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黄金十年,流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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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广东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训练了自己的军队,也得到留美学生的帮助,建立了国家金融机构的雏形。于是,国民党从潜龙在渊,居然可以有飞龙在天的机会。在1925年之前,国民党本身陷于左派、右派的冲突,几乎分裂。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已出现,而且一段时期是以国共合作的名义和方式自求发展。

    蒋介石有限度地统一中国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训练党军,中国出现了第一支有政治理念的军队,其作战力就不是一般军阀武装力量可以抗衡的。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挟其武装实力,夺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全国人民“救亡”意识高涨,驱迫若干地方军阀向国民党靠拢,构成了一个联合力量,打垮了北洋政府。东北关外的奉军,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由其子张学良领导归向国民党的中央。北伐成功,不是国民党一家的力量所能够达成的,是这些力量的联合才使得中国得到有限度的统一。至少,南京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其号令所及可以到达国家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众多的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在这一个核心地带,中国有几乎十年的时间,得以发展成稍具规模的现代国家。

    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府的体制,虽然是号为训政①时期,并没有真正立宪,也没有具体执行五权分立,但至少有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文官制度,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更为重要者,中国有了一批相当专业的公务人员,包括财税、金融、司法、交通、邮政这几个专业的团队,以及一些国营企业。至于军队,包括中央政府直辖的部队和各地的地方部队,实际上都还是效忠于他们自己的领袖:中央军队效忠于蒋介石;桂系效忠于李宗仁和白崇禧;晋军效忠于阎锡山;奉军效忠于张学良;冯玉祥的部队流转各处,没有基地,也是效忠于冯玉祥自己。这些武装力量,各奉其主,明争暗斗,从来就没真正合作过。因此,南京政府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是谈不上统一的。还有国共之间的斗争。因为宁汉分裂①和上海的地下斗争越演越烈,以致中共的活动脱离上海等城市,转入江西的农村,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①训政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在训政阶段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

    这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加强,就怕中国成为真正统一的国家以后,就不是日本可以随意欺负的了。于是,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的事故发生。日本借着各种理由在中国发动武装行动,例如,日本军队在济南拦阻北伐军的前进,后来一次又一次在华北发动事变,都是日本以关东军为主体的军阀们尝试蚕食中国主权的行动。不断的外患和从未间断的内斗此起彼应,使得十几年来中国不得安宁。面对亡国的危机,人人都有强烈的国族意识,珍惜国家的主权。举例来说,据海关史专家连心豪的研究,先父伯翔公在北伐后从海军调任海关监督职务,他在厦门监督任上,为了维护主权尽力与洋人主政的海关税务司交涉,将当年抵押海关的不平等条约,解释为只是抵押了关税,中国还应当保有检疫和缉私的权力。按照这种解释,中国的海关监督就有权登船搜索,也有权扣船不放。又比如说,1929年东北“易帜”不久,还是半独立状态,但奉军的将领韩光第为了保卫国土,以一团之众抵抗苏联二万人的侵犯,他和他的兵员全员殉国。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大家都会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①宁汉分裂 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期间,容共的问题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以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主张清党;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的党籍,并计划派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

    教育与学术为中国现代化打基础

    在这一短促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建设,最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体系的发展。在这十几年中,几乎每一个省都有大学,有些大城市还有好几所公私立大学。著名的新学校,例如广州的中山大学、汉口的武汉大学、南京由东南大学改制的中央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在短期内就可以和原有的清华、北大、交大列入同一等级。这些学校加上也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教会大学不少于二十所,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万学术和建设人才。这些学校的教育体制,也迅速地发展为多科目的教育体系,而且其中有些学校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所深造教育的水平。过去中国的高级人才,必须借助出洋留学来培养,现在至少可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了。

    不过,这些学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而他们的课程也是从外国大学移植过来,甚至于有些课本是直接用国外原版教材,有些也是翻译过来的课本。于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读得越多,学得越深,就知道很多外国的事物和知识,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反而产生隔膜。因为知识训练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与本国文化严重疏离,这种现象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上下两层越来越隔绝,也越来越疏离。中国从外面学习的现代化走得越迅速,内部的上下分裂和城乡分离也越严重。在横向方面,城乡的分离也意味着沿海和内地、交通要道周围和边缘地带以及贫富之间的分离。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其上层是如此地疏离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却变成其日后失败的病根。

    在学术发展方面,公私两方都有一些新的研究单位出现。就拿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来说,它的这套体制本来是蔡元培想要引进法国的大学院制度,建立一个研究和教学合在一起的机制。但后来,由于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习惯于美国的制度,大学教育仍旧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央研究院就成为一个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划为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组,这是傅斯年从德国借来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这四个学科的研究,来界定中国的内涵,确认中国的族群是如何融合并且终于构成一个复杂的共同体的。这一个单位,最大的贡献是在考古学方面,而且很快中国考古学就在世界上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另一个研究所是地质研究所,是由李四光、翁文灏等人组织的,他们原来的目的是为国家寻找建设的资源,可是却在世界地质学上填补了中国这一地区的实证资料。这两个研究所都是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学研究中国本土的事物,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把中国的时空发展,归纳为中国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贡献,就远超于纯粹研究室的理论探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使中国人清楚地知道何所归属。其他各研究所,也分别在不同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基础在当时还是很微小的,可是若没有这些基础,不可能有今天海峡两岸高等研究的实力。

    我们特别要提出的问题是对于古史的重新解释,主要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讨论。这一番讨论,在北伐以后,许多篇讨论的文章集合成《古史辨》系列。顾颉刚是其中的主要干将。顾先生的观点是,中国的古代历史是逐渐累积造成的,中国的传说尤其如此。由于古代的中国由许多族群构成,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系统,也都有自己流传的传说;在中国逐渐统一的过程中,许多平行的传说,逐渐合成一套各群族都可以接受的文化起源解释,期间有许多重叠和再编织,大致是后来采纳的传说,反而要放在更古老的时代。于是,中国的古代在三代的前面要加上五帝,五帝的前面又要加上一串传说中的君主。

    顾颉刚的目的是要重现历史真相,甚至于将一些古人的名字—例如禹—追回他最初命名的本意。这一工作当然引起许多习惯于旧说者的惊诧和反对,引起许多的辩论。史语所成立以后,开展了考古工作,也对古代的文字有了系统性的研究。这些实证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重新排列,得到更符合原来面貌的古代历史。现在,中国是一个多元、多民族的文化系统,已经是大家都认同的事实。对中国古代史重新解释,配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产生出对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新理解,实际上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更符合事实的国族观。

    民间的化学工业集团,有范旭东①、侯德榜②和李烛尘③三人将永利制碱、久大精盐和黄海化工联合而成的永久黄集团;他们还组织黄海学社,作为化工技术的研究单位。后来永久黄集团帮助几个主要的大学成立了化工系,也资助这些科系进行研究,开创了中国教研合作的先例。

    ①范旭东(1883—1945年) 实业家,1914年起先后开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做“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②侯德榜(1890—1974年) 化学家,1939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③李烛尘(1882—1968年) 实业家,早年参加创办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47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

    ④李仪祉(1882—1938年) 水利学家,曾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及华北、黄河、淮河与陕西省水利机关领导职务,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创立人之一。

    李仪祉④是水利专家,曾经在陕西建设了关中八渠,也为河套开发了灌溉系统。他对水利的兴趣不仅在于灌溉系统而已,他有全套如何治理淮河、黄河的构想。在实际的工作之外他还创设了河海学社,结合同志为中国的长程大规模的开发水利作种种的规划。后来,河海学社发展为今天的河海大学。

    在美国留学回国的茅以升,专业是桥梁工程,回国以后他在东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创办桥梁工程专业,他也在河海学社培育新进。茅以升创办了中国桥梁公司,希望为中国的交通事业,尤其是桥梁的建设作出贡献;不仅是有所规划,而且可以实际投入建设。他亲手设计了跨越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工程。可惜,钱塘江大桥才刚通车不久,日本就发动“七七事变”侵略中国,他不得不亲手炸毁这座桥梁,以阻挡日本人向西进军。

    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也就是直属于蒋介石的单位,有一个原来是资源调查小组的工作团队,后来发展为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和钱昌照①等人领导。他们四处调查中国的矿产和工业建设的环境,为中国的建设作准备。这个单位和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民间的研究机构充分合作,使得中国的建设有一些可以开展的蓝图。在他们所做的工作之中,至少我们今天应该记住的是:中国的钨、锌、锰和稀土金属,其大概分布情形是由资源委员会的同仁们发现的;中国第一个石油矿,是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甘肃老君庙找到的。这些工作,都为建设中国的现代

    ①钱昌照(1899—1988年) 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资源部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业提供了必须具备的基础。这一批学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为中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石油人才和矿业人才,还有资源委员会前辈培育的人物。

    将中国艰难整顿成多民族共同体

    中国在进行启蒙后建国的工作,窥伺中国的强邻日本,却不愿意中国顺利地重建自己。日本少壮派军人在日本发动政变,杀害了许多主张民主的开明政治家—包括首相和大臣,夺取了日本文人政府的政权。实质上,日本变成了一个军人专政的国家。之后,他们以东北的关东军作为前锋步步进逼,希望压倒中国的抵抗,取得东亚大陆,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发动在太平洋的扩张以获取东亚的霸权,创建“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这个所谓的“共荣圈”就是一个横跨海陆的大日本帝国。

    1926年北伐开始,1928年,日本在中国北伐军北进的过程中出兵济南①,后来又不断地借故制造了许多纠纷。最严重的一次侵略,是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突袭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政府。中国当局衡量自身实力,没有能力在这个时候和日本直接冲突,于是忍气吞声让奉军撤到关内,希望以国际公法制裁日本。当时国际联盟也派人来调查,而且谴责日本赤裸裸的侵略。当然,在国际政治上,是只讲实力、没有公理的。东北沦陷后由日本掌握了十五年,要到抗战胜利,中国才收回东北。这十五年中,日本花尽力量建设东北的重工业,开发东北的资源,以蓄积日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实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又在内蒙古引诱若干蒙古王公建立自己的军队,号为自治,实际上是归属于日本。在华北,又进一步在河北省的东部建立所谓的“自治区”。这样的事件年年不断,咄咄逼人,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七七抗战”开始,中国政府才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

    风暴前夕

    日本制造的种种事件,当然加深了中国人的危机感。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军事领袖,有些是过去割据自雄的军阀,愿意接受中央号令,整军经武,预备大战的爆发;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不同民族地区,也努力维持各族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归属感。内蒙的王公,大多数并没有跟着亲日的东部王公投向日本;在新疆,地方首长虽然必须与苏联打交道,甚至于承受苏联的压力,然而在体制上,新疆还是中国的一省,并没有采取自治或独立的名号;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有清一代等于是皇帝的私属,在这个时期中央政府仍然监督班禅喇嘛的坐床典礼,无论是对国际还是西藏来说,西藏仍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西北和西南各地,明清以来,本来就有各族自治的体制,例如西南的土司①制度和西北的种种伯克②、王公的酋长制。在民国时代,中央政府延续过去的传统,给他们地方首长的名号,让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却还是受各省政府的约束。过去对少数民族的称呼,都有过歧视性的不雅称谓,经过民族学家的努力,民国时代的少数民族都换了称呼,以尊重各族平等的体制。

    ①土司 南宋、元、明、清时在西北、西南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

    ②伯克 旧时新疆维吾尔族特有的官名,是维吾尔语音译。以阿奇木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下设各级伯克,清政府分别加以任命,概称伯克。

    以上种种努力,目的都在整顿和确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一个主权之下立足于世界。中国的十年努力,也引起了东亚邻邦的注意。韩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时韩国的复国运动志士看到中国的榜样,在中国建立了复国的组织,而且将国家名称也定为大韩民国。法国占领越南已久,越南的复国运动者也组织了越南国民党,希望有一天越南也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缅甸的志士制定他们未来的国旗,基本的构图是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非常接近的。远在南亚的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组织也设法和中国联络。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尽力帮助印度独立。他出席开罗会议的途中在印度换机,还想方设法和甘地见面,因此触怒了丘吉尔。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迈向独立自主的建国过程可能使远东各国的独立运动提早实现。真要说到辛亥革命的意义,这一个角度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1926年到1937年,国共之间不断地斗争。在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城市后,本来想在城市发展的共产党不得不转移到江西,但两党的纠纷从未间断,中国的人力资源不断地消耗于内斗。一直到中共长征西北在陕西建立政权,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使得许多社会大众不断呼吁两党放弃斗争、合作抗日。这个气氛终于造成“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全国团结,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转变,正如前面所说的种种发展一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理想下无法避免的过程。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终究无法避免狂风暴雨般的八年全民抗战。但事实上,中国的准备还不够。单以武装力量来说,中央和各地方武力加在一起有数百万之众,但是武器陈旧、训练不足,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央指挥系统;多年的整编,只是引起多次地方和中央的冲突,并没有真正地重新整顿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兵工厂生产力不够,也没实现现代化;中国的运输力量,也不足以面对将要爆发的大战。日本人在卢沟桥引发的事变,正是符合日本少壮军人集团逼迫中国摊牌的计划。十年的准备,等于是一个小孩刚刚站起来,还没有足够壮大,就必须要面临漫长的抗争,以保卫自己的国土。所谓的黄金十年,也可以说是流泪的十年。可是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准备,中国大概只能任人宰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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