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内阁成员约翰·布莱特：“君权号的第一个任务也许应该是把皮博迪②的灵柩运回国，这可能是它最值得骄傲的任务。”
①和平宫，位于荷兰海牙，被誉为国际法之都，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庭以及海牙国际法学院均设在此处。
②乔治·皮博迪，美国商人、慈善家，逝世于伦敦。身前曾建立了众多的博物馆与图书馆，著名的有巴尔的摩的皮博迪学院与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
当时我并没有在电报上署名，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居然变成了现实，君权号因此摇身一变，成为和平的散播者。多年之后，我在伯明翰的一个小型集会上碰见了布莱特先生，并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他非常惊讶为何我不署自己的名字，实际上当时他心里也正希望这样做。可想而知，布莱特先生是个多值得信赖的人吧。
美国内战时期，他是联邦政府真正信赖的朋友，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尊敬，更赢得了我父亲的青睐。虽然他曾被指责为狂热疯子，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可。爱好和平的他一直不赞成克里米亚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确实押错了赌注。对布莱特家族能以朋友的身份允许我将一座曼彻斯特布莱特的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国会以取代原来破损的旧品，我感到万分荣幸。
在早期的游历中，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并多次参加了他们的集会。后来，我又与克里默先生所创立的议会联盟走得很近。克里默先生是议会中著名的工人代表，当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只是给自己留下了1000英镑，而将其余的7000英镑全部捐给了仲裁委员会。要知道克里默先生每周只能从他所从事的议员工作中获取微薄的收入，而他却将已经到手的巨款捐赠给了和平事业，这是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是一种高境界的英雄气概。
1887年，我有幸将仲裁委员会引荐给了克利夫兰总统，总统热情接见了委员会成员，并保证今后与他们通力合作，一同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从那时起，我开始关心如何才能避免战争。为了号召裁军（虽然现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委员会成立了指导具体工作的特别事务法庭以解决国际纠纷。这是人类迄今为止为走向和平而迈出的一大步，虽然这并非百千次国际磋商的产物，而更多地像是一个幻想的结果，但是，众多天才般的设想不正是灵感的产物吗？
如果霍尔斯先生能够活到今天的话（他的逝世令我们悲痛不已），他将作为安德鲁·怀特所率领的代表团中的一员出席第二次海牙会议。他们为了法庭成立而四处奔波。正是霍尔斯先生成功促成了德国对法庭相关决定的支持，并说服他们不以撤出自己的代表团以示威胁。霍尔斯先生的一生都致力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最前线，但他却英年早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国际法庭①成立之日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从此，它将为那些刽子手们、那些战争贩子敲响丧钟。我相信，终有一天，和平将降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这个日子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当那天到来时，那些因为杀戮而成名的人将会被遗忘，和平与友善将洒满大地。
①国际法院，又称国家法庭，是联合国的司法仲裁机构。
当安德鲁·怀特与霍尔斯先生从荷兰回来后，曾建议我在荷兰开设基金会，并建立一座和平宫。但我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太冒昧了，除非荷兰政府向我发出邀请。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荷兰公使弗兰斯男爵向我发出了邀请。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只是，我并没有按照荷兰政府的要求将钱寄去，而是让他们直接从我这里把钱取走。于是，那张150万美元的汇票便成为一件值得珍藏的纪念品。能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事业建造一座神圣庄严的教堂令我终生难忘。除了圣彼得大教堂，我认为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座标榜上帝的伟大与神圣的建筑都更有意义。正如路德所说：“我们不需要拯救或者伺候上帝，他不需要从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建造教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和平，“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一些朋友邀请我担任即将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会长，我谢绝了。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太忙了。不久，我就后悔了：如果一个人都不愿为和平事业献身，那么还有什么是值得我奉献的呢？幸运的是，几天后，莱曼艾伯特牧师、林奇牧师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均恳求我再次予以考虑，我接受了这一职务。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一届和平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次年4月），与会代表来自全美的35个州，此外，还有诸多声望卓著的海外人士。
由于我在国际和平事业方面作出的诸多努力，法国政府决定授予我二级爵士荣誉勋章。当时在纽约和平协会的晚宴上，德斯图内勒斯·德康斯坦男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之后便在来宾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把奖章授予给我。我会更加珍惜这个巨大的荣誉，因为这是对我服务于国际和平事业的肯定。这个奖章提醒我要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服务于和平事业，这样才配得上拥有这个荣誉。
这时，我的心中又浮现出了皮坦克里夫，那块曾经让我们牵肠挂肚的美丽地方。
记得幼时，丹弗姆林曾经为了获得大教堂的部分地产以及王宫遗址的所有权与大地主们一直进行着斗争。外祖父莫里森曾经参与发起过一场运动，我的姨父劳德和莫里森舅舅也一直推动运动深入发展。莫里森舅舅曾率人去拆一堵墙，但这遭到了起诉。市民们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最终胜出，于是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们随后宣布“不允许莫里森家族的人进入峡谷”，而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同表哥多德一样，也在名单当中。
皮坦克里夫峡谷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与大教堂相毗邻，西北角就是城镇主干道。峡谷面积在60英亩～70英亩，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在丹弗姆林孩子的心目中，它就是天堂。只要能通过围墙上方或者看门人的小屋往里瞅一眼，我们就会觉得心满意足了。
每周日，劳德姨父都会带着多德和奈格在大教堂周围散步，一直走到一个能够俯视峡谷的地方—下面有很多人在大树林里辛勤地劳作。在孩子们的眼中，峡谷的主人非常高贵和富有。我知道有女王，但她住在温莎宫，皮坦克里夫都不是她的。亨特家族也不会把皮坦克里夫交给她，或者交给其他任何人。幼时，我觉得没有任何城堡和建筑能够比得上皮坦克里夫峡谷那么宏伟、壮观。劳德姨父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摇身一变成为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他肯定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能够把这个我童年时的天堂还给丹弗姆林，使它成为一个大众公园，这会比给我一顶王冠更让我感到荣幸。
当洛斯博士轻声和我说，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我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洛斯博士认为他出价太高，但我却觉得无所谓。1902年秋，我当时正在伦敦，这个问题突然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再次请洛斯博士来访。我们讨论了皮坦克里夫的问题，当时我建议，如果邵先生可以作为我们共同的代理人和亨特上校的代表见面的话，他可以明确地向亨特表示：如果现在不与我们达成协议，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么热心的买家了，而且我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博士将我的话转达给了邵先生，邵先生回复说他将在第二天与亨特上校律师的会面中如实转达。
之后不久，我就起程去了纽约。一天。我收到了邵先生的电报，上面说亨特先生接受我4.5万英镑的价格，询问这个价格是否可以成交。我回电说：可以，只要洛斯先生也同意就行。平安夜那天我又收到了邵先生的回信：“万岁，皮坦克里夫的新主人！”就这样，我很幸运地拥有了我心中儿时的快乐天堂。国王只是国王，他既没有马尔科姆王的城堡，也没有圣玛格丽特的圣殿，更没有皮坦克里夫的峡谷，而我却十分幸运地拥有了这一切。如果国王来丹弗姆林访问的话，我会很乐意放下身段带他游览这些名胜。
成为峡谷和公园的主人之后，我认为只有将钱交给一个有公德心的人，它才会发挥它自己应有的作用。我将皮坦克里夫公园全权交给洛斯博士管理，还耐心听取他的意见，聘请了一些可靠的人组成委员会一同管理。当时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就是要将皮坦克里夫变成一个城镇的公园，即使50万英镑的投入会被套牢，还要再支付5%的利息，皮坦克里夫也要成为大家的皮坦克里夫。
管委会将峡谷作为公园开放距今已有12年了，如今这里充满鸟语花香、欢声笑语，甚至连附近城镇的居民都来游玩。管委会的工作完美地达到了委托书的要求：
这些都为丹弗姆林居民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更多“色彩”；给予孩子们欢乐与幸福以及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让孩子们长大后回首往事时，不论离家乡有多远，都能回想起童年时的幸福与美好。如果诸位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就证明你们的工作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
加拿大前总理格雷伯爵看到上述内容后，写信给洛斯博士：
“我必须去会会今早在《泰晤士报》发消息的那个人。”
于是，我们在伦敦见面了，初次见面，我们都觉得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格雷伯爵后来成为我捐给英国的一个1000万美元的基金的监管成员。
可以说，皮坦克里夫峡谷是我目前所做的公益事业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它还给了我们莫里森家族一个应有的公道：曾经被地主们驱逐出峡谷的家族，如今又重新回来了，和他们一同而来的，是那满园的欢声笑语。这真像一个传奇故事，它超越了一切俗套的设想。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你没有白活一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距离我退出商界，开始从事公益性事业已有13个年头了。回想当初，如果当时我挣够下半辈子花的钱后就早早退休，安享天伦。那么今日的我既不会是一个商场上的成功人士，更不会是一个慈善家。还好，我有阅读、写作以及演讲的喜好，我还有一些在工作中相识的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十分有修养的知音朋友。退休多年后，我都不敢回厂，因为那会唤起我太多的回忆。比我年长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会叫我“安迪”的人也只剩下一两个了。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随我一同创业打拼的工友与同事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事业的发展中给予过我宝贵意见和支持的同仁们！令我宽慰的是，他们组织起了卡耐基老兵协会。我们每年都会在我纽约的家中聚会，一起追忆往昔，回首那些创业时的峥嵘岁月。一些老部下不顾路途遥远，旅途劳顿，都一直坚持参加，这令我感动不已。我永远会牢记与这些朋友们的珍贵感情。
我的夫人也非常珍视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她用老兵的第一次聚餐来为我们纽约的家命名—“第一次聚首”。也难怪工友们选她作为第一名名誉会员，而我女儿则成了第二名名誉会员。他们的地位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中是坚不可摧。虽然我们都年岁已高，但我们仍旧是“男孩的聚会”。那种充分的信任感与共同的生活目标、互相体谅与深厚感情交织在一起。铸成了我们如同兄弟姐妹般的深厚感情。这一生中，我们这45个伙伴都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件一年一度的盛事，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会聚餐。组织者是《世纪》的主编理查德·沃森·吉尔德。每年，他都会把客人们当年作品中的句子写在卡片上以作为讲话的开头，这很受客人们的欢迎。而这以后的即兴演说则及时调动了整场的气氛。约翰·莫莱是我们1895年聚会的客人，他作品中的句子出现在每个餐桌的卡片上。
有一年，吉尔德很早就来到了聚餐会，给客人们安排座位。他突然发现约翰·巴勒斯与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座位被安排在一起，当时他们二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论战，关于兽类与鸟类习性的，两人在争论中都有些口不择言，大有势不两立的劲头。因此，吉尔德将他俩的位置排了开来。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一举动，于是趁他不注意时又将座位调了回来。可以想象当宴会开始后，吉尔德看到两个看似势不两立的论战者坐到一起时该是多么的惊讶。但最终，正如我所预料的，他们和解了，并且成为好朋友。可见，若是你想成为和事佬，那就让敌对双方在一个必须保持文明仪态的场合坐在一起。
巴勒斯和西顿都十分感谢我的“特别安排”。事实上，我们只是讨厌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多少争执都是因为不沟通、不交流，再加上旁人从旁添油加醋，进而愈加激化，曾经的朋友最终成为陌路人。实际上，这只是一顿饭的事情。只要大家坐到一起，坦诚相待，多少分歧和误会都会化解。聪明的人会选择伸出和解的双手，帮助消除敌意，从而获得友谊。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一个朋友的损失，即使这个朋友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他仍旧还是你的朋友。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朋友们都会渐渐变老，并最终离你而去。
一个快乐的人是不会时时处处斤斤计较的，他会时刻祝福你，他不会成为你道路上的障碍，相反，他会成为你成长的基石。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维系友情所必需的，而这也意味着无尽的同情—不止为了你所失去的，还为了那些基于美德才拥有的友谊。
“当爱开始变质和腐朽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带强迫性的仪式。”
朋友中，对我的急流勇退深表支持的是马克·吐温①，当报纸正在大谈我的财富时，他给我来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朋友：
这些天你好像如鱼得水。能借半个美元给一个仰慕者，用来买一本赞美诗集吗？如果可以的话，上帝会保佑你的。但如果是用于别的用途，那就别考虑我的请求了。
您的马克
附：不要直接寄给我赞美诗，把钱寄给我。我想自己去挑选。
①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19世纪美国著名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同时也是著名演说家。
当他在纽约卧病不起的时候，我经常去探望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愉快，即使他卧病在床，他的思维依旧是那般清晰睿智。在我起程去英格兰之后不久，“大学教授养老金”在纽约宣布成立。为此，马克·吐温还特地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上写着“致圣人安德鲁”，以下是一段摘录：
你可以带走我头上的光环了。如果现在你就在我床边，你当场就可以把它拿走。它是纯洁的，只配授予有责任心的人。
那些与马克·吐温比较亲近的人都领略过他的魅力。乔伊·杰弗森是唯一一个能够让他的孪生兄弟在言行举止上作出让步的人，因为他们俩是一类人。“瑞莫斯兄弟”（乔伊·钱德勒·哈里斯①）是另一个魅力非凡的人物，还有乔治·W·凯布尔②和乔什·比林斯。他们为朋友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无论到哪里，他们总是会带去阳光与欢乐。就像《瑞普·范·温克尔》③中的句子：“所有漂亮的东西都是相像的。”他们每一位都是无私而热心肠的。
①乔伊·钱德勒·哈里斯，19世纪美国记者、小说家、民俗研究学者。
②乔治·W·凯布尔，19世纪美国小说家。
③《瑞普·范·温克尔》，19世纪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一般人只了解马克·吐温幽默风趣的一面，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也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是一个坚决反对无道德无原则的伪君子。他以比朱尼厄斯还尖锐的笔锋来描写阿奎那多因欺骗而被捕一案。
马克·吐温七十大寿的聚会空前盛大，文坛名流聚集一堂。但是站在他身旁的确实是亿万富翁—亨利·赫特尔斯顿·罗杰斯①，他曾在马克·吐温困顿之时向他伸出援手。文坛名流们的讲话主题多集中在马克·吐温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方面。而我在讲话中，则多次提及我们的主人公作为一名男子汉的作为，这些作为与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也将流芳百世。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相提并论。就像司各特一样，他也曾面临破产的困顿。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平坦、简单，同时这也是一条捷径—法律之路，那便是放弃所有财产，通过法定破产，然后重新开始；另一条路则是漫长而又充满荆棘，需要一生的艰苦奋斗与牺牲。而他作了这样的决定：“这不是如何向债主交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向自己交代的问题。”
①亨利·赫特尔斯顿·罗杰斯，19世纪美国资本家、金融家、实业家、慈善家。
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各种艰辛、挫折与考验，以此作为历练，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决定才会彰显一个人的真实品质。我们的朋友将自己置身于充满烈焰的火炉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还债，从而历练出一个英雄。“一个风趣的家伙，马克·吐温”，这是一个普遍的评价，而真正的马克·吐温则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可以与沃尔特爵士并列的英雄。
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克·吐温有一位贤内助—克莱门夫人。她就像天使一般守护着马克·吐温，陪他走遍全世界，使他能够像沃尔特爵士那样克服自己。他总是向他的知己好友提及这些。当克莱门夫人去世后，我去探望他，发现他独自一人坐在家中。我拉着他的手，安静地陪伴着他。突然，他使劲地攥着我的手说：“家没了，家没了。”此事虽已过去多年，但每每忆起，我心中仍旧颤动不已。
今天，一种曾为祖先所否认的宽恕提醒了我们。如果法官宣布宽恕我们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好，那么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害怕其他的审判官了。
人类会因为曾经的堕落而受到永远的惩罚，这是对神圣的颠覆，就连撒旦也会被他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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