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肉眼无法看见的细菌，到体形庞大的鲸；从极其原始的某些单细胞病毒，到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类，都有着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生物”，都是由氨基酸、核酸、多肽、生物碱等一些微小的有机分子构成的。这有点像儿童玩“搭积木”一样，一块块看似简简单单的积木，却能组合成千姿百态的形状。但是，这些有机分子——生命的“积木”，究竟又来自何方？
早在19世纪70年代，维克拉玛辛、霍伊尔等一些科学家，在遥远的恒星周围的尘粒中发现了据他们认为是生命痕迹的东西。由此，他们作出以下推断：
在一颗与太阳相仿的不知名的恒星的轨道中，运行着一颗微不足道的彗星。在它的体内，一个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外星生命的“种子”——孢子，正静静地躺着，安稳地休眠。不知过了多少年，恒星的引力突然发生了变化，导致这颗彗星从原来的轨道中越了出来。在后来长达一亿多年的时间中，它一直在广漠、寂静而冰冷的宇宙空间里，独自遨游。直到有一天，这颗彗星闯进了太阳系。先是几颗巨大的气体状行星从它身边呼啸而过，然后，在它面前出现了一颗庞大的、夹杂着片片褐色的蓝色星球——地球。彗星与无数宇宙尘埃和陨星碎片一起，撞击在地球上，碎裂开来。在它体内休眠了几亿年的孢子，被抛进了地球表面温暖的海洋中。这颗珍贵的生命种子，在某些催化剂的作用下，通过一些化学反应和生物反应，形成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形式。这大约是在33亿年前，从此，地球的历史完全改写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的世界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从一开始，很多人就对这犹如天方夜谭般的假设提出了怀疑。地球上的生命为什么一定是茫茫宇宙中一个突然闯人的“不速之客”带来的？彗星体内的孢子生命力有那么强吗？难道地球本身不可能通过一系列化学变化和生物变化而孕育生命吗？尤其是在1953年以后，由于一个美国化学家的实验，维克拉玛辛和霍伊尔等人的假设，更被大多数科学家冷落在了一边。
那一年，美国圣迭戈大学一位年轻的化学家斯担利米勒，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先把甲烷、氢气、氨气和水蒸气等气体，按照“地球原始状态”时的组成比例，混合在一个玻璃瓶中。然后，他用电流模仿古老的、也是今天常见的气候现象——闪电，轰击这些气体。在一个星期后，米勒惊喜地发现，在玻璃瓶中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橘黄色气体。通过测定，这一气体中含有大量氨基酸等有机物质。此后，德国的科学家格罗茨和维森霍夫也进行大致类似的实验。他们先按照“地球原始状态”配置气体，然后通过对这些气体进行紫外线照射，也同样得到了氨基酸。
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奥罗利用氰化氢等物质，成功地合成了核酸的重要组成成分之——腺嘌呤。1963年，波南佩鲁马等科学家通过紫外线照射，得到了在生命体中用于传输能量的重要物质——ATP。这些实验证明：在-定的物质条件和能量条件下，即使没有生物酶的参与，从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从简单的有机物转化为复杂的生命物质的进化过程，也完全有可能在地球上实现。于是，“地球生命自生说”在这些科学实验的支撑下，渐渐战胜了“地球生命天降说”。
在一些人看来，地球生命诞生的奥秘，似乎从此解开了。但是且慢。“地球生命自生说”实际上得意了没多久，就又遇上了新的挑战。原来，科学家们发现，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大气成分以甲烷氨气（nh3)为主，而火星、金星等类地行星的大气，则是以二氧化碳（co2)为主的。马上有人提出：凭什么断定“原始状态”时的地球大气中，一定含有甲烷而不是二氧化碳呢？
另外，科学家们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某些微生物和病毒孢子的生命力之强，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在最近，荷兰天体物理学家彼得、韦伯和梅奥格林伯格，把地球上的枯草芽孢杆菌放在低温中，用相当强的紫外线（2000~3000A0)和真空紫外线（1000~2000A°)来照射，实验结果令人大为吃惊：如此强烈的紫外线轰击，竟然没有杀死它们。由此他们推断，99.9%的孢子即使在裸露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宇宙空间存活约2500年。更何况在星际空间中，孢子并不是完全裸露的，而是躲在陨石或宇宙尘埃的缝隙中，为自己披上了一件坚固的“装甲”。韦伯和格林伯格还认为，有些孢子能将周围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表面，形成一道屏蔽宇宙辐射的保护层，这就能使它们的寿命达到450~4500万年，甚至永不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几十亿年的“星际旅行”又算得了什么呢？
科学家霍利尔还别出心裁地检验了细菌的生命力。他动用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强烈的X射线，照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菌。
结果发现，虽然细菌的基因组织(即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上出现了10000多个大大小小：的裂痕（这表明细菌受到了巨七大的损伤），但它依然能够进行顽强有效的“自救”，后来竟成功地活了下来。看来，无论是强烈的宇宙辐射，还是干燥冰冷的恶劣环境，都无法消灭这些生命的种子。
1967年4月20日，美国的无人宇宙飞船“观察者3号”在月球表面进行探测时，不慎将一台电视录像机“忘”在了月球上。两年后，美国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号光临月球，将这台电视录像机带回。科学家们马上对它进行“隔离检査”，检查中竟发现了活的链球菌类细菌。
1977年，李森科等科学家将一个取样器投放在距地面75公里的高空中，收集大气层上部的空气样品。在采集的大气样品中，他们发现了30多个活的细菌。可能是为了抵抗髙空强烈的紫外线辐射，这些细菌的颜色明显深于地球表面的细菌。科学家们推断，这表明它们并不是来自地球表面，而是来自宇宙空间。
1983年1月，美国、英国、荷兰三国联合研制、发射的红外线天文卫星已经在星际云层中发现了一种结构相对较为复杂的有机体——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HAP)。它是由数十个碳原子通过不同的排列次序组合而成的。既然连这些“硕大”而复杂的有机分子，都可以在条件异常恶劣的宇宙空间中大量存在，那就更不用说一些结构更原始、更简单的孢子了。
在领略了这些“简单生命体”生命力的强大后，人们不禁又想到了那个久已萦绕在心头的疑惑：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是地球本土的“特产”，还是“天外来客”的“后裔”呢？如今我们这个星球已经不缺乏生命，但是还像遥远的天文时代一样，几乎每年都有很不起眼的、浑浑噩噩的“天外来客”光临；这些陨星、彗星、流星或是小行星的碎片，不断地降落在高山、峡谷、丛林、海洋。也许它们身上到处都包含着已经沉睡了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的、我们所看不见的生命的种子、生命的信息。
我们目前虽然无法彻底解开地球生命诞生的奥秘，但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新的重要发现，寻求生命起源的历程也由此变得奇妙有趣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可能是外星生命的后代；而地球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包括我们自己，都可能最终来自那些古怪、难看的陨石块。
神奇的史前超文明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人类的历史十分短暂。人类学会制造工具不过几十万年，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更加短暂。但通过现代考古学发现，有人相信人类的历史要向前大大推进。
早在1938年，美国肯塔基州柏里学院地质系主任柏洛兹博士宣布，他在石炭纪砂岩中发现10个类人动物的脚印。经显微镜和红外线照片证明，这些脚印是人足压力自然而成。据估计，这些岩石有2.5亿年的历史。同样，1968年在美国犹他州羚羊氧发现的几块三叶虫化石上，也有穿着便鞋的脚印，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小孩的脚印。三叶虫是一种细小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它在地球上的存活时间是从6前到2.8亿年前。而目前人们相信的人类历史与之相比，显得分可怜。‘同样，人类承认自己会造工具的历史也十分短暂。但从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前形成的矿右中，也发人工制造的东西。1844年，苏格兰特卫德河附近的矿工，在地下8英尺的岩中发现藏有一条金线。1845年，在京古迪采石场的石块中，人们发现一枚铁钉。1851年，在美国发现一个钟形器皿，高12厘米，宽17厘米，是用梦种金属制士表面刻着6朵花型图案，花蕊中镶有纯银，底部镌刻着藤蔓花图纹。1891一：在煤块中发现了一条铁链，连接着两块煤。1961年，美国人兰尼和他的合伙人在一个海拔4300英尺的山峰上找到了一块化石，化石中包着一个晶洞，里面有类似汽车火花塞之类的东西，中间是一条金属圆芯，外面包着一个陶瓷轴环，轴环外面是木刻六边形的套筒，套筒外面是硬泥、碎石和贝壳化石碎片。据地质学家估计，这块化石有50万年的历史。
同时，考古还发现了史前文明的遗址。在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750英里的新喀里多尼亚岛以南40英里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了400多个古冢。在古冢内没有任何遗骸，但在三个古冢里面发现有直立的水泥圆柱。这些圆柱直径从40英尺到75英尺不等，高40英尺到100英尺不等。经放射性同位素碳检验法测定这些圆柱是公元前1095年到5210年间的东西。在南美，人们也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隧道系统。隧道一直通向250米深的地下，隧道内壁光洁平滑，其中有几处宽阔的厅堂，有喷气式飞机机库那么大。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以及南卡群岛一带的海底，人们发现了一条宽阔的平坦大道。
考古发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人类生存的证据，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东西表明，史前人类文明达到不可思议的发展程度。
首先，原子能技术是人类近几十年才开始掌握的一门高科技技术，但在非洲却发现了一个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在一家法国工厂使用的从非洲加蓬共和国进口的奥克洛铀矿石中发现，这批铀矿石已经被人们利用过了。因为，一般矿石的含铀量是0.7%但这批矿石铀含量低于0.3%。经过科学家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发现这个核反应堆由6个区域大约500吨铀矿石构成，输出功率为100千瓦。此核反应堆保存完整，结构合理，运转时间估计有50万年之久。法国政府宣布了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面对这一事实，一些科学家们承认这是一个自然的核反应堆，并开始研究其核废料处理方面的价值问题。
其次，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珍藏着一张古代地图。地图中只有地中海地区画得还算精确，其他地区都严重变形。后来科学家证明，这张地图是空中鸟瞰图。同“阿波罗8号”飞船所拍摄的地球照片相比，这张地图就像是翻版一样。而且，地图上还有南极洲冰层覆盖的复杂地貌，与南极探险队在1952年用回声探测仪对南极冰下地形的探测图几乎一致。
同样，史前人类似乎还掌握了现代的天文知识。在法国中部发现的一幅星图上，有夏日三星座图样。所以有人推测，史前人类已经早就认识到了牛郎星环绕织女星。参与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说：“史前人类掌握各种知识的程度，要远比我们现在能想象的要精深得多。”而且，在南美古城第阿瓦拉克神秘的废墟，有一座用整块红色砂岩雕刻而成的巨大神像，神像上有一幅完整无缺的星空图以及上百个符号。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这幅星图所描绘的是2.7万年前的古代星空，那些符号记载了深奥的天文知识，是现代人类所未掌握的。
还有1921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个古尼德人的头骨左方有一个边缘平滑的圆孔，据考证古尼德人生活在距今约7万年前，而这圆孔只有子弹射击才能形成。
在巴格达城郊的一个古墓中，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组2000年前的化学电池。他们仿造古电池，结果电池竟然成功获得了0.5伏电压，并持续地工作了18天。在埃及金字塔中，考古学家声称发现了一颗5年前的人造心脏，而现代医学研制的人工心脏不过才十几年的历史。
考古研究发现有太多的奇迹和疑点存在，不得不让人们浮想联翩。关于以上种种现象，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外星人访问地球时所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在现代人类文明之前，曾经出现过一届“高级人类”的“史前超文明”。有人甚至提出，存在“地球文明周期进化”现象。他们认为，既然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5亿年的历史，在这其中地球生物经历了大约5次大的“生存与灭亡”。生生死死，周而复始，最后一次大的灭绝是在6500万年前。
如果确实存在着“史前超文明”，这不仅仅是考古学和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更意味着目前人类在进化理论和其他认识上，将要彻底转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线进化过程，也就是说，该理论认为现代人类是地球生物链上最高级和最文明的。但“史前超文明”如果存在，就证明地球的生物进化是几个循环过程，而现代人类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循环圈内的最高者；在整个地球历史中，现代人类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或许还是一个文明程度较为低等的群体而已。
关于“史前超文明”的存在与否，确实给人类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与此相关的就是“史前超文明”的灭亡问题。因为，若以史前超文明的存在为前提那么探索其灭亡的原因也必然是题中之意、现世所需。
有人认为，史前超文明的灭亡是由于地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或者是由于地球磁场的周期性消失所导致。太阳系运转到宇宙的某个特定位置时，地球上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不适应人类生存的气候。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便是一个例证。而且地球的这种周期性的气候变化，会导致高级智慧生物的周期起源和进化。这是从自然角度的解释，但这种解释也是最无力和最恐惧的解说，因为它预示了现代人类必然会经历世界末日的恐怖过程。
其次是核爆炸说。有人根据记载推测，地球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大洪水、大爆炸以及大灾难的侵袭。古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写成于公元前1500年，距今3500年。有人相信书中记载了两次“核战争”。据书中描述，在战争中出现过可能类似于飞机的飞行器，类似火箭的武器，它喷火但无烟，而且这种武器发出可怕的热，顿时间动物倒毙，河水沸腾，火箭爆发时声如雷鸣，敌兵烧得如焦黑的树干。后来经过考古发现，恒河上游有众多的焦土废墟，只有原子能的核爆炸才能造成。因为要使岩石融化，最低也要18001，而一般的大火是办不到的。而且根据记载，这是5000多年前的事件，所以有人认为史前文明毁于核爆炸，并以此警示世人。
当然，还有人认为，史前文明是毁于陨石爆炸。对1908年西伯利亚神秘的通古斯大爆炸，有的研究结论说是一颗庞大的陨石在高速运动时，与大气摩擦充分燃烧后，引起了大爆炸。所以有可能相信，史前文明同样也毁于外来物体。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科学家还提出了“地内文明”和“体内文明”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唯一的原始生物发源与集散之地，但由于太阳给地球造成了恶劣的生态条件，使人们“快衰早亡”，一些人通过开辟地内超级生态工程，撤离了地球表面，深人到地下或海底；后来，他们再通过开辟外星秘密超级生态系统工程，由地内文明转向乔迁到外星球上去的体内文明。所以，在海底会发现属于史前文明的遗物，而外星人更是个子矮小，但活力非凡。因此，根据这种说法，史前超文明并没有灭绝，而是转移了生存地点和生存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史前文明的“进化三级跳理论”。
综上所述，关于考古发现的种种现象，人们各抒己见，并没有一个定论。而且必须指出，人们所获得的资料也多是声纳图像或依据现代技术和现代观点作出的结论。所以，要真正揭开史前超文明之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也许真的地球人类要等到与史前超文明程度接近之时，他们才能理解这一切。
探求人类起源之谜
从很早开始，人类就不断地问自己，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的祖先是谁？《圣经》说，是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芸芸众生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进化论者说，人类是古猿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而来的；然而，瑞士人冯丹尼肯却在《众神之车》一书中提出，人类是来自宇宙的外星人与地球上的母猿相结合的后代。他还解释道：为什么人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遥望茫茫星空，感叹、忧愁和迷惘？因为，我们人类的祖先就来自那遥远的星空。
这个富有想象能力的瑞士人告诉我们：大约在6.5万年前，一批具有高度智慧、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外星人，乘坐宇宙飞船来到位于银河系偏僻角落中的一颗蔚蓝色星球——地球。他们看到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植物苍翠繁茂，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就十分喜欢，愿意在此定居。但是由于他们对地球重力没有充分的准备，感觉很不习惯，最后只得改变初衷。离开以前，他们决定创造一种新的适宜于地球生活的人种，代替他们在地球上居住。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充沛、智力较高的母猿来进行结合，从而创造出了我们人类。
这一惊世骇俗的看法，很快就在整个世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在茫茫无际的宇宙，是否真的存在着外星智慧生命到现在还是个谜，又怎能确定我们人类就是这尚不确定的外星人的后代呢？更何况，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是很难繁殖出后代的，即便是像马和驴杂交产生了骡子，但骡子也是不具有繁衍后代能力的。所以，外星人与地球上的母猿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之间能否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我们人类，还是一个疑问。
但冯丹尼肯的观点同样受到了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国学者）的支持。德国语言学家施密特神父在研究中发现，在亚欧各民族的宗教中，“上神”或“天主”一词的词根大都具有“照耀”的意思。而《圣经》中与犹太民族订立契约的上帝——耶和华，在古希伯来语中的含义就是指“来自天空的人们”。这些都说明了些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和殷商的始祖等也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就像先秦典籍《春秋公羊传》中所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又如，《太平御览》中记载，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伏羲的母亲，是在踏了一种出于雷泽的“大迹”后生下了儿子伏羲的；而禹的母亲也是“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而后又“吞神珠”生下了禹的。关于黄帝出生的传说也是如此，《初学记》中说，黄帝的母亲“见大雷绕北斗，枢星光照效野”，然后“感而孕”生下了黄帝。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商的始祖一契的母亲名叫简狄。一天，她和两个同伴一起到河边去洗澡时，看见一只“玄鸟”产了一枚卵。简狄拿起这枚卵吃了下去，于是就怀孕生下了契。这就是“玄鸟”降生殷商——契的经过。在《诗经》中有一首乐歌，歌中写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就是说，上天命“玄鸟”降生了殷商的始祖，因而才有了殷王朝这样的堂堂大国。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常说，远古时代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是因为当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实行群婚所造成的。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最初的人类，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那种“人类父亲”；我们的“父亲”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而“母亲”则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母猿。
西欧的一位科学家马莱斯，不仅赞同这一观点，更提出了新的证据，支持这一设想。比如，科学家们在圣地亚哥发现了一具距今已有5万年的古人的头盖骨。马莱斯经过研究后认为，这具头盖骨所代表的人种的智力水平，已远远超出现在人类的智力水平；甚至，两者相差有数千倍之多。据此马莱斯推测，“他”就是当时乘坐宇宙飞船来到地球的外星人留下的骨骸。而南美安第斯山脉上那被喻为“上帝的指纹”的纳兹卡巨画，极有可能就是这些外星人留下的杰作。
法国人类学家诺贝达博士甚至指出，时至今日，在整个人类中仍有近一半人的遗传因子受到外星人祖先的影响。他还对这些人进行了简单的素描；他们眼珠的颜色通常为绿色或淡褐色，双脚的距离比较阔而双足较小；他们的脚趾比正常人长，耳廓较大，手和手指修长，指甲较脆；他们面容线条通常比较优美，嘴唇比常人较厚或特薄，头发金色或红色，体型较为单薄，骨头较脆弱等等。此外，诺贝达博士还提到，在思想行为方面，外星人的后裔大多是梦想家理解能力强，反应敏捷，而且较为独立。
19世纪末的英国着名生物学家赫胥黎曾这样说过，“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多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那么，流传在世界上各个民族中的神话和传说是否在默默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其实就是外星人的孩子呢？
未来人类之迷
在文艺复兴时期，数不清的文学、艺术作品讴歌人类自身形象。其中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借王子哈姆雷特独白对人的赞美最脍炙人口“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理性是那样高贵，技巧是那样完美，外表、行为是那么精确、美妙，行动像个天使，思想像个天神。宇宙精华！万物灵长！”
哈姆雷特歌颂的无疑是上帝的杰作。19世纪，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人。当进化论宣称“人非上帝所造、祖先原来是猴”那一刻，不亚于发生一场大地震。而现在，几乎没有人羞于承认自己的祖先是猴子，而是庆幸我们终于不再是猴子。进人20世纪，人类又开始试图描述自己未来的模样：
50万年以后的地球上的某一天，太阳照常从地平线冉冉升起。但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没有飞禽走兽，没有鲜花绿草；没有喧闹的城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没有温馨宜人的村落。没有战争、贸易，也不见熙熙攘攘的人流。曾经鼎盛的“人类文明”已经不见一丝痕迹，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世界几乎安静得快要窒息。这时，在荒原上一根长满了苔藓的树干上，一团肉呼呼的东西似乎在蠕动。借着晨曦，可以看清这个怪物有一张人类的脸，但身体呈鳞茎状。它皮肤透明，布满全身的血管清晰可见。它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懒懒地睁开一双大大的、但毫无生气的眼睛，开始寻觅食物。它首先展开身上像蘑菇样的鳍状器官，尽可能多地吸收阳光中的热能，然后用两只有力的爪子，慢慢从树上攀缘而下。它慢慢来到水塘边，从腹部伸出一根长长的粗大的脉管，吸取布满水塘的藻类，那是除了阳光以外它唯一需要、也是仅能得到的食物。然后，它又慢慢返回树下，再慢慢攀缘而上，两爪握紧枝桠，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第二天太阳升起。
这不是任何怪物，这就是未来的人类。
这不是随便哪个人的任意杜撰，这是英国着名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迪克森在《后人类》一书中描绘的人类以及人类“社会”。该书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曾经引起巨大争议。100多年以前，他的同胞、同行达尔文雄辩地解释了人类的进化——从树上下来，现在他却一本正经地预言人类的退化：重新回到树上，回到“老家”。未来人类的模样比现在人类的祖先还要“其丑无比”；远古世界虽然万物竞争残酷但生机勃勃，未来世界只有如此嘴脸的人类但着实令人毛骨悚然。迪克森是不是太悲观了呢？他有哪些证据作出如此结论呢？
迪克森绝非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他只是凭借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逻辑理论依据以及不可缺少的一点“想象能力”罢了。
这位科学家首先认为：生物进化的历史已经证明，生物不仅是从低级发展到高级，从简单进化到复杂；当生物进化的程度越高时，它走向衰亡的速度也就越快。也就是说，生物的发展演进并不是遵循无限进化的“直线”，而是按照具有周期规律的“曲线论多么高级的进化物种，都终究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约束。
其次，现代人类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福兮祸之所依”。大量科学分析证据表明，人类遗传基因库的质量日益下降了。人类技术文明的高度发达，固然给现在的大多数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但是也违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这必将加速人类衰退的速度。现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而人们还在想方设法地要“延年益寿”，这实际使无数患病个体的生命得到拯救，皆大欢喜的同时也无情地破坏了自然淘汰的“选种效应”。医生、护士、设备先进的医院、高科技医疗、灵验的药物，固然体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在挽救患病个体的同时，也保存了无数原本先天缺陷或者劣等的基因，以及由正常基因经过后天突变而形成的致病基因。这些基因通过人类一代代繁衍得以扩散、强化。经过长期积累、叠加，人类基因愈来愈良莠不齐，糟粕堆积，劣种蔓延，致病基因分布频率一代更比一代高，而人类体质却“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的生存，终于面临巨大威胁。人类为了个别、局部和暂时的利益，最终从最根本上毁灭了自己。
第三，人类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达，使得自己过分依赖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先进工具。便捷的交通工具使双腿退化，五花八门的机器使双手“堕落”，条过于良好、精致的饮食使肠胃“偷懒”、患病，代替人类思考的各种工具甚至使得大脑能力日益低下。总之，各种“舒适”、“享受”和“方便”，会导致人类自身肌体、机能的无可挽回的衰落。这种生理机能的退化，同样通过基因遗传和社会遗传，形成恶性循环。
迪克森最后严厉地指出，人类目前对地球资源无休止地开发和掠夺，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极大地影响人类进化方向。50万年后，地球不再生机盎然，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得到了报应！他们不得不通过肌体的“变态”来适应外界极为恶劣的生态环境。那时，资源巳经完全枯竭，成千上万的物种纷纷灭绝。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蔚蓝的海洋变得浊浪滔滔，污秽恶臭A海里没有什么龟、贝、鱼、虾，海风不再透出阵阵清新宜人的咸味。江海河湖死气沉沉，长满性喜油污的蓝绿藻类；死气沉沉的荒原上，稀稀拉拉分布着残存的树木。人类孤苦伶仃地栖息树上，日复一日地以藻为食，他们实际上早已经退化成了今日人类的“异类”。
和迪克森所持观点恰恰相反，以加拿大的拉塞尔和塞格京等为首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进化的前景没有如此悲惨。他们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认为生物进化的轨迹基本来说是一条不断向上的“直线”，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不可逆转。他们推测，如果其间不出现意外的毁灭性宇宙灾难，50万年后人类将进化成非常聪明的“超人”。同样根据“用进废退”、“优胜劣汰”的进化原则，那时人类的大脑高度发达，而四肢高度退化，类似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家笔下的“外星人”：大脑袋，大眼睛，小鼻子，小耳朵，细脖子，身材小巧玲球、晶莹剔透。美国着名科幻作家科兹文克在《外星人》中就这样描写天外来客：在皎洁的月光下，他追随自己的影子悄悄走来。他的头颅像个大大的圆茄子，令人担心地支撑在细细的脖颈上，耳朵外廓高度退化，几乎藏在头部皮肤的皱纹里，就好像刚从地里露出的幼芽。他用一双圆圆的乌溜溜的大眼睛来回警觉地查看四周，朦胧中但见城市、树木、天空、地面，四面八方没有一个人，只有影子忠实地跟着他自己……之所以把未来人类形象同想象中的外星人“基本等同”，是因为科幻家笔下的外星人常常正是高度进化、高度智慧的一种人类。作家们也不是完全凭借丰富的想象能力，而是以一些科学家主张的人类不断“向上进化”的理论为逻辑依据。科幻作家们曾经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外星人，但基本大同小异，如威尔斯科幻小说《大战火星人》、好莱坞巨片《星球大战》中的外星人，等等。
如此说来，按照现代人类流行的审美观点，从外形外貌来看，退化的人类固然面目恐怖，进化的“小超人”一样令人不敢恭维。于是，大多数科学家比较懂得或者体谅大众接受心理，持“稳定进化论”观点——这是一种相对前两种观点而言比较温和、、谨慎的看法。他们认为，50万年后，人类无论在外貌上或者身体结构的比例上，都和现在的人类差不多。不过持该观点的科学家并非仅仅照顾普通人的心理需要，他们的依据往往是比较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逻辑。
首先，人类不同于一般自然界生物，其生物属性更多地受社会属性制约。社会生活的条件越来越趋于舒适和稳定，则人类生理外观上的进化就越来越趋向于“蛰伏”（或者说“休眠”）。实际上，人类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生理外观、大脑容量上的变化，比之人类知识增长、社会发展，都是微不足道的。美国着名人类科学家艾尔迪恩和塔特萧1983年出版了《人类进化之谜》，他们在书中指出，近100万年来人类始终处于不断的然而却是缓慢的进化当中，体质和形态特征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由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人类已经脱离了野蛮状态下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范畴，进人相对稳定时期，不大可能有突变发生。人类学家拉特莫把150万年前的爪哇人化石，同50万年前的北京人化石进行详尽地比较。他发现，这两种直立人虽然在进化时间上相隔100万年，但头盖骨和大脑容量上的差别却不像人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大。可见，100万年漫长的岁月并没有在人类体质和形态上烙上明显差别的痕迹。
其次，从人类比较解剖学角度观察，未来人类虽然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微乎其微、相对宏观而言基本属于“细枝末节”。即使如此，仍然需要几十万，甚或上百万年的时间方能“显山露水”。头颅方面，由于未来人类更加“君子动脑不动手”，大脑无疑进一步发达，颅骨趋向薄化，头形更加像个“鸡蛋”。牙齿方面，由于咀嚼功能退化，无论男女老少“玉齿”更加纤细。另外，喉头位置进一步降低。这个结论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如属于古人类的尼安德特人的喉头比现代人高，未发育成熟的婴儿喉头比成年人高，等等。至于脚，由于更多使用代步工具，未来人类的脚掌会变小、变窄，有人甚至推测中间三个脚趾将实现“机构合并”。眼睛方面，近视患病率和程度大大加重(这一点其实用不着预测）。未来人类毛发会更加稀少，皮肤天然地更加光滑、细嫩，这是居住舒适、养尊处优的结果。与此同时，由于更加“四体不勤”，整个身体略嫌单薄、苗条。头发方面有些争议。有人说人类头发历来比任何动物都浓密，故而未来“秀发飘飘”不只是今日淑女专利；但是另外一些人主张将来人人头顶有个“地中海”，因为头发最原始的散热、御寒等防护功能会随着生活的优化而逐渐退化。你更愿意相信哪种前景呢？’
进一步说，不谈头发这个无关轻重的话题，你更愿意相信人类是“进化”、“退化”或者“稳健变化”中的哪一种呢？
有人总结说，技术文明促使人类以“自我选择”对抗“自然选择”，以4“自主进化”取代“自然进化”，这无疑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违背了自然赋予人类进化的“本意”，也愚蠢地抛弃了大自然慷慨赠送给人类的“锐利武器”。假如人类循规蹈矩地服从自然的本意，没有创造出今日所谓“物质；文明”，那他们在自然意志的强迫下，将“生长出鹰鹫般的巨大翅膀，产生狮子一样的强大力量，猎豹那样的迅猛速度，或海豚似的自由于水中”。由于没有外在的技术依赖，人的各项“生理技能”得到充分发展，“眼睛进化到可以透视高山和云雾，耳朵将能预测地震和风暴，由此而成为某种‘超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说：前一个观点是一种对自然选择和自然进化的迷信和崇1拜。它反映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发展给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的忧虑、反思，但是除了这方面的一点“合理性”，就整个观点来说是不足取的。关键是，它把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原封不动地“搬”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上来，因而是根本错误的。这样无异于抹杀了人和一般动物的区别，只在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看待人的本质、人的行为和人的进化。一般生物进化只表现为以基因改变和遗传为基础的形体结构上的变化，而人类的进化不仅包含生物意义上的进化，更主要是“社会进化”和“精神进化”。人类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属性的改变来促使生物属性的改变，这是一种只属于人类的崭新的“演化形式”。各种先进工具的使用，不但不会使人类退化，反而促进人类肢体、感觉器官、大脑思维能力的空前解放，为它们的进一步强化和继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由于对各种工具的充分利用，人类已经实现了部分“超人”
的梦想。
也许我们多少应该暂时抛开人类学、生物学乃至近乎哲学的争论，听一听文学家的意见。
“生活的舞台上，道具倒是经常在换，昨天举着石斧，今天提着大哥大。越往后，动作就越难看，威武雄壮激越潇洒蜕变成种种蠕动。试想，我此刻的打电脑的动作比在龟甲上刻字更值得欣赏吗？若不是还有体育活动，有性活动，人的委琐真是病人膏肓了。再极端一些，四条腿的动物，譬如虎豹豺狼，无论毛皮还是体形，怎么都比人要入画。人进化成了直挺挺的一根，连多情的尾巴也丢失了，自然界除了蛔虫，还有比他更丑陋的动物吗？奇怪的是，人的审美却还是猴子那时候的，要求胸部前耸，臀部后凸。对于一个猴子，这前耸后凸是必然的，在人却难了，地球的引力反而要使它们挂下来。人的难看造成了他们的虚荣，于是发明化妆，发明假发，发明隆胸的时尚，文身的民俗。为了脱去的这一身毛，换上多少新皮都觉得不自在。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懂得穿上衣服，遮一点还是露一点就成了永恒的踌躇。这些是文明的代价。人既然要进化，看来也只能这么踌躇下去了。进化固然是一种自觉，但也不妨看成是无奈。”
文学家当然不是人类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同其他的专家、学者一样，从自己的良知和责任出发，对人类文明的命运给予思考和关注。他们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也许他们更加“人性化”。他们对人类现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体验，或许更加细腻，也更加发人深省。
探索星外智慧古往今来，当人们仰望耿耿银河、点点繁星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人类是绝无仅有、别无同类的生物吗？过去，人类认识世界和生命现象的局限很多，这在各国各地的宗教、文化和历史中都有类似反映。如今情形大不相同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眼界大大开阔。但即便这样，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还是很不一样。
有的科学家认为，地球之所以能进化出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命，是诸多特殊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如像太阳那样稳定的恒星，地球自身的体积，地球与太阳合适的距离，以及像月球那样与地球形成近似双行星系统的卫星，等等。这些条件只要稍有不符，就根本不会形成生命，更不用说像人类这样高度发达的智慧生命了。因此在茫茫宇宙中，人类也许真的是孤独的过客。
然而，更多科学家则认为，地球人类只不过是宇宙智慧生命家族中极其平凡的一员罢了。如科学家休伯特里夫斯就说道：“我们银河系有1千亿颗行星，其中有10亿颗是像太阳那样的黄色恒星。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有行星，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星是十分普遍的。假定每10颗黄色恒星中只有一颗拥有与地球相似的行星，那么银河系就会有1亿个‘地球’。而宇宙中有数十亿个星系。在这样一个宇宙中，没有别的生命才是不可思议的事。”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太空专家们也这样认为。
他们相信，在我们银河系中有生物和高度文明的星球很多，起码有100万个；100万这个数字看起来十分巨大，但要是与银河系所有的星球相比，就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就说像我们的太阳这样的恒星吧，总数起码有100亿个。而在这100万个“文明星球”中，地球及其所属的太阳系，只是处在银河系边缘的一个落后荒僻的角落里。也许说不定，那些外星人未必会注意到我们呢。
一些急不可待的人们还为我们未知的同伴画了一幅幅“肖像画”
在一些重力较小的小型行星上，生活着一些身材修长、步履轻盈的外星人。由于空气稀薄，他们很可能长着大脑袋，还有一个特大的鼻子。而在另一些较小的行星上，“鸵鸟人”统治着整个星球。他们外形与地球上的鸵鸟有点类似，但其实完全不同。他们的翅膀变成了长有手指的双手，智慧高度发达，绝不会在遇到麻烦时把头埋进沙土中。
在一些重力较大的大型行星上，则可能生活着一种由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蹲踞人”。他们身材粗矮、骨骼强壮、心脏特大，全身还长满了一层足以抵挡周围腐蚀性空气侵袭的厚皮。而在另一些包裹着稠密的大气的星球上，也许生活着一种“水母人”，他们能像气球一样直接升上天空，而不用像人类那样还要乘坐飞机。
在一些海洋面积广阔的星球上，可能生活着海陆两栖的“海豚人”，高度发达的大脑使他们成为了该星球的主宰者。而在一些整个表面都被海洋覆盖着的星球上，则生活着“君临天下”的“章鱼人”。
至于在一些条件与地球相似的星球上，可能生活着同地球人类十分相似的外星智慧生命；不过那里也可能生活着一种奇特的“有袋人”，他们的婴儿和地球上的有袋类动物（袋鼠、袋熊、袋狼）一样，是在育儿袋中慢慢长大的。
在一些人极尽“纯粹想象”之能事的同时，在世界各地神秘出没的UFO(飞碟），也成了人们想象中外星智慧生命的宇宙飞船。甚至有报道说，在美、英等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中，还秘密地保存着一些在坠毁的UFO残骸中找到的外星人的尸体。当然，无论是神出鬼没的UFO还是近乎神话般的目击报告，都无法证实外星智慧生命的存在。
从20世纪初开始，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觅我们的太空同伴了。
960年美国开始实施“奥兹玛计划”，即通过倾听外星智慧生命发出的电波来寻找人类的同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把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格林班均的射电望远镜，对准了我们太阳系的近邻——波江座和鲸鱼座，企图搜寻21厘米波长的无线电波。因为这是氢原子辐射的电磁波波长，它在传递过程中既不会被星际间的各种物质吸收，也不会被行星的大气层反射。
不久之后，苏联高尔基市的电波物理研究所也开始了同样的守候。那里的科学家们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对太阳系附近的几百颗恒星进行“收听”。
但有人扫兴地指出，一架射电望远镜的监听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即使真有多个星座在向我们太阳系发射无线电波，要靠几架射电望远镜来找到它们，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全凭运气。
早在1959年，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在成立伊始，就开始实施一项寻找人类“智慧旅伴”的庞大计划——SETL计划（探索地外智慧生物计划）。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艰苦而恼人的计划。在1993年，这项计划终因耗资巨大却毫无收获，被迫终止。但同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SETL研究所在民间资助下，又启动了具有相同目标的“凤凰计划”。该计划满怀希望、雄心勃勃地对1000颗类太阳恒星进行探测和搜索。
与此同时，另一项计划——CETL计划（与地外智慧生物通讯计划）也早已经开始实施了。1972年和1974年，美国先后发射了两颗负有特殊使命的宇宙探测器——“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在它们的身上，各携带着一张人类向外星智慧生命介绍自己的“名片”。这两张“名片”都是一块长22.9厘米、宽15.2厘米、厚约1.27毫米的镀金铝板，上面绘制了一些外星人可能看懂的图画（因为文字符号只有地球人类才认识，所以在这种名片上不派用场）。在“名片”的左上方是两个用短线相连的圆周，它表示的是宇宙间最普遍最基本的氢分子的超显微结构示意图；中间的放射状图案表示的是太阳系在银河系中所处的位置；左下方大小各异的十个圆形图案代表的是太阳系中太阳与九大行星的大小和位置。图中还描绘出了“先驱者”从地球出发的运行轨道。“名片”的右部则介绍了地球上人类的形象——男一女，在他们背后还画出了“先驱者10号”的外形。人们相信，如果外星智慧生命真的收到了这张精心设计的“名片”，也许他们就对地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977年的8月和9月，美国又先后发射了两颗宇宙探测器——“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它们这次携带的是一个特别的铝盒，其中装了一个陶瓷唱头、一枚钻石唱针和一张镀金的铜唱片，估计它们即使在10亿年后仍能清晰嘹亮地播放。唱片上录制了精心选择的声音和图像。开头是116幅图片，有标明我们在银河系中位置的图表，有地球和地球大气层的化学组成；有脱氧核糖核酸的图式，有人体的染色体结构和人体解剖图。有地球上的海洋、大陆、山脉、沙漠、树木、花草、动物等的形象，有夕阳西下时的景色和人类日常生活时的情景；有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纽约的联合国大厦等展示人类巨大成就的照片，还有贝多芬降B大调交响曲的一页乐谱和乐队演奏时的情景，等等。唱片上还录制了用世界上60多种语言、方言发出的对地外智慧生命的问候，以及一对鲸鱼热情友好的致意声。录制声音还包括雨声、风声、涛声等自然界中的声音，鸟鸣、犬吠、狮吼等动物发出的声音，以及人类的说话和呼吸声等35种各类响声。上面还有27首乐曲，包括中国古曲《高山流水》，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经典名曲。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介绍地球和美国的电文，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口述的向外星智慧生命的问候，都包括在内。
现在，据信这些东西都已先后飞离太阳系，正向茫茫宇宙深处飞去。它们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它们将给地球人类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同样不得而知。
奇妙的智能极限
所谓“白痴”，通常指智商低下的人。患者动作迟钝，表现愚笨。轻者语言机能不健全，重者连自己的饮食起居都不能料理。但是研究发现，在白痴中偶然会冒出几个某一方面智力超群的佼佼者，科学家们把这种“聪明的傻子”（在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甚至超过正常人）称为“白痴学者”。早在1977年，美国纽约的心理学家希尔调査研究了300个收容智力迟钝者的机构；他发现在接受调査的9000名白痴患者中，有54名白痴学者，比例为1200。按精神病学家霍维茨的说法：“智力低能者，但在其他心理功能方面高度发展者可成为白痴学者”。
美国1975年报道了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白痴。他在某方面的才能远远高出普通人，甚至可以称为天才。他从小就愚笨，智商只有54(常人为100，120以上为聪明，70以下为愚蠢）。直到50岁时，他还没有学会生活自理。但奇怪的是，这位白痴在音乐方面有独特的才能，他能够单凭耳朵分辨出U种乐器的音色。此外，他还能绘制精细的房形图，他最得心应手的绝活儿是推算历法。在这方面的测试中，他回答的168个问题中完全正确的有134题，正确率达到了80%，且速度惊人，平均每道题的计算反映时间是7.9秒。在接受第二次测试时，他更让人刮目相看：回答问题正确率是91%平均计算时间缩短至3.7秒。
在欧洲也发现了一名白痴学者，他能够迅速准确地推算出6000年范围内的任何一天是星期几，这是大学数学系高才生们所望尘莫及的。研究发现，除了推算历法，白痴学者中有的具有某种商业才能，有的堪称“音乐学者”和“蜡笔画家”。在美国一家医院里，3个“低能儿”竟然是背诵专家。其中一个8岁的儿童，既不会写字，也不会做事，但是他能够准确无误背诵杂志上的文章；另外一个孩子没有专门学过拉丁文，却能用拉丁文唱歌；还有一个小孩年仅6岁，却能把总统的演讲词一口气背诵出来。
所以，在智能不足的情况下，白痴学者在某些方面有着过人的能力。俄国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不幸患有白痴，当有人问他们20减10是多少时，他们目瞪口呆，但他们能够说出将来的某一天是几月几号。在中国也发现了一位女性白痴学者，患者降生几个月就全身瘫痪，经治疗后动作迟缓，反应迟钝；但她能迅速地査字典。上海精神卫生研究所鉴定，患者的智力测试仅仅为64但她查字速度相当快，而且有很多字她不用翻字典，能够在不到3分钟时间内将字的页码准确写出。
白痴学者的存在，在记忆心理学和智能心理学上都是一个谜。有人认为，从神经解剖生理角度分析，白痴学者是由于人的大脑各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智力结构由120个要素组成，而数学逻辑所使用的智力成分比较单纯；所以，数学才能比较容易成为白痴学者的突出方面。还有人认为，从智力开发的角度来看，即使先天智力发育正常的人，若后天无兴趣爱好上的偏爱，会容易整天沉湎于某种考虑中（如不擅长交际和娱乐的人往往埋头于别的事情）；而对于发育已经有i先天缺陷的人，这种“沉湎”的排他性更强，这既影响了别的智能的发育，同时也造成某些方面特殊的才能。
心理学家认为，人体有一种“代偿功能”。盲人看不见这个世界，但他们的听觉特别灵敏。所以白痴学者在存在智力缺陷的情况下，就会增进某一方面的功能来补偿。科学家普遍认为，智商低于70的白痴，他们感觉器官大多完好，精神机能缺损不多，大脑没有原发性的记忆障碍。所以，白痴学者的机械记忆能力特别强，而且他们大都性格孤僻，专心于自己的“研究”，或者只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从来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觉得“枯燥”、“无聊”。
还有研究者注意到，白痴学者的家属中往往有才能突出的人。这种突出的能力与其说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不如说与遗传有关。这种意见认为，人大脑的左半球主管语言、概念、数字、分析、逻辑等功能，而右半球主管音乐、绘画、想象和综合等功能。所以在大脑左半球受损伤时，就会使得右半球得到超常发育，某些功能就会得到强化。总之，人们对白痴学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在智力发育上与“白痴”和“白痴学者”相对的，就是所谓的“神童”。一般而言，被称为神童的人，在很小或者比较小的年纪，就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惊人的才华”或者“非凡的禀赋”，他们的智商通常要在120以上。世界音乐史上就一直神童辈出，如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的莫扎特，还有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等等。其他各个方面，自古到今，惊人的神童也不断涌现。19世纪英国着名哲学家米尔3岁时就念希腊文，12岁时他已经修习过了基础几何学、代数学，对许多文学和历史典籍耳熟能详。现代“网络神童”凯斯佩里斯，年仅13岁就成了全世界最年轻的CEO等等。
有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和以往时代相比，现在被人们早早地誉为“神童”（或所谓“成功孩子”）的似乎越来越多。有科学家冷静地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值得高兴的社会现象。西方社会学家进行一番分析、调査后说，所谓的“神童”绝大多数都是男孩子，而且大多为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这不免让人得出一些“社会学结论”：第一，神童是这些阶层家庭的“希望和寄托”（中产阶级具有某种“地位焦虑”，他们渴望“向上爬”）；第二，神童的造就多是父母们后天威胁（甚至逼迫）的产物。首先在西方流行，而后不断蔓延的“超级婴儿运动”，就是一个例证。一些父母们因觉得自己过于平庸而对下一代“野心勃勃”，他们从“胎教”和“0岁计划”开始，在孩子刚刚断奶时就给他一大堆“识字卡片”、“益教玩具”。更加莫名其妙的是那些“精子银行”，专门为生育出神童而做准备。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心理学家选择了一个电脑科学家捐赠的精子，生下一名男孩。当孩子4个月时就有8个月大的孩子的活动能力，18个月就显示出对音乐有极大的兴趣。所以不少人感慨：神童的产生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了，所以也已经失去了其珍贵的意义。
研究告诉人们，神童固然拥有某种非凡的才能，但他们不一定就会生活快乐，身心健康，对社会贡献特大。首先，历史上的许多神童寿命很短。意大利着名画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只有37岁的“短暂的辉煌”；而作曲家舒伯特也只活了31岁。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神童短命”，但一些研究者还是指出，这里恐怕的确存在某种并非偶然的联系。其次，神童超常的知识和能力决定了他们的致命“社会缺陷”。比如，他们不能与同年龄的孩子们受同等水平的教育，而与大年龄的孩子交往又会不适应，以至成长中倍感寂寞和烦恼。所以，他们往往一开始就很难在社会上定位，有的甚至长期无法找到自己正确的社会角色。由于他们过于专注自己的世界和空间，接踵而来、不可避免的就是孤独感和社会的“异样看待”。
最后，也是最主要，这就是神童对社会的意义。他们是某一方面的特殊人才，但在其他方面经常会“暗淡无色”。尤其是现代那些“人造神童”，因为社会和别人衡量他们的唯一标准似乎就是智力标准，而衡量智力的唯一标准就是智力测验，仿佛这个世界除了智力因素以外，其他都是“真空”。这本身就极大地局限了儿童的多方面平衡、自然发展。他们不是在一个舒展和开放自由的空间长大的，像盆栽和园艺一样被蓄意加工，扭曲变形。一些神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甚至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在医学上，也有不少神童表现出头痛、腹痛、乱扯头发、焦虑和沮丧等不良生理和心理症状。所以一方面，神童作为一种现象固然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它证明了人类智力发展的潜能；但是另一方面，人为的刻意追求这种程度，又不是社会所需，甚至是对社会有害的。
有专家将白痴学者和神童在研究意义上“相提并论”，他们指出，无论是白痴学者还是神童，这都是人类在某种智能方面单一地达到了极限的体现。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人有6种智能，即语言能力、数学逻辑能力、音乐能力、空间能力、身体运动能力和身体体力；但人身上的各种智能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一些专门领域的学者研究后则认为，人有5种能力，即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实践能力；每个人身上，5种能力各占一定的地位。从统一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智能都是遗传和环境的具体产物；从分开的角度看，具体的智能从执行程序上又分为外部智能、经验智能和内在智能，它们分别对应于“适应外部环境”、“应付新的情况”和“对客观世界的总体把握”。所以，白痴学者或神童，都是将人类的某一种智能极限化的结果。在自然条件下，他们的出现都是人类进步和强大的表现；但人为制造神童对社会而言，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其中包括具体的物质负担和精神压力。
在挑战人类智能的极限时，白痴学者和神童都是某方面的成功者和佼佼者。就单一智能发展而言，白痴学者虽然是有多方面智能先天缺陷的残疾人，但他们对社会也是有用之人；而反过来，如果强调总体智能对个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神童也并不一定是“栋梁之材”。在人类智能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两种“特例”，并在不断探索中尽可能地增加人类的总体智慧和经验。
人类进化之谜
自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人类最初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了。但是，要基本弄清人类究竟怎样一步步从猿进化，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大约生活在距今1400.万年到800万年间的腊玛古猿（人猿）。1934年，美国耶鲁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生刘易斯在印度考察时，发现了一块古猿上颌骨化石。他用印度古代叙事诗《腊玛耶那》中的英雄——腊玛的名字，将这种古猿命名为“腊玛古猿”。此后，考古学家们又先后在非洲的肯尼亚、中国的禄丰、欧洲的匈牙利和希腊等地，发现了大量腊玛古猿的化石。
后来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揭示，在腊玛古猿之后的，是从森林搬到了草原上生活的“南方古猿”，他们可能是人类真正的祖先（猿人），大约生活在距今400万年至100万年之间。据推断，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已达到400毫升，并且已经能够双足直立行走了。此后，南方古猿渐渐从地球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能人”，他们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后，最终形成了我们现代的人类。
考古人类学的工作，就好比是重新打造一个链条。科学家们把一点点发现的属于各种时期的证据，一环一环地逐渐连接起来。如果每个时期的证据都足够确凿，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就比较清晰了。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考古学没有找到任何一块属于800~4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以证明这一时期古猿进化的程度。这就是说，从腊玛古猿到南方古猿的近400万年，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魃尬的“空白”。许多科学家把这称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缺环”’。然而，资料的缺少并不能阻挡强烈的好奇心，它反而一直促使学者们提出问题和假设，对400万年的历史进行一种“补白”。
960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利斯特哈代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海猿”的假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思维”：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人类进化的关键时期，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祖先并不是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洋中。
哈代认为，大约在距今800万年至400万年间，地球海平面由于某种原因而升高，非洲东部和北部有大片陆地被海水吞没。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猿没有逃上陆地，而是被迫“下海”生活。他们当时对海洋的适应能力很强，渐渐地进化成为“海猿”。这个可能并不“愉快”
的经历，对人类后来进化的过程并非可有可无的插曲。海水的浮力使海猿脑容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它们在海洋中学会的双足直立、控制呼吸等本领，为以后的陆地直立行走、解放双手、发展语言交流等进化过程中的重大突破，直接奠定了基础。
哈代还进一步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在某些方面与猴子、猩猩等灵长类“亲戚”截然不同，倒与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极为相似。
比如，地球上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全身都覆盖着浓密的体毛，就连人类的近亲猿类也是如此，但唯独人类却与海生哺乳动物一样，皮肤裸露，除了头发几乎没有浓密的体毛，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这是由于人的生长发育比别的动物慢，因为幼态延续的作用，使人类幼年时皮肤光洁、没有体毛的形态一直延续到成年。但胚胎学的研究却发现，人类的胎儿在大约6至8个月的时期中，倒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浑身长满了被称为“胎毛”的细长而浓密的毛发，直到出生前才渐渐褪去。还有人提出，人类皮肤裸露在外可能是为了散热。不过，生活在干燥炎热的沙漠中的骆驼浑身也长满了驼毛，可见皮肤裸露与散热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不仅如此，和海豚、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一样，人类的皮肤下分布着厚厚的皮下脂肪，用于保持体温；人类通过泪腺分泌眼泪，用以排出体内的盐分。这些生理现象，在生活在陆地上的哺乳动物中，也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些科学家将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在控制体内盐平衡的生理机制方面，进行4对比研究。他们发现，一般陆生哺乳动物若在体内缺盐时，就会食欲下降；它们.对盐分的渴求影响甚至抑制了它们在其他方面的生理需求。而一旦满足了对盐分的需求，它们就再也不会对多余的食盐感兴趣了。这表明，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对自身的盐分需要量，有着极其精细的调节本领。但是，人类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对每天摄入的食盐是过多还是不足，没有精确的感觉；人类体内缺盐不会产生渴求，而摄人超量时也不能自我控制。这一点也与生活在海洋中、体内盐分充足的水生动物相似。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当人类潜入水中时，体内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现象：肌肉紧缩，全身动脉血管的血流量减少，呼吸暂停，心跳也变得迟缓了。同时，含有大量氧气的新鲜血液不再供给皮肤组织、骨骼以及其他器官，而是全部输送到维持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大脑和心脏，使那里的细胞fW能够在几十分钟的时间中不会因缺氧而死亡。这种“潜水反应”的现象，也是海洋生物所特有的本领。
海猿要成为现代人类的祖先，就不能一直“乐不思蜀”地生活在海中，他们必须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新登陆。持“海猿假说”的科学家认为，大约又过了几百万年，海水渐渐退去了；于是一部分被迫到海中生活的海猿，又回到祖先曾生活过的陆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海猿就成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祖先。而另一部分海猿则继续生活在海中，迄今不为陆地人类熟悉。他们可能是高度发达却神秘莫测的“海洋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几个巨石文化圣地（如地中海沿岸、中美洲、秘鲁、复活节岛等）都位于海洋中或大海附近的缘故。因为在当地传说中，这些巨石（雕刻）的“创造之神”都来自海上，最终又消失于茫茫大海之中。
在世界各地也留下了不少对人类的海洋“近亲”的记载：据报道，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帕特森曾见过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类，“他大概有6英尺3英寸高（略高于正常人）。他的体形像人，但腰部以上却像一条鲇鱼。他长着青蛙般细长的双腿，脚上还长着鸭脚一样的蹼”。帕特森还描述，“这个怪人的嘴像鱼一样宽，而且老是一张一合的”，“他的胳膊和人相似，但两只手却像鱼鳍一般，在水中扑打着”。有人认为，从帕特森的描述来看，这个像鱼一样的怪人很可能就是生活在海洋中的“海底人”。
另外还有这样一个记载。1959年2月，当人们在波兰格丁尼亚海港边巡逻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正有一个人，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在沙滩上慢慢移动，最后因疲惫不堪而昏倒在地上。人们立即将他送到格丁尼亚大学的医院中为他治疗。当医生为他进行体检时，竟发现他身穿一件极为独特的制服。它既不是用呢子也不是用棉布制作的，而是用某种金属制成的，医生们最后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件前所未见的“衣服”弄开。而体检结果更是令人大吃一惊：他的手指和脚趾的数目与众不同，血液循环系统和器官也极不“正常”。正当人们要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检査和研究时，这个人却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也有科学家认为，虽然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拥有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所特有的特性，但这并不能表明生活在海洋中的海猿就是人类唯一的直系祖先。也许，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猿与生活在海洋中的海猿共同的后代，所以同时拥有陆生动物与海生动物的特性。
一个人类进化中的缺环，引发如此有趣的猜测、假说、争议，并与各种话题都联系起来，看来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还很缺乏。
“巨人族”存在之谜
提起“巨人”，我们自然会想到《格列佛游记》中充满幻想神奇色彩的“小人国”和“大人国”；想到希腊神话中用泥土创造了人类、并为人类盗取天火的神只~~普罗米修斯。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之初，女神独尊。资格最老的神只是地母该亚，她在生下了天父乌拉诺斯后，又与乌拉诺斯结合，生下了一群身材高大魁梧的儿女——“提坦诸神”。但天父乌拉诺斯害怕儿女会夺取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就把他们全部幽禁在地底的深渊。在地母该亚的暗中支持下，年纪最小的克洛诺斯率领“提坦诸神”成功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做了第二代天神。但成了众神首领的克洛诺斯却整天愁眉苦脸，原来他也害怕自己的孩子会学自己的样子起来反叛。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吞人腹中。他的妻子瑞亚只得偷偷躲到克里特岛上，在狄克太山洞中生下了宙斯，然后用破布包起一块石头冒充孩子交给了丈夫。克洛诺斯拿起包着布的石头，没有仔细查看就一口吞了下去。长大以后的宙斯施计让克洛诺斯服下了呕吐剂，吐出了自己的所有兄弟姐妹。他们在宙斯的率领下，打败了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提坦诸神”，统治着整个天界。战败的“提坦诸神”们从此不得不隐藏在荒无人烟的世界边陲，他们也就成了人们所说的“巨人族”。不过根据传说，“提坦诸神”与人类还有着很深的渊源呢。“提坦诸神”之一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人类的创造者。他不仅传授给人类各种知识和技能，如观测星空、驯养牲畜、造船航行、医疗治病等，还冒险盗取天火，为人间带来了光明。
可是，如果你认为“巨人族”只是人类毫无根据的传说，那你就错了。不信就来看看下面的这些记载和发现吧。
1553年，一位教士在《墨西哥人绘图历史》一书中提到，美洲印第安人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太阳神庙中居住着一种巨人，他们以虎为食，力大无比，可以用手拔起大树。该书还把这个传说同《圣经旧约》中记载的巨人联系起来。有的教士还推测，在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在洪水期以前曾有巨人生存”。
据殖民时代的记载，在美洲的普埃布拉，当人们在为修建一座大教堂而挖地基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巨人骨骸。据1567年、1579年和1619年的见证，在新加利西亚地区也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骨骸。其中有一块头盖骨就像炉灶一样大，在上面还可以做玉米饼。
葡萄牙着名航海家麦哲伦在其环球航行中，也曾在美洲沿岸惊奇地看到一群正在跳舞的印第安人。根据麦哲伦的描述，他们的身材十分高大，“一个人的身高相当于8个正常人的身高”。
19世纪末，一位在马来岛探险的学者从当地居民的口中了解到，在当地一个半岛的腹地生存着巨人。于是他抑制不住好奇心前去一探究竟，结果虽然未能亲眼见到巨人族，却发现了他们使用过的一根棒子。据说就是那棒子，好几个人都拿不起来。
1966年，印度生物学家在距德里约11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与人类十分相似的骨骸。这具骨骸的身长竟达到4米，其中仅是肋骨就长达1米。据科学家研究测定，这是100万年前大型猿人的骨骸。
据1986年12月25目的《墨西哥太阳报》报道，有人在墨西哥城东部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巨人头颅骨，以及巨人使用过的一些石臼残片和简易床等遗物。该颅骨高50多厘米，宽25厘米，其牙齿至少为现代成年人牙齿的2.5倍。据科学家们推算，该巨人生前身高大约在3.5米至5米之间。
中国也有类似报道。在1921年10月8日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上，刊登了一条有关“巨人”的报道，轰动一时。据载，当时在北京西城大明濠一带因改建公路而开挖暗渠，但挖路工人们却在下冈40号居民家的墙根下挖出了8具巨人的骨骸。每具骨骸的身长都在8尺以上，头大如斗。按最保守的推算，死者生前的身高也在3米左右。有人推断，当初曾在这一地区生活着一支体形巨大的“巨人族”，现在北京的西城地区也许就是他们的一处公共墓地。
不仅如此，在斯里兰卡还有一座以巨人的脚印而闻名的山峰——亚当峰(又名“圣足山”）。传说在公元前2世纪时，古代僧伽罗国的一位国王华拉甘姆巴胡有一次在山上打猎。他突然看见一头漂亮的梅花鹿，便紧紧追赶，一直来到山顶。但梅花鹿忽然不见了。国王放眼四望，发现在山顶上不知是谁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巨大足印。它长162.5公分，足印的前部宽78.7公分，后部的宽度则为73.6公分，里面竟然积了一泓清水。他认定这一定是圣人留下的足印，立即下马叩拜，并在山顶上建起了一座寺庙。从此，当地的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把它视为“圣迹”，每年都会不辞辛劳地攀登到2000多米高的山顶，对之顶礼膜拜，几千年来长盛不衰。连脚印都如此巨大，其“人”之高大自然就不用说了。
那么，地球上真的曾有超级巨人存在吗？许多科学家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认为，从爪哇、蒙古、中国南部、印度以及非洲的东部和南部等地区发现的大量巨人遗骨来看，在距今100多万年以前，“巨人族”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他们并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而属于类人猿中的另一分支——巨猿。大概是由于巨猿的头盖骨和大脑发达程度跟不上躯体的发达程度，它们的进化逐渐停止，以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在地球上人类足迹尚未到达的地方，如苍莽的原始森林、边远的高原之崩和广袤的大漠深处，“巨人族”仍继续保持着自己与世隔绝的生活。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人们会最终见到这些“提坦诸神”的后裔呢。
例如巴西一位名叫奥兰多维托里奥的科学家，就称自己在巴西北部的圭亚那原始森林中探险时，发现了6个平均身高在2.5米左右的巨人。维托里奥原打算悄悄地靠近他们，进行仔细观察，可那些巨人察觉后向他投掷石块；迫不得已，维托里奥只得放弃原来的计划，仓皇逃了出来。
而在1969年，克里斯蒂亚希尔佛在《巨人族的历史》一书中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认为，现在的人类其实就是古代巨人族的后代。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巨人们的身躯逐渐变得矮小了，直到变成我们今天的样子。
迄今为止，在有关“巨人族”的问题上仍环绕着一道道神秘的光环。“巨人族”究竟是怎样一种生物呢？他们是不是人类的同类呢？他们是否还在地球上生存呢？如果“巨人族”真的已经灭绝了，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1994年，由中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中美古生物学联合科考队”，悄然来到中国山西省南部的垣曲县安营扎寨。这个地处黄河北岸的小县，一般人可能压根没听说过，但它对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来说，可是大名鼎鼎。20世纪初，瑞典人安德逊在此发现中国第一块哺乳动物化石，测定年代距今5600万年至3500万年左右。从此，这里被称为是古生物考古的“第一地点”，它对于从事古生物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一直是“探宝”的大型化石场。当得知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将要使这块土地变为水库时，中美科学家们立即来到这里，决定联手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5年5月的一天，联合考察队的古生物学家在一处山谷里，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古生物下颌骨化石。在场的中美专家们惊奇不已，因为虽然此前在“第一地点”发现过许多哺乳动物的化石，但这种似乎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化石却从未发现过。如果这块化石真是属于高等灵长类动物，那么意义就非同小可。在古生物学的价值判断中，哪种动物被认为是已知最古老的高级灵长类，就意味着它们可能是人类、猴类和猿类（高级灵长类动物的3个分支）的共同祖先。
这块化石被立即送至有关机构鉴定。结果认定，这的确是一块曙猿（最早的猿类）化石，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有关曙猿的生理材料。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及时向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中美科学家们给这种曙猿取名为“世纪曙猿”。
1997年，还是在山西垣曲化石点，中美专家们又惊喜地找到了另外一些“曙猿”的跗骨（即足骨的一个部分）化石。这些曙猿化石的发现，令所有关心人类生命起源和演化的人兴奋不已；因为更多有关曙猿化石的发现，将为此前发现的“中华曙猿”化石研究结论提供有力的证据。
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在江苏省溧阳县上黄镇水母山地区考察时，就发现了一些个体比较小的古代动物化石。在经过仔细地、输——酿与研究后，初定这些牙齿应是第三纪早期人类的牙齿。为了获取进一步的考古材料，1986年初，中国科学院的古生物研究专家又来到上黄镇，开始实施野外调查发掘计划。至1992年，有关方面又邀请美国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专家，联合进行考察。经过多年的艰苦发掘，终于在1994年发现了一块带有3颗牙齿的右下牙床部分化石，以及一些零散的牙齿化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让古生物学家们喜出望外。专家们在经过反复鉴定后认为，这是一种生活在4500万年前的中始新世中期高等灵长类动物。
众所周知，在这些化石发现之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生活年代距今约3500万年。世界古人类学界由此曾认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在非洲。1994年在中国所发现的化石，不但将把人类起源的时间向前推进1000万年，而且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甚至可能证实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的化石，因而将它命名为“中华曙猿”，意思是“类人猿亚目（动物分类学上的一级单位）黎明时的曙光”。
但是国际考古学界并不完全认同。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中华曙猿不一定是高级灵长类，理由是中华曙猿的化石材料不够完整，还没有发现曙猿的头骨化石。正在研究走人迷途之时，1995年和1997年山西垣曲“世纪曙猿”化石的相继发现，为曙猿的地位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中美考古学家认为，1995年在黄河北岸的垣曲县发现的这块完整的动物牙床化石，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显着特征。低等灵长类动物门齿向外突出，门齿大，犬齿小，下领角向后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的这副下牙床门齿比犬齿小，下领角圆，下颌联合部陡峭，这些都具备了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特点。根据生物体的相关性，科学家断言，曙猿决不会长有一个体现低级灵长类特征的向前突出的长吻部。但是仅仅靠这副完整的下牙床来证明曙猿为高等灵长类动物，材料仍然较少且不完整，因而有学者对曙猿的灵长类“身份”仍怀有疑问。
这样，1997年在山西垣曲找到的世纪曙猿的一些跗骨化石，为证明曙猿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加上了一块重重的砝码。在2000年3月16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中美科学家报道了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的部分身体骨髂~脚踝骨化石。作者认为，曙猿脚踝骨化石是得到的第一个明确无误的证据。通过对曙猿足骨的最新研究发现，化石已经反映出猴类、猿类以及人类的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特征。这些结构复杂的跗骨化石具有一种“镶嵌进化”的形态：既具有若干高级灵长类的特征，又具有部分原始的低级灵长类的特征。新发现的曙猿跗骨表明，它们已经像高级灵长类家族中的现生猴类一样，能够在树枝端部用四足灵活行走。而低级灵长类为适应环境，只能更多地依赖跳跃和攀爬垂直树干的能力。这些都表明，曙猿是一个十分原始的高级灵长类家系成员。
上面提到的发现于埃及法尤姆地区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化石，与一种叫做“假熊猴”的兔猴类动物（已灭绝）在形态上非常相似。因此，一些从事“非洲起源说”研究的古生物学家认为，高级灵长类起源于兔猴类。但是，随着曙猿化石在中国的发现，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有科学家研究指出，从形态结构和生理特征来看，高级灵长类动物与低级灵长类中的眼镜猴最为接近。他们认为，类人猿动物与眼镜猴大类中的一科——始镜猴类（古老低级灵长类）有演化关系。科学家们在对曙猿足骨化石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它与始镜猴的脚骨相似；眼镜猴类和类人猿的眼睛都缺少“照膜”，所以在黑夜中不会闪闪发光，而且两者的遗传密码较为接近；另外，其他低等灵长类动物从两个鼻孔之间到嘴唇有一条垂直的微小缝隙，唯独眼镜猴类和类人猿一样，没有那条微小缝隙。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高等灵长类与眼镜猴类的亲缘关系最近，类人猿动物是由始镜猴类演化而来的。
从1994年至1997年不到5年的时间里，曙猿化石在中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相继被发现；不断丰富、相互印证的化石材料和相关研究昭示，古老的中国大陆曾经是髙级灵长类动物繁衍生息的“伊甸园”。科学家撰文指出，对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的足骨化石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中国很可能是高级灵长类动物发源地”的学术推测。人类、猴类、猿类共同的远祖可能起源于中国。为让中华曙猿为世人所识，科学家还为其勾勒出了粗线条的“肖像”：它非常小，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其体重约为12.5克至90克，与一只松鼠的大小相仿；它们食性颇杂，以吃虫子以及一些植物果实为主。科学家推测，曙猿心跳很快，像“打风钻”，心脏没有间隔；它们既可以用四肢行走，也可以攀爬。由于心跳得非常快，所以它们需要不停地吃东西；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找东西吃，甚至在设法避免成为夜间活动的食肉动物的盘中餐的同时，自己也没有停过嘴。正是这种小动物，成为探索人类远祖的关键。
曙猿化石的发现无疑是古生物学上最令人瞩目、最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种成果。但是，要在漫长繁杂的古生物进化史中找到人类的远祖，并还原它的本来面貌，仍是极其艰难的。用古人类学家的话来说，“我们天天在接近祖先，又无法知道真正的祖先”，这可能只是万里征途中迈出的一步。
曙猿的发现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曙猿是怎么进化为人类的？它们是迁徙到了非洲进化为人类，再从非洲分散到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上持续繁衍，直到进化为人类？研究4000万年左右青藏高原成陆时的动物迁徙，以发现从曙猿到非洲法尤姆高等灵长类过渡的中间环节，建立起北非高等灵长类以及其他高等灵长类的系统关系，将是科学家们研究的又一难点。2年初，法、缅两国科学家在缅甸仰光附近的旁当地层，又发现了同科不同属的曙猿化石。这些发现与江苏溧阳的“中华曙猿”及山西垣曲的“世纪曙猿”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大大拓展了曙猿的地理分布范围。这表明，曙猿在4500万年前活动范围，至少达到这三个地点所组成的大三角区域。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在中国华南、西南一带还有发现这类化石的可能。
发现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漫长的道路。中华曙猿为“猴类、猿类和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到底在何处”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希望。
奇异的野人
野人即直立行走的人形动物，似猿非猿。由于其形态像人，人们叫它野人。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山鬼”、“毛人”以及传说中的“人熊”、“长奶鬼”等等，都是通常所说的野人。在美国，称野人为“大脚怪”，在印度、尼泊尔称之为“雪人”，在中亚和蒙古，把野人叫做“阿尔玛斯”，在西伯利亚则叫做“丘丘纳”，而在非洲野人被称为“X人”。
1976年，湖北省房县的汉墓群中发现野人图像，它揭开了介绍中国记载和探索野人历史的帷幕。关于野人的记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有史可证的。在中国，远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就有西南的少数民族捉到红毛的野人，并向周成王进贡。战国时代的《山海经》、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的诗集《山鬼》，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朝宋文帝时代临川王刘义庆编着《幽明录》，其中有记载：“东昌县山有物形如人，长四五尺，裸身披发，发长五六寸，常在高山岩间住”。明代的《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南康有神曰山都形如人，长丈余，黑色，赤目黄发，深山树中作窠。”
在西方，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中也有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巴比伦时代的叙述史诗《吉加美斯》，“阿鲁鲁创造了艾亚班，他的身体完全披着毛，甚至毛长到头上”。直到今天，塔吉克人还称野人为“亚班”。在古代，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遗留下来的陶碗上画着直立行走的披毛野人的形象。在克罗地亚与匈牙利接壤的森林里，传说有一种人形动物，它的个子比马还要高，它们的身体除了长有厚厚的毛发，其余都很像人。所以，野人也是一种世界现象。
关于对野人的考察，1949年后的中国曾经有过三次。1959年，在西藏登山运动中，科学家对当地的“雪人”进行过考察。1962年，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密林中，考察队用了半年的时间，考察当地的野人，并获得了一些珍贵的动物标本。第三次是对神农架山区的考察。这次考察是中国首次对野人进行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科学考察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对神农架野人的一系列追踪。到目前为止，目击野人已达114次，约360多人看到138个野人的活动情形或少数几个被打死的野人。目击者包括工程师、教师、医生、林业工人、农民，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陈连生，以及生物学家王泽林等等。
有专家从较长的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对神农架野人的考察，主要分为五个阶段：一、1924年至1949年，在神农架这块“三不管”的原始森林里，悠闲地生活着大量的野人。在这26年里，有140多人21次在不同的地方看到33个野人。但这几乎都是被动的。二、1950年至1965年，神农架进入开发阶段。目击野人的共有60多人，看到18次，共19个野人。三、1966年至1975年，人群不断涌人神农架，野人与人类接触的机会也相应的增多了。无论是次数上，还是个数上都比以往15年有所增加。四、1976年至1981年，神农架进人森林砍伐和经营的更新阶段。同时，野人在神农架的活动也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在短短的6年内，见到野人多达22次，23个。而且考察队经过几个阶段的考察，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证据。五、1982年至1993年，国家对神农架自然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在此期间，成立了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对野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类似的考察。早在100多年前，俄国就有人声称，他们看到过一种直立行走，浑身披着白毛，行为举止类似人样的动物。因为它们主要出现在西伯利亚以及喜马拉雅山的雪原地区，因此人们称之为“雪人”。
关于雪人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6年。1920年，苏联官方首次宣布已经掌握了“雪人”存在的确凿证据。1986年，意大利着名登山家梅斯纳在攀登喜马拉雅山时，无意中遇到了雪人。他发现雪人足足有7英尺高，它有浓密的头发，一腿稍短，胳膊很长而且很有力量。借着月光，他还发现，雪人的眼睛很小但很亮，牙齿很白，与黑黑的皮肤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以后的12年里，他专心追踪和研究雪人，最后他认为，雪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雪人只不过是喜马拉雅山的棕熊而已。
相反，英国动物学家克罗宁却认为雪人是存在的，它是巨猿的后代。他认为巨猿出现于700万年前，200~100万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达到空前的繁荣，以后慢慢进化成如今的雪人。1992年，法国科学考察团，配备红外线录像机、微型直升机、摩托车驱动滑翔机、麻醉枪等先进设备，对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高加索深山的巨型野人进行考察。这种巨型野人被定名为“阿尔玛”，它用两足行走身高2米有余，浑身布满红色长毛。其面型介于巨猿和“尼安德塔尔人”之间，头部转动时，整个身躯也随之转动。它们成年体重估计在200公斤左右，栖息在海拔3000~4000米的山上，多在夜间出来活动。
1993年8月，《湖北日报》报道，有7名美国科学家，使用高科技的夜透镜和从空中用热能探测仪追踪发现，北美至少有214只这类毛茸茸的野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茂密森林里。1994年，3名欧洲研究人员说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德拉尔山区看到“大毛人”的足迹。据目击者介绍，这种动物蹲着，多毛，但脸上无毛。还有人看到它有一个大扁平的鼻子、突出的眉拱、后缩的前额和一个粗大的脖颈。如果他们所收集的大量叙述证明是事实的话，这将表明，目前在地球上有两种人类共存，即智人和认为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的远方堂兄弟。
所以，学术界对于野人是否存在，持两种相反的观点。赞成者认为野人可以直立行走，头部的转动灵活，身披长毛，头发披肩，脸型与现代人相仿，眼小嘴宽牙白，不长犬齿，脚印长达40厘米。神农架野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行动迅速而敏捷。而且，通过多种高科技手段测定和分析，发现毛发宽度、皮质细胞等都与已知动物不同，属于高级灵长类动物。所以人们就认为野人有可能是古代巨猿的后代。如果事实如此，从类人猿到人类的进化史上的缺少的那一环节就要被野人所取代。这在动物学和人类学上都是一个飞跃。
同样，也有人反对野人的存在。一是认为至今没有活捉野人。
它们的行踪飘忽不定，而且行动迅速，很难跟踪。找到的也只是一些毛发、头皮、骨头和脚印，而这些不足以证明其所脱离的野人身体的真实情况。二是在考察手段上，基本上是从生态环境入手，寻找奇异动物踪迹。所以，从发现到掌握它的生活规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受地理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考察野人本身就是一项挑战。所以，这些“野人”是直立古猿等等的后代，还是巨猿的后代，亦或是猩猩、熊等等的后代，现在还很难作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因此，对奇异动物的科学考察，不是狩猎活动，也不是一进山就能“撞见”野人的。所以，要揭开这千古之谜，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考察和研究。
探求人的精神力
有位心理学家曾做了个有趣的实验：他把同一窝生下的两只健壮的羊羔安排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唯一不同的是，在一只羊羔的旁边拴了一只狼，而另一只羊羔却看不到那只狼。最终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只小羊羔在可怕的威胁下，本能地处于极其恐惧的状态；它不吃东西，逐渐瘦弱下去，不久就死了。而另一只羊羔虽然客观上也有狼的威胁，但由于它看不到狼而没有恐惧的心理状态，所以一直生活得很好。
又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沙暴中，一位独自穿行大沙漠的旅行者迷失了方向，四周荒无人烟，一片迷茫，更可怕的是他丢失了干粮和水，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了一只泛青的苹果。他惊喜地攥着这只苹果，开始艰难地在大漠中寻找出路。一天一夜过去了，他仍然走不出空阔的大漠，饥饿和干渴一起涌来，他甚至有一些绝望，但看到手中攥着的苹果，他安慰自己说，“我还有一个苹果。”就这样，他抿抿干裂的嘴唇，继续挣扎着向前挪动，每当他快支撑不住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还有一个苹果，还有一个苹果……”3天过去了，他终于走出了大漠，但他始终没有咬过那只青苹果，它已经干瘪得不成样子了，但正是这只小小的苹果，给予了他坚强的信念和强烈的求生愿望，将他拉出了死亡的大漠。
这就是精神与意念的力量，它对人们生理的影响显而易见。对精神与身心健康关系的关注，自古就有。早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希腊学者报道忧郁妇女易患乳腺癌的现象。中国中医理论更是源远流长，它以整体观为基础，强调“身心合一”、“天人合一”，认为人的生理与心理密切相关，还与天、地环境有关。中国历代的医家、养生家、哲人无不重视精神调养，而且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庄子就曾说过：“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则精复，……与天地为一”。就是说，把世事丢开则形体不会劳累，心理豁达则精神不会消耗，身体就会健康。
但是精神与心理因素究竟是怎样影响身心健康的呢？为了揭开精神状态与身心健康关系之谜，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国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420名志愿者每人填写过去一年内所经历的引起精神紧张的主要生活事件，以及应付曰常事务的自我感受、消极情绪的出现率。调查表按“应激反应”水平，由低至高分成四组；然后给394名受试者滴进含有小剂量感冒病毒的鼻剂，另26人滴盐水调剂。经过观察表明，精神紧张程度高的受试者，90%的人被感染，几乎有一半得了严重感冒；而紧张程度低的受试者，只有25%的人出现轻微的流鼻涕症状，75%的人产生了抵御病毒的抗体。这个实验说明，精神状态的好坏与人体免疫力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免疫系统是心理行为因素影响健康状态的中介机制。
20世纪初，国外报刊有过这样的报道：研究者用一束纸做的玫瑰花，使花粉过敏者出现典型的过敏反应；用一幅秋天景色的草原图画，使一些枯草热患者发作哮喘病。而这些病人并没有与花粉、尘螨及兽毛等过敏原接触，这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与免疫有关的病理现象。这充分说明，平时人们在紧张、恐惧、疼痛、环境变化等应激刺激情况下，也能使免疫功能紊乱。
免疫反应是人体生理反应的重要环节，受控于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变化包括了情绪等心理活动，必然影响到人体的免疫功能。在困境中精神颓废的人，可反馈性地使血液中的T淋巴细胞减少，且抑制B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作用，从而导致免疫功能下降，病情恶化。比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受紧张、恐惧和悲哀等影响，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发病率高于和平时期数倍。美国专家对经过统考学生的调查发现，那些易产生焦虑、紧张，甚至恐惧情绪的学生免疫功能明显降低，包括免疫球蛋白、淋巴细胞增殖及天然杀伤细胞等多项指标发生变化。
相反，积极的心理状态能增强大脑皮层的功能和整个神经系统的张力，进而通过植物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等中介分泌皮质激素与脑啡肽类物质，使抗病能力大大提高。信心能极大地激活体内的免疫系统的细胞功能，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和康复活力，从而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侵”的目的。毅力、信心还能有效和充分地调动机体的巨大潜在能力，通过调整、代替、补偿使组织、细胞的功能、结构与代谢正常，各器官重新趋于协调建立新的平衡，使机体适应新的特殊的环境。
1975年，一些科学家进一步发现了情绪与免疫功能具有相关性的重要物质基础，即NK细胞。NK细胞在形态上属于大颗粒淋巴细胞，来源于骨髓，由于具有抗肿瘤细胞的作用，特别是对淋巴瘤和白血病细胞作用更为明显，因而被视为是抗瘤免疫系统的第一线细胞。但是这种细胞是否具有活性并发挥作用，却与病人的情绪有着极大的联系。研究者发现，NK细胞是否具有活性，与其细胞内存在的颗粒有密切关系。活性增强时，颗粒中所存的分泌系统分泌出一种物质，此物质覆盖于靶细胞（如癌细胞）上才能发挥其杀伤作用。这种与NK细胞活性相关的分泌系统，受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和控制。当情绪处于低潮时，人每天郁郁寡欢、愁肠百结，则NK细胞分泌系统功能被抑制，从而降低了它们的杀伤作用（据测试NK细胞活性可下降20%以上）。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乐观地生活，欢欣鼓舞，无忧无虑，那么NK细胞活性明显升高。据称，癌症自然消退与NK细胞活性升高有着重要关系。近年研究发现，一些战胜癌症的“抗癌明星”，虽然他们体内NK细胞并不一定很多，但非常活跃；而癌症日趋恶化的患者，体内NK细胞并不一定少，但其活性几乎接近零。由此看来，精神与免疫功能具有明显相关性。
现代精神免疫学研究还揭示，脑和人体免疫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嫉妒可以导致的大脑皮层功能紊乱，可引起人体内免疫系统的胸腺、脾、淋巴腺和骨髓的功能下降，造成人体免疫细胞与免疫球蛋白的生成减少，因而使机体抵抗力大大降低。这一点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早就有过论述，《黄帝内经素问》
明确指出：“嫉火中烧，可令人神不守舍，精力耗损，神气涣失，肾气闭寒，郁滞凝结，外邪入侵，精血不足，肾衰阳失，疾病滋生。”
正是鉴于精神与免疫的密切关系，西方创立了一门新医学分支——精神免疫学。目前，它正得到迅速的发展。精神免疫学认为，精神能够通过免疫系统调整人体健康。人的精神活动如紧张、恐惧、悲伤、乐观、愉悦等，可使神经纤维释放出特定的化学信息，作用于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许多科学家对精神与免疫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验证。丹麦心理学家约多贝克曼在观察了374人的状况后认为，心理因素确实对人的免疫系统产生很大影响。调査表明：被调查者中间那些不受过错折磨、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心情乐观和对周围的人充满爱心的人，流感，咽炎、伤风和其他的毛病不是从其身边绕过去，就是很快痊愈，不会变得复杂和复发。
相反有下列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的人，例如固执己见、自怨自艾，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持否定态度，悲观多疑、心胸狭窄、记仇，缺乏自信、神经过敏，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自身免疫系统的功能；，同时，这些人还可能降低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人类愈来愈认识到，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虚弱，而且是指身体、心理和包括社会适应在内的“健全状态”。健康的概念已不仅仅是躯体本身，还与心理密切相关，这使得心理治疗正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领域。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心理行为干预”疗法，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改善患者的情绪。国外报道，对159名晚期癌症患者采取“想象疗法”，让他们每天静坐，排除杂念，一心只想如何与患部肿瘤作争斗厮杀，效果相当显着。研究表明，多数人至少多活20个月，有1/4的病人部分或完全恢复，免疫功能也明显改善。
然而，精神免疫学作为生命科学中一个新的发展，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可以确信的是，心理养生将成为21世纪的健康主题，与之相应的心理治疗也成为继外科手术和发现抗生素之后的又一次医学革命。
神秘的细胞凋亡之谜
秋天到了，树叶必然凋落。科学家比喻说，人与树木一样，人体中的细胞会如树叶般地慢慢枯黄、凋零与死去，这就是“细胞凋亡”。
的确，就像四季来临时草木万物的生长、发育、成熟、凋亡一样，动物体细胞的死亡是编好了程序的。因此，医学家又称之为“程序性细胞死亡”。蝌蚪要变成青蛙，尾巴上的所有细胞为适应整体需要而“集体自杀”。人也一样，自生命在子宫中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原结、原条和脊索在完成了各自的使命后，便逐一退化和消失；在人手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手板上出现的凹沟是由一种间充质组织形成，只有当这种细胞死亡后，手板上才出现裂缝，手指形成，否则，人手就成了“鸭蹼”。正是在死亡与生存的平衡中，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细胞死亡的现象早巳为人们所观察到，但人们却一直不知道细胞实际上是“自杀”的。早在19世纪末，人们就发现了胚胎正常发育过程中有细胞死亡。1951年，有科学家提出正常脊椎动物发育中的细胞死亡。1966年，人们又提出在形态发生学中细胞死亡。但是提出细胞自杀死亡（凋亡理论）的，却是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安德鲁威利教授。在他以后，伦敦大学马丁瑞福教授发展’了该理论。
1965年，威利及其同事为了弄清门静脉在肝细胞中供血的区域（门静脉是供应肝细胞营养的主要血管之一），进行了一个实验。他们结扎了大鼠的门脉静左支’发现数小时内大鼠肝左叶开始出现大片的细胞肿胀，细胞核解体；随即大量炎性细胞聚集在坏死细胞周围，肝细胞很快就像气球爆炸一样四分五裂，溶解、死亡。这即是典型的细胞缺血性死亡，但周边部分的细胞仍然由肝动脉供血而存活。这个实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确定了门静脉左支的供血范围。但接下来的事却让威利等人始料未及。2周后，当威利教授再去观察这些细胞时，却意外地发现，坏死区的细胞已被巨噬细胞打扫干净，但是在坏死区的周围，许多存活的细胞却开始变小、变圆、皱缩，细胞核高度浓缩；最后，这些细胞裂解为碎片，被周围存活的细胞吞噬分解。
威利等人注意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缺血性坏死的死亡方式。这种生理性死亡中细胞膜没有破裂，没有将胞质成分释放入胞外间质中，故避免了炎症反应和自动免疫反应的发生；发生死亡的细胞不是肿胀，而是收缩，变圆；不是溶解，而是形成裂解成多个由膜包裹的凋亡小体（Apoptoticbody)，并很快被巨噬细胞或相邻细胞吞噬；这些死亡的细胞并不是成片聚集，而是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片孤舟，散居于健康的细胞群中间；不是由某些外界因素导致细胞的急速死亡，而是由一定生理或病理条件下遵循自身程序的细胞死亡。
这些异常的现象引起了威利的浓厚兴趣，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他于1972年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文章，指出这是细胞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广泛存在于从蠕虫到人的各个进化阶段，是一种基本生物学现象。它不同于坏死，而是一种生理性、主动性细胞的“自觉的自杀行为”，犹如秋天片片树叶的“凋落”。
为了形象地描述这种特殊类型的细胞死亡，他将之命名...为“细胞调亡”（Apoptosis)。
由于这种死亡方式是由基因调控的死亡过程，似乎是按编好了的“程序”进行的，所以又称“程序性细胞死亡”(ProgrammedCellDeath)。当然，两个概念描述的角度不同。细胞凋亡是一个形态学术语，描述了一整套与坏死不同的形态学特征；而程序性细胞死亡为一功能性术语是指由细胞内特定基因的程序性表达介导的细胞死亡。
自威利70年代提出细胞凋亡以来，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中，对细胞凋亡的研究已成为生物学及医学界的一个热点。科学家们普遍认定这个自杀程序是动物细胞的基本性质之一，但是科学家一直在苦苦地追寻：是“谁”精心设计了这个精密的程序？“谁”是这场死亡之剧的幕后主宰者？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现，细胞凋亡和细胞生长一样，受一系列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的有序调控。在哺乳类动物细胞中，人们也已经认识到了一些基因及其产物参与了细胞凋亡的调节。以下这些基因，是现在可以了解细胞凋亡的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是bcl-2基因。它是细胞凋亡的重要抑制基因。人们发现，它有着维持细胞存活而阻止细胞死亡的作用，即通过阻止细胞皱缩及DNA裂解，阻抑凋亡发生。人们似乎由此看到了永生不死的秘诀：细胞在它的作用下可以永不死亡。但是，正是它造成了各种肿瘤病的产生，肿瘤患者却对之躲避不及。要知道，肿瘤细胞所表达的bd-2的程度越高，则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科学家设想，如果从癌细胞和肿瘤细胞中去除bcl-2基因，则可以根治这些疾病。
其次是P53基因。它是由苏格兰顿帝大学的大卫兰教授发现的。现已证明，P53蛋白在某些细胞凋亡途径中是不可缺少的成分；它的作用正好与bcl-2相反，正常的P53基因（WtP53)具有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目前的观点认为，P53蛋白的功能在于监督DNA的完整性，一旦发现DNA损伤或病变后，就使细胞分裂停滞，从而有助于DNA修复。如一旦修复失败，P53基因就会启动细胞凋亡通路，以清除无用的或者有害的细胞。形象一点说，它实际充当了“分子警察”的角色。正是由于它在诱导细胞发生凋亡中起的关键作用，所以科学家们对它倍加青睐：它能够促使癌变细胞按要求快速地凋亡，人们似乎看到了用P53治疗癌症和增生性疾病的曙光。大卫兰教授及其他研究人员正与一些制药公司合作，寻找恢复癌细胞P53活性的方法，从而促使癌细胞自杀。诱发细胞凋亡的药物与现有的化疗药物相比，具有更好的疗效、更小的副作用。
再次是c-myc基因。它“见风使舵”，具有促进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双重效应。c-myc在有生长因子参与时，促进癌细胞增殖；但在缺乏生长因子时，可调节癌细胞凋亡。据推测。c-myc与一些致癌因素共同作用有增殖作用；与凋亡效应物质共同作用时则促进凋亡发生。
最后是Fas基因。Fas抗原也不可小视，它是一种从组织细胞中分离出来的停留在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它一头在膜内，一头在膜外，是为了寻求它的配体Fasl；当有Fasl经过它时，它便紧紧地与其结合起来，这样细胞便可感受到开启细胞凋亡通道的信息。因此，Fas和Fasl的结合，开启了细胞死亡之门。
除了这些基因外，与细胞凋亡相关的基因还包括CE、TGF-p基因等，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随着研究的深人，还将发现新的凋亡基因，且各基因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也将得到逐步阐明。但至今，人们尚未找到实际上控制正常细胞或恶性细胞凋亡的基因，启动人类细胞凋亡通路的“开关”基因或“杀手”基因仍未明了。
破译生命密码的语言是如此的神秘莫测，科学家的问题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问题一个个接踵而来，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细胞为什么要自杀？这是自然界给它安排不容抗拒的“法则”吗？
从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可见，一些细胞死亡是由于发育的需要，这一点在胚胎的发育中清晰可见。科学家们还发现，为了清除受损细胞，实现自我保护，细胞也会进行自杀。近年来俄罗斯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体细胞中基因发生变异而使基因受到损伤时，细胞便会与氢氧化物原子团结合，使自己死亡。当人体细胞中的基因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异后，人体内负责参与和调节物质代谢的蛋白酶便会促使细胞与一种氧化剂——氢氧化物原子团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氢氧化物原子团会破坏细胞内的物质，使细胞死亡，而与该细胞相邻、具有正常基因的细胞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当人体部分器官、组织中的某类细胞由于基因变异而集体“自杀”后，便会导致疾病出现。细胞上述特性有时对人体是有益的。如当人的正常细胞发生癌变后，蛋白酶会诱导这种细胞接受毁灭性氧化。然而有时这种“毁灭程序”会发生混乱，癌细胞拒绝被蛋白酶诱导，并不断增生。
当前，细胞凋亡与疾病的关系已成为研究热点，这是由于目前发现多种疾病与细胞凋亡规律的异常有关。程序性细胞死亡（PCD)是人类正常细胞新旧交替的自然过程，但当PCD出现反常调控时，可导致包括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如细胞凋亡被抑制容易导致各种肿瘤、白细胞增生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细胞凋亡被加强则可能是骨髓发育不全综合症、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缺血性疾病的重要发病机制。科学家尽管在其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癌症、艾滋病等仍然无法治愈。
“生死有命”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宿命的消极观点，但对细胞而言却尤为适合，似乎有谁掌握了它们的命运。科学家的梦想也许就是叩开大自然掌握的生死之门，窥见生命的奥秘吧。
左撇子之谜
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除了有智慧的大脑之外，他们还有一双灵巧的手。但每个人使用两只手的频繁程度不同，大多数人习惯于右手，只有少数人对左手特别的偏爱，俗称“左撇子”。
在100多年以前，人们都认为左撇子是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现象，甚至把它看成一种疾病，以为这是由于母亲在遇到难产时，婴儿的左侧大脑（具有控制右手和语言的功能）受到了损害，结果使婴儿在以后的生长过程中经常使用左手。有人还依此推论，凡是左撇子的人，他必然有口吃和智力迟钝的现象。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许多左撇子，不仅没有口吃和智力迟钝，而且往往聪明过人，特别是在一些需要空间想象力的职业中，有很多左撇子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比如在美国的一所名牌建筑学院中，里面的教授有29%是左撇子。在体育界，左撇子明星数不胜数。例如20世纪70年代时，世界上4名最优秀的网球选手中，有3名是左撇子；法国击剑队的15名男女队员中，有8名是左撇子选手。还有着名的美国幽默大师卓别林，法国的绘画大师毕加索，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査理曼大帝以及拿破仑等等，他们都是左撇子。在数学领域，左撇子更加令人瞩目。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研究员在对比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与普通人时，他们发现左撇子几乎要多一倍。
那么，为什么左撇子具有天生的敏捷和灵性呢？科学家从人体神经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现代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叫左半球，另一个叫右半球，它们在身体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大脑的左半球主要负责象征性的行为，比如推理、逻辑、语言等方面，它就像电子计算机中心处理信息那样，工作方式主要是分析性的。而大脑右半球却完全不同，它直接控制人的左手，负责想象力、感情、空间距离等，尤其是有关几何形状的感觉，并能对眼睛看到的视觉信息进行判断。所以说，从“能直接看到东西”的大脑到进行动作，左撇子和使用右手的人神经反映路线不同。左撇子只要走“大脑右半球-左手”的路线，而一般人必须走“大脑右半球-大脑左半球-右手”的路线。这样就很明显，在从“看”到“动”的过程中，左撇子要少绕一个弯。根据以上的解释，左撇子在动作敏捷性方面，理所当然要比一般人好得多。以后，科学家们又经过了很多实验，结果大多数都证明，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敏感性方面，左撇子占有很大的优势，于是人们头脑中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概念，那就是左撇子比较聪明。
但有一点却使科学家感到迷惑不解’既然左撇子具有这么明显的优越性，为什么在我们的人类世界中，绝大多数人（占人口总数90%)不是左撇子呢？众所周知，生物进化论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者生存这句话的意思表示，在充满竞争的生物世界中，具备较多细性的强者，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也越大。可按今天的情况来看，如果左撇子更聪明、更优越，为什么他们反而是少数呢？这似乎走进了人类进化的一区中。
19世纪英国的卡莱尔曾经有过一个“理论”。他认为，在中世纪时决斗的武士右手持剑生还的机会比较大。因为他们左手持盾，刚好将偏左的心脏保护好。所以，使用右手进行更重要的活动（如刺激）更能适应生存的需要。因为卡莱尔本人是一个左撇子，所以有人认为，他的如此理论其实并不“认真”，只是要讽刺一下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彼得一欧文博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独创性的看法。他说，在自然的进化历程中，如果把左撇子与“右撇子”相比较，左撇子适应环境的能力似乎要差一些。欧文博士在研究病理学现象时发现，左撇子很容易患某些免疫疾病，而右撇子却不容易。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欧文的强烈兴趣，他决定用脑电扫描技术做进一步研究。欧文首先选取了8种药，这些药物都是镇静剂，常常施用在精神病患者的身上。然后，他对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都注入一定数量的药物，接着再比较用药物前后的脑电图。等一切都结束之后，最后对脑电图中的电信号进行详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药物对大脑的一个半球有效，而对另外一个半球毫无影响。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欧文博士特意挑选了88个志愿者做实验对象，其中有12人是左撇子。欧文对88名实验对象一视同仁，给他们服用了相同数量的神经镇静药物，过了一会儿，他在脑电图上清晰地看到：左撇子大脑的反应变化与右撇子大大不同，其中最典型的是，几乎所有的左撇子大脑都显示出非常强烈的大脑反应有的在服药后就像正在发作的癫痫病人，而且还出现精神迟钝麻木的现象。他说，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左撇子受神经镇静剂的影响很大，远远超过右撇子。
为此，欧文博士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新奇的设想，用来解释现代人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右撇子。他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人类的祖先还在以野菜野果为食的时代，食物中常常会混入一些有毒植物。这里所说的毒，就是植物中含有与神经镇静剂相类似的化学物质。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已经知道，右撇子对有毒物质的耐受力要比左撇子强得多，所以，右撇子在自然界中应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左撇子的耐受力较差，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只好屈居下风。
最近遗传学家克拉尔在以酵母菌和变种的老鼠做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右撇子体内有个显性的“右撇子基因”，而体内没有这个基因的人，将来成为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机会各占50%，即全凭机运。这个解释同时也说明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双胞胎的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却分别是左撇子和右撇子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右撇子基因。一般而言90%的人都是右撇子，是因为80%的人体内有右撇子基因，而没有此基因的20%的人，其中有一半会是右撇子，所以加起来会有90%的右撇子。
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科伦博士则怀疑克拉尔的假设。1992年，他出版了《左撇子症候群》一书。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是右撇子，而左撇子仅代表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左撇子是在怀胎期间发生过脑伤的结果，因此在左撇子中，有心理现象或感情问题的占较高的比例。他相信左撇子的家族遗传现象。至于双胞胎分别是右撇子和左撇子，是因为正常的子宫容纳两个胎儿太过拥挤，所以其中的一人或两个人的发育遭遇横逆的机会很大。
但其他的研究者通过研究用手习惯，发现虽然发育因素不可忽视，但用手习惯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而复杂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单独一个基因所控制的，所以必须考虑环境的影响。
总而言之，到今天为止，从已知的研究成果看，左撇子和右撇子各有所长。但左撇子从何而来？目前仍然不能解释。
疯狂的“塔兰泰拉病”
塔兰泰拉舞曲起源于意大利的塔兰多海港。这个海港位于意大利东南海岸的阿普利亚地区。每当夏天，阿普利亚阳光酷烈，土地干燥，空气热得像从火炉里喷出来的一样。当地居民生着黑发，棕色的皮肤，敏感好动，爱发脾气，正与当地酷热的天气相适应。这个地方有一种叫塔兰泰拉的毒蜘蛛，被它咬过的人马上就会得一种“塔兰泰拉病”。
据史料记载，17世纪欧洲曾流行过这种怪病。在每年7至8月天气最热的时候，众多的病人无论是在梦乡还是醒着，会突然感到像被什么猛蜇了一下，狂跳起来。他们冲到门外，跑到街上，在集市上疯狂地跳起舞来。患者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各种人都有。
据一位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的意大利长老记载，患者狂舞时手里舞动一块红布，有的把藤枝和芦苇扔进水里，要不就把它们绕在脸上和脖子上。他们大量饮酒，引吭高歌，有的拿着剑，形同剑客，有的用鞭子互相抽打。他们甚至会在地上拼命挖洞，有时则像猪一样在泥里打滚。似乎只有音乐才能维系他们的生命，一旦音乐停止，病人就会在几天内死亡。所以，当有了这样的病人，人们只能无休无止地演奏一种速度极快的三拍子舞曲，而病人一般要连续跳舞4至6天。这种病通常发生在夏季7、8月天气最热的时候，疯狂舞蹈的人群里，有5岁的孩子，也有％多岁的老人，其中以年轻人和女性为多。这些毒蜘蛛的受害者有时产生幻觉，他们穿起华美的衣裳和最奇特的贴身衣服，戴着项链以及诸如此类的装饰品。他们大都喜欢鲜艳夺目的红色、绿色和黄色，最不能忍受黑色。他们一看见黑色就要发出恐怖的狂叫，看见穿黑衣服的人就要动手殴打，或者呵斥他们走开。
研究表明，这种呈抑郁疯狂症状的病，是由塔兰泰拉蜘蛛分泌的一种对人具有致幻作用的毒液引起的罕见疾病。狂舞的发作是幻觉造成的，幻觉恰恰是许多毒品的重要毒性特征。这种毒液的毒性在人体内十分顽固，有人一次被咬过后，多年每到这个季节就会发病，最长的发病史有30年之久。塔兰泰拉毒液产生的幻觉除具有使人狂舞不止的作用外，还使人产生对黑色的敌视感，因此发病者不能忍受黑色。
研究者指出，大多数毒性物质和毒草性反应，同时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塔兰泰拉病最具这一特征。为什么这种抑郁病疯狂以狂舞而不是以其他病态动作表现出来呢？原因在于主要的发病区原属古希腊殖民地，古希腊的传统十分强大。当地人一直信奉毕达哥拉斯和阿齐塔斯的学说，喜欢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音乐，曾经有过长久的祭祀狂舞的习俗。中世纪时，教堂代替了神庙，跳舞被视为非法，因而受到当地人传统心理的对抗。这样，当这种因外部原因引起的神经性狂动疾病发作时，潜意识中的舞蹈渴求便以这种方式释放出来，形成这种疾病的独特表现形式。
人们认为，要治好这种怪病，音乐和舞蹈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一旦音乐停止了，病人就会在1小时至几天内死亡。在17世纪的阿普利亚，乐师通常会随叫随到。这些病人一般要跳舞4到6天，极个别的要跳2星期，甚至更长时间。通常，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一直不停地跳到上午11点。有时他们也略微停一下，但不是因为疲乏，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乐器走了调，当乐器找到了原调，他们又很快恢复狂舞。中午，他们在床上尽情出汗，然后擦干身体，喝一点儿肉汤。大约下午1点，最迟2点，舞乐又开始了，一直跳到晚上。这样一连数日，病人精疲力竭了，病也就暂时治好了。但是，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残留病人体内的毒液还会发作，于是年年夏天都要照此办理，有的人甚至持续30个夏天。也有些人根本没病，也假装成病人，带着各种动机加入舞蹈的人群。这些人大多是恋爱中的女子和单身汉，有时人们戏谑地把这种舞蹈活动称为“女人的小狂欢节。”
到了18世纪，塔兰泰拉病似乎消失了，当地的毒蜘蛛也奇怪地丧失了毒性。然而，并不是人类对这种疾病有了什么认识，或是发明了治疗这种疾病的特效药。它的消失与它的出现一样神秘莫测，正因为如此，更加使人不安。一些人满腹狐疑地自问，在我们这个可爱的蓝色星球上，是否还潜伏着别的什么微生物，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人类？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它会猛扑上来，将人类打个措手不及，或者让他们洋相百出。
而当时有位叫费迪南德的医生似乎“明察秋毫”。他认为：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塔兰泰拉病纯属虚构。实际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穷人，特别是穷苦妇女有钱给乐师。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排遣痛苦，是得了某种抑郁疯狂症。这位医生还解释说：阿普利亚古希腊传统一直很强大，当地人一直信奉毕达哥拉斯和阿齐塔斯的学说，喜欢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音乐，同时还崇拜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谷神得墨忒耳。在祭祀这些神的仪式上，人们也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随着音乐狂舞。这与塔兰泰拉舞极为相似。基督教传人阿普利亚很晚，受到当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希腊传统的对抗。中世纪时，教堂代替了神庙，人们跳舞被视为犯罪，直到有一天——确切日期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中世纪的某一天——舞蹈的意义改变了。旧式的祭神舞蹈以某个奇怪的疾病的形式出现，音乐、舞蹈、狂放的举止才得以合法存在。人们跳舞不再是犯罪，人们成了毒蜘蛛的“受害者”。对黑色的厌恶，很可能表达对身穿黑色道袍的神父的厌恶。
不少人认为，对塔兰泰拉病的根源的种种推测，都缺乏充足的证据。那么，这种病的病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依然引起了不少医学家、音乐家和文化史专家的兴趣。
所以，在人类进化的同时，不仅仅是健康和快乐，还有诸多的不幸，而病态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病理学的研究尤其是生物病理学及海洋病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还不足，在挑战各种疾病的战场上，人类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毅力。
春异种克隆是福还是祸？
从生理上讲，人畜有别，亘古不变。“人畜怪物”、“半人半畜”这样的东西，只属于埃及狮身人面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仙特（Cemaur，半人半马的怪物）等丰富想象力的产物。但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人畜细胞融合已经不是什么难题。
1998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惊闻：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TC)宣称，他们已经可以使人体细胞与牛的卵母细胞成功地结合，使人体细胞回到了具有发育全能性的状态；这种克隆出的胚胎细胞，可以发育为其他任何类型的细胞。2000年10月，路透社报道，美国与澳大利亚两家生物公司，共同向欧洲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该专利是一种融合人细胞和猪细胞的克隆技术。由于这项技术涉及把人体细胞放人猪卵子的核移植技术，遭到了绿色和平组织及其他方面的强烈反对。欧洲专利局也以“违反人类道德”为由，驳回了这项专利申请。但这两家公司认为，这项技术对发展医用克隆技术至关重要。
2001年9月，中国广州某报报道，中山医科大学几位科研人员通过使用“核移植”技术，将被丢弃的人体皮肤细胞与家兔卵母细胞结合，在经过2000多次实验后，成功克隆出1000多个人类胚胎，其中部分已发展到了“桑葚胚”阶段。这些胚胎发育到“囊胚”阶段，即可从中分离出胚胎干细胞，在体外诱导成人类所需的各种组织细胞。
在人畜细胞融合渐渐成为讨论热点时，有人想起英国作家赫胥黎在《勇敢的新世界》这本幻想小说中，曾经描写过未来世界里的一件事。科学家致力于改变人的模样，千方百计让全世界男女老少都变成他（她）们心目中的“完美”样子，结果却酿造了一场灾难。仅仅外表的改变都具有如此风险，人们不禁担忧：人畜细胞融合会带来什么后果？
人畜细胞融合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敏感话题，人们对这一成果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与质疑。环保人士指责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担忧他们会造出令人恐惧的怪物；一些国家和政府的官方人士也表示不赞成。美国总统克林顿对1998年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将人和牛的细胞融合，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致函给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表示对实验感到“深深的困扰”。伦理学家更认为，这些都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冲击，同时也涉及到对生命的最深层次的看法问题，这种伦理冲突真实地展现了高科技时代人们面临的道德难题及伦理悖论。但也有人认为，人畜细胞融合的研究，可以为治疗性克隆开辟新途径，是21世纪最重要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物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甚至可能标志着人类医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在所有的人畜细胞融合的试验中，科学家们使用的都是“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谓“核移植”是指在显微镜或解剖镜下，先用玻璃微针将卵细胞核挑除掉，再移人一个胚胎细胞或体细胞的细胞核；卵细胞在重新移入的细胞核支持下，重新为细胞核编程，使其像受精卵一样分裂，最后发育成动物个体。人畜细胞融合是进一步建立在异体核移植方法基础上的，这种在不同种间进行细胞核移植实验（即异种克隆）的研究，在1998年初才初见成效。该年1月19日，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Wisconsin-Madison)的科学家们以牛的卵子为受体进行实验，获得初步成功。他们惊奇地发现，去核的牛卵细胞能使来自羊、猴、鼠、猪等不同种属的细胞核激活。科学家们随后成功克隆出五种哺乳动物的胚胎。
这项异体核移植实验表明，所有哺乳动物的卵子细胞质内，负责基因程序编制的分子机制可能是相似的；实验也表明了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某个物种的未受精卵可以与同取自多种动物的成熟细胞核相结合，并且某个物种的卵子可以普遍用作克隆任何哺乳动物成熟细胞的孵化器。至此，“用动物卵母细胞做生物启动器”，成为核移植技术的另一种思路。1999年，美国科学家用牛卵子克隆出珍稀动物盘羊的胚胎；中国科学家也有将大熊猫细胞与兔细胞融合，用兔卵子克隆了大熊猫的早期胚胎等等。
由于这些新的异种克隆研究还没有打破人畜界限，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当涉及到人细胞时，在科学界与舆论界马上引起轩然大波。人畜细胞融合形成的胚胎中，核移植的提供者是人的皮肤细胞核，接受者是畜的去核卵母细胞。研究者们可以通过电刺激等方法，使分别来自不同物种的“供体”与“受体”融合，形成一个新细胞并可以发育成胚胎。来自伦理学方面的攻击是主要的。专家认为这是人畜物种的混淆，完全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虽然这项实验从理论上来说，绝大部分细胞的遗传信息是在细胞核内，但事实上也并非是100%仍有极少量遗传物质来源于畜细胞，因为每个细胞质中都有少许线粒体，其中含有的DNA将参与整个细胞的新陈代谢。这样，将人的细胞核植入牲畜的去核卵母细胞内，难免会使牲畜遗传信息传人人的细胞核内，这个细胞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畜细胞的混合体。这种研究是否伤害到社会伦理？公众是否赞成？这些都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另外，除了伦理问题，也有可能存在许多“现实的灾难”。动物的卵细胞虽然去掉了细胞核，但还有细胞质，细胞质中还有遗传物质；这些遗传物质是否会和人的遗传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它们是否会把动物的某些遗传特性或遗传疾病带入人体？它们是否会在人类的后代中造成畸形或代谢异常（诸如畜细胞是否携带类似“艾滋病”的病毒，去核卵母细胞中少许的细胞质中的线粒体是否会带来“线粒体病”？）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现在谁也无法预料，因而有专家指出，人畜细胞融合完全有可能产生不堪设想、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当前有关人类胚胎的克隆研究虽然十分敏感，但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克隆技术。对于“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国际上持一致的反对立场；但是对于“治疗性克隆”（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来说，分歧很大，一直争议不休。从事人畜细胞融合研究的学者，面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指控”，主要从“治疗性克隆”的角度，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一些学者认为，治疗性克隆为人类未来的健康生活，展示了一副诱人的图景。
比如，在器官移植治疗中，克隆技术潜力很大。研究者先从需要救治的病人身上提取一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该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这早期胚胎中即可提取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干作用的细胞——胚胎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技术处理，便可发展成该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前的器官移植治疗方法中经常出现的排斥反应的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通过这项技术，像癌症、遗传血病等顽疾，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与治愈；因而它也就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物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甚至可能标志着人类医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正因如此，美国国会200多名议员联名致信政府，强烈要求政府支持人类胚胎干细胞用于治疗性克隆领域的研究。
但是仍有很多人反对这样的研究，说明问题并不简单。英国于2年8月中旬宣布，允许以治疗研究为目的的人体胚胎克隆实验；这一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异常激烈的伦理论争。核心问题在于，治疗性克隆涉及到人类胚胎在法律及伦理上的定位问题。例如，按照当前的德国法律，人命始于受精卵，因而早期人类胚胎便代表着一条人命。当干细胞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后该胚胎也就无法存活下去。这样，按照德国法律的理解，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的活动，无异于谋杀行为。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人类胚胎作为人类生命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拥有道德地位，它包含有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潜能；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属于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因而“他”也就享有人所特有的尊严。
针对于此，人畜细胞融合的实验者认为，他们的做法正是想避开伦理禁区。这种研究采取人畜异种重构胚胎的方法，可以使人体皮肤细胞变成有可能治病救人的胚胎干细胞，而不需要破坏人受精卵的胚胎，也不需要从人体上取卵的过程。这就避开“用有生命的受精卵进行研究等于扼杀生命”这个伦理学争议，也避免来自生命伦理的讨伐。
实验者们认为，这些胚胎是用人畜杂交得到的异种克隆产物，动物的种系发生了人为的改变，但是，在理论上来说，这种生成的混合胚胎与供体男孩的DNA相合度是99.999%，这可以用荧光免疫杂交的方法确认。这样，用它们进行器官克隆得到的器官就不会被人体所排斥。现在，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难题。美国每年有6.3万多名病人需接受器官移植，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却只有约2万个。人畜细胞融合的技术可以在治疗性克隆方面大试身手，为病人提供所需的新器官。
另外，人畜细胞融合也为卵细胞的获取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人的卵细胞很有限的，而且获取人的卵子会给女性带来一定的痛苦。在做基础研究的实验过程中，需要大量卵细胞，用动物替代品是一条不错的捷径。也有人认为，如果治疗性克隆实验成功，会产生诸如卵子的来源等新的伦理问题。这项研究活动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自然是无可限量的。随着对卵子的需求量的增加，卵子就可能成为商品。而有些妇女就会通过服用药物增加排卵量，这对妇女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危害。因此，能找到合适而又绝对可靠的替代品也会给人们带来益处。
但是，专家们认为，将人的细胞核移植到动物的去核卵母细胞中，以克隆出“人类胚胎”，这项研究从表面上看是绕过了精卵结合的生命初始阶段，避开了目前科学界关于“用有生命的受精卵进行研究是否等于扼杀生命”的争论，但用人和动物杂交克隆出来的“人类胚胎”所得到的胚胎干细胞，克隆出来的各种人类组织器官，最终将用于人类的疾病治疗，移植到人体。这样恰恰忽视了一个更深层、更严峻的伦理问题：人和动物的细胞会不可避免发生相互作用。这给人们带来进一步的伦理困惑。另外，专家们认为，这种技术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如果盲目轻率地应用于治疗性克隆——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外科手细胞核杂合，杂种细胞形成术移植，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大多数人认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一些科学家认为，动物的细胞质重新编程有可能出错。异体核移植中，一种动物的细胞核与另一种动物的卵子在开始时或许可以成功结合，但是由这种实验得到的胚胎，可能会在许多地方出现基因错配，这样分化出来的干细胞就可能有问题。生命科学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状态，科学家一定要非常谨慎和严谨，以用生命科学研究为人类造福为宗旨。
但在人畜细胞是否应该应用于基础研究，专家学者们意见不一。一方面有人认为，基础科研要了解的问题很多，并不表明很快就能进人临床应用，对一个新的科研思路是可以试一下的。在人卵较难获得的时候，用动物卵细胞替代与人类体细胞结合，对研究干细胞、建立干细胞系、遗传物质的分析研究以及将来了解克隆人胚胎都很有意义。如果对科学研究设卡太多，将影响生命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人卵难以获取，但不能就此忽视伦理；而且这项成果既然无法应用于人，那么搞这方面基础研究也是不必要的。大多数专家认为，对于这么一个敏感度极高的科学研究，应有一个强有力的监控和评估体制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国外，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2001年2月5日通过了一项有关基因研究的法案，规定禁止克隆人及人畜细胞合成，任何违规的学者将被判入狱。日本政府2000年9月29日宣布，禁止一切将人与动物细胞相互移植的克隆行为。英国政府也于2000年8月份宣布允许科学家进行治疗性克隆但同时也禁止将人类细胞与其他动物细胞混合克隆。
我们巳经进人生命科学时代。人畜细胞融合，福耶祸耶，莫衷一是，说明人类对如何使用科学已越来越重视和警觉。人们常常担心，有时科学带来的灾难可能比扼杀科学的代价更为惨重；但“技术恐惧”的实质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而是对错误运用技术的人的恐惧。
探索致命流感之谜
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即将赢得胜利，战壕中的美国士兵情绪颇为高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另一场灾难正在逼近。不知何故，许多士兵突然畏寒高烧，全身乏力；起初军医诊断为一般的感冒，并认为很快就会痊愈。然而，病人的症状迅速加重，高烧不退；更为严重的是，患者出现明显的缺氧情况，拼命喘气，直至鼻子和口腔里冲出来带有血腥味的泡沫。不久许多生病的士兵窒息而亡，短时间内死亡人数竟达到43000名。人们这才意识到，一种“杀人流感”正在迅速传播。
猖狂的流感病毒被意识到，但不能被有效遏止。它随即沿着贸易路线和海运航线向全球传播。同年9月，病毒在美国波士顿登陆，随即传遍全美；10月，已经有2万人因感染致死。11月战争结束，在人们狂欢庆祝时，这种病毒再次逞凶，数百万人被感染，数万人因此丧生。但这还仅是个小数目。后来人们弄清楚，该病毒始发地是西班牙，那里的死亡人数达到了800万人。这场被称为“西班牙病毒”的大灾难，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世界大战”，世界各地死亡人数达2000~4000万。
这次流感的确不同于一般的流感。一般的流行感冒，不管病人是否服药，实际上都会很快自愈；老人和儿童等抵抗力比较弱的群体是最易感染的对象，但即使并发肺炎等症引起死亡，死亡率也仅有0.1%。而“西班牙病毒”引起的这次流感攻击的对象，却主要是20~40岁的青壮年；患者在得病后数小时内就迅速死亡，死亡率是普通流感的20~25倍。这次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爆发，一度造成极大恐惧。当时，护士、警察、军人等在工作时，都严严实实地戴上了大口罩。在加拿大渥太华，有轨电车停在空落落的班克街上，几乎没有乘客。学校、歌舞剧院、电影院里没有任何灯火，游泳池和保龄球馆里也空无一人。在南非的一个小镇上，由于缺乏棺木，裹着毯子的尸体草草下葬。甚至一些地处偏远的因纽特人的村庄，也在劫难逃，几乎被病毒从地球上给抹掉。有人甚至说，这与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所描述的“黑死病”的恐怖情形多少有点相似，但不同的是。青壮年人第一次在病毒面前比老人和儿童面临更大的危险。
1918年大流感病毒神秘“现身”，1919年它又神秘消失了。虽然病毒来去匆匆，但永远留给人们一个个问号，长期以来被国际医学界视为难解的谜团。不断有人探寻：1918年“西班牙病毒”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如此厉害？病毒的传染性为何如此之强？在后来几十年中，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对流感病毒做出各种研究，但突破性的进展很少。尤其是对“西班牙病毒”一直知之甚少，更没有研究出防治它的疫苗。这就是说，一旦这种病毒再次出现的话（科学家们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人们将束手无策。因此，随着危机意识的加深，也随着医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又开始了研究“西班牙病毒”的工作。
新的研究发现，包括“西班牙病毒”在内的流感病毒，其表面有两种微粒，一种是血凝素，一种是神经氨酸酶。流感病毒在侵人人体上中呼吸道后，在神经氨酸酶的作用下被“劈”成两半，有毒的部分释放出来，引起细胞变性和脱落，导致身体出现发烧、疼痛、乏力和白细胞减少等症状。一般流感可能会因进一步引起的病毒性肺炎或其他并发症，造成少量死亡；而“西班牙病毒”则因造成上中呼吸道细胞大量坏死，肺与外部的气体交换受阻，氧供应不足，致使许多患者窒息死亡。这就是说，“西班牙病毒”与普通流感病毒在构成上有相同的地方，但肯定有所不同。究竟有何不同呢？这首先要求寻找到“西班牙病毒”的样本。
但是“凶手”自己也早就“死去”。在1918年大流感中，人们虽然领教了病毒的厉害，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怎样保存病毒标本。因此，现在的科学家希望通过发掘1918年流感死亡者的遗体，找到“西班牙病毒”的样本或碎片，从而破译其遗传密码，查清“隐形杀手”的杀人秘密。
研究者认为，发掘那些被埋葬在永久冻土层中的尸体，更容易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人体组织标本。在阿拉斯加，他们发掘了一个名叫露丝的女子的尸体。露丝死于1918年流感，生前身体肥胖；由于脂肪的保护，她的肺完好无损，被采集下来作为样本。另外，在挪威的一个海岛上，在永久冻土层中保存着7具1918年流感死亡者的尸体。医学家从其中一具腐烂程度较低的尸体上，也取得了所需的人体软组织标本。
科学家对这些样本进行研究后，分析出1918年流感病毒的RNA(核糖核酸）构成。它由8个基因节段组成，研究者将这些基因节段分别编导。初步研究结果表明，6号基因在致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流感病毒正是在6号基因的指令下，进人欲攻击的目标细胞，在细胞中进行繁殖，直至杀死这些细胞。人们还得出结论，“西班牙病毒”实际上是一种甲型流感病毒变异产生的新病毒它引起烈性传染疾病。甲型流感病毒呈球形，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分类很广。因此有人推测，猪和鸡这些家畜、家禽可能是杀人流感的“宿主”，因为猪流感和鸡流感均可能传染给人。也有人认为，这种流感原本寄生在鸟类身上，先由鸟类传染给猪，猪又传染给人。但大家都同意：实际情况错综复杂，要知道真相绝非易事。
2001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又重新分析了1918年流感病毒样本，为揭开神秘流感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希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病毒样本中有一种被称为“红血球凝聚素”的蛋白质，它似乎是由两种流感病毒派生出的遗传物质所构成。经过对这种蛋白质进行全面的基因图谱分析，并将其与家禽、猪以及人类的基因图谱进行多方面比较，研究人员推断：1918年~的流感病毒是个“杂种”病毒，是由猪的流感基因与人类流感病毒基因组合而二成的“重组基因”。也就是说，猪的肺细胞同时感染了猪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它们的基因组在猪的肺细胞中混合配对，重组的基因组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病毒；该病毒可以感染人类，人类的免疫系统由于从未接触过这种新病毒而无法识别，从而引起了病毒大流行。科学家估计，这次基因重组发生的时间正是1918年的那场瘟疫开始之前或是开始时期。事实上，第一次为人所知的猪流感正是凸显于1918年的人类大流感期间，这与科学家的估计在时间上是暗合的。但是，弄清一些真正的细节还需要做一系列病毒相互作用的实验，而此类实验需要病人的血清样本；这就给彻底弄清1918年大流感增加了难度。
近年来，在香港地区出现的禽流感曾经引起市民的恐慌，也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1997年，香港出现H5N1型病毒；1999年又出现H9N2新型病毒。其中1997年香港禽流感病毒感染18人，导致6人死亡。严格的控制措施抑制了这一疾病。如果不是及时采取措施，下令大规模屠宰和销毁受感染的家禽，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关于这种高致病性病毒的许多细节问题，还探有弄清楚。由于H5N1禽流感病毒能直接感染人，所以人们就担心基因重组可能会发生在同时受禽流感病毒感染和人流感病毒感染的人体内，从而产生一种充分适应人体的病毒。科学家们指出：幸运的是，H5N1流感病毒在香港主要的流感流行季节来到前，就被扑灭了；这实际上没有为H5N1和其他人流感病毒同时感染的发生提供什么机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用当代先进的反向遗传学技术，对几年前发生的这起恶性流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使用引起1997年香港流感的样品病毒“H5N1”在小白鼠身上进行了实验。他们将病毒分离为两类：致命病毒和非致命病毒。经过反复实验，他们发现致命病毒中的基因“PB2”是引起病毒为患的“致命杀手”。研究人员将“PB2”
基因植人小白鼠体内，不到5天，小白鼠就因流感病毒扩散到各个器官而死亡。通过对“PB2”基因的图谱进行仔细分析后，研究者惊奇地发现，上述致命与非致命病毒之间只有极其微小的差别。因而研究人员警告说，流感病毒在不停地变异，只要发生一些微小的基因变异，原来只会带来小麻烦的流感病毒，就会变成“恶魔”——新型致命病毒。因此，任何一种新流感病毒的爆发，都有可能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另外，从流感病毒的结构来讲，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为RNA(核糖核酸），与其他一些病毒的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相比，发生基因变异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禽流感与人流感的交叉和接触，无疑为流感基因的变异打开了方便之门。
可见流感病毒十分“狡猾”，它像一个“百变杀手”一样，不时地改变着自己的面目，向人类发起攻击。据研究，大约每隔10年，甲型流感病毒的血凝素要发生一次大变异；大约每隔30~40年，甲型流感病毒的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要同时发生特大变异；而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的小变异则会经常发生。因而到目前为止，巳发现了1万多种流感病毒，最常见的病毒携带者是禽类。因而科学家们深切意识到，对流感病毒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它将为制定针对未来恶性病毒突发的战略提供有益的帮助。对普通人需要强调的是：无须在流感病毒的多变面前感到悲观，但也不要因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麻痹大意。彻底征服流感病毒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要战胜这个“百变杀手”还需寸出一定的努力。
20世界80年代初，英国伦敦一家大医院的理疗室中，四周一片漆黑，一位病人正在进行治疗。突然，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在这位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身体四周，出现了一圈日冕似的光晕，色彩绚丽，忽隐忽现，在场的人为这美丽的情景惊呆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这个病人有特异功能吗？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对人体发光现象进行深人探索。研究者通过对各种人体发光的事例进行分析后认为，人体能发出两种光，即荧光和辉光。所谓人体荧光，即人体在外界能量的激发下，由器官组织、细胞所发出来的光；而人体辉光是由人体生物电发出来的。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所以实际上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发光。通常人体表面所发的这两种光都十分微弱，而且只发光不发出热量，故名“冷光”（又称“超微弱冷光”）。只不过在平常情况下，这些微弱的冷光难以用肉眼看见罢了。
人体的发光现象可能很早就巳经被观察到了，只是这些现象太少见、太偶然，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各种迷信解释相连。近代以来科学昌明，情形自然不同。1911年，英国伦敦一位叫华尔德基尔纳的医生，在用双花青染料涂刷玻璃瓶时，意外发现环绕人体周围宽15毫米左右的“发光边缘”，但是这一发现当时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直到后来，当苏联科学家西迈杨柯利尔使用高频电场照相术，把环绕人体的辉光成功地拍摄成照片时，那通常看不见的“光圈”
在人们的视觉中正式“定格”，这才引起世界众多科学家对人体辉光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
神奇的人体冷光
美等国利用红外线技术，又研制出可使人体冷光显出“原形”的现代仪器。如日本的奥拉色彩测定仪，可测定健康者与患病者不同的人体辉光的色彩。这是一种高敏感度的、用于微弱光检测的光电子倍增管和显像装置，它可以在不存在可见光条件的黑夜里，让人体辉光清晰地显现。该仪器的发明，是人体生物光检测技术取得的新突破。
既然人体辉光微弱得不可见，为何在伦敦的那家医院中，人们可以用肉眼直接观测到人体发出的光晕呢？原来，科学家发现，只要在5000伏以上的高压和50千赫高频的特殊电场中，就会看到人体发出明亮鲜艳的光晕。而当时这家大医院的理疗室中，病人进行治疗的环境，恰好符合这个特殊电场的条件，于是就发生了那样的奇异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通过各种方法取得的人体冷光的照片中，科学家惊奇地发现，在人体发光产生的光晕中，有一些明亮的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恰好与中国古代针灸图上所标示的741个针灸穴位完全一致。对此，苏联的科学家们认为，人体经络可能是光纤组成的，穴位、经络系统很可能就是人体内的光纤系统。因为光是直线行进的，自己不能转弯，但是光纤却能引导光线曲折行进。一根光纤，不论它如何弯曲，光线从它的一端进人，就会沿着光纤弯弯曲曲地从另一端出来。苏联的科学家做了大量实验，他们发现：用一束强光照射人体，在不是穴位、经络的部分，光线最多可透人皮下30毫米的距离；超过30毫米，光电探测器就测不到光讯号了。但是，用同样强度的一束光照射某一穴位，却可在同一经络的另一穴位测到光讯号，而这两个穴位相距可以达100毫米。科学家们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人体的经络具有光纤的性质，所以它能引导光线弯曲传送，使穴位、经络成为明亮的闪光处。
研究者发现，人体表面微弱的发光，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就同一个人而言，不同身体部位发光不一样，一般上肢的发光比下肢强。就同一个部位而言，也有不同。比如手，一般手指尖的发光最强，然后根据强度减弱依次顺序是虎口、心、手背等。
可以肯定，冷光是生命活动的重要信息。不同的机体有着不同的发光强度。身体强壮的人，发光强度较强；体弱有病的人，发光强度则较弱。体力劳动者或喜欢运动的人，其发光强度较强；而脑力劳动者，则通常发光较弱。据科学家测定，青壮年人的发光强度比老年人要强一倍，而老年人与少年相比，则发光强度相差不多。人体的器官、血脉、气场等随着人的年龄、健康的变化，所发出辉光的色彩也都各不相同。
如，人体头部的光晕呈浅蓝色，而手臂光晕却显青蓝色，手、脚的光晕亮度比胳膊、腿和躯干的光晕亮度大。当人心平气和时，光晕呈浅蓝，当受到委曲或运程为变化时则变橙黄色，运程低落时又呈橘红色。
这样，人体发出的冷光还是窥探人体健康的一个窗口。中国古代中医诊法中就有望诊，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就是根据病人的气表颜色信息来断定他的疾病。同样道理，根据人体发出的冷光信息，能正确判断人的健康状况及诊断疾病。医学家们对此研究表明：人体在疾病发生前，体表的辉光会发生变化，出现一种干扰的“日冕”现象；癌病患者体内会产生一种云状辉光；当人喝酒时辉光开始有清晰、发亮的光斑，酒醉后便转变为苍白色，最后光圈内收；吸烟的人其辉光则有不和谐的现象，等等。
人体的冷光也与人的生理状态和体内器官有着内在的联系。如人在疲劳时发光就较弱，而在休息充分精力充沛时发光就较强。如果人体注射或服用一高能量的药物，其体表的冷光就会明显升高。这表明人体光与生命活动中的会量代谢有密切关系，对此深入研究，就打开了探索人体内部器官、神经系统、经络血脉等方面的窗口。健康的人体表左右两侧相应部位的冷光强度是对称的，处于平衡状态；而一旦生病，便会出现一个至几个与疾病有关的特有的发光不对称点（或叫病理发光信息点）。如果检査出人体体表各个发光信息点的发光不对称，那就可以诊断身体患有疾病；再确定这个发光不对称信息点出现的部位，就可以诊断得的是什么病了。例如肾炎病的发光不对称点出现在涌泉穴部位，肝炎患者的发光不对称点出现在足趾的大敷穴上。当然，当病情好转时，又可向恢复对称的趋向转化；一旦恢复健康，人体左右的冷光强度又重新平衡协调。
有趣的是，人体辉光还是爱情的标志。美国学者曾在照相馆用高科技微光检测仪对拍摄结婚照的男女进行观测，发现情侣手挽手拍照时，女性指尖上光晕特别亮，并向男方的指尖延伸过去；而男子指尖光晕却会略微后缩以顺应女性的光圈。两性真情拥抱亲吻时，彼此的辉光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变得分外明亮。
研究中发现，人体辉光会随着大脑思维方式、行为意向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的晕圈。如对犯人进行“人体辉光监控”发现，犯人若提供不实口供时，身上辉光便会出现种种色彩斑点的交替闪耀跳动。
但是，对于人体辉光产生的原因，科学家一直各抒己见。有人认为，人体是有机物体，其生存需不断从外界摄取能量，以维持体温和生理功能。由于正常情况下人体温度高于周围环境，人体能量密度也高于周围环境，于是人体能量被迫向周围环境“散失”而形成人体“辉光”。也有人认为，人体辉光现象可能是人体体表某种物质与空气复合而产生的；或是一种由水汽和人体盐分跟髙频电场反应的结果，即是人体体表超自然的物质、射线与空气复合产生的人体的光导系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细胞发光来源于氧自由基的活跃，细胞化学发光是细胞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物，可反映细胞的氧化活性和功能；另外，人体细胞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以及过氧脂在氧化过程产生的能量都以光的形式放出，这些都是可能造成人体自动发出极微弱光的原因。争论本身表明，要寻求人体发光的一个确切答案，还有待科学家们的进一步探索。
梦幻般的催眠术
提起催眠术，许多人总是下意识地认为它是荒诞不经的东西。但是如果本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在真正了解它之前，最好不要匆忙作出结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警察曾经利用催眠术侦破了一起刑事案件，在今天的美国纽约警察局的档案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桩件的具体记载。这是一起生在纽约的枪击杀人案，刑侦组在调査时觉得十分棘手。当时只有一个目击证1人，但目击者把一些重要的细节忘记得干干净净。比如凶手逃跑时乘坐的汽车车牌号码，他只能记住一位数；对凶手的长相特征，他也描述得含糊不清。刑侦组请了技术组的专业人员来为他做催眠回忆，以求能帮助目击者回忆起一些忘掉的现场细节。令人吃惊的是，在催眠状态下，他不但记起了车牌的全部号码，而且还记起了枪击的过程、凶手的长相，以及他无意中听到的有关谈话。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击者原本是一个结巴，但在催眠状态下，口吃却无影无踪了。虽然西方国家的司法部门规定，从催眠中得到的任何证词都不能单独地作为呈堂证供，但这些证词为其他证据的来源提供了线索。最终，使刑侦人员圆满地破获了这个案件。
像这类催眠术在司法实践中成功应用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例外。人们对催眠术的有效性感到惊奇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催眠术究竟是什么？它在人类的意识中扮演何种角色？解释有关催眠的复杂、神奇现象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催眠术由来巳久，它的历史与巫术、医学甚至“魔法”
的历史一样古老。实际上在远古时代，催眠、巫术和医学往往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始终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在一股超自然的色彩之中。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审视，古代巫术属于神秘主义文化，它既包含原始图腾宗教色彩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包含着原始意义上的心理暗示、催眠术，对人的身心疾病有某种调控作用。在某些原始部落的祭祀仪式中，酋长、巫师们常常运用类似催眠术的方法，来显示他们所具有的“神奇能力”，并使部落成员服从自己。
可见，古代巫术并非简单的“蒙昧”，它在“装神弄鬼”的祈咒活动中贯穿了心理暗示、催眠术。但是，在科学意义上认识、运用催眠术，是从18世纪开始的。1766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奥地神内科医生麦斯默首次将催眠术运用于医疗。他对早先曾十分流行的“动物磁气说”加以改造，提出有关疾病、健康的理论。他认为，星球的万有引力通过人们看不见、但又确实存在于人体和自然界的一种气流体影响着人的健康。他称这种看不见的气体为“磁气”。根据麦斯默的解释，疾病就是这种磁气在人体内流动时受到阻碍的结果。但这些阻碍可以在人处于一种“失迷”的临界状态（即催眠状态）下被消除，从而恢复磁气的自然流动。为了恢复这种自然流动，麦斯默发明了许多种方法统称为“催眠疗法”，即所谓“麦斯默术”。
1778年，麦斯默定居法国，他在巴黎曾用“魔柜”治愈了一些精神神经症患者，轰动一时。有关神奇的催眠术传闻不胫而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奔走相告，就连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也趋之若鹜。催眠疗法招来了巴黎医疗行业的抵触情绪，但是由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为之着迷，最后惊动了法国学术界。17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责成法兰西科学院对麦斯默的催眠疗法进行鉴定，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麦斯默的催眠疗法无法用科学的观点加以解释。这样，在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普遍崇尚科学、理性的法国，麦斯默被当成巫师、骗子而遭驱逐。其实，麦斯默当时固然不能为他的磁气说拿出多少像样的科学根据，但他利用心理暗示治病却有其道理。他实际上是先设计一种巧妙的方法诱导患者，使患者的潜意识从沉沉的压抑中释放出来，再通过疏导，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1843年，苏格兰的外科医生布雷德将麦斯默术重新定义为“神经性昏睡”，又另创NEUROHYPONOLOTY(后渐演化为催眠Hypnotize)-词。布雷德采用当时流行的观点来解释催眠现象，认为催眠只是神经的一种睡眠状态，是由于眼睛长时间盯住了明亮而单调的物体而引起的精神疲劳所致，并提出暗示为引起催眠的要素。从此，催眠的方法与事实渐为医学界与心理学界采纳，“麦斯默术”也就由“布雷德术”取而代之。
到了19世纪70年代，催眠术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兴趣。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精神心理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是这时出场。1885年秋，弗氏赴巴黎，师承法国学者沙柯。其间，催眠术治疗神经失调症的巨大潜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886~1938年间，弗洛伊德以私人身份开业治疗精神疾病。起初他用催眠术治病，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如他发现，催眠暗示存在着一些缺陷：并不是对每一个病人都能催眠，并不是对每一个接受催眠的病人都能达到理想的催眠深度。在受着名医师布洛伊尔的启发后，他改用宣泄法（catharsis)即在催眠的条件下让病人将内心的积郁倾诉出来，病情就可获得好转。不久，弗洛伊德改用其创造的精神分析或自由联想法（freeassociation)，以便作分析和治疗的根据。这样，弗洛伊德在创建自己的心理分析n体系时，扬弃了催眠术，转向了自由联想。现代心理分析学者都认为：催眠术是自由联想的一个特殊分支，从属于自由联想。
虽然催眠术自19世纪就在神圣的科学殿堂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它作为一门‘学科，在其发展历程中仍然遇到很多问题、麻烦。
通常情况下，催眠是在一间幽静整洁的催眠室里进行的，并有专业催眠师的指导。当然，在掌握一些技巧后，人们也可以进行自我催眠。在有专业催眠师实施情况下，最基本的催眠条件是受眠者有合作的意愿，并对催眠师充分信任。催眠师先要求受眠者完全放松，眼睛注视着某一样东西；接着开始用一种安详低沉的声音进行暗示，使受眠者的放松状态进一步加深。然后，催眠师暗示受眠者闭上眼睛；当受眠者接受暗示闭合双眼，并表现出生理上的深度松弛(出现深呼吸）时，他就已经进入了催眠的“失迷”状态。
这是一种类似睡眠的恍惚状态，但与睡眠状态又有一定区别。从表面上看被催眠后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但是处于睡眠状态下的人，其神经系统和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对外界刺激基本上没有反应。而进人催眠状态的人大脑局部神经系统却是兴奋着的，并且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暗示上，仅仅对催眠以外的各种刺激没有反应。
如果受眠者是一个病人，此时他对医生（催眠师）有一种非常顺从的倾向，比清醒状态时更容易接受治疗者的暗示。病人的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心理活动，可凭心理医生的暗示或指令转换。在催眠状态下，求治者能重新回忆起已被“遗忘”的经历和体验，畅述内心的秘密和隐私。换句话说，受眠者的思维只同催眠师的指令进行“单线联系”，外界的一切对他都不构成干扰，其注意力和头脑清晰度达到最高极限。-这样，心理医生就能通过适当的暗示，进一步改善病人的感情、意志、兴趣爱好以及记忆、注意、思维等能力。心理、情.绪具有对生理的控制能力，消除或者缓解病人存在的一些心理压抑、紧张焦虚情绪，有助于达到改善生理的目的。
无疑，催眠术富有刺激性与挑战性，但是它迄令仍难以被学术界完全接受。原因之一在于，在催眠状态下，受眠者可以完成在清醒状态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并出现一些超常规的现象。比如，娇小柔弱的女子在催眠状态下会变成一根僵直的棍子，如果将她的脚和头肩用两个支撑物支起，这时就是在她身上站一个比她重得多的男子，她的整个身体仍然还像桥面一样坚硬，面部表情坦然。这似乎已超过了人的身体所能承担的极限。更有甚者，一些人竟然将催眠术公然搬上舞台表演，力求以“神奇的催眠现象”来造成舞台轰动效应。
人们发现，在深度催眠状态下，受眠者还会出现感觉超敏现象：催眠师如果暗示受眠者正有一块烧烫的金属放在他身上，那么后者皮肤上就会真的出现烫伤的斑迹。此外，受眠者还可能出现正幻觉、负幻觉、行动和知觉的分裂、催眠后遗忘症等现象。正幻觉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看成是存在的，例如，催眠师说“你心爱的人来了”，受眠者接受这个语言暗示后，会立即做出亲吻、拥抱状；其实他所拥抱亲吻的只是你随手递给他的一个枕头或一把椅子。而负幻觉是把客观存在的东西当成不存在。眼前明明是一堵墙，但只要对进人催眠状态的人说“这堵墙是不存在的”，那么他就真的径直走过去，“以身试墙”。
正如有些心理学家早就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政治！
社会活动中，存在一种“广义催眠术”。如历史上的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狂热的大众演说家和催眠术家”；在一些邪教组织中，心理学和催眠术也是常用的方法，如日本“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幌、美国“人民圣殿教”的琼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利用了人性本质中的弱点，通过广义催眠术1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
对催眠术内在缘由的探究，始终是与催眠术的发展相伴的。弗洛伊德曾对此作过深人的分析。他认为，“移情”使催眠术成为可能，并使它显得神秘。在催眠术中，成熟的人堕人一种暂时的、木然的状态，像机器一样按陌生人的指令行动；表面看来似乎真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似乎什么人真有一种“魔力”，能够叫别人陷入符咒之中。但是弗氏认为，事情之所以显得如此，仅仅是因为人无视他自身灵魂中的奴性。弗洛伊德看到，接受心理分析治疗的患者会产生出一种对于分析者其人特别强烈的依恋。分析者真正成了患者世界和生活的中心，分析者的形象甚至充满了他的梦境。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移情”，也就是说，患者把过去对父母的孩子般的感情种移到了医生身上，用以说是在高级力量面前的一种被动屈服。1909年，费伦奇在他的论文中同样指出：催眠之所以使人感到舒适，是因为“在灵魂的最深处，我们始终是孩子，终生是孩子”。
心理分析认为，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盲目相信和无原则服从的倾向，但这些倾向通常保持在被压抑状态（找不到相信或者服从的对象）。催眠师、暗示者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无意识地充当了人们愿意相信和服从的对象。其实，日常生活中人们就有各种移情表现。成人们投身于各种日常活动，显得非常独立；他们自己扮演父母的角色，看上去十分成熟——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费伦奇说，“附属于人的心理的需要依然存在；只不过有关父母的那一部分需要转移到了导师、上级以及各种有力人格的身上。那么普遍地流行的对统治者的屈从性的忠诚，也属于这种移情。”
弗洛伊德进一步对领袖心理学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写出了他的伟大着作《群体心理学及自我分析》，也对“广义催眠术”作了解释。弗洛伊德看到：狂热地服从领袖的人们只不过又一次变成了依赖性的儿童，盲目地遵从着发自他们内心的父母的声音，这声音由于领袖催眠的魔力而重新降临。他们在领袖面前放弃了自我，从于领袖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正处于自己学术事业的顶峰，但因此类观点而受到纳粹分子迫害，1938年被迫流亡英国，第二年客死伦敦。从学术角度出发，弗洛伊德的理论始终面临一大批反对者，但也始终不乏支持者。费尼克后来指出，人们有一种“被催眠的渴望”，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希望回到“魔法般的保护”中，回到与“至高无上者”的共处之中，回到在父母的爱护下所享受的“海洋情感”中。
弗洛伊德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伟大工作，涉及到“广义催眠术”的盲从、幻想和集体虐待狂的动力机制，并做出了杰出的解释。后来，着名精神分析学家希尔德已经观察到：人进入催眠状态自有其保留。他提出：正是这一事实使催眠术不具有“深刻的严肃性，而这种严肃性是每一种真正伟大的热情的标志”。他因而把催眠术称为是“懦怯的”，因为它缺乏“伟大的、自由的、无条件的服膺。”据统计，约10%的受眠者并不能进入催眠状态。
关于各种由催眠术所产生的奇异现象，研究者还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通常认为，在一般意识状态下，人们很难进人潜意识的世界；但是，在催眠状态下，一旦处于脑波状态人们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很容易接受引导而打开潜意识的记忆库，或给潜意识输人积极、正面的信念。另外，科学家们经过各种临床试验发现，催眠术有着明显的增加人的免疫力作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免疫学家贝里一达比教授研究小组对睡眠、催眠与人体免疫作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施行催眠术之后的受试人员血液中的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均有明显上升，而这两种细胞正是人体内免疫力的主力军。科学家同时发现，实行催眠术的受试人员在日常压力面前表现出更强的自信、自理和独立处事能力；催眠术还能减轻外科手术的痛苦；它有助于治疗哮喘，尤其是儿童哮喘病的治疗。主要的是，人们能通过催眠术获得被催眠者深藏在潜意识中的记忆，从而达到对人的精神现象的更深入的认识。
催眠术使我们接触到了深藏于人类物质世界背后的难以捉摸的意识和精神世界。它所体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对我们是如此的具有魅力，以至于人们相信对它的进一步探索将帮助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明天。但同样明显的是，催眠的科学研究要走出混沌也绝非易事，因为催眠学给我们存留了太多的问题。早在1933年，美国心理学家赫尔就提出过102个有关催眠的问题，但至今人们的科学研究究竟回答了多少呢？
人类战胜癌症之谜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提出：10年内把一个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75小时后进人绕月飞行轨道，阿姆斯特朗成为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人。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职演说中雄心勃勃地宣布：10年内攻克癌症，使之不再逞凶；但几十年过去了，无数人仍死于这种疾病，而科学家为战胜这一顽疾正艰苦地努力着。
癌症是一种古老的疾病。人们曾在石器时代的骨化石上发现过它留下的痕迹。中国、埃及、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早期的文献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可见，人类受到这种致命疾病的困扰已很久了。“癌症”（Cancer)-词源于希腊语Karkinos意为螃蟹，它形象地反映了癌症凶恶、易扩散的特点。病毒肿瘤学的先驱之一、诺贝尔获奖者佩特罗斯（PeytonRous)这样写道：“肿瘤以一种独特而可怕的方式毁坏人体，它虽然也是人体自身的血肉，却莫名其妙地变得生长旺盛、猖狂掠夺、无法控制。”
癌是肿瘤的一种，但肿瘤不一定就是癌（恶性肿瘤）。肿瘤可发生于人体除毛发、指甲以外的各个部位，分恶性、良性两大类。良性肿瘤生长缓慢，对人体危害较小；恶性肿瘤生长迅速，对人体危害严重。根据其发生来源不同，人们把来自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称为癌，如皮肤癌、胃癌等；把来自叶间组织的称为肉瘤，像肌肉肉瘤、淋巴肉瘤、骨肉瘤等等。由于来自上皮组织的癌较多，约占恶性肿瘤的90%，因此，人们通常将恶性肿瘤统称为癌。
在整个20世纪，癌症被认为是危害人类健康的最大的“杀手”之一，以至认们“谈癌色变”。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癌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之势，已上升了近1倍；未来20年中，还可能上升1倍以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约有900万人被发现患有癌症（1996年，癌症新发病例达到了1000多万），约700万人死于癌症。在美国，癌症是仅次于心六脏疾病的第二致死因素；在中国，每年新患癌症的病人超过160万人，每年死于癌症的患者约130万人。
目前，中国的患病人数在300万以上，在大约2.7亿个家庭里，平均每90个家庭中就有1个癌症病人。肿瘤死亡分别列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死因的第一、二位，其中，胃、肝、肺、食管、结肠、乳腺、宫颈癌等为最多发的恶性肿瘤……无需再多言，这些骇人的数字本身足以说明形势的严峻。
癌症的发生机理非常复杂，人类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起初，人们简单地认为癌肿只是个肿块，属局部病变，摘除它便可治愈。慢慢地，人们发现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不同，能在人体内转移，从而意识到癌症是一种恶性疾病。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手段的提高，人们开始从基因水平上解释癌症的本质，认识到它是一种因人类的基因物质DNA发生变异，而导致细胞变异生长并能无限扩张转移的病变。与癌的发生密切相关的基因，包括癌基因、抑癌基因、DNA损伤修复基因等等。
“癌基因”是一种在细胞内或病毒内存在的、能诱导正常细胞发生转化、使其获得一个或更多新的生物学特性的基因。根据其来源及特性的不同，癌基因可分为病毒癌基因和细胞癌基因（或原癌基因）。病毒癌基因是指病毒所携带或含有的、在正常细胞内存在的、与逆转录病毒癌基因具有同源序列的基因，它通常参与细胞生长、和代谢。而原癌基因是指细胞内潜在的癌基因，在一定条件下可被激活，参与细胞恶性转化及肿瘤发生的过程，同时，它也是细胞基因组的正常组成部分。有的原癌基因可直接表达生长因子样活性物质，并与生长因子的受体密切相关有的参与了生长信息传递过程还有的其表达产物以DNA结合蛋白方式发挥作用。原癌基因的数量、质量发生变化或功能异常，会导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过程失衡，引起肿瘤发生。
由原癌基因转化为癌基因的过程称为癌基因的激活。癌基因的活化方式包括以下几种：一，突变。原癌基因在编码序列的特定位置上发生的一个或几个o核苷酸序列的改变称为点突变，更多的核苷酸序列的改变称之为突变。原癌基因突变，可使相应蛋白质的氨基酸发生改变，从而改变了蛋白质的空间构型和生物活性，最常见的是ras原癌基因族的突变，其第12和61位密码子点突变可致原癌基因的激活，使其基因产物的功能变化，最终导致细胞恶性转化。二，易位。癌基因从染色体的正常位置转移到另外染色体的某个位置上称为易位染色体易位可使基因的调控环境发生改变，从而启动或激活原癌基因。三，重排。由于逆转录病毒DNA或其他非致癌基因DNA的插入，使原来癌基因的序列重新排列称为重排。四，扩增和高表达。基因扩增是指细胞内某一基因的拷贝数高于正常，一定生理条件下的真核细胞会发生包括原癌基因序列在内的gNA序列扩增。对于肿瘤发生的一般过程来说，癌基因扩增已作为一种模式。
癌基因的拷贝数增加可导致其产物表达量的异常，这种异常是通过在不同细胞周期中一系列不均等姐妹染色单体交换而发生的，也可通过s期一条染色体的某一部分发生多次不均衡复制所致。有的癌基因拷贝数并无增加，但由于调控区的变化也可使其产物增加，令细胞的功能受到干扰，从而使细胞转化。
癌基因是人们首先在逆转录病毒（RNA病毒）中发现。1970年，有学者分别观察到转化RNA肿瘤病毒（罗斯肉瘤病毒）基因组比未转化逆转录病毒的基因组大，说明有两类逆转录病毒的基因，于是他们把引起转化的逆转录病毒基因组中含有的一个额外的基因——病毒癌基因命名为src。1976年，研究人员又发现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与src癌基因相同。现在，科学家已证明从酵母到人类所有生物体的细胞内的DNA中都“保留着”与单个src癌基因或其少数拷贝几乎完全相同的DNA序列，这即是细胞癌基因。
一个基因能如此完整地保留在各种生物体内，表明它在细胞的生长和发育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人们已发现癌基因50多种。癌基因的发现令科学家们深受鼓舞，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与癌发生相关的其他基因的研究中。很快，存在于细胞内的另一类基因——抑癌基因（亦称肿瘤抑制基因）又被发现。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抑癌基因在癌的发生上与i癌基因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打个比方，如果将癌基因比做难以驾驭的细胞生长加速器，那么抑癌基因就是控制这种细胞生长的制动器。抑癌基因的正常功能是抑制生长，也可说是对细胞生长的负调节。如果发生突变而丢失其抑制细胞生长的功能，则有助于肿瘤的发生，因此可把癌基因（cmc)及抑癌基因，(anti-one)看作瘤细胞所处微环境中的正负调节分子，即瘤细胞在分子水平的生态调节因子，它们可能共同作用来决定细胞的发展方向——瘤化或非瘤化。现在已发现抑癌基因10多种，其中人们了解的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两种抑癌基因为Rb基因和P53基因，此外还有NF-1基因、WT-1基因、结肠腺瘤性息肉(APc)基因和结肠癌缺失（DCC)基因等。
因为许多癌症的发生是由于癌基因的激活而过度表达，或为抑癌基因表达受抑制、突变、丢失、失活造成的，人们自然想到利用基因疗法来治疗癌症。基因疗法是利用正常或野生型基因矫正或置换致病基因的一种治疗方法。治疗过程中，目的基因被导人到靶细胞内，它们或与宿主细胞染色体整合成为宿主遗传物质的一部分，或不与染色体整合而位于染色体外，但都能在细胞中得到表达，从而起到治疗的作用。根据方式的不同基因疗法可分为“基因置换”、“基因修复”、“基因修饰”、“基因失活”和“免疫调节”。
基因置换是用正常的基因原位替换病变细胞内的致病基因，使细胞内的DNA完全恢复正常状态；这种治疗方法最为理想，但由于技术原因现尚难达到。基因修复是纠正致病基因的突变碱基序列，而保留正常部分，它对操作要求较高，实践中有一定难度。基因修饰又称基因增补，是把目的基因导人病变细胞或其他细胞中，其表达产物可修饰缺陷细胞的功能或加强原有的某些功能；在治疗过程里，缺陷基因仍存于细胞内，现时基因治疗多采用此方式。基因失活是利用反义技术特异地封闭基因表达特性，抑制一些有害基因的表达，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免疫调节是将抗体、抗原或细胞因子的基因导入病人体内，通过改善病人免疫状况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就癌症的治疗而言，基因疗法可有针对性地去除引起细胞恶性转化的主要癌基因（激活的癌基因）的表达，或增强抑癌基因的功能。
目前，基因治疗癌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化学干预性治疗（维甲酸等）和生物学疗法（细胞因子）使突变的癌细胞逆转为正常细胞，或让它们被免疫系统消灭；二是采用基因替代治疗及基因增量治疗。前者通过基因重组用正常基因（目的基因）取代致病的癌基因，即去除被激活的癌基因表达，后者将目的基因（抑癌基因）直接导人宿主癌细胞以替代致病基因发挥功能或使致病基因失去活性（基因打靶），从而把癌细胞消灭在萌芽状态。基因治疗的程序包括：目的基因的选择和制备；基因的转运（基本原则是将外源基因运到细胞内，载体分为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两大类）；靶细胞的选择；细胞转染(tansfection)；外源基因的表达及检测等几个步骤。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首次将基因治疗应用于临床实践以来，至今全世界已有几千例病人因各种疾病如病毒感染（像艾滋病）、肾上腺脑白细胞营养不良和单个基因缺乏（像腺苷脱氧酶缺乏等）进行了基因治疗的试验。现在，欧洲巳有近70个临床基因治疗实验中心，其中，半数以上致力于癌症治疗(主要集中在化学基因治疗、免疫基因治疗、肿瘤抑制性基因及操纵肿瘤生长浸润的基因治疗等）。不过，基因治疗总体上仍处于初期的临床试验阶段，它缺少稳定的疗效和完全的安全性。
有专家指出，在没完全弄清人类基因组的奥秘，充分了解基因调控机制和疾病的分子机理前，采用基因治疗是相当危险的；因而他们主张对基因治疗应遵循“优后原则”。1999年，一位18岁美国青年因一种在医学上称为“鸟氨酸转氨甲酰酶不足症”的罕见遗传性疾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人类基因中心接受基因治疗；后病人在治疗中不幸死亡，曾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专家指出，相对于其他疾病，癌症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与多种基因相关的疾病，因此，就癌症患者而言，增强治疗的安全性，提高临床试验的严密性及合理性，更显得重要。
除了基因治疗外，人类对付癌魔的手段还包括目前较多采用的手术疗法、化学疗法、普通放射疗法、内分泌疗法、冷冻加温疗法等。另有一种称为“导向疗法”的方法，可将杀死癌细胞的化疗药物与一种专门和癌细胞结合的物质集结在一起，用药后药物绝大部分集于癌细胞上，可最大限度地杀死癌细胞、且对正常细胞影响小；人们现已研制出多种针对不同癌症的单克隆抗体，它fllf会携带着杀伤癌细胞的“药物弹头”，如激光制导的导弹一样精确地“飞向”；癌细胞。此外还有立体定向放射疗法、免疫疗法等方法。
总的来说，由于医学不断进步，先进治疗方法层出不穷，各类癌病患者的治愈率在上升、生存期限在延长。一些人乐观地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10年内，随着人体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基因治疗技术的逐步完善，人类定能彻底战胜癌症。
“艾滋病”之谜1981年，美国洛杉矶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病症奇怪的患者。根据医生初步诊断，病人患有“卡氏囊虫性肺炎”，并伴有“巨细胞病毒感染”。不久以后这家医院又接连收治了4名患有同样病症的病人。一个月后，在美国纽约的医院里，也接连出现了26名患有相同疾病的病人，他们都伴发在健康人身上极为罕见的“卡波西氏肉瘤”。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美国会接连出现患有同样怪病的患者呢？有关医学专家开始高度警觉。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多位专家在进行了详细的调査后，确认这是一种新的人类疾病，并将它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也就是现在人们俗称的“艾滋病”。
艾滋病对人体生命健康危害极大。众所周知，健康人体天然地具有一个免疫系统，保护自身不受外界致病因子伤害。当人体遇到病菌侵犯时，免疫系统迅速作出各种应对，包括减弱病毒作用、杀死病毒、发出信号等。而艾滋病正是通过瓦解免疫系统，使人体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任各种病菌随意摆布。一些病毒对具有免疫能力的人根本不构成威胁，却能直接掠夺免疫缺乏者的生命。因遗传因素先天缺乏免疫能力的情况虽有发生，但毕竟很少；而艾滋病是后天获得性的，可以通过一些途径造成对他人感染。据联合国有关机构不完全统计，在发现艾滋病20年后，全世界已经有2000多万人因这种疾病而死亡另外可能还有大约4000万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们正在疾病痛苦的折磨中，一天天地走向死亡。
艾滋病究竟从何而来？“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医学界存在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艾滋病可能是猴子传染给人类的。研究者发现这样一件事：丹麦一位42岁的女医生在非洲工作10年后，于1977年因患病而回国，不久就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当人们后来检査她的病历资料后发现，她所患的可能就是艾滋始森林中，生活着包括绿猴在内的多种猴子。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些科学家在对67只绿猴进行血液检查后，发现其中40%的猴子的身上携带着艾滋病抗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地大约有一半的猴子曾感染过艾滋病病毒。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曾广泛地饲养绿猴，把它们用于各种科学实验。有人指出，也许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绿猴身上所携带的病毒发生变异，传染给了人类。但也有一些美国人类学家，通过对非洲大湖地区土着部落生活的长期观测，寻找艾滋病病毒来源、最初传播途径等具体答案。原来，非洲当地的土着居民相信，注射猴血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结果病没有治好，反倒使猴子身上携带的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人类。而大批来到非洲猎奇寻欢的美国人和一些以卖血为生的美洲西印度群岛人，则将这种疾病从非洲带到了美国。此后，艾滋病病毒又通过不安全的性行为、静脉注射毒品和输血等多种方式，迅速传播，肆虐全球。
也有人提出，艾滋病病毒发源于人类自身，同猴子无关。甚至有少数人认为，是某些别具用心的狂人或者研究机构，研制出了艾滋病病毒。
不管艾滋病如何起源，“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后果就不可收拾。现在，艾滋病的受害者不仅是那些生活方式不检点的人，也包括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如通过输血感染）；甚至一些纯真无邪的婴孩、儿童，也通过母婴感染，在降临这个世界时就已经惨遭不幸。
人们能否最终控制、战胜艾滋病？大量医学家和各国政府，都在为此而积极行动。但就现在情况来看，这个问题还不容乐观。自从我们认识艾滋病以来，全球已经有超过6000万人染上或者死于艾滋病；与此同时，感染病毒和因此死亡的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如今，艾滋病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主要致死原因；在世界范围内，它是夺取人类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艾滋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威胁着人类的安宁、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东欧和中亚这些艾滋病蔓延最迅速的地方，一年中艾滋病的感染者人数就剧增三分之一，达到100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是艾滋病感染比例最髙、防止最不力的地区，在那里仅2001年一年就有大约3如万人染上了艾滋病，使艾滋病感染者的总人数达到2810万。在非洲肯尼亚贫民窟光线昏暗的屋子里一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的患者整天蜷缩在简陋的小床上，茫然地盯着肮脏的地板，无力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对他们而言，时间的推移仅仅意味着他们朝着困苦的深渊又走近了一步。世界上无数人通过媒体看到，在泰国曼谷的一家艾滋病患者收容所中，一个年仅7岁的瘦弱的男孩，正睁着大大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们。他的父母亲早已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他自己身上的皮肤也因患艾滋病而出现感染、开始溃烂。
有人指出，在人口众多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表面上的低感染率并不能掩饰艾滋病在这些国家的迅速蔓延。在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由于注射毒品和妓女感染率的迅速上升，仅1999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就增加了15%。有人说，印度尼西亚“提供了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如何能突然迅速生的一个例证”。2000年底，在人口居世界第二的印度，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数也已经达到386万，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
艾滋病阴影同样逼近中国。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年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人数约为60万，但实际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100万。其中，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是年龄在15到49岁的青壮年，而这些群体传染能力比较强。一些外国专家认为，在中国，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等7个省份，正经历着“严重的地方性艾滋病流行”；而另外有9个省份，也“可能濒临”艾滋病流行的边缘。比如，在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一些地下非法采血站为了经济利益，大量采集和收购当地农民的血浆；由于不按标准的操作规程对设备以及采集的血浆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结果造成大量卖血农民交叉感染了艾滋病。据统计，在文楼村的3170名村民中，大约有1310人曾经“有偿献血”；“献血者”中有43.48%的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疫情相当严重。报道见诸国内各大媒体，引起广泛重视。
为了对付艾滋病，全世界已经行动起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提醒世人，宣布2001年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他们声称：“艾滋病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具破坏性的疾病。”
与艾滋病斗争，人类面临许多困难。许多感染上病毒的人，因为条件限制或其他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及时的确诊和治疗，这对控制极为不利。病毒感染者会有一定的潜伏期，也就是说，相当数量的感染者对“死神之吻”还浑然不觉，实际上成了更加危险的“病毒策源地”。虽然一些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但昂贵的药价使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望而止步。在临床上，艾滋病的治疗费用也非常昂贵，普通人是难以承担的。还有，目前的治疗总的来说只能延长患者的存活期，不能达到根治的水平。
对艾滋病和患病者缺乏科学的了解，因而产生盲目的恐惧心理和歧视情绪，也是人类战胜艾滋病的大敌。科学家一再指出，实际上艾滋病只通过特定的、有限的渠道传播，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如瘟疫一样无孔不人，恐怖可怕。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提倡健康稳重的生活方式，就能远离灾难。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不管患者因何种原因感染艾滋病，都不应该遭到歧视；相反，他们需要及时的人道治疗，以及人们的同情、理解和帮助。因而，除了必需的医疗手段，科学、良知和勇气，都是我们最终战胜艾滋病的法宝。
人脑的奥秘
自从1946年问世以来，电脑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并已开始在某些方面取代人脑。但是，电脑真的已经战胜人脑了吗？
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着名数学家祖冲之曾推算出圆周率的值为3.14159263.1415927之间。几百年后，英国的数学家向克斯花了一生的时间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以后的707位，曾被传为佳话。但是他在算第528位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结果，后面的一百多位数字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但是，自从1946年，世界上的第一台电脑——“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以来，创造新的圆周率的世界记录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现在，人们已经计算到小数点后面的1000多万位，如果把这些数字印成一本书，将会有%百页厚。不过，这也可能是世界上内容最枯燥、最乏味的一本书了。
这是不是表明由人类创造的电脑已经战胜了人脑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大脑。
人类的大脑虽然只有1200~1500克重，但却是由14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极其复杂的神经网络。作为整个人体的“司令部”，人脑支配和指挥着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如肢体的运动、感觉的产生、肌体的协调以及说话、识字、思维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脑不仅是人体中最复杂的部分，也是宇宙中已知的最为复杂的组织结构。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主要由脑干、小脑与前脑三部分组成：
位于大脑最下方的是由延髓、脑桥、中脑和网状系统四部分组成的脑干。
它虽然貌不惊人，呈不规则的柱形，但却是连接大脑半球和脊髓的交通要六道。从脊髓传来的神经冲动就是从这里进人人脑的，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些神经冲动是呈交叉方式进人的，也就是说，来自脊髓右边的冲动，先传到脑干的左边，然后再送入大脑；而来自脊髓左边的冲动则是先送入脑干的右边，再传到大脑的。不仅如此，包括心跳、呼吸、消化、体温、睡眠在内的一些维持个体生命的重要生理功能也都与脑干的功能有关。
脑干的后面是人脑的第二大部分——小脑，它由左右两个半球所构成，灰质在外部，白质在内部。小脑和大脑皮层一起共同控制人体肌肉的运动，借以调节姿势与身体的平衡。
不过，人脑中最复杂、最重要的神经中枢还得数人脑的前脑。根据前脑各部分的特长和功能，我们可以将它分成视丘、下视丘、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四个部分：外表呈卵圆形的视丘由白质神经纤维构成，左右各有一个，是感觉神经的重要传递站和人体情绪的控制中心。位于视丘下方的下视丘，一面连着大脑中的各个功能区，另一面连着脑垂体和延髓，是控制内分泌系统、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调节体温的重要器官，并与人体的饥饿、渴、性等生理性动机有密切的关系。
边缘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嗅觉、内脏、自主神经、内分泌、性、摄食、学习、记忆等。此外，它还包括两个十分重要的神经组织，一个是与情绪表现相关的杏仁核，另一个就是与记忆密切相关的“海马区”。人脑中最着名的组成部分当属大脑的表层——大脑皮层了。它由厚约1毫米到4毫米的灰质构成，而它下方大部分则由白质构成。大脑中间一道纵贯前后的大裂沟——大脑纵裂将人体的整个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称为大脑半球。位于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胼胝体，像是无数座桥梁横跨裂沟，使两半球的神经传导得以互通。
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并不是像照相机那样，把外面的信息丝毫无差地翻印到人的大脑中，而是把外面纷繁而复杂的图像和信息经过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以及人体的第六感觉转变成一种具有生物电特性的传入信息。
当人脑中的某个神经细胞接受了这些信息后，就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周围的这些细胞在受到这种化学物质的刺激后，就又会释放出同样的物质，刺激它周围的神经细胞。就这样，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像在举行接力赛一样，把外面传人的信息在大脑中快速传递。由于这种传播信息的速度实在太快，看起来就好像一道道电流在人脑中闪过。其中那些有特色的或者是我们渴求的知识，将经过一系列复杂而高速的处理后贮存在大脑的相应区域中。在需要时或有外部条件的刺激时就会被激活，在大脑中再现，成为我们意识活动的基础和创造性思维的源泉。
正因为有了大脑，人类才能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从而使人不仅能够制定计划，而且能够把思想和观念整理得井井有条，进而进行逻辑思维，将感觉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和综合，以揭示不能直接感知到的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然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大脑作为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组织结构，许多区域的功能至今仍是一个谜。难怪有人把关于大脑功能的研究作为现代科学最深奥的课题和最难攻克的科学堡垒，把21世纪称为“脑科学的世纪”。
现在，电脑的功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既能进行计算、信息处理、预测、自动控制、办公、管理、通讯、教育和娱乐，又具有模糊识别、学习提高、自动纠错等自我优化能力和分析、归纳推理能力，有的甚至能模仿人的感觉和人的反应情绪。不仅如此，电脑的功能还正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某些方面，电脑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人脑或人的能力。一台普通电脑的计算能力超出全世界所有人加在一起的计算能力也绝不是神话。在这一点上，人脑只有自愧不如。此外，电脑对视觉、听觉、嗔觉、味觉和触觉的识别范围和精度也大大超过人的能力。
然而，电脑虽然在某些地方显得比人聪明或脑子快一些，但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体现智能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学习和自动纠错功能，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吸取经验教训，积极适应环境和不断完善自己，而不仅仅是拥有快速的计算能力和精确的分辨能力。而电脑却经常不知道它的行为是否正确，或如何进行纠正。因此，电脑在工作过程中还必须依赖人机交互的程度来反映了它的智能化水平。
另外，人脑还有电脑所不具备的生理和社会性两大功能。人脑的生理功能就是指人类可以通过大脑有效地控制和维持身体内各器官和组织的正常状态和代谢过程，而所谓的社会性功能是指人脑的社会交往功能。有人甚至把人的社会性看作人类的最重要属性，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与周围环境的交流，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
电脑和人脑，虽然有着相同的名字，但却是各有所长，电脑有着快速的计算能力和精确的辨别能力，而人脑则拥有无限的自我提高和社会交往的能力。因此，究竟是人脑超过了电脑，还是电脑胜过了人脑现在还是难分胜负。
人类基因组之谜
在生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身材、相貌的差别会如此悬殊；为什么有的人会患上肿瘤、艾滋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而有的人却身强体壮呢？
原来，这一切十分玄妙的现象都是由人体细胞中肉眼根本无法看见的基因所控制的。基因是控制生物遗传性状的最基本单位，是两条由4种脱氧核苷酸分子连接而成的具有独特的双螺旋结构的长链，其中就隐藏着生物所有的遗传信息和遗传性状。
不过，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控制着人类生老病死的神秘物质就是基因，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确定每一个基因准确的位置和功能。因此，如何在这张巨大的“人体地图”上精确地标上约10万个基因的位置，可以说是对我们人类最大的挑战了。
1985年，当科学家们面临着是“零敲碎打”从人类基因组中找几处与疾病相关的基因，还是对人类基因进行全部测序这两种选择时，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杜伯克最先提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希望通过国际间的合作，识别人类所有的基因，测定人类：DNA的碱基对顺序，详细地绘制出人类基因组遗传图和物理图，解读人类的遗传信息。这项建议很快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并在1990年投入30亿美元，正式启动了这项人类基因组计划。此后，英、日、法、德、中六国也先后加入这项计划，分别负担了其中54%、33%、7%、2.8%、2.2%和1%的研究工作。
1999年12月1日，一个由英、美、日等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率先宣布破译了人类第22号染色体中所有与蛋白质合成有关的基因序列，发现了至少545个基因，并确定这条染色体与人体的免疫系统、先天性心脏病、精神分裂、色体的结构。
2000年4月13日，美国科学家宣布他们绘制完成了第5、第16和第19号染色体的遗传密码草图，在这些染色体上找到了10000到15000个基因，约占人体遗传物质总量的11%。
2000年4月19日，中国科学家宣布，初步完成对第3号染色体上3000万个基因的测序任务。
2000年6月26日——个值得全世界牢记的日子，美国总统和人类基因组的科学家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被誉为“达尔文以后意义最为重大的生物学发现”的人类基因草图已经绘制完毕，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进程和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那么，人类“生命天书”的破译最终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相信，随着人类对自身基因了解的不断深入，一些过去只有在科幻小说才会出现的情节将真的会在我们身边再现。那时，科学家将根据每个人特定的基因图谱判断这个人的健康情况，预测他患有的某种潜在性疾病，从而进行有效地预防；或是利用基因技术，通过向人体导人功能基因，修补、改变相应的缺陷基因来进行治疗；或是根据基因图诺提供的遗传信息，最终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糖尿病、肥胖症、精神病等一些遗传性疾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活到150岁将不再只是人们的梦想。
不仅如此，人类基因组计划将可以帮助科学家根据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病因，有针对性的研制和开发价廉物美的基因工程药物。其实，早在80年代，就有一些颇具战略眼光的企业开始涉足基因工程制药领域，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基因重组激酶、基因工程疫苗、细胞因子、干扰素等一些治疗性蛋白产品。据说，芬兰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将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植人牛体内，培育出一种转O基因牛。它们所产的牛奶中就含有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价值高达42亿美元。
我国在去年也成功培育出转基因羊，其分泌的乳汁中含有凝血第九因子，能对血友病患者进行治疗。
此外，基因组计划也将给予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的农业带来一场“绿色革命”。比如，我们可以根据水稻基因图谱，有选择地培育出具有高产、抗旱涝、抗虫等汇集了多种优点的农作物。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者在不久前将毒蛋白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的基因分别导人水稻细胞，培育出了具有明显的抗虫性、抗除草剂效果的新型水稻。而荷兰的一家公司则用转基因牛生产一种具有抗菌、转铁等功效的乳铁蛋白，一年的销售额达到50亿美元。
然而，在“生命天书”的破译给人们带来激动和欣喜的背后，它又给人类提出了一道道难题，这正如美国伍斯特工艺研究所宗教和社会伦理学教授汤姆香农向人们所警告的：基因组图谱的绘就，促使人们对隐私权、保密权等伦理道德问题加以重新思考。
就像我们常说的，人无完人，在每个人各具特色的基因组中都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有缺陷、或是不正常的基因，可能会使人在将来患上某种疾病，或是产生某种不良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不担心，万一哪一天我们的“基因隐私”被流传出去，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危害自身利益和生存空间。比如有些公司就会根据基因信息技术，以基因特征为标准来选择它的雇员，保险公司要通过基因信息来挑选客户。
到那时，一些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或是医务人员或许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那些携带先天性基因缺陷的人们或家族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从而造成社会偏见，使被监护者感到自卑，蒙受社会和心理压力，也许他们的一生都将在g形的精神压力下痛苦地度过，甚至还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后代。就拿美国前总统里根来说吧，如果那时真的有：
人根据基因预测他有80-90%的可能性会患上“老年性痴呆症”，这将会对选民的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还能顺利地连任两届总统吗？
人们还担心，由于大家都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数以百万计的婴儿将会因他们所携带的先天性基因缺陷而在出生之前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时间简史》的作者、20世纪天才之一、被誉为拥有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大脑的英国剑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也许就会因为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侧索硬化症而早早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样罕见的天才对人类的贡献却常常令许多“正常人”都自叹不如。又如，假如荷兰着名画家凡高在未出生时就发现他携带着容易导致精神病的基因，而将他流产，那也许这个世界就不可能留下这一幅幅非凡的画作了。
更何况，一些专家提醒人们要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个人、组织或国家利用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去制作“基因武器”，针对不同群体或种族的特异性基因，实现赢得战争、灭绝整个种族的目的。这并非是耸人听闻，美、英、俄、德等界国的政府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而且英国早在1997年就成立了由生物技术、医学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小组研究其对策。
这样看来，基因组计划不仅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为人类带来幸福，反而招致了无穷的烦恼和灾难。
“生命天书”的破译对人类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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