人必须加入现钱现货的体制，挣得薪水偿还为接受教育而欠下的债务，而他们却无法摆脱迷茫。不幸的是，经商和算计的本能埋伏在每一个角落。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人性也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

    我们的学徒会不敢奢望彻底摆脱美国教育机构的涨价和打折。这种体制化的蠢行被我称作“现钱现货”。这种已经成为日常惯例的商业意识排挤了正常的思维，以至于只需比眼下的报酬多一星半点儿的诱惑，就能让任何人听凭你的调遣。

    为青年们开辟出另一条道路何其艰难，而保持道路的畅通更是近于不可能。

    我们的学徒会正是另一条道路。它不仅与人流如织的大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与周围的商业意识展开力量悬殊的竞争。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我们必须单枪匹马地冲进人潮涌动的阵营。

    最令我们感到困扰的，正是我们周围敌对的哲学。

    同样的道理，民主总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

    如同战争需要征召每个人从军，一个“现钱现货”体制下的国家，需要每个人都甘做薪水的奴隶。以生产挟持消费的虚假经济繁荣决定了这一点。如你所见，“现钱现货”的三军统帅必然是银行家。专业化的商业宣传被赋予各种诱人的名头，在任何商业环境中，只要幌子屹立不倒，就足以将成败是非任意颠倒。对于生产的迷信以及不容你喘息的漫天鼓吹，是和平年代里令普通人心动的信仰。战争期间亦是如此。

    从基于任何文化的视角来看，这种“系统”最危险的特征是仓促埋葬了“系统”所固有的自卑情结。

    金钱能够实现这一点。

    毫不奇怪，现钱现货的信徒们对学徒会投以怀疑的目光，对于我们的身份有五花八门的看法。

    “啊哈，你这里是某种艺术小团体呀！”

    “你们搞的是一种艺术学生的乡村俱乐部吧。”

    在他们听来，“学徒会”类似于某种帮派。总而言之，“偏离众人之选的大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连机器都运不到那里。”

    “还是尽可能走正道吧，小伙子。”

    “想想看，众人走的路总是最好的。”

    “我可没有耐心试新鲜玩意儿。”

    “这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力。”

    “这一帮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呀？”

    “有什么前提条件吗？”

    “难道我们还够不上他们的标准吗？算了吧，谁会在乎他们这帮人？”等等，等等。

    假如现钱现货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被薪水奴役）渗透进学徒会里，它很快就会与学徒会内部或者外部某种秘密的榨取意识搅在一起。它时刻忧心忡忡：“我能从这里得到些什么呢？”“能够得到回报吗？”

    我对此的回应是：“不必在乎我给予了什么：且看他们能从我这里靠努力争取到什么。”

    利润机制的基本法则就在于此。一旦我们接纳了它就成了它的信徒，就会被它伤害。如果在出现伊始就被我们认清面目，它必然会被我们拒之门外。然而，它经常会混进门来，只有在压力之下方才现出原形。

    我为现钱现货选择的箴言是：“让我们不再纠缠，动手实干。”[348]

    与金钱这种让世人相互隔绝的发明并行的，是另一项发明：时间。它是一位警察，但是已经被金钱的黑帮笼络了。

    7.百老汇的教义

    肆意贬损是它经营的生意，混淆杰作与糟粕是它的嗜好。

    学徒会里总是有擅讲俏皮话儿的人。我们被他的笑话逗乐，反过来也把他当成笑话。他通常来自东部的大城市地区，但是也会来自堪萨斯、南达科他、加利福尼亚或者明尼苏达。

    百老汇的教义基本上征服了整个国家，直到好莱坞出现在大陆的另一端，使得二者之间的国土完全被无聊乏味所填满。尤其事关肚皮问题的票房，更是庸俗不堪。我们这个时代特产的玩世不恭是一种聪明的污渍，它被百老汇教义的继承者本能地加以利用，玷污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普通信仰。

    任何信仰，尤其是人类天性当中硕果仅存的信仰，都是百老汇教义的行家们攻击的目标。这些行家喝着自私意识的泉水长大，群居在城市里拥挤坚硬的人行道上，他们贪图享乐的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与“现钱现货”相匹配的自卑。

    更为重要的是，百老汇的教义是自卑情结的安慰剂和防卫的前线。她的表演是出于本能的自卑者挥舞的旗帜和排遣的方式。

    即便有移民法规的门槛，美国的文化熔炉里仍自然而然地滋生出这种副产品。

    卡莱尔对于民主的评价，也适用于百老汇的教义：“这是一种疾病。让我们先沾染它，这样就可以彻底免疫，从此被最勇敢和最杰出的人物治理。”虽然人们逐渐成熟的行为最终会略微超越百老汇的卑俗，但是自我标榜为幽默风度而实际只是插科打诨，已经过度排挤了我们生活中应有的滋味。百老汇以沃尔特·温切尔[349]取代了阳刚的威尔·罗杰斯。[350]

    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虚张声势和伪善。整个国家都在惟利是图的洪流中，痴人说梦一般吹嘘自己廉价的存货，希望借此换来良好的生意。

    百老汇教义的继承者具有像老鼠一样的机敏，这一点对于完成上述事业颇具价值。价值几何呢？

    还有米老鼠，它很会逗乐。

    逗乐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插科打诨激起的笑，不同于浸透生活滋味的幽默引发的笑，然而即便是廉价的笑，也值得我们为之经历苦难。百老汇的教义实现了这种功能，也的确让票房获益。它的票房是一种社会毒药，它的笑是一种廉价的笑，但笑毕竟是我们最好的药品和治疗。

    或许，二者都有悖本意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对“形式”的探寻必须完全拒绝百老汇的教义。因为它不仅制造出廉价的笑，并且冰冷僵硬。它是无机的，因而不能繁衍生息。我们的未来将随着它，或者因为它而消失。

    The Creative Conscience 富于创造力的良知

    第二自我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是凸面镜或者凹面镜，因人而异）。通过它，导师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自我是一种奉承的形式。但是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幅令人不快的漫画肖像，导师不得不为了某种或许存在的良好意愿而容忍它。

    假如这个年轻人非常单纯，他几乎不会意识到陷入了第二自我的误区。而那些头脑比较成熟并且意识到自己的状态的年轻人，会变得憎恶他崇拜的对象和他自己勾画出的偶像。不久，第二自我将本能地对他模仿的对象干扰掣肘。他的困境在于，当他自由发挥的时候，他崇拜的对象总是立在橱柜门后威胁他的自我意识。他想要逃走，并且尽快破坏他崇拜的对象。

    门徒是第二自我的一种正统形式。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们与通常的门徒一样。然而，耶稣偶尔也会登上高山，暂时避开他的门徒。虽然我认为第二自我是具有存在意义的必需，但是只有当他对导师的模仿是一扇敞开的门或者窗，能够向外看到一个对他而言原本黑暗的自然的世界，第二自我才能成为学徒会的财富。他对导师的忠诚，变成一扇门或者窗，让他从中看到导师所看到的东西，指点他前进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师发出的光亮将使他免于在黑暗中长达数年徒劳的摸索。在某些情况下，导师本人就是那扇门或者窗。

    他的学徒经历是他迈向独立的阶梯。将第二自我的举动视为剽窃是不公平的，他没有偷任何东西。第二自我毫无保留地对导师付出自己。我发现，学徒会里最没有个性的成员恰恰最关注自己的个性，而个性最为突出者从不为自己的个性思虑。个性会自然而然地成长，既不会侵犯他人也无需心存戒备。当然，几乎没有哪种个性能够穿透“现钱现货”的滤网而幸存。

    在参与了导师的灵感的具体表达之后，第二自我通常的行为只是强化导师的作品对他的影响，而从不会有意识地“复制”这一灵感最初的源泉。假如他是一名好的门徒，他身上将映射出导师的影子，这或许将伴随他一生。但是，绝大多数门徒对于未来以及师徒之谊都是一种负担。很快，导师就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门徒的启迪，而只是被他们所利用，为他们的反复无常充当盾牌。

    我始终认为，进入导师的精神世界并忠诚地协助他的创作——正如我曾经历的那样，是任何初学者最大的荣幸。

    教育无法给予青年人这样宝贵的财富。

    尤松尼亚需要数千个，而不只是一个塔里埃森。

    披露师徒之间任何有关导师作品的影响的信件，都是对导师和学徒的羞辱，只会沦为阴惨的笑料。

    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应当用他们的经验不断推动生活中新的浪潮。那么，第二自我的学徒生涯应当持续多久呢？答案完全取决于富于创造力的良知。具备这种良知，学徒和导师就可以融洽相处。时间并非关键因素，使双方受益的学徒生涯可以持续五年、十年，或许毕生，一切因人而异。对于形式真诚的探寻可以借助于诚恳的第二自我。当形式化为现实，他将在那里守候。

    富于创造力的良知蕴藏在艺术家的素养和男子气概之中。作为形式的创造者，它要求得到完整的真理，否则将一事无成。

    能够像炖菜一样浸在自身的汤汁中煨煮一段时间，是何等了不起的机会。

    Fellowship Assets 学徒会的财富

    1.健康的体魄与诚实的自我——二者和谐共生

    2.热爱真理与自然

    3.真诚与勇气

    4.实干的能力

    5.美感

    6.视劳动为理想；视理想为劳动

    7.丰富的想象力

    8.拥有信仰、勇于叛逆

    9.蔑视平庸（做作）的典雅

    10.合作的本能

    在爱的启发下，学徒会的这些特征终将激发“创造力的良知”。

    The First-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称单数

    一个人身上惟一无法被他人剥夺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无法承受自私的代价，他给予别人越多他的自我，他能够给予的东西就越多；他给予别人越少，他能够给予的东西就越少。

    正如我前面所言：我发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个性最为鲜明者正是最不会为个性而敏感计较者。过分关注自己的个性，无疑是缺乏值得关注的个性的明证。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会整日考虑或者谈论他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动辄大谈他内心深处的思想。直到他能够分辨个性与特征二者之间的差别，他才有可能自如地应对这二者。令他忧心忡忡的只是他的特征而已。个性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行，特征不过是他的习惯、外貌体态、走路的姿势以及讲话的腔调。嗜好仅仅是特征的体现。以上这些都与个性无关。深层的个性是一个人的灵魂。它或许是从一个人的头脑中无意识地涌现出来，通过与你对视着的双眼传达出的东西。

    在学徒会里，我们很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的语态，基本上将它搁置一旁。但是每一个成员刚刚加入学徒会的时候，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的积习都不可小觑。错把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奇心错当成求知的渴望，却很少在奇特和美好之间划出界限，这是我们厌恶的恶习。第一人称单数总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当它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没有被不时地连根拔起查看长势如何，它才能最为健康地成长，生出最强壮的枝干，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惠特曼说过，他最爱与动物为伴——你无须为它们的心灵而担忧，它们也从不为自己的心灵而烦恼。

    我喜欢在榆树下散步的爱默生，“大树低头看着他说：‘为何这么燥热，我的人儿，为何？’”

    是啊，为何？

    Aldebaran 追随者[351]

    最早来到塔里埃森的学徒当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眼睛小伙子[352]。他父亲是埃文斯维尔当地一家报纸的主编。我从《名人录》知道他父亲凭一己之力把三K党赶出了印第安纳州。这个小伙子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他机敏出众，大度洒脱，满腔热忱地追随塔里埃森所坚持的理想。很快，无论参与什么样的劳动，他都能担负起领头者的角色。

    加入学徒会那一年他十九岁，当时我可爱的继女斯维特兰娜十六岁。没过多久，斯维特兰娜就喜欢坐着韦斯利开的卡车出去兜风。身边袒护他们的人有意不作声张，于是所有人都察觉到了这株浪漫的萌芽，只有我和奥格瓦娜还蒙在鼓里。当我们觉醒过来，已经挡不住流言蜚语。太快了！他们两个都太年轻了！这株浪漫的萌芽仿佛是某种暗地里的背叛。袒护这一对儿的人们一起替他们抗争，但是没有效力。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叛。过了一段时间，事件的主角和他们的支持者们离开了塔里埃森，不知去向。我们曾经给予如此多关爱的两个孩子，居然如此忘恩负义和任性胡为。

    在和他们失去联系的大约一两年里，我们异常思念他们。那段时间，斯维特兰娜在芝加哥学习音乐，韦斯利在埃文斯维尔做建筑师。他们正式结婚之后，两代人自然而然地和解了。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回来。或许那段分离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他们两人无疑都因为暂时的离开而变得成熟，我猜我和奥格瓦娜也有所收获，变得更加理智。

    不久，韦斯利的父亲去世了，留给他微薄的财产和他的母亲。塔里埃森有了一个女婿和一个坚定的追随者。

    塔里埃森西面的河边，有一片风景如画的山丘。韦斯利看中了山丘上那个大约三百五十英亩的农场，我鼓励他买下那里。他似乎是一个懂得利用土地的年轻人，而我希望看到塔里埃森扩展成长，期待有朝一日它的支系能够拥有尽量多的土地，供我们一道尽情发挥。

    韦斯利买下了那个农场，给它起名叫“阿德巴阳”，意思是“追随者”。加上这块地，塔里埃森总共拥有将近一千英亩土地和三英里长的河岸。他取的这个名字表露了他的理想。他具有高远的志向和出众的个性，从不会为志向和个性而忧心。他幸福和自豪地守卫着塔里埃森，为它贡献自己的力量。塔里埃森珍视他也信赖他，正如他信赖塔里埃森那样。韦斯利在附近的山坡上建起一座房子献给他的妻子。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布兰多克，一个让男孩子成长为英雄的名字。

    塔里埃森有了一双儿女和一个小外孙。塔里埃森还有许多忠诚干练的儿子，他们都是学徒会的财富。然而，韦斯利的激情和忠诚令他们难以企及。我和奥格瓦娜曾将他逐出门外，粗暴地认为他偷走了我们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如今也在发挥自己所长。威斯康星土地上的“阿德巴阳”，是塔里埃森第一次真正的扩大。韦斯利成了学徒们的领袖，活泼可爱的斯维特兰娜为培养塔里埃森的音乐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她天生具有音乐的灵性。韦斯利对农活儿有浓厚的兴趣，我甚至难以在建筑方面再给他灌输些什么。我猜，他们堪称塔里埃森的典范。

    已经在塔里埃森度过十个年头的韦斯利，如今是我的左膀右臂。他最好地证明了，塔里埃森能为一个年轻学徒做些什么（妻子算是他的额外收获），一个年轻学徒能为塔里埃森做些什么。

    The Story of Hibbard the Johnson Who Did Much for the Old Home Town––Wax Officiating 约翰逊家的希巴德——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的故事

    希巴德（大家都叫他“希勃”）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他继承了自祖父起家传三代的制蜡生意。希勃的父亲具有异乎寻常的“直觉”，这一点在雷森当地远近闻名。希勃不仅继承了祖上的产业，也继承了祖传的“直觉”。今天闻名于世的制蜡公司办公大楼，就是拜赐于希勃本能的“直觉”。草原上他那座体态舒展的住宅，我会在下文详说。

    希勃的本能使他成为惟一给这座工业重镇带来真正文化的人。威斯康星州的密歇根湖畔，这个庞大笨拙的工业中心不断涌现出富翁，但是他们只能到外乡寻求乐趣与文化的熏陶。除了祖传的财富，希勃还拥有一位名叫杰克·拉姆塞的助手，一个天生的管理者。在我看来，从未有过一个工厂主幸运地遇到比杰克更称职的管理者。杰克和希勃都厌倦了威斯康星大学批量生产的教育产品，不愿再吞咽标准化的博学多才。希勃的妻弟杰克·路易斯，在芝加哥经营一家颇为红火的广告公司，负责约翰逊制蜡公司的广播广告宣传。“约翰逊制蜡公司”的广告陪伴了《菲波·麦克基与莫莉》[353]剧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最终让公司和节目双双收益。

    直觉让事业兴旺的希勃意识到，他应当为众多或老或少的职员的生活中，注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寻常智慧能够为这一目标提供的功能和美的极致，以及约翰逊家的金钱可以买来的最优良的品质，都不足以令希勃满意。

    当塔里埃森的天空昏暗，前途黯淡之时，希勃和杰克·拉姆塞来到这里，商讨他们的新办公大楼。他们两人如同骑着白马的信使吹响了欢快的号声。杰克·路易斯对此并未反对，但是心存疑虑：建筑毕竟不是广播节目。在他们来访之前不久，几位芝加哥的艺术家曾经造访塔里埃森——我猜是在比尔·基特里奇的鼓动之下。来访者中有一个叫威利斯·琼斯的广告设计师当时正受雇于杰克·路易斯的广告公司。那次造访之后，琼斯主动向约翰逊推荐我。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建筑师霍华德·拉夫泰瑞，也为塔里埃森有机会获得这个项目竭尽全力。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某日希勃和杰克·拉姆塞的正式到访。我们相见甚欢。第二天，我收到希勃附有一千美元设计费定金的信，表达他对这次会面的满意之情。

    在塔里埃森屋檐下筑巢的鸟儿开始歌唱，山丘上的枯草开始返青，园中的蜀葵花又一次盛放。果园里枝头的苹果预示着一次丰收，四周山野的景色似乎全都添了色彩。伊奥万娜欢快地纵马驰过山谷。奥格瓦娜和我肩上都添了担子，但是我们露出由衷的微笑。接下来将是容不得喘息的繁重工作，塔里埃森为了新的机遇而摩拳擦掌。

    为了这座大楼，我完成了自己力所能及最精彩的设计草图。在那次决定性会面的归途中，某位本地建筑师所做的像一座时髦火葬场的设计方案，已经被希勃抛弃，他把这项众人觊觎的项目，委托给了琼斯和拉夫泰瑞极力推荐的建筑师，一个已经被排斥于建筑潮流之外七年的建筑师。在上文描述过的漫长的艰难困窘之后，这个几乎已经“出局”的建筑师重又踏上了事业之路。今天，我满怀欣慰地回顾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发生在塔里埃森的那次谈话，仍旧为与那两位登门造访者结为朋友而感到高兴。

    创造的能力郁积已久，此刻得以在设计中痛快淋漓地宣泄。一个个构思跃然纸上，又被丢在一旁越积越高以备仔细地比选。我立刻就决定了我想要的方案。它的概念雏形是我几年前为俄勒冈州塞勒姆一家报社大楼所作的设计。这个没有机会实施的方案，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简洁。

    理想中的简洁，意味着这座建筑的诞生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将为人母的孕妇。

    让人头疼的阻力来自四面八方。雷森当地的“工会”势力很强大，威斯康星州的建筑规范尤为刻板。除了克服重力的法则，还要克服人们接受创新事物的滞后。但是，丝毫没有文化的迟滞！希勃和杰克自始至终都冲在前列。“他们”说我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也就是说非常难以相处的人。但是，我对这两个年轻人从未有过分之举，尽管随着这座充满了创新的建筑日渐成形，不可避免的事开始发生，他们终于有一点儿火气上升。

    建筑的内容在最初筹划的基础上逐步扩充。新增加了一个巨大的架空停车场、一个供职员们娱乐的半圆形小剧场，还有壁球场和停车库等。所有这些不断涌现，希望获得批准。最初的造价估算不过区区二十五万美元。在开工之前，造价跃升到了三十五万美元。随着工程推进，这个数字节节攀升到了将近八十五万美元。然而，与任何已建成的一流办公大楼相比，我们仍有更多宝物要展示。整座建筑将完全符合防火要求，配备空调和地板采暖，包括由建筑师本人设计的内饰和家具，每立方英尺的平均造价为八十七美分。注意，虽然建筑不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目前所作的努力是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时刻。希勃凭着“直觉”意识到了这些，他耐心等待，只有一两次向他的建筑师亮出刀子碰碰运气而已。

    但是绝不会从背后下刀。

    杰克偶尔以管理者的身份指手画脚。为什么不呢？这座建筑异乎寻常的简洁免不了招致一些指手画脚。

    为了贯彻异乎寻常的简洁，让它按照已经在我脑海中建成的模样建成，两年多时间里无论天气如何，我乘轿车一百三十多次往返于塔里埃森和一百六十五英里之外的雷森之间，自始至终监督施工的过程，除了其间由于肺炎而中断。

    实现这种简洁所需要的，是比无限的耐心更多的耐心与细致。或许只有我们的建造商本·威茨查克充分领会这意味着什么。本绝不是受生意驱使的普通承包商。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过建筑师的教育。当他发现自己的设计能力与梦想之间存在差距，他决定转而帮助别人实现梦想。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在雷森承接过许多项目，都保持着与业主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唯唯诺诺。更关键的是，作为一个谨慎的建造者，他很清楚让建筑师监督施工全程的重要性。在依据设计方案完成的细部设计再进一步深化之前，本从不轻举妄动。据我所知，建造者总是要毁掉建筑师，而这次也许是惟一的例外。每个时刻、每个角落，你都能看到真正的合作与相互信任。离开这种条件，任何像这样完整纯净地体现一个构思的现代建筑都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简洁，绝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家商店的存货里。

    整个外面的世界都翘首期盼，渴望一睹它内部的天地。当它落成之际，报纸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领略了这座建筑的每一个人都争相描述自己的感受。《生活》画刊一九三八年五月号的核心文章写到：“就像一位在溪流中裸泳的女子，光彩照人，一举一动都洋溢着流畅的音乐感。一座办公楼的室内空间好像裸泳的女子？千真万确。”

    比尔·康诺利是负责约翰逊制蜡公司广告宣传的干将。他作了一项估算，即便花费两百万美元，也未必能换来如此众多的报纸头版以及权威杂志的垂青，而这座建筑凭一己之力做到了这些。

    在这里拍摄了电影短片，广播报道也随之而来。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源源不绝，直到今天。

    原因何在？因为空气中人人共同呼吸的某种东西。现在正是时候给嗷嗷待哺的美国大众呈献某种真正的“流线形”作品，自信并且纯净的作品。它像猎犬的獠牙一般闪亮，任何人都能从中感受到“现代”的魅力。许多人喜欢这座建筑，因为它不是“现代主义”，而像是他们先前见过的所有“流线形”东西的鼻祖。事实上，“流线形”这种说法是第一次被应用于建筑。

    弹无虚发地击中靶心的确略显困难，因此我们预计会出现某些无碍大局的麻烦。实际出现的麻烦绝大多数都在我们意料之中。虽然仍令人困扰，但是最终都依照我们的设计逐一得到补救。没有出现任何麻烦严重到减损整座建筑的完整性。自始至终，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无论设计还是施工，它都是一次“试验”，为了约翰逊制蜡公司的利益所作的一次试验。仅仅是“试验性”和一次名副其实的试验，二者截然不同。前者不过是一种新奇的感受，后者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理性地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威斯康星州工业委员会曾经令我们颇为恼火。他们对设计方案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基于我和其他州工业委员打交道的经验（比如密苏里州），瑞伯茨先生治下的这个委员会已经算是相当通情达理、体贴周到。我相信，部分原因在于希勃和我在会议室里并肩战斗。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委员会，这就是他想要的建筑，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对这个方案支持到底。最终的结果是，假如我们同意在建设过程中遵从委员会的要求进行试验，那么就可以获得建造准许。

    我们的确完成了数次重要的试验，以令人惊诧同时也令人信服的试验结果，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树立了全新的案例。此后，工业委员会没有提出新的反对。

    一九一四年，当我向东京建筑委员会申请批准帝国饭店的抗震结构方案，日本官员们的表现与此相仿。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设计。但是他们作出了决定：“你大胆干吧，我们会随时留意，希望你这位世界级的建筑师会不同凡响（双方互相鞠躬致意）。我们会密切关注。请吧。”我们继续推进，他们非常仔细地保持关注。

    从未有过任何批准，实施帝国饭店的抗震结构。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次庞大的试验，由我这位皇室聘请的建筑师为了日本的利益所作的试验。我的同胞们既不理解也不甚认可它的成功，或许是出于嫉妒吧。然而，日本人对试验的结果非常满意。毕竟，那是他们的事。

    除了附带条件的许可，从未有过额外的批准建造独一无二的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从未有过任何批准，在加利福尼亚建造我首创的混凝土砌块住宅；从未有过任何批准，用木板和砖的混合墙体建造日后遍及十七个州的尤松尼亚住宅。让我们回到借助于希勃的“直觉”，为他的家乡雷森带来启迪和惊喜的建筑。

    这座蕴含着有机建筑精神的杰作，将激发人们在其中工作的灵感，正如大教堂激起人们宗教崇拜的热情。它的意图在于以社会和建筑的语言阐释最先进的现代办公。

    整座建筑的平面布局，依照纵横两个方向模数皆为二十英尺的方格网。竖向的模数三英寸半，是一种大于常规尺寸的特制红砖的高度。玻璃没有被当成砖那样一块块地使用。砖就是砖。为了体现浑然一体，在合理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将外立面使用的材料用于室内。

    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呈矩阵排布的修长的蘑菇状柱子。这些中空的混凝土柱由上至下逐渐收细，落脚处是楼板上小巧的黄铜基座。

    轻巧和灵动充溢着整个结构。在外墙与屋顶的交角处，嵌有沿墙体通长的玻璃管。混凝土中敷设的钢材，绝大多数都是焊接在一起的冷拉钢筋网。

    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屹立于此，足以抵御地震和火灾，隔绝噪音和虫害，险些可以隔绝愚人的滋扰。遗憾啊，简洁的美永远无法隔绝愚人的鄙陋，也从不是为愚人们而建。

    通过自然地利用钢材柔韧抗拉的特性，这座建筑似乎被托举到明亮的半空。在具有可塑性的结构整体当中，轻巧得“不可思议”的蘑菇柱是一个个可塑性的单元，强调空间而不是兀立于空间中的承重构件。

    主要的职员办公空间，是二百二十八英尺见方的开敞大厅。大厅配备中央空调，自然光的来源除了玻璃天顶、外墙与屋顶交角处的玻璃管，还有砖墙上的缝隙。主要楼层完全采用地板供暖。

    建筑周边的环境乏味无趣，地块的三面都是普普通通的街道。于是，我们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汽车，设计了一种新鲜的待客之道。驾车来访者将穿过有顶盖遮蔽的舒适的停车场，到达设在建筑核心位置的主要入口。

    建筑主体退后，与三面的街道都保持一定距离。沿墙角周边的带状绿植，把砖墙和人行道分开，让乏味的周边环境变得活跃。汽车库的屋顶铺砌地砖，用作员工的活动场地。

    设在夹层内的有二百五十个座位的半圆形剧场，供日间演讲报告或者演出娱乐之用，安装了完备的电声系统。一条封闭的玻璃顶天桥，联系起顶楼的高级职员办公室和车库顶上铺有木地板的壁球场。希勃·约翰逊的总裁办公室、他的速记员办公室以及一间专用的化学试验室，设在顶楼最高处。由杰克·拉姆塞统领的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也同在顶层。

    开敞的办公大厅里，几百名职员沐浴着玻璃屋顶投下的天光。为他们专门设计的座椅和办公桌连为一体。坐在夹层环廊上的各个部门管理者，与下面大厅里的员工们之间有直接的视线联系。在大厅里方便的位置设有铁质的螺旋楼梯通往夹层。

    开敞办公大厅里为数很少的分隔，是低矮的玻璃隔断。整个空间里令人振奋的的流动感，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最细枝末节处。

    主要的卫生间方便地设在职员办公楼层的下方，每隔一段距离有铁质的小螺旋楼梯作为便捷的联系。

    整个施工由我本人以成本附加利润的模式承揽，由本·威茨查克具体管理，学徒会方面的现场监督主要由韦斯利·彼得斯和埃德加·塔法尔担任。

    详细描述这座建筑的各种创新之处，甚至只是列出清单，也需要诸位和我本人都难以承受的时间和耐心。不妨这样总结，在整个建筑艺术的科学领域，它堪称举世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喜欢它，他们也喜欢它。

    作为一九〇六年落成的拉金公司办公大楼的女儿，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于一九三八年诞生在美国闭塞小城的土地上。这座伟大的现代建筑的内部空间、陈设和附带的植被绿化，都完整而严格地依照最初的设计实施。整个建筑散发着女性妩媚的气质，它的父亲是阳刚的拉金公司办公大楼。

    这个血统纯正的女儿风姿妖娆地立在那里。然而，能够多大程度地领略和谐的整体却取决于你内在的禀赋。

    无论你对于建筑固有的规律掌握得如何齐备，只有心智成熟的人才能从各个方面领略这座建筑，也就是说，完整地理解它。绝大多数人足够仔细地看过之后，都会感到欣喜有加或者羡慕不已，但是也不乏有人气急败坏。

    除此以外，不会再有另外一种反应。

    希勃的直觉不仅在广告效应方面得到验证，而且开始提升工作的效率和士气。投入使用的第一年里，效率和士气增长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包括杰克·拉姆塞（他有一个温馨的新家）在内的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一样喜爱这个工作场所，甚至于不愿回家去。希勃想必也抱有同感。我的肺炎刚刚痊愈，一座与新办公大楼相匹配的新住宅的构想已经在他胸中酝酿。有一天，他带我去看密歇根湖畔草原上的一块地。用地范围内有一片池塘，多年来一直作为野禽栖息的保留地。几天后，在散步的时候我们谈起在那里为他新建一座住宅。我向他解释了住宅空间分区的想法，希勃给了我一张他自己画的铅笔草图，与你今天在草原上看到的这座住宅的格局大致相仿。

    在我患一次严重的发烧之前不久，希勃在塔里埃森与我们共进晚餐。饭后，我手忙脚乱地更换唱片，给他演示一套维克托利亚牌的唱机。

    “伙计，你这不是白白耗费原本可以休息的宝贵时间吗？”希勃说。

    没过几天，凯普哈特牌音响的经销商主动登门，丈量房间尺寸，依照希勃的安排为我安装一套自动更换唱片的设备。这是一套我所见过的最完备的音响设备，连希勃自己家里的都相形逊色。看到了吗？某些时候，他的“直觉”就是这样。

    我尊重他人的直觉，前提是它们能够和我的直觉呼应。希勃亲自用三角板和丁字尺绘制的草图，符合这样的要求。不久，为希勃年轻的新娘建造的新家完成了设计，开始施工。他曾在我耳边含混地嘟囔过几句类似“成本”之类的话，但是我很清楚他并非要我对此过于关注，那总归是应当由他来打理的事。于是，我依据适合约翰逊家产业继承人的规模来设计这座住宅。在此之前的生活给予了他想要的几乎一切。如今，我认为他应当得到某些比他见过的一切都更精美的东西。

    除了这样一座住宅，还有什么他能够用金钱和时间换来的东西，会带来如此多的回报？它将不仅成为他有生之年稳固的“资本”，还将作为真正的资本伴随他的孩子们和孙辈，带给他们快乐与独特的生活，成为卓越品质的鉴证。还有什么利用“资本”的方式比这更好呢？关于这一点，日后存在某些争议和情绪，但是都无足轻重。因为，毕竟希勃有正确的选择。

    他的上一次婚姻留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刚刚与他订婚的新娘也有两个儿子。因此，属于四个孩子的空间构成了住宅布局的一翼。从野葡萄藤蔓覆盖着的高大的中央客厅，伸出四只彼此独立的翼。其中一翼挑在空中的夹层是希勃夫妇的卧室，带有通长的阳台朝向密歇根湖。坐落在地面上的一翼是四个孩子的卧室。地面上另有一翼是家务和仆人用房，一翼是客人卧室和汽车库。

    依照它伸展翅膀的模样，我们给这座住宅起名叫做“展翅”。一块铸有抽象的浮雕翅膀图案的铜牌嵌在门口的石板上，作为这一名字的标示。

    这座住宅具有“草原住宅”通常的建筑特征，这些特征已经被证实适宜大湖沿岸气候下的住宅。广为人知的特征之一是砖砌的外墙。其他特征包括宽大的柏木板上铺瓦的屋顶、混凝土楼板，以及四英尺见方的混凝土块作为地板采暖的面材（与制蜡公司办公大楼一样）。

    “展翅”——希巴德·约翰逊在雷森近郊独特的草原住宅，成为继一九〇九年建成的库恩利住宅之后又一次对空间分区的试验。起居室、餐厅、厨房、主人卧室与客人卧室，划分为由走廊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单元区域。

    它的朝向保证阳光可以照进每一个房间。建筑平面充分地表现出“分区住宅”的逻辑理念。（这种住宅的最初设计，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表在《塔里埃森专辑》中。）

    四个分区形成的十字交叉点是高大宽敞的客厅。一个四面嵌有五个壁炉的砖砌烟囱在客厅中央高高耸起，把客厅划分出四个不同的功能空间：入口、客厅、图书室和餐厅。从这个气度不凡的核心，舒展地伸出四个翅膀，安详地与周边的草原景观融为一体，并且使得草原因建筑而变得愈发美丽。

    绿色植物在此也有一席之地。野葡萄藤从舒展的廊架上垂下，窗外的花园里鲜花盛放。苍翠的常绿乔木簇拥着建筑两侧。入口庭院正中低缓的土坡上，有一株高高的大树和平行于草原展开的建筑相互映衬。野禽栖息的池塘，从住宅露台下蜿蜒地伸向不远处的密歇根湖，形成迷人的前景。

    虽然与库恩利住宅有相似之处，但是这座住宅更加硬朗和阳刚，形式和构造方面的处理更加直接，材料更为耐久，施工也更为精细。建筑基础是由深埋的石床地基承托着的卡索塔砂岩。这座住宅具有我所见过最好的砌砖手艺，每一处用材和施工都坚实可靠，尤其木工和家具做工异常精湛。

    希勃擦了一下他的“神灯”，并且拿出一点点“资本”，促成了又一座草原住宅在一九三八年诞生，加入它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前辈们。

    年轻的新娘从未踏入她完工之后的家。我和一位老工匠都注意到，有一只白鸽时常飞来落在仍在施工的住宅瞭望台上。忽然有一天，老工匠告诉我，白鸽不再出现了。他摇着头说：“这可不是好兆头，女主人看不到这房子建成了。”此时，施工已经完成大约四分之三。不久，果然传来她去世的噩耗。

    希勃对这座房子的热情一落千丈。虽然施工已过大半，然而劝说他重打起精神建成这座住宅，仍然颇费了一番努力。此刻已经不仅仅是他的建筑师，而且也是朋友。我竭尽全力让他理解如果他妻子健在的话，一定会很喜欢住在这里。我坚信，他早逝的妻子会希望建成这座他们一道欣喜地看着它动工的新家。希勃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一处庇护，让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有一个这样的家。即便不为他自己，也不为他的妻子，他也有责任为了家乡雷森，不让这个原本可以成为对逝去的爱人高贵的纪念，沦为一座绝望的空壳。经过一段时日，我猜测他终于认同了我的劝说，因为我们中断了的施工又开始继续。最终完成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按照为他们夫妇和四个孩子所作的设计。

    看到它建成，希勃似乎如释重负。他们夫妇曾经和我一同筹划而他自己也曾经对它满怀憧憬。这座仍算不上家的住宅，证实了我们从最初一刻就融入其中的希望。它不愧为精神的结晶。

    不知为何，我想它必将是我的“最后一座草原住宅”。

    假如你有机会看到它，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座住宅给它所在的环境注入了非凡的活力。在它建成之前，这片土地并无动人之处。但是，当你在室内通过建筑的景框欣赏周围的环境，仿佛魔术一般，你目光所及的每一处都变成了优美的景色。这片土地获得了生命。

    希勃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感到，与他所能做的其他一切相比，这座新家的确更加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亡妻的感情。很快，他逐渐从消沉当中醒来，开始真正地生活在这座房子里。我相信，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让希勃走出低迷，虽然他或许不愿这样承认，

    Heresy 异端邪说

    一项试验通常会是一种异端邪说。

    从我记得自己尝试建筑创作的第一天起，由我监督的试验就从未间断过。总是有某种试验正在进行，或者即将进行，或者刚刚结束但是其结果又催生另一项试验。我想，最重要的一项试验就是地震对帝国饭店的考验。为了迎接最后的考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生铁桩钻孔的基础试验、楼板试验、悬挑试验、混凝土梁试验，还有像伸出的胳膊一样从楼板挑出的楼梯梯段的试验，更不用说上下水管道的试验和照明线路试验。一个接一个的试验让我们实现了最终目标：帝国饭店结构的柔韧性和稳定性。

    无论建筑规模大小，几乎每一个我的建成作品都经历了某一项或者一系列试验。地板采暖试验、独特的墙体构造试验、新颖的窗子细部试验。壁炉的构造需要试验，用到新材料的屋顶也需要试验。试验复试验，经常是进行某一项试验之前需要先做另一项试验，或者这一个试验导致下一个试验。四十五年来的建筑实践，就像不断出现在这个建筑师生活中的试验。

    当自然界把一种形式付之于实践，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物种，总是会在这件作品旁边安插它天生的敌人，从无例外。自然界需要维护平衡，她无时无刻不在万物之间调配平衡。因此，我们进行的每一项试验，都是在努力发现自然界或者说她的作品当中固有的平衡。这种凡人无从定量测准的平衡就像上帝一样，而你无法依靠梯子接近上帝。建筑“规范”就是这样的梯子，一种很短并且快要散架了的梯子。但是通过轻巧坚韧的结构、让体量和重量贴近大地，并且遵循某些限定的规律，我们毕竟可以看清天机所蕴含的些许道理。所以，有了试验。

    如果一个建筑师能够比艺术家和科学家更有力地把握有机的“形式”，他的实践将会更贴近自然界的某种秘密。虽然归根到底，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位置——对于计算或者比计算更可靠的灵感进行试验。试验一个灵感？建筑方面的专家一定会大呼荒唐。

    然而，“荒唐”正是我人生独特的色彩。

    一个建筑师，要么站在胜利一边把握住自然的法则，要么站在失败一边，听凭僵化的数据、成见和“规范”的统治。

    绝大多数书本上的数据资料，都是限于具体时间、具体条件的试验结果。无论数据具有怎样的价值，都只在某一段时间内有效。而这一时间段的长短取决于人的头脑灵活的程度，也取决于定律如何在既定数据的基础上发挥灵活性。

    灵活，是一个头脑或者一项数据得以生存的惟一机会。

    相信赫拉克利特吧。

    规范条文是一个矮子思维的边界。他矮得看不到经验，矮得丧失想象力，丧失勇气，也丧失常识。

    应当制定一部联邦法规，强迫那些“受权威垂青”的官僚们每隔五年就把规范扔出窗外，制定新的规范。与此同时，鉴于上诉法庭是一种优于规范管理机构的智力手段，应当举行投票公决（正如已经在英国实施的那样）。公决有资格听取新的建议，批准可行的结构试验，以便将适用于未来五年的资料记录在案。

    无论有多么颀长的双腿，每一个官僚都注定是个矮子。他的头脑是为他的部门而定制。他的角色不过是某位“权威”的触角。权威的认可是他能够拥有的一切，所以他对权威顶礼膜拜，倾尽全力守护他仅有的那么一丁点儿财产。

    正义、真理和进步——这些与他何干。

    不，这些是他的敌人。这些人性的要义一丝一缕的闪光，都令他感到不安。

    传统与成规，这些才是他力量的源泉。一切有悖惯例的波动都令他厌烦。他就是射向理想之舟的霰弹中的一粒铁砂，而他对此已经诚惶诚恐。“在下面安分守己”是他的最高目标。所以，永远不要向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官僚申请进行试验。他们不过是在别的乌鸦费尽口舌劝说之后，才相信自己果然能唱歌的那只乌鸦。

    “不，不，这行不通。我不喜欢这样。算了吧，你是在浪费时间，总之我不会赞成的，即便它真的很成功。”

    民主的致命缺陷既不是党派纷争、政治诡诈，也不是民众抗命，而恰恰是官僚。他像麻木的羊群一般对于权威言听计从，喝下官场的虚荣酿成的陈酒。尤其当官僚在权威的羽翼下得到荫护，正是民主制度最虚弱的时刻。这正是为什么民主意味着加在某一重权威之上的权威，头顶上还有一重重的权威。但是，上帝啊，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威斯康星州的建筑委员会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机构。它执行的是一部文物式的规范。偶尔，它也会应那些遵守规范、从不搞试验添乱的建筑师们的呼声，对这部规范作一些修订，并且以此保护机构自身。

    在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的故事里，我提到了一次董事会会议，席间希勃和我请委员会允许我们在试验的基础上将工程推进。接下来我将讲述其中一项试验，并非因为它比别的十几项试验更重要，而只是因为它刚刚发生不久。

    规范允许直径九英寸的混凝土圆柱的最大高度是六英尺。任你如何设计和施工都不能突破这个极限，混凝土就是混凝土，难道不是吗[354]？

    依照规范的荷载限值两千五百磅计算，高度二十四英尺的蘑菇状柱子根部直径将是三英尺。对于间距同样是二十四英尺的柱子而言，这样粗笨的尺寸简直荒唐之极。即便柱子之间还能够容员工坐下，视线通透也将无从谈起。于是，有了那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希勃和我的据理力争。

    我所设计的蘑菇状柱子，采用混凝土内埋设冷拉钢筋网。钢筋网像一层均匀的圆筒，承重能力远远胜过常规形式绑扎的钢筋，而后者正是赖以制定规范的依据。加之在浇筑混凝土时充分振捣，很容易把规范的荷载限值两千五百磅[355]提高到至少一万两千磅。

    我们宣布进行现场试验，并且是公开试验，委员会对此没有异议。造价不菲的钢模板在宣布试验之前已经就绪（我们早就胸有成竹）。在一块开阔地上立起一根蘑菇状柱子的样本，用木质的斜撑保持稳定，然后开始把填满石子和水泥的袋子堆在柱顶的圆盘上。到场监督的不仅有建筑委员会的成员，还有本城和远近各处的报社记者们。天气渐凉，我肩头搭着羊毛披肩，在几个学徒的陪同下坐着观看。其间，我和希勃一起绕着柱体，查看会在哪里最先出现裂痕。吊车忙个不停，吊臂摆过来抛下沙袋，再摆回去。直到日已偏西，我们仍在等待柱体垮掉。荷载早已超出委员会的要求而近于翻倍，但是柱顶仍然在不断地增加荷载。

    当时的场面甚为壮观。警察在试验场地周边和围观的人群之间拉起了绳索。人们从附近四处赶来，争相目睹这个身材苗条、笔直挺立着的英雄。这根才浇注好八天的混凝土柱子，优雅地垫着脚尖，“脚尖”落地处的直径只有九英寸。

    荷载已经达到六十吨，远远超过监督委员所要求的十二吨。在柱子顶部与扩大的柱帽衔接的位置，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缝。看到再加上去的沙袋只会滑落下来，我指示折断柱子。虽然不难预料，但是我希望验证一下什么位置最脆弱。水平的推力让柱子向侧面倾倒，巨大的荷载瘫落在地，周围的街道上都能感觉到地面颤动。倒在地上的柱身依然没有断裂，只是蘑菇柱的平顶碎掉了。委员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沉默意味着放行。

    我们采用了这个在一万两千磅荷载下屈服的方案。一万两千这个数字让规范满意了。是的，沉默意味着放行。我们继续推进。

    此外还有几项试验。值得一提的是，金属网围成的圆形电梯轿厢又受到质疑。会不会有人从外面摸到轿厢里的按键呢？我们全都没法完成这种动作。但是从管理部门来了一个聪明人，在对电梯锁进行了大量钻研之后，终于用了一种所有外行人都意想不到的诀窍，成功地从轿厢外面启动了电梯。我们只得采用一种类似玻璃的透明材料将轿厢围住。

    这就是专家和他的《圣经》——那本古老的规范。

    毋庸置疑，规范作为对偷工减料者的约束，的确挽救了许多生命。然而，它没能挽救麦迪逊的州议会大厦。尽管设计合乎规范，但施工监管的严重疏漏依然造成恶果，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坍塌。在第一卷里，你们曾看到我扶着铁栅栏目睹了那一场灾难。

    The Church of the Future 未来的教堂

    下面这个发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故事，献给老牧师布瑞斯·詹金斯博士和他年轻的左膀右臂乔·克利夫兰。他们热诚地希望给未来添砖加瓦……却被两位能干的本地律师和两位专家齐心协力缚住了手脚。那两位恪守昨天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狂热的（至少是心存嫉妒）的建筑委员会，其中一人是“基础方面的专家”，而另一位“前建筑师”是他的下属。

    建筑委员会的律师们，对未来这种事从来没有任何兴趣。虽然实施建筑的每个步骤都必须像在天堂里一样严格地合乎法律，这座未来的教堂仍然如詹金斯博士所期望的不失其价值。

    教堂的设计在仓促之中完成，因为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看到它启动。需要的资金还没有到位，但是包括律师们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工程开始后会更容易筹到资金。因此，我们仓促启动，试图吸引到必要的资金。教堂的功能内容包括至少一千个座位的布道大厅、主日学校用房、一个独立的小礼拜堂、教堂职员的办公室、厨房和一两个俱乐部用的房间。建筑方案必须异乎寻常的简单。依照常见的设计和建造模式，这些内容将花费大约五十万美元。我们只有十五万美元，却要为上千位信众提供舒适的室内环境。

    所以，它必须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简单的设计方案，不可思议地简单并且节省。容我自夸一句，它是一个蛮不错的设计方案。构思的核心是轻巧柔韧的钢框架，平面呈六边形。承托钢框架的石块基础，是和我所设计的所有建筑（包括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同样的基础形式。

    轻质钢框架的室内外两侧铺着厚实的纸质保温层，以钢丝网固定在钢框架上，然后用喷枪在纸的表面喷射一层薄薄的水泥浆，形成防水外壳。在西海岸和堪萨斯城当地，都采用喷射水泥对年久的砖房子做防水处理，成效显著。建筑的室内外表面采用相同的喷射处理。室内外两层壳的间距为二又四分之一英寸，水泥像墙面抹灰一样喷射在纸质保温层表面。如果施工可靠的话，我都认为这或许是能够适合于所有气候条件的、最先进同时也是最廉价的构造形式。无论当时还是如今，我都这样认为。除了两条通道顶上缓坡屋顶的框架之外，整座建筑的设计有意回避细节变化。建筑的各个部位表面都很平滑，没有线脚之类的凹凸。所有角部都处理成圆角，以便于喷射砂浆的施工。

    然而，在堪萨斯城找不到一个愿意提出报价的承包商。没有人对这座教堂和它的建筑师有足够的信心，或者说信任这项奇特的施工技术。

    这座将由律师们和建筑委员会依照古板的规范建造起的建筑，陷入了各方利益和想法相互矛盾造成的混乱。危急时刻，我求助于本·威茨查克。他对主体结构的报价是十三万五千美元。小礼拜堂、停车平台和主日学校需要额外的两万五千美元。我们一致认为一旦我们的努力得到认可，这两万五千美元和我们目前短缺的另外四万美元都将不成问题。

    我们去寻求或者说是夺取建造许可。新就任的委员自称以前是建筑基础方面的专家。他对我提出的基础结构方案不予批准。

    “从没听说过用石块做基础。”

    “你看我们的铁路，石块路基已经支撑了巨大的荷载（而且是移动的荷载）一百多年。”

    “那和堪萨斯城不相干，这里的土质情况特殊。干燥的天气会造成开裂，导致墙体沉降。”

    “厚重的石块基础恰好能够充当均衡内力的装置，所以不会造成开裂，墙体也不会产生有害的沉降。”

    “不行！不行！在堪萨斯城行不通。这里只能用混凝土基础，必须是混凝土。堪萨斯城的地下只允许用混凝土基础。”这个不容变通的结论无异于一记重拳。六角形的轻质钢框架支在粗糙的石块基础上，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水平方向位移；当钢框架被固定在密实的混凝土基础上，也就丧失了这种必要的灵活度。密实的混凝土基础将产生膨胀或者收缩，而石块基础没有此类问题。我一次次竭尽全力地试图反抗，但是怀疑论者委员会坚持，“所有步骤必须绝对严格地合法。”

    好吧，是时候让业主站出来表达对自己的建筑的权利了。理想的局面是设计方案被全票通过或者全票否决，然后解雇建筑委员会，一切重新开始。

    詹金斯博士、乔和我都想挽救这个方案，并且有信心“反败为胜”。于是我提议，“请允许我们推进。我们可以进行任何你们要求的试验。”律师们有些犹豫，先是咳嗽然后支支吾吾。反复思量之后，他们面露智慧之光地去找委员寻求妥协。妥协的方案就是雇一位当地工程师（由委员亲自推荐）来设计混凝土基础。我并不住在堪萨斯城，所以只是从某个挖掘新闻的记者那里知道了这些。

    建造成本增加了约一万一千美元。

    又一次，我应当立即停下来，从这场纠葛中抽身而退，因为它已经落入敌人手中。这项合理的试验失去了成功的基本条件。柔韧的六边形钢框架无法自由地伸缩变形，必然会造成外墙的开裂。可惜我是一个过度的乐观主义者。我厌恶“抛弃自己的孩子”，仍然寄希望于在开裂出现后，能够设法补救——比如在建筑落成第一次越冬之后，再喷射一层砂浆。它的外墙厚度，总是可以无限地扩张。

    然而，不——最残酷的战斗尚未打响。很快，除了形状之外，这座建筑已经全然不是我的作品，就连形状也失去了它的意义。新雇的“基础行家”和委员里应外合，开始修改我设计的主体框架，给理应保持柔韧的钢框架加强刚度。

    建造成本又增加了一万五千美元。

    本·威茨查克已经签了合同，不得不开始施工。他和我同样认为，在做出这些让步之后，即便有种种法律的干涉，他最终能够设法挽救这座建筑。然而，律师们决心要赢得这场战斗。

    我们进行了几项试验，但是被告之不许公开进行。委员和他挑选的工程师都质疑信众席挑台的承载力。按照他提出的“不公开”的要求，我们进行了满足要求的荷载试验。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变形。

    接下来，轮到对于新的楼板施工方案的质疑。委员再次强调试验“不得公开”，并且亲自监督试验：在两倍于要求荷载的条件下，没有发现丝毫变形。

    这些证据似乎令“权威”大为光火。

    很显然，你无法对建筑的基础进行试验。惟一可用的证据，就是一座座已经伫立了上百年的建筑。

    这时，留给本·威茨查克的已经不再是那座教堂，也不再是那位建筑师。只剩下基础方面的老专家和作为他下属的当地工程师，好像盲人领着另一个盲人。还有一对儿熟谙法令的律师，只要时机成熟就能将一切置于股掌之间。两位律师对此胸有成竹。作为合同方面的行家，他们尤其信任自己拟定的合同。

    就交通条件而言，堪萨斯城与塔里埃森的距离与纽约到塔里埃森相仿。假如我能够在堪萨斯城常驻，指导施工现场，假如建筑委员会不那么惟法律是听，而是有足够的理性信任我们最初的思路，这艘风雨飘摇中的船或许能免于沉没。我提出，如果做出相应的安排，我愿意赴现场指导。詹金斯博士已经病倒了，由乔继任他的职位。乔尽其所能之后失望地辞职而去，或许是被解雇了。

    病情有所好转之后，詹金斯博士被告之“回避”，此事交由律师们处理。他退出了，我猜测他已经心力交瘁。此后上演的是老一套把戏，本·威茨查克陷入了和我同样的窘境。

    如今，未来的教堂变成了一场吵闹。一方是律师们、建筑委员会、本地的专家们还有律师们召唤来的各界人士，另一方是本·威茨查克。自从堪萨斯城的工程师出于“安全”考虑，否决了我的基础方案，“加固”了框架之后，再也没有人向我征询过任何意见。我实在难以想象，除了有权在堪萨斯城获得一份工作，这位在密苏里州没有执业资格的工程师还有哪些特权，使他竟然凌驾于协助我的两个威斯康星州最优秀的注册工程师之上？

    我始终认为，正是律师们培植了全世界最拙劣的建造者。这些意识狭隘的“代理人”，倚仗法律的条条框框谋生。这帮可怜的家伙除了刚愎自用之外一无所能。

    假如能有几位像约翰逊制蜡公司里那样正直务实的生意人，支持大胆的试验，这座比通常造价节省一多半的教堂就能获得成功，实现它卓尔不群的舒适和美。

    现实情况是乔·克利夫兰需要四处求职。我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堪萨斯城设计建筑，这自然无足挂齿，但是本·威茨查克却落下了两万美元的亏空，惟一的原因只是他不甘于唯唯诺诺。我的身份变成了“前建筑师”。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错失了属于它的一件珍宝，如同一颗珍珠被投进了猪嘴。当所有的混乱结束之后，我们最终还是来到堪萨斯城，接手这座已经沦为白色坟墓的建筑，在它变得完全“合法”之前依照原先的设计尽力补救。

    与此同时，律师们仍然忙于能够证明律师价值所在的那些事。某些我认识的律师人品不错，但那是他们在法庭以外的时候。

    “在密苏里这地方”一定有些什么蹊跷，造成了堪萨斯城今天——不，昨天的模样。这里容不下未来的教堂。

    Breakfast at Taliesin 塔里埃森的早餐

    解除一整夜禁食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种比得上塔里埃森的早餐。你可以在塔里埃森的七处露台之间选择早餐的地点：享受最优美的景色还是最惬意的阳光、或者最凉爽的清风、还是以上种种兼备。前一天早些吃晚餐并且控制食量，加上早些就寝，这些足以保证一次胃口大开的愉快早餐。

    走过你身旁的凯普哈特牌音响，请按下开关键。从嵌置于山上花园景观中的扬声器里，飘出清晨的海顿。与露水一样清新的微风送来山坡上苜蓿田野的香气，窗外的树梢上鸟儿在唱歌。

    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宽大的矮桌前坐下，颜色鲜艳的中国亚麻桌布上别致地摆放着餐具。肥大的餐巾掖进颈窝里，几乎可以把你吃早餐时穿着的衣服完全盖住。

    今天早上，我们的客人亚历山大·伍尔考特穿着深蓝色的丝绸睡衣，配着束起腰带的外套，全身上下都是硬币大小的圆形白点。

    谁负责装饰今天早晨的餐桌？学徒会的赫伯特，他的成果异常精彩。大大的玻璃浅盘里盛满清水，水底一块生满绿苔的奇石，压着水中一大团包裹着几朵银莲花的羊齿蕨。

    树影仍然斜长，晨露被朝阳消解成丝丝缕缕的白雾，升腾起来化作蓝天上的白云。

    亚历山大只是望着，没有说话。

    牛铃叮当，悠扬地响在山谷里溪流边的草地上。白孔雀在屋顶上咕咕地啼唱。

    主持早餐的奥格瓦娜，戴着一顶宽檐的大帽子遮挡刺眼的阳光，带子系在两颊和下颌，看上去像画中人一般。伊奥万娜穿好了上学的衣服，坐在餐桌对面。斯维特兰娜穿着鲜艳宽松的裤子，乌黑的头发上系着鲜艳的丝带。韦斯利今天也特意加入，他们两人都很喜欢亚历山大。

    我自己？穿着宽松的粗亚麻大袖外套，腰间系扣，肥大的裤子在脚踝处扎紧。几年前，当时正在写作《林肯传》的卡尔·桑德堡某次来访，我把他也如此打扮起来，劳埃德·刘易斯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精彩的照片。卡尔一直念念不忘要从劳埃德那里买回这张照片，生怕别人看见它。随它去吧，我只管穿成这样。

    当我们终于在桌旁坐下，每个人都与其他所有人亲切地互致“早上好”。

    我们首先环顾四周，再侧耳倾听，然后再看一看桌上。

    古旧的中国青瓷大碗里，几片新鲜的草莓叶子盖在塔里埃森久负盛名的草莓上。草莓是从下面的花园里刚刚采摘的，还沾着露水。不就着点儿德文郡奶油吗？

    还有地道的苏格兰燕麦，在双层锅里煮了四个小时，加一点根西牛产的奶油吗？新鲜的鸡蛋和烤培根也是我们自产的，鸡蛋还带着鸡窝的余温。

    比利捧来的中国青瓷大盘里盛着他刚刚剪下的芦笋。嫩绿的芦笋和青瓷的色泽相互映衬，必定会让你眼前一亮。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只高高的玻璃杯，我们一边喝着自家的根西牛产的新鲜牛奶，一边听着草地上的牛铃。牛奶太凉？那么来点儿热的吧。蜂蜜？也是我们自产的。汉斯是个很好的养蜂人。大家一边传着蜂蜜罐，一边讲起王尔德的故事，讲的是城里某位贵妇人想再要点儿“那种极其美味的蜂蜜”。餐桌上有人说道，“我向你保证，要是我住在乡下的话，也得养一只蜜蜂！”

    亚历山大看了我一眼，他眼神里只有遗憾而不是怒气，令我羞愧难当。

    各种新奇的罐子里各种新奇的果酱，都是奥格瓦娜亲手做的，此时也由她分给大家。多么动人的色泽！诱人的香味！我们自己服侍自己，今天早上的“自己”指的是学徒会的肯、比利和凯瑟琳。

    桌上自然少不了热气腾腾的咖啡，松脆的格雷姆烤面包片（请只烤一面）出自奥格瓦娜负责操作的烤面包机。

    忘掉了那段关于蜜蜂的不愉快的插曲，我们靠在椅子背上，一边享受着相互原谅对方所做的一切，一边大快朵颐。

    我们的禁食彻底解除了。

    今天早上，没有“咱们就吃到这里，开始干活儿吧”之类的结语。

    亚历山大打开了话匣子，他的手一直握着专门放在他手边的咖啡壶的把手（不是中国青瓷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不时给自己斟上一杯咖啡。我可能会接连三四天都插不上他一句话，但是我仍乐于听他滔滔不绝。他以机智和幽默令我们所有人倾倒，间或挥手赶走一只苍蝇，就像挥舞一面旗子。

    我向你保证，早餐桌上的亚历山大不大像《来吃晚餐的客人》[356]。与他的成熟相称的年纪，写在他的方脸膛和硬朗的双颊上。他内心深处的善良让他的面容产生某种魅力，让他拥有我认识的人当中罕见的真诚和宽宏大度。我仿佛看到咖啡杯里热气腾腾的内容周游于他的五脏六腑之间。我们喜欢和这位朋友中的朋友聊天。亚历山大总是能化平淡的琐事为妙趣横生，而精彩的趣事在某些天资欠缺者嘴里却变得乏味干瘪。我们听着亚历山大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已到午餐时分。

    我素来对与咖啡“打交道”有所顾忌。虽然自认为身体健壮，但也许是因为我五十五岁时方才喝下第一杯咖啡，所以后来每次喝了咖啡，都会有轻微的眩晕或者出现黄褐斑等反应。我曾经劝诫亚历山大，但是没有收效。

    我亲爱的大师沙利文，有时候也在这里享用早餐。他总是用颤抖的手拍着桌子要咖啡，直到咖啡斟好了，他阴沉的脸色才渐渐舒展，仿佛一簇玫瑰花蕾慢慢绽开。咖啡无疑让他整个人都有所改变。

    我从未见过能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的人物。听他聊天的感觉，如同坐在装满木料的马车上，刚从老远的乡下赶来。这个鬼家伙，你能想象吗？

    “来吃晚餐的客人”无法与来吃早餐的客人媲美。吃早餐的这个客人依然深谙世故并且流露着睿智的愤世嫉俗，但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他对美充满热爱，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喜爱这些美好的事物。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辨别力和永不枯竭的机智的人。在我所见到的许多善良和宽厚的人当中，亚历山大是最善良也最宽厚的一个。暂且把你所知道的“来吃晚餐的客人”搁在一旁。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假如你了解亚历山大的话，他可以既是“来吃晚餐的客人”同时也是来吃早餐的客人，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许多种人。他并非变色龙，而是随机应变，如同钻石在各种不同角度的光线下都闪烁着光芒，仅此而已。

    我喜欢这位来吃早餐的客人，他是那么善良。我代表学徒会这样讲，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亚历山大告辞的时候，奥格瓦娜把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圣母玛利亚像放在他手里。这个朴素的圣母像是玻璃做的，比外衣口袋的深度要稍长一点。我猜不透为什么亚历山大要有一个圣母像，他拿它能做什么。我试图劝他不要接受，但是没有成功。

    The Usonian House I 尤松尼亚住宅一号[357]

    造价适中的住宅不仅是美国主要的建筑问题，并且也是最为困扰美国建筑师们的难题。对于目前的我而言，为这个难题找到令我和尤松尼亚都满意的答案，比设计任何其他建筑的机会都更宝贵。只有一类建筑例外，那就是上演正规戏剧的现代剧场——前提是它的舞台还没有完全被电影霸占的话。

    在这个国家里，解决造价适中的住宅问题，首要的障碍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大众不懂得如何生活。他们把自己的陋习想象成“品位”，把偏见视为喜好，把无知视为美德——从任何一种美好生活的视角衡量，这样评价都恰如其分。

    说的具体一点，如果不去模仿大道旁的某座豪宅，窄巷里的一座小房子也自会有它的魅力；正如尤松尼亚的村庄如果不去模仿都市，自会有它的风韵。

    同样的道理，老农场上的玛丽姑娘漂亮的鼻子尖吊着一件饰物，穿着与她的身份和手里的农活儿相配的衣服，自有她的魅力。当她套上西尔斯百货商店里买来的华丽服饰，模仿她那些正在模仿好莱坞明星的姐妹，唇膏、胭脂、高跟鞋、长筒丝袜、钟形裙和歪向一边的帽子，等等装备齐全，她看上去只会很滑稽。

    正是这种“鹦鹉学舌”阻挠了美国建筑的发展。这种把目光聚焦在腿上的“文化迟滞”，让一切事物和思想失去自然和简洁的本性。它是尤松尼亚文化真正的障碍。

    我相信，任何对新式住宅的尝试，都与这种无知的模仿有天壤之别。土生土长的文化需要新式的住宅，不必理会坐井观天者无知的“品位”。新式的住宅必须为更简洁同时也更优雅的生活树立典范，并且适应这个国家当今的生活状况。

    造价适中的住宅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时之需，还有现实，那么为什么不当下就面对现实呢？政府建造了数以百万计的住宅，由报刊大肆宣传，却只是在回避现实。

    在我眼中，这些住宅是愚蠢的应急之策，穿戴起这种或者那种风格，却毫无真实可言。具有风格非常重要，某一种风格并不重要。设计具有风格与为了某一种风格而设计截然不同。

    这一观点陪伴了我过去的四十五年。

    尽管做出了各种努力，美国的“小住宅”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亟待解决的矛盾。在陈腐的蠢行因权威人士的呵护而天长地久的地方，进步又从何谈起呢？我相信，无论当今的教育制度或者大规模开发，还是精明的广告专家或者职业的现代化产品，都无法造就美国需要的住宅。惟有最基本的常识能够引导我们走上美好住宅的道路。

    怎样才能真正合理地为我们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创造朴实的住宅呢？不妨看看麦迪逊市的赫伯特·雅各布斯住宅理智的表现。它的主人是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他的妻子和一个小女儿。这座住宅业已完工，成本总计五千五百美元，包括建筑师的设计费四百五十美元。施工承包商是P.B.格鲁夫。

    为了让雅各布斯一家享受这个时代的先进之处，必须采取种种简化，而雅各布斯夫妇也必须以简单的视角来理解生活。哪些是这座具有代表性的住宅所必需的呢？不仅有必要剔除所有复杂冗余的施工内容，还需要充分利用工厂的预制加工，尽可能地减少使成本激增的现场人工，合并和简化供暖、照明和上下水这三种附属系统。为了让居住其中的人自由地享受宽敞的空间和视野，至少要实现以上这些精简。理想的结果是建筑的室内与室外能够一次施工完成。当外观完工的时候，室内也随之完成。

    这座住宅不会有繁复的屋顶。每一次飘窗或者老虎窗搅乱屋顶，建筑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威胁。

    窗子是实现具有新个性的空间最有力的形式。所有窗子都是在工厂里加工完成，像墙板一样在现场安装。门和窗不再有区别。作为建筑方案的要素之一，窗子的布局与整个设计的关系，正如眼睛与人脸的关系那样。

    可以剔除哪些元素呢？

    1.取悦视觉的屋顶既昂贵而又多余。

    2.汽车的制造工艺使车库失去了必要性，一片有顶盖和两边围墙的停车位即可。底特律依旧保持着马厩的传统，把汽车当成马匹一样在马厩里养起来。

    3.除了用于放置燃油和供暖锅炉，旧式的地下室完全是藏污纳垢之所。理想的解决方式，是由蒸汽盘管加热的四英寸厚混凝土地板，直接置于卵石填充的隔离层上，最下面是地基土层。墙体落在混凝土地板上。

    4.室内的“线脚”毫无必要。

    5.不再需要散热器或者灯具。这座住宅将采用“火炕”式的地板采暖方式。电灯直接固定在天花板上铺设的电线上。除了几盏落地灯，所有灯光都是间接的反射照明。

    6.家具、挂画和小摆饰也不再是必要的。墙面设计已经包括这些内容，或者墙面本身就充当了它们的角色。

    7.无需任何油漆。木材知道如何最好地自我保护，清漆面层足矣。只有地板的混凝土块材需要打蜡。

    8.整座建筑不用抹灰饰面。

    9.不需要檐口排水沟和雨水管。

    为了实现整体的设计效果，我们必须用到或者可能用到哪些材料呢？这座住宅用到了五种材料：木材、砖、水泥、纸和玻璃。水平方向的尺寸依据一定的模数，方便落地窗的组装。木板与砖墙交错镶嵌，竖向的模数单元是墙面上木板的宽度。虽然木材正逐渐变成一种奢侈的材料，但是这座住宅的内墙与外墙，都是三层木板中间夹纸、再由螺丝固定的复合木板。大面积使用的这种复合木板具备良好的阻热、防虫以及耐火性能。墙体可以像窗子一样平放在现场的地板上预制，在造价允许的条件下添加尽可能厚的保温层，然后再立起来安装。或者分成一个个单元体在工厂里预制，再运到现场。屋顶可以先由支架撑起完成施工，等待预制的墙体就位。

    为了避免复杂的现场切割，设备管道系统必须是施工中有机的一部分，但是又独立于墙体。是的，我们将使用抛光平板玻璃。它是我们手头既能令现代住宅的设计师满意，又能造福住宅使用者的材料之一。

    屋顶内的龙骨，是三块截面两英寸厚、四英寸高的木板叠合成的木梁。在屋檐处充分利用十二英寸高的木梁向外出挑，无需劳民伤财的坡屋顶，而是以深远的出檐传递一种遮蔽荫护的感觉。屋檐内的中间一层龙骨可以被扇叶代替，利于夏季屋顶内的通风。用于龙骨的木板都经过防水和保温处理，屋顶上面铺有一层沥青。

    当我们设计房间布局的时候，以上这些想法都握在手中——不，是在头脑里。

    接下来，有哪些因素必不可少呢？假设我们有一块一英亩多的用地，在南面和西面有对外的出入口。我们要有一片花园，建筑的格局将围合花园的相邻两条边。

    1.在成本允许的条件下，我们要有一间尽可能充分地欣赏花园景色的大客厅。客厅里有壁炉和开敞的书架，墙角是餐桌和长凳。客厅的大桌子如同建筑的一部分固定在地面上。地板上铺着典雅的地毯。

    2.使用方便的厨房和餐厅，紧邻客厅甚至成为客厅的一部分。让厨房远离外墙而贴近日常起居的空间以便于操作，同时把外墙尽可能地留给更重要的房间，这是设计厨房的一种新理念。厨房位于烟囱的正下方，自然形成的气流指向厨房以及烟囱，因此烹调的气味不会流散到屋内各处。从厨房下几步台阶，有一个地下小储藏室，用作存放加热器和燃料，兼做洗衣房。浴室通常与厨房一墙之隔，二者的热水管道能够最经济地结合使用。

    3.这座住宅有两间卧室和一间工作室（日后可以改造成另一间卧室），却只有一个卫生间。出于私密的考虑，卫生间和两间卧室都不紧邻。卫生间直接通向有不止一个人使用的卧室，或者两间卧室直接通向同一个卫生间，已经被滥用并且效果很糟糕。有试验结果支撑的技术手段使我们的施工大为简化，从而带来造价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花园和室内空间。

    一座朴素的尤松尼亚住宅，一个家的空间。它像是地平线的伙伴，舒展地与大地平行，不会令你产生丝毫“气派”的感觉。如果有足够的维护费用，这座住宅可以借助地板供暖，尽情地延展而不牺牲体型的比例和舒适度。

    显然，这样一座住宅是建筑师的创造，绝非施工承包商或者外行人的成果。它面临被抄袭和模仿的极大风险。

    只有在建筑师监督整个过程的前提下，这样的住宅才能依靠精良的施工，实现设计的意图。

    也只有当室内装饰与绿化都遵循建筑师的建议，才可能实现理想的建筑效果。

    虽然没有建筑的平面图，但是这几段简单的描述足以证明，对于尤松尼亚的家庭生活而言，殖民地式的小盒子是多么憋闷和拥挤啊。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两个那种小盒子放进尤松尼亚住宅的客厅里，不必担心会碰到外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新技术应用于这座造价适中、砖木结合的住宅，使它的空间尺寸和舒适度都有显著地提高。它是一座适合预制加工的住宅，因为工厂可以来到你的家里。

    想象一下，当这些技术变得更加普及，或者多座住宅同时施工，每一座住宅的造价就会有显著的降低。根据同时施工的数量和住宅的地点，造价有望降到四千四百美元。

    这座住宅的整体布局，实现了时下流行的“盒子”闻所未闻的自由空间和私密。我们最好避开“美”这个话题不谈。美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涉及我们的大都市盛产的井底之蛙的品位。

    我认为，一个富有文化涵养的美国主妇，或者说尤松尼亚的主妇，在这种住宅里会显得容光焕发。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汽车，似乎将成为它的一部分。

    花园在哪里结束，房子在何处开始？就在花园开始、房子结束的地方。

    尤松尼亚住宅是一股对大地的热爱，一种对空间和光线的新认识，一种自由的新精神——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值得拥有的自由。

    The Usonian House II 尤松尼亚住宅二号

    时至今日，二十七座已经建成的尤松尼亚住宅，遍布在十七个不同的州。总体上讲，过去几年里美国的建造成本不断上涨并且仍未停止。如今你需要七千五百美元，才能实现雅各布斯花五千五百美元就得到的住宅。尤松尼亚住宅的造价范围是从七千五百到一万或者一万两千美元，针对某些较大的住宅，达到一万五千，甚至两万美元。

    可以说，和一九三八年最早的尤松尼亚住宅相比，造价增加了三分之一。但事实上，与任何“常规”住宅作比较，尤松尼亚住宅都更加物有所值。它所体现的自由、脱俗与个性并非造价的直接结果，但是这笔钱却让居住者享受到一种新的开敞的空间感，一种新的自由。

    然而，现实是把三个方向的室外景色引入室内的同时，你不得不付出额外的取暖费用——估计多百分之二十吧。双层玻璃窗可以降低这笔费用，但那同样是一笔开销。

    Gravity Heat 重力传热

    说到地板取暖，我们都知道热空气总是上升。我们称这种取暖方式为“重力传热”，因为注满热蒸汽或者热水的管道都埋在混凝土地板下面的石块之间。这种带混凝土面层的石块，被我称为地板垫。如果是二层或者更高的楼层，地板需要铺设截面两英寸见方的木龙骨，间距约三英尺八英寸，将供热管道埋在龙骨之间。

    追根溯源，必须回到一九一四年的冬天。大仓男爵邀请我们赴宴庆祝新帝国饭店动工。东京的冬天异常寒冷——那是一种潮湿黏糊的阴冷。虽然温度在冰点以上，这里却比除了意大利之外我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难以保持暖和。

    当地日本人取暖常用一种叫做“火钵”的炭火盆。地板上放着一个盛满热灰的圆形容器，几根火光莹莹的木炭从灰堆里支出来。众人围着火钵坐下，间或伸出手在上面烤一烤，握着拳头仿佛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似的。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的取暖效果实在不敢恭维。我一度对日本人坚韧的耐寒能力钦佩不已，后来才发现他们飘逸的和服下面，有很厚实的长袖长裤羊毛内衣。尽管如此，他们毕竟习惯于这种磨炼，比我们这些外乡人更适应这种气候。

    明知会坐在那里瑟缩发抖，我们还是前往大仓男爵的东京府邸赴约。他在日本各地拥有很多处府邸。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餐室里冷得我难以进食，只能面对十九道菜肴装模作样地比画着。宴会结束后，男爵领我们来到楼下的所谓“高丽屋”。屋子大约十一英尺宽，十五英尺长，天花板只有七英尺高。地板上铺着一层红色的粗毛毯，淡黄色的墙面纯净无物，我们跪坐着一边聊天，一边品尝土耳其咖啡。

    气候仿佛在这间屋子里骤然一变。并不是热咖啡的作用，而是春天降临了。我们很快就暖和过来，重又兴致高涨。跪坐在地板上，可以感受到一股难以名状的暖意，却看不到也摸不着任何供暖的器具。这完全不是传统的“供暖”，而是改变了“气候”。

    借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翻译，男爵向我解释，“高丽屋”指的就是从地板下加热的屋子。屋外墙角的火炉产生的热气流过地板下埋着的管子。烟和热气从设在火炉对角位置的烟囱排出去。

    难以言表的舒适源自于从下面加热，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我马上把电加热设施用于新帝国饭店的卫生间。把卫生间的楼板和天花板降低，留出空间做地板供热。瓷砖砌的地面和浴缸始终保持温热，赤脚跨进浴缸变成一种享受。试验获得成功。所有丑陋的电加热器具都随之消失，它们在卫生间里非常危险。长久以来，我一直厌恶这些器具——尤其是散热器，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机会，消灭建筑内的所有器具。创造出的不是温暖的室内空间，而是健康、无尘和安静的春天。并且，脚下的整体供暖能够以比较低的温度提供舒适的感受。六十五度[358]对普通人就很适宜了。从他们供热过度的家里走进来，邻居们一开始会感觉略有寒意。事实上，我们营造了一种自然的气候而不是人工施加的环境。不可否认，自然的环境要健康得多。

    回到美国后，我寻找机会将这一发现尽早付诸应用。麦迪逊市附近的纳库玛乡村俱乐部，似乎有幸成为第一个受益者，然而，这座洋溢着印第安风情的优美建筑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接下来是约翰逊制蜡公司办公大楼。但是，所有专业的供暖设备承包商全都报以嘲笑（只有一家例外），拒绝和这项新技术发生瓜葛。这时，我接到了雅各布斯住宅的委托。在制蜡公司办公大楼铺设好大规模地板采暖之前，这座小住宅已经完工了。

    于是，雅各布斯住宅成为第一个将其付诸实施的建筑。“专业人士”对此颇为好奇。克兰公司的主管们前来查看，他们用手摸摸地毯下面，又把手放在离加热器很远的混凝土面上，跳起来面面相觑，犹如看见了鬼魂。上帝呀！它真的管用。可是散热片在哪里呢？

    又是我早已熟悉的故事。

    有关“辐射散热”的文章开始出现在产品推介杂志上。然而，我对他们的所谓“辐射散热”或者地板加热的叫法毫无兴趣。这只是简单的重力传热而已——热空气遵从自然规律向上运动。

    至今已经有三十多个尤松尼亚建筑在使用地板采暖。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气候和用地条件，适当地调整供热力度，据此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数据。

    没有什么取暖方式比这更为“理想”的了——即使把太阳也算上。

    The Unkind Fireplace 冷漠的壁炉

    劳埃德·刘易斯不仅是我的业主，也是我最知心、最忠诚地相互奚落揶揄的朋友之一。很久以前，当我在人生的低谷里仰视芸芸众生，劳埃德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报界新星。我花钱收买他使我免受报纸的关注。但是还不到三个月他就难以支撑了。我只得付清他的费用，将他解雇。他责怪我提出的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为什么要把我的过失归咎于我呢？

    如今轮到他了。他雇我为他设计一座住宅[359]。他是个强硬的业主，可惜还不够强硬。

    我曾多次去过他在河边草原上的那块地，了解那里的潮湿闷热。于是，我把他的住宅架空离开地面，以便他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在风中（地板下面吹过的风）保持神清气爽。同时他也不得不暴露于冬天的包围之中，并且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些都是出于他的身体健康着想吗？是的，但更多的是出于他的灵魂着想。

    我相信，这种住宅适合于低洼潮湿的河畔草原，但是它的代价不菲。

    劳埃德被架在树丛上面，从三个方向欣赏优美的河岸景色，但是他很难在冬天保持暖和。虽然劳埃德的妻子凯瑟琳不像他那样容易身体变凉，但是与其他尤松尼亚住宅一样设定在六十五度的地板供暖温度，却与劳埃德工作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办公室有二十度的温差。他家里锅炉的泵也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前来修理，否则温度就会升到七十五度。毕竟，我很高兴有一个理由去到劳埃德的家。

    凭着素来蛮干的勇武，我把这个问题视为可以轻松解决的小菜一碟，想出种种妙招让我们这位主编不至于受冻。比如，在他穿的背心里加一套能发热的电子线路，再接上一条足够长的电源线，不妨碍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很遗憾，这个主意被他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我没有足够的耐心劝说他，也只得作罢。我的另一个主意，是建议他的秘书把报社办公室的室温逐步调低到六十五度，这样他就能适应较低的室温。可惜劳埃德担心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下，生性冷血的报社记者们恐怕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总之，他自恃见多识广，不愿意听人指教。于是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束手无策了。既然我的设计意图在于让这座住宅被自然景观三面环抱（以及从地板下面），与自然融为一体，此时只得听任劳埃德自己花钱装上双层玻璃窗，也就是像躲在周边时尚房屋里的邻居们一样。加入他们的秘密组织，对于我们而言无异于羞辱，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接下来，明知会对我有所不利，我仍要继续凭着勇武讲述一段最艰苦的考验。我为劳埃德设计了一个小巧的壁炉，以便他坐在炉火旁写作。这个天真的小玩意儿却怎么也学不会让烟囱把烟抽走。也许是因为这项本领实在是太简单了，反而学不会。我设计过的大约三千个壁炉，都无师自通地知道如何让烟囱把烟抽走，即便有那么几个一开始呆头呆脑，后来也都逐个开窍。然而，劳埃德家的这一个却始终愚顽不化，让屋子里黑烟缭绕。它终究会开窍的，我们至今仍未放弃。

    与此同时，好奇的邻居们纷纷驱车赶来。他们在附近停车观察，是否有一丝烟从烟囱顶上冒出。

    也不知是这座房子让劳埃德受到大家如此的关注，还是劳埃德让这座房子备受瞩目？

    瞧瞧，我这位亲密无间的老朋友，兼做戏剧评论和体育栏目编辑的历史学家，就坐在小巧可爱的砖砌壁炉旁。我特意为他设计的这个朴素隐蔽的壁炉，如今却惹人注目，以至于几英里外的邻居们都对它产生了病态的关注。

    三千个恪尽职守的壁炉当中出了一个败类。

    如果我们把物理规律向这个壁炉传授之后，它仍旧不开窍的话，我们打算在烟囱顶上装一个小风扇。风扇的开关安装在壁炉旁劳埃德的座椅边上。每当他不想要太多黑烟，可以开启风扇；他觉得炉火足够旺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在三千个壁炉组成的星河里，这个小玩意儿将因此闪耀着它独特的星光。

    我们会向读者通报最终的结果。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邻居们自会代劳。

    只不过，假如结果令人满意，他们必然对此事丧失兴趣而从此不再理会。

    这座房子让凯瑟琳变成一个园丁，而劳埃德成了一个“没有谷仓的农夫”。这个老小伙子穿着干农活儿的围裙跑前跑后的模样，真是值得一看！他在养猪。

    凭借对这一对夫妇的了解与爱，我把他们身上许多最优秀的品质融入了这座住宅。他们值得我竭尽全力。他们爱这座房子，自己也为它付出许多。

    发生在我的许多业主身上的厄运，同样降临在劳埃德身上——如今他们不愿外出，除非万不得已，一步也不愿走出家门。

    他们的许多朋友，比如阿尔弗雷德·麦克阿瑟，只是出于和劳埃德的友情，装作喜欢这座住宅。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劳埃德的邻居毫不掩饰他们的鄙夷。这些直率的人都住在久远时代的时尚房子里，并且有“久远”的装饰与之相称。

    事实上，这座新的住宅在紧随时尚、吹毛求疵的人群中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人拥有的传统墨西哥式、挪威式、古老的瑞典式和英国卡姆登[360]式的村落，全都不怀好意地隐藏在树林里窥探。

    劳埃德和凯瑟琳给他们活泼而又安详的新家添置的装饰，与尤松尼亚的风格非常“匹配”，连我自己也喜欢为了欣赏它而频频回访。马克·康奈利[361]和亚历山大·伍尔考特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就这座住宅给我写过一封热情的短信。

    假如亚历山大不反对而劳埃德也不介意的话，我愿与诸位分享这一封我心仪的来信。

    亲爱的弗兰克：

    听说你明天将要返回塔里埃森，我自己也将返回纽约州的罗切斯特。但是离开之前，我务必要第二次造访你为劳埃德·刘易斯设计的这座房子。上个星期天，我在那里的第二次体验加深了我此前的印象。我想，单是这一座令人兴奋的房子，就足以让我四处宣讲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全新的教义。

    我比以前更充分地理解了适合的住宅将如何对居住者产生影响。我告诉劳埃德，这房子甚至会令他的朋友们都卓然不群。

    建成这座住宅，是我素来敬佩和欣赏的劳埃德有生以来最明智的行动。在这座房子里，你会感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绝大多数住宅会带给它的主人某种束缚。现在，我先前隐约的感受得到了验证：这样一座住宅能够赋予住在里面的人自由。

    上帝保佑你。

    亚历山大·伍尔考特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The Stampede 蜂拥奔逃

    我拒绝被席卷整个美国的造城浪潮裹挟着奔逃。包括哈维·考柏特[362]、托马斯·兰姆[363]、凡·艾伦[364]、雷蒙德·胡德、拜尔·盖蒂斯[365]的众多建筑师都随波逐流，虽然我只举出了几个名字，但事实上，无论明星还是小辈，我们的每一位商业建筑师都难以幸免。所谓的“光明城市”、休·法瑞斯[366]描绘的更加宏伟的纽约以及拜尔·盖蒂斯空洞的梦想，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对已经失控的城市更加过度地开发。

    一个更高的芝加哥，一个耸入云端的旧金山，等等。诸如此类的蠢行令我生厌。更高、再高些，摩天楼为了不同凡响而盲目攀比。虚假的城市繁荣、各种流行杂志和科学月刊、手操丁字尺和三角板的聪明人们，共同将吞噬人的摩天楼描绘成梦幻般诱人的未来。一旦这个未来得以实现，个人必将沦为微不足道的毛孔。他惟一的价值，是把对他的践踏镶嵌在为他而设计的华丽冰冷的墓碑顶端。

    我们的商业虚荣借助科学虚假的光辉，或者应当说是伪科学的光辉，催生了对摩天楼的狂热。

    尽管如此，摩天楼毕竟是现代商业社会里成功所必备的标志，它实现了城市在某些方面的夙愿。然而，本质上它只是房产商们利用高度集聚获取利润的手段。它以这个时代盲目癫狂的机器作为工具，造成一种对社会的威胁，造就一种虚假的建筑。房产商们无可救药的痴迷和扩张，像咒语一样威胁着这个机器时代，在美国的摩天楼楼顶放上了一具骷髅。

    我的前方有另一条道路。

    极高的建筑只应当出现在郊野。作为田园与城市的结合物，“广亩城市”是我最终为击碎商业虚荣的愚蠢光环找到的利器。然而，吞噬人的摩天楼已经捕获了美国生意人的想象力。在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有摩天楼出现在最尴尬窘迫的地点，挺直腰板努力做个有身份的人，至少要做到“跟上潮流”。它被搁在街边，却与街道毫不相干。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美国建筑师争相充当摩天楼的预言家，力求他们的作品遍布西部的草原，好像这些城市墓地里林立的墓碑？这是一个我不屑于回答的问题。

    虽然从所有道义的、美学的和经济的角度都劣迹斑斑，摩天楼依然充当着美国式商业繁荣的一面旗帜。整个国家为追逐这样的繁荣而疲于奔命，终于在公元一九二九年轰然崩溃。美利坚的奶牛被哄骗着牵进橱窗里，拴在玻璃后面的一根杆子上，只作为广告之用。这头奶牛日渐消瘦，产奶量也逐日减少，只能痴痴地怀想那片她本应在外面享受的草地。

    To the American Eagle 致美国之鹰

    如果你一定要挑战天空，那么不必借助摩天楼，而是应当成为一个飞翔者。在几乎每一枚美元硬币的背后，都有这位飞翔者的象征[367]。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我曾给他发去这样一封电报：“我们都知道你能够直上云霄。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斥着搪塞和怯懦的世界，你不仅能够正直地思考，而且勇于正直地宣告。”你们都知道我指的是谁，在此我也向他娇小而勇敢的妻子致敬。

    在此，我也向一位真正的美国人致敬。无论坦途还是逆境，他都为自己的祖国忠诚尽力。一个倔强的人，亨利·福特[368]。

    尤松尼亚向约翰·海恩斯·霍尔摩斯[369]脱帽致敬。他是一个无畏的英雄，像美国之鹰那样振翅高飞。

    On Taking Effects For Causes 颠倒因果

    四十五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一个建筑运动的诞生和成长。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名字，如今这个运动被称作“现代”建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角之一，我不免将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评论与我所熟悉的事实加以比较。亲身经历让我比从前更加怀疑历史学家的评论。我的怀疑适用于所有历史学家。是的，有时候也适用于我自己。三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就会引发怀疑。

    我看到，原创的作品像创造力的源泉一样传播到世界各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海外都日益壮大，但成果都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表面的相像。

    我一次次为现代建筑贡献了数以百计新的形式，其结果不过是看到它们被人利用，被推向歧路，即使没有被颠倒是非，但是无疑已经被混淆主次。自从一九一〇年我第一次访问欧洲时起，我目睹了自己的作品对美国以及国外当代建筑师们的影响。我目睹了时常有人明显地借鉴我的作品，却声称那是他自己原创的思想和灵感。但是我从未见过有人明显地借鉴他人的作品，却声称灵感源自于我——虽然被借鉴的作品的确受到了我的影响。

    我曾看到评论家，经常刻意地把结果说成起因，把起因当作结果。不可避免地，他们对事物发展只会向后看，造成起因的模糊和混乱。既然我无法倒着读评论文章，所以只能怀着阴冷的嘲讽和适度的不敬，阅读有关我的作品与当代其他建筑师作品之间关系的评论。这些评论是如此含混不清，以至于把结果说成起因，把起因贬低成仅仅只是结果。

    所谓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总体而言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误导”。真相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清晰，“结果”反而日渐膨胀，使“起因”变得愈发模糊。

    一股清泉从地下涌出，自然而然地流淌成一条小溪，水面逐渐变得宽阔，直到成为当代生活奔流的大河——我们还远远不具备观察并且记录下这些的能力。

    或许源泉理应被这种混乱所湮没？

    莫非这是自然界的一种馈赠？

    高等教育是一种低廉之极的骗局，寄希望于靠积攒“信息”而蓬勃发展，却从未真正学到实质的内容。其结果是错把爱国视为荣耀，牺牲当成职责，锱铢必较看做品德，自以为是的吵闹当成乐趣。

    无怪乎这个坐井观天的伟大国度，对宣传鼓吹抱有如此执着的信念。

    或许英语当中有某种东西，将这种语言铸造成一个能干的说谎者，一个能自然地颠倒是非的弄舌者。难道历史与现状果真迥然不同吗？莫非一切历史都不过是在重复同样的谬误：以因当果，以果为因？

    我曾看到评论家玩弄纯粹的巧合，频繁地偏离靶心，把外表作为他分析事实的惟一基础，最终的成果是一篇轻松的小说或者有趣的推测。引人发笑的同时也令人气恼。

    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其结果只会挑起无益的论战，因为评论家从不尊重信息最初的来源。即便他是一个称职的评判者，也从不尊重灵感最初的来源。如果他尊重事实，那么事情就会变得过于简单，缺乏足够的空间供他发挥。我怀疑，历史的“潮流”基本上只是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的头脑是扭曲的镜面，而历史只是镜面里浮现的幻景。

    在我们的时代，适度和理性不合我们的脾胃，跟不上我们的步伐，或者说偏离我们想要实现的目的。正如梅瑞狄斯所言，“速度的另一个名字是贪婪。”[370]人的天性注定了贪婪无处不在。跳出学院的鸽子笼，我们又被另一种条块分明的思维模式所淹没。这种思维模式有它的价值，然而它始终只能看到一个个局部，只会为了某人的利益将局部拼凑成整体，并且令人遗憾地牺牲未来。

    因此，任何对形式真诚的探寻都会陷入敌意的圈套，更可怕的是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的困惑。

    我们需要某种东西作为建筑坚实的地基。无疑，那就是真理。真理的探寻者总是回归简单，以公正与宽广的胸怀，让满载自以为是的学究们的小舢板摇回到它下水的地方。

    建筑生长的土壤里有艺术与科学浇灌的伟大和壮丽，它拥有的未来广阔无垠，超出了评论家们想象力的边界。

    Dr.Ferdinand the Friend 我的朋友费迪南德博士

    诸位是否记得，我曾经说过，塔里埃森学徒会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来的援助？我应当收回这种说法。虽然那是发生在学徒会成立之前，但是离开这个人的慷慨资助，恐怕根本就不会有学徒会的诞生。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费迪南德·柴维尔。正如你在本书第四卷看到的那样，为了保护我并让我能重返塔里埃森继续我的事业，我的七位朋友和曾经的业主分摊筹集到大约五万七千美元，成立了一家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投资对象的公司。主要的出资人包括费迪南德·柴维尔博士、哈罗德·麦考密克、库恩利夫人和达尔文·马丁。此外，本·培奇、简·波特夫人和派克制笔公司的乔治·派克也各有一份出资。

    费迪南德博士担任该公司的主席（我怀疑这有悖于他自己意愿）。虽然这五万七千美元的发起资本在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中损失殆尽，最初筹集这笔钱的目的总算侥幸得以实现。

    目的就是让我能重返塔里埃森，保护我继续自己的事业。

    费迪南德恐怕不会喜欢我这样的说法，然而事实如此：这家“公司”的绝大多数出资人都很“富有”，而他却只是一个依靠薪水和历史教科书版税的大学教授。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他不仅认购了公司成立时他自己的那一份七千五百美元，还以一位后来担任公司秘书的朋友的名义，又秘密地追加了五千美元。不仅如此，为了证明人能够如何驾驭金钱，当舍伍德·安德森[371]的作品不再畅销的时候，费迪南德仍对舍伍德的写作事业给予丰厚的资助，甚至超过对我的建筑事业的支持。可怜而又伟大的舍伍德！舍伍德是如此可爱，我敢说，费迪南德爱他胜过爱我。

    这一切足以证明，金钱永远无法束缚像费迪南德这样的隐士的手脚。退休之后，他请建筑师沃特斯多夫为他设计了一座舒适的小房子，就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城外的一片树林里。他在那里悠然地生活和写作，不远处住着他的邻居卡尔·桑德堡。卡尔曾经用笔把一位民族英雄细细地解剖再组装起来，为此收入颇丰。但是真正的卡尔天生是一个诗人，他的命运应当是光辉的失败而不是这种成功。“成功”的帽子扣在卡尔头上显得很不相称。

    没能为费迪南德设计他的住宅，这让我感觉虽然接受了他的帮助却得不偿失。我宁愿他没有为那个公司出资，而让我来设计他的住宅。然而，当时我正漂泊在外，前路不定。费迪南德博士急需有一个新家……关于他为什么不愿劳神费力地奉陪我完成一个建筑，也许你会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我承认，当时的情形确是不容乐观。可是，你能猜到吗？我相信，费迪南德不打算以克服种种困难为代价换来我微薄的回报，是因为生性谦逊的他乐于享受孤独。他只想要一座简简单单的房子。如果由我来设计他的家，他或许会被旅游者和建筑系的学生们逼得整日没有一刻空闲。他会变成一个标本、一个展品。既然不打算享受向每个参观者收取五角钱的特权，他选择了无名的建筑师沃特斯多夫。

    因此，我嫉妒那个沃特斯多夫——和他的籍籍无名。

    籍籍无名能让你轻松随意地生活。

    假若我没有偏离青年时代羞涩的秉性，我就有机会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设计一座住宅。

    据说女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一派胡言！

    只有为名誉所累的傻子才会不断地付出代价，更大的代价。

    The Merry Wives of Taliesin 塔里埃森乐悠悠的夫人们[372]

    当我与诺艾尔分开之后，孤独一人守在塔里埃森时，陪伴我的是三位妻子：希尔维亚、戴妮和信。很遗憾，她们都不是我的妻子。她们的丈夫分别是我的三个助手：来自苏黎世的沃纳·莫瑟，来自维也纳的理查德·纽特拉，来自东京的土浦龟城。难以想象没有他们的话，我如何能走出那段精神的、道义的和情绪的低谷。

    和今日的塔里埃森Ⅲ一样，那时塔里埃森Ⅱ傍晚的客厅里时常有音乐响起。有时候，我们会驱车到野外畅游。沃纳（他擅长小提琴）和希尔维亚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儿叫洛伦兹。我喜欢看着洛伦兹跑来跑去，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抱起他。理查德和戴妮也有一个儿子。当他们还在维也纳时就特意给他起名叫“弗兰克”。土浦夫妇新婚不久。他们加上我的助手威尔·史密斯，组成了我当时的家庭。这个快乐的家庭给我艰难和困窘的处境带来了温暖。

    这三个小伙子协助我专注于创作，他们的夫人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遇到奥格瓦娜之前的几年里，他们一方面让我感到少了几分孤独，另一方面，却令我愈发渴望“我生命中的女性”。尤其是沃纳和希尔维亚的孩子，让我渴望塔里埃森能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可爱。没有孩子的塔里埃森算什么呢？我猜是这些幸福的年轻夫妇和缓地推动我跨过了离婚的沟壑，拥有新的婚姻，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

    这三位年轻的夫人个性迥异。她们的丈夫堪称才华横溢，但是和自己的妻子相比还稍逊一筹。性格坦诚的希尔维亚是个美人。天才的戴妮会一边拉大提琴一边唱歌，两样都带着她自己鲜明的风格。像绝大多数欧洲人那样，她在音乐方面造诣精深。信穿起精美的和服，就像一个娇小的日本娃娃。极富才干的龟城，总是在眼镜片后面聪颖地眨着眼。

    如今回首，塔里埃森的那一段日子是风暴来临之前的宁静。随着奥格瓦娜进入我的生活，窗外的风暴拉开了序幕。此后不久，这三对夫妇都相继离开了塔里埃森，其中两对按照他们预期的安排回国，还有一对去了西海岸“找工作”。

    沃纳带着他父亲的一封信来到我这里。奥托·瓦格纳去世后，他的父亲莫瑟教授或许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建筑师。在信中，莫瑟教授希望我收下沃纳做我的学生，我很高兴身边有这位杰出建筑师的儿子。龟城曾跟随我在东京设计帝国饭店。理查德还在维也纳时就多次联系我，请求来塔里埃森。几年后，他贸然前来却发现我不在塔里埃森。于是，他和另外两个年轻建筑师霍拉伯德[373]和鲁特[374]一道，在附近守候了几个月，直到我回来。今天，沃纳、龟城和理查德各自在瑞士、日本和加利福尼亚崭露头角。

    自传的作者往往会展示一大批私人信件。在这里，我想和你们分享不久前沃纳写来的一封信。凭借自己一批有分量的作品，莫瑟教授的儿子如今已经是瑞士卓有成就的建筑师。

    亲爱的赖特先生：

    这场极权者发动的战争，让欧洲建筑界充斥着动荡、牢骚和机会主义。欧洲迫切需要一个建设性的、敏锐犀利的头脑。你毕生的作品勾画出一条从不间断的发展轨迹，向我们展示了同一种法则千变万化的应用。你的作品，是对每一个富有理性的建筑师的慰藉，鼓舞他们永不逃避。他们从中感受到坚定的信念，相信今天一切美好的事物，相信可以用富有时代特征的声音赞颂这些美好的事物。

    我的英语很差劲，但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为了准备一次关于你的作品的报告，我从新近出版的书刊上了解到了你的新思想。在瑞士，有许多学生对你的作品怀有自发的热忱。我希望通过与你的建筑作比较，暴露出瑞士建筑界的缺陷。它缺乏完整、协调和想象力，以及其他许多许多！

    当然，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奇思原创的头脑，只能尽量跟随他基本的思想！自从三年前在巴黎见到你和奥格瓦娜，希尔维亚和我时常挂念你们。我清楚地记得你批评我的设计，“沃纳，你需要被人狠狠拍一下屁股！”

    我们非常乐于知道，你和你的小家庭这些年来是否安好。

    在你的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永不枯竭的青春。你的灵感和激情令所有后辈建筑师为之汗颜。

    想必你了解瑞士目前摇摆动荡的局势。我们正在竭力维护国家的独立。

    随信附上一些我作品的照片，恳请你严厉的批评。我听说在纽约举办了你的大型展览。很遗憾我无法前往观看。瑞士也正需要一次这样的展览！

    希尔维亚和三个孩子都很好，过几天，我们将去滑雪度假。洛伦兹现在和我差不多高，再过两三年就要从学校毕业了。他也想做一名建筑师。如果他有机会做你的学徒，我将不胜荣幸。

    我本人以及我们全家人，向你和赖特夫人致上一九四一年的新年祝福。

    你的沃纳

    Lulu Bett 露露·贝特小姐

    佐娜·盖尔[375]曾对我说：“我认为，你所做过的最明智的事就是留在这个国家。”

    我回味着她的话，此中深意颇多。

    当我在塔里埃森还只有希尔维亚、戴妮和信这三位妻子，有时候，我会带着她们当中的一两位开车沿河而上，去波蒂奇市拜访佐娜。为此，我不得不忍受她住的那座老式殖民地风格的盒子（当然，那并不是她自己盖的）。这个被柱式包裹着的乡间宫殿突兀地立在街边，把一大片草地留在威斯康星河畔的后院。草地上稀疏的几棵大树，守着从塔里埃森的窗下流到这里的河水。

    我的家人都认识佐娜，我母亲和姨妈们都很崇拜她。我在日本读了《露露·贝特小姐》，立刻决定回到美国后要深入地了解它的作者。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也务必要搞清原因何在。当她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376]一起来塔里埃森做客，我见到了她。

    去佐娜家的路上，我们时常会在河边采满满一大捧野花。有那么一两次，她的老父亲粗暴地喝令我们把花全都扔在门外，因为他患有花粉热。

    有时候，我会带上龟城和信夫妇，让他们穿上和服（少不了日本纸伞），在河边的草地上摆出姿势为佐娜做摄影模特。她家里总有一些文学名流出没，和我们一道共进简单的晚餐。

    我非常厌恶佐娜·盖尔所处的环境，那里配不上她这件威斯康星州的宝贝。在还没遇到奥格瓦娜之前，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对于《露露·贝特小姐》的作者而言，塔里埃森会是更适宜她的家。可惜我已经是一个浪荡之徒，无法引她垂青。或许我总是期待女人和我做爱，然而我却想象不出如何同佐娜·盖尔做爱。

    她始终欢迎我们，不时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但是她不愿和我在公开场合露面，担心这会危及她非常珍视的威斯康星大学校董的职位。我猜测或许个中另有原因，当时离她结婚的日子很近了。和我在公开场合露面，曾经给许多女子带来危险，更不要说给我本人造成的危险。我所爱的是写出《露露·贝特小姐》的佐娜。略微熟识之后，我告诉她我不相信是她写的这本书。她自己和露露·贝特的差异是如此之大。然而你无法和佐娜争辩。她是那样地完美可爱，仿佛一件精致的象牙雕刻。

    我仍在琢磨，她所说的“最明智的事”本意究竟何在。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明智”的选择使我留在这个国家。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一种体质和血脉的牵连。我的母亲深爱着这片山谷。我确信，当我吸吮着她的乳汁，其实就是在吸吮着这山谷的乳汁。

    伴随着我的成长，这片土地的美更深地沁入我的身体里。踏着被落日拉长的影子在乡间散步，就像是看一眼杯中微苦却又醉人的鲜啤酒，喝上一口；再看一眼，再喝上一口。

    我不禁想知道，所谓的“天堂”里是否也有如此美妙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死亡将是多么可悲啊！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热爱的乡间都是一个永不背弃的诺言。

    The American Citizen 美国公民

    与“塔里埃森乐悠悠的夫人们”和“露露·贝特小姐”一起组成三部曲的是另一段往事：奥格瓦娜何时、何地、如何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命运之手安排她出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既然命运如此安排，而这又是一本自传，我不敢违抗命运的意志，擅自篡改她出现的时机或者遗漏这段故事。十八年来，她靠在我的臂弯里，紧贴我的胸膛，一直是我欢乐和灵感的源泉。

    我为她的故事随手写下了一个标题：“美国公民”。虽然它远远无法体现故事所蕴含的深意，但这毕竟是如今奥格瓦娜真实和恰当的身份。

    假如我是在持续不断地“成长”，那么当奥格瓦娜出现的时刻，我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前，至少是我成长历程中一个至关紧要的阶段。那时，我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失效，却始终固守不去。是什么？是我自己吗？

    我遇到她的时候正和杰瑞在一起。杰瑞·布鲁姆是我早在中路花园时就合作过的“老相识”。杰瑞心地纯良，有时候却令人生畏。他是一个周游四海、外粗内秀的画家，可惜被他父母如流水般花在他身上的钱毁掉了。当时他正因为和妻子露西闹矛盾而怒气冲天，而我正在人生前所未有的谷底徘徊。某一个星期天，我恰好在芝加哥的国会酒店小住。我们两个“悲惨世界”里的人，走过两个街区，去看下午场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

    我们的座位在靠近舞台的包厢里，挨近栏杆的位置。包厢里的第三个座位空着。很显然，它是座无虚席的整个观众厅里惟一的空位。舞台上卡莎维娜[377]刚刚开始起舞，引座员悄声地领着一位苗条的深色衣服女子，走到满场惟一的这个空位前。我偷偷观察着她贵族气质的仪表。美丽但毫不张扬，没有戴帽子，额头上中分的深色秀发遮住耳朵。几乎没有化妆，小巧的披肩和非常简洁的衣着。法国人吗？极具法国气息，但也可能是俄罗斯人。不去多想她的国籍，我立刻被她的容貌所吸引，揣测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芝加哥？从这位温柔的陌生人走进包厢也走进我的生命起，虽然能够清楚地看见卡莎维娜立在一个脚尖上，我的心思却已经完全不在舞台上了。

    对于坐在他身边这位举止优雅、苗条的深色衣服女子，杰瑞显现出比对卡莎维娜更为浓厚的兴趣。他略微凑近了一些——显然令对方感到不安而坐得离他远了一些。我透过栏杆看看楼下的池座，目测一下假如我把他扔下去的话，他会落在哪里。鉴于伤及下面过多的无辜，我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愚蠢地冲着我夸赞起卡莎维娜，用意却是在身边的女士。我也回敬了他一句，同样是为了引起这个陌生人的注意。

    “不，卡莎维娜糟透了。她已经死了。”我指指楼下的观众，“他们也全都死了。是死人在为死人们跳舞。”

    年轻的法国女士朝我投来会心的一瞥。曲线妩媚的额头，深色的眼睛，莫非她是一位俄罗斯公主？

    这一瞥击中了我。一股莫名的欢喜涌满我的全身。突然间，我痛苦的心中亮出一片天空。过去的许多年，我一直隐隐渴望着的东西在心中荒废着，终于出现在我面前。诗意的生命！这一次机缘巧合，难道不是一首诗？我像是一个饥饿的人。

    直到中场休息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杰瑞的存在。某种昏睡已久的东西在我胸中苏醒了。中场休息时，杰瑞迫切地要打听出这位女士的来历。“请原谅，夫人，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对方的冷淡之中透着疑惑。

    “在纽约，瓦尔多·弗兰克[378]家里，对吗？”

    她很吃惊地望着我，在记忆中搜寻着。没错儿，这位陌生的女士凑巧认识瓦尔多·弗兰克的妻子玛格丽特。我们聪明的骑士又举出几个她也认识的名字，杰瑞就此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他介绍我道，“我的朋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著名建筑师。你或许听说过他。”她没有听说过，但是她看我的目光流露出似乎在哪里见过我。我想我一定也在哪里见过她。不，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某种朦胧的东西渐渐变得清晰。

    她的语调富有低沉的音乐感。她用简短的一两句话评价卡莎维娜的表演，表现出对舞蹈和舞蹈界非同寻常的熟悉。我提议演出之后一起在国会酒店喝茶。想必是命运悲悯我的灵魂，从一个未知的世界里遣来使者暗中加以撮合，她点头接受了我的邀请。她接受得非常自然，不带丝毫做作和犹豫。

    我爱上了她。

    一切就是这样简单。当命运之手安排妥当，其他一切都退在幕后。本应如此。

    茶杯与茶杯之间，自然少不了林林总总有关哲学和艺术的话题。我和她互递着微妙的弦外之音。她从容的仪态得益于在葛吉夫学院接受的训练，令我遇到过的所有人接受过的教育都相形见绌。不经意间，我知道了诸位已经知道的一些故事。她——奥格瓦娜，生于黑山的采蒂涅一个政府要员家庭，由她姐姐照管在俄罗斯的巴腾接受教育。此时，她带着七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刚刚从巴黎来到芝加哥，与已经分居了的丈夫处理一些事务。她原本打算尽快返回巴黎。诸位也已经知道，这个有趣的名字“奥格瓦娜”，是她在巴腾的朋友们把“奥尔迦·伊万诺夫娜”（俄语里“约翰的女儿奥尔迦”）精炼而成的别名。这个别名是类似英语里某某“先生”或“夫人”的一种尊称。

    我对葛吉夫学院先前曾经有所耳闻，它的宗旨是倡导人和谐的内心世界。前一年夏天，葛吉夫这位来自亚洲的哲人率领他的学院，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展示对人性协调的独特研究。奥格瓦娜曾是葛吉夫的追随者之一。从她那里，我对这团体独特的训练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奥格瓦娜用他人无法模仿的语调向我讲述了这些。在此，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话加以转述。包括邬斯宾斯基[379]、奥拉格[380]、罗斯梅尔夫人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381]等名流似乎都是葛吉夫的资助人和信徒。他门下出众的学生包括奥格瓦娜、让·扎茨曼、莉莉·盖罗尼、哈特曼夫妇和舒恩瓦尔夫妇。在我看来，葛吉夫创立的这种舞蹈修身体系与达克罗士[382]的教育方法非常接近，但是前者更为博大精深。奥格瓦娜将它描述成一种奇妙的灵性开悟。

    奥格瓦娜似乎很赞赏我对葛吉夫学院的评价。隔着一张小小的茶桌，我们谈到许多有趣的话题，但是我和她的交流绝不仅限于言语。我没有小说家的妙笔，无法描摹当时我们那种默契。或许梅瑞迪斯能担此重任，但是就算他能够写出来，恐怕也难以令我和奥格瓦娜满意。

    杰瑞在旁边滔滔不绝。奥格瓦娜不露声色地避开杰瑞的话题，却又不让他太显尴尬。我很崇拜她这种淑女的艺术，胜过我崇拜她对哲学的见地。但是杰瑞毕竟非常健谈，为我们的谈话添了些火花，因此我姑且原谅了他的放肆。半小时后，奥格瓦娜起身告辞（起身就是她的示意），她必须回去照看女儿。但是我无法接受让她就这样离去——我害怕她会永远消失。

    “奥格瓦娜，能否留下你的地址，这样我们或许会给你打电话。我想继续向你请教。我无法想象让我们有趣的相识就此中断。”我一片真诚的求知热情，让她的迟疑只保持了短短一刻。但是不难看出，我想向她炫耀的热情不亚于我想求教的渴望。杰瑞记下了地址——作为一个画家，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支铅笔；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从来不带。

    奥格瓦娜走了。多么迷人的名字啊。灯光随着她的背影远去而熄灭。然而我很清楚，无论她身边或是我身边有怎样的阻力，任何事都不能阻挡我再次见到她。我到东部去了一个星期，在火车上给她写了一个字条。我重又陷入难耐的空虚。

    一回到芝加哥，我马上打电话叫杰瑞过来。我猜他已经去找过奥格瓦娜。可怜的杰瑞被露西折磨得惨不忍睹，我只好先听他倾诉苦水。

    “杰瑞，你去找过奥格瓦娜吗？”

    苦命的画家去了奥格瓦娜留下的地址，“可是，奥格瓦娜只想谈关于你的事，简直无聊透顶。”杰瑞觉得索然无趣，对此我万分感谢。甚至他此刻发出的几声个性化的咒骂，我听起来也很悦耳。

    我给奥格瓦娜写去一个字条询问何时能见面。在商定的时间，我邀请她观看演出。演些什么我们如今都记不得了，总之无关紧要。她有几个知心的朋友住在芝加哥河北岸，其中有些是音乐家。我们很快就开始搅扰这些朋友。

    不久，我邀请她来塔里埃森，见一见希尔维亚、戴妮和信，还有她们各自聪明能干的丈夫。奥格瓦娜和“塔里埃森乐悠悠的夫人们”有诸多欧洲式的共通之处。她第二天下午才离开。我在一九二四年时的“家人们”了解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他们都坚信奥格瓦娜属于塔里埃森。她的离婚申请正在法庭处理中，并且已经获得对方同意。我的申请也一样，只待签字——那么何必等待呢？两股激情涌动的喷泉不会等待。我们的天性中从未有过等待，也永远不会有它的位置。

    假如我们稍加“等待”，将会避免多少困苦和艰辛，对此我们毫不知情。但是即便有所预见，或许依然不会有一丝迟疑。

    无论是幸福还是坎坷，我们相互拥有。

    奥格瓦娜属于我了。在一起去纽约的火车上，我给她读了卡尔写的《白马姑娘与蓝色风之子》。我相信卡尔也会为她选这一篇。我刚刚读完《鲁特伯格故事集》[383]，喜爱之余我给卡尔写了一封致谢的短信，你将在稍后读到。

    我们用诗意的激情勇敢地开启了新的生活，然而艰辛随之而来。正如你在前面第三卷里看到的那样。你没有看到的是，命运——终于有这么一次仁慈地对待我——安排的相遇最终结局如何。十八年来，奥格瓦娜这位完美的伴侣和我一道在塔里埃森经历了幸运与不幸、健康与疾病（绝大多数时间里是健康）。奥格瓦娜不是那种只在阳光下出现的朋友。我们共同完成了丰硕的事业，分享充实的生活。我们经受过的考验，足以击垮任何一个没有为捍卫理想作好准备的人，足以挫败任何一个不能将造化的馈赠和炽热的爱情化为灵感的人。

    顺流或是逆流，和她在一起总让我的意志蓬勃向上。

    我们结婚了。但是除非你刻意强调，我们自己甚至注意不到这个世俗法律的节点。我身边的这个女子怀有与我相似的理想，充满激扬的想象力。她是一位真正的伴侣。

    无论共同面对怎样的困苦，她从未退缩过。

    令人惊诧的是，从她珍藏的照片上看，她的黑山祖辈与我的威尔士祖辈何其相像。虽然我和她的相貌并不相似而只是精神相通，但是若干世代之前，我们的先祖来自同一个家族也未可知。

    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考门斯教授告诉我们，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黑山人、巴斯克人和威尔士人都是有所关联的山地民族。她经受的严格的教育环境和我的少年经历非常相近。我们两人不但分享基本的价值观，并且也相互认同由此生发的许多观念。在无关大局的生活内容方面，我们之间恰好有足够多的差异，让我从她的一举一动中找到乐趣。

    她能够无比自如地解决学徒会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她会雕刻、绘画、烹饪、舞蹈、演奏和歌唱。斯维特兰娜在这方面很像她。这不仅仅是多才多艺，而是每一种才能中都蕴藏着激情。

    在一系列前文描述过的法律纠纷之后，斯维特兰娜来到塔里埃森和我们共同生活。如今，她是韦斯利的妻子。

    至于那个让塔里埃森完整的“小可爱”？伊奥万娜已经长成十七岁的大姑娘，和她母亲一样高，一样亭亭玉立。她有一头和我在她这个年纪时一样的栗色头发。她看人的眼神颇有几分像我，但是幸好也有几分像她母亲，免得像我一样乖张惹事。

    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故事，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家事而已。在我们太迟的相遇之前，奥格瓦娜和我都经历了太多坎坷。奥格瓦娜时常说起，“为什么你我没能更早相遇，相遇在所有过去的坎坷变为现实之前？”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有些忘恩负义，因为她不会喜欢那个尚未被无数困窘锤炼过的我。那时的我，心中还没有对诗意生活的渴望，还没有治愈太多打击和太多赞誉对我造成的创伤。我厌恶那时的自己。同样地，如果奥格瓦娜缺少了因为她自身的挫折而激发的渴望，她的脸上将不会有今天这样高贵的神情。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此自豪地看着她浸染白霜的长发拂过秀美的前额。

    勇敢的她怀有一颗母狮的心。

    不，我认为我们相遇的时机恰到好处——正如天外诸神安排的那样。我甚至不愿意让今天的自己变年轻几岁。因为今天的奥格瓦娜和我都处于恰到好处的年龄，拥有足够成熟的人生。在成熟与青春之间，我无疑更青睐前者。我宁可死去，也不愿重拾我自己的“青春”。

    当奥格瓦娜被“引导”着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她笔直地站在法庭上，回答法官的提问。

    她吐字清晰地答对了所有问题。惟有一个问题，她犯了滑稽的错误。

    “赖特夫人，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形式是什么？”

    “民主，先生。”她毫不迟疑地答道。

    年老的法官冲她俯下头，带着一丝微笑，敲打着他桌上的记事簿。“不对，赖特夫人。我们是一个共和国。”

    从此，她是美国公民奥尔迦·伊万诺夫娜。

    To Carl Sandburg, Poet 致诗人卡尔·桑德堡

    亲爱的卡尔：

    几乎每天睡前，我都要读你写的这些童话。它们是我长久以来向往的东西——诗歌。

    不用多久，我就能把它们全都背诵下来了。

    你把书寄给邓塞尼爵士[384]了吗？收到你寄来的书，他一定会为自己生为爵士，所以不得不写些神灵题材而感到遗憾。

    很久以来，我一直试图像“小亨利”那样戴着露指的手套弹吉他。多么美的《白马姑娘与蓝色风之子》啊！还有那些在玉米里随风起舞的小精灵，《玩具娃娃的婚礼队伍》和《想一起有个孩子的两座摩天楼》！

    卡尔，今后一百年里出生在中西部大平原上的孩子们，都在用他们粉嫩的小手捂着脸，盯着你偷偷地笑。他们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朋友。

    还有幸运的“小燕雀”和“斯卡波奇”[385]，她们那个从火中诞生的爸爸懂得蓝色。蓝色是幸福的幻想。无论多么伤心，它总是会醒来并且歌唱——或许永远不停地歌唱？

    是的，卡尔，惟有从火中诞生的人才懂得蓝色。你正是我心目中的这种艺术家。请把这朵小花在你的帽檐上插一天，它是我和往常一样在小路通向天空的地方采来的。我会在鲁特伯格镇那里等着你带“小燕雀”和“斯卡波奇”来和她们的叔叔一起玩。

    弗兰克

    塔里埃森

    那时候，天才的卡尔正在细数我们国家最受爱戴的英雄[386]有多少根头发，用手指触摸英雄衣服上的每一个扣子。这位伟大的领袖真诚地相信，惟有一半国土以自由的名义毁掉另一半，联邦才得以存在。走上奴隶制这一条歧路的农场主们，被走在机器化大生产控制消费这另一条歧路上的工厂主们消灭了。

    这位伟大的狂人发明了一个民主国家内战的征兵号令，以白人为奴隶驱赶着黑人奴隶，使后者变身为国家的一部分。他并未禁绝奴隶的存在，而是给金钱和机器这二位强权者加冕，在被摧毁了的南方的废墟上挥舞着星条旗。假若北方给予任何实质的帮助，南方的文化原本可以深深地扎根，并且借此从罪恶的深渊中自我解救。

    拿破仑说，“你知道什么事最令我惊诧吗？暴力没有能力组织起任何事物。”

    战争本身就是对文明的一种否定。

    The Invited Guest 受邀的客人

    巴西，里约热内卢

    一九三〇年十月

    泛美联盟[387]邀请我前往里约热内卢，作为代表北美洲的评委，评判哥伦布纪念碑的国际设计竞赛。由赫伯特·凯尔西（他设计了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楼）负责组织此事。可以携夫人同行，看起来这会是一次有益身心的远游。虽然奥格瓦娜和我都是蹩脚的水手，但是说不定在平静的南大西洋上，我们会表现得不那么差劲。

    好了，我们整理行囊，在船就要起锚离岸前，跳上一艘美国造的邮轮。凯尔西已经在里约热内卢等候。

    同船的有一群外交官，还有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388]。不知何故，他从美国出发却代表欧洲。欧洲和北美洲这两块大陆将通过威斯康星和芬兰进行交流。

    我一向对沙里宁心存不满。我把他看做最成功的外来的折衷主义者。当然，这样的评价背后不乏嫉妒之心。眼看他轻松地在美国富豪们的港湾里赢得泊位，而我却不得不在风浪中苦苦抗争。没错儿，这的确是有些小肚鸡肠。但是，美国的井底之蛙们认为如果能找到文化的话，必然是取自海外。舶来品在闭塞的地域广受追捧，尤其在底特律。我猜他们认为我们在美国本土找不到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

    当然，这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睁开眼睛。

    沙里宁这位操着北欧口音的英语、来自芬兰的世界公民，将我此前的抵触情绪一扫而光。在船上，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对每一个话题都抱有一致的观点。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而他对我的观点即便有异议，也都被我说服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芝加哥火车站餐馆里的一次偶遇。我和沙里宁各自为一座教堂的设计途经这里。他前往哥伦布市，我赶往堪萨斯市。正如他通常的好运，他的项目预算有一百万美元；正如我通常的晦气，我需要依照大约十五万美元的造价，设计规模相仿的教堂。

    沙里宁问我，是否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设计方案，“你觉得它怎么样？”

    “嗯，伊利尔，”我答道，“看到这个方案时我不由得想，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位建筑师啊——我指我自己！”

    他在我胸前擂了一拳，我们开怀大笑。这就是真正的沙里宁，恐怕那也是真正的我。沙里宁生而为一个芬兰人，死亦是一个芬兰人。

    而我呢？一个有英国人血脉的美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并且拒绝死去。

    每次提到沙里宁，我总是会想到给匡溪艺术学院[389]带来魅力的卡尔·米勒斯[390]。

    卡尔是雕塑家——或许是举世最伟大的一位。

    在他自家的大厅里，摆放着原是巴贝里尼家族[391]藏品的整套古希腊雕塑。那是他亲自购买并从罗马运到美国来的。他曾说要将这些雕塑送给塔里埃森，而不是留在匡溪艺术学院。

    我多么希望巴贝里尼家族的收藏能在塔里埃森安家。

    继续我们的南美洲旅程。客货混装的巨轮在里约热内卢的晨曦中靠岸。日出的港口无比绚丽。一群小伙子（我猜是学生们）登上船围住了我们，他们当中只有一个（或许还有半个）能讲英语。

    他们代表的是巴西美术学院的七百多名学生。学校里正在举行所谓“罢课”（这是从美国借来的说法）。这所学校是法国人依据法国模式创办的。拉丁人理所应当关照拉丁人嘛。美术学院的教授们把我和我的每一位志同道合者都拒之门外，图书馆里禁绝所有我写的书和有关现代建筑的刊物。

    这些小伙子受全体学生之托，向我求助。

    我会帮助他们吗？

    我会的。

    “要当心，”沙里宁说，“这是一个崇尚革命的国家——还不等你醒过神来，嘶啦——”，他拿手指在喉咙上比画着，“到时候后悔莫及。”

    “没关系。来吧，一起来帮助他们。”然而，他选择留在侧翼。

    很快，我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当我遇到赫伯特·摩西的时候，我的脑袋还安全地装在脖子上。他是里约热内卢的主要报纸之一《环球报》的编辑。借助于他，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用一种外语来发表演讲。摩西不仅思维敏捷，而且擅长表达（不愧是老到的编辑）。我向他解释了我准备帮助学生们的想法，他也非常热心。

    和敌人首次交锋的战场，是美术学院古香古色的大厅。我和美术学院的名流们在台上落座。坐在我身边的是会议主持者，巴西大学仪表堂堂的校长。他用英语问候我：“好——你。”我回答道：“你好。”显然比他讲的要流利一些，毕竟我是在使用母语。我懂的葡萄牙语比他懂的英语还略少一些，而我刚听到的这一句就是他会的全部英语。美术学院的七百多个学生中，虽然有不少能读懂英语，居然只有一个半能讲英语！

    《环球报》的编辑讲起英语来，活脱脱一个扬基佬。

    我们的驻巴西大使，随和而又称职的摩根先生也到场发言。

    我们这些名流端坐在高高的长凳上，就是在美国法官们坐的那种长凳。学生们黑压压地挤在台下。

    会议开始阶段是富有拉丁民族特色的正规礼仪。巴西大学的校长致欢迎词，随后是两位教授致辞。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不待我开口，台下骚动起来。

    我拉住《环球报》编辑的胳膊，和他并排站着。我每讲一两句话之后，由他翻译给学生们。他的翻译让年轻的叛逆分子们情绪异常高涨。

    生性奔放的拉丁人。

    我尽力为他们呼吁——青年是巴西的未来，如果压抑这些活跃向上的青年，让长者们的意图左右他们进步的思想，巴西还有什么未来可言？诸位不难想象我都讲了些什么。我的讲话结束，《环球报》的编辑也停下翻译。

    年轻人们冲上台来，围住了法官们的长凳，把名流们推到了一旁，连《环球报》的编辑和大使先生也被挤在一边。他们夹住我来到街道上，拥上一辆出租车，驶向科帕卡巴纳海滩。

    接下来，是会议和更多的会议。

    有关哥伦布的事宜退居次要，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对参赛作品作出了评判。然后就是一次次盛大的宴会。我写下了对竞赛的评判意见，其他评委都很客气地一致赞同——何必为此争执。争执有什么意义呢？一个英国青年凭借实力获得了大奖。可惜除了五六个例外的所有参赛作品，全都是宏大狂热的拙劣形式，空有精湛的绘图技艺。和几乎所有竞赛一样，整个过程都是一场徒劳。除了一帮平庸之辈评判一个平庸之辈的平庸作品，竞赛还能意味着什么？评委们通常是被挑选出的一帮平庸之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剔除掉最差的和最好的作品，然后再从一堆平庸之作中挑出平庸的代表。这就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然而，我不会这样做。

    美术学院的“罢课”趋于白热化。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多少场合发表了讲话，记不清给《环球报》和《晨报》这两家巴西主要的报纸写了多少篇稿子。

    每次学生们来邀请我，我都欣然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且由赫伯特·摩西充当“翻译”——希望他的确是在翻译我的话。他变得口若悬河，让我疑心他对我讲的话作了过多的发挥。我见到了学生们期待的“现代派”教授们。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建筑师，有很优秀的人品。权威人士们要么是过于疏漏，要么是宽宏大量，竟然没有将我逮捕。但最终有一位名叫阿罗约的教授被逮捕了，他曾经和我并肩向学生们讲话。

    沙里宁警告我，接下来就会轮到我。

    他以芬兰人独有的镇定，在一旁静观事态。

    巴西有一所最高学术机构，是类似法兰西学院那种打造勋章的场所。巴西国家艺术院为我召开了一次会议，授予我荣誉院士。我接受了，条件是国家艺术院帮助学生们争取自由。

    他们同意了。

    巴西建筑师协会为我们及夫人们设下晚宴。我为了学生们的福祉慷慨陈词，直到在我的发言和七种不同牌子葡萄酒的共同作用下，与会人士们都热泪盈眶。我自己没有喝酒却也同样热泪盈眶。建筑师协会在席间授予我荣誉会员。我接受了，条件是建筑师协会帮助美术学院的学生们。

    他们同意了。

    里约热内卢人就像一团燃烧着勇气的火焰。我从未想过我会像这样爱上拉丁民族。在我们逗留期间，奥格瓦娜和我的脚掌几乎挨不到地面。我们被热情的朋友们和他们美丽的妻子们簇拥着，从一处聚会转到另一处。周末的时间，我们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晒太阳，或者驱车沿着市郊的海岸线，饱览里约热内卢轮廓奇丽的群山。

    凯尔西一定对我痛恨之极——所有这些和哥伦布纪念碑有何相干？

    一位著名的法国景观建筑师，当时也身在里约热内卢。他为这里的海滩设计了凡尔赛宫式的花园。当地人请我对他和他的方案作出评价。

    我深感难以胜任。

    在我们六个星期的逗留期间，恰逢“大西洋号”[392]到港。里约热内卢全城出动，涌到码头上一睹其芳容。幸亏大使馆强悍的保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我们才得以跟在大使先生身后，从跳板登上船，欣赏我心目中法国对现代建筑作出的最大贡献。

    巨轮室内优雅的设计和精美的手工艺果然令人叹服。我坐在那里，为之倾倒。

    里约热内卢人只有一个缺陷——他们疯狂地热衷于照相。无论何时何地，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聚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总有快门或者镁光灯闪个不停。大使摩根先生通常都会在场。他堪称里约热内卢的红人，没有一个公共或者私人的社交场面能少得了“大使先生”。

    宴会之后，每个人都给其他所有人照相。我被建筑师们簇拥着照相，特意由王牌人像摄影师掌镜。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不得不在一大叠照片上签名，以便送给每一位巴西建筑师。

    我们将要启程回国。各种欢送活动热闹无比。学生们希望能为我们做点什么，但是他们说自己已经“潦倒”得太久（和我一样）。有几个人想买花送给奥格瓦娜，可惜囊中羞涩。

    或许他们可以到我们的酒店，为我们唱一首夜曲？是的，他们来了——数百个学生。

    他们把钢琴推到舞厅中央，有几个人拿起乐器来即兴演奏。他们穿起传统装束，载歌载舞直到凌晨三点钟。我们倚着二楼走廊的栏杆朝下看。我真希望有一位美国电影大亨能把这场表演拍下来，带回国来放映。但是如果我当时提起“美国电影大亨”的话，要么会得罪他们，要么会被认为我指的是他们自己的某位大亨。

    里约热内卢人一向对我们美国人自称“American”颇为不满。于是，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尤松尼亚”。他们很喜欢这种叫法。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名字非常恰当。

    在风和日丽的大西洋上，我们搭乘一艘美国船回国。我常常疑惑，为什么我们要制造这种客货混装的巨轮？今天，这艘船没准儿已经被德国潜艇击沉了。总而言之，我们很高兴回到家里。

    塔里埃森又一次从我美丽的梦境化为现实。没有什么比从远方回到家里，更像一次美梦成真。

    我们到家两个星期之后，大使摩根先生发来一封电报。小伙子们盼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那几位教授。

    从此，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可以自由成长，为巴西的未来尽一份力！

    我们带回来一大堆照片和登有照片的报纸。我的助手亨利坐在那里，把它们裁剪整理成一本十三英寸见方、两英寸厚的相册。今天你来到塔里埃森，仍然能够看到它。

    Sniff Taliesin 塔里埃森的气味

    塔里埃森宽大的窗户几乎总是敞开着，把四季的各种气味迎进屋里。塔里埃森弥漫着它自身独有的气味。初次来访的客人总会注意到这些气味，饶有兴致地问这是什么发出的香气。

    春天和夏天里，门和窗都始终敞开着。最早飘来的是附近山上白色野梅花的香气，草地上种的海棠和山楂树从枝头也送来花香。尔后，田野里苜蓿甜甜的气味乘着早晨和傍晚的微风飞进屋里。再过几日，扑面而来全都是新堆的干草的气味。

    秋天，关上了窗的屋里是刚烧过的橡木的气味，混合着果盘里的苹果和没剥壳的山核桃的香味——那是所有香气中的王者，还有漆树的味道。

    初冬，刚从田野里采来的乳白色的香青菊点缀着屋里各处。它温和的花香之于人的嗅觉，就像红榆粉[393]之于一个幼儿的口味。在十七座石头壁炉里，直到早春时节木柴用光之前，橡木燃烧的火苗几乎从不熄灭。

    塔里埃森的壁炉极少冒烟。深秋的寒夜或者塔里埃森被积雪覆盖的严冬，少数几个壁炉的烟囱顶会飘出细细的白烟，直直地升上繁星点点的夜空。

    冬日的塔里埃森，最能够展示它自身，也具有最美妙的气味。

    橡木燃烧散发的微酸的气味，淡淡地混合着采来的香青菊奇妙的气味。桌子上和窗台上，一捧捧乳白色的干花插在古香古色的中国瓷瓶里。清新的空气混合着橡木的火焰和香青菊奇特的花香，这就是“塔里埃森的气味”最经典的配方。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A Fable 咄咄逼人的外交策略——寓言一则

    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约翰。有一天，他和小汤米、小詹妮等许多小朋友一道上学去。在路上，小约翰瞧见一个他从没见过的东西：树丛里的一个马蜂窝。不知道它有什么奥妙，好奇的小约翰捡起一根棍子，戳了它两下。马蜂涌出来扑向小朋友们，只有小约翰勇敢地逃进学校，得以幸免。

    在学校里，小朋友们全都呜呜大哭，只有小约翰把他勇挑蜂窝的事迹讲给了老师。老师夸奖他道：“嚯，约翰，你真是个小英雄！我才晓得马蜂有这么可怕啊。”小约翰骄傲地端坐在教室前排，而其他小朋友全都跑出去，捅掉树林里所有的马蜂窝，保证小约翰今后的安全。

    Japan–Tokyo 日本——东京

    我第一次游历日本是在一九〇六年。日后，我受邀设计东京的新帝国饭店，在日本逗留了四年时间。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大洋的另一侧对于我崇拜的日本文化有所研究，而这些亲身体验让我对它有了粗浅的理解。

    古老的日本文化曾给予我如此丰富的养分。因此，我无法坐视她的文化被白人世界里的“爱国者”摧残，被愚人们用笔墨肆意玷污。翻开麦克米伦出版公司[394]发行的一本新书，可以看到这类垃圾的代表。它的题献页上写道：“献给温柔、谦恭并饱受苦难的日本母亲们。她们的子孙是地球上最残酷、最傲慢也最诡诈的一群，她们自己总是收获最苦涩的果实作为回报。”

    诸位，这就是西方人对东方人颇具广泛代表性的看法。

    难以想象，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最傲慢的子孙”作为父亲繁衍出堪称优良品行典范的女儿，这些女儿却反过来培养出了“地球上最诡诈的一群”。为了诋毁日本，那些云游至此的西方人士极尽粗鄙之能事，毫无常识与教养可言。

    吉卜林[395]以他惯有的洞察力一语道破真谛：“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会。”

    我确信这二者不应该相会，至少今天为时尚早。除了像我这样寥寥几个文化捕猎者（或者说是榨取者）之外，自始至终，西方从未给予东方一星半点的宽容与理解，只有彻底荒唐的文化蔑视与人格侮辱。中国和日本都保留着伟大浩繁的艺术与美。无可辩驳的是，我们留给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下流的野蛮人。

    用舰炮逼迫日本“敞开国门”的佩里将军，绝非等闲之辈。

    四百年安宁的文化积淀赋予这片日升之国举世一流的艺术与手工艺，如今她被粗暴地推醒了。

    “这些暴发户既没有仪态又缺乏智慧，他们神奇的力量源自何处呢？”日本的智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派出资深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伯爵，辗转于世界各地考察。在两年多的考察结束后（停留最久的国家是德国），日本最具声望的政治家带回了谜底——“炸药和枪炮”。

    自此，揭开了西方难以理解的一幕。日本开始陷入歇斯底里一般的自轻自贱。她的艺术瑰宝被投进皇城护城河外众人燃起的火堆，完成了为她的文明所举行的火葬，也完成了整个国家的剖腹自尽。从那场疯狂的毁灭中，一位美国青年拯救出这个伟大文明的许多遗产。他的名字叫厄内斯特·费诺罗萨[396]。

    日本自有的神道教——一种崇尚非凡的“洁净”的宗教，与博大精深的佛教相融汇，形成了日本长久以来的精神支柱。如今，她的信仰已是穷途末路。她在西方面前“丢脸”了，这是一种我们无从理解的东方悲剧。数百年来，她在贫苦中恪守着外界难以想象的严苛自律，而这些信条一时间化为乌有。大日本——日升之国必定是误入歧途了。否则，这群粗暴的野蛮人，何以瞪着泛白的眼珠，击垮了他们并且吓哭了他们的孩子呢？在日本人眼中，这群有着冰冷的白皮肤、冷酷的高鼻梁的野蛮人缺乏思想的力量，更不必说真诚的勇气，但是仅仅因为掌控着从机器里喷出的毁灭之火，就能摧毁他们！

    伊藤伯爵考察归来之后不久，日本的学校纷纷依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造。日本建立起一套德国化的军事体系来武装自己。年复一年，日本政府的特使们前往西方，不懈地探寻新生力量的每一处细节，而这些秘诀的极致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德国。德国建筑师设计了日本的国会大厦和老的帝国饭店。日本的特使之一在德国听说了我的名字，促成了由我来设计新的帝国饭店。日本的帝国大学实际上成了一所德国大学，而现代舞台上的日本音乐在唱着“Ich liebe dich”[397]。

    在东方人的胸膛里，在日本举国上下的头脑里，深植下了这样的信念：有朝一日，黄皮肤的亚洲人将与西方人对峙，挣脱粗野无赖的英吉利和它的帮凶美利坚。除了借来用作手段，西方文化里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崇敬的东西。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危机，他们借来了西方人高明的手段。

    多年以后，一个美国建筑师得益于几乎是偶然的机会，在东京为日本建造帝国饭店。正当此时，有美国政客公然宣称日本为劣等种族，将她划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之外。

    我至今仍记得消息传到日本，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东京的街道上。

    两个多星期时间里，没有随从的保护我不得独自外出，直到东京逐渐重归往日的平静。

    愤怒的日本人彻底信服了。在每一寸亚洲的土地和每一片冲刷着亚洲海岸线的海面上，亚洲必须准备好自我拯救，以免沦为白人商贩兜售他们的神灵和货品的对象。

    他们缜密和高效的准备，几乎瞒过了每一个优等种族军事家迟钝的眼睛。惟一例外的是身材佝偻的李荷马[398]。三十多年前，他曾写下的两本敏锐前瞻的著作《无知的勇气》和《撒克逊的时代》，却没有激起应有的警示。与拿破仑相仿，他以世间罕有的睿智意识到，武力指向的必然是灭亡之路。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亚洲人，拥有最庞大的人口和最古老的文明。亚洲人意识到，他们当中的一个领先者已经掌握了西方的秘密——是炸药赋予西方残暴和野蛮的力量。西方正骑着一匹陌生的野马，而日本不仅发现了这匹野马，并且驯服了它。因此，她自视为全亚洲沉睡无知的黄种人的救主，虽然亚洲的其他种族对于危险仍懵懂无知，日本的领袖地位依然需要对他们的征伐方能获得。这种领袖地位注定了她的命运。

    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太阳旗之下的东方是朝阳的世界，而西方是黄昏的世界。西方人中最卑劣的一群败类，在亚洲的海岸找到了聪慧的学生继承他们七百种肮脏的商业诡计。很快，目光狡黠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学会了西方力量的另一个秘笈：商业帝国里朝三暮四的拜金主义。曾经无法与老到油滑的西方商人们抗衡，如今这些昏睡中幼稚的黄种人开始行动起来。不，还没有行动，但是指日可待。他们将对诡计还以诡计。身为更古老文明的后裔，亚洲人比冷酷的白种人更轻易地堕落和丧失道德。

    既然收藏浮世绘在我的东方之行当中占有独特的分量，下面两段故事自然值得一讲。第一段写给我自己，第二段写给日本人。

    依靠多年的积累，我收藏了大批一流的日本歌舞伎浮世绘。大约一千一百幅精美绝伦的版画——包括胜川春章、胜川春好、胜川春英[399]等人的作品。有单幅画、双联画和三联画等不同画幅形式。画面上温润的色彩，描绘着古代歌舞伎名家饰演的经典角色。任何一位收藏家都知道这批藏品意味着什么。在东京古董商的眼中，“瑞托君”已经是古版浮世绘最大规模的买家。由此诸位可以想象，搜寻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是我在东京的生活重要的一部分。稀罕昂贵的浮世绘价格仍在节节攀升。不断有人叹息，“什么都没剩下”，“日本已经被密齿的耙子梳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别指望了。”

    芝加哥的弗雷德里克·古金[400]，是我们国家最值得信赖的鉴赏行家，并且人品正直。在我将为帝国饭店的设计第五次远赴日本之际，他介绍我结识了威廉·斯伯丁。斯伯丁的妻子弗吉尼亚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他们夫妇曾借在日本蜜月旅行的机会收集浮世绘，但是收获寥寥。斯伯丁从古金那里听说我收藏有惊人的歌舞伎题材浮世绘，于是专程来到我当时在芝加哥乐队大厦的工作室。欣赏了一套包括一百幅版画的藏品之后，他愿意出一万美元买下它们，这在当时是个很诱人的价格。明知这批浮世绘一旦卖出，就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一流精品，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还是同意了这笔交易。

    几天后，在即将启程之际我收到斯伯丁的电报。他请我到他在波士顿灯塔街的住所一叙，我欣然前往。在晚餐桌上，我才发现收藏浮世绘不仅是威廉夫妇的爱好，他的弟弟约翰也深好此道。

    “赖特先生，你愿意替我们在日本搜集浮世绘吗？你在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令我们叹服。你拥有如此难得的机会，我们将给予你完全的信任。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无法找到精美的浮世绘。”他的提议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我一直没有思量好如何应对。

    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于是提议道：“无论你们预备付给我多少钱，我会尽数投入购买浮世绘。然后由我从中酌情挑选一部分画作为我的报酬，余下的所有画都归你们。这样如何？”

    “赖特先生，这可不大像是生意人提出的建议。”约翰笑着说道。

    “是的，我的确不是一个生意人，斯伯丁先生。”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接受常规的委托。“太多账目需要算计。”我这样回答道。当晚我们没有达成结论。

    第二天上午，威廉和约翰兄弟两人找到我。他们考虑好了，“我们接受你的方案。你到达东京后，会在横滨银行的账户里收到两万美元。”

    商议妥当，没有只字文书合约。

    无论我还是斯伯丁一家，都认为找不到足够多的浮世绘精品值得用光这么一大笔钱。

    第五次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之后，我径直去找我的好朋友执行弘道。作为曾被明治天皇信赖的“行家”，他负责组织日本艺术在海外的所有展览。他和几乎所有欧洲著名艺术家都是朋友，尤其与惠斯勒[401]过从甚密。他非常喜欢伦敦，总是拿它和东京作比较。弘道是一位广受尊重的贵族（从名字看，他应当有一部分中国血统），在贵族圈里结交甚广，而且以坦诚正直之名著称。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他。

    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普通艺术商无法接近的贵族宅院里，还藏有大量不为人知、或者会被视为“有伤风化”的浮世绘名作。

    弘道对此不甚乐观，但是他答应会向自己的一些朋友询问。后来，他终于被我说服，探听到某个非常谨慎的卖家想要出售一批浮世绘。弘道自有他老练的手腕，而我手中有斯伯丁汇来的现金。

    最终，我以远远低于我所预期的价格买到了此行的第一批藏品。正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消息（秘密）不胫而走。一九一六年前后的日本，现金非常匮乏，银行的利率高达百分之九。

    普通的浮世绘卖家总是首先找到我这里，我会从他们手中挑选珍品。从日本贵族的家中发掘珍品绝非易事，因为变卖家产让他们感到颜面扫地，即便是某些“有伤风化”的浮世绘也不例外。然而，弘道显然自有路数。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两万美元很快就花光了，换来了一件件稀世之珍。我精选出其中的上品留给斯伯丁。在弘道自家的宅院里，我把这些版画加以装裱，并且分类编目。在日本的五个月期间，我不断地给波士顿发电报，要求追加钱款。每一次都立即有现金汇来。除了急切的催款电报，我没有向斯伯丁作任何解释，他们也从未向我提出任何疑问。我用斯伯丁汇来的总计十二万五千美元，买到了价值约一百万美元的浮世绘。

    今天，其中许多幅版画已是孤品。

    这批无价之宝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斯伯丁家族的捐赠现存于波士顿美术馆。

    “何时启程归国？”收到询问的电报后，我旋即复电：“最近一班邮轮。”

    我把画作整理装箱，登上了将要起锚的巨轮。在斯伯丁家的郊外别墅里，我展示了此行的成果。虽然斯伯丁家的三位自身已经具备足够的鉴赏力，他们仍请艺术鉴赏的权威古金到场作为顾问。整整三天时间，浮世绘的宝藏让斯伯丁一家和古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我自己也仿佛置身梦中。在一场世间罕有的精美艺术品的饕餮盛宴之后，我们坐下来稍事喘息。

    “满意”已经不足以表达威廉·斯伯丁的心情。他的大喜过望溢于言表，“赖特先生，这样的成果实在是百倍于我们的预期。交给我们这些画之后，难道你还能为自己留下些什么吗？”

    “请你放心，我自己同样收获颇丰。”

    “对此我难以相信。”他走到书桌旁，写下一张两万五千美元的支票交给我。我略一迟疑，然而还是接受了。他转身上楼，捧着一幅喜多川歌麿的版画《伊势的焰火》走下楼来。

    “这件宝贝是我们从住友男爵[402]那里买来，我们兄弟两人请你接受它，永不离弃。你帮我们找到了印制更为精美的一幅，我相信或许那就是这幅画最好的一件印品了。仅次于它的就是我手中这一幅。”

    午餐后，我们乘着斯伯丁的那辆斯蒂恩斯－奈特[403]敞篷车去兜风。我坐在后排威廉和约翰兄弟之间。我们放慢车速，享受着惬意的凉风。经过一所学校的操场，男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棒球。我听到挥棒击球响亮的一声：一记好球！我抬头看到球正向这边飞来，本能地抬手接住了球，把它扔回球场。

    威廉惊讶地叫道：“啊哈，赖特先生！原来如此，这下子我明白你是怎么搞到那些画了！”

    执行弘道分得了那两万五千美元中的一部分，但是如今我宁愿他拿走了所有那些钱。

    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幅西方如何掠夺东方的完美画卷。我并不道歉，任由你来评判。

    搜寻和购买浮世绘，从一种引人入胜的游戏变成了一门爱好，而且是以我从未想到的力度和规模。

    我购买的所有浮世绘，包括为斯伯丁家、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伯金汉姆家和芝加哥美术馆代购的，已经把我身不由己地推到了全日本浮世绘交易的首席。在现金何其紧俏的年代里，由我经手的交易数额将近五十万美元。

    或许你会认为，东方人得到了金钱，不是吗？那么西方人获取了什么呢？艺术的无价之宝，日后的估价只能以百万美元计算。在日本或者中国，屡屡上演着类似的故事。

    瑞托君的“爱好”带给他极大的乐趣，也让他和整个西方都获利匪浅。终于有一天，我开始感到羞愧。

    当然，日本的画商们不喜欢我的这种心态，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此。

    霍华德·曼斯菲尔德是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财务主管。他请我在下次赴东京期间为他挑选一些艺术珍品。散落在日本各个角落的古董密探们一旦有所“发现”，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禀报。

    我感到瑞托君正在滑向一个十足的商人。

    我已经与某些人同流合污了。这时从日光市传来一个消息——非常隐秘的消息。我和东京知名的艺术商人林君一道（“林”是一个像史密斯在美国那样普遍的姓氏），先乘火车再转乘人力车，在乡间的树林里找到一座日式的小房子。

    我们发现了一批“收藏”。天哪！在此之前，我满以为自己见识过了浮世绘的所有题材。然而我错了。在那里，我看到一大幅铃木春信的画作（用金叶印制在厚的皱纹纸上），日后在纽约以两千五百美元拍卖。鸟居清长的作品——我从未见过的题材。数十幅东洲斋写乐[404]的作品、胜川春章、歌川丰国[405]、还有葛饰北斋的几乎全套作品、歌川广重的名作《甲阳猿桥》和三联画的雪景。无需再一一历数了，这些名字已经足以证明，这批珍宝的价值超乎人的想象和言语的描述。自从儿时读过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我又一次走进阿拉丁的宝洞。所有这些版画都是上品，正如日本人的说法，“一番”。

    又一次，我像饥饿的孤儿跑进面包店里那样眼花缭乱。在那里待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以五万美元买下了全部画作。他们急需用钱，而我已经排挤掉了其他的买家，将交易置于我的掌控之下。我总是能够以真实价值三分之一的价格实现目标，与通行的做法相比这并不算贪婪。在对东方的交易中，西方惯常出价真实价值的十分之一，并且屡屡得逞。

    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第十一次漫长而枯燥的归航。

    然而，有艺术的宝藏陪伴在我身边。我一面贪婪地研习，一面沾沾自喜。饕餮之徒吗？毋庸置疑。

    回到美国后，我把这批艺术品全部加以分目和装裱，然后带到纽约。作为当时美国最严谨慎重的收藏行家，曼斯菲尔德主导着一个由极其挑剔的收藏家们组成的圈子。他们请来几位专家会商，并且让我回避。为什么要让我回避？我难以理解。

    最后，曼斯菲尔德放下手中满是圈圈点点的清单，开价四万五千美元购买这批藏品的一半。我提议五万整，于是最终成交。

    数月之后，已经厌倦了这一角色的我再次来到东京，继续帝国饭店的设计。这时，我收到曼斯菲尔德发来的一封电报：

    东京帝国饭店，赖特收。纽约画商松木自知情者处获知，东京存在翻新浮世绘之团伙。部分自你处所购版画上有针眼显示其为翻新伪作。望速查实为要。曼斯菲尔德

    我即刻着手调查。松木的情报是真实的。多年以来，东京最精明的几个画商在隐秘的乡间供养了一位著名的技师。由他带着几个徒弟，翻新一些稀有但是画面已经模糊残损的古版浮世绘。他们将数月的心血倾注于翻新一张稀有的浮世绘，成果可以开价数千美元。

    翻新的第一步是清理掉画上需要修复的部分的颜料，还原纸张。再通过浸泡一些毫无价值的古版画，获取翻新所需的相应颜料。然后，借助于一种精巧的技法，沿着画面上某些微小的针眼，利用专为这一张画所刻的一套木版重印相应的局部。这些修复后的版画并非简单的仿品，其本身就极具价值。可是谁会买它呢？显而易见，没有一个收藏者会买。

    这些人一直没有来找我。曾被他们蒙骗的收藏家包括加拿大的埃德温·沃克爵士，还有另外五六位不那么知名的美国收藏者。然而，他们设法避开我——或许是不敢在我面前冒险，直到骗过多位收藏者之后才壮起胆来向我出击。

    瑞托君失手了。我除掉了这个造假的团伙，把首犯（正是林本人）投入了监狱。他在狱中关了一年之后，这个案件开始审理。我被法庭请来，坐在法庭里的一张小桌子前，看见警察把他带了进来。法庭希望由我来裁决如何惩处他。他跪在地板上向我磕头，泪如泉涌地乞求我的饶恕。

    我说道：“没收他的所有财产，永远禁止他再从事与版画相关的生意，然后放他走。”

    我的判决生效，而他其实已经不名一文。假如我提出要求的话，愤怒的日本官员原本可以将他绞死。

    这种造假的把戏是对他们极大的羞辱。我以一种与我预想的截然不同的方式“清理”了市场。

    日本的官员们向我公开致歉。那个画商被驱逐出日本。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他在伦敦仍旧做版画生意，但不是浮世绘。

    他是一个西方的产物，他属于那里。

    我敢断言，他在伦敦会很成功。

    我满足了吗？是的，满足于东方对西方小胜一局。它没有令我感到遗憾，反而是我内心良知的一丝解脱。

    接下来，轮到我和曼斯菲尔德还有他的朋友们扯平了。回到美国后，我在塔里埃森举办了一次被称为“名画盛宴”的聚会。我打开密室，将自己的收藏和盘托出。我卖给他们的浮世绘中，大约三分之一是经过“修复”的。此刻，任由曼斯菲尔德和他的朋友们从我的收藏里挑选，作为对那些画的补偿。

    这次聚会花掉了我三万美元。

    “赖特，”曼斯菲尔德对我说，“我知道我们可以信赖你！”

    “没错儿，霍华德。但是你我的罪责相当。你把我排除在外，让你的专家为你鉴别挑选，其实我已经脱掉了责任。但是正如日本人的说法，‘瑞托君’是不能丢脸的。”

    “是的。赖特，我明白，”大都会博物馆的财务主管说道，“我明白。”

    游戏一直在按照西方划定的规则进行着。这些规则赋予我权力闯入并不属于我的世界。我醒来了。那一刻，没有人在我耳边对我说，“不，你不是美国人。”我曾经是一个相当地道的“美国人”。

    假若我有意跻身于西方成功的艺术品赌徒之列，我今日的财产早已是车载斗量。我常常这样宣称，但是不带任何自豪的意味。

    日俄战争爆发了。日本这个新手把她的学习收获付诸测试，并且在优势种族惊讶的注视下赢得了并不稳固的胜利。自此，她面向太平洋蠢蠢欲动，开始吞占日后大有用途的宝贵海岸线和成百上千个岛屿。这些岛屿当中靠近海岸的一个，被选来充当训练营地，试验德国式教育与日本式改良的结合。

    曾几何时——直至《排华法案》[406]通过之前，日本显然视美国为西方世界的一个例外。她的民众和政客中，有许多人视我们为一个或许可以信赖的朋友。原因何在呢？大概缘于我们对日本文化倾注的热情（和金钱）吧。然而，当发现我们一面卖给日本她急需用以投入战争机器的钢铁，一面鼓动中国抗击日本，她很快就绝望地丧失了对于美国仅存的一点敬意。

    美国的这种行径，使西方的无耻与两面性愈发暴露无遗。

    日本始终仰慕她文化的祖国——中国，正如我们仰慕英国那样。

    我于一九一八年来到北京，为帝国饭店搜集地毯。在此期间，我拜会了辜鸿铭博士，并且从他那里学到了有关日本与中国的一些真知灼见。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曾经做过皇太后的秘书[407]。他头顶红色的小圆帽下面，缠着一条清朝统治遗留下的辫子，作为对被他称为“坐汽车的中国人”的一种抗议。他在北京生活期间，写了几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我被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深深吸引，决定借此次北京之行前去拜访他。我有幸与他交谈，聆听他的教诲。

    这位智者陪着我在北京城偏僻的街巷里探幽访古。由于他痛恨“坐汽车的中国人”，因此我们雇了两个年轻蒙古人拉的人力车。其中一个六英尺七英寸的车夫拉着我，另一个矮一些的拉着身材矮小的辜博士。我们另雇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纠缠着我惹人厌烦，但是他毕竟能起些作用。

    我们游览了紫禁城和覆盖着蓝色琉璃瓦的天坛，看到远自戈壁滩而来的骆驼队满载着毛皮穿过美丽的牌楼。有一天，他领我来到一处游人罕至的古庙，一边指给我看这些鲜为人知却意义重大的古迹，一边向我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古庙大殿的屋顶已经坍塌，残存的一整面墙壁上密密地排满了数百个壁龛。每个壁龛里都嵌有将近三英尺高的圆雕陶俑，它们被划分成几个等级，各个都艳丽绝伦却已饱受雨水的侵蚀。

    辜博士自顾踱到一旁，欣赏这片残破的美景。

    那一刻，我再一次沦为“面包房里饥饿的孤儿”，被眼前这幅神圣的画面所吸引。辜博士的注意力正在残垣断壁之外，我旁边的向导开始偷墙上的塑像。他低声地问我道，“你很喜欢这些塑像，是吗？你尽管挑，两个、三个都可以，我今晚替你送到旅馆去，你明天早晨就能看到。”

    我心中闪过瞬间的犹疑，难道我要借助于这个家伙，掠夺中国最灿烂的瑰宝，摧残对于辜博士而言如此圣洁的殿堂吗？我心中升起一股厌恶。

    “不、不，我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地方有一天或许会被修复的。”

    “没希望了，很快就全都没了。早晚会落入其他人手中。”

    “但我不会那么做。”

    我和向导之间的低语，没有躲过这位智者极其敏锐的耳朵。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位哲人把一只手抚在我的肩膀上，几乎是耳语地对我说道：“不，你不是个美国人。”这句话所蕴含的关怀与尊重让我倍受感动。直到今天，我从未后悔舍弃了那些奇丽的雕像，虽然它们“早晚会落入其他人手中”。

    我们站在残壁前，注视着那些塑像，辜博士给我讲解它们背后的故事。他承认没有什么指望能挽救它们，但是与其让你的灵魂随它们一道毁灭，不如让它们静待命运的安排。

    这位顶着花白发辫和红色圆帽的智者，既不属于老派也不属于新派。他的思想和见解属于不受时代左右的真谛，他拥有我平生所罕见的睿智。踩着脚下废墟的瓦砾，他向我娓娓道来。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纯粹的中国人了。千百年来，原初的中国人逐渐被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同化。留存下的极少数原初中国人的后裔，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早在古代，这些中国人就取道朝鲜迁移到了日本，同化掉了当地人口稀少的土著阿伊努族人。他们惊人的生育能力，得益于食用大量鱼类。在日本，有十三口人的家庭仍只能算是小家庭。拥有三妻四妾的日本富家，甚至会有六十个子女，而日本人口的急剧增长势必引发严重的危机。

    亚洲迅猛的人口增长（也包括俄罗斯，他认为俄罗斯具有比世人所公认的更多的亚洲特性），是它手中握有的枪炮。人力的洪流一旦受到有效的指引，必将轻易地冲垮西方加给亚洲的任何枷锁。亚洲人生育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现代战争杀戮的速度。他们能够以三当一，驯服现代化战争这匹野马！

    辜博士认为，今天的日本自恃为亚洲的“枪炮”。日本与中国都崇拜源自印度的神祇，发轫于印度教的佛教征服了中国和日本。如果印度获得独立，它将自然地成为日本与中国的精神领袖。亚洲人视俄罗斯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纽带。终有一天，日本借助于中国这座天然的桥梁，将与俄罗斯结为伙伴。摆脱了西方枷锁的印度，将会加入由日本和中国率领着的黄种人世界。届时，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与德国达成协议，其结果是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和地域都将由黄种人统治。当时机来临，非洲人必然也会投入亚洲人的麾下。

    辜博士富于哲思的观点，似乎为“黄祸”之说提供了或多或少的生物学佐证。在德皇威廉二世眼中，亚洲人是一个与白种人迥异的种族，一个隐藏着巨大能量的对手，一群我们不理解并且通过努力也无法理解的天才。辜博士告诉我，西方人不仅无法理解东方人，并且只能以西方的思维模式去推想东方，从而每每陷入东方人设下的迷局。今日的俄罗斯与中国都拥有旺盛的人口繁殖力和无尽的自然资源。一旦获得现代化的卫生条件和军事装备，它们将变为蕴藏着庞大人力的冰川，而日本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加入它们。

    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会被入侵者长久彻底地征服。

    被日本征服绝不会是中国的末日。同样地，被德国征服也不会是俄罗斯的末日。

    征服中国将是日本的末日。昔日蒙古人的入侵造成了原初的中国人消亡，而今日混合了蒙古和中国血统的中国人，将会是日本人的终结。每一个日本男子都希望能娶到一个中国女子。即便是富裕的日本商人，也会乐于娶一个出身贫寒的中国妻子，他们的至少十九个子女尚有一半日本血统，但是他们的三百余个孙辈将只剩下四分之一日本血统。以此类推，七代以后，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不复存在，而在日本本土恐怕也所剩不多。就像那句诗中的老虎对女士所说的：“从今以后，你就待在我的肚子里吧。”[408]

    正如你无法支起东方人的眼睑或者拉直他们的鼻子那样，西方人恐慌也罢，施压也罢，都无法改变东方人的狂热与冷酷，他们只能对此敬而远之。东方人不再惧怕西方人，他们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不仅仅是向西方报复。

    今日——一九四二年，我回想起辜博士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依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认为把裕仁天皇等同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是极端错误的。日本拥有德国和意大利全然不可相比的人口数量和精神力量。日本支持轴心势力，仅此而已。无论生存还是毁灭，她都是亚洲的一部分。无论由此产生怎样的后果，她都会拼死抗争到最后一刻。她将怀着难以名状的东方信仰和宿命注定的狂热，为实现她的目标不惜一切。

    日本感到自己手中正握着解放者的利剑，并且可以任意挥舞，即便她自认为正当的手段被西方世界视为背信弃义又有何妨。

    在她眼中，如果白人没有染指中国、东南亚和印度，那么如今她作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领袖的地位本应更加稳固，她能够借此发动她所称的伟大“解放”。

    在辜博士眼中，西方世界所知或者说认为存在着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个滑稽的产物。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和人口仍有待发现，而这些绝大多数人对于局限于沿海一线的所谓中华民国既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中国的民主社会等同于孙逸仙博士和他的家族亲友，以及数百万视美国为渺茫的寄托与支持的中国人。在任何关键时刻，中国人从美国等来的都只会是背弃而不是解救。把我们对中国的支持冠以为自由而战的名头，没有任何实际的——甚至是商业交易的基石。他认为，亚洲的自由永远不会因外力而产生。无论是否有日本的崛起，亚洲的自由只能渐次地从内部滋生和成长，而这意味着未来漫长的几个世纪。

    在他看来，西方完全忽视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血脉联系。假以时日，在各自的狂热与冷酷极限范围之内，这两个国家的天性将使对方极大地获益。西方对这两个国家能够做的一切，只是进一步污蔑和摧毁，尽量遏制它们不可逆转的未来：那就是黄种人终将以俄罗斯为中间人，与西方和德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到那时，德国这位导师即便可以幸存，也已经被付清了学费，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England–London 英格兰——伦敦

    一九三九年四月，苏尔格雷夫协会通过英国驻美国大使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担任乔治·华生爵士论坛今年的发言人。这一论坛是由乔治爵士设立的。主讲人由英国人和美国人隔年交替担当，旨在加强英美两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布莱斯爵士、伍德罗·威尔逊[409]、耶鲁大学校长哈德利[410]、西奥多·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督等人都曾在这个论坛发表演讲。

    你或许知道，苏尔格雷夫协会接管了乔治·华盛顿在英格兰的祖宅，并加以精心维护。那里是美国和英国历史共同的土壤。这个论坛的演讲者可以自主选择任何一所英国大学，自定演讲的次数。即使只讲一次，同样可以收到两千五百美元的报酬。演讲内容的出版需要征得演讲者的认可。

    我接受了这份荣誉，计划在伦敦大学举行四次夜间演讲。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获悉我被选为今年的演讲者，希望我把演讲地改在建筑师学会新落成的波特兰大厅。为此，建筑师学会授予我荣誉会员资格。这样，我就不至于以陌生人的身份踏上英国的土地，至少我乐于相信这个颇具英国特色的理由。

    在我们的国家里，最令建筑师们垂涎的荣誉来自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与我们美国的类似机构不同，皇家建筑师学会颁发的荣誉既不会附和潮流，也不会屈就名望，因此在整个联合王国广受尊重。身处世界任何角落的英国人都知道皇家建筑师学会的金奖意味着什么，对于任何一个美国人而言自不必说。它为此前七个国家授予我的荣誉画上完美的句号。正像俗语说的那样，最后到来的本应最早出现，最早出现的却应当最后到来。

    我们决定带上伊奥万娜同行。她快十三岁了，这种体验对她很有益。我们乘坐“玛丽皇后”号抵达伦敦，住在距特拉法加广场不远处一家叫“盖兰德”的旅馆。同船有一位《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这个颇有渊源的旅馆的轶事。

    亨利·詹姆斯[411]曾住在这里写作。画家惠斯勒和他的朋友们时常在这里露面。阿什比告诉我他从卡姆登小镇到伦敦来也会住在这里。塞维奇夫人说，英国的乡绅来到伦敦往往选择住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这座老房子的妙处。它就像《匹克威克外传》[412]一样具有英吉利的气质，浸透了英吉利式的质朴和古怪的丑陋。

    就准备演讲而言，我发现假如我不作任何准备，反而会有最精彩的发挥。如果我能自如地即兴发挥并且乐在其中，我相信听众们也能分享我的乐趣。努力记住准备好的内容，只会扰乱我在讲坛上的思路。既然我要讲的内容全都是有关我自己，那么除了为演讲整理一些资料之外，我并不需要演练。听众本身是无法预设的灵感源泉，我尽量小心地不去刻意思考我想讲些什么，这样才能实现最好的演讲效果。以上就是我为在皇家建筑师学会晚间四次演讲所作的精心准备。

    稍后，演讲的内容由隆德·亨弗瑞出版社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书名出版。这本插图翔实、印刷精美的书出版之时，炸弹仍在伦敦上空倾泻[413]。一九四一年二月，第一批样书寄到了亚利桑那州的西塔里埃森。

    当我正在西塔里埃森收听一九四一年的新年广播，我得知自己被授予当年的皇家建筑师学会金奖，这也是国王生日的庆典内容之一。我的朋友们都异常吃惊，而我自己吃惊的程度诸位可想而知。惟有拉塞尔·希区柯克[414]例外，他似乎早已未卜先知。

    我回电接受了这份荣誉：

    我谨怀感激之情接受这份伟大的荣誉。在可怕的战争期间，英国仍未忘记将荣耀授予一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此前获此殊荣的美国建筑师有理查德·亨特[415]、查尔斯·麦克金姆[416]和托马斯·哈斯汀。他们和我之间的差异，足以证明现代世界思想潮流的巨变。我很高兴地看到，追随我的年轻人们未来面对的阻力将比我当年遇到的小一些。我把这一荣誉视为利于他们的一次重大突破，尽管比公开反对者更危险的敌人依然存在，比如受世俗追捧的成功。

    我为乔治·华生爵士论坛所作的四次演讲，都是令人激动的经历。青年们从爱丁堡、剑桥和英国各地涌来，直到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来得晚一些的人只能失望地离去。我注意到台下全都是年轻的面孔。

    主持人克劳福德伯爵在讲台上向我欠身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赖特先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

    “阁下，我同样难以想象。”我说道。

    或许我在当晚的演讲中对文化现状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态度，克劳福德伯爵站起身来，指出演讲的过程令他困惑不解。他感觉自己有点儿像一个叫山迪的家伙，在苏格兰的老墓地参加葬礼。山迪站在紧靠墓穴边上，好奇地想看个究竟，不料脚下一滑掉了进去，蹭破了两侧小腿上的皮。第二天，本地的报纸如此评价这次葬礼：“整个过程被这起不幸的意外事故染上了悲观的调子。”

    台下的听众向“演讲者”投以善意的笑声。

    演讲总是由一位和蔼可亲的贵族或者议员主持。世界上没有比英国绅士更理想、更称职的伙伴了。但是，也有那么一两位主持演讲的议员与克劳福德伯爵不同，他们真是“太乏味了”。

    每一次演讲，都会有听众问在座的奥格瓦娜，我是否真的全靠即兴发挥而没有讲稿。他们之所以产生怀疑，并非因为我的演讲听上去不像即兴发挥，而是因为它太像即兴发挥了。她向他们保证：百分之百的即兴发挥。

    演讲后的讨论会上发生了许多趣事。某位公爵夫人坐在我的一个朋友身边，她慢条斯理地举起长柄眼镜瞧了我一眼，然后问道：“这个假行家到底是谁？从德克萨斯跑来对我们指指点点。”

    伊奥万娜是个“城堡狂”。但是那些不“属于”原作的加建令她大失所望。约翰·格罗哥的小女儿领着她四处参观。伊奥万娜尤其厌恶雷恩爵士所做的那些加建，它们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原有的建筑，与其说是加建，不如说是拆毁。此外，她难以容忍在城堡古老的石墙上新加的排水管道。不论怎样解释，也无法让她稚嫩的浪漫情怀接纳这些必要的合理措施。她喜欢伦敦塔，但是却热切地想要追寻弗朗索瓦·维庸[417]在巴黎的行踪。

    总体上讲，伦敦的听众拥有我在各地演讲从未见识过的睿智，也让我领教了从未见识过的领悟力和刻意刁难。我自己就很喜欢刁难别人，英国的听众们也是如此。在此我无需引述他们众多刁钻的问题，因为有一位老练的法庭书记员，把整个过程精准地记录了下来，以至于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对演讲记录不必作任何更正。这本包括了刁难和攻击的翔实记录，由皇家建筑师学会的秘书卡特编辑成一本装帧典雅的书。如我前面所讲，它正式出版之际，伦敦的一座座房屋正在密集的炸弹爆炸声中倒塌。

    不列颠人的性格中闪烁着一种不列颠式的桀骜不驯。让人不禁悬想，假如她的帝国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白人的负担”[418]，英国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无疑，她高贵的品质远不局限于靠战争征服、操控那些受其压迫的族群。假如英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立并且自由的英国，从内部逐步发展她的个性和力量，这个国家或许会很小，但今日的世界将拥有一个强大的、真正的民主社会。那将是一道文明的光辉，一个人类亟需的典范。抛开她的殖民征服不谈，英国的成就傲立于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的行列。

    帝国毁掉了英国，三百年来的开疆扩土对英国毫无裨益。一种疾病在英国的肌体生根，并且由于她的成功而远播四海。现在也感染了我们。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我的伦敦之行大约一年后，我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收到《新闻纪事报》[419]发自伦敦的电报。报社希望我以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电文，为战后重建伦敦提出建议。以下是我的回复：

    伦敦是地球上最墨守成规的地方。如今，原本需要数百年才能消灭的丑恶的贫民窟，在几天之内被轰炸得荡然无存。在擦去感伤的泪水的同时，人类栖居的艺术和科学获得了一个机遇。如果讲英语的文化凭借着英国人坚强的意志抓住了这个机遇，投入与这个机器时代相称的建设，那么大英帝国或许将会终结，然而英国文化的统治力却将幸存并取得胜利。

    不久，我们将看到毁灭的力量同样可以创造。我们将看到英国和德国究竟是人道主义的乐土，或者仅仅只是英国和德国。假如英国是人道主义的乐土，伦敦必将疏散它大量稠密的人口。就连头顶的炸弹都证明了，分散居住是何等的必要。浴火重生的伦敦将是老伦敦范围的二十五倍。在我们这个机械时代里，空间的度量二十五英尺相当于旧日里的一英尺。

    无度的拥挤是一种残杀。即便不是残杀肉体，也是对最可贵的人类内心感受的摧残。一个范围更大的伦敦，不仅是迫切的必要，并且具备空间的可能性。为了规划新伦敦的蓝图，需要时刻区分真正大写的“传统”和由它生发出的种种陈规定式。陈规定式必须消亡，真正大写的“传统”方能得以永生。

    伟大的建筑总是在起点出发，因此需要实现以下前提：

    1.建筑的服务对象既不是巨富者也不是赤贫者——不允许以建筑为牟利手段。

    2.除了公共拥有的景观，没有任何闲置的土地，也没有土地开发商盘剥的机会。

    3.不允许把持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思想和发明，取消专利。

    简而言之，针对资金、土地和思想的投机行为将无处容身。它们是像空气和水一样的人类生活必需品，绝不能沦为供人投机的商品。这些前提是我们称之为“民主”的社会制度的基石。我们将以这些前提为基石，在封建碉楼的废墟上建造属于机器时代的城市。

    人类个体的解放将实现财富均等，但它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可怕。它是真正的社会资本和个体主动精神的惟一根源。资本的基础稳固地落在大地上，而不是像当今社会那样纤小的尖头立在地上，基座飘浮在半空。在依此模式建立的国家里，对于除了残疾人以外的任何人而言，失业将是不可想象的。英国将变成这样一个国家，从此坚不可摧。

    今天，一座民主的城市将不仅拥有一个市中心，而是有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市中心。建筑的高度随着远离市中心而增长。

    假如旧的伦敦实现了轰炸之前已经局部实现了的汽车交通，那么伦敦将看不到任何建筑。伦敦的汽车交通才刚刚起步，伦敦应当成为一个以汽车与飞机为纽带的城市。汽车和飞机重新界定了人活动的尺度，新的尺度进而重新划分空间。

    然而，老者们的多愁善感阻挡了进步的道路。他们不断地乞求妥协。

    绝不能作任何妥协。因为，我们规划的蓝图还不足以杜绝隐患，多愁善感者仍有可能追上来，把我们拖回过去。清除这种干扰，保证交通枢纽开放通畅。古老的伦敦可以变身为新伦敦的一系列公园。原材料和燃料堆放地周边，将不再挤满工业区以及附带的死气沉沉的政府“住房”。消除无休止的往返运送人员、燃料和用品。不要惧怕在乡间住宅、学校、教堂、剧场和公园的周边建造适宜配套的工厂和农场。

    高架铁路下面连绵不断的空间将被用作仓库。载货卡车的道路分置于仓库两侧，以便卡车在任意位置驶入或驶出仓库。一切交通都应当顺畅和不受时间限制。是的，这些目标将化为现实。大轰炸之后幸存的宏大狂热，将在与大地平行的方向上延展。高耸的建筑只会出现在市民活动稀少的地方。旧的建筑规范将被丢弃在一旁，简约而涵盖广泛的新规范将为适应新时代的机遇取而代之。

    广亩城市理念的实现将使交通问题不复存在。宽阔的街道将是凹陷而不是凸起的，配有地下通道供行人使用。道路交叉口将采用立交形式。不再需要路灯，因为沿着道路有贴近路面的灯带照明。所有这些措施将使交通事故的几率降低到千分之一。我们还将永远告别路边的电线杆和电线。

    拥有言论自由的个人，在属于他自己的一块土地上，在他自己的房屋里自由地生活，并且不会妨碍到任何其他人。

    不，这绝不是乌托邦。这只不过是依照一幅现代蓝图建造民主社会的一种方式。仅此而已。与之相比，古代希腊人和中世纪基督徒们享受的奢华与美，只是像舞台布景一样华丽的外表。富有者与拮据者的住宅之间，将不再有品质的差异，而只剩下规模的差异。

    在任何民主社会里，家是人真正的庇护之所。我断言，在个人拥有完整家园的地方将不再有战争。

    所有人可以和谐地共生。假如建筑由于无赖之手投下的炸弹而不得不浴火重生，那么所有人的个性将不附带相互损害地让所有人的家园更加鲜活。或许只有炸弹才能赋予建筑新生。谁知道呢？

    灵活的力量与整体合一的建筑将使这一切容易实现。在马匹和马车的时代不得已如鸽笼一样密密麻麻的聚集，将只属于马匹和马车的思维方式以及马粪堆。一种崭新的美——整体的美，将重现于生活之中。整体的经济蓝图正是这种美。整体的建筑与经济、民主的文化将凝聚在一起。这并不只是华美的词藻。虽然有古老章程的束缚、无知者的干涉和肆意的浪费，我们仍在一点一滴地将理想化为现实。虽然这种理想是举世共有的，然而它的母语却是英语，它能够使英国永远摆脱炸弹的威胁。因为，必然导致战争的种种压力无法存在于如此规划的民主社会里。独裁者将没有立锥之地。

    昨日的社会制度、美学形式、哲学和思想观念已经被机器彻底改变。回避现实将无济于事。为什么要把昨日的法规施用于今天？“只要我们遵从自然，就不会是不法之徒。”我们是安全的。假如有机的城市规划付诸实施，大英帝国或许会瓦解，然而不列颠的文化疆域会安然无恙。假如德国赢得这场战争，这一理想的未来将必然被飞机大炮所断送。

    不列颠，你不必过分伤怀。帝国并非不可或缺。

    ——F. LL. W[420]，西塔里埃森

    又及：“想象力的帝国将比一切实际存在的帝国更为长久。”

    伊恩·麦克阿利斯特爵士写信告诉我，全英国各地都从报纸上读到了我的回电。《新闻纪事报》支付给我的二十基尼[421]稿费设法跨过了大西洋。在当时的情况下，那张支票不失为令人感动之举。

    Russia – Moscow 俄罗斯——莫斯科

    一九三七年五月

    我收到来自莫斯科的邀请，作为苏联政府的嘉宾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建筑师大会，来自各国的众多优秀建筑师也同时受邀。于是我们启程了，乘“玛丽皇后”号邮轮在法国瑟堡登岸，在巴黎和柏林分别短暂停留之后，最终到达波兰与俄罗斯边境的检查站。这样的盘查有些像检查一匹作为礼物送来的骏马的牙口。正当盘查变得越来越粗野无礼，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使盘查戛然而止。我们登上了那种带有客厅和餐车的老式欧洲列车前往莫斯科。

    沿着边境两侧密布的铁丝网，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所有树木都被伐倒，惟一的人迹是每隔一段距离的瞭望塔上把守的哨兵。俄罗斯和波兰哨兵分别在火车站的站台两侧来回巡视。我稍稍靠近波兰一侧的站台，就被喝令回到俄罗斯把守的一侧。

    举世注目的大审判[422]刚刚结束，红军已经被清洗得难以成其为红军了。我们在巴黎听说边境已经关闭，根本无法进入俄罗斯。看来那是为了吓唬住我们，而这自然不会奏效。

    我很乐意不吝笔墨地描绘一下莫斯科。然而，基于一百种正当的理由，《自传》的这一章已经到了必须搁笔的时候。

    俄罗斯主人们对我们热情备至，而他们改天换地的壮举更是令人叹服。一座座古老的教堂被炸药送上半空，让位于一个崭新的莫斯科和一条条新修的大道通衢。莫斯科已经完成了预计容纳五百万居民的规划。拖拉机和卡车随处可见，用白手帕扎起秀发的年轻姑娘们，正驾驶着压路机修建通向列宁格勒的公路。古老的和全新的建筑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不乏杰作，比如众多古老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当然，还有美丽的克里姆林宫。而后者的绝大多数都很拙劣。

    这里的现代建筑大都生硬而粗糙，面目冰冷并且比例失调。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样的评价并不失公允。我可以想象俄罗斯大众对它们的反应。无怪乎他们拒绝这些所谓的现代建筑而偏爱古典形式。这些所谓的现代形式与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沉、激情是多么地格格不入。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接触到许多俄罗斯建筑师。从俄罗斯回到塔里埃森之后，我还为《今日苏联》杂志撰文评价俄罗斯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

    我们和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戴维斯[423]夫妇共进午餐。乔是威斯康星大学校友，我们畅谈甚欢，但需要时不时瞅一眼四周的墙壁。我们有理由怀疑自己作为外来者受到了监听，然而自始至终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我们的疑心也随着停留时日增多而逐渐淡化了。

    我们没有机会自己购买任何东西。甚至连发电报、洗个人衣物都被记在旅馆账单上，最终由苏维埃政府打理。那些俄罗斯建筑师是如此的热情，听说我们想买一些古老的俄罗斯乐器带回塔里埃森，他们不顾我们的劝阻，径自买好了送到我们手里。

    俄罗斯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启程告别时动情地眼眶湿润。

    俄罗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无论在街道上还是家里，在所有公共和私人场所，你听到的都是“我们”、“我们的”。我们的剧院、我们的地铁、我们的学校，等等。规模无比浩大的国防建设势必要派上用场，而这或许恰恰是因为它的规模已经如此浩大。这是一个所有人都避而不谈的话题。整个世界正陷于一团混乱，伟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当时——一九三七年的五月，空气中有某种不安的东西让所有人难以名状地担忧。

    美国的报纸表现得很不友善，因为我公开指责他们没有把关于俄罗斯的真相告诉美国人。假设我是斯大林的话，为了大众的福祉，我会把所有美国记者都赶出俄罗斯。我举出了少数几个例外者，比如沃尔特·杜兰提[424]。

    在建筑师大会上，来自西班牙的建筑师作了发言。当轰炸甫一停止而内战还远未结束之时，他们就立即投入了对古建筑的修复。还有来自土耳其安卡拉、耶路撒冷、芬兰、罗马尼亚、瑞典、挪威、英国和法国的众多同行。最有趣的还是来自横亘于西藏和黑海之间的苏联五十八个共和国的建筑师们。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氛围。所有人都满怀理想，满怀求知的热望。我感受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无论是聚在宽大的圆形门厅里交谈，还是分成小组讨论建筑的过去和未来，到处都充溢着同志般的友情。

    走进乡间的集体农庄，我惊奇地发现，和塔里埃森同样种类的花草树木在和同样种类的野草斗争。我才意识到这里和塔里埃森的纬度相仿。

    同样的植被、鸟儿和兽类形成一条环绕地球的带子。经度的影响无关紧要。

    我们住在富于欧洲传统气息的大都会酒店。在莫斯科停留数日之后，我们前往苏克汉诺夫。苏克汉诺夫就是俄罗斯的塔里埃森。它们有同样的乡野乐趣，同样的橡树、松树、白桦和野花，同样的牛羊和鸟鸣，还有相似的建筑师们。

    但是，那里的建筑仍然是传统样式。一间宽敞的圆形大屋子里，一张大圆桌旁围坐着建筑师们和他们的家属、宾朋，面对他们自己田里的出产大快朵颐。这里四百英亩农场上牲畜的数量，是我们一千英亩农场上牲畜的两倍。

    我喜欢俄国人，他们也喜欢我们。早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期间，大批俄国人因躲避革命而流亡东京。我曾邀请其中一些人到我在老帝国饭店的寓所做客。那时候，我喜欢来自旧制度的俄国人。此刻的一九三七年，我喜欢苏维埃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者。新旧两种制度下的俄国女子，同样洋溢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而两种制度下的男子却是迥然不同。我更青睐无产阶级者。

    在我的东京寓所里，有一架稀罕之物：我在银座发现并买下的三角钢琴。我时常邀请俄国客人们分享音乐和老帝国饭店诱人的美味佳肴。很快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甚至会搂着我的肩膀说，“不，你怎么会是美国人呢！你简直就是个俄国人！”

    “不，我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你也是美国人！不必在意我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我们其实很相似。”我回答道。

    “但是我们不喜欢美国人。”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了解美国人。那些会和你意气相投的美国人不大有机会出现在这里。到美国来结交真正的美国人吧，你一定会喜欢上他们。那些游历海外的美国人往往举止做作，甚至缺乏教养。我能随便举出几位地道的美国人，切利米西诺夫公主一定会爱上他们，梅塔克萨伯爵夫人和鲁宾斯基伯爵夫人也是一样。谁知道呢，也许你们会更喜欢美国的男子，但是有些美国女子非常可爱，俄国汉子们一定会喜欢上她们。这些美国女子和你们知道的美国影星们不同，她们自然的天性还没有过度沾染法国或者英国气息。她们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士们更像俄国女子。我敢担保，你会爱上美国土地上的美国人。

    “美国人在海外总是受到白眼。因为优秀的美国人很少出国。”

    二十多年后，我又一次发表了这篇短小的演说。这次的听众不是东京的俄罗斯流亡者，而是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者。美国与当今俄罗斯的土壤里有某种共通之处。那就是自由的简单，或者说是简单的自由。我很费解，为什么新旧制度下的俄罗斯女子非常相似，而男子却有显著的差异。

    我热爱俄国的精神，对于我妻子能够讲俄语深感荣幸。她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多次为俄国听众和同行们解答问题。她在沙俄时代接受的教育，让她讲的俄语温柔优美如母语一般。苏维埃俄罗斯和尤松尼亚，具有相互理解和支持的潜力。这是必然的。然而，俄国继承的东方遗产赋予她更深厚的人文内涵与多彩的精神。对我而言，她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美国人中的精英们不仅与俄国志同道合，并且能够为他们提供前车之鉴。或许我们自己正需要一场革命。

    To Russia 致俄罗斯

    作为俄罗斯人民的贵宾，我在苏维埃宫的讲坛上发表了下面这篇演说。震动世界的肃反审判就发生在那里。《真理报》[425]将我准备好的演讲稿翻译成俄文，经奥格瓦娜仔细校对后交给了苏联建筑师协会主席科莱。我亲自讲了前言与结语，其余的正文由科莱向听众宣读。

    六百余位来自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国外的建筑师，让会堂座无虚席。我一生中从未接受过如此隆重的欢迎。年轻建筑师们围着能与他们交流的奥格瓦娜，“我们都很熟悉您丈夫的作品，在你们来访之前我们就知道他的模样。”

    会堂里的场面就像总统选举。我不得不一次次返回讲坛向大家致意，直到我在奥格瓦娜身旁落座，掌声方才平息。

    几天前，苏联飞行员刚刚驾机穿越北极上空抵达西雅图。莫斯科到处是兴奋的音乐欢庆和不分昼夜的庆祝游行。

    Address to the Congress of Architects-Soviet Russia 致苏联建筑师协会

    亲爱的同志们，我跨越了五个不同的国家，从世界的希望之土美利坚合众国，来到世界的另一片希望之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的归程有可能只有我来时路途的三分之一，它将只穿越一条国界，也就是我自己祖国的国界。苏联飞行员的壮举，将这两个国家一起摆在了北半球的中心。拜科学技术所赐，我们得以成为近邻。

    然而，苏维埃还将拥有美好的建筑。这是与科学大不相同的领域，一门伟大的艺术。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因为我了解你们为探索属于苏维埃新生活的建筑形式而付出的努力。我支持你们，因为我自己的祖国美利坚曾经站在你们今天的位置。正如我们自己所言，美国曾经是一块干净的“画板”，拥有伟大的机遇。有两条文化之路摆在美国面前：退缩回旧日文化的硬壳里，还是经历勇敢的探索，让自身成长为一种崭新强健的文化。刚刚获得自由的人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们选择了做精神上的奴隶。

    科学的飞速发展、技术和工业的成功，加上无尽的自然资源，使我们一夜之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所有这些进步，超越了我们对原则与秩序的掌控。我们肆无忌惮地盗取和滥用古代文明留下的遗产。我们盲目堆砌的建筑形式，都是从折价品柜台买来的行将就木的文化残渣。美国今日的主流建筑，不过是被无知所累、辱没了自由之名的污点。

    所谓主流的美国建筑，被商业的浮华所利用，背叛了我们在科学和工业方面取得的胜利。与世界其他任何角落一样，属于新生活的真正建筑形式如今蓄势待发。我们在那些无异于舞台布景的美国建筑当中，寻找着真正的建筑形式。那些布景企图掩饰我们缺乏内在的成长，而只有这种内在的成长才能称其为“文化”，也正是这种真实造就了古代文明的辉煌。我们自轻自贱的丰厚成果，是可怜的一丁点儿精神抚慰。美国没有学到有关建筑的一星半点，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也都随之萎缩。

    我们的摩天楼究竟是什么？它是工程技术的礼赞，却是建筑艺术的败绩。钢铁的框架躲藏在石材后面，描绘出一幅模仿中世纪碉楼的动人图画。阻塞城市空间的这些“建筑”，与推动它建造的经济力量一样虚假。令人遗憾的是，你们将要建造的苏维埃宫也反射出这种虚假。我期望，仍在蓝图上的苏维埃宫能够成为现代版本的圣乔治屠龙——将要树立在楼顶的列宁巨像，将资本主义的摩天楼踏死在脚下[426]。

    我们的宿敌——宏大狂热症，也出现在了你们国家的其他地方，甚至在你们的地铁站里。在地下，你们重复着旧日贵族们为自己营造的奢华，或者说是对自己的折磨。对那些寄生虫而言，这无可厚非。但是，它却与我们称之为有机建筑的新的真实，也就是你们为之斗争的自由目标相去甚远。

    在我看来，你们一时间难以根除对“宏大”的痴迷。宏大狂热症在这里被铲除，它又会在那里抬头，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现身。我相信，病症的流行仅仅是因为你们没有给予出色的现代建筑以足够的容身之地。

    一个新的理想将把人性崭新的自由带给我们。一个更难以实现也更令人激动的理想，意味着旧的文化从未尝过的自由。旧的文化繁荣只能源自外力，新的文化必须并且也有可能由内部生长出来。缓慢地生长，但它却是今日的俄罗斯惟一安全的成长方式。

    我很担心苏联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如果不得不匆忙地大兴土木，而文化还没有成熟到让这些房屋成为真正的建筑，那么苏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理性地利用优质的材料，建造符合科学性的建筑。然后，原地等待！

    新建筑运动的左派宣称，他们在向有机建筑前进。但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只是让平屋顶和光洁的墙面显得赏心悦目罢了。他们将昙花一现。

    右派的目标是把建筑本身变成一个大装饰。他们是陈腐拙劣的同路人。而有机建筑作为正中的前进方向，已经将科学、宜人的建筑物质环境，升华成对适应现代生活的人类精神的赞歌。

    今天的苏维埃应当全神贯注于合理的建筑规模、合理的建筑设计和施工，集中精力于建设高速公路、桥梁和绿化。远离对建筑的过度装饰，远离任何对建筑形式的苦心雕琢，直到朝气蓬勃的俄罗斯建筑师们，通过渐进的试验，找到如同属于古老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那样属于新俄罗斯的建筑形式——到那时，苏联将不愧为世界的希望，拥有名副其实的文化！我希望有一天，美国会洗净它曾经犯下的过错，并且不满足于此。

    同志们，不要把自己的建筑才华浪费在单纯的“品位”上面。在思想进步的时代，建筑正迅速地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哲学思考，让艺术重又获得自由和至高的地位。

    这是不能妥协的理想。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大变革，是大城市不可避免的衰败。甚至对于你们而言，无论规模大小的城市也已经与时代脱节。工人们对于生活的憧憬，需要俄罗斯的土地给予他们机遇和灵感。不错，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然而工业的发展更深地依赖农业。土地是每一个人生来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国家权力。他在土地上的一切投入或者收获，都不及土地本身对他的意义。在我看来，俄罗斯巨大的土地资源，将为她的所有公民和后世子孙提供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

    俄罗斯人，请好好利用你们崭新的土地！电力、机器、汽车、广播、电视、高速公路和广袤的农场，城市原有的集聚形式因它们而失去功能，甚至会妨害未来的生活。对人而言，高耸意味着晕眩，水平的线条才是人类生活的线条。有朝一日，整个国家将变为一个自由延展的城市。国民们生活在属于各自的一块土地上，从事农业与工业、艺术与手工艺，科学与教育、商业与运输的各种劳动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交织成自由的图案。每一个人的努力都遵循对于所有人而言自然的秩序，与所有其他人息息相关。不再有无谓的运动、干扰、消遣、阻碍和负担，崭新的形式将更好地服务生活中的一切。

    假如那是俄罗斯的明天，那么我就是一个俄罗斯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身在俄罗斯的每一个人都将是一个自由的人。有机建筑的发展已经描绘出这一理想生活的画卷，呈现出未来城市的图景。我希望并且相信，苏联的新一代建筑师们必将迎来广亩城市——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形的城市。

    美国仍距离这样的蓝图千里之遥。以生产把控消费的经济模式，阻止她靠近这样的理想。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私有制和利润机制，渗透了生活的所有枝干，阻止她靠近这样的理想。这些经济蠢行，让伟大的城市构想在未来至少五十年里与美国无缘。如果有足够的渴望，今天的俄罗斯就有可能获得民主形式赋予的自由。俄罗斯建筑师们具备这样的远见和能力。

    新的自由是现代生活缺乏并且需要的真实。在这个紧要关头，有机建筑为苏联呈献的正是这种真实。日后，它将从俄罗斯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如果届时它还有所残留的话。

    苏联的建筑师们，我崇敬并且热爱你们的精神。我能够给予你们的建议是：在通向建筑殿堂的征途中放慢脚步。无论承受何种压力，都要从真正的起点出发。要学习建筑的结构，但首先要透彻地学习有机建筑的技术与形式背后的原则。用俄罗斯激昂的精神，让伟大的作品从它扎根的地方生长出来，真实地属于苏维埃的新生活，如同永恒美丽的克里姆林宫真实地属于这片土地上旧的生活。

    剔除了文艺复兴风格的寄生物，巍然屹立的克里姆林宫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件瑰宝。

    苏维埃绝不能模仿克里姆林宫，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是苏维埃的荣耀。我热切地希望，成长为明日真正的文化将给苏维埃自身带来荣耀。当建筑真正成为建筑，它将是永恒的。新生的自由将带来建筑文化之外的其他未来的财富。但是，请耐心一些。与建筑形式的成长一样，它们都无法靠强求得来，而需要谦恭地从起点出发，缓慢地成长。

    回国之后，我在莫斯科对美国建筑的评价使我陷于报纸的围攻。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写下这篇“苏联的建筑与生活”，发表在《今日苏联》杂志上。对全美国的报纸和电台而言，当时“红色”的俄国就等同于声名狼藉。

    没有人愿意听到赞美苏联的声音。

    任何对苏联的赞许，都将置你于社会的、经济的，尤其是道德的靶心。

    上帝啊，我们的虚伪真是不可限量！

    Architecture and Life in the USSR 苏联的建筑与生活

    现在，我又回到塔里埃森。我的莫斯科同行们远在万里之外，我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我非常喜欢他们，与他们意气相投，因此我对他们的评价难免过于美化。然而我的评价都是公允之言。

    回望北极的另一端——我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作品显得愈发不凡。我试图尽微薄之力，劝阻他们在迷惑中倒退的行为。我尤其厌恶他们正在建设的苏维埃宫，希望能改变扶持它的那些头脑。然而，它的基础已经完成施工。

    我看到的是，如今的俄罗斯与多年前的美国一样，那些曾经因为贵族拥有一切而一无所有的大众，等来了他们欢喜雀跃的时代。没有什么比屋顶下高耸的大理石柱和光芒四射的大吊灯，更让他们笑逐颜开的了。他们曾经仰视这些左右着他们命运的奢华象征，而今却饥不择食地享用这些奢华。

    然而，苏维埃的建筑师们的态度让我感到安心。我可以举出阿拉柏阳[427]、科莱、约凡[428]、维斯宁兄弟[429]、尼克尔斯基、舒舍夫，还有《真理报》的编辑阿尔金。他们每个人都以诙谐的态度，夹着一丝俄罗斯人特有的宿命论面对现实。

    当下，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创造一流的简洁，弃绝奢华和虚假。当下，还不是理想的时机来坚持大众无法理解的东西——以一流的简洁推翻浮华的做作，就像他们自己推翻那些曾经的浮华主人一样。我在美利坚毕生与之抗争的文化滞后，正在俄罗斯重演。俄罗斯人和美国人一样，还需要经过好几代人，才能接近一种替代旧秩序的更自然的生活和建筑。在俄罗斯人眼中，旧的秩序恶毒地剥夺了人的权利。然而，俄罗斯大众没有意识到毒害正在以建筑为最高境界的创造领域里渗透。他们通过斗争想要摧毁的旧生活，仍然以衍生的形式存在于他们身边，反过来以一种含蓄和深远的力量摧毁他们。

    然而建筑师们——至少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认为，“别担心，用不了十年我们就会把它们都拆掉。”

    “光是建起苏维埃宫就需要差不多十年时间。”我说。

    “别担心，我们会连它一同拆掉——没准儿会在完工之前。”

    “为什么要吸引大众涌向莫斯科呢？与其为容纳五百万人而建造一个莫斯科，何不把莫斯科输送到五百万人的家中？”我问道。

    “但是，俄罗斯数以百万愚昧的民众需要一个文化中心，就让这座城市充当满足一时之需的文化中心吧。”他们解释道。

    这样的说辞无法令我信服。我可以理解他们，甚至嫉妒他们拥有这样的机遇，但我无法认同他们。尽管在通向新秩序的道路上出师不利，但是我仍认为俄罗斯的机遇拥有如此强劲的动力，绝不会被失败的起步而扼杀。

    俄罗斯建筑师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的社会觉醒远远胜过我们的美国建筑师。没有一位我认识的美国建筑师，会如此长远地眺望未来，以混合着幽默感与理想主义的微笑宽容地面对现实。

    阿拉柏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今生不得不用到的所有古典柱式都用于这座建筑（新的剧场），然后一劳永逸地抛开它们。”

    维斯宁在谈到文化宫（对柯布西耶设计方案的改进）时说，“它还缺乏光彩，这只是一个初期的构想，还不具备俄罗斯的精神。”

    年轻的约凡满怀憧憬地谈到他设计的苏维埃宫，一种装饰浓重的折衷主义：“别担心，赖特先生。它会随着我们的推进得到改进。我们一直在推敲。”我在约凡的设计室见到了这种自信的实证（那里曾是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内落脚的地方）。

    有谁能抗拒这些思想活跃、心存高远的同行的魅力呢？有哪一位建筑师会不倾其所能来帮助他们呢？事实上，帮助来自他们自己。他们对我说：“要对我们的人民有信心。我们俄罗斯人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我们热爱美的东西，对生活的理解既深刻又把握有度。我们会创造一个新的俄罗斯。你会看到的。”

    我看到了，他们的努力让一个有机的新俄罗斯慢慢绕过“紧闭的大门”，进入了他们的建筑作品。我相信，苏联的未来不必以牺牲俄罗斯的精神为代价。

    如果像惊恐的局外人所言，斯大林同志背叛了革命，那么我在莫斯科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背叛是把革命交到了民众手中。

    莫斯科的建筑师们独占一座宏伟的建筑作为建筑学会。顶层是一间画廊和几间餐厅，楼下是图书馆、设计室和收藏品展室。快要离开俄国之前，我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建筑师当中的几位，一起来到他们的苏克汉诺夫度假。那里是距莫斯科三十英里的一片四百英亩的田园，有一座古老的宫殿。他们有自己的畜群，将要在这里建起新的建筑。美丽的森林环抱着田园。这些建筑师可以随时带着家人和朋友来这里度假。他们将在这里建起设计工作室和技术试验用的工房。

    这些建筑师之间只有朋友一样真诚主动的合作，世俗的回报不会令他们心动。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可以经济独立地生活。一个人的成功非但不会妨碍他人，反而会是他人的阶梯。竞争中包含的毒刺已经被拔掉。今天的失败没有任何屈辱可言，因为它可能被明天的胜利补偿。在和他们的交谈中，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明天”就意味着今天，正如“永远”就意味着此刻。

    置身于苏克汉诺夫的朋友们之中，是一段我和我出色的翻译奥格瓦娜难忘的经历。你可曾体验过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还没有吗？那么好吧，做一名建筑师去访问你的俄罗斯同行们。他们会带你来苏克汉诺夫。

    身兼农民和建筑师的双重角色，我参观了一个集体化的奶牛农庄。农民们在田野里和谷仓里劳动，按劳分配。他们每天挤三次牛奶——日出时、上午十点和日落时。所有人共同住在一个与老式农庄相仿的村庄里，区别在于有一个托儿所在母亲们劳动时看管婴儿。这些婴儿都由他们的母亲喂奶。附近有一个现代模式的幼儿园。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是由苏维埃来管理。这种集体农庄是革命后产生的一种富有特色的核心单元，但是它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工业，正如美国的现状一样。

    工厂的建筑和运营胜过农场。农场的发展还很不完备，部分原因在于革命首先是由工厂里的工人们发起，而在革命之初农庄抗拒集体化的生产模式。农民们一度宁可宰掉牲口、破坏庄稼来对抗集体化。不难想象，要在美国农民中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化，即便现在也会是多么困难。格朗基[430]是我们最接近集体农庄的形式，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规模。

    苏维埃似乎清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合作化将给农场带来如同公有化带给工厂的益处。农场上各家的住宅散落在一个美丽的中央公园里，高音喇叭里农场管理者的声音和城市里传来的文化信息联系起每一个农场组团。假以时日，这些农场组团将变成世界上最诱人的生活和劳动场所。

    在我看来，莫斯科的新规划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是它远远胜过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城市规划。改天换地的机遇在于，当伟大的城市需要粉碎整个街区的老建筑，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多愁善感者能够说“不”。为了让肮脏混乱的小巷变成宽敞的大路，就连雄伟神圣的古迹也灰飞烟灭。规划中巨变的力度与无所顾忌令人震撼。

    当规划变为现实，莫斯科将成为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然而我以为，它已经落后了，应当让位于一种先进的理念——“广亩城市”。

    未来的莫斯科有太多的高楼。这一缺憾部分归因于苏联的工业发展领先于农业，并且仍旧执着于旧的思维模式。出于某种原因，本应自由划分的土地上，将出现由“古典”形式严格管控的区域。那里将有四层高的学校建筑（知识的工厂），但是对我而言，两层已经太高。公园组成绿带围绕着城市，但是更理想的布局应当与此相反。最精彩的传统建筑和政府建筑坐落在城市的中央公园里；随着城市向外发展，建筑的高度随之逐渐增高。

    如今，莫斯科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已经变为现实，例如宽阔的街道和公园。整齐铺筑的花岗岩石块，护卫着古老的莫斯科河两岸。克里姆林宫古老的宫墙和穹顶，威严地注视着脚下的花岗岩堤岸。

    莫斯科有一系列设计精良的地铁站。新建的地铁站更加宽敞和富丽堂皇，但我更喜欢早期建成的朴素简洁的地铁站。与莫斯科的地铁相比，纽约的地铁看上去像下水道一般。

    然而，一座高墙像它挡住美国文化那样，挡住了俄国通往文化的道路，那就是大众渴求与精神脱节的奢华与宏大。但是，对于俄国我们不必惊诧也不必谴责。除了贵族和布尔乔亚的生活，俄国人一无所有。如今轮到他们享受了。数以百万的大众终于迎来了这一天，摆脱昔日鞭子下的奴役，奔向他们心目中的麦加——莫斯科，并且留在这里生活。

    与其他国家最优秀的新建筑相比，他们的新建筑既不更强也不会更差。然而，当俄罗斯的现代建筑师们选择了左翼的道路，厄运随之降临在莫斯科。他们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沾染了有害的洋腔洋调，比如乏味的孤芳自赏和幼稚的技术工艺。现代建筑既然已经溃不成军，大众自然而然地只能以古董为范本来描绘奢华的布景，成年人们也像孩子一样痴痴地瞪大双眼。

    舒舍夫和我站在他设计的苏维埃大饭店前，注视着这座庞大的建筑。我告诉他这座建筑应当被叫做“大都会风格”，它具备所有费城等大都市固有的优点和缺陷。或许我有所夸张，因为它毕竟是一座舒适的旅馆，在很多方面不失为佳作，然而，它仍属于美国人已经日渐厌弃的那种旅馆。

    只有庞大的体量能让俄罗斯人心潮澎湃，如同它先前诱惑坐井观天的美国人一样。显然，这一切正是我曾经担心自己将要目击的倒退现象。

    作为新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苏维埃宫同样是美国式宏大狂热的受害者。它模仿摩天楼只顾向上的效果，直到被一座三百英尺高写实的列宁像用巨大的脚掌踩住。工人们的衣服和笨重的鞋子，与典雅的摩天楼形成强烈对比，显示出当前苏联文化状态的特征。苏维埃宫秉承了富于纽约特色的倒退精神，怀着摩天楼的冲动垂直向上，却被雕像当头压住。相形之下，它从庞然大物沦为了侏儒。

    伟岸的列宁将一切踩在脚下，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画面比这更为荒唐。我相信，伟大的列宁看到这一幕也会厌恶之极。在七年前苏维埃宫的设计竞赛中，年轻建筑师约凡的方案脱颖而出。今年，他设计了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也最成功的国家展馆。展馆的思路与苏维埃宫颇为相似，也有一座巨大的雕像耸立于建筑的屋顶。

    但是巴黎博览会的苏联展馆是低而舒展的，为雕像提供了适宜的基座。苏维埃宫却是一个完全失当、过度夸张的基座托着一个写实而平淡的雕像。

    约凡陪我去莫斯科郊外看他设计的一座疗养院，一件设计和施工都很精良的佳作。任何一位需要疗养和护理的苏联公民，都可以来此享受在美国只有大西洋豪华邮轮上才有的奢侈。构思巧妙的阳台和房间布局，让室外空间拥有和室内一样的舒适。整体上看，它的优秀难以被任何其他建筑超越。《真理报》所在的大楼，是俄罗斯人尝试“现代主义”更加成功的例子。然而，在它之前那些有害的先例，决定了这样的建筑并不属于俄罗斯。它苦心经营着一种精神和内涵都少得可怜的风格。我认为，一旦俄罗斯人的文化迟滞消失，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东西。这也许只需要十年时间。

    规模庞大的文化宫是一座在许多方面都更加出色的建筑。它是服务于具有艺术情趣的公民们的娱乐场所。其中的大会堂是我这个会堂专家见过的最好的同类作品之一。从整体看，这座建筑具有好的构思，实施也可圈可点。我很喜欢设计它的建筑师们。如果这件作品能够像他们本人一样，更富有俄罗斯的精神和个性，那么就会更加打动我。苏维埃拥有许多像我提到的这些朋友一样可贵的建筑师。苏维埃政府派出四百多位建筑师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这次大会，并且邀请了众多来自各国的建筑师。

    我能够预见，列宁格勒将成为苏联众多城市中一件精美的展品。尼克尔斯基给我看了他为列宁格勒一座新体育场所做的设计。我喜欢他以建筑手法布局的大片树阵。它理智地摆脱了笨重的砖石的束缚，有望成为一件宏伟而精美的作品。

    苏联的电影院堪称世界上供大众休闲的最佳建筑场所。其中一些出自维斯宁兄弟之手。在建筑师大会上代我宣读演讲的科莱，是苏联建筑师协会的主席。他对比例和风格有精妙的把握，却倾向于古典风格。建筑师大会的主席阿拉柏阳，以他在剧场设计领域非凡的才干，让旧的形式焕发出某种程度的新生。规模宏大的社会建设，正在呼唤建筑精神的帮助和指引。这里有一群能够创造伟大建筑的建筑师，以及与他们并肩协手的评论家和报刊编辑们，例如《真理报》的编辑阿尔金。艺术院校的首领们站在保守倒退的一边，但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

    多么遗憾啊，苏联的建筑不能像这里的人民一样自由。果真如此的话，千禧的盛世立刻就会降临。那里仍有世界上最宽阔的道路，却不再有令人生厌的权宜之计，不再有人类对无知的偏好所造成的文化滞后。无论俄罗斯举国上下如何欢欣雀跃，我都难以接受它正在经历的滞后，阻碍它获得与新的自由相称的建筑特征。

    我参观了许多苏联新城镇建设的典范。它们全都异常出色，却都带有太多向文化滞后的妥协。令人称奇的是，像俄罗斯这样落后的国家居然拥有这样的成就——至少是如此迅速地拥有，或许太快了一些！

    我带着遗憾，肯定他们的所有成就。

    那些与我短暂相识的俄罗斯人眼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能够微笑地期待：他们的俄罗斯精神！

    在今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精神。

    我感受到这种精神洋溢在空气当中。俄罗斯男子的阳刚、女子的柔美、新的劳动赞歌和男女工人们的笑脸都散发出这种精神的光晕。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感受到自由的影响，并且骄傲地时刻展现出来。尤其俄罗斯的女性，令我不禁感叹：“新生的俄罗斯将拥有怎样伟大的母亲啊！”

    一种新的英雄主义，正在苏联的大地上生长。在那里，男子有男子的阳刚，女子有女子的柔美。在那里，上帝不再是人们心目中昂贵的抽象物，不再有堕胎，不再有所谓私生子。国家的资源保障每一个母亲安心地养育她的儿女。阳光下的俄罗斯为每一个新降生的小生命准备好了一片天地。无论出生在何时何地，这个小生命已经是一个公民，国家保障他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性别歧视将不复存在。

    他们对一个人付出努力而收获的劳动品质给予鼓励。他们称之为“斯达汉诺夫运动”[431]。社会的和实物的奖励，是基于一个聪慧的领头者创造的全新的成功理想。在拥有我们这种价值观的美国社会里，如果不能适应生活基本目标的彻底改变，很难想象个人获得这种新的自由。我发现，自己始终渴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与“你的、我的”相比，更为简单的视角。在拥有这种视角之前，我们无法理解俄罗斯。我们这些贪婪的西方人只能惊叹她的生机和力量、她勇武的成长和丰富的表露，崇拜她绚丽多彩的个性，却无从探知她幸福的秘密。

    其中的秘密对于我们而言太过简单了。它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获得”和“占有”之中。生活将不再包括这两样内容，除非“获得”和“占有”能够让人们相互受益并且造福所有人。在苏联人的面孔和行动中，不再有卑贱的怯懦和对金钱的焦虑。英雄和英雄主义自然地闪耀在苏联人编织的新生活里。

    见证和感受过俄罗斯精神，我想忠告那些对苏联有所企图的敌人，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每一个武装起来的男子，还有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和九岁以上的儿童。

    除了彻底的种族灭绝，一切都无法征服苏维埃俄国。

    辜鸿铭，那位真正的诗人与哲人（我曾引用过他对日本的深刻剖析），拥有思考和阐述“简单”道理的天才。有一天，我和他坐在荷花池边古旧的石阶上，他洞若观火地历数着各个种族的特性，谈到俄国时尤为精辟。他认为，“灵魂”是所有民族都最为匮乏的要素——法国拥有一种替代物：优雅。但是，给世界带来“灵魂”的将是俄国。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果戈里，还有些许俄国音乐与戏剧，这就是那时我所了解的俄国。我想我能理解他所指的深意。

    今天，我相信他的预言将会实现。俄罗斯带给西方世界的，将是那些执着于金钱、暴力和争夺的衰败种族无法在自身找到的“灵魂”。并且，我期望她能及时阻止那些民族处心积虑的自杀行为。

    塔里埃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上文被转载于麦迪逊市的《资本时报》，其反响之一是下面这样一封信。

    An Open Letter to Frank Lloyd Wright 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公开信

    多年以来，你的名字始终与美国建筑的杰作联系在一起。你的坦诚和无畏享誉四方，你的见地被无数美国人悉心聆听。因此，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你在夸赞苏联的同时附带上对美国共产党严重的诋毁。

    我们曾访问过你的塔里埃森，看到那里没有电灯和取暖设施，屋里的地板半途停工。这幅感伤的画面，证明了在利益是惟一上帝的经济制度下，艺术怎样地遭到遗弃。我们敬仰你的正直，你决不让自己的才华随波逐流，去生产资本主义乐于购买的建筑产品。

    我们很好奇，你将如何评价那片社会主义的国土。在那里，艺术和工业都属于全体人民。在那里，一个杰出建筑师的作品，不会因为没有电而昏暗阴沉，沦落为艺术被资本主义压制的象征。我们没有误会你的真诚。你带回了直率的赞誉，给记者们提供谎言，供他们歪曲事实。你说，“如果说斯大林像许多人一直以来痛斥的那样背叛了革命，那么他的背叛是把革命交到了俄罗斯人民手中。”

    你宣称美国的共产党员都是骗子。我们试图揣测你的想法，却茫然一无所获。难道你暂时忘却了你对“宏大狂热症”的厌恶，仅仅因为我们在美国还只有五万个成员，尚不足以完成俄罗斯共产党的成就而鄙视我们吗？

    抑或是，当你已经通过第一手渠道了解到苏联被美国记者们极大地歪曲和误导，你仍然满足于从这些记者那里获取对美国共产党的第二手了解？

    如果《资本时报》忠实地刊登了你的观点，我们希望你能在百忙当中，作出更为明确具体的指责，容我们也享有你评价苏联时表现出的公正，从而有机会对你作出回应。

    我们宁愿相信你之所以提出那样的观点，仅仅是由于缺乏对美国共产党员的直接了解，或许还夹带着极其普遍的谬误，那就是将校园里的颓废不羁者与共产党员混为一谈。

    美国共产党威斯康星大学教师分部

    Reply to the Faculty Communis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致威斯康星大学共产党员教师们的回信

    母校的共产党员们：

    我读了你们的公开信。首先，请相信我从未讲过美国的共产党员是骗子。那不过是我的观点从嘴唇通过电话传到记者那里造成的差错。那样的观点无疑是愚蠢而荒谬的。我的确讲过，如同在工会里存在骗子一样，在托洛茨基分子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们当中——他们是我心目中的美国共产党——也存在着骗子。这些骗子是俄罗斯最可怕的敌人。

    我承认并不了解你们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不相信它是那样的。然而，如今我把一切“主义”和“主义者”都视为异类，对所有“分子”们都敬而远之。

    我领教过我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有机建筑，被精英人士们利用和歪曲，冠以某某“主义”之名，又被某某“分子”们打造成某某“主义”——我指的是“国际主义”，也就是今天的“现代主义”。因此，我同样相信无论共产主义最初的含义如何，它已经被“校园里的聪明人”加以利用。这一帮慵懒玩世的聪明人，以经营某某“主义”和“主义者”为业而红光满面。不可避免地，诅咒真理的人总是凭借它，而不是为了它而生存。他们会献上该亚法之吻[432]。

    出于这种原因，“共和主义者”现在的含义是什么？“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有“共产主义者”？对于一切理想和行动而言，来自基础和从内部的都要比来自顶层和外部的，更加脆弱。美国的共产主义是这方面的明证。“渐进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同样地早已含混不清。让我们抛开这些被玷污同时也玷污别人的标签，谈谈具体明确的问题吧。

    “社会正义”，对我而言比任何主义都更为动听，而它也不过是一个标签而已。如果它有具体明确的诠释，那么我愿意在以它为旗帜的理想指引下向前。

    或许美国能够在某种鲜明清晰的理想指引下，实现真诚的社会目标。

    民主本身与社会信用相仿，它等同于社会正义。然而就连“民主”这样崇高的字眼，也已经被党徒政客和卖艺的乞丐们买进卖空，以至于今天它仅仅等同于“美利坚主义”了。

    To You, American Communists 致美国的共产党员们

    从俄罗斯传播到美国，再回归俄罗斯的“形式”：

    1.每一个人工作的权利都得到保障。

    2.每一个有能力的人，不劳动不得食。

    3.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交换媒介。

    4.整体的人口分散化：降低所有地方的人口密度；减少政府干预，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务。

    5.禁止投机自然资源或者公众赖以生存的设施。禁止以土地、水、空气或天空为牟利手段，禁止以石油、天然气、煤炭、公共交通或电台为牟利手段。禁止投机电话、电报、报纸或者邮政。实现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救助。

    通往这片乐土的捷径，是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它不受任何外界牵制，它的政府是从内部生发而成。一种比俄罗斯还要简单得多的制度。一种新的理想将取代旧日以牟利为目标的“成功”定义，它将更加有机，因此也更加人性。

    如何将它实现呢？渐进的方式。通过税收和某种购买形式实现整个国家资本化，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提供适宜的生活条件，再将剩余的利润像股票那样销售给国民。

    这是一种真正的私有制，一种资本制度。它的基础是宽广大地上全体民众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孤悬在半空。我所描绘的是共产主义吗？是社会主义吗？都不是？好吧，如果诸位一定需要某种“主义”的话，不妨称它为真正的资本主义——有机的资本制度。它属于一种有机的民主制度，它是有机建筑或者说尤松尼亚文化的惟一基石。

    请注意：同志们，请不要将我在塔里埃森的困境与俄罗斯相比，以此作为对我的国家的指责。要知道，我曾经不懈地“努力”，并且仍在努力。

    塔里埃森，一九三七年八月

    The Safety of the Soul Depends on Its Courage 灵魂的安宁依赖它的勇气

    目光长远，方见真知。

    “宽容、尝试和变革赋予一种文化以力量。”

    生活得以绚丽多彩的力量源泉，不是什么国际主义或者任何其他“主义”，而是每个人直接的责任。它拥有一个光荣的特征叫做“主动精神”。当个体的主动精神激扬活跃，将自己的力量付诸行动，你就会看到生活的发动机强劲地运转。

    造化把它给予个体的这种奖赏，同样也给予了国家。国家不过是个体结成的公共力量，它的职责应当是查验个体的秉性癖好。偏离这个方向的国家必然是孱弱的国家。

    有机的民主形式——日日常新的真理，尚未眷顾我们的文明。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可悲的景象，腐败的社会充斥着对理想的打击，当权者们只需举手之劳就能把我们推入毁灭和仇恨的漩涡。

    我从苏联回来之后，许多朋友读了我为此行所写的文章，或者听说了我们在那里的趣闻，好奇地想了解这次访问对我的“观念”有何影响。劳埃德·刘易斯问我，“嘿，弗兰克，你觉得莫斯科搞的那些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于他们极端愚昧的起点，俄国人实现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革命还只完成了一部分，他们仍旧揣着我们的金钱教义。这东西正在毁掉我们，也会毁掉共产主义。他们依旧笃信出于教育目的将人口向城市聚集（或许日后证明是出于军事目的吧）。俄罗斯同样摆脱不了机器崇拜——这种崇拜会掉转头来把俄罗斯撕碎，就像它要将我们撕碎一样。”

    “如此说来，你没有在那里皈依了共产主义，是吧？”

    “没有。什么个人主义、国际主义，对我而言，什么主义也没有。我信仰资本的制度。只不过，我希望某些时候它能够经受住考验。”

    这本《自传》的第五卷到此结束。

    “让一辈辈青年们健康茁壮，留给他们坚固的房屋。”[433]

    几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伟大的建筑师希南[434]为苏丹建造了一座城市。我希望像他一样，为民主社会建造一座城市：尤松尼亚的城市。它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

    既然对形式的探寻就此结束，那么，尤松尼亚的城市——广亩城市将成为这本《自传》的第六卷，一首自然而然的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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