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科塔尔夫人，我父亲感到惊讶的是，斯万夫人竟然觉得拉拢这位并不高雅的小市民不无裨益，就说道：“虽说教授有地位，我还是得承认，我并不理解。”相反，我母亲却非常理解；她知道，一个女人进入一个跟她以前的生活圈子所不同的圈子，会感到很大的乐趣，但如果她不能让以前的朋友知道她现在的朋友更加显赫，这种乐趣就会黯然失色。因此，得让一个证人进入这美妙的新世界，犹如一只见异思迁的蜜蜂嗡嗡叫着飞进一朵花中，然后，如你所愿，此人会在访友时传布消息，散布含有羡慕和欣赏的种子。科塔尔夫人被找来扮演这一角色，她属于特殊类型的客人，我母亲继承了她父亲的某些思维方式，把这类人称之为：“外乡人，请到斯巴达去说【204】！”此外——除了我们在好多年后才得知的另一原因之外——斯万夫人邀请这位和蔼、谨慎和谦虚的朋友，就不必担心会在她出色的“接待日”里把一个叛徒和竞争者带到家中。她知道，这个积极的工蜂，只要戴上插有羽饰的帽子，肩挎名片袋，就可以在一个下午拜访为数众多的花萼般小市民。她了解其传播能力，并在概率论的指导下有充分理由认为，维尔迪兰夫妇的某个常客很有可能在第三天得知，巴黎军区司令常在她家留下名片，或是维尔迪兰先生自己会听说，赛马协会主席勒奥·德·普雷萨尼先生常带她和斯万去参加狄奥多西国王的盛会；她只是认为维尔迪兰夫妇已得知这两件她感到得意的大事，因为我们对荣誉的想象和追求所呈现的具体形式数量不多，原因是我们的思想有缺点，不能同时想象出我们——大体上——期望的所有形式，而同时荣誉对我们来说又必然具有这些形式。

    不过，斯万夫人取得成功只是在人们所说的“官场”之中。高雅的女士都不去她家。并不是因为她家里有共和派知名人士，把她们给吓跑了。我幼年的时代，保守的社会在各方面主宰社交界，著名的沙龙决不会接待共和派人士。生活在这种圈子里的人们认为，决不能邀请“机会主义者【205】”，更不能邀请可怕的“激进分子”，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就像油灯和公共马车会永存那样。然而，社会犹如不时转动的万花筒，依次用不同的方式来放置我们认为一成不变的某些成分，从而构成另一种图形。我初领圣体之前，一些思想正统的女士在访友时遇到一位高雅的犹太女子，感到极为惊讶。万花筒的这些新图形的产生，是由于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标准的改变。德雷福斯案件产生了一个新的标准，那是在我开始去斯万夫人家做客之后不久的事，万花筒再次把其中彩色的小菱形颠倒了过来。跟犹太人有关的一切都落到下面，高雅的女士也是如此，一些默默无闻的民族主义者则上来取而代之。这时，巴黎最光彩夺目的沙龙由一位奥地利亲王主持，此人是极端的天主教徒。如果不是发生德雷福斯案件，而是对德国开战，万花筒就会朝另一方向转动。如果犹太人使大家感到惊讶，表明他们是爱国者，他们就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这样就无人再愿意去拜访奥地利亲王，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曾去过亲王府。虽然如此，每当社会暂时风平浪静之时，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就会认为，从此不会再发生任何变化，同样，他们在看到开始使用电话之后，就不愿相信还会有飞机出现。然而，新闻界那些哲学家谴责前一个时期，不仅谴责当时人们喜爱、但在他们看来却腐朽透顶的乐趣，而且还谴责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因为在他们眼中毫无价值，仿佛这些作品跟社交界轻浮的持续表现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唯一不变的是，看来每次“法国都有某种变化”。在我去斯万夫人家时，德雷福斯案件尚未发生，某些犹太名流还很有势力。势力最大的当属鲁弗斯·伊斯拉埃尔斯爵士，其妻伊斯拉埃尔斯夫人是斯万的姑妈。她自己不像她侄子那样有如此高雅的朋友，她侄子并不喜欢她，从未跟她很好地联络感情，虽说他极有可能继承她的财产。然而，在斯万的亲戚中，唯有她看出斯万在社交界的地位，而其他亲戚对此始终一无所知，我们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跻身于上流社会——这在他看来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过了十年之后，他发现曾做到这件事的年轻人何止一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并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且是跟他一起长大成人的——于是他就在自己周围画出一个黑暗区域，一个terra incognita（未知区域），居于该区域者对其细微差别看得一清二楚，但在未能进入其中者或近旁走过时不知其存在者看来，这区域是一片黑暗，纯属子虚乌有。任何哈瓦斯式的通讯社都没有把斯万跟那些朋友交往告诉他的表亲，因此，他们在家里吃晚饭时（当然是在斯万的讨厌婚姻之前），常常面带屈尊俯就的微笑谈起，他们曾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去看望“表亲夏尔”，而且认为他有点嫉妒，是个穷亲戚，就借用巴尔扎克小说La Cousine Bette（《贝姨》）的书名，自命风趣地称他为Le Cousin Bête（笨蛋表亲）。鲁弗斯·伊斯拉埃尔斯夫人十分清楚地知道，跟斯万称兄道弟的是些什么人，对这种友谊她不无嫉妒。她丈夫的家族大致能跟罗特希尔德家族相提并论，几代人都在为奥尔良亲王家族办事。伊斯拉埃尔斯夫人极其富裕，影响巨大，就利用这种影响，不让她认识的任何人去接待奥黛特。只有一位女士在暗地里没听她的话。那就是马桑特伯爵夫人。然而，倒霉的是，奥特黛去拜访德·马桑特夫人时，伊斯拉埃尔斯夫人几乎同时走了进来。德·马桑特夫人犹如芒刺在背。不过，她这种人信义全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连一句话也不对奥黛特说，奥黛特也就从此没有勇气再进入这个社交界，况且这也不是她喜欢受到接待的那种社交界。圣日耳曼区对奥黛特完全不感兴趣，仍把她看作没有知识的轻佻女子，即跟资产者完全不同，资产者对家谱中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并阅读古代回忆录，以满足自己对贵族朋友的渴望，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高攀这类朋友。另一方面，斯万仿佛仍是情夫，在他看来，过去的情妇的所有特点都是讨人喜欢或于人无害的，因为我经常听到他妻子说出在社交界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话，而他却（出于尚存的情感，由于不够重视，或者因为懒于帮她改进而）没有设法加以纠正。这也许是单纯的一种形式，这种单纯曾使我们在贡布雷时长期看错，而现在因这种单纯，他虽说——至少是为他自己——继续跟一些名流交往，却不愿让客人们在妻子的沙龙里谈话时觉得这些人有什么重要。不过对斯万来说，这些人已不如以前重要，因为他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不管怎样，奥黛特对社交界确实无知，在谈话中如有人把盖尔芒特王妃的名字置于她表亲公爵夫人的名字之后，奥黛特就会说：“瞧，这些是亲王，他们的级别升高了。”如有人在提到沙特尔公爵时说“亲王”，她就会纠正：“是公爵，他是沙特尔公爵，不是亲王。”说到奥尔良公爵，即巴黎伯爵的儿子，她说：“真怪，儿子比老子还高。”她喜欢夹用英语词，就又补充道：“这种Royalties（王族），把人给弄糊涂了。”有人问她，盖尔芒特家族出自哪个省，她回答道：“埃纳省。”

    另外，涉及奥黛特时，斯万是视而不见，不仅看不到她缺乏教养，而且看不到她智力低下。更有甚者，每当奥黛特讲一则荒唐的故事，斯万在听妻子说时既得意又高兴，样子近于赞赏，其中想必带有残存的情欲，而在同一次谈话中，他所说的机智乃至深刻的话，奥黛特总是听得毫无兴趣，不求甚解，没有耐心，有时还要严词驳斥。人们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精英屈从于庸俗之辈的现象，在许多家庭中成为惯例，相反，也有许多优秀的女士被愚钝的男人所迷住，这种男人无情地指责她们美妙的话语，而她们听到这种男人平淡无奇的玩笑，竟会因爱情而变得极其宽容，对其赞叹不已。言归正传，再来说说当时奥黛特无法进入圣日耳曼区的种种原因。应该指出的是，社交界万花筒最近一转，是由一系列丑闻引起。有些女人，大家十分信任，去她们家做客，结果却被揭出是妓女，是英国女间谍。在一段时间里，大家对别人的要求，或者说这至少是众人的看法，首先是脚站得稳，人坐得稳……而奥黛特所代表的，恰恰是大家刚刚断绝关系却又立刻恢复交往的那种人（因为人不会立刻改变，总是希望旧制度在新制度下延续下去），但希望交往的形式改变，以免别人看穿，并使人认为这已不是危机出现以前的社交界。然而，跟那个社交界中“被揭露的”女士相比，奥黛特有过多相似之处。社交界人士患的是高度近视；当他们跟自己熟悉的犹太女士断绝一切往来之后，在他们考虑如何填补这一空白期间，他们看到一位新的女士，也是犹太人，仿佛被夜里的暴风雨刮到此处；但由于她新来乍到，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她与以前那些女士不同，跟他们认为应深恶痛绝的事物并无瓜葛。她并不要求别人尊敬她的上帝。大家就接纳了她。在我开始去奥黛特家做客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反犹太主义。但她跟大家在一段时间里躲之不及的人有相似之处。

    斯万常去拜访几位昔日的朋友，他们均属上流社会人士。不过，他在跟我们谈起他刚去看望的那些朋友时，我发现他在以前认识的朋友中所作的选择，依据的是同一种爱好，一半是爱好艺术，一半是爱好历史，这种爱好为他这位收藏家提供了养料。我发现，他感兴趣的往往是某一位失宠的贵妇人，因为她当过李斯特的情妇，或是因为巴尔扎克曾将一部小说题献给她的祖母（犹如他购买一幅画，是因为夏多布里昂曾对此画作过描述），并因此怀疑我们在贡布雷时一错再错，先是错误地认为斯万这个资产者并未出入社交界，后又错将他看作巴黎最高雅的男士之一。是巴黎伯爵的朋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有多少“亲王的朋友”被一个有点封闭的沙龙拒之门外？亲王的眼中只有亲王，他们不会故作风雅，认为自己高踞于非亲王血统的人之上，并认为大贵族和资产者都在他们之下，而且二者地位基本相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