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耐基自传-马修·阿诺德与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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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莫莱与我都认为马修·阿诺德是我们熟识的人当中最风趣幽默的一个。他绝对是一个“活宝”—这或许是唯一能用来形容他的出场效果的词汇。即使是他不苟言笑的样子也足以让人忍俊不禁。

    那是在1880年,我们一同从南英格兰开始马车旅行,一路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①和埃德温·A·艾比②。当我们途经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时,莫莱问我能否让车暂停几分钟,因为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长眠之地。他想去拜祭一下他教父的墓。当时他继续说道:“哦,亲爱的基布勒!我在神学上的见解令他伤心不已,对此我也倍感无奈。但他仍旧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千里迢迢来到牛津,选我作为英文诗歌教授。”

    ①威廉·布莱克,19世纪苏格兰小说家。

    ②埃德温·A·艾比,19世纪美国艺术家、插图画家、画家。

    我们一同去了那一块静悄悄的墓地。马修·阿诺德在墓前沉思的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我们一度谈到了他在神学上的见解,这些似乎伤害到了他的教父。

    “格莱斯顿先生曾向我表达了他的极度失望。他说我本应成为主教,但是我的作品妨碍了我的晋升。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不得不表达我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最后一句话时那悲伤而缓慢的语调,它们都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感受。他有他独到的见解,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够慢慢地接受他的观点了。而今,他的教义已不再会遭到谴责。马修·阿诺德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从来不会说任何不敬的话语。在这一点上,他与格莱斯顿都是无可挑剔的。但他也曾有一句反对超自然力量的话语—“反对奇迹存在的人们虽然非常少,但是奇迹确实不可能发生。”

    1883年,他和他的女儿(威特瑞奇夫人)在纽约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还经常到阿尔勒格尼山区去拜访我们,但我总觉得我们相见次数还不够。母亲和我曾经驾车去出席他在纽约第一次公开讲演。那次讲演并不怎么成功,因为他缺乏在公众面前很好的表达能力。事后,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呃,你们怎么评价?告诉我!我能当演讲家吗?”

    我则以实际情况告之,除非他已经找到了感觉,否则就不要再继续这种演讲了。他必须找一个演说家来进行相关的指导,在我强烈的建议下,他同意了。之后他转向我的母亲说道:“现在,亲爱的卡耐基夫人,他们都已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还是希望听一下您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有何看法?”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母亲以缓慢而温柔的语气说道。这句话仿佛当头一棒,阿诺德事后都不愿再提及。然而,待到他结束了西部之旅返回纽约后,他的嗓音已经完全能够赶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了。但是他会遵照我的建议,在波士顿跟随一位演说艺术教授学习演讲,这以后,一切便发展得很顺利了。

    阿诺德很想去听著名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我们便动身前往布鲁克。我们提前告知了比彻先生我们的来访,以便他能够在结束布道后与我们见面。当我将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比彻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很高兴能见到精神领域的知名学者阿诺德。他紧紧握住阿诺德先生的手,说道:“阿诺德先生,您的作品我都仔细研读过,有些甚至读了不止一遍,但每次阅读都会有收获,让我受益匪浅。”

    “啊,呃,比彻先生,我觉得作品中那些描述您的地方,能提早删掉就好了。”阿诺德答道。

    “哦,不,不,那些全都是赞美我的。”比彻微笑着说,之后他们两个全都大笑起来。

    比彻先生从不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在我将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之后,我又荣幸地将他介绍给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这是英格索尔小姐第一次来到基督教堂。”

    他赶忙伸手相握,直视着她,慢慢说道:

    “哇!哇!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不信教的姑娘。”当然,这只是夸张的说法。接着他又说道:

    “你父亲怎么样?英格索尔小姐,祝愿他身体健康,多少次我与他同台相站,只可惜未能站在同一侧。”

    比彻确实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合理的洞见力以及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立场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有益的。比彻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与赞美。

    1887年,阿诺德到我们在苏格兰的家中做客。一次,我们聊到运动,他说他从不射杀鸟类,不猎杀任何在天空中飞翔的动物,但是他却酷爱钓鱼。恰巧正好有一个公爵与他有相同的爱好,于是他俩每年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一起去钓鱼,说到这里,他显得异常兴奋。我忘了这个公爵是谁,但显然,他的名声并不太好。我很好奇他怎么会与这种人有交往。

    “呃,”他说,“公爵至少是个人物,一个名流,这与他的品行以及学问并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光阴把我们都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完了这一席话。但我却对这种观点持有保留态度:他本身就是个极好的人,若一个人天生就认为血统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血统论”就毋庸置疑了。

    阿诺德还对别人的财富与身份很感兴趣。记得还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到范德比尔特先生,实际上,范德比尔特除了兜里多几个钱之外,他俩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毕竟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他答道,“与这个依靠自己的能力致富的人相比,那些靠继承别人财产发家的人会黯然失色。”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没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有此意,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去写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评论和批判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用任何文学评论去批判;或许,他这么做还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天才般的写作技巧以致他总是在回避评论任何有关莎翁的文字。听闻此言,我给他读了一段他曾写过的十四行诗,这唤起了他的回忆:

    莎士比亚

    别人容忍我们的问题,你的作品是自由的

    我们总是不停地追问—你依旧笑而不答,浅浅的笑容下是渊博的智慧

    像崇高的山岭

    那个被废黜的君王

    在海里踏着坚定的脚步

    让他的停留之处称为天堂

    他的所到之处被乌云笼罩

    觅得死亡

    而你,你是我们的星辰,我们的阳光

    ……

    不朽的灵魂需要忍受所有的痛苦

    不再软弱,不再悲悯

    去寻找胜利的唯一呼声

    我希望把邵先生(乔什·比林斯①)引荐给阿诺德,恰巧一天早上,乔什来温莎酒店看我时,阿诺德恰好也在,于是二人得以相见。

    “你今晚要同他一起吃饭。女士们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和阿诺德。”

    ①乔什·比林斯,即亨利·惠勒·邵,19世纪美国著名幽默文学家。

    起初乔什反对这样的安排,但是在我的坚持下,他同意了。晚饭时,我坐在他们中间。阿诺德对邵先生的说话方式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听他讲西部的趣闻逸事,我从来没听过阿诺德笑得那么开心。邵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他曾作为演说家时的亲身经历,他曾经在美国做了15年的演说家。

    阿诺德先生非常想知道一件事,那便是作为一个演说家,应当如何吸引听众。

    “呃,作为一个演说家,你不能让他们笑太长时间,”邵先生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是在笑话他们。逗乐观众之后,你必须认真思索,转入正题。例如‘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无法预先知道的,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呢?’,‘死亡’,‘好的,还有谁有不同答案呢?’之后有人喊道—财富、幸福、力量、婚姻、税收……最后,我答道‘这世上有两件事情人们是无法预料的,那就是—双胞胎’,之后整个屋子都被笑声震动了。”

    “你会一直编出新故事吗?”阿诺德问。

    “是的,一直。否则你不可能一年又一年地演讲下去。当然有些时候,这些故事也不一定管事,有一次,我很自信地讲了一个自认为很搞笑的故事,但满场无人应答喝彩。之后我发觉造成这样冷场的原因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关键词。于是,我开始努力思索起来,在密歇根州时,我整夜坐在火炉前思索,终于,灵光一闪,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词。之后,我在孩子们当中试了一下,效果果然很妙。之后我又开始说道:‘这是一个批判的年代,直到完全理解你,否则人们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现在,他们都想了解先知和鲸鱼,但他们却都没有完全弄懂,于是他们会问先知在鲸鱼的社会中究竟是干什么的?’”

    有一天,邵先生在百老汇的大街上散步,突然一个西部人和他搭起讪来,那人说:“你是乔什·比林斯吧?”

    “嗯,有时,人们会叫我这个名字。”

    “我钱包里有5000美元是给你的。”

    “这儿有家戴尔莫尼克餐厅,咱们进去坐坐,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坐下来后,这个陌生人说他是加利福尼亚一个金矿的合伙人之一。之前,他与其他合伙人之间在所有权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几个人的合作关系在争执中破裂,而这个陌生人也愤然离去,并威胁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夺回属于他的东西,甚至不惜为此上法庭。但是第二天一早,当这个陌生人再次见到他的合作伙伴时,他却改变了主意,因为头天晚上他在翻阅邵先生的年历时,读到了这样的话:“当你想拉牛时,用拽牛角的方法还不如拽动一下它的尾巴,这样或许会更容易。所以,有时放弃一些,你会得到更多。”这个陌生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于是决定与他的合伙人们和解,和气生财嘛,如今他们又成了好朋友。于是,他们决定给邵先生5000美元。恰好这个陌生人到东部来了,所以他的合伙人就委托他把这笔钱交给邵先生。

    我们那天的晚餐是以阿诺德的谈话作为结尾的,他说:“好了,邵先生,如果你来英国讲演的话,我会非常乐意将你介绍给英国朋友,顺便也把你介绍给某个愚蠢的当地贵族,这会对你有好处的,我非常想这样做。”

    谁能想象,马修·阿诺德这个和蔼的英国传道者会把乔什·比林斯这个著名的搞笑高手介绍给英国观众。

    在这之后的岁月中,他从不忘记问候“我们狮子般的朋友,邵先生”。

    那次晚餐后的一天早上,我再次在温莎见到了乔什,当时我坐在他身边,他拿出了一个备忘录,说道:

    “阿诺德在哪?《世纪》付给我一星期100美元的报酬,让我给他寄一些曾发生在我身上的趣事,我想知道他怎么看这件事。杰基尔舅舅说道:‘评论家理所当然比作家更伟大。任何一个能指出他人错误的人总比那犯错误的人更聪明。’”

    我告诉过阿诺德先生关于芝加哥的故事:一位女士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拜访即将结婚的同窗好友。一天晚上,芝加哥的一位名人问她,芝加哥什么最令她着迷。她优雅地答道:

    “最令我惊奇的是繁荣的商业,你非凡的成就以及豪华的宅地;我认为它代表着这里的文明进步以及文化程度。”

    “呃,那你就是说我们只是一群漫无目的、游离在外的人而已。”

    阿诺德并不喜欢芝加哥,因为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似乎只是一个“市侩之都”。然而,他却惊喜地发现能够碰到那么多的“文明与喜悦”。出发前,他很好奇那儿究竟发现了什么会使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我笑着告诉他,应该让人去带他看一看那里最棒的景观—据说是个屠宰场。那儿的屠宰场配备有世界上最棒的机器,把猪从这边赶出去,嗥叫声还没从耳边消失,新鲜的火腿就从另一边出炉了。他想了一想,便问:“但是为什么要去屠宰场?为什么要去听猪叫?”我无言以对。

    《旧约》中,阿诺德最喜欢的无疑是以赛亚①,至少他经常引用这位伟大诗人的话。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他宗教经典不再是没用的东西,而是根据传说进行必要积累而成的经典。阿诺德曾说《圣经》也应该像孔子的《论语》或者其他文化的经典那样,以经过仔细锤炼后的“语录”方式出现,至少他们的信徒没有让蒙昧时代的糟粕出现在经典中。

    其实任何人只要多加思索,就会发现基督教有时或许也应该像东方文化一样,把麦子与谷皮分开—有时麦子甚至比谷皮更加重要,有时则反之。伯恩斯在《周六晚的农场雇工》中就描述了这个虔诚的人在夜间服务中,将《圣经》中的句子摘录下来。

    正如那句话:“他是主虔诚的仆人。”

    我们对事物应当拥有鉴别力,并加以利用。在这一点上,阿诺德毫无疑问是我们大家的精神导师,他超越了整个时代。

    当我与阿诺德从阿尔勒格尼山的避暑山庄上下来参观黑烟蔽日的匹兹堡。在从埃德加·汤姆逊炼钢厂到火车站的路上,有两段通向一座桥的台阶,第二段比较陡。当我们已经走过3/4的路程后,阿诺德突然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他靠在栏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对我说:

    “啊,总有一天,这会要了我的命的,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知道他那时心脏不大好,但我永不会忘记当时的场景。

    ①以赛亚,圣经中公元前8世纪的犹太先知,《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主要人物。

    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他突然去世的消息,那是他在英国时曾经极力避免的一道坎。这使我痛苦地想起了他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我们损失巨大。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配得上伯恩斯为《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所做的碑文:

    他疲倦的身体在这里安息阿门,虔诚的人们,宽恕他吧!

    如果诚实的人们有资格去天堂

    那天堂离他就不远了

    在这里,我还要提起另外一个人—波士顿的奥利弗·温德尔·霍玛斯医生,他已经80岁高龄了,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大男孩。马修·阿诺德逝世后,一些朋友打算做些什么来纪念他,他们默默提供了一些必要数额的捐款,贡献着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最后筹集到的捐款数额非常令人鼓舞。当然,我不会忘记霍玛斯先生为此所做的努力—没有任何作家或者失业人员会对基金有所贡献。一天早上,我收到了医生的一封短信,信中提及了他之前与阿诺德的一个约定,约定今后如果有一个活动值得他名誉留名的,那么他会积极参与。所以自从他听闻基金的相关活动后,便一直想写信给我,希望能有所贡献。

    这可能就是我们所想要的纪念意义,任何一个参与捐赠的人都会感激命运所赐予他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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