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水车旁的风景

    村人问过，少女讳莫如深，每每三缄其口，是以渐无问者。当地人对于外地人，免不了有点儿欺生。可像她那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讨生活的方式并不危害任何当地人的利益，虽然明明是外省人，便借故欺她，却是不忍心的。不忍相欺归不忍相欺，但对于那来历不明的小姑娘，当地人内心还是有些犯嘀咕：会不会是个小女贼，待人们放松了警惕，待她摸清了各家的情况，抓住对她有利的机会，逐门逐户偷盗个遍，然后逃得无影无踪？据他们所知，省内别的景区发生过这样的事，祸害了当地人的也是个姑娘。只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只不过没有亲自偷盜，而是充当一个偷盗团伙的眼线。那么，她背后也有一个偷盗团伙吗？人们相互提醒着。随后，她的行动，便被置于许多双有责任感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但她一如既往地对人们有礼貌，还特别感激当地人收留她。难道因为她才十六七岁，还太单纯，看不出别人对她的警惕吗？这么小年龄的女孩儿走南闯北，会单纯才怪！那么，必是伪装的了。于是，在当地人看来，小女孩还很狡猾……只有老妪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儿。她们成为“同事”几天以后，老妪曾问少女住在哪儿，少女说住在一家饭店的危房里，每天五元钱，晚上还得帮着干两个多小时的活。饭店里有老鼠，她最怕老鼠。“就是每月一百五十元，也花去了我半个来月的工资，还得看主人两口子的眼色……”

    少女说得泪汪汪的。“闺女，住我家吧。我那儿就我一个人，我也喜欢有你这么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

    老妪说得很诚恳。少女没想到老妪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老妪又说：“我一分钱不收你的。”

    ……于是，少女作为老妪所希望的一个伴儿，住到了老妪家里。

    于是，少女脸上笑容多了，喜欢和她一块儿照相的观光客多了，小费也多了。最多时，每天能收到五十元。

    老妪脸上的皱纹少了。熟悉她那张老面孔的人，发现她脸上几条最深的褶子变浅了，有要舒展开来的迹象了。她脑后的髽髻也好看了，不像以前那么歪歪扭扭的了。她的指甲不再长而不剪，指甲缝也不再黑黢黢的了。她那身“行头”，显然洗得勤了。她的好心情让她的小费也多起来了。

    有好心人提醒她：“你让那小人精住你那儿去了？千万防着点儿，万一你那点钱被她偷了，临走连件寿衣都穿不上……”

    老妪不爱听那样的话。她说：“走？往哪儿走？人家孩子比我多的钱放那儿都不避我，我那么点儿钱，防人家干吗？”

    她爱听少女的话。少女常对她说：“奶奶，尽量想高兴的事儿，那样您准能活一百多岁。”经历了二十几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孤寡生活以后，忽然有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小女伴儿，老妪返老还童了似的。有时，一老一少对面坐着，各点各的钱，还相互换零凑整的……然而有天老妪忽然失明，接着咯血了。村里不得不派人把她送到县医院，一诊断是癌症，早扩散了。那么老的人了，是农村人，还是个孤寡老人，也只有回家挨着。

    村里负责的人就对少女说：“她都这样了，你搬走吧，爱住哪儿住哪儿去吧。”少女哭着说：“我不搬走。奶奶对我好，我要服侍服侍她……”非亲非故，来历不明，还口口声声“奶奶，奶奶”叫得挺亲，就是不搬走，图什么呢？村里负责的人想到了老妪的一间半祖屋。这个小人精，不图房子，还图什么？于是，在老妪状态稍好的某日，村里负责的人带着一男一女来到了老妪家里，他介绍那男的是县公证处的，女的是位律师。他开门见山地对老妪说，她应该在临死前做出决定，将一间半祖屋留给村里。那屋子是可以改装成门面房的，稍加改装以后，或卖或租，钱数都很可观。

    老妪说“：行啊！”村里负责的人又说“：那你就在这张纸上按个手印吧！”老妪不高兴了“：我觉得，我一时死不了。”村里负责的人急了“：所以趁你还明白，才让你按手印嘛！”老妪就不理他们三个男女，把身子一转，背朝他们了……村里负责的人没主意了，找来另外几个有主意的人商议，他们都认为老妪完全有可能被那外省的小妖精诱惑了，已经按手印留下了什么遗嘱，把一间半祖屋“赠给”那小妖精了……口口相传，几个人所担心的事情，一夜之间，仿佛成了确凿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岂能让不相干的人占了便宜？于是全村男女老少同仇敌忾起来，没人愿意去照顾那糊涂的老妪了……少女就连她那份儿工作也不能干了……村里人们的心，暗中扭成了一股劲儿你不是哭着闹着要服侍吗？你一个人好好服侍吧！服侍得再好也是枉费心机，企图占房子？法庭上见吧！十几天后，老妪走了。老妪攒下的钱不够发送自己，少女为她买了一套寿衣……又过了几天，那少女也消失了，没跟村里任何人告别，也没留下封信……村里负责的人竟不知拿老妪那一间半祖屋怎么办才好了。景区内的门面房是在涨价，但他不敢自作主张改造、装修或租或售，因为他怕有一天少女突然出现，手里拿一份什么证明，使村里损失了改造费或装修费，甚至落个非法出售或出租的罪名……那景区至今依然游人如织，那水车至今还在日夜转动。那一间半老屋子，至今还闲置着，越发破败了，再不改造和装修，不久就会倒塌……清名倘非子诚的缘故，我断不会识得徐阿婆的。子诚是我的学生，然细说嘛，也不过算是罢。有段时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开“写作与欣赏”课，别的大学的学子，也有来听的，子诚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爱写散文，偶作诗，每请我看。而我，也每在课上点评之。由是，关系近好。子诚的家，在西南某山区的茶村，小。他已于去年本科毕业，当了京郊一名“村官”。今年清明后，他有几天假，约我去他的老家玩。我总听他说那里风光旖旎，禁不住动员，成行。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美轮多姿。树、竹、茶拢，浑然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大叶茶装在竹篓，一元一斤，芽茶装在塑料袋里，二十元一斤。一路皆五六十岁男女，络绎不绝。七十岁以上长者约半数，中年男子或妇女，委实不多。尽管勤劳地采茶，好手一年是可以挣下五六千元的，但年轻人还是更愿到大城市去打工。

    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一米六七八的个子，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老妪离后，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八十三了。”

    “八十三还采茶？！”我不禁向那老妪背影望去，敬意油然而生。子诚告诉我，解放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及嫁龄，镇上乃至县里的富户争娶，或为儿子或欲纳妾，皆拒，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然知识化了的男人，比不上普通农民那么能耐得住山村的寂寞生活，每年清明前，换长衫游走于各村“说春”。当年当地，农村人都是文盲，连皇历也看不懂，她丈夫有超强记忆，一部皇历倒背如流。“说春”就是按照皇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但一般告诉，则不能算是“说春”。“说春人”之“说春”，基本上是以唱代说，不仅要记忆好，还要嗓子好。她的丈夫嗓子也好，还有另一本事，便是脱口成章。“说”得兴浓，别人随意指点什么，竟能就什么唱出一套套合辙押韵的掌故来，百指而难不倒，像是现今的RAP歌手。于是，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在人们，那是享受了娱乐的回报。在他自己，是一种个人价值体现的满足。所谓与人乐，其乐无穷。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原本皆大开心之事，遂成罪过。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一袋袋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乡亲们过意不去，都批评她未免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我们，清名重要。若失清名，家便也没什么要紧了。理解我的，就请都将小米收回了吧！……工作组组长了解到那一情况，愕然，继而肃然。对其丈夫谆谆教诲了几句，亲自送回家，并对当年的阿婆好言安抚……我问：“现在她家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八十三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三十几岁的独生儿子病故了。媳妇改嫁，带着孙子远走高飞，早已断了音信。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七八年前，将名下分的一亩多茶地也退给村里了……”“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连地都没了，可怎么活呢？”“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老村的鳏寡孤独高龄老人，保障后者的一般生活需求，同时两级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不料子诚却说：“办法是很好，多数干部做得也算比较负责任。只是，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承担保障她生活责任的县里的一副县长，明面是爱民的典范，背地里贪污受贿，酒色财赌黑，五毒俱全，原来不是个东西，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我一时失语，良久才问出一句话是：“黑指什么？”“就是黑恶势力呀。”我又失语，不想再问什么，只默默听子诚在说：“阿婆知道后，竟连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她开始替茶地多的人家采茶，一天采了多少斤，按当日茶价的五五分成。老人家眼力不济了，手指也没了准头，根本采不了芽茶，只能采大叶茶了。早出晚归，平均下来，一天也就只能挣到五六元钱而已。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给退还清……“可……这……难道就没有人认为应该告诉老人家，她完全不必那样做吗？……”方才仿佛被割掉了舌的我，终于又能说出话来。而且，说得激动。

    “许多人都这么劝过的，可老人家她听不进去啊。”子诚的话，却说得异常平静。不待我再说什么，问什么，子诚的一句话，使我顿时又失语了。

    他说“：今年年初，老人家患了癌症。”我，极愕。“几乎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了。她自己也知道了。不过，她装作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样子，就靠自己腌的咸菜，每日喝三四碗糙米粥，仍然早出晚归地采大叶茶。有人说，那是因为她岁数大，脏器都老化了，所以不觉得多么疼了……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

    “我……不太清楚……”我的确不太清楚。我心愀然。进而，怆然。那天晚上，我要求子诚转告老人家，有人愿意替她退还尚未“还”清的一千二三百元钱。子诚说：“转告也是白转告……”我恼了，训道：“明天，你必须那么对她说！”

    第二天，还是傍晚时，我站在村道旁，望着子诚和老人家说话。才一两分钟后，他二人的谈话便结束了。老人背着竹篓，尽量，不，是竭力挺直身板，从我眼前默默走过。子诚也沮丧地走到了我跟前，嗫嚅道：“我就料到根本没用的嘛……”“我要听的是她的原话！”

    “她说，谢了。还说，人的一生，好比流水。可以干，不可以浊……”我不仅失语，竟至于，羞愧了。以后几日的傍晚，我一再看见徐阿婆往返于送茶路上，背着编补过的竹篓，竭力挺直单薄的身板。然而其步态，是那么蹒跚，使我联想到衰老又顽强的朝圣者，去向我所不晓的什么圣地。

    有一天傍晚下雨，她戴顶破了边沿的草帽，用塑料罩住竹篓，却任雨淋湿衣服……那曾经的草根族群中的美女，那八十三岁的，身患癌症的，竭力挺直身板的茶村老妪，又使我联想到古代的，镇定地赴往生命末端的独行侠……似乎，我倾听到了那老妪的心音：清名、清名……反反复复，二字而已。不久前，子诚从他当“村官”的那个村子打来电话，告诉我徐阿婆死了。“她，那个……我的意思是……明白我在问什么吗？……”我这个一向要求学生对人说话起码表意明白的教师，那一时刻语无伦次。

    “听家里人说，她死前几天才还清那笔钱……老人家认真到极点，还央求村支书为她从县里请去了一名公证员……现在，有关方面都因为那一笔钱而尴尬……”

    我不复能说出话来，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放下电话的。想到我和子诚口中，都分明地说过“还”这个字，顿觉对那看重自己清名的老人家，无疑已构成了人格的侮辱。

    清名、清名……这不实惠反而累人自讨苦吃的“东西”呀，难怪今人都避得远远的，唯恐沾上了它！我之羞惭，因我亦如此……那里高墙内，集中错乱的意识形态；外，是正常的，普识如是。三排旧红砖房，分隔成若干房间。一对扇铁门，仿佛从没开过。上有小门，一天也开不了几次。院中央有一棵树，塔松，栽不久。铁门左右的墙根，喇叭花在夏季里散紫翻红，是美的看点……我父母去世后，我将从二十一岁就患了精神病的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他起初两年就在那里住院。

    哥的病房，算他五名病人。二人与哥友好。一是丘师傅，比哥的年龄还大，七十几岁了；一是最年轻的病人邹良，绰号“周郎”。丘师傅曾是某饭店大厨，据老哥讲，他患病是儿女气的，而“周郎”原是汽车修配工，因失恋而精神受伤，他整天闹着要出院，像小孩盼父母接自己回家。

    某日傍晚，大雨滂沱。坐在窗前发呆的丘师傅，忽然站起，神情焦虑，显然有不安的发现。于是引起其他病友注意，都向那窗口聚集过去。斯时雨鞭夹杂冰雹，积满院子的雨水已深可没踝。指甲大的冰雹，砸得水面如同沸鼎。而一只小野猫，无处可躲，境况可怜。它四爪分开，紧紧挠住塔松树干，膏药似的贴着，雷电间歇，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叫。才是不大点儿的一只小猫，估计也就出生两个多月。它那种恐惧而绝望的叫声，带足了求救意味。塔松叶密，它已无法爬得再高；全身的毛被淋透，分明是坚持不了多久了……丘师傅毫无先兆地胃疼起来，扑在床上翻滚。病友们就拉开窗，齐声叫喊医护人员。一名穿水靴的护士撑伞而至，刚将门打开，丘师傅一跃而起，冲出他从树上解救下了那只小野猫，抱在怀里跑回病房。待护士恍然大悟，小野猫已在丘师傅被里，而他成了落汤鸡。护士训斥他不该那么做，命立刻将小野猫丢出去。丘师傅反斥道：“是你天使该说的话吗？”护士很无奈，嘟哝而去。从此，那一只小野猫成了那一病房里五名精神病患者集体的宠物。每当医护人员干涉，必遭一致而又强烈的抗议。女院长倒是颇以病人为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康复，破例允许。丘师傅贡献洗脚盆当小猫砂盆，于是以后洗脸盆一盆二用。而“周郎”，则主动承担起了清理砂盆的任务。院长怕院子里有难闻气味，要求必须将猫砂深埋。都是来自底层人家的病人，谁又出得起钱为小猫买什么真正的猫砂呢？每日在院子里做过集体操后，同病房的五人，这里那里铲起土，用扇破纱窗筛细，再用塑料袋带回病房。他们并没给小野猫起名，都叫它“咪咪”而已。当明白了它是一只瞎眼的小野猫，更怜爱之。

    “咪咪”肯定是一只长毛野猫和短毛野猫的后代，一身金黄色长毛，背有松鼠那种漂亮的黑色条纹。而脸，却是短毛猫的脸，秀气，极有立体感。倘蹲踞着，令人联想到刚走下T台的模特，裹裘皮大衣小憩，准备随时起身再次亮相。“咪咪”特文静，丘师傅枕旁的一角，是它最常卧着的地方，而且一向紧靠床边。似乎它能意识到，一只侥幸被人收养的流浪猫，有一处最安全的地方卧着，已是福分。

    它很快就对病房里五个人的声音都很熟悉了，不管谁唤它，便循声过去，伏在那人旁边，且“喵喵”叫几声，表达娇怯的取悦和感恩。它极胆小，一听到医护人员开门锁的响动，就迅速溜回丘师傅的床，穿山甲似的，拱起褥子，钻入褥子底下。有次中午，另一病房的一名病人闯来，一见“咪咪”，大呼小叫，扑之逮之，使“咪咪”受到空前惊吓。“周郎”生气，厉色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咪咪”的惊恐却未随之清除，还是经常往褥子底下钻。五名精神病人困惑，留意观察，终于晓得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病房走动时，脚下塑料拖鞋发出的“咯吱”声。拖鞋是医院统一发的，“咪咪”难以从声音判断是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又来了？他们便将五双拖鞋退了，凑钱让护士给买了五双胶底的软拖鞋，此事在医护人员中传为精神病患者们的逸事……那是一家民办的康复型精神病院，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住院费较低，每月一千余元。亲人拿患者实在没办法了，只得送这里来接受一时的“托管”。病情稍一好转，便接回家去。每月一千余元，对百姓人家那也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啊！所以，病员流动性大。两个月后，同病房的病友已换二人，两名新病人不喜欢猫……丘师傅对“周郎”比以往更友好了，有时甚至显出巴结的意思。他将自己的东西，一次一两件慷慨地给予“周郎”。当他连挺高级的电动剃须刀也给予时，他最年轻的病友惴惴不安了。

    当着我老哥的面，“周郎”问：“你对我也太好了吧？”邱师傅却说：“近来，我夜里总喘不上气儿。”“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觉得，我活不长了。”“我的东西，有你看得上眼的吗？”“你说，我要是死了，咪咪怎么办？”“还有我和老梁爱护它呀。”

    “老梁是指望不上的，他弟弟不是每次来都说，正替他联系别的医院吗？”“就是老梁转院了，那还剩我呢！”

    “你要是出院了呢？”“那我就不出院。不行，我家穷，我也不能总住院啊！”“我要是真死了，会留给医院一笔钱，作为你的住院费。为了咪咪，你可要能住多久住多久，行不？”

    “这行。哎，你还有什么东西给我？”“我死了，我的一切东西，凡你想要的都归你……”我去探视哥哥时，哥哥将他的两名病友的话讲给我听，显出嫉妒友情的样子。我笑笑，当耳旁风。

    翌年中秋节前，我买了几箱水果又去，听一名护士告诉我，丘师傅死了。患者来去，物是人非。认得我并且我也认得的，寥寥无几了。

    在探视室，我意外地见到了“周郎”，他膝上安静地卧着咪咪。那猫长大了，出落得越发漂亮，他老父母坐他对面。

    “儿呀，你就跟我们回家吧！”他老母亲劝他。看来，已劝很久。“周郎”说：“爸，妈，我的病还没轻，我不回家。”他老父亲急了，训道：“你就是因为这只猫！”“还因为丘师傅，他活着的时候对我那么好。”“我们对你就不好了吗？”“爸，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得说话算话啊！”

    那个精神病人青年，轻抚了几下咪咪，突然长啸“：啊哈！我乃周瑜是也……”接着，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唱京剧。而咪咪动一动，更加舒服地卧他膝上，习以为常。

    两位老人，眼中就都流泪。我的哥哥患病四十余年中，我无数次出入各类精神病院，见过各种表现的许许多多的精神病人，却第一次听到精神病人不肯出院的话，为一只瞎猫，一份承诺和对友情的感激……我心怦然。我心愀然。

    “周郎”终于不唱，指着我对老父母说：“你们问问这个是作家的人，我一走了之，那对吗？”

    两位老人也都泪眼模糊地看我，意思是我们的儿子，他究竟说的是明白话还是糊涂话啊？

    我将两位老人请到探视室外，安慰他们：既然他们的儿子不肯出院，又何必非接他出院不可呢？随他，不是少操心吗？

    两位老人说，一想到住院费是别人预付的，过意不去。这时院长走来，说丘师傅根本没留下什么钱，说丘师傅自己的住院费还欠着一个多月的，儿女们拖赖着不肯来交。又说小周是几进几出的老患者了，医院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轻患者、老患者，利于带动其他患者配合治疗。民政部门对院方有要求，照顾某些贫困家庭是要求之一。并大大夸奖了“周郎”一番，说他守纪律，爱劳动，善于团结病友。

    我扭头向病室看时，见“周郎”在室内侧耳聆听……如今，六七年过去了，我的哥哥早就转到现在这一所医院了。几天前我去探视他，陪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吃水果，聊天。老哥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小周吗？就是我在前一所医院的病友……”我说记得。

    哥哥又说：“他总算熬到出院的一天了。”我惊讶：“他刚出院？你怎么知道？”“我们一直通信来着。”“你和他……一直通信？……”

    “咪咪病死了，小周把它埋在了那一棵松树下。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做了一回说话算话的人，感觉极好……”

    “怎么好法？”“那他没说。”

    六月的夕阳，将温暖的阳光无偿地照在我和我的老哥哥的身上，四周静谧，有丁香的香气。

    我说：“把小周写给你的信，给我看看。”哥说：“不给你看，小周嘱咐，不给任何人看。”老哥哥缓缓地享受地吸烟，微蹙眉头，想着一个老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的某些错乱的问题。四十余年来，他居然从不觉得思想着是累的。

    我默默地看他，想着我们精神正常的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已使我们思想得厌倦。

    忽然他问：“哪天接我出院？”那是世上一切精神病人的经典话语。

    他眼中闪耀渴望的光……

    瘦老头

    A君是我朋友，一位“环保”专家。20世纪90年代初，他以博士身份从国外甫一归来，便为国内的“环保”问题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能以专业头脑传播“环保”思想的人。现在，他任职于某大学，成为博士生导师，业已桃李满天下矣。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区“人大”组织的代表学习活动中，屈指算来，六七年前的事了。他作为专家，向二十几名区人大代表介绍世界“环保”经验。中午吃饭时，我恰坐于他的旁边。主食是米饭，也有面条。他要了一碗米饭，持箸端碗之际，叫住服务员姑娘，望着一桌羹肴小声问：“有榨菜吗？”

    服务员姑娘摇头后说，有泡菜，有食堂自腌的小咸菜，有南方辣菜，还有腐乳，就是没有榨菜。他却说：“怎么可以没有榨菜呢？榨菜，必然应该有的啊！”服务员姑娘说：“那，就只能为您现去买一小袋了。”众人都看得分明，人家服务员姑娘那么说，显然等于软软地“将”了他一“军”，使他认清形势，能在没有榨菜的特殊情况下，顺利地将一碗米饭吃下去。不料他赶紧说：“那多谢了，那多谢了！”服务员姑娘愣了愣，不乐意地离去。他见众人都在费解地望他，神色颇不自然，连道：“见笑见笑，对我来说，米饭还是就着榨菜才香。毛病，毛病……”众人都未接言，默默赔笑而已。我心里暗想，当然是毛病！觉得众人心里，肯定与我同感。他呢，则干脆垂手而坐，直等到人家服务员姑娘为他买来了一小袋榨菜，于是撕开，全部抖在碗中，拌几拌，大快朵颐。后来，我又在别的场合见到过他几次，竟成朋友。对于他的经历，尤其他与榨菜的亲密关系，渐渐了解。

    A君原本是北方林区的一个孩子，他上小学四年级时，逢“文革”年代。“文革”对于中国当年的中小学生们，大抵也留下过某些愉快的回忆。比之于今天皆被逼迫成了分数的奴婢的中小学生，当年的中小学生们简直可以说“幸福”无比了。逃学之事，蔚然成风。在那样的年代，全中国的中小学生没多少真的“以学为主”的，绝大多数以玩为主。尤其像A君那样一些当年的北方林区的孩子，用A君的话说，是“从早到晚，一心只想着怎么玩儿”。

    “对于孩子，我们林区有意思的事儿太多了呀！那个年代，我们快玩疯了。我的四年级同学中，居然有识字不足一百个的，还居然有背不下乘法口诀的。别说我们些个孩子认为读书无用了，连我们的父母差不多也都这么认为啊！我们的小学校，在林场的场部。我们结伴从家里走到场部去，得走一个来小时。即使离开家门时，都是打算不逃课的，但半路一发现吸引我们的事儿，比如一个马蜂窝，一个鸟巢，一只大个儿的青蛙，或一只蜻蜓王，便又集体逃课没商量了。因为坚持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们都找借口调离了学校。我四年级还没读完，学校合并到县城去了。这么一来，我们上学更远，便都索性辍学了。家长们懒得管我们，不是家长的大人们对我们的种种玩法淘法也早已司空见惯。我们仿佛成了林区的一群小野生动物，整天纠结在一起东游西逛，为了满足心理快感，也每干点儿坏事。比如偷几串张家院子里晒的蘑菇，悄悄挂到李家的院子里去，看两家的人因而吵起来了，我们大为开心。又比如见谁家院子里的花啦菜啦的长得好，没招虫，我们就活捉一罐头瓶毛虫，隔着板障子，将罐头瓶扔进谁家院子……”

    在三十多年后，在冬季的一个下午，在我家里，A君将臂肘架在窗台上，缓缓地吸着烟，不动声色地向我讲着他小时候所干的种种坏事。虽然是在冬季，那一个下午的阳光却很好，照进屋里一大片，也照在我和他的身上。是的，他起初是不动声色的，开始讲到“瘦老头儿”的时候，表情和语调，才使我觉得有了忏悔的意味……“某天，我们五六个最野的小伙伴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瘦老头。连大人们也不知道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只互相传说他是从南方被发配到我们那处北方林场的，姓张。还传说，连他的姓也是有关方面按在他头上的，并非他的真姓。家长们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做什么辱害他的事，因为他已经患了晚期癌症，活不了多少日子了。有些话，即使家长们千叮万嘱，我们也还是会当成耳旁风。但是那一回，我们都把家长们的话记在心里了。辱害将死之人，是必会受到老天惩罚的，林区的大人孩子都深信此点。何况，瘦老头确实瘦得令人可怜，又高又瘦。他的脸，几乎是一张皮包骨的脸，所以就显得眼睛挺大的。但是他的背，却挺得很直，起码我们每次见到他时他是那样子。他被指定住在一处路口的小木板房里，从林区往外运原木的卡车必然经过那个路口，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登记车牌号、驾驶证号、运出的是何种原木。他一在那小木板房住下，便开始清理周围的垃圾，铲平土堆，围小园子。当时是春季，他在小园子里翻地，培垄，埋种。我们远远地望着，都困惑不已。依我们看来，他肯定活不过夏季的，大人们也都这样认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毫无意义吗？夏天来临了，他竟没死。而那小园子在他的精心侍弄之下，茄子豆角黄瓜柿子西葫芦什么的，结得喜人。那破败的小木板房的前后，也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开着了。某次我们经过他那园子，他在园子里唤住了我们，手拿着松土的小铲子问我们：‘听说你们几个很淘，是吗？’”

    “我们相互看看，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又说：‘男孩儿不淘气的少，咱们订一条君子协议好不？请你们不要祸害我这园子里的菜秧。如果你们能做到，而我不到秋天就死了，那么园子里的菜由你们收获，全归你们。如果我活到了那一天，我只留少部分，大部分还是归你们。这个协议，你们现在愿意和我订下来吗？’”

    “我们又互相看着，都不由自主地点头。”而他，望一眼小木板房，又说：‘要是我真的活不到秋季，拜托你们几个，替我把那些花的籽撸下来，用纸包好，交给接我工作的人。就说我希望他，年年种花。那些花多美啊，不论自己看着还是别人看着，心情都愉快嘛，是吧？’”我们又不由自主地点头。

    “‘那么，你们算是答应我了？’”我们除了点头，仍不知该说什么，彼此使使眼色，一转身都脚步快快地走了……”

    A君按灭烟，喝了一口茶，问我小时候想到过死没有？我说我七八岁时的一天，在无任何人暗示的情况下，不知怎么一来，忽然就想到了死，于是害怕得独自流泪，感到很绝望，很无助。

    “大部分人小时候都经历过那么一个时期吧？”“我想是的。”

    “我们当时就正经历着那样的时期。别看我们整天疯啊野啊的，似乎天不怕地不怕，其实个个心里有一怕，就是怕死，只不过谁都不愿承认罢了。所以，我们对瘦老头都有几分佩服起来，因为他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一个怕死的人，在活过今天不知明天还活不活得成的情况下，哪儿还有心思管什么菜啦花啦的呀！从那一天以后，我们再经过那小木板房和那小园子时，都一反常态，不吵不闹了。”

    “那一年的秋天来得早，立秋不久，发生一次山火，许多人家怕遭殃，离开林场，四处投亲靠友，我和几个小伙伴的家人，也将我们分别转移了。我们的父母并没随我们一起走，他们身负扑火的义务。等我们从四面八方回到林场，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山火早已扑灭，也没有哪一户人家被火烧到。我们都以为瘦老头肯定死了，各自回到家里才知道，他非但没死，还将园子里的菜收了，一篮一篮地送到了我们各自的家里。大人们都说，为了打听清楚我们都是谁家的孩子，他真是费了不少口舌。还说，他夸我们都是守信誉的孩子。从没有谁夸过我们那几个淘小子，明明是他自己一言九鼎，却反过来夸我们守信，使我们都惭愧极了。难道没忍心糟蹋他的园子也能算守信誉吗？那么，做守信誉的人也太容易了呀！于是我们一起去谢他。”

    “他园子里的菜秧已经拔起来，堆在一角，小木板房前后的花，也显然被撸过籽了，而他正在吃饭，不过就是喝着碗里的玉米面糊糊，就着小盘里的一点儿什么咸菜条而已。屋里这儿那儿，却不见有什么菜的影子。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也留些菜呢？他说他不愿吃菜，只愿吃小盘里那种咸菜。我们一时便都失语，由我替大家吭吭哧哧说了两句谢他的话，皆转身想走。他不让我们立刻离去，放下碗筷，从一个纸盒邮包里取出些小塑料袋，一一塞在我们手中，告诉我们那是榨菜。从小在北方林场长大的我们，头一次听说‘榨菜’两个字。”

    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就都撕开小塑料袋尝起来。这一尝不要紧，哪个都管不住自己了。榨菜真好吃呀，嫩嫩的，脆脆的，微酸微咸微辣，与我们北方的任何一种咸菜的滋味都不同，也比我们所吃过的任何一种北方咸菜都爽口。在当年，我们北方人家腌的咸菜，无非就是疙瘩头咸萝卜什么的，我们早都吃烦了。蒜茄子固然是好吃的，但一般人家是舍不得把茄子也腌了的。纵使舍得腌点，往往也要留着待客，或春节才吃。你可想而知，榨菜对于我们，不啻是种美食。我们一会儿就都把各自的一小袋榨菜吃光了，一个个却还想吃。当然的，一进家门，就都喝水。过了几天，我们聚在一起，一商议，一块儿捡了些干枝子给瘦老头送去当柴烧。其实个个都明白，那是借口，还不是希望能得到那么一小袋榨菜嘛！

    “瘦老头见了我们特别高兴，也十分感动于我们的好意。但是，却没再给我们榨菜。他问，为什么总不见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还是由我替大家回答他：因为小学校合并到县里了，去上学路太远了。又问，那你们还想不想学文化知识了呢？我们就一时的你看我，我看他，都有心诚实地回答‘不想’学了又有什么用呢？就是学得再强，长大了想当正式伐木工人，那还得托关系走后门呢！可谁好意思这么诚实地回答啊，正在应该上学的年龄，自己却说根本不想上学，那话太令人羞愧了，说不出口。便都违心地说，其实都可想上学呢。瘦老头他沉吟片刻，问如果我教你们学，你们愿意不？这一问，我们又都充聋作哑了。小伙伴中有一个反问，如果我们让你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瘦老头摸了摸小伙伴的头，问榨菜好吃吗？这下，我们才齐刷刷地回答好吃！他便接着说，只要同意他每天教我们两个小时，我们将会经常吃到好吃的榨菜。就这样，我们几个才上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以后竟成了那么一个身患绝症的瘦老头的学生。”

    “我们确实以后又吃到了好吃的榨菜，但却并不是每人每次一袋。他只给学习有进步的那个，一次照例只一袋，比现在飞机上有时候发的那种小袋大不到哪儿去，他说等于是奖励。这么一来，起初只不过由于太馋才到他那里去当他的学生的我们，都被激发起了好强心理。渐渐的，连自己也说不清都甘愿当他的学生所为何由了。”

    “瘦老头很会教学生，比如他每教我们识一个新字，都会从那个字一千多年以前是怎么写的讲起。他说每一个中国字都是长寿佬，都有婴儿时期和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阶段，每经过一个阶段几乎都要变一次，到再也不变的时候就是固定在最美妙的时候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当然，今天由我们这样的人听来，那话毫无独到之处。可你别忘了，我们是三十多年前出生在林场的一些孩子，我们连县城还没去过呢！教过我们的小学老师，大抵也只不过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而已，并且有的还是林场‘革委会’头头脑脑的子女。当老师对于他们，只不过是混一份工资罢了，他们从没那么教过我们新字。如果他们也像瘦老头讲的那么有趣味，兴许我们都是爱学习的好学生了。”

    “瘦老头讲算术也讲得特有意思。他说这世界也基本上是数字的世界，比如水是由水分子组成的，而一个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的，二比一这种数字关系永远包含在不受污染的水中。眼睛看着一碗水，也可以想象是看着万万亿亿的数学比例式。几乎人眼所见的每一种东西，将它们用化学的方法化解到最小单位时，便都是些数学式的关系了。那些数学式一变，某一种东西就开始发生质变了。甚至，连世界也开始发生某一方面的变化了。我们虽然小学四五年级就辍学了，可他竟将算术、代数和几何连在一起讲给我们听，而且还每每将物理和化学知识包含在内。”

    “没多久，他开始频频表扬我们都是些聪明的孩子，我们自己也都开始觉得，原来我们并不像自己和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为的那样，都是笨头笨脑的孩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当年的课本，你也知道的，语文也罢，算术也罢，都是没意思到了极点的。幸而瘦老头根本不是手拿当年的课本教我们，他要是也那样教，即使榨菜再好吃，那我们当了几天他的学生，还是会逃之夭夭的。总而言之，瘦老头他渐渐将我们迷住了。不管知识有没有用，他将知识变得非常有趣了是一个事实。”

    “他讲课时，腰板挺得尤其直，一只手背在后边，一只拿粉笔的手自然而然地举胸前，目光几乎一刻也不离开我们的脸，一忽儿凝视这个，一忽儿凝视那个。有时，他的目光明明在凝视这个，却会将拿粉笔那只手忽然一伸，叫起另外某个回答问题。另外那个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也从不急，一向耐心地说：‘想想，再想想，上次我讲过的。’于是将自己的目光望向窗外，耐心地期待。如果他对于回答半满意不满意，就会很认真地问我们另外几个：‘咱们民主一下，你们认为该奖给他榨菜吗？’通常情况下，大家必会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因为我们心里有数，奖给了谁，也等于奖给了大家，谁都不会独吞的。我们分吃具有奖励意味的榨菜时，不但口中的感觉好极了，心里的感觉也好极了。对于我们而言，仿佛瘦老头的课也讲出了和好吃的榨菜一样的滋味。每当他的手伸入纸板邮盒往外拿榨菜时，也照例要说一句：‘多乎哉，不多也。’我们呢，就都开心地又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

    “自从我们成了他的学生，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邮局取包裹了。而以前，隔两三个月才会有包裹从南方寄给他。他住的小木板房也因为我们而变了，他将一张破桌子重新摆放，使一面墙壁一览无余，又不知从哪儿搞到半瓶墨，涂黑墙壁，于是成了黑板……你听烦了吧？……”

    阳光照在“环保”专家的脸上，他微眯着眼，目光凝注地望着窗外某处，仿佛要看清什么，问我话，居然也不转一下脸。窗外是元大都城墙遗址，覆盖着冬季的第一场雪。北京的冬季是很少下那么大的雪的，这使北京多少有点儿东北冬季的景象了。然而，窗外毕竟没有了记忆中的林场，没有住着一个瘦老头的小木板房……我说：“讲下去。”他说：“在那一年的冬季，小木板房成了我们几个孩子的阳光房……其实那小木板房并不朝阳，再加上一面墙涂成了黑色……但是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说：“明白。”“我们那时已经不叫他瘦老头了，开始当面叫他张大爷了，背后却都叫他‘咱们老师’……”

    “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当面叫他老师，背后叫他张大爷？”“我们中有一个当面叫过他老师的。他正要提问，一下子被叫愣了。愣了几秒钟，走到窗口那儿去了。背着一只手，腰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地在窗口那儿站了很久，我们全都呆望他背影，不知他是怎么了。终于我们听到他低声说：‘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我有点儿不舒服，孩子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一个个悄没声地离开，我走在最后，忍不住轻轻将门推开一道缝，往内偷窥，结果我看到他双手捂在了脸上。对于他的身高，那小木板房的屋顶实在是太低了，如果他脚下垫两三块砖，那么他的头差不多就触到屋顶了。我看得出来，他是在无声地哭，尽管我窥到的只不过是他的背影。我们当然都无法理解那是为什么，却互相告诫，以后都不许当面叫他老师了……大人们说，他活不到开春的。可春天来临了，他仍活着。我们帮他修小园子的篱笆，帮他翻地、培垄，帮他搭菜架和花架……”

    “等等……”

    A君缓缓地将脸转向了我，他已半天没看我一眼了，似乎只不过在自言自语。我说：“晚期癌症有时是很疼的。”他说：“是啊，可我们那样一些孩子，当年也不懂许多事啊，也不知道怎么心疼大人啊。我们是见到他疼痛难耐过的，某天他讲着讲着课，忽然一手捂胃，接着额上渗出汗来，再接着，弯下了他那一向笔直着的腰。那是他第一次在讲课时弯下腰去。很快他又直起腰来，说他去茅房，还不许我们离开屋子。我们只当他是忽然肚子疼了，我们也都忽然肚子疼过啊！着凉、岔气儿、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都会肚子疼的呀，谁还没肚子疼过呢？他半天没回来，我们就都有点儿不安了，都出去了，见他蹲在门旁，双手握成拳，一上一下抵压着胃腹。他脸上滴落的汗，湿了鞋尖前的地面儿。我们将他搀进屋，他说他没什么，疼痛一会儿就会过去的。他撕开一袋榨菜，一条接一条全吃光了。之后倒了半碗开水，吹一口喝一口，转眼喝尽。我们当年真傻，虽然都亲眼看到了他疼痛的样子，却没有一个往癌症那方面去联想。也可以说，那时的我们，其实是很排斥他患了不治之症这一个事实的，也特别讨厌大人们判断他活不了多久的话。我们宁愿相信，他能那么干瘦干瘦地活很久，很久，等我们都长成了大人，还活着。我们已经看顺眼了他的瘦，反而都觉得，如果他不那么瘦，就不符合‘咱们老师’应该怎样的条件了。”

    “两年半以后，他还活着。一天他对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再是他的学生了，而应该到县里去读中学。并说，他已经分别和我们的父母谈过了，我们的父母都是同意的。可我们却有点儿不情愿，我们对当年的学校还是难以产生好感，长大以后都争取当上伐木工人是我们一致的想法。他却这么问我们：‘一个国家的森林是有限的，有限的森林会越伐越少。到那时，国家就不需要很多伐木工了，你们可拿自己怎么办呢？’他的话，使我们都忧虑起来。见我们个个低头不语，他又夸我们全都如何如何聪明，说中国的将来，究竟会产生多少新的行业，需要多少文化高、知识广、能力棒的人才，是他难以想象到的，更是我们这样一些孩子不可能想象到的，所以我们只由着性子在年龄这么好的时候虚度时光，高兴怎样就怎样，不高兴怎样就不怎样，那是不对的。人有时候更应该明白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道理。”

    “从没有人对我们说过那样的话，我们的家长也没说过。但当时他的话并没说到我们内心里去，我们也不是太理解他的话，却看得出来，他完全是为了我们好。我们心生感动，然而其实并没被说服。他的话对我们父母的影响，比对我们的影响大得多。于是我们的父母都严厉地命令我们，几天后必须跟他们到县里那所中学去。”

    “县中学的校长听说我们都没读完小学，指示要对我们进行考试，还要先亲自一个一个地面试我们。如果面试没通过，那连考也不必考了，还是再去读小学吧。我被面试过以后，在操场发现了瘦老头。我问他为什么也来了，他说他忘了让我们每人带上一袋榨菜，所以亲自给我们送来。说如果对着卷子一时发蒙，嚼一条榨菜能使心情稳定下来，还能清脑，使精力集中。他将几袋榨菜交给我，一转身蹒跚而去，为的是赶上一趟林区的小火车。”

    “校长面试过我们之后又决定，不对我们进行考试了，当即就将我们分了年级和班级。我们一一被插入初二各班，有一个还直接被插入了初三的某班。校长显得很高兴，当着几位老师的面指着我们说：‘像他们这样的孩子，来多少收多少，都不必经过考试！’”

    “我们成了县中的学生以后，都得住在学校了。县城距离林场三十多里，到了林场也不等于是到了家门口，到家还得走上十来里，不住校是不行的。我们连星期日也很少回家了，因为要是搭不上便车，就得坐小火车，那年月，我们怎么会舍得花五角钱买一张车票呢？往返要花一元钱呢，根本舍不得。我们一块儿回家，是在放寒假后。”

    “到家当天，吃午饭时，我父亲一时想起地告诉我‘你们应该感谢的那个瘦老头，他死了，才几天前的事儿。’大人们虽然知道了姓张，但背后普遍都叫他瘦老头，当面则叫他‘哎你’，因为一连他的姓叫，反而不好叫了。他的政治问题使大人们都尽量避免和他接触，何况，都认为他并不真的姓张。”

    “我搁下饭碗便往外跑，挨家将小伙伴们叫上，一块儿跑到了小木板房那儿。几场大雪将小木板房的门埋住了半截，门上贴的封条已被风撕得残缺不全。我们想从窗子往里看，窗玻璃结着厚厚的霜。园子里，雪被下刺出参差不齐的搭菜架的木条和树枝，几只绒球似的麻雀在雪上蹦来蹦去的……”

    “环保”专家又吸着一支烟。我问：“他埋在你们林区了？”

    他说：“不，他被火化之后，骨灰寄给了他南方的什么亲人……估计，就是往常从南方寄给他榨菜的亲人吧。这也只是我们的估计而已。凭我们几个初中生，当年打听不清关于他的什么真实情况。也根本不知道向谁们去打听……”

    “那，后来你们几个……”“‘文革’一结束，我们先后都考上了大学。现在，除了我，我们中还出了两位大学教授、一位林业局副局长。还有两个成了外国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他俩起先也在大学里任教，近年失去联系了。啊对了，现在县中的校长，也是我们中的一个。县中现在是地区的重点中学了。我早已将父母接到京来住，在林区没亲戚。前年我回去了一次，没什么事儿，就是很想回去看看。一切都今非昔比了，大多数伐木工人都转行了，少部分伐木工人成了护林队员或育林工人。我们那个当县中校长的发小告诉我据他后来了解，我们的恩师……他算得上是我们的恩师吧？……”

    我说：“当然。”

    “他1957年大鸣大放中，因为批评乱砍滥伐的现象，成了右派，从一所大学被扫地出门，成了一名扫街人。‘文革’中，又被收集整理了几句‘反动言论’，判刑入狱。出狱后，被押送到东北进行改造。因为七十来岁了，没地方愿意改造他了，阴错阳差地，被像破麻袋似的甩弃在我们那个林场了。我们当县中校长的发小，也就了解到这么多，还不知确凿不确凿。我们恩师患的是晚期胃癌，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当年给了他一份工资，只有二十几元，仅够他吃饭活着的，哪里能挤出买药的钱呢？当年在林区，又能买到什么药呢！所以胃疼起来，也只能忍着。现在想来，榨菜是唯一能帮他每天喝得下两碗玉米面糊糊的东西。他连自己园子里收的菜都一点儿不留，证明除了榨菜和玉米面糊糊，他的胃已经不接受任何其他食物了。也许，榨菜对于他的胃，还有匪夷所思的止疼药作用吧，你认为呢？……”

    我说：“这我很难回答你。”

    他转动着手中的半截烟，看着，语调缓慢地又说：“如果真是那样，当年我们还馋他的榨菜，那可太罪过了。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哈尔滨度过的，一到哈尔滨，我就到处买榨菜。可当年的哈尔滨，哪哪都买不到榨菜。直到我大三了，哈尔滨的某些副食店里才出现南方的榨菜。我一买到手，就吃零嘴儿似的吃掉了一袋儿。我们中还有一位，第一次乘飞机时，飞机上发的盒饭中有一小袋榨菜。一小袋对于他是不够的，居然厚着脸又向空姐要了一小袋。我们那两个在国外的，隔三岔五地就要跑到唐人街去吃碗榨菜面什么的，说否则胃里就像有馋虫在蹿动……你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榨菜了吧？”

    我说：“明白了。”“我们当县中校长那位，专门咨询过医生，问他那么喜欢吃榨菜，算不算一种病？你猜医生怎么回答他？”

    “怎么回答？”“医生说：‘我也喜欢吃榨菜啊！只要每餐吃得清淡点儿，一天一小袋儿，多喝开水，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医生还说自己一犯烟瘾时就吃一条榨菜，竟然把烟戒了，但愿我也能那样。一位又瘦又病的高个儿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榨菜使我每天的日子有种别人咀嚼不出的特殊滋味……”

    我的“环保”专家朋友接着又说了些什么，我已不再注意听了。但我的目光已经望向我家的一面墙壁。墙上的小相框中，镶着一幅西方肖像派油画，印刷品米开朗琪罗的《先知耶利米》。那先知沉郁而苍老，低着头，垂着眼皮，右手撑着下巴，实际上是严严地捂住了自己的嘴。他在思想着什么事，表情苦闷而忧伤。我觉得，那先知若瘦一些，大概就有点儿像我朋友记忆中的瘦老头了吧？……“你在想什么？”朋友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旁。我说没想什么。他说：“你对良知和责任怎么理解？”我说：“一回事吧？”

    “一回事？难道是一回事吗？有良知只不过意味着不做坏事，有责任的人却是要大声疾呼的！在我这一行里，我是有责任的人。在你那一行里，你只不过还有点儿良知罢了！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到你家来吗？知道我为什么向你讲那些吗？不是因为我讲述的愿望太强烈了，而是为了你！因为你我已经是朋友了，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作家只保留住了点儿所谓良知，却一点儿都不承担社会责任了，那是不对的！估计这年头没什么人会跟你说这种话了。你我既有缘成为朋友，那么我认为我应该成为你人生中的瘦老头！尽管我比你小七八岁！……”

    我惊愕，我呆住，那一时刻我双耳失聪，听不到他接下去所说的话了。我的眼又一次望向《先知耶利米》……爱读的人们我曾以这样一句话为题写过一篇小文“读，是一种幸福。”我曾为作家这一种职业做出过我自己所理想的定义“为我们人类古老而良好的阅读习惯服务的人。”

    我也曾私下里对一位著名的小说评论家这样说过“小说是培养人类阅读习惯的初级读本。”

    我还公开这样说过“小说是平凡的。”现在，我仍觉得读，对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已养成了阅读习惯的人，确乎是一种幸福。而且，将是我一生的幸福。对于我，电视不能代替书，报不能代替书，上网不能代替阅读，所以我至今没有接触过电脑。站在我们所处的当代，向历史转过身去，我们定会发现，读这一种古老而良好的习惯，百千年来，曾给万亿之人带来过幸福的时光。万亿之人从阅读的习惯中受益匪浅。历史告诉我们，阅读这一件事，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曾是一种很高级的幸福，是精神的奢侈。书架和书橱，非是一般人家所有的家具。书房，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乃富有家庭的标志，尤其是西方贵族家庭的标志。

    而读，无论对于男人或女人，无论对于从前的、现在的，抑或将来的人们，都是一种优雅的姿势，是地球上只有人类才有的姿势。一名在专心致志地读着的少女，无论她是坐着读还是站着读，无论她漂亮还是不漂亮，她那一时刻都会使别人感到美。保尔去冬妮娅家里看她，最羡慕的是她家的书房，和她个人的藏书。保尔第一次见到冬妮娅的母亲，那林务官的夫人便正在读书。而苏联拍摄的电影《保尔·柯察金》中有一个镜头黄昏时分的阳光下，冬妮娅静静地坐在后花园的秋千上读着书……那样子的冬妮娅迷倒了当年中国的几乎所有青年。

    因为那是冬妮娅在全片中最动人的形象。读有益于健康，这是不消说的。

    一个读着的人，头脑中那时别无他念，心跳和血流是极其平缓的，这特别有助于脏器的休息，脑神经那一时刻处于愉悦状态。

    一教室或一阅览室的人都在静静地读着，情形是肃穆的。有一种气质是人类最特殊的气质，所谓“书卷气”。这一种气质区别于出身、金钱和权力带给人的气质，但它是连阔佬和达官显贵们也暗有妒心的气质。

    它体现于女人的脸上，体现于男人的举止，法律都无法剥夺。但是如果我们背向历史面向当今，又不得不承认，仍然以读为一种幸福的男人和女人，在全世界都大大地减少了。印刷业发达了，书刊业成为“无烟工业”。

    保持着阅读习惯的人也许并没减少，然而闲适之时，他们手中往往只不过是一份报了。

    我不认为读报比读书是一种幸福。或者，一位老人饭后读着一份报，也沉浸在愉悦时光里。但印在报上的文字和印在书上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文字只不过是报道的工具。对于后者，文字本身即有魅力。

    世界丰富多彩了，生活节奏快了，人性要求从每天里分割出更多种多样的愉悦时光，而这是人性合理的要求。

    读，是一种幸福这一人性感觉，分明地正在成为人类的一种从前感觉。我言小说是培养人类阅读习惯的初级读本，并非自己写着小说而又非装模作样地贬低小说。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往往是从读小说开始的。其后，他才去读史，读哲，读提供另外多种知识的书。我言小说是平凡的，这句话欠客观。因为世界上有些小说无疑是不平凡的，是伟大的。有些作家倾其毕生心血，留给后人一部《红楼梦》式的经典，或《人间喜剧》那样的皇皇巨著，这无论如何不应视为一件平凡的事情。这些丰腴的文学现象，也可以说是人类经典的文学现象。经典就经典在同时产生从前那样一些经典作家。但是站在当今看以后，世界上不太容易还产生那样一些经典作家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质量和获奖作家的分量每况愈下，间接地证明着此点。然而能写小说能出版自己书的人却空前地多了。也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人不能算作家，只不过是写过小说的人。但小说这件事，却由此而摆脱神秘性，以俗常的现象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于是小说的经典时代宣告瓦解，小说的平凡时代渐渐开始……我这篇文字更想谈的，却并非以上内容。其实我最想谈的是在当今，仍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并喜欢阅读的人群有哪些？在哪里？这谁都能扳着手指说出一二三四来，但有一个地方，有那么一种人群，也许是除了我以外的别人们很难知道的，那就是精神病院，那就是精神病患者人群。当然，我指的是较稳定的那一种。

    是的，在精神病院，在较稳定的精神病患者人群中，阅读的习惯不但被保持着，而且被痴迷着。是的，在那里，在那一人群中，阅读竟成为如饥似渴的事情，带给着他们接近幸福的时光和感觉。这一发现使我大为惊异，继而大为感慨，又继而大为感动。相比于当今精神正常的人们对阅读这一件事的不以为然、不屑一顾，我内心顿生困惑为什么偏偏是在精神病院里？为什么偏偏是在精神病患者人群中？我百思不得其解。

    家兄患精神病三十余年，父母先后去世后，我将他接到北京，先雇人照顾了一年多，后送他住进了北京某区一家精神病托管医院。医护们对家兄很好，他的病友们对他也很好，我心怀感激，总想做些什么表达心情。

    于是想到了书刊。我第一次带书刊到医院，引起一片惊呼。当时护士们正陪着患者们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书！书！”“还有刊物！还有刊物！”……顷刻，我拎去的三大塑料袋书刊，被一抢而空。

    患者们如获至宝，护士们也你争我抢。医院有电视，有报，看来，对于那些精神病患者们，日常仅仅有电视有报已经不够了，他们见了书见了刊眼睛都闪亮起来了。而在医院的外面，在我们许多正常人的生活中，恰恰的，似乎仅仅有电视有报就足矣了。而且，我们许多正常人的文化程度，普遍是比他们高的。他们中仅有一名硕士生，还有一名进了大学校门没一年就病了的我的哥哥。

    我当时呆愣在那儿了。因为决定带书刊去之前，我是犹豫再三的，怕怎么带去怎么带回来。精神病人还有阅读的愿望吗？事实证明他们不但有，竟那么强烈！后来我每次去探望哥哥，总要拎上些书刊。后来我每次离开时，哥哥总要叮嘱：“下次再多带些来！”我问：“不够传阅吗？”哥哥说：“那哪够！一拿在自己手里，都舍不得再给别人看了，下次你一定要多带些来！”患者们，往往也会聚在窗口门口朝我喊：“谢谢你！”“下次多带些来！”那时我的眼眶总是会有些湿，因他们的阅读愿望，因书和刊在精神病院这一种地方的意义。

    我带去的书刊，预先又是经过我反复筛选的。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内容往往会引起许多正常人兴趣的书刊，如渲染性的、色情的、暴力的、展览人性丑恶及扭曲程度的、误导人偏激看待人生和社会的，我绝不带去。

    我带给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皆是连家长们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地给少男少女们看的书和刊。而且，据我想来，连少男少女们也许都不太会有兴趣看。

    正是那样的一些经过我这个正常的人严格筛选的书和刊，对于那些精神病患者，成为高级的精神食粮。而这样的一切书和刊，尤其刊，一过期，送谁谁也不要。所以我从前每打了捆，送给传达室朱师傅去卖。

    我这个正常之人在我们正常人们的正常社会，曾为那些书和刊的下场多么的惋惜啊！现在，我终于为它们在精神病院这一种地方，安排了一种备受欢迎的好命运，我又是多么的高兴啊！由精神病院，我进而联想到了监狱。或者在监狱，对于囚犯们，它们也会备受欢迎吧！书和刊以及其中的作品文章，在被阅读之时，也会带给囚犯们平静的时光，也会抚慰一下他们的心灵，陶冶一下他们的性情吧？

    谁能向我解释一下，精神病患者们竟比我们精神病院外的精神正常的人们，更加喜欢阅读这一件事情因而证明他们当然是精神病患者，抑或证明他们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精神正常的人们差不多的正常！

    阿门，喜欢阅读的精神病患者们啊，我是多么地喜欢你们！也许，因为我反而与你们在精神上更其相似着？

    孩儿面

    那天晚上，我在友人家做客。友人乃中年书法家，举办了国内国外个人书法展后，声名鹊起，墨迹就很值钱来。

    正聊着，忽闻敲门声。友人妻开了门，让进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看其衣着气质，不但是外地人，而且定是山里人无疑。

    他在门外声称要找“汪铭老先生”，归还一样东西。汪铭老先生，友人之父，数年前已故去，生前也是一位名字极有分量的书法家。

    友人问青年从何处来？答曰从大兴安岭林区来。问归还什么？

    青年犹豫不语。于是友人将青年引入另一房间，指墙上其父遗像说：“我是你要找的人的儿子，而且他只我这么一个儿子。”

    青年沉吟半晌，默默从肩上取下布袋，放于桌上。又默默从袋中取出布包，一层、两层、三层，展开三层包裹，现出一块砚来……此砚不寻常！开扇般大小，一寸许厚，呈双龙护月形。中间圆如满月的砚面，石质坚韧，光润莹洁，纹理缜细。双龙雕刻，刀法俊秀有力，精湛浑朴。好一块古色古香的文房之宝！友人不禁“呀”了一声，急问：“此砚是怎么落在你手中的？”青年说：“为了归还，十几年间我专程到北京四五次，寻找它的主人寻找得好苦！今儿总算寻找到了，我也从此了却一桩心事……不过我现在好渴……”

    友人立即吩咐其妻：“快沏茶来！”并将青年从椅上让座于沙发，恭而敬之，待为嘉宾。

    青年饮了几口，讲出下面一段事。二十二年前，大兴安岭某农场的一个伐木队里，来了一个人，一个神色沉郁、五十多岁的劳改分子。当天，伐木队队长向自己手下的三十多名伐木工人打招呼：“我看此人，衣物很少，书却挺多，准是个学问人。他一有空闲，就坐下看书，到了这般田地，仍不失学问人的习惯，可见身未触法，心内无愧。他不卑不亢，满脸正气。这年月，蒙受不白之冤的好人不少，咱们谁也不许为难他，别给自己、给下辈人做阴损缺德的事端！”

    亏得有伐木队队长暗中庇护，谁也不曾刁弄过他。那当年的伐木队队长，便是寻上门来归还古砚的青年的父亲。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证明伐木队队长的判断不错。那人果然外儒内勇，显示出了令人钦佩的品格一头熊，闯入伐木人家属住的房子，炕上正睡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那孩子不是别人，正是归还古砚的青年。熊，就卧在孩子身旁，像狗一样，将嘴巴伏在两只前掌上打盹，所幸孩子一直熟睡着。但那熊，也仿佛要厮守着孩子，一直打盹到天明似的。几个小伙子，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一人攥一把利斧，要闯入屋里，他们被那接受改造的人拦住了。

    有人取来一杆猎枪，从窗口偷偷伸进去……也被那接受改造的人拦住了。他说：“如果一枪打不死它呢？我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熊在这种时候，一般不伤人。最稳妥的办法，是有人进屋里去，将孩子抱出来……为了以防万一，枪瞄着熊也是必要的，但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开枪……”“进屋里去？……”

    人家反问：“谁……”“我。”

    他以他所主张的方式救出了那个孩子……大森林里，即使在当时那种年代，也有着跟外界不尽相同的判断人的方式和标准，他在伐木工们的心目中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伐木队队长公然和他交上了朋友，毫无避讳地和他称兄道弟，还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喝酒……一天，他伐木时，碰上了“吊死鬼”，这是有经验的伐木工也要小心对付的情况。一棵已经伐断的树，被另一棵树半空“扯”住，这同开山炸石的人碰上了“哑炮”一样。他碰上了两棵断树被同一棵树半空“扯”住的险情，伐木工人把这种险情叫“二常联手”，意思是黑白无常串通一起，企图取人性命。

    他算准了第三棵的倒势，开动了电锯。森林里突然刮起一股风，那风起得好疾，好猛。他刚听一声大喊“闪开”，抬头看时，两棵断树被刮得脱了依持，凌空向他压顶砸下来。他还没来得及做出迅速的反应，就被人推出一丈多远，跌倒在雪窝里。参天大树响着枝杈断裂的呼啸之声轰然倒下，树干之下，压着的是伐木队队长……半月后，他离开了大森林。谁也不晓得他将被弄到哪里去，他的命运将如何，等待他的是凶是吉。他自己也难预测。他没有忘记向伐木队队长的妻子告别，他对她说：“你们母子以后的生活肯定会很艰难，我处于这般田地，又身无分文，无法报答你丈夫对我的救命之恩，也无力周济你们母子，只有这块古砚，是传家之宝，值钱的文物，你们母子就把它收下吧，有机会变卖掉，可维持三年五载的衣食。”

    他双手捧砚，挚诚相赠。伐木队队长的妻子虽感激涕零，却坚拒不受。

    最后，他叹息一声，说：“就算我将它寄托于你们吧，若是哪一天，我的处境略有转变，就让孩子带这块砚去找我，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友人及其妻听至这里，不禁四目涕视，我看得出，他们内心里都活动着些微妙的想法。

    友人嗫嚅地说：“可是，我父亲……我刚才告诉过你，他已经去世了……”大兴安岭林区来的青年说：“我母亲也去世了，我母亲去世前，再三叮嘱我，将来一定要寻找到这块砚的主人。既然当年讲好是寄托于我们的，我们就一定要守信用，一定要想办法使它物归原主。所以，我千里迢迢又一次来到北京，不是希望能在北京寻找到一位有理由依靠的监护人，只是为了归还这块砚，除此没有别的目的。”

    友人夫妇，顿时肃然。青年又说：“允许我再看一眼老先生吗？”友人愧曰：“当然当然。”于是第二次将青年引至其父遗像前。青年对遗像三鞠躬后，拱手作别。友人问：“你可知此砚现在值多少钱？”

    青年回答：“三年前曾有人出两万元高价求买，虽家境贫寒，但毕竟是信托之物，不欲换钱。”

    友人感慨地说：“这是一块安徽歙县出品的古砚。从民间传至过宫廷，又从宫廷流失于民间。归于我家祖上，至今已相传七八代之久。抚之如柔肤，叩之似金声，素享‘孩儿面’之美誉，苏东坡曾赞‘孩儿面’‘涩不留笔，滑不拒墨’，可不是区区两万元就能买卖之物啊！”

    遂向其妻暗使眼色，其妻领悟，转身入另室。片刻而出，执一信封，赠向青年，言内有五千元，聊谢归还诚意……青年坚拒不受。其妻无奈。

    友人说：“请稍候，我为你写一条幅，可愿收下？”青年微笑，说这是很高兴收下的。于是友人铺展纸幅，便用那“孩儿面”

    细细研墨。研罢，悬笔在手，似一时不知该写什么，侧目求援视我……我沉吟有顷，想出四句话：

    世人皆图币，君子古心来。孩儿面依旧，朴拙放异彩！

    友人随声落笔，果然龙飞蛇舞，硬撇柔捺，苍折虬勾，墨迹不凡，一流书法！

    我望着那青年，心中暗思好一段古砚情！好一块“孩儿面”！好一位品性古朴未染的青年！让心灵被铜锈所蚀的我辈太惭啊！

    卖“花”老人

    小时候就爱花，至今还爱。总想有一小片土地十几平方米足矣，种各式各样的花，闲来侍弄它们，看它们举几束蓓蕾，看它们渐开，也看它们的凋零……为它们的渐开而欣喜，为它们的凋零而感伤四十多岁了，不知怎么的，忽然又情调起来，怪可笑的。

    曾不远千里从北海带回两盆花，一盆是橘，另一盆是再普通不过的草花。不会侍弄，所以那桔也就半死不活的。半死不活地过了一冬，今年开春移栽于宿舍区的院子里，竟开出了几朵小白花儿，没见开几天便落了。尽管未免“早夭”，却也结出了几颗小小的橘实，绿豆般大。每日散步，经过时蹲下看看，心里好愉快，毕竟是千里迢迢带回来的啊！至于那盆叫不上名的草花，原株早已死了。掐下些嫩枝，分栽了三盆，盆盆都活得挺滋润。就不知道，还能否开出一簇簇的小红花。随它去吧，老百姓讲话“看点儿绿，眼睛也舒畅！”

    不爱养名贵的花，接近名贵的花也不爱养，只爱养极一般的草花。喜欢一切草花不娇气的花性。不娇气而又开花，对我而言，才算好花。

    四月里，某日逛早市，买了几种花根，总共花了三十元。问那卖花的老人是什么花？

    卖花的老人告诉了我，可一转身却忘了。卖花的老人有一大相册，插一幅幅好看的花的照片，当时我翻阅着，指一种我喜欢的，卖花的老人便给我选一块花根。问花们娇气吗？答曰一点儿也不娇气，每天浇点水就活。问大约什么时间开，答曰长出了叶儿接着就能长出“骨朵”，两个月内保证看到和他照片上一样好看的花……买东西从来不砍价，不知为什么，那日居然还跟卖花的老人讨价还价了一通……回到家里，很仔细地将几块花根栽入花盆，大盆小盆在阳台里摆了一溜儿，心想这一下可有花儿了！而且拥有这么多！土，是拎了塑料袋，特意从远处一铲铲掘了带回来的。水，用塑料瓶装了，放在阳台上朝阳的地方晒过的。唯恐不良的土质和没经过晒的水，委屈了我的花们生长。还隔几天便松松土，施些肥……如今它们长得很茂盛。用“茂盛”这个词形容绝不夸张。然而也越来越看出，皆非花，尽是些草，只有山间的野草才会不那么讲究地长，横七竖八，乱乱蓬蓬地疯长。

    妻说：“上当了吧？”我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心里极不情愿承认自己上当了，被骗了。如果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属于假冒伪劣，没什么不情愿承认上当的。买东西上当是常有的事儿，人们都会遇到的事儿，也没什么可羞耻的。但这毕竟是花啊！而且，浪费了我两个多月的感情，真不愿承认自己上当了。

    某日来了位朋友，是位植物学家。正坐着跟我聊天，朝阳台上一望，就站了起来，走到阳台上去，挨盆依次看过，奇怪地问我：“养这么多盆草干什么？”

    我问：“真是草？”他说：“我还分辨不出是花是草吗？”

    于是一一指出，那都是些什么草。北方没有，南方有。草甸子里一片片。放猪的人开春时节把猪往草甸子里赶，就是让猪拱开土，吃那些肥美的草根……我真没好意思说我是花了三十元钱当花根买回家来，当花根栽培，并尽心尽意地侍弄了两个多月……更没好意思说我仍不死心地期盼着它们开出花儿来……朋友走后，我倒一点儿也没恼。中国贫富地区发展很不均衡，从穷地方来的咱们的同胞，用什么东西骗城里人几个钱，平心静气地想想，也不值当生气。

    反正也不是受外国人的骗，反正也不过才三十元钱。何况，还是假花，不同于卖假烟假酒，尤其不同于卖假药的。同胞和同胞之间，区区一件小事便生气，似乎也显得自己太不厚道……但却很不解，很困惑。拿起笔，替卖“花”的老人算了一笔账卖掉一块假花根才三元钱，卖掉十块才三十元，一百块才三百元，二百块才六百多元。整个一个春季，能卖掉二百块吗？未必。最多最多，骗个三五百元罢了。而且，须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头一年行骗过的早市，第二年肯定是绝不敢再出现了。我接连几日在早市上见过那卖假花根的老人，七十多岁的样了，看去是位很诚实的老人。如果巧舌如簧的个中年人，我也不那么容易上当。一位看去很诚实的老人，如果不是很缺钱花，又怎么会做骗人的勾当呢？

    也许，他在家乡是放猪的？春季里，猪拱开草甸子里的土，他就从猪嘴里夺下些野草根？将那大些的仿佛像什么花根的，带回家去。还要洗尽了土。还要预先在家里培育些日子，直至长出了根芽。然后呢，然后搭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买不买票呢？若买票，就等于先付出了车钱，冒着赔本儿的风险了。到了北方城市，又往哪儿呢？怕是不会住店的吧？那么只有在火车站过夜了。再然后呢，再然后起大早，在早市上占个位置。一上午卖没卖掉一块“花”根，总得上税。倘要逃过税务员的眼睛，在我们那个早市，并非一件容易之事。还有他那相册，相册里那些开得很好看的花儿的照片也该是成本的一部分吧？……而且，他的行骗是有季节性的，大约也就是四月里的那么十来天，像一位流浪中的老人，像一只苍老的候鸟，从南至北，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来时背些像花根的野草根，路上得经常给它们掸水，否则会干的，去时揣回一二百元……才一二百元啊！

    如今行骗赚钱的勾当太多了。不但多，且五花八门。那老人的行骗，是最不至于危害他人什么，因而也就算是最仁义的方式了。

    不过才为了赚一二百元啊！他的家人如果他有家人的话，未必不夜夜替他担惊受怕，在他未揣着钱回到家里的日子。比如怕他碰上一个懂花识草的，揭穿了他，当众羞辱他，甚而揍他。这样的情况是极可能发生的……我坚信，非是一个穷字所迫，为一二百元钱，谁人肯挺不容易地干这种营生？哪种儿女，又愿让自己的老人去干这种营生？……顿时的我心里一阵难过为那老人……我希望，看到我这篇文字的人，倘若买了那老人的假花根，倘不期然地在别处又见着了那老人在卖假花根，千万别为难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吧！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我祈祝，咱们这个国家，快快地普遍富裕起来。普遍地富裕了，像那老人一样，为赚一二百元，挺不容易地靠卖假花根行骗的勾当，无疑会少下去的……至于那些野草，我仍养在阳台上，仍天天浇水，尽管明知它们是野草，永不会开花的……上帝保佑那卖假花根的，一只眼蒙着眼翳的老人……父亲的荣与辱一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前见到他的时候是不多的他大部分日子不是家里的一口人，而是东北三省各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工人。东三省是新中国之重工业基地，建筑工人是“先遣军”。那时的我便渐渐习惯了有父亲却不常见到父亲的童年。

    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报名随往。去与不去是自愿的，父亲愿去。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他觉得能在国家需要时积极响应号召，是无上之光荣。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当年的哈尔滨，除了道里、道外、南岗三处市中心区，大多数居民社区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城市特征可言，多是一片片的泥草房，即黄泥脱坯所建，稻草为顶的一类房子。长江以北的中国农村，家家户户住的基本是那类房屋。而住在哈尔滨市那类房屋内的，大抵是1949年以前“闯关东”的农民我的父亲也是。他们没钱在市中心买砖房，城市也没能力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他们只能自己动手解决，并且，也是买不起水泥和砖瓦的。所以，只得在经允许的地段自盖那类泥草房，形成了一片片当年的城中村。

    那类房屋，每年都须用黄泥抹一层外墙。因为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起先的一层黄泥处处剥落，土坯墙体暴露出裂缝，不再补一层泥，冬季必然挨冻。俗话说，“针尖大的缝隙斗大的风”啊。

    为使黄泥不易剥落，人们想出了多种多样的和泥之法。普遍的经验，是将草绳头，破袋子、草帘子拆开，剪为等长的干草截搅入泥里那个年代，除了市中心，农村进城的马车几乎随时随地可见，城里人只要留意，草绳破草袋子草帘子也几乎处处可以捡到。甚至，这一户城里人家可以向那一户城里人家借到铡刀。足见，某些所谓城里人家“城市化”的历史有多么短。他们转变身份之前，即将某些农具带入城里了，预见必会有用，也将完整的农村生活习惯带入了城里，如养鸡鸭，养猪。少数人家，虽已入城市户籍，却无工作，靠围一块地方养奶牛卖牛奶为生。像在农村时那样，以土坯盖房屋，以泥草维修房屋，对于他们是轻车熟路之事。对于我的父亲也是。

    然而成为城里人后，毕竟会学到新的经验以使干后的墙泥结实将炉灰拌入泥中，便是很城市化的法子。但一户人家烧一冬季的煤，其实煤灰多不到哪儿去，即使挺多也没处堆放，用时还需筛细，挺麻烦。所以，此法往往只在和泥抹内墙、炕面、窗台或锅台时才用。在当年，筛细的炉灰对于寻常百姓人家便如同水泥了。

    记得有一年，一座炼铁厂搬迁了，引得许多人家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纷纷出动，带着破盆、破筐，推着小车争先恐后地前往。

    去干什么呢？原来铁厂的某处地方，遗留下了厚厚一层铁锈聪明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将铁锈和到泥里，干后的泥面一定不容易裂，大约也比较能经得住水湿。

    事实果然如此，并且泥面呈褐色，也算美观。我家住的虽然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但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比没住几年的草坯房差多了。而且，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抹抹窗台、锅台、炕沿，那才能用多少水泥？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听起来就是歪理了呢？”母亲光火了。

    “我把咱家的窗台、锅台、炕沿用水泥抹得光溜溜的了，别人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如果谁一封信揭发到我单位去，班长我还当得成吗？！”父亲也光火了。

    “那就不当！不当又怎么了？我问你，那么个小破班长，不当又怎么了？”母亲则将铁锨往泥堆上一插，赌气不帮他了。为了修房屋时能否有点儿水泥，父母之间不止发生过一次口角。当年我的立场是站在母亲一边的。我讨厌窗台、锅台、炕沿经常掉泥片儿的情形。依我想来，就是一次带回家一饭盒水泥，几次带回家的水泥，也够将我们的小家很主要的地方抹得美观一点儿的。当年我也挺轻蔑父亲将自己是一名建筑工地上的工人班长太当回事儿的心理。在这点上，我的一辈子与父亲的一辈子完全不同。父亲当他的班长一直当到“文革”开始那一年，以后不曾再是班长了，似乎是他心口永远的“痛”。而我这一辈子，从没在乎过当什么。不管当过什么，随时都可以平静对被“免去”的结果只要还允许我写作。而今，连是否“允许”我继续写作都不在乎了。快七十岁的人了，爬格子爬了大半辈子了，一旦不“允许”了，不写就是了。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他这一次探家历时六日，先要从大山里搭上顺路卡车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交至成都，而后乘列车至北京，从北京至哈尔滨。当年直达车每日一次，没赶上的话，只得等到第二天。如果还没买到票，那么只得再等一日。直达的票极难买到，父亲便索性一段段向北方转乘。因为根本无法确定到哈时间，父亲就没拍电报要家人去接他。

    他是很突然地进入家门的，在晚饭后那会儿。当时家中有位邻居大婶与母亲唠嗑，不唯那大婶，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也讶然不已。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一手拎一只大旅行袋，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很沉。我和哥哥帮他放下背篓，见他的蓝工作服的衣背一片白，像是被面粉搞的。

    母亲用扫炕笤帚替他扫时，邻居大婶惊诧地说：“哎呀妈呀，你家梁大哥太顾家了，还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往家里带东西啊！四川不是出水稻不出麦子的省份吗？”

    父亲无言地笑笑，没解释什么。等邻居大婶走了，父亲才说，背篓里那两个布袋子装的不是面，而是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我们的家在父亲连续几天的劳累之下旧貌换新颜了。粗竹筒里装的是十来份奖状，都是晚报展开那么大幅的。花钱仔细得要命的父亲，居然舍得花钱买了十来个相框。当十来份奖状镶入框中，分两排挂在迎门墙上后，简直可以说很壮观，使我们的家蓬荜生辉了。

    片警小龚叔叔来家里看父亲，而父亲去工友家尽自己的探家义务去了。小龚叔叔扫视两排奖状，正了正警帽，庄重地敬了个礼说：“向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致敬！”

    母亲将小龚叔叔的敬意告诉父亲后，父亲红着脸笑了，笑得满脸灿烂辉煌……二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父亲已六十二岁了，退休不久。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特批他晚退休两年。退休与没退休，每月差二十元左右呢。在1978年，二十元对任何一户普通城市人家都是一笔某种程度上关乎生活水平的钱数。

    自1966年“文革”发生，父亲之后两年没再探过家。1968年我下乡了，从此与父亲南北分离，天各一方。算来，十余年没见过父亲了。

    我又见到了父亲，他已是完全秃顶，蓄着半尺长的白须的老头了。那年二十九岁的我，不太觉得自己与十年前有什么区别，但父亲变化着实令我暗自神伤，感慨多多。父亲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彻底地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然而他总是三言两语地应付我，一次也没聊成。

    一日，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写的是关于父亲系“日本特务”之嫌疑罪名，实属诬陷，彻底平反。而关于父亲在“文革”中的错误言行，经复查一一属实，维持原处分。

    我大愕。问父亲“日本特务”之嫌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那是因为自己当时说几句日本话跟工友开玩笑惹出的祸。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会说几句日语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啊。又问“文革”中的错误言行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停产闹革命”时，他想不通，确实说过一些话，如“普通的工人阶级文化程度都很低，文化大革命跟咱们没多大关系。”“工人都不做工了，农民都不种地了，这么闹下去，天下大乱还只是乱了敌人吗？”再问：“后来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了，那时怎么没为你平反呢？”父亲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当年还先动手打了批斗他的人，一拳将对方打得口鼻出血，这当然激怒了对方们，围殴他。他也被激怒了，抡起了铁锨，差点儿劈死了一个人……这太符合父亲的性格了。不问我也想象得到，父亲肯定因而大吃苦头。我说：“爸，你别管了。你的事，我管定了。”我当即复信，在信中写了几多“你们他妈的”、“混蛋王八蛋”之类，总之是骂了个淋漓痛快。信末，限对方们在我要求的时间内给我以答复，否则我将亲往四川，找他们当面算账。如今想来，我还是认为，那是我生平写过的最好的信之一。当年，那也太符合我的性格了！为了等到回信，我推迟了回北京的日子。在我要求的时间内，家里收到了回信。是一封措辞极为客气、恳切、委婉地承认他们思想认识有局限性的信结论嘛，自然是按我要求的那样，一概平反，赔礼道歉。我将那封信读给父亲听时，他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床上，眼角不停地流下老泪来。

    自那以后，父亲“幽闭”般的沉默寡言终于不再，颇愿与我这唯一上过大学的儿子交谈了。有时，甚而是主动的。

    于是，我也就了解了他的某些屈辱经历不是解放以前的，而是解放以后的；并且，如果我不讲，弟弟妹妹们是不知道的，连母亲也知之不详。

    毕竟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一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优秀建筑工人，故有人暗中保护过他。他被独自派遣到一座山上看仓库，以示惩罚。一年见不到几次人，连猫狗也不许养。倘允许，父亲当年是宁愿与一只小猫或小狗分吃自己那一份口粮的，但绝不允许。父亲也从没有过“半导体”。即或有，在大山里也收听不到什么广播，而且那是更不允许的。也没有任何读物。非说有，便是家信了。家信辗转到他手中，比以往晚一两个月的时间得由上山拉建材的人带给他，还得那人愿意。

    那些年里，父亲自制织针，偷偷下过几次山，向村里的妇女们请教，以极大的耐心学会了织衣物。他寄给我们的线背心、手套、袜子、围巾，便是那几年里的成果。他收集建筑工人们丢弃的破劳保手套，洗净，拆之，于是便有了线。父亲的织技发挥到最高水平，也只不过能织成一件背心。

    “文革”结束后，他仍留在山上，反而不愿下山了。到了退休年龄，他还独自留在山上。那时他已有伴了一只被他发现，由小养到大的狍子。

    六十二岁他不得不离开那座山之前，将狍子带往深山放跑了。他说，如果自己不那么做，狍子肯定会被上山的工人们弄死吃掉的。

    他还说，即使在看仓库的那些年，他也完全对得起国家发给自己的六十二元工资。因为他不只看仓库来着，还在山坡开出了几大片地，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每隔几个月，山下的工地食堂便会派人派车上山拉走，多时一次能拉走两卡车。

    “我好后悔。起初我是瓦工，瓦工最高是七级。我到四川之前就是四级瓦工了，可是偏让我当水泥工班长。水泥工最高才六级。退休前终于给我涨了一次工资，也不过是五级水泥工。同级的水泥工与瓦工相比，每级少几元钱呢。熬到五级，少十几元钱呢！……”

    这是我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唯一的抱怨话。他一向说：“他们对不起我。”从不说：“国家对不起我。”

    他是一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46元，我记不太清了，总之是四十几元而已。

    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偶生病也就是吃几片药“扛过去”罢了。即使患了癌症，也没住过一天院。何况一检查出来便是晚期，住院也是白住。

    我服从他的意愿，使他得以“走”在家中。在一个中午，我与他并躺床上，握他一只手，他就那么静静地走了。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我曾问他：“爸，你是工人的年代，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几种国家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我觉得父亲也算是幸运的，退休早，避过了后来千千万万工人的“下岗”。而如今退休工人们普遍一千七八百、两千多元退休金的待遇，父亲却没赶上。这对于他，又不能不说是终生憾事。

    如今的退休工人们，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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