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

    蔡元培从前门火车站走出，惊喜地看到，一场北方弥天大雪，覆盖了凝聚千年燕云皇气，却已萧瑟落寞的帝京。

    1916年12月25日清晨，几缕晨阳穿透浓重的阴云，投射到景山西侧一片宽绰的宫殿式的建筑群上，高大殿脊上的积雪，映出耀眼的红光。这里就是由和嘉公主府旧府改建成的北京大学校址。当年，一心要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于1889年“百日维新”时，下诏拨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所皇家大学“京师大学堂”校址。

    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1745），是乾隆与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的四女儿，16岁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赐地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马神庙路北，建皇家和嘉公主府。可怜公主红颜薄命，23岁便香消玉殒，这处堂皇的公主府也日渐荒芜。二十七年后，历史在此选择这座弥漫着“乾隆气”的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座国立大学，并在一年之后，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地。

    冒着零星的小雪，蔡元培独自一人，久久徜徉在马神庙，心情复杂地凝视着暮气沉沉的北大。然后悄然走进昔日的皇家“京师大学堂”。作为前清的翰林和民国教育总长，他是很熟悉这里的。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并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合并经科、文科之《大学令》。但袁世凯千方百计破坏北大的建设，曾两次以经费不足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同时又玩弄伎俩，要封校长和教授为什么“中大夫”及“下大夫”的把戏，遭到严词拒绝。当袁准备举行“登基”大典丑剧时，北大师大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挂冠而去，为京城朝野称颂。

    北京大学在动荡的政局下，一片乌烟瘴气，名声狼藉。教师中不少人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学生中有不少人整天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上课，不读书，混日子。北京大学所处的马神庙、沙滩一带，成了市井闹肆、酒楼，暗娼招摇过市，与文化圣地形成绝妙的讽刺。

    如今，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再次走进军阀盘踞下的日渐颓败衙门式的旧大学堂，眉宇间还是泛出凝重的忧虑。

    校门坐北朝南，有两只苍老却威猛的石狮，蹲守在大门两侧，门头上依旧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进门，虽然大雪遮盖了小院，但那不小的荷塘，前立一日晷，石柱上刻有篆文，不远处有一棵苍古的老槐，却清晰可辨。往北，有五间高大殿宇，乃公主府正殿，上方的藻井与殿柱，虽油漆早已斑驳，但依然一派皇家气象。走过组组建筑群，来到后院，有座两层砖木楼房，原是公主楼，改为京师大学堂后，已成为藏书楼。往西，有几进宽敞大屋，昔日公主在此起居，现改成学校办公的地方。

    和嘉公主府改成京师大学堂后，几经扩展，至北京大学建立，已将周边的汉花园、松公府划为校址。今年9月，校方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在校门处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想到这里，蔡元培脸上似又浮起欣慰的微笑。

    蔡元培重新回到校门口时，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脱帽向他鞠躬行礼。他们得知校长在东方未曙时已进校，便自动提前上班，聚在校门口。蔡见状，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从此，每天蔡校长遇到校役或师生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从这件小事，人们欣喜地看到，校长给封建习气浓重的旧北京大学带进一缕平等、民主之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平等、民主、自由之风不仅鼓荡在北大校园，还强劲地涤荡整个旧中国……

    翌日，黄包车跑过雪后明丽阳光下的前门城楼，碧瓦上积雪灼灼闪光，刺得蔡元培睁不开眼。不一会儿，黄包车就停在前门外一家旅舍门前。陈独秀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就有了一位前清名翰林、一个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在分别一个年轮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

    陈独秀见到蔡元培，向前跨了一步：“蔡先生吧，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

    蔡元培两眼闪光：“啊，仲甫先生，乱世重逢，幸哉幸哉！”

    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两手烫人，面色潮红。坐定后，彼此微笑相视，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十多年的往事，却瞬间涌上心头。

    1904年秋，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志在推翻清廷的文人，在上海法租界余庆里、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里，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陈独秀这对爱国学社的师生参加了暗杀团。加入暗杀团，像会党结社般歃血盟誓。

    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炸药制造所，研制炸药。归国后，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但考虑使用不便，转向研制炸药，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钊。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有了炸药，拟订刺杀慈禧。于是北下京城，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终因防备森严，经费耗尽，返回上海。

    其实，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听说，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

    谈到这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向蔡元培介绍：“讲起办报，全凭孟邹兄撑腰。”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

    1903年夏，章士钊办的《苏报》被查封后，几经奔波又筹办了《民国日报》。当时，蔡元培也在上海，章士钊对他说，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陈独秀足不出户，又撰稿又搞编务，经常彻夜工作。一日，章士钊忽闻异味，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他忙走近老友，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

    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一日，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忽有一位剪了辫子、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手执雨伞闯进来，说是要来办报。汪一怔，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两唇宽而红润，双目炯然放光，自报陈独秀。汪告诉他，这里一日两粥，清苦得很。他却说，有粥就好。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印毕再寄回。报纸一到芜湖，陈独秀包揽了分发，打包、邮寄，麻利而尽职。一次，因有事，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目前虽破衣烂衫，但前程无限。

    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颇被人看好。朋友都来劝他，出来做官吧。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这时局不会长久。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劝朋友凑股去办。

    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趁着酒力，找到汪孟邹说，让我办份期刊吧，我让它名扬天下！

    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要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民国八年（1919）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

    从日记中了解，参加会议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仁。对于为什么要再办《每周评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新青年》在关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两种意见，胡适等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则更看重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主张将文学变革推向思想的革新，《新青年》无法承担此任务，于是创办《每周评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发生矛盾使然。二、《国故月刊》的出现，证明北大旧派势力也在集结，《新青年》一月一期，反应过于缓慢，与之战斗不利，于是快捷灵活的周刊《每周评论》呼之而出。

    如周作人日记所记，事实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一同“议创办《每周评论》”，意见一致并未发生争执。第一种说法，是后人因意识形态需要而捏造的。其实，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虽在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但其实质并未超越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革命”“人的革命”的主张。

    胡适对《每周评论》从未干涉过，但对此刊积极讨论政治颇不以为然，虽然胡适为其写一些文艺性的小文，但他的重要文章，还是发表在《新青年》上。比较而言，他更愿意满腔热情地支持《新潮》，将之视为《新青年》的重要姊妹刊物。

    周作人和陈独秀、李大钊更热衷于《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每周评论》筹备会后，仅仅一个月，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重要论文。后两篇都交给嗷嗷待哺的刚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大喜过望，忙给周作人写信，大赞文章“做得极好”（《致周作人书》1918年12月15日）。以最快速度、以显著位置发在1919年1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后周作人又在此刊发表《思想革命》等论文。

    1919年，注定是周作人最风光的一年。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几乎构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从而周作人作为“五四战士”的形象被载入中国文学史。

    是年的2月15日，周作人的诗歌《小河》，以头条位置刊登在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上。诗歌在《新青年》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故《小河》一经发表，便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而让文坛感到惊讶的是，既是平静温和的理论家，又是威严的“五四战士”的周作人，怎么突然又写出这样激情澎湃、情感浓烈的诗章？

    是的，周作人幼时表现出他的思维的不是诗，而是散文。为了以白话诗抗拒具有强大势力的中国传统诗歌，他参与了胡适的白话诗的行列。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叫《两个扫雪的人》，但发表在《小河》之后。

    《小河》以极朴素清淡的诗句，表达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印象，又赋予日常生活淡淡的诗意和对人生问题的沉思。特别是散文化的形式，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较之胡适的半旧半新的尝试体，显得更自由、更自然、更诗性，成为无韵诗歌的范例。后来朱自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诗集·导言》中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胡适也认为在新诗的形式变革上，周作人是有贡献的，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把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周作人是以重要的理论家登上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的，《小河》等新诗的发表，又显示了周作人诗歌、散文的创作实力，更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如果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主要论文，是他作为文化战士的宣言的话，那么《小河》等诗歌，则表现了周作人乐观、积极的“少年精神”。当然，没过多久，他的诗歌蕴含的消极彷徨、无所适从的情意，便有了恶性发展。不过，1919年的周作人，作为战士并未卸下盔甲。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在日本东京，历史无法记录这位战士在学生的爱国大潮中，叱咤风云的身影。是年初，周家兄弟拟将家从绍兴迁到北京。为此，周作人于4月向北京大学告假，先到绍兴，偕妻子和子女四人，到日本东京岳母家。得到“五四”消息，旋于5月18日赶回北京。赵家楼的瓦砾在春雨中默默无语，烈火和呐喊声早已销匿，但6月3日周作人目睹了一场军警与学生的冲突，史称“六三事件”。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的对立，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周作人暮年，他还对此记忆犹新，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里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泪，她眼看像她孙儿那样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

    周作人第一次置身于群众之中，被爱国的学生和群众的反抗精神感染着，心情既新奇、兴奋又热烈。当晚，他写了四首《偶成》，对学生表示“敬意”，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向往。

    6月4日，局势更紧张，周作人发现，北大文科门外已驻兵五棚。5日，在阴沉的下午，又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门前，街道上站满了军警，围住几队集会的学生，制止他们演讲。周作人想挤进去，被军警拦住。周作人说：“那些人都是老实国民，又没拿武器，我过去怎么不行呢？”军警说：“我们奉命执行公务，不能进去！”这时，突然闯来一彪军警的马队，举着木棍驱赶围观的群众，有一老者见状，怒骂：“平民连路都不能行了！”眼看马队冲来，周作人与群众潮水般向北撤去，跑了一通，发现口袋里十多枚铜钱丢失了……

    周作人这段屈辱的逃跑，也让他第一次面对严酷的现实。

    回到会馆，天已黑下来，草草吃过晚饭，他在灯下写出《前门遇马队记》。次日一早，将之交给李大钊，希望刊在《每周评论》上，算作是对反动当局镇压行为的回答。不久，李大钊对他说：“警察所曾派人到编辑部查问过《前门遇马队记》。”周作人感到了压力，却不怕，正如《前门遇马队记》的最后所表述的：“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受的侮辱更大！”

    6月12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在东安市场被军警逮捕。这消息是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的学生，现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孙福源特地到北大告诉他们的。周作人闻讯，即与北大李辛白、王抚五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遭拒绝。后经各界声援，陈独秀出狱，周作人特地前去慰问。

    周作人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平和，但经过“六三”风暴和陈独秀被捕之后，满怀忧虑的周作人，向陈独秀、李大钊靠近，颇耐人寻味。

    对李大钊的好感，始于周作人到北大之后。他在《知堂回想录》有过介绍：每天到北大一院即红楼上班，常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没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胡适、陈独秀包括周作人，作为时代的先驱者登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尽管激烈，但李大钊在行为道德上却相当传统，甚或俨然是一位儒雅学人，让周作人感到亲切。

    “六三事件”之后的7月2日，周作人又东渡日本。此番再来，“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实际是八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游日本杂感》）。但最具体的收获，是他对石河内村即所谓“新村”的访问。所谓“新村”，是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实验地，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周作人对此，曾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予以介绍。后来又写《访日本新村记》等数篇介绍新村的文章。为“新村”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唱赞歌。早在1919年3月，周作人已在北京组织“新村北京支部”，宣传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乡建立的第一座所谓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无体脑对立的“新村”。此次归来，宣传热情更高。郑振铎在次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你是现实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个人”（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分辑）。郑振铎高调称赞周作人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组织者。

    值得沉思的是，坚决支持新村运动的人，竟然是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记载。

    都是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李大钊，还曾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宗旨发表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去“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

    我们可以将“工读互助团”视为周作人、李大钊仿效“新村”，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试验。众所周知，早期的李大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在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上，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还提出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同时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此文与李大钊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亮相，互为掎角，反映出二人在思想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的历史不能回避这一让人始料不及的事实。

    1919年3月，准备结束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周恩来，在他的留日同学张鸿诰先生为他饯行时，泼墨写了一条幅，是一首诗：“大江歌罢棹（有人误为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此诗是1917年所作。六十年后，周恩来病逝一周年时，张鸿诰将此条幅赠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

    1919年，周恩来和李大钊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而非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作人、李大钊在热情宣传新村运动之时，受到了比他们名声更显赫的胡适的反对。胡适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周作人所沉溺的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古代孟轲（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说，“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实际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胡适将此演说，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发表在1920年1月15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尽管在九天后，周作人在《晨报》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先生的演说》一文予以反驳，说新村运动非“消极的消遣”，而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但纵观周作人的一生，是消极的、平和的、悲观的，最终也确实走进了“苦雨斋”。1919年的周作人，短暂的激进，掩盖了深藏在他骨子里的“隐逸”，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明星。

    他的兄长鲁迅最懂周作人，这次也站到胡适一边，不赞同他的乌托邦理想。

    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乍暖还寒，弯弯的下弦月时隐时现，昏暗的路灯下，有辆洋车独自行在寂静的路上。蔡元培在车篷里呆坐，他刚从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家中出来。他和沈尹默、马叙伦在汤尔和家的西式客厅里刚刚开了个小会。会的内容是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

    就在昨天，北京各报以重要版面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不雅新闻，学界方哗，蔡元培、胡适也大为惊骇。早在去年，沈尹默就曾对蔡元培说，仲甫夫妻矛盾加重，高君曼向沈尹默哭诉过仲甫私德不检，常去寻花问柳。还将仲甫写的《丁巳除夕歌》的八行笺交给蔡元培，说：“高君曼一直怀疑仲甫在外逛八大胡同，曾骂他是无耻之徒。仲甫反讥讽她假正经。当年他喜欢上小姨子，还不是不顾一切同居。”

    蔡元培见《丁巳除夕歌》曰：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捧笺良久，只觉得狂飙激进的仲甫内心也很柔软。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主要是为提倡新道德改造社会风气，杜绝北大师生吃花酒、捧戏子、赌博和拥娼狎妓恶习，当然也有意规劝仲甫，他自己也自愿入会。谁料到仲甫劣习不改，我行我素，直沦落得遭舆论声讨的地步。特别是有把柄落在北大旧派手中，以此攻讦新文化运动，攻讦北大的教育改革。这让一向爱才惜才的蔡元培十分惋惜和痛苦。正巧，汤尔和正想找蔡元培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要北大停止越轨行动之事，顺便听听他们如何处理仲甫的意见。

    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撤换陈独秀，便苦心相劝：陈独秀不仅成为众矢之的，且关系到北大存亡的焦点。总不能因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的利益。接着汤尔和又说，解聘陈独秀，对和他唱双簧的胡适也是个制约。这让蔡元培的心为之一震。他看着被人公认的谋客，心里多了几分寒意，说：“年初我曾与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革我职。我不能为迎合外人的心，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也被世人公认为谋客，他终于插嘴说，报上所载仲甫嫖娼之事，绝非虚言，一次仲甫酒后吐真言，说北京妓女比上海的有味多了。况他已加入进德会，此丑行违背“不嫖之戒”。若还让他任文科学长，何以服人？

    汤尔和接过话说，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仲甫由我们向你推荐，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在他们苦苦相劝下，蔡元培真的乱了方寸。走出汤尔和的宅第，他感到丝丝凉意。想起当年三顾前门外小旅舍，请仲甫出山，其为辅佐自己呕心沥血的往事，他甚至伤心地流下眼泪。

    次日，胡适早早闯到校长室，为陈独秀大鸣不平。胡适不好将火气发在校长身上，校长是位德高望重的雅儒，他只好怨汤尔和听信谣言，沈尹默夸大其词。蔡元培默默地听，肝胆欲碎。

    得到此消息的陈独秀，一次在路上与汤尔和、沈尹默不期而遇，他二人尴尬不语，陈独秀却怒瞪双眼，其脸色令人恐惧。

    胡适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匆匆赶到东安门的箭杆胡同陈宅。见陈独秀面容沮丧，心里也别有一种滋味，他安慰和挽留这位请他到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苦笑说，我曾与老蔡说过，先在北大干三个月试试，谁料一干竟有三年了。只是我的去职，最终让林琴南们看了笑话，给新文化运动丢了面子。

    说到此处，这位刚强的硬汉，心头一酸，当着老友竟别过脸去，淌下两行热泪。

    陈独秀离开北大，最终还是成了现实，不过蔡元培尽力让他走得体面。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的学长制。接着，从11位教授会主任中推举一名教务长。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秦汾改聘为教授，陈独秀由校方给假一年。

    此次体制变动系早有的计划，原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所以提前，蔡元培有良苦用心，为陈独秀体面离去。

    蔡元培无意驱逐陈独秀，可从他回复林琴南的信中得到证明：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不愿驱逐陈独秀，此信可鉴，胡适原谅了他。胡适一直认为汤尔和利用谗言和他在教育界的威望，向蔡施压，对最后驱逐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直到1935年12月28日致汤尔和的信中，仍念念不忘十六年前他参与北大驱逐陈独秀之事，信中说：

    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乃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胡适这封信如同他当时一样，清醒地道出了驱陈事件是旧思潮与新思潮斗争的一部分，且极客观地指出即便汤尔和们不是与旧思潮沆瀣一气，起码也是被人利用。到1936年1月2日，胡适仍对汤尔和耿耿于怀，再次致信汤尔和，继续批评汤尔和的不厚道：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时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说到沈尹默，学界皆云其为谋客，最早被赞颂“独立人格”的学者之一，在对待驱逐陈独秀一事上，如此积极，让人怀疑他对陈独秀挟嫌落井下石。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幽默”吧。

    认真研究胡适两封致汤尔和的信，会发现，胡适之所以反对北大驱逐陈独秀，还有更深层的思考，他在信中说：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断定。

    作为思想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努力依凭自己的哲学和友谊去影响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希冀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思想圈子里来。陈独秀的离去，他非常清楚对中国的政治和命运意味着什么。

    驱逐陈独秀的风波不久，即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胡适和陈独秀却没能参加“五四”爱国游行，但他们二人是“五四”的精神领袖。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即将被罢官，而被撤校长之职的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也指日可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向纵深发展，就在这时，离开北大的陈独秀于6月11日突然被捕。

    5月4日，赋闲在家的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烈地宣称：“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此文在《每周评论》发表之后，其发行量突破五万份。

    一日，陈独秀在箭杆胡同，召集了胡适、李大钊及新潮社、国民社骨干，把他那间客厅兼书房挤得满满的。陈独秀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

    又一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后，又携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跑到胡适处，请他将之翻译成英文。走出胡适家门，陈独秀又由高一涵带到蒿祝寺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高一涵对陈独秀说，这个小印刷厂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工人上班。等印完《北京市民宣言》销毁底稿之后已是深夜一点。

    第二天一早，陈独秀和高一涵又赶到中央公园。当时，北京文教各界人士常到此处吃茶、会客、休闲，往来者很多。陈独秀、高一涵偷偷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放在各张桌子上，落座的客人读后，多拍手叫好。又过一日，陈独秀又约北大王星拱、程演生二位教授和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去香厂新世界的浣花春川菜馆吃晚饭。饭后，他们作了分工，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到新世界撒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到南游艺园去散传单。

    陈独秀、高一涵等哪里知道，昨天他们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发现，他们早已在各游戏场、大商场等布下密探。

    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后，灯火通明，无法下手。于是他们三人来到新世界屋顶花园，乘下层露台上正放电影，便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正准备要走，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一身白色西装的陈独秀，表示他也要传单看看。一向粗心大意的陈独秀当真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诡秘一笑：“恭候先生多时了。”一摇手，几个密探就扭住了陈独秀。为了掩护高一涵和邓初，陈独秀故意挣扎，并大吼：“看哪，密探无故捕人哪！”高、邓二人急忙闪进戏园的观众中，得以逃身。

    关于陈独秀被捕，尚有另一种说法。据《胡适口述自传》载：“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又据当事人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有高一涵和邓初两人。其叙述陈独秀被捕过程甚详，似更可信。胡适回忆有误。

    高一涵逃脱后，直奔胡适家。胡适因陪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演讲，很晚才回家。高一涵的一句“仲甫被捕了”让他大惊失色。胡适翻译《北京市民宣言》时，已知此宣言是将矛头对准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作为文章发表，已很危险，这一点他当时是劝过陈独秀的，陈独秀显然没有听他的劝告。而作为传单散发定会闯了大祸。

    《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自然不仅是一篇檄文，更是一份政治纲领，陈独秀是下决心与反动当局拼个鱼死网破的。他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我们从当时各种文献中，已看到一位在深夜独上高楼、不惜以命唤起民众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形象。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狂飙突进、冒冒失失缺乏理性的不成熟的革命家陈独秀。

    胡适得知陈独秀被捕消息极为愤慨，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便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陈独秀之策。正巧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也赶来了。罗章龙系湖南人，乃毛泽东的密友，到北大后秘密成立了一个由陈独秀指挥的跨校行动小组。胡适、李大钊和罗章龙研究后，决定首先尽快向报界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请愿活动。胡适提议由他奔走旅京的安徽同乡会等组织，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即安徽乡党。胡适甚至不惜去段祺瑞处求情，也要救出“五四”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胡适还干了一件大事。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办了陈独秀撂下的《每周评论》，实际上成了主编。他连夜写了《威权》一诗，发出正义吼声，抗议反动当局。诗中写道：“奴隶们同心协力”，“一锄一锄”挖掉“威权”的老根，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事态朝着胡适、李大钊的期望发展，北京的《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于13日相继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省各界函电吁请当局开释陈独秀，各地刚刚平息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烽烟再起。望着桌上一大堆各界为陈独秀说项的信函，连铁腕人物段祺瑞也脑袋发涨，束手无策。那各界联名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反对五四学潮的田桐、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为陈独秀求情。最让段祺瑞心急如焚的是，为南北议和，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想念，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隐居在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嘱他设法营救陈独秀。就在蔡元培返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取保释放，但仍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胡适急忙去箭杆胡同看望。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着陈独秀写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笔，也写了两篇同题随笔。在《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些话正是由陈独秀那篇《爱情与痛苦》一文所引发出来的。

    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那些一直喋喋不休地诋诬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间无真情实意的饶舌者，可以休矣。不错，胡适不是一个热爱空谈政治的人，也不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态度，但他从来不回避政治。他强调“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反对“抽象的空谈”的浅薄风气，与参与政治并不相悖。比如他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唯物的历史观的学术地位与积极影响，胡适在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老实说，在当时，纷纷扬扬地大谈主义的时候，或许只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他本人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胡适对“阶级竞争”表示的委婉的不赞成态度，恐怕是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已。而陈独秀当时还没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呢。在同期《每周评论》里，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愤激地诅咒黑暗现实，赞颂陈独秀的革命精神。

    陈独秀从牢房出来后，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个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击，如同《狂人日记》继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又忙着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可以肯定，这是受周作人热衷宣传“新村”运动的影响。对“新村运动”，陈独秀则冷静得多。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在1919年岁尾，为引导学生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剧命运，他们共同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叫李超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事情缘于胡适为《新青年》撰写的一篇《李超传》。李超，女高师一名普通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产较丰，父母早殁，一个过继的哥哥待她很不好。李超不满封建家庭，愤然外出求学。其兄完全断绝了她的经济供给，于贫病忧愤中而死。棺木停在北京一座破庙，家人竟从不过问。后由同乡和同学料理。整理其遗物时，发现许多信札，后交给胡适。胡适读信札时，产生无限痛惜之情，于是为之作《李超传》。该文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形成合力向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追悼会为当年岁尾，北京学界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十四位名流，先在《晨报》刊登启事，定在小雪这一天举行李超的追悼会。小雪那天，到会者达千人之多，会场极为隆重，中央挂李超遗像，上有蔡元培所题“不可夺志”的横额，另有三百多份诗文和挽章。

    胡适以新文化倡导者和知名教授的地位发表演说：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发了言，悲愤地声讨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罪恶。

    11月14日，湖南长沙烈女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身亡。次日长沙各报刊出此消息，舆论也哗然。毛泽东在《大公报》著文指出，事件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因此事件引起长沙一场反封建的运动。

    是年岁尾，两位女性被封建宗法制度吞噬，国学大师刘师培英年早逝，给壮丽的1919年蒙上了悲怆的色彩。

    陈独秀出狱后，多半时间躲在箭杆胡同，编刊物，写文章，倒也清闲。早春二月，细雪飘飞，有些憔悴的陈独秀在院里散步，他突然想到自己已到了不惑之年，胸中的革命热情虽不减，但壮志未酬，油然而生几分怅然。

    这时，有敲门声。他向前拉开门闩，见一年轻人站在门前微笑，从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上，陈独秀认出是两年前那位叫毛泽东的湖南后生。

    “是润之呀！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五十三岁的母亲文七妹，不久前刚刚去世。家奠时，他挥泪作《奠母文》，从此身无牵挂。坐在堂屋木椅上，毛泽东告诉陈独秀，在他入狱时，自己正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此次进京，带了一百多人的请愿团，要求当局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

    陈独秀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几期《湘江评论》，边翻边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著文赞润之写得好。”

    毛泽东记得胡适说《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得到新文化运动的掌旗人赞许，让毛泽东很感激。李大钊对《湘江评论》，也给予高度评价：该刊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告诉陈独秀，《湘江评论》才出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于是有这次百人进京请愿驱逐张敬尧之举。他们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个叫“福佑寺”的旧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又在南城湖南会馆，发起旅京湘籍民众大会，有千人参与。当然，重要的是向先生及胡适、李大钊讨教救国之策。

    陈独秀被眼前这位雄姿英发的年轻人的政治热情感动了，也平添了一股热望，告诉年轻人，20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辛亥革命，应该是全新的革命。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有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读着读着，竟然感动得两眼潮润——在他危难之际，毛泽东给了他如此高的舆论评价。

    窗外的雪似乎大了，屋檐上积了薄薄的一层。他放下《湘江评论》，研墨挥笔，写下：“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东四牌楼东有辆带布篷的骡车，披着浓浓的暮色，在清冷的大街上由西向东，往朝阳门悠悠驶去。过九爷府南门，天已黑下来，到朝阳门时，守城门的警察照例对骡车检查，询问了几句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又掀开篷帘，昏暗的灯下，见一妇女拥着一个病人，然后挥挥手放行。骡车渐渐融入城外的夜色中，朝天津疾驰。

    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撩起篷帘，用浓重的乐亭口音笑道：“仲甫，我们脱险了！”身着油渍麻花棉袄的病人坐起身来，操着皖腔大笑：“守常，我还真捏了把汗呢！”

    前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偷偷去了一趟上海，中途胡适又介绍他去武汉演讲，谁料他那次过激活动，被武汉报纸刊登出来，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那时，陈独秀还是受监控之人，不得离京。此刻，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以违反保释戒约，再次逮捕他。

    不知内情的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乘火车回京的。回到箭杆胡同，正巧遇到一位警察，对他盘问几句，即匆匆离去。陈独秀夫妇觉得有些异样，未敢在家久留，就出后门叫了辆洋车，去往胡适家，见胡宅人杂，又掉头赶到李大钊家。高一涵也在李大钊家。

    李大钊见到是陈独秀夫妇，松了口气，忙说：“仲甫，警察正在追捕你。听说陈炯明想请你筹办西南大学，那就去南方吧。”三人又去北大王星拱教授家，精心化了装，一个成了账房先生，一个扮成邋遢的病人。李大钊雇了辆拉脚的骡车，于是就有了这晚脱险之行。

    到了天津，李大钊安排陈独秀住进意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去码头买了去上海的船票。买到票再给在沪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电报，让他们在那里帮陈独秀找房子。

    一切安排妥当，换上黑色棉袍的李大钊与一身西装的陈独秀握手道别。

    有不少文章说，骡车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交流了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问题，似不可信。谁都知道，那时的陈独秀一直反对建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

    李大钊却一直为建立共产党做着精心的准备。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力主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曾向校长蔡元培要房子，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先生果真在校长室不远拨了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活动场所。青年布尔什维克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德文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

    李大钊等人在这里挂了马克思画像，两边是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陈独秀所言，下联为李大钊出句。四壁有革命的诗歌、格言。激进的学生张国焘，自作聪明地提出，利用蔡元培这把保护伞“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去，把无产阶级政党尽快建立起来”。

    李大钊也激情澎湃，豪情万丈地写出八个大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而且想尽办法，通过苏俄同志，与共产国际联系。

    暑期，张国焘带着天津女界领袖刘清扬来到蝉鸣不绝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陈独秀法租界寓所。他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张国焘的另一任务是受李大钊之托，了解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的寓所是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沙发四张，木椅多把，壁间有四画屏。楼上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居室，楼下住着李达。是夜，陈独秀安排张国焘与李达一屋同住。

    陈独秀一如既往地忙，要和章士钊筹建西南大学，又要独自办《新青年》，同时到处活动，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事。

    8月中旬，一位俄国客人登门拜访陈独秀，还带了一位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来客是持李大钊亲笔信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杨明斋说，是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他们认识李大钊的。

    李大钊的信上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到沪的目的，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

    谈话中，陈独秀注意到俄国客人一直以冷峻的鹰眼审视着自己，这让他心里很是不快。沉默片刻，俄国客人说，他是从俄侨口中听说到《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说到此，他还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欠了欠身，以示尊重：“陈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把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望道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李达正筹备《共产党》月刊、戴季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等情况介绍给俄国客人。客人表示很有兴趣一一拜访他们。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张国焘于8月底回到北京，临行前陈独秀让他带一封信给李大钊。李大钊看过信，沉思许久，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甫到“亢慕义斋”讨论。

    李大钊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征求维经斯基的意见，维经斯基说，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必强求一致。俄国刚建党时叫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改称共产党。我想咱们就叫共产党吧。

    其实，陈独秀未决定叫共产党，是怕戴季陶、张东荪不同意，为了争取戴、张加入党内，陈独秀曾考虑不叫共产党为好。

    李大钊在屋里踱步良久，然后说；“我给仲甫回信，就定下叫共产党把。”

    李大钊和张申府又讨论陈独秀推荐张国焘入党事宜。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北大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自新潮社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北大学生中，张国焘算是能力最强的学生领袖了。

    张申府虽对张国焘爱出风头、有时过于激进有看法，但考虑陈独秀关于入党的人数越多越好的建议，同意发展张国焘以增加党员数量。

    仲秋时节，天高云淡，在北大的“亢慕义斋”，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展了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为第一批党员。为解决经费问题，李大钊表态，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大洋作为共产党小组活动经费。

    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人。

    从9月1日起，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加编辑，《新青年》很快发生了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但到了1920年，他又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识”。

    陈独秀在“五四”之后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面貌，也正式宣告与胡适在思想上已经分途，从此《新青年》群体走向各自不同甚或对立的道路。令人深思的是陈独秀们与胡适们，在这之后，却不止一次在一份宣言上共同签字，良知未变，友谊尚存。

    是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与梁启超以及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论战。共产党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等以《时报新报》为载体，亮剑鸣镝，相互厮杀，标志着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结束了。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深感惋惜地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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