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远洋客轮定于午夜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往常启航前一样，船上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从岸上来的人们拥挤着，为远行的朋友送行。斜戴着帽子的电报局信差在那几个供客人聚会的大厅中穿来穿去，呼喊着旅客的姓名。四处皆是手拿鲜花拖着行李的人。头次远航的孩子们好奇地在舷梯上跑上跑下，船上的乐队在不停地演奏着。我和一位朋友避开这片喧嚣和混乱，站在供旅客休息和散步用的甲板上聊天。突然，离我们不远处，刺眼的镁光灯闪了两三下——大概是记者在开船前匆匆跑来采访什么名人。我的朋友朝那面瞧了瞧，微笑着说：“船上来了个怪人，可以说是个怪物——琴多维奇。”
见我脸上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他又添了几句：“米尔科？琴多维奇，世界象棋冠军。他刚访问过美国，从东到西，比赛大获全胜，现在乘这艘船去阿根廷，争取再度凯旋。”
实际上这时我已忆起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和他一举成名、飞黄腾达的细节。我那位朋友看报比我仔细，又讲了几件关于这位大师的奇闻轶事。
大约一年前，琴多维奇突然间成了与棋坛名将阿雷辛、卡普布兰卡、塔尔塔柯维尔、拉斯克、波哥留波夫齐名的大师。自从1922年七岁的神童在纽约世界比赛中获胜大爆冷门外，还没有哪个事先默默无闻的新手打入光荣的超级名手行列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因为从琴多维奇 的智力上看，他似乎根本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久就传出一个秘密，这位世界冠军平素无论用哪种语言写个句子都不能不犯错儿，而且正像他那些憋着一肚子火的对手中的一个，不留情面地挖苦他说的那样：“他在任何领域都是个白痴。”他父亲是多瑙河上一名船夫，南斯拉夫籍。一天夜里，他的船给一条运粮船撞沉。父亲死后，那个偏僻小村镇的神父可怜这个十二岁的孤儿，收养了他。这位心地善良的神父煞费苦心地在家里为他补习功课，想让这个前额宽宽、沉默寡言的孩子学会在乡村学校落下的功课。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米尔科呆呆地盯着那些字，虽然已经讲过数百遍，但仍是认不得。十四岁时，做算术题还要扳指头，早已长成个半大小子，读书或看报还颇吃力。然而却不能说这孩子不听话或者难以驾驭。你叫他干啥，他就干啥，打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虽然慢得令人恼火，但却干得尽心，而且总能完成。然而最让好心的神父恼火的是，这怪孩子对周围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你若不特意吩咐他干什么，他就什么也不干，而且从不提问题，不同其他孩子们玩耍。他眼里永远没活儿，你吩咐的家务一干完，他就呆坐在房中，目光黯淡无神，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不理不睬。每天晚上，神父总要吸着农家的长烟袋，和当地警察局的巡警下上三盘棋。此时，这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就蹲在旁边，耷拉着厚厚的眼皮，似睡非睡、漫不经心地看着画着格子的棋盘。
一个冬天的晚上，两个朋友同往常一样正在棋盘上酣战，突然从街上传来了雪橇铃响。听声音那雪橇驶得飞快，而且越来越近。一个帽子上挂满雪花的农民急步跑进来，说他的老母亲生命垂危，恳请神父为她施行临终涂油礼。神父二话没说随他去了，这时巡警杯中的啤酒尚未喝完，他点上最后一袋烟，打算套上笨重的高筒靴回家。可就在这当儿，他发现，米尔科正盯着那盘刚刚开始下的棋。
“怎么，您想下完这盘棋？”巡警开玩笑地问道，并确信这个瞌睡虫似的头脑迟钝的孩子，连棋子怎样走都不懂得。孩子怯生生地抬起眼看了看，点点头，坐在牧师的位置上。走了十四步，巡警败下阵来，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绝非偶然疏忽。第二盘亦是如此。
“好一头巴兰的驴子呀！”牧师回家惊叫起来，并向那位不熟悉《圣经》的巡官解释，早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奇事，一头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开口讲起话来，而且颇有说服力。尽管时间已晚，神父仍忍不住要同他那半文盲的学生杀一盘。米尔科同样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米尔科棋走得很慢，然而坚定顽强，宽阔的前额自始至终未从棋盘上抬起，而且落子准确，从不拖泥带水。以后几天中，无论是巡官还是神父，都没能赢过他一盘。神父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他这个学生在其他方面是何等迟钝，因此急不可奈地想知道，这种单方面的才能是否经得起更大的考验。
他带米尔科到镇上理发师那儿，把那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修剪了一番，使他瞧上去稍稍体面一些，之后一起乘雪橇来到邻近的小城中。神父知道，市中心广场咖啡馆有个象棋角。根据神父的经验，那些人的棋艺均在自己之上。当神父把这个淡黄色头发、脸蛋红红的、反穿羊皮大衣、足踏一双笨重的高筒皮靴的十五岁少年领进咖啡馆时，里面的客人好不惊讶。那孩子不知所措，怯怯地垂着头，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直到被人带到一张棋桌前。第一盘他输了，因为他在好心的神父那里从未见过所谓的西西里开局法。第二盘便同最好的棋手下成和局。从第三盘、第四盘起，米尔科接二连三地战胜了所有对手。
于是，在这个南斯拉夫外省的小城中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位农家冠军的脱颖而出，在那些常在咖啡馆里相聚的德高望重的绅士们中间引起了轰动。他们当即决定，一定得让神童在城里再呆一天，以便邀请象棋俱乐部的其他成员，特别要通知住在城里的西姆尼茨老伯爵，他是一位狂热的棋迷。神父望着自己的养子，心中好不得意。发现一个天才，着实令他高兴，但这并没使他忘记必须回去主持礼拜仪式的职责。考虑片刻后，他同意将米尔科留下来进一步接受考验。城里的棋手出钱，将琴多维奇安置在旅馆里。这天晚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抽水马桶。第二天是星期日，下午，棋室里座无虚席。整整四小时，米尔科纹丝不动地坐在棋盘前，头不抬，声不吭，一个接一个地战胜了所有对手。最后，有人建议他同时与数名棋手对弈。为使这个平日头脑反应迟钝的孩子了解这种比赛规则，可是费了不少工夫。但他一弄清楚这种赛法，就立刻按要求进行。他慢腾腾地拖着沉重而吱吱作响的靴子，从一张桌子移到另一张桌子，最后以七比一获胜。
这之后，众人进行了认真讨论。严格地说，这位新冠军并非属于本城。但当地人的民族自豪感已被激起，或许有朝一日，这个在地图上几乎不被人注意的小城市会获得为人类造就一位名人的荣誉。一位平时只给当地驻军的歌舞厅介绍女歌手和歌唱家的各叫柯勒尔的经理人表示，只要有人提供一年的津贴，他就可以送这个年轻人去维也纳，接受他熟悉的一位优秀棋手的专门训练。六十年来天天下棋，但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奇异对手的老伯爵西姆尼茨，当即签字应承了这笔款项。从这天起，这个船夫的儿子就开始了惊人的飞黄腾达。
半年之后，米尔科就掌握了象棋技术的全部奥秘，不过有一点却很奇怪地做不来——这点后来一直为棋艺界所注意，并受到他们的嘲笑。因为琴多维奇从不会凭记忆下棋，一盘也不行——说句行话——他不会下盲棋。他完全缺乏将棋盘置于无限空间的想象力。只有眼前摆着一张黑白分明划着六十四个方格的棋盘，上面放着三十二个棋子，他才能下棋。就是在他成为世界冠军，名声如日中天的日子里，也总是随身携带一副袖珍象棋，要是他想复制某个名手下过的棋局，或自己研究一些招数，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棋子在棋盘上的具体位置。这个缺陷本身固然微不足道，却暴露出他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棋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就像在音乐界一样，如果人们得知某位技术高超的演奏家或指挥家离开总谱就无法演奏和指挥，也是要闲话一番的。但是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并没有影响米尔科的飞黄腾达，十七岁时他就在十余次比赛中夺魁，十八岁成为匈牙利象棋冠军，二十岁时终于获得世界冠军。
许多称霸一时的棋手各个在智力、想象力和勇气上大大超过他，但都不敌他坚韧冷酷的逻辑，正如拿破仑败于行动迟钝的库图佐夫，汉拔尼为法比乌斯？孔克塔托所克一样。根据李维乌斯记载，孔克塔托童年时异常迟钝和淡泊。在那些将各种超人智力合化而一的，具有哲学家的头脑、数学家的精确、艺术家的想象力和非凡创造力的大师们的光荣行列中，前所未有地闯进一个本与精神世界无缘的“白痴”，一个思想迟钝、连话都懒得讲的乡巴佬。即使是最能干的记者，也无法从他嘴中掏出一句能见诸报端的话。尽管琴多维奇从未在报上发布过什么精辟透彻的名言，但有关他个人的许多奇闻轶事，却很快填补了这块空白。原因在于，只要琴多维奇一从棋桌上站起，他那种举世无双的象棋大师的风范就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一个怪模怪样、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
尽管他身着黑礼服，系着高档领带，上面还别着一枚镶着珍珠看上去令人生厌的别针，仔仔细细地将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但举手投足仍脱不掉原先那个浅薄的、在乡下为神父打扫房间的农家孩子模样。他笨拙地利用自己的天才和荣誉，见钱就捞，愚蠢到不顾脸面的地步，而且表现得小气、鄙俗和贪得无厌，令同行们感到既好气又好笑。他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住最便宜的旅馆。只要有钱，他可以在最低级的俱乐部中下棋。他让人在肥皂广告中印自己的肖像，甚至不顾那些了解他底细，知道他连三个句子也写不对的竞争者的嘲笑，出钱属名出版了一本名曰《象棋哲学》的书。那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为一家善于钻营的出版社写的。同所有性格坚韧的人一样，琴多维奇不懂得什么叫可笑。自从世锦赛夺冠以后，他就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了，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甚至连那些在各自业务领域内取得卓越成绩的聪明而有才智的演说家和作家也不放在眼里。尤其是他赚的钱超过他们这个明显的事实，使他从原先由于缺乏自信而手足无措，一转而成为冰冷无情，而且大多为一种令人感到为非常愚蠢的骄傲。
“试想，这么快获得荣誉，怎能不令这头脑空空的少年发昏呢？”我的朋友说，并又给我举了几个关于琴多维奇稚气未脱、傲慢自大的典型事例。之后他说，“一个二十一岁的来自巴拿特的农家青年，突然之间只需略微动动木制棋盘上的棋子，就可以在一周内赚到比老家全村人靠伐木头和艰苦劳作一年收入还多的钱，又怎能没有虚荣心呢？”再说，若是一个人压根儿不晓得世界上还有伦布朗、贝多芬、但丁、拿破仑，就很容易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几乎无知的青年人，脑子里只装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九个月来，他在各种赛事上所向披靡，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象棋和金钱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切理由进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我的朋友这番介绍，自然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平生对各类把自己封闭在一种单一思想中，患偏执狂的人最感兴趣。因为一个人将自己的所思所行限制得越狭窄，就越可能接近无限，而正是这种对大千世界不感兴趣的人，像蚂蚁一样用他们的特殊材料，营造着一个奇怪的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于是我道出了自己的打算，在去里约热内卢十二天的航行中，好好地观察一下这个智力单一发展的特殊样品。
可我的朋友告诫说：“您很难成功。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能从琴多维奇那儿得到过一丁点儿可供心理学研究的资料。表面上看，这个狡猾的农民愚笨浮浅，可实际上确是聪明绝顶，极善于扬长避短。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除了在旅馆遇到的关系亲密的老乡外，他避免同任何人交谈。他一觉得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就立刻缩到乌龟壳里。因此，谁也不能自夸说自己曾听到他讲过哪句蠢话，或掌握了他缺乏教育究竟到达何种程度。”
事实上，我的朋友的话没错。在旅行的头几天，如果你不厚着脸皮硬来，就无法接近琴多维奇，可这样蛮干又不是我的一贯做法。有时他也出来到供旅客休息的甲板上走走，可总是背着手，高傲地沉思着，活像一幅名画中的拿破仑。此外，他那种逍遥学派式的甲板散步老是急匆匆地冲来冲去，因此要想与他搭讪，就得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路小跑。他从不来聚会厅、酒巴和吸烟室。侍者悄悄向我透露，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房间，在一张大棋盘上研究或重现棋局。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2)
三天过去了，我真有些恼火了。他的防御方式巧妙之极，我想与他接触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我这一辈子还从没机会与一位象棋大师本人结识。我越想把这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常人化，就越发不可理解这种人，他怎么能终生在一个由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组成的空间中转来转去？据我了解，这种具有神秘诱惑力的“皇帝的游戏”，是人类所发明的所有游戏中惟一不靠投机和偶然性取胜的游戏，而只给智力，或确切地说，给某种形式的智力天赋戴上胜利的桂冠。如果我们只称它为一种游戏，那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性低估吗？它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飘乎在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存在于天地之间，是一种充满各种对立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既古老又有无限的生命力。它的结构是机械性的，靠想象才可千变万化。
它被限制在固定不变的几何空间中，但却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并不断地成长，只是不能开花结果——是一种没有成果的思想，算不出答案的数学题，没有作品的艺术，无实体的建筑。尽管如此，已经证明，它的存在比所有书籍和作品都久远，是惟一属于所有民族和超时代的游戏。没人知道是哪位圣灵将它带到世上来排遣寂寞，陶冶性格，活化头脑，激励精神的，没人知道它的源头在何处，又在哪儿终结。每个孩子都可以学会它的基本规则，半瓶子醋也可以过过棋瘾。然而，就在这一成不变的方格子中，却造就出一类无与伦比的大师，那是些独独对象棋具有超凡才能的人。他们具有独特的天才，在他们身上，想象力、耐心和灵活性同数学家、音乐家一样，分配得恰当合理，只不过是侧重和组成不同而已。
过去相面术红火时，听说有个叫加尔的德国医生，将这样一位象棋大师的大脑做过解剖，以确定这种象棋天才大脑中的灰质纹路是否特殊，同常人相比有何不同，是否能找到一种像是棋肌或可以称为棋囊的东西。而琴多维奇——在绝对迟钝的头脑中却蕴含并显出一种特殊的天才，就像一堆暗淡无光的矿石出洞时现出一缕金丝——要是他活在那个时代，会激起这样的相面师多大的兴趣呀！我原则上从一开始就懂得，这种不同寻常、体现天才二字的游戏，势必造就出不同一般的斗士。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个思想活跃、头脑灵活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只由黑白两种颜色构成的小天地之中，而且凭前后左右移动三十二颗棋子寻找人生最高价值。这种人视开局先跳马而不拱卒为果敢行动，在某一本有关象棋研究的书中的小角落里发表点什么东西，就意味着不朽——他，一个智力很高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如一日，不停息地将自己的思维能力献给一件听起来很好笑的事——将一个木头制成的国王驱赶到木头制成的棋盘角落里，而精神竟依然健全。
现在，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天才，或者说这么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傻瓜，头一遭离我这样近，同乘一艘船，相隔只有六个舱，可我却不知该如何与他接近。这对于我，一个对精神与智力问题一向好奇，而且这种好奇已发展成为一种嗜好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桩不幸的事。我绞尽脑汁，想出种种荒谬计划：假冒一家大报纸对他进行采访，挑逗他的虚荣心；或利用他的贪婪，建议他去苏格兰做一次有赚头的巡回比赛。末了，我想起猎人捕获松鸡时非常灵验的招数：学松鸡发情的叫声引诱别的松鸡——要想吸引这位象棋大师的注意力，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佯装善弈。
可我有生以来从未认真下过棋，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下棋是在玩，仅供消遣而已。有时我也在棋盘前坐上个把小时 ，但那绝非要让神经紧张，相反是想让疲惫的精神得到舒缓。我是按着“玩”这个字的本意玩棋的，而其他真正下棋的棋手则在“拼”，如果这个字用在这里不显得太过分的话。下棋如同谈恋爱，没有伴儿可不行。可我当时还不知道，船上除了我俩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棋迷。为了引他们出“洞”，我在吸烟室下了个最原始的陷阱。我和妻子坐在棋盘前充当诱饵，尽管她的棋下得比我还臭。不出所料，没走出六步棋，就有一位驻足观看，接着来了第二位请求观棋，末了我找到了理想的对手，他要求和我杀一盘。这人名叫麦克柯诺尔，是位在苏格兰专门搞地下工程的土木工程师。我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油井赚了一大笔钱。
他生得又粗又壮，颌骨方方正正，牙齿坚实，脸色通红，那种红色很显眼，很可能，或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威士忌酒喝得太多。他的肩膀宽得出奇，像运动员一样强壮有力，可惜下棋时也是那样咄咄逼人，因为这位麦克柯诺尔属于那种事有所成、自鸣得意的人。这种人即使在最没意思的比赛中，也把失败看作是降低自己的人格。在生活中，这大块头习惯于不顾一切夺取成功，获得的成绩已使他养成十足的任性，因此周身显示出一种不可动摇的优越感，以至觉得任何阻力都是对自己不恭的表现，几乎是一种侮辱。第一盘一输，他的脸就沉下来，用一种专横的语气唠唠叨叨地解释，输棋是因为他一时疏忽。输了第三盘，他就埋怨隔壁房间太吵闹。每盘棋输后他都要求重来。开始，我倒觉得他那股子好胜劲儿挺好笑，后来就干脆把它当作我这次行动——将世界冠军引诱到这张棋盘前——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了。
第三天我成功了，但只是一半。兴许是琴多维奇在上层甲极上散步时，透过棋盘前的舷窗看到我们在下棋，或是他偶然光顾吸烟室。不管怎么说，这位大师一发现有人竟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便情不自禁地走近几步，隔着一定距离，用审视的目光朝棋盘打量了一眼。这时，正好轮到麦克柯诺尔出棋，似乎仅此一步棋就使琴多维奇明白，我们这种小儿科的比赛根本不值得再多看一眼。他掉头走开，离开了吸烟室，就像书店店员递给你一本蹩脚的侦探小说，你连翻都不愿翻一下顺手就扔到一旁一样。“他掂量了一下，觉得不够分量。”我想。他那种冷淡，那种对我们这场比赛不屑一顾的目光使我有点不痛快。为了发泄一下怨气，我对麦克柯诺尔说：
“您刚才走的那一步，世界冠军似乎不太欣赏。”
“什么世界冠军？”
我对他讲，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以鄙夷的目光看我们下棋的那个人就是世界冠军琴多维奇。接着我又说，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名人，自然看不起我们，不去想也就过去了。穷人餐桌上有碗清汤也就将就了。我这话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会对麦克柯诺尔产生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他立刻激动起来，忘记了我们正在下棋，而且虚荣心马上抬了头。他说他根本不知道琴多维奇在船上，既然他在这儿，这位冠军就一定得跟他杀一盘。他还说，除了一次一对四十人的车轮战外，他还从未和一位世界冠军交过手，那盘棋下得好激烈，他险些赢了。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位世界冠军，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是否愿意与世界冠军谈谈，请他过来下盘棋。我拒绝了，理由是据我所知，琴多维奇不大爱与他不熟悉的人打交道。再说啦，同我们这些三流棋手下棋，对于世界冠军来说有什么意思。
现在想想，对于麦克柯诺尔这种荣誉感极强的人，我当时真不该提什么三流棋手。他气哼哼地往椅背上一靠，粗暴地说，他本人根本不相信琴多维奇会拒绝一位绅士有礼貌的邀请，这事由他来办。我应他的要求，简单地给他讲了讲这位世界冠军的为人。未等我说完，他就毫不在乎地撇下棋盘，急不可耐地朝甲板上的琴多维奇追去。我又一次感到，长着这么一副宽肩膀的人要是决心干什么事，是绝对拦不住的。
我等着，心情相当紧张。十分钟后麦克柯诺尔回来了，我觉得他不太高兴。
“事情如何？”我问。
“您说得对，”他悻悻地回答，“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先生。我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谁，可他连手都不握。我试着对他说，如果他能同船上的人下盘车轮战，大家会感到非常自豪与荣幸。可他却冰冷而傲气地回答说，很遗憾，他和他的代理人有协约，规定访问比赛期间只能进行有酬比赛。每盘最低价二百五十美元。”
我笑了：“简直想不到，动动棋子，从白格到黑格，就能做这样一笔有赚头的买卖。那您也是这样客气地告别的喽？”
然而，麦克柯诺尔却一脸严肃。“比赛在明天下午三点举行，就在这个吸烟室，我希望我们不要一败涂地。”
“怎么？您答应付他二百五十美元？”我吃惊地叫起来。
“为什么不？他就是干这行的(原文为法文)。如果我牙痛，而碰巧这里有位牙医，我也不会请他拔牙而不付钱吧。这人索高价没错，任何一行中的真正能手都是最精明的商人。而我则认为：买卖越做在明处越好。我宁愿付给这位琴多维奇现钞，也不愿求他赏脸，末了还得向他道谢。以前我在我们俱乐部每晚何止输二百五十块，更何况从没和世界冠军交过手。‘三流棋手’败给世界冠军，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听他这样说，我觉得怪有趣儿的。我顺口说出的“三流棋手”，竟如此严重地伤害了麦克柯诺尔的自尊心。但他肯为这种娱乐出这么高的价钱，我对他那不太合适的虚荣心就不做任何反对了，何况这种虚荣心还为我提供了结识我那位怪物的机会呢。我们赶紧把这事告给了四五个到现在为止自称为棋手的人，并请他们不仅要为即将举行的比赛订下我们的棋桌，而且要包下周围的桌子，以便使比赛尽可能不受来往旅客的影响。
翌日，我们几个人在约定时间全部到齐。冠军对面的位置自然是非麦克柯诺尔莫属。他激动异常，一支支地吸着雪茄，惴惴不安地一直瞧着表，然而世界冠军——听我的朋友讲过那些故事后我已料到——整整让大伙等了十分钟，这样他在这场比赛中的地位就显得更突出了。他从容不迫、旁若无人地走到桌旁，连个自我介绍都没有，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就像是对我们说——我是谁，你们知道，而你们是谁，我不感兴趣——跟着他就以专家自居，干巴巴地做具体安排。由于船上没那么多棋盘，没法进行车轮战，于是他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同他下，他走一步，就退到吸烟室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遗憾的是由于桌上没有按铃，我们回着后，就用茶匙敲击茶杯。他建议，每步棋最多只能考虑十分钟，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当然表示同意，就像一些怯生生的小学生。琴多维奇站着执黑开棋，之后转身退到他建议的候棋处，随随便便往椅子上一躺，看起画报来。
报道这盘棋，意思不大。结果自然不出所料，以我们惨败而告终，而且只走了二十四步。一位世界冠军轻轻松松击败了半打水平一般或半吊子棋手，这本身并不奇怪。但令大伙感到不快的是他的傲慢，他要叫我们大家清楚地感到：他战胜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每走一步棋之前，他总是先带着一副似乎不屑一顾的神情瞥一眼棋盘，之后蔑视地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同那些木头疙瘩棋子没啥两样。那神态几乎狂妄之极，不禁使我想起有人扭着头，闭着眼，将一块骨头扔给一只长满癣疥的癞皮狗时现出的厌恶神情。我觉得只要他稍微懂点儿道理，完全可以对我们做一些指点，或好言好语地鼓励我们一番。然而直到下完这盘棋，这个不通人情的象棋机器也没吭气，只说了声“将”，就动也不动地立在桌旁等候，看我们是否再跟他下一盘。我当时已站起身，就像人们一向对待那种厚脸皮、粗鲁不堪的人那样，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表示——至少我认为是这样——随着这场美金交易的结束，我们愉快的相识就此告终。可让我生气的是，就在这当儿，坐在我身旁的麦克柯诺尔沙哑着嗓子说：“再下一盘！”
他那挑战性的口气叫我吃了一惊。在这一瞬间，麦克柯诺尔的确不像一个很懂礼貌的绅士，却像一个准备发动攻击的击拳运动员。是琴多维奇对待我们的方式太令人反感，还是他那种病态的自尊心太易受伤害——不管怎么说，反正麦克柯诺尔整个人都变了样。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前额，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鼻孔由于生气涨得大大的，一道皱纹刀削般地从那紧闭的双唇两边好斗地伸出，下巴向前突出着。我不安地看到，他眼中闪着一种通常在赌桌上的赌徒眼睛中才能见到的狂躁，那是那些赌棍成倍下注接连六七次都不中彩时才有的眼神。这时，我知道这个虚荣心极强的人要与琴多维奇论个短长，一般下注或加倍下注他都不再乎，就是输掉全部家产，也在所不惜，直到他能赢一次为止。要是琴多维奇坚持下去，他就可以在麦克柯诺尔身上找到一个金矿，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他可以从这个金矿中挖走数千美元。
琴多维奇呆在那儿，面无表情。“请吧，”他客气地说，“这次诸位先生执黑。”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3)
第二盘和第一盘没啥两样，只是因为又来了几个看新鲜的，使我们这方人数有所增加，而且显得更热闹。麦克柯诺尔死盯着棋盘，似乎想用必胜的意志驯服所有棋子。我觉得，为了能向坐在对面那个冷酷无情的对手愉快地喊一声“将死了”，牺牲一千美元他也开心。奇怪的是，他的顽固和激动无形中影响了我们，每走一步都比以前更加激烈地商讨，常到最后一刻，我们全部意见一致，才向琴多维奇发信号，让他回到棋桌前。我们渐渐走到第十步。令人吃惊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局面，我们将C线上的卒走到了倒数第二个格C2上，我们只须将它推到C1，就可以吃掉新后。面对这个获胜机会，我们自然不十分乐观，因为它过于明显，大家均有些怀疑，这个明显的由我们赢得的优势，肯定是老谋深算的琴多维奇给我们下的套。尽管我们一起绞尽脑汁猜测和讨论，也识不透。最后，思考时间快到了，我们决定走前面说的那着棋。麦克柯诺尔已将卒子拿在手，就在他要将棋子往最后一格里放时，感到胳膊被人抓住，并听到有人轻轻、但急匆匆地说：“上帝呀，别走这一步！”
我们不自觉地转过头，见身后站着一个约莫四十五岁的男人，几天前在甲板上散步时见过他。他那张精瘦而轮廓分明的脸，由于奇怪地像石灰石一样惨白曾引起过我的注意。想必他是在几分钟前，当我们全神贯注地研究那步棋时加入到我们这一方的。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下，他匆匆补充了几句：
“如果您现在用卒子拱掉后，他就立刻用C1上的相把它吃掉，您可以跳马吃掉相，可这时他就会将那个自由卒进到d7位置，威胁您的车，您即使用马将军，也会输的，顶多再走九到十步。1922年在彼斯特纳循环赛上，阿廖辛和波哥留波夫下的那盘棋上就出现过相同的局面。
麦克柯诺尔放下手上的棋子，同我们大家一样，不胜惊讶地盯着这个出其不意、自天而降、大慈大悲的天使。一个在九步棋前就能卜断输赢的人，肯定是第一流的高手，甚至说不定是去参加同一循环赛的世界冠军的争夺者。他的突然出现，并在关键时刻参加我们这一方，着实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最先镇静下来的是麦克柯诺尔。
“您看该如何走？”他激动地悄悄问。
“以守待攻，先将王从危险区撤出，从g8走到h7。对方很可能从另一侧进攻。您用车顶住，C8—C4，这样他就慢了两步，而且丢个卒，同时丧失了优势。之后就形成卒对卒的局面，只要您防守不出现漏洞，便可同他弈成和局。至多如此，获胜就别指望了。”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他计算得又快又准确，像是一步步照棋谱念一样，令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管怎样，总出现了意外转机。由于他的参与，这盘棋我们有可能与世界冠军下成平局，妙哉！为了不影响他研究棋局，我们不约而同地退到一旁。麦克柯诺尔仍不放心地问：
“将王从g8走到h7？”
“对！先避开！”
麦克柯诺尔照办，我们敲了杯子。琴多维奇像通常一样不以为然地踱到桌旁，朝我们走的那着棋瞟了一眼，跟着将王旁侧的卒从h2走到h4，同那位才相识的帮手所预言的一模一样。这时那位新朋友激动兴奋地悦声说：
“走车，走车，从C8到C4，那样他就得保卒。可这也救不了他！别理他那个卒，跳马，从C3到C5，之后就势均力敌了。全力进攻，别再守啦！”
我们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们来说，他讲的是中国话。但既然为他所慑服，麦克柯诺尔就只管照他说的走。我们又敲杯子，叫琴多维奇过来。但这回他没马上做出决定，而是紧张地看看棋盘，接着走了一着，正好是陌生人事先说的那一着。然而在他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却发生了一件新鲜而又意想不到的事，他举目朝我们这伙人打量了一下，显然想弄清，到底是谁对他进行如此顽强的抵抗。
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激动达到一种难以估量的程度。这之前，我们下这盘棋不过是试一试，玩一玩，根本没抱什么取胜希望。可现在，惩治一下琴多维奇那种不尽人情的傲慢的想法，使大伙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我们的新朋友已布置好下步棋的走法，我们可以叫琴多维奇过来了。我用茶匙敲杯子时，竟觉得指头有些发颤。这种惩治初步成功了。刚才一直站着与我们对弈的琴多维奇踌躇了老半天，终于坐下来，动作缓慢，迟迟疑疑。这就打破了他对我们那种“居高临下”之势，我们至少使他在空间上同我们保持一致。他考虑了许久，厚厚的眼皮耷拉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棋盘，以至我们几乎看不见他的黑眼珠。他在紧张地思考，嘴唇不停地翕动，这动作给他那张圆脸又添了几分憨蠢。他考虑了几分钟，走了一步，之后就站起身。我们的朋友悄声说：
“这样走是为了拖延时间！想得妙！但别理它！逼他拼子，一定要拼，拼后这盘棋就和了，神仙也帮不了他。”
麦克柯诺尔照办，两名棋手——其他早坐了冷板凳——后来下的几步棋，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棋子莫名其妙地移来移去。约摸七八着后，琴多维奇想了好一会儿，之后抬起头，说了声：“和棋。”
一时间，四下一派沉寂。忽然间，人们听到了海浪的澎湃声，从大厅收音机中播放的爵士乐声，头顶甲板上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和从窗缝中吹进的轻风声。我们都屏住呼吸，事情发展得太突兀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大伙全懵了。虽然这盘棋已输了一半，但这位陌生人还是凭他的意志逼和了世界冠军。麦克柯诺尔猛地朝后一靠，“啊”地叫了一声，痛痛快快地吐出了积在胸中的闷气。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琴多维奇。走最后几步棋时，我就已经觉得，他的脸色比先前苍白了。但他善于控制，表面上看，仍持着一副无所谓和木讷的神情。他用手稳稳地将棋子哗啦一下扒拉到一边，同时问道：
“先生们还想不想下第三盘？”
他提这个问题时，从语气上不带任何情绪，纯粹像是在谈一项业务。然而奇怪的是，问这话时他并没看麦克柯诺尔，而是死盯着我们的救星。就像一匹马从稳健的骑姿上识别出这个骑手比前一个的骑术更娴熟一样，想必琴多维奇也从最后几步棋中看出，这个人才是个真正的对手。我们也不由得随着世界冠军的目光，好奇地望着这个陌生人。但是未容陌生人考虑和回答，那个争强好胜、容易激动的麦克柯诺尔已经得意洋洋地喊起来：
“当然！可这盘您得单独同他下！单独同琴多维奇下！”
然而，这时发生的事情却出乎大家的预料。那个一直令人不解地紧张地凝视着棋子已被一扫而光的空棋盘的陌生人，在感到众人的目光都投向自己并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时，却显得不知所措了。
“绝对不行，先生们，”他结结巴巴、神色慌张地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根本不行……我已有二十年，不，二十五年没下棋了……我现在才觉得，未经大家容许就参加比赛有多么唐突……请你们原谅我的一时冲动……我真不该再打扰诸位了。”没等我们恢复镇静，他已转身离开了吸烟室。
“可这根本不可能！”好冲动的麦克柯诺尔敲着桌子大声叫道，“这人说他二十五年没下过棋，根本不可能，他一眼能看出五六步哩，而且着着走得精彩，这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是吧？”
说这话时，麦克柯诺尔不自觉地朝琴多维奇那边看了看，但世界冠军表情冷漠。
“是不是这样，我不能评论。但不管怎样，这位先生棋下得不一般，走得有意思。所以我有意给了他一个机会。”说着他懒散地站起身，不痛不痒地又添了一句。
“要是这位先生或诸位明天想再下一盘，我三点钟乐意奉陪。”
我们忍不住笑起来，谁都知道，琴多维奇绝不会这样慷慨大方地给我们的帮手机会的。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自己的失败找个没啥意思的借口。因此，我们想看看这种根深蒂固的傲慢受挫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我们这些与世无争、懒懒散散的旅客身上，突然产生一种狂热的荣誉感，一下子变得好斗起来。试想，在我们这条船上，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把世界冠军拉下马，而这个记录将通过电波发往全世界——这对我们是个多么富有挑战性的诱惑。再有，我们的救星在紧要关头出乎意料地参战，更是件神秘莫测的事，他那近乎诚惶诚恐的谦逊和职业棋手的自信，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
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难道通过这次偶然的比赛，又产生了一位至今仍未被发现的象棋天才？还是一位著名的大师由于无法查明的原因，向我们隐瞒了他的姓名？我们激动地讨论着各种可能性，要将他那琢磨不透的胆怯和令人惊异的自白，与他那扎扎实实的高超棋艺协调一致，即使进行最大胆的设想，我们也觉得不过分。然而，有一点我们的意见一致：决不能放弃这次犹如一场新战斗的棋赛。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救星第二天同琴多维奇比赛，麦克柯诺尔负责承担这次比赛的物质风险。这时，我已经从待者那里打听到陌生人是奥地利人，于是我作为陌生人的老乡，受托向他转达我们的请求。
没费多大工夫，我就在甲板上找到了这位仓皇逃遁的陌生人，他正躺在一张躺椅上看书。走过去之前，我先趁机仔细观察了他一番：他那像用刀削过似的尖尖的头枕在枕头上，样子显得有些疲惫。我又一次奇怪地发现，他那张并不显老的脸苍白得出奇，两鬓如霜，甚是引人注目。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为什么，却说不清，那就是这人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没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通报了自己的姓名。那姓氏我很熟，是奥地利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与舒伯特是至交，而那位已逊位的皇帝的御医也出自这个家族。
当我向Ｂ博士——我们的朋友，转达我们想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的愿望时，他分明吃了一惊。这说明他原来根本不知道，在刚才那场比赛中他光荣地经受住了一位世界冠军，甚至是一位名声如日中天的冠军的考验。这事使他如此惊讶，一定事出有因，因为他一再叮问我是否肯定他的对手真是一位获得公认的世界冠军。不久我就感到，他的惊讶和急切追问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我觉得他是个很敏感的人，所以决定还是不马上告诉他万一失败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风险为好。考虑了好一会儿，Ｂ博士终于宣布参加比赛，但是再三要我向其他先生说明，别对他的棋艺抱过高期望。
“因为”，他带着一种沉思的微笑又加了一句，“我确实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按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如果我说过自上中学起，就是说二十余年来从未摸过棋子，这决不是故作谦逊。即便在那时，我也不过是个一般棋手。”
他话讲得很自然，以至我丝毫不怀疑他的坦率。尽管如此，我又不能不对他熟知各位大师的棋路表示惊奇。不论怎么说，他肯定至少在理论上对象棋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Ｂ博士又一次带着那种梦幻般的沉思微笑了。
“一番研究！——天晓得，倒也可以这样说。我对象棋做过一番研究，但那是在一种特殊的，也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个情节非常复杂的故事，要是您忍耐半小时，可以听一听，至少可以对我们这个可爱的伟大时代增加一点了解。
他指了指身旁的一把椅子，我欣然落座。四下无人。Ｂ博士摘下眼镜，撂到一边，开始讲起来。
“您作为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族的姓氏，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您可能还没听说过我和我父亲，以及后来由我管理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不受理报上公开讨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我们所不熟悉的当事人。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为他人做辩护，而只从事法律咨询，主要是管理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早先是天主教议员，和这些修道院的关系极好。此外，在专制已经不存在的今天，这种事已无庸避讳——我们还受托管理一些皇室成员的财产。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当修道院院长。这种与皇室和修道院的联系已有两代之久，我们只须将它保持，在老一辈为我们赢得的信誉基础上默默地，我是说无声无息地干就行了。
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不过是严守秘密和忠实可靠，这些都是我已过世的父亲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德。由于他考虑问题周全，办事谨慎，才在通货膨胀的年代和动乱时期，为他的委托人保存了大笔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开始掠夺教会和寺院的财产。这时我们和境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以便至少能使一些动产免遭没收。对于皇室同教皇所搞的某种秘密政治交易，我们俩了解的比普通老百姓知道的要详细得多。但正因为我们事务所不招摇——我们门口连块牌子也没挂——加之百般谨慎小心，尽量避免与保皇分子有来往，才使我们没遭到那帮找碴寻衅的家伙们的调查。在那些年，奥地利当局从未料到，皇室秘密信使一直在五楼上的很不显眼的事务所收发他们最重要的文件。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4)
“就在纳粹分子扩充军队，妄图征服全世界的老早以前，他们就已着手在所有邻国建立一支同样受过训练的危险队伍，一支由在那些国家受歧视、为人瞧不起，受到伤害的人组成的军团。每个机关、每家企业都设有他们的基层组织，窃听者和坐探比比皆是，就连多尔富特和许士尼格的私宅也逃不脱。甚至在我们这家普普通通的律师事务所也有他们的人，只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这人当然不过是个可怜巴巴、能力平庸的文书，是位神父介绍来的。雇用他不过是为了摆摆样子，让外人觉得我们事务所在正常营业。实际上我们让他干的事只是些一般的跑腿差事，接接电话，整理一下文件，自然只是些无关紧要不会出问题的东西。邮件从不允许他拆，所有重要文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不留副件。每份重要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秘密谈判都在修道院院长处或在我叔叔的门诊室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个坐探半点情况也摸不着。
想必是某件不幸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叫这个自负的想往上爬的家伙发觉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做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兴许是当我不在时，一个信差不留心没按约定说：‘贝伦男爵’，而露出了‘陛下’这两个字，要不就是这个无赖非法拆了我们的信件——总之，在我们对他产生怀疑前，他从慕尼黑或柏林接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早已被捕入狱，我才想起。那人头几个月干活懒得出奇，可后来却一下子变了个人，事事争先，而且三番五次令人生厌地主动请求为我去邮局发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中了圈套。在那个时代，这事不足为奇。那些大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人，不也遭到了希特勒暗算吗？其实，我早就是盖世太保重点注意和严密监视的对象。在许士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就是希特勒进攻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被党卫军逮捕，这便是明证。幸而没等我听完许士尼格辞职演说，就将最重要的文件烧毁了。其他剩下的文件，连同修道院各两位皇太子存在国外不可缺少的财产凭据，我都在那帮恶棍闯入我家前的最后几分种，藏在一个脏衣筐中，通过我那位忠心耿耿的女管家送到我叔叔处了。”
Ｂ博士停了一会儿，点起一只雪茄，火光一亮，我见他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一下，这种痉挛我早就注意到，而且发现隔上几分种就发作一次，虽然并不明显，转瞬即可消失，但却使他的脸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您大概会以为，我现在会给您讲关押着所有忠于我们古老奥地利的人的集中营，讲我在那里受到的屈辱、刑讯和折磨吧？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属于另一类囚犯，我没同那些不幸者关在一起，暴徒们通过对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凌辱，以发泄长期郁积在心头上的不满。我被纳入为数不多的另一类，纳粹分子希望从他们身上榨出钱财或重要情报。按说盖世太保对我这一介草民不该产生什么兴趣。想必他们听说，我曾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敌人的代理人、财产管理人和亲信。他们想从我这里榨取的是罪证，控告教会转移财产、起诉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维护皇室而献身的人的罪证。
他们估计——而且并非凭空想象——那些通过我们转移的财产大部分还在，并藏在一个他们很难找到的地方。因此，他们第一天就把我抓去，想用他们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我嘴里掏出这个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们这几个人身上榨取重要的材料和金钱，所以没把我们关进集中营，而把我们留下来进行特殊处理。您也许还记得，我们的首相和特洛希尔德男爵，就是因为纳粹分子想从他们亲属那里榨取数百万美元，才没被关进铁丝网密布的集中营，而是受到‘优待’，被关在同时为盖世太保总部的‘大都会饭店’中，每人一个单间，隔离居住。而我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也受到了这种特殊待遇。
“在旅馆住单间——听起来极为人道，是吧？但是，请您相信我，那帮人没把我们这些‘要人’关进二十人群居的冰冷的木板房，而把我们安置在还有点热气的单间中，绝非是施什么人道，而是在玩弄一种狡猾的手段。因为他们懂得，要想让我们供出所需要的材料，采取一种狡猾的手法比拷打和肉体折磨更为有效，那就是极其阴险恶毒地将人孤立起来。他们没动我们一根指头——只把我们置于一片完全的虚无之中。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像虚无一样能对人产生如此的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个人封闭在绝对的真空中，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房间里，既无残酷的拷打，又无难耐的严寒，而是制造一种内部压力，逼我们最终就范。乍看，分给我的那间房子没有一点儿不舒服的地方，有门，有床，有沙发，还有洗脸盆和格子窗。可门却落着锁，桌上不许放书，不许有报纸，连一页纸和一支铅笔都不准搁。窗对面是一堵隔火墙，我们四周，就连我身上完全是一片空白。我的私人物件被强行搜走。
为了不让我知道时间，他们搜走了我的表；为了使我没法写字，他们搜去了我的笔；刀子也被搜了去，怕我割断动脉自杀，甚至连支烟都不许我抽。除了那个按规定不许同我讲话和回答我任何问题的看守外，我见不到任何一张人脸，听不到任何声音。从早晨到夜里，从夜里到早晨，眼睛、耳朵，所有感觉器官都得不到一丁点儿养分。我成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围着那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桌子、床、窗子和脸盆转来转去，简直无法忍受。我就像个潜水员，身上罩着玻璃罩，置身于无声无息漆黑一团的大海中，而且预感到通向外界的绳索已经断裂，再不会被从这片死寂的水的深渊中拉出。我无事可做，没的听，没的看，四下一片空寂，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死一般的沉寂。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停地思考。但即使是思考，无论它如何空泛，如何虚无缥缈，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就会开始旋转，不停地围绕着你转圈子，就是思想也无法接受这一片虚无。我从早到晚在等着什么，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等啊，等！想啊，想！想得头发痛。但什么也没发生，仍然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形影相吊。
“这种置身于时间之外，脱离人世的生活延续了两周。就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生活的世界仅由桌子、门、床、脸盆、沙发、窗子和四堵墙组成，我一天到晚望着同一堵墙上的同一面糊墙纸。那锯齿形图案的根根线条就像用雕刻刀刻在我大脑的深层褶皱中。后来，审讯终于开始了。我懵懵懂懂地被带了出去，弄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些人带着我穿过几条走廊，绕来绕去，不知要去何处，之后又在一个地方等候，也不知道究竟在那儿。后来，突然站在一张桌子旁，四周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子放着一叠纸：是档案，只是不知上面写着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虚虚实实，有的提得很明确，有的问得很阴险，有的明知故问，有的是在设圈套。
当我回答时，那些家伙用恶毒的手指翻着文件，可我不晓得里面的内容；用恶毒的手做着记录，可不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然而，我觉得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猜不出，也估计不透，盖世太保对我们律师事务所了解什么，他们想从我嘴中掏出些什么。刚才我已经讲过，在最后一刻，我已让女管家把那些可以作为凭证的重要材料送到我叔叔那里，但他到底收到没有，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情况，他们到底截获了多少文件？这期间他们在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德国修道院某个笨拙的神职人员那儿，诈出了多少秘密？他们问呀问，我为哪个修道院买了哪些证券？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是否认识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先生？收到没收到瑞士的来信？由于我吃不准他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所以每次回答都得绞尽脑汁。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事，就可能连累他人，要是我否认太多，就害了自己。
然而最糟的还不是审讯，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那个空巢中，依旧是那间房子，那张桌子，那张床，那个洗脸盆，那些糊墙纸。因为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就试图重新设想，审讯时原本该如何回答才算最聪明，下次怎样才能消除也许由于我考虑不周、言语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再三思索，仔细考虑，检查我向检察官所做的每一句证词，我重新回忆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和我所做的回答，猜想他们可能把我说的哪些话做了记录。但是我明白，这种事情我永远也猜不出，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是，一当这种思想活动在这间空屋子中开动，就不停地在我头脑中萦绕，周而复始，使我思绪纷乱，甚至寝不安枕。每次盖世太保审讯后，我自己还要对自己痛苦地折磨一番，盘问、调查和精神上的苦痛无休无止地在我头脑中反复，或许比审讯还要残酷，因为审讯不管怎样，一小时后，总要结束。而这种孤独的残酷折磨却使我的头脑一刻不停地过堂，而且我周围只是桌子、柜子、床、壁纸和窗子，没有任何可使我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其他人，没有用来记点儿什么的铅笔，没有拿来玩玩的火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
到现在我才发现，这种把你单独囚禁在旅馆房间里的方法有多恶毒，令人在心理上多么难以忍受。在集中营，你可能得用手推车推石头，直推得双手鲜血淋淋，双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你可能会和其他二十余人一起被关在臭气熏天，滴水成冰的木棚中，但你总能见到其他人的脸，能看到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有星星，总有点……总有点儿什么可以瞧瞧。可这儿，你周围的东西一成不变，同一得可怖。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想想其他事情，摆脱那些荒唐的想法，克制那种病态的重现，而这就是他们要把我关在这里的原因——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手段，不断地遏制我的思想，直到我被憋得喘息不出，除了开口招供，道出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并供出他人之外，别无选择。渐渐地我感到，在四周的一片空白的压力之下，我的神经开始松懈。意识到这种危险，我就竭力将其绷紧，几乎使它断裂。我四处寻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分心，或有意逼迫自己干点儿其他事情。为了使我有事可做，我试着回忆或呤诵过去背过的东西，如儿时学过的民歌和童谣，中学读过的荷马史诗，民法法典中的条文等。后来我还进行演算，随便将一些数字相加或相除。可是，在这一片空白中，我的记忆抓不住任何东西，我无法干任何事情，眼下的境遇无时无刻不在头脑中闪现：他们想知道什么？我昨天说了什么？下次必须怎样讲？
“这种无法描述的状况延续了四个月。嗯——四个月，写起来很容易，寥寥几个字！说起来也不难：四个月——只是个把音节，嘴巴一动，四分之一秒就够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下有多长，没有人能描述和估量，谁也无法向别人和自己讲明白。若是你的四周一片空白，只有桌子、床、洗脸盆和壁纸，到处无声无息，能见到的就是那看都不待看你一眼把饭菜塞进来就走的永不换岗的看守，在这片空白中你总琢磨着同一件事，直至你变傻，那么谁也解释不出这一切是怎样吞噬和毁灭一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征兆使我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失控。
开始提审时，我的头脑还冷静，供述沉着，思考周密，那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双重思维还起作用。可现在，就连最简单的句子讲起来也是结结巴巴，因为在供答时，我总是中了邪似的盯着那支刷刷移动的做记录的笔，仿佛我想一路小跑跟上我自己说的话。我感到我的体力渐渐有些不支，我觉得那一刻越来越近，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可能还要多些和盘托出。为了摆脱这一片令人窒息的空白，我将出卖十二个人和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能够喘口气外，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真的快到这份上了。就在我要窒息的那一刻，恰逢看守来送晚饭，我朝他的背影喊道：“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告诉你们文件藏在哪儿，钱藏在哪儿！我说，全说！幸亏他没听我说下去，可能他也不想听。”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化险为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救了我。那是七月底的一天，天气昏暗阴沉，下着雨。我之所以对这一细节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被提审路经走廊时，雨点正敲打着那儿的玻璃窗。我必须在候审室等候，每回提审都如此：这种等候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深更半夜，突然把你从号子里提出来，让你精神紧张。尔后，当你的思想做好受审的准备，理智和意志两根弦绷得紧紧的准备抗争一番时，他们又让你等候，白白地等候，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耗得你精疲力竭。七月二十七号星期四这一天，他们让我等的时间分外长，我在候审室足足站了两小时——我那时自然不能坐下，就这样用发僵的双腿支撑着身体立了两小时——这日子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是因为候审室墙上挂着张日历。我无法向你解释，我当时是怎样如饥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东西，想读到一些文字，因此我直直地盯着这寥寥几个数字，七月二十七号，我恨不得把它们吞下去，印在脑海中。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5)
之后，我一等再等，两眼望着门，看它到底什么时候打开，同时也在考虑，那些审判官今天会问我些什么，但我心里清楚，他们提问和我准备的问题一准不同。尽管如此，这样的等待和站立也是一种享受和乐趣，因为无论怎么说，这间房子和我那间有所不同，宽敞些，有两扇窗而不是一扇，而且没有床，没有洗脸盆，窗台上也没有那道我看过成百次的裂缝。门的颜色也不一样，靠墙放着一张和我房间那张沙发完全两样的沙发椅，左侧是一个档案柜和一个带挂勾的衣架，上面挂着三件或四件被雨淋湿的军大衣，是里面要审问我的那帮家伙穿的。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些新鲜东西，另外一些东西，我那双被饿慌了的眼睛也终于可以补充些新鲜养分了，因此它们贪婪地抓住所有各个细节不放。我观察着那几件军大衣上的每条褶子，譬如我发现一颗水珠悬在一件大衣的湿衣领上。我说这些您可能觉得好笑。我痴痴地、激动地等着，看这颗水珠是顺着皱褶滴下，还是抗得住地球引力再多停留一会儿——是的。我就这样一连数分钟气也不敢出地盯着这颗水珠，仿佛我的生命就系在它身上。
后来，当水珠终于滚落下来后，我又开始数军服上的纽扣，第一件有八颗，第二件也是八颗，第三件十颗，之后我又比较军服的上翻领。我那双饥饿难耐的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贪婪，在触摸、戏弄、并抓住这些可笑却不很重要的小玩意儿。突然，我的目光落到一个地方。我发现一件军大衣下面的口袋鼓鼓囊囊的。我走近些，觉得那鼓囊囊的东西呈正方形，是一本书！我的腿有点颤抖了：一本书！整整四个月我的手没摸过一本书了，在书里可以看到一行行字，有那么多行，那么多页，那么多张。在书中可以读到并追随一些新鲜的、我所不知道的、帮人排除忧愁的思想，并把它印在脑海里，单单这么设想一下，就足以使人陶醉，同时又可以使人高兴得发昏。我着了魔似的盯着口袋里构成书形状的小鼓包，看得两眼直冒火，似乎要把大衣上那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烧个洞。末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不自由地朝前挪了挪，哪怕只让我用手从外面摸摸这本书也好，光这个念头就足以让我激动得从手指到指尖都发烫。我似乎一点没觉察出我越靠越近。
幸好看守没发现我这肯定是非常奇怪的举动，说不定他认为，一个人直挺挺地站了两个小时后，想靠墙轻松一下是件很自然的事。最后，我终于蹭到大衣旁。为了不使人注意到我在摸大衣，我将双手抄在身后。我摸了摸那地方，隔着衣袋确实感到是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可以弯动，而且发出轻微的纸张声——是一本书！一本书！我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一个念头：把这本书偷出来！说不定会成功。我可以把它藏在囚室里，之后好好地读，终于又能读到书啦！这个念头才在我头脑中出现，就像烈性毒药立即发作了，我的耳朵突然嗡嗡作响，我的心怦怦直跳，双手冰凉不听使唤。但一阵眩晕过后，我又巧妙地轻轻接近那件大衣，一面注视着看守，一面用藏在身后的手自下往上将书从衣袋中一点点托出，然后用手一抓，小心谨慎地往外一抽，这本不大的书就落在我手里了。这时，我才对我所干的事感到心悸，但是想中止已经不可能了。该把这本书放到哪儿呢？我把书塞到背后裤腰上系裤带的地方，然后从那儿一点点地移到腰间，这样一来，我要像军人那样手紧贴着裤缝走路，才可以把书夹住。现在先看看行不行。我迈步离开衣架，一步，二步，三步，没问题。只要我手紧贴腰带，就可把书夹牢。
“之后是审讯，对于我来说，这次审讯比任何一次都难熬，因为我在回答问题时，并没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口供上，而主要是考虑如何不被发现夹紧着的这本书。幸亏这次审讯结束得早，我平平安安地将书带回房间——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一些细节就不再叙述。因为穿过走廊时，那本书从腰间滑落到地上，真是危险！我赶紧假装咳嗽，借故猫下腰，结果书又平安回到我的裤带下。当我带着书回到我的地狱，终于单独一人，然而又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时，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一刻呀！
“现在您很可能猜想，我一定会急不可耐地抓起书，先端详一番，然后便读起来。但根本不是！我先要尽情享受一下身边有一本书的快乐，那种快乐缓缓上升，令我精神兴奋，周身欢畅。我要好好想一想，这本偷来的书最好该是本什么样的书，最要紧的是要印得密密麻麻，有好多好多的字，纸要薄，页要多，以便我能多读些时间。接着我希望，这是一部令我精神一振的著作，不是肤浅的娱乐性的东西，而是可供学习和背诵的作品，比如诗歌，或者最好是——简直不敢想象——歌德或荷马的作品。可后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欲望和好奇。我伸开四肢躺在床上，这样即使看守突然打开门，也不会被捉住。我颤颤抖抖地从裤下抽出那本书。
“一看题目，不禁使我大失所望，一股无名之火直往上窜。这本我冒着那么大危险弄到手的，寄托着无限热切的渴望一直舍不得翻开的书，不是别的，而是一本棋谱，一本一百五十名大师的棋局汇编。要是我没被囚禁，门窗不是关得死死的，我一怒之下定会将这劳什子从窗口撇出去，因为我不知该拿这无聊的东西干什么。中学时，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无聊时也会下上一盘棋。可这种大谈象棋理论的玩意儿，与我有何相干！再说啦，下棋没对手、没棋子总不行。我恼火地将书从头到尾地翻了翻，心想兴许能找到些值得读的东西。但寻来找去，除了一篇序言，一篇下棋指南，以及那些单调的画得方方正正的各棋局例图外，我什么也没找到。图下尽是些当时令我莫名其妙的符号，a2—a3，ｓｆ1—ｇ3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就像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后来我慢慢猜出，字母a、b、c代表纵行，数字1至8代表横行，写在一起就是各个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这样一来，这种纯粹的图解就形成了一种语言。
也许，当时我想，我能在这间囚室中设计一张棋盘，之后按着这些棋谱下一下。像是苍天有眼，我的床单恰恰是粗方格图案，想法叠一叠，最后可以搞出六十四个方格。于是我将书藏在床垫下，把第一页撕下，然后开始用节省下的面包碎块，以一种自然是非常可笑的极不完美的方式捏出国王、王后和其他棋子。我不知用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大力气，最后总算能按棋谱说明的位置在方格床单上布棋了。为使双方棋子有别，我用灰尘将其中一半的颜色搞得深些。然而，当我试着用那些面包棋子按棋谱走棋时，却完全失败了。开头几天，我老是走错，一盘棋得走三遍、五遍、十遍、二十遍地从头下起。但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像我，一个受空虚支配的奴隶，能拥有这么多无法打发和毫无用处的时间呢？又有哪 个有如些强烈的需求欲望和耐心呢？六天以后，我已经把这盘棋一步不错地下完了。又过八天，我根本用不着在床单上摆面包棋子，凭想象就能说出棋谱上的棋子位置。
再过八天，连方格床单也用不着，书上那些抽象符号a1，a2，ｃ7，ｃ8在我的脑子里自动转换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位置。这种转化完全成功了：我把棋盘连同棋子映到我的脑子里，光凭那些符号就能纵观变化无穷的棋局，就像一个受过训练的音乐家，只要一看总谱，就能听到各种乐器的声响和它们合奏的效果。再过了两个星期，我可以毫不费劲地将书中荟萃的各盘棋局背出——或者，说句棋界行话，下盲棋。现在我才懂得，我这次大胆的偷窃对于我来说是件怎么说也不过分的快事。因为我一下子有事可干了——要是您愿意，可以说它毫无意义，毫无目的，但它毕竟是一种事，把我周围的空虚消灭干净了。我手上的一百五十个棋谱就像一件神奇的武器，抵抗着那令人窒息的时间和空间。为了使这项新鲜活动的魅力保持长久不衰，我严格为自己规定了每天下棋的时间：早上两盘，下午两盘，晚上再很快复习一遍。这样，我那以前像肉冻一样粘粘乎乎，无形无状的日子，现在变得很充实。
我每天很忙，可不觉得累，因为下棋有个奇妙的优点，由于只在一狭窄范围内用脑，即使绞尽脑汁，也不会感到疲劳，反而会使头脑更灵活，令精力更充沛。渐渐地，我从最初只是机械地照搬棋谱，到开始懂得下棋乃是一种艺术，并对它产生了兴趣。我弄清了进攻的方式和策略，学会了防守采用的绝招，掌握了如何预见棋局的发展，运筹帷幄，突然反攻。不久我就能正确无误地道出每位大师的棋风和个人特点，就像拿起一首诗，只读几句就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一样。起初，下棋不过是消磨时间，后来却成了一种享受。
那些伟大的棋艺战略家，如阿廖辛、拉斯克、波哥留波夫、塔尔塔科威尔，像亲密的伙伴一样迈进了我这个荒僻的小地方。这种变化万千、深奥莫测的消遣，使我这间沉寂的囚室每天充满生气，而恰是这种极有规律的棋术练习，使我受到震动的思维能力又恢复了正常。我觉得我的脑子又变得好使起来，通过不断的思维训练，甚至像是更灵活、更机敏了。尤其在审讯时，我的思路更清晰，更集中。下棋无意中锤炼了我抵御欺骗性威胁和识破奸计的能力。从那一时刻起，我受审答供再无破绽。我甚至觉得，那些盖世太保们也渐渐开始带着某种敬意在观察我，兴许他们心里纳闷儿，为什么其他人一个个垮掉，惟独我像从什么秘密的地方汲取了力量，能同他们进行如此坚定顽强的抵抗呢？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6)
“我日复一日地将书上一百五十盘棋局有系统地下了一遍，这段幸福的时光约摸延续了两个半至三个月。没想到后来又陷入了一个死点。突然间，我又重新感到一片空虚。因为一旦我把每盘棋下过二十到三十遍后，它们就失去了诱人的新鲜感，不再使人感到如此玄妙。它们先前那种令人激动、使人兴奋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那些棋局我早已一步步背下来，再一遍遍地重复下，有啥意思？刚走第一步，下几步要走的棋就自动在我头脑中闪出，再无出奇不意，再无紧张，再没有要你仔细推敲的东西。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并为自己再造那种早已变得必不可缺的紧张和消遣，我实际上需要再寻觅一本别的棋谱。但这谈何容易，所以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我就得发明一种新的棋局代替旧的。我必须同自己下棋，说得明确些，自己同自己对阵。
“我不知道，您对这种具有比赛性质的游戏的精神实质做何评论。但只要稍稍一想就可明白，象棋是一种纯粹的、不存在偶然性的思维游戏，所以自己同自己比赛从逻辑上说是件极荒谬的事。 象棋之所以吸引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战略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子里按不同的思维发展起来的。在这场思维的争夺战中，黑方不知道白方要采取的策略，一直在猜测对方的意图并伺机破坏，而白方也力图先发制人，挫败黑方的秘密企图。如果现在黑方和白方是一个人，就会出现一种完全违背常理的情况，同一个脑子既要知道这件事，又应当不知道这件事。它在为白方考虑时，就应当将一分钟前所做的考虑和想法完全忘记。实际上，这种双重思维是以意识完全分解为前提的，要求人脑像一部机械设备，任意开关。按这个道理，自己同自己下棋，就如同想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
“长话短说，在绝望中，我对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极其荒谬的事尝试了数月之久。为了不至于完全发疯，或者落个智力枯竭的下场，除了干这种有背常理的事情外，我别无选择。这种可怕的境遇，迫使我尝试着把自己分为一个黑我和一个白我，免得自己被这一片可怕的虚无压倒。”
讲到这儿，B博士往躺椅上一靠，闭上双眼达一分钟之久，那样子仿佛要将一种使人情绪纷乱的回忆强压下去。他嘴角又出现了那种奇怪的无法控制的抽动，之后他直起身。
“好了——说到这儿，我希望我已把一切向您做了比较清楚的解释。遗憾的是，我实在不能肯定，是否可以将其他的事情也明明白白地讲给您听，因为这种新的工作要求大脑保持绝对紧张，这就使它不能同时进行任何自我控制。我对您讲过，按我的想法，自己和自己下棋，纯属胡闹。但无论如何，总还有个实实在在的棋盘，就是说至少还有一线机会，因为这个棋盘通过它的存在可使人产生一种距离，使人觉得有躯体分开之感。坐在一张布着真正棋子的棋盘前，你总可以开动脑筋，移动身体，一会儿坐在桌子这一侧，一会儿换到那一侧，分别从黑白双方的立场观察战局。可是我却不得不把这种自我争战，如果您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同我自己抗争，反射到一个想象的空间中。
我一方面要强制自己的意识将那六十四个格子中每个棋子中的位置清清楚楚地抓住，另一方面不仅要记住当时的棋局，还要看出双方可能要走的下几步棋，况且——我自己知道，这一切有多不可思议——我要双倍和三倍地，不，六倍、八倍、十二倍地为每个我，黑方的我和白方的我，预先算出四步或五步棋。请您原谅，让您考虑这种荒唐的事，实在不近情理——在这种想象出的抽象空间中下棋时，作为白方棋手的我得先算出四五步棋，而作为黑方棋手的我也是如此。就是说，跟着棋路的变化和发展，必须事先用两个脑子，用白方和黑方的脑子，使双方战术相配合。然而，这种自我分解尚不是我这个深不可测的试验中最危险的事情，最危险的还是这些凭空设想出的棋局使我一下子坠入五里雾中，突然陷入无底的深渊。
我前几周所练习的那种对各家棋局的单纯模仿，说到底也是一种复制，即重复一下现有的实物，做起来并不比我背诵诗歌或记忆法律条文吃力，那是一种有限而且有规律的活动，因而是一种极好的脑力训练。我上下午各下两盘，已成定规，做起来并不觉费劲。它变成了我每天的正常活动，即使我下错，或者不知该怎样往下走，也有棋谱为据。仅由于这个缘故，这个活动对我那受到严重伤害的精神才有疗效，或者更恰当地说，起一种镇静作用，因为照别人的棋谱下棋，我自己并未真正介入，不管是黑方还是白方获胜，都与我没多大关系。在那里拼杀争夺桂冠的不正是阿廖辛和波哥留波夫吗？而我个人，我的理智和我的心灵，仅作为一个观众，作为一个行家，在欣赏体会那些瞬息万变、其妙无穷的棋局。然而，从我试着与自己下棋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向我自己挑战，两个我中的每个我，黑方的我和白方的我，相互厮杀。两个我都雄心勃勃，急切地希望自己那一方取胜。我执黑子下完一步棋后，就紧张而不安地想，那个执白子的我会怎样走？这两个我中的一个，当对方走错一步棋时，就欢欣鼓舞，若自己下了一步臭棋，则恼火异常。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种会引起极度危险极度兴奋的意识分裂，对于一个处在正常情况下的正常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但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被强行从正常行为中拉出来的一个人，是一个被无辜囚禁数月，遭受各种孤独折磨的人，是一个心中怀有无限愤怒，早已想朝什么发泄一番的人，而除了这种自我争战的游戏，我没有任何其他排遣孤寂、发泄怒气的办法，所以我就把我的怒火，我那股报复的狂热一古脑地投入到这种游戏中。我心中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利用，那就是我心中可以与我抗争的另一个我，所以我下棋时简直激动得达到一种疯狂的程度。最初，我还可平静地思考，在两盘棋之间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疲劳。但渐渐地，我那被刺激起来的神经就不容许我再等待了。执白子的我刚走完一步，执黑子的我就急不可耐地向前推进一步。一盘棋刚走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再来一盘，因为每次两个下棋中的我总有一个被另一个战胜，心中不服，要求雪耻。身陷囹圄的最后几个月，由于受这种疯狂的不知满足的情绪驱使，我究竟同自己下了多少盘棋，恐怕自己永远，即使连个大概也说不清——或许一千盘，或许更多。
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狂热。从早到晚，除了象、卒、车、王，a，b，c，将军和王后易位外，我什么都不想，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那些小方格里。下棋的兴趣变成了下棋的兴致，下棋的兴致变成了一种下棋的狂热，既而发展成一种嗜好，一种抑制不住的狂躁。它使我白日不得安宁，渐渐地夜间也开始纠缠我。我脑子里只有下棋，总感觉棋子在移动，有棋术问题要解决。有时半夜醒来，额头上汗淋淋的。我发现，我甚至在梦中也无意识地下棋。若是我梦到人，这些人一准像相和车一样移动，像马一样跳前跳后。甚至提审时，我也无法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的责任。我觉得在最后几次审讯时，我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因为检查官们不时地莫名其妙地对对目光。其时，当那帮人发问和交换意见时，我简直急得发疯，恨不得他们马上把我带回囚室，让我继续下棋，下那种疯狂的棋，一盘接一盘。我不想受任何干扰，甚至看守打扫囚室的一刻钟和送饭的两分钟都使我感到焦躁难耐。有时直到晚上，那个盛着午饭的盘子还动也没动地放在那儿，我下棋下得竟然忘了吃饭。我惟一能感觉到的是口渴万分，想必是我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下棋，使肝火上升吧。
我两口就把瓶里的水喝光，逼着看守再给一些，可没过几分钟又觉得喉头发干，口渴难耐。最后，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什么也不干——我激动得达到这种程度，我无法安安稳稳地坐上一会儿，考虑棋局时要不停地走动。棋越接近终局，我来回走动得越快，心情越激动。赢棋，取胜，战胜自己的欲望已渐渐变成一种愤怒。我焦灼难耐，浑身打哆嗦，因为我身上的一个我总嫌另一个我下得太慢。这一个就催那一个，您也许觉得这非常可笑。若是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我走得不够快，就开始骂自己了：‘快，快点！’或‘走，走啊！’——我今天自然很清楚，我这种情况完完全全是一种病态的精神过度紧张，名字我现在还叫不出，只能给它起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曾听说过的称呼：棋中毒。最后，这种偏执性狂热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袭击我的身体。我日渐消瘦，睡不踏实，时常梦魇。每次醒来都要费好大劲才能睁开像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有时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连个喝水杯都送不到嘴边的地步，手总是一个劲儿地抖。但一开始下棋，就上来一股蛮劲，我双手攥拳，走来走去。有时，我好像透过一片红雾，听到冲着自己发出的沙哑、凶狠的呵喝声：‘将军！’或‘将死啦！’
“这种可怖的难以描述的状况是怎样形成危机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只知道，有天早上我醒来，觉得周身感觉与平时不同，一种几个月来从未感受到的浓浓的然而却很惬意的倦怠，充满了我的周身，又温暖又舒适，使我不想睁开眼睛。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享受着这种无知无觉的麻木状态。突然，我觉得身后好像有人讲话，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说话。您可以想象我有多高兴，因为数个月来，近一年之久，除了从审判席上发出的生硬、严厉、恶毒的语言外，我从未听到别的话。‘你在做梦，’我对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 睁眼！再让这梦长一些，否则你又会看到这间讨厌的囚室了，还有椅子、洗脸盆、桌子和那永远不变的糊墙纸。你在做梦，接着做吧！’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7)
“然而，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地睁开眼，奇妙之极：这不是我住的那间屋子，这间屋子比旅馆那间囚室宽敞得多，窗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自由射入，朝窗外望去，看到的不是防火墙，而是随风摇动的长满绿叶的树木。墙壁雪白，光滑透亮，白白的天花板高高地吊在头上——确确实实，我躺在一张新的陌生的床上。真的，这不是梦，我身后有人轻轻讲话。想必是我由于吃惊猛地动了一下，我听见身后传来渐近的脚步声。一个女人悄悄走过来，一个头戴白帽的女人，是个看护，是个护士。我有一年未见女人了。
我凝视着那妩媚的身影，目光肯定既狂野又激动，因为走过来的那位天使赶快温和地对我说：‘别动！安静些！’但我只顾聆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说话吗？世界上还真有一个不审讯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个惊人的奇迹——那声音轻柔，令人感到温暖，出自一个温柔的女性之口。我带着一种渴望瞧着她的嘴，因为经过这一年来的地狱般的生活之后，我已觉得人能如此亲切地与另一个人交谈是不可能的。她冲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这世上还有人会亲切微笑——之后她把指头放到唇边‘嘘’了一声，又轻轻走开了。可我不能服从她的指示，这个奇迹我还没看够呢！我吃力地试着从床上坐起，目送着这个自天而降、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就在我想撑着床边起来时，却一下子歪倒在床上。我感觉我的右手、手指和腕关节处有些异样，鼓起一个又粗又大的白鼓包，显然缠着一层很厚的绷带。我先瞧了瞧手上那个白白大大的不知来自何处的鼓包，心里感到纳闷儿，接着慢慢弄清了我在哪儿，苦苦思索我到底出了什么事，肯定是那帮家伙把我打伤的，或是我自己把手弄成这个样的，我现在是在一所医院里。
“中午，医生来了，是位和蔼可亲的上了年纪的人。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而且必恭必敬地提到了我那位当御医的叔叔。于是我立刻感到，他对我一片诚心。接着，他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尤其使我感到惊奇——他问我是否是位数学家或化学家。我都否定了。
“‘奇怪。’他自言自语地说，‘发高烧时你老是大声呼喊着些奇怪的公式——C3、C4。我们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于是我问，我出了什么事。他令我不解地微微一笑。
“没什么严重的事，急性精神错乱。’之后他小心地朝四下看了看，又悄悄地补充说，‘不管怎么说是可以理解的，从三月十三日开始，是吧？’
“我点头。
“用这种手段对付您，还能不发疯？’他嘟嘟嚷嚷地说，‘您不是头一个，不过您别担心。’
“从他悄声耳语安慰我的样子和他那带着宽慰神情的目光中，我看出，我在他这儿没有什么危险。
“两天之后，这位善良的大夫颇为坦率地告诉我这些天发生的事情。看守听见我在囚室中大喊大叫，开始他以为有人闯进囚室，正同我吵架。他一把门打开，我便向他扑去，像疯子一样冲他哇啦哇啦大叫，听起来像是在说：‘走呀，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胆小鬼！’还要掐住他的脖子，最后竟要同他拼命，吓得他不住地高声呼救。那帮人见我怒气冲天，狂呼乱叫，就拖我去医生那里检查。这时，我猛地挣脱，扑向走廊的窗口，将玻璃打碎，结果割破了手——您瞧，这儿还有道挺深的伤疤。住院的头几天，我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现在他觉得我已神智清楚。‘当然，’他又悄声加了一句，‘我还是不向那些先生报告为好，免得他们一听说又把您弄回去。请您相信我，我会尽力的。’
“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夫，究竟对那些恶棍们说了些什么有关我的情况，我无从得知，反正他达到了他欲达到的目的：我被开释了。可能他告诉他们我已精神错乱，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不能负责，或许由于希特勒已占领波西米亚，对于他来说，奥地利问题已经解决，盖世太保认为我已无甚用处了。所以我只须签字保证，在两星期内离开我的祖国。这十四天我忙得四脚朝天，要办理当时一个世界公民出国旅行所需办理的上千个手续——军政部门证件，警方证书，纳税，护照，签证，健康证明——以至我根本无暇回顾往事。看来，人的脑子中有一种神秘的调节力，它可以自动将那些可能成为精神负担或对心灵有害的东西切断。因为，每当我想回忆起在囚室度过的那段时间，这种念头就被断掉，直到数周之后，实际上是来到这条船上后，我才重新鼓起勇气思考，我遭遇到了什么事。
“现在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您朋友面前举止如此不得体，而且说不定让他们感到费解。我只是散步偶然路过吸烟室，不巧正看见您的朋友们坐在棋盘前下棋。我既吃惊又害怕，觉得脚就像生了根似的，再也挪不动了。因为我已经完全忘记，人们竟能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用真正的棋子下棋，根本想不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可以实实在在地面对面进行这种游戏。我真的用了好几分钟才想起，这些棋手在那里做的事，不正是我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一连数个月自己对自己进行的那种游戏吗？那些我在非常情况下使用的代码和数字，只不过是这些木制棋子的代用品和符号。
我对这些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与我在思维空间中想象出来的棋子运动完全相同，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惊讶与一位天文学家在纸上用复杂的方法计算出一颗新行星的位置之后，果真在天上看到一颗洁白明亮、实实在在的星星所产生的惊讶是完全相同的。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我死盯着棋盘，看着我那些格子——相啊，王啊，卒啊，都是真正的棋子，用木头刻的。为了纵观棋局，我必须先进行转换，将我那些抽象的代码换成能够运动的棋子。渐渐地，想观看由两名棋手对弈的真正棋赛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于是就发生了那件令人难堪的事。我忘记了礼貌，干预了你们下棋。可你朋友那步错棋像根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我拦住他，完全出于本能，是一时冲动，就像你看见一个小孩爬到栏杆上，会不假思索地抓住他一样。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如此莽撞，有多失礼。”
我赶忙向B博士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偶然事件，我们才得以与他相识，心里都很高兴。对于我来说，听了他刚才对我充满信任的一番谈话，明白他在这场临时棋赛上展示风采，将是件双倍有趣的事。
“别，您不要对我抱太多的期望。明天这场棋对于我只是个试验……试试我是否……到底能不能下盘正常的棋，在真正的棋盘上，用实实在在的棋子，同一个活生生的对手……因为我越来越怀疑，我以前下过的数百盘棋，也可能是上千盘棋是否正规，不会是在梦中臆想出的、在发烧时构思出的一种昏乱中的象棋游戏吧？进行这场游戏就像做梦一样，许多中间环节都会一掠而过。但愿您不会指望我会自不量力地同一位世界冠军、一位堪称世界第一的大师下双倍的赌注。使我感兴趣的，对我有一定诱惑力的只是事后的好奇。我想确认一下，当时我在囚室中的所作所为是在下棋还是在发疯，我当时处于那块危险的暗礁何处，这面还是那面——仅此而已。”
这时船尾响起了开晚饭的锣声，想必我们——B博士讲的比我说的详细得多——大约聊了两小时。我向他表示感谢，之后与他告辞。但没等我沿甲板走出几步，他又追上来，脸上挂着焦虑，结结巴巴地补充了几句：
“还有一件事，希望您事先同那些先生们讲一声，免得事后又显得我失礼：我就下一盘……没有别的，只为了结那笔旧账——最终了结，而不是重新开始……我不愿意再度陷入令人发昏的象棋热中，回想起来只觉得心惊胆战……另外……另外……大夫那时也警告过我……明确地警告过我：任何陷入某种狂热嗜好的人，都是终身受害者。得了象棋中毒症的人，即使已经痊愈，最好也不要再接近象棋……这样说您清楚了吧——就下这一盘，为我自己做个试验，不再多下。”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们准时按约定时间聚集在吸烟室。我们一方又多了两个棋艺爱好者，是船上的两位军官，为观看这场比赛，他们特意请了假。连琴多维奇也没像以前那样故意来迟。按规定说好谁执黑谁执白后，这场由无名氏对世界冠军的值得纪念的比赛就开始了。令人遗憾的是，这盘棋只是为我们这些平素与象棋没多大关系的人下的，整个弈棋过程就像贝多芬的钢琴即兴曲对于音乐一样，永远丢失了。虽然我们大伙儿第二天一起试着凭记忆复盘，但却没成功，也许是由于观战时太热衷于两位棋手而忽略了棋局的缘故。因为在比赛进行过程中，两位棋手的举止和身上所表现出的文化教养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琴多维奇，这位久经沙场的名手，自始至终像块岩石一样一动不动，两只眼睛严肃地死死盯着棋盘，思考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种体力劳动，需要使所有器官保持高度紧张。而B博士正相反，动作轻松，无拘无束。从“业余爱好者”这个词最美好的本意出发，游戏应该从游戏中获得快乐。他让自己的身体完全放松，在头几次间歇时还同我们聊天，并且轻轻松松地点上支烟，常常在该轮到他走棋时才向棋盘看上一分钟。他每次都让人觉得，对方走的每步棋都不出他所料。
开局几步走得相当快，直到第七步或第八步两人才各显身手，琴多维奇思考的时间逐渐拉长，我们感到，争夺主动权的战斗开始了。然而老实说，棋局发展变化莫测，就像真正的比赛一样，我们这些门外汉看得颇为失望，因为各个棋子越紧密相联，交织成一个特殊图案，我们对棋局的形势就越捉摸不定。我们既看不出这一方的意图，也弄不清另一方的打算，不明白他们之中到底哪位占了上风。我们只看到，各个棋子像起重器一样向前推动，想把对方阵地撬开一个缺口。可我们不了解，这样走来走去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因为这些棋坛高手，每走一步前都要推算出好几步。另外，由于琴多维奇考虑起来没完没了，渐渐使人提不起精神，这显然也令我们的朋友感到恼火。我们不安地注意到，这盘棋时间拉得越长，他就越显得不安，不停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精神烦躁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会儿抓起一支铅笔写点儿什么，后来又要了瓶矿泉水，一杯接一杯地猛饮。很明显，他对棋局的预测要比琴多维奇快一百倍。
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8)
每回当后者无休止地思考后做出决定，用他那粗大的手向前移动棋子时，我们的朋友脸上就绽出笑容，像看到一件盼望许久的事终于实现一样，并且立刻回着。想必他那飞速运转的大脑已预先看破对方可能实施的所有策略。琴多维奇出棋越慢，我们的朋友就越不耐烦。等待时，他双唇紧闭，现出一副恼火的样子，几乎可以说是对对方充满敌意的神情。但琴多维奇一点儿不急，他顽强地思考着，一声不吭，而且棋盘上的棋子越少，他思考的时间越长。足足用了二小时四十分钟，才走到第四十二步。这时我们已精疲力竭，差不多无心继续观战。两位船上的军官，一个已经离去，另一个拿起一本书翻起来，只有在双方出棋时才朝棋盘瞟上一眼。可就在这当儿，当轮到琴多维奇走棋时，却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B博士一瞧见琴多维奇抄起马，准备往前跳时，就像猫跳跃前那样躬起身子，全身发抖。那颗棋子才落地，他就刷地一下将王后往前一推，得意洋洋地大声说：“好啦！这下结束啦！”跟着往椅背上一靠，两支胳膊交叉在胸前，以一种挑战性的目光望着琴多维奇。
他的瞳孔中突然闪烁出一种炽烈的光。
我们大伙儿不由自主地俯身看那棋盘，想搞清这预示着这盘棋结束的那具有决定性的一着棋究竟是怎么回事。乍一看，这着构不成直接威胁，那我们的朋友的这一举动肯定是指棋局的发展，我们这些脑子反应缓慢的半瓶子醋棋手是看不出来的。然而琴多维奇却不然，他听了那句带挑战性的预言之后，纹丝未动，镇静沉着地坐在那儿，似乎“这下完了”这句带侮辱性的话根本不值得他理睬，一切照旧。大家不由得屏住呼吸，只听到桌上那只计时钟嘀哒作响。三分钟，七分钟，八分钟——琴多维奇一动不动，但我觉得，内心的紧张似乎使他那粗大的鼻孔涨得更大了。
我们的朋友好像同我们一样，觉得这种无声的等待难以忍受。他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开始在吸烟室踱来踱去，起初踱得很慢，之后快起来，越来越快。尽管他走得急匆匆，但往返距离总是相同，就像每次在这间空房中都碰到一排无形的栅栏，迫使他折回。我突然觉得周身战栗，他这样走来走去无意中勾划出他原先那间囚室的大小。在被囚禁的那几个月中，他肯定也是同现在一样，双手痉挛，缩着肩膀，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窜过来窜过去。他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上千次地奔来奔去，僵滞而充满狂热的目光中闪着一股发红的光芒。但他的思维还没有受到伤害，因为他还不时地朝棋桌那面瞧瞧，看琴多维奇这会儿是否做出决定。
五分钟，十分钟，之后终于发生了我们之中谁也想不到的事情。琴多维奇抬起他那双一直搁在桌子上的粗笨的手。我们大伙都紧张地看他做出什么决定。但是这位世界冠军没有走棋，而是手一翻，裁决般地猛一下将所有棋子扫出棋盘。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琴多维奇放弃了这盘棋。为不愿让我们看到他确确实实被将死，他投降了！难以令人相信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世界冠军，无数次世界级比赛的获胜者，在一个不知名的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未碰过棋盘的人面前，降下了旗帜。我的朋友，这个不愿公开姓名的人，不为任何人所知的人，在公开比赛中战胜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象棋大师。
我们大伙儿激动不已，不由自主地纷纷起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应该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以宣泄一下我们的惊喜。只有琴多维奇保持镇定，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用一种石头一般的僵硬目光看着我的朋友。
“再来一盘？”他问。
“当然，”B博士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听了很不舒服。没等我讲事先所做的只下一盘棋的约定，他已经坐下来，开始忙着布棋子。他激动不安地归拢着那些棋子，有一两次，一个卒子从他瑟瑟发抖的手指中滑落到地上。看到他那种过分激动的样子，我心中原有的不快和不安变成了一种担心和害怕。因为这个外表和内心原本都非常沉静的人，被一种狂躁攫住，他的嘴抽动得越来越厉害，他的身体像是发烧打摆子，瑟瑟地抖个不停。
“别下了！”我在他耳边悄悄说，“现在别下了！今天算了！您受不了。”
“受不了！哈哈！”他恶狠狠地大声笑起来，“要不是这般磨蹭，我可以在这段时间下上十七盘！惟一使我感到不好办的是，用这种速度下棋很难不让自己打瞌睡！——好啦！您走吧！”
最后几句话言辞激烈，近乎粗鲁，显然是说给琴多维奇听的。琴多维奇不动声色，神态严肃地看了他一眼，但他那呆滞的目光有点像一只握紧的拳头。突然，这两名棋手间发生了些新情况：一种危险的紧张对峙，一种发自内心的仇恨。他们不再是玩一玩，切磋一下棋艺，他们成了两个发誓要将对方整死的仇敌。琴多维奇走第一步之前，犹豫了好久，我顿时明白，他在故意拖延时间。显然这位训练有素的象棋战略家已经发现，他恰恰可以运用这种拖拉法将对方拖垮，使对方思想混乱。这次他采用的是最一般、最简单的开局方式——将王前卒向前移两格。可这一步他足足考虑了四分钟。我们的朋友也立刻驱王前卒相迎。但琴多维奇那边又是无休无止、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就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划过，人们心惊肉跳地等着轰鸣的雷声，但雷声却迟迟不来。琴多维奇一动不动，他在思考，无声无息，慢悠悠的。我越来越肯定，这种缓慢中藏着恶毒，但我却有更多的时间观察B博士。他刚刚让第三杯矿泉水入肚。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曾说过在囚室里干渴难忍，就像发烧一样。这一切都已清楚地表明，他已激动得难以克制。直到第四步，琴多维奇依旧无休无止地考虑。B博士失去了自控，他一下子冲琴多维奇叫起来：
“您倒是走棋啊！”
琴多维奇抬起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据我所知，我们讲好，每步棋思考时间为十分钟，我原则上不用更短的时间下棋。”
B博士咬了咬嘴唇，我发现，他的脚底在桌下越来越不安地敲打着地板。我自己也变得越加焦躁不安，一种预感压在我心头，他身上要发生什么愚蠢荒唐的事。果不其然，下到第八步时又发生了一次冲突。B博士等着，越来越不耐烦，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紧张，他在椅子上摇来摇去，开始不自觉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琴多维奇又一次抬起他那颗硕大的头颅。
“我可以请您别敲桌子了吗？这干扰我下棋。”
“哈哈！”B博士短促地笑了声，“确实如此。”
琴多维奇脸涨红了。“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恶狠狠地问。
B博士又一次短促并且带着恶意笑了一声。“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您显得太神经质。”
琴多维奇没吭声，低下了头。
直到七分钟后他才又走了一步棋，这盘棋就以这种慢得不能再慢的速度进行着。琴多维奇越来越像块石头，到后来，他总是用完规定的那里思考时间，才走一步棋，而我们的朋友在间歇时间中的举止越来越奇怪。看来，他对这盘棋已根本不再感兴趣，而在想些什么其他事情。他不再跑来跑去，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目光呆滞，迷迷惘惘地看着前方，嘴里不停地念念叨叨，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也许他已沉入到一种无穷无尽的联想中，也许——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怀疑——在创造另外一些棋局。因为每次琴多维奇走完一步棋，我们总得招呼他，才能使他不再心不在焉。之后他总要用一分钟时间，才能定下神来下棋。我越来越怀疑，他现在精神已经错乱，而这种以平静形式突然发作的严重精神错乱，使他把琴多维奇和我们都忘得干干净净。果然，下到第十九步时，爆发了危机。琴多维奇才动棋子，B博士连棋盘都没认真看上一眼，就把他的相往前挪了三格，大声叫了一声，叫我们大伙吃了一惊：
“将！将军！”
我们满怀期望地以为他将琴多维奇有致于死地了，立刻都过来看棋盘。但是一分钟后发生了我们谁也没料到的事。琴多维奇异常缓慢地抬起头，逐一地看了看我们这群人——这是他以前可从未做过的事。他仿佛在享受一种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嘴角上渐渐露出一种满足，明显含有讥讽的微笑。直到他尝尽这个对于我们仍然是莫名其妙的胜利快乐之后，才假装客气地对我们说：
“遗憾——可我却不懂怎么将，也许先生们中有谁看到我的王被将军了？”
我们大伙看看棋盘，之后又不安地瞧了瞧B博士。琴多维奇的王确实——一个孩子也能看出——受一个卒保护，相无法将军。我们大伙都不安起来。莫非我们的朋友一着急棋子没放对位置，多走了或少走了一个格？我们的沉默不语引起了B博士注意，他呆望了下棋盘，非常结结巴巴地说：
“可王是在f7上呀……他的位置不对，完全不对。您走错了！这个棋盘上的棋子全错了……卒应在g5上而不是在g4上……这完全是另一盘棋……这是……”
他突然不说话了，我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或者说狠狠地掐了一下他的胳膊，好使他就是在发烧的昏乱状态下也能感觉出我在抓住他。他转过头，呆望着我，像个梦游者。
“是您，您有什么事？”
除了“Remember”(英语：记住)这个字外，我什么也没说，同时用手指摸了一下他手上的伤疤。他下意识地重复了一下我的动作，他的眼睛呆望着那道血红的伤疤。跟着他突然颤抖起来，周身打起寒战。
“老天呀，”他张开苍白的嘴唇低声说，“我说了什么蠢话或干了什么荒唐事吧……我又……”
“没有，”我向他耳语道，“但您必须立刻停止这盘棋，现在还来得及，请您想想大夫对您说的话。”
B博士猛地站起身，“我请您原谅我犯的愚蠢的错误，”他又用他原有的彬彬有礼的声音说，并且向琴多维奇鞠了一躬，“刚才我说的话，都是废话。自然这盘棋是您胜了。”然后他又向我们说，“我也得向诸位先生请求原谅。但是我事先就给你们打过招呼，不要对我期望过高，请您原谅我出丑——这是我最后一次下棋。”
他鞠了一躬就走了，就像他最初出现时一样谦逊和神秘。只有我知道，为什么这人永远不会再摸棋盘，而其他人却不知所措地留在那里，心里模模糊糊地觉得刚才差一点儿没碰上一件不太愉快和危险的事情。“Damnedfool！”(英语：没用的笨蛋)麦克柯诺尔失望之余嘀咕地骂了一句。最后一个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是琴多维奇，并且又朝那下了一半的棋看了一眼。
“真可惜。”他倒是宽宏大量地说，“这个进攻安排得不错啊。对于一位业余棋手来说，这位先生确是个不同寻常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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