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

    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蹶，终恐贻误，吁恳在籍守制，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谬厕戎行，与闻军事。仰蒙圣慈垂注，帱载恩深。凡有奏请，多蒙俞允；即有过失，常荷宥原。遭逢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

    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拔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臣未奉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人？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钱漕一事，小民平日本以浮收为苦，近年又处积困之余。自甲寅冬间，两路悍贼窜入江西，所在劫掠，民不聊生。今欲于未经克复之州县征收钱漕，劝谕捐输，则必有劲旅屯驻，以庇民之室室，而又或择良吏，以恤民隐。或广学额，以振士气。或永减向日之浮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课，使民感惠于前，幸泽于后。庶几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然此数者，皆巡抚之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于劝捐扰民之事，则职分所得为。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诸务，则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恺恻详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臣帮办团练之始，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其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八月，臣剿贼出境，湖南抚臣咨送木印一颗，其文曰：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九江败后，五年正月换刻：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间补缺，又换刻：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鞫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舛愈多，凭信愈难。臣驻扎之省，营次无定，间有部颁紧要之件，亦不径交臣营。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则势有所不能。斯又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微臣讲求颇熟，不敢逾闲。今楚军断无覆败之患，省城亦无意外之虞。臣赴江西，无所容其规避，特以所陈三端艰难情形既如此，而夺情两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则宛转萦思，不得不泣陈于圣主之前者也。臣冒昧之见，如果贼势猖狂，江西危迫，臣当专折驰奏，请赴军营，以明不敢避难之义。若犹是目下平安之状，则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多守数月，尽数月之心；多守一年，尽一年之心，出自圣主逾格鸿慈，不胜惶恐待命之至。所有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终制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译文

    详述办事艰难再次恳求在家守制折

    为点点滴滴陈述臣办事艰难困苦，担心最终贻误大局，恳切请求在家守制事，恭敬具折，仰望皇上鉴察。

    臣以不才厕身军营，与闻军事，蒙皇上殷殷关注，恩德之深如天覆地载。凡有所请求，多蒙允准；即便有所过失，也常常得到宽宥原谅。遇到圣明之君，能够施行自己的意愿，与自古来那些多方受掣肘的带兵将领相比，何止天地之别。只是以臣的愚陋，处在臣的位置上，历年来所值的时代形势，也很有艰难情形难以自己申说的，不得不略为在皇上面前说一说。

    按定例，军营中出现职位空缺，首先应在从军人员中提拔补缺，下达任命书。臣这里的一支军队，一概是招募的勇丁，不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的职位无缺可补，即使千总、把总、外委这些低级职位也始终得不到缺。军中头目跟随多年，虽然保举到二三品，若实际上只做哨长的，依旧领哨长的定额饷；若实际上只做队长的，依旧领队长的定额饷。一旦告假，立刻便开去职务，始终不能按照绿营之例，长远支领养廉费及俸薪。头目与勇丁之间互生猜疑，空有保举之名，永远没有履行职务之实。如果与巡抚、提督在一起做事，属于人家衙门的，则可以挑选出来替补实缺；若是属于臣帐下的，则只能永久地抱着这个遗憾。臣没有奉到统领军队的圣旨，历年在外打仗，不敢奏请调拨八旗与绿营的官兵。有实际职务的将领太少了，大与小之间不足以相互维系，权与位之间不足以互相管辖。去年共同筹办江西军务，偶尔欲补一个千总、把总的缺，必定要婉转与巡抚商量，请他酌情拔补。那些隶属九江镇所辖的营哨，还必须与总兵商量，叫他下达任命书。虽然居于兵部侍郎的位置，而办事的权力反而不如提督、总兵。这是办事艰难的一个方面。

    按国家的定制，各省文武官员的升降之权，由总督、巡抚掌管。这个定制相沿已久，督抚的威望逐渐由此建立。督抚的或喜或怒，直接关系到州县官员的荣辱进退。州县官员敬督抚，是因为权势所造成的，不得不如此。他们奉承督抚的意旨，常常是到了只需揣摸其心思而并不需要其言语表达的程度。臣办理军务，处处要与地方官员打交道。臣的文武部下，大体上将臣当客人看待，而视他的本管上司为主人。宾主之间的位置既已混乱，呼应自然很难畅通。

    防守剿战这类事，不一定都要和地方官商量，至于筹饷的事，如地丁税、漕粮折换的银钱、劝士绅捐赠的款项、抽取厘金等等，哪样不由州县官员经手？或者是臣的军营设厘卡的地方，而州县有意阻挠；或者是已向臣的军营捐了款的人家，而州县又再去催逼勒索。如果听之任之，则实在对事情遭此妨碍窒息而忧虑；如果加以惩罚，则又担心与地方上的主要官员不和睦。征收钱粮这件事，老百姓平素就苦于官府的多收，近年来又处在长久的贫困中。自从甲寅年冬季，两支强悍的贼军窜进江西，所过之处尽皆抢劫掠夺，民不聊生。现在若要在没有收回的州县征收钱粮，劝说捐赠款项，则必须有劲旅驻扎，以保护百姓的室家，又得选择品性好的办事人员，能体恤百姓的苦楚。或者是增加进学者的名额，以振奋读书人的精神，或者是永久减去过去的多收之钱粮，或者是奏请免去一年的正规税收，使百姓感激已得的实惠，并庆幸日后能享受到的恩泽。这样做或许多派几次捐款而无埋怨，竭尽血汗奉献给官府公事而不以为苦。但这些方面，皆巡抚的专职权利。

    臣身为做客的官员，任职又在军营，于劝捐扰民的事，都是职责所做的事，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这些事，又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刊出一个详详细细说清楚的告示，用来警告官场上的歪风邪气而抚慰百姓的企盼，但身不为地方大吏，州县各级衙门未必会执行照办，百姓也不可能相信。这是办事艰难的又一方面。

    臣帮助办理团练的初期，依照惯例，刻了一个木头印信，上面的文字为：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八月，臣出省剿办贼匪，湖南巡抚寄来一颗木印，上面的文字为：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九江战役失败后，五年正月，又换了一颗，刻的文字为：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这年秋天补了实缺，又换了一颗，刻的文字为：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的援救湖北、安徽、筹备船炮肃清江面等谕旨，都是接奉来自内阁的廷寄，未见直接下达的谕旨，外间时有讥讽的议论。有的说臣是自己请求出征，不应当领取官府的饷银；有的说臣未奉有直接下达的圣旨，不应称“钦差”字样；有的说臣曾经革过职，不应当专折奏事。臣只有低头叹息，但求把这桩事做好，虽被侮辱也不辞去使命。到现在时间太久，关防的更换太多，往往被怀疑为伪造，以致于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举到参将了，却在芷江县遭受刑罚的耻辱，出示盖有臣印信的任命书，也不被人相信。周凤山历经艰辛，已保举到副将了，在长汀县被拘押，出示盖有臣印信的任命书也不被相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经专门写信问臣的印信前后不符的缘故。甚至有捐款的生员，领到臣军营所发的收据单，也每每为州县所猜疑，对捐生加以审讯。或者认为收据单不足以作为凭据，勒令继续捐款。现在如果再回到军营，又须另刻一个关防。前后不合的关防越多，要想作为凭信就更难。

    臣所驻扎的省份，因臣住的军营不固定，间或有兵部颁发的紧要文件，有的不直接交到臣所在的军营。咸丰四年，所请的部照，因为滞留太久而重请。咸丰六年，所请的实官执照，至今尚没有交到的确凿消息。此外文官的凭单、武官的委札都由总督巡抚转交，臣的军营常常延迟太久而收不到。军中的事情，贵在信任如金石般坚定，迅速如风驰电掣般快捷，而臣则因情势所故而不能做到。这又是办事艰难的一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就其具体事情来说都是小事，但影响却很巨大。以臣对今日局势的仔细观察，若没有巡抚的职务具备督察官吏的权力的人，决不能够治理军队。纵使能够治理军队，也决不能兼及筹饷事。臣处于客寄虚悬的位置上，又没有圆通济变之才，担心最终免不了会贻误大局。凡有带领军队之责的人，军队覆没则本人应该以死殉职；有把守城池之责的人，城池被攻破则本人也应该以死殉职。这是天经地义、古今不变的道理。臣领会深刻，不敢越过。现在楚军绝对没有覆没的忧患，省城也没有意外的危险。臣赴江西一事，没有丝毫理由逃避，只是所说办事艰难的三个方面的确如此，加上两次夺情，又确实得罪了名教。于是想来想去，不得不流泪陈述于皇上面前。臣冒昧地提出，如果贼军很猖狂，江西危急紧迫，臣自当专门上一奏折，请求奔赴军营，以表明不逃避危难的心迹。若还是眼下平安的状态，则由将军、巡抚去共同办理，事情和权力比较集中，指挥便当，臣依然请求皇上施恩，让臣在家终制。多守几个月，则是尽几个月的孝心，多守一年，则是尽一年的孝心，这都由皇上格外照顾，臣不胜惶恐等待命令。所有关于细陈办事艰难，再次请求在家终制的缘由，恭敬具折上奏，求皇上鉴察，教训指示，以便执行。谨奏。

    评点

    不合时宜的讨价还价

    咸丰七年二月十六日，曾氏在得知父亲去世的第五天，上了前面所选的那道《报丁父忧折》。照规矩，他应该在接到朝廷的批文后才能离开军营回家，但曾氏没有这样做。据年谱记载，二十一日，也就是说五天后，他就和六弟国华一道匆匆离开了瑞州军营。这期间，他与江西巡抚文俊委派的督粮道李桓见了面，可算作与江西地方政府的交割。接替罗泽南任湘勇统领的李续宾遣弟李续宜来瑞州吊唁。曾氏与李续宜见了面，可视为他对湘勇作了交待。他此次离营，不是十天半个月，也不只三五个月，作为一个全军统帅，他对整个湘军都要有一个较为长久的安排，至少要与他十分牵挂的水师头领杨载福、彭玉麟及与他奏折中提到的刘腾鸿、普承尧等人见见面，当面谈一谈军中的重要事务。但曾氏都没有这样做。一不等圣旨，二不与重要部下见面，就扔下这一大摊子不管，自个儿回家。这既不符合国家的规章制度，也不合曾氏一贯的办事态度。这一出乎常情的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曾氏的好朋友欧阳兆熊在《小窗春呓》中说他：“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眠之疾。”

    左恪靖即左宗棠，那时尚是湖南巡抚骆秉章（文忠）的幕僚。他对曾氏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湘赣两省官场也纷纷指责曾氏。在朝廷上，也有不少人对曾氏有意见。

    上下交错的指责，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曾氏不守纪律的缘故，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仗没打好。先前，曾氏将他在江西的不顺归咎于陈启迈的掣肘，后来陈启迈被撤职，连他的帮手臬司恽代宸也一道下了台，江西的领导班子大换血，但还是不顺，甚至局面还更糟了。这就说明，不是别人的掣肘，而是你自己的无能。这种指责有它的说服力，官场士林的“哗然和之”，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家守制的曾氏内心十分痛楚。他有很多难处苦处委屈处，外界并不知道，他也无从发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他所感受到的委屈之大，已是无人可比的了。在这种内忧外困的打击下，曾氏病倒了。他得的是“忡忧”之症，也就是高度神经衰弱。

    不久，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出面奏报曾氏丁父忧。咸丰在骆的奏折上批道：赏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及四百两丧银。假满之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三月初一，曾氏奉到对他的丁忧折的批复上谕。上谕同意水师由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责令官文、胡林翼、文俊等人提供饷银，并重申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

    五月二十二日，曾氏上奏，说假期将满，恳请在家终制，并引大学士贾桢为例，求皇上恩准。很快，曾氏收到朝廷对此折的答复：曾国藩身膺督兵重任，非贾桢可比。假满后即赴江西，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统率军队，待九江克复江西肃清后再回籍补假。

    就在接到这份答复后几天，曾氏上了这道“沥陈办事艰难”的奏折。他借此向皇上实际上也是向朝廷上下士绅各界吐一吐腹中的苦水，宣泄久蓄于心的怨愤。他的三条艰难：一是不能给部属以实职提拔，即军营中最主要的激励机制，他无权掌握；二是无地方实权，不能就地筹饷抽税；三是关防多变，而朝廷的委任状又未抄寄相关部门，不能取信于社会。

    笔者想，大约一切有点办事经历的人读到此处，都会深有同感，都会对曾氏的艰难处境抱有同情。读者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将曾氏换作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能办得成事吗？

    我们可以通过这道奏折看到，以咸丰为首的清朝廷完全是在把湘军当作工具，当作炮灰在使用，想到的只是叫他们如何去卖命，至于把命卖好卖情愿的必要条件，他们却没有真正去想。对曾氏这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其深处的原因，乃是出于对湘军的轻视、歧视和防患。朝廷决策层中并不乏老于世事的官僚，与其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还不如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把给八旗绿营的待遇送给湘军。在他们的眼里，湘军不过是一伙临时穿上制服拿起刀枪的农民而已；眼下是急难时刻，召来打仗，打死的是自己命不好，没打死的就抢点偷点战利品回家去依旧做富裕农民土财主算了，当官出人头地这些事，就不要去多想了。防患的心理也是很显然的。中枢的决策者们，对这支体制外的军队，可以说从它出省作战的第一天起，就是“利用”和“防患”双管齐下的。不让它取得和八旗绿营的同样待遇，这种有意识的打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给湘军造成坐大的机会，以便今后随时都可以裁撤而不至于酿成气候。

    从湘军这边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压抑感和委屈感，从朝廷那边来说，它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让一支完全自招自募的军事团体，拥有与国家正规军队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也并非一件好事，何况这个政权是满洲人的家业，怎能不对全是汉人的湘军存戒备之心？

    所以，曾氏这道煞费苦心，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遍的奏折，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批复的上谕很快下达：“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遽请息肩。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

    想必当年曾氏奉到这道上谕时，心里凉了大半截。他绝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上谕。细揣曾氏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在跟朝廷讨价还价。他回到家里已经三个多月了，一肚子苦水早就想向朝廷倒了，但他一直没有吐出，而是等到朝廷一连三次上谕中反复说到三个月假满后即回江西督办军务之后，才奏了这道“沥陈艰难”折。曾氏在心里掂量着：江西军务缺不了我，朝廷也缺不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将这些年的艰难之处说一说，既借以澄清外界的指责，又为自己和湘军挣来些应有的权益。

    曾氏的算盘打得还不太精细。他只从自己这一边思考，却没有易地而处，站在朝廷的角度来想一想。在朝廷那边，并不把他的三部苦经看得太重。对湘军既利用又防患，是朝廷的既定方针，不可能改变。即便是后来曾氏大权在握，湘军依旧是得高品虚衔的很多，而补实缺的很少。湘军将士有许多不满和牢骚，实缺极少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曾氏本人没有地方实权，则是朝廷对他还信任不够。这中间有别人的猜忌，也有他自己的过露锋芒。关于猜忌，薛福成的《庸庵全集》记载了一则极有意味的故事。

    咸丰四年八月，湘军打下武昌汉阳后，咸丰很高兴，立即任命曾氏为湖北署理巡抚。某军机大臣得知后对咸丰说，曾氏目前只是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好比匹夫，匹夫居闾里而一呼百应，不是好事。这几句话提醒了咸丰，他立即再下一道圣旨，收回任命。曾氏只做了七天的代理湖北省长，便丢了乌纱帽。

    他的过露锋芒则更多，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讨粤匪檄》。不少人说他太张扬，有的还吹毛求疵，说他的湘军只是卫道之师而非勤王之师，咸丰听了不高兴。二是参劾陈启迈。陈的下台召来一些人的同情，都说曾氏太跋扈，难与共事。

    至于曾氏沥陈的第三点，即官印常改变，这是客观情势使然，责任不在朝廷。说到用廷寄（即由军机处抄寄的圣旨）而不用明降谕旨之事，这也是因为事关档次和级别的问题，不好随便更动。其责任也不应由朝廷负。

    曾氏的这道折子，不仅没有起到讨价还价的作用，反而让一些对他有成见的决策者们心生反感，不仅顺水推舟，开去了他的兵部侍郎之缺，让他在家呆着，而且明确告诉他今后不得干预军营之事。

    这道上谕如一桶雪水灌脖，令曾氏凛冽心寒。他陷入了更大的痛苦，病也更重了。曾纪芬的自订年谱中，在“咸丰七年”一节中记载：“时文正丁艰家居，心殊忧郁。”他自己说他的眼睛连寸大的字都看不清楚。那时他不过四十六岁，目光如此昏花，当然是心力极度衰弱的表症。

    但是，世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当它走到极端时，往往又是另一端的开始。佛家说“烦恼即菩提”，便是把两端连在一起说了。这的确是很智慧的领悟。

    在远离喧嚣的寂寞山村，在守丧家居的空闲岁月，出山五年来，创造过辉煌但却更多遭受挫折的曾氏，一颗心慢慢宁静下来。他开始把痛苦换成总结，把委屈化为思索，在朋友们的启迪下，通过内心反反复复的检讨，终于借助老庄之学，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一年多的守制日子，让他完成了一个认识上的升华，从而在文化意识和政治操作两个层面上都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为他后来人生的完善和事业的成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写作简析 以退为进——其意本在前行，为文却似在后退。

    要言妙道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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