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六月十七日

    奏为恭报起程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初三日，准湖南巡抚咨称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伏念浙江完富之区，关系东南大局。贼势方张，亟应迅筹援剿。遵即于初七日自家起程。十二日抵长沙，与抚臣骆秉章会商。并一面飞饬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由抚、建拔营进驻铅山县之河口镇。臣拟由水路至九江登陆，遄抵河口大营，即便督率，星驰赴浙。盖由湖南、江西陆路赴浙，与假道湖北，程途远近相同。而夏令南风，顺水舟行较速。且臣军后路饷需转运一切，亦须与湖北督抚臣面相商榷，庶期无误师行。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所有军务一切，俟行抵河口后，再行详悉陈奏。理合将微臣起程日期，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译文

    报告起程赴江西救援日期折

    为报告起程日期事上奏，请皇上鉴察。

    臣在六月初三日，收到湖南巡抚的咨文，称接到军机大臣的廷寄。廷寄中说五月二十一日内阁奉到上谕：“先前因为江西的贼匪窜入浙江的常山、开化，包围逼迫衢州府城，多次由江南、徽州等处调拨军队迅速前往援救。担心官军无人统率，特别给漳州镇总兵周天受加上提督衔，督办浙江省的防剿事宜。现因处州失守，并攻陷金华府所属的永康、武义两县，担心周天受资望较浅，不能统率众军，再命和春前去督办。现据和春奏，正在生病尚未痊愈，此刻难以起程。东南大局关系重大，必须要有声望威信素著之大员来督率各军，才能指挥自如。曾国藩开缺公职回家，估计丧期将要满了。现在江西省抚州、建州两府都已克复，只剩下吉安一个府，有曾国荃、刘腾鹤等兵勇足够剿办。前此已命耆龄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速赴浙江援救。这些人都是曾国藩的旧部，所带的勇丁得到曾国藩的调遣，可以期望能得力。今天已公开颁发谕旨，令曾国藩迅速由驿道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命骆秉章立即传旨令该侍郎迅速赶到江西，督率萧启江等人星夜奔赴浙江援救，与周天受等各军奋力扫荡。该侍郎先前墨绖从戎，不辞劳苦，朕是深知的。现当浙江军务吃紧的时候，谅必能体会朕的心意，不负委任。何日起程，望立即奏报，以免系念。将这道谕旨由六百里快递，让有关方面知道。”钦此。

    臣知道浙江乃完好富裕的地区，关系着东南的大局，贼匪的势力正在嚣张时，亟应迅速筹措援剿事宜，遵旨即于初七日由家中出发，十二日抵达长沙，与巡抚骆秉章会面商量，并一面赶快去函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由抚州、建州开拔，进驻铅山县的河口镇。臣打算由水路到九江登陆，直达河口指挥部，就近统率，星夜驰赴浙江。由湖南、江西陆路去浙江，与借道湖北，路程远近差不多。但夏天刮南风，顺水行舟较为快速，而且臣军的后路饷银军需供应等一切，也必须与湖北总督巡抚当面商量，方可指望不耽误军队的远行。臣的才能品德平凡粗陋，这些年来饱经忧虑，负罪于军营，过失多而功劳少，蒙皇上博大的慈爱，曲意加以宽宥，惟有竭尽诚意，谨慎勤勉办事，以求得稍稍减轻一点皇上的忧虑和辛劳。所有关于军务的一切，等到抵达河口后再行详细报告。按理应当将起程的日期恭敬具折由驿站禀复，请皇上鉴察指示，以便遵行。谨奏。

    评点

    从大悔大悟到盼望复出

    咸丰七年二月底，曾氏从前线回到湘乡老家，到上这道折子时，已在家守丧达一年零四个月。这一年零四个月的家居日子，曾氏经历了一个被他称之为“大悔大悟”的过程。所谓悔，便是对过往的许多做法，经过分析认识后而予以改悔。改悔的最主要方面，是集中在对“申韩之法”的奉行上。他的朋友欧阳兆熊认为他悔改的结果，是将申韩之法变为黄老之术。所谓悟，便是悟出自己并不是一个能包打天下的英雄，而是在很多方面不如别人。他集前人之句而成的联语“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便是对这一重大转变的自我表白。

    不管如何样的大悔大悟，他都没有悔悟到不该投身战争的地步；相反，他与江西前线、与湖广两省的军政界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时局中的每一件事，以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可能参与其中。

    这一年多来，江西战争已走出了低谷，进展较快。咸丰七年七月，瑞州克复。九月，湖口克复，内湖外江水师会合。接下来，彭泽、望江、东流、铜陵相继克复。十二月，临江克复。咸丰八年四月，重镇九江克复。曾氏为拿下九江费了许多心血，但都没有成功。九江的收复，是湘军在江西的重大战绩。这时，除吉安外，江西全境业已肃清。江西的战事当然令曾氏欣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心神之所系，但也令他十分惭愧。一年多前他指挥的江西战争进退维谷，一年多来别人指挥的江西战争却捷报频传，这个反差无疑是他“大悔大悟”的主要背景。除开一喜一愧相互交织外，曾氏心里还有另一种情绪，那就是“急”。他担心在他守制的这段时间里，别人很可能就会把南京打下，在他们的手里结束这场战争。由他所手创的湘军，在别人的指挥下摘取最后胜利的果实，这对于骨子里充满好胜自负之气的曾氏来说，是一个难以怡然接受的结局。到了后来，他内心深处其实是盼望能早日复出的。

    咸丰七年八月，曾氏接到朝廷转寄的给事中李鹤年的一份奏折。李请朝廷命曾氏夺情出山。曾氏虽未接受，但心里很感激李。九年后，曾氏奉命北上剿捻，李鹤年时任河南巡抚，河南为曾氏所部署的对捻作战的重要战场。曾氏定河防之策，派重兵驻防朱仙镇以下四百里的地区。防线太长，兵力不够，曾氏担心此策难以成功。为不让李鹤年日后受责，他叫李回汴梁省城，由他独自负责此事。后来，捻军果然冲破防线，河防之策归于失败。而所冲破的地段，又恰恰是李的豫军所防堵的朱仙镇一带。曾氏上奏朝廷说，过失由他一人负，与李无干。实际上，曾氏是借此报答李当年奏请他复出的恩德。

    这年九月，胡林翼又上一折，请朝廷起复曾氏督师，竟然遭到朝廷的拒绝。除李、胡这两道折子外，再无别人请朝廷敦促曾氏夺情了。就在他暗中焦急盼望时，时势给了他一个契机。

    咸丰八年四月下旬，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相继克复抚州府、建昌府，石达开率太平军退至邻省浙江。浙江号称朝廷的粮仓，自然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即刻命萧、张、王等人乘胜援救。杭州将军福兴向朝廷建议漳州镇总兵周天受为这支人马的统帅。朝廷同意了，并给周天受加提督衔，提高他的地位，以利于他节制各部。但周天受的资历和声望都不高，骤然所加的衔头并不能提高别人对他的信任度，他实际上不能指挥这支得胜之师。于是，改调和春兼任总督浙江军务。

    和春是满人，咸丰六年随向荣赴广西拦阻太平军，但并没有拦住，后尾随太平军来到江南，任江南大营提督。咸丰六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向荣自杀。和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江宁将军，与张国梁重建江南大营。和春眼睛死盯着南京城，欲建首功，不愿意分心于别的事情，便借口生病不奉旨。不得已，朝廷才想到起复萧、张、王等人的老领导曾氏。于是才下了一道圣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说明这层意思。

    骆秉章是个老于世故的圆滑官吏。湘军创办初期，骆秉章站在绿营一边，有形无形地排挤压制湘军。岳州、靖港等败仗时期，骆秉章成了歧视湘军的湖南官场的代表人物。到了湘潭攻克，湖南提督被撤职，湘军系统的塔齐布接任提督后，骆秉章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到了武汉三镇打下以后，骆秉章便开始对曾氏和湘军亲热起来。曾氏匆忙回籍奔丧，湖南官场多为讥责之声，骆的态度较为克制。这次奉到朝廷再次起用曾氏的谕旨后，骆看出曾氏时来运转了，便立刻上了一道坚决拥护的折子：“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骆将此折誊抄两份：一拜发朝廷，以表示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一送湘乡，以讨曾氏之好。

    朝廷很快便对骆奏作了批复：“骆秉章奏分拨楚军援浙，并请饬曾国藩统率前往，与前降谕旨适相符合。”

    六月初三日，曾氏正式接到谕旨。初七日，便由家启行。十二日抵达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会商军事。

    按理说，三年的守制期并未满，他仍然可以再来一番“恳请在籍终制”，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在“沥陈艰难”折中所说的办事三大困难，朝廷一个也没给他解决。既没有给他提拔立功人员的人事权，也没有给他督抚职务一类的地方实权，到长沙后依旧刻的是一个“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的木头印。既然还会是“办事艰难”，他为什么接旨？而且接得如此干脆（一道讨点价码的折子都没上），起程如此迅速（四天后便动身）。这原因便是前面所说的，他实际上是早已在盼望这一天了。这“盼望”，便是“大悔大悟”的结果。

    写作简析 抄录大段圣旨，以加重此番再度出山的分量。如“声威素著之大员”、“措置裕如”、“不辞劳瘁，朕所深悉”等等，这些出自皇上之口的话，无疑是对一年多前“一片哗然”的最好答复。古人说“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此折对政敌的回击，便在无迹可寻中。

    要言妙道 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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