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冬日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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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祖母卧室的窗户往外看,目光越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线的轨道望向辽阔的更远处,直至落在瓦瓦纳什河的水面上,河岸蜿蜒,芦苇丛生,如今为冰雪封冻,水面上只有寒冰和光滑平整的白雪。即使是在暴风雪的日子,天上的云层也仍有可能在晚饭前裂开罅隙,陡然之间,阳光万丈,随后便隆重热烈地谢幕。就像是在西伯利亚一样,我的祖母说,声音里不无愠怒,你会以为我们住在一片荒原的尽头。这里当然只有农田和经过整饬的灌木丛,跟荒原毫不搭边,但是冬天扫平了一切,将矗立的围篱桩也埋在了深雪里。

    中午前,暴风雪就开始肆虐了。当时正在上化学课,我们就看着它逐渐增强了威力,势头愈来愈凶猛,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横扫一切的毁灭性暴雪。它将阻断所有道路,截停向这里输送的短期供给。学校走廊里覆盖了一层雪,更多的雪还在往上堆积。我不由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空气里充斥着这场暴雪灾难带来的危机情绪,这让我有种被解放的自由感;电路将被切断,在暴风雪的呼啸声中,烛火将被点亮,歌声振奋人心,抚慰、支撑着我;而哈默先生,我们这里的一位初中老师,则如一张柔软的毛毯包裹着我。在班级集会时,我总是到处寻找并想要捕获他的眼神。他的拥抱最初只是温暖的同志般的安抚,但也许随后就会改变,在那样的黑暗和混乱当中——这一时刻烛光将会熄灭——也许某种更迫切更隐秘的暧昧会随之而来。事情当然不会发展到我想象的那一步。但我们确实很早就放学了,午后而已,校车车灯已大亮,载着我们出发。通常我会乘坐去往白教堂的那辆校车,抵达小镇西部的第一个转角处,从那里步行大约四分之三英里的样子,就到了位于灌木丛那端的家。但每年冬天总有那么两三次,我会去祖母家住上一阵,今天晚上即是如此。

    祖母家房子的走廊是纯木头搭建的,精心粉刷过,散发着某种香气,墙壁和地面平整顺滑,像一枚坚果壳的内部那样舒适惬意。餐厅里亮着一盏黄色的灯。玛琪姨婆在餐桌的桌布上铺上了一张报纸,我就坐在餐桌边写作业。我在自己家里从来不做作业,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让我坐下来写。玛琪姨婆是我的姨奶奶,我祖母的妹妹,她们俩的丈夫都已去世。

    玛琪姨婆正在熨什么东西(她们会把所有的织品都熨上一遍,甚至是内裤和隔热垫),祖母则在烘焙晚餐要吃的胡萝卜布丁。屋子里弥漫着好闻的味道。家里那派乱象跟这儿没法比。那儿唯一有温度的地方就是厨房;厨房里有个烧柴的火炉。我弟弟从外面拿木柴回来,油毡地面上尽是他留下的肮脏的雪迹,我冲着他发火,骂声不绝。自始至终屋里总是一片狼藉。母亲总是不得不躺在沙发上,发着牢骚。一有机会我就跟她争论,她说当我自己有了孩子而孩子这样对待我时,我就会跟她一样心碎了。这段日子我们靠卖鸡蛋营生,屋子里到处都是装满了鸡蛋的篮子,鸡蛋壳上沾满稻草、羽毛和母鸡留下的污渍,等着被好好清洗干净。我感觉鸡笼子的气味潜入了屋子,钻进了靴子和衣服的纤维里,你根本不可能摆脱它。

    我抬起头,能看到餐厅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黯淡的油画。它们出自我祖母的另一个姐妹之手,她刚进入中年就辞世了。一幅画的是一座小木屋,屋边一道溪流,另一幅则画了嘴里叼着鸟的一只狗。母亲曾说相对于那只狗的体型而言,它嘴里衔着的鸟未免显得过大了。

    “哦,那不是蒂娜的错。”祖母回答,“她是在模仿月历上的一幅画。”

    “她很有才华,只可惜结婚后就放弃了。”玛琪姨婆附和道。

    餐厅里还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有祖母、姨婆、她们的父母,以及那位早已去世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她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对她们全家而言,这桩婚事比她死掉还要糟糕,尽管后来他们终于达成和解。)我没怎么看过这张照片,最多只是一瞥而过,但祖母过世,玛琪姨婆住进养老院后——她如今仍然住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她已经面目全非,无从辨认,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萎缩紧皱得像一只小猴子,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也许也失去了所有的困惑,彻底实现了大自在——我将这张照片拣了出来,随身带着,无论去往何处。

    她们的父母坐着。母亲表情坚毅,不苟言笑,穿一条黑色绸裙,头发稀疏,中分发型,眼睛向外凸出,眼神枯涸。父亲则一如既往的英俊,蓄着胡子,手放在膝盖上,一副一家之主的派头。某种爱尔兰式的表演的味道,似乎在品味过去的时光,既然他已经无法摆脱,也许就只好强迫自己爱上它了吧?年轻时他是常去光顾小酒馆的;有了孩子后,他依然享有一个豪饮者、一个大欢乐家的盛名。但他放弃了这些,毅然抛弃了诸多好友,只身带着全家搬到了这里,在休伦一带新开垦的土地上劳作并建立了家园。这张照片象征着同时也记载着他在此取得的成就,良好的声望,适度的成功,穿黑丝裙的端庄宁静的妻子,穿戴大方得体、个子高挑的女儿们。

    尽管事实上,他们的衣着看上去很糟糕,花边太多,向外鼓起,土里土气。只有玛琪姨婆除外。她身上的衣服紧密贴身,式样简单,高至脖颈,通体黑色,有几处星点闪光,可能是某种黑玉。她的衣着透露出她对于时尚风格的理解。照片上的她微微偏着头,笑容自然,面对镜头毫无局促感。她是个很有名气的裁缝,从来都是自己动手给自己缝制服装,她明白什么款式适合自己。不过很可能她也给自己的姐妹们做衣服,而我们用什么来证明呢?我祖母神情疲惫,深陷在一件袖口松垮、天鹅绒领子敞得很大的衣服里。那像是一件汗衫,衣角绣着十字形天鹅绒的花边,腰那块儿似乎歪到一边去了。她其实驾驭不了这件衣服,照片上她表情羞愧,面色潮红,微微露齿而笑,却又不无绝望和无奈,在这件外套的裹挟里向谁表达着歉意。她看上去非常像个假小子,原本松散的头发虽然卷了起来却向前滑落,颇有倾覆倒塌的危险。但她手上戴着婚戒;我父亲此时已经出生了。那时她是众姐妹中唯一结了婚的。她排行老大,也是姐妹中个子最高的。

    晚饭时,祖母问:“你妈怎么样了?”这一问,我马上没精打采了。

    “还行。”

    她一点也不“还行”,她从来都没有“行”过。她身患一种持续缓慢恶化的、无法治愈的绝症。

    “可怜啊。”玛琪姨婆应了一声。

    “跟她通电话对我而言太糟糕了,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祖母说,“好像她的嗓子恶化得越严重,她就越想跟我们多说会儿话。”

    母亲的声带有一半瘫痪了。有时候我只能扮演翻译的角色,将她的话复述给别人听,这让我感到羞耻,并因之发狂。

    “我从不怀疑她在那儿只会越来越孤单,”玛琪姨婆说,“可怜的人。”

    “她在哪儿都是一样,”祖母说,“如果人们不能听明白她说什么的话。”

    那时祖母需要我汇报我们家里的日常家务情况。我们是否洗好了衣服,是否把衣物拧干了,是否把衣物都熨烫妥帖了?烘焙呢?我父亲的袜子修补好了吗?她希望自己能过来帮忙。她会给我们做饼干、松饼和馅饼(我们曾经吃过馅饼吗?),将需要修补的东西修补好,还有熨衣服。一旦交通恢复,她就会马上动身来我家里待上一天帮忙料理家务。想到我们家需要别人帮忙整理,我感到很尴尬。我私心里尤其想要将所有外人的拜访统统阻拦在外。在我祖母到来之前,我不得不清扫房间,重新将壁橱尽最大可能地整理一遍,还要将水槽或床铺底下那些窝藏的丢人现眼的东西清理出去,比如那个我从来没抽出时间来擦洗的烤盘,还有那一篮子我告诉她早就缝补好了的破旧衣服。但我从来也没能彻底地清理干净过,我对家庭环境的重新收拾和布置最终还是杂乱无章,狼狈不堪,那些被窝藏的丢人现眼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展现在别人面前,我们的失败是如此一目了然。正如其他人那样,我也坚定信仰秩序、整洁和家庭环境的精致优雅,但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它于我们简直是场灾难。仅仅是信仰并不够。而我的羞耻感并非仅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我的母亲。

    “你妈妈身体不好,她没办法料理家务。”祖母说,但她的声音却泄露了她的质疑,她并不觉得做完这些家务会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是如此。

    我试图汇报些好的方面。在过去,这些事有时候是真的。我会说母亲腌制了些甜菜,或她将磨损的席子从中间撕开,然后把席子的外边两侧进行缝合,这样席子能用更久一些。祖母察觉到了我的这一用意,戳破了我描绘出的这些图景的虚假性。(即使细节是真实的。)她问我,她真的这么做了?

    “她正在往厨房的壁橱上画些图案。”我说。这是真的。母亲把壁橱涂成了黄色,每个抽屉和柜门都做了些图绘装饰:鲜花、鱼、航船,甚至是一面旗帜。尽管她的手和胳膊都在颤抖,短时间内她尚能有效控制住手里的画刷。所以这些图案画得并没有那么糟糕。与此同时,这些图案透露出某种粗暴的刺眼的气息,暗示着母亲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但这些我只字不提,如果祖母知道,她将会感到匪夷所思,心烦意乱。跟其他人一样,祖母和玛琪姨婆一致认为,每个人的家庭都应该跟其他人的家庭保持相似的格局和面貌。事实上我母亲酝酿并实施的想法,总能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与祖母她们的观念并无差异。

    毫无悬念地,那些涂料,那些画刷,还有松节油,都将等着我来清洗收拾,因为母亲总是被这些劳什子折腾得筋疲力尽,最终只能呻吟着展开四肢躺倒在沙发上。

    “你瞧,”祖母的语气里同时充盈着气恼和满足,“她总是折腾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务。她应该清楚这些事务会耗尽她所有的力气,而那些必须去做的家务活儿,她偏偏又都搁到一边不理睬。她更应该把时间花在给你爸爸做晚餐上,而不是在壁橱上画那些无聊的画。”

    这话说得太正确了。

    晚饭后我出了门,尽管天气依然非常恶劣。对我而言,小镇上的暴风雪几乎算不得暴风雪;那么多房屋和建筑物阻隔和妨碍了暴雪大展拳脚。我遇到了我的朋友贝蒂·葛思蕾,另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现在住在她已婚的姐姐家里。住在小镇上的生活让我们俩心情非常愉快,甚至是非常振奋,可以像现在这样出门奔赴某种夜生活,而不是一头栽进席卷了整个乡村的黑暗、寒冷和呼啸的暴风雪里。这儿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路灯均匀地分布在各处,这些源自人类智慧的设计物在街道上扎下了根并努力运转着。人们聚集在冰球场上玩冰壶,在运动场上滑冰,在吕克昂剧院观看演出,在台球场打台球,在两家咖啡馆里无所用心地闲坐。由于年龄、性别或囊中羞涩的缘故,我们被以上大多数的活动拒之门外,但我们可以四处闲逛,可以在蓝色猫头鹰咖啡馆点上一份柠檬可乐,这是所有饮料中最便宜的了,一边盯着门口看有谁进来了,或者跟咖啡馆里我们认识的那个女服务生聊聊天。我和贝蒂几乎处于眼前这个世界的最边缘,于是我们尽情消磨着时间,就像法庭上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样,谈论着那些更有权势和财富的人的花边新闻,猜测他们事业的跌宕起伏,对他们的道德品质给予非常苛刻的评判。我们告诉彼此即使给再多钱也绝不会跟某些男孩约会,但事实上,这些男孩哪怕只是叫一声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会被幸福融化掉。我们会讨论哪些女生有可能已经怀孕了。(来年冬天,贝蒂·葛思蕾自己就怀孕了,男方是她家隔壁那个患有语言障碍症的农民,他家还有一头纯种奶牛,贝蒂几乎从没跟我提起过这个男人;随后她就退学了,尴尬之外也不无骄傲地进入了家庭主妇特有的那种生活,此后从她嘴里说出的话无不围绕着厨房、淋浴间、亚麻制品、婴儿服、早起时的孕吐之类打转,这让我感到既羡慕又错愕。)

    我们从哈默先生居住的房屋路过。他住在房子的上层。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他晚上会做些什么?他并没有任由自己沉浸在小镇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里,在电影院或冰球场从未见过他的身影。他其实并不怎么受大家欢迎。而这点正是我欣赏他、心仪他的原因。这让我认为自己品位独特,我喜欢这么想。他苍白纤细的头发,柔软的胡须,破旧的花呢拼皮夹克遮盖下的窄肩膀,还有在课堂上代替体力出现的刻薄言辞。我曾经跟他说过话,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跟他说话,就在小镇的图书馆里。他向我推荐一本小说,讲述威尔士矿工的,但我并不喜欢。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性的描写,只有斗争、联合,以及男人。

    从他房子旁走过,踯躅在他的窗户底下,我并没有直接跟贝蒂流露出对他的兴趣,相反,我用嘲弄的口吻开起了他的玩笑,称他是个胆小鬼和幽居者,指责他夜里总是独自一人躲在家里,不知在做些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贝蒂也加入了对他的这些猜测中,但并不真的明白为什么我做出这么粗暴疯狂的猜测,也不懂为什么我讥嘲他的兴致能持续这么久。为了调动她的兴趣,我开始戏谑她,故意声称我相信她爱上了他。我说我曾经看到他在她上楼梯时盯着她的短裙看。我说我准备扔一个雪球到他窗户中间的墙上,把他叫下来。刚开始时,她为我这一假想开心不已,但不一会儿她感到身上发冷,心神不宁,烦躁不已,就独自向主街道撤退回去了,我只好跟着她离开了。

    所有这些狂野的、青涩的、欢欣鼓舞的想象,都仅仅停留在我一个人的梦里,在那里,我们拥有最温柔的相聚,纯洁的拥抱,它们渐渐融化成为圣洁的激情之爱并臻至琴瑟和谐,虽然它被终将到来的分离的阴影所笼盖,本身却是那么高度浪漫的爱情。

    玛琪姨婆的婚姻是幸福的。她幸福的婚姻一直为大家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甚至在那样一个通常认为最好不要对别人的婚姻等私事做任何评论的社区里也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如果你询问谁谁怎么样,他们给出的回答也经常是他们很成功,买了两辆车,买了台洗碗机,而这类回答仅仅是部分建立在简单自然贫穷孵育出的物质主义之上;它同样来自某种由迷信思想支配的微妙心思,总是会省略像幸福的、可怕的、悲伤的之类的字眼。)

    玛琪姨婆的丈夫是那种悠闲从容的农民,对政治很感兴趣。他总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很能逗乐大家。没有一个孩子能稀释她对他的感情。有他陪伴在侧,她总感到非常开心。他邀请她一道去小镇,或一起开车去兜风,她从不说不,即使钻进他驾驶的车,意味着要亲手葬送自己的性命。须知他开车的技术极烂,而且后半生他几乎半盲。她绝不会亲自去学开车,这对他将是个羞辱。她对他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她本来是很可能被树立成一个榜样的,理想妻子的榜样,只是她给人的印象并不包括自我牺牲和为了履行妻子的天职而放弃事业,这可是人们在理想的妻子身上极力寻找的内容。她总是无忧无虑,有时候还会有点莽撞冒失,所以她对丈夫的爱并没有被大家给予特别的尊重,而是被当作是侥幸行为,又或是不无昏聩糊涂,随便你怎么说吧。他死了以后,她就不怎么再关心自己的生活了;她将余生视为等待进入天堂的过渡期。她对天堂的信念是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但她自幼所受的良好教养又不容许她闷闷不乐地打发掉余生。

    我祖母的婚姻则是另一个状态。当年她嫁给祖父的时候,其实心里还爱着另外一个人,只是正在生那个人的气,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她喜欢读故事,尤其是那些充满悲剧、抛弃和命运发生古怪逆转的故事。玛琪姨婆和我祖母当然从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一旧事。但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发现周围所有人似乎都知道这桩旧案。那个男人就住在当地。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种地,结过三次婚。他同时是我祖父和我祖母的表亲,而且经常出入他们家,一如他们经常去他家。在他准备第三次求婚前,这也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他来找祖母了。她从厨房里出来,坐上他的小马车,在崎岖的小路上上下颠簸了一阵。所有人都看见了。他是来征求她的意见的吗?希望获得她的准许?我母亲坚定地认为他是来要她一道私奔的。我对此表示怀疑。那时候他们俩都已经五十来岁了,能私奔到哪里?此外,他们都是长老会教徒。没有人曾指责他们行为不端。他们几乎就在私奔的边缘,但是不可能真的私奔,因为他们是那样克己自律。这也解释了他们之间那么长久的爱。而且我也相信这是我祖母做出的选择,那种自命不凡,危机四伏,又饱含着自我牺牲的激情,从来没有被满足过,从来没有被冒险体验过,却持续贯穿了她的一生。她甚至从未允许自己去满足它,实现它,除非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最多也许就有一次,一两次罢了。我们永远不要再提起这些事。

    至于我的祖父,他没什么可让人抱怨的。他很能领略孤独的况味,结婚时年龄已经很大了。他到底为什么娶了别的男人被惹怒了的心上人,始终是个谜。他从未跟任何人解释过。冬天他会早早结束一天的劳作,将所有该做的事务都非常认真细致地处理好,而且很有效率。然后他就开始读书。他读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书。他研究世界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好几个书架上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通读了几遍。他从不跟人讨论他看了什么。跟他的连襟不同,他并不跟人公开自己的观点。他对生活没什么要求,对他人也抱有极少的期待,因此很少会对什么感到失望。私下里,我祖母是否让他感到彻头彻尾的失望,以及他是否最终放弃了任何挽回妻子的努力,没有人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由陷入沉思:人们怎样才能获得真相呢?我怎样才能知道我声称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实?此前,我曾经利用了这些人,虽不是所有人,但也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为了达到预期,我不择手段地修饰了他们,调整了他们,重新塑造了他们。我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们了,而是尽量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但我仍然会停下手中的笔,犹豫不决,我感到内疚。尽管我所做的与时下大众的做法并无不同,人们都在这么做,而且对此毫不掩饰,公然行之,我母亲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正是他们跟我提起了祖母的这一桩旧事。尽管那儿的人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他们也仍然会编故事。人们生活下去,与各自的故事共处,故事如影随形。我祖母也怀揣着她自己的故事,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着她的面跟她提起过关于她的故事。

    但这只考虑到了事实这个角度。我曾经说过别的东西。我曾经说过祖母本可以选择某一种类型的爱情。我曾经暗示过,她本来可以拥有一场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浪漫爱情,一场只属于她自己的风月。尽管她从未跟我透露过一个字,而我所耳闻的那些道听途说,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我的这些说法或暗示。但我并没有凭空杜撰,我确确实实相信它是真实发生过的。既然没有证据让我相信,那我就必须相信我们获取信息很可能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无法被逐一探究清楚,我们只能选择信赖这些关联。

    这场风雪势头愈来愈强劲,最终成为一场狂野而迅猛的暴风雪,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但在第三天的下午,坐在教室里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大风已经很明显减弱了,雪不再被风扬得到处都是,云层里甚至裂开一道缝隙。我随即想到的是,晚上我可以回家了。念及此,我如释重负。在祖母家度了好几晚后,自己的家总是看起来要好许多。在自己家里,我不需要仔细斟酌该说什么,不需要过于小心做了什么。母亲也会禁止我说某些话,做某些事,但某种程度上我总能占据上风。说到底,是我给火炉上的水壶添柴加热;是我将走廊上的洗衣机拖出去清洗各种衣物,而且每周都要来这么一次;是我擦洗地板;也是我很不情愿地给她端上一杯又一杯茶,无休无止。所以,当我将簸箕里的尘土倒进火炉而仍有一些尘土附着在盖子上不肯掉下时,我可以脱口骂出狗屁这样的脏字;我还可以说我打算找个情人并将采取避孕措施,一辈子不要生孩子这样的狠话(事实上我想拥有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既让我感到安全又充满激情,而且我在脑海里描绘出了当我的情人兼丈夫第一次走进产房时,我身上所穿睡衣的样子);我还可以说在书里描绘性关系根本就没什么不妥的,而且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所谓脏字这样的东西。在自己家里那个高声咆哮、争吵不休、令人震惊不已的我,和在祖母家里那个谨慎持重不露声色的我,跟真实的我并没有多大关系。但若以扮演的角色来判别,前者更靠谱些。我并没那么轻易就对这一角色感到厌倦,事实上,我丝毫也没有厌倦之心。

    那里充溢着舒适。熨烫平整的床单,可爱的鸭绒被,还有茉莉香皂的味道。我愿意放弃世上的一切,只为换取这样的一刻:将外套丢在任何我乐意丢下的地方,离开房间时不用跟任何人汇报我要去哪里,随意看书,甚至把脚丫放在烤箱里,只要我乐意。

    放学后,我绕到祖母家,打算告诉她们我要回自己家。此时风又刮了起来。我知道道路将会在风雪里再次变换模样,风雪仍在持续,并没有真的停歇。但我回家的念头前所未有地强烈起来。我推开祖母家的门,迎面扑来馅饼的香气,我断定是冬苹果馅儿的馅饼,耳边传来两个苍老的声音发出的问候(玛琪姨婆总是这么大喊:“这回进来的到底会是谁?”我小时候她就经常这么说),我觉得我再也无法承受这些了,这些一尘不染,这些彬彬有礼,还有这些无穷尽的等待。她们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等待上。等待邮件,等待晚饭,等待入睡。你也许会以为我母亲才是那个沉陷在无休止的等待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躺在沙发上,病体孱弱,几同废人,她满脑子却都是大胆的计划和幻想,不可能实现的希冀,不可能被厘清的内心挣扎和斗争;她始终让自己的思维在流动。在家里的日子永远充斥着各种忙乱和各种必要性。鸡蛋需要清洗,木柴需要抱进屋子里来,炉火需要一直添柴一直燃烧,三餐需要准备好,杂乱无章需要被清理出秩序。我总是忙得团团转,总是丢三落四。晚饭后在操持所有家务琐事的间歇,等待炉火缓慢加热烧水壶里的水时,我会一屁股坐下来,迷失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

    甚至在自己家读书和在祖母家读书,也是两回事。在祖母家,书籍无法施展开它们的抱负。萦绕屋里的那种气氛总是将它们拖拽回来,牵制着它们,使它们变得黯淡无光。空间太局促了,它们只能蜷缩着。在我自己家,尽管周围一团乱麻糟糕无序,所有的事物却都是自由自在的。

    “我不在这儿吃晚饭了,”我说,“我打算回家了。”

    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坐下来喝茶。祖母正在沏茶。

    “在这样的天气里,你不能出门,”她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你是担心家里的家务活没人做?你是害怕他们没了你就不能过日子了?”

    “当然不是。但我还是回家比较好。风没原来那么猛了,扫雪机也已经出来开路了。”

    “高速路上也许有。但我可没听说你回家的那条路上有什么扫雪机在开路。”

    就像其他事一样,我们居住的那块区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错误。

    “她害怕我做的馅饼皮,肯定是的,”玛琪姨婆的自嘲里有种潜在的痛苦,“没别的,她就只是想远远地逃开我的馅饼。”

    “也许吧。”我回答。

    “吃一块再走吧。很快它就不会这么烫了。”

    “她不走,”祖母说,声音依然很轻,“她不能自己走进外面这么一场暴风雪里。”

    “外面不是暴风雪。”我说,目光向窗外望去,希望能从外面找到证据支持我的话,但外面只有坚如磐石的白色。

    祖母放下手里的茶杯,在茶托里转着它,弄出咯咯的噪声。“好吧,你走吧。走吧!你想走,就赶紧走吧!尽管走,在雪地里活活冻死!”

    我从没见过祖母如此失控。我从没想过她这样的人居然会失控。眼前的事态让我觉得奇怪,须知我从来没有从她的声音里听到过如此直白的伤痛或愤怒,也从没从她的神情里看到过。她说话从来都是迂回间接的,而且沉静自然。她对事情的评价听上去总是遥不可及,充满传统的权威性,并不掺杂个人的想法。而此时此刻她显然背离了过去的自己,这让我很是惊讶。她的声音浸泡在泪水里,当我看着她时,她眼睛里噙满了泪花,随即眼泪顺着脸颊倾泻而下。她在哭泣,她被暴怒攫住,泪雨滂沱。

    “算了。你就这么走吧。只管走出去,把自己冻死在风雪里,就像可怜的苏西·赫尔曼那样。”

    “哦,上帝,”玛琪姨婆说,“还真是的,真是的。”

    “可怜的苏西独自一个人生活。”祖母说,语气听上去像是我一手造成的恶果。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旧事了,孩子,”玛琪姨婆安慰我说,“你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嫁给肖勒姆贝尔的那个苏西·赫尔曼。肖勒姆贝尔夫人。我们可以叫她苏西·赫尔曼。我们是同学。”

    “赫尔曼去年死了,苏西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都离开了这儿。”祖母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新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鼻子,稍稍镇定了些,但仍然用怒气冲冲的目光瞪着我。“可怜的苏西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去给奶牛挤奶。她本可以继续养殖她的奶牛,本可以活得好好儿的。昨天晚上她出门去了,她本来应该将晾衣绳拴在门上的,但她没有,在回来的路上她迷路了,今天中午他们才发现她。”

    “亚历克斯·比蒂打电话告诉了我们,”玛琪姨婆说,“他跟其他人一起发现她的。他很难过。”

    “她死了?”我傻乎乎地问。

    “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在大雪里躺了一整夜,你别指望还能挣回一条命来。”祖母说。她已经止住了哭泣。

    “想想看,苏西只是试着从牛棚那儿回到屋子里去,只是这么短一段路,”玛琪姨婆说,“她真不应该抓住那些牛不松手。她以为自己对付得了。要知道她有一条腿是坏掉的。我打赌那条腿肯定拖累了她。”

    “太可怕了,”我说,“我不回家了。”

    “你愿意的话还是走吧!”祖母立即回答道。

    “不,我还是留下来吧。”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玛琪姨婆说。她也流泪了,但比祖母的哭泣来得更自然。泪珠在她的眼睛里寻出一点出口,缓缓流淌,令人感到自在,像是在做一件善事。“谁能预料到苏西会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呢?她跟我年龄差不多大,比你祖母小,她曾经那么痴迷跳舞,她曾经说她可以开切割机跑上二十英里只为了去看一场出色的舞蹈演出。我们曾经交换过裙子,纯粹是为了玩儿。如果那时我们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该多好!”

    “没有人能预知未来,说这些有什么意义?”祖母说。

    晚饭我吃得相当撑。没有人再提起苏西·赫尔曼。

    如今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尽管对于别人而言这没有多大意义。我明白了玛琪姨婆也许很同情我母亲,因为她肯定见过她,甚至在她生病之前就见过,她同情她是个病患。我母亲身上体现出的任何特立独行,她都会将其归因为病痛的折磨。但是祖母会将此视为苦恼。祖母一直在训练自己,检视自己,规训自己如何说话做事;她明白被人承认和接纳的重要性,并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同,最终她也确实做到了。她也同样明白如果做不到后果可能会怎样。玛琪姨婆就从来不明白这些。祖母也许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某种来自我母亲的威胁,也许甚至明白了——尽管某种程度上她肯定会矢口否认——我母亲的那些努力,而她之前成功地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对其予以嘲笑和谴责。

    我明白了祖母那场大发雷霆的痛哭,既是为苏西·赫尔曼,也是为她自己。我明白了她深知我渴望回家的心情以及原因。她知道但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被区别对待,为什么她,一个在生活中遭遇重重阻碍却始终努力越过它们的女人,会变成这样一个衰老的人,别人欺骗她,安抚她,并渴望逃开,远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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