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奏为遵旨预筹修约事宜，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九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预筹修约事宜，请饬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各抒所见」一折，前因原议十年修约，为期已近，据该衙门奏请饬南北通商大臣于熟悉各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咨送来京，当经降旨允准。惟前奏只欲于选派各员内收群策群力之效，而于通盘大局，尚待筹商。本年十二月，即英约前期六个月先行酌改之期，各该将军、督、抚大臣务于十一月内奏到，毋稍延缓，俟总理衙门密函条说寄到时，诸臣其审时度势，妥筹万全，以济时艰而副委任，详细复奏。』等因。钦此。仰见我国家推心置腹，博采广取之至意，钦佩曷任。

    详绎总理衙门原折密函，层层商析，谋坚执固拒之辞，而又不欲大局之决裂；怀雪耻报仇之志，而又不欲彼族之猜疑，实属审时度势，苦心经营。臣于预筹换约一事，前接总理衙门四月之函，当经分饬各关查议，开列清册，经臣详晰加签，业于九月二十一日选派候补道孙士达等二员，由沪进京赍投，以备采择在案。

    兹复荷谕旨垂询，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应宝时条议册内以为可行，臣亦加签从而韪之。其余如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以上各节，臣于孙士达等赍京册内，逐条签明。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

    至请觐、遣使、开拓传教三事，臣派员赍京册内，皆未议及。

    伏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赍等，其时仪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议界、通市，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美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例，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拟请俟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惮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似应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随时保举可使绝国人员，储以待用，不论官阶，不定年限，有人则遣，无人则不遣，权仍在我，彼亦断不致以许而不遣，遂启兵衅。顷准总理衙门咨，已奏派志刚等出使西洋。从此源源通聘，使事渐多，纵或有一二不能专对之臣，亦安知无苏武、班超、富弼、洪皓者流出乎其中，为国家扬威而弭患？此可慨然允许者也。

    至开拓传教一事，查天主教之始专以财利人，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给，则其说亦将不信。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渐行。然佛教兴于印度，今日之印度，则多从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兴于泰西，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苏教，而又力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但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彼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之者。况目前各省郡县多立教堂，业已拓之，无可再拓，将来换约之时，该国如于此条渎请不已，似可许以随时行文保护彼教，但不必再添条款，亮不至更肆要求矣。

    此数端者，其害稍轻，不特不与力争，并可有求立应。独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彼虽倔强诡谲，当亦知理直不可夺，众怒不可犯，或者至诚所感，易就范围。区区愚见，是否有当，谨献刍荛，以备采择。所有遵旨预筹修约缘由，恭折由驿四百里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遵照谕旨预先筹谋与外国修约事宜秘密陈述愚见以备择用折

    为遵照谕旨预先筹谋修约事宜，恭谨具折秘密陈述事，请求圣上鉴察。

    微臣于九月二十三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来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所奉的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奏的关于‘预先筹谋修约事宜，请下令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区的将军、总督、巡抚大臣各自抒发己见’一折，先前因为原议定的十年修约事，现为期已接近，根据该衙门奏请令南北通商大臣在熟悉外情的人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份带着咨文来北京，此事已经发下谕旨予以批准。只是前次奏折中仅限于在所选派的各员中收取群策群力之效，至于通盘大局，尚待进一步筹商。今年十二月，即与英国所签的条约提前六个月先行商量修改的时期，各位将军、总督、巡抚大臣务必于十一月内将奏折寄到，不可稍微延缓，待总理衙门用密件寄到条说时，诸位审时度势，妥善计议万全之策，用以挽救时艰而尽到自己的责任，到时再详细复奏。”等等。钦此。可见朝廷与群臣推心置腹，以达博采广取的最高诚意，臣对此无比钦佩。

    细细地解读总理衙门的原折及密信，一层层地商讨分析，用的是坚决拒绝的文辞，但又不想让大局决裂；怀抱着雪耻报仇的态度，但又不想让外人有猜疑之心，的确是审时度势苦心经营。臣对于预先筹谋换约这件事，前次接到总理衙门四月份的信件，当即分别要求各个海关调查议论，并开列清单，经臣详细审阅且加上签印，已经在九月二十一日选派候补道孙士达等两人，由上海携来进京投递以备择用，保存在案。

    现在再次蒙谕旨垂询，臣的愚见以为与外国交往，最重要的是“信义”，尤以“果决”为贵。凡我方所有不可允许的，则宜与外国始终坚持，百折不回；凡我方所有可允许的，则宜以豁达大度来表示，一两句话就说定，决不宜吞吞吐吐，而稍稍表现犹豫不定的样子，让对方找到狡辩的机会。大致说来，洋人在西方，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是掠夺他国商民的利益，然后该国可以得行其志。他们来到中国，广泛开设码头，贩运百货，也是想施行他们苛薄盘剥的阴谋，阻碍我国商民的生计。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老百姓早就痛恨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又加之三口通商、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一天天局促，百姓困苦无处诉告，犹如在倒悬中被迫过日子。

    现在若听任洋人运输食盐，则盐场上的商人贩夫的谋生之路便断绝了；若听任洋人设立货栈，则专做囤积转运业店主谋生之路便断绝了；若听从小轮船进入内河，则大大小小航船上的水手舵工的谋生之路便断绝了；若听任他们创办电线铁路，则各种人力畜力车行、旅店业、挑脚夫的谋生之路便断绝了。就他们所要求的各种事项来说，只有挖煤一事，可以借助外国开挖机器来振兴中国的永远利益，似乎还可以试办。应宝时的条议册内认为可行，臣也加上签记予以认可。其余如小轮船、铁路等项，让洋人兴办，则是以外国来侵夺中国内地的利益；若是由中国人附和着洋人来举办，也是以豪强来侵夺贫民的利益，都不可实行。以上各条，臣在由孙士达等带送京师的册子里，逐条加以签注。总之，从百姓的生计与切切实实的道理来考虑，自然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洋人为此而争辩不休，尽可以告诉他们，即便京师勉强答应了，外省各疆吏仍然会以全力来争回国家权益；即便各省疆吏勉强答应了，中国亿万百姓穷极思变，与他们结下仇恨，也决不是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的。中国的外交大臣为中国百姓请命，不怕无词辩论，甚至因此而导致外交决裂也在所不惜。在我方，是以挽救民生而引发兵戈，并不是为虚浮的礼仪之事而开启争端。从上来说，可以对得起天地与列祖列宗；从下而言，可以对得起四海百姓，心中无所畏惧，以后也无可后悔的。

    至于请求会见、派遣使节、扩大传教三桩事，臣在派人送到京师的册子中都未说到。

    臣查阅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国人尼果赍等，那时的礼仪细节已无法深入考究了，但可知当时与俄罗斯议论国界、互通贸易，确实是以敌国之礼对待的，以与藩属之礼对待高丽完全不一样。道光、咸丰以来，对待英、法、美三个国家，都仿照康熙朝对待俄国的先例，将它们视同敌国。本来，我朝凭借道德以怀柔之策对待远方国家，原就不想让七万里之外的洋人都以藩臣的身份服众我国。似可等皇上亲政以后，准允他们入朝相见。那时见面的礼仪细节可临时商议而定，既然是敌国的使臣，就不必强为所难，如此可以向洋人表示我国的坦白态度而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

    派遣使节一项。中国与外国既然已修好，那么彼此之间的往来便是常事。论者有的担心使臣会有辱使命，或者害怕费用的浩繁，这些都是过虑之词。似乎应该令朝廷上及地方上的大臣都留心物色，随时保举可任出使绝国的人员，储备起来以待使用，不论官阶，不定年限，有合适的人则派遣，无合适的人则不派遣，权始终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他们也绝对不至于会认为我国答应了又不派遣从而挑起战争。刚刚接到总理衙门的咨文，知道已经奏派志刚等人出使西洋。从此以后源源不断地互相委派，使节渐渐增多，纵使或许有一两个不能称职的人，又怎知无苏武、班超、富弼、洪皓等一类人才出现在其中，为国家扬威而消除祸患呢？这桩事可以慷慨给予答应。

    至于扩大传教一事，考查天主教，在它开始的时候，专门用财富利益引诱人，近来外国传教士贫穷者多，教会的利益不能分出，则它的学说也就不被人们所信奉。自秦汉以后，周公孔子的学说稍稍逊色，而佛教逐渐盛行。然而佛教兴起于印度，但今日的印度则多信从回教，反而疏远佛教。天主教兴起于西方，今日之西方，则另立耶苏教，反而竭力攻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一时废替一时兴盛，惟周公孔子之道，则万古不磨。但使得中国政治修明、风俗淳厚、礼教昌明，它们即便千方百计地开拓，也最终缺乏尊崇诚信的内容。何况目前各省各郡县有许多教堂，已经开拓了，没有必要再开拓，将来换约时，该国如果对于这条反复请求不已，似乎可以答应他们随时发文保护其传教事务，但不必再增加条款，想必不至于放肆要求了。

    这几桩事的危害稍轻，不仅不与他们力争，而且可以做到有求必应。独独于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危害我百姓的生计，则应当竭力相争。不用“抵制”这样的词汇，也不用严峻的语气，但以婉言请求他，诚意感动他，这个宗旨始终不可改易，使他们知道爱护百姓而保卫乡邦，乃千古帝王的不能改变之准则，也是我朝列祖列宗的家法。今日的情况，是中国处多事之秋，洋人正在嚣张之时，我们不能委曲求全于和议而不顾内地百姓的困难，即便将来中国全面强盛，洋人衰弱，我们也只求保护我国自己的百姓而不要有耀兵海外的居心。他们虽然强硬诡谲，也应当知道道理充足则不可改变，众人之愤怒则不可冒犯，也或许至诚能使他们感动，容易接受我们的条件。区区愚见，不知妥当与否，谨贡献自己的陋见，以供朝廷参考选择。所有遵旨预筹修约事宜的各种思考，恭折由驿站以四百里快递陈述，请皇太后、皇上鉴察训示。谨奏。

    评点

    一道被泄露的外事密奏

    晚清时期的中央政府的确腐败无能、弊政百端，但有一点却值得称道，即遇到国内外的重大事情时，会广为征集地方文武大员的意见，而且也不完全是形式，有时来自地方的意见也能起决定作用。如慈禧打算废光绪而立他人，对这样的大事，她也曾发密旨征求几个握有实权的总督的意见。据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坚决反对，他的“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两句话，对慈禧最终打消废立念头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晚清朝廷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开明，更不是有什么民主意识，而是因为军兴之后地方力量的迅速膨胀，其实力迫使朝廷不得不对他们假以辞色。但不管怎样，集思广益总比独断专行强。参与朝廷决策的地方大员，通常是各省的总督、巡抚以及将军、都统等。即将到了要与英、美、法等国家修订以往所签条约的时候了，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朝廷建议，请沿海及沿长江各通商口岸的诸省大员会商此事，预筹应对之策。朝廷接受总理衙门的建议，下令给相应省份上奏参议修约事宜。这道奏折，便是曾氏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回复朝廷的报告。

    读完这道报告后，留给读者一个很突出的印象便是：鱼龙混杂，瑕瑜互见。曾氏的有些看法，如不让洋人在中国行盐设栈、修建铁路、架设电线等，在今人看来简直荒唐可笑。但是即便如此，这道奏折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让我们知道，像曾氏这样一位最先提出将洋人造炮制船的技巧学过来以求中国“徐图自强”，从而揭开近代洋务运动序幕的先行者，其眼光和思想仍有很大的局限，至于那些头脑僵化行事保守的各级政权的持掌者，该会对“泰西怪物”有多大的反感和仇视！由此可知，“与世界接轨”，在中国会是一个多么严峻的课题，一段多么艰难的过程！了解一点当时的历史，会对今天的改革事业多一番深层次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对于中国的改革大业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对于这道奏折中所谈到的具体问题，我们就不再来评议了，笔者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这道讨论国家外交的绝密奏折不久便被洋人窃取，并将它公开发表。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泄密事件。

    据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奏：“本年值换约之期，当以事关紧要，复经臣等遴派章京专司其事，期于慎益加慎，所有各省疆臣密陈修约事宜，钦奉谕旨交臣等核议者，无不敬慎封存，严密登档，以便参酌折中，与各国驻京使臣争办。顷缘五月间，接阅上海闰四月中旬新闻纸，于督臣曾国藩密陈筹议修约事宜折内，应准应驳各节，历举无遗。臣等不胜疑讶。及至六月间，复据总税务司赫德将抄折呈出，臣等询所自来，坚辞系由领事官抄寄。当即函至督臣曾国藩追究缘由。现经该督奏称，于密封陈奏之件，不能格外慎密，被人传抄，自请议处。”

    从这道奏章中可知曾氏密折的主要内容，同治七年闰四月中旬被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随后，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更向奕出示这道密折的全文抄件，并说是由领事官抄寄的。为此曾氏检讨自己对于密件慎密不够，以致被人传抄，请求朝廷处罚。曾氏因此上了一道《泄露机密自请议处折》。折中说：“接准总理衙门函称，臣前次密折一件，现经有人抄录，并已载入新闻纸，嘱臣查明，因何泄露等语。查密封陈奏之事，臣未能格外慎密，以致被人传抄，疏忽之咎，实无可辞。除将详细情形函复总理衙门外，相应奏明，请旨将臣交部议处。”

    究竟在哪个环节上没有把住关，以至于这道密折被人传抄，现在已无从得知。但从曾氏主动表示负领导责任来看，密折泄露是出在前期的南京阶段，而不是出在后期的北京阶段。对于曾氏的这道自请议处折，朝廷有这样的答复：“乃曾国藩于密陈筹议修约事宜折件，不能慎密，致被人传抄，业经交部议处。此事若再追究，诚恐欲盖弥彰，转于大局无益。”曾氏还是被朝廷议处了，只是再没有公开追究，怕引起负面影响。

    从泄密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是严重的；从实际后果来看，这道折子的泄密也没有给朝廷的外事活动带来多大的损害。何况此事又出在这样一个于国家有大功的老前辈的身上，所以朝廷并没有对曾氏以实质性的处罚，几乎就在同时，将曾氏调补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曾氏离开转战十多年的江南，北上履新。

    写作简析 既提出办外交的总原则，又对具体事项一一详述自己的观点，虽有迂陋的见识，却不掩忧国仁民的诚心。

    要言妙道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

    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经。

    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