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底是湖南中西部不算太发达的城市。
娄底中心医院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出了个被称为“为民医生”的胡卫民。几年来，众多媒体都对他坎坷的遭遇作过报道，在全国激起了很大反响，引起人们持久的关注。
他不但在当地出名，连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刊登过这位中国内地小城医生的事迹，称赞他免费举办预防高血压的科普讲座，向人们发放治疗高血压的廉价药品等。通过互联网向胡卫民医生咨询健康问题的人成千上万，这使他深受当地低收入人群的景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胡卫民的努力使他闻名全国，但他所做的医疗科普工作却使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中成了被排斥对象。
胡卫民第一次提出辞职，是在2004年底。他在辞职信中写道：“我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因为我痛恨医疗腐败，对于医院利用开单提成、药品回扣、违规收费、巧立名目收费等不正之风来创收的做法十分不理解……”，“医院个别领导两眼盯着的是病人的钱袋子，而我更加关注的是病人的健康，为什么现在有些病人花钱多，病难好？我认为不是医生的医术下降了，而是医德滑坡了！”
他写好辞职信后，交给了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
连胡卫民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愤然辞职，在娄底甚至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胡卫民医生的遭遇得到了各界人士和媒体的同情、声援，一些患者更是奔走疾呼，3000多名群众联名写信挽留：胡医生不能走！
2004年12月，《光明日报》最先以《他为什么离开这家医院》为题，报道了被群众誉为“为民医生”的娄底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生胡卫民，因无法容忍所在医院医疗腐败而愤然辞职的消息。
2005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医生因揭医疗黑幕被迫辞职内幕》为题，对“为民医生事件”进行了详细披露，胡卫民和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一同成了社会各界和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央电视台还将胡卫民列为2005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
在此之前，湖南省和娄底市派出了由13人组成的调查组，在医院展开了为期四天的调查。
调查组找胡卫民谈话。胡卫民刚进门，调查组一个成员就质问：“你40多岁的人了，还不清白（湖南话意思是愚蠢），人家不敢说，你充什么好汉？！”胡卫民愣住了。他们询问了很长时间，最后，要胡为民在笔录上签字，他这才发现，寥寥几张纸上有关医疗腐败的具体问题，大都没有记录。事后，据当地媒体揭露，接待调查组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竟然到被调查单位娄底中心医院，违规报销了调查组人员的花费1万余元——于是，有些阻隔，看上去好似薄薄的一层纸，不料一捅进去，转眼就成了“铜墙铁壁”。
不久，调查组宣布了调查结论：胡卫民热心为患者服务是好的，可他反映的娄底中心医院只是“发展中存在的小问题”，算不上医疗腐败。
2005年2月4日，杨志毅在试用了三年后顺利转正为院长。上级部门认为他有魄力，成绩突出——其政绩“突出”表现在医院的创收和盈利水平大大提高，医院门诊病人增加了三分之一，住院病人增加50%，年收入达到1.1亿元，翻了近一番。
杨的另一个突出政绩是：医生收入增加、职工待遇提高（人均年工资从2001年的2万元增至3万元）、基础建设提速（建成新门诊、外科大楼）。在娄底，中心医院的“票子”“房子”和“机子”（大型设备）成为其政绩的标志。其实，效益的彰显，收益的增加，很多并不是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获得的。娄底市审计局的审计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4年5月间，娄底市中心医院有点名手术费、点名麻醉费、急诊处置费、气垫床费、备皮费等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药价虚高，开单提成，一次性医疗设备重复使用，仅光子刀的开单一次提成就有数百元。
为此，胡卫民医生深感郁闷，考核一家医院的，仅仅是经济指标和创收水平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娄底是个穷地方，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现象还很普遍，我们不能一味攫取他们的救命钱。明明有不少问题，怎么全都成了业绩？
杨志毅的底气十足，在医院的领导会议上拍着桌子说：“胡卫民要走不那么容易！他要把医院的损失补回来才能走！一些人想搞垮医院，对这些人该抓的要抓，该判刑的要判刑！要彻底清算！”
也许出于对“改革人物”的保护。2005年9月，杨志毅离开娄底中心医院，平调到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一年后，娄底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杨志毅有重大受贿嫌疑。2006年10月30日，涟源市检察院决定对杨监视住处，由涟源市公安局执行。不料，几天后的凌晨，杨从监视居住地顺利潜逃，消失了近8个月。2007年7月28日，杨被娄底警方抓获归案。2008年5月4日，娄底市检察院以杨志毅涉嫌受贿罪向娄底市中院提起公诉。
经查，2002年初至2004年底，杨志毅在任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期间，在医疗设备采购、工程发包过程中，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16次收受他人现金共计450万元，3年中平均年受贿150万。迫害胡为民的杨院长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如果，把纠葛恩仇限于两个人之间，是非胜负已经分出，尘埃落定，胡卫民也似乎可以扬眉吐气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胡卫民医生恶劣的工作环境依旧。
基本可以肯定，胡卫民与娄底医院，不是一个医生与医院院长的爱恨纠葛，更不是一个医生与一群医生、一群药贩子的激浊扬清。横亘在胡卫民前面的，是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是这种弊端滋生的种种腐败。这导致了一些单位、一些行业、一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集体失语，整体尴尬。一些人如鱼得水，而一些正直的有良心的医生反成了“另类”。
胡卫民多次要求辞职，是医疗卫生体制最令人寒心的冷漠，见证了一些医院整体性的质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会允许医生从患者身上如此直接的赚钱。”可在中国，如此下流恶俗的世相，充斥了眼瞳，灼伤了无数人的心灵。
有一些场景需要回放。
胡卫民出生在全国贫困县之一的湖南新化县，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学教师，母亲终年在田里劳作，以致把一个女婴产在稻田，因为脐带没消毒，几天后孩子死了，这给母亲的心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痛楚。为了未曾见面的姐姐，也为了患病的邻里乡亲，年幼的胡卫民发誓将来当医生。1981年，他考入了衡阳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娄底市中心医院，成了脑干科的一名医生。1998年，他参加一次全省性的心脑血管防治工作会议后，得知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众多，成为人类的主要“杀手”。他回医院后，报请领导批准，在内科门诊旁边的一间煤房里，挂了一块心脑血管病咨询门诊的牌子，用一块白布把房内堆放的煤球隔开，再摆上一张桌子，开始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高血压是慢性病，必须坚持长年服药。为了让低收入者吃得起药，胡卫民研究出了治疗方案，不仅降压效果好，而且费用低，一个月只需要十几元钱。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掌握心脑血管病的预防，胡卫民坚持数年来如一日，每个周末都到社区义务讲课并现场义诊。他还自费编印了十多种科普小册子，免费发放给群众。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胡卫民的诊室渐渐成了医院里病人最拥挤的诊室。
胡卫民走出医院，到基层社区。预防，必然会使发病降低，造成到医院就诊病人的减少；
胡卫民开低价有效的必需药品，必然与医院多检查、多开药的创收政策发生矛盾；
胡卫民不取开方提成，不收回扣。开单提成取消后，一些科室的利益受到重创。风狂雨妒，怨恨声声。有同事在网上骂：“胡卫民使我每月减少了3000元钱收入，不得好死。”在一次会上，有的同事指着胡卫民的鼻子威胁道：“开单提成是全国医疗行业的普遍问题，你为什么把内部规定捅出去？如果三甲医院的牌子摘掉了，你要小心脑袋！”光他心血管病科室的牌子，就被砸碎、扔掉16次。连他的儿子也多次受到威胁。
找胡医生的病人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他想科室能增加几个人。医院领导为难地说：“不是不给你派助手，让护士到你那里去，人家都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几年来，胡卫民只好自己出钱请两个助手帮忙，这在公立医院是少有的。
写这一部分时，我重看了2005年初中央电视台采访胡卫民的采访实录。当时，还是有一些医生职工理解和支持胡卫民，只是不愿站出来，在镜头上露面罢了。而现在，这一切都渐行渐远了。关卿何事频呜咽？千呼万唤无人应，空啼血。
如果说，胡卫民与一位主任对不上眼，可能有同性相斥、互不相容的因素；但胡卫民几乎遭到了所在公立医院整体性的排斥。2005年12月5日晚，胡卫民当小学教师的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弥留之际，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两个字：“坚持！”
六年前，胡卫民母亲去世，他所在医院大内科医护人员有七八十个人，几乎都来了。时过境迁，这一次大内科一百多名同事，没有一个来吊唁。人间冷暖的变化，不是比严寒更彻骨吗？
冰火两重天。得知胡医生父亲去世，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娄底百姓，络绎不绝地来到他家，陪着胡医生给父亲守灵。四五十名退休的干部职工，自发地组织起来，排着队，举着横幅，抬着花圈，浩浩荡荡地去吊唁。去胡家的路上，这一大队人特意大张旗鼓地穿过娄底医院的大院。这时有很多人围观，院方有点紧张，他们来干什么？是对胡医生受到的不公表示愤懑和抗议？——这是来自群众的声音，民间自有自己特殊的表达。
父亲追悼会那一天，偌大的追悼大厅，满满地挤了四五百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患者。他们赋诗写挽联悼念胡卫民的父亲，感谢他给娄底人培育了一个好医生。他们握着胡卫民的手安慰他：“胡医生，我们支持你，你不孤单，你还有很多亲人！”这已经跟一些人千篇一律的评价、与生荣死哀无关了！
胡卫民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风范大国民”的称号，凤凰卫视在获奖词中说：“在一个潜规则大行其道的行业，我们太需要出现一个胡卫民。因为他的存在，可以提示我们改良现行医疗体制弊病的必要和迫切，并进而提请我们社会所有人的关注，从而让我们获得一种改良的契机。通过他的当选，希望管理层能关注和加快医疗改革，为老百姓谋福利！”
应当理解和体味媒体这番苦心和用意，也是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行业的期盼。
风霜雨雪，春夏秋冬。伴随着全国医改的讨论和争论，又几年过去了，起起落落，他依然整天忙碌着为百姓治病，风范依旧，个人的境遇一点也没有改善。真是，老去丝尤密，酸来心愈丹。杏林手，难疗人间病，乍严寒。
049 频发的医疗事故：利益链条和处事流程
初冬的温州，寒流袭来，细雨蒙蒙，天气阴冷。
我正在参加一个民间博物馆的落成。博物馆建在山上古村落边，原贡生宅院旧址，破败不堪，现重修一新。山村闹得很红火，锣鼓、布袋戏，还有三百年来制瓷工艺的陈列，许多外地的商人老板都回乡，和村民们大碗喝酒吃肉。我头一次出来连电脑都没带，心想，多日写作医改压抑的心情，至此可以放松一下了。
手机响了，是北京医药界一位老同志打来的。他说听说你在写医改的书。我说是啊。
他一口气在电话里讲了二十来分钟。他说，这几天有几件事想跟你说说，一是南京儿童医院，由于医生的冷漠，儿童致死。二是北大医院治死北大教授，卫生部发言人的态度十分恶劣。还有一个是河南民工“开胸验肺”事件，卫生厅竟然处理了郑州大学附属医院，认为医院不应去鉴定尘肺。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
其实，我离开北京时，已经看了相关报道。我一直在想，医疗的新闻不断，书本的写作应该划定一个时间的下限，否则，会越写越长。民工“开胸验肺”会写上，而新近的则原本没有考虑进去。
接电话后，心情完全不同了，我喝不下酒。望望窗外，几湾流水，浓雾阴云，屋边有瀑布轰鸣。那位老同志说，现在老百姓对医院和卫生部门没有说理的地方，如果不是她丈夫当时复印出病历，发现有十多处修改了的地方，如果不是几年来一直坚持要还一个真相与真实，老百姓一百条命，也早就不明不白了。
我觉得有理，心沉甸甸的。
这两个事情都不算太复杂。
一个五个月大的孩子，因眼睛炎症到南京儿童医院，经过不太认真的处理后，住院治疗。孩子姓徐，人们称他为徐宝宝。
2009年11月3日晚，病情恶化，孩子脸颊肿大，不住啼哭，眼睛流水。孩子母亲多次找值班医生，医生态度十分冷漠，在电脑上玩游戏。他每次过去，都很不耐烦，匆匆敷衍地看一下，称没事。十二点后医生已经休息，孩子母亲再次喊医生求救，扰了他睡觉。他不愿起来，说等明天由白班医生处理。孩子危急时，母亲曾经三次跪在地上，声泪俱下，求医护人员救孩子一命，可面对的还是冷漠。孩子终于不治身亡。五个月的孩子，生命刚刚发芽，便在残酷的冷漠中枯折了——这对医道的拷问如此的尖锐，无法回避躲闪。
孩子家属万般无奈，急切地去请医生时，从侧面看了一眼，医生似乎在电脑上玩“偷菜”的游戏。这一消息通过媒体，并在网上传播开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南京卫生局以很快的速度，匆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澄清事实真相”，要求媒体不要“炒作”。
医生有没有忙着“偷菜”不管患儿，是否“要睡觉”拒绝抢救病人，一直是事件发生以来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一偶发的医疗事故之所以引起公众如此高的关注度，不仅是出于对宝宝短暂生命的惋惜，和对痛失孩子父母的同情，更是因为医生的冷漠态度刺痛了神经。遍地泥泞，真相难明，公众关心的不是医院的医疗水平，而是医生的态度。
对幼小生命的不幸离去，在新闻通气会上，卫生部门通报官气倒颇足，称值班医生没有在电脑上玩游戏，而是在“写论文”，也没有发牢骚——这个职业是多么地博学崇高啊，可如今怎么只有在撒谎时才偶尔提及学术？
孩子没有及时抢救，只是因为医生年青，经验不足，孩子是病重死亡的。另外，甚至连孩子母亲曾经三次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哀求医护人员的情节，也被认为是“查无实据”。卫生部门既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材料，也拒不公布当晚的录像，理由是患儿家属要求封存。
事实上，患儿家属强烈要求医院将录像公布于众。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求医时屡屡遇到医生态度的冷漠，或多或少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卫生部门和医院对医生的行为解释得不清不楚，做出的处理也不明不白，这些做法并没有缓解公众的情绪，反而加深了公众的质疑。这种走过场式的新闻通气会，在公众前的傲慢，恰恰显示了对患者权益缺乏尊重，对可能存在问题的轻视和敷衍。
好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好在假话与谎言总有破绽。人们不相信这个调查，怀疑卫生部门官员对所属医院的包庇与袒护。
网民们被激怒了，对人间的不平没有沉默。
网上天涯论坛等，评论与跟帖铺天盖地。
“偷菜”成了2009年与“躲猫猫”、“俯卧撑”一样迅速传播的名词，成了疑窦丛生的“专用名词”，甚至展开了对值班医生的“人肉搜索”。
终于，有第三方参加的调查组进驻南京儿童医院，其中有媒体记者，也有计算机专家。真相很快大白。值班医生当晚的电脑上有三条浏览纪录，分别为：minigame.qq.com、阿里巴巴网站以及一个桌面广告网站。其中引起注意的是在QQ网站下的minigame链接。打开此链接，显示一个众多游戏接口的页面。在对其系统程序搜索后发现，电脑在3日17时38分有一个D盘下的QQGAME文件平台下的使用痕迹。专家认为，可能是一个QQ客户端被启用。
值班医生毛某后来承认，当晚登录QQ游戏，玩了两盘围棋游戏，每盘约40分钟，是在患儿父母找过他之后，并没有玩所传的“偷菜”游戏。医院的录像资料也被调了出来，证明当晚孩子的母亲确实三次跪在地上，央求医护人员救救孩子。其中一次是跪在走廊，正是在医生睡觉休息的门外……
从南京到北京，不幸总是接踵而至。人们对医疗服务的不信任，把2009年大雪飞扬的冬季搅得很不平静。
事情发生在几年以前，只是披露的时间挨得太近。尽管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标题似乎有些不妥——《公益医院非法行医，北大教授惨死北大医院》，但事实大体是清楚的，只是非法行医前面要加上“涉嫌”两字。
熊卓为教授是北大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研究员。她患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2005年12月，当时她正在申请第三个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长期伏案工作，有些腰疼，到北大第一医院拍片后，发现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北大第一医院的骨科李主任诊断需要尽快手术，并告诉她很快就可以恢复，四天后就可以下床，没有问题。
2006年1月23日，星期一，天气很好。再过一周，就要过春节了。
熊卓为教授在学生的陪伴下，拎着简单的日用品，说笑着走进北大第一医院住院。第二天一早，骨科李主任就给熊卓为做了骨科手术，“L4/5椎管减压，椎弓根钉内固定，后外侧植骨融合术”。她太天真了，相信李主任的话四天出院，那刚好回家过年。
手术后，熊卓为并没有像李主任断言的那样很快恢复，卧在病床上，病情反而突然严重起来。外面爆竹声声，她的春节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1月30日，正月初二，手术后第6天，熊教授试着下地行走，突然晕倒在地，第二天去世。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的骨科手术是非常成功的，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
一天烟暝，半点红轻。熊教授不声张、不打扰人、平和地逝去了，大约能表达的只有万分痛苦。
熊卓为的丈夫叫王建国，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偏偏是个认死理的人。他悲痛难抑，不相信医院的结论，妻子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骨科手术，怎么就会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人帮助下复印了妻子的病历记录，在上面看到，妻子的三根肋骨折断了，心脏、肝脏竟然全都破了，而且“肝脏破了一个三厘米宽八厘米长的一个口子”。
熊卓为只是做了一个骨科手术，为什么肋骨断了，心脏破了，肝脏也破了呢？从手术记录中，王建国发现，是医生在抢救时按压造成的。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3个主治医生，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在校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其实症状早就有了。熊教授手术后第三天就觉得痛，后来又出现脚肿。王建国认为：可能那时候已经有血栓形成，只给她用了止痛药，未用抗凝血的药，而用止痛药可能掩盖了对病情的判断。熊教授呼吸不畅，肺肯定已有影响，但只给她吸氧，未采取其他措施。据说，后来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导致死亡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的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就是熊卓为。
王建国说：“这篇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讲了她的肺栓塞的发生，讲的就是高危病人容易发生肺栓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它这里也证明了一点，当时两个肺动脉并没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个，另外一个还可以流通，那时候抢救是可以抢救得了的。如果当时不把心脏按破，不把肝脏按破，把那个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会死。”
一位心脑血管医院的院长认为：“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处理常规有问题，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2009年7月1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
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由于患者是北大医院的教授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其新闻性——从文学上来说则是“戏剧冲突”或“戏剧性”更强罢了。于是，真可谓，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这起突发的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纠纷，医院在医疗上负有某些责任，这是明摆着的，一审判决也支持了这一点。退一步来说，对一个医疗手术量很大的医院来讲，每天病人成千上万，生命如同蝼蚁。有许多危重的病人（包括诊治不当造成的）以命相托，不治身亡也是常有的。无法用更高的标准，医疗事故和纠纷实际上只能减少，很难杜绝。
但是，弄到了法律的层面，一些医疗技术上的细节和医院管理上的问题又不容易说清。纵使你学富五车，有很深的专业知识，但没有阐释权，也就没用。如果医疗服务没有了自律，只好面对法律。
三位实习医生节日期间放弃休息值班，在手术后监护和紧急抢救上，无疑也尽力了。但在具体救治中，也可能存在一些疏漏或者不当。于是司法和新闻，均选择了“软柿子”捏。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无证执业”、“非法行医”确实比较容易界定。就像驾驶汽车，出了事故，而事故责任处理比较复杂，警察敬礼后，首先查问，有没有驾驶证？带没带行车证？如果没有驾驶证，或者是刚上路的“新手”，麻烦就比较大。这就是上路行车的规则。
据说三位实习医生中，有一位已经取得了《医师资格证书》，但还没有办理《医师执业证书》——就像已经通过了驾照的考试，但还没有领到驾驶证一样。即使你考试合格，甚至已经取得了驾驶证，但上路之初，也是需要“陪练”的，在驾校中教练更不必说了。据说，在北大医院实习的学生，无论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都是有指导教师的，是在主治医生带领下“规范有序”地工作的。但这时，指导医师们统统都不见了，在病历与死亡通知书上都没有签名。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不明白，老师们是不愿站出来呢？或者，实习医师原本就是在独立顶班工作？这种医疗事故，人命关天，媒体和公众的追问和打击，对三位“已经尽力了”的实习医生来说，实在委屈难堪。初出茅庐，血气方刚，即便将来是天下英雄、剑客奇才，可事业刚起步，便不巧遇上挫折，真有不能忍受之重！
2009年11月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关于北大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的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和各方的强烈反响。本来，医院应该站出来，主动承担这种责任，坦诚地面对社会的质问和司法判决，这也是为了年青医生更好的成长。
匪夷所思的是，北大第一医院竟然在新闻播出后的第二天，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委员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义，发表了一个书面回应，人民网为此还加了“编者按”。声明全文如下：
11月3日21时许，中央电视台2频道（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之“半小时观察”栏目播出了一档题为《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的节目，次日，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其中多次提到我院“非法行医”，其报道内容失实、断章取义，极其严重地毁坏了我院的名誉，并在社会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令全院教职员工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
该节目以我院2006年发生的一起目前正在审理的医疗案件为由，对我院进行暗访调查。死者熊卓为系我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研究员，因腰椎滑脱在我院骨科住院诊治，由骨科主任李淳德教授主刀成功实施了手术，但术后发生了肺栓塞并发症，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重症监护室死亡。肺栓塞乃骨科术后卧床可能发生的致死性的并发症之一，而手术本身的成功不能否认。
在熊卓为发生肺栓塞后，我院立刻调集人员全力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至于是否应预防性使用低分子肝素等说法，目前在骨科学界尚存在争议，且非诊疗指南的必要内容。
新闻记者并非骨科专家，却公然使用“治死”作为主标题内容耸人听闻，有悖于记者的职业道德！
此外，节目中多次出现“非法行医”或“无证行医”等词汇，亦非属实报道。为熊卓为施行手术的主治大夫李淳德系我院骨科主任，是医院的注册医师，其他相关医师亦不存在“非法行医”的情况，本案涉及的住院医师于峥嵘亦已取得医师资格。根据卫生部对甘肃省卫生厅的“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7］185号）：“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于峥嵘医师当时已经取得《医师资格证书》，所以并不是非法行医，并且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从未得到“非法行医”的判定结论。这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已经有了裁定。
该节目在本案二审的两天前播出，在宣判前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将有可能干涉司法，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反映出个别新闻工作者丧失职业道德的现况。我院强烈谴责这种危害社会和谐的无耻行径，呼吁主流媒体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院是北京大学的首家综合性教学医院，承担着培养我国医学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任务，院内有很多医学的研究生跟随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师学习并参加住院医师培训，研究生不同于普通的医学生，他们都已经取得医学学士学位并正在接受正规的住院医师培训。急诊的刘希高医师已经本科毕业，取得医学学士学位，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正规医学专业学历毕业生试用期间的医疗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的批复”（卫办医发［2002］58号）：“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学历的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内试用，可以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刘希高在急诊值班按照医院规定是有上级医师指导的，并不属于非法行医。暗访中违反医院规定未请示上级医师而擅自开具处方乃其个人行为，没有代表性，我院已按规定处理，目前正在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在深入了解实情的过程中从刘希高口中得知，在当日暗访时，乔装成病人的记者在提问中存在故意引导答案的嫌疑！其后暗访的即将参加手术的医生也并非主刀医师，以助手身份学习合情合法。
央视记者庄严通过暗访针孔摄像的方式进行不实报道，这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呼吁主流媒体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维护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不能进行失实的断章取义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委员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
在同一个事实的两侧，人们听到了另一套语言，另一种说词。这是又一声“雷语”，风鸣雷吼，令人心惊。
第一，本来新闻报道的是一起医疗事故、医疗纠纷，是业务和行政上的问题。你用“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委员会”发文干什么？中央电视台的党组织为中央直属机关，其在报道中也没有用“中国共产党中央电视台委员会”，或者央视某套节目党支部，新闻内容也没有一句涉及北大医院的党组织。党务与行政要分开，党要管党。如果对医院的业务问题，对所有医疗纠纷，对社会的质疑和媒体的批评，都要拉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实在有“滥用”之嫌，而且有损党的形象。
这与时下一些官员面对媒体批评时，频频发出“你是替老百姓说话，还是为党说话！”责问记者“是不是党员？”之类虚张声势的“雷语”，如出一辙。
其次，这份声明认为报道严重失实，对“公然使用‘治死’作为主标题内容耸人听闻”，感到特别“愤慨”。确实，“新闻记者并非骨科专家”，但对于常识的判断，大抵并不需要“骨科专家”。熊教授治好了吗？治活了吗？没有。
所以，“治死”是不那么委婉，是难听了点，但却是个基本事实，无须回避。而且，一个人“腰椎出现轻度滑脱”，不做手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也是事实。如果医院事先告诉患者，动这个手术有很大生命危险，或者你不适合动手术，病人肯定会放弃手术治疗，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至于，北大医院大谈骨科主任李淳德如何进行了“成功的手术”，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从完整的概念来理解，手术包括了术前的检查、判断，是否适合手术，以及术后的护理等，是一个完整的治疗过程，而不只是躺在手术台上“动刀”的几个小时。病重风险大，而病轻风险小。用常识来判断，“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可以不动手术，即使手术的话，其生命风险也是极小，概率几乎趋于零！
一个不大的手术，最后连命都没了，这还不算事故吗？还能说手术非常成功么？病和命能彻底分开吗？院方一些人为什么要多处涂改病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一位参加过熊教授追悼会的人说：“在简单的追悼会上，王教授泣不成声，现场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之动容。在我的印象中，王教授因此备受打击，甚至一蹶不振。他当时表示，一定要为自己的太太讨回公道，只不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方式。一个医疗事故的背后，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对我而言，除了对朋友不幸的愤怒和对逝者的哀悼之外，更多的是对北大第一医院的品牌，乃至整个医疗品牌的扼腕叹息。”“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不希望某一日同样的遭遇降临于自己头上，当迎来同样一个糟糕结局时，北大医生们只知利益的追逐而放弃良知，那些站在耀眼的品牌光环下的人们，忘记前人的辛劳，视品牌如粪土。”
真诚和坦诚永远比表演更难。真是使北大蒙羞，令医院蒙羞。怎么医院的管理者连一点自省都没有，连一点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呢？
央视记者大概与死去病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关系。北大医院声明中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如果把“个别新闻工作者”换一换那就更好了，即：“反映出个别……丧失职业道德的现况。……强烈谴责这种危害社会和谐的无耻行径，呼吁主流媒体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孔子说“行已知耻”。一年一年地，“无耻”见得多了。
如果设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奖的话，应该给央视等媒体呢，还是奖给北大第一医院的管理者？
一般地说，发生医疗事故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成三个方面：一是医护人员的责任心问题；二是诊疗水平问题；三是医院的管理问题。如果对照这“三项基本原则”，人们就不难发现“北大医院治死北大教授”的原因所在了。
幸亏熊卓为和王建国都是北大教授，还是自家门庭，可以反向冲出，不管多么荒唐，真相还能“半白”于天下。对普通的民众来说，投诉无门，医患纠纷所引发的暴力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因素。
050 卫生部的“公共形象危机”
《科学传播蓝皮书》的编委会，由原国务委员宋健、卫生部长陈竺等任顾问，所以此书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9》中说，北京市民的电话调查表明，卫生部的知名度高达97%，美誉度只有3.2%。“在14个被调查的政府机构中，卫生部知名度很高，但美誉度较低，处于不太理想，甚至有些公共形象危机的状态。”“学历越高，对卫生部的知晓度越高，但对其美誉度的评价越低。”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认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公关状态，因为知名度高表明随着科学知识掌握水平的上升，确实对卫生部更加了解；而美誉度下降则表明，越是能够基于其自身具备的科学知识，进行理性的判断，对卫生部的行为表现越加不满。”
这份报告还进一步分析说，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论坛，2008年度有关卫生部的正面新闻比例低于平均水平，负面新闻则高于平均水平。“天涯杂谈”上，卫生部负面信息所占比例达45.1%，而正面信息只有10.5%，低于被调查的18个政府机构的平均水平。“关于卫生部的负面信息主要集中于医疗改革尤其是农村医改的质疑上。另外，医患关系相关信息也以负面倾向为主，如‘丈夫不签字致孕妇死亡’、‘武汉某医院及某三甲医院致病人死亡’。医患关系虽然与卫生部无直接关系，但人们剖析原因时会牵涉到与卫生部有关的医疗制度、医患纠纷解决制度等问题。此外，关于‘以药养医’不合理制度及‘中医的科学性与推广’讨论的问题，也是‘天涯杂谈’的焦点话题，网民在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往往会将矛头指向卫生部，形成对卫生部不利的负面信息。”（《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不幸，这种“公共形象危机状态”并没有改变，反而在处理医患纠纷等问题中，一再得到证明。
在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通报了南京儿童医院患儿死亡事件处理，其发言人说，原因是有关人员“责任心不强”——难道这是“责任心”强不强的问题吗？这也太轻描淡写了。
至少应该是没有责任心，是责任心缺失所造成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对生命的冷漠都是“有责任心”的话，再强，还能强到什么地方去！
对于中央电视台“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的报道，2009年1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对央视‘非法行医’的报道感到遗憾，希望卫生部和媒体在以后重点选题策划方面多进行沟通，避免出现这样不必要的错误”。同时他也呼吁，为了每一个医生的成长，患者应该理解、关心、支持这些临床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
虽然已经掠耳消逝，我还是暗暗惊愕，怎么连同情、理解的伪装都没有？
依然是辩误与解答的时代，怀着某种复杂的心绪和异议的冲动，人们即使面对无法移开的大山，也必须说出自己的真话。
正因为曾经长期在新华社工作，而且分管过教科文卫的报道，我对新闻用词也特别敏感。我感到一种话语的压迫。这种感觉是新闻学院，或者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上教不出来的。于是，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讲话，也多了一份“遗憾”。
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熊卓为死于2006年初，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沉寂。她的丈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为之四处奔走，直到今天，通过媒体才为世人所知。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称自己是学医的。那么他更应该知道熊教授的死，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可她却不幸死了，这里有没有“不必要的错误”？
这些春节期间值班的学生，为什么临床带教的“上级医生”一直没有露面过，而且一个也没有在病历、病嘱甚至死亡总结上签过字，这里有没有“不必要的错误”？
事后，院方有人多处涂改病历，这种活动也没有“不必要的错误”吗？卫生部发言人对央视的不够准确的用词感到特别遗憾，而对本应该活着的生命不幸离去，不知是否还有一点“遗憾”？
是的是的。
“患者应该理解、关心、支持这些医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卫生部发言人说。
呼吁谁呢？呼吁熊卓为教授吗？
很可惜，斯人已矣，黄泉路上，平生涕泪都飘尽。她已经瞑目，听不到新闻发言人的大声呼吁了！她把崇高的感情和信条，应用到了自己服务的事业和医院上，直至献出了生命，难道还理解支持得不够？可惜教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什么呢？
因为北大医院已经坚称，他们不管手术、术后护理治疗、抢救等都并无任何过错闪失。那么，除了熊教授“自找”、“该死”等等，还能有别的解释吗？这不是卫生行政监管部门的“公共形象危机”，还是什么？！
卫生部门对这类事情的处理，从整体上说，往往失去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旧事惊心，长途望眼。媒体有一篇评论写得好：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严密的利益链条和处事流程。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体和利益取向，当普通患者遭遇医疗事故之后，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家医院，而是一个从下至上的互为偏袒的庞大“医疗霸王”。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这样一个抛弃责任、漠视生命的医疗体系盘根生固之后，其最直接结果就是医疗水平的降低，以及对重大医疗事故的拼命压制。
051 左右不分的手术
沉重题话题结束之后，还有个轻松甚至有些幽默的“故事”值得一写——因为这起医疗事故并没有使人丧命。很遗憾，卫生部门和媒体又没有沟通好，又把它捅了出来，使大家开心了好几天。
《楚天都市报》率先报道，湖北咸宁市通城县84岁高龄的赵荣彬，右腿不慎摔伤骨折住进医院，医生在手术时竟然将手术刀挥向好端端的左腿，并在左腿拧进85毫米的鹅头钉，植入了一块价值5000元的钛合金钢板。
2009年11月，赵荣彬老汉在家不慎摔伤右腿，次日被送到了通城县中医医院。经检查，老汉被确诊为“右股骨粗隆间骨折”。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医院对赵荣彬做了牵引等治疗。7天后，又为老人进行手术，在患部植入钢板以作固定。
11月17日上午，赵荣彬被推入手术室，历经2个多小时的手术后回到病房。按照院方的治疗方案，老人的右腿骨折处被植入一块5000多元的钛合金钢板以作固定。因为手术打了麻药，老人局部失去知觉，自然不知道医生们在他原本完好的左腿上挥刀。
术后，赵荣彬的儿子赵昌年感觉不对劲，父亲明明是右腿骨折，但右腿没有任何进行过手术的迹象，反而是原本健康的左腿却被打上了厚厚的石膏绷带等物。赵昌年迅速与院方交涉，一个让他几乎不能相信的结论是：医院动错了手术，将原本应植入右腿骨折处的钢板植入了左腿同一部位。
由院方提交的赵荣彬手术记录显示：术前诊断为“右股骨粗隆间骨折”，手术名称为“骨折开放复位内固定术”。参加手术的共有主刀大夫、助手、器械师、麻醉师等5人。手术记录上还看到如下描述：“一开始即将左侧股骨粗隆（健侧）误当成患侧，行左下肢牵引复位……”记录还记载，手术中，主刀医生见左股骨粗隆形态非常正常，还进行X光片对比，遗憾的是：医生误以为是此前的牵引等复位效果十分理想，并有“至返回病房时方发现错误将左股骨粗隆当成患肢做了手术”等描述。
老人被急急送往武汉。84岁高龄的赵荣彬可能还要经历两场手术，取出左腿钢板，在右腿植入钢板。年事已高的他能否承受得起这几场手术的折腾？
2009年11月23日，央视记者费了不少周折，在武汉协和医院找到了准备再次动手术的赵荣彬老人。他在病床上接受了采访，有气无力地对着镜头，伤心地说：“我本来不想手术，上点药算了。一手术麻烦就来了。”
中医本来擅长于骨科伤科，为什么非要动手术，而且“一手术麻烦就来了”呢？比如，那5000元的钛合金钢板背后，有没有利益的驱动呢？
这家医院的骨科主任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一再声称，对老人诊断、治疗和决定手术的方案，直到进手术室前都是正确的，只是管床医生笔误，把右腿写成了左腿。而管床医生则说，他虽有责任，但病人哪条腿骨折，主刀医生对病况应该是了解的。主刀医生李某告诉记者，确实是手术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导致患者被“开错了刀”，院方将承担相应责任。记者追问为什么拿左脚开刀，则称无法解释。
这件事见报后，网民们一时热议：
“北京的医生治死老师，通县医生硬是将左腿当右腿治，我爱死这些医生了，真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典范！”
“没有将好腿锯掉就不错了，现在的社会呈现的是大多数人没有责任心，不知为什么，值得反思。”
有的网民则比较刻薄：“此医生乃旷世奇才，擅长移花接木、颠倒黑白、本末倒置之绝技，应委以重任。建议委以卫生部门首席新闻发言人，可免广大网友之质疑，还医疗事故真相大白于天下，省去二次声明更正之繁琐，岂不善哉？”
“不知道现在的医生都是怎么了。要么是明明小病给你夸张成多严重，开一堆单子查这查那，再开一堆没用的药花一大笔钱；要么就是明明很严重却坐视不理闹出人命；再不就是犯这种低级错误！没有医术也没有医德！”
“记得96年的高考作文就是这个题材，结果现实中看见原型了！”
医生“左右不分”也不是孤例。
几乎同时，又爆出一例，在湖北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左侧腹股沟疝气患者，主刀医生、助手、麻醉师一行进入手术室后，却在右侧开个口子，进行了疝气手术。而且，与通县中医院的医生相比，该手术主刀医生表现更加恶劣，偷偷涂改病历，多处将“左”涂改成“右”，企图掩饰过错，以表明患者不但左侧有疝气，而右侧亦有。无奈病人白挨了一刀后，过一段时间还要“再来做左侧腹股沟疝气手术”。（《湖北再现“左右不分”医疗事故》，《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2月1日）
052 “高薪养医”是否可以杜绝不正之风？
2009年春天的“两会”期间，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谈到医改时表示：“医生的社会地位要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是在人格上，也是在收入上。”
陈竺说，要提高全国医生的积极性，让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尊重，应该把医生和教师放到一样的社会地位上去对待。
数位一同赴京参加“两会”的卫生界委员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看病不能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了医疗资源拥挤。”某大城市一位任医院院长的政协委员，还列举了医生的待遇如何低，年青的医生每月收入不足两千元，还经常要加班等。作为卫生部长和代表卫生界利益权益的委员们，站在公立医院和医生一边“维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卫生部长不为医生说话为谁说话？
政协委员们关于国内医疗卫生界现状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网民们更对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下里巴人们隔山喊话，隔山叫阵，可见认知有多大的差异，多大的隔膜。
有网友说，大多数病人都希望医生能医治好自己的病，因此对医生非常尊重，但一些医生“不尊重生命”的情况实在让人寒心。也有网友认为，“老百姓目前真正不满意的事情是看病‘贵’，如果说对看病‘难’也有所抱怨的话，也是由看病‘贵’派生出来的。如果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了，看病‘难’自然也不在话下了。”
不久，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2009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仅7.44%医生认为执业环境良好，44.8%想放弃医师执业资格，91.9%认为自己付出与报酬不相符，超过一半则认为自己的收入差于教师，62.4%医师不愿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然而，舆论对此却近乎截然相反。虽有对医生表示理解甚至同情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声音认为数据不可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医生们“不知足”和矫情，有人认为调查回避了医生的“灰色收入”，甚至还有评论认为在新医改启动的大背景下，公布如此调查数据“动机不纯”。（《医生的抱怨，是“不知足”还是真受气》，《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4月28日）
其实“高薪养医”的呼声在医改中一直没有断过，且形成了“雄壮”的交响曲。
北大专家李玲说，“在医生问题上，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障医生有仁心、仁术，保障医生的良好待遇，给予他们良好的发展前途和正确的正反馈激励机制，因为医疗本身就是一种良心职业，应当抑制其中的商业化、趋利化倾向。我们为什么主张医疗要回归公益性？就是因为医疗服务本身具有趋利性，应以公益性来制约单纯对利益的追求。医改为什么这样难，这和整个社会改革是有关的。……我一贯赞成钱要投入医生身上，向医生提供良好的待遇和事业发展平台，当然还要有好的监督机制，以让医生将患者视为一家人一般，为他们看病。”（《激辩新医改》，《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15日）
李教授提出的，其实了无新意，就是国家应该“高薪养医”。
其实，早就有人提出对官员应“高薪养廉”，可以防止腐败。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的说法，引起了社会上一片骂声。
不法官员疯狂敛财，是因为贫穷吗？看到一些贪官贪婪的程度，收受贿赂并非出于生计，终于感到“高薪养廉”之不可行。对于欲望来说，会有“撑了”不想要的时候吗？
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有人把这个行业收入差距特别巨大的群体，按实际收入（包括灰色收入）分成若干个等级。第一个层次是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牛皮大佬级”。北京一些名医院的医生，年实际收入百万元也不是少数。有位在著名医院外科的年青医生，自己披露年收入就达200万元左右。
第二个层次是年收入20万至50万元的，主要是脑外科医师，做心导管的教授，做肿瘤手术的主任医师，做关节镜人工关节的骨科医师，做前列腺电切割的泌外科医师等。当然更多的是心很黑的科主任一级，还有小医院的院长。估计全国有数万人。
第三个层次年收入10万至20万元之间。这是大多数，一般是科室主任、主任医师、医学教授等。城市中三甲医院的普外、妇产、麻醉、眼科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基本上都可列入这个行列。有业内人士估计人数当在数十万。主任医师相当于教授或高工，如果没有处方提成回扣等，收入也不是很高。
医院内低收入工作者也不少。如护士、中医科、病理科、麻醉科、康复科、检验科等，基本没有人送红包。不过，也有一些办法，如检验科主任可吃试剂的回扣，就是血糖仪的试纸，每次也有提成。于是，在一些医院，病人一旦住院，血糖的测试不断，即使不是糖尿病人，餐前餐后，没完没了，一天可以三四次，甚至五六次。
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农村医务人员，收入微薄，每月仅在千元上下，或只有几百元补助。
“高薪养医”于是遇到了难题。
低收入的可以提上去，但几十万、数百万元的高收入者，愿不愿减少收入，上去了要降下来那么容易么？没有职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浅浅的一湾水，你能养得住吗？钱就能保证有良好的医风医德？
能直接拿到回扣、处方费的，也不是一般的医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医生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薪酬高低，通常是通过服务来获得的。有些国家公立医院聘用的医生，同时在私立专科医院或诊所上班。政府财政要补贴和保障的，是公立医院的护士和护理队伍，他们是公立医院中最稳定的因素。即使是基层和乡村医生，政府也通常通过购买服务来保障医务人员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李玲说，“让医生将患者视为一家人一般，为他们看病”，一家人是什么概念？太理想化了，富有的医生与贫困付不起药费的老百姓，能是一家人吗？冰与雪，周旋久。伤病囊空，母老家贫子幼，医患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我想视病人如亲人的医生肯定有，但也不会太多。
读到这里的时候，读者应该大致清楚了。药品或医疗器械、耗材的回扣或提成，在医疗服务上有两个环节，一是医院药品或耗材的销售加成，药品平均为零售40%。第二个环节是医生个人处方提成，外带耗材回扣。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科室创收。
医院的药品销售加成，虽然与医务人员的收入相关，但还不那么具体。但后者已经直接落实到每个医生、每一张处方、每一种药品、每一张检查化验单开具，落实到每一例手术所使用的耗材和器械，都能在在转化为现金收入——转化为买房买车的钱。现在，医药代表已经采取“全场紧逼”、人盯人的办法，盯牢了处方医生，往往无处逃遁。
就像销售人员收入直接与销售业绩挂钩，推销出一瓶进口的化妆品提多少钱，卖一双名牌皮鞋提多少钱；大处方和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这是推动农村和城市医疗费用快速上升的根本原因。
记得岁末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跨国医药公司的高管问我，你对医改的前景怎么看？
我说，不容乐观，或者说，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他说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说，只改药不改医是没有希望的。现在，处方提成、手术耗材提成、检查提成对医疗卫生队伍的危害影响至深至巨，或者说，从根子上浸染和腐蚀着这棵大树。
花开了燕子忙，正是一年好春光。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兴奋地说，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实行零加价，即100元的药过去要卖115元，现在100元就可以买到了！
无需掩耳，改革也不是随意找“卖点”，空给老百姓吃“定心丸”。天下人都知道了，即使是乡镇卫生院，药品加成也远不止15%。根据国研室的一个调查，实际加成一般在40%—60%。这可能还不包括医生的处方提成。
如果政府财政按基本药物销售额的15%给医疗机构补助，够吗？会不会出现明里拿政府15%的补助，暗中又拿医药公司的回扣呢？
晚上在南京客宿写完这一节。夜雨初停，即在朋友陪同下，驱车到镇江北固山。站在北固亭边，怅望着近岸的青草与远处的长江，忽然想起清人的小令《北固山题壁》：“青天欲放江流去，青山欲截江流住。侬也替江愁，山山不断头。”
053 医生要不要多点执业？
中央在深化医改的意见中提出：“稳步推进医务人员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纵向和横向流动，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前两句“流动”已经说过多年，其意适合于所有行业职业的人才，也适合党政机关。话是好话，可原则性强，操作性差。任何人员的自然流动，都有其合理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有改革新意的是“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就这么点“研究探索”，北大李玲教授立即表示反对。
她说，“国外为什么那么多多点行医的情况？因为国外人少，国家不负责供养医生，而是让医生自己在社会上寻找各种行医的机会。而在中国，我们的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到晚都极其忙碌，医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排队，我们怎么能让医生像美国那样四处行医呢？而且中国有人口效应。我们的公立医院为什么这些年来能发展，就是靠量的投入。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医院绝对超英赶美，恰恰走出了中国的模式。”
作为一个学者，李玲在学术上的做派并不实在，她偷换了许多概念。
中国人多，在城市大医院看病的人多，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8年，中国每万人拥有执业医师15.8人，卫生床位数28.5张，在城市这个数字更高。这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也并不太多。
如果有的医院医生“一天到晚都极其忙碌”，那么肯定有门可罗雀的小医院，有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的医生。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问题了，也是卫生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医改恰恰需要解放医生的生产力，把医生从固定在一处坐等病人，向多点“行医”转变，绝不会得出不能多点执业的结论。
行医行医，医恰恰在于行。
如果在综合医院太忙，医生的聘用制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有按年，也可以按服务时间聘用。为什么不能每周在大医院“极其忙碌”地工作三天，到社区诊所相对悠闲地工作一二天，甚至到专科医院高报酬地从事高端服务呢？
在英国考察卫生体制时我了解到，英国公立医院的一些医生，平均每周在公立医院中工作时间超过70%，而收入只占本人总收入的30%；而在私立医院正好相反，工作时间30%，收入70%。
我问，为什么公立医院收入低还要在这里工作呢？他们说，这些公立医院往往都是知名的大医院，或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这些医院中就是“放一张桌子”也不容易，有的医生甚至不领工资也愿意。试想一下，如果是剑桥大学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样的身价？一些私立医院聘请专家，一小时工资200英镑！
事实上的“多点执业”早就存在。
我国卫生资源多集中在城市，其中优质资源又多集中在大医院，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差距不断扩大。对卫生资源结构和布局，卫生行政部门调控乏力。
如同改革开放之初的“星期六工程师”，如同纷纷“走穴”的明星和艺人，城市大医院的名医们利用节假日，飞来飞去，车接车送，到外地会诊、手术的不少。还有一些大医院，与地方联合或单独设立分院与诊所，医生定期去那里出诊。与其如此，何不网开一面？
如果要求每个医生天天上班，医院多数付不起一二千元的日薪，如每周聘用两三天，即使请一流的专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从小学开始，几十年中，每次填表格，在家庭出身这一栏里，我填的都是“自由职业”。
这是祖父土改时的成分。祖父生于1900年，曾祖父晚清曾在陕西乾州任幕府，回乡后创办蒙学，祖父是学生。祖父二十多岁时即为县立中学最早的国文教员，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学执教。他医术精湛，业余时间常为人看病，三四十年代曾任县国医工会会长。
家里无田无地，日子过得困窘，怎么会是自由职业？
我疑问了很久，后来才渐渐明白。如果单是教员的话，土改时成分可划为职员。虽然不开诊所，只因为祖父是当地名医，业余为人看病，出身便划归于医生律师一类个体执业者。
在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个成分，大抵劣于城市工人和贫民，甚至不如小商小贩职员，曾使我很不爽，感到“矮人一头”。
在我的记忆中，老家有两间书房，放满古籍和医书。祖父是书法家，一间窗下有个特制的大书桌，上面摆着砚台、毛笔和碑帖，晚年抄医案医书成了乐趣。而客厅则兼诊室，常有人来治病。祖父处方上的字，县城中的药店都认得，从未遇到过麻烦。
他给人看病不收钱，就像他给商场公园亭台题写店名楹联一样，只要带一叠纸、两瓶墨汁即可。在院子的屋前屋后，他种了好多中草药，像天冬麦冬三七淮山菊花，也自己配制一些膏药和药品。后间还有一张“客床”，农村来的病人当日回不去，就留住几日。记得有一次来诊治的病人可能是得了狂犬病，住在家里时，夜里常大喊大叫，把我们吓得够呛。1959年后的困难时期，常有农村来的人，带一个南瓜，拎几斤红薯来请祖父治病。这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极困难的日子。
日前，收到两位老教授的来信。一位谈及祖父曾送给他《初拓张猛龙碑》，惜没于“文革”抄家。另一位是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他是祖父的学生，说祖父在国学上可算一个名家，记得班上一个同学考上大学中文系时，曾亲自制了枚印章送与。
我惊异于那一代人爱好与职业上的自由——原来，医生不仅能“多点执点”，还可以“业余”、“兼职”。
我也惊异于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心灵和学术上达到的高度。
自由的医生，后来隶属于一个个医院，执业上也真的不自由了。
054 业界的生态更值得关注
2009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发布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30年间共有30篇作品获奖。其中有一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重点选题推出的《一个医生的救赎》，这是作者在《天使在作战》、《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基础上，据说经过深入采访而写成的。
我没有看过这两本书。我倒想起一本写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长篇报告文学”《末路疯狂》。这两本《疯狂》的书分别写医界与药界，一个普通医生和一个政府高官的报告文学，题目为何如此相似呢？
文学轰动效应早已失去了，不管用什么耸人听闻的题目。
一个评论者认为，“救赎”并不意指拯救病人的生命，而是表示拯救灵魂生了病的医界，赎回医生本应有的仁爱与良心。评论者还创造了一个词来赞扬，称之为“刚性写作”。如是，则应该还有“软性写作”或付费写作，类似于给企业家写传记，或官方宣传部门、文联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
“刚性写作”的“底气”，大抵是来自于图书市场，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
事实上，不管作者怎样富有社会责任感，作品如何“抵达一个独到的主题高度”，描绘了当前医生们的真实情况，或者说一个严峻的侧面，在医界却几乎无人喝彩。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报告文学的主人公陈晓兰，在与医院中的不正之风奋斗了多年之后，其处境和命运，事实上并没有很大的改观。
真正关注的是人，是普通的医务人员。
陈晓兰原是上海虹口区一个地段医院的医生。
在大医院林立、教授专家如云的大上海，陈晓兰没有什么名气。作为理疗科的医生，她的“离经叛道”，始于反对一种“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这是一种与输液配套的医疗器械，俗称“激光针”。有病人反映，打这种针很疼，打了“直打哆嗦”。她是个很认真的，发现仪器上有一行小字“ZWG-B2型”。陈晓兰知道ZWG是“紫外光”。根据说明，病人输液时，瓶中液体在充气氧经仪器发出的紫外光照射后再输入体内，可以提高药效，有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是许多药物是要防氧化并避光的，怎么能进行充氧和光照呢？
她忍不住告诉病人，不要打这种针。
当时，医院已把打这种高收费的针作为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陈晓兰第二天就被领导喊去，批评了一顿。她不服，说紫外光不是激光。领导说，“这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发明的，你比教授还厉害？”
陈晓兰不解，去上海医科大学，想问问这个教授。谁知人事处告诉她，上海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都没有陆应石这个人。
于是，她找区政府和区卫生局，后来又找上海药监局反映情况。在她的坚持努力下，1998年6月，上海药监局通知要求广中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陈晓兰发现其他医院仍在大量使用，又继续反映。1999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和医药管理局最终通知禁止使用“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陈晓兰却因举报伪劣医疗器械，减少了医院的收入，陷入了无休止的困窘之中。她所在的广中医院，先是撤销了理疗科，接着安排她去“脱产学习”，然后称她是自动离职，用各种办法将她赶出了医院。
在上海市领导的过问下，2000年，陈晓兰被补发工资资金，调到上海闸北彭浦地段医院工作。她想接受教训，好好工作，不管其他事情了。谁知医院中虚假的医疗器械如此层出不穷，都在骗患者的钱，而且“治疗”的结果都不好，使她平静下来的心，又受到震动。
不久，她碰到了一种名叫“鼻激光”的器械骗局，还有“鼻激光”的变种“光纤针”——虚假的医疗器械总是用最先进流行的科技名词进行包装，使普通的患者如坠五里雾中，医生与制造商用此来故意误导不知情的患者。
“静舒氧”据说是一种“往静脉里充氧气，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医疗器械。陈晓兰认为，按常识，氧气是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的，直接一次性输入静脉少量氧气，不可能提高血氧的饱和度。这些很悬乎的“新技术”，和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使陈晓兰心疼。她欲罢不能，又一次走上了医疗器械打假揭假的道路，甚至扮作患者，和记者一起，去体验和接受那些伪劣虚假器械的“治疗”。她成了一个真正勇敢的战士，却并不是在救死扶伤的战线上。
从2004年10开始揭发“静舒氧”，到2005年10月11日国家药监局发出文件进行查处，她奋斗了整整一年。这几年来，经她检举揭发而查处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有七八种之多。但她却被环境逼得几乎无路可走，只好提前离开工作岗位退休。
本来，这是医院、广大医务人员和药监局等医药行政管理部门的共同职责，怎么会成了“一个人的战斗”？
医院和制造商，每每因那种常人读不懂的暗中的“利益枢纽”，织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在的网，令人窒息。那层层叠叠海潮般利益的涌动，使许多常在海边走的“弄潮儿”被席卷而去，或者说，在环境的催迫变化中调适了自我，也调整了医患关系。真的无法理解，人性的贪欲和人道的使命，怎么在渐渐与社会“隔绝”的“业内”，变得一天天和谐起来？
医院中不正之风的蔓延，似乎并没有影响广大医护人员在非典或者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战士一般奋起，忘我工作与无私奉献。这真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
好在现在并不是火红年代，也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只好这样解释：英雄的吃饭走路睡觉，也不总是雄赳赳气昂昂，可能也跟常人无异，从整体而言，只是“有缺点的战士”。但这些可能普遍存在的缺点，不应夸大，更不应该忽视。
2006年4月5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出人意料地到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投案自首。
原来，广东省疾控中心内部人员实名举报了这位非典时期的英雄。在被广州市纪委“双规”后，罗耀星自知在劫难逃，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主动前去投案。
罗耀星在抗非典中立过三等功。
而他却在药品招投标和采购中捞取了上千万元不义之财。
罗耀星最初把赃款放在密码箱里，后来放不下了，就放在他母亲家，再后来，干脆专门租了房子来放赃款。当办案人员来到新鸿花园A幢808房，掀开主卧室的床板时，目瞪口呆：1200万元人民币一捆一捆的，起出后竟堆放了半个客厅。因为放得太久了，这些钱有的已经发霉！
据说到案发时，罗耀星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贪污了多少钱。他没有细数过，收钱真的收到了手发软。他说：“经销商在推销疫苗时就把钱给我，我自己收的钱也不知道有多少，也没算，收到后来已经麻木了。”
广州中院认为，被告人罗耀星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数额巨大，达1118.5万元，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罗耀星自首，且能主动退清全部赃款，所以被轻判为无期徒刑。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自首，他可能保不住性命。
受贿是因为手中的权力。早在2000年，广东省卫生厅规定，为了对进入广东各市、县医疗机构的疫苗严格把关，以保证疫苗质量，所有的厂商不能对各地防疫站直接销售，而是必须采用“各基层防疫站向上订购，广东省疾控中心统一进行采购”的方式。没有想到，为遏止分散腐败，最后演变成了“集中腐败”。
2006年8月《信息时报》报道：“今年7月，省疾控中心爆出惊天大案。广东省纪委公布，罗耀星和免疫规划所疫苗组原组长蔡汉港等7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多家疫苗供应商所送的贿赂达1447.9万元。”
罗耀星并非是个例。腐败也自有后来人。
2年后，广东疾控中心的免疫规划所因为负责全省疫苗等计免药品的配送工作，疫苗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再次产生窝案。这一次，主犯是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一把手邓峰和分管免疫规划所的中心副主任骆雄才。
邓、骆二人涉嫌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收受采购设备和疫苗的回扣，涉案的具体金额巨大。二人被“双规”的时间，距离2006年4月罗耀星被刑事拘留、批捕，正好是2年。
与罗耀星一样，邓峰、骆雄才因抗非典贡献突出，曾被广东省委、省政府分别记一等功和二等功，还获国家领导人接见。据说，以此为题材的雕塑，作为广东抗非典纪念碑的主体，仍矗立在雕塑公园内——要不要再立一个“落马碑”，以诫后来的堕落者？
医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有崇高的地位。可一些亲历的事情，实在让我生疑。
写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医院开药。因血压高，要长期吃点药。一个老医生，头发花白，神态慈祥，说话也已经不太利索。他从电脑里调出病历后，开了一些常吃的药，然后问我，你的肝脏怎样。我说体检时转氨酶不高。
他说给你开一点保肝的药吧！我说好，并说了几种过去该医院的药，像“东宝肝泰”、“水飞蓟”，现在不常吃了。我说出一种医生用过的药时，老医生说，这药不行。我再说一种，他立即说，那药不管用。他慈祥地说，我给你开一种效果更好的药。拉开抽屉，看了一会，全神贯注地看看键盘，又抬头盯着电脑屏幕，想了好一会，打了几个字。他待药方打印出后，收拢，递给我说，去交费吧。
我取药时，发现这种药有整整20盒，大大超出惯常每次处方一个月的用药量，价格600多元，我这才怀疑为什么竭力向我推荐此药。回家后一看盒子上的说明，吃了一惊，这药是高血压禁用的，根本不能吃——在医院看病时，我已经先让老医生开了降压药，难道他连这也不知道么？
一个月后，我再去医院开药。我说上次开了哪些药。一个年青的医生感到惊讶，他从电脑中调出了病历的药方，问：是不是那个年纪老的医生开的？我答是。他奇怪地动了动嘴角，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倒不是心疼钱，药费虽能报销，毕竟是浪费啊，心里很不爽。难道连这看似德高望重的老医生，也掖着藏着什么吗？
055 王争艳：“小处方”的证明
现在不是没有低价药物，而导致药价不断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医生的处方基本不开有效的基本药物和低价药，而用大处方和重复检查化验。对这一切，卫生行政部门不管不问，尽做表面文章，宣称“招标价降低了多少”。卫生部门发言人在2010年一季度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药品招标价格安徽平均降幅41.32%，江苏平均47.7%，湖南是53%。（《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半年落实几何》，新华社《北京参考》2010年3月4日）
如果此言属实，药价降一半，就医的群众最麻木也能够感受到不贵了，那还有什么不满的呢？
问题是多数群众并没有感受到如此明显的“缓解”，反而是药价上涨。那只有一种解释，医生不开或少开，医院不用或少用有效而廉价的基本药物。因此，可以说，药价既存在“虚高”，是不是同样也有“虚降”呢？
我们再看一看王争艳医生和她的“小处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症结。
2009年9月25日，经过36000多市民无记名投票，55岁的武汉市汉口金桥社区卫生中心医生王争艳出人意外地在2万多名武汉医生中，被评为30名“江城好医生”中的一位。
这个在当年底就满55岁的女医生，即将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她挚爱的医疗服务岗位了。感谢当地媒体的记者，从市民的投票中发现了新闻线索，继而通过十多次明察暗访，发现了王争艳医生平凡中的伟大，并把这种伟大归结为“小处方”——处方的大小，首先不是表现在药物种类的多少，而是药价的高低上。
在大处方、高价药充斥的年代，从医25年的女医生王争艳，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而随机抽样发现，过去两年中平均每张处方50多元。她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这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王争艳不是一个乡村医生。她在洪湖市长大，父亲是南下军医，母亲是护士，在手术室工作。母亲是O型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常在抢救中为手术台上的病人献血。这在王争艳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王争艳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在武汉市汉口医院（原汉口铁路医院）开始了医生生涯。做了11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后，又到医院下设的四个门诊站点担任全科医生，最后成为一名社区医生。
可以说，她从医的经历并不“辉煌”，实际上是不断“下沉”、被“边缘化”的过程。王争艳的母校同济医科大学，是全国有名的医科学府。她的同学如今多数成了各大医院顶梁柱。与她一同分到汉口医院的三名同学，一名高飞，一名南下，一名已是科主任；只有她，成了一个基层的社区医生。
25年来，王争艳只有这么一个心得：能治好病，仅是合格的医生，能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才是好医生。
青霉素疗效确切，价格低廉。上个世纪50年代，青霉素等在华北制药厂研制成功，才打破了西方对新中国医药上的封锁和禁运，大大降低了药价。时过境迁，现在医疗机构滥用抗生素已十分普遍，青霉素等低价药在许多城市医院中已经弃之不用，而价格昂贵的第三代抗生素更为一些医生所青睐。可王争艳还经常使用青霉素等基本药物，因此，她又被一些病人亲切地称为“青霉素医生”。
和中医的“望、闻、问、切”一样，西医教科书上也强调“视、触、叩、听”。她几十年来一丝不苟地恪守这一原则，从不打断病人讲述，总是凝神注视和倾听。她用双手为病人做细致的检查，常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查出病因，找到治疗的方法。
王争艳受到了人们的爱戴。她每到一处，既有老病人辗转追随，也有新病人聚少成多。她说，医生怎么样，其实同行和老百姓心里明镜似的，只看人家说不说，怎么说。
在王争艳身上，无论是诊断病情的认真负责，还是媒体和市民盛赞的“小处方”，都是一名医生的职责所系。她的从医表现之所以显得金贵，反衬的其实是某些医院、医生的医德缺位与医风低下。群众敬爱王争艳，反衬的其实是他们对于医疗卫生界某些不良现象的愤慨与不满。
2009年12月22日清晨。王争艳起床，简单的早餐后，骑着自行车出门。就在这一天，她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报纸上是这样写的：
“天蒙蒙亮，已有病人在汉口金桥社区卫生中心外等候，王争艳裹着一身寒气到达。55岁的王争艳，头发花白，脚上是一双已不多见的翻毛皮鞋。她在那件旧旧的黑色棉衣上罩上白大褂，习惯性摸了一下装备：左上口袋里的小电筒，左下口袋里的棉签，右下口袋里的听诊器。一天开始。王争艳说话语速快，音量大，常伴手势，这是长期在嘈杂诊室里工作养成的。她在诊室里不敢喝水，以免如厕。一直到中午12点半，病人稀少，她才敢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午饭——那是家里头天晚上吃剩的饭菜。没有午休，王争艳始终待在诊室，重复着上午的繁杂。没有下班时间，最后一个病人离开，王争艳才收好一天的病历资料，脱下白大褂，检查一下小灵通是否通畅——她的小灵通号码就贴在诊室里。
冬日的太阳已落下，很冷，王争艳走出大门，深呼吸。这是医生王争艳重复了25年的普通一天。这是医生王争艳的最后一天。从这一天起，她正式退休，25年的医生生涯，在岁月的流逝中画上句号。”
读到这一段文字时，我真有一些悲凉和伤感。
王争艳医术高超，受到患者的信任与拥戴，救人无数。她55岁退休，几乎可以肯定，并没有获得正高，即主任医师的技术职称。而当今，多数医科大学毕业生，只要在大医院工作，只要熬够年头，在指定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三篇论文——现在多数医学刊物上发表论文，都需要作者在收到拟采用的通知后交费，钱数在一万至三万元不等——便有资格申报评聘教授主任医生研究员。
在高职称的教授医生中，不乏碌碌于世者，不管是学术还是医术，都乏善可陈。而在基层医疗单位，职称评聘就要困难得多，想要晋级得应付考试，如英语，就要用专门时间复习。在王争艳被评为“江城好医生”，她的事迹见诸媒体，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亲自到王争艳家中，给她送了块牌匾，上书“上医之境”四个大字。医生的职称有高低，医术有高下，但“上医”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境界——这已经从技术上升到精神层面了。
接着，汉口医院也决定在她退休之后返聘，并在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王争艳工作室”，并为王争艳医生配了两名助手，以应对日益增大的门诊量。
王争艳名声大振，深孚人望，有的开惯了大处方、拿惯了开方提成的医生不太舒坦。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学医的，处方的大小不是关键问题，关键要对症下药，如果小处方节约了钱而治不了病，有什么用？”看似有理，实则在胡搅。医术有高下，药也不能治百病，为什么不自省，大处方也存在“既花了冤枉钱，而又治不了病”，那不是更招致愤恨么？
王争艳医生所开的处方都建立在“针对具体病情看好病”的基础上，首先是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中的这个“药”很有讲究，医生的良心和水平都体现其中。
难在将心比心，难在与患者心灵的相通。王争艳说，我是怎么过日子，我的病人就是怎么过日子。高一点贵一点的药，我下不了手。25年来，最初的不忍逐渐成为习惯。
这些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
50岁的王爹爹是高血压病人，在顶级大医院领到了每月800元的处方单——超过他每月退休金的一半。王争艳为他调整处方，每月只需80元药费。王争艳说，任何一种病，都有可开可不开的药，都有高中低价位的药物，就看医生一支笔。她的处方里，那些可用可不用的药，都被去掉了。
黄陂农民刘耀东持续消瘦四处求医，做过上千元的检查仍无果。王争艳用双手为他“摸”了10分钟，问：“您是不是得过血吸虫病？”刘耀东惊讶：“几十年前的事，您怎么晓得？”
患者王荣华患有世界罕见的“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理论上应长期住院。但王荣华穷得连医保中自己支付的部分都拿不出来。妻子说，丈夫将不死于病，就死于钱。王争艳的方案是，抢救一缓过劲就回家，她来根据病情调整药物，王荣华的妻子拿处方去药店买药。这一方案，已维持一个罕见疾病患者的生命十余年。她说，没有王大夫，就没有我丈夫的命，我这个家就完了。
为什么王争艳能做到，而很多医生却做不到？
2009年寒冷的冬天，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及新闻频道的《新闻30分》、《共同关注》等节目多次报道王争艳的“上医之境”，在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
节目中，揭秘了王争艳开小处方的“诀窍”。
人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记者的提问却未免有些弱智：“你怎么能开出不超过80元钱的小处方？”
个性爽直的王争艳急了，脱口回答：“我只知道看病开药，哪还有脑筋去计算价格，把我累死啊？”
王争艳坦然说，开处方并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按医疗原则治病”。
她说，先问患者以前用过什么药，再问患者家里有什么药，最后剩下的才是需要开的药。
有病友如此推荐王争艳参评“好医生”：她时刻为病人着想，是个干干净净的医生。在滚滚的红尘中，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干干净净实属不易。
王争艳说，我不是为病人着想，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是一个普通人。
王争艳所在的医院，服务辖区内多是经济能力不高的居民。王争艳本人现在每月收入两千元左右，丈夫是车工，每月扣除三金的净收入约600元。一家三口18年来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读大学的儿子至今还睡在阁楼上。洪湖市老家的老人到汉口，一家三口要挤儿子的阁楼，把床让给老人。
她的日常生活也极其节俭，一分钱一角钱都会攒起来放在小盒子里留着买菜用。一家人很少上餐馆，家里的电视机还是17寸的老古董。
因为病人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王争艳有替人垫钱的习惯。几块钱的挂号费，十几块钱的药费，她常垫。但是多年来，却保持着一个记录：垫出去的钱，从来没有不回来的。一个农民工在工地摔伤，连缝合带药费30元，病人只有20元，王争艳垫了10元钱，木讷的民工连个谢字也没有。第二天，一瘸一拐的病人却捏着10元钱回来了。
王争艳常说，她只是尽医生的职责，病人回报的却是加倍的良善和信任，他们的爱更大。此次评选“江城好医生”，可以上网和电话投票，但很多人搭着公车，辗转半个江城，来投她一票。王争艳医生几十年来的从业生涯，表明她确实值得群众的爱戴。
056 道德底线必须坚守
记得2005年的秋天，卫生部门办了一个班，请我去讲课。
我问，讲什么呢？关于医改一类，专家官员们说得已经很多了，我也不愿多说。当时正值哈尔滨天价治疗费用在媒体上曝光，报道医院负面的新闻很多。主办的同志说，你在新华社工作过，就讲讲怎么应对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吧。
其实，有些只需要对职业道德底线的坚守。
比如，红包，或请医生吃饭问题，多数是病人家属主动表达对医生的感谢。同时，对需要手术或危重的病人来说，如果医生收了“红包”，也会增加病人和家属的“安全感”，使他们对治疗放心。我想，只要不是索要，或数额过大，或对特别困难的群众，“收受”一点礼品红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此，社会应该宽容。
接受了病人及家属的“嘱托”，医生可能会对诊治更多的费心，下班时也会到病房查一查，看一看，这大体也可认为是劳动所得。
首先是守住道德的底线。所谓医德，是指医生所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与职业道德。
医疗服务，不能把患者视为直接赚钱的对象。比如，你拿笔开处方时，要想着治病，对症下药。而不是对钱开方，瞅着病人的钱袋子治病，如一心想这个药定价多少，开十盒二十盒有多少提成，动一个什么手术，采用什么方案，能获多少奖金、回扣，那“仁者之术”肯定谈不上了。医生具有专业技术，肩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有理由得到较高的收入；而现实不尽如人意，一些基层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生活工作条件都不好。但是，这不应该是医生可以“盘剥”患者的理由。就像基层权力部门的小职员、公务员，收入微薄，甚至不能按时发工资，不可以成为贪腐的理由一样。
北京一个读书会，开了个我写的《后望书》小型讨论会。读书会组织者是位记者，她告诉我，这几天她很忙，母亲住进了北京某医院，一个星期了，还在检查，从CT到核磁共振，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做了一遍。用最贵的抗生素，一天几千元。我问什么病？她说胆囊炎。大夫已经向她放话，说这个病是很花钱的。为什么一个星期了还在检查？因为没有搞清，除胆囊外胰腺有没有发炎。医生问她家有多少钱，要有心理准备，治好得花一百来万元。我挺奇怪，以为听错了，就是胆囊切除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啊。她说，这几天家里也商量着，想让母亲出院，找中医治。可住进医院后就很难出来了，整天挂着针，像鱼被钩住了，挣不脱。这使全家都很郁闷。
其次是医学层面上的底线。你要对疾病的诊治，有比较肯定的科学的把握，这也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收取红包或接受病人感谢的前提，是治好，而不能治糟治死。这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的界限。明明不治，或者病情凶险，要实话实说。这时切忌再伸手捞钱。家破人亡，是常人们最不能接受的双重灾难，不管什么理由，都应当尽量避免。这时再从病人身人捞取个人好处，就有趁火打劫之嫌了。
其实，高收费、乱收费，在教育领域也大量存在。之所以没有像医疗服务行业那样激起人们强烈的愤慨，大抵与不危及人们生命有关。而且不管是否顶用，是否学到了真本领，好歹能给学生一个文凭，出国的，还能花钱“买个”洋文凭，那只是值不值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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