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西班牙女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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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雨果、玛格丽特:

    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孤身自处,沉浸于自身,反复琢磨我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故事,最终得到了几个有趣但并非原创的结论:

    一、一夫一妻制并不符合男人和女人的天性。

    二、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嫉妒,是因为我们觉察到自己被抛弃了。这听起来很荒唐,因为我是个成年人,完全可以独立照顾好自己。理论上讲,我不存在被抛弃的可能性。但我们仍会感到嫉妒——我感到嫉妒,其原因是我推断出雨果对玛格丽特的爱很可能是从我这里剥夺走的,他收了回去,并献给了她。但其实并非如此。要么是在给我的爱之外,他将额外的爱送给了她;要么是他对我的爱已经湮灭归零,重新对她产生了爱情。即使事实为第二种可能性,也绝不意味着我就不再值得被爱。如果我内心强大,可以给予自己幸福,那么雨果的爱存在与否,并不会影响到我的尊严。而且,如果雨果爱上了玛格丽特,我应该感到高兴,难道不是吗,既然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我对他并无别的希求——

    亲爱的雨果、玛格丽特:

    折磨着我让我如此痛苦的,并不是你们俩之间的不伦之恋,而是你们居然合谋巧妙地将我蒙在鼓里。当你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笃信的并非真相,那种感觉有如天塌地陷。玛格丽特始终在我们家盘桓,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活动,而玛格丽特一直假装是我的闺蜜,这些覆盖在背叛之上的伪装是不是毫无必要?我们三人共同出入时,你们有多少次在暗地里小心翼翼地交换眼神,在心底残酷地嘲笑着我的愚蠢?你们一直在乔装表演,为了你们那自私残忍的寻欢作乐,而我简直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大蠢货,浑然不觉自己成了笑料,为你们的颠鸾倒凤提供乐趣。我鄙视你们两个人。我永远做不出这样的事。我永远不会这样愚弄我所爱并与之成婚的那个人,永远不会这样欺侮曾经对我拳拳好意并成为朋友的那个人——

    我将信撕了,两封都撕了,揉皱后扔进了那个小巧的装废纸的垃圾箱里。眼前这个火车包间布置得相当精心,考虑得也很周全。在这装潢精美的金属小隔间里,一个人足可以打发走一生的光阴,而不会遇到什么真正的不便或不适。这趟火车从卡尔加里出发,正向西行。我坐在窗边,窗外干燥地表的凹凸起伏如棕褐色的海浪一样绵延到丘陵地带。我忍声啜泣,一切是这么的单调、枯燥,我感到晕船似的难受。生活并不像我所爱读的那些阴郁黯淡的讽刺小说,它更像是白天电视上播放的那些肥皂剧。情节毫不新鲜,充斥着陈词滥调,像生活中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总能让你泪流满面。

    女朋友。情妇。如今,据我所知,情妇这个词语已经销声匿迹。“女朋友”一词听上去很自以为是,却有种伪装的虚假天真,使用这个词来指代与身边这个女人的关系,其实是种复杂的避重就轻,微妙的闪烁其词。萦绕在“情妇”这一老式词汇上的融神秘与苦难于一体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无踪。薇奥蕾塔[5]绝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女朋友。妮尔·格温就可能是,她要现代得多。

    伊丽莎白·泰勒:情妇。

    米亚·法罗:女朋友。

    这类游戏正是雨果、玛格丽特和我在往日的夜晚喜欢玩的,或更像是我和玛格丽特两人一起投入玩耍的游戏。我们是如此全神贯注,常常让雨果感到既好笑又气恼。

    这两个词都无法恰切地用在玛格丽特身上。

    去年春天,她要买一条新裙子,我们俩一起去了市中心。她勤俭克制的习惯和谨慎保守的品位,让我感到好笑之余,也不无触动。她出身富裕家庭,跟老母亲住在上层人士住宅区,但开的却是一辆车龄六年的老雷诺,车身一侧全是凹痕;她自带三明治到学校当作午餐;她很注意言行,从不得罪人。

    我费了些口舌,想要说服她买那条直线型长裙,深黛绿色的棉布料子,镶嵌着金色和银色的花边。

    “穿上它,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交际花。”她回答,“或者就像是想要成为一个交际花,这就更糟了。”

    我们离开了那家店,在另一家商店里,她买了一件玫瑰色的七分袖羊毛裙,上面满是扣子和带子,封住一切会露出肌肤的缝隙。她平常就总穿这一类衣服,将自己高挑平胸的身材裹在里面,毫不显山露水,显得枯燥、内敛、坚硬。然后我们去了一家二手书店,决定互赠礼物。我送了她一本《L》,她则送我那本《公主殿下》。我们沿着街道信步前行时,就一起背诵着书里的那段话:

    眼泪啊,无谓的眼泪,我不明白它们到底有何意义。

    那时候的我们经常举止轻佻,就像高中女生。此时此刻,回忆起这些,合乎常理吗?我们就那样在街道上乱走,将身边经过的路人编进我们虚构的故事里。我们笑得如此疯狂,不得不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坐下来。公交车来了,我们还在止不住地狂笑,只能挥手示意司机开走。我们就在歇斯底里的边缘。因为其他人的存在,我们俩才会如此互相吸引,或说因为彼此的存在,我们才对其他人产生了兴趣。笑累了,说累了,我回到家中,跟雨果说:“太滑稽了。这么多年,我从没遇到过一个这样投缘的朋友。”

    在我家餐桌边,她在惯常坐的位置坐好,说她想改名叫玛格丽特,她不想再被人叫作玛格了。大多数人都称她玛格,学校里其他的老师也是这么叫她。她在雨果的学校里教英语和体育,雨果在那所学校当校长。玛格·昂纳克,他们说,当你跟她有更近的接触时,你会发现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孩。真的,玛格确实是个特别棒的人,而你总能从他们的语气中判断出她长得并不漂亮。

    “玛格这个名字给人的印象是很迟钝,很笨拙,事实上这显然不是真实的我。玛格丽特会让我感觉更美妙更优雅些。”就在餐桌边,她说了这样的话,滑稽的语调背后那庄重的希冀让我感到惊讶。我爱她,就像可能会爱我自己的女儿那样。我清晰地记得,从此以后,我就改口叫她玛格丽特了。但雨果并没有,他仍然称呼她玛格。

    “玛格丽特的腿修长健美。她真应该多穿短裙。”

    “肌肉太发达了。体格太健壮了。”

    “她应该留长发。”

    “她的毛发确实留长了。都长到脸上了。”

    “你这么说她真是太刻薄了。”

    “我可没有做任何判断。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

    他说的确实是事实。玛格丽特的耳畔有一簇柔软的毛发,垂下来一直到嘴唇边缘。白皙的脸上满是雀斑,像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的脸。机警,聪明,虽然瘦骨嶙峋但从某个角度看也不无优雅,经常无故感到局促不安。其实玛格丽特身上有种特别吸引人的特质,我经常这么讲,雨果也表示赞同。他说其他女性经常会夸奖她这种类型的女人,说她身上有某些特质特别吸引人,为什么呢?他自问自答,因为她对她们不构成任何威胁。

    不构成任何威胁。

    当发现我们之外的人对我们撒谎时,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这么惊讶?

    我们在家里招待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是穿牛仔裤的年轻男子和穿牛仔裤或紧身短皮裙的年轻女孩儿,长发飘飘,语调轻柔,态度消极而苛刻。老师们也与以往不同了。玛格丽特穿着她那件齐膝的玫瑰色羊毛裙,坐在坐垫上,她的腿实在太长了。她手里端着杯咖啡,整个晚上几乎都缄默不语,说的话不会超过二十个字。我穿着衣柜里其中一条长长的孔雀裙,我崇尚和谐。不得不说,我当晚的表现张弛有度,将宴会上的一切都掌控在手中。是的,我很欣赏那时的自己,我要恭喜那晚的自己,为我依然活力四射的风格做派。我一直在某个人面前炫耀和彰显自己。玛格丽特?雨果?酒阑人散后,玛格丽特带给了雨果真正的精神享受。

    “困难在于我不知道我是否与此有关。我不知道我是否与所有这些人际往来有任何关联。我是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只剩下精神在独自旅行……”

    我也不禁笑了。就像某个家长因为自家孩子在客人离去后故意模仿某个自以为是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一样,在这个有悖常理的意义上,我也为玛格丽特这番话感到自豪。但是真真切切地,就只在雨果和玛格丽特两个人之间,流动着这种由无边际无遮拦的批判激荡起来的令人振奋活跃的气氛。他爱她,爱她的机智,她的讥讽,她的欺骗。现在在我看来,这些特质并没有那么可爱了。他们都很害羞,雨果和玛格丽特,社交时都会有些障碍,很容易感到紧张困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心底是冷漠的,比我们这些轻易动用魅力和征服手段来卖弄风情的人要冷漠。他们将自己隐藏得极深。他们从不承认任何事情,从不强求自己讨论任何事情,是的,即使我死死钳住他们的皮肤,最终也只会是我的手指在流血。即使我冲着他们狂轰怒吼直到嗓子喊破,他们依然可以熟视无睹不为所动。他们狡诈的脸只会无情地转开,表情不会有丝毫改变。都是白肤金发碧眼,都容易紧张脸红,都是冷酷无情的嘲弄者。

    都鄙视我。

    这都是些废话。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们把所有都给了对方。爱。

    回家前的那一阵,我一直在拜访亲戚,他们分布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对于他们,我总是怀着一腔一触即发的、几乎无法言喻的同情。我害怕他们死去,就像害怕我自己死去一样。但我没法跟他们交流,他们也没法为我做任何事。他们带我出去垂钓、赴宴、从高楼远眺风景,除此之外,他们还能为我做什么呢?他们从不愿意从我这儿听到任何不祥的消息。他们看重我,因为我高贵的灵魂、美丽的外貌和我虽不算大但也算成功的事业——我翻译了一套短篇小说集和几本孩子的书,从法语译成英语,他们去图书馆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的名字赫然印在书的封面上——还有作为他们之中年龄稍长、运气更佳的一个,我尤其负有责任将这些美好的东西带给他们。我的运气和幸福是他们生活中仅存的一个征兆,告知他们生活并不完全是在走下坡路。

    再见了,我的亲戚们;再见了,那些巡游式的拜访。

    设想一下当我回来时,他们在家里的情景:我开门进去,发现他们正在床上,就像我在女子信箱专栏看到的那些狗血现场一样。(我再也不会嘲笑她们了。)我径自走向衣橱,将我所有的衣服都掏出来,开始一一打包,同时跟床上那一对鸳鸯用外交辞令说:

    “我猜你们肯定筋疲力尽了吧?需要我奉上一杯咖啡吗?”

    将他们逗笑。就好像他们正在伸出胳膊邀请我。邀请我跟他们一道坐在床头。

    也还有另一种方案。也许我会直接走进卧室,一言不发,随手抓起任何能抓到的东西——花瓶,洗液瓶,墙上挂的画,鞋,衣服,雨果的磁带录音机,等等,用力砸向床,砸向窗户,砸向墙壁,然后一把抓住被褥猛烈撕扯,继而将床垫踢翻在地,大喊大叫声嘶力竭,还要用力扇他们耳光,用毛刷死命击打他们赤裸的身体,就像《小墓地》那本书里的妻子所做的那样。那本书我还曾给雨果读过,口气尖酸,不无嘲弄,那时我们刚结束一场路途遥远、尘土飞扬的横贯大草原的旅行。

    我们也许曾经跟她讲过这些事。很多轶事,我们的恋爱、求婚,甚至我们的蜜月,统统给她讲过。就是在炫耀。是的,虚荣心驱使我都讲给她听了。而雨果的反应是怎样,我完全忘记了。

    我听见自己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号,这哭声来自我身体内部和深处,令我吃惊的是,它在反抗。

    我抬起胳膊放到嘴边,为了阻止内心的痛楚,我张开嘴咬上去,用力地咬,然后站起身,放低了洗手槽,洗了一把脸,扑上一层粉,梳好头发,理平眉毛,就走出了小包间。

    火车车厢是以探险家或山峰或湖泊的名字命名的。孩子们小的时候,我经常乘火车旅行。那时雨果和我还很穷,但火车允许六岁以下的孩子免费乘坐。我记得那些写在沉重的车门上的名字。我曾经不得不使劲推开车门并用力抵住它,好让走路总是踉跄不稳的孩子们从门缝里钻进去。我总是担心车厢和车厢之间的连接会发生危险,生怕孩子们从那里掉下去,尽管我明知道这不可能。晚上我总是紧紧挨着她们睡,白天则坐在她们旁边,她们就在我身上爬上爬下;我总感到身体被她们的膝盖、胳膊肘和脚丫蹭得瘀肿。那个时候,我确实在想,如果一个女人孤身在外旅行,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可以在饭后静坐休憩,欣赏窗外风景的同时,享受一杯咖啡;也可以去餐车喝一杯酒。现在,我的一个女儿正在欧洲大陆搭车自由旅行,另一个女儿则在一个残疾儿童生活营做辅导老师,之前那些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担忧和困扰的日子,如今已了然无痕,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知不觉中,列车开进了群山之间。我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宁水。玻璃杯捉住了阳光,在白色布垫上投下一圈透明的光环。这让杯子里的液体显得格外纯净,似乎喝下它就可以修补创伤,恢复元气,就像大山里的泉水。我无比饥渴地喝下了它。

    餐车那儿有一道楼梯通向上方车厢,很显然那里的乘客从卡尔加里上车后就一直坐在里面等着看山景。半路上车想找座位的乘客沿着楼梯往上爬,爬到一半时会用力伸长脖子四顾寻找空座位,最终只能满怀怨恨地退下来。

    “这帮守在上面的人看来不坐上一个星期是不会下来的!”一个裹着头巾的胖女人转过身,对身后排成一列、可能是她孙子孙女的孩子嚷道。她的身体占据了整个楼梯。我们中很多人都笑了,好像这个肥胖的老女人庞大的身形、巨大的嗓门和无知者的无足轻重,是特意赐给我们以鼓励保持乐观的。

    餐车稍远处背靠着窗户独自坐着的那个男人,看着我,露出了笑容。他的脸让我想起了属于过去某个年代的电影明星。他相貌英俊,却已然过了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魅力,并顽强地想要保持住,时光却轻而易举地将其摧毁。达纳·安德鲁斯。大概这一类的人。我对类似芥菜那种黄褐色的服装印象不佳。

    他并没有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但始终时不时地往我这儿看上一两眼。当我起身离开时,我感到他的目光就停在我的后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上来。如果真的会呢?我可没时间陪他玩,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我的心思曾经对几乎任何一个男人敞开。当我还是少女时,以及此后,当我新婚成为少妇时,任何一个在人群中向我投来目光的男人,任何一个在教室里让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的老师,聚会上的陌生人,在某些我独自一人的时间段里,都有可能成为我热切寻找的情人。我希望找到一个激情如火、智慧过人、勇猛善良的情人。在这些人尽皆知的简单、舒心却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场景里,他将会扮演我的反面,与我一同尽情表演。岁月老去,婚后几年,我开始逐步实施这些幻想。在宴会上,我会穿戴魔术文胸高耸着胸脯,顶着蓬乱的意大利式发型,套一件用鞋带那么细的带子束腰的黑色裙子,眼神在人群中游荡,想找到一个会爱上我的男人,将我带进一段如火山喷发般热烈的爱情关系里。这种事确实发生过。你看,事情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如果不是我对自己曾经的背叛有如此清醒和确定的认知,我此时的悲痛将会令你确信无疑。是的。男人们确实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但我从不担心雨果看见,要知道我身上有些部位雨果从来没有去看过。就像别人对我撒谎一样,我也对别人撒了谎。男人们穷尽言语极力夸赞我的乳头、腹部阑尾手术后的瘢痕和后背上的痣,然后就理所当然似的跟我说:“别把咱们这档子事看太重啊。”甚至说:“我其实非常爱我的老婆。”过了一阵子,我就不再花心思在婚外情上了,还私下去看了一个心理医生。他让我领会到,我之所以会这么出格,只是因为我一直想要努力获得雨果的注意。他建议我换个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和善,手段更有艺术性,房事上更性感魅惑。我无力跟他争辩,但我也无法认同他的乐观态度。他不如我了解雨果,竟会简单以为被拒绝只是因为提出要求的方式不合适。在我眼里,拒绝就是拒绝,是某种根本性的、绝对性的存在。我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它。但他相当精明。他说看得出来我是真心想要跟我的丈夫厮守一生。他是对的;我从没想过,我从来没有勇气想过,换别人做我的丈夫。

    火车在菲尔德站停住了,正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边境。我下了车,沿着轨道行走,热腾腾的风迎面扑来。

    “从车上下来走走,挺不错的,对吧?”

    我几乎没认出他来。他个子很矮,我一直认为这些英俊的电影明星个子通常都不高,果然如此。他的衣服真的是芥菜那种黄褐色的。夹克衫和裤子是芥菜色;开襟衬衫是红色的,鞋子则是深紫红色。他的声音让人一听上去就知道,拥有这种声音的人与社会公众保持着日常性的依赖联系。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问一个问题。你是狮子座吗?”

    “不是。”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是白羊座。白羊座的人总是能辨认出狮子座的人。那些征兆总是彼此应和,彼此交响。”

    “抱歉。”

    “你看上去像个很有趣的聊天对象。”

    我离开了那里,将自己关进小包间里,开始翻阅杂志,直到杂志上出现酒和男士鞋子的广告。但我感到了歉意。也许除了他所说的那些,他确实别无所图。我是一个很有趣的聊天对象。原因是我可以听别人说任何事。也许跟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杂志文章有关(任何文章标题上出现“流行”“大众性”之类的字眼,我都会把它读完,这些字眼让我既感到害怕又逼迫我必须往下看),它们推动着我,使我发展出善于聆听、海纳百川的社交艺术。我并非有意这么做。但跟一个有信念、有妄想——大多数人都有——或者只是有一堆阴暗经历的人面对面交谈,我还是很震惊,简直不知所措。你应该站起身走开,雨果说,那正是我要做的。

    “问你是不是狮子座,只是为了找一个话题搭讪。我真正想要问你的并不是这个,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我以前见过你。”

    “哦,我不认为如此。我并不觉得你见过我。”

    “我相信我们不只是经历过一生一世。”

    不同的经历,一个人可以同时经历很多种人生,他是指这个吗?也许他只是想跟他的妻子论证他不忠的合理性,如果他有妻子的话。

    “我相信。我以前出生过,我以前也死去过。这是真的。”

    看到了吗?我对雨果说,我已经为他,为眼前这个男人,杜撰一个故事,在我脑海里。他们总能找到我。

    “你听说过玫瑰十字社吗?”

    “是那个打广告说要支配人生的一群人吗?”

    他可能没听出我话里的讽刺,但察觉到了我的出言不逊。这个皈依者的语气变硬了,加重了,责难的态度让人生厌。

    “六年前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广告。当时我情况很糟,刚离婚,还酗酒。但那还不是全部的麻烦。你知道吗?那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曾经只是坐在那里想,到底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就像是宗教那一套,那时我早就将其抛之脑后了。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灵魂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灵魂,又何来地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然后我写信请求加入他们,并得到了他们的印刷品,开始去参加他们的集会。第一次去时,我害怕得要命,唯恐碰到一群混蛋。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懂吗?当我看清楚都有些什么人在那儿时,我无比震惊。权势名门。豪富阶层。专业人士。全是那些教养深厚、学识渊博的上层人士。这并不是一群想入非非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信念是被清醒认知的,被科学论证的。”

    我没有反驳他。

    “一百四十四年。这是生命从开始到下一次开始的全部时长。所以,如果你或我,比如说,在七十岁时死了,那么等灵魂在下一世复活前,还要等七十四年。”

    “那你还会记得吗?”

    “你是说从前一世到下一世之间的记忆?是这样的,你自己也知道,常人是不会保留任何记忆的。但一旦你的大脑被开启,一旦你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你就开始记得事情了。关于我自己,我只确切记得一世的生活。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我是那批征服者中的一个。你知道征服者吗?”

    “嗯。”

    “说来很有意思。我一直都知道我会骑马。但我从来没骑过,你知道的,城里的孩子就是如此,何况我们家经济情况那么窘迫。我从没碰过马。尽管如此,我就是知道我会骑马。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在温哥华大酒店举办的一场有关玫瑰十字社的研讨会上,有个人走到我跟前,年龄比我大,是加利福尼亚人。他对我说,你当时也在那里。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就这么说的。我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在西班牙,他说,我们俩并肩战斗。他还说我后来跟随一支队伍出发前往墨西哥,他则跟随另一支队伍留在了西班牙。他认得我的脸。你知道这其中最离奇的是什么吗?就在他弯腰准备跟我讲话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了一个画面,我看到他的头上戴着帽子,事实上他并没有。你知道的,那种羽毛装饰的帽子。而且我印象里他有一头黝黑的长发,而不是灰白的短发。这些印象出现在他还没开口说话之前。这难道不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吗?”

    是的。的确非同寻常。但我之前听人们说起过类似的事。这些人里有的经常看到魂魄就在屋顶下方四处飘荡,有的用占星术来支配和安排全部的生活,有的更换姓名搬移新址就为了让新的字母组合和数字排列庇佑他们的福祉。人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与这些观念相伴随行。而我很理解其背后缘由。

    “你要怎么样才肯赌一赌你当时也在那儿?”

    “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第一眼看见你,我就认出了你。你是一个西班牙女郎。你大概也随军留在了西班牙。这就解释了我所见的。当我看着你,请别误会,我没有冒犯之意,要知道你是个非常美丽有吸引力的女士。我看到的你要比现在年轻些。这很可能是当初我在西班牙离开你的时候,你仅仅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而在那一生,我再也没见过你。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

    “当然不,事实上听你这么说,我很愉快。”

    “我一直都知道,在生命之上,生活之外,肯定还存在更多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与生俱来。这也是我不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原因。我是一个房地产销售商。但我大概不能把全部精力投到这件事上,如果想要赚钱谋利,我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但这不要紧。我孑然一身,此外别无他物。”

    我也是。我孑然一身,四顾茫然,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眼前这个人,只能将他编成一个故事讲给雨果听,对雨果而言这些将是一桩秘闻,一则笑谈。雨果想要跨越生死拥有来世,他的语气总是那么干燥冷淡。他的情绪也几乎毫无波澜起伏,就像赤裸的肉体那样一览无余。

    “你爱我吗?你爱玛格丽特吗?你同时爱着我们两个吗?”

    “我不知道。”

    他正在读一本杂志。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在读着什么。他说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声音里满是厌烦和疲惫,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你无法从石头中榨出血来。

    “你会跟我离婚,然后跟她结婚吗?”

    “不知道。”

    玛格丽特插入了我们的谈话,将话题转移到她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那些陶瓷杯上。她说她希望我在盛怒之下千万不要将这些陶瓷杯扔出去,因为她,玛格丽特,日后万一搬进来,会需要它们。听到这话,雨果冲着她笑了,目光里尽是感激。如果我们还能说笑话,我们就都还能苟延残喘。我猜是这样。

    我能很容易指认出我们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在密歇根州北部,当时孩子们还小,我们在那里旅行。当地正在举行狂欢节,场面粗俗浮华,头顶是灰色的天空。当地人坐在一辆小型火车上前行。我们尾随其后,保持着距离,随意漫步,然后停在了一个鸡笼前。笼子里有一只鸡。旁边竖着一块牌子,写着这只鸡会弹钢琴。我说我想听它弹钢琴,雨果就把一毛钱的硬币投了进去。好玩的事发生了,硬币刚投进去,笼子里的一个小活门就自动打开了,一颗玉米粒掉落在玩具钢琴的琴键上,那只鸡低头去啄玉米,制造出细微的乐音。我很震惊,认为这是个骗局;从某个方面说,我确实相信牌子上所说的话,我确实相信了那只鸡会弹钢琴。但其实是雨果的做法,他投了一枚硬币这一行为,他身上极少出现的这不假思索的行为,在我看来才是真正不可思议。这一行为在公开宣告他对我的爱,我从中体会到的爱,比任何其他时候他的言行带给我的都要多,甚至比他最需要我、在我身上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还要深。他的这一举动就像某种震撼人心却转瞬即逝的景观,比如说一只体型微小、羽毛罕见的鸟,就停在近旁,在你视线的边缘之处,你只能屏住呼吸,甚至不敢转动眼睛以将其纳入全部视野中。在那一瞬间,我们彼此之间的善意是如此昭彰,明显,没有花样,没有算计,此前那些争执显得那样不真实。很可能,那一时刻,一扇门打开了,但我们却并没有走进去。

    至于最糟糕的时候,我无从一一说清。争吵几乎成为我们的本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且每一次争吵事实上都只不过是上一次争吵的翻版。在所有的争吵里,我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惩罚对方,我用激烈的言辞,雨果则以残酷的冷漠。没什么更多的了。

    我愿意看见他被痛苦折磨。看到他从我身上翻下来,脸上是写满痛苦的汗珠,我会说,现在你知道了吧,看吧,现在你看到了。是的。在他遭受最剧烈的痛苦时,我会冲着他露出我特有的浅浅一笑,透着满足感,但也会稍稍收敛。我就是要露出这种笑容。

    “重新回味这些时,我感到自己仿佛获得了全新的开始。”

    如今,人们相信全新的开始,就在他们的生活走到绝境的边缘时。不得不听凭人们这么想。与一个陌生的人重新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过去的自己就只尘封在体内了;没有人会阻止其他人这么做。慷慨的人们会将大门敞开,赐予别人祝福。为什么不呢?确实可能会有新的开始。

    火车将热瓦斯特科甩在了身后,群山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餐车里空了下来,空了好一阵了,只有我和这个玫瑰十字社成员还坐在那里。侍者已经在打扫。

    “我必须回去。”

    他并没有试图阻止我。

    “跟你聊天是件非常美妙的事,希望你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子。”

    “当然不会,不会的。”

    他从衣服内侧的衣兜里拿出几张宣传页。“如果空下来,也许你会愿意看看这些。”

    我表示感谢。

    他站起了身,甚至微微向我鞠了个躬,透出一个西班牙人的高贵。

    我独自一人走进温哥华火车站,拉着我的行李箱。那个玫瑰十字社成员好像突然间消失了,就像他从不存在,而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一样。也许他的目的地并不是温哥华,也许在弗雷泽河谷某个小镇上,在寒意逼人的凌晨,他就已经下了车。

    没人来接我。没人知道我要到这里来。火车站内部的某些区域似乎被木板围了起来,禁止行人出入。即使在今天,那块被隔绝的区域还是会让人觉得像个洞穴,与世隔绝。

    二十一年前,雨果在这里迎接我,也是在清晨的这个时间。那时候四周满是人流和噪声。我只身来到西部,跟雨果结婚。他手里捧着鲜花,在看到我的瞬间,花掉到了地上。那时的他没有现在这么持重自矜,虽然也跟现在一样不善交际。面色发红,神情严肃得让人忍俊不禁,总是坚决地压制住满腔的情感,就像是在忍受隐秘的痛苦。我触碰他时,他总是绷得紧紧的。我可以感觉到他脖子上僵硬的筋络。他会闭上眼睛,自顾自往下进行。他也许可以预知将要对付的事情;那些满是花边的裙子,那些热情,还有那些不忠。而我并不经常怀着善意。看到花掉在地上,我心里很恼火,希望他迎接我的方式不是这么滑稽可笑。他的神情透露着无辜,似乎犯错的更可能是我,这让我很沮丧,因此我并不介意让他看到我流露出的一丝不满。时光一年年流走,在我和雨果的婚姻里,过错层层叠叠地堆积在那里,翻过了错误,还是错误,永无止境,探不到底。

    但我们径自冲向了对方。我们攫住对方,然后紧紧贴在一起。我们踩碎了地上被丢弃不顾的花,我们黏在一起,就像是刚浮出水面奇迹获救的溺水之人那样。而这种表演并不是最后一次,可能会重复上演;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而在根本上,它们都是同一个错误。

    嗷,嗷。

    车站里猛然响起一声喊叫。真切的喊叫,从我的身体之外响起来。我看到其他人也停住了脚步,他们肯定也听到了。就像是某种侵略者发出的喊叫,充满冤屈和愤恨。人们望向敞开的大门——大门对着黑斯廷斯大道——就像是在等待复仇者从那里冲进来杀向自己。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声音的来源了,它来自车站另一头的长椅上躺着的一个老人。那里曾经有好几张长椅,但眼下只剩下一条了。老人们坐在那里,毫不起眼,比一张旧报纸还不起眼。那个老人挣扎着站起身,发出了那一声喊叫,与其说是因痛苦而发,不如说更像源自愤怒,明确的愤怒和恐惧。随着叫声变弱,他半转过身,踉跄着走了几步,努力张开双臂伸直双手想要抓住空气中的某些东西,然后颓然倒地,躺在地板上抽搐不已。长椅上的其他老人并没有弯身去帮他。没一个人站起身。事实上他们几乎看都没看他一眼,仍旧在看报纸或凝视着自己的双脚。抽搐终于停止了。

    他死了。我知道。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某个负责人或官员,走过来察看了一下。一些人继续拉着行李箱走自己的路,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们并没有向那个方向张望。其他人跟我一样,靠近了老人躺倒的地方,停住了脚步;靠近并止步,就好像他正在辐射出某种危险的光线。

    “肯定是心脏病突发。”

    “中风了。”

    “死了吗?”

    “当然。看看那个家伙拿衣服盖住了他的身子。”

    那个官员站在那里,只穿着衬衫。他的外套将会被清洁工收走。我艰难地转过身,走向车站出口。我似乎不应该离开,那个垂死的、如今已死去的老人发出的惨叫,仿佛在向我索求什么,虽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那一声惨叫把雨果、玛格丽特、玫瑰十字社成员,还有我,我们这些生者,都推到无穷远处。我们说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都不再是真实的,都有些偏离了主题。似乎很久以前我们缠绕在一起,脱离了控制,在那里旋转,喧哗,骚动,但被什么东西一点,全都突然静止下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对方,彼此不再伤害,一切寂静无声。这是一个讯号。我真的相信这是一个讯号,但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将它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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