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除序跋发凡外，共计《总论》三篇、正文九卷，凡三十余万言。因初刻本（康熙三年此藏轩本）流传不广，晚近排印本又残缺不全（民国二十一年成都美学林本仅有正文九卷），此书之阅读与使用殊为不便。兹不揣鄙陋，对《总论》上篇略加绍述，希望有助于揭示密之在庄学问题上的卓见。
一
《炮庄·总论》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自汉至明诸家庄评之汇编，略近于庄学小史。中篇收僧人憨山德清、鼓山永觉、觉浪道盛以及其他佞佛士子之庄论，重在衡定庄佛关系。下篇为方以智本人文章，包括《向子与郭子书》、《惠子与庄子书》和《药地总炮七论》等，可视作全书之总纲。
上、中两篇正文部分皆题曰“墨历山樵集，春浮行者萧伯升孟昉校”，下篇题为“浮山愚者之子中德、通、履谨编”。“墨历山樵”和“浮山愚者”均为方以智别号，中德、中通、中履则是其三子之名。由这些题签，可知《总论》前两篇为方以智所收集，下篇因为涉及他本人的文章，所以编校任务就交给了儿辈们来完成。
就体例而言，《总论》三篇与正文九卷一样，皆有大量眉批。眉批可说是《炮庄》最重要的内容。毕竟，汇编之语多为他人成说，而在眉批中，方氏自己的意见才有了更集中的表达（惟须注意者，眉批也并不全都出自方以智之手）。
二
《总论》上篇共收庄评四十余家，大体依时间顺序编排。其中，汉代四家、晋代三家、南朝一家、唐代两家、宋代十多家、明代二十余家。宋、明两代之所以占去大半，恐怕与这个时期的庄注本来就比较多有关。另外，年代较近，文献的搜求自然也就容易一些。
1. 汉代四家分别是司马谈、司马迁、严遵和扬雄。对司马迁，方以智极尽推崇之能事：“子长以实事杀活自适，子休以虚言剽剥自适，都是伤心人，所以一语道破。”司马迁道破的一语，即《庄子传》中所说的“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与世俗那种滑稽混世之解不同，方以智从此语中读出的却是无奈和悲情。滑稽和混世意味着放弃，但无奈和伤心却饱含着对世事的关怀。在密之看来，庄子绝非弃世之人，司马迁也不是。史公之所以能状出庄子的这种悲感，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同样的大伤心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历过九死一生、国亡不复、遁入空门的方以智仍然孜孜不倦地著述，又何尝是弃世之人呢？当密之写下“都是伤心人”、“悲何如耶”这样的字句时，心中定然充满无限的家国身世之感。
以悲感释庄子，自然就难以容忍扬雄这样的说法：“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方以智的回答斩钉截铁：“庄申大戒，非罔君臣。”
“庄申大戒”指的是《人间世》这段话：“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在庄学史上，这是一段充满歧解的话。有的人从中看到的是人间网罗，有的人从中读出的却是事亲致命。自宋代以来，儒生们大多选择了后一种理解，因此《人间世》也就成了庄书中最纯正的一篇。方以智的老师道盛禅师也持有近似的看法：“此决断为臣子之心，与事心之不逾矩处，如斩钉截铁，真孔子万古不易之正论也。”
道盛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托孤说”，大意是说庄子非但不是老子的嫡嗣，而且还是儒宗之别传。战国时期，功利名相兴，儒者多滞迹，尧孔之真精神有失传之虞，于是庄子乃隐名埋姓，托于老聃门下，为儒宗之真血脉保留一线生机。此说对方以智影响至深，成为他品评诸家得失的一个基本依据。
在《总论》中篇，方以智对道盛之说有一个更全面的概括，值得特别征引如下：
庄周隐战国，辞楚相，愤功利而别路救之，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者也。世儒拘胶，不能知天立宗。诸治方术者，离跂尊知，多得一察，以自为方，终身不返。乃慨然抚心曰：恶乎可？又恶可使若人终不知道德性天之宗乎？夫如是也，又何所籍之以自明吾之所存，自行吾之所主乎？于是仍借羲皇尧舜孔颜，与老聃许由壶列杨墨惠施诸子，互相立论而神化之。其中有主有宾，有权有实。至于纵横杀活，隐显正奇，放肆诡诞，嘻笑怒骂，直指天真，曲示密意。其为移出人心之天，岂可以常情臆见领略之耶？内七篇已豁然矣，究不外于慎独致中和，而与人物冥声臭，归大宗师于孔颜，归应帝王于尧舜也。世人不知，以为诋毁圣人，孰知称赞尧舜孔颜，无有尚于庄生者乎？
依据这种说法，庄子内七篇之归宿乃在于尧舜孔颜，那么扬雄所谓“周罔君臣之义”的说法自然也就变得根本不可能。
稍显奇怪的是，汉代四家中，司马谈并没有直接评论到庄子，严遵也只是在《老子指归》中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些文句，方以智为何却把两人提了出来？从眉批可以看出，密之此处关心的显然是文本之外的东西。传统上，司马谈和严遵都被归为道家一派，这与两个晚辈的尊孔态度刚好相反。但在方以智看来，谈迁父子周南泣命，念念不忘的是“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因此不能说司马谈不尊孔子。严遵闭肆下帘授《老子》，但在从事卜筮活动时，劝人的却是忠孝之道，这与庄子的“别路救之”，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以智说：“得老庄至深者，其君平哉！”
2. 把庄子归入儒宗，自然也就不会对魏晋玄风有太多的好感。作为三玄之一，魏晋注《庄》者众多。虽然存世已少，但也不至于仅能找到三家。方以智这里显然依据自己的立场，做了严格的抉择。
第一位被提到的是阮籍。对这位以青白眼著称，公开鄙薄汤武的达庄者，方以智看到的却是“寓庄以达生，大语藏怒笑”。广武之叹证明阮籍绝不是忘情山水之人，他的越礼骇俗背后深藏着极度的痛苦。
第二位被提到的是郭象。郭象可谓纳庄入儒的始作俑者。抬孔子，贬许由，君臣父子皆存至理，所有这些都能勾起方以智的共鸣。“郭注平和，恰是贤智消心用中之妙药”，这就是密之对郭注的评论。
第三位被提到的是戴逵。戴逵本隐士，却深以放达为非。他的一句话最受密之欣赏：“老庄去名，欲以笃实也。”对于戴逵，密之评论说：“深于老庄，而弹琴履礼，此真弥缝柱、漆于杏坛者乎！”
三家之中，反对放达的、语气平和的，得到表彰；迹近放达的，给予新解。至于名放达而实放荡者，在密之看来，只不过以庄子作托辞而已，又何能知庄子之苦心呢？
3. 晋代之后，终唐之世，方以智也列举了三家，它们分别是南朝马枢、唐代陆希声和李习之。李习之之说见于《复性书》，与庄学关系并不大。陆希声所云，“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近于老生常谈。马枢指出“贵名实”和“玩清虚”者“各从所好”，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方以智除了对李翱之清直有赞赏之外，对三家的说法皆无明确的评论。
比较奇怪的倒是，所引马枢之言并未遵照时间的顺序，反而被安置到了宋明之间。是有意如此，还是偶尔的误植，现在已不得而知。
4. 宋代是注庄的另一个高峰期，存世的名作就有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吕惠卿《庄子义》、林希逸《庄子口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等。其他评论性的文章就更多了，像王安石的《庄子论》、苏东坡的《庄子祠堂记》和李士表的《庄列十论》都是代表性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体例的限制，方以智在《总论》上篇并未把注意力放在各种庄注上，除了王元泽外，吕惠卿、林希逸、褚伯秀的名字根本就没有被提到。那些评论性的文章，如王安石、苏东坡、李士表之作，倒成了重点引征的对象。甚至一些与庄子有关的只言片语，如邵雍、杨时和杨简之说，也都获得了一席之地。
第一个被提到的是王安石《庄周》论。介甫此文之宗旨在和会庄儒：“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庄子之毛病，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其心则是也。
按理说，同属和会庄儒的方以智应该激赏此文才是，可实情却刚好相反，密之如是评价王安石：“欲收青苗钱，而纵民私铸，岂能及桑、孔之善计乎？”“彼正窥得庄子，以破诸儒之执，而实用管商，以图一世之功，勿为所谩。”桑弘羊、孔仅皆为逐利之臣，安石实属同一类型，并且不若二人善计，这种评价也真够低的了。
方以智对王安石的评论虽酷，但也不是什么特例，宋明儒者多持此论。毕竟这是一个道学盛行的时代，“正其义不谋其利”才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正途。不管王安石的动机如何，在儒生们看来，那些变法的措施看上去更像是与民争利。方以智特别不满于王安石的还在于，他明明知道庄子之“正”就在于矫天下趋利谲诈之弊，自己施政时却仍然选择趋利一途，这只能说明他有“谩人”的动机。
王安石如此，其子王元泽自然也不会得到好评。尽管王元泽“庄子通性命之分”的说法可为“正决”，但他不能引庄讽新法，所学尚达不到触屏陈咸之境界。
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方以智对此自无疑义。他甚至称赞东坡评《庄》懂得一赞（“见庄子得吾心”）一棒（“为人父而不仁其子可乎”），这不正是“炮”之所以为“炮”吗？但是，善于炮制的苏东坡仍然不免于有所执：“程为东郭顺，苏为温伯雪，岂有蜀洛党哉？可知庄子正是甘草。”
洛蜀党争是两宋众多党争中的一次。究其实，也可能是最无意义的一次。宋代党争之中心问题在新法之立废，而洛蜀两家都是反对新法的。仅仅因为戏谑之言而水火不容，两家均免不了所谓通人之弊。如果小程子能够像人貌而天、清而容物的东郭顺子一样，苏东坡能够像目击道存的温伯雪子一样，哪里还是什么洛党蜀党？所谓“庄子正是甘草”，意义就在这里。
值得提及的是，密之早年其实也曾深陷党争之中。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公讨阮大钺，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国变服缁，荣华褪尽，回首前事，密之此时正不知做何想！
苏、王之后，紧接着的几家是邵雍、龟山、朱子和杨简。这些人除朱子外都没有专门的评《庄》著作。之所以提到他们，是因为邵雍欣赏庄子之辩才，龟山认为《逍遥游》、《养生主》之宗旨近于思孟的“无入而不自得”“行其所无事”，朱子称庄子见道体，杨简说庄提长生是贪生本术。对于邵子、龟山、朱子之说，方以智皆无评论。唯独慈湖之论受到了密之的驳正：“正曰：敬仲明骂庄生以扶儒，暗取庄向上之意以扫朱，有觑破者否？单标无意，亦取禅宗。”一句明骂暗取，着实让慈湖难堪。作为象山弟子，慈湖可是一贯相信本心是澄然清明的。至于“亦取禅宗”，慈湖倒不必过于挂怀，宋儒学佛而反佛者比比皆是。在这点上，明代人就显得开明多了，儒佛既可会通，自不必斤斤计较于此是而彼非。更何况“一罄咳，三教毕矣”，哪里还用得着明骂暗取？
宋代最后的几家是王世长、刘须溪、戴侗和李士表。王世长情况待查。刘须溪亦出象山之门，有《庄子》校点本。戴侗作有《六书故》，方以智《通雅》引用此书颇多。李士表则是《庄列十论》的作者。四家之中，最受密之欣赏的是刘须溪之说：“儒者取厌，故庄生别路謦欬引之，苦其心以为筌蹄。又自疑筌蹄之误来者也，自毁之，然犹证于经，质于理，玩其文字而自谓得意者。”此说得到了密之的正面回应：“世道交丧，道有窊隆。儒不知时，况陈陈相因乎？别路謦欬，犹张凉州之于晋也。”张凉州即张轨，曾经据守凉州，数次匡扶晋室。密之认为，庄子的别路謦劾，正足以助儒存真也。其他三家，因无关宏旨，这里也就不多提了。
5. 全文的最后是明代部分。家数最多，篇幅也最长。特别是，由于许多被引征者就是方以智同时代人，有的是好友如张溥，有的是世交如萧伯玉，有的是亲人如方大镇，眉批中措辞也开始变得谨慎起来。前面的赞叹推崇之辞基本上看不到了，提名道姓的批评反而多了起来。另有一些内容，干脆不加任何评点。
明确给予批评的主要有以下几家：第一位是高叔嗣。此人认为，《论语》书中既然载有姗笑孔子的接舆和沮溺，那么庄周所录的巢许之徒，也不能绝对看成没有。上古风俗淳至，现在觉得是攻击圣人的话，在当时也不算什么过甚之辞。方以智对此说的回应是：“不悟化身酬唱，难免痴蝇钻纸。”
第二位是李贽。李的看法是：“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这无疑是说，庄子是一位患得患失的自了汉。方以智于是“正”之曰：“忧君忧民，正是一贯。禹稷颜子，易地皆然。素其时位，心则一也。故君子既知其素，又知其位。偏才使锋，但快意耳。”
第三位是陈蝶庵。陈蝶庵说：“‘肆廉直’，犹不失老子面目。‘狂而荡，矜而忿戾，愚而诈’，直是庄周、韩非矣。”方以智反问道：“蝶庵既然厌庄，且问自号蝶庵，又是何意？”
这些批评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替庄子辩解。深信儒宗别传的方以智当然无法容忍李贽的“自私”说和陈蝶庵的“狂荡”论。一类关涉到读《庄》方法。密之曾经说过：“《庄子》者，可参而不可诂者也。以诂行，则漆园之天蔽矣。”像高叔嗣这样斤斤计较于巢、许之有无，根本就无法进入到庄子的精神世界：“庄子叹世之溺于功利而疚心其始，又不可与庄语，为此无端崖之词，卮之、寓之，大小重之，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使见之者疑愤不已，乃有旦暮遇之者。” 因此，什么鸿蒙拊髀雀跃，什么河伯望洋而叹，什么北游服隐弅之默，什么童子指七圣之迷，全都不过是化身酬唱而已，巢、许又何能例外？
明确表示赞赏的也有三家：
第一位是万历年间的李衷一。李氏认为：“《人间世》大戒，发挥忠孝至矣。精之可以养生，高之可以御气，得其意而善用之，骄者可使下，薄者可使厚，烦法令者可使简，多嗜欲者可使浅，初亦何害于吾身与吾民？苟不原其得而索其所以失，将《六经》之书、孔孟之道，有用之一再传而失者，何论老庄哉？”这已经十分接近方以智的立场，所以方氏的眉批，表达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虚无者，道之至体。名法者，道之事用。若以互救，名法、虚无犹茶饭也。若体其固然，名法即虚无也。圣人中和正用，岂沦荒唐而流惨礉哉？庄子正卷卷于中和，特其词锋矫异耳。若是巧贩虚无，横驰险诈，正赖的彀、徙木。一核名实，始以大戒发挥人间。”
第二位是心学家焦竑。焦氏本有《庄子翼》，方以智引述的却是他《笔乘》中的两段话：“舜无为而治，非不治也。禹行无事，非不行也。昧者遂至清谈废事，斯失之矣。庄曰：‘水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废事为无为，是郁而闭之，而几水之清者也。”“释氏之论酬恩者，必呵佛詈祖之人，曾知呵詈之为皈依赞叹乎？秦佚之吊，尝非老聃矣，栗林之游，又尝自非矣，而亦谓诋訾聃、周也可乎？”前者批清谈，后者赞别传，这也难怪方以智会感叹说：“澹园老庄《翼》，弥缝婆心，其一澄一流者乎！”
最后一位是公安派的袁宏道。袁氏兄弟和焦竑一样，极尊李贽，方以智当然知道。他最欣赏袁宏道的，并非他的狂放、使酒和性灵乍现，而是他的迷途知返：“中郎之酒，贪醉且六十年。特取其晚悔语，亦良剂也。或曰：‘快意已过，晚年留此困人耳。清凉于《庄》，但取其文。’愚则曰：‘聪明人，还从聪明人折肱路入。留此忏悔，原自投机。’”
除了明确地批评和赞赏之外，明代剩余的十几家又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仅仅罗列他们的说法，不加任何评论。这样的例子包括薛文清、邓潜谷、方大镇和张溥等人。一种虽有眉批，但却常常借题发挥，很难读出方以智本人的立场。萧伯玉、梅惠连诸条，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最为特殊的是熊明遇之说。熊是明代较早接受西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福建任职时曾和方孔炤共事，这使得方以智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有关西学的知识：“西儒利玛窦，泛重溟，入中国，读中国之书，最服孔子。其国有六种学，事天主，通历算，多奇器，智巧过人，著书曰《天学初函》。余读之，多所不解。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顷南中有今梁毕公，诣之，问历算奇器，不肯详言，问事天则喜。盖以《七克》为理学者也，可以为难。”就重视象数、物理而言，两人显然是同道。对于熊明遇如下说法，方以智可谓心悦诚服：“为物不二之宰，至隐不可推见。而费于气则有象，费于事则有数。人身天地，二而一也。明乎天地之为物，与物身者不悖，斯进于格物矣。神圣所以范围曲成，若方圆之有规矩，罔或外焉。”他的眉批简直就是熊说的注脚：“质测通几，后儒草草。捉个冒总，禅便嚣嚣。核真象数，让痴子矣。然秩序端几，费隐一际。在齐《灵》《素》，律历同符。一石一草，物则历然。夫岂可以掠虚昧灭哉？”
可是，在对待《庄子》这个问题上，两人却刚好相反。熊明遇认为天地间的真象数之所以失传，正是稷下、庄列这些纂玄标异者邪说飙兴的结果。而在方以智眼中，庄子却是读书博物然后才归之于约的君子。对于熊明遇的这种论断，方以智只好委婉地说：“庄亦言极物而止，只是不遇地上菩萨，与他交盘。”
以上就是《总论》上篇的大致内容。在这将近两万字的长文中，方以智汇集并品评了自汉至明数十家庄子论说。就涉及范围之广来看，此文足可作为庄学的一个简略历史看待。
三
方以智之前，以集注形式解庄者，代不乏人。陆德明《音义》不论，宋有褚伯秀，明有焦竑，皆为其例。但是，撇开《庄子》文本，汇历代庄评于一编的，并不多见。《炮庄发凡》中提到的“薛更生、陈旼昭时集诸解，石溪约为《庄会》”，是否属于此类著作，不得而知。但稍早于密之的陈治安（万历年间曾任长沙令），确有《南华真经本义》附录八卷，详细列举了自战国至明末的各家庄评。根据本篇眉批记载，方以智的确读过这位“陈玄晏治安”所著的《本义》，他并且提示说竟陵派谭友夏之说多取自于该书。这多少可以解释《总论》上篇与《本义》附录在内容上的一些重叠现象。不过，两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本义》附录征引诸说非常详细，《总论》上篇则多括其大义，点到为止；陈治安评论诸说，遵奉的是以《庄》释《庄》原则，极力排斥儒释道混同之论，方以智品评各家，贯彻的正是三教会通原则；陈治安的附录更似文献汇编，方以智的《总论》上篇则是“烹炮”庄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炮庄》成书之后，曾得到一些学者的激赏。这一点从书前的十几篇序言可以看出（书序通常都是说些恭维的话），从当时的诗文集也可找到根据。另外，它也引来了一些质疑。其中一条出自于方以智好友钱饮光，另一条出自于四库馆臣。钱氏认为，《庄子》本来就够难读了，《炮庄》再杂以禅语，只会让人越发不懂。四库馆臣则以为，此书属有托之言，“非《庄子》当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书籍的难易程度不应作为评判其价值的标准，所以钱氏的说法可以撇开不论。但四库馆臣的意见需要认真对待。“非《庄子》当如是解”，涉及的是解释活动的成败。“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那就属于解释者主观动机的问题了。如果解释者明知自己的解释背离文本，但出于另外的目的却偏偏去强加附会，那么他的解释严格来说就不能称作“解释”，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炮庄》一书的确是有托之言，明遗民们从该书极力发挥的“托孤说”中产生某种家国之感，自是情理中事。但能否像四库馆臣所说，方以智本人也不相信自己所说，那就很值得考虑了。以儒解庄并非始自方以智，也不是始于道盛。郭象有此说，韩愈有此说，林希逸也有此说，这早已是一个悠久的解释传统了，方以智和道盛不过讲得更极端一点而已。若说密之不信自己，那还得证明前面的许多人也一样的口是心非才行。
从解释史的角度看，重要的倒是前面的问题。“非《庄子》当如是解”，这也是现代学者的普遍看法。庄子属于道家，庄子嘲讽孔子，庄子提倡逍遥无为，庄子破掉一切是非对待，这是人人皆耳熟能详的看法。问题是，一个文本字面所说的，和它实际想说的，并不永远是一致的。荒唐之言通常都不能荒唐地理解。一旦接受了“正言若反”这种说法，那么何谓正，何谓反，落实起来就有说不尽的困难。当我们接受庄子是道家代表这种现代“常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些可能？千年庄学史，有如此多的以儒解庄者出现，那仅仅是因为解释者的儒家身份吗？庄子“反语”背后的“正语”，有没有可以与儒学相契接的地方？
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思想总是在争执中向前推进，歧解是再解释的前提。因为有了“儒宗别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庄子在什么意义上说是道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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