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

    世界上最早的窃听器是我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墨子·备穴第六十二》记载道：“今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繴之以薄革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引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即），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辨方所远近。”唐杜佑《通典》引李靖语说：“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有孔城地道声，并声闻瓮中，而辨之方所近远矣”。宋代陈规《守城录》也记载：“闻虏于太山庙穴地道，高广丈有半，将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属议。张斌曰：‘兵法当设瓮听，以无目人司之，知其远近。’皆此种罂听之遗法，用瞽目人者，取其用心专一。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记作“缶听”。

    唐代还有一种更简便易携带和更具效果的窃听器问世。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游奕地听篇”记载道：“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鹿（葫芦形空心枕头），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应于胡鹿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鹿，尤妙。”《李靖兵法》卷中“部伍营阵”篇说：“至夜，每阵前百步外，各着‘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听子’勿合眼睛……令人枕空胡禄卧……则先防备。”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说：“令少壮者，枕大空葫芦，卧幽静处，人行二十里外，东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地聪。”

    由此可知：地听（或称：瓮听、罂听、缶听）是用来探听城外有无挖地道之声；葫鹿（或称：胡禄、葫芦、地聪）则是用来窃听有无人马行走之声。用途相同，对象各异，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亦有记载。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又记载了另一种窃听器：箭囊听枕。它是用军士们装箭用的牛皮箭囊吹足气后，作卧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沈括不仅描述了“箭囊听枕”的作用，而且还指出其中的科学道理，即是一种利用声学效应的共鸣箱。明末时，张献忠就常用此法“伏路静听”，准确掌握了敌军动向。

    在江南一带，还有一种因地制宜的“竹管窃听器”，它是用一根根凿穿内节的细长毛竹连接在一起，敷设在地下、水下或隐蔽在地上和建筑物内，进行较短距离的窃听。

    通讯

    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古代的情报通讯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十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尚未叛清时，奉诏讨伐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吴三桂见敌军兵众将精，便下令各路军队“于六归河会剿”，但命令中却将“六归”误书为音近字“陆广”，结果各路将领不知其意，造成“三路声息隔绝”，“吴三桂受困二月，粮尽”，岌岌可危。幸得贵州提督李本深从敌方间谍口中得知真相，急忙“整兵入援，困乃解”。魏源对此曾感叹道：“以一字之误，几覆全军，亦史世罕见。可见古大将亲治军书之不可忽。”

    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古代约有五种通讯方式。

    利用邮驿

    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邮驿的记载，一般多作““。周代又称为”传“、”馆“。春秋战国时称”遽“、”邮“、”置“。战国有”骑传候“专管情报快速传递。秦汉魏晋时称”驿“。唐时又称”馆“。宋时称”急递“。元时称”站赤“。明清时则称”邮驿“。

    司马迁《史记》说，舜时曾设置二十二名”纳言官“，”明通四方耳目“，”夙夜出入“，专司传递情报之职责。西周时的”大行人“、”小行人“和”行夫“都是利用步行或车船传递情报。春秋时，又出现了”乘遽“的单骑快马通信。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郑国子产探知公孙里叛乱情报后，利用”乘遽“返回都城平叛。当时的”乘遽“和”邮“的传递速度极快，正如孔子所比喻的那样：“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战国时，又出现了私人间谍情报通讯网，譬如信陵君在魏国情报官急报赵国边境烽火四起时，稳若泰山地劝魏王不必惊慌，“此乃赵王狩猎也”。可见信陵君有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完备、及时地向他密告情报。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也自有一套通信系统，名义上是互通问候家书，实际上是情报通讯网。

    魏晋时，又设立了“健步”、“急脚子”和“快行子”的邮卒，但他们更多地是传递军事情报。为了使其制度化，魏文帝曹丕还制定了《邮驿令》这一我国最早的邮驿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插羽”，即紧急公文或绝密情报必须插上羽毛，日夜不停地传递，颇类似于后世的鸡毛信。

    三国时，曹操派蒋干为间去吴军大营中劝降周瑜和刺探军情时，就是利用东吴独有的“水驿”，前往周瑜军营的。

    宋时，邮驿日益军事化。由“急脚递”、“马递”、“步递”等“铺兵”担任。宋太祖还下诏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又建立了“斥堠铺”和“摆铺”。以兵代民通信，完全是为了军事保密的需要。所以为了防止“铺兵”逃跑泄密，就在其背、胸、面、臂上，刺上青字，以此加以控制。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聚探》也记载道：“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今日聚探，尽革前弊。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他又说：“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之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

    南宋时还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通信法规，即《金玉新书》。其中规定：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盗窃或泄露者，处以斩刑。元代也制定有《站赤条例》，设“铺马札子”为情报传递员。明清时，邮驿几乎完全军事情报化。譬如朱元璋曾明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清时的军机处常常在情报上写有“马上飞递”字样，要求快速传送。密札制度也是由邮驿来完成的。

    利用动物

    春秋时始用马来传递情报。南北朝时，用骆驼来送情报，叫做“驼驿”。唐代还设有“明驼使”，大将哥舒翰就常用此向唐玄宗传送各地藩镇情报。还有用犬狗的。晋时，陆机就常把书信装在竹筒里，绑在一只叫“黄耳”的骏犬颈上，传送到几百里路之遥的地方去。元代设立的“狗站”，则更是边境中的专职情报通信站。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鸽子来传递情报。鸽子是被人类最早使用传递情报的动物之一。据《圣经》记载：上古洪水泛滥时，挪亚乘方舟逃生，为了得知洪水是否退落，便派鸽子前往侦察，如洪水已退，便叫鸽子衔一条橄榄枝回来。不久，鸽子衔一枝鲜橄榄枝飞回，挪亚驾方舟前去一看，洪水果然已退。

    我国古代最早使用鸽子传递消息的记载，见于五代王仁裕所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张九龄（唐玄宗时的宰相）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脚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另据唐代文献记载，当时还有用经过训练过的燕子和海东青（鹘）来送信等方法。

    宋时，鸽子便完全应用到了间谍情报的传递上。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福与怿（福即宋主将任福；怿即宋前锋桑怿）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房置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是哨家鸽百余，自盒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大败宋军，福等皆战死。”这是西夏军队布下伏兵，用一百多只军用信鸽来作为伏兵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方术第十》称此为“封鸽代谍”。据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南宋时，川陕宣抚使张浚前去视察素以“纪律极严”著称的曲端的军队。张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鲜明。”曲端平时以鸽传送信息练兵，战时则以鸽传送情报调兵，可谓运用之娴熟。

    利用烽燧

    最早利用烽燧传递情报的记载是《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火以望火光也。”“皆山上安之，有寇举之。”《墨子》中已有专门解释烽燧的论述：“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无厌逮。”史学家岑仲勉注道：“此言派出斥候及烽火告警法。卒候，今名侦探或间谍。”

    《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人界。”可见都是以烽燧来传递报警情报。秦汉时，建立了大量烽火台，“起烽燧，十里一候。”又叫“亭”、“烽台”、“烟墩”、“墩台”等。近年出土的秦制铜“杜虎符”上有十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汉代居延汉简中有《塞上烽火品约》，品约规定：若敌寇不满一千人，则燔一积薪，超过一千便燔二积薪，若攻亭障则燔三积薪。隋唐时，又规定：“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

    由于烽燧敌我均可见，所以又制定了特别的形式来予以保密。譬如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反泄》中说：“我秘敌泄，则胜常在我。”“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二曰旗帜……三曰金鼓……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则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因为烽燧信号单调显目，不可能传递复杂绝密情报，所以其作用局限于边境较为简单的情报通讯传递。

    利用水漂

    即利用流动不息的河水，从上游向下游传送紧急军事情报。隋大业十一年（615）时，隋炀帝被突厥重重包围于雁门，形势极为危急。隋炀帝几次派人突围外出去搬救兵，都被突厥捕杀或受阻。于是，隋炀帝“从围中以木系诏书，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果然，下游隋军得信后，立即发兵救援，击退了突厥。《隋书》还记载隋将史万岁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无法与主帅杨素取得联系。史万岁急中生智，将战场军事情报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终于漂到了杨素的帅营。杨素根据情报及时调遣军队开往前线。明代用间大师王守仁在与叛军朱宸濠作战时，就制作了数十万块“免死牌”，牌上刻写着只要叛军士卒谁持有该牌，便可在战败被俘时免予死罪等字样，然后投入长江上游，木牌顺流漂至明军久攻不下的安庆朱宸濠军营中，人人蜂拥争抢，军心涣散，逃兵不计其数。王守仁利用水力传递瓦解敌军的“情报”，有力地摧毁了朱宸濠的军队。被后人称之为“水电报”。

    利用纸鸢

    纸鸢是我国古代情报通讯的独特发明。早在战国时，《墨子·鲁问》就记载道：“公输子削竹木为昔隹，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虽然所述夸大，但这种纸鸢的前身在许多古文献中均有记载，并称之为“木鸢”或“飞鸢”。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记述：“今之风筝，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这是最早关于纸鸢用于间谍情报传递的记载。

    《资治通鉴》卷一六二完整详细地记载了南北朝梁末年侯景叛乱，梁太子萧纲用纸鸢传递情报的史实：“台城与援军性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

    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压胜（一种迷信的说法），射而下之。”这是用纸鸢来传递书信情报。唐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谋反，率兵围攻临洺。临洺城守将张伾拼死抵抗，唐军将领马燧率援军营救，被田悦军队阻隔在城外。张伾为了与马燧取得联系，以便内外夹攻田悦，便写了一封情报书信，拴在纸鸢上。此“风鸢高百余丈。过悦（田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马燧）营噪，迎之，得书”。马燧由此得知临洺城内详细情况和张伾的作战行动方案。

    1232年，蒙兵与金兵相争。蒙军围攻金代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廷丞相完颜白撒为了从内部瓦解分化蒙军，便命令部下将策反信绑在纸鸢上，“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

    有时也用箭矢来传递情报。《初学记》记载道：“赵氏兵书曰：矢一名信往。”《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三国时，曹操为了离间东吴与关羽，将孙权的密书用箭射入关羽营内和樊城曹操守军中，成功地实施了离间计。明代吕坤的《救命书》卷下说：“用善谍之卒，能知贼魁所用腹心主谋及左右才能之人，访获字迹，摹为降书，令善射者拴贴箭上，相约会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令上下猜疑，自相杀害。”

    密码

    间谍情报运用密码进行传递通讯的方法有五种。

    阴符、阴书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符”的释义是：“符，信也……分而相合。”《孙子兵法·九地篇》已指出“夷关折符”，曹操与杜牧分别注道：“谋定，则闭关以绝其符信，勿通其使”，“夷关折符者，不令国人出入。盖恐敌人有间使潜来，或藏形隐迹，由危历险，或窃符盗信，假托姓名，而来窥我也。”阴符是刻画有特殊符号或制成不规则牙状边缘的信物凭证，其作用为传递情报，调兵遣将。《六韬·阴符第二十四》有专章论述古代阴符的密码：“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这种由主将事先暗自规定尺寸长短的阴符，其所代表的“言语”就是一种情报密码。阴符有铜制、玉制、木制、竹制等。阴符也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特殊通行证。《墨子·号令第七十》中说：“有分守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符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一般铜符是为传递情报调动部队之用；木、竹符为特使“出入征险”通行之用。譬如战国信陵君派女间谍如姬窃取魏王铜符，然后“矫魏王令代晋鄙”，夺兵权而救赵国。楚怀王发给鄂君竹符，遣其巡历长江沿岸。

    阴书是比阴符更进一步的情报传递密码。《六韬·阴书第二十五》也有专章论述：“武王问太公曰：其事烦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遣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总圣智，莫之能识。”所谓“一合而再离”，即将一份完整的情报截成三份，分写在三枚竹简上；所谓“三发而一知”，即派三个人分别持此三枚竹简，分别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再将三枚竹简合而为一，便能读通其意义了。这样，送情报的人互不得知传送情报的内容，即使有一人或二人被敌方捕获，也不会泄密。

    后世出现文字横写格式后，又采用竖截的方式予以保密。譬如明代有一份情报为：“今昧方之阵中，粮食当绝，早与诸将相议，急需运送，此事必勿急攻。”按“一合而再离”这份情报被截为三份：

    今昧方之陈中粮

    食当绝早与诸将

    相议急需运送此

    事必勿急攻

    分持之人均莫知其意。但将三者左右拼合，再横读，就现出原文了。

    阴书较之阴符，其所包含的意义容量要大得多，也详细得多。但是其保密的程度还是不高，即使没有获得三份截文，也能从中窥探揣摩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如从上述阴书的第一、三份中可推测出与：粮食“有关；从第二份中又可猜出”急需“什么物资，因此阴书在实际中使用的并不多，文献史书中保留下来的记载也很少。

    暗号

    以暗号互通信息或传递情报，古已有之。记之较详的是明代无名氏兵书《草庐经略·军号》：“军营有夜号也，恃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暮夜往来逻军，必低声询问，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号须记载，以便稽查，毋得重复，亦勿有心，恐有心则为人所觉，而重复则雷同，尤使敌易测也。营外巡视，伏路之军，亦别有号，盘诘外奸，使无所容。先发外号，遣之使出，始发内号，勿令预闻，恐敌擒获因而泄露也。”

    三国曹操以“鸡肋”为暗号，意为退兵；南北朝奚达武“觇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军将士服，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具知敌之情状而返”；唐代李光弼派间谍“自地道入，得军号”；宋代韩世忠“穿贼营，候者呼问，世忠先得军号，随声应之”等案例，都讲的暗号互通信息的作用。这一用法一直沿袭下来。譬如明末兵书《车营叩答合编·第五十九答》就记载了防止敌方间谍化装混入己方军营而规定的种种识别信号。

    至于传递情报的暗号，最详尽的莫过于清代的“茶阵”、“路符”和“体态语”。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从中国掠夺去的这方面的详细史料文献。譬如表示“求救”的暗号为：将一只茶碗注满茶水。回答时，如能救者则饮尽半碗茶，如不能救，则弃洒碗中之茶再另倒茶而饮。又如将四只茶盅并排一字形放置，表示将赴危险之境，如饮了第一杯则意为“去替死”。

    “路符”也是一种秘密暗号。譬如在某人必经途中，在泥土上画一个大圆圈，表示前面有人接头；画一条蛇，表示执行任务时有人协助；画五个并排三角形，表示将进行刺杀行动。

    “体态语”有多种多样，有手势语、身势语、情态语等。譬如遇有紧急情况，则举扇过头，轻摇三下，表示招人参加战事；又如把右手拇指握在其余四指之外，放在头上，则表示“处境危险，紧急求助”的含意。

    此外，还有一种以物品读音的谐声来作为一种情报暗号。譬如北宋种世衡派间谍法崧前往西夏进行反间，“遣法崧以枣及画龟为书置蜡丸中，遗旺荣，喻以‘早’、‘归’之意”。“枣”谐“早”音，“龟”谐“归”音。这一类传递情报的暗号需事先约定，但它与阴符一样，所容纳的信息量很小，因此所传递的情报内容也就很有限了。

    字验

    宋仁宗时诏令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编撰的《武经总要》卷十五曾详细记载了这一情报通讯方法。所谓“字验”，即将各种情报用四十字的一首诗中的一些字来表示。具体要求是：所选的诗不得有重复之字，诗中的每一个字依次表示某一情报。如需报告某一情报，便在诗中规定的某一个字下加上一个符号即可。对方收到后，只需查对密码本即可译出情报内容。譬如《武经总要》记载道：先将军中联络的有关情报编为四十项，即：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牛车、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土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如果出现了四十项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情况，则书写一首五言律诗（五字一句，共八句，正好四十个字），按四十项的次序，用一个记号写在五言律诗的第几个字下即可。譬如出现了“被贼围”的情况，按四十项的次序是第三十一项，于是随意写一首五言律诗，譬如用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然后在这首诗的第三十一个字“又送王孙去”的“又”字下加个记号，即表示“被贼围”的情报。

    这种情报传递的密码，只要对译本不落入敌方，不论是间谍叛变或被敌方捕获，都无法破译其内容，是一种使用简便而又高度保密的情报通讯手段。据《宋史·舆服志六》记载，“字验”为符彦卿在《军律》中所创制。后人李淑又将四十字减省为二十八个字，这样就需用七言绝句（七字一句，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来相配了。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利害》也记载了“字验”的方法，但分称其为“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华岳说：“彼有惧其递角（传递信号用的符节）之泄漏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所乞之事，此名递之法也。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辨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

    反切密码

    这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所发明创制。它是用古代反切的注音方法来编制密码。反切注音方法为：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即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切出所需注释字的字音。譬如要注“谍”这个字音，则用“得斜”两个字来注音，即取“得”字的声母“d”；取“斜”

    字的韵母“ie”及“斜”宇的声调，拼切成dié音，就是“谍”的字音。

    反切密码法利用反切的原理编了两首歌：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用这首歌的前十五个字作为不同声母的代表字。即柳字代表“1”；边字代表“b”，以下依次类推（注意：古字的读音有些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同）。

    另一首歌是：

    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

    用这首歌的三十六个字作为不同韵母的代表字（注意：其中的金与宾、梅与杯、遮与奇的韵母相同，实际上只有三十三个不同韵母的代表字）。

    然后将十五个声母代表字和三十六个韵母代表字按次编上号码，再将当时字音的八个声调也按顺序编上号码。这就形成了传递情报的反切密码，可以用此注出任何字的读音。戚继光由此还编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来作为教材，进行专门训练。

    譬如要传递“已潜入”这一情报，根据歌词，“已”的声母与“莺”同，编码为“十一”；韵母与“西”同，编码为“二十五”；声调是上声，编码是“三”，“已”字的反切密码就是：11·25·3。用书写数字或用拍掌次数即可知道。

    同样，“潜”的声母与“求”同，编码是“三”；韵母与“天”同，编码是“三十一”；声调是阳平，编码是“二”。又如“入”的声母与“日”同，编码是“九”；韵母与“孤”同，编码是“十四”，声调是入声，编码是“四”。这样，“已潜入”的反切密码就是11·25·3---3·31·2---9·14·4。这种反切密码与现代的电讯密码基本一致。如果再使用方言进行编码，则根本就无法对其进行破译。

    明码加密

    清末时，电报技术输入中国。1871年由上海大北水线电报公司，选用了六千八百九十七个汉字，代以四码数字，编成中国最早的电报明码本。但是为了保密，又设计了将明码本加密的方法，形成了较复杂的密码。这一密码被清末军事及商业情报机构使用，传递发送了众多方面的间谍情报。明码加密的具体方法是：譬如“布”这个字的电报电码为1530，加密和减密的钥匙均为9853。先用明码的四个数字分别与加密钥匙的四个数字相加：1加9为“10”，凡“10”都作“0”；5加8为“13”，须隐去“10”，只作“3”；3加5为“8”；0（看作“10”）加3为“13”，须隐去“10”，只作3。那么“布”的明码1530就成了密码0383。接收到这四个密码后，再以此减去解密钥匙的四个数字，即：0（看作“10”）减9为“1”；3（看作前已隐去的“10”再加上3为13）减8为“5”；8减5为“3”；3减3为“0”，解密后的数字为1530，又回到明码上去了。

    代号

    代号是为了对间谍真实姓名、间谍机构、行动方案及有关情报进行保密而规定的代称。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很早就采用这一技术手段了。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利害》记载道：“彼有惧其递角（传递情报用的符节）之泄露也……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递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扎之代称……以至于水陆山险皆有别名，左右前后皆有异号。”

    这里讲的主要是以代号传递有关情报。其采用的方法非常巧妙，或以五色为代号；或以天干地支为代号，其保密性很高，并且避免重复，有多种变化。将部队驻扎地及有关水陆山险及左右前后的营地都编上代号，有利于间谍传递情报。相反，如果将敌方的营地和地段也编上代号，则能更简便更保密地进行间谍活动。明代时，为间谍制定代号的记载也屡见不鲜。譬如《流寇志》卷二曾记载道：明末，明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疯狂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运动，他们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进行残酷围剿，一方面在各城镇大肆搜捕农民起义军派出的间谍。当时，明军曾在长天捕获了三名起义军间谍，他们都有间谍代号，分别叫“乌风鬼”、“黑旋风”和“鬼见愁”。可见当时的间谍代号类似于绰号。从时代和命名上看，其与《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有关，如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鼓上蚤时迁等，这种以绰号为间谍代号的命名法，在清代也很流行。

    隐语

    秘语也叫“隐语”、“谬语”或“廋辞”，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说：“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左传·宜公十二年》记载：“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以秘语来传递间谍情报的事例，我国由来已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专论秘语的“谐隐篇”。文中记载：“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刘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王）、齐威（王），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东方朔），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早在春秋时，《左传·宣公十二年》便记载道：“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服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繶，哭，井则已。’”这段秘语究竟为何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学家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两军敌对，自不便正言，故为隐语以喻之。”可见此为传递机密的秘语。《左传·哀公十三年》又有记载：“吴申叔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紫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呼曰，庚癸乎，则诺。’”晋代杜预注：“军中不得出粮，故为私隐。‘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据《列女仁智传·鲁臧孙母》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窥察军情时被拘禁。他暗中探知齐国正准备秘密兴兵偷袭鲁国。于是他将此情报用秘语写了一封信给家中老母，信中说：“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余。”全如一封思念亲人的家信。臧文仲之母接信后便“破译”了此信中的情报，她泣道：“吾子拘有木治矣（被刑械系囚）！‘敛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城外百姓）内（纳）之于城中也。‘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促）飨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纹理交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有木治系子于狱矣。‘冠缨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饥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

    自魏晋出现反切法后，立即被运用于秘语之中。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反切语八种》中说：“中国古代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是用反切的秘密语。”《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成子阁”是“石子冈”的反切音，“成阁”相切为“石”；“阁成”相切为“冈”。此为古代反切秘语之先声。后世的一些切口语，多有“武备”类，由此传递军事情报。

    也有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譬如南宋时，原为宋朝旧臣的施宜生作为金国的特派使节，前往南宋都城临安。金人怕其向南宋泄露金兵即将大举进袭的情报，派了八名侍从间谍紧随在施宜生左右，予以严密监视。施宜生一次乘侍从间谍稍离片刻之机，对南宋吏部尚书张涛说：“今天北风（暗指北方的金国）刮得很厉害呀！”然后他又拿起案上的一支毛笔自言自语道：“笔来，笔来（笔与毕同意，即金兵即将倾巢而来）。”张涛心领神会，立即将情报上奏朝廷。可惜施宜生在以秘语传递情报时，被金国的副使节听到，回到金国后，立即被捕杀。

    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也记载：“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髻”与“三十六计”谐音。

    古代以秘语传递情报的案例很多。譬如唐时，黄国公李繷在给越王李贞的信中就运用了秘语，信中说：“内人（指武则天）病渐重，恐须早治（指起兵反叛），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乃速相报。”又譬如称侦察探风为“踩盘子”、称暗杀为“打食”、称盯梢为“跟人”、称间谍为“眼线”、称望风为“赏景”、称危险为“风紧”、称逃跑为“得风”、称被捕为“失风”、称爆炸为“响子”、称枪为“条子”、称刀为“千金”、称子弹为“非子”、称大炮为“黑狗”、称炸药为“狗粪”、称交战为“交亮”、称死为“碎了”、称打胜仗为“落胃”、称打败仗为“让地皮”、称粮尽为“在陈”等等。

    由清人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一书中，记录了太平天国军队的许多情报秘语。譬如卷五《伪军制下》辑有《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凡十九事；又卷八《伪文告下》中辑有《隐语》凡三十三事。其中兵器的秘语有：

    大炮改称“洋装”、鸟枪改称“营枪”、火药改称“红粉”、刀改称“云中雪”、火弹改称“先锋包”等。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极为重视军事情报的保密，并将此运用到间谍情报的传递上，以增强其保密性。

    此外，还有一种自汉代以来的拆字法，也常被后代间谍借用来传递情报。譬如《后汉书·五行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一语，范晔注释为：“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暗指董卓将亡。又如称兵为“丘八”、称刘（繁体字）为“卯金刀”、称谢为“言身寸”、称王为“一士”、称裴为“非衣”等。

    明代唐顺之纂辑的兵书《武编》，被人称为：“虚实强弱之形，进退作止之废，间谍秘诡之权，靡不毕具。”其书卷二在“用间”、“反间”、“使间”、“乡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漏间”、“不信间”、“谍间”、“察间”之后，还专门辟有“隐语”一节，记载了大量间谍秘语。

    暗器

    春秋末，姬光为了谋杀吴王僚，设下鱼宴请吴王僚前来品尝。又派刺客专诸把“鱼肠剑”藏在炙鱼肚里，乘端上鱼之时，突然从鱼肚中拔出“鱼肠剑”，朝吴王僚猛力刺去，锋利无比的剑刃刺穿其铠甲，直入胸膛，吴王僚当场毙命。可见这种“鱼肠剑”的体积很小，刀锋极利。《越绝书》曾记载说：“欧治作五剑，小刑二，一曰鱼肠。”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称其为“松纹剑”。后人因此而又称其为“专诸进”。《释名·释兵》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显然是说剑是一种非正规作战的兵器，用来“防检非常”。我国最早的青铜剑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其剑身中间较厚，称为脊；两侧有刃；前端尖锐，称为锋；后部有柄。全长不过一尺（古制，比今制短），有如一片柳叶，非常灵巧。

    战国末，燕太子丹派遣荆轲为行动性暗杀间谍，前往秦国去刺杀秦始皇。临行前，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其刺人，一见血便“人无不立死”。《战国策·燕策三》说：“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史记·荆轲传》也说：“不得持尺寸之兵。”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中，其体积必小，一直到“图穷”才“匕见”。

    《三国志·魏书·典韦传》记载了藏于怀中的微型匕首：“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典韦）为报之。永（李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侯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记载了一次暗杀曹操未遂的间谍案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魏书·叔孙俊传》记有“两刃匕首”：“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杀之。”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欲暗杀魏荥阳太守王慧龙，“遣刺客吕玄伯刺之……吕玄伯阳为降人，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得尺刀”。由于这类微型匕首极难防备，后人又称其为“不忽备”。譬如晋代张载《匕首铭》说：“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通俗文》说，“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另一种暗杀武器是毒矢。早在春秋即已出现。《周礼·迹人》记载道，“毒矢射者。”《后汉书·耿传》附《耿恭传》说东汉耿恭攻匈奴时，“以毒药傅矢”，“杀伤甚众”。宋代《百将传》卷四谓之为“汉家箭神”。《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也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医曰：‘矢镞有毒，毒人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隋唐时，东北靺鞨族“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中者立死”。李商隐《异俗诗》称之为“虎箭”：“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钅舌。”少数民族还有一种“吹矢”，即将一支尖针签浸上毒，放在竹筒里，用嘴一吹，毒矢即无声飞出，命中率极高，被射中者立即“血封喉”而死。

    这些毒矢被间谍在暗杀中运用得极为娴熟。宋代以后又扩大了其运用范围。譬如出现了带毒的脱手镖（也叫“铁镖”，分：光杆镖、毒镖、带衣镖）、金钱镖（将大铜钱圆边磨出锋利刃口）、袖箭（也叫掷箭）、飞刺、飞刀、飞石、如意珠（也叫“尖铁丸”）、枣核箭（也叫“铁橄榄”和“核子钉”）。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曾记载：“铁蒺藜为鬼箭，掷远为飘石。”间谍用这些暗器一来防身，二来暗杀。其携带方便隐蔽，杀伤力强。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卷一○二中说：“袖箭者，箭短而镞重，自袖忽发，可以御人三十步之远。”《金史·抹燃史扢搭传》称为“手箭”，“史扢搭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

    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一种“九矢铅心神毒火雷”，可同时发射九支毒矢，一旦射中，“见血封喉，顷刻毙命”。还有被称为“机发暗器”的“袖炮”和“铁鸳鸯”等暗器。

    戚继光曾在营地禁区内布置了暗弩、铁蒺藜、自犯钢轮火等暗器，以杀伤前来侦探的敌方间谍。尤其是“自犯钢轮火”，实际上是戚继光发明创造的我国第一代多用途地雷。它由卡子和绳索控制，一旦被绊动，立即喷射毒焰杀伤敌方，并同时具有报警的作用。这一“秘密武器”，当时极少有人知其底细，敌方间谍对此惊惧万分，称为“神火”。

    毒药

    以毒药进行暗杀，古已有之。《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隋时，大将长孙晟与突厥作战，长孙晟说：“突厥饮泉，易可行毒。”便派间谍“取诸药毒水上流”。清代朱逢甲《间书》记载了宋代名将刘皔在顺昌之战中，采用多种用间手段，迷惑诱骗金兀术上当受骗，并“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者。饮，夷三族……时天大暑，敌远来疲……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

    宋真宗时，大将曹克明任边远地区巡检。“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以试人。’即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精明的曹克明由此而躲过了一次毒药暗杀。

    明代兵书《城守筹略》及《兵机类纂》均有“毒水毒酒”、“毒酒毙贼”的记载。《武经总要》卷六专门设有“防毒”论述，规定“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凡敌人遣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买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物略第十一》也有防毒方法：“金杯注酒，遇鸩（毒酒）则焰生。银箸尝食，遇毒则色变。”

    密写

    为了不使情报显露丝毫痕迹，又能够顺利地传递到目的地，于是古代间谍史上又出现了“密写”技术。即用明矾水或米汤书写情报，待明矾水干后，纸上不留任何痕迹。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来可保密，二来可保护传递情报的间谍不暴露身份。

    南宋时，秘书省正字曹辅受枢密院之命，身带用明矾书写的情报，秘密前往兴仁，将情报交给宋将曹楙。曹楙将此空白纸浸入水中，即显出情报字迹。

    1216年，强悍的蒙古兵围攻太原城，太原宣抚使乌古论礼也用明矾水写紧急求援情报，派间谍急送京师告急。

    清代著名的“矾书案”，更是运用这一手段的典型间谍案件。1675年，康熙立第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但是胤礽却大肆扩张势力，甚至与康熙分庭抗礼。康熙深恐被大搞间谍暗探活动的皇太子“今日被鸩，明日遇害”的阴谋手段杀害，以胤礽“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之罪名，废掉了胤礽皇太子位，并将其禁锢起来。

    1715年春，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侵扰哈密。康熙发兵前往征讨。胤礽得知这一情报后，想利用这一机会摆脱软禁。胤礽将常为胤礽福晋治病的一名叫贺孟的医生用重金买通，使之成为其向外传递情报的间谍。胤礽用明矾水书写一封密信，派贺孟潜出宫去交给正红旗满州都统公普奇，密令其到康熙处为自己求情，并保举他为讨伐阿拉布坦的大将军，这样便可以借机恢复皇太子的地位。但是，这一秘密被辅国公阿布兰侦知，立即向康熙告发，致使胤礽恢复皇储地位的阴谋彻底破灭。

    化装

    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战具类》记载：“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南宋时，二十岁的岳飞应募为“勇敢士”，曾“易金兵服”，潜入金营，撞上巡逻兵，便以娴熟的女真话答腔应付。凭借化装，岳飞在壁垒森严的金营中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受到了上司的褒奖。

    南宋陈规《守城录》卷三说：“贼至黄州，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是夜……攻围黄州城及肆掠黄陂县。”这是贼兵利用人们恐慌金兵的心理，化装成金兵以震慑南宋军民。

    唐代《李靖兵法·将务兵谋》记载了另一种形式的间谍化装：“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托微禽而幽伏于丛林，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这是在鞋底刻上野兽的足形，或把头部伪装成禽鸟，将自己隐匿起来的化装。将不得已暴露的部分（如足迹、头部）化装成兽足迹和禽鸟首，以此迷惑敌人，借以靠近敌人窃取情报。

    明代时，曾破广西大藤峡乡兵的韩雍，在用间与反间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在提督两广军务时，探知有人欲遣间谍暗杀他。于是他“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但是韩雍知道，光靠消极防备是很难阻止暗杀行动的。于是他对心怀可疑的人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化装心理战”：他“内藏磁石，以铁屑涂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鬓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韩雍利用磁石和铁屑的化装，使其成为一个“魁岸”的可怕人物，有效地震慑住敌方，瓦解了暗杀间谍的行刺意志。

    伪造

    唐时，湖州佐史江琛对刺史裴光书阴怀私怨，为了陷害除掉裴光书，江琛派间谍暗中窃取了裴光书的一些私人信件。江琛“割取其书，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这是采取割书拼凑成文的技术手段，诬陷裴光书与徐敬业暗中串通，阴谋叛乱。武则天得知后命令御史予以调查，御史“往推之”，认为“书是光（裴光书）书，语非光语”。但是，“前后三使并不能决”。武则天又“令张楚金劾之”。张楚金也与御史的看法一致，但是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字是裴光书的字，但是话却不是裴光书的话。一天，张楚金见限命破案期限日近，又难以交差，满腹忧患，“仰卧西窗”。他望着日光穿透了西窗上窗纸的余影，突然受到了启发，“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江琛“割取其字”的伪造技术极为高明，居然毫无破绽，天衣无缝。但文献记载疏于详述，不得知其具体制作过程了。

    清代朱逢甲《间书》记述了明代李充嗣伪造朝廷间谍火牌一事：“十五年（1520），贼兵（朱宸濠）陷九江。公（李充嗣）自将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九檄皖城，锐（杨锐，皖城指挥使）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克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

    朱逢甲评论此事说：“以火牌反问，犹之以书者，此正善于变化者。”

    南北朝时有伪造“符信”的间谍案例。高欢“计图尔朱兆，阴收众心。乃诈为兆（尔朱兆）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遂愁怨。又伪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高欢利用伪造书信惑众，又伪造符信夺兵权，终于使其阴谋得逞。南宋时，充当金人大间谍的秦桧，为了搞乱南宋经济和谋取暴利，曾伪造“铸钱”。让假钱在市场上流通，使京都市场“物价大昂”，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混乱，从而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拆封

    古代情报的传递方式主要是信件，但是，信件又很容易被人拆封，从而使情报泄密。因此早在战国时，就有了“封泥”。“封泥”是在简书用绳捆扎好的绳结处贴上封泥，并盖上玺印，以防被人暗中私拆。出现纸张后，又有了“钤印”。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记载了元代的情报信件保密法：“若军情极其紧急，便书信，然后密封起来再传递……在信封上注明从某处至某处，君主给予每个边将以黑色钤印，以便边将将其盖在信封上以防泄密。”

    由于“封泥”和“钤印”，给企图私拆情报信件的间谍带来了困难，于是他们也相应发明了“秘密拆封术”，即采用火烘烤、蒸气熏等方法。譬如明代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但是尚书陈汝言对岳正怨恨极深，便派遣私人间谍将岳正“逮系诏狱，拷掠备至……手梏急，气奔欲死”。由于岳正犯的是“诏狱案”，便在致人死地的紧手梏上贴上了封印纸，任何人不得揭开。有一个叫杨四的人见岳正奄奄一息，如果不解松手梏，岳正必死无疑。于是他用酒灌醉了陈汝言的间谍，想解松岳正的手梏。但是他一见手梏上有封印纸，便无奈地说：“梏有封印，奈何？”岳正说：“可烧鏊（烙饼器，铁制、平圆，也叫”鏊盘“）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这是用一定温度的平铁器，去烘喷有细微水珠的封纸，待封纸干了，就拆封了。杨四用此法果然揭开了封印，“挎其中”（即把手梏的洞挖大）后，“复钉而封之”。陈汝言的间谍酒醒后“觉有异”，但不敢擅自揭开封印，另外换上紧手梏，只得作罢。

    密藏

    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四“蜡弹”章说：“以帛写机密事，外用蜡固，陷于股肱皮膜之间，所以防在路之浮沈漏泄也。”史书最早记载以蜡丸密藏情报是在756年，《新唐书·颜真卿传》：“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

    蜡丸也称为“蜡书”或“蜡弹”。唐代宗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谋叛，局势岌岌可危。唐代宗欲密令河东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回京平叛，但是京师四周均被周智光的密探势力所控制。为了防止诏书泄密，唐代宗“召于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赵纵“请为蜡书”，撕下帛片，在上面书写诏令，然后揉紧帛片为一小团，外面以蜡封裹。再秘遣家僮绕水道将诏书送至郭子仪的军营中。

    用以传递诏令的蜡丸密书也称为“蜡诏”。《资治通鉴·后唐》：“梁主登建国楼，面择亲信厚赐之，使衣野服，赍蜡诏，促段凝军。”胡三省注：“蜡诏，犹蜡书也。命出于上，故谓之蜡诏。”

    蜡丸密书作为密藏手段，在五代及宋时运用得较为广泛。《旧五代史·尹晖传》：“时范延光据邺谋叛，以晖失意，密使人赍蜡弹，以荣利啖之。”《宋史·李显忠传》：“显忠至东京，刘麟喜之，授南路钤辖，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在密藏蜡书的方式中，主要有“密缝”、“封股”（即割开腿肚子）和“吞腹”。北宋用间大师种世衡对西夏猛将野利旺荣进行反间时，“乃草遗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北宋末年，“金人再犯京师，内外不相闻。朝廷募忠勇士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绶（姜绶）以忠翊郎应募，乃以到股藏书，缒下南壁”。南宋时，岳飞“得兀术谍者”，佯为酒后错认为是自己派出去的间谍，“谍冀缓死，即诡服。（岳飞）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刲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十一家注孙子》宋代张预对《用间篇》“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一句注释说：“欲使敌人杀其贤能，乃令死士持虚伪以赴之；吾间至敌，为彼所得，彼以诳事为实，必俱杀之。我朝曹太尉尝贷（赦免）人死，使伪为僧，吞蜡弹入西夏。至，则为其所囚。僧以弹（蜡弹）告，即下之。开读，乃所遗彼谋臣书也。戎主怒，诛其臣，并杀其僧。”

    此外，还有一些木、竹制的情报密藏器。宋真宗时，设立情报传信牌，漆木为牌，长六寸，宽三寸，腹背刻字而中间分开，置凿枘可开可合。传递情报时，将情报小纸条插入牌中槽内，系于脖颈上。据《金玉新书》记载，宋代还有一种小竹筒用于密藏情报，两边洞口用蜡封固，沿途情报传递站铺都要严格检查石蜡封印是否动过，从而保证情报不被泄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