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有袁世凯的直系和从直系中分出来的皖系不断争夺政权，他们派出来的地方军事首长各为其主，可是也分合无常；在北方，还有雄踞辽东的张作霖、在山西闭关自守的阎锡山，这两股势力有时候也会卷入北方的政权斗争，但大多数时间，他们都相当致力于治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南方，广西和云南各地均有据地自雄的地方军阀，为了争夺一省控制权而时时发生内战。四川内部，就是一群土生土长的军阀，不断地在争夺天府之国的领导权。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则是各方面军阀争夺的对象。这些地区没有自己的军阀，全靠着地方掌握财富和资源的乡绅，在许多武人的争夺之中，想方设法维持地方的安定。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则局促于珠江三角洲一隅之地，必须时时仰桂军、滇军和粤军的鼻息，号令不能出“帅府”之门。
分裂的中国，救亡的压力
四分五裂的中国，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英国的势力范围，是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法国在西南尤其云南发展其势力；日本在福建有特殊的利益，当然，日本取代了俄国，将东北三省牢牢抓在手中。张作霖的起家，是在日俄矛盾之中成长，也长期地受日本的支持。在我国北方，青岛是德国的基地，威海卫是英国的基地，好在内陆地区只是德国、英国、美国的传教和经商的地点，并没有被侵占。
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进出的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货轮，也有外国的军舰，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领域中航行。外国的洋行和银行，不仅经营进出口的买卖，也开发中国的矿产，经营中国的铁路。外商设立的工厂，在中国土地上，用中国的原料和华人的劳力赚取中国市场的利润，运回自己的国家。无论哪一个政府，中央或者地方都必须仰赖这些外资经济，或者向他们贷款，或者购买他们的军火。中国可以说没有自己的经济。中国的民族企业还没有发展的机会，中国甚至长期没有全国的统一货币，外币和银元都在市面上流通。
从1912年到1926年，就以上所说的情形看来，北伐之前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乏善可陈。的确，这时候呈现的危机，是时时可能发生的亡国，“救亡”两个字成为当时压在全体中国人心头的压力。尤其日本人，在那一段时期时时刻刻在各地有挑衅的行为，制造事故，以取得中国的让步。日常生活中，生活在租界或者通商口岸的华人，不是必须面对外国人，就是处于外国势力卵翼下，受着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欺负。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救亡不仅是一个口号，还是天天要面对的现实。
昙花一现的自由环境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在救亡的危机感下，这一段时期竟可以说是中国的启蒙时代。许多革命前应该想到的问题，在这一段混乱的时期提上了日程，让大家不断地思考：中国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中国该走到何处去？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但更多人是在中国接受的现代教育。从总人数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在人口比例上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受过中学教育的，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卷入了 “启蒙”过程。救亡和启蒙，两个任务必须同时进行。也因此，启蒙的意义受救亡的影响，使得这群新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紧迫感，不免重视短期内快速的效果，而不太顾及未来长远的发展。
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几乎都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北平和天津，南方的上海和南京。此外，广州和香港距离很近，也是华南的中心，武汉则是华中的中心，这两个副中心，论其发挥的功能，只能说是平、津、宁、沪的外围而已。
中心城市的报刊杂志，成为讨论国是的论坛。《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等，都刊登不同人物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对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想法。几个重要的出版社，例如商务印书馆和更早期的一些书局，一批批地发行导论性的书籍，介绍各种新知识和新学说。上海也有了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事业，以这一个新的媒体，提出大家天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用娱乐的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一些生活上的现象。这些新的文化事业，几乎都在租界之中，即使他们指斥当权者，由于任何中国政权都无法进入租界，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外国人在租界拥有治外法权，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却使中国人获得了思想上极度的自由。在这自由环境中的文化与学术讨论，如昙花一现。
先说政治理论方面：各种主义都被提出来讨论，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人提倡，也都有人信从。孙中山在广州虽然施展不开，却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他一方面从美国的民治、民有、民享三个理想，延伸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也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过去，尤其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特色，并且吸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他的五权宪法结构，就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鼎立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传统科举的考试和御史台的监察两项权力。
前面说过，孙中山是一个边缘人，在外国受教育，对中国的文化其实并不熟悉。这一段岁月，可以说是他的补课过程。他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建国蓝图，也在这个时候有相当具体的描述，比如如何改善交通，如何开发物产，如何建设工业等。假如这一套想法，在革命前他已经提出，我想在辛亥革命时，他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不至于沦入四无依傍的窘境。
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主义在各处都开始传播。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其实有很多早就已经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国革命成功后，一方面有许多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已经在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社会主义和更具体的共产主义。共产国际①对于孙中山的支持，又使得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里面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度，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几乎全部都站在这个立场上，和左派不断地辩论。在两者之间，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团主义、乡村自治主义等，五花八门的观念都有人提倡。
20世纪20年代时，有过几场大辩论。一个是讨论中国社会的定性，左翼的理论家将中国的过去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有些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有的人从中国传统的立场驳斥这些说法，也有的人则是修正了唯物史观，不主张固定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却也认为社会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另一项讨论，则是科学与玄学的讨论，也可以说是中国科学主义形成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张科学的人士，他们其实不是真正从科学本身的内部规律角度发言，而是将科学当做一个新的文化现象。这一番讨论，实质上毋宁说是将一切哲学讨论都推到玄学的范畴，使得思想的领域狭窄了，也单薄了。当然，宗教信仰又更被这些科学主义者驱逐到人生之外，当做迷信。这一番辩论，当然是和新文化运动有相当的关系。①共产国际 即“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总部设在莫斯科，于1943年6月正式解散。
新文化传播和默默进行的社会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从中文的白话化开始的，并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只是中间又因为抗议巴黎和会的爱国运动，两者纠缠在一起好像是一回事，其实应该分开为两件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文以外，又带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观念，强调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以为这两个项目，是治疗一切旧文化病症的良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于前面所说社会主义的辩论，在文化的层面提出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另一项选择。
同时发生的另外一项辩论，则是文学和艺术是应该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还是应当单纯地表达人的心灵和智慧。这一个讨论，一方面是左派的学者认为文学、艺术甚至于文化，都应该为革命服务；而他们的对手却认为，文学和艺术本身就具有自己的意义，有自己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一番创造社和新月社之间的辩论，其实就是上面政治、文化两项辩论的另一个战场。
有了这么些课题，又有了新的文化和传播事业，不到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力一时百花齐放，呈现十分可观的成就。胡适、朱自清、鲁迅、茅盾、巴金、徐志摩、老舍、沈从文，这些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艺术界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他们的成就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
在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县份都有一个中学，虽然水准参差不齐，现代的教育的确已经深入民间。至于大学教育，北方有清华、北大，南方有交大和东南大学，更多的是教会设立的学校，如燕京、金陵、华西、辅仁、湘雅、岭南等都是教会大学，都以外国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到北伐以后，这一股力量更上层楼，令中国的学术完全脱离了传统的人文和经典教育，进入了现代的人文社会和科学的教育。
在社会方面，梁启超曾经提出的“新民说”，在民国以后，由散篇的论文编入《饮冰室文集》，从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新民说”的主张，是要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它直接从日本的维新理论尤其是福泽谕吉①的理论中得到启发，主要是建构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梁启超的“新民说”超越了政治革命，实际上是文化改造工程，得到了普遍响应。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也注意人在群体中的规范。
①福泽谕吉（1835—1901年）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著书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在明治维新前后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帝室论》等。
在这时候，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对传统家庭权威的质疑，以及争取妇女的独立自主权利。著名的小说《家》、《春》、《秋》三部曲，就着重在提倡个人对婚姻的自主权和反对家长的无上权威。原来参加革命运动的女性也不乏其人，例如秋瑾等，但是，女性在社会上没有自主的地位。从这个时期开始，女性要争取自主权，也要争取工作权。很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有自己的职业，更有大批的女工进入工厂工作。甚至于在默片时代的电影，也有特别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自由而编出的故事。过去传统社会的奴隶，无论是债务奴隶，或是种族奴隶，甚至于世袭的奴隶，在这个时代都逐渐消失。自此以后，社会上只有主仆之分，不再有主奴的阶级。这一个社会革命，逐渐而默默地进行，在十多年期间，居然成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影响之深远广大，都不是政治革命可以比拟的。
民族企业的兴起及民族主义高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当时称为欧战，中国选择了站在英美法的一边对德奥宣战。中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方式，仅是象征性地派遣华工。开战以后，在华的欧美工商企业纷纷撤离，出现了一个经济上的空白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趁势而起。许多华商的小银行迅速发展，提供给华商企业开拓基金。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工商银行等。另一方面，以无锡的纺织和面粉业为例，荣家的企业，就是从地方小工厂得到华商银行的融资，迅速地由一两家小厂发展到七八家工厂。无锡的轻工业，至少有六七个集团，荣家只是其一。同样的情形，也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济南、宁波、四川等地出现，其经营范畴也包括面粉、纺织、电灯、家用物品和轮船运输等行业。
这些企业，分布在上述若干城市，形成了地区性的中心，尤其上海，俨然是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资金和职业工人集中于这些地点，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都市，和过去传统行政城市和集散中心的性质完全不同。城乡的差距开始拉大，而且越来越大，在数十年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远超过农村。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转变，影响也极为深远。
当时中国至少有两个中央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南方偏安的革命政权。但在国际场合，尤其在1919年巴黎和会过程上，两个政府的代表合组为一个中国的代表团。这一个现象，至少对外说明，中国的内战并不构成主权的分裂，兄弟阋墙，对外还是一个中国。在巴黎和会进行过程中，面对各国的欺压，中国留学生发动了在和会中的抗议，延伸到国内就是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欧战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中国的主权时时刻刻会被别人抹杀。这也是为何“救亡”会成为全国性的呼声。
这时候，徐树铮①提一旅之师直入外蒙古的首府库伦②，伸张中华民国的主权，至少短期之内将俄国势力排出外蒙古。这一动作不仅是伸张主权而已，也是强调中国是个五族共和的国家，蒙古并不只是清朝皇室的私属。先父伯翔公（讳凤藻）当时在海军服务，中华民国的海军是大清海军的残余，船少，力量单薄，他当时担任楚有舰的舰长，居然以单舰拦截两艘德国军舰，要求火力和吨位更大的外国兵船在中国领海内必须交出武装和船舰。他在另一场合，又以单舰拦截俄国十余艘运输船舰，遣送俄国人前往自己选择的地点，整个船队却必须留在中国。这些行动，都是在民族主义高涨，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信心时才能做到的。
从上述政治理论、社会经济和主权立场各方面说，中国虽然在分裂之中，而且国力甚弱，经济也是刚在起步的阶段，但是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和现代社会铺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且这些成就是全民共同努力达成的，并不是由哪一个政权规划所致。这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
①徐树铮（1880—1925年） 辛亥革命后，在段祺瑞内阁任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为安福系重要骨干，因1919年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
②库伦 旧地名，即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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