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理想

    年代至90年代并无时代空白地活过来，思想却一直善于与各个阶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会不难发现那“成熟”的丑陋呢？

    但是这些都暂且不去说它了吧。其实我是想向读者坦白我这个崇尚理念思维、赞赏理念定力的人，后来竟对理念之光的瑰丽，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特色”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心生出了不可救药的动摇和怀疑。动摇和怀疑是由一件具体之事引起的。那事引起的观点争论，纷纷扬扬于十年前，也可能是十五六年前。一名大学里的在校硕士生，为救一位落水的老人，自己反倒淹死了。当然，老人是获救了，或者我的记忆有误，老人竟也没有获救。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高尚的、感人的事。那名大学生的行为，似乎怎么也不至于遭到舆论否定的吧？当年却不然。较热烈的讨论首先在几所大学里展开了。后来竟由讨论而辩论。

    一种我不太能料想得到的观点是一名硕士生，为救一位老人而冒生命危险，难道是值得的吗？那老人即使获救，究竟还能再活几年呢？他对社会还能有些什么贡献呢？他不已经是一个行将寿归正寝的自然消费人了吗？这样的一位老人的生命，与植物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区别呢？其生命价值，又究竟在哪一点上高过一草一石呢？而一名硕士生，他的生命价值又是多么的宝贵！何况当年中国的硕士生并不像今天这么多！他也许由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而教授，而专家学者，那么他对中国甚至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简直没法预估吗？更何况他的生命还会演绎出多姿多彩的爱情哦！而那位老人的生命再延长一百年也显然是黯然无光的啊！

    这分明是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这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当年在大学里代表了似乎绝对多数学子们的观点。你简直不能说这一种观点不对。但正是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了“中国特色”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的冰冷……和傲慢。于是当年又有另一种观点介入讨论。这另一种观点是如果那名硕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儿童，也许就比较的值得了吧？显然，这是一种很缺乏自信的，希望回避正面辩论，达到折中目的之观点。但这一种折中的观点，当年同样遭到了义正词严的驳斥：如果那儿童弱智呢？那儿童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吗？如果考不上，他不过是一个芸芸众生中的平庸之人。以一名硕士生的生命换一个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对其更宝贵的生命的白白浪费吗？即使那儿童将来考上大学了，考上的肯定会是一所名牌大学吗？肯定会接着考取到硕士学位吗？再假设，如果那儿童长大后堕落成罪犯呢？谁敢断言绝对没有这一种可能性？

    当年这一讨论和辩论，曾在报刊上报道过，似乎还在电视中进行过，最后不了了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鸣似乎更普遍……当年我便隐隐地感到，那讨论和辩论，显然与当年的中国人，尤其当年的大学生对人性的理念认识有关。翻一翻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五千余年的思想遗产，这一种讨论和辩论，即使在我们祖先中的哲人之间，似乎也是从来没涉及过的。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的残迹。

    当然，我们谁都知道老父与稚子同时沉浮于波涛，或老母与爱妻同处生死倏忽之际，做儿子、做父亲、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个的古老人性拷问。

    还没有一个男人回答得最“正确”。因为这种拷问在本质上是根本没有所谓“正确”答案的。它呈现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两难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这迷惘中包含着沮丧。

    但由于这一人性拷问限定在与人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和爱恋关系之间，故无论先救哪一个，似乎又都并不引发值得不值得的思索，仅只与人刹那之际的本能反应有关。在现实中，一般情况下，人总是先救离自己最近的亲人，不太会舍近救远。

    而那名硕士生舍命所救的，却是与自己毫无血缘亲情，毫无爱恋关系的陌生人。依我想来，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辩论，盖基于此。倘他所救是他的老父，世人还会在他死后喋喋评说值得与不值得吗？倘他所救是他的幼弟，世人还会在他死后假设那被救的孩子长大了是否成为罪犯吗？那么，何以只因他所救的是陌生人，在他死后，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这样那样的假设就产生了呢？一针见血地说，显现了人类理念意识中虚伪而又丑陋的一面。即我不愿那么做的，便是不值得那么做的；别人做了，便是别人的愚不可及。死了，也是毫无意义的死。并且，只有将这一种观点推广为理直气壮的不容置疑的观点，我的不愿、不能，才进而成为不屑于。无论什么事，一旦被人不屑于地对待，那事似乎就是蠢事了，似乎就带有美名可图的色彩了。于是，倒似乎反映出了不屑于者的理念定力和清醒。

    十五六年前那一场讨论和辩论，与今天关于“英雄流血亦流泪”的讨论是不一样的。后一种讨论并不贬低英雄的行为，批判性是针对使英雄流泪者们的。而前一种讨论和辩论，用理念的棉团包缠了的批判性的锋芒，却是变相地针对流血甚至舍生了的英雄们的。据我想来，今天“英雄流血亦流泪”的现象，只怕是与十五六年前那一场讨论和辩论不无关系的。

    十五六年前，连我也不能对那名硕士生的死做出非常自信的评价。普遍的舆论倾向和人性观点，使对它心生怀疑的人有时也不禁三缄其口，保持暧昧的沉默。

    直至一个多月前，我才对印在记忆中的，靠头脑封存了十五六年之久的话题豁然想明白了些。某日与友人北影厂文学副厂长史东明相遇，他扯住我说：“晓声，有一部美国片你一定应该看看。”于是扯我至路边开始讲给我听……他讲的就是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据说剧本依据生活原型而创作，它深深感动了每一个观看过它的人……我想，中国是很难产生这样的影片的，起码目前很难。牺牲那么多士兵的生命只为救另一名士兵，这值得吗？问题一被如此理念地提出，事情本身和一切艺术创作的冲动，似乎顿时变得荒唐。

    多么冷冰冰的理念质疑啊！我们可拿我们中国人目前这一种冷冰冰的理念原则究竟怎么办呢？它不但仍被奉行为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前提，而且似乎渐渐成了我们中国人面对一切现实事物的原则。

    日本人曾被视为“理念的动物”。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倍感周身发寒。十五六年间，产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国特色”的理念思维之标本，比如将“优胜劣汰”这一商业术语和竞赛原则推行到社会学科的思想领域中去。一件产品既劣，销毁便是，但视一个人为“劣”的标准由谁来定，由何而定呢？一个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人，则就该被视为一个“劣”的人吗？这种标准老板们定出来，他人自然无话可说，但是要变为国家意识是否可怕呢？接着的问题是，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究竟能采取多么高明的方式“汰”掉为数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国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听取某些人士的谏言，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也没有接受此类教诲，所以我们才有国家行为的“再就业工程”、“扶贫工程”，才有民间行为的“希望工程”……我敢说，在全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主张对自己的同胞“优胜劣汰”过。恰恰相反，许多国家的头脑和目光，几乎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使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一部分人，得到更多些的国家性的爱护和体恤。而不是以冷冰冰的理念思维去想要是能把他们统统“汰”掉多好！或谁叫他们“劣”来着，因而遭“汰”一百个一千个活该！

    让我们还回到人性的话题上来。当年的知青金训华为捞公社的一根电线杆而死，大不值得。当年的知青张勇，为救公社的一只羔羊而死，大不值得。甚至，“少年英雄”赖宁的“英勇”，依我想来，也是根本不应被一切少年们效仿的。但，人救人，关于这样的事，根本不存在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和辩论的任何一点儿积极的意义。无论少年救老年，或反过来；无论男人救女人，或反过来；无论知识者救文盲，或反过来；无论军人救百姓，或反过来；无论士兵救长官，或反过来；甚至，无论警察救罪犯（只要后者非属罪大恶极理当枪毙），或反过来；无论受降的士兵救俘虏，或反过来……只要人救人，皆在应该得到人性正面评价的范围以内。若不幸自己丧生，更是令人肃然的。

    人救人之人性体现，是根本排斥什么“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和辩论的。进行这种讨论和辩论的人，其思想意识肯定发生了疾病。这种疾病若不被指出是疾病，传染开来，肯定将导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一头象落入陷阱，许多象必围绕四周，不是看，而是个个竭尽全力，企图用鼻将同类拉出，直至牙断鼻伤而恋恋不忍散去。此兽性之本能。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为靠文明的营养上升为意识的主动。倘某一理念是与此意识相反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与人性相悖的，不但冰冷，而且丑陋。人性永远拒绝这种理念的“合理”性。

    愿中国人再也不讨论和辩论人救人“值得不值得”这一可耻的话题。人性之光，正是在此前提之下，才是全人类心灵中最美最神圣的光耀。其美和神圣在于，你根本不必思考，只要永远肃然地、虔诚地“迷信”它的美和神圣就是了。

    愿当代中国人尊重全人类这一种高贵的“迷信”……人生真相我们大多数世人，或更具体地说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世人，与金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的意思是在说，或者是在问，或者仅仅是在想，那种关系果真像我们人类的文化和对自身的认识经验所记录的那样，竟是贪而无足的吗？

    我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即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和对自身认识的经验中，教诲我们人类应对金钱持怎样的态度和理念，是由来久矣并且多而又多的。但分析和研究我们与金钱之关系的真相的思想成果，却很少很少。似乎我们人类与金钱的关系，仅仅是由我们应对金钱持怎样的态度来决定的。似乎只要我们接受了某种对金钱的正确的理念，金钱对我们就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了，对我们就会完全丧失吸引力了。

    在我们人类与金钱的关系中，某种假设正确的理念，真的能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吗？果而那样，思想岂不简直万能了吗？

    在全世界，在人类的古代，金即是钱，即是通用币，即是永恒的财富。百锭之金往往意味着佳食锦衣，唤奴使婢的生活。所有富人的日子一旦受到威胁，首先将金物及价值接近着金的珠宝埋藏起来。所以直到现在，虽然普遍之人的日常生活早已不受金的影响，在谈论钱的时候，却仍习惯于二字合并。

    在今天，在中国，“文化”已是一个泡沫化了的词，已是一个被泛淡得失去了“本身义”并被无限“引申义”了的词。不是一切有历史的事物都能顺理成章地构成一种文化，事物仅仅有历史只不过是历史悠久的事物，纵然在那悠久的历史中事物一再地演变，其演变的过程也不足以自然而然地构成一种文化。

    只有我们人类对某一事物积累了一定量的思想认识，并且传承以文字的记载，并且在大文化系统之中占据特殊的意义，某一事物才算是一种文化“化”了的事物。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而即使此观点特别的容易引起争议，我们若以此观点来谈论金钱，并且首先从“金钱文化”说起，大约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外国和中国的一切古典思想家们，有一位算一位，哪一位不曾谈论过人与金钱的关系呢？可以这么认为，自从金钱开始介入我们人类的生存形态那一天起，人类的头脑便开始产生着对于金钱的思想或曰意识形态了。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在童话、神话、民间文学、士人文学、戏剧以及后来的影视作品和大众传媒里。它们的全部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用教义最浅白的“济公活佛圣训”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死后一文带不去，一旦无常万事休”。

    数千年以来，“金钱文化”对人类的这种教诲的初衷几乎不曾改变过，可谓谆谆复谆谆，用心良苦。只有在现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才偶尔涉及我们人类与金钱之关系的真相，却也每几笔带过，点到为止。

    那真相我以为便是其实我们人类之大多数对金钱所持的态度，非但不像“金钱文化”从来渲染的那么一味贪婪，细分析，简直还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

    奴隶追求的是自由。诗人追求的是传世。科学家追求的是成果。文艺家追求的是经典。史学家追求的是真实。思想家追求的是影响。

    政治家追求的是稳定。

    ……而小百姓追求的只不过是丰衣足食、无病无灾、无忧无虑的小康生活罢了。

    倘是工人，无非希望企业兴旺，从而确保自己们的收入养家度日不成问题。倘是农民，无非希望风调雨顺，亩产高一点儿，售出容易点儿。倘是小商小贩，无非希望有个长久的摊位，税种合理，不积货，薄利多销……如此看来，大多数世人虽然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由金钱所推转着的世界上，每一个日子都离不开金钱这一种东西。甚而，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至少点数过一次金钱，我们的心里每天都至少盘算过一次金钱，但并不因而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富豪或资本家，银行账户上存着千万亿万，于是大过奢侈的生活，于是认为奢侈高贵便是幸福……真的，细分析，我确确实实地觉得，人类之大多数对金钱所持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包括将来，其实一向是很健康的。

    一直不健康的或温和一点儿说不怎么健康的，恰恰是“金钱文化”本身。这一种文化几乎每天干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正常视听要求和愿望，似乎企图使我们彻底地变成仅此一种文化的受众，从而使其本身变成摇钱树。这一种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当其在表现人的时候几乎永远的只有一个角度，无非人和金钱的关系，再加点性和权谋。它的模式是，“那公司那经理那女人，和那一大笔钱”。

    我们大多数世人每天受着这一种文化的污染，而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却仍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我简直不能不赞叹，大多数世人活得真是难能可贵！

    再细加分析，具体的一个人，无论男女，无论有一个穷爸爸还是富爸爸，其一生皆大致可分为如下阶段：

    童年以亲情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少年以自尊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青年以爱情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中年前期以事业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中年后期以金钱满足为最大也许还是最后满足的阶段；老年前期以自尊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老年后期以亲情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

    ……大多数人大抵如此，少数人不在其例。

    人，尤其男人，在中年后期，往往会与金钱发生撕扯不开的纠缠关系。这乃因为他在爱情和事业两方面，可能有一方面忽然感到是失败的，甚或两方面都感到是失败的，沮丧的。也许那是一个事实，也许仅仅是他自己误入了什么迷津。还因为中年后期的男人，是家庭责任压力最大的人生阶段，缓解那压力仅靠个人作为已觉力不从心，于是意识里生出对金钱的幻想。我们都知道的，金钱除了不能解决生死问题，除了不能一向成功地收买法律，几乎可以解决至少可以淡化人所面临的许许多多困扰。但普遍而言，中年后期的男人已具有与其年龄相一致的理性了。他们对金钱的幻想仅仅是幻想罢了。并且，这幻想折叠在内心里，往往是不说道的。某些男人在中年后期又有事业的新篇章和爱情的新情节，则他们便也不会把金钱看得过重。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的追求，包括对人生享受的追求，往往呈现着与金钱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金钱文化”在那些国家里也许照旧地花样翻新，但对人们的意识已经不足以构成深刻的重要的影响。我们留心一下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国家的文化的文艺的和传媒的主流内容，往往是关于爱、生、死、家庭伦理和人类道德趋向，以及人类大命运的。或者，纯粹是娱乐的。

    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中产阶级生活已经是不难实现的。而中产阶级，乃是一个与金钱的关系最自然、最得体、最有分寸的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人们反而普遍没有对金钱那么强烈而痛苦的幻想。因为那接近着梦想。他们对金钱的愿望是由自己限制得很低很低的，于是金钱反而最容易成为带给他们满足的东西。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在由经济落后国家向经济振兴国家迅速过渡的国家，其文化随之嬗变的一个显著事实是，“金钱文化”的迅速繁衍和对大文化系统的蚕食，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几乎无孔不入的侵略式影响。人面对之，要么采取个人式的抵御姿态，要么接受它的冲击它的洗脑，最终变得有点儿像金钱崇拜者了。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经常充斥于文化、文艺和媒体的主要的内容，往往是关于金钱这一种东西。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文化和文艺几乎已经丧失掉了向人们讲述一个纯粹的、与金钱不发生瓜葛的爱情故事的能力。因为这样的爱情故事已不合人们的胃口，或曰已不合时宜，被认为浅薄了。于是通俗歌曲异军突起，将文化和文艺丧失了的元素吸收去变成自身存在的养分。通俗歌曲的受众是青少年。是以对爱情的向往为向往，以对爱情的满足为满足的群体。他们沉湎于通俗歌曲为之编织的爱情帷幔中，就其潜意识而言，往往意味着不愿长大，逃避长大因为长大后，将不得不面对金钱的左右和困扰。

    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贫富迅速分化，差距迅速悬殊，人对金钱的基本需求和底线一番番被刷新。相对于有些人，那底线不断地不明智地一次次攀升。相对于另一些人，那底线不断地不得已地一次次跌降。前者往往可能由于不能居住于富人区而混乱了人与金钱的关系，后者则往往可能由于连生存都无法为计而产生了人对金钱的偏狂理解。

    不是人的错，更不是时代的错，也当然不是金钱的错，而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人和金钱贴紧于同一段社会通道之中了。当同时钻出以后，人和金钱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姑且也将人叫作东西吧），又会分开来，保持必要的距离，仅在最日常的情况之下发生最日常的“亲密接触”。

    那时，大多数人就可以这样诚实又平淡地说了：金钱吗？它不是唯一使我万分激动的东西，也不是唯一使我惴惴不安的东西，更不是我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我必须有足够花用的金钱，而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归根结底，爱国主义正是由这一种人对金钱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因而相当良好的感觉来决定的。

    哪一个国家使它的人民与金钱的关系如此这般着了，它的人民便几乎无须被教导，自然而然地爱着他们的国了……良心所谓良心，无非便指良好的心地。与“心”结构而成的词颇多，然我尤对“心地”二字一向肃然。“心地”是特别中国化的词，较有文学意味。在民间，每说“心肠”。民间评论某人心地善良，道是“心肠软”。反之，曰“心肠歹毒”。

    善与不善，归咎于心，我们早已习惯这一古老逻辑，但与肠扯到一起，细思忖之，似乎总觉勉强。

    然民间话语，其恰当必有独到之处，一个“软”字，极贴切。“心一软”，无非指人性之恻隐耳。

    地生百千万物，“心地”一词，表意宏大。善、美之物，由地生之。丑、恶之物，亦由地匿。大地的一种现象是，凡那美、善之物，往往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活动隐蔽，也断不至出没于阴暗、潮湿、腐败、肮脏之隅。几乎只有丑恶之物才那样，如蛇、鼠、蚊、蟑螂、蛆、毒蘑及一切对生命有害的菌……“心地”诚如大地，美善的与丑恶的两类心态并存。故古今中外之文化、宗教，发挥一切积极的影响作用，为使人类总体上是有良心的。人类有无良心，决定每一个活得像人还是像兽。有无良心的前提是有无良知。良知其实便是一些人作为人应该秉持的良好的道理、道德。于是，有良知者有良心，有良心者“，心地”充满阳光，美好似花园。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平凡，也是可敬的。即使贫穷，也有愉快。文化和宗教对人“心地”的积极影响，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关爱，也可以说是救赎。宗教之原罪思想并不是将原罪强加于人的思想，而是提醒人“心地”是需要清扫的。正如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体内天生潜伏着各种癌细胞，但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癌症的发作是可以被避免的。

    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无论这一派或那一派，也都是关注良心问题的，甚至，将良心问题上升得很高，曰“天良”。对于恶人的最概括的指斥，便是“丧尽天良”。良知在古代，又被归纳为我们都知道的仁、义、礼、智、信。而这五个字，其实便是“厚德载物”之“德”的基本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一辈辈的中国人看分明了天下只不过是皇家的天下，“德”在统治阶级那里，只不过成了“礼”的代词。而“礼”，又只不过是他们延续统治的一种术。他们对百姓，不讲仁、不讲义，也不讲信，而只讲“智”，企图以他们的“智”永远地愚民。于是良知被疑，本应成为社会共识的良心，反之变成某些不甘良心泯灭的人士的自我要求。当一个社会这样了，讲良心的声音似乎便是不合时宜的声音了，讲良心的人就孤独了。

    “五四”运动，无非要达成两件事一曰改革国体，二曰开启民智。前者为使国家成为公民的国家，后者为使社会重构起新一种“德”取向。然条件不成熟，志士流血，文人失望，事倍功半。

    军阀割据，狼烟四起，“城头变幻大王旗”。哀鸿遍野不是宣讲良心的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

    至“九一八”，日寇猖獗，国将不国，抗战遂成国人第一良心。勇者御敌，才不至于全中国人都沦为亡国奴。其他良心，不得不往后摆摆。故当时宣传抗日的学生，振臂高呼之语中每有这么一句“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要……”

    到了1949年以后，似乎终于可以讲讲良心问题。发展到后来也不能，为了巩固和维护阶级的专政，于是批判文化中的人性论，将人道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连人性也不许讲了，连人道主义也视为有害无益的主义了，那么“良知”、“良心”这一类词，便只有从中国人的词典中被剔除了……“文革”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无须赘述。

    20世纪80年代，文化和文学，显然也又要重构社会的良知价值取向。然知识者们伤痕犹疼，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并未完成那一初衷。

    90年代中国迈入了商业的时代，于是大讲“优胜劣汰”，信奉起金钱万能、胜者通吃来。我认为，将商场规律泛化向全社会，实际上是“泛达尔文主义”至上，这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我在此讲两件有良知的事吧。许多人都知道的，费孝通先生是潘光旦先生的学生，费先生一向极为尊敬潘先生。“文革”期间，潘先生一家被逐出原址，居一小屋，摆不下床，全家铺席睡在水泥地上。潘先生由而关节病愈重，何况他自幼还残疾了一腿。那时费先生也早已成为“右派”，与潘先生为邻。他心疼他的老师，亲手为老师织毛袜子。某夜潘先生腹痛难忍，费先生家中又没有任何药，只得将老师拥抱怀中。而潘先生，就在学生的怀中咽了最后一口气……费孝通先生，即使在疯狂的暴力盛行的年代，内心良知之烛不灭也。傅雷先生夫妇不堪凌辱，双双吸煤气死后，无人认领的骨灰，三日后将被处理，也就是当垃圾扔掉。有位上海的江姓女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然读过傅先生的书，心存敬意。是以前往火葬场，极力争取，要得傅雷夫妇的骨灰，冒险予以保藏。她因为同情傅雷夫妇的言论，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结束，傅雷二子自国外归，从江女士处得父母骨灰，极欲给予物质报答。江女士坚拒之，最后仅答应接受一张傅聪专场音乐会的门票。甫一结束，悄然而去，从此遁出傅氏兄弟的视域。

    良知几重？它像灵魂一样，无秤可称……然而，若人世间全无了良知，那样的人世，又究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生死关头的人们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文章。当时中国“贵族”、“贵妇”、“绅士”等字句的使用率渐高起来。首先出现于店铺招牌，接着出现于电视广告。忽一日，抢占摊位似的，挤满了报报刊刊。

    “贵族风度”、“贵族气质”、“贵族性情”、“贵族精神”似乎成了某些中国人，主要是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忙不迭的追求。仿佛他们认定自己已然是了，却仍感到还缺点儿什么，又不太清楚缺的是什么。仿佛“贵族”便是“高贵一族”的意思。仿佛“高贵一族”便是“有钱族”的意思。仿佛只要有了钱，便有了高贵的风度、高贵的气质、高贵的性情、高贵的精神。当年中国的时代精神，其实一点儿也没因一些人成了阔人便有了好榜样。

    当年我整理旧书刊，发现自己收藏着一份《连环画报》，其中便有“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配画简介。彩页上的一位英国姑娘，是一千五百多名遇难者中的一个。

    她是女人。她有权上到救生艇，但她为了救生艇能再挤下两个孩子，放弃了生的机会。

    她的名字叫伊文思。当年我有感于什么是所谓“贵族精神”而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我开始留心剪贴一切读到的海难纪实报道。收集到了另外一些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资料那名叫伊文思的英国姑娘竟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小姐，时年二十三岁，未婚。她的职业是一所教会学校受学生们爱戴的教师。

    值得一提的还有三人：一名叫纳瓦特利尔的法国男人。他和两个年龄尚幼的儿子同登“泰坦尼克”。

    巨轮开始沉没时，人们允许他登上救生艇照顾两个儿子。但他望望身后的妇女和儿童们，也放弃了生的机会。他帮助几名妇女和儿童登上救生艇后，微笑着挥手与儿子告别，用从容的话语鼓励儿子们要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读来令人肃然。

    一名是船长史密斯。他尽自己所能部署了救生措施，他是面对死亡时刻的权威，大多数男人以他为榜样，镇定地迎接死亡。当救生艇驶离，史密斯船长将船旗卷起，揣入怀内，坚定不移地站在瞭望台上，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一名是制造“泰坦尼克”号的银星轮船公司总经理布鲁斯·伊斯梅。他贪生怕死。当水手们放下最后一只救生艇，他抢先跳了上去，赖在艇上。他在难以洗刷的羞耻中度过余生……也有几名男人装扮成妇女混上了救生艇。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乐队的队员。救生过程中，他们一直没有停止演奏。

    演奏的是《伦敦德里的空气》和赞美诗《秋天》。乐曲使男人们都显得同样高贵，使妇女和儿童们也显得异乎寻常的高贵。救生过程秩序井然，根本不需要有谁挺身维持。

    还应该提到的是一艘锈迹斑斑的旧船“卡帕西亚”号。它最先驶达海难现场，在接收到“SOS”的呼救信号后，毫不迟疑，掉转船头以每小时二十四海里的速度前进。在还是一条新船的年月里，它也没有以那么快的速度航行过。旧船在高速航行中颤抖，仿佛自己也随时会解体。即使在驶入冰山密布的海域后，船长罗斯特伦也不下减速令。仿佛他心中只有一个营救信念不成功，便成仁。“卡帕西亚”号上的每一个人仿佛都有这一信念，没有一句怨言。它在高速航行中左避右闪，绕过一座座冰山，如同一名精疲力竭的长跑运动员做最后的冲刺……正是这艘勇敢的锈迹斑斑的小轮船，营救了七百余名幸存者。除了几名划艇的水手（他们是受史密斯船长和二副莱托勒之命登艇的）以及几名装扮成女人的男人，其余皆是妇女儿童。

    “卡帕西亚”号置自己安危于不顾的营救行动名垂航海青史。留在“泰坦尼克”号上遇难的一千五百多人，皆是精神高贵的英雄，皆是人类中高贵一族。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少数勇敢的视死如归的女性，是自愿将生的机会让给别人的……只有这样的海难才值得人类耗资二亿五千万美元在今天重新展现啊！一百六十个电脑特技镜头恐怕只能重现灾难，征服好莱坞诸奖项评委以及世人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大导演大明星大制作。

    “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铸了“贵族”二字。

    五年后，加拿大的“蒙特布兰克”号与“伊摩”号在狭窄的航道上相撞。海难中许多事迹亦颇感人。“蒙特布兰克”号上载着五千吨炸药。船长列摩德眼见大火已无法扑灭，只得下令全体船员离船，而他，独自驾船缓缓驶离港口。十七分钟后，轮船爆炸。人口密集的里士满郊区被夷为一片平地。海港里每艘船上顿时有三分之一的人丧生。

    大爆炸引起了火灾。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人民表现出了种种英勇行为和崇高精神。一名铁路报务员宁肯被烧死在自己的工作室，也不愿让一列开来的列车得不到警告。一名码头工人从瓦砾堆下扒出几十名受伤者。当别人告诉他，他的一只眼睛挂在脸上时，他仍拒绝去医院，从脸上拽下悬垂的眼睛，一转身又投入抢救。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往返数次将几十名受伤者送入医脘，却顾不上请医生包扎自己已经断了并从胸侧刺出的肋骨。一千六百多具尸体埋在残垣断壁之下，八千多人受伤。当数千受伤的人从郊区避到哈利法克斯市区时，全市所有的饭店都敞开大门，为幸存者和营救人员无偿提供场地和食品。药品商们将所有的药品都贡献了出来。许多雇主命他们的雇员放下工作去救助灾民，而且发双份工资。

    哈利法克斯遂成了加拿大当年的“同志之城”。然而，可耻的行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都有。一个杂货店老板以十倍的高价将一块面包卖给一个饥肠辘辘的儿童。一些房主将房价提高到惊人的程度，并强迫房客预付，否则就把他们赶到大雪覆盖的马路上去……四年后，亦即1921年，一艘中国轮船“洪哥”号，在驶进汕头港口的海域触礁。船载一千一百余名厦门人和汕头人。所有的人都冲向救生艇和木筏。男人们挥舞着砍刀和斧头，开始为了争夺生路而互相残杀，数百人当场被同胞杀死，甲板上血流成河。外籍船长和船员连续对空开枪，却仍无法制止争夺。那些放下水的救生艇，立刻被手持砍刀和短斧的男人们占领。他们用刀斧砍断企图登艇的人们的手臂，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霍尔姆斯船长与船一起沉没。全船十之七八的人被淹死，或丧生于刀斧……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号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七十多年前的悲剧，再也没有在中国重演过。但愿今后也永远不会重演。“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

    儿子·母亲·公仆和水

    在福建省东山县，曾听人讲到这样一件事当年，谷文昌们初登岛时，岛上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沙患严重，草木不生。而且，极其缺水。一遭旱灾，十井九枯。水之宝贵，如同西部水源稀少之地。

    那一种情况下，即使某井未干，井水也浅得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呢？以分米厘米言之，非夸张也。

    这么浅的水，又如何汲得上来呢？办法自然是有的。

    便是用一条长长的绳索，将小孩子坠下井去。孩子须在井上脱了鞋，以免鞋将浅浅的水层踩脏了。孩子被坠下时，还须怀抱一个瓷罐，内放小饭勺一只。孩子的小脚丫一着井底，便蹲下身去，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往罐里装水。对于孩子，那意味着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仿佛汤锅里注油，要以很大的耐心和很大的使命感来完成，急不得的。急也没用。罐里的水满了，便被吊上去。由守在井口的大人，倒在盆里或桶里。每每的，吊上几罐水去以后，井水被淘干了，孩子就得耐心地等着水再慢慢浮现一层。孩子只能蹲着等，或站着等。那时，守在井口的大人，也只能更加耐心地等。如此这般，吊上去的水差不多够一家人做饭和喝的了，总需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而孩子那一双赤着的小脚丫，是没法儿不始终踩在冰凉的井底的。水干了，踩着的是冰凉的井泥。水又慢慢渗出一层来了，那么小脚丫便在冰凉的井水里浸泡着。而有时，井口等水的大人们会排起长队来，那么就需有几个孩子也排在井边，轮番被坠下井去。从井里被用绳索扯上来的那个孩子，他解开绳子，一转身就会朝有沙子的地方跑去。朝阳地方的沙子毕竟是温暖的，孩子一跑到那儿，就一屁股坐下去，将两只蹲麻了而且被冰凉的井水渗红了的小脚丫快速地埋入温暖的沙中……有一户人家的房屋，盖在离别人家的房屋挺远的地方。这一户人家的屋后有一口井。某年大旱，那口井很侥幸地将干未干。孩子的父亲到外地打工去了，只有母亲和孩子留守家中。那母亲，别无他法，不得不天天将自己六岁的儿子坠下井去弄水。一日傍晚，孩子在井下灌水，母亲却由于又饥又渴，还病着，发着烧，竟一头栽倒井旁，昏了过去。孩子在井下上不来，只有喊，只有哭。喊也罢，哭也罢，却没人听到。天渐渐地就黑了，孩子既不喊也不哭了，因为他的嗓子已喊哑了，因为他的眼里已哭不出泪来了。后半夜，母亲被冷风吹醒了，这才急忙将孩子拽上来孩子浑身栗抖不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而，却紧紧地搂抱着罐子。罐子里，盛着满满的水……后来那孩子的双腿，永远也站不直了。当年东山县的县委书记也听说了这一件事。谷文昌于是对县长发了一个毒誓：“如果我们县委不能率领东山百姓治除沙患，不能让东山的老百姓不再为一个水字发愁，那么就让我哪一天被沙丘活埋了吧！”

    当然，他并没有被沙丘活埋。因为在他任县委书记的十四年间，任劳任怨，百折不挠，制服了东山县的沙患，也为东山县的百姓彻底解决了用水难题……我听罢，始而震动，继而感动。何谓公仆？公仆者，爱百姓如爱父母者也。

    倘有此情怀，皆大公仆也。然这等“情怀”，不会是天生的啊！前提是对百姓的疾苦，耳能听到，眼能看到。听到了，看到了，还要心疼。谷文昌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在河南任区委书记时，便天天与百姓们发生着亲密的接触，将为人民服务视作己任。恤民之情，在他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本无须别人教导。故他到了东山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凡十四年间，公仆本色，一日也不曾改变过。这是与现在的某些官员很不同的。现在的某些官员，往往一天也没有与百姓的生活打成一片过，仅靠走通了“上层路线”，平步青云地就成了“公仆”了。“公仆”倒是越做越大，离百姓们却是越来越远。最后远到老百姓想见他们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这样的些个“公仆”，有耳，那耳也只剩下了一个功能专听上峰旨意和官场动向。有眼，那眼也不再能看得到别的，仅见上峰的脸色如何和官场的晋升诀窍而已。对于百姓之疾苦，自己有眼视而不见，自己有耳听而不闻，彻底麻木，心冷如石、如铁，连点儿一般人的恻隐最终都丧失了。别人的耳听到了，别人的眼看到了，告知他们，他们往往陡然变色，心特烦……在某大学，当我将孩子、母亲、公仆和水的一段往事讲给学子们听后，台下有一名女生忽然哭了。人皆讶然。我问她为什么哭，答：“和半个多世纪前东山县那个男孩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只不过我被母亲用绳索坠下的不是深井，是我们西部人家的水窖。我们那儿根本打不出井水来，家家户户的水窖里蓄的是冬季的雪水和夏季的雨水。只不过我比那个男孩幸运，因为我的经历是绳索断了，我重重地摔在水窖里，磕掉了两颗门牙……”

    人皆由讶然而肃然。高坐台上的我，怔愣许久，不知究竟该说几句什么话好。

    数月后，在一次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研讨会上，我听一位专家介绍目前仍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农村没有自来水，其中半数左右的农村饮用水，含有对人体有害甚至有严重危害的物质，而由于农村的生产方式早已由集体化转变为个体化，国家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扶植，其实已由从前的百分之零点四减少为百分之零点三五……我又一次受到震动。要让农民也喝上放心的水，也不再为喝水发愁，中国该需要多少谷文昌？抑或，需要支出多少钱？没有那么多谷文昌，有那么多钱也好啊！然而细细想来，在谷文昌们和钱之间，中国是都有些缺少的吧……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十五六年前，我曾改写过一部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本《荒原》，内容反映两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艰苦的野外工作它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直接组稿，形成初稿以后，请我再给“影视化”一下。导演叫黄群学，我的一位后来在广告拍摄业很有成就的朋友。而女主角，则是当年因主演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而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陈小艺。

    《荒原》是在甘肃省境内拍摄的。剧名既然叫《荒原》，所选当然是很荒凉的外景地。它的拍摄，受到了从地质部到甘肃省地质局的热情支持。

    地质局局长专程从某驻扎野外的地质队赶回兰州接见了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就把地质局当成自己的家吧！遇到什么困难，只管开口。地质局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义不容辞，不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一定替你们尽力协调，争取顺利和方便。

    这一位地质局的局长，给摄制组的主创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导演黄群学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大谈他们的好印象，而我忍不住问：“简短点儿，概括一下，那局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导演说：“真诚，一个真诚的人！特别注意细节的人。”

    我在电话这一端笑了，说你的话像剧本台词啊！一个人真诚不真诚，不能仅凭初步印象得出结论。一个人是否特别注意细节，也要由具体的例子来证明。

    导演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们将需要向地质局租借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那位局长当着他们的面让秘书立刻找出来，亲自过目。清单上所列的东西中，包括一台发报机、一套野外饮具、几身地质工作服、一盏马灯、地质劳动工具和一顶帐篷等。

    局长边看边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地质局有的，完全可以无偿提供给同志们。省下点儿钱用在保证艺术质量方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只列了一盏马灯呢？玻璃罩子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坏。一旦坏了，那不就得派人驱车赶回兰州再取一盏吗？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浪费汽油，还会影响你们的拍摄情绪，是不是呢，同志们？有备无患，我们为你们提供两盏马灯吧。再为你们无偿提供柴油。你们只不过是拍电影，不是真正的野外驻扎，无须多少柴油燃料，对吧？至于发报机，就不必借用一台真正能用的了吧？我们为你们提供一台报废的行不行？反正你们也不是真的用来发报，是吧同志们？能用的万一搞得不能用了，不是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了吗？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西部地区的野外很寒冷了。你们还要在野外的夜间拍摄，一顶单帐篷不行。帐篷也可以无偿借给你们，但应该改为一顶棉帐篷。你们在野外拍摄时冷了，可以在棉帐篷里暖和暖和嘛……”

    于是那位地质局的局长，亲自动笔，将他认为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都一概批为无偿提供了。

    一位在场的处长低声对局长说：后勤仓库里只剩一顶帐篷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没用过那样子，分明是有点儿舍不得。

    局长沉吟片刻，以决定的口吻说：“崭新的帐篷那也要有人来开始用它，就让摄制组的同志们成为开始用它的人们吧！”

    听了导演在电话那一端告诉的情况，我对甘肃省地质局的局长，也顿时心生出一片感激了。

    之后，在整个野外拍摄过程中，那一顶由地质局长特批的崭新的棉帐篷，在西部地区的野外，确确实实起到了为摄制组遮挡寒冷保障温暖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那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导演黄群学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局长的批评。而我，是间接受教育的人。剧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帐篷失火了，在夜里被烧成了一堆灰烬。

    制片人员的拍摄计划表考虑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夜里拍摄。拍毕，全组当夜返回兰州。拍摄顺利，导演兴奋，全组愉快。导演忍不住给局长拨通了电话，预报讯息。

    不料局长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断然地说：“那一顶帐篷绝对不允许烧掉！我想一定还有另外的办法可以避免一顶只不过才用了半个多月的帐篷被一把火烧掉。”

    导演说那是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事。因为帐篷失火那一场戏，如果不拍，全剧在情节上就没法成立了。导演还说：“我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一顶棉帐篷的损失。”局长却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另外的办法究竟想过没想过的问题。”最后，局长紧急约见导演。

    导演赶回兰州前，又与在北京的我通了一次电话，发愁地说：“如果就是不允许烧帐篷，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么现在你对他这个人有何感想了呀？”导演说：“难以理解。说不定我此一去，就会因一顶帐篷和他闹僵了。反正帐篷是必须烧的，这一点我是没法不坚持到底的。”

    然而导演并没有和局长闹僵，他反而又一次被局长感动了。局长对导演的态度依然真诚又亲切。在局长简陋的办公室里，局长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相信你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的一顶新帐篷被一把火烧掉的损失。此前我没看过剧本，替剧组预先考虑的不周到，使你们的拍摄遇到难题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和你通话以后，我将剧本读了一遍。烧帐篷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夜晚吗？既然是在夜晚，那么烧掉的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帐篷，其实从电视里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呢？”

    导演嘟哝：“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当然可以。但，临时上哪儿去找到一顶烧了也不至于令您心疼的旧帐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们剧组不能在野外干等着啊！……”

    局长说：“放下你们的剧本，我就开始亲自打电话联系。现在，一顶一把火烧了也不至于让人心疼的帐篷已经找到了，就在离你们的外景地不远的一支地质队的仓库里。我嘱咐他们将破了的地方尽快修补好，及时给你们摄制组送过去，保证不会耽误你们拍摄今天夜里的戏……”

    这是导演没有料到的，他怔怔地望着地质局局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局长又说出一番话：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我们在野外工作时，所用一切东西，无一不是别人生产出来的。他们保障了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直接改善了我们所经常面临的艰苦环境，这就使我们对于一切物质产品养成了特别珍惜的习惯。你们也可以想象，在野外，有时一根火柴、一节电池、一双鞋垫都是宝贵的，何况我们是身在西部的地质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啊！你们若烧掉一顶好端端的帐篷，跟直接烧钱有什么两样呢？那笔钱，等于是一户贫穷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这一笔钱由你们节省下来了，不是可以在别一方面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那无疑是罪过的……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种种感慨。

    感慨之一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

    论崇高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字，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句。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地大遭白眼。

    而我是非常敬仰崇高的，我是非常感动于崇高之事的。我更愿将崇高与人性连在一起思考。我认为崇高是人性内容很重要也很主要的组成部分。我确信崇高也是人性本能之一方面，确信它首先非是任何一类道德说教的成果既非宗教道德说教的成果，亦非政治道德说教的成果。我确信人性是由善与恶两部分截然相反的基本内容组成的。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本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而只不过是对自己人性升华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信心、完全绝望。这样的人十之七八都曾产生过自己弄死自己的念头。产生此种念头而又缺乏此种勇气的堕落者，往往是相当危险的。他们的灵魂无处突围、便可能去伤害别人，以求一时的恶的宣泄。那些在堕落中一步步滑向人性毁灭的人的心路，无不有此过程。

    但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人类的社会却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而设计情境。这使人性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处于压抑，于是便有了关于崇高的赞颂与表演，如诗，如戏剧，如文学和史和民间传说。人性以此种方式达到间接的升华满足。崇高是人性善的极致体现，以为他人为群体牺牲自我做前提。我之所以确信崇高是人性本能，乃因在许多灾难面前，恰恰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其人性的升华达到了最最感人的高度。

    1961年12月17日，巴西某马戏团正在尼泰罗伊郊区的一顶尼龙帐篷下表演，帐篷突然起火，两千五百名观众四处逃窜，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一个农民站在椅子上大喊：“男人们不要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先逃！”他喊罢立刻安坐了下去。火灾被扑灭后，人们发现，三十几个人集中坐在椅子上被活活烧死，他们都是农民。没谁对他们进行过政治性的崇高说教。他们都非是教徒，无一人生前进过一次教堂。

    1889年5月31日，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水库十二英里长的水库堤坝全线崩溃，泄出水量四十万立方英尺，五十六亿加仑的水重达二千万吨，压塌了山谷，顿时将约翰斯敦和周围的十几个城镇摧为废墟。

    下游城镇几乎全体居民发动了空前自觉的营救，许多人为救他人而献身。

    1913年，美国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州洪水泛滥成灾，十二万五千居民被困在屋顶和树上，许多居民自发地组成互救队，涌现了许多感人的、崇高的、英雄主义的事迹。

    七十高龄的国家货币注册公司经理帕特逊，只着短裤，独自驾舟往返于各街道之间，从水中救起几十人。十二名电报业务员坚守岗位六十余小时，她们不知亲人安危与否，半数人因过度疲劳而昏倒。俄亥俄州特立华大学的学生们也涌现出一桩桩可歌可泣的营救事迹。两名学生和一位老教授划船救了几十人后，船被大浪掀翻，师生三人一起遇难……伊利诺伊州州长灾后的一次讲演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此次灾难中，上帝引导我们中许多人舍生忘死，先人后己。这些人便是上帝。他们人性中的崇高美德永垂不朽！”

    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每一次灾难中都曾有崇高之烛闪耀过，我们人类的人性中的崇高美德接受过何止百次严峻的检阅！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何尝不是经受这样的大检阅呢？之所以感人，恰因那种种的崇高，乃是被标定在人性最高的位置上昭示于我们啊！

    中国人，珍视啊！千万不要扭曲了它啊！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地忧郁起来……论荣誉何谓荣誉？光荣之名誉耳。世上绝大多数人，出生时都是没有什么荣誉的。但极少数人是有的，如高贵的血统，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姓氏，世袭的爵位或名分、封号。然而无论在中国抑或别国，那都是古代之事了。至近代，世人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共识荣誉是不能世袭的。出身名门乃至皇室，除了是幸运说明不了别的。著名而卓越的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和企业家们，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荣誉，皆无法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羡慕他们的下一代，但却不太会因而顿起敬意。

    确乎，荣誉是和敬意连在一起的。敬意是和一个人具体做了什么可敬的事连在一起的。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一个曾经广受尊敬的人物，他的下一代丝毫也分享不了他的光荣。如果谁遇到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确凿无疑地晓得了他或她的祖父外祖父什么的是林肯，或是丘吉尔，起初多少还是会刮目相看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敬意肯定是会有些的，但通常情况下，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他们的先人非同寻常，我们想要了解他们的欲望更大些。但如果他们本身并不优秀，我们起初的敬意也罢，好感也罢，好奇也罢，不久便会消失殆尽。也许，还会对他们颇觉失望。

    今天的英国，以及其他有王权存在的国家，依然会将贵族头衔“赐封”给在某一业界卓有成就的人。对双方，那也依然意味着是一种荣誉的授予与幸受。但贵族头衔本身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一连串的贵族头衔之总和，恐怕也抵不上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内所授予的荣誉。故王室的赐封，一向都进行在专业荣誉授予之后。

    古代的人们，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抵都是很珍惜荣誉的。又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往往视荣誉为第二生命。于男人们，倘荣誉受损，并且是被别人败坏的，那么便往往会与之决斗。于女人们，则往往以自杀来洗刷清白，表示抗议。

    但这只是古代的人对待荣誉之态度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乃是，对于所谓荣誉，他们是看得很透，也是看得很深的。按王安石的说法是“古之人以名为羞，以实为慊，不务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对于今人，王安石自是古人。对于王安石，其所言“古之人”，大约是指尧舜禹、黄帝时候的古代了。他为什么发那样的“厚古薄今”之感慨呢？显然是基于他那个时代沽名钓誉的人太多的原因。在他那个时代，荣名亦分两种，一种是百姓所给的，一种是皇家出于笼络和利用之目的给的。百姓给的荣名，仅仅是荣名而已。皇家给的荣名，总是与利益实惠挂钩的。故逐名者流所“沽”所“钓”，其实也是在钩利益和实惠。

    看透了这一世相，于是王安石、颜之推、骆宾王、柳永们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或者说得更干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最起码，要求自己“功成名遂身退”。既然“功”有利国利民的一面，让有抱负的人士完全放弃为国为民的志向，显然也是不对的。既然“功成”而后“名遂”于是利至，那么便“身退”以避利之熏染。

    此种思想，体现着一种对泛滥的逐利现象的拒绝，所以在古代的语汇中，产生了“清名”和“清流”二词。不屑仕途者，以“清流”自我要求，或曰“自标”。已入仕途者，起码还在乎其名清否。若“清”，便是获得了“清誉”。“清誉”当然也是荣誉。这一种荣誉，质地干净，估计连柳永，也还是肯要的。

    放眼今天，中国也大，人口也众，荣名需求也多，故政府也授、企业也颁、各类机构也给、民间也不甘寂寞地选，报刊一概传媒也乐得有热闹可以营造、可以报道，于是不遗余力推波助澜。于是，几乎年年月月地评，如同天女散花，荣名满天飞。学子也要荣名，教授也好荣名，企业家财源滚滚也觊觎名利双收，官员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忙不迭地亲抓一项项面子工程……得到的欢喜，授予的高兴，得不着的郁闷生气，于是时不时地这里那里曝出评选丑闻……在中国，荣名之给与受，每天要有不少人耗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大的精力。而好荣名者，遂挖空心思专执一念，走后门托关系拉选票，弄虚作假且不脸红。“潜规则”按理说应是“过街老鼠”，在中国却似乎直接就成了“规则”之一种。既然是“潜”的，应和着暗中来做就是。人人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乐此不疲，皆来劲也。

    保自家“清名”的人是越来越少。“清名”对人有何好处？没半点好处要它作甚？

    连自标“清流”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真守得住“清名”的已是凤毛麟角，根本形成不了“流”，因而就全无名节吸引力。标而后，人们必以“清流”要求，那将活得多么的拘谨，岂不是犯傻吗？连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往往也被当成荣誉来给、来受，并不计较是否真的有那份替人民大众鼓与呼的参政议政责任感。

    不消说，中国必是世界上最大的荣名集散场。然若按人口比例来说，中国创新型人才是少的，真有品质的创新产品也并不多。

    因太多的人都宁肯荒了专业，去逐荣名了。忙是，歌星影星们，忙得倒还实在些。因为功夫毕竟还得用在专业上，而不是专业以外的别的方面……贵贱论人类社会一向需要法的禁束，权的治理。既有权的现象存在，便有权贵者族存在，古今中外，一向如此。权大于法，权贵者便超惩处，既不但因权而在地位上贵，亦因权而在人权上贵，是为人上人。或者，只能由权大者监察权小者，权小者监察权微者。凌驾于权贵者之上的，曰帝，曰皇，曰王。中国古代，将他们比作“真龙天子”。既是“龙”，下代则属“龙子龙孙”。“龙子龙孙”们，受庇于帝者王者的福荫，也是超社会惩处的人上人。既曰“天子”，出言即法、即律、即令，无敢违者，无敢抗者。违乃罪，抗乃逆，逆乃大罪，曰逆臣、逆民。不仅中国古代如此，外国亦如此。法在人类社会渐渐形成以后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如此。中国古代的法曾明文规定“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说法不惩处他们，而仅仅是强调不必用刑拷之。毕竟，这是中国的古法对知识分子最开恩的一面。外国的古法中明文规定过，贵族可以不缴一切税，贵族可以合理合法地掳了穷人的妻女去抵穷人欠他们的债，占有之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的近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越来越式微了。法高于权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权贵者之贵不复以往。将高官乃至将首相总统推上被告席，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仅1999年不是就发生几桩吗？法律的权威性，使权贵一词与从前比有了变化。人可因权而殊，比如可以入住豪宅，可以拥有专机、卫队，却不能因权而贵、要求多多，比一般人更须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触犯法律。

    法保护权者殊，限制权者贵。所以美国总统们的就职演说，千言万语总是化作一句话承蒙信赖，我将竭诚为美国效劳！而为国效劳，其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日本的前首相铃木善幸就任前回答记者道：“我的感觉仿佛是应征入伍。”因权而贵，在当代法制和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里已经不太可能。将被视为文明倒退的现象。因权而殊，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其中一项就是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因权而殊，不仅殊在权力待遇方面，也殊在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一点上。其实，向权力代理人提供特殊的生活待遇，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对于所信托的某一权力本身的重视程度，并体现着人民对某一权力本身的评估意识。故每每以法案的方式确定着。其确定往往证明这样的意义某一权力的重要性，值得它的代理人获得那一相应的待遇，只要它的代理人同时确乎是值得信赖的。

    林肯坚决反对因权而贵。在他任总统后，也时常生气地拒绝因权而殊的待遇。他去了解民情和讲演时，甚至不愿带警卫，结果不幸被他的政敌们所雇的杀手暗杀。甘地在被拥戴为印度人民的领袖以后，仍居草屋，并在草屋里办公，接待外宾。他是人类现代史上太特殊的一例。他是一位理想的权力圣洁主义者，一位心甘情愿的权力殉道主义者。像他那么意识高尚的人也难免有敌人。他同样死在敌人的子弹之下。他死后被泰戈尔称颂为“圣雄甘地”。

    无论因权而殊者，还是受权而不受殊者，只要他是竭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都将爱戴他。但，他们的因权而殊，是不可以殊到人民允许以外去的，更不可以殊及家人及亲属，因为后者并非人民的权力信托人。

    因贫而“贱”是人类最无奈的现象，人类的某一部分是断不该因贫而被视为“贱”类的。但在从前，他们确曾被权贵者富贵者们蔑称为“贱民”过。我们现在所论的，非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缺衣少食，如果他们居住环境肮脏，如果他们的子女因穷困而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了病而不能得到医疗，如果他们想有一份工作却差不多是妄想，那么，他们的生存状况，确乎便是“贱”的了。我们这样说，仅取“贱”字“低等”的含意。

    处在低等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却断不可以被论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的心灵，比权贵者高贵，比富贵者高贵。

    权贵者富贵者与“贱民”遭遇的“情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是人类社会黑暗时期的黑暗现象。“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是黑暗的丑陋的不公正的人类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是。

    一以权贵而比照贫“贱”，一以富贵而比照贫“贱”。萧伯纳说：“不幸的是，穷困给穷人带来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它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少。”

    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

    穷困是国家的溃疡。有能力的人们，为消除中国的穷困现象而努力呀！富贵是幸运。富者并非皆不仁。因富则善，因善而仁，因仁而德贵者不乏其人。他们中有人已被著书而传，已被立碑而纪念。那是他们理应获得的敬意。

    相反的现象也不应回避富贵者或由于贪婪，或由于梦想兼而权贵起来，于是以富媚权，傍权不仁，傍权丧德。此时富贵者反而最卑贱。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去贿相府时，就一反富贵者常态地很卑贱。同样，受贿的权贵斯时嘴脸也难免卑贱。

    全部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非其他，而是人道。凡在人道方面堪称榜样的人，都是高贵的人。故我认为，辛德勒是高贵的。不管他真否曾是什么间谍，他已然高贵无疑。舍一己之生命而拯救众人的人，是高贵的。抗洪抢险中之中国人的兵，是高贵的。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安抚非洲灾民，以自己的足去步雷区，表明她反战立场的行为，是高贵的。南丁格尔也是高贵的。马丁·路德·金为了他的主张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同样是高贵的。废除黑奴制的林肯当然有一颗高贵的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陶行知也有一颗高贵的心。人类历史中、文化中有许多高贵的人，高贵的人不必是圣人，不是圣人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是高贵的人。有一个错误一直在人类意识中较普遍地存在着，那就是以权、以富、以出身和门第而论高贵。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贵的崇敬，才能自觉地防止它趋利而躬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贱。我们的心保持对于高贵的永远的崇敬，并不至于使我们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实上，人心欣赏高贵恰是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态的。事实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

    贵与“贱”是相对立的。在社会表征上相对立，在文明理念上相平等，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则相反。那是贵者赖其贵的表征受检验的时候和情况下，那是“贱”者有机会证明自己心灵本色和品质本色的时候和情况下。权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责任和使命，富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同情和仁爱。贫“贱”的现象相对于卑贱的行为是不应受歧视的，卑贱相对于高贵更显其卑贱。

    有资格尊贵的人，在权贵和富贵者面前，倘巴结逢迎不择手段不遗余力，那就是低贱了。低贱并非源于自卑，因为自卑者其实本能地避权贵者避富贵者，甚至，也避尊贵者。自卑者唯独不避高贵，因为高贵是存在于外表和服装后面的。高贵是朴素的、平易的，甚至以极普通的方式存在，比如《悲惨世界》中“掩护”了冉·阿让一次的那位慈祥的老神父。自卑者的心相当敏感，他们靠了自己的敏感嗅辨高贵。当然自卑而极端也会在人心中生出邪恶，那时人连善意帮助自己的人也会嫉恨，那时善不得善报。低贱是拿自尊去换利益和实惠时的行为表现，低贱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简直是下贱了。

    贫“贱”是存在于大地上的问题，所以在大地上就可以逐步解决。我祈祝在下一个百年里，穷困将从中国的大地上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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