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 医生：已经无需誓词的职业

    医生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职业。

    公元1570年，瑞士，阿尔卑斯山北麓。

    巴塞尔大学的内科医生兼医学教授茨温格，在潜心研究医学史之后，将医学和技艺的起始溯源到了古希腊时期。此时，正是中国明朝的隆庆年间，李时珍已经完成了《本草纲目》的修订，张居正即将走上历史的前台。

    茨温格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尽管不完全相信一个像阿波罗那样的异教徒神灵曾经创造了医术造福人类，但却接受半神的阿斯克雷庇亚为医学的奠基人之一、神化了的半人半马的开隆为药物学缔造者的说法。他认为在很早以前，上帝就把用于治病的所谓药物置于这个世界，以期后人去发现。（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

    茨温格的虚构与想象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医术和药物的出现要早于任何文字记载或历史事件。这种观点得到了考古发掘的支持，在遗址挖掘中发现的古人断肢固定、脱臼复位和外伤的成功处理等，无疑表明这些都是医疗救治活动的留存。自然，茨温格陷入冥想，古代外科手术同样需要辅以草药和其他物质对创口的治疗，这就一定有药物。

    不必说偏见，其实是文化的不同。西方医学史的研究者视野所及，是蔚蓝的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沙漠、绿洲、丘陵交错地带，古希腊，耶路撒冷，顶多再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古巴比伦，那已经遥远得无法想象了。他们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可以说一无所知。

    关于巴塞尔和巴塞尔大学，我还想多说几句。

    教授们不仅关注历史，更重视现实。

    巴塞尔是位于莱茵河左岸的小城，景色秀美。大学很小，这所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建立于1460年，几百年来在规模上几乎没有扩展，但特色与传统延续至今。大学有教师900多名，每年毕业的学生也只有几百名。这并不妨碍学校的一些专业，比如生化与医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举几个例子：1933年，这所大学的教授莱希斯坦化学合成了维生素C，并于次年应用于工业生产，1950年获诺贝尔医学奖。1978年，微生学家阿尔伯发现并应用了脱氧核糖核酸的限制酶，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科学与人文也同样联系在一起，尼采曾经在巴塞尔大学执教十年。

    在很大程度上，巴塞尔因大学成了化学医药工业蓬勃发展的城市。

    很多人对名为巴塞尔的大学和古城还有些陌生，但“诺华制药”就不会“闻所未闻”了，其产品在中国的年销售量就达数十亿元。可能你每天用开水送服的，就是诺华制药生产的药片。大公司总部不必都在大都市，世界著名的跨国医药公司诺华总部即位于巴塞尔。每年在这里举办的不少会展都与医药有关。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都是医药界的巨子、企业高管、区域经理，还有医生和教授。在这里策划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应该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性课题。

    现在专家们论及医生的职业道德，经常谈到《希波克拉底誓词》。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医生和教师，据说本人便是“医神”阿斯克雷庇亚的后裔之一。

    中国与希波克拉底同时代的名医，是战国时代的扁鹊。

    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真实性不应有任何怀疑。《史记》中有“扁鹊传”，记载扁鹊师承长桑君，长桑君大约是当时对医药有研究的隐者。扁鹊是一个“全科医生”，游历各国，为人治病，随俗而变，“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妇科）医；过洛阳，闻周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痹，中医的中风，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疾病。扁鹊被誉为天下良医，治疾圣手。

    秦国太医令自知技不如扁鹊，竟派人刺杀了扁鹊。可以看出，当时有权势的专业型行政领导，心胸狭隘，为了垄断医学和医疗服务，不择手段。中国的太医是官方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首先需要医疗保健的是帝王将相。医生医疗服务一旦与政治、专制靠得太近，常会生出一些充满吊诡的事件。这对于医学发展是祸是福，没人说得清楚。

    出现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是一本经典，收录了古希腊医学希波克拉底学派约六十篇论文。但哪一些为希波克拉底本人所写，已经无法考证了。

    《希波克拉底誓词》一直流传至今，作为医学和医生职业道德与规范。踏进医学门槛时，新医生需要在阿波罗、阿斯克雷庇亚等卫生与健康众神之前宣誓，那齐齐发出的一声声朗音，会使人长久不忘。

    基督教版本《希波克拉底誓词》，所有文字以“十”字型编排。于是宣读誓词，又有了一种宗教的意味——这使我想起现代医学医院的标志红十字，是否与某种宗教精神理念有一定关联？

    看一看《誓词》的一些内容：

    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

    吾将以圣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

    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病人安危为念，逃避不善之举。无论遇自由人或奴隶，吾都将戒绝滥用职权，或放纵于男女之情。

    无论所见所闻何事，无论职业情况还是个人隐私，都不应泄漏，吾将严守秘密，不予外传。

    吾恪守此誓，绝不违背，将终生治病救人，永享世人之尊。如有违此言，将得报应。

    《希波克拉底誓词》出现的背景值得关注。

    当时，古希腊是一个城市国家，商业发达。医学是一门开放的手艺，专职医生似乎并不多，医生大多是兼职的——这与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学者官员也精通中医一样。在雅典城市中，医疗服务也存在着很多竞争，如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采药人、产科医生、术士、接骨者等。此外，还有居民的自我药疗和自我救助，以及宗教治疗和神的干预。前苏联学者认为，当时是奴隶社会；在所有阶级社会中都是如此，医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即阶级性、逐利性和普世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

    《誓言》实际上对治病救人的医生职业，作了很好的规范，其核心是“我向医神阿斯克雷庇亚发誓……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索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誓词》提出，认真遵守《誓词》，即为世人谋福，将使医生的工作令人满意；而违背《誓词》，就等同于背信弃义，永世耻辱。

    很难说是基督教吸纳了医学，还是西方医学受其博爱精神的影响。几千年来，世界上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尤其崇尚《希波克拉底誓词》中的理想，把它看成是神的意志的体现。

    先行者永远身怀启示。中国不是一神教的国家，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与医学的发展相伴，从神农尝百草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医圣、神医，都是值得敬仰的榜样。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再伟大的业绩也会逝去，不留痕迹。但是，美丽的神话，却能流传千古。”

    《史记》中所记载的扁鹊的三个案例，大抵不是神话，但应有传说加工的成分。而神医华佗的故事，也许文学的色彩更浓一些。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一些所谓科学斗士，从根本上否定中医，认为中医不是医学科学，进行打假的对象。比如，华佗认为曹操头痛需要开刀，最后为多疑的曹操所杀害，只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某人据此认为，华佗不懂医学。这岂不可笑？

    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目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治国与救人，都是一个道理。再后来，便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了。

    当然，这些还保留在经典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就有“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

    如同长风吹过，如同季节轮回。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诲，似乎也随着那个时代渐行渐远了。

    现在从事医生这个职业，自然无需宗教式的宣誓。连神话、祖先都不值得崇敬，连古代的医圣、神医都要拿来糟蹋，这不是信仰的堕落吗？

    043 1960—1990年：医学、医生与社会的断裂

    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以前，医学救治病人的作用还显得很微弱。

    在位68年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去世，她在位时期被称为工业革命的顶峰。西方医学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大约与此差不多，即开始于1850年，距今还不到200年。

    首先是新药不断被研发出来，麻醉和消毒的出现促进了外科手术的发展，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磺胺类药物，特别是上个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出现，引发了医学革命性的变化，一些致命性的疾病也可以治疗了。《剑桥医学史》形容，医学与社会的关系曾经“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时间长达一百多年。

    百年好合，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剑桥医学史》认为，大约自1960年以后，两者之间这种“婚姻般的关系”，受到了损伤。一个原因是癌症与其他许多主要的疾病依然困扰着人类。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流传着很多的丑闻，尽管存在着“医源性”（医生造成的）痛苦，但对于这些痛苦和疾病，医学本身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责任。

    这些话有沉甸甸的分量。但文字显得有些高深。

    《剑桥医学史》记载的关于医学与社会关系恶化的时间节点，需要我们久久地凝视，久久地思考：医学与社会关系，1960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

    困扰人类的疾病、医学界的丑闻、医源性痛苦……我想，有时对科学史也需要有社会学的阐述，才能清楚地描述现代医学和医生今天所面境的窘境。

    一些似乎互不相干的变化，在起始的时间上竟意外地巧合。

    在这里，我想提及的是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

    大家都在无比忙碌、无比快乐地“共享”工业革命成果。只有一位身患癌症的美国学者，在宁静和谐的春天中看到了躁动不安，首次对农药——实际上对化学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严重污染提出了质疑。当春天里的第一声呼喊传来时，显得格外刺耳，很不协调，谁也没有理会。两年后，蕾切尔·卡逊在寂寞和孤独中去世。真理不惧怕时间的流逝，十多年后，斯人已矣，人们才渐渐认识到《寂静的春天》独有的价值。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百多年来工业化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事实表明，这本书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促使了全球环境保护的兴起。此后，又有了《沙乡年鉴》、《沙尘暴》，还有了《沉默的河流》（又译作《大坝经济学》）等书籍的问世。于是，有了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宣言》，有了《京都议定书》。

    凝神着1960年这个节点，同样会引起我们对医学制药与社会和人类关系的长久思考。

    我想，大致有几个层面。一是医学本身，在一些“新发现”的疾病面前，如癌症和后来蔓延全球的艾滋病等，至今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人们认识到，治疗、手术与药品，不可能包治百病。二是，过去疾病的概念仅限于病痛、身体严重不适。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出现了疾病概念的“边际”无限扩展的趋势。如抑郁症、自杀、月经绝经、性功能障碍、厌食，等等，还有什么“亚健康”。几乎人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在。生老病死，都需要大量“不间断”的治疗用药。第三，对疾病和治疗形成了“社会默契”，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彼此也达成了“默契”。一个人从儿童开始，一辈子都需要购买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要不间断地交纳昂贵的参保费用，长达几十年。生病休息成了一种合法的权利，成了人权，可以不工作，小病大养，小病大治。另一些人因贫困疾病得不到治疗救助，而被社会所放弃。

    金融，包括银行、保险，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巅峰之作”。人不但成了“房奴”，还终生套上了各种保险的“皮套子”，成了医奴、药奴。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个世纪60年代起，现代医学开始“舍弃”社会，改与金融保险联姻，与医药工业、药品经销商结盟。医生与医药代表携手。

    跨国医药公司不断推出新药，借“专利保护”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医生则用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方法，热情地促销，“帮助”医药公司的老板获利，同时，也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从鸦片生物碱、阿斯匹林、洋地黄、硝酸甘油、白喉疫苗到抗生素，每一种新药的出现，都大大推进了医学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的是，一百多年来，与其说是医学科学医疗技术本身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医药（包括医疗器械）；资本创造的物质财富，又进一步推动了生物学、化学、生理学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如美国，第一家临床医学研究所是190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设立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新药研究临床应用，都要涉及到公司、大学、医院、政府、医疗保险机构之间的广泛合作。于是，又出现了两个新的名词：现代医学—工业复合体和现代医学经济。医学就这样不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了资本的泥淖，科学理想与道德精神挣扎于沉沦之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环境污染凸显，与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延后了二三十年。

    与此相似，医疗、医药与社会群体关系的紧张，也迟来了几十年，只是问题更突出，也更加复杂。我没有办法给出“大转折”的全貌。但大致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工业、商业、现代医学、医疗服务上百年发展负面效应的积累，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的一个节点。

    医疗卫生服务不再是一门技艺、科学或者医道医术。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没有名医，而只有大医院的时代。医院像是一个大企业和大团队在运营。诊断和治疗越来越依赖设备器械、化学分析和药品；一项又一项检查化验、处方和销售药品、付款住院理疗手术，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生产。同时，费用也越来越高。

    在中国，“医学与社会婚姻”、“医生与患者之间信任”的明显破裂，出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医学与医疗卫生服务整体上受到医药商业和自身利益巨大力量牵引，先出现若干裂痕，继而发生倾斜。在此后十多年间，医德和职业操守，犹如雪崩一般纷纷垮塌。

    医疗的艺术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

    望、闻、问、切，后世谓之“四诊”。而现在，望，就是看患者的身份地位；问，问你怎么来的？开车还是自己走来的，带了多少钱？人们无法想象，医生对着“钱”处方下药，写检查化验单，实施手术，暗地盘算着创收和拿回扣的数字。而且，这并非个别。

    其实，这几十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冲击的不仅仅是医疗卫生，还有其他好多行业和职业。如铁路部门曾被称为“铁老大”，电力部门曾被称为“电老虎”，等等。但这些行业的不正之风猖劲了几年之后，慢慢得到了纠正，这些不雅的称谓，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还有我从业过的新闻行业。一段时间里有偿新闻、报纸收取企业版面费、记者拉广告之风盛行。经过几年的混乱和整治整顿之后，新闻采编业务与广告经营严格分开，记者不再有创收的指标，有偿新闻要受到处分，严重的清理出新闻队伍。行业不正之风得以扭转，行业与职业的创痛和记忆，也似乎很快消散了。

    唯有医疗卫生，医和药，医院医生与重复检查过度治疗，与大处方，与滥用抗生素大输液，与收取提成回扣的纠缠，野火春风杂草，至今没完没了。

    医学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关键是医生。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这种医学与社会的破裂、职业与道德的分道扬镳，对医疗卫生队伍所创之巨，为中国几千年来医学史所罕见。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医德与医术急速下滑——不管医院购进多少新的医疗设备、采用多少先进的医疗手段，社会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信任，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素说：“对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似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曾经有过白求恩、有过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有过林巧稚等大医的中国，似乎没有缺乏过信念。可现在，群众对医院与医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医患关系从和谐走向紧张，而且，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中国在1960年前后发生了什么？中国医学、医疗卫生服务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节点，为什么出现在1990年以后？

    1960年，中国经历着“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千百万人死于饥馑。中国的工业化刚起步，卫生医疗服务也远未现代化与产业化。“中西医结合”，或者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知识，在医疗服务上，也更多地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

    据记忆所及，当时，作教师的父亲在劳教农场里劳动。母亲得了全身浮肿，得了肝病，被认为肝腹水晚期，住了几个月医院，每天打一针葡萄糖，竟奇迹般活了过来。那时，我也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全身蜡黄，转氨酶高达560。据说，现在得肝炎的都不能吃油吃肉，我当时只是想清汤里有一些油花。我是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半个月黄疸褪去，两个月后回学校上课。

    从1960年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当时中国虽然贫穷，还在共产主义的“世外桃源”里自乐，缺医少药的农村里，中草药更多的得到采用，比如“赤脚医生”，就有“原生态”之美。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

    所以，谈什么“市场化过度”或者计划经济的人们，实际上忽视了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医院业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及由此产生的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中国成为世界上药物，特别是原料药生产大国，药品市场从短缺转变为生产能力过剩。跨国药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在医药不分的情况下，医院被越来越纳入到分工细密的产业链中，而且成为若干个产业链销售的终端。

    中国与美国、欧洲各国还有区别。垄断着医疗服务市场的公立医院和代表公立医院的卫生行政部门，官商结合，取代了跨国医药公司，引领和左右着这个市场，市场的终端成了市场中心。也许，传统的公立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要掀向它的“最后一页”了。

    医疗服务的核心部分，是引进了许多先进检测设备的现代化大医院，每天像流水线一样不停运转。数不清的病人，只是这条流水线上不断被“加工”的“产品”。

    围绕着医院的外围运作的是：生产经营各种高新设备的器械和耗材的企业，不断升级换代的药品生产厂家。

    如果说，在个体诊所或卫生站中，医生仍保留传统的个体行医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医生则更多的采取了“团队作战”的组织化形式。而在这种形式的背后，其实显现了一套起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运作模式。

    作为现代工业化运作的组织结构，医院想要持续运作下去，必然要在投入、成本、利润这些概念中去寻找平衡，或者发展。于是，医院管理中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科室承包、创收、奖励，最后全都落实到了医生个人。

    对信仰的坚守确实不容易，医生毕竟不是流水线上按规程操作的工人。一旦像竹筒倒豆子一样，被倒在了医疗这个满地是金的市场中，又会如何？试想一下，当代中国还有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单位，每天有大量的现金收入，而又完全脱离工商、税务、财务、行政的监管？

    结果只能是，回春的妙手越来越少，而“回钱”的高手却越来越多。

    除去医院药品顺价销售，不说全国医院药品的平均加价率高达40%以上；有人估计，大约有数十万医生经常从处方中或多或少直接收取医药销售人员的药品和器械的“回扣”。中国还没有哪一个行业，出现这么群体性的“腐败现象”。

    同时，暴露出了我国对合理用药、打击医疗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监管体系不健全，卫生部和社保部对医生的过度检查治疗和不合理用药，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与处罚。

    如果说，1990年前后出现医学与社会的断裂，还是局部的、个别的、隐性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则转变为全面的、普遍的、显性的问题。

    无论是地质构造，还是社会构造，断裂或者沉降的边际地区，都有裂痕裂谷，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所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医的经历，已是刻骨铭心的伤——

    044 1996年：收取现金回扣起始的青萍之末

    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调查追问，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疗机器采购中，收取回扣，医生处方开药收取提成，究竟开始于何时？

    一些相关的人员，要么记不清，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这已经是当今社会上的一个普遍现象。

    医院院长、药房主任、医生个人的受贿回扣、开方“处方费”等灰色收入，也极容易与药房的批零加价搞混。似乎是因为国家投入不足，医院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已为之。

    其实，个人与集体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虽然不能说如同江河，“医风日下”，但与“大医真诚”、医之德、医之体总是相去千里。

    我慢慢接近了问题的起点。

    一天，我与国有医药集团某省分公司的一位老总讨论一个课题报告，他肯定地说：医生要钱开始于1996年。

    他说，我90年代初毕业于医科大学，先在省城一家公立医院做牙医，每天到医院上下班，本来有着稳定的职业和前途，顺利的话，几十年后当上主任医生，成为科室甚至医院的负责人。

    一年春天，他照常在医院里上班，走廊里阳光灿烂，明亮的光线中似乎飘散着药水味，有尘土浮动。他一抬头，看到满头白发平庸的一位老大夫走过，正向学生们交代一些琐碎的日常事情，他突然意识到，如此下去，“几十年后，我就成了现在的你”——没有比人生的道路一眼望得到头更可怕的。几十年都在医院、科室、走廊和家门之间走动，生活的意义何在？当天下午，他就向医院提出了辞呈，还没有等批准，第二天就独自乘火车南下，去了深圳闯荡。在公司打工，特别是头几年，历尽曲折，备尝艰难，曾经身无分文，家无隔夜之粮。再后来，推销药品，跑过很多医院，做到公司的部门经理。再后来，就自己创业，从事药品研发和销售。

    他说，开始时，请吃饭、送点礼品就可以了。1996年，他销售药品时，医生公开提出开一盒或一针要提多少钱。当时他感到非常吃惊。请吃送礼，靠友情靠关系，已经走不通了。

    我感到惑然，为什么在1996年，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呢？

    在这十多年间，此风越来越盛，越刮越猛。

    全国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蓬蓬勃勃发展，私立医院磨刀霍霍——此风大炽，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除非盲人或聋者。

    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呢？

    一家医药销售大企业的副总告诉我，有一天他到北京一家大医院看一位住院的友人，在医院里碰到一位药品经销商，即所谓“药虫子”。那人问他，你们公司有没有200元以上的一支药，他可以代理经销。下面是他们对话的原话，我照录：

    你要哪一类的？

    还是抗生素、肿癌药、心脑血管和营养药4大类。

    一年能经销多少？

    差不多近亿元。

    一家医院？

    我主要这一家。

    那你怎么销啊？

    那人笑了笑说：我雇了十多个人，天天到相关科室“上班”。医生开一支药，我就给他派100元。

    我想到，在医院进进出出的白大褂里，在如流的病人中，混迹着那么多的药贩子，医生开出的药方，当即就可以按比例大把大把的收取提成——而这一切有效无效的，都要病人咽下，或汩汩地注入血管体内，真是不寒而栗。

    谁愿意把钱不明不白地送给院长、主任、医生，装进他们的腰包？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医药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董事长、经理还是医药代表们，谈到此类话题，总是显出一脸的无奈。

    045 夹着“外带器械”进手术室的医生

    “外带”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名词。

    药品有“外带”，即医生把药品带进医院，直接向病人推荐销售。我们过去偶尔能见到一些科室里，偷偷摸摸藏着什么“特效药”，直接卖给病人。更多发生这类向病人推销自制药的，是些不入流的江湖郎中，以家传祖传秘方之名，把药品编号，病人上当，吃下什么也不清楚。

    卫生部明文规定医生不准向患者推荐自购药，也不允许自购药在医院里使用。

    经过几次治理，现在医院医生药品“外带”现象已经少见了，代之为“自购”，即医生要病人到指定的地方购买指定的药，然后带进医院使用。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用的纠纷中，自购药达400万元，因为是病人“自购”，这方式的变换在法律上难以认定——没有高明的医生“指点”，病人知道去什么地方“自购”吗？

    现在，一些医院实际存在的情况更加严重。

    不仅是药品，外科医生还可以把价值昂贵的手术设备耗材器械一并“外带”进医院，带进手术室。而当医院发采购单购买某种型号、某个厂家的产品，付款结账的时候，这些人工关节之类已经装到了病人身上，耗材也早已作为卫生垃圾处理掉了。

    “私自”用自备的一次性手术刀和器械上手术台，这对很多病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你所信赖、以生命托付的医生，当你进手术室，躺在手术台上，在麻药的作用下，渐渐失去知觉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超声刀的刀头、可吸收的手术线、心脏血管的支架、人工关节……凡是昂贵的，从几千元到上万元、十几万的“耗材”，即一次性医疗器械，也许都是医生“私自”从医疗器械代理商那里购来，直接带进医院的。一台手术下来，便可直接获得几千至数万元的销售回扣。

    实在不愿揭出这鲜血淋漓的真相。写到这里时，似乎已经超出了道德与伦理的极限，我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在一家医疗机械公司的采购单上，我看到了某某医院某科主任、主任医生等多人的名字，还有些写着“个人”。

    这些医院全部是三级甲等大医院，其中还有部队医院。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看起来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的名医，怎么成了外带机械刀具的宰客的“操刀手”，而不怕承担道德上的风险呢？

    一时思绪还不能够梳理通顺。“外带”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医生确定病人动手术的时间后，直接向经销商要货，要几套超声刀的刀头、几个几号至几号的人工关节、若干心血管的支架、皮肤吻合器，等等——当然全部是进口的高价产品。

    医生医院都可以先不付款，由销售人员直接携带这些产品送到医院，交给医生，带进手术室。病人手术后，用不完的由销售人员带回，退还给医疗器械公司。此时，销售人员就根据医生自购的情况直接派送回扣。然后，医生通知院方，进多少什么型号的医疗器材。写在医生名下的订单，最后由院方来结算买单。

    写出这一切时，我总觉得整个过程像一伙人的合谋，需要文学的想象。一般手术都是在上午九时开始的，病人八点钟就进行消毒，盖着白床单在手术室外等着。那么，销售人员一定是头天晚上，趁着夜色把手术需要的耗材器械送进医院或医生家中，鬼鬼祟祟，或者谦卑殷勤，像做一笔见不得人的交易。

    这种“医学的信息”和权钱交换的信息，永远不可能对称，也不可能公开。患者只是真诚地希望，即使存在风险，交易的产品的“质量”不会太差。

    从经济、工业、流通到社会学，再到医学，浅尝辄止从来不是我的性格，对浮层下的情况，总想了解得更深一些。

    不算太昂贵的超声刀的刀头，有一次性的和非一次性的。

    但医生总喜欢使用一次性的。非一次性的，手术中间要擦拭几次，费一点劲。而一次性的，可以直接计算到病人的医疗费用中。这种一次性超声刀的刀头，批发价一套要3000元左右，到病人付费时，约6000元。无疑，大医院的医生不会像江湖郎中一样偷偷摸摸，而是落落大方，可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一次“外带”进手术室，即可获得数千元钱的收益！

    打一个比方，当你在饭店里吃饭时，规定酒水是不允许客人外带的。但你不会想到，服务人员不由分说端上来的酒水，是他们自己通过熟人购买带进来的。

    “外带”——医生、销售人员直接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这隐藏着一个极大的风险。在这个链条上，某些最贵的医疗机械、耗材，数量、质量、价格基本脱离了监管。无论是现实还是道义考量上，即使医生在把“自家的东西”带进手术室后，仍能守住职业最后的底线，不会以次充好，少用多报；但这在体制外暗行的“钱路”上，风急夜黑，在暴利的诱惑下，难保其他人员不会怦然心动，存在造假作假的极端危险的可能。

    显而易见，任何高技术、看似完美无缺的系统中，只要存在“后门”和漏洞，就不能避免黑客、病毒的侵入。

    北京在前些年就发生过每根价值数千元的一次性导管，在医院的手术中重复使用的恶劣情况，引起社会舆论的同声谴责。

    经北京市卫生局调查，酒仙桥医院在给患者做心脏介入治疗时，违背国家明令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心导管。在2001年7月至2002年7月间，该院心内科医生熊某、王某，先后将价值49.6万元的心导管分几次转移到阳光时代等三家导管公司，两次使用部分导管。这就是说，医生把原给病人做的一次性导管，省来“卖”给了医疗器械公司，获取了不义之财。北京市卫生局对酒仙桥医院进行了处罚，并责令该院停止开展“心内介入导管治疗”，限期进行业务整改，两当事人被暂停六个月执业活动。挪用和重复使用心导管的所得款项，将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为了防止类似医疗事件再次发生，北京市还专门成立了“血液透析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和“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

    2002年4月16日，一位患者在北京酒仙桥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住院实行“急诊冠造+PTCA+支架术+临时起搏器”手术，并于同月23日出院。

    住院7天，手术应该说也比较成功。酒仙桥医院共收取了患者住院费用78374.54元，其中造影导丝198元，左冠造影导管352元，右冠造影导管352元，指引导管2048元，导引钢丝2048元，Y型三件套525元，冠脉内球囊12180元，冠脉内支架40950元。

    8个月后，《京华时报》等报刊报道了酒仙桥医院在做心脏介入手术时将一次性使用的导管重复使用。这位患者看到了新闻，觉得自己正是在这一期间在该院进行了心脏介入手术，于是就疑心自己手术时也可能使用了重复使用的一次性导管。

    他与酒仙桥医院联系，要求其告知在手术中所用的导管、球囊、支架的产地、厂家、产品型号、质量证明、来源、有效期等，要求医院明确告知导管和球囊为第一次使用，但酒仙桥医院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患者认为酒仙桥医院违反了国务院颁发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对患者重复使用一次性导管。从他的病历资料中，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医院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不能排除冠脉内支架非法来源的可能性，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知情权，给患者造成了潜在的健康威胁和精神创伤，存在可能导致的血液传染和质量隐患。这个患者一纸把北京酒仙桥医院告上了法院，要求退还医疗费58653元。

    结果显而易见，败诉。

    病人哪有可能举证，只根据报上披露的一则消息推测。有的早已使用了，扔到医疗垃圾中处理了，有的装到了体内，不可能取出验证。

    但许多真相，远没有到浪淘沙尽的地步。

    比如，成本为300多美元一根的进口支架，在中国飙升到了近2万元钱，价格始终居高不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其中暴利都去了哪里？

    046 “叛徒医生”的坐标——职业道德的回归与沦丧

    优秀医生有两个评价指标，首先是医术，还有一个是医德。其中医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是否从处方开药、查检和手术中，直接获取药商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的销售提成或回扣。

    相对于其他行业，医生是一个高学历高智商高技术的群体，当然其中不乏坚守信仰和传统的优秀人才，无论有着怎样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在药商的“蝇头小利”前不改初衷，也不会见大利而忘使命。但在不正之风已成“大气候”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医生在医院中处境艰难，应该是主流的却成了边缘人。不说“放纵”，至少由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宽容”，使医院内部发生的黑白变化，世态炎凉，变得非常暧昧，难以深究。

    2006年，被猖獗的药品回扣提成和贿赂几乎整体“攻陷”的阵地上，出现了几个“叛徒医生”的渺小身影。比较著名的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生张曙、原上海某地段医院理疗科医生陈晓兰、四川达州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肖启伟、湖南娄底医院的胡为民等等。他们抵制红包、回扣，反对大处方，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向公众揭开了看病贵的惊人真相。他们成了几乎背弃整个“群体利益”和“潜规则共识”的“另类医生”。“叛徒医生”肖启伟因为举报医疗回扣“8年抗战”，而获得了卫生部部长的接见。

    肖启伟说：“全国的医生是200多万人，加上护士是600多万人，大家都知道药品回扣这个事，但能公开站出来举报的，据我所知，很少。这么多医生集体收受回扣，却不出来举报，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都不吭声，这是一个悲剧。”

    “大家都知道”——但整体沉默，人们都轻易地放弃了那份光荣，那份责任。

    在这一人数不多的群体中，我们应该记住张曙医生的名字。

    几年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个月都收到一个人为失学女童捐资，每次千余元至数千元不等。2007年，他们才知道那个人并不叫李存田，也不是教师。他的真名叫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医师，所捐款项都是他每个月的药品回扣。

    1996年，是张曙医生第一次实名举报医药回扣的时间——这与我在前文所说的医院比较普遍“索取药品回扣”时间惊人的相同。张曙向院领导、安徽省卫生厅实名举报本院个别医生为多拿回扣，给病人乱开药，乱检查。

    张曙说：“第一次举报没有任何反响，我也没再过问，当时药品回扣还不是特别严重，大家对它的危害也认识不足。”

    张曙是一个有为有守、充满家国情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一类的医生。1999年初，张曙接到《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来电，准备刊登他的举报材料。记者问：“你为什么要举报？”张曙回答：“药品回扣不光坑害患者，也把好医生变成坏医生了，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出于保护作者，这位记者劝他不要用实名发表，张曙想了想说：“那就用牛汉吧。”《人民日报》配“编者按”发表了张曙的《医疗回扣为何屡禁不止？》。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安医附院回扣成风的现象和事例。

    从那时起，医生开检查费回扣在这所医院中不见了，但药品回扣至今依然存在。大概检查费回扣是医院的规定，而药品回扣是药商、医药代表和医生个人之间，涉及的面也更广。

    当时，张曙决定举报的原因是，医药回扣风已经到了很少有医生能够抵挡的程度了。他发现，一位他十分敬重、素来对病人很负责的著名老教授，舍弃一种便宜的常用药，给一位病人开了大剂量昂贵药，而这种药的说明书上就注明对此类病人禁用。

    据张曙介绍，1993年前只有少数药品有回扣，比例很低，也只有极少数医生收回扣。到1996年，收回扣的医生就不是少数了，但基本还属合理用药，只有极个别医生为了多拿回扣而故意开高价药，他举报的就是这“极个别”。到他再次举报时，有回扣的药品品种大大增多，回扣比例也大幅提高了，身边绝大多数医生都不同程度地收回扣，多的一个月可拿2000多元。2005年凤凰卫视在采访张曙，做《社会能见度》节目时，记者问一个月最多的能拿多少？张曙说，“每个月最多的，我没有证据，但我听他们讲，一个月有超过1万元的。”

    在投书媒体前，张曙先向安徽省卫生厅寄了举报材料，并找当时的卫生厅负责人当面反映，毕竟是家丑啊。令张曙没有料到的是，这位官员“觉得我这个当医生的挺搞笑，全国都这样，有什么大惊小怪！”

    举报信发表后，医院开了几次会议。张曙说，这些会成了“声讨会”，指责他“坏了医院的事”。这一年，安医附院本已通过全国百佳医院评比初审，因为他的举报而“泡了汤”。

    而省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到医院时，没有一个医生承认自己拿过药品的回扣。医院的负责人在会上说：“调查表明，只有张曙一个人拿过几十元钱，我们医院没有人拿过回扣！”

    开始一个多月，医院就诊病人骤减，医药代表们也不敢登门，后见没什么下文，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失望之余，张曙给自己定下“二不原则”：对医药回扣，一不要，二不举报。他相信，终有一天，“医药回扣”这个让医药界蒙羞、让病患者受难的名词会成为历史。

    随后，张曙在北京进修一年。其间所见所闻，让张曙甚至对自己以前举报行为是否正确也产生了怀疑，“很多地方医药回扣比我们这儿厉害得多”，单单举报安医附院，他觉得似乎也有些不妥。

    张曙进修所在的是北京一家大医院。这里有很多著名专家、高学历人才，他们水平高，很敬业，可对于药品回扣，极少有人说个“不”字。国外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一个的心脏支架，在国内却需两万余元，医生给病人装一个支架能拿回扣2000元，而有的医生一年能用一两百个。和张曙住一个宿舍的，有来自全国好几个省区的进修医生。在日常交流中张曙发现，各地回扣风并不比安医附院“风力小”，而且大多数人都对回扣多的同行抱着羡慕的心理。张曙说：“看到、听到这些，我人都晕了，这些医生本来都是好人，可怎么都在收回扣呢？”

    2002年安医附院被省里初评上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违规者得表彰”，简直要把假戏真做到底。张曙说：“看到这，我心里很难受，这些年回扣越来越厉害，没回扣的药卖不掉，过度治疗浪费资源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涉足了，怎么配得上精神文明标兵？”

    按公示的投诉电话、信箱，张曙再次实名举报。

    他的举报材料被批转到省卫生厅，2002年6月卫生厅两位部门负责人找他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对举报，他们不是去查找问题，而是要张曙“出示证据”。张曙当场拿出一些证据，其中，有数张署名“戚德余”大夫所开处方的电脑缴费单。张曙说，请你们查查，我们全院有没有“戚德余”这个人？这些处方是我开的，缴费单上怎么变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医生的名字？

    原来，张曙发现，在药品回扣网络中，统计医生处方是一个重要环节，医院计算机中心统计每位医生的用药品名、数量，提供给药商，药商据此给医生计算、送达回扣。为了对付张曙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有人专门编设了“戚德余”这个名字，把他们的处方计入这个名下。张曙说，这样，不拿回扣的医生就不会发现自己在“挣”回扣了，而“戚德余”的回扣，去向谁也不知道。

    让张曙大吃一惊的是，在他向省卫生厅有关人员出示证据的当晚，医院的电脑收费系统“坏了”，改成手工收费。他给接待过他的卫生厅干部打电话，第三天，计算机系统又好了，“戚德余”不再出现，而张曙开的处方，病人缴费时仍被换成别的医生姓名。医院最终还是评上了当年度安徽省精神文明标兵单位。

    “李存田”是张曙与医药回扣无奈抗争的又一个“产物”。2003年3月，张曙与院计算机中心交涉，要求将缴费单改成自己的名字。张曙说，他的这一举动也许让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他是想拿到自己名下的回扣，“大家都在拿，你还能守住底线吗？”用上真名的张曙，第二个月就有药商送来了回扣。张曙说，我当时想，这不干净的钱，我当然不能放进口袋自己花，可与其让它流失，不如把它用到干净的地方去。张曙收下第一个月的回扣款，送到安徽省妇联儿童工作部，捐给“春蕾计划”。一开始，他不愿透露姓名、身份，连收据也不愿要，工作人员一再劝说，他才说，我叫李存田，是位教师。张曙告诉记者，“李存田”取自当年帮他发文呼吁打击医药回扣的两位老记者的名字，“他们很正直，有职业道德，当年医院通过关系找到他们，可他们还是顶住了。”

    此后，张曙每个月都去捐款一次，直到他再次实名举报，也就没人再送回扣了。至此，他已捐出4万多元“回扣款”。张曙说，我的回扣与不少医生相比要少，因为我是在合理用药，即在疗效可靠、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的情况下拿到的，要是有意吃回扣，翻一番也有可能。

    医院里，一些进修医生闲下来时，还“盘点”每天开药的品名、数量，以及可获得的回扣。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人各有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作为一个医学教授，张曙平淡地说，现在他在医院里也并未受歧视，各人做各人的事。有人问他，钱少拿了，家里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吗？他说，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也没有不良嗜好，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管了，她对我不会有什么意见。

    张曙最近一份实名举报信的标题是《遏制腐败改善民生》，在《人民时报》的人民网上公布。这封信值得认真一读：

    2006年，中央部署治理商业贿赂，但我所在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期医药腐败、基建和物资采购腐败，至今毫无收敛。

    一、医药腐败。最近几年，社会上普遍反映“看病贵”。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材料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院对病人滥用药物，从而浪费了医药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8年度业务收入9.74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4.8亿元。2009年2月，在医院职工大会上，安徽医科大学校长要求第一附属医院今年的业务收入升至1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140多种，如拉夫咪啶、司帕沙星、头孢地嗪、头孢孟多、头孢特仑、磺胺嘧啶银、阿德福韦、胸腺肽、薄芝糖肽、康艾注射液，等等。药商给医生的回扣占药品零售价的10%—20%之间，少数药品的临床回扣达30%。在医院里，有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由院长安排计算机中心工作人员统计处方，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如医生开100支头孢地嗪，可得回扣1500元；开10瓶磺胺嘧啶银，可得回扣500元。极少数掌握药品进销权的人，捞取了巨额回扣。

    安徽舒城县一位农村女病人，两下肢烫伤，住院13天，花去医药费13410元。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续交医药费，出院时，伤口结痂处化脓。回家后用注射器每日抽脓，用草药外敷治愈。该病人住院期间所用“头孢地嗪”等有回扣的药品花费5000多元，药贵且疗效不好。

    安徽霍邱县农村学生袁××右上肢外伤，先后就诊三家医院，其中在安医附院住院两次。患者累计花去医药费7万多元，至今伤病未愈。当地的合作医疗只能报销15000元，其家庭经济已经跌入贫困状态，现仍需筹钱继续治疗。

    最近几年，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医疗机构和个人收受药品回扣。2005年7月，医院药剂科一位副主任因长时间反复收受众多药商的巨额贿赂，被合肥市检察院逮捕，关了4个月后被“取保就医”，最后竟“无罪释放”。2006、2007、2008和2009年，先后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对这家医院作了调查和采访，集中曝光医疗腐败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品回扣风仍然猖獗。

    更为滑稽的是，安徽省卫生厅和省政府纠风办公室先后授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诚信医院”、“医德医风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安徽的医疗腐败，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还有省委个别领导作保护伞，因而难以查处。

    医药回扣的根子不在医生，而在于医疗体制的缺陷和医药卫生界部分官员的腐败。例如：广东丽珠集团生产的“头孢地嗪”，出厂价每支12元，医院进价64元，零售价每支74元，医院本身只得利润10元。其中间52元的利润空间就是腐败利益；再如：海南省灵康药业公司出品的“头孢孟多”，出厂价每支7元，医院进价36元，零售价每支41元。这些药品都是经过公开招标进入医院的。

    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安徽经济不发达，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有限。病人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恶劣。医生收受回扣，既可恨，又可悲。

    二、基建问题

    近10年来，医院年年盖楼，年年翻修。截至2005年底，医院已经拥有建筑总面积32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20万平方米。2006年度，耗资1.9亿元的病房大楼刚刚建成，又开工建新的病房楼。目前，该大楼已经竣工，造价超过3.6亿元。同时，医院还拿出5000万元给安徽医科大学，在梅山路盖楼。

    1999年盖成的医院门诊大楼，由安徽省第三建筑公司承建，其质量优良，布局合理。然而，就是这样好好的一幢楼，其分诊大厅和输液大厅及其他楼层，在1999—2008年的9年时间里搞了5次翻修。好端端的大理石墙面、大理石柜台、昂贵的大屏幕电子显像屏，给砸碎。反复砸，反复修。广大医务人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安徽医科大学建科技大楼，附属医院出资一半。启用后，发现中央空调的压缩机坏了，要求厂商更换。各楼层的门锁、窗框和自来水龙头都有毛病，只好报废，医院再花钱买一批新的换上。

    三、物资和设备采购问题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在已经拥有医疗设备总值3.4亿元（折合人民币），包括64排螺旋CT、ECT、超导MRI、X—刀、数字血管造影机，等等。医院设备号称“省内领先”，“华东地区先进水平”，已经充分满足临床和科研需要。目前，又在筹款进行新的一轮大规模采购仪器和设备。

    医院采购仪器设备的热情为何如此之高？请看下列事实，可知幕后之手。医院计算机中心采购“防火墙”一项，中国科技大学下属的科技咨询公司报价20万元，上海和南京的商家分别报价19万元和23万元，医院最终花84万元购进了“安徽神洲泰岳科技公司”的防火墙。后因技术故障，此防火墙长期废置。84万元就这样浪费了。

    医院专家门诊部实际购进一台快速冰冻病理切片机，却汇出两台机器的购货款，并在财务科做了账。后被有关人员发现，但无人负责。

    2005—2008年度，医院内许多办公用电脑使用的硒鼓是旧的，医院花正品的钱买的墨盒是假冒的，有几次竟是空墨盒。2005—2009年度，医院先后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家私营企业购进十多个批次的医用器具，都是劣质品。

    医院花费154.8万美元购进一台美国产螺旋CT，使用两个月后，爱克斯球管坏了。据一些专业人士反映，其技术性能比其他公司低价位CT还要差一些。

    在安徽，医药腐败、基建腐败和物资采购腐败普遍存在。例如：安徽省涡阳县医院盖门诊楼和急救中心，院长王某先后收受建筑商、药商和医疗器械商的贿赂，总额800多万元（见2006年7月19日《安徽日报》和涡阳县纪检监察网）；安徽省卫生厅建培训中心，副厅长严××收受建筑商贿赂5万美金。严××还在某医院心脏外科私设小金库200多万元，被检察院查实。因为有人说情，检察院对其免予起诉；2008年，国家在安徽省芜湖市搞医疗改革试点，实行“医药分开”，也没有减少回扣现象（见2008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最近几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各级政府更加注重民生问题。我们认为，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要增加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并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二要遏制腐败，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我们认为，如果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一个标本，对其进行剖析，可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我们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职工。有关方面若能前来调查，我们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据。

    作为一名医生，我想自然难以保证其举报内容的绝对准确，但他以实名投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异彩总是与怪异现象交相出现的，清者自清，我们在浩浩的世风下，还能听到这一声声呼喊，已经很不容易了。

    十余年，医生开药拿回扣之事，愈演愈烈。

    卫生行政部门清楚地知道，各级医院普遍存在将医生的奖金与医院的医疗费收入直接挂钩的做法。这是激活“医院药品销售加成”，获取药品最大利润的有效措施。

    这种“激励机制”进一步分解、落实到个人，即是药品销售“越过”医院、药房，“回扣”和“处方费”根据开药数量药价多少，直接“派给”医生——在相当程度上，把几十万医生队伍直接变成了“商人”，变成了药品推销员。这对我国医疗卫生队伍带来的根本性危害，烈火烹油一般，难以言喻。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生用崇高精神浇筑的信仰殿堂，如今有可能毁于一旦。现在，总体上说，医生的职业已不太受人尊重，即使在网上手机短信上，也是贬多褒少，有些话还说得很难听。这已经不是职业的评价或者期望，“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如果连这些声音都听不得了，那只有杏林梦中休，花空烟水流了。

    不进行切实治理，“看病贵”的问题永难破解。

    不进行切实治理，不管什么医疗保险、合作医疗，在迅速上涨的药费和检查费用面前，财政和资金上的窘迫将难以避免，到头来只能网破网空。

    047 社会责任，医生难以承受之重

    2008年，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和震撼的，是“三鹿奶粉”事件。

    据说早在7月，很多医生就开始怀疑三鹿奶粉是导致婴儿结石的原因了。“但考虑到三鹿奶粉是名牌企业，此类问题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不确定的消息一旦传出，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且由此造成社会混乱，医生们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一篇题为《医生的社会责任感》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利益与医生职业责任相冲突的案例。”文章作者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关免责规定，建立健全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鼓励医生将问题公之于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文章发表后，在网上受到了很多医师网友的关注，点击率很高。但出乎意外的是，大部分回帖者的态度消极。

    这些回帖观点相当有代表性：“社会对医生的期望值太高了，以致人们大多在强调医生的社会责任感。其实医生只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其所能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非要把其责任提高到社会认可的道德标准，未免太过苛刻。”

    “当今的社会环境、医患关系以及医生的生存压力，使医生被迫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

    如果一条鱼死了，大约是鱼本身的健康问题。所有的鱼都呈现同一种不死不活的面貌时，确实应该考虑池塘的环境，是否真的缺氧，是否污染太重。由是观之，对当前的社会和医疗卫生的普遍现象，人们必然会生出许多感慨。

    并不要求全部医生，只要有一些人，哪怕为数不多，在天灾人祸正在悄悄降临时，能挺身而出，洞察一切，用科学精神照亮，就已经足够，值得敬仰了！

    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这年6月就收到了一例肾结石重病患儿，成功抢救后，他们都很高兴。谁知，7月里又来了三四个相同症状的婴儿。从医20多年的张伟从来没有遇到伴有这么严重并发症的婴儿双肾结石。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病人，并且年龄都这么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存在不合的原因？是不是钙含量过多？也许仅仅是出于探究疾病根源的好奇心，张伟和他的同事们先后5次开会讨论。婴儿肯定不会去补钙。“吃什么奶粉？”医生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事情的真相就这样揭开了。有的病因相当复杂，是否能发现疾病异常、找出原因，与科学精神，也与技术水平有关。但是否报告、以怎样方式向有关部门和公众披露，确实与社会责任感相关了。

    2008年手足口病的发现者，安徽阜阳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刘晓林，曾经因为揭开2004年轰动全国的“大头娃娃”事件，而使阜阳再次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指责。“大头娃娃”事件的成因也相当复杂，大抵是廉价的不合格产品销往市场，主要是奶粉营养成分含量过低。作假者有多人来自温州，据说被查处打击后，在浙闽交界处无照生产。刘晓林因此被认为给家乡“添乱”、“抹黑”。她深感委屈，但并不后悔。

    凭着对患儿的同情心和对异常病症的警觉，她再次成为手足口病的最早发现者，为抢救后来更多的患儿节省了时间，被誉为“阜阳的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还真的犹豫过。”她一方面担心自己太仓促，搞错了；另一方面担心报告会给阜阳带来一场“风暴”，惹出麻烦。她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这几年媒体关于阜阳的报道，总是负面的多，好的少。但是，作为医生，她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报错了总比不报强吧。报错了肯定有压力，但明明感觉到异常，总得上报，让上级来调查核实。两天内三个孩子没了，作为一名医生，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和责任感吗？”

    社会无法期望所有医生都像刘晓林、张伟等医生那样，有高出常人的正义感和道德感，不计个人得失，情怀高尚，坚守职业的社会责任。但有他们在，整个职业和群体的人气和精神指数，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至于被“养家糊口”之类平庸冷漠，甚至卑贱猥琐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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