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这地方真有点特别，它似是一块磁铁，谁到了这里，谁就被吸住，再也不想离开。其原因并不在校园的美丽。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但在旧时，那校园说不上美。在战时，在昆明，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是相当的残破了。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块磁石，吸住你，想着它，恋着它，不愿离开。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而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占领着你的心。
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蛾的学术殿堂的美轮美奂，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
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一切犹如人，人有诸形诸态，但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但北大的精神也仅仅属于北大。当然，北大的地位很特殊，都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大学”。由于它作为国家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是第一所。溯自古时，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算起来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作为不间断的校史，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形，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北大一方面承继中国悠久的文化学术源流，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其最具本质的特征，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以中西贯通、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前夜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充满了蜕变的苦痛。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同样充满了不离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北大诚然美好，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老北大”或“穷北大”的谑称，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时至今日，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把它想象为无可挑剔的完好，并不符合这所“太学”的实际，也不符合它的性格。
诞生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相联系的。1898是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有很多的流放、囚禁和牺牲。建立京师大学堂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当日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改变科举、建立学堂，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因而，这所大学的诞生，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求生存的一线光亮。
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流产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唯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所以，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当然，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
这是一个宿命。千年的梦想，百年的抗争，1840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苦难，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史载，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却是非关学业的。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当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抗议。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第一次得到彰显。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举动，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
这所大学，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追求和梦想。在“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召唤中，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万家的忧乐、社会的盛衰充盈着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之中。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民主广场的钟声，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使古今、东西、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
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勖，他们从来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这种要求，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清政府《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劣就简，有失首善体制”。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怀抱。因为心系于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这是北大学生的常态，也造成北大学生常被人诟病的傲气。
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旗帜，在艰难的年代，在困苦的岁月。为科学、为真理、为正义、为维护人性尊严。
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勇敢的抗争。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思想如刚刚解冻大地上冒尖的草芽。一曲“是时候了”，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拆去人间藩篱，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当思想被禁锢，充满挑战勇气的“一株毒草”赫然出现在墙上，那激情的宣扬让人耳目一新。那时胡风冤案既成，举国一片静默，是北大的莘莘学子发出了公开的质疑。在新时代，为了维护思想自由，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悲壮地赴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
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奋斗，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最难忘，年年岁首，大膳厅灯火辉煌，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中，带着微醺致辞。他的潇洒不羁，在思想禁锢的年代，是一缕带着暖意的和风。马寅初终于以浄言获罪，他的《新人口论》遭到围攻。马寅初勇迎风暴，他的《重申我的请求》是一道惊世骇俗的雷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坚定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凛然不屈的坚持，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那种年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胡适、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马寅初，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它将永远流下去，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
北大遗事
北京大学盛大的百年庆典已经落幕。回忆那些时日，数万师友自世界各处来聚燕园，共庆母校百年华诞的情景，满耳的笙歌弦颂，满目的彩幅鲜花，赏心乐事，极尽人间的欢愉。这一切当然都留在了人们的心头，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此刻已是曲终人散，燕园早已恢复了平日的宁静。湖畔有人倚肩漫步，林间有人细语幽幽，而更多的人则依然是步履匆匆，继续着他们的青春浪漫的奔突与冲刺。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原不习惯于节日庆典之类的活动，特别是当这些活动被外加上一些别的什么的时候。北大人倒是乐于把这番庆祝当作一个反省的机会，反省这一百年北大走过的路途：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后来又有了怎样的缺失？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有多少是真正地保留到今天、并得到发扬光大，有多少被修改，又有多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一个学校犹如一个人，人的一生有许多颇堪自慰，甚至值得自豪的经历，但不会是绝对的完美。一个学校不论它曾经有怎样值得羡慕的历史，但不会没有遗憾。校庆的那些日子，我除了和老朋友欢聚之外，我把很多时间留给了这种以史为鉴的思考。
那时候，出有关北大的书是出版界的一大热点。在众多的出版物中，有两本书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北大旧事》和《北大往事》。“旧事”辑录北大建校之初到抗战前的文章，而“往事”则是1977年“文革”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教育制度转入正规以来的文章。这些文章，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北大的真实情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1937年到1977年的这一段北在的历史，则未曾有专书述及。而恰恰是这40年，是北大由“旧”而“新”、再由“新”真的变“旧”、终于噩梦结束重庆新生的大起大落的历史转折期。这段时间的北大，所经历的变故最多，经验最丰富，给人的心灵震撼也最重。要忆北大百年，不能不忆北大这四十年。要是缺了这四十年，便是不完整的北大，有空缺的北大。
这一年，胡的清从珠海应我们之邀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来北大一个学期，便赶上了这次盛典。她投入而有悟性，不仅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特有的氛围之中。北大是催人成熟的，胡的清很快也成了北大人。这样一来，如今这样一本书的构想，也就在她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校庆期间的两本书，书名都很有深意。现在的这本书，原是为弥补遗憾而编的，书名原应与之相呼应方好。胡的清征求书名于我。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大故事》。后来发现出版物中已不约而同地用了，只好回避。北大校庆结束了，胡的清也将学成离校。但这本书的组稹工作没有中断——我们的初衷原不在热闹，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大、也为世人留下一个绵长的记忆。事情到了七月中旬，我将有远行。在与胡的清的一次餐叙中，终于定下了如今这个名字——《北大遗事》。不是故事，不是轶事，更不是逸事，而是遗事！
“遗事”是有点苍茫的。但北大这四十年，其中隔着40、50、60、70年代，不仅距现今的灯火楼台、繁弦急管是显得有点苍茫，而且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青春男女，如今也都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艰难路程。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名满天下、功益当世，但一定也有他们的感慨和遗憾，在豪情奔涌的激流之中，也会有潜藏内心的一份悲怀吧！何况，那些逝去的年月，伴随着青春曼妙的年华的，有多少天边的阴霾和头顶的雷电！
如今，都远去了。留在这里的，是那一件件欲说还休的“北大遗事”。要是读者诸君在这些不乏激情，甚至也不乏柔情的叙说中，发现了那夹杂在字里行间的“悲凉”，也请不要感到意外，因为，那些年月毕竟是有点“苍茫”的。
时间过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前的这个时节，当政者有感于中国的积弱，为改变国运而试图变革，于是有了著名的百日维新。那次的变法是失败了，所有的新政措施均告流产，唯独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下来。这个站立在志士仁人血迹斑斑的废墟之上的幸存者，是中国艰难时世的见证人。从那时起，北京大学的学子就以忧患之心审视着这片灾难深重的黄土地。
北大人是人世的，他们读书思考，却始终不曾须臾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知识者，他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一例，那时北大师生为抗议丧权辱国的怒吼有如雷电，但最终转化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变革，却更为显示出北大人的胆识和才智。当日新文化革命的前驱者中，北大师生齐刷刷站成了雄壮的队列。而《新青年》和《新潮》这两面飘扬在中国上空的崭新的文化旗帜，依然是北大师生所高举。
这一百年风雨交加，有各种各样的战乱和流离，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灾苦，也有各种各样的希望和追求。北大人在风雨际会中屹然自立，经过数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坚持和奋斗，北大在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继往开来中形成了有异于人的独立的精神品格。
在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下集聚的北大人，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形成了既继承中国古老文明又批判和剔除其封建毒素，吸纳域外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学术品质。北大绝不褊狭，它贯通中西，涵容百家，表现出它的大胸襟和大气度。但北大又绝不中庸，它在包罗万象中有它的抉择和坚持。
北大诚然是古老，而古老并不意味着墨守陈规。历史的久远使它有深厚的沉积，而求稳平庸则有悖于这所大学的常性。在历史和现实的风云际会中，北大总是站在前列。它坚定，但又时发惊世骇俗的声音。为了维护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北大人从来都表现出惊人的坚定。北大是博大精深，但北大从来不缺乏奇思异想，那些充满想象力和首创性的新锐之气，往往更能表现这里独有的精神魅力。
北大有深厚的传统，但北大更是现代和当代的。北大的神经总是敏锐地捕捉着现世的悲欢和忧乐。它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它的思考和呼喊往往概括着时代的精神、体现着社会的脉搏。鲜活的现代精神，如一道长流水，滋润着北大人的心田。每一个“现代”和“当代”的北大，汇聚而为“历史”的北大。要是没有这一切，北大就要窒息、衰竭，那就要真的老了！很难想象，要是北大只以保古为荣，死抱住“国粹”不放，而漠视新思想、新知识的吸收和拓展，那么，不仅没有北大的明天，恐怕连今天也难以维持。
百年诗心
八十年前爆发的那场新文化运动，北大是风暴的中心。五四运动的一批主将如陈独秀、胡适等，都来自北大。高举《新青年》这面文化革命大旗的，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北大的教授们。这场文化革命既充满了激情，又是充分务实的。它生发于现实的疼痛感，即由于中国的积弱，而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唤醒民众。重铸民魂的目标，使这些先行者倾全力于改革旧文学。这种以文学改革来开发民智的思路，直接继承了清末那些维新变革者的思想遗产。旧文学的营垒中，诗是最顽强的堡垒，这些人意识到，只要诗的变革取得了成功，整个文学变革的胜利亦当在望。新诗的变革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
新诗的创立是中国漫长诗史中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它改变了自古而今中国诗的流向。中国诗从此成为新思维和新情感的载体，而进入自古典向着现代的历史性转移。这个大转移的构思及实现，都浸透了并体现着北大人的智慧和勇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认定北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而且是新诗的摇篮，认定她是中国新诗“摇篮旁的心”，是恰当的和适宜的。
北大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今年，是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如弯曲而湍急的河道，伴随着历史的忧患和现实的焦虑，给这些莘莘学子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北大无疑集中了中国的悲欢与哀乐。但北大是一座学府，它通过自有的方式展示它对中国的关切并作出承诺。北大人的言行总体现着中国知识者的良知。
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北大以知识的探求和积累，以及学理的发明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它崇尚科学精神，且发出了理性的光辉。在历史的行进中，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北大是理性的，但北大又是情感的。在它的不乏沉重感的理性思考中，充溢着激情的辉煌。
由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开天辟地的工作，他们造出了新诗草创期的第一个花季。随后，有把抒情诗写得相当精致的冯至，以及当年还是北大学生的“汉园三诗人”。应当说，他们是从北大吸取了灵感，而化为了他们笔下的丽句华章。北大就这样以它的才气和灵智启悟着、也滋润着诗性的光辉。不论是《断章》还是《预言》，还是后来的《十四行集》，它们都登上了中国新诗一个时代的高度。时序推移，即使是在极艰难的年代，在草木深深的春城，环绕在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人的周围，在中国西南的上空，那些炫目的新星的光芒，透过简陋的街巷和茅草的屋顶，也闪射着惊人的光焰。
在北大这个摇篮里，新诗诞生了并成长着。北大人以自己的心血创造并滋养了诗，诗又反过来传达并彰显了北大博大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它的沉思和吶喊。即使是在禁锢和贫乏的年代，北大也没有断了它的动地的歌吟。从红楼和民主广场，从汉花园和西斋，从三角地和大小膳厅，北大的绵绵诗心总在跳动着。在那难忘的百花时节，北大也有“是时候了”的召唤，也有《人之歌》的思考。即使是那个乍暧还寒的清明时节，当周围弥漫着恐怖的无言，一位年轻的北大女性，在广场放上了一篮洁白的马蹄莲——在那无法表达抗议的年代，它是一首无言之诗！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大的诗人们以热诚之心拥抱了新诗潮。两卷本《新诗潮诗集》记载着北大人的锐敏与热情。
这是一个充满思想智慧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充满诗性激情的地方。北大人在历史行进中，总时不时地爆裂出让世人震惊的奇思异想，也正是那种诗心跳动的外现。社会开放给人们提供了传示诗情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空间。但随着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有着更为浓郁的世俗情调的包裹。新时代的北大诗人就站立在这样的时空之中。它们带着某种与世不谐的高雅，唱着他们超凡脱俗的歌吟。这里有清澈而神秘的海子，有芬香而痛苦的麦地，在海子与麦地之间飘然而起的女子，也有着那种超凡脱俗的千种风情。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北大孕育着并输送出一批又一批的诗人。这些诗人以自由的心灵、创造的精神，丰富着中国新诗。这诗心虽已百岁，而百岁依然年轻！
初进燕园
燕园的第一夜是迷蒙的。只记得那日午夜时分，奔走了三个日夜的火车在前门车站停住了。下车，出站，便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在接我们。迷迷糊糊地上了车，迷迷糊糊地行进在去北大的西郊路上。夜很深，周围很宁静，这城市像在做梦。车子开进了校园，我已不记得那是那一个校门了，只觉得是开进了一座密林之中。路是弯曲的，弯曲的路两旁全是树。树被街灯照着，也是迷迷糊糊的。后来，车在一座宫殿式的大楼前停住了，人似乎也从梦中醒来，惊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竟觉得是进了一个公园。
燕园到了，我开始了北大的第一个夜晚。这座宫殿式的大楼是第一体育馆，这是我们进校后的第一个住处。院系调整之后，学校扩大招生，原有西郊燕京大学旧园，虽然新建了好多办公楼和宿舍，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这一年新生到校，宿舍调整不过来，只好在体育馆和地学楼等处临时设点，安置新生。这在学校是权宜之计，在我们却已是非常满意了：能到北京，能进北京大学，能在北大有一个安身的床位，当日有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第一体育馆位于未名湖东岸，是燕大旧有的一座巍峨的建筑。当年设计燕园的建筑师很有眼光，他把整座燕京大学建成中国古典园林的样子，建成了和周围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统一的风格，从而融在了一起。这座“一体”（我们对第一体育馆的简称）也是如此，歇山式的大屋顶，灰瓦，红柱，白墙，是典雅而庄严的皇家气象。
我是八月下旬从家乡福州出发，一路上先是轮船，而后敞篷车，辗转至江西上饶，坐上火车，折腾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到的北大。到京时，已感到了秋凉——那时的天气比现在要冷得早。但住进了一体，躺在那临时安置的双层木床，就有一种温暖踏实的到家的感觉。从这一夜开始，先是上学，后来工作，我在燕园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再也没动窝，这是始料不及的。这是缘分，更是天意！
当学生的五年中，住处先后换过几次。一体之后，好像还住过小膳厅，也是双层的木床，木床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整座大厅。后来有了正式的宿舍，那就是十三斋——北大当年沿袭了燕京大学的习惯宿舍称斋：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新盖的楼也叫斋，那就没有当时那般的雅致了，按数字排列：一斋、二斋……我们住的是十三斋，还是上下铺。以斋名楼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开始，大概以为这种叫法不革命，通通改叫“楼”了。连同“德、才、均、备、体、健、全”，也一律以数字排名，叫红一楼、红二楼……
学校给我们配了个校工，我们喊他老宋。老宋当年大约四十光景，秃头，性格幽默开朗。老宋的工作是给我们送信件、清理卫生。平时守门，冬天管拾掇炉子。我们和老宋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叫得出全斋数十人的所有名字，包括我们各人的性格脾气。后来我留校工作了，还时有往来。
大学一年级是在十三斋度过的。在这里我度过了入京后的第一个新年和春节。温暧而热闹的十三斋，建筑简陋，房间割断，但上方不封顶，各个房间声息相通。但是我们几个班级相处得很好，能够互相体谅，是一个集体大家庭。在十三斋期间，我们听了游国恩、王力、魏建功、高名凯、朱德熙、朱家玉等各位先生的课，开始接受这些学术权威最初的启蒙。
大学一年级，我在老同学的引荐下参加了北大诗社，认识了张元勋、沈泽宜、李任、马嘶、杜文堂、林昭等诗友。这些人中，有些又是后来《红楼》编辑部的同事。当我们在北大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正是国内政治形势活跃和松动的时候，“百花时代”给了我们以梦想，我们雄心勃勃地响应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当先进班、三好生，体育要过劳卫制的等级，等等。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年代。
从秋天到冬天，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留在记忆中的趣事也不少，记得初开学，魏建功先生给我们讲音韵学，他找不到教室，迟到了几分钟。当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教室，第一句话便是：“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常态……”他的“常态”引发了我们善意的笑。后来我自己当了教师，知道要守时，是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学的。
冬天是期末考试的季节。那时北大是以苏联、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处处学习他们的做法，实行副博士制，实行五分制，以及口头考试制，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口头考试，现在回想起当年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概论》学期考试，还心有余悸，简直太可怕了，一间单独的屋子，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高先生正襟危坐，我是考生，坐在他的对面，我们一对一。先是抽题，那天我抽的是“试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关键之处我讲不清楚，高先生一直启发我。我出了一身汗。我知道，那五分是勉强给的。
我在中学学的是英语，因为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大一开始就统一地改学俄语。一个学期下来，居然也得了五分。俄语学了几年，几位俄语老师，姚学吾老师后来成了朋友，还有漂亮的金景淑老师，她是朝鲜族，我们都喜欢她，后来她去韩国定居，我们一直很惆怅。我的俄语成绩不错，都是五分，可是时过境迁，现在连字母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倒是中学时学的英语，现在也还记得几个单词。
除夕钟声在大饭厅响起来了，我度过了来北大的第一个年头。那个夜晚我们在大饭厅彻夜狂欢，跳舞直至深夜。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还写了一首诗：《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
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我也听见一九五六年的脚步在响
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
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
祖国的每一天都不平凡
新来的年度又是这样的充满阳光
我要不虚度每一个有意义的时日
像勤劳的工人农民那样
这是意气如虹的年代，我们青春年少，不知忧患，唯有憧憬，我们享受着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那一片春光灿烂。时间无情，此后不到一年光景，诗社散了，《红楼》解体，上面提到的我的那些诗友，纷纷遭了厄运，他们经历了无边的苦难。我也沉重地告别了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岁月。
多情最是此湖水
记得当年，天边那浅浅淡淡的烟云，那远远近近的霜雪，渐渐地都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了。那是一个明霞满天、歌吹遍野的年代。庄严的、郑重的生活召唤着一代青年的热情。我也是那个准备时刻投身于为建设新生活的、无限长的队伍中的一个。那正是激情似火、意气如虹的人生。青春做伴，偕侣北游，负笈京师。我终于选定了燕园的这一片土地。曾自喻是蒲公英的一粒种子，被命运女神的兰心蕙口轻轻一吹，不经意地掉在湖边那片草地上。自此落地生根，入定于这一片塔影婆娑、柳丝摇曳的名园。
迁至北京西郊的北大，依然承袭了老北大的文脉气韵。红楼笙箫，汉园弦颂，广场悲歌，长街呐喊，依然随处可见北大精神的延续。北大建校于戊戌维新，历经国难，视野自是高远，襟怀自是阔大。莘莘学子，每怀宏愿，天下兴亡，社会盛衰，人心今古，世事浮沆，未敢一日或忘于心。强国新民，科学民主，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依然是北大立校的根本。蔡元培首倡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宏大精博的学术品格，自此在中国树立起第一所融学术与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新型大学的形象。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摇篮。也许只有北大，能够如此智慧地把挽救国难的激情最后转移到伟大的文化重建上面来。五四运动中，不仅有走在队伍前面的北大师生，更有以《新青年》为基地的关于重铸国运民魂的思考以及参与的激情。红楼的庄严雄伟始终是北大精神的象征。红楼始终站立在北大人的心中。即使是迁了校址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仍然以《红楼》命名北大的文学期刊。这是我们永存心中的纪念。
未名湖鸟瞰
但北大毕竟是青年学子汇聚之地，青春以它自有的方式在这里运行不息。北大不仅是庄严的和深邃的，北大却又是浪漫的和轻松的。北大始终代表着中国的青春和活力，代表着不竭燃烧着的生命之火，以及伴随着生命之展开的那些奇特的、充满灵气的思想。北大人的创造激情和浪漫情怀期待着一种表达。青春焕发的年代给予了北大一个诗意的燕园——燕园里一个更为诗意的、始终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的湖，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镶嵌在燕园中的一颗绿宝石。环湖垂柳，柳荫小径，塔影婆娑，波光潋滟。月下观湖，静若惺忪着睡眼的处子，微风花影，则是一杯轻漾的春醪。这湖这水，给紧张的大学生活平添了温柔的诗意的情趣。但即使是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也没能隔绝北大师生与外界风云的心灵的联结。
北大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也是那个年代，校园里日日夜夜鼓涌着关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深层的反思，锐意的质疑，涉及的都是当日国家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前沿问题。那是一个春意阑珊的季节，校园里日以继夜的辩论在进行。激昂的讲演，热烈的争论，从大饭厅到三角地，一夜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大字报——那是一篇篇对于蒙昧和专权的批判，那是一声声对于民主和正义的召唤。一株又一株的“毒草”，坦然的、无畏的，然而又是天真的和稚嫩的，向着惯性的思维发出尖锐的挑战。
当然，那一场民主运动最后以巨大的历史悲剧的形式宣告流产。一个充满时代精神的前卫性的思想解放的意愿，最终以众多的思想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结束。它给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道永难弥合的流血的伤口。20世纪中叶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紧接着对所谓的“右派进攻”的整肃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共产风”和“大跃进”的热狂，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的狂涛。如此这般，直至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大动乱。北大站立在风雨中，扮演着种种引人注目的角色。北大站在风浪的前列，起着种种别人起不到的独特的作用。这其中，更多的是引导时代前行的、有时则是反向的，甚至是让北大人蒙羞的作用。
但北大毕竟是北大，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和见证了历史的大创伤，它依然挺立着，依然包容着和选择着，依然从这里向社会输送出一批又一批才俊之士。北大有着成熟的经验并拥有兼容而健全的性格。性格的一方面，是以红楼为代表的坚定、浑重和深邃，性格的另一面，是以未名湖为代表的潇洒、浪漫和不拘于定则的、往往给世人感到意外的灵思。一方面是建立于科学基础上的务实求真，一方面是寄托于诗意空间的梦想和不同于世俗的精神探险。
作为北大人是幸运的，他既拥有昨日的红楼，他又怀抱今日的未名湖。红楼赋予它以深沉的历史感，未名湖又使它尽情地享有今天。历史是那样的严峻，今天是那样地充满柔情。多情最是此湖水。如果说，红楼是父亲，那么，未名湖却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和浪漫，未名湖是母性的。
长记那湖畔柳荫下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长记那花神庙边午夜的悄语，长记那荷花池旁傍晚的幽约，长记那月下花前，一圈又一圈的环湖漫步，人生、事业、友谊、爱情，我们总有不竭的话题。记得那年初进燕园，相约几个刚刚相识的朋友，定中秋之夜湖畔观月。几杯新酒，若干小酌，把酒临空，望塔边的月轮，晶莹澄澈，清绝寒冽。若有若无的远近灯火，如幻似梦的笑语笙歌，那水，那湖，那树，那花，那飘浮在空气中的青春气息，那种道不明、说不尽的诗意和梦想的思绪，有点隔，有点远，又有点空茫，但却是那样实在和久远。这一切如今已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它将与我的生命相终始。
更难忘湖畔的那些数不清的甜蜜的约会，如今都秘藏于心灵的深处，成为一页页永不褪色的记忆。难忘那个夏日的薄暮，月上柳梢，晚凉初至，新浴方罢，执手荷塘。长裙曳地，湿发垂肩，罗帕轻绾，兰香浸人，正是无以言说的千种风情。自此年年春草，长记那一袭浅色罗裙！更难忘那年元日新正，凌晨霜重，呵气成冰。湖边柳岸，雪霰结成了万树梨花。瑞雪纷飞中携手湖面雪场。冰刀如电，红杉如火，柔情似水，正是严寒中送出的融融的春意……
未名湖，你授我以知识，育我以志向，养我以精神，你是我的除了生我以外的另一个至爱的母亲。你更给了我深深的、浓浓的，长长的、远远的友谊和爱情，你是我的永难忘怀的亲密的女友！未名湖，我该怎样感谢你？我该怎样报答你？我的所有的感谢和报答，又怎能与你所给予我的相称？未名湖，我真的是无以面对你的深情和深爱，无以面对你的一切一切……
此湖多情，一经相约，便矢志伴我一生。
年年此夜
年年此夜，那昔日的思念，便会不顾一切地向我袭来。它唤醒我失去的青春的记忆，促使我回想那甜蜜的和苦涩的往日的一切，有一种美丽，更有一种追悔；有一种幸福，更有一种感动；而那混合着昔日的梦想与愉悦的，却又是一股酸酸的、淫涩的思绪。我不想拒绝，也无法拒绝这种执拗的“强加”。它逼使我排除一切现下的庞杂与冗繁，遁入并置身于昨日的纯真与浪漫。
总是一年的最后时光。当三角地那边高音喇叭播放着欢乐的乐曲，校园里的街灯便刷地亮了。年年此夜，天多半是灰暗的，云很低，往往是似有似无地飘着雪花，那雪花轻轻扬扬，落在脸上是清冽的，萧瑟中有一种快乐。北方的冬天黑得早，天气也比现在冷，到了一年的最后，寒冽的雪花一接触人的皮肤立刻就融化了，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期待的喜悦。
为了迎接除夕，下午的课多半是提前就结束了。从教室下来的同学，步履匆匆，在乐声中拥进餐厅。那时的北大，校园里供学生使用的只有大小两个餐厅。大餐厅可供几千人同时用餐。其实小餐厅也不小，近千人也容得下。两个餐厅的四围，摆放了类似书架那样的架子，是为学生们放置餐具用的。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形成习惯，每个人各备布袋，把自己的碗筷装人袋中——各自自认位置，一般不致错乱。
除夕的晚餐比平日更见丰盛。50年代的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元五角。当时是敞开吃的。餐厅里摆放着四方桌，没有椅子，大家站着用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不分系科，也不分男女，凑够了八个人就上菜。饭是自取，那时用的是大木桶装饭，馒头或花卷则是装在大笸箩里，也是自取。餐厅的炊事员力大无比，用铁架子车推着主食。平时是四菜一汤，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土豆烧牛肉，经常可以吃到，时不时地还有烹对虾解馋。
除夕的晚餐有学校的补贴，所以是丰盛的，比平时要多出一两个菜。一般的班级，多半自发地将菜饭搬回宿舍，以班组为单位自行聚餐。这时，学生们往往自掏腰包，买了啤酒或红酒来一醉方休。但更多的学生仍然坚持在大小餐厅，仍然坚持站着用餐。不论是在宿舍或是在大小餐厅会餐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新年宴会，虽然充满了欢乐，但多半也总是匆匆。因为宴会之后，还有一个全校规模的新年团拜，而在团拜之前，还有一个大规模的新年舞会。这些活动的会场都是大饭厅。
新年聚餐结束了，要把场地清理出来以便举行舞会和团拜会。时间紧，因此会餐难免匆忙。更重要的，大家也心急，急着参加那难忘的夜晚的大狂欢。年年此夜，年年如此匆忙，匆忙里充盈着期待，期待那难忘的欢乐。酒喝过了，歌也唱过了，大家收拾餐具，回到自己的宿舍。女同学们最紧张，她们要换上美丽的裙子，换上高跟鞋，略施粉黛。她们也没忘了邀上好友，而后从校园的四面八方汇成人潮，就这样缓缓地涌向大饭厅。
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
50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百花齐放，向科学进军，先进班和三好生，都是那时的号召。北大更是了不起，声称要办“太学”。当日校园里弥漫着这种轻松的和欢乐的气氛，一种类似青春期做梦般的天真烂漫的情绪，是与时代的总体氛围相吻合的。普及交谊舞，提倡女同学穿花裙子，唱苏联的和古典的歌曲。学生中西装长衫并存，社团活动蓬勃开展。而且经常性的有来自国内外的名家讲演，上自国务院总理、各部部长，以至各路学术艺术新秀，都是北大遨请的客人。
那时的生活中充满信心而少忧虑。学生们的生活不算十分充裕，却是衣食无虑，国家对家境困难的同学有周到的补助。而且生活开销很低，一场电影的门票是五分，从北大到西直门的车费是一角五分。每到周末，东操场上的电影可以放到深夜，而周末的舞会更是笙歌达旦，一片升平气象！现在的年轻人往往惊异于为何我们会有如此优美的舞姿？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乐时光。
大饭厅的舞会举行到夜阑。时钟的指针转到了零点零分，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尽情欢乐的人们把舞步停了下来——中央电台的钟声响了，未名湖边的钟声也响了！在大学生的欢呼声中，马寅初校长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登上讲台。他总是带着微醺，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向大家祝贺新年。那时的马校长威望极高，平时他很少公开讲话，更不做长篇报告，却是每年的全校团拜总不缺席。他的新年致辞，也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讲些什么，现在多半记不住了，倒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是印象深刻，历数十年而不忘。
北大的历届校长中蔡元培先生最负盛名，但蔡先生的风采，我们只能从文献和口传中领略。马寅初先生治校的最盛时期，我们都是亲历者。他是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他是校长，他更是学者，他是教授治校的楷模。马先生在当校长期间也没断了他的学术思考，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他不是官僚，抓的事务主义者。依我看，他就是“无为而治”。这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北大校长。
这么说，当然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马校长不做事，不拿主意。恰恰相反，马寅初校长正因为放了无数的“小事”给那些应当做事的人去做，而达到了治校的目的。先前的情况我们不知，可以这么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北大校长中，马寅初是政绩最显著的一位。衡量大学校长的政绩，不是看他盖了多少宾馆高楼，也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次国，或做了多少次空洞无物的报告。其实，大学校长就是一面旗帜，在学术界应当是公认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他应当是具有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至于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是不必计及的，校长毕竟不是事务主任。
年年此夜，年年如此的欢乐今宵。那时我们不知有明天，有灾难在明天等着我们。包括你、我、我们，包括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我们都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着令人振奋的“百花时节”，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而且轻信——以为快乐无边无际，以为此日、此夜、如此的年年此夜的欢乐永久！
别了，那飘着雪花的日暮。别了，那通宵达旦的歌舞。别了，那带着微微醉意的新年祝词。别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短暂的欢乐！
有一个湖总是走不厌。开花的早晨，初月的黄昏，疏星淡月的夜晚，甚至是夏日的静午，我们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总是希望这路是无尽的，总是觉得这沿湖而行的时间太短暂。我们都很贪婪，每次都恨不得把那柳岸、把那花径、把那碧水、碧水中的流云塔影吞下去，整个儿地化为永久的纪念。但是，那湖还是勾住我们的魂儿，它诱惑着我们、磁铁般地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在繁忙的课余，在紧张的考试间隙，抽着空儿到那垂柳依依的湖边，走走，坐坐，哪怕是停留那么一会儿，也会有一种感慰。
我们都像是中了邪了，或者都像是恋爰中人，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念着，抹也抹不去，想忘也忘不了。我们都钟情那湖，热爱那湖。其实，世上有很多美景，也有很多名园，那些景中园里也有动人的山容水态，可我们认定了这个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过它，它们加起来也不能把这湖从我们心中换了去。因为爱得深了，我们都有点偏心。记得初进燕园，是高班同学领着我们绕着湖走。
也许他们先前，也是更比他们高班的同学领着他们。在北大，绕湖而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享受，或者更像是一种庆典。
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向往那湖，热爱那湖，把那湖视为自己的心灵家园，视为至亲至爱的朋友和亲人。在北大生活的学生，都处于人生起航的青春时代，有很多幻想，有很多关于未来的憧憬，有欢乐，也有苦恼：关于学业，关于知识，关于人生；有许多实现的欢喜，也有许多未能实现的烦忧；更重要的，北大人承袭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们有更多的社会关怀，科学的，知识的、文化的，也有政治的，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些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视为特殊的那些品质，在北大都是平常心、平常事。若是没有这些，那才是这里的特别了。这些内容，往往也是北大人沿湖散步时谈话的内容。每当此时，那湖滨一带的花影婆娑、柳荫绰约也都被那些或轻松或沉重的谈话所轻忽。
当然，当柳岸浮出弯弯月、淡淡星的时节，有情韵雅好的女伴偕行，也是人生曼妙的境界。其实，湖边的山石旁、柳荫中也不乏这样的场面。北大并不永远沉重，北大也有轻松，这里原是自由的乡土，从思想，到情感。然而，话说回来，即使是那些双双携手的人们，也多半是夹着书本、或复习或继续课堂讨论未了的话题。至于热恋中人，则多半选择别样的去处。
一般说来，大一的学生初进学校，多有集体行动，他们选择岛亭石舫或较为宽敞的场所，举行班会或其他活动。那时节，歌吹时起，笑语隐约，充盈着青春期的新鲜和单纯。年年中秋月夜，燕园笙歌阵阵，远处灯火楼台，近处草坪上烛光摇闪，是一派人间祥瑞景象。若是追溯旧日北大，那校址并不在西郊园林区，因而也没有湖。但从前人的记述来看，当年沙滩红楼、汉花园、故宫沿御河一带，也少不了北大学子的足迹。他们或是绕着院子，或是沿着宫墙，也是如此这般地走了一圈又一圈，也是如此这般地谈理想、谈学问、谈人生、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说这是习性，倒不如说是“遗传”。这是不论其在何时何地，也不论这校园是有院墙抑是有湖。有湖当然好，月垂柳梢，星迷花径，脚步轻轻，曼语细声，自有一番美趣。
所以，北大人的这种课余行走，原不在有湖没湖，只是自由心灵和活泼思想需要借助一种方式予以释放，只是一种需要。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是简陋的，物质相当贫乏，而联大的学生照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那时国土沦丧，硝烟满野，炮声在远处轰鸣。青年学子满腔报国热诚，随时准备投笔远征。而当他们在校，却依然是攻经论史，风云际会，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世界古代和现代文明滋养自己的心灵，时时发而为惊世骇俗的言谈。王佐良先生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述及当年联大那些学生，“外表褴褛，有一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他们狂热阅读并模仿艾略特和奥登，也阅读其他许多来自西方的书籍，用的是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
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也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地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酒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非常有趣的是，他们这围着校园的行走，唤起的是人们亲切的联想。一圈又一圈，从黄昏到夜晚，从北京城里的御河沿、皇城根，到昆明乡下的简陋土路，而后，是未名湖的。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传统的品性。这品性是内蕴的，却外化为如今的对那湖畔小径的无限的、永远的钟情。
1988年5月的一个夜晚，燕园升起了五彩的礼花。那礼花，从临湖轩的竹丛里、从朗润园水湄的洋槐树梢、从燕南园那些静谧的花窗下升起，在湖的上空织成了一片锦簇的花团。王瑶先生在这个夜晚也有一颗不眠的心，他在他的弟子的簇拥下步出了镜春园七十六号的院子，他们加入了那个夜晚盛大的绕湖的仪典。他们如同他们的前辈、如同他们的晚辈那样，在那柳荫，在那花径，走了一圈又一圈。当然，在那个难忘夜晚杂沓的足音中，不眠的心灵原也不止王瑶先生一人，那个夜晚有无数这样不疲倦的、永远的绕行。而后，在五四运动场，当年民主广场的火炬重新点燃，熊熊篝火中，至少有一万人围着那火跳起了狂欢舞。踩踏而起的沙尘和篝火的烟灰，搅拌着乐声和笑语升向了燕园的上空，缓缓地飘向那依依柳岸。
湖畔的雪泥鸿爪
我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未名湖畔的这一方土地。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有的人天南地北地往返奔波，而我基本是在原地踏步。北大是一个奇特的、一旦住下便不想离开的地方。它是圣洁的和光荣的，然而，它又是充满遗憾的，甚至在某些时期是蒙羞的，但不论它有多大的缺失，有的人甚至在此受到伤害和剥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却都是一相情愿地不改初衷，一样含着泪爱它、恋它！
距今五十多年前，那时的我年少轻狂，浪漫情怀，孤行千里，负笈北上。落定在湖边这一片土地上，就再也没有、也不想离开。长长的半个多世纪，我先后住过燕园的不少地方，临时住过的有入学之初的第一体育馆和小饭厅，“定居”的宿舍则有十三斋，二十九斋和三十二斋。十三斋现在已面目全非，二十九斋和三十二斋还在，但也早已改名为“楼”了。
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住的职工宿舍也有几处。这些住过的和没有住过、却也有过干系的居所和屋宇，留下了我的人生踪迹，也留下了我的生命感触。世事沧桑，悲欢离合，一切都非常可贵，我来不及叙说，我只能借这几片纸，星星点点地勾画那散落在湖畔的、尚可依稀辨认的雪泥鸿爪。
十六斋
十六斋在三角地西隅，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筒子楼。这原应是一般的宿舍楼，因为学校发展很快，单身职工结婚后没有住所，就临时成了双职工的宿舍。楼有三层，房间南北相对，一个房间住一家。60年代初，一下子搬进了几十对年轻夫妇，呼啦啦地把整座楼都占满了。我也是这时搬进十六斋的，住三楼的316号。
房间不大，大约十二米，除了安放一张双人床，余下的地面就很可怜了。好在那个年代奉行艰苦奋斗，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有一间安身立命的小房子，就已满足。楼里没有厨房，每层倒是有一个厕所，是公共的，男的在三层，女的在二层。初搬进十六斋，因为没有厨房，各家都把炉子放在各自的门口，加上置放一些必要的厨具，加上堆放煤饼（那时烧的是煤饼）的地方，那楼道就黑压压地成了“巷道”了。
后来学校给每层匀出两间空房，给各家做饭用——我们终于有“厨房”了，不过仍然是公共的。大家动手把楼道里的家伙，搬进了新的“厨房”，顷刻间，整个房间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炉子和煤饼，还有厨房的必备用具，油盐酱醋等等，仍然是挤得不留一点空隙。好在房客都是学校的职工，有的先前还认识，大家都彬彬有礼，也都能互相体谅，几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有时还能互相照看，那家缺了葱啊蒜的，还能互通有无。
住进十六斋时，大家都是青年，事业学问都看不出端悅，但是那种邻里互助的精神，却是愈久愈显得香醇。住在十六斋的那些房客们，后来有的在“文革”中遭难，有的则是飞黄腾达成了各界的要人。
朗润园
朗润园在燕园西，是一座岛，四面环水，水中荷叶田田，水岸杨柳婆娑，是北大后湖风景佳丽的地方。岛中央有许多古建筑，多是清代王公贵族留下的府第，到了50年代，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剥蚀，已经显得苍老了，但那种不同凡响的恢弘气象还在。园中小山逶迤多姿，山巅有亭，亭隐约于树荫中。朗润园最美的是临水的那些建筑。北大许多名人都是朗润园的居民。50年代初期孙楷弟先生的住处是一座岛中岛，四面荷花环绕，古槐杨柳掩映其中，真是神仙洞府。从孙府沿溪向东，路旁竹林中数间矮房，就是温德先生的家了。温先生是美国人，终身独处，九十高龄还游泳骑车，也是一位活神仙。湖边盖起公寓之后，园中的居民就更多了，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陈占元先生、吴组缃先生、季镇淮先生先后都在这里安了家。
说起临水而居，最有韵味的要数罗列先生的家。记得当年罗列先生住的，是一座水流婉转经过的旧式平房。房前是一条幽雅林荫小径，人了院子，后门即是小河，河边的美人靠被夕阳的余晖照着，更是引人遐想。这些临水的充满情趣的房舍，今已荡然无存，倒是那亭子还屹立着，见证着往昔的繁华。
朗润园的外圈盖起一批公寓，那是60年代初的事。学校发展得快，见缝插针地利用“空地”盖起了大批的公寓，用以解决日益增多的双职工的住房困难。朗润园周边的公寓就是这时盖的，在这些楼群间，还建了一座招待所——那是北大当年唯一的“宾馆”，因为位置在校园的北边，我们简称为“北招”。“北招”后来成了著名的“梁效”大批判组的住处。这些新的建筑破坏了这座古典园林的传统风格，这种破坏在革命高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就是在这时从十六斋的筒子楼迁居到朗润园的。当时住十二公寓三楼单元房中的一间。那套单元房面积总共约七十余米，有一个套间最大，三十多平方米住了化学系的三代人，其余两间，一家是地质系的，一家就是我住，总共算来，这小小的单元一下住进了三家、三代、十几号人口。厨房和卫生间是三家共用，做饭还好，用卫生间就要“排队”了。那时正值“文革”期间，外边口号声和爆炸声不绝于耳。我们能有这样的一座“避风港”，也是万幸了。
蔚秀园
蔚秀园在北大西校门对过，前临通衢，由此向北，可达圆明园和颐和园。蔚秀园和北大西门之间的道路，是旧时从故宫通往颐和园的御道，现在也还是从内城通向西山的大路，去香山的，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的，再加上北大、清华和101中学这些学校都要通过这里，道路拥挤而繁忙，几乎时时都在塞车。
蔚秀园在海淀。海淀过去是万泉涌流的地方。这里的地名如万泉庄、万泉河、泉宗庙等都与泉水有关。蔚秀园置身于海淀的水网之中，这园林素以富于水乡特色名扬京师。园并不大，水面占了大部，河中水草芰荷丛生。旧式房舍，乌瓦粉墙掩映于粼粼波光之中，简朴而古雅。初进燕园，我们结伴步行去颐和园，常取道蔚秀园。当日的蔚秀园与四围西苑乡的稻田融为一体，令人恍若置身江南。
蔚秀园盖楼是70年代的事。楼高五层，约十余座，硬是把沿河那些小山脉全给铲平了。我刚搬进园子时，河道里水草依然丰茂，偶尔还能发现二三只野鸭从水泥涵洞中游出觅食。而如今，所有的水面都已干涸，昔日那种水乡风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70年代末，我在蔚秀园分得了两小间住房，总共约三十多平方米。这对于长期与人合住、没有独立住房的人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感觉，还能奢望些什么呢！当日在蔚秀园二十一公寓住的，各种人都有，有化学系的资深教授，也有食堂里的炊事员、校医院的护士，在特殊的年代，人们没有级别身份的差异，都相处得很融洽。
蔚秀园五层楼上居住的那些日子，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在那里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顾，并开始了新的思考。我在那里完成的文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那是长久积蕴的喷发。这说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在蔚秀园居住的时候，南面的畅春园还是一片稻田和荷塘。从我的凉台南望，是一望无边的青翠！夏天的夜晚，蛙鸣惊天动地，使人终夜难眠。十里稻香，十里荷香，更是“扰”人清梦。那时望不到边的那些河网水面，如今已变成了同样望不到边的幢幢高楼：芙蓉里小区、稻香园小区、（这些命名，还留有旧日的残迹），加上北大的畅春园和承泽园小区，当日都是“未曾开发”的良田——这里原是供宫廷食用的上好的京西稻的产地，如今都在历史的风烟里消失了。
消失的不仅是蔚秀园周边的这一片，北京西直门外从往昔的蓟门烟树到如今的中关村开发区，那些直冲云天的由马赛克和玻璃墙堆积起来的楼群，都是以无边的稻田和荷塘的消失、以美丽的西郊的消失为代价换来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的“家”的获得，是以我们袓先留下的家园的丧失为代价换来的。
畅春园
畅春园的历史比圆明园要早，比颐和园更早。《日下尊闻考》说：此园“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仁皇帝改建，锡名畅春园。”据说，康熙皇帝曾经延请外国传教士在畅春园向他讲习西洋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现代知识。这里曾经是康熙、雍正、乾隆几代帝王留下足迹的地方，也是他们听政和休憩、避喧的场所。
畅春园的繁华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的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说：“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缭垣一千六百丈有余。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因故址改建，爰锡嘉名。皇上祗奉慈帷于此。园在圆明园之南，亦名前园。”此书对当时的畅春园有很多细致的记述，宫内四围有小河环绕，河水数道环流苑中，东西有堤，东曰丁香，西曰兰芝，西堤外别筑一堤，曰桃花。古人有诗云：“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可见当日园中水势之盛。
这些在今天当然是见不到了，那些新建的巍峨楼群吞噬了美妙的田园，连同旧日的山脉水系。倒是意外地留下了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山门，作为“幸存者”在这里守护着死去的宫苑，供后人凭吊那往昔的繁华。这两座山门现在仍然屹立在北大的西门外，终日寂寞地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汽车的洪流。
从80年代末搬进此园，我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我住进畅春园后，手植了四棵石榴，园内两棵，园外两棵，现在还是年年开花结果。我家的对面，是北大二附中的操场，学生们矫健的身影给了我青春的感受。我在畅春园一住就是二十年光景，在这里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里接待过来自各地的朋友，这里凝聚了我对于人生和学术的诸多感悟。我现在的户口本上，依然写着畅春园这个居住地的地址。
勺园
勺园不是我曾经的住处，但却给我留下诸多记忆。当年的勺园是一个废园。这里原先河网遍布，地势低湿，适于植物种植。燕京大学把它辟为农学院的实验地，外建—个气象站。到了北大，菜圃依然保留，还成了后勤的养猪基地，即猪场了。我上大学时，常到那里参加劳动，摘蔬菜，种树、翻土什么的。后来这里就盖起了宾馆和公寓。现在的勺园，一派灯红酒绿，是看不到那些田园景色了。
勺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史书记载说：“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万钟）新筑也。取海淀一勺水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清代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对此有传神的描画：“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垂柳掩之，一望无际。”现在的勺园宾馆就建在这座秀丽的园林上面。楼边的荷池年年新荷灿烂，柳岸摇曳多姿。宾馆落成后，修了一道长廊，形制如颐和园，但长度不及颐和园，宣统的弟弟溥杰先生题写匾额“勺园”二字。
现在的勺园当然是看不到上述这些景象了，现在也是毫无例外地矗立着连片的楼群，这里是北大现今接待宾客的宾馆区，楼房里住的是造访的内外宾客。勺园的多功能厅很有名，许多会议都在那里召开。我们在那里举行新年团拜，举行学术研讨，也举行过季羡林先生、林庚先生的庆祝会。特别要提及的是，我所属的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人学四十周年、毕业三十五周年的庆祝会——“难忘的岁月，世纪的约会”，也是在勺园举行的。那时正值林庚先生九十华诞，我们向先生献了鲜花。
勺园，永远的记忆！
相聚在新时代
不仅仅是事关教育复兴，不仅仅是事关师生情谊，也不仅仅是事关知识传承或者文学发展，我此时提笔写这篇文字的缘由，都是，又都不仅仅是。命运安排我们相逢、相识，安排我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这是由于什么？不说社会盛衰，不说时代进退，甚至也不说众生哀乐，不说这些宏大的话题，单就我个人而言，我把我和77级这个集体的相遇和相知，看成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个重大的庆典——意味着新生、光明、希望，还有幸福的重大的庆典！
就在我们相遇的前一年，中国在十月的一声惊雷中醒来，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噩梦。在这之前，我和中国所有的民众，特别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曾经有过漫长的忍受和痛苦的等待。我们以近于绝望的心情，等待那灰暗、阴冷和暴虐的年代的终结。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目睹并亲历了过多的苦难。现在，我的等待结束了，那么，我所等待的将是什么？在1976年，我对此还是浑然不知的。
那是黑暗与光明际会的时刻，都说77级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教育史的一件大事，是的，但也不仅仅是。我更愿把它的出现看成是一个预言，一个象征，或者更是一个标志。一抹彩云在中国的天空升起，它划分了夜晚和黎明，停滞和进步，封闭和开放，愚昧和文明！77级，它就是披着那朵祥云降临人间的。它的出现是一种绝境中的希望和新生的福音。它告知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也就是祥云出现的第二年，即1978年，中国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开始迎接外面世界的明丽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从那时开始，中国真正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一个真正崭新的中国，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不能不感激那个时代，感激它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而夹在1976年和1978年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就是1977年！所以我们今天回望1977年，感到了它的内涵的丰富性，在谈论它的意义的时候，也因这种丰富而感到了言说的困难。
197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因为受北大的委派成为在北京地区招生的一员，而与77级的同学们相逢了！有趣的是，我们最初的“见面”是“书面”的，是在档案文件上。按照常规，北大是第一批进驻招生点的，而且有权从最高分开始录取。我当时的心情就像是进了阿里巴巴的魔洞。一摞一摞的档案调来，挑得眼花，也挑得心跳！挑了一件，舍不得放下，再挑一件，又是如此。
不难想象，这一年我与77级的猝然相遇，曾经带给我多大的惊喜！所以，在这篇文字的开头，我不避讳一般为文的禁忌，劈头盖脸地用了一连串的“不仅仅是”。的确，一切都是，一切又不仅仅是。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和77级的相遇，不仅意味着我找到了他们，更意味着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我曾经的梦想，找到了与我的生命相伴随的我今后的学术道路、我的事业和幸福。
1977年的秋季对于学生来说是节日，对于我们这些老师来说也是节日。这一个秋季，对于77级的学生来说是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则是向噩梦般的过去的真正告别，从此告别了歧视、凌辱和无边的阴影。这一切都像是梦境，我们终于有机会重新开始做我们热爰的工作了。
长久的“革命”、“斗争”、“改造”，还有没完没了的惩罚式的劳动，荒废了我们的业务。我们从各个角落，把过去被迫扔掉的书本和资料找回来，如同拥抱曾经的弃儿，我们重新抚摩着我们的至爱。77级的同学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他们久经饥渴，更像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一切的知识。老师无私地贡献，学生认真虔诚地学习，那时的北大校园，弥漫着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
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77级的学生们很快适应了校园的生活。他们向我们展示了青春、勤奋、创造，特别是思考的活力。77级毕竟是曾经经受过折磨和锻炼，他们深知今天所拥有的来之不易，他们懂得珍惜。所以他们不仅学习用功，而且敢于承当，勇于实践，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无不紧紧地维系着时代和社会。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而且是能行动的一代人。在校期间，他们除了认真听课，完成作业，业余时间他们组织社团，开展课外活动，办讲座，开讨论会，他们关心文学界的动态，而且积极参与。
我记得他们办过一本叫做《早晨》的文学刊物。早晨，那正是一代人的自我写照。他们生而逢时，正是祖国结束黑暗的夜晚迎接满天朝霞的时光。同时，早晨也是他们的自况，他们生命的阳光正在升起，时代为他们铺就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路径。
这一代无论如何是幸运的，但这一代肯定是要威受时代的重负的。道路是明确而宽广的，但道路也肯定是曲折而充满挑战的。这一切，通过与77级有关的两本刊物的名字及其遭遇，已作了非常有趣的预言。
永远的校园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八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
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
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纯、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
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
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我的校园回想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轻的心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广场上激烈地进行。
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荫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
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颂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
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的和充满了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朗润园，从成府小街东迤，入燕东园林荫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隨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
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这圣地的魅力
这片园林吸引了我，使我乐于为之奉献毕生的光阴。也许有一日我会离开，但它不会从我心中移走，它已与我的生命融二为一。
这园林的景观其实也无甚特别，一湖，一塔，湖称未名，塔名博雅；湖畔植榆柳，红楼荫松竹；小桥曲径，通往几方荷池。所不同者，晨有健儿驰步，昏有弦索随风。其实这样的风景，在这座古城中，类似的少说也有十数处。论气势，它缺少皇家园囿的富丽恢弘；论情调，它不具有杏花春雨中的江南庭院的媚妩。也许唯有我们——这些生存奋斗于此的人们方日久年深地感到它的血脉的涌动——永生的依恋是由于永存的魅力。这魅力，喻之志士的激烈，哲人的睿智，淑女的温情，都是，也都不是。它们都不足以概括这块圣地的无所不在的、生生相承的、超时空的魅力。
有人说，京师几所大学校，北京大学的穷，历来为众所共认。但北大虽穷而历来愿为天下先，也饮誉于世。在北大，考试意味着一次无情的淘汰后的精英荟萃。本世纪初叶，那些掮着行囊的老旧中国的儿女们，带来的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万家忧乐和拳拳的报国热情。那些来自中国每一个角落的年轻学人，沿袭了中国现实的贫乏和世代的希冀。他们获得的机会不仅意味着他们属于千万人中的幸运者，也意味着把那一切挣扎中的希望加诸一身。于是在这里，静静延续着的庄严肃穆的氛围，几乎与青春的生命不相称；每一个思考和每一声呐喊，似乎都是基于使命感的“代言”。中国低层的无文化和文化少与这里的“文化集中”形成的反差，更是一种推力。它给予这里的每个人以一种无形的激励，孕育和鼓动着那闻名于世的勤于学习和勇于思索的校园风气。
从历史上的民主广场到现实中的三角地，北大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国运民瘼的关切。从黑暗深处传出的愤怒的暴风，夹杂着民间底层的血泪。尽管北大“学院派”的风气显示了与中国平民习常的某种“脱节”，但北大的超前思考显然体现了中国觉醒知识阶层的前卫特质。这里仿佛是奇异的磁场，似乎总可以摄选那些飘浮的东西而为深沉。青春的骄傲，浪漫的奇思，热情的憧憬，因苦难和理性的浸润而化为沉甸甸的思考。这好比一湾不断倾泻的长流水，前面的人走了，后面的人进来，除了学校的教职员，作为主体的学生是不断更换的。奇妙的是，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承继了北大的传统性格，都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圣地的火种从未熄灭过。这一代人的呐喊和上一代人的呐喊相接，那是从中国苦难的地层深处呼啸而来的撕心裂肺的沉郁的风涛海浪。这近百年来无休止的抗争，无不对着反科学反民主的恶势力。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是在无边的封建巨网中挣扎，当因袭的泥淖窒息了所有渴望并争取自由的灵魂的时候，先觉者感到的，是西西弗斯似的悲凉。
北大感染了世代的忧患，但似乎每一代的后来者，都不愿承受风暴退后的沉寂。周末舞会有电子音乐伴随着的热烈的迪斯科，未名湖畔有情侣缱绻的身影，咖啡厅里有悠扬的乐曲，学术沙龙里有热烈的论辩，自由讲坛传播着各式各样的声音，“经商热”和“出国热”一样地侵袭着这片优雅的园林……
北大属于中国社会。那些五彩的经商广告背后渗透着总体的嘲谵，这显然并非心甘情愿。北大想借此说明，它的洒脱有着多样的表达方式。
恒久的光明
我和北大图书馆
一个学校能够经久保持它在文化史以及思想精神领域的影响，它的对于社会不竭的锐敏思考及参与精神是最为基本的。除此之外，大体还由于下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积累：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则是物质上的。论及北大的精神积蕴，它所拥有的丰富灿烂已为世所公认，而物质方面的积蕴虽方面甚广，但主体部分还是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在国内外都是有名的。它特别引人注目之外，还在于它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巨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有最直接和最生动的联系。
我的话题可以从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谈起。最近读到一份材料，谈到胡适生前所留遗嘱三项内容中的一项，即是：“将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文件捐赠北京大学。”胡先生逝世时，人们检点他身后遗物，统共只有153美元。联系他曾有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我们不难从中窥及这位学者的操守。胡先生的行状很能体现老北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他们大体一生清贫，身后了无长物，唯一财富便是堆积如山的藏书。在我的老师中，游国恩先生如此，魏建功先生如此，王力先生如此，杨晦先生和王瑶先生也如此。
我到北大的时间甚晚，说到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也已是50年代以后的事。我进校时学校已从城内搬到西郊。五四大街那座红楼中的图书馆，是作为北大新生前往老校参观时始有结识。北大迁人燕园之后，原有贝公楼南侧那座古典式大楼便成了图书馆主楼。那里赭黑色的硬木桌椅和台灯，呈现着古朴深重的韵致。阅览室幽幽散发的旧书香，至今还让人追恋——它们联系着我青春时代的憧憬和梦幻。
北大很大，从宿舍到西校门一带路途遥远，没有特别需要，我很少到大图书馆。对于我这个中文系学生来说，逗留最多，也最有感情的都是散处北大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阅览室——那是北大图书馆的分部。
那时阅览室很是紧张，一个宿舍六位同学中大约只有二三人能够享受到一个座位。于是，在大学上学的五年间，“抢占”图书馆的座位，便成了生活中苦乐参半的要事。能够拥有一个座位的同学是幸运的。抢占座位得有窍门，你可以在人们都在干别的事，如周末在操场看电影之前或是黄昏大家都去锻炼的时候，由一二知己先行携各人的书包前去“占座”——这种由书包代替本人的方式是得到公共认可而不是不道德的。于是，便有了北大每个夜晚都出现的特别的场景，即向着书本进攻之前的“战场”上的片刻宁静：明亮的灯光照着空荡荡的阅览室，在那里，充满胜利喜悦的书包排着整齐的队列，静候它们的主人。这样的北大夜晚的灯火如今已变成依稀梦境，那里凝聚着我们温馨的青春记忆。
在50年代，我也是那些宿舍、饭厅、图书馆“三点一线”之间奔行队伍中的竞走者，也是为抢占阅览室一个座位的并不谦让的经常优胜者。那时还没有现在这座大图书馆，阅览室散布校园各处。因为竞争激烈，优胜者也总有名落孙山的时候。所以，我们多年是打一枪换一个阵地。但比较起来，常去的还是文史楼三楼那个阅览室。那里文科的工具书多，而且中文系办公室就在楼下，借阅手续也简便。那里的馆员老师因日子久了彼此熟识，也有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照顾的时候。我至今还认为文史楼三楼那个阅览室是动荡学海中一个宁静而美丽的港湾。
我从北大图书馆得到的好处甚多，尽管在当时的同学中我属于并不用功的一类。但我还是有机会充分利用这里的藏书读了不少新文学的有关史料。我在这里翻阅了当时允许就地借阅的全套原版《新青年》杂志。我从那里感受了“五四”先驱者宽广的胸襟、活跃的思想、高度自由而富于想象力的内心世界。那时的图书馆还没有现代化的设施，一切都靠手工。我当时手抄的有关中国新文学发轫期的一些文献资料摘要，至今还是手头经常引用的材料。
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时代的传统，就是这样通过精神和物质的手段（后者包括图书馆藏的典籍）接力赛似的一棒接着一棒往下递。北大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曾经有过，甚至现在还在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背后当然有各自的动机。历史似乎不理睬这些随意的解释。历史运行无声，历史所传达的精神也无声。但冥冥之中有一种连绵不绝的精神拒绝轻率和盲从。多少年来，人们都纳闷，所有的北大学生，不管他来自何处，何种出身，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拥有了北大的社会使命感、前卫精神和阔大胸怀，这固然是由于特殊环境的熏陶——通过弥漫于整个校园的那种氛围，人际的思想学术交流和影响，也通过丰富的藏书——文字记载的流传。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图书馆，它再传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和智慧。
北大是吝啬的，它不肯让学生每次借走多册图书，它让你读完一本后再借一本。我们经常为此气恼。但它真有慷慨的时候，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时我们还是学生，突然发起宏愿要写一本中国新诗史。北大图书馆支持了我们，破格允许调出所有的新诗史研究有关书籍文献。我们也不客气，着实从那里拉走一卡车书。1960年一个寒假，六个同学不回家过春节，利用这些书籍硬是写出了一部长达数十万字、发表时叫做《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来。
这次学术活动不仅培养了我们通过浩瀚资料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也大体确定了我们今后的治学方向和学术道路。数十年后回想往事，我们难以置信这竟是曾经有过的事实：北大图书馆没有怠慢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它放心而大度地让我们从那里拉走满满的一车书籍。这座最高学府有它南特殊品格，这品格也体现在北大图书馆，它有信任并无资历的年轻学人那种浓厚而博大的气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有赖于名园的熏陶、名师的指点，也有赖于这座著名图书馆给予的滋润。散置在燕园各个角落的那些宁静而温暖的阅览室的灯火，它是我们青春的欢乐和痛苦的见证，如今它已成了点燃在心灵深处的恒久的光明。
青春、理想、进步
现在，我受中文系55级当年留校工作的同学之托，向这次为庆祝我们年级毕业30周年而从各个工作岗位，特别是从北京以外的各地冒着酷暑赶来参加盛会的同学及其家属表示欢迎、感谢和问候：阔别三十年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些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昨天，一位中文系88级的同学问我，55级当年对自己这个班精神的概括，是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战斗的集体”五个字，三十年后你们回顾往事是否有了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我回答说，这种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是：青春、理想、进步。
中文系55级是与这个社会的青春期同步的。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幻想和期待的总体氛围之中。我们响应时代的召唤“向科学进军”，面对长期蒙受苦难的社会，除了勤奋和奉献，我们别无选择。如今，我们早已告别了青春时代，虽然时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我们为不曾虚度年华而自慰。
三十五年前，我们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年轻的一代人。我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作出勇敢而又有些冒险的选择——我们选择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也选择我们。从佩上北大校徽的那一天起，我们便拥有了自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近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我们承当了民族深重的忧患，以及更新和改造这个古老社会的使命感。
当我们带着被选择的自豪感以及青春的自负与狂傲跨进这个校园，我们当年的那种肤浅和浮躁，立即便被北大无所不在的思考和追求精神所取代。北大教给我们的第一堂课便是沉重的社会承诺。塑造和健全我们的灵魂的是我们的母校，我们每个人都乐于承认北大是我们的精神之母。我们相信，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已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延续。
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众多的悲剧，我们每个人也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我们都不曾怀疑过三十五年前我们庄严而郑重的选择。我们因个人的命运与北京大学这个光荣的名字相联系而引为毕生的骄傲。
我们乐于承认，我们的青春是与理想追求互为依存的。同时我们也乐于承认，我们当年的理想精神是单纯的和天真的。当年我们在从事的专业领域，曾以激情和高效率的、同时又是幼稚的甚至有些鲁莽的方式，实践我们的追求并证实我们的存在。封光流逝，时代变迁，我们的工作当然需要重新评说，但我们依然不怀疑我们青春时代的热情和真诚。
中国社会通往进步的道路是漫长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这种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的精神，是母校北大给予的精神遗传。三十五年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多么年轻；三十五年后我们重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年轻。人世沧桑，许多事情会使我们淡漠起来，是友情和对母校的思念和敬仰，吸引我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北大对于我们，是一块永恒的磁石，它作为中国的希望和信念的象征也是永恒的和不朽的。
最后，祝同学们在北大的短暂聚会，过得充实而愉快。谢谢！
我所知道的北大中文系的传统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是一百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九十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毕业生仍授贡生、举人、进士等头衔。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在这里平等地对话、自由地竞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中文系的建设。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集中在一个系，在比较、对峙、论辩、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研究领域而言，它是古今并重，中西交汇的；就学术风气而言，它是既注重考据实证，又注重发明创新的。中文系有严谨求实的传统，更有鼓吹新学，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的传统。
早在五四时期，以当日一批国学教授为中坚的北大学者，在这个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1月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就接办了创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并更名为《新青年》。从那时开始，《新青年》就成为倡导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紧接着，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上述这些刊物，是当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北大中文系从它建系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实际——这包括学术研究、典籍整理、理论建设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当日北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甚至延展到范围广阔的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这种关怀不仅表示北大师生的胸襟，而且表示他们作为新型学者的品质。
中文系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当然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在纪念中文系系庆的时候，应当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这种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人的精神。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年代原是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单纯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很单纯。50年代是我们青春灿烂的季节。那时，我们从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温暖的阳光了！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包括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让人惊怖的炸弹爆裂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那一年，我结束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到家乡。仿佛是冥冥之中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高考。我借来了全部的高中课本，从四月到七月，我通过自习补完了因战争而中断的高中课程。我要进行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在光明与黑暗际会的时刻，为着追求一种理想，我自觉地迎接了对生命的庄严考验）——我听到了北大对我的心灵的呼唤。
我的选择北大是毫不犹豫的，是一种坚定的、无可替代的“唯一”。我在报考的申请表上填写的志愿也表明了这种坚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还是北大。这并非我有什么非凡的自信，这只是表明，我宁可冒着落选的危险而立下了非凡的决心。我不可能选择母亲，但我可以选择北大——那时我就认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这一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怀着建设新社会的宏大心愿，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向着我们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进发。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年纪稍大的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是工作过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七八的年纪。青春年少，意气如虹，我们正是开花的季节。
尽管我们对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到底被那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单纯的。排得满满的课表，迫使我们进行着所谓的宿舍一饭厅一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运动”。从宿舍出来就进饭厅，吃完饭就上图书馆，而后又是饭厅，而后又是宿舍。在这三点之间，显然还有无数的点，那就是课堂。北大的课堂是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室楼里的，我们得在课间休息的间隙里进行穿梭式从这一课堂到那一课堂间的奔走。校园很大，教室楼之间的距离也大，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只为极少数的一些“贵族”同学所拥有，于是，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作这样长距离的“竞走”或“竞跑”，以此来完成不同课堂的转换。
我们进校时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人炫目的、阵容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知名，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批老师。年长的如游国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岁光景，我们的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而学问已臻至境。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等先生。杨晦先生讲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九鼎”，我们似懂非懂却非常着迷。朱家玉先生讲民间文学，让我们认识了非文字书写的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语言方面的专题课，如《文心雕龙》、《红楼梦》等，都是一些名家来讲学。那时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除了中国文学，还要学西方文学史、苏俄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等，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和辉煌。
文学以外，系主任杨晦先生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请几乎所有的语言教授给我们上语言课，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岑骐祥先生的语言学理论，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学、中国通史、联共党史等等。我们被这些排得满满的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免啧有烦言。记得孙绍振还画过漫画，讽刺过杨晦先生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学和语言之间，画上了一只大公鸡（有“鸡”联系）！那当然是顽童之举，却也表达了当日师生之间无拘束的亲密。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课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书包，想起那无休无止的、让人心悸的考试，那一切让人寝食难安的烦心的艰难，如今都化作了一缕透心的甘甜！正是由于当年那种近于强制式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正是由于当日这种严格要求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才积累了我们日后赖以发展的条件与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师，我们是多么幸运！5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按照我们各自的经济条件，给了我们不同的奖学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难还有特殊补助。应该说，生活是有保障的。现在，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时代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头考试、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学模式，以及俄文成为必修的，也是唯一的外语；而在文体方面，则有三级运动员考试，露天电影，以及友谊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这样的舞会上，我认了一些后来刻骨铭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静而又热烈中进行。我们很快就迎接了人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记得其中一门考试是“普通语言学”。庄严的会场，洁白的台布，高名凯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对面。抽题，抽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耐心的提示，结结巴巴的回答，那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实际上，我对这个题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脑子是一团迷雾。高先生是慈祥而宽容的，他给了我五分——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他知道其中我有未曾道透的关节。朱家玉先生的民间文学我就是背讲义，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时我们在争取评五好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这当然是很苛刻的，但我们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试的压力是双重的，争五分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
正是在这样教育“一边倒”的体制下，甚至还有着不重也不轻的教条主义气息的氛围里，在近于强制性的“充填”中，我们的知识和学业得到了充实和成长。数十年后回首往事，我从内心深处真心地感谢当日学校为我们所作的安排。我们年级的所有同学后来在各自的业务中和岗位上，要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或受到了一些好评，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并感激于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感激严格要求我们的师长，感激那一串串长长的书单、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正是那一切，给我们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坚实基础。
1955年的除夕，我们迎接来北大后的第一个新年。那一个夜晚大膳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在进行。当除夕的钟声响过，马寅初校长带着微醺走上讲台，向大家祝贺新年。简短的祝词过后，舞会继续进行，从午夜直至凌晨。那个夜晚，第一教室楼也是彻夜开放，不知出自何人的构想，那里的每一间教室，都办起了各色小吃。我们在贫穷的年代里，居然过了一个奢侈的新年！
这样的新年彻夜狂欢，也许还进行过一次，那也只能是最后的一次。1956年是所谓的“百花时代”，那时有过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动人的言论自由的情景。但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百花凋谢在1957年的早春时节。那时我们少不更事，我们单纯的心灵还沉浸在暧春的抚慰里，可是天边已隐隐地响起了雷声。那年，我和同学们办大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红楼》。该刊的创刊号于1957年1月出版，鬼使神差地竟选用了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做封面。那可是句谶语。刊物出了不几个月，“反右派斗争”的“山雨”就真的铺天盖地地卷过来了！
进入50年代以后，各种大批判和政治运动其实就没有间断过，但因为我们年小，涉世不深，许多事牵扯不进去，那感觉毕竟是“隔”的。现在不同了，“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身上。眼看那些很有才华的师友一个个地被划成“右派”，在我们，此刻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流血、欲哭无泪地被“煎熬”和“切割”的感受。
1957年5月19日，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好像是周末，《红楼》同人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才华横溢、英气逼人、天真烂漫的时刻。大概是在排云殿的前面吧，我怀抱吉他，周围是我亲爰的文友，大家簇拥着、天真地欢笑着。同行中唯一的女同学林昭摄下了这个可说是充满时代色彩的、但却是悲剧性的画面。当天晚上、同游颐和园的诗人张元勋和另一位也是中文系同学的诗人沈泽宜，联名在大膳厅东墙上贴出那首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是时候了》。也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红楼”出现了裂痕并由此导致最后的“坍塌”。
在那些时日，我读着那些充满独立思想的大字报，内中那些堪为时代前驱的思考，令我内心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惊恐。正统的教育和由此形成的思维受到了质问和挑战，这给我以大厦塌陷的感觉；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到的那些西方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诱使我接近并欣赏那些“异端”思想。一方面，我既无力背叛我当日所服膺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摆脱我所憧憬的西方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对我的诱惑。
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己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镟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做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样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善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了“另类”。我夜难成寐，内心经受着羞愧交加的煎熬。
给人希望的春天就这么幻灭了，我们的花季是悲哀而终于凋零的。它粉碎了一年前进入这座校园时的关于春天的梦想，它提醒我们，在通往理想的路上，并不全是由鲜花所铺成。春天也会有电闪雷鸣，也会有急雨暴风。而生活就是在这样并不平坦的，甚至是充满苦难的路上的行进。在不开花的日子里，我们因忧患而成长。
不错，我们是很勤奋，也是很聪慧的一群。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有鲜花的灿烂，也有荆棘的严酷，我们以感激的心情领受了。我们行走，当朋友星散，独自行走于崎岖路上，也许是一边流泪，也许是一边流血，但我们活着，而且我们成熟。如今回望那当日的欢笑和痛苦，我们无言，唯有感谢。感谢多情的岁月，感谢无情的岁月，感谢幸福，也感谢苦难。
那些日子里的欢乐和痛苦
悼念温小钰，为我们的青春和友谊
总是夏天的夜里，我们总是沿着燕园外墙散步。那院墙那时被葱郁的垂柳笼罩着，有时也有如眉的弯月，从柳树的枝叶间影影绰绰地闪动着。小钰总是跳跃着去牵动那高处的柳丝。我现在想起小钰，就是她笑着、跳着去牵动柳丝的样子。她是那样的年轻，那样地充满生命的活力，那样地热爱她的世界和她的朋友。
那是一个充满早春气息的年代，一切似乎都从冬眠状态中复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仿佛听到了惊蛰时分那一声雷的召唤，从地层中，从岩缝里，冒出那鹅黄或葱绿的叶叶枝枝。我们就在这样的召唤中，从国土的四方集聚到燕园，我从南中国的海滨，小钰则从云贵高原的滇池边上。我和小钰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因为小钰是中文系，也是那时北大出名的才女，因此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而且成为好朋友。
小钰性格活泼，爽朗的笑声，清亮的嗓子，高雅的谈吐，加上优美的文笔，使她不论在哪里出现，都是引人注意的人物。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好脾气，好人缘，加上聪颖和勤奋，使她在大学期间就显示出出众的才华。在北大中文系55级，有的同学学业基础好，也长于逻辑思维，在校时便显示出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的才能；有的同学则富于想象，笔底生花，具有当诗人和作家的素质。但两种才能兼而有之的却是寥寥。小钰是少数的例外，她的天赋和发展都全面，她能够把理论批评的冷静和文学创作的热情集于一身。
同样，在当时的中文系，学业好一些的同学，多半不喜或不善运动，因而体育成绩大体总是不佳。这一点小钰也完全不同，她不仅学习成绩好，在运动场上也是一员多面发展的骁将。她是北大女排校队队员，中长跑和跨栏、女篮和游泳，她都有好的纪录。小钰也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天地灵气似乎特别钟情于她，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引来令人羡慕的目光。
小钰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兴趣广泛。她学习成绩好，不论是课堂讨论还是考试，她都是好学生。那是一个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十分重视对学生学业的要求，即使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考察，小钰在我们年级都是名列前茅的人物。但她精力过人，她的智慧和能力的充盈使她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得到释放。
50年代中期的北大校园，感受到了那时全社会迷浸着的思想自由的空气。在那一场风暴到来之前，天宇澄明，未名湖畔的花朝月夕，杂沓着青春的欢快的步履。这座未名园的这一带湖滨柳岸，是酝酿各种奇思异想的良好场所，我们在这里谈论人生和友谊，谈论诗歌和哲学，也谈论社会文明和民主。那时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既勤于学习、思考，也善于安排课余生活，人们尽情享受青春曼妙的年华。
除了众多的学术讲座，学生自动结社，成立了许多学术和文艺社团。从各式各样的学术团体到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和体育团体，话剧团、合唱团、舞蹈团、剧艺社、曲艺社、军乐团、民乐团，还有不止一家的文学社。我就是那时参加了北大诗社的，每到周三或周末，各社团就张贴广告，昭告全校他们的活动计划。北大除了名教授和深厚的学术传统，除了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这种学术讲座和社团活动便是最具魅力的文化景观。在50年代中期，学生生活是自由洒脱而又多彩多姿的。
那时号召大家跳交谊舞，也号召女同学穿花裙子。小钰是周末舞会的公主，她总是穿着长袖在舞场上把自己旋成一朵花。小钰还演戏。除了演戏，她还写剧本，当导演。记得那时她写作并亲自担任导演的多幕话剧《时代的芳香》还被邀请到中国文联去演出。那年月，小钰每天都繁忙异常，她穿梭奔走在教室、图书馆和各种业余活动场所。青春而充满幻想的岁月，轻松而无拘束的时代风气，每一个北大学生仿佛都被空气中飘浮的冰河解冻的氛围所激动。
小钰更是如此，她唱歌、跳舞、演戏、朗诵、打球和赛跑，还不断写作。她忙碌着，每一个日子都是无忧无虑的充实。即使忙碌，她也忘不了穿她的花长裙。她是爱打扮的女孩子，走起路来一阵风，好像到处都是为她准备的舞池。
受到新中国哺育的这一代青年，对于生活的要求本来就不高。那时我们每月十二元五角人民币的伙食费就感到满足，看一场电影花不了五分钱，跳舞是不收费的周末的夜晚，大家到海淀小酒馆吃一碗馄饨就是很奢侈的享受了。那时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极少，戴手表的也寥寥。较之物质享受，我们似乎更需要精神和思考的自由，我们渴望没有压力和禁锢的生存空间。知识、友谊，当然还有爱情，这就够了。
生活是清苦的，但我们更需要思想和精神的富足。进北大之前，我在部队志愿服役多年，有生活经验了。小钰不同，她是中学上来的，比我单纯得多。她对生活的要求也简单，因而也更容易满足，所以，她生活得更轻松，也更愉快。她感激社会的给予。她和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视这种给予为恩惠。他们未曾向社会索取，在他们看来，他们当日所拥有的一切足够称之为幸福。小钰毕业后自愿选择到内蒙工作，既是为了圆爱情的梦，也是为了对社会的报答。
这样欢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们1955年进校，度过了平安的1956年之后，1957年那一场暴风骤雨随即席卷燕园。以“正统”的观念形态来衡量这位有着开放的心态又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女性，以及她对于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观念所具有的亲近感，小钰在那严峻的形势下当然会感到无形和有形的心理压力，何况她的那些声气相投的朋友正面临着厄难。小钰为这突如其来的风暴理所当然地感到了不解甚至惊恐，她和她的同代人也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对于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风雨的袭击不会摧灭与他们的生命相联结的理想的光焰。他们对社会充满谅解且易于忘却苦难，当那一切过去（当然并非完全和永久）以后，他们又一如既往地重新开始激情地投入——那一切有形无形的伤痕，唯有风雨再度来袭才再生隐痛。而在此期间，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只有因忘却再度投入，又因投人而再度忘却。直至毕业，小钰重又成为55级这个集体最富生命力的一员而活跃在各种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场合。
此后，小钰和浙成离开他们眷念的燕园和首都去了内蒙草原，一去就是至少二十五年。戈壁滩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风雪，不会比北京更温和，但她还是把坚实的足印踩在风雪路上。小钰在内蒙古大学教起了文学理论，后来，她和浙成联名当起了作家——他们以显著的成就列身于新的历史时期有影响的作家行列。小钰的聪慧使人确信：除非她不想，只要她想做的，她都能做到。我现在想起小钰，眼前除了穿着大花长裙笑着跳着去拽柳枝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女性的形象，又添加上她才华四射、无论有怎么样的阻碍而均能到达的成功者的形象。
小钰和浙成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在他们进入中年之后回到了浙成的家乡西子湖畔。既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拥有使事业有成的一切储备，他们正向着辉煌人生的高峰举步。就在此时，小钰听到了命运之神怀有恶意的叩门声。她得了难以痊愈的疾病。她的最亲密的伴侣浙成陪她度过漫长的病榻岁月，浙成为她四处求医而终难挽救心爱妻子的生命。
1993年8月27晚6点30分，我在香港骆克道有一个讲座。北大旧友郑培蒂和田小琳赶来和我相会。在讲座开始前的数分钟，我们这些当年不同系级的、而又很难见面的朋友，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温小钰，因为小链的形象和我们的母校北大，也是和我们生活的既快乐又痛苦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当我们在谈论小钰的时候，她已于十三天前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年来师友不断谢世。我对于生死的事也变得麻木了。伤感之余往往悟到人生原是一场悲剧。但我依然震惊于小钰的离去：她原是我们中最年少的一位，她又是不断地笑着、跳着、唱着，而几乎所有的时候都在创造着的一位。死神为什么首先向她进攻？它是不是借此威慑我们，别看是你们中这么坚强而最有活力的一位，也不堪命运轻轻地一击！人的生命原是一支脆弱的芦苇，风一吹就要倾倒，任何的坚定和强大，在死亡的重压面前，顷刻间也要摧折。
小钰是远远地走了，她已经无知无觉，不忧不喜。而她留给我们的却是在天际飘飞的亘古的思念和哀伤。
怀念林昭
今天在这里纪念我们青年时代的朋友林昭，此刻我仿佛正和她一道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可是时光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不觉间她已和我们一样来到了人生的秋季。是诗歌和文学把我和林昭联系在一起，那时我们都年轻，也都明亮而单纯，那时我们都有一种春天般的喜悦的心境。我们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想象。写诗、编刊物、讨论文学和哲学问题，也畅想明天，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那时我们不敢怀疑——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旷古未有的“阳谋”——我们一如既往地以探讨真理、维护正义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我承认我当日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天真、轻信、不敢怀疑而又不能不怀疑，怀疑之后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有一种破灭感，又有更多的惊恐。当我听说那日林昭下了课，登上民主论坛讲她自己“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时，我确实吃了一惊。因为她所讲的，正是我所想的，而我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惊天动地的话来。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我内心充满了痛苦。一方面，我为那些站在时代前列独立思考的、勇敢的言论而私心钦佩，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被动地参与那些狂风暴雨式的“斗争”一一看着那些当代的才俊之士、那些思想的先驱者一个个在我面前倒下。当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卑微而胆怯地存活的时刻，林昭正在为她的信仰而一径向前走去。我的懦弱和她的无畏造成了大的反差，我终于只能望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直至她的最后消失。
我承认我始终怀念着她，我对她充满了敬意。当我辗转听到她的迟来的噩耗时，我哀痛莫名。我不能忘记这位年轻时代的真诚而热烈的朋友，不能忘记她诗一般的生命，用生命写成的诗。林昭如果活着，她应该也是到了古稀之年了。也许她恋爱过，但她来不及做妻子，也来不及做母亲，人间的一切亲情挚爱她都没有享受过。她始终面对着那浓重的黑暗和残暴，最后是惨烈的死亡！林昭永远活着，她的生命比我们都要长。因为在今后的漫长日子里，当人们回首那段岁月，当人们回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都会记住林昭，记住这位智慧、明亮的女性，怎样以她年轻的生命召唤着人类和民族的良知。
每年这一天
海子逝世二十年祭
每年这一天都是春暧花开的日子。今天下午我走过校园，那一片开满了星星一样的花朵——是迎春，不是连翘，许多人都把连翘当成了迎春，迎春花开得比连翘还要早。那迎春花，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灿烂辉煌！
这是一年一度的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年一度的迎春花星星般地点亮了校园的春天。走在校园里，想象着这是诗人在向我们报告春天的消息，心里有一种感动，有点怅惘又有点温暧的感动。
最早认识海子，那时他远未成名。我在他刻写的（或者是在他手抄的）小本子上读到了他的许多短诗，其中就有《亚洲铜》。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海子那时还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是在我家，应该是在蔚秀园的那个公寓的五楼上。这是我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一见面，就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这个人和他的《亚洲铜》。
他写着仅仅属于他的与众不同的诗。当大家都被朦胧诗的英雄理想情结所激动的时候，海子向我们展示了神奇的另一片陌生的天空。就在这首题为《亚洲铜》的诗里，他谈到屈原遗落在河边的白鞋子，谈到飞鸟和野花，海水、月亮还有死亡。这是一些全新的意象，随后，我们也认识并熟知了他的麦地、麦地尽头的村庄，村庄里的母亲和姐妹，它的空虚和寒冷。
海子是始终都在为春天歌唱的诗人。1989年3月，他继1987年、1988年后，第三次修改写于三年前的《春天》这首诗：这是春天，这是最后的春天，我面对的春天，我就是它的鲜血和希望。《春天，十个海子》也许是他的绝笔，写于1989年3月14日，那是凌晨三四点的时分：在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今天的会上我与郁文相遇，是他和阎月君携带海子遗诗交我保存。我知道这是骆一禾用他年轻的生命整理、保护，并郑重地托付他们两位的。我知道这批诗稿的分量。我记住了郁文和阎月君的深深的友情，记住了骆一禾和海子匆忙而辉煌的生命，记住了中国现代诗歌那悲哀而惨烈的一页。
最后一次和海子见面是在拉萨。是那个惨烈的夏天之前的一个夏天，我们相见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一所房屋。随后，海子就开始了他在西藏的漫游。拉萨一别，我们再不见面，直至令人哀伤的消息传来。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他，春天也不会忘记他。他也没忘了在春暧花开的时节来与我们相聚。
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在“批评家周末”主持了纪念海子逝世三周年的纪念会。我在致辞中说：“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但这三年带给我们的不是遗忘。我们对海子的思念，似乎是时间愈久而愈深刻。”
1999年，海子逝世十周年，崔卫平主编了一本叫做《不死的海子》的纪念文集，我写了序言。我说，“作为过程，这诗人的一生过于短促了，他的才华来不及充分展示便宣告结束是他的不幸：但他以让人惊心动魄的短暂而赢得人们久远的怀念，而且，愈是久远这种怀念便愈是殷切，却非所有诗人都能拥有的幸运。这不能与他的猝然消失无关，但却与这位诗人对于诗歌的贡献绝对有关。”
一个诗人的一生不一定要写很多诗，有一些诗让人记住了就是诗人的幸运。海子的诗让我们记住了，他也就在我们的记忆中活着。让我们如同海子那样，热爱诗歌，热爱春天，作为年长的人，我还要加上一个：热爱生命！
无言面对死亡
祭佘树森兄
树森去世已半年多了，我答应他的文章却迟迟不能写出。我没有忘记他在病榻上认真的嘱托——他要我写一篇这样的文字，以为我们友谊的见证，但每当展纸临墨，便感到欲语还休。
我和树森多年共事，对他的人格文章相知甚深。如今要为文悼他，却总是千丝万缕不知如何去说。平时常读别人的这类伤悼文字，见到的死亡也多，特别是近三四年，死神似乎格外肆虐，它可以随意夺去我至亲的师友乃至学生。哀极而心死，对这些事我已不再大惊小怪，情感是近于麻木了。
树森的死不然，它对我有沉重的打击。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又长期在同一个教研室，我看着他活脱脱的一个从世界上消失，真是觉得死亡太残酷了！
树森一生俭朴，对生活无甚奢求，不烟不酒，不讲究衣着，唯有学问是他的根本。世上有一种人，似乎专为吃苦而来，不知享受，只知劳作，树森就是这样的人。他体质素弱，却似一位拼力冲刺的长跑者，日以继夜地向着永无止境的目标，直至力竭。
他是一位工作狂，瘦小的身躯仿佛蕴蓄着使之不尽的精力。数十年默不作声地埋头工作，变戏法似的不断推出让人艳羡的编著来。谁能知道，就在此时，癌细胞正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他就是这样以不断从事的精神繁衍相伴着生命的不可挽回的消失。
十余年中，六百多万个汉字从他手下流出。他是在用他的生命作着神圣的投掷，直至把一切消耗殆尽。我们如今面对他的十多种著述，有一种让人心灵震颤的悲壮，在这里，岂止呕心沥血几个字所能形容！
树森与散文又研究散文，在浩瀚无涯的学术天地中，他找到并确定了这一方属于自己的领地。他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耕耘，专注，坚持是他可贵的学术品格。树森近年文章深进练达，中国散文的历史现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已是当今知名的专家。案头的资料和成熟的思考期待他登上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顶巅。正当此时，死神却向他叩门了。
树森尽管体弱，但未曾料到这一天的猝然降临。他总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当病人沉疴，他仍然不相信死亡。病榻之上回首往事，深以毕生埋头著述未能与妻女共享生活乐趣为憾。树森是个重情感、爱生活的人，但贫困枯燥的书斋生涯却剥夺了他的—切。
树森临终有嘱托，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与他生活牵系至紧的学术事业。一本写了一半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他知道自己不能完成了，后一半交给了他的学生继续完成。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案头看到了一份《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艺术流变》的详细写作提纲。这本规模宏大的未来著作共分五篇十六章，五篇名分别为：思想启蒙与文体变革；从理性的社会观照到情感的“自我表现”；走出“自我之后”；封闭中的审美重建；回归与超越。他以近代以来的百年为期，从中国古文的极致谈到文体改良，以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追求为坐标，论及“五四”散文审美建设中内、外、纵、横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读这份提纲时我产生了浓重的失落感：要是天假以寿，树森无疑将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贡献出一部厚重的著作。
天命无常，他竟如此撒手而去。而后，世界对于他便是一片空无！我不能不为此悲哀，我们谁也不能逃脱命运的捉弄。死亡对于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威逼，它铁青着脸在不可知的前方等待着每一个生灵。它总是选择一个最让人意外的时候，留给你一个永恒的遗憾和哀伤，死亡是一种对所有的人都怀有恶意的力量。
我的确已经麻木了。我明白，这个时代死是很容易的，而活着却极难。树森活着的时候，以专注的投入做着他分内的事。外边灯红酒绿，商潮汹涌，他依然守着一角精神净土，如蚕吐丝，编织着捆绑自身的茧。一病数月，他毕生稿费所得付出殆尽，留下的是无处报销的一沓单据和让人揪心的寡妻孤女的来日生计。
我从树森的身前身后事中看到了自己。物伤其类，这种凄苦只有我辈心中自明。一种共鸣，一种震撼，这难道竟是树森留给我们的精神遗言？逝者悠悠，生者恻恻，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我只能以静默的无言，化为对我的同事和挚友哀祭的一瓣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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