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城市已融人我的生命

    初到北京，我对这座城市非常生疏。那时内城和外城的城楼和城墙都还完好，有轨电车就在几座城门之间穿行。电车的铃声悦耳而浑厚，从西直门高高的城门洞里穿越而过，一路响过西内大街，响过西四和西单——那时牌楼已没有了，只留下这永恒的名字供人凭吊——直抵天桥。城楼高耸，白云蓝天，北方萧瑟的秋风，凝重而庄严。电车进了城，两旁一例灰色的胡同，胡同里一例苍劲的古槐。一切都说明这城市的悠久。

    这城市让我这个生长在温暧而潮湿的东南海滨的人感到了一种神秘。我知道它的历史，我只能遥遥地怀着几分敬意望着它，那时的北京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疏的。我觉得它离我很远，不仅是离我南国的家乡的距离很远，也不仅是它作为辽金以来的故都与我此际所处的时空相隔緬邈，还有一种心灵和情感的阻隔：那是灵动而飘逸的南方与古朴浑重的北方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反差所造成的心理阻隔。那时的北京，对我来说是遥远的。尽管我已来到了它的身边，但我还是感到了遥远。它是不曾属于我的，我也许只是个远道的造访者，也许只是个匆忙的过客。

    那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住在前门外打磨厂。打磨厂是一条宽而长的街道，朋友的家就在那里的“三川柳南口”。记得初来此地，我为那个“柳”和“南”的发音很出了些洋相，也很苦恼了一阵。在我的家乡，“n”和“1”的音是不分的，而在北京，“柳”“南”这两个字的声母却要分得非常清楚，不然的话，你就真的要“找不到北”了。记得那时初进打磨厂，这“三川柳南口”的问路，对我来说竟是一番不大不小的磨难。

    初进燕园，难忘一个秋日的清晨，我在北大东操场遇见一个北京的小女孩。初来的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我和女孩攀谈，她的每一个发音都让我着迷——那真的是一种音乐。我与北京由生疏到亲切，是从它的语言开始的。从那时到现在，时间不觉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个当初我在东操场遇见的女孩，现在也该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不觉间，我在这个城市已居住了半个世纪，我已是一个北京人了。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北京生活的日子，早已超过了我在我的出生地福州居住的日子。尽管我现在还是一个南腔北调人，乡音难改啊！直至今日，我坐在电脑前，仍然经常会为一个字的发音而手忙脚乱——临时抱佛脚，翻字典。不翻字典又怎么办？我读不出那字的正确发音，我无法输入！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已是一个“资深”的北京人了。尽管（原谅我，又是一个“尽管”）走在街上依然不改的“左手拐弯”“右手拐弯”的积习，使我在北京城里依然南北不分、东西莫辨。但毕竟，我亲近了它，而且融进了它。它是我除了家乡之外的最爱的城市。

    我对北京从初来乍到的“生分”，到如今的亲切的认同，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北京接受了我，我也接受了北京。这包括它的语言、它的气候、它的居住、它的饮食、它的情调……都和我的生命密不可分。这当然不是全部，以饮食为例，吃惯大米的我很容易地接受了面条和饺子，但北京的馒头至今仍是我所拒绝的，更不用说窝头了。与饮食有关的，有一件往事令我至今想起仍觉得有趣。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有一天中文系一位主管学生工作的系主任打电话找我。说是一位从福州考来的女生，因为吃不惯食堂里的棒子面粥而哭闹着要回家，不读了！这位系主任知道我是福州人，希望我做她的工作。当然，这个学生后来放弃了回福建的想法。现在，她已从美国回来，而且也像我一样选择在北京定居了。

    从这事可以得知，我当初对于北京的遥远感是真实的。我们距离北京真的是太远了。即使是饮食一端，也足以使我们这些“南蛮”望而却步！黄河以北的饮食习惯与长江以南的饮食习惯有大不同，大抵是，江北粗放，江南细腻。就北京而言，虽说满汉全席号称是古今筵席的经典，但那是皇家的盛宴，与我们平民无关。我仍然相信即使是满汉全席中，也一定融进了游牧民族的豪放风格。北京的饮食除了受北方民族的影响之外，山东的鲁菜因为最靠近京城，应当是影响较大的。但鲁菜毕竟不能代替北京本身。北京本土的风格依然决定着它自有的特色。

    在北京居住久了，我每每苦于无以待客。入乡随俗吧，拿得出手的大抵也只是烤鸭和涮羊肉两款。这可以说是我款待客人的“传统节目”。我的客人来自天南地北，各种口味都有，其间要数来自南方的客人最难招待。人家来自物产丰富的地方，又有那些响当当的名牌菜系做后盾，什么佳肴没有尝过？粤菜、闽菜、湘菜、潮州菜、淮阳菜、上海本帮菜……哪个菜点不是上品、极品？民间有言：“京城第一傻，吃菜点龙虾”，指的就是这种招待错位的尴尬。海鲜，包括龙虾在内，对于岭南闽海诸地的人来说，即使不是“小菜一碟”，也是一种“司空见惯”！不仅是原料新鲜，而且会做。再说，招待海鲜之乡的客人吃海鲜，这本身就有点班门弄斧的味道，怎么说也是不妥。

    所以，我这里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一烤、二涮这两样“看家菜”。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的饮食无可言说，在北京住久了，在国内外也跑了不少地方，比来比去，北京的烤鸭和北京的涮羊肉还是最好的。谦虚一点说，也还是天下第一。烤鸭的外焦里嫩，裹着吃的那蒸饼和甜面酱都是很有讲究的——我常感外地做的烤鸭总不对味，包括那年在香港友人郑重请吃的。至于涮羊肉，羊肉的质量，那薄得纸般透明的羊肉片，还有它的佐料，芝麻醫、韭菜花……普天下找不到那种地道的感觉，真的是，一出北京城，味道就变了。

    自五十年代定居北京至今，我的口味也变得随和了，甚至也有些改变了。其中最明显的是适应了北方的简单粗犷。记得舒婷曾讲过她家乡厦门的春卷如何如何的讲究，虽然我也是福建人，对她鼓吹的总觉得太繁冗了。也许那春卷真该叫好，但不等于承认繁冗就是第一。为了说明我对北京的认同感，这里我要与前述舒婷的春卷作个对应——我推崇的北京的两道“名吃”——那可算是简单的典范。人们听了我以下的介绍也许要笑话我，但我不怕。

    这两道“名吃”是我用半个世纪的经验换来的，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最后定格了的。其一就是北京的灌肠，是肠衣充进淀粉的那种平民食品。灌肠的做法极简单，以隆福寺为最佳——把灌肠切成不厚不薄的不规则的片，下大平底锅用素油煎烤至焦黄，而后装盘，蘸蒜泥盐水吃。再一种是主食类，更土，也更简单，那就是玉米楂粥。不是玉米面，是用新鲜玉米去皮磨成半粗半细的那种，加碱、加水，上锅用文火熬。佐餐不用别的，用咸挖瘩——其实就是盐水腌制的苤蓝。咸疙瘩不加香油，也不用任何佐料，切丝上盘即成。我上街饿了，多半找灌肠吃。很便宜，那时是两毛钱一盘，一块钱可买五盘。在家若是饿了，就熬玉米楂粥。这两道“名吃”，它的风格就是两个字：单纯。平淡到了极致，那就是另一种极高的境界了。

    老北京有很多食品是我所怀念的。最怀念天桥街边的卤煮火烧。记得是50年代吧，去天桥看戏，在街边摊上吃卤煮火烧。昏黄的油灯，冒油的墩板，冒着热气的大海碗，使北京严寒的冬夜也变得充满了人间的温情。那气氛，那情调，现在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让人怀念的当然不止齒煮火烧这一端，还有北京的打齒面、羊杂碎汤，还有三分钱一个的大火烧。这些让人怀想的北京土产，最本色、最接近平民的廉价食品，现在都找不到了。现今即使在哪家郑重标出的“老北京”的食肆里发现它们的痕迹，那多半也是“搽了雪花膏”的，它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粗放的、不加修饰的、平民本色和传统韵味了。

    在我的家乡，秀丽的闽江流过我的城市。那江水滋润着两岸的沃野，亚热带的花卉开得茂盛。福建是花乡，又是茶乡，茉莉花、白玉兰花，还有珠兰和含笑，这些都是熏花荼的原料。花多了，就缀满了妇女们的发间和衣襟。记得当年，母亲的发髻最美丽。那时母亲年轻，她每天都要用很多的时间梳理她的头发。梳毕上了头油，她总要用当日买到的新鲜茉莉花串成一个花环，围在她的发髻上。姐姐也是，她不梳发髻，那些花就缀上了她的旗袍的衣襟。这就是南方，南方有它的情调。而北方就不同了，北京带卷舌的儿化音，胡同里悠长的吆喝声，风铃叮当的宫殿下面夏日慵懒的停午，还有在凛冽的冰雪和漫天的风沙中挺立的松槐和白杨……南方的秀丽和北方的豪放，南方的温情和北方的坚定，南方的委婉和北方的强悍，其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逆差。

    这对于一个来自多雨、多雾、多水分的南方人，要适应这样的环境，无异乎是一次心灵的迁徙。毫无疑问，我需要用极大的毅力和恒久的耐力去适应它。幸运的是，我适应了并爱上了，我认定，这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心灵的，更是属于我的生命的！

    北京是一本读不尽的书。我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阅读它也只是一种似是还非的懵懂。我生得晚，来不及赶上在红楼的教室里找一张书桌，也没能赶上用稚弱的声音参加民主广场上的呐喊。但我认定我是属于它的。在我幼时的记忆中，那一年巴黎和会所引发的抗议，由此而掀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那一场为维护民族尊严而展开的抗议运动，最终触及了对于文学乃至文化的变革，从而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再生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这一切气贯长虹的思考和行动，就是生发在我如今处身其中的这座城市的。由此上溯，那是19世纪末的故事了，也是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次要求变革而爆发的维新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惨痛的流血事件，康梁出走，六君子弃市。这一切，我都未曾亲历，却都是我幼小心灵上的一抹壮烈和绮丽。

    后来，我从东南海滨风尘仆仆地赶来，在燕园的一角找到一片土，我把细小的根须伸向那片土，我吸取它的养分。我不能选择母亲，我却能选择我的精神家园。在半个世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里，我朝夕呼吸着这个城市的气息。北海波光摇曳的湖面，留下了我的影子；东华门那条覆盖着丁香的御河边的林荫道，留下了我的足迹；在居庸关险峻的隘口，在天坛美轮美奂的穹顶下，都是我曾经流连的地方。最动心、也最刻骨铭心的是我所亲历的发生在天安门前的那一幕又一幕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北京以它的博大、以它的沉厚、以它的开阔、以它的悠远铸造了我，不，是再造了我！它在我多汁液的南方的性格中掺进了一份粗放、一份激烈、一份坚定。我曾说过，我只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我从遥远的东南海滨被命运的小女孩吹到了这干涸而寒冷的北方。这里濒临沙漠，这里是无尽的原野，然而，这里给了我一片土，给了我柔韧的枝条和伸往地层深处的长长的根须……

    家住京城

    北京大多数居民都像我一样，是各种各样的“移民”。很多是来自河北和山东的，有好几代了。也有如我这样，从遥远的南方来这里上学、求职，最后在这里定居的。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北京则拥进了更多、更广泛的来自各省区的“新移民”。在这点上，北京很像纽约，它容纳来自各处的人，不排斥、不歧视，亲如兄弟姐妹，和睦共处。近年来，我常常感激那些从外地来京打工的人们。很难设想，一旦没有他们的服务，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福建是我的出生地，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我对福建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为我的家乡而自豪。但因为离家久了，福建只留下少年时代的记忆。而北京不同，我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全部的青年和中年时光，现已进入人生的晚景，算得上是一个“老北京”了。北京是我的另一个故乡。近半个世纪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对它的了解，竟超过了我对我的第一故乡福建的了解。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那巍蛾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城楼还在。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看鳞次栉比的棋盘般的街道，碧瓦、红墙、蓝天，说不尽的让人感动的帝都景象！我热爱北京的四时风光：风雪长城，秋叶香山，昆明湖春天的碧波，中山公园夏夜的清凉，都是我青春徜徉的地方。如今年龄大了，工作也忙，少有当年的闲暇，但北京毕竟是丰富的，我尽可以在忆念中作忘情而惬意的漫游。

    50年代的北京，生活正在荡涤着昔日留下的灰色和死寂，到处洋溢着希望和新生的喜悦。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御河里的坚冰刚刚消融，皇城根下的垂柳便迫不及待地喷吐出耀眼的绿色，霎时间染绿了整座京城。新生活开始了，新生活行进在经过战争而保留得完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牌楼之间。在一片充满古趣的氛围中，跳蹿着那生机勃发的嫩绿、鹅黄，这种历史和现实、古老和新生相糅合的气氛，如今想起来都会心醉。

    北京有许多美丽的街道，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北海团城一带的那条街。从卧虹般的北海大桥望去，太液横波，柳烟凄迷，轻舟摇曳着秀丽的白塔倒影，向北望去是中南海的瀛台。这条街道四周，汇集了古城最具特色的景观，都说是北京最美的一条街。但对比之下，我个人更喜欢东华门皇城根沿河的那条路。一边是重楼叠阁，一边是花影婆娑，或是初春，或是仲夏，或鸽哨隐约’，或蝉鸣清幽，这时若有清韵女伴倚肩而行，可谓是人间赏心乐事的极境了。

    最喜暮春四月，遍京城的长街短巷槐花盛开，国槐遒劲斑驳，好像是久经沧桑的智者，有一种沉思之美；洋槐婀娜秀丽，好像是青春曼妙的少女，有一种清新之美。特别是洋槐花开时节，满城都迷漫着浓郁的槐花的香气。在有星无月的夜晚，那轻轻的、淡淡的槐花的清香，从故宫角楼的护城河的那一边无声无息地飘移过来，这时节，仿佛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而忧伤的情感浮上心头。

    家住京城。不知不觉，我已经从“老移民”变成了当然的北京人了。我相信如今住在这城里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当然的北京人。我们都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家。我目睹北京这半个世纪的变化，看到它怎样从一个昔日封闭破败的帝都变成了今日这样开放的、现代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自动取款机、家家户户的电脑和传真机、遍地可见的移动电话，还有日新月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近来，我经常在北京迷路。隔些日子不进城，我就变得像个乡下人。我惊叹生活的瞬息万变，我也为社会的进步感到欣慰。

    但我依然眷念当初那个古朴淳厚的北京。那杨花迷眼、藤萝满架的春深时节的古老的京城，是与我的青春憧憬相联结的京城，是与我的中年的忧患和失落相联结的京城。每当思及那一切，我的眼前便兀地矗立起那些巍峨的城楼，蜿蜒在我的头上的那些高耸云端的城墙。记得当年，我常在西直门搭乘有轨电车。电车的始发站设在巨大的瓮城里，那里是夏日清凉，冬日温暧。电车启动，一路敲打着悦耳的铃声，摇晃着前进：西内大街、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单牌楼、宣武门过去是和平门，然后是花市口，是珠市口，电车一路摇晃着前行，一路上展示着古都的骄傲，最后来到了天桥。天桥过去是天坛。那些低矮的门脸，那些古旧的牌匾，那是一次古典北京，也是民俗北京的无言而丰饶的展出，是一次无可替代的精神的享受。

    后来，梦一般的，那城墙，那牌楼，那飞檐雕栋的城楼，一夜之间都消失了！这种消失是一个隐痛，在心灵的深处，永恒的隐痛。的确，北京在生长，北京在升高，北京每日都有新的在涌现，每日也都有旧的在消失。要是旧的阻挡了新的成长，旧的就应当消失。但并非旧的一切都应当消失，那些代表古老文明的，那些代表先人智慧的，始终是我们应当保存的骄傲，故宫如此，天坛如此，那些营造了数百年、现在已经消失，而且永不再现的北京的城墙和城楼，也如此。

    家住京城。我爱京城的一切。那些应当成长而正在成长的，是我的欣喜和安慰；那些不应消失而消失了的，是我永远的伤痛。

    东安旧话

    东安市场是旧北京一景。清末竹枝词有句：“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那时游北京城，可以不去达岭，不去十三陵，却不能不去东安市场。不到东安市场等于没到北京，这是公认的。我到北京的时候，是50年代中期，东安市场虽然经过了“改造”，但大体还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记得有卖百货的、卖小吃的、卖旧书的，当然也还有北京老字号的一些铺面，更多的则是临街的摊点。这些店铺，门脸都不大，说不上华贵，但也并不寒渗，有一点旧皇城的老气。这些店家，除了应付日常店面上的销售之外，旧时还经常给王府和大宅院里定期上门送货，所以它们多半有着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的背景，不可小看。那时的鞋铺兼有作坊，可以按照客人的需要定做花鞋和皮鞋。那些食店，也有给有身份的人家送宴客的餐点的。这些店铺一般都不注意装饰，有一种好货不怕无人光顾的雍容大度。尽管难以摆脱北方都有的那些土气，却也不俗气。这里毕竟是帝都。

    这东安市场坐落在紫禁城的边上，过去明文规定“内城逼近宫阙，例禁喧嚣”，向来是不准开设戏院、会馆什么的。过去京城里的百姓要看戏必须绕过皇城，出正阳门到南城的天桥一带的戏院看戏，很不方便。所以20世纪初年吉祥荼园在东安市场开张，人们可以在临近皇城的地面购物吃饭，又可以观赏演出，当时是一件轰动京城的新闻。东安市场除了娱乐餐饮之外，最具特色的是它经营百货的小、零、全的特点。举凡擦澡用的丝瓜瓤，开酒瓶的瓶起子，老太太梳头用的刨花、网子，茶杯的盖子碎了，可以在这里配上，许多的零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3人们喜欢这个“万宝全”，因为它贴近平民的生活。逛东安市场可以让人体会到生活的凡俗性和人情味。

    时间久了，我已经忘了那些名牌老字号都坐落在那里，总记得，进了东安市场是一些纵横交错的街衢，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食铺著名的有东来顺、五芳斋、奇珍阁、森隆餐馆、小小酒家等，经营着京、沪、粵、湘各地的名肴。那时我是穷学生，囊中羞涩，一般不敢进那些食馆。因为是福建人，只记得有一家闽菜馆叫闽江春的，倒是常去光顾。闽江春店面不大，约摆下十来张红漆桌子。这家菜馆菜品并不多，烹调也未见特色。我到闽江春多半只点鱼丸汤、炒米粉之类，因为别的吃不起。但只要到了王府井，我总要到闽江春坐坐，为的是那里有一种乡情的安慰。

    说起闽江春，有一件往事现在我还记得清楚。有一次，我在那里用餐，猛抬头看到朱德熙先生和姚殿芳先生正在那里一起吃饭。他们那时正在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朱先生和姚先生那时大约也只是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朱先生当时和吕叔湘先生合作写《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名气很大。姚先生的美丽是出名的。她平时衣饰讲究，总是把头发盘起，高雅而华贵。她在大学时便是惊艳一时的校花。我是学生，礼貌地向他们问好后便告辞了。但那种非常美好的感觉，时过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深刻地印记在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中期，具体说在“反右”之前，大体都有一种从容的、宁静的，而且是宽裕的生活——这是我在闽江春相逢朱、姚两先生所得到的启示。后来，这种气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逛东安市场的旧书铺，也是人生一乐。在这里，只要有耐心，你想要的书，经过努力一般都能找到。我在新中国成立前零星地购了万象书局印行的现代作家选集。这套选集共二十本，我那时已经积攒了十七八本。记得沈从文和周作人的两本，就是先后在东安市场配齐的。这套书我现在仍然珍藏着，闲时摩挲，总对春明书店的帮助心怀感激。

    还有一件，也与东安市场的旧书肆有关，是不能不提起的。大约是50年代后期吧，我在某一期的《人民画报》上看到刊登印尼苏加诺总统的藏画。其中一幅题为《阿拉伯少女》的油画令我着迷。我心藏奢望，总想着买到这期刊物。而要实现这个近于虚幻的目标，只有东安市场能助我。那时“文革”风烟骤起，到处都在焚毁书籍。我想着那位美丽的阿拉伯少女，我想在这漫天烽火中找到她！这几乎是绝望的寻求。那一天，我怀着侥幸的心理进了东安市场，我在一堆将要被处理掉的旧书报中翻检。“阿拉伯少女”奇迹般地出现了！我强压着狂喜，以“无动于衷”的“冷静”，几乎没问价钱就买下了这份画报。最后是像小偷一般地“溜”出了书店。

    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空前的文化劫难中，“抢救”了这幅油画的复制品。我对东安市场的感激是与“文革”的噩梦般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件旧画报，我珍藏至今，它是我的“镇宅之宝”。它比一切都珍贵，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代价，想换取我的这份珍藏，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东安市场在“文革”中被改了名字，叫做东风市场。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这名字被叫了好久，是好久也唤不起原先的那种亲切的感受。这市场经历了漫长的动乱，终于迎来了新时代。一切又在新时代里得到了新的改造。旧东安市场被彻底地拆了，盖起了富丽堂皇的又大又高的楼房。它现在的名字是新东安市场。都说是新，也唤不起我的新意。在新东安市场里，找不到配零碎的“万宝全”了，找不到才华横溢的朱先生和光彩照人的姚先生吃饭的闽江春了，也找不到配齐万象书局那套丛书的旧书摊了，更找不到我寻找的那位美丽少女的那个旮旯里的书报堆了……我的怀念使我心痛，我丢掉了我心中最美丽的梦。

    新东安市场还站在原先的地方。但我找不到我往日的足迹，也找不到我往日的那种心情。现在我在北京的任何商场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所要找的；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在这里同样也找不到。它和北京任何一家商场都没有区别。我何必要走那么多的路到这里来？我不喜欢甚至厌恶过去的“东风”。对现在的“新”，我似乎也难有什么兴味。人们都说王府井变漂亮了，自它变漂亮以后，我就很少到那里去。

    我问自己，要是到了王府井，我会进现在仍然叫做东安的那个市场吗？不见得。

    北京的花季短暂得如同一节感伤的谣曲。花开得猛，凋谢得也快。三月的北京未曾解冻，时不时地还飘雪。当北海和昆明湖的冰面融解的时候，塞外的黄风也就来到。大约是三月快要完了，在霜雪肆虐的间隙里，往往可以看到一二株最早凌寒开放的山桃。山桃开得很惨，它开在人们不以为是开花的时节里。它绝不引人注意，而且大概总不过几天，就被那些无情的风所扫荡。这也许是对它的不合时宜的露面的惩罚。

    桃花只是先声，它严格说来不属于北京的花季。但我们显然无法逾越这勇敢的先驱者。桃花不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而推迟它的花期，它总如约而至，而且也总如此地被摧残。岁岁年年，它悄悄地开放又悄悄地飘零。它无可改变的践约不能不使人对它格外地敬重。

    随后就是我们称之为春的使者的连翘了。那黄澄澄的小花开放的时候，它那柔韧的枝条还是光秃秃的。光秃秃让人想到寒意，仿佛是这古城里昔日那些在寒风中缩手在棉袄袖筒里的人的姿势。但花朵却不怕冷，它在寒战中探头出来似是要试试自己抗寒的能力。于是它们一个个都闪出了太阳的金光。

    迎春花开放的时候，北京的大地还是灰溜溜的，单调而荒凉。它的金光闪闪让人想到漫长冬季的结束。似乎前面充满了希望，但四周依然寒气逼人，迎春花为了迎接春天而在夜晚和清晨的严寒中坚持。

    进入四月，这里还是春寒料峭，大多数人家的火炉还未撤去。清明总在四月的某一日来临。清明在江南已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了，而在北京却是沉甸甸的一片肃杀之景。北京年年少有晴日，不是霜雪就是阵雨，而且总好像有什么让人害怕的事要发生。但花儿毕竟勇敢，性急的如连翘，早已翘首以待了。在无花的清明节里，人们盼春心急，每每以纸花点缀古城春意，毕竟也有一番心灵之春的繁盛。

    清明寒冷的雨雾一停，天气转暧。首先出现的是那些不怕冷的草本花卉。瓜叶菊的热闹带来了这一年最初的春光。当自然界的蝴蝶还在冬眠，三色堇在草间的飞动带给人们以早春的欢愉。四月中旬，榆叶梅、珍珠梅、黄刺玫、碧桃，都次第绽放。再过一个星期光景，紫丁香、白丁香、绶带花、紫色的和白色的木槿也开了。最动人的是草坪上一丛一丛的虞美人，以及盆栽移到户外的仙客来，它们是草木中的美艳者，它们似是为这个结束寒冬的花季助阵，以娴美柔弱的芳姿为花中君子的奋斗鼓劲。

    这是北京一年中花事最盛的时候，真正的春光明媚的季节。人们都说北京没有春天，这是由于这种春色绮丽的时间太短。漫长的冬季从上年的十一月一直拖到这年的四月清明，就到了女人们穿裙子的初夏。春天是隐匿在冰雪和沙尘的暴虐之中的，或者说，春天总是被埋葬的。唯有丁香刺梅这些灌木放花时节，那红霞一般的火暴和黄金般的灿烂才显示出春天的存在。那是春天在提醒人们：我开花，然而我短暂。

    一年中最让人兴奋也最容易引起伤感的季节来到了。有经验的北京人都清楚，这些花开得如醉如痴的时候，正意味着一年花事的接近尾声。这时候，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那些名花盛放的所在。所谓“赏花”，实是向与严寒冰雪苦斗了一年的花魂告别致敬。

    在北京住久的人，知道中山公园的唐花坞，也知道北京植物园。颐和园中的几株玉兰更是无人不知。玉兰很名贵，白色的硕大花朵，高雅而华贵，雍容如大家闺秀。特别是慈禧住过的乐寿堂后那一株紫玉兰，更是花中极品。但玉兰花时也短，看玉兰是北京花季盛事，也是狂欢花节的一个句号。

    和玉兰同时綻放的还有海棠，特别是号称花中仙子的西府海棠，更是艳压群芳。“浓艳最宜新著雨，妖娆全在欲放时”，此时此际花蕾上那一点如胭脂的红晕是美艳的极致。但不论是玉兰还是海棠，都只是眨眼的工夫。

    五月花事收场。所谓的五月花是没有的（歌词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那讲的是流血），这时天气开始暧热。风倒也停息了，但北京少雨而干旱的晚春节气也告来临。鲜花凋尽，天气渐渐热。繁花似锦成了过眼烟云春天匆忙得让人伤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柳絮便在空中悄悄纷飞。它造成最撩人愁思的缠绵，那柳花无处不在，是驱之不去的无尽忧伤。仿佛是一段牵肠挂肚的爱情的记忆，仿佛是青春失落的纪念，仿佛是恻恻长别的牵怀。那柳絮飘在纱窗上，钻进了居家的窗台，它随着微风滚动，在某一个角落团成了白色的巨大的怅惘。于是，遍地便充溢着这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面团，充溢着无所不在的哀愁。

    当五月春深柳絮依然飘飞的时候，一夜之间，槐花也飘散了它的暗香。那香气在人们不觉间熏得你醉。这槐花的香气也许只有南国柚子花开时差可比拟。北京是槐的城市。槐有国槐洋槐之分，两种槐北京都多。国槐落叶最早而泛绿最迟，苍老斑驳如老人，胡同和公园深处都有，花白色，但少香气。现在被封为北京市花，大概是取其傭懒、古旧。洋槐顾名思义是舶来品，有刺，花也是白色的，其香可醉人。五月间，它的枝条间悬挂着一串一串的小花，那是一片迷蒙的白雾。甜美的香气在午间蝉鸣间隙或黄昏暑气渐消之际飘来。那浓香熏得人想哭，为它的华美，为它的繁丽，仿佛是为短暂花季的祭奠而献上的悠长的叹息。

    此后，数日之间，北京那些四合院和老胡同深处，到处都铺盖了纸钱似的落花。洋槐从开到落的全部过程都在五月的一段时间完成。“开到荼蘑花事了”，荼蕨的小白花也赶来参加这番青春祭。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留北京匆匆的花事。所有的争取都在六月到来的时候宣告了失败。

    六月是哀伤的日子。无尽的繁花似乎等不到六月，它们匆匆地开也匆匆地谢。因为所有的花都难以忍受六月残酷的熬煎。六月的天空悬挂着一个火盆似的太阳。这座中涸缺水并且连接蒙古沙漠的内陆城市，夏天无风，那滚滚热浪不知来自何处，它团团围困了这本应撤退的残花败蕾。六月让人窒息，甚至连那些动情的哀悼和悄悄的伤感，也在这无情的热狂中被迫地隐忍。

    北京的冬季是漫长的。只消一夜北风，那让人赏心悦目的明媚清澈的秋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传递冬天到来的明确信息的，就是香山的红叶。原先那些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丹红的、橙黄的、黄绿相间的金属般的叶片，在最初一场肃杀的北风的袭击下，一夜之间就铺盖成了满山满谷的凋零。这一切是在顷刻之间完成的——仿佛是听从了一道无声的命令，默默的，但却又是轰轰烈烈的，非常悲壮的集团的行动。它宣告：漫长的冬季开始了。

    第一场霜降到来的时候，那落叶的残红之上，轻轻地盖上了白色的挽纱。北京的冬天，就是这样以不作宣告的骤变，为美好得令人叹息的秋季，公布了一份天地变容的讣告。

    这是一座缺水的城市，那些人工、半人工的湖泊，也许是因为稀罕，都被夸大地命名为“海”。一阵紧似一阵的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风，把那些“海”里的水波冻成了冰凌。那些本来就不宽阔的御沟的水面，很快也都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黑的、黄的尘土。所有的树都静默着无遮拦地站在凛冽的风里，它们的叶片也都落尽。未曾落叶的只有那些遒劲而苍黑的松桕，它们吝惜得把哪怕是一点点的绿意都隐藏了起来。

    这一个冬季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从红叶凋零的时候起，人们就穿上了笨重的寒衣，穿行在夹带着黄沙的透骨的风中。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寒露过去是霜降，立冬过去是冬至，小雪过去是大雪，小寒过去是大寒。那么，何时才能河开？何时才是燕来？人们掰着指头，盘算着“沿河看柳”的日子早日到来。

    冬天是等待，冬天也是忍耐，冬天更是长长的期待。生在南方的人，到了北方，往往适应不了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没完没了的风搅着沙，沙夹着风的酷烈的天寒地冻。然而，即使是立春了，惊蛰了，二三月的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依然是乍暖还寒，依然还是穿着厚厚的冬装，忍受着风沙的折磨。

    情急的是被严酷的冬天憋坏了的急着要开花的那些报春的精灵们：二月兰迫不及待地冲破冻土，在满世界的黄澄澄中拱出了这星星点点的绿意。但这绿的只是她的嫩芽，因为不到开花的时节，我们还看不到漫山遍野那些可爱的紫色的小星星。再就是迎春的连翘了，她们细小而柔韧的枝条在依然寒冽的风中摇晃，急切地探出了淡淡的似黄还绿的小骨朵。最可怜的要算是南墙下边的那些野山桃，她们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用浅得几近于白的小红花宣告着难产的春天。不料寒天里又飘起了小雪花，迎春的花就这样不甘心地为冰雪所摧折！

    立春在北方只有书面上的意义。当节气宣告立春到来的时候，这里的天空和大地依然是属于风雪的，真正的春天还在遥远的天边！好不容易盼来了春暧花开的日子，冰化了，柳梢由黄变绿了，那些花们草们一时都兴奋起来，大家拥挤着往前赶，匆匆忙忙地、争先恐后地几乎是挤在一起开放。这时最显眼的是榆叶梅、黄刺梅一类花卉，北京著名的玉兰花大约开在四月初。待玉兰花开过，已是春意阑珊的季节了。

    “开到荼蕨花事了”，这应当是指的北京的花季景象。四月过去，天气一下子热了起来，在北京竟是夏天的感觉了。在北半球炎热的太阳直接照射下，那些攀缘的蔷薇科植物，仿佛感到了浪漫的季节即将过去，她们疯了似的拋掷着浓丽的色彩和光泽，倾泻自己的青春年华，在一朝一夕之间。

    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短暂得让人在感觉到它的到来时便消失了。长久期待之后的骤然消失，不仅让人惆怅，而且让人伤感。从这个角度讲，北京只有漫长的冬季而没有春季。当我们所认为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天也就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漫长的火般燃烧的炎热的夏季。接着又是一个漫长的期待，期待着夏天的过去，期待着冬天的过去。冬天之后是春天，而春天在人们的心中依然是一片空空的无！

    北京的春天是一曲令人感伤的简短的乐章。

    接连不断的沙尘暴已经牵动中国全社会的神经。至少在北京，它已是与人们的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事情。人们过去出门问阴晴，现在则加上问几级风沙，问今天的大气污染是什么级别。阴晴是无碍于人们一般的社交活动的，而后二者的程度则决定着今日是否宜于出行。风沙在北京早已不是防范的问题，而是悬置于人们心中的切实而具体的块垒。

    风沙是北京的习以为常。从最初一场霜降开始，这座古老的京城，故宫的屋顶，天坛的穹隆，它的红墙白塔，所有华美庄严的一切，都置身于断断续续的、几乎少有间隙的沙尘的笼罩中。从口外吹来的风，夹带着疯狂的沙砾，肆无忌惮地、无所阻挡地跨越漫长的冬日，浸漫了整个的春季。

    原本应是由花开草绿、草长莺飞发出的春来的信息，在北京，却是无情的风沙的警示。远的不说了，去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北京的居民是在沙尘暴的惊恐中度过的。中关村的街道上游弋着黄沙，似波浪般地层层向前推进。黄沙袭击着并摇撼着那些精美的电子广告牌，而后，如千万游蛇搅动着腾空而上，那真是永远也难以忘怀的让人惊心动魄的经历。

    今年开春至今，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沙尘暴已是五次横扫京城。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此刻，风沙还在窗外肆虐着早春的烂漫。3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电文中写道，“沙尘暴再袭正处于春分时节的北京城”，“从位于宣武门的新华社新闻大厦上向北望去，数百米外的民族饭店已朦朦胧胧隐没在黄沙之中，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今年开初，有关部门终于坐不住了。就在前几天，两支由专家组成的科考队伍分别从北京和兰州出发，考察沙尘暴的生成和它的运动形态。北京出发的这一支，第一站是河北的丰宁。此地距北京仅百余里，在北京的正北方向，有一座云雾山做北京和河北的分界。由此往北是土城子、上黄旗、红石砬、干沟门，直抵内蒙的多伦。这是一个喇叭形的大风口，从塞外刮来的风沙，就从这里向着北京这只大口袋猛灌。

    科考队出发的第二天，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电视台的记者手持话筒，站在一位村民即将被沙掩埋的屋顶边上说，“去年朱总理视察时站在这里，现在已经被沙淹没。”据科考人员实地考察，沙漠正以每年三公里半到五公里的速度向北京逼近。根据这样的估计，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沙漠就要抵达天安门。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这是事实。

    本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年代，那时，诗人们曾说，“沙漠不会吃掉北京。”现在看来，那只是诗人们幻想的语言，并不代表无情的事实，而事实却是——沙漠正在固执地向着北京挺进。如果北京不再防范，它就将在今后的数十年内被黄沙所掩埋！如果我们不再警觉，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北京将成为另一座庞贝！

    北京的风沙由来已久，过去就很有名。灰色的城墙衬着黄色的天空，驼队敲打着寂寞的铃声，缓慢地步过高高的城墙下满是尘沙的街道。这是旧日北京典型的景色。但那时的风沙只是季节的象征，冬天到来的时候，就有风沙做伴，那风沙也较现在温和得多，很少够得上是“暴”的级别。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今频繁使用的“沙尘暴”这样的字样。再说，那时在春天到来的季节里，即使也时有风沙来袭，却从来也不见现在这样步步紧逼的昏天黑地！

    从丰宁传来的报道说，那一带居民靠砍伐山上和丘陵的灌木当烧柴，这是当地自古而今的习惯。居民们先砍村子周围的树木，渐渐向着远处砍去，直到把四周砍成了一片荒秃。一棵当烧柴的树木一般要长十几年，砍了之后当然也没有人想着再种。退一步说，即使有人种树，种树的速度也赶不上砍树的速度。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只能是，在砍光了树的地方，长出了杂草，杂草之后是裸露的石头，石头风化之后，就只有沙，也只能是沙了！

    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到牲畜，所谓生产的发展，其实是讲人多了相应的需求也在增添，要靠生产更多的农牧产品来养活人自己。人养牲畜是为了养活自己，牲畜多了，草场就因不堪重负而荒废，人和牲畜争夺草场的结果，是草原生态的彻底破坏。我们能责怪那些砍树当柴烧的村民吗？能责怪他们不爱惜自己的家园吗？试问，他们若是不砍那些近的和远的树木，他们用什么来做饭！

    说到底，是人太多了，人向着生养它的土地要求太多了。那么，谁来养活这不断被压榨和掠夺的土地呢！人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土地的不堪重负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土地的超负荷的根本性的原因，却是人口无节制的繁殖，最后是现如今这样的大爆炸。面对当今环境的恶化，大家似乎都在谴责人对环境的不负责，什么乱砍滥伐了，什么不爱惜有限的资源了……人们很少去想想，人类为什么不对自身的生产进行负责任的自我约束？人类为什么要无节制地“发展”自己？

    过去在中国，侈谈“地大物博”，侈谈“人多是好事”成风。接连不断的北京的风沙，使人心意难平。从风沙而想起生态的危机，从生态的危机而想起造成这危机的人类。想起人类的自私，更想起中国曾经有过的暗淡的日子，想起批“人口论”那一场“愚昧战胜智慧”的闹剧，想起横在中国人心间的那道永难平复的“20世纪伤痕。

    西郊夜话

    说起我的经历，非常简单：二十三岁以前在家乡福建，二十三岁以后在北京；在北京的所有时间，在西郊海淀。算起来，我居于京城西郊，成为海淀区的公民，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北京西郊是文化区，这里集中了数百所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都说中关村一带是京城藏龙卧虎之地，这里确实是人才的密集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名满天下的人物。

    这里还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园林风景区，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所谓的“三山五园”都集中在这里。从玉渊潭、万寿寺逶迤西行，这一路是昆明湖、玉泉山、圆明园……那一路是戒台寺、潭柘寺、大处……这里的文化氛围是让人羡慕的。波光潋滟中的老槐新柳，山色隐约中的绿瓦红墙。遥想当年，那一代又一代的名士风流，饮宴在这里，歌吹在这里，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我是多么幸运，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它的怀抱中。

    秋枫夏荷，花朝月夕，满眼的湖光山色，满耳的笙歌弦诵。这里诗化的环境也诗化了我的生活。从当学生的时候起，我就在这里某一扇临水的窗下，伴着现时已经绝响的彻夜的蛙唱，读书、作文并思考。后来，当然也经历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离乱和灾祸，但生活终究还是恢复了它的常态。尽管十里蛙鸣的景象已永远地消失了，但我依旧在这里读书、作文并思考。时光易逝，让人惊心，不觉间送走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觉间已是夕光灿烂的时节，而我读书依旧，作文依旧，思考依旧。伴我的依然是圆明园的沉重，香山的潇洒，未名湖的清丽！

    我在北京西郊的数十年生活，平淡、简单，也实在。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荼是喝的，酒只是陪朋友喝，烟则绝不沾唇。做些运动，也只是简单的跑跑步而已。最近有位年轻的朋友送我一只网球拍，她要教我打网球，可惜至今还没有开拍。至于游泳、滑冰等等，看来今生是无望学会了。于是平生所能做的只是写些文章。后来，当这种爱好成了职业，没完没了的，也让人心烦。这是职业病。只是有一件，是乐此不疲的，那就是在家里接待朋友和学生，无拘束地谈天说地。

    这种聚会多半是在公余、课余，结束一天的紧张之后，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之下进行的。多半是无主题的，说到哪里算哪里，从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到身边趣事。年龄不分大小，身份没有高低，言谈无涉正误，在外界感到是遥不可及的言论自由，却在这一方陋室之中轻易地实现了。当然，我们的职业是文学，所以，文学还是这里的基本话题。夜阑人静，四围花气袭人，斗室之中，荼香四溢，谈兴正浓。

    这就是我的“西郊夜话”，是我在京城西郊诗意生活的最富诗意的内容。为此我付出了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光，它是我永远钟情的记忆。这些谈话，随意而散漫，有时是妙语连珠，有时是深刻窨智，或逝水无痕，或余音绕梁，如今都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夜阑了，客散了，我静了下来，灯下把笔，将那些有趣的言说和碰撞变成了文字，再变成铅字印成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文章了。

    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这种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这些文字，虽有一定的学术性，却说不上是论文；虽有一定的随意性，却也说不上是散文，不好分类，就算是学术随笔吧。

    天安门的眷念

    记得当年意气如虹，北上求学来到京城的第一件事，便是朝圣般地去看天安门。那时，当然有很多的激情，也有很多的诗意和自豪。因为毕竟是从遥远的东南海滨来到这里——当日能够有这种幸运的人并不多；因为毕竟知道这个皇城的巍巍城门已经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斗争，代表着理想，也代表着光荣。

    这城门建造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这样的建筑，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当然并不算十分古老。但是，如今它却是中国最有名的一座建筑物。我想，若把它称之为中国第一门，也是非常妥切的。这不单是由于天安门的造型有不可比拟的庄严雄伟，还因为在古今所有的建筑物中，能够像它这样，在涵容文化、历史的丰富性上，特别是在和社会兴衰、时代荣辱的紧密关联上，极少，甚至没有能与天安门相比的。

    就我个人来说，天安门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在我一生中，凡称得上是最重要的和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和记忆，几乎都与这座城门有关。我生得晚，没能赶上“五四”，“一二·九”时我尚年幼。但是，却赶上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它身边发生的所有大事，从而在心灵深处记载下了情感的、心理的受到震撼的经历。这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记得当年，少年轻狂，在东南中国海的一座岛屿，在阴湿而低矮的军事坑道中，我曾经真诚地思念过天安门。当我思念它的时候，周围的一切紧张和严酷，竟然奇迹般地化为了彩色的祥云。后来，我终于做梦般地来到了它的身边。青年时代充满了幸福感，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那里有过名副其实的彻夜的狂欢。那时节，悠扬的乐曲声中，天上绽开着五彩的礼花，身边跃动着欢乐的人群华灯如云，长裙似水。那时我们年轻，毕竟涉世未深，幸福是单纯的，欢乐也是单纯的。执著而不免轻信，坚定却失以天真，但的确与真实的生命和诫挚的信仰紧紧联结着。

    如花的岁月，如花的年华，一切仿佛都是那样被安排了的美好。我们只知道前行，不知道后退。平原尽头是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我们只是一径地向前追求，不曾，也不会预感到前途会有曲折，会有失落，更不会想到还有苦难。等到有一天，一个明媚的早晨，头顶突然间笼罩了乌云，电闪和惊雷代替了昔日的宁静和温馨，我们依然坚信，依然怀疑可爱可亲的现实生活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丑陋！

    天安门在这时代成了欢乐和幸福的象征，但天安门更多的时候总是庄严肃穆的。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们多少次来到天安门。每次来到这里总与重大的主题有关，但每次又总是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有时激奋，有时愤怒，有时是天翻地覆的狂喜，有时是天崩地裂的悲伤。而天安门始终庄严地站立在那里，它是一位智者。它不言不语、不动声色，却又心明如镜。它使这一切变成了历史——一部不断书写的活的历史，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会打开，回答人们的期盼。

    半个世纪的社会兴衰，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都过去了，身边的烟云，都过去了，曾有的欢愉和哀伤，都过去了，追求的幸福、失望的痛苦！而历史依然存在着，它是不朽，它是永恒，它是超脱一切功利的深刻，它是摆脱一切短见和浅识的高度。这，就是我们引为骄傲的永远的天安门。

    非常的春天

    这年的春天如期而至。燕园的迎春花开得比以往茂盛，但我无心赏花。这年的春天真的很怪，和往常的早春的燥旱不同，雨是时不时地下着，空气湿润。风是温顺的，往年此际那一场紧似一场的可怕的沙尘暴也不见了。而我并不快乐。我的心，被遥远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空的战烟牵萦着。我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透过沙尘滚滚的迷蒙，谛听那来自巴格达城郊的爆炸声。后来，樱花开了，珞珈山下有一个约会。在鲜花、诗歌和青春的包围中，我仍然不能忘怀于遥远的苦难，我的心依旧哀伤。我为那些无辜的平民祈祷。那时，我对那些年轻的朋友说，珍爱和平，珍爱生命，远离战争，让鲜花和诗歌与我们永在。后来，联军攻陷了巴格达。那里的巴比伦时代的艺术珍品遭到劫掠，街头的铜像被推倒，数十万共和国卫队一夜间蒸发得无影无踪。那一场战争在毫无所获的搜寻中，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野。

    没有想到的是，当遥远的天边那些硝烟还没有散去的时候，一场可怕的灾难却在我们的身边悄然降临了。

    它怀着嫉恨，似乎是对着我先前的祝祷而来。它要夺去我们所珍惜的宁静和温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已经享受了至少五分之一世纪的没有硝烟也没有血污的生活。中国人正在历经灾难的国土上，在广阔的山涯水滨，也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和僻远的街区，遍植花木和树立大理石的或青铜的雕塑。告别了动乱和劫难的中国人，正在建设自己崭新的生活，而且满怀期待地享受着和平赐予我们的安宁。这年代赋予我们的无尽的灵感和想象力，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但是就是此时，灾难以鬼祟的猫步悄无声息地逼近了我们。

    这个春天，一场人与人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坦克轰鸣着，弹片呼嘯着，鲜血浇灌了无与伦比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从停泊在波斯湾和地中海的航空母舰上发出的巡航导弹，从英国和美国本土起飞的远程轰炸机，在那片创造了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留下了一片又一片的废墟。这个春天，也就是这个春天，中国江南正是莺飞草长的季节，中国北方正是桃红柳绿的季节，那一场规模巨大的被称为现代信息战的隆隆爆炸声尚未远去，而在我们这里，一场旷古未有的“战事”突如其来地降临了。不是本·拉登，不是萨达姆，不是基地组织，也不是共和国卫队，那一切的邪恶和残暴做不到的，这一双无形的手，都做到了——它实现了对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恐怖袭击！

    我们的天坛没有像纽约世贸大厦那样被轰塌，我们的长城依然坚定地拱卫着东起黄渤海西迄嘉峪关的漫长疆域，但是，那些我们无法视及的敌人，越过了我们的边界，透过了我们的空防，一切的边防巡逻，一切的雷达搜索，对它全是空设。这些敌人，既无弓弩，又无刀枪，它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它嫉妒人们的拥抱和亲吻，它隔离所有的亲爱者。它阴鸷毒狠，让所有与它“有染”的人在高烧和窒息中毙命。而且可以无限地扩展受害的群体，使所有的亲密接触者纷纷倒地。它侵入了我们城市的街区，侵人了我们的家庭，在朋友之间，在亲人之间，它极端奸险地制造疑虑和防范。在城市，也在乡间，在一切的公共场所甚至是私密的空间，在公共汽车上，也在轮船和飞机上，它以无色无形的“军队”对我们实行了全方位的占领。

    这个春天，天空晴朗，雨水丰沛，花开依然，草绿依然，而我们却沉重而哀戚。不是战争，比所有的战争更严重；没有血污，比所有的血污更惨烈。这是一场“没有”敌人的遭遇战，这是一场比珍珠港更为严重的阴险的偷袭。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来临了。恐惧在偷偷地袭击着并考验着勇者的内心，紧张和危惧的心情在空气中弥漫、扩散。一些社区被封锁，一些人群被隔离，过去的战争倒下的是武装的士兵，而现在，倒下的是更多的穿着白衣的女性，她们在抢救病者时遭了暗算！

    我们被迫关闭了所有的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宾馆停业，火车空载，满园春色的公园闭门谢客。我们告别了朋友约会的欢乐和远游名山的愉悦。是什么无形的手夺去了我们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一切？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它对我们刚刚开始的正常生活充满了敌意？我们的愤怒和声讨应该向着何方？

    这一个春天，迎春开后是樱花，玉兰开后是丁香。开到荼綦花事了，晚春到来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开过了，而春天对于我们依然是充满紧张和忧虑的。正是花事阑珊的时节，我和一些从事写作的年轻的朋友有一次远行。在春城昆明，在花城大理，春天依旧，花月依旧，只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造成了心灵深处秋天般的萧瑟。我人在他乡，心系京城，想着那些高举着南丁格尔旗帜的人们，正在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想着昔日这条黄金路线的繁华和眼前的落寞，我心依然哀伤。

    非常的春天，非常的心境，非常难忘的感动，为那些奋不顾身的奉献，为那些勇往直前的行进，为那些无私的援助和真情的关怀。这一切，都使我们觉得即使这个春天的花不属于我，歌声和笑声不属于我，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不曾欢乐，但我们终于有了获得——我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看到了一种伟大的爰，和由爱生发出来的伟大的力量。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我们得到的更多。

    颐和园西堤东望

    记得多年以前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谈到从飞机上向下俯瞰，北京城是被垃圾包围中的一座“盆景”。文章谈的是环境保护的问题，说的是城市四围的垃圾堆放场在不断增多，也在不断增高，故宫、北海、颐和园等等都已成了垃圾堆中的“盆景”了。统计数字我已忘记了，但它的确是从具体的材料出发来谈垃圾对于城市的掩埋的。当时读了，真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

    最近在电视上了解到，那条位于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流经北大、清华校区的万泉河，自从前些年修浚后，现在正重新变成一条臭水沟。北大的未名湖和朗润园水面因而也被污染。传媒上还看到，去岁刚修成的昆玉河，沿岸的居民正在往河里泼脏水、倒垃圾。沿河那些优美的彩灯，正在受到卑鄙的人为的破坏。这些消息真让人不安。然而，让人不安的又岂止这些？

    日前偷闲，漫步人颐和园。过排云门，抵清宴舫，登玉带桥。蓦然间发觉西堤的柳绿了，桃也红了，不禁为刹那出现的春天而欢喜。因为是早春三月，树木刚刚发芽，故视界甚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围的景色有大变易——从西堤东望，黑压压地陡然间现出了一片楼宇。从位置上看，那只能是现今名满天下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地面。其中最高的一座楼，是去年落成的北大资源集团的太平洋电子城。关于这座楼，我已在一篇涉及未名湖的文中谈到，此处不赘。这里要讲的是：城市正在无情地吞噬着园林！这一群丑陋的不速之客，正在侵犯和破坏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夏宫的自然景观！

    这样的情景，我过去在青岛见过，也在杭州和别的城市见过。记得那年在青岛，从栈桥回望，东边是著名的“八大关”一线，那里景色宜人，是一派西式的古典建筑，非常的典雅高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当年德国人造的，代表着优秀超拔的欧陆传统文明。尽管年代久远，而风情依旧。往西看就大不一样了，是铺天盖地的一片很丑陋的建筑群。那是灰的、黑的、苍白的一群，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对于优美高雅的挑战。据人说，那是一个叫做什么基地的拙劣而粗俗的建筑，当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杰作”了。杭州的西湖边，也有这样黑压压、灰溜溜的一片！那些拙劣的楼房，对于“断桥残雪”和“苏堤春晓”一类的诗意，同样意味着粗暴的戕害！现在轮到颐和园了。

    要是说，前面所说的那些现象是可以原谅的话——因为它毕竟发生在一个因无知而无畏、以愚昧蔑视文明的时代——那么，到了全世界都因自然生态的人为毁灭而痛心的世纪末，这种发生在首善之区，而且更是首善之地的颐和园风景区——中关村高科技区的这种平地之上的“崛起”，就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了。须知，这些楼群一旦盖起，对于这一带自然景观就是不可更改的！那么，我们究竟能以何等有效的措施，制止这种“文明”的和“发展”的而实际是可怕的破坏呢？从颐和园的西堤东望，那里一溜铺开了巍峨的宫墙，宫墙上端，摇曳的杨柳的间隙中，涌出了一片丑陋的建筑物。这事发生在20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刻，而且是以发展和建设的名义进行的！这是这座古老都城的一道最新的伤痕，一道永远也无法平复的流血的伤痕！上一个世纪侵略者罪恶火焰中的幸存者，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无形的，而且又是“善意”的自戕！

    绿色的掩埋

    我知道这一天不可避免。但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依然为这不可避免的暴虐而震惊。这一方曾被我称为最后的水田，在这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仿佛有了不祥的预感，它在一片静默中为自己举哀。周围的柳叶由黄转绿了，接着飘起悲哀的柳絮了，从迎春花到碧桃花该开的也次第开了，而水田依然死寂，铺开的依然是寒冬时节一例的枯槁。

    好像是预定的屠杀，掩埋如今终于开始。这行动的指令不知从何处神秘地发出，总之是开始了无情的掩埋。成批的载重车隆隆开来，扬起了漫天的尘沙，这场面使人产生某日某时恐怖的联想，但这毕竟只是卡车和推土机，它不会射击，它的工作只是掩埋。

    去年秋收是最后一季的秋收，是稻穗向着大地永诀的日子。在翻斗车和推土机的“爱抚”下，去秋留下的齐茬茬的稻棵不见了。它们呻吟在瓦砾和尘土组织的窒息中——我甚至觉察不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挣扎和悸动，望得见的只是疯狂的倾倒，铲平，压死！

    暴行沿着这片原先江南锦绣般的水田周边开始，是一种由边沿向着中心的偷袭。包抄和蚕食以非常诡秘的方式进行，难道这竟是由于屠杀者感到了自身行为的不义？然而，掩埋却是非常坚决地进行着：满载的垃圾和渣土从不可知的阴暗处驶来，又空车向着阴暗处驶去。它们的使命和动机都是无须隐瞒的，即以污秽和肮脏埋葬良田沃野。来往匆忙的运载只是为了制造死亡。

    这儿原系旧日皇家苑囿，曾经是河道纵横、堤陌桃柳交映的地方。历经岁月沧桑，那低洼的水面淤积而变成了稻田，这些稻田又逐渐被人为地堵垫成废地，终于只留下这最后一方水田。现在，连这“幸存者”也要遭受不幸，这最后的绿色也要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我们不需要朱垣碧瓦，也不要雕梁画栋。平民的生活原本不需要奢华的装饰。但是我们需要蛙鸣、流水和稻花的香气，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我们需要十里荷香。我们不能离开这一方供养我们粮食和水的家园。然而，这一切将不再留下，这一切将冷酷地为废墟所取代，一如既往的掩埋已经开始。

    那鹏着水花的田间沟渠呢？那夏晚乘凉的树荫呢？那秋夜可以望星的场院呢？这里将要变成庞贝！

    但这毕竟不是庞贝。掩埋庞贝的是火山灰，是燃烧的岩浆，是距今一千九百年前猝不及防的火山爆发。而我们此刻，不是由于火山，不是由于泥石流，不是由于地壳的断裂，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制造毁灭。东方庞贝的制造者是我们自己。这里的人不断接受那些阴暗的指令，不断以人为的掩埋制造一个又一个庞贝，这种制造已经在这座昔日皇家禁苑上进行了数百年，剩下的、仅仅剩下的，就只是眼前这一方最后的水田。而此刻，连这也要宣告消失！

    真正的庞贝不仅仅是掩埋的故事，而且还是发现的故事。某日清晨，那里的农夫在种植葡萄藤的时候发现了旧日的街衢、广场、政府大厦和可容五千观众的露天竞技场。意大利用了二百年的时间，使这埋藏地下的城市重现人间，让那里重新生长橄榄树枝和无花果叶，以及常春藤。而我们不是，我们以庄严的名义拆毁我们的城墙和牌搂，我们堵填生产稻米的田园，我们让整条淮河的鱼全部死去，我们让自己变成失去空气和水、最后失去家园的无家可归者。

    就是这几日，就是我此刻为新出现的庞贝哀悼的时候，在这片稻田即将消失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这片变得越来越小的地面放起了风筝。那寂寞的风筝依恋地上升和游移。它是在凭吊这不可避免的消亡。到哪里去找流脂的京西稻呢？到哪里去找流水潺潺的农家柳岸呢？

    那片秋日打场夏晚乘凉永远散发着田园温馨的晒场呢？晒场边上的农家小溪呢？那里狗的欢跳和人的喧闹，那飘着柴火香气的黄昏呢？

    我们难道竟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祖先留下的园林和田野被制造成一座又一座新的庞贝吗？我们难道真的无力制止这蓄谋已久的谋杀和掩埋吗？

    电话亭上的招贴

    北京这座古城日益呈现出现代风采。今年北京的街头又增添了新景致，就在我居住的海淀中关村一线，每隔数十米便并排竖起两座公用电话亭。这些由加拿大太平洋传讯公司修建的亭子，用橘红和湖蓝两色的现代材料造成，洁净典雅，不落俗，富有现代气息。行走在绿树荫下，远望那鲜丽的红蓝两色的跳闪，仿佛置身欧美城市的街头。

    但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美好都会走样。曾经的美好，不用多久，就会成为现实的丑陋。例如，满街的台球桌被用来赌博，电子游戏机被用来毒害儿童，而随着电脑进入家庭，色情也随着进入中小学生神秘的空间，等等。

    这个城市有随意张贴的习性，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建筑物，也无论那是多么华贵和精致的墙面，那些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往上刷糨糊，让那些粗俗的语言随意涂污。这些张贴，大自公家制定而且常变常新的宣传品，小至各色人等的各色“文告”换房的、求职的、促销的，到处泛滥的“价格面议”、“实行三包”、“致富捷径”。反正那些建筑物已失去尊严，谁都可以任意肆虐。可是，临到太平洋传讯公司为市民竖立的漂亮的电话亭，事情就有点不一样了。

    记得人们说过，谁敢在纽约的华尔街或是香港的中环光洁如镜的地面吐一口痰，此人便算有胆。我想不会有。而在这里，却到处都有这类勇夫。就以此刻我们谈论的电话亭子来说，当人们为它的出现只感到眼睛一亮还不及熟悉它的光艳时，甚至那些亭子里的电话机还来不及安装时，这社会的丑陋习性便一反它慵懒和颓唐的常态，那些“苍蝇”便黑压压地爬满了那些光洁晶莹而让人目眩的亭子的四壁！

    贴了又撕，撕了再贴的，是那些“包治性病”、“一针就灵”的广告。这个城市某些层面的龌龊和无耻，它的“旁若无人”的行径简直让人吃惊——似乎什么最见不得人它就起劲地来什么。在众多的招贴中，这类花柳病广告最来劲，原因就在于它最肮脏。

    这些苍蝇般的宣传品毫无顾忌地飘飞和粘贴在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甚至大学圣洁的院墙上，每次经过总感到恶心，羞耻感使人总想闭目侧身而过。但积习总不由自主，总要用余光搜寻那些无耻的张贴，从橘红和湖蓝的鲜艳中去发现那些污浊。

    撕了再贴的痕迹，让人想起这民族的劣根性，它的冥顽和麻木说明痼疾的深重。前些时阅香港某报，有散文写“钢琴里的老鼠”。那些鬼鬼祟祟的家伙竟然在肖邦和莫扎特的“家”里做窝！但那是文学作品，事实也许竟不如是。由此联想到此刻这座城市的崭新的电话亭上的张贴，它的厚颜无耻胜过了那些老鼠，鼠类只能偷偷摸摸，而那些花柳病广告却是堂而皇之的张狂！

    有关北京城墙的话题

    在北京出版的《中华读书报》，1995年8月9日有一篇由记者红娟采写的人物故事。她写的是作家林斤澜，题目叫《话说北京的城墙》，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本是浙江温州人氏的林斤澜，言语里已觅不到几许乡音的痕迹。在北京四十多年，最怀恋的却还是那老北京的城墙。他说城墙在中囯是很大的建筑格式。北京的城墙存在了八百多年，中轴线、九个门……城墙与里面的格局融会贯通、交相辉映，这样典型的都城建筑世间绝无仅有。只可惜，拆了！那时梁思成就疾呼：难道不能在拆与不拆之间想办法吗？而今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呼吁甚是英明。城墙是封闭的，可城墙里面有凝聚力，封闭是糟粕，凝聚是精华，它们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存在，这一点，过去考虑得太少了。

    记得林斤澜表达对北京城墙的怀恋和惋惜。不止这一次，他还写过一篇叫《城墙》的随笔登在《光明日报》上。文章也回忆了梁思成反对拆城墙的往事。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梁思成教授有一个诗一般的倡议：广阔宽厚的城墙，正好是一圈高架花园，别的国家花多少钱也不能有这么大的规模。它是绿化带，又是环城花园，还是星星点点的歌厅、舞场、棋局、茶室、酒吧、健身房。是八百年的苍翠和现代的花朵，你里有我我里有你，别时别地无法替代的文化。

    梁教授这番设想很有诗意。可惜，诗是诗，事实是事实。诗代表的是文明，脆弱的文明敌不过愚昧和专断。结果是“拆”，“拆它个稀巴烂！”

    后来，到了“文革”，城墙拆得差不多了，又在明西直门的门墙下面，发现还夹埋着一个稀世之宝——元大都的旧门。这当然也不能留。也是义无反顾地、彻头彻尾地拆了，平了。

    回到作家那篇叫《城墙》的文章上面来。该文最后感慨于时下人们热衷制造假古董的风气，有点幽默，又颇有学者风度，讽喻适度。令他更为感慨的是，“破四旧”的英雄们，毁灭文物的勇士们，竟然不知道有叫做梁思成的这个人的。作家的感慨还在于人们对当年批判梁思成这件事依然缺少足够的反省。当年建筑师们和文物专家们对拆毁城墙的痛心疾首之情，未曾引发人们沉痛的共鸣。

    写这篇文章的作家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来谈论这件大事。但我却从他的轻淡中看出了他的沉重。中国人，现在都关心别的什么去了，谁还关心城墙的拆与不拆这些陈年旧事？像这样对于“与己无关”的事物耿耿于怀的人，现在是很少了。而我们的作家，不仅讲梁思成，由梁思成引发开来，还讲马寅初，还讲这些忠言陈上而终遭灾祸的文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爱讲温柔敦厚，遇事前思后想，好像是周到完备了，往往是温水一杯。所以近于迟钝的行事不果断，可说是中国人的“集体形象”。但若以拖泥带水或优柔寡断来概括中国的国民性，这可有点错失。就以拆城墙这事来论，梁教授请求考虑在拆与不拆之间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回答他的却是更为坚定的行动：拆！

    北京的城墙经营了几个朝代，达八百佘年。经历了许我兵燹和地震。其中包括本世纪中叶那次政权转换，数十万守军和平接受改编，那次的炮火也避免了。但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到底还是下了决心把这古城墙给平了。

    “文革”是干了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单说“破四旧”改地名这一桩，一下子，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是一例的“反修”、“卫东”、“工农”……甚至国际通例的交通信号绿灯通行也被改为红灯通行。那时有很多举止均令全世界感到诧异。

    但若说“文革”空前，却也未必。北京的城墙，就拆在“文革”之前。而且还不止毁城一例，云南的鸡足山是与普陀山齐名的佛教五大圣地之一，也毁于“文革”之前。那些动手毁灭这名山的，用的也是“革命”的名义。不是盗匪，不是溃兵，也不是刁民，而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工作组”带领，有组织地将其夷为焦土的。

    这鸡足山位于滇西宾川县，南北7·5公里，东西15公里，海拔3240米，始建于三国时期，唐时极盛。该山有寺庙百余座，现在仅存一修于清代的寺，一门、一塔，其余都葬送于“革命”了。了解情况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触目惊心。据说，那些被伐倒的巨柱，其横断面竟有一张宴客的圆桌面那么大！都说国人生性保守，但是对待祖宗遗留的东西，来了狠劲可也挺吓人的。

    为区区北京城墙悲怀郁结于心，这在现世毕竟是十分难得了。现在的人们很少关心这些事，大小人物有各自大小不一的关心。人们很难想起屹立了近千年的城墙怎么一下子从地面消失了，也很难想起如今的废墟就是祖先的光荣和艰辛！写《城墙》这样的作家真是越来越少了！只是这时，我们方才想起红娟笔下的这位作家的耿耿之心，方才想起这颗心的跳动实在是可贵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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