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在本年3月18日的腥风血雨中降临。

    1926年初春，吴佩孚结束“讨奉”战争，与昔日仇敌张作霖突然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先击败河南岳维峻部，又沿京汉路攻下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再次通电下野，将军权交张之江和鹿钟麟后，到苏联考察去了。

    3月12日，日本以舰队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岸上国民军遭炮火轰击。鹿钟麟下令抵抗，硝烟弥漫。日本借此纠集《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3月18日前拆除大沽炮台，清除海面水雷的通牒，否则将直捣北京。

    北京学生、市民得知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嚣张气焰后，于3月16、17日，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3月18日清晨，阴云低垂，五千多名学生陆续聚集到天安门金水桥畔，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大会主席李大钊和徐谦相继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李大钊号召大家以“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阶级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丑行，抗议帝国主义再次侵略我国的罪行。年轻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目睹了李大钊的战士风采，聆听了共产党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说。这大概也是李大钊最后一次站在台上公开亮相了。

    被激发起来的民众，在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旗帜招展，口号震天。当两千多群众向执政府进发时，早已下了镇压命令的段执政，正躲在自家的吉兆胡同公馆里悠闲地与人对弈呢。

    学生为首的队伍一到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三座红漆大门紧闭，门前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李大钊见状命令学生停下来，公推了代表，与十层荷枪实弹的卫队军官交涉，要求放游行队伍进院，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该官员喝令代表退出大门，大声命令学生立即解散。学生被激怒了，高喊：“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公馆去。”还未等示威队伍撤出，一声尖厉的哨音响过，就听枪声大作。

    李大钊见状忙挥手高呼：“快散开！”这时扛大旗的王一飞立即扑倒在地，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才幸免一死。而振臂高呼口号的学生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前胸，鲜血飞溅地倒在血泊中。

    惊慌的人群潮水般涌向西辕门，杀红了眼的军警们以枪弹和大刀轮番杀戮，顿时横尸当场。北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中弹后倒地，尚存一息，向外爬行，一军警追赶过来，抡起木棒向其头上猛击，刘和珍再不动弹，吐血气绝。

    血腥屠杀后，活着的侥幸逃脱；死去的，在军警清理污血横流的现场时，竟被掠走钱物、剥光身上的衣物，然后离去。女师大的杨德群、刘和珍，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女学生赤裸身体，暴尸铁狮子广场，“身上盖着一层落雪”……（周作人3月18日日记）

    在吉兆胡同段公馆下围棋的段祺瑞，得到代警卫司令李鸣钟的禀报后，沉思片刻，将手上的一枚棋子落下，对与其对弈的日本顾问狡黠一笑：“你让我进退两难啦。”

    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共杀死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致伤残者多达二百人。

    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万人愤慨。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纷纷报道惨案真相，谴责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晨报》公布死难者名单和部分照片。《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措辞尖锐的社论。

    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等也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政权。鲁迅后来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成为这类文章的经典。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同时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强烈抗议杀人政权，特别强调法律追究，提出“元首犯罪”与“庶民百姓犯罪”一样受制裁的正义声音。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两军对垒，杀得昏天黑地，鲁迅与陈西滢二人的缠斗也如火如荼。他们之间是非难定，胜负也难料，但他们对反动政权杀戮百姓的罪行却同仇敌忾，站在同一战壕里。想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鲁迅与陈西滢之斗，怕不是敌我矛盾，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使然的是是非非的争斗。

    作家杨振声、凌叔华还以文学为武器，创作并发表了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作家，也积极参与揭露和抗议反动当局枪杀百姓的暴行。

    诗人徐志摩在《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上，写诗歌《梅雪争春》，在《自剖》一文中，他愤怒地谴责“空前血案”。文中说：“杀死的不仅是青涩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一击……”

    周作人是“三一八”下午，去燕京大学上课才知道学生参加集会而停课。正想回家，恰巧见一燕京大学学生受伤逃回，听学生报告段祺瑞枪杀学生暴行后，方知惨案发生，这之后，他陆陆续续得到不少有关“三一八”的消息。得知他所熟悉，曾为之担保的张静淑因救助同学，身上连中四枪。棺殓那天，周作人去了，见到死去学生的脸上被蒙一层薄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

    在“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上，周作人默默地送上一副挽联，那是他在灯下，用清俊的笔墨书写的，其辞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从此挽联，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周作人与时代的先驱者是同步的。

    正在杭州演讲的蔡元培，是从北京专程至杭州访他的老友汤尔和口中得知惨案消息的。汤尔和还从书包摸出一张《京报》，上面有一条《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消息。该报上，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增、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

    在桃红柳绿的西湖，听到这阴森森的消息，蔡元培不寒而栗。

    汤尔和还告诉他：“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了。”

    蔡元培听罢，脸色苍白，默默不语。本来，蔡元培还曾高兴过一阵子。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突然出人意料地又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但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竟然得到消息，提前20分钟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银行里。谁知过了几天，奉直联军又将鹿钟麟挤出北京，段祺瑞又回到吉兆胡同，通电复职。吴佩孚、张作霖都不愿帮这一丧家之犬。于是段祺瑞在4月20日发表“退休”通令，狼狈下台。自此，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隐居天津租界里，结束了漫长的军阀生涯。

    正当蔡元培准备重回北京大学时，张作霖于4月26日，秘密枪杀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查封了他创办的《京报》。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悲恸欲绝，泪流满面。回想他与邵飘萍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更是仰天长啸。

    其实，在张作霖查封《京报》前，得知消息的邵飘萍就躲进给梁启超等名流看病的德国医院，后又住进六国饭店。几天后他见再没动静，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京报》，结果被早就埋伏多日的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即刻集合，推选代表，请张学良通融放人，张学良以宣传共产为名拒绝。又请民国元老王士珍出面说情，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于26日凌晨提审并判处死刑，四点半拉到天桥枪决。

    目击者称，邵飘萍身穿夹袄、马褂，面对刽子手大笑数声，昂首赴刑场，行刑者从其身后用马枪射击后脑，砰然一声，一代报界巨擘，为正义和良知而血溅京华。

    张作霖枪杀邵飘萍后，又派人逮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大学等高校，搜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校园。

    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李大钊也率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藏进苏联驻华使馆。

    不久，鲁迅也告别生活十五年的北京，避到南国厦门大学任教，那是应当时好友后成仇敌的林语堂之邀，动身南行的。

    是年8月6日，另一言论犀利，敢于直言的报界达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其被杀地点，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血迹未干的天桥。

    这接连不断的血案，都是如今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寄予无限同情，以致捧成反蒋斗士的张学良所为。历史的臧否、忠奸、善恶，是不容颠倒的。作家吴稼祥说过：“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的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但是，即使更多人参与陈述，有时，也未必能看清历史真相。有时，历史原本很清晰，却被陈述者故意歪曲了。

    3月31日，被梁启超誉为“戊戌以后之新中国，唯先生实手辟之”的康有为，突然在青岛病逝，离他度过七十大寿仅仅过了二十三天，先喜后悲，命也。他的女儿康同璧记曰：“时因南北战事方酣，过寿日后，即去青岛。当先君寿日，身体已觉不适，至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午前五时三十分，逝世于青岛福山路寄庐，遗体葬于青岛李村象耳山下。”后有人说“象耳山”，乃枣儿山之误。

    据康同璧说，康老先生过寿之后，已有预感，所以在离开上海故居时，对寓所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深情相抚，眼中已有诀别之情。特别是，临走如康同璧所云“以其相片分赠之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对亲友，他的离去过于突然；对自己，即将归去，早已料到。

    让世人料不到的是，世上无人不识君的康有为，身后竟落拓到没钱入殓的地步。若不是梁启超出手相助恩师，说不定会被弃尸荒野，成为孤魂野鬼。

    4月17日，细雨纷纷，一派悲怆的哀乐声中，北京各界，在梁启超的组织下，在宣武门先哲祠为康有为举行追悼会。比起青岛葬礼的萧条，这里充满了隆重肃穆之气。

    梁启超的挽联，在殿内最为醒目：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率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催动我党山颓木坏之悲。

    梁氏挽联，有颂扬，有叹惋，有思考，有企盼。读之，其内涵殊非言语所能道断。正如岁月漫掩几度劫痕，一缕余情不了。

    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那天碧空如洗，闻王国维死讯后，整个清华园却笼罩了浓浓的哀伤阴云，教授学子们，无不问天无语，满脸哀容。

    昨日，王国维参加完卫聚贤等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之后，回家一如既往，灯下伏案批阅学生试卷，一一登记、码好，然后站在窗前，仰望云中之月片刻，即研墨润笔，草拟遗书，藏于怀中。他的平静自沉，其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北伐大军将抵北京，清华园中就有一杂志以漫画抵诬“研究系”。于是主持研究院的梁启超便告假躲进天津的“饮冰室”。另一些研究院的人，则避入东交民巷，或干脆出国。又有传言，说王国维仍留辫子，北伐军定不能容云云。“老实得像火腿”（鲁迅语）的王国维，书生气十足，竟问计于学生，卫聚贤献策，让王国维暂到山西，阎锡山善于变通，爱惜人才。并告诉王国维他正准备与人在太原晋祠开办“兴贤大学”，先生可去授课，“暂委屈先生只月俸百元，但每月来校上课一次即可”。王国维闻之，只说“山西无书”，便无下文。此说姑妄听之。

    后卫聚贤到了台湾辅仁大学任教，将他所知王国维死因，告诉了其子王东明。

    呜呼，王国维祖上王禀于北宋抗金时，在保卫太原之役捐躯“尽忠”了；今王国维自沉颐和园，莫非说是为中国文化“殉道”？

    王国维一生未曾入仕，治学为其本色，只在35岁后成了溥仪逊帝的教书先生，他的死虽众说纷纭，各执一隅难以定夺。但总与1924年11月冯玉祥部发动逼宫之变不无关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给他的精神造成了侮辱而死？殊未必。

    6月1日，沉湖之前他给溥仪上了遗折。遗折是他遵清朝旧制上的，用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约二十二厘米宽九厘米。遗折曰：

    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经甲子之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医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沉）清池……

    请注意“迩者亦化将成”句。迩，近来之意，即近来赤化将要成功，这里，有王国维对赤化的恐惧，对时局的担忧，对不能力挽狂澜的羞赧。他的保守不只在政治上，也在人格上。在世人趋新若鹜之潮流中，唯他不忘持守清者的人格。

    清华的同事陈寅恪，在清华园举行的备极哀荣的王国维葬礼上，不仅泪洒衣襟，还送一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触手，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陈寅恪、王国维，风谊平生师友间，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看法较为超脱，他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是怪耶？”

    陈寅恪之说，算是一家之言，历史留下的依然是“阐释空缺”。

    康有为病死青岛，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大师逝去，文化巨星陨落，国人叹惋；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的殉难，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士喋血，举国哀痛。

    去年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率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转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中。

    今年4月6日，张作霖得到列强驻华使馆的默许，命令250名宪兵和警察，不顾外交惯例，突然开进东交民巷，包围并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邓文辉等国共领导人及党员六十余人。同时捕去苏联使馆人员十多人及李大钊的妻子和女儿。

    事发后，北京大学等九校代表，积极活动营救李大钊等人。国立和私立二十五所学校要求当局，将案件移交法庭审理。

    张作霖们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之危险”，不顾舆论，拼凑军事特别法庭，给李大钊加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罪名。

    4月28日，李大钊等被押往西交民巷看守所，处以绞刑。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两党的十九名骨干。苏联大使馆人员和李大钊妻女获释。

    关于李大钊如何赴刑场，说法不一，通常的说法是，李大钊被杀前，张作霖派心腹亲自劝降，李大钊坚拒。张作霖又征求团长以上军官的意见，包括张学良在内，一致赞成杀李大钊。又有消息说，蒋介石有密电致张学良，力劝其杀所捕所有共产党人。

    又有资料说，李大钊自己提出愿赴绞刑，张作霖从国外购绞刑架行刑。然后从西单同顺木场购一薄棺将其装殓，停灵于下斜街长椿寺。

    第二天一早，梁漱溟从西郊赶到李大钊家，看望一病不起的赵纫兰，留下十元大洋，又赶到长椿寺。见棺材如此单薄，即打电话给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如实相告。因李大钊曾任章家儿女的家庭教师，素与章士钊交好。现存李大钊墨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就是李大钊于1924年应吴若男之请，手书给她的。此联，李大钊把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名句改了一个字。据悉，李大钊此墨宝，已由章士钊后人献出，现陈列于革命博物馆。此联最早见于1924年《晨钟报》第六期上。

    吴若男等友人陆续到后，章士钊出资一百四十大洋，购一极好柏木棺。1933年4月李大钊入葬。直至五十年后，李大钊陵园建成，移灵时发现其棺木竟完好如初。

    梁漱溟乃一有学问又有操守的耿介文人。在血雨腥风、人们噤若寒蝉之际，他却义气凛然地义葬李大钊，让人感念万端。章士钊多变，却不忘故人，出手资助，也令人感佩。

    李大钊殉难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广州反共势力，也随蒋实行“清党”。共产党人血流成河。

    周作人的日记，有关于李大钊就义的记载：“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六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当时，周作人要为牺牲的老友做点儿什么，可行的是保护守常的遗孤。他先把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接到自家住下，然后又设法将其送到日本留学。当李葆华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时候，周作人早已沦为汉奸，苟活于北京，那是后话。

    李大钊就义之后，有日本人背景的《顺天时报》别有用心地说：李大钊“如果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有何值得”。

    对此，周作人以《偶感》《日本人的好意》回击《顺天时报》的卑鄙煽动和诋毁，为李大钊“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崇高精神正名。

    局势险恶，危机四伏。红胡（张作霖）的兵勇四处捕人。北新书局关门，《语丝》停刊，情急之下，刘半农与周作人暂避于菜厂胡同一位日本友人家中。主人为他们提供了三间厢房，中为小客厅兼饭堂，右为书房，左为卧室。卧室乃日式榻榻米，席地而卧。书房简单，仅一桌，桌上仅一砚。二人枯坐，只可低头共砚写文而已，故二人称砚为砚兄。后来刘半农将此写入《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论砚兄之称》（载《人间世》十期）。为安全计，主人不允许太多友人来视，周、刘妻子除外，还有徐耀辰可每日三四次来传递外界消息。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记曰：“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

    李大钊遇难前三天，胡适游历了欧美回国途中到了日本横滨，逗留了三周。高梦旦4月26日写信给他，告知国内形势，并劝曰：“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几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4月28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致信胡适：“万勿回北京去……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天下人的成见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

    胡适确实如高梦旦所说，“性好发表意见”，他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M.O.Hudson谈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与胡适过去公开表态，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是一致的。

    胡适于5月17日由日本的神户乘船20日抵上海。卜居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与蔡元培为邻。开始撰写《神会和尚传》。

    1930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在扉页“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的献辞中，李大钊列为首位，后胡适参加刘半农的葬礼时，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李大钊死后，其遗孀赵纫兰的抚恤事宜，皆由胡适一手操办，直到1932年，胡适还为李大钊家属争得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益。

    1933年4月，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4月23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以“妨碍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受伤多人，四十人被捕。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1933年5月29日，鲁迅曾写《〈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那年9月的《涛声》第三十一期上。李大钊文稿经李乐光整理，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为“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故有此文。但最后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时在1939年4月。

    蔡元培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上正飘着细雨，他邀马叙伦和蒋梦麟到烟霞洞赏桃花。偶然见到有李大钊遇难消息的《晨报》，顿时悲从中来，走出寺庙，仰天长啸，任春雨与泪水交融。许久，他又返屋内，要寺里备一桌素席，添了一壶烫热的绍兴老酒。三位北大名流，悲怆地斟满酒，然后洒向阁外草地，遥祭亡友的冤魂一路走好……

    北伐军席卷大江之南时，国人曾翘首以盼。如上海的年轻人王云生便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果不其然，“四一二”让上海血流成河。蒋介石率军悍然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制造了“空前之屠杀惨剧”。

    第二天，亲身经历“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上海知识界之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吴觉农、李石岑，周予同等七人，在《商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民国元老公开信，表示愤怒和抗议。不久，以商务印书馆为主的郑振铎等七位出版界名流，“万难苟安缄默”也发出抗议的怒吼：“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郑振铎、胡愈之为公开表达他们对蒋介石的谴责而亡命欧洲数年。当时，郑振铎、胡愈之并不是共产党人。

    四月二十六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高梦旦，从浸在血泊中的上海致信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四月二十九日，对共产主义不信仰的张季鸾，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并“极端抗议”血腥暴行。呼吁不许杀戮“全国有志青年”。七月三十日，他又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抨击国民党“军治杀人”，抗议“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滥杀无辜行径。

    最为精彩的，还数张季鸾的“二骂”。是年十一月四日，他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大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此论乃揭露汪氏本质之先声，其时，无人能望其项背，此乃一骂也。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再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蒋氏“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此为二骂也。当时，蒋介石投机依势而起，是颗雄视华夏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能入木三分地戳穿其丑恶面目，需要怎样的见识和勇气。

    郁达夫，早张季鸾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在日本《文艺战线》刊物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蒋介石头昏脑乱，封建思想未除”，进而谴责其“高压政策、虐杀政策”。

    国民党军警闻之，立刻派员冲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搜查并准备缉拿郁达夫。幸好郁达夫早有准备，躲至杭州，幸免于难。几个月后，郁达夫返回上海，又在他创办的旬刊《民众》的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者，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敢于发表这样挑战新军阀文章的期刊，自然会遭到绞杀，生存仅仅两个月的《民众》在刺刀政治的高压下被取缔了。

    其实郁达夫对这种局面，早有预判。早在是年元月七日，他发表的《广州事情》，就曾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

    让人深思的是郁达夫的这种对政治形势的坦诚而卓有远见的预判，曾遭到对“革命”充满幻想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过了不久，郭沫若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旋即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了一篇为他在共产党内外赢得荣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另一位共产党作家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周恩来说此话的时候，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亡命日本整整十年的郭沫若刚刚回国。

    到是年岁尾的11月，在上海的《中国青年》周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办，北京的北新书局和《语丝》也被张作霖查封，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命运。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章乃器，依然冒着性命危险独自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主旨是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全由章乃器一个人包办。

    章乃器原本在银行界工作多年，收入丰厚，前途光明。他之所以利用业余时间，一人承担了繁重的办刊工作，而且敢于面对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淋漓的鲜血，完全基于年轻知识分子的义愤和道义。以一人之力，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为时代和民族发声，他竟然独立苦撑了一年多，直到被查禁取缔。

    连躲进苦雨斋，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北平5月至10月一连串血腥的屠杀激怒了。李大钊被杀，北大、燕京的学生被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年轻学生的导师，他不能再沉默。他在《语丝》连续不断地发出他的抗议之声。他的《谈虎集》中，有《人力车与斩杀》《“斩决”共党》等短文，似乎都提到触目惊心的杀戮。周作人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批判声讨反动军阀的同时，他还旁敲侧击地谴责吴稚晖等帮凶文人，甚至对在上海的蔡元培、胡适对“四一二”“视若无睹”也表示不满。

    前面说过，是年5月胡适归国。他因蔡元培、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名流一度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新政权，也曾对国民党新政权采取支持和观望态度。但胡适也心存忧虑和担心，怕用军事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会在政治上走向一党专政，走向独裁，政治上走向倒退，文化上走向保守。我们可以从胡适的文章《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看到他的这种担忧。该文章推扬赞美了吴稚晖继承顾炎武、颜元、戴震的理学思想，其目的则是想借他们对当代东方精神文明的攻伐抹杀，来堵住国民党从思想文化上倒退之路，用心良苦。

    十月，胡适拒绝了好友蔡元培力邀任大学院（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之美意。因为胡适对当时大学委员会的两项政策：设立劳动大学与推行党化教育，决不容忍。他在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曰：“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后来，胡适有碍情面，在蔡元培多次力邀下，勉强听从，委屈就任，于是在大学委员会里，胡适与众不能有“圆融和祥之气象”，而是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在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自称“爱说老实话”的“捣乱分子”，胡适在教育的根本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以“训政”名义实施文化专政的倒行逆施，与吴稚晖之流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胡适这位经年老友，大失其态，当场拍桌大骂胡适：“你就是反革命！”

    胡适对此无所畏惧，坦然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1928年6月16日胡适信稿）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胡适等人虽不群不党，却一定要分清是非，代表民国清流坚持的文化精神，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道义和灵魂。

    1927年，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之气，是民国清流以鲜血和正义向黑暗专制政治抗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随着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无党无派的民国清流渐渐淡出文化舞台，背影越来越显得孤独的一年。

    随着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文化近半个世纪的大动荡，每个有文化良知的清流学人，都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苦痛。诚如文化大师陈寅恪所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悲夫！人代冥灭兮，清音独远。然而，清流们洒下的那片温暖的文化情怀，毕生求索中写下的花样文章，煌煌巨著所铸造的鲜活的文化灵魂，却给后世留下了扣人心扉的绝响……

    摘编自《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 著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原书责编 张霆

    本刊责编 杜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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