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为博采公论，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国藩自入鄂城以来，抚恤遗黎，采访舆论。据官吏、将弁、绅庶佥谓：武汉所以再陷之由，实因崇纶、台涌办理不善，多方贻误，百姓恨之刺骨；而极称前督臣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即于前抚臣青麟亦尚多哀怜之语，无怨恨之辞。

    盖缘吴文镕于上年九月十五日到鄂，卯刻接印，未刻即闻田家镇兵败之信。阖城逃徙一空，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吴文镕传集僚属，誓以死守。即日移居保安门城楼，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幕宾，无亲兵夫役，昼夜手治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由是人心稍定，溃兵稍集，贼兵仍退下游，不敢径犯鄂垣。若坚守不懈，未始不可转危而为安。乃崇纶因偶怀私怨，辄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其实该前督日夜住宿城楼，并未在衙斋少住片刻也。贼匪所恃以骇人者，全凭船只之多，万帆飙忽，千炮雷轰。官军若无舟师，虽有陆兵数万，亦熟视而无可如何。

    自上年田家镇失防以后，吴文镕、江忠源二人与臣往来书函，皆以筹办水师为第一要务。臣在衡州试造战船，吴文镕屡函熟商，言造船、配炮、选将、习战之法，精思研究，每函千余字，忠荩之忱溢于行间。臣愚，窃叹以为不可及。其言湖北现仅雇小划、摆江之类，不堪战阵，必待臣处舟师办就，驶至鄂中，始克会同进剿，亦系实在情形。乃崇纶茫焉不察，动称船炮已齐，讥督臣畏葸不出。吴文镕素性刚介，深以畏葸为耻，遂发愤出征，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臣国藩于九月二十一日至黄州，二十二日躬诣堵城察看当日营盘地势，并祭吴文镕之灵，细询该处居民，言吴总督自到营以来，雨泥深数尺，日日巡行各营，激厉士卒。正月十五日见贼踏营盘四座，知事不可为，乃于雪泥之中北向九叩首，痛哭大呼曰无以仰对圣朝，遂自投塘水而死。其塘去营门不过六七丈。土人言其平日之勤苦，临终之忠愤，至今有流涕者，亦可见公道之不泯也。

    吴文镕受三朝恩遇，为督抚二十年，前此海塘溃决，尚且慷慨激烈，投海捐躯，岂有全军覆没，反肯濡忍偷生之理？幸赖圣明鉴照，优加恤典，赐予美谥。吴文镕得雪斯耻，永衔感于九泉。否则名节诬堕，虽死犹有余愤矣。

    吴文镕既没，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而不与，请银两以制械而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累旬不相往还。青麟在长沙时，与臣言及崇纶之多方掣肘，台涌之坐视不救，辄为之椎胸痛恨，怒眦欲裂，未知曾否入奏。大抵治军譬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一人而怨詈众兄弟者，必非令子；一人而排挤众将帅者，必非良臣。上年张亮基欲以全力防田家镇，崇纶既阻挠而不合，继又倾挤吴文镕，旋又忌害青麟，皆使衔恨于地下。平心而论，鄂省前后溃败、决裂之由，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崇纶也。自贼踞汉阳、汉口为老巢，由是西至宜昌，北至德安，南犯湘省，三次攻陷岳、常、澧州，纵横百余州县，蹂躏殆遍，庐舍荡然，寸草不留。崇纶闭坐一城，置罔闻知，土匪掳掠亦置不问，所失国家土地并不一一详奏。百姓之言皆曰：青巡抚在此，尚有兵勇驱贼之掳掠，尚有告示怜民之疾苦；崇巡抚并告示而无之，全不恤我等为大清之赤子矣！积怨如此。

    我皇上优容臣下，仅予革职。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一死图报。乃六月初二日武昌城陷，崇纶随众军逃出，展转偷生。反称革职回京，已于前一日先出鄂城，呈请转奏。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臣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以年余之成败始末，关系东南大局，不敢不据实缕陈。其应如何声罪严究，圣主自有一定之权衡，微臣不敢拟议。所有博采公论，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情由，恭折附驿奏闻，伏乞皇上圣断施行。谨奏。

    译文

    陈述湖北前任总督巡抚的优劣情形折

    为广泛搜集公论，细细陈述湖北省前任总督、巡抚的优劣之事，恭谨具折报告，请求皇上鉴察。

    臣曾国藩自进入湖北省城以来，抚恤战火后幸存的百姓，采集访问舆论，官吏将弁绅士百姓一致认为，武汉之所以再次沦陷，其原因实在是因为崇纶、台涌办理不妥善，多方面贻误军情，百姓恨之入骨，而极为称赞前任总督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为壮烈，官吏民众至今怀念他。即使对于前任巡抚青麟，也是哀怜之语多，没有怨恨之辞。

    吴文镕在上年九月十五日到达湖北，卯刻接印，未刻即闻田家镇兵败的消息，全城人都逃空了，文武官员皆仓皇无计，大家的心都已涣散。吴文镕召集同僚下属，发誓以死守住城池，当天便搬到保安门城楼上去住。身边仅一个仆人一匹马，并无办事人员及幕僚等，也无卫士及做杂事的人，日夜书写文卷，夜晚睡觉不脱衣。如此两个月后，人心才得以稍稍安定，逃散的士兵才稍稍聚集。敌军依旧退到下游，不敢轻易进犯省城。若坚守城池不松懈，未尝不可以做到转危为安。但是崇纶却心怀私怨，弹劾吴文镕这样做是安坐衙门书斋，闭城死守。其实该总督日夜住在城楼上，并没有在衙门书房里住过片刻。敌军用来恐骇别人的，全是凭借着船只多，上万只船在江面漂来漂去，上千门炮雷鸣般地轰击。官军若无战船，虽有陆军数万人，亦只能是眼睁睁望着而无可奈何。

    自从上年田家镇防守失去以后，吴文镕、江忠源二人与臣往来书信，皆以筹办水师作为第一紧要的事情。臣在衡州试造战船，吴文镕多次来信与臣仔细商量，探讨制造船只、装配火炮、选择将领、操习战技的方法，精思研究，每封信都长达千多字，忠诚尽职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臣愚笨，私下常叹息自己不及他。他说湖北现在雇的仅只小划子、摆渡一类的小船，不能列阵应战，必待臣这里水师办成，驶进湖北，才能够会合一道出击敌人。这确实是实在情形。但崇纶茫茫然不察事理，动不动就说船炮已齐备，讥笑总督胆怯不敢出兵。吴文镕素来性格刚直耿介，深以胆怯为耻，于是发愤出兵，用那些屡次溃败后杂乱收集的兵勇，及新近募集未加操习的小划子，再加上未发饷银已超过半个月，仓皇赴向敌军。更加之住在城里的与外出作战的彼此之间不和睦，事事掣肘，就这样使得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省的一些府县相继沦陷。这些，未必就不是崇纶参劾倾陷而招致的结果。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在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又率领下属竭力阻止他。皇上曾严旨批评崇纶此举是自相矛盾。到了堵城战败后，吴文镕殉难，全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却以吴文镕“不知下落”向朝廷奏报。不但在生前对吴予以排挤，在吴死后还要加以恶意中伤。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到衡州府一带，催促臣赴湖北救援，假造吴文镕的咨文，借用布政使衙门的印信。咨文内只说黄州敌军势力猖獗，并不提到堵城兵事已失败，总督已死。这种种欺骗，故意用“疑似”的字眼来表述，无非是说吴文镕没有能够殉难。诬蔑别人的大节，始终一贯的嫉妒陷害，真的不知道此人生的是一副什么心肠！

    臣曾国藩九月二十一日到达黄州，二十二日亲自到堵城查看当时的营盘地势，并祭奠吴文镕之灵，细细询问当地居民，都说吴总督自从到营地以来，雨泥深达数尺，每天巡行各营，激励士卒。正月十五日，见敌军踏破营盘四座，知道事情已不可为了，于是在雪水污泥中朝着北边叩了九个头，痛哭大呼，说无颜面对圣明的朝廷，于是投塘自尽。这口塘离营门不过六七丈远。当地老百姓说到他平日的勤苦和临终时的忠愤，至今尚有流泪的，于此也可见公道的不可泯灭。

    吴文镕受到三朝的恩遇，为总督、巡抚二十年。在这之前的海塘堤防溃决，尚且慷慨激烈，以至于投海捐躯，岂会有全军覆没反而愿意忍辱偷生的道理？幸而皇上明察秋毫，给吴优加恤典，赐给他美好的谥号。吴文镕得以洗刷这个耻辱，于九泉之下永怀感激。否则，名声气节尽被诬陷堕落，虽死依然有余愤。

    吴文镕死后，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他处处不合。求派弁兵作护卫，不派，请给银子制造军械，不给；或者是有关军务不让他知道，或者是一二十天不相往来。青麟在长沙时，与臣每说到崇纶的多方掣肘、台涌的坐视不救，辄为此椎胸痛恨，愤怒得眼眶都要裂开，不知他有没有将这些事上奏。

    大致说来，治理军队好比治理家庭，兄弟不和，家一定破败；将帅不和，军队则必打败仗。一个人怨恨责骂众兄弟，那么此人必不是好儿子；一个人排挤打击众将帅，则此人必非良臣。上年，张亮基想以全力防守田家镇，崇纶既阻止，又不配合，接下来又倾轧排挤吴文镕，紧接着又忌害青麟，都使得他们含恨于地下。平心而论，分析湖北省前后溃败以至于决裂的根由，不能不令人叹息而痛恨崇纶。自从敌人占据汉阳、汉口，将它作为指挥部，由此西到宜昌，北到德安，往南边侵犯湖南省，三次攻陷岳州、常德、澧州，纵横百多个州县，全都践踏到了，房屋里的财物搜括一空，寸草不留。崇纶闭门坐在城里，置若罔闻，土匪掳掠，也置之不问，所丢失的国家土地，也不一一详告朝廷。百姓都说，青巡抚在这里，尚且有兵勇驱赶敌人的抢掠，尚有安民告示，崇巡抚连告示都没有一张，完全不怜恤我们这些人还是大清朝的忠诚子民哩！这便是百姓的积怨。

    皇上对臣下特别宽容，仅仅只予以革职。崇纶若稍有点天良，也应当以一死来图报。但当六月初二日武昌城陷落时，崇纶却随兵士们逃出，辗转各处偷生求活，反而称自己是革职后回京，已于城陷先一天离开省城，请人将这一情况禀报朝廷。身为封疆大臣，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死于危难是他的本分，即使不死，也不妨明白告知，何必要倒填日期，隐瞒其城破逃生的罪责呢？弹劾别人，则其人虽死还要诬陷；对待自己，则苟且偷生还要故意隐瞒，难道不是无耻之尤吗？

    臣进入湖北境内以来，眼睛所看到的创伤，广泛采集的舆论，莫不皆归罪于崇纶。因为这一年多来湖北的成败过程，关系到国家东南的大局，不敢不据实情细细陈述。至于该如何定罪严惩，皇上自有权衡，臣不敢自作主张。所有关于广泛搜集公论，细述湖北省前任总督、巡抚优劣情形，恭敬具折由驿递上奏，请皇上裁决执行。谨奏。

    评点

    异于常规的激情报告

    华中重镇武汉，在清廷与太平军的早期交战过程中，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上。这个“特殊”，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长江中游的最大码头，武汉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太平军正是因为打下了武汉，才算得上真正地走出了边隅之地，成为影响中国全局的一支造反力量；也正是扼控了武汉，才有百万大军沿江东下，出现此后势如破竹的局面，并一举拿下南京，奠定了国中之国的基础。同样地作为一个省的团练，湘军在朝野各界的眼中本来很轻微，就是因为同一天打下武昌、汉阳，才一夜成名，令天下刮目相看，正式担负起原本只有正规军才有资格做的平叛重任。

    其次，双方对武汉的争夺十分激烈，都有过三次易手的经历。第一次：咸丰二年二月四日，太平军第一次打下武汉。守城的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及其全家自杀，署理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抄家。太平军在武汉只停留了一个月，然后弃城东进。第二次：咸丰四年六月初二，太平军西征军再次打下武昌。署理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署理湖北巡抚青麟弃城南逃。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率湘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回。第三次：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军第三次打下武汉，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抚胡林翼率部将武汉第三次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一座城池双方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达三次之多，这在那个时期的军事史上是惟一的。

    第三，太平军自从咸丰六年十一月丢失武汉后，其军事势力再也没有在两湖一带起主要作用了。从那以后，两湖便成了湘军的稳定后方，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兵力、饷银和粮草等资源。这正是胡林翼所说的：“平吴之策，必先保鄂。”

    这道奏折讲的是武汉第二次易手前夕，湖北省几个最高领导者的表现，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资料。这份资料告诉我们：当年清廷的地方大吏，在大难当头时彼此之间是如何冲突倾轧的，又是如何因此而丢失一座大城市的。

    曾氏在这道折子中说到了四个高级官员，他们分别是署理湖广总督吴文镕，湖北省前任巡抚崇纶，后任巡抚青麟及荆州将军台涌。这四个人除吴外，其他三人均为满人。

    最初是崇纶与吴文镕，在武汉战守之选中意见不合。崇纶主张移营城外作战，按《清史稿》本传中所说，崇纶这个主张藏有“为自脱计”，即遇有机会则逃走。因为若在武昌城内的话，便只有“城在人在，城破人亡”了。崇纶知武昌守不住，城既不可在，人当然不可在，若城破逃走，则太过显形，故他提出城外作战的意见。吴文镕主张死守待援。他的援军一是胡林翼的黔勇，一是曾国藩的水师。吴死守武昌城二十多天，太平军暂时撤退。按理说，吴的主张已得到证明，是可行的。但是崇纶却上奏弹劾吴，说吴胆小怕打仗，理应带兵出城收复黄州。崇纶的算盘是：若吴收复了黄州，武昌确保了，他可以在城里高枕无忧；若吴失败了，他便率部出城，借机脱身。

    坐在京师的咸丰自然听得进“战”，而不太喜欢“守”，于是严诏命吴出战。吴被迫前往黄州。出兵前夕，吴有一信给曾氏。信上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吴是现任的总督，领兵打仗是他的本职，一旦接到朝廷的命令，硬着头皮也得出兵。但曾只是在籍侍郎，且训练的是民兵，打不打大仗，早打迟打，有较大的机动余地。这便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东南大局恃君一人”，从这句话里也可见吴的料事之准与知人之明。

    《清史稿》上说：“文镕率师薄黄州，崇纶运输饷械不以时，惟催速战。”显然，吴后来投水自杀，崇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大战在即，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应该捐弃嫌隙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才是。崇纶却为了便于自己逃生，不惜陷害别人，其品性之差令人切齿。咸丰不明就里，偏听偏信，其责也不可逃。其实，前方打仗，情况复杂瞬息万变，远在几千里外的皇帝，又没有今天的发达通讯，怎么能够指挥调度呢？咸丰年轻不懂事，军机处有那么多的老练官吏，他们难道也不懂事吗？为什么还要把这种指挥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的手里呢？看来，这牵涉到对制度和权力方面的思考，确实是自古以来政治学中的老大难问题，姑且不去说它罢！

    吴文镕死后，朝廷调荆州将军台涌署理湖广总督。不久，崇纶丁忧，湖北学政青麟出任鄂抚，仍命崇纶留在湖北协防军务。崇纶本以为这是个脱身的好机会，不料还是不能离开湖北，便上疏说自己生病请求免去这个差使。这下惹怒咸丰，不但不允准，而且连他的二品官衔也给剥夺了。青麟刚上任，太平军便再次发起对武昌的围攻，他急向台涌求援，但台涌却在随州按兵不动。结果，武昌城在青麟手里给丢了。青麟被逃散的部属挟持到了长沙，请湖南发兵代他收回武昌，希图以此减免罪责。武昌城破而青麟不死，已让朝廷恼怒，又加之离开湖北省出走长沙，更令朝廷愤恨，于是传旨给接任台涌的荆州将军官文，令他拘捕青麟，就地正法。

    这时，崇纶也已从武昌逃出，辗转到了陕西。他以为从此脱离了虎口，不料曾氏这道奏折递上去后，朝廷立时罢去了台涌的署理湖广总督一职，任命杨霈为总督，又命陕西方面逮捕崇纶。崇纶得讯后服毒自杀。陕西方面顾全他的面子，以“病死”上报朝廷。

    太平军再次打下武汉后，就这样给湖北的四个方面大员造成了三死一罢的结局。晚清官场的溃烂到了何种地步，于此可见一斑。

    曾氏这道奏折无疑是份材料扎实、观点鲜明的报告，故而得到朝廷的充分重视，完全达到了报告想要达到的效果。但是我们细读报告全文，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份报告强烈的感情色彩：敬吴、悯青、贬台、恨崇。这四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毫不掩饰地流露在全篇报告的字里行间。尤其是恨崇的一些文字，如“诚不知其何肺肠”“岂非无耻之尤者哉”等，这种文学气息浓烈的语言通常不宜出现在奏折中。曾氏异于常规地反复使用，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他欲遏不止的情感取向，也使得这道奏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为什么会这样？除开曾氏的义愤公心外，此中还藏有曾氏的一片私情。原来，吴文镕是曾氏的恩师。

    道光十八年，曾氏入京参加第三次会试。这科会试的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及侍郎吴文镕、廖鸿荃等人。按当时的习惯，凡这科录取的进士皆称他们为座师。另有数十位阅卷官，这些阅卷官分成若干组。每一组阅若干份试卷，然后从中选出优胜卷来。各组所推选出的试卷汇合在一起，最后综合平衡，定出该科中式名单。能不能从组内脱颖而出，是一个关键，所以，当时中式的进士除感激座师外，还特别感谢那些推选他们出来的老师。当时“组”的名称叫做“房”，这种老师便称之谓房师。曾氏当年的房师为翰林院编修季芝昌。一般来说，房师与学生的关系更为亲密。曾氏与季芝昌就很亲密，其文集中收有好几篇关于季的文章。

    因为一科中式的人多，相对地说，座师与学生的关系稍疏一些，但这也要看人而言。做京官的学生，因同处京师，联系较多，座师会与他们关系密一些；官运好、迁升快的学生，座师为自己挣脸面，或者考虑到日后要借重学生的力量，师生之间也会关系亲密。曾氏是个十年七迁的亨通之官，座师们自然乐于跟他交往。到了后来，吴文镕到武昌做战时的湖广总督，命运将他与曾氏联在一起，师生之间的情谊自然更大为加深。从前引吴给曾氏的一段信中，可看出老师对学生的期盼之切、关爱之殷。

    这样的恩师却遭人忌害而死，作为收复失地的胜利之师的主帅，曾氏自然要为老师伸雪冤屈、彰显忠义，自然要对置老师于死地的仇人恨之入骨。笔者注意到曾氏奏折中说崇纶是武昌城破后随军逃出，指责他自称城破先一日出走的话是谎言，并下这样的断词：“身为封疆大吏，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但是，《清史稿》崇纶本传则说他是“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经往陕西”。《清史稿》不取曾氏奏折中所说的话，而用崇纶的“谎言”。是《清史稿》的作者掌握了确凿的史料，证明崇纶自己所说的是事实呢，还是鉴于曾氏此折的强烈仇崇的感情色彩，而不相信他的所言呢？但不管后人如何看，在当时，曾氏这道奏折的目的是达到了：崇纶的确死于此折。

    写作简析 以偶尔一次超出常规的表达方式，来换取特别的收获。

    要言妙道 大抵治军譬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一人而怨詈众兄弟者，必非令子；一人而排挤众将帅者，必非良臣。

    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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