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依然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八十年。“五四”的八十岁，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非常年轻的。这年轻在不同的人那里理解是不同的，有人目之为幼稚的同义词，而更多的人则指的是它的狂飙突进的青春朝气。人生八十，确实是进了老境。但对于已经存在了八十年的事物来说，八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非常亲切地、不断地谈论着它，仿佛在谈论一件新近发生的新鲜事，这事件本身就表明着它的青春年华。

    初生之物难免幼稚，我们的“五四”前辈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胡适把他的新诗实验名为“尝试”，即是一例。诗体可以尝试，但实践却是坚定的。他们对自己认定的目标，也如此。陈独秀在1917年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义，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话听起来有点武断，却正是他们坚定自信的表现。

    不难设想，要是没有这些文化先驱果敢顽强的奋斗，我们今日所拥有的现代觉醒，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建立在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一种痛切的感知，铸就了这种断然的决绝。今天谈论先行者的“幼稚”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未能感受他们当年所感受的旧文化的重压，以及旧文学对人的窒息。我们缺乏他们那种切肤之痛。

    他们把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过程看得简单了的倾向是有的，但造成“断裂”的罪名，不能加在他们头上。造成断裂的不是他们。举例说，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也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也主张整理国故。尽管五四运动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曾经有过一些激烈的言行。但他们革旧原为图新，“破坏”意在创造。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言，这种“破坏”正是为了实现从“活的文学”到“人的文学”的建设。他们激烈而严厉地批判“孔家店”，其原意也正是痛感于旧礼教的“吃人”。一粒小小的《巴黎和约》的火星，点燃了一场空前的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大火。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使我们感受到它的通天火焰那灼人的热烈。

    “五四”是永远年轻的。它的青春朝气不仅表现在与旧势力旧秩序的决裂上，而且表现在对于新事物和新理想的不懈追求与创造的热情上。他们追逐并鼓动“新潮”，于是在他们的心中和笔端，便推涌起思想文化的新潮流。他们又是一批勇敢的“盗火者”，于是在封闭和停滞的黑匣子般的中国，便漏进了从遥远的异域射来的奇光异彩。那些来自奥林匹斯山上的火种，开始蔓延并燃烧在古国辽远的荒原之上。

    他们每日都在创造，每日都是他们的“创造日”。他们的创造精神激活了中国。他们使僵硬衰疲的老大中国成为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他们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实践，还有他们锐利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终于使虽然业已改制、却依然笼罩着封建末世的阴暗的中国，顿时充满了新世纪的光明。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接连不断的丧权辱国，使悲愤交加的国人充满了革故图新的愿望和祈求。戊戌维新的流血，辛亥志士的牺牲，只是轻轻摇撼了一下这个千年黑暗铸就的沉重。而真正开始新生活的波动的，则是“五四”精神感召下的，揭破旧道德、旧礼教织成的网罗的奇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则是无数志士仁人所殚思以求的梦想的实现：旧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使国人能够接触到封建积习的深重；新文化建设的起步，其影响不仅触及社会，而且深入到家庭，涉及习俗礼制的改革等。至于确定白话文成为基本的运载工具，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文学，则不啻是中华文明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胡适称此举“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

    从今而后，新思想、新思维、新概念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五四”创造精神的要核。它有枇判和扬弃，其实质却旨在建设。“五四”先辈智慧的实践，依然是我们今日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在这些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当日为我们请来的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我们当日，乃是陌生的来访者，即使在今日，也依然是遥远的召唤。科学民主不仅是当日升起的两面大旗，而且在今日也还是烛照前路的两支火炬。他们已成了“五四”青春不老的精神象征。

    “五四”是夹带着电闪雷鸣迅猛地前进的，它的余响至今尚震撼着我们的心。它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尊青春曼妙的女神。八十岁依然是年轻。因为它的事业是不间断地前进的。郑振铎曾经说过：“一方面我们感觉得新勇士们的那么容易衰老，像大部分《新青年》的社员们，同时却也见到有不老的不妥协的不退却的勇士们做青年们的指导者。”

    昨日的记忆

    二十多年前的风雨声还在耳边响着，但那个年代已变得非常遥远了。那时我们面对的是中国文学和诗歌受到摧残后的一片废墟。整齐划一的时代要求整齐划一的声音，而当这种整齐划一的要求成为一种僵硬的“样板”，并试图以这种“样板”规范所有的精神产品时，视个性为生命的诗对这种极端要求的率先反抗，便是无可回避的了。诗歌的“假、大、空”已是一种绝症。要求变革的呼声已起于四野，于是有了新诗潮的崛起。这是一场旨在恢复和维护“五四”新诗传统、保卫新诗的纯洁性的义无反顾的抗争。

    新诗潮是在民间状态下孕育的。那些被迫离开家庭和课堂的年轻人，在贫乏的年代里因偷吃“禁果”而意外地得到文化匮乏的补偿。他们从无人管理的图书馆和抄家散落到社会的书籍中发现包括诗集在内的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偷偷地阅读这些被批判的“毒草”。那些当时被视为魔鬼的古典和现代的杰作，从普希金到庞德，从聂鲁达到希克梅特，从《荒原》到《嚎叫》，都成了饕餮者饥不择食的美餐。恶意的批判和粗暴的否定，在这里却成就了一番事与愿违的颠倒的结果。那些被放逐的精神饥渴者，竟因为这意外的营养而得到精神的充实。

    都说白洋淀是“朦胧诗”的摇篮，因为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后来推进新诗潮的代表人物——据介绍，当日在白洋淀“锻炼”的知青中，就秘密地传阅着这些“非法”的读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为后来的新诗潮做准备的，却不只白洋淀一地，为数众多的知青部落大抵都为新诗潮的形成播撒过希望的种子。许多材料都证实，食指的诗不是在一地，而是曾在广泛的范围内被这些无家可归者传抄。这一切，都为后来新诗潮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现在，新诗潮的喧腾已经远去。我们现在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反思那一场激动人心的大论战。当年发生在诗歌领域中的这一事件，“懂”或“不懂”、“大我”或“小我”、现代主义或中国传统，比起如下的事实来，就显得是并不那么重要了——当日的事实是，文学艺术，其中包括诗歌，由于极端思潮的戕害，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旦要求诗歌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制作，而且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方式都要求高度的一致，特别是要求诗人取消自己的个性，喊出最一律、最平均的声音，那么，事实是除了反抗——假如他还想做诗人的话——别无选择。

    新诗潮从反思动乱的年代开始。它表达的是一代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坚定信念，寻找那丢失了的一切：童年、青春、书籍、鲜花还有诗歌，并且探究这一切消失的缘由。它从迷信的年代开始怀疑，怀疑那曾经被告知必须坚信的一切。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从内心深处发出，那就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显示了无畏的批判者的立场和姿态。当年让人激动的，首先是这一切：是一种寻找光明、告别黑暗的理想主义激情所驱使和支配的、重新寻求生活的诗意和重新建造诗意的生活的行动——而后才是艺术，才是旨在重新与现代主义接轨的艺术的锐意变革。

    当然，新诗潮的艺术挑战也是振聋发聩的。不然的话，就难以理解那一切“古怪诗”和“古怪诗论”的谴责和惊呼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来势凶猛了。就是说，新诗潮构成了对基于意识形态所构筑的艺术规范的严重威胁。数十年惨淡经营的大一统的坚硬的实体，被打进了一根楔子，艺术的松动和裂变就是一个必然的前景。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来说应当不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偏见，当时被夸大为一场灾难。当然在这种拒绝的群体中，也还有令人同情的、由于长期的艺术枯竭所造成的欣赏惰性。这些被“训练”的读者，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他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创新。他们这种基于艺术偏见的“坚定性”，甚至较之那些思想固守者也是毫不逊色的。

    上述那两种力量的集结，造成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新诗潮论争的一种非常严重的局面。所幸这一切都已结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仍然不想改变原先的观点，新诗潮已为全社会所平和地接受。这种接受包括了思想内容上的对于“文革”动乱的反思，艺术方式上的对于“横的移植”的强调，即对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的再接受，这些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举措，如今都不再叫人大惊小怪了。

    伟大的、令人永久怀念的八十年代，我们进行了旨在恢复中国文学的光荣传统的抗争。以新诗潮为代表的实践，率先发出了反抗艺术禁锢的声音。历史铭记着这一点，我们曾经为维护一种信念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为了挽救诗歌的沉沦以及维护诗人自由写作的权利，诗人和理论家们曾经为此勇敢地坚持过。乌云密布的艺术天空，于是透出了一线光明。这就是昨日留给我们的纪念。这是文学的理想主义在20世纪最后的天空中呈现的辉煌。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地弥漫着浪漫的激情。人们的一切活动，包括艺术和诗的实践，都充盈着可贵的期待：高尚得到尊重，卑鄙受到谴责，光明必定战胜黑暗，文明必定战胜愚昧。

    这一切如今都被记载在新诗潮艰难行进的历史上了。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的昨日的记忆，它是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一份非常可贵的精神财富。新诗潮推动了新的秩序的形成，它改写了历史，使所有的写作得到平等的尊重。大一统的局面于是宣告解体，多元共生的艺术秩序于是宣告成立。多么珍贵的80年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对此，我们显然不应忘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却过早轻率地否定了新诗潮的经验。几乎就在新诗潮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迫不及待的后来者就扬起了“反崇高”、“反意象”的旗帜。这里存在着认识的误区，他们不明白，艺术的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取代”，它的常态是竞争。

    一些人不珍惜那来之不易的成果，他们正在肆意地挥霍前人用泪水，甚至是用血水换来的有限的创作自由。他们奢侈地滥用这些自由，不遗余力地使诗歌鄙俗化。他们以轻蔑的态度嘲弄崇髙，甚至有意地破坏诗歌与生俱来的审美性。他们抽空思想，殚精竭虑地玩弄技巧，使诗歌变成空洞的彩色气球。他们不知道，当我们的身边充斥着物欲的诱惑、当精神思想的价值受到普遍的质疑时，诗歌是一种拯救。事实是，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再坚守，诗人也要坚守到最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诗人，他的工作是人的灵魂。不幸，这些人选择了“放弃”。

    遥远的怀念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他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传，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学校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动的社会。一批学生进校了，一批学生又毕业离校了。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而那种精神却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了下来。不论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北大学生的那种精英意识，总是驱动着他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先驱者。这种思想的确立，受惠于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主事北大之初，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3这十六字的深远意义，自不限于指出了北大的办校方向，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启迪，无疑是一种大气度、大胸襟展现。其影响不仅在于开拓了北大人的学术视野，更启示并陶冶了北大人的立身处世的精神和姿态。北大“多事”，时不时地总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北大人的思考和呼喊很有名，却多半不为一己的得失，多半总涉及社会进步、国事安危这样一些大题目。人在书斋，万家忧乐涌上心间，读书而不忘世事，这正是北大人的通常心态。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虽曰它是去科举而兴新学，但仍有诸多陋习，如学生称“老爷”即是一例，读书为做官的思想也很普遍。蔡先生上任之初的那些举措，无疑给北大带来了新气象。他了解北大当年的积习，明知困难甚多，决心迎难而上。“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思想”，他到任后的第一个讲演，便是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改变学生的思想，须以引进学有专长的教授为第一步。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其要义不在保古而在推进新学。他尤为重视聘用教授中具有新思想的那些人。他首先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是极有魄力的第一步。他也极为看重胡适，认为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胡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影响了北大也影响了全国。北大由是一扫旧式文人的积习，变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蔡先生从引进入才入手，一棋定局，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风气，并影响了全国学界。

    蔡元培先生本身是位学者，但蔡先生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却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领导潮流的人物。中国不乏纯粹的学者，那些饱学之士以前赴后继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学术的辉煌。但中国缺乏蔡先生这样的学界领袖。他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也绝非是个人性的，其影响也绝非是暂时性的。这种人，如蔡先生者，他的影响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风尚。

    蔡元培先生出身旧学，他儒学功底很深。幼时曾在叔父铭恩公的指导下读经史小学等典籍。在叔父的影响下，蔡元培先生打下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稳固根基。十三岁时，蔡先生受业于经学名宿，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1892年，进士出身的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仅从如上所述，作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成就已是相当卓越的了。但蔡先生却是不同凡响，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学术终点。他敢于从零出发，迎向20世纪的学术新潮。

    1898年的变法维新，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学习日文。为了吸西洋文化，他到世界各国考察。1907年抵德国，四十一岁开始学习德文。次年，人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隔数年，复又作为期三年的学术游历。这一切，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时，他能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而且成为那场文化革命的重镇。

    蔡先生生当19、20世纪之交，正是新旧、东西诸种文化猝然相遇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蔡先生生当此时，既不固守，又吸纳新知，而在这种激烈的交汇、冲撞中完成了由旧而新的学术转型，他本人也在这种转型中成为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蔡元培先生垂范于我们这些后人的，是他并不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而坚定的人生，是他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宽广的胸襟，是他绝不墨守成规的、勇于革旧图新的开创精神。北京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怀着景仰的心情永远怀念他们的老校长。他们在校园美丽的一角他的铜像周围，为他植了常青的乔木、耐寒的雪松。

    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

    闻一多先生遇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但他的牺牲给我的心灵以震撼。我来不及理解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说，也来不及理解他的丰富伟美的人生。但我能够理解他对邪恶和强权的抗争，因为我和他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片大地上，共同体验着濒临绝望的感受。他的那篇最后的讲演，是一篇向着黑暗宣战的檄文。闻一多的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少年的心。在我有限的知识中，知道岳飞，知道文天祥，知道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为国家、为民众、为自己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赴死的英烈，我认定闻一多就是他们中毫无愧色的一位。

    那时闻一多先生给予我的启发还不是诗和学术，而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精神——他认定了一个真理，明知前面是火海刀山，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把鲜血洒在了昆明街头。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庄严的和崇高的。后来我年龄渐长，懂得东西也多了，才知道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闻一多，才知道他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海洋般渊博的学识。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至多不过百年。但人为着未来的创造却要付出大约人生全过程的1/3的时间做准备，这就是学识与经验的积累和训练。待得拥有创造的可能时，人生的极限也快要到了，这是作为人谁也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闻一多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他把生命精炼化了，他的勤奋和智慧，使他在刚及中年时，便在所涉及的领域都造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而且都体现为到达极限的状态。更为让人惊奇的是，他涉及的范围竟是那样的广泛！

    最早出现的是诗人的形象。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创造了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的新诗创作的经典性的作品。他的建设性的新诗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新月派”的创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特别是建立新诗格律的理论的提出，至今也仍然是未曾过时的理论命题。数十年后的今天，在回望中国文学百年的各种评选中，《死水》始终列名为数不多的得分最多的佳作的行列，这是历史对于闻一多贡献的肯定。

    接着我们看到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易经、诗经、楚辞、庄子、乐府，更有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从中国文学到中国文化，很少有闻先生未曾涉猎的领域。更让人吃惊的是，闻先生还是一位艺术家。他画过素描，设计过书籍封面，还有戏剧布景。徐志摩描写过的闻先生早年的居室的特殊布置，加金边的纯黑色的四墙，体现了作为诗人的艺术家情怀，更是一段文坛佳话。

    郭沬若曾经这样评价过闻一多：“他的智慧若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是爱迪生、牛顿那样的人物。”这是对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一种评价。闻先生把他的智力用在艺术、诗和人文科学方面了，他创造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完成了一个全面的人：诗人和学者的统一、艺术家和爱国者的统一，质而言之，是学问和做人的统一。

    闻一多做学问到达了一个高境界，做人也到达了一个高境界。他做学问，到底也是为了做人。做学问的最终，也旨在改善人生，改造社会，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闻一多用生命写就一本大书。我们读这本大书，如终是在仰望一座高峰，这是我们用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到达的高峰。

    伟大的作家、学者是社会的脊梁，在他们身上有着时代的巨大担当，学养与人格的完美统一，是历史精神的真、善、美在他们单个人生中的必然和谐，社会将因为这些敢于用生命担当的灵魂而走向更美好的新境，历史将因这些勇猛献身的赤子而充满骄傲。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送别冰心先生兼谈“五四”

    世纪之星陨落了，陨落在世纪终结的前夜。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整整燃烧了一百年！能够像她这样，以不竭的热情在自己拥有的一角天空，默默地放射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教他们如何爱、如何为弱小者和善良者献出心力，既不“宏大”，亦不“卑微”，一百年不间断、一以贯之的从容和“平淡”，燃烧自己、烛照世间的人，在这一百年中，即使不是“仅见”，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清王朝覆灭时，她是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她是青年；整个中年时期在离乱和忧患中度过。在动荡和苦难中，她造就了成熟的人生。饱经忧患的她，极大地延长了中年期。她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象的苦难并战胜它。坚持着，从充满噩梦的昨日，直至舒展开放的今日。在这世纪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她把这个世纪悲喜交加的漫长的暗夜带走了，而留给我们一个新世纪的熹微的最初一线光明。

    在冰心的文学世界里，大海和母亲是支持这个文学世界全部丰富性的两个基本意象。冰心世界中的母亲的意象，是包容在大海这个大的意象之中的。她曾在诗中向造物者祈求，倘若生命中只有一次“极乐的片刻”，那么，她的愿望便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清明月夜下的万顷碧波，荡漾着一叶扁舟，舟中是母亲，母亲怀中是我。这种安详、和谐、宁静的氛围，原是冰心的心境、情境、诗境的具形化。她一生都在用爱心关爱众生。她把爱心推及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她祈愿一切受难者有福。

    在冰心的诗中，我、母亲、大海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各式各样的爱中，母爱最纯真，也最伟大。母亲对儿女之爰无须特意表现，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子女对于母亲之爱的怀想与礼赞也如此。这是排斥了一切势利考虑之后的无私、无邪、无欲的高贵情感。冰心从母爱出发，推己及人一片婉转女儿心，传达的是人间的万种柔情。

    大海的博大涵容，它的宽广胸襟可以装下世间万有，一切的苦厄、欢愉和忧思。它静如明镜，动有狂澜。在它万顷碧波、一览无际的宁静中，包蕴着震天撼地的伟力。它的激情也是内蕴的，却是夜以继日、无日无时地起伏涌动，若人的生命之常在常青！诚然，这位昔日的南国闺秀，有着一颗晶莹柔婉的女儿心，对母亲、对兄弟、对友人、对弱者。而大海的博大、雄健、恒久，却从另一面托出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高远和伟大。

    在年序上，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在文学的经历上，冰心则是五四新文学的同龄人。冰心说过，是五四运动那“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压迫和呼喊”气冰心称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是“电光后的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冰心自述，她的创作活动始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她开始在《晨报副刊》用白话文写作。第一次发表小说《两个家庭》始用冰心这个笔名。她的写作活动一直延伸到本世纪末。所以，她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同龄人，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活历史。冰心的整个创作活动无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缩影。她也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者。

    五四运动出现了一批狂飙突进的猛将，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和周作人等。这些人站在时代的前列，高举文化批判的旗帜，面对中国系统而顽固的旧文化和旧礼教，指出它阻碍时代前进的保守性，以惊电迅雷的气势进行扫荡，从而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的新路。他们的勇气和激情，产生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产生于现实中的污垢和血腥。他们是登高一呼从者如云的英雄式的人物。他们的胆略和气魄，至今尚使我们为之气壮！这些先行者，他们给中国社会送来一剂疗救病症的“药”，这药是治“心”的，是“醒魂药”。

    他们承继了前人奋斗的遗产，这里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遗产。但他们推出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却是他们的前人所未曾造出的成功。

    冰心不是这类英雄式的人物，她更“平常”。但她响应了和参与了这种英雄业绩的创造和建设。她和“五四”那一代人有一种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反抗和批判。他们同样是新时代和新潮流的推动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20世纪伟大的精神革命。伟大的“五四”精神其实质在对于旧文化和旧礼教的抗争。但“五四”并非一味地“破坏”，它有鲜明的建设精神；“五四”也并非一味地“激烈”，它的本质是温情的和人性的。这些本质在那些猛将身上，是隐藏着和潜伏着的，而在另一类“非猛将”如冰心这样的人身上，则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确定的品质。

    这是充满幻想和想象力的一代人。他们从中国悠久的传统中走来，而又不满并质疑那一切。但在他们的创造中却又融进了、并更新了其中有益的养分。他们未曾因批判和反抗而造成文化的“断裂”，相反，他们更生了中国文化，他们使自己成为中国最丰富和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人。

    这个让人景仰的队伍中，走着我们的冰心先生。她是最先觉悟的那些女性中的一位。她接受中国传统的熏陶，她又接受了教会的和美国式的教育，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在她那里造出了奇迹。她起步于“问题小说”的写作，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她的创作服膺于“为人生”的理想；她受泰戈尔的启发，首创“随感式”的无题小诗，发起了和倡导了中国新诗史的“小诗运动”；她用通讯的方式写散文，她的《寄小读者》开辟了散文的新天地，一种崭新的抒情文体在她的笔下诞生；冰心还是新文学中的儿童文学的元老式的人物，她是儿童文学的热情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冰心毕生都在这样辛勤地创造着，直至生命的晚景，她都没有放下她所钟情的手中的笔。而且愈到晚近，她性格中潜藏的刚烈之气愈为显扬。身居郊野，不忘天下，正气凛然，疾恶如仇。所作短文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竟有匕首般的犀利！让人不敢相信这些文章竟出自年近百岁的老人之手！

    斗换星移，岁月不居，冰心已走完她的百年人生长途，离我们去了。但她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颗不倦地燃烧着的星，这颗星已燃烧了一百年！她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雅、文釆、对人类的爱心，以及凜然不可侵犯的尊严，这些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记陈贻欣先生

    那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我这里来，他一般不进屋，只在园子外面喊我的名字。每当这时，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者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没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时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读者——他总没有忘了让我分享他的创作的喜悦。这时我请他进屋，我们一道喝茶品诗，或者欣赏他的书法，往往到了灯火阑珊的时节。也有的时候他并不进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骑车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们的这种交往在他的《梅棣庵诗词集》里留有痕迹，其中《访谢冕谈诗不遇》：“新诗改罢待评论，相访高楼子应门。道是阿爹忙教学，昨朝冒雨下黄村”，记的就是许多这类交往中的一次。

    我们习惯了都喊他“大师兄”。其实我们当学生时，他已是教师身份，给我们讲过课，也辅导过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只不过是北大中文系有个特点，大多数同事都毕业于本系，都是先后的师生、同学的关系，在称谓上老师辈均称先生，同学辈则直呼其名，这是惯例。这样就出现了“标准”的问题，陈贻欣先生于是就成了“师生”还是“同学”的“分界线”。在他以前是年纪较长的，即自冯钟芸、吴小如先生以上直至游国恩、王力先生等，是师辈；陈贻欣先生往下是同辈。“大师兄”就这样叫开了。

    其实“大师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们这样称呼他除了有同辈的亲切之外，还含有对师辈的尊敬在内。陈先生对于我个人来说，始终是让我敬重的师长，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这样，他以亦师亦友的身份走进了我漫长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长，毕业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师兄，我总觉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显然并不以为意，甚至还有点喜欢这称呼。不论怎么说，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这一生中无可替代的、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他也经常邀我去他那里喝茶。那时他住镜春园。一座清雅的小园，门前是一道垂花门，进屋穿过一条不长的游廊，直抵他的书房。我们被围在四厢的书中，享受着周遭的寂静。竹影婆娑、花香盈室，品茗临窗，考古论今，不觉日斜西山，蛙声起于四野。像我这样能够经常流连于陈先生的书房的人，恐怕不会很多。我诚何幸，能够有此殊荣！

    陈先生的专业是古典文学，而我的专业则是现当代文学。常言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我们中间隔着长长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些古典文学的辉煌！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经常性的话题则是诗和文学，也时常论说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论世，总以格调和气节为品评的标准。奇怪的是，我们的见解竟是这样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气相投”这样的形容。

    他是古典文学的专家，又是诗人。他写的是旧诗，各体都写，而且各体都写得顺手娴熟。有一段时间他痴心于写五言排律，他在这种智慧的文字运作中得到满足。陈先生一面教学做研究，一面又创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一般做学问人的那种“愁苦”，他总是充满了乐趣，探知的乐趣，理解的乐趣，创造的乐趣。

    他的诗颇得唐人神韵。也许是我的偏爱，我以为在古今各体中，他的七绝不仅写得清丽，而且韵味深长。陈先生知道我不会写诗，但他认为我懂诗。所以他有了新的创作总没有忘了找我，听取我的意见。他的这种信任感，很让我感动。我通常也不辜负他的这种信任。我总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闪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当此时，我们都有一种“知音”的欣喜。这种对于诗的寻觅和理解，无形中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认识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中，多数人并不关心也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陈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的关心和谙熟中国当代文学，在古典文学界是很突出的。他不仅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中国当今创作的实况。更为让人惊喜的是，除了写旧体诗之外，他还写小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我在当时的《北京文学》上读过他的历史题材小说《曲江踏青》。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陈先生是有点与众不同，他不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对象，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进入了古人生活的时空，感知他们的品性与情感，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出来。他是始终生活在他的研究对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潇洒，王维的淡泊，李商隐的瑰丽，都融进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学问。

    其实在开始时，我和陈先生的交往只是一般的，说不上深交。我们的来往多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学校里的秩序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以后。这种“不正常”，简而言之，即是不让学生正常地学习，不让教师正常地研究和教学。不间断地、变着花样地驱赶着师生从事各种各样的与学习不相干的“运动”。我和陈贻欣那时都置身于这样非正常的环境中。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接连不断的学术批判运动，反而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非常时期，也没能中断联结我们心灵的纽带。

    那时我们的处境大抵相似：头上有悬剑，以“戴罪之身”做事。我们一方面要承受着不断变着花样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一方面又要按照各式各样的指令干活。我常叹当日的我们，甚至比一边挨着鞭子、一边耕作的牲口都不如，因为牲口没有精神奴役之苦。但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我们都没有忘了我们的教师身份，不论处境如何，只要是事关教书育人的，我们总尽心地，甚至是忍着屈辱地去做。记得当年，工农兵学员进校了，要进行“开门办学”，这事轮到了我和陈先生的头上。我们都做了，我去了云南，他去了山西。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我放牛，他用牛。我们的友谊是在非正常的年代里结下的。

    动乱的岁月结束了，我和陈先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术研究中来。日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社会大动荡一结束，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坐到了书桌前，摈弃一切的应酬，以惊人的意志与毅力，开始了《杜甫评传》的写作。自1979年至1984年，历时五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尽管有李庆粤先生的全力支持，他还是为此而丧失了大部分的视力。

    我们都在忙各自的事。但不论多么忙碌，我们来往依旧，谈诗和欣赏书法依旧。他从镜春园迁家朗润园，朗润园的书斋依然有香茗在等我。我原以为我们之间这种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历时四十余载的既是淡淡的又是深深的交往，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但风云不测，人事无常，终于有一天，人们告诉我：大师兄病了！陈先生身材魁梧，体魄强健，声如洪钟，乐观、放达、充满了生活情趣，不论从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角度看，他都是非常健康的。我想不到他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我是不会安慰人的，对于至亲至敬的人尤其如此。因而我很少去看望他。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他、念着他、在心的深处默默地祝祷着他。我盼着他的康复，盼着有一天，我们重新坐在朗润园他那竹影摇曳的窗前品诗论文，而且面前有一杯他倒给我的飘着香气的荼！我一直这么幻想着。直至有一天在未名湖边遇到他——他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可是，陈先生已经认不出我了！这是一次让我绝望的打击。也许是我自私，我想，药物既不能唤醒陈先生对以往一切的记忆，我去看他，除了徒增我的伤感又能有什么？大师兄，以你的超然物外的洒脱，你该不会责怪我对你的“忘却”的吧！

    那时，陈先生还在他的静静的湖边的一隅，过着他静静的病中的日子。那时，恰好我接受了一个任务，为纪念中国文学五十年的发展而选编一本诗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敬意，在这本有意义的书中，我选了他的诗。这一切，也许大师兄病中并不知情，但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稍安。我能为他做的，也只能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我的悲哀是深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令人哀痛的告别大厅！大师兄躺在鲜花之中，他已经无知无觉、不悲不喜。而在我，却是永远地失去了我所敬重的老师和朋友！我多么惭愧，我和他神交数十载，谈诗无数，终究不能从他那里学到做诗的本领。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葛晓音写的悼诗，她说：“慈训何时敢忘之，终惭驽钝不能诗”。然而，她毕竟写出了她的悲情，而我终究未能！

    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记王瑶先生

    镜春园七十六号那座庭院是我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王瑶先生烟斗里的微光总在那间飘散着浓郁的书香的房中闪动。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我从不去打扰先生，我知道他的时间十分宝贵。和王瑶先生的每次会见，我都是拘谨的，尽管他对我总是和蔼甚至是有点不同于一般学生那样的客气。但先生的严格和严厉（特别是在治学上）是出名的，每当我走在他的近前，总感到了某种不得不让人拘谨起来的力量。

    从50年代开始做王瑶先生的学生，迄今已有三十余年。我和先生单独相处的时候极其有限，我私心羡慕那些有很多机会接近先生并能从容自如地在他的客厅和书房里晤谈的同事和朋友。我听说过先生曾让一位成绩优良但未能按照先生的指导治学的学生考试难堪的故事，直到我的妻子做了他的研究生，应该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先生了，但我却始终对他怀有敬悚之心。

    人心阅历多了之后，我对先生的了解也深了。我发现我面前站立的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更是一位人格超然的长者。这座校园里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衣着朴素甚而显得随便，但他们作为民族智慧和良知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总于平易之中给人以“威慑”感，王瑶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直至这个冬天他猝然去世之前，先生总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行走。含着烟斗，步履匆匆，先生的身影总是紧张而繁忙的。他往往来到系办公室取了信件就走。我在这里遇上先生的机会最多，只是问候而不作寒暄。燕园的居民大抵都把彼此的情感简化到最单纯。现在先生的身影消失了，我才感到了无数机会从身边失去的遗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审定初稿的工作，是我和王瑶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时日。我们住在一座楼里，在一个餐桌用饭，饭后也常一起散步。他总是工作到凌晨，每当我望见先生屋里那不熄的光，总为自己的傭懒而惭愧。先生学识渊博，即使是在他的学生面前也有他的大度和谦虚。那时恰值他的研究生郭小聪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因为郭小聪的题目是有关新诗的，先生认为我对此较为熟悉，便委托我指导并审读郭小聪的论文初稿。我把自己的处境等同于做论文的郭小聪，并怀着和他同样紧张的心情把郭的论文送到了先生的案上，没想到先生很宽厚地通过了，我和小聪这才轻松地嘘了一口气——前面说过，先生的严格和严厉是不留情面的，即使是如我这样的学生。

    其实，和王瑶先生的相处我也并不尽然是那么心理紧张的。记得那一年，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在上海开会，我和先生同机飞至沪上。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们游南京路及豫园。那时西服还不盛行，先生陪我至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培罗蒙买了一套浅灰色的西服，我是在试穿给先生看并经他认可后方才买下的那天，王瑶先生兴致很高，我们陪他买了一整箱的烟丝——这是先生需求量最大的“食品”，先生烟斗上袅袅送出的香味，均是由它制造的。

    王瑶先生的幽默感由于与他的超人机敏智慧相结合而具有极为隽永的魅力。先生即兴式的诙谐令人难忘。他在自己的书房坐下便饮荼，一杯接着一杯，烟斗则是常含口中，不断吞云吐雾。他自嘲这是“水深火热”。我听到这一名言联想到近四十年来先生身世的坎坷，便于先生的解颐之时感到了不可名状的怆然。王瑶先生即使是在人生的困厄之中也不失他的乐观精神——他并不是我们通常理喻的那种前驱式的猛士，他的阅历、素养和智慧使他具有一种超然的成熟，他知道如何处理极为复杂的局面，他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及他的学生——先生们的这种精神充满了不屈的战斗光辉。

    记得先生经常得意地告诉人们他的一段名言，那好像是他参加某一会议上说的，即“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当然系指那些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民意的不满而言的。说了以后他还加上一句，即“白说也要说”。中国具有正义感学者的韧性精神溢于言表，而这却是以先生素有的调侃方式出现的。

    那个我们不愿忘记的夏季过后，先生因身心衰疲住进了西苑医院进行小手术。他住在七八人一间的简易病房里，谈笑风生之际似乎忘却心灵的隐痛。当我询及他在医院的伙食是否习惯时，先生微笑着随口说出我如今还不能如实写出的话。在平日妙语如珠的先生那里，这一短语所包容的睿智与抗争精神，此时此境更增添了听者的无限悲怆。

    进入1989年早春之后，我数次和王瑶先生同车赴八宝山向文学界的师友告别。没料到这年的最后几天，先生终于抵抗不住死神的步步进逼而仙逝。如今轮到我来为先生送行。在八宝山告别先生的时刻，我来不及想先生的一生，想我与先生的相处。我只记起上一次，即9月5日为周扬先生送行的情景。那日如同往常是我要了车子与先生同往八宝山。路上先生与我的那次单独交谈是永生不忘的。那次谈话的内容使我有可能从一孔窥及这位师长全部心灵的秘密。谈话的最后他提及自己在50年代一次被迫在一份叫做《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的事，先生对此没有多说什么，他的遗憾与愤懑是深重的。

    当我听到来自上海的噩耗时，一切并不感到突然。在拍往上海的唁电上我只能写下“天夺我师，欲哭无泪”

    八个字，其实我现在连哭也不想，当然更不会有泪。

    许多有用的人都不在了。我依然默默地走过镜春园七十六号。大门依旧，石狮依旧，老槐依旧。只是我的老师不在了，许多人都不在了，他们都没度过那一个年头。镜春园七十六号对于我依然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我多么后悔没有把那一部分陌生化为全部的熟悉啊！

    垂花门前的追念

    记吴组缃先生

    吴组缃先生原先住在镜春园八十二号。那是一座清雅的中式庭院。灰砖青瓦，垂花门上爬满藤萝，院内植有花木，竹影森然。

    50年代一个槐花飘香的下午，我送一篇关于冰心的学年论文请先生批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之外和先生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严格得有点严厉，他不轻易赞许一个年轻人。

    后来，开始了动荡的岁月，吴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也在这样的岁月里动荡着。吴先生原先接待我们的书房被挤去了；接着，吴先生原先的房子也住不成了……总之，那是很痛苦也很漫长的岁月。

    我知道吴组缃是同情劳苦者的进步作家；知道他早年做冯玉祥先生老师时影响了冯将军积极抗日；也知道中国解放后吴先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吴先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但他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受到打击。

    这当然与那年月总的风气有关，却也多半由于先生的“直言”。1957年的“反右”，吴先生也受到打击，他艰难地过来了，但他还是“直言”批评当时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打一下屁股给一颗糖吃”。那时“鸣放”的号召已过，正是实现“阴谋”之时，闻者心惊，吓出一身汗！“文革”中先生和师母也历经坎坷，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但吴先生依然不放过哪怕绝无仅有的机会“直言”。他在会上抨击“文革”造成了知识和文明的“不毛之地”。那时并不是如今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是一个言必称伟大英明的时代，闻者亦禁不住要为吴先生的处境忧虑。

    但吴先生依然步履从容，依然慢悠悠地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他还是不走样地侃侃而谈，带着机锋，却从不激昂。难道吴先生不知道这些言论的后果吗？但先生显然并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北大的老师们大体都是这样一些“固执”的人。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格的坚定。

    吴先生是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只是写作和教书，可以说除此之外他并不需要，甚至也不关心什么。他和老舍先生私交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曾托人赠我一套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但我却亲自聆听过吴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公正而尖锐的评价。吴先生认为即使是老舍先生这样杰出的人物也不应“神化”。至于我，作为吴先生的一位并非“嫡传”的学生，在我过了五十岁之后也还有幸让吴先生批评得好久都不自在。吴先生是眼里容不得半点灰尘的人，他的耿介与他的淡泊构成他奇特的魅力。

    但他却是心胸博大而有包容性的人。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我听到吴先生关于现代意识和文学现代性的精彩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复古倾向。他的发言甚至遭到一位三十年的老朋友的“驳斥”。吴先生鲜明地站在文学探索者一边。还有一次，在一次开往八宝山的车上，我、王瑶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同座。王先生感慨说，如今好多文章他都读不懂了，吴先生很洒脱地告诉他，“看不懂你就不看好了”。

    50年代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是很幸运的。那时，那些博学的老师们正当盛年，他们的学问人生也处于高峰状态。我们的许多基础课都是这些老师亲自讲授，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林庚先生讲唐诗；王力先生讲汉语诗律学；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那时吴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明清这段文学史，后来又给我们讲《红楼梦》专题课。

    吴先生讲《红楼梦》和别人不同，因为他既是教授又是作家。因此他讲的既有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背景介绍，又有严格的史实的征引和证实，这些均与融个人创作经验于其中的论析结合，举凡从构思、情节乃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等，他都有新颖独特的分析。

    我最后一次看吴先生，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病榻上。吴先生已经不会说话了，他正艰难地、也是最后一次与死亡搏斗。我感到痛苦，因为我心中的吴先生是不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去年，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们一起向吴先生庆贺八十五岁生日，那正是吴先生经历一次大的手术后胜利归来。他对生命充满信心。他给我们讲“歪墙不倒”的道理。他自喻“歪墙”，因为在他的兄弟中，唯有他体质较弱却活得最长。

    那次谈话已成了永久的纪念。那时我感到吴先生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透明。他讲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一次偶然，那只是一次千万个精子与卵子的偶然中的结合，但形成生命的这个结合体却是幸运的胜利者。吴先生这番话是渗透生命奥秘之后发出的。我想，他的意思是长者对我们的劝勉：每个人都不必把这种“偶然”的获得和失去看得过重，但每个人又应当十分珍惜这种“偶然”的胜利而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现在，吴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命如芦苇般脆弱。吴先生执著而勤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80岁以后，吴先生曾立志要写一部《吴批红楼梦》。但死亡的钟声却无情地敲响了，留给我们的却是永远的遗憾。

    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

    在北大校园里我可以比较放松地与之晤谈的长辈，只有少数的几位，首先便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东语系教授，有段时间还担任北大的副校长，而我认识他时只是中文系的普通学生。从学问、人生阅历到年龄，我和季先生之间都隔着长长的距离，但我却有幸亲近了这位忠厚长者。

    有一次和季先生闲聊，谈及季先生弟子满天下的事实。经季先生认定，认辈分，

    我该是季先生的第五代弟子。但上述那些“距离”，却不妨碍我和季先生比较不那么拘谨地交往。在中文系，直接为我授课的教授很多，包括我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的一些老师，我和他们的接触，大体还是相当拘束的——至少是和季羡林先生的接触有些不同。季先生的魅力，来自他拒绝一切装饰的平易和素朴。

    有几次我和季先生一道外出开会，为了省钱，我总是搭乘先生要的车。一般的道理，作为晚辈，最起码的礼节应当是，我事先随车出发，前往迎迓先生。但每次提及，他总是说，从朗润园到你那里顺路，还是我前去接你吧。这样，就造成仪礼上的失序，但先生却视为平常。从这样小小的事情，可看出先生为人的一贯。这是一位非常本色的人，一切的虚华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尽管他博古通今，学富五车，是当今学界享有荣誉、受到普遍景仰的大学者，却始终保持了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

    季先生不论是漫步在燕园的湖滨，还是出人庄严的场所，始终都是一身朴素的衣着。他是那样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由此我悟到：一切的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并由平凡所构成；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正是由于这样不可辨认的一般和平常，却生发出逼人的辉煌。我从季羡林先生的身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我有限的人生阅历中，见闻说不上丰富，却也是和各样的人都有过交往。一些人拥有权势，一些人拥有金钱，更多的人拥有学问和才气。那些拥有者，也不是都乐于炫耀他们的拥有。他们中也有人体现出良好的素质，但我依然能够从他们“不以为意”的修养中，看到他们对那种“拥有”的“在意”来。而季先生则不，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我心目中的季先生，只是一位极普通的长者，在极普通的状态下说话、做事、写文章。

    我曾在一篇纪念师长的文章中说到这座校园中单纯的人际关系：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平时都忙着各人自己的事，对于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师生、朋友的情谊都简化到最平淡处。我和季先生的交往，也如同这校园中所有的人那样，平时无事不相往来，路上相遇，颔首致意而已。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断地从他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具有的震撼力。

    对于一般人而言，都是年龄与精力成反比，年龄增长了，学问自然更为丰富成熟，但他的创造性的投人则往往日见衰落，这是一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季先生身上却不适用。他愈到晚近，学问愈做愈大。他连续主持了几个大得让一般人瞠目的学术工程。一般人到了季先生这样的高龄，往往表现为力不从心，而季先生却是愈战愈勇，仿佛是重新获得了一次青春。所有的人都想倚重先生的名望，于是有了频繁的拜访和频繁的邀请，这几乎构成了先生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们于是也看到了许多场合先生的出席以及他的切实而精彩的讲话。季先生从哪里获得这么旺盛的精力与热情，他的存在真是一个奇迹。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极度繁忙中他近年的散文创作也创造了一个巅峰状态。被诗人牛汉谑称为“老生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季羡林。我们在不断获知季先生学术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例如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首创一人获得两项巨奖的例外），还不断读到他的随笔和艺术散文的华章丽句。在当前散文界，季先生的创造力完全不低于比他年轻几代的作家。

    最近韩小蕙主编了一本散文集《永久的悔》。她在序中说了如下一段话：“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赋得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从我发出约稿信，到季先生寄回文稿，前后一共只用五天时间，不需屈指，4000字的文章，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只用了一天一夜！”韩小蕙最清楚，她的同样的约稿信在我那里是如何的遭遇：一拖再拖，拖到不能再拖！所以，她的表扬季先生，我收获的却是加倍的愧疚，为我的懈怠和慵懒！

    季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最慈祥、最宽厚、最和蔼的师长，同时也是最严格、最让人敬畏的师长。不是由于他的严词厉色的鞭策（他从来没有），而是由于他的这种无言的垂范！北大的图书馆藏书之富世所闻名，我惭愧的是，进图书馆还需别人指引。而我听说，八十高龄的季先生日日埋首其中，风雪无阻！

    世上有人除了炫耀他们的财富和学识，还炫耀他的权威。他们以为摆开阵势，做出吓人的样子，便能震慑他人。其实不然，如季先生者，他只是极普通地说话、做事、写文章，用他的平常心、平常态、平淡至极的无言，却让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渺小、浅薄和虚华，从而生发出深深的敬畏之情！

    金克木先生的文采

    我和金克木先生同在一个校园里，却是不常见面。一则是这校园太大，不同系的人经年难得见上一面，我晤见金先生有限的几次都是在校外的某些会议上；二则是北大的人一般交游都很淡，我这人又一向疏懒，不仅对师辈如此，对同辈亦如此，但对师辈尤甚，因为老师年龄大了，不好打扰他们。这样，我执弟子礼主动请安的时候就少，而多半是老师们有事垂询“召见”的时候居多。此种“召见”的事例，远的一次是大约四十年前冯至还住燕东园时，他约我前往谈诗（那次谈话涉及冯先生的《十四行集》，我已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述及），最近的一次则是前不久陈占元先生托人带口信约我见他（此次见面，他谈及也是将近四十年前计划写作的《巴尔扎克评传》，陈先生还让我看了他写于50年代的部分草稿）。而我于金克木先生，则是我不主动请安，他亦不主动召我的“特例”。

    但我对金先生却是时常想念的。不仅由于同属一个学校；也不仅由于他是诗人，与我的专业有关；更由于他文章多，我经常通过阅读获得他的教益。所以，虽不常见面却相当的熟识。说来也是若干年前的事了。那年台湾的作家王拓来访，中国文化书院借此举行一个规模不小的座谈会，金先生和我均被邀请。多时不见，只见他步履矫健、神采飞扬，完全不像是年近八旬的人。谈及写作，先生告诉我最近写了很多杂文小品有几本书都出来了，有的用的还是笔名。看来，先生对自己的创作状态很是满意。

    又过了几年。那时在一片沉寂中我忽然想，这一片广大的国土怎么又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呢？于是在大家都缄默的时候想起开一些会。开会自然想起邀请一些能坚持自己见解的纯粹的学者和作家来。于是便想请先生出马。电话里传来的依然是先生充满乐观精神的声音：“不行！我现在是除了嘴巴在动，其他都不动了！”他的调侃说明他依然有着活泼的思维、充盈的生命力。先生年事高了，出门不便，我当然不敢劳烦他。后来，我让一位博士生专门前去拜望了他。就是那次拜望，先生赠给我一系列他的著作，其中有《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难忘的影子》、《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金克木小品》以及译作《印度古诗选》等，均是80年代以后出版的。每本书先生均亲笔题签，时间是1993年。这些书涉及的文体有诗、散文、小说、文化和科技随笔、研究以及译作。论及学科的广博，先生的博学真让人吃惊。即单从文体看，足足说明先生是集学者、作家与诗人于一身的，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各种文体进行写作的多面手。

    我们不妨从译作《印度古诗选》来看金先生的写作。入选的作品是从印度最古老的吠陀语、梵语和巴利语文学作品中译选的。这一点就很不简单，因为国内已经很少能够做这工作的专家了。再以《艺术科学丛谈》一书列举的篇目看，诸如“信息论美学”、“实验美学”、“建筑美学”、“符号学”、“民俗学”、“人类学”、“语义学”等，这些学科及其知识，在80年代的中国都具有前卫的性质，金先生是老学者，他能够站在这些学科的前沿发言，便是非常可贵而动人的。

    至于作为学者兼诗人的金克木，这种双重身份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有异于人的特点，则是明显的。他的散文综合了学者的冷静和诗人的灵动的不同性格，从而拥有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的特征。诗人的想象力和灵感使他的散文充满了动感和机趣，学者的求实和思考性则给予他的散文以沉稳和厚重。金克木很少在散文中作纯粹的抒情。不是他不擅长，恰恰只是由于他的这方面的特点都奉献给他的诗了。他说过这样的话，“写的诗，都是自己写不成文的；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文中有诗意还可以，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可见，他对诗文不同文体的特征极为重视，他十分严格地不让诗中“有文意”，在这方面，他坚持了诗人最重要的品质；但他还是“宽容”地让他的文中保留了适当的诗意。读金克木的散文，即使是那些理论气息很浓的散文，也时时感受到诗意的光辉。

    晚年的金克木很少写诗，人们对他的诗人的印象，多半还是和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游的青年时代得来的。当时，他属于非常先锋的现代派诗人的营垒。过了青年时代之后，金克木甚少写诗。但每次写诗，总有精彩之笔让人惊喜。这就是作为诗人对于诗性的矜持。记得1980年，为纪念戴望舒逝世30周年而作的《寄所思》二首，就给了读者极大的激动。其中的《夜雨》：

    悠长的一瞬，无穷无尽的呼吸。

    喧嚣的沙漠。严肃的游戏。

    西湖，孤山，灵隐，太白楼，学士台。

    惆张的欢欣，无音的诗句。

    迷细雨中的星和月；

    紫丁香，白丁香，轻轻的怨气；

    窗前，烛下，书和影；

    年轻的老人的叹息。

    沉重而轻松，零乱而有规律。

    悠长，悠长，悠长的夜雨。

    短促的雨滴。

    安息。

    写的是夜雨中对故人的怀想。这种思念不借外在的描绘，而是纷繁的思绪和纠缠不清的感觉。那短短诗行所传达的矛盾和复杂，说的是人，也是诗，是艺术，更是人生。金克木作为成熟的诗人，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技巧，通过借助和再现戴望舒诗的意境和韵律，表达他对已故友人的思念。他的“悠长”、“丁香”、“惆怅”，都让人联想到戴望舒那首著名的《雨巷》。写这诗时金克木已人晚年，但他诗中却充盈着青春活力，仿佛有无尽的诗的矿产可待开发。可惜，他已无睱顾及多情的缪斯，他的注意力已集中于他长期从事的学术研究方面。

    引人感兴趣的是，在80年代以后，他的散文创作却进入了高潮。他的随笔小品的文思不断流涌，使人对这位学者的积蕴莫测高深。当然，作为学者，金克木散文体现的最主要特色乃是这种学者的气质和禀性。他通过轻松而不板滞的文笔，在散文中存贮和承载了丰富的知识和学养。读他的文章，一方面感受到诗人所具有的想象力和情感的有节制的发扬，更主要的，则是展示出学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思考。这些特点，即使在那些学术性著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序文都称得上是优美严密的散文。这些文章，除了给人以文学性的浸润，还涵容了相当丰富的学识。这是一般的散文作家所难以到达的。读这样的文字，一般散文容易有的轻浅感自然地消失，使人不能不以自然的心境感受学院特有的那种厚重。

    当然，读金克木的这类文章，首先是接受他的广闻博识的陶冶。例如这样的讲述：“史诗是印度蜚声世界的大著作，有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十八部作为历史的‘往世书’。这里只收了《摩诃婆罗多》的一个著名神话。《罗摩衍那》已有全译，‘往世书’与史书类似，都没有选。这一插话在印度传诵最广，地位最高，大概是因为它宣扬了‘三从四德’性质的封建道德，同时，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这些文字，朴实、平易、不事喧哗，看似信手拈来，如道家常，却是毕生修养学问炼出的精华。朴素不加文饰的文风，表现出学者的严谨，但它又是文学的，它没有故作惊人之笔的矫饰。

    在学者散文的创作中，由于散文作家的学者身份，也带来了他们的职业特性。这就是重说理、重论证、重知识的承载和传播。因此，行文较为冷静甚至流露出某种拘谨而缺乏灵动和轻松。金克木是诗人，故而有所不同，他的散文随笔在保持了学术性的特点之外，也注意到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的一些随笔喜欢采用对话体，大概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内，其动机除了增强辨析的色彩，可能也为了使文章不至于祜涩，以调节由于说理过重而产生的弊端。本书特意选取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文学散文的《文化的解说》一书的《世界思潮》一节，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像金克木这样的学者学术性文字所具有的文学品质。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全面把握的大视野，看到他通过随意性的漫谈展现出来的深厚学术积蕴，以及那种不容置疑的雄辩的魅力：“人类在毁灭地球，破坏天空，用无法消除的各种有毒垃圾的加速增长来危害自己。人类能控制自然，但控制不住自己，只会由一部分人镇压和屠杀和谋害另一部分人。”最后，这篇文章还以诗意的语言结束：

    夕阳经过黑夜仍然会出现为朝阳。

    世界文化还没有老，还能不断产生新思想。

    只有白发老人不能重返青春了，不过还可以有青春的思想和青春的语言……

    金克木对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这类文字往往是抓住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就话题随意展开。在金克木这里，有很多时候是通过对话的设问或驳难把问题说得深入又有趣味，通过互相启发和撞击使思想发出火花。作者借助散文的方式使长期积累的丰富学识得以介绍和阐释。读金克木的散文，不能不为他的渊博的知识、精湛的见解所折服。仿佛有取用不尽的智源，他通过散文尽情地发散着他的学术积贮，几乎篇篇如是。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从《史记·货殖列传》谈起，涉及《老子》、《庄子》、《孙子》、《左传》、《资治通鉴》，甚而国外的《远征记》、《万人退军记》、东西罗马、围棋的黑白子。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天机云锦、编织成趣。没有丰博的阅历、深厚的储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近年来，金克木写了大量这样的学术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读书记。它不单纯，而是在“闲谈”之中融进了作家的独特个性和修养。这在金克木，则是那种学者的认真严肃之外的那种不失幽默的天真乐观，那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入世态度，那种长期为人师表的诲人不倦的（不是板着脸孔的，而是朋友式的聊天的）性情流露。他的创造力愈到晚年愈是旺盛，他已成为当代最多产的散文作家之一，以八十多岁高龄的创作，其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甚至超过比他年轻数代的作家，这堪称当代文界的奇观。

    金克木这类文章往往行云流水般的挥洒自如。因为是作家，又没有学院通常有的那种“呆气”。他博学，但不卖弄，只是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充满机智而又轻松活跃。文章写到这个境界，真是出神人化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这就是他不因为置身校园之内就与世隔绝，相反，他对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相当关注并且投人。他耳聪目明，信息极其流通。文化及文艺，甚至社会市井的种种新闻，在他的文章时时可见。读他的文章，绝无沉闷之感，也没有那种“学究气”、“八股气”，新气象如春风扑面，令人心喜。

    读金克木的散文，深深感到他总是和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谈论古旧，总因现今的思考所引发，他的思维是一脉活水。他总是面对实际发生的问题发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他总是根据自己毕生见闻以及渊博的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的学识，自由、洒脱、活泼地展开，从中体现出敏捷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机智和雄辩。这类文字，似乎只是无心地说，看似随意，但内质却有着学者式的严密和认真。举一篇此集未收的例子，这篇题为《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文化意义》的文字为例，从题目看，很像典型的论文，但其写法却是随笔式的。这篇文章有如下的资料征引：

    英国还在印度制造灾荒，这是国际周知而且罕见的惨剧。东印度公司占领土地强迫收地租，委托印度包租人不断掠夺。一年孟加拉灾荒中俄死了约一千万人而应交的地租还是收足了。这是公司的公文中承认的。一七七二年印度总督的公文中说：虽然该省居民死了至少三分之一，耕地减少，而一七七一年租税净收入还超过了一七六八年。

    金克木散文中这种实际材料（包括具体数据）的引用，说明学者风格的坚定表现。他的散文随笔涉及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简直令人目眩。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法文、阿拉伯文到梵文，从佛教到基督教，从音乐、壁画到碑帖，从佛塔、经书到围棋，而且还要加上上述那种从官方文告中摘取的统计数字。但是，他的文字中没有罗列和堆积，而是随着文脉流动而编织成序。读他的文章产生愉悦，因为他把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情趣投人其中，从而与文中那些理趣融为一体。如下的文字便是一种证实，说明诗人的品性在充满理性的文字中闪烁着光亮：

    有不少人看到宗教经典读不下去，心中认为那是愚昧无知的产物，以此回答心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些不可相信的话？从社会条件方面解释宗教行为不足以完全解析其内在的思想。这不完全的解说也不能到达充分的理解。由此引出如下智慧的闪光的结语认为别人无知固然可以由感觉自己‘有知’而满足，而由此也会忘了自己对这种‘无知’也同样无知。”

    用一般的散文家创作的视点来评价金克木的创作容易产生误差。一般意义的散文总有它固定的艺术约定，包括散文的抒情性在金克木的创作中也有严重的缺失。若是在他的散文中寻找刻意构造的意境或韵味会失望。甚或那些公认为属于散文普泛品格的“即景抒怀”一类，在金克木的散文也极少出现。包括一般的艺术雕琢或技巧追求，他的散文也淡到近于极限。应该说，成熟的人生和成熟的学问，使他自然告别了那种青春幻想的心境、情趣和文风。不是说他不具备和拥有艺术创造的眼光和手段，而是他已不需要。对他来说，情趣就是人格，意境就是人生。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就如何写，写作对他来说已不是“创作”，而只是他要“告知”。他如一只成熟的蚕，通体光明，丝丝缕缕都是生命的精华。他走过的路，他经历的人生，这些经验和体悟已无需形容和装饰。他道出就是艺术，这是自然的、朴素的，或者是近于天成的。因为他所拥有的，很少有人能拥有。

    当然，不是没有个性，而只是个性无需特别的“表现”；不是没有风格，而只是风格就是他本身。我们读金克木的任何一篇文字，都感到是这一个“他”在说话（是说话，不是抒情，也不是描绘），这种话和说话的方式均非他人所能替代。例如，在最近发表的那篇《与诗对话：〈咏怀〉》，对“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二句诗，他就“多言”、“繁辞”作了精彩的发挥：

    “焉所告”就是“何所告”？何处告？“将诉谁”说了也是白说，何必说那么多？然而，阮老前辈！您既然开了这个头，以后接着来的就更繁更多了。《离骚》从此变成《咏怀》了。然而，现在城市中高楼林立，见不到明月，听不到大雁，“北林”“朔鸟”都消失了，“上山下乡”已成过去了，环境变，人也变了，不孤独又没有忧思的人怎么会和《咏怀》共鸣呢？《咏怀》永远是孤独的。

    “咏怀永远是孤独的”，这是何等的警语！这不仅说明金克木对阮籍《咏怀》的独到见解，而且他还通过对这首古诗的解读，表达了某种忧思和焦灼，他出语平静，而平静之中却富有现世的激情。

    金克木人生阅历极丰，知识极深广，不仅对于人文科学和语言学，而且还对于自然科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章典籍涉猎既多，且思维敏捷活泼，于常人可见之处，每发奇思。所以一题到手，总是泼墨成趣。把学贯中西或博古通今这些话放在金克木先生身上，是恰如其分而毫无溢美之嫌。在他的文章中，关于各国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风土人情，道来总如家常，于平常处闪烁着智慧之光。虽年长，而思想却新敏，于世事毫不隔膜。读金克木文章，无处不感到他的青春精神、新潮意识。在他的观念里，古今中西是浑然一体的，往往随意谈开，便风光满眼，妙趣横生。近作《与书对话：〈礼记〉》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一段话的解释便充满了机趣：“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哲学’都有了。思想很现代化呀”。这份诙谐，这份通俗的深刻，写这文字的只能是这样特定的“年轻”的金克木。

    金克木散文的这些文章风格和表达方式，断然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那些散文，也与新文学以来的那些杂文的观念有别。他的散文中包含了思想随感、读书记、文化漫谈，甚至文献考订的宽泛内容，而且以充分的书卷气为其特色，大体接近于杂感、笔记一类。以流行的艺术散文的文体来衡量金克木的作品，可能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好在散文这文体本来就随意，就驳杂，既然大家都承认金克木的文章有文学性，则认为它属于文学便是适当的。

    这样看来，作为文学作品的金克木散文，其中自然也包括并体现出作家的特定风格。风格即人，这是大家都赞同的老话了。若说金克木散文的风格即他个人风格的体现，这大体也是适当的。那么，什么是他的风格特征呢？这就是：智慧、谐趣和从容。读金克木让人心境沉静，有一种彻悟。但又不是远离尘世，不是避隐，沉静之中却导引人面对现世，而不是面对空无。《告别辞》可说是一篇奇文字，说的是八卦阵中的“死门”，说的是“自搅”、“自祭”，说的是“前天才得到的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总之，这是一篇生离死别的文字。一般人接触这样的内容，往往会有浓重的悲哀，会有悠长的或轻轻的叹喟，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安详和超然：“设想我躺在那里排队等待火化，那时该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出世入世并无分歧，纸上千言无非一语。在那里的路上有我们无数足迹，现在该收回了。”“又想到新去世的女朋友。她在最后的信中问我要不要她所保存的我的信。我回信说，不要了。人亡物在，何必呢？”这种心态，这种境界，以及表现在文字上的这种风格，是学也学不来的。我想，这就是金克木先生文字的最珍贵的东西了。

    金克木先生，安徽寿县人，1912年8月14日生。幼年受塾师课蒙，读古文古诗。早年受业于家乡中学，并任教于乡村学校。1930年夏到北京，在大学听课、自学。1932年到山东德县师范任教。1933年开始在《现代》发表诗歌。1935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39年在湖南大学讲授法文。1941年赴印度，学印地语及梵文。随后，又学印度哲学、文学，并游历印度各地。金先生早年的那些经历，在他以辛竹署名的《难忘的影子》这部“纪实性的小说”中可以看到。1948年起，金克木先生人北京大学任教，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至今。金先生早年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往甚深。随后，金先生又成为著名的学者，特别对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语言有深入的研究，他是国内少数几位梵文专家之一；80年代以来，金克木先生文学创作极丰富，尤其是在散文创作方面。金克木散文创作的成就，可与他的新诗创作、学术研究鼎足而三。他是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影响很大的作家。

    替金克木先生编这个散文选是我的愿望。两年前，我获知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当代散文作家的作品选，我即向范希文和纪秀荣二位建议应列人张中行和金克木的两本，这意见他们采纳了。编选金克木散文选的任务因此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蒙金先生不弃，他也同意由我担任此项工作。为此他送给我大部他近年出版的书。

    金先生愈到晚年，创造力愈充沛，文章写得多，也写得漂亮，这真是一个奇迹。金先生的各种集子，有自编的，也有别人编的，已有多种。我这次编选，想侧重从学者散文的角度进入。学者散文云云，国人多有提及，名字妥切与否可不计，但学者为文有其特点则不容置疑，我取这个角度，也旨在使这个选本有一点新意。

    这次编选，参阅了金先生近年出版的多部著作。接受这项工作之后，我便留心金先生散见报端的新作，有见到的我就剪下，留以备用。其中如刊登在1993年9月号《鸭绿江》上的《告别辞》，我读之惊喜，以为此文最能代表金先生的人生态度和写作风格，便剪存至今，终于派上用场了。

    任务算是接受下来了，我以琐务缠身，迟迟不能动手，便想打退堂鼓。还是范、纪这二位尽心尽责的编辑，数番自津门驾车莅临寒舍，督促鼓励有加，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动。心想君子一诺，自应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它，也好向我敬重的金先生交卷。今夏北京多雨，天气不热，我利用假期终于完成了萦系于心的这个宿愿。

    此书体例是我自定的。大体按内容分类，由近及远编排。只收80年代、即所谓文学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下限是1995年的当下。编目以空格断开，每隔断的部分，其内容大体接近。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分类法，因为金先生的文章海阔天空，行云流水，其内容甚驳杂，难以断然分开。按现在的分类顺序，大体是：具有自叙性质的；对历史人物或友朋的纪念的；涉及评论文学艺术的随笔；关于文化或与此有关的思考的，内容也是“由小及大”的展开。

    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陈嘉庚出身于我国闽南乡间的一个平民家庭，经过一生不折不饶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一代伟人。这有赖于他那勤苦劳作的本色，勤勉而又精明的经营才能，加上毕生坚持正义与进步，这些因素把他推向了人生的至境。其间最核心和最动人的地方，则是他在处理大小事务中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而铸成他的伟大人格的，则是原自几千年文明的中华道德传统中的最精华的那些部分。传统的美德，加上长期在海外生活身受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二者的结合在他的身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陈嘉庚事母至孝，待人至诚，在乡里中讲究宽厚，在社交中首重信义。前面我说到的首读二章，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和一个信字。有孝则家和，有信则事兴。世间万象，看起来复杂，实际上简单，而能达到这简单的，则非常人了。以陈嘉庚在父亲身后代还欠款一事而言，这债务在法律上是不成立当然也不被追究的，陈嘉庚承担了，而且言出行果，其实全在一种信念。当他经过多年积攒，带着巨资出现在已经破落的债主面前的时候，不仅是当事人，而且也令我们这些读者眼为之湿！

    当然，陈嘉庚一生行止，他生前的受人崇敬以及他身后所享有的殊荣，究其因，远非孝、信二端所能概括，他的精神深厚而博大，细小处严谨而襟怀能容万物，他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但是事关大局则绝不含糊。每次来到厦门，我总要到集美瞻仰鳌园，瞻仰陈先生的陈列馆。陈先生可谓富甲天下，而日常生活却极为节俭。平生所用器皿，一顶晾帽，一支手杖，一个旧手电筒，还有简陋得令人心酸的床榻，都使人为之深思：什么是平凡的伟大？他的财产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挣来的，他生财有道。但他几乎倾其所有而贡献于教育事业。当他经过亲身的观察认识了真理，他又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了正义的事业。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在他的身上化为了一种足以战胜一切艰难，度过一切苦厄的神奇力量。但他的一切言行却显得极其平凡和普通，他可以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派来迎接他的豪华轿车的泥痕中看到腐败，他不止一次不顾主人的尴尬拒绝乘坐轿子和人力车。陈嘉庚是传统的，但他又很现代。他主张服饰改革，反对穿长袍马褂，他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事业，为了办学，他可以变卖自己的房产。尽管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儒家的精神传统，但他又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思想开放的人，他行为有节却毫不古板。

    最近读到一本叙述陈嘉庚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平故事的书，印象至为深刻。这本书改变了传统的传记写法，以说故事的形式为伟人立传，分节细致而不琐碎，不求首尾衔接而又前后有序。作者写伟人的平凡又能突显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在我们的心目中，陈嘉庚始终都是一位和民众忧乐息息相通的人，但又总让人感到他的巨大而崇高的崇山大海般的存在。作者笔下的陈嘉庚是普通人，是平常人，但总把他放置在一个宏大壮阔的背景中展开他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里有二次世界大战的万里风烟，这里有国共两党的恩仇离分，从重庆到延安，从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作家为他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广阔高远的活动场景。同盟国的全球战略，东南亚的惊天风雷，在书中都成为展示人物风采的舞台。从蒋介石、汪精卫，到毛泽东、周恩来，陈嘉庚周旋于这些显赫人物之间，不卑不亢，有节有度。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人，陈嘉庚臧否人物也不怀偏见，如对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则赞誉有加，对宋子文办宾馆则严加驳斥。

    在充满硝烟的动荡年代里，行走着一个始终让人感到亲切的伟大身影，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他是二十世纪人物画廊中我们始终不会忘记的人。他一生行善，他一生向上，他一生持正，他一生以正义抗恶。通常都说人无完人，这话本来不错。但依我看，这话用在陈嘉庚先生身上就有点不切了。考察陈先生一生行状，从修身、持家，到以毕生的心血贡献于社会，从他的严于律己，乐善好施，勤俭敬业，无论是家事还是国事，他的言谈举止，都让我们感到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这下我们真的要破一下例了——他是一个千古完人。

    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那颗心还在跳动

    怀念张志民

    张志民的家乡是斋堂川中的张家村，是崇峦叠嶂中的一座美丽而艰苦的小山村。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去张志民的家乡，那一带路径我很熟悉：出西直门往西，乘京张线至雁翅，沿永定河碧蓝的河岸，往大山深处走去，前面展开的便是斋堂川。京西一带山水壮丽辉煌，培养了那里的人质朴、善良而又豪爽的性格。张志民的一颗诗心，就是百花山的精魂所熔铸。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读到了张志民的诗。作为南方滨海城市长大的学生，我震惊于张志民笔下所展开的北方农民的苦难。我出身贫寒，我对苦难并不陌生。但如王九或“死不着”那样的悲惨处境，则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我那时未曾到过北方，我对中国寒冷而苍茫的北方毫无所知。是张志民的诗（当然，还有李季的诗，那时我也读到了《王贵与李香香》），向我敞开了北方的乡野和村落里所发生的那一切的痛苦和压迫、死亡和抗争。我感激诗人用他那富有特色的声音和色彩，丰富并滋润了我的心田。

    那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在我的心目中，张志民无疑已是一位十分成熟的诗人了。70年代最后一年，我初识张志民。我惊异于他的年轻，虽然当时他已走过相当长的坎坷的道路有过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从年龄看，他只是我的兄长，而在人生经验和艺术成就上，他却是早慧的成功者。

    张志民是中国大地的儿子，他身上流淌着中国农民的血液。他感受着并传染了中国大地深沉的悲哀。热爱土地和劳动，希望通过播种、耕耘、创造并享有合理的生活。当这一切辛勤劳作的成果不被承认或竟被剥夺。他便用笔控诉这种剥夺，于是有了他诗中的那种抗争的激情。因为他熟谙农民的情感方式，这使得他的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接近民间，从而表现出风格上的高度和谐。

    写《王九诉苦》和《死不着》时，张志民非常年轻，但一开始就是成熟，一开始就到达了那个时代诗歌艺术的高度。这可说是中国新诗史的一个奇迹。在去年举行的张志民诗歌朗诵会上，我称他是早慧而早熟的诗人，我以为这对张志民来说是允当的。张志民最初的创作，采用民间歌谣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新诗的新生面。在新诗普遍性的欧化传统的另一面，特别是从农民歌咏的方式中，他提取并创造了切近中国广大农民熟悉的诗歌形态。

    但对张志民的诗歌风格，若仅只看到俚俗（这绝非贬义）的一面是不够的，其实，在他的素朴的表达中，有着相当完熟的“俗中之雅”。细心的读者都能从他的那些适于吟诵的诗行中，感受到他高度锤炼的功夫，感受到他那高超而娴熟的诗艺。他显然提高并丰富了民间的传统。张志民从他处身民众的土壤中，吮吸着大地的精华，也吮吸着大地之子心灵深处的丰富和充实。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恒久的。

    我以有他这样一位兄长一般的朋友而自豪。最近这些年，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见一次面。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他那发自肺腑的真言和忠言，每次总能受到这颗高贵的心灵的沐浴，从而使我在世俗的淹没中，感受到一种世上难有的脱俗的高雅和纯净。这些年，我们每次见面都是愉快的，我从未想到我们的聚会会有终结的一天，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我们。而且每次见面，我们总是设计着和预约着，去访问一次我们都热爱着和钟情着的斋堂川。

    可是，世事难料，聚散无常，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现在正是四月，正是斋堂川中杏花如海的季节，诗人却失约了！我不能不感到怅惘。此刻的空漠无以言说。那日接到张宏的电话，我也是这样的无言！我不会相信那颗高贵的心会停止了跳动！我分明感到它仍跳动在热爱他的亲人和朋友中间，跳动在斋堂川和中国大地，跳动在他热爱的父老乡亲中间！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余光中经典》序

    余光中先生在中国诗界可算是一位奇人。他写诗的产量多，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而且现在还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这种不曾退潮的“青春期”是让人艳羡的。余光中不仅写诗，而且评诗；不仅评诗，还选诗和译诗。诗人、选家、诗评家、翻译家，他全兼了。他是真正的多面手。这样的全才，在当今中国，不谓仅见，也算少有。

    我说他是奇人，还不止这些。前几年我在谈论徐志摩的作品时说过，徐志摩不但诗好，而且散文也好，可是他的散文的成就被诗的光辉遮蔽了。现在来看余光中，二人竟也相似。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是成就卓越的诗人，也有人知道他散文写得好，但并不知道他的一些散文的成就超过了诗。在当今中国，他是一位散文大家。可是，同样地，余光中的散文成就被他的诗名夺去了光耀。？所以这本《余光中经典，准确地说，是收录余先生经典性的诗歌作品，而不指涉他的至少同样杰出的散文，乃至其他文体的实缋。

    余光中的诗歌作品，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内地，不论是单行本，还是选本，都出了不少。今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更隆重推出了皇皇九卷的《余光中集》。其间除了经作者自定留存未收的少量篇章外，余光中的诗、文、评作品大体都齐全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从道理上讲，余光中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应当是不愁销售的。但现今市场竞争激烈，也是不可轻率处之的。

    我在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是，作为一本新的选本，它是一个精选本。编者希望能够在二百首上下的架构内，尽量不遗漏余先生那些脍炙人口的佳篇。其次，则是希望编得有点特色，力求有别于其他选本。这是一个插图本，期待着能收到图文并茂、诗画互映的良好效果。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在编例上出点新意。起先，我和责编吴晨骏先生商定，想按诗人的创作年代，将全书分为三个时期，即台湾一期（1950—1974）、香港时期（1974—1985）以及台湾二期（1985—2003）。如此划分，历史的脉络是清楚了，但是不免略嫌板滞，也乏新意。

    余光中生平所作诗，不仅量多质优，且内容广博，涉及世情万象，层面繁丰。虽然他以“乡愁”一曲享誉大陆，但他的创作丰富性却远非简单的“乡愁”二字所能概括。佘先生对某些读者及评家指称他为“乡愁诗人”的提法颇有质疑。他说：“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我的诗，主题历经变化，乡愁之作虽多，只是其中一个要项。就算我一首乡愁也未写过，其他的主题仍然可观：亲情、爱情、友情、自述、人物、咏物、即景、即事，每一项都有不少作品。”我们受到余光中自述的启发，决定此书编例以“情”为题按内容进行分类，分别为：乡情、爱情、亲情、友情、世情、风情、心情。计有七情，为七单元，每单元收诗数量不等。如此下来，编者自觉颇为惬意。

    这正好应了我对诗这一文体的基本看法，我始终认为诗是从情出发的、以表达情感为根本的一种文体。当然从道理上讲，文学艺术各种样式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情感世界的把握和传达。但它们中有的偏于叙事，有的体物言情互见，而诗却是专司此道的。情是诗的灵魂和根本。现下有人大谈“零度写作”或“冰点写作”，实在是一个歧误。古人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说，“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些表述，都证明诗与音乐等艺术品类是与人的情感的发生及表达，有着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联系。

    佘光中在对现代诗的思考中对诗的知与情的关系辨识甚详。艾略特认为18世纪诗人抑激情而扬理性，19世纪则反过来，抑知而纵情。20世纪初的反浪漫运动中艾略特等人之所以提出“主知”说，是为了纠正浪漫主义的“纵情”倾向，强调作者要着重观察与思考，而不是仅仅凭借感情与想象。余光中在简要回顾这些历史之后说：“然而抒情的需要是无法否认的。即使有些喊出‘主知’口号的诗人，也无法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抒情。”由此看来，我们的选本以情定编，应当是大体无悖于诗的本质，也无悖于余光中先生的整体诗观的。

    余光中重视诗人自身体验对于创作的作用。他曾经论述过诗人的创作过程，“诗是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文字，将主观经验客观化的一种艺术”。我非常重视他的“主观经验”的提法，以为这种经验总是与诗人的心灵、情感以及他的人生体悟有关。在另一篇文章中，余光中认为一首诗的创作过程，“是从作者的心底长途跋涉而到达他的笔尖”的过程。他强调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位诗人的至关重要性。“一个作家在体验生活时，他必须和外界有够深的交往，但是当他把这种体验变成艺术，形诸文字时，他必须回到内心。”诗人的这些表述，似乎都在暗示着并证实着心中之情和诗中之情的联系。

    本书以情定制的构想，新是新了，但也有缺憾。首先是诗人创作的时间顺序被打乱了，也造成检索的困难。再就是有些诗难以判断它的归宿，有些诗究竟是写友情还是写爱情，有些诗究竟是表达心情还是抒写风情？这样做开去，难免武断，难免“错判”，可能会出现让人繼尬的局面。但是编者的决心既下，就不打算改变了。当然，还有一些优秀作品在编者的眼下被疏漏了，留下了遗珠之憾。我期待着余光中先生的指谬，更期待着读者诸君的批评。

    我对余光中先生虽有多次晤面，但未有深谈，却始终怀有敬意。这次编辑“经典”，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他的诗文，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现代诗的一些论述。他的一些论点深得我心，我是引为同调的。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以自己的创作成果证实了现代诗的必然性的一位诗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一直存在着新旧诗孰优孰劣的思考和论争。余先生对此是非常清醒的。他说过，“在古典诗与‘五四’的新诗之后，现代诗是‘必然’，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具有这样的信心，我才挺身出来为现代诗辩护。但是现代诗毕竟是新生的艺术，传统尚未建立，毛病在所难免。”在为现代诗辩护的同时，佘先生也“警觉到西化之失，并挺身而出，向许多西化作家直言苦谏，更不惜向虚无与晦涩断然告别。”

    在中国诗界，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变革与继承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几代人。如何既保持前进的姿态，不断吸收新的养分，以完善现代诗的建设，使之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和读者的欣赏习惯。同时又能避免和摒弃完全抛弃传统，与中国的文化传承造成断裂的，即被余先生称之为“恶性西化”的倾向。作为现代诗运动的亲历者和过来人，他对于相当多的一段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诸如，西化问题、技巧和主题问题、大我和小我问题以及土洋问题等都发表了很有针对性的看法。他反对那种导致“读者无法分享，成了禁宫式的绝缘经验”的所谓“纯粹经验”的主张；他批评那种“一端执住自我，另一端自称执住了人类，于中间的社会民族并无同情或不加视察”的“自我之发掘”。余先生希望于诗人的是：“不装腔作势，不卖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滥用典故，不效颦西人及古人”。他的这些言说，可谓针砭时弊，一针见血。

    中国诗歌自近代首倡变革以来，经“五四”草创新诗，历时已逾百年。其间时局多艰，战乱频仍，诗歌也在此种颠沛中曲折地前进着。许多卓越的诗人，为着建设中国的新诗历经艰苦，作出诸多贡献。上个世纪50年代，政治的变动使诗歌呈现出纷繁多姿的格局。大陆的诗歌一时沉浸在早春的氛围中。而海峡那边的中国诗人，他们的作品却是充满了痛失家园的悲秋情调。同一个中华文化血脉下的中国诗歌，由于一条窄窄的海峡的分割，造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也许这就是通常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余光中的乡愁之作，就是这样地拨动了全中国乃至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的心弦的。

    这里又谈到了乡愁。的确，乡愁之作虽佳，却是不能以此概括余光中的创作的。他的创作有辽阔的边界，而且不论什么题材的创作，他都能使之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举例说，情诗大家都写，因为写得多了，却是最难超越。一般说来，初恋好写，越往后就越难写。而余先生却是愈写愈好。他的《蜜月》是献给“仍是新娘”的妻子的，写得既甜蜜又热烈；而《珍珠项链》则是由三十年的岁月串起来的，缠绵依旧，多情依旧。余先生诗中风月澄澈，锦霞满天，这是大家都深信不疑的。

    那么，为什么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格外倾心于乡愁的吟咏呢？这里不排斥阅读范围的局限的原因，但是也应该承认除此之外的合理的因素，它与乡愁之作提供了非凡的价值有关。中国诗中怀乡之作甚多，而且历朝历代都有，有羁旅的远念，有深闺的愁怀，也有沙场的悲思。但是余先生所提供的是当代中国人的深广的乡愁。这无边的忧愁发自诗人的内心，这乡愁却不仅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家园阻隔、骨肉离散，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深重的一次离愁别绪，它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无以填补的巨大的流血伤口。这一旷古的悲情，在余先生的诗中得到了整体的展现。

    这无边无尽的乡愁，这乡愁的滋味，这乡愁的烧痛，这乡愁的等待，这无边无尽的酒一样的长江水，这血一样的海棠红，这母亲一样的蜡梅香。感谢余光中，是他以充满血泪的吟唱，“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感谢他充着泪、充着血、充着情和爱的诗，感谢他以这种创造性的劳作丰富了我们的新诗。

    我所认识的高准先生

    我在台湾有很多朋友，特别是诗歌界的朋友。他们持有各种各样的诗歌主张，有的很“现代”，有的很“乡土”，有的兼而有之，既是“现代”的，又是“乡土”的。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和矛貭，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认为一个民族诗歌的健康生态，应当是自由的、开放的，因而绝对地必须是多样的。以一种强势诗歌的形态试图来统一全部诗歌的意愿是不可取的。岂止是诗，其实对所有的文学样式来说，都无不如此。任何一种文学，一旦被一个共同的标准所“统一”，那就是文学的灾难。这在内地文学和诗歌某一历史阶段的发展中，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因此，只有在一种宽松的和宽容的气氛中，最好是在有着良好动机和适当方式的对话状态中，诗歌和文学才能取得进步和发展。

    诗人从来都是独语者。诗人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说着各自的话，这种各自的独语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众声喧哗。有的诗人孤军自守，有的诗人博采众长，他们之中有涵容兼收，也有水火不容，这一切，都是诗人的自由，别人是无需干涉的。我很珍惜这种混合着诸多声音的、由多声部组成的诗歌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诗歌通过彼此对峙、排斥、比较，达到互渗和吸收，变得更为成熟了。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悄悄地生长着和发展着。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亲近了这些个性各异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不论他们的诗歌立场和诗歌理想的差别有多大，我尊重他们的劳绩，景仰他们的品格，并分享他们创作的欢愉。我也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受到启迪和获得教益，从而也增进了友谊。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的诗歌创作因来自诗歌之外的干扰而受到伤害。那一阶段的诗歌所形成的单调和枯竭是有目共睹的。我常感慨，幸好有了海峡对岸诗界同人的努力，是他们以丰硕的创作实绩，弥补了这一时期内地诗歌的缺憾——这里我指的是，50—60年代台湾诗界的大探索和大论争所促成的诗歌繁荣的局面。正是由于这一部分中国诗人的劳绩，才使中国当代诗史达到了一种因互补而造成的较为圆满境界。现在反顾那一段历史，真应该感谢那场激动人心的“现代诗论战”。此刻我要谈论的高准先生，就是我的诸多诗歌朋友中的一位，而且也是当年参与“现代诗论战”立论奇警的一位。不管台湾的诗友当年以及现在如何看待那时的论战，以我个人的意见，不论各人的持论如何，那一场论战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效果是积极的。

    说起我和高准先生的交往，那已是将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那是1981年的秋天，我的一位同事赴美讲学，在伯克莱与高准先生相识。他托另一位回国的同事带回了《葵心集》并向我作了郑重的介绍。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来自台湾的诗集。那时两岸文友的沟通尚多梗阻，三十多年的隔离使彼此都缺乏了解。尽管当日内地已出了一本《台湾诗选》，但该书并不能给人以较为全面的知识。我清楚地记得读《葵心集》的最初的感受。那是一种惊喜——我惊喜于我面对的居然是一位虽未谋面、却仿佛是相识已久的中国诗人写的一本中国诗集！我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长久的阻隔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这本诗集中却依然保留了这么多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和共同的美感！

    两个月后，《葵心集》的作者突破种种困难，实现了台湾诗人对内地的首次访问。也即在此时，在毕朔望先生的安排下，我和高准先生有了第一次的会晤。那次会晤我们都谈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那种亲切的没有隔阂的气氛，至今还记得。说来惭愧，那时我对台湾文学界和诗歌界的情况，可说是一无所知。那时的内地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对于那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论战”以及“钓鱼岛事件”等等，或是未曾闻知，或是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而对高准先生访问内地之举事前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只是在高准先生返回台湾之后，从媒体的介绍中方有所知晓。我因有幸结识这位比我年轻的有胆有识的朋友而高兴。

    至于高准先生在历次文学论争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我相信那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高先生的立论以及与高先生相对立的朋友们的立论，因为我不曾身历其境，我只能持一种审慎的、彼此尊重的态度，而不敢妄下评论。但不论如何，高准先生立论不随众，临事不畏惧，以一个特立独行的勇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让人敬重的。一般说来，平和的意见易于实行，而与众不同的尖锐的意见则难于被认可。高准先生有一首题为《异端》的诗，展示了一种对抗世疾俗的孤独者的礼赞。这样的一些独来独往的孤独者，是许由、巢父，是伯夷、叔齐，他们“倔强地生存，傲然地寂落”，既是狂傲不羁的，但又是非常传统的，这亦可视为是诗人的自况。

    高准先生在赴美参加爱荷华的会议、突破障碍首访内地以及最终返回台湾的经历，特别是他在实现访问内地之时对记者的谈话：“我是中国人，中国本来就是我的。我不承认任何人有权阻挠我走遍中国的土地”，他还声称要以中国人（而不是持外国护照）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去内地，再堂堂正正地回台湾。他的这些谈话，我是在与他分手之后方才得知的。高准先生的这些言行，在当日那种禁肃的氛围中说出，可谓石破天惊，实为非易。

    高准先生的人品和诗品是一致的。他在诗中写的，就在生活中实行。作为诗人，我特别看重他的诗中所展现的祖国情怀、他对中华文明的敬重和自豪，我认为这体现一位优秀诗人最重要的品质。他的诗中洋溢着非常可贵的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是一种对中华文化的综合与积淀所构成。它不为短暂的时空所局限而绵延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终于化而为滋润心灵的琼浆。

    他的最重要的一首诗，是《中国万岁交响曲》。在那里，他热情地讴歌燕赵风云、江南春水，礼赞菊花和兰蕙，中华大地的南北西东：“那是我光荣的祖国之所在，五千年创造与奋斗的家园”。这是一位爱国爱乡的诗人，他写《诗魂》，写《念故乡》，写鸾飞时节的江南，写长安城头的那一轮月亮，写清明时节的汴梁。在未曾访问内地之时，他就写了梦登长城、梦谒中山陵等诗，中华祖邦，原是他梦魂牵绕的所在。

    作为文学的一个种类，抒情性是诗的最重要的品质：诗缘情而绮靡。动人的挚情，加上恰当的艺术表达，诗的成功就有了根本的保证。高准的诗，除了表达爱国激情之外，他在表现亲情和爱情方面，也是非常动人的。那里有一束鲜红的五月的玫瑰，那里还有遍野的百合花的繁星装点着七月的银河。它们是美丽而高雅的：门德尔松的芳香、斯特劳斯的清新、华格纳的富丽、舒伯特的空灵。这些玫瑰和百合的诗篇，虽然写作的时间距今已远，却依然鲜艳如初。

    除了爰情，还有亲情，近作《回家的路上》写在送父亲葬后的归途：仿佛仍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再没有声声的叮咛在耳畔。一种痛失亲人的空漠充填了诗的所有空间。我以为，一个诗人只要能够接近并表现好这个“情”字，作为诗人就是无愧的。何况，高准先生不仅成功地表现了那些美好的、隐秘的个人性的情感世界，而且，他还以他独有的大手笔和大视野，完成了对于中华祖邦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尽情讴歌。1996年诗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望四野苍茫，赋《命运》一诗曰：

    总是走在迢遥的路上

    前程总是无尽的远山

    茫茫旷野是那么寂寞

    莽苍苍只有风的呼唤

    这里很有登高台而心绪浩茫的悲慨。跨越岁月的无数险阻，经历人生的诸多苦难，和那些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人一样，我们的诗人在伟大的大自然面前，是感到了生命的真谛在于行进，不停地行进，作为人，我们总是走在无尽的路上。

    高准先生平生作诗极严肃，他并不追求数量，而且，举凡用词遣句无不斟酌再三，从他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诗作，他总是一改再改，直至满意为止。这次他要出版他的“诗集全编”希望我能为之写些文字。有感于我和高先生的多年友谊，也有感于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揣浅陋，写了以上这些感想，以表达我对高准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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