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1923）

    生命形态和感情世界真是美妙而多姿。1923年远离红尘、鳏居两年的蔡元培，在经历了奔波和追寻后，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而周作人、胡适、汪静之、徐志摩也都陷入了感情的漩涡。正是：“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蔡元培第二任妻子黄仲玉，不幸于1921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法国医院。在瑞士日内瓦公干的蔡元培得唁电悲恸欲绝，伏案含泪写下一篇祭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女儿，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此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一经发出，便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被编进不少教科书。北京大学和黄仲玉创办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还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特为黄仲玉辟了特别增刊。

    黄仲玉的葬礼与二十年前蔡元培登报征婚一样轰动于北京。

    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因病亡故。蔡元培与王昭的婚姻是在他中了举人又点了翰林时，奉父母之命完成的。夫妻相濡以沫，甚是恩爱。王昭离世时，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33岁，为他提亲者踏破门槛。已接受新思想的蔡元培，对纷纷而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醒目处，上面写着五个征婚条件：

    （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此征婚启事，在晚清旧礼教猖獗之时，因由一个堂堂大清翰林提出而轰动朝野。一次，蔡元培在余杭借宿于友人家。由这位叶姓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靠卖画养活一家老小的女子黄仲玉，很快结为秦晋之好。这一男女平等成就的新式婚姻，当时传为佳话而名扬士林。

    到了1923年，孤独鳏居的蔡元培来到上海。几个月前，经友人再三介绍，他认识了当年黄仲玉办爱国女校时的学生周养浩。周姑娘祖籍南京，长于杭州，性格贤淑文静，擅长诗画，已是31岁的老姑娘。说起来，蔡元培应该记得周姑娘，几年前，仰慕蔡元培的她，曾专程到京到府上拜望过他和夫人黄仲玉。当时蔡元培还在周姑娘画的工笔仕女图上挥笔题过诗呢。

    蔡元培再次丧偶后，曾又提出择偶的三个条件：一是原有相当的认识，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文。周养浩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条件，在友人的极力撮合下，蔡、周二人走入婚姻殿堂。

    两年的颠沛流离，疲惫不堪的老书生蔡元培，如今又拥得美艳如玉、沉静如水的名门闺秀，他为又走进新的生活而庆幸，以诗记之：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

    新婚后的十天，蔡元培携周养浩离沪赴欧。老夫少妻开始了一段平静而优雅的生活。

    是年三月，已经结婚生子的周作人，在八道湾他亲手植下的杨树吐出毛毛虫时，突然沉湎于对初恋的思念，那澎湃于心间的纯洁真诚的初恋的甜美记忆，化成了一篇散文《初恋》。四月院里的杨树已满树绿叶，周作人对初恋的记忆更为清晰。他在《过去的生命·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

    其实周作人的初恋只是单相思，从未对三个女人表白过，她们“都不知道”，但正是这纯洁、无瑕之恋，才给他终生难忘的回忆，让他细细地品味着“这苦甜的杯”。他一生都在默默地“感谢”她们，让他痛苦的灵魂有了可栖息的角落。

    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是杭州城里杨家少女，她是杨家三朵姊妹花中的老三。那时周作人客居杨家，他在堂屋里研墨习字时，三姑娘有时会抱着花猫下楼去花园玩耍，有时也会停下脚步微笑着观赏他伏案写字。每当三姑娘抱着猫看他写字时，总让他“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后来三姑娘患病，终于不治而殁。但这位“未嫁而死”的姑娘给他的初恋带来了无名的伤痛和惆怅。

    周作人第二个暗恋的姑娘，是绍兴二姨父郦拜卿家的姑娘。他应该叫她平表姐。这位二姨父与周作人的父亲周凤仪曾是“考友”，每次科举会考，二人都一同进出考场。

    周作人与平表姐同庚，周作人称平表姐为姐，而平表姐则叫周作人为兄。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很喜欢平闺女，甚至想收其为干女儿，代替早年夭亡的端妹。对此，周作人既高兴又有些遗憾，他盼望母亲能收她为儿媳妇。但这只是非分之想而已，因为他知道平表姐自幼就许配给了车姓家的公子车耕南了。周作人只能偷偷地在心里埋着一腔恋意。舅父家的表哥娶亲，亲友聚在一起，周作人和平表姐也在其中。他们一伙少年人偷偷跑到亲友平表姐住的房舍里，周作人拿起平表姐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跳闹，平表姐的弟弟也跟着闹，但谁都没有看出周作人的心意。

    平表姐嫁出去后，与丈夫并不和睦，后公公家财被盗，其子被抢而疯，平表姐因流产失血过多拒不就医而去世。周作人为平表姐的遭遇难过而无力相助。他听说平表姐家尚存其遗照，想去看看，却没有勇气，只好在朦胧的记忆中，想象着她的一颦一笑。

    “三个恋人”中，只有叫乾荣子的还在世，但在什么地方，却杳无音信。更令周作人懊丧的是，她的容颜已变得模糊。在《过去的生命·她们》中，周作人说，愈是朦胧的面貌和姿态，愈不能忘记，于是他写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地过去了，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

    在1923年4月9日《晨报副刊》发表《高楼》时，周作人特意做了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情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这年，早已远逝的初恋记忆，一直让周作人心荡神摇，不由自主地沉湎于甜蜜的回忆之中。10月，他又写了一首情诗《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熏得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

    38岁的周作人，愿做花下鬼，死在弥漫着“酽酒的滋味”的蔷薇花里。那不是年少男人的冲动，而是一个成熟男人对爱的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

    1923年夏，去年刚出版了爱情诗集《蕙的风》的年轻诗人汪静之，也深深地坠入了爱情漩涡。这位还在杭州读书的矮个子诗人，爱上了他的同学曹珮声。汪静之和曹珮声都是1902年生人，还是同乡。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汪静之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有六个姐妹，他家中唯一的独子，甚受宠爱。他12岁就能写诗作对。徜徉于古典爱情诗中，自己也成了情种。见到曹珮声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便写了一首七绝向她示爱。尽管曹珮声也喜欢汪静之，但她可是他的姑姑啊，况且，双方从小早已由家长作主，都各自订了婚。曹珮声声明不能接受汪静之的爱。

    曹珮声是1918年生人，长到妩媚俊俏的16岁时，就由父母作主与胡冠英成婚。婚后第二年，为躲避汪静之的继续纠缠，她一人去杭州，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汪静之便说通胡冠英也结伴到杭州，二人都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同在西子湖畔读书，多情的汪静之在良辰美景间，对曹珮声更多了几分痴情。曹珮声不能接受汪静之的感情，就为他介绍自己的同学。但先后有八位姑娘在曹珮声的牵线下与汪静之会面，她们都没有相中这位其貌不扬的诗人。几乎在曹珮声感到绝望时，汪静之终于在她牵的红线下，爱上了杭州女子师范第二个大美人符绿漪。个子矮小又貌不惊人的汪静之，以缠绵多情的诗，打动了符绿漪，最终抱得美人归，成了一对幸福的伴侣。

    令胡冠英气愤的是，汪静之已拥美人入怀，却仍未割断与曹珮声的情缘。一次汪静之有事外出，与他同住一室的胡冠英撬开了他总是上锁的抽屉。胡冠英见有曹珮声给汪静之的书信、照片，怒不可遏地撕毁，见到汪静之便恶语作骂。

    汪静之与曹珮声一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被人误解，甚是痛心。正在此时，胡冠英的母亲以结婚四年未为胡家续上香火为由，又为儿子娶了妾。曹珮声愤怒地与胡冠英离婚。

    1923年春节，汪静之与曹珮声应同乡之邀去吃饭，曹珮声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汪静之将她搀扶到自己的住处。他的妻子已回家乡过年，他伺候曹珮声呕吐、漱口、擦脸，忙了整整一夜。当曹珮声醒来，见和衣坐在床边疲倦不堪的汪静之，大为感动。一个为了爱妻绿漪的海誓山盟，一个为了对挚友绿漪的忠诚，他们成了清清白白的朋友。那一刻，这对无缘的情侣无奈地相拥而泣。

    当时，这位曹珮声女士与胡适还有些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曹珮声和胡适有亲戚关系，是胡适同父异母嫂子的妹妹。当年胡适与江冬秀大婚时，曹佩声还是个有几分娇羞的小伴娘。

    就在1923年胡适在杭州养病时，曹珮声致信给他，请他为在杭州的安徽乡友会作报告。胡适同意后，曹珮声与汪静之便陪胡适畅游了西子湖。正是因胡适为《蕙的风》作序，汪静之才名满诗坛。汪静之一定要陪陪老师的。胡适特意写了首诗送曹珮声：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厉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雾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5月下旬，身在上海的胡适收到小表妹曹珮声的照片。查胡适日记，可见他把八张关于西湖的照片粘在日记上，其中就有小表妹的。

    6月8日，胡适来到西湖畔，住进新新饭店。不久，蔡元培到杭州小住，胡适陪他和高梦旦同游西湖山水。接着就有胡适与曹珮声在景色宜人的烟霞洞同居的传闻。而真正使胡曹之恋传到外面与徐志摩有关。当时徐志摩苦追林徽因，正与妻子张幼仪闹离婚。一次徐志摩邀胡适乘船到他的家乡海宁观潮，胡适携曹珮声如约赴海宁。巧得很，在船上见到了徐志摩和马君武、汪精卫及任鸿隽夫妇，秘密自此公开。江冬秀闻之，与胡适大闹一场。胡适只能在诗里排遣对恋人的思念：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从此，曹珮声孑然一身，孤独地在绵绵的回忆中度此一生。

    徐志摩依然苦苦追恋被美国学者费正清称为“就像一团带电的云，裹挟着空气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的林徽因。

    也是这一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威尔斯科女子大学奖金的冰心在驰往美国的“约克逊”号游轮上，写了《纸船——寄母亲》《乡愁》之后，与一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学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他就是与之相亲相爱共度一生、后成为名教授的吴文藻。

    鲁迅的母亲曾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过：“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不料，龙师父的话，竟成了谶语，自1923年7月始，周氏兄弟突然反目，从此真的“永远不相见”了。

    周氏兄弟的失和，并无征兆。从鲁迅日记看，5月10日载“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13日“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26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及我辈共八人”。6月26日“往禄米仓访凤举……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29日“往大学新潮社，旋与……孙伏园及二弟往第二院食堂午餐”。7月3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此外，6月3日《北京周报》发表以周氏二兄弟谈话为依据的《“门子”和“门钱”》一文，署名“两周氏谈”。在这个月，两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署名周作人。

    到了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兄弟失和已见端倪。但从鲁迅仍能为大学文艺撰稿，心态似尚平静，“伏园来即去”，却也透出兄弟失和让友人已感尴尬的局面。

    周作人对此并无记载，只是在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稿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其实根据周作人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可知，这则日记中原来写了兄弟矛盾的内容，后被周作人自己“用剪刀剪去了”。从日记“池上来诊”四字中，人们也能推断出兄弟失和，家里当有动静。据俞芳在其《我所知道的芳子》中介绍，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怪病，情绪不好时会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请日本池上医生来诊，可见羽太信子情绪不好，或可也印证了兄弟失和的征兆。

    鲁迅7月19日日记中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

    周作人的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认真读这封信，周作人是失望的，是怅然的，是委屈的，是痛苦的。因“我昨日才知道”一句，隐去了兄弟失和的真相，而鲁迅也无意挑明是非曲直。这给我们了解兄弟失和的真相，闸了一道铁幕，也如同那夜的一场大雨，掩盖了兄弟二人心中的狂风暴雨，让一切都变得朦胧。

    接下来，鲁迅就只能搬出八道湾。8月2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当天的日记也有：“下午，L（鲁迅）夫妇移住砖塔胡同。”兄弟二人的分手，很平静。到了1924年6月11日，在平静和沉默中度过了十个月后，兄弟间的矛盾终于激化。

    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据说，羽太信子数落鲁迅“罪状”之时，周作人突然拿起狮状铜香炉向其兄头上砸去，幸在场有人接住，鲁迅才免遭血光之灾。

    试想，两个皆为人师表的早已闻名于世的学者，竟然“骂詈殴打”，恐怕难以让人置信。但可以肯定，这场冲突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所致。鉴于周氏兄弟对此至死讳莫如深，其真相也随之湮灭。人们只能靠推理猜测其间的真相了。

    鲁迅还没有被推上神坛之前，见证过“骂詈殴打”现场的张凤举，应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听到了羽太信子向他们“述”的鲁迅“罪状”。与鲁迅交好的郁达夫曾在他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她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援引张凤举的判断，周氏兄弟反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的误解”，二是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鲁迅和郁达夫解释了“两人的误解”缘由，是“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但对信子“有失敬之处”却语焉不详。

    周氏兄弟反目后，学界皆云，周作人和鲁迅一生都对此失和保持缄默。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真正对此三缄其口的是周作人，而鲁迅却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上面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鲁迅分明“有时候”还是对郁达夫说兄弟失和的原因的。

    在鲁迅被推上神坛之后，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再次引用了鲁迅与她的一段谈话，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查鲁迅日记，1923年1月至6月，鲁迅仅个人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就用去135.5元大洋，并无借债记录。许广平转述鲁迅之语，岂有说服力？

    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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