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鲁迅

    鲁迅当然是文学的。文学的鲁迅所留下给我们的文本，是迄今为止最具个性的文本之标本。它使我们明白，文学的“个性化”意味着什么。

    鲁迅更是文化的。倘仅以文学的尺丈量鲁迅，在某些人看来，也许鲁迅是不伦不类的，而我想，也许所用之尺小了点儿。

    鲁迅一个人便几乎构成着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了那便是文化的良知与一个腐朽到糜烂程度的时代之间难以调和、难以共存的大矛盾。倘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无此页，今人对它的困惑将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文学体现于个人，有时只需要一张写字桌。文化体现于个人，有时只需要黑板和讲台。文学家和文化，有时只需要阴霾薄处的似有似无的微光的出现，有时仅满足于动荡与动荡之间的虚幻的平安无事。

    文学和文化处在压迫它的时代，是也可以像吊兰一样，吊着活的。这其实不必非看成文学和文化的不争，也是可以换角度看成文学和文化的韧性的。

    然而鲁迅要的不是那个，满足的也不是那个。倘是，中国便不曾有鲁迅了。鲁迅曾对他那时代的青年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是要生存，第二是要温饱，第三是要发展。

    鲁迅的激烈，乃因他每每的太过沮丧于与同时代的文化人士，不能一致地、迫切地、义无反顾地想他所想，要他所要。因而他常显得缺乏理解，常以他的“投枪和匕首”伤及原本不愿与他为敌，甚至原本对他怀有敬意的人。

    于是使我们今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战斗的鲁迅有时候也是偏执的鲁迅……在四月的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在沙尘暴一次次袭扑北京的日子里，在停了暖气家中阴冷的日子里，我又沉思着鲁迅了。事实上，近几年，我一再地沉思过鲁迅。

    有哪一位中国作家，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其地位被牢牢地神圣地巩固在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思想理论领域呢？除了鲁迅，还是鲁迅。鲁迅的书，则是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的书。鲁迅的言论，则是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言论。在“文革”中，鲁迅的言论被正面引用的次数，仅次于《毛主席语录》被引用的次数。

    我确信，倘鲁迅当年活在世上，肯定是不情愿的。倘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那么他内心里肯定是痛苦的吧？其痛苦肯定大于他感到被曲解、误解、攻击和围剿的痛苦吧？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某些著名的人物，生前或死后被当成别人们的盾别人们的矛的事是常有的。鲁迅也被不幸地当成过，不是鲁迅的不好，是时代的浅薄。

    鲁迅生前论敌甚多，这乃是由鲁迅生前所贯操的杂文文体决定了的。杂文是议论文体，既议人，则该当被人所议。纵然论事，也是难免议及于人的。于是每陷于笔战之境。以一当十的时候，便形成被“围剿”的局面。鲁迅的文笔尖刻老辣，每使被议者们感到下笔的“狠”。于是招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鲁迅是不惧怕笔战的，甚至也不惧怕孤家寡人独自“作战”，而且具有以一当十百战不殆的“作战”能力，故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形象就很无畏。“东方不败”的一种形象。又因他在当时所主张的是“普罗文化”亦即“大众文化”，而“大众”在当年又被简单地理解成“无产阶级”，并且他确乎为他的主张每每剑拔弩张，奋不顾身，所以后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称颂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战士和旗手”。

    有人对鲁迅另有一番似乎中性的客观的评价，那就是林语堂。他曾写道：与其说鲁迅是文人，还莫如说鲁迅是斗士。所谓斗士，善斗者也。闲来无事，以石投狗，既中，亦乐。

    林语堂曾与鲁迅交好过，后来因一件与鲁迅有关与自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稿费争端，夫妇二人欣然充当斡旋劝和的角色，却说出了几句使鲁迅大为反感的话。鲁迅怫然，林语堂亦怫然，悻悻而去。鲁迅在日记中记录当时的情形是“相鄙皆见”四个字。

    从某些人士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鲁迅其后几日心事重重，闷闷不乐。鲁迅未必不因而失悔。

    而林语堂关于“斗士”的文字，发表于鲁迅逝后，他对鲁迅曾是尊敬的。那件事之后他似乎收回了他的尊敬，而且，二人再也不曾见过。

    林语堂不是一位尖刻的文人，然其比喻鲁迅为“斗士”的文字，横看竖看，显然地流露着尖刻。但若仅仅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尖刻，又未免太将林语堂看小了。我每品味林氏的文字，总觉也是有几分替鲁迅感到的“何必”的意思在内的。

    而有了这一层意思在内，“斗士”之喻与其说是尖刻，莫如说是叹息了。起码，我们后人可以从文字中看出，在林语堂眼里，当时某些中国文坛上的人，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狗”，并不值得鲁迅怎样认真对待的。

    鲁迅讨伐式或被迫迎战式的杂文，在其杂文总量中为数不少。比如仅仅与梁实秋之间的八年论战（与抗日战争的年头一样长），鲁迅便写下了百余篇长短文。鲁迅与论敌之间论战，有的发端于在当时相当严肃重大的文学观的分歧和对立。论战双方，都基于某种立场的坚持，都显出着各所坚持的文学的，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有的摆放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仍有促使我们后代文学和文化人士继续讨论的现实意义。

    1949年后，鲁迅的名副其实的论敌们，或准论敌们，或虽从不曾打算成为鲁迅的论敌，却被鲁迅蔑斥为“第三种文人”者，都纷纷转移到香港、台湾乃至海外去了。我们今人，谁也不能不说他们当时的转移是明智的。没有做那一种选择的，后来的人生遭遇都是那么的令人唏嘘。连曾是鲁迅的“战友”，曾是鲁迅的学生的人们也在劫难逃，更何况鲁迅当年的论敌了。

    并且，近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曾几乎以鲁迅为一条“红线”，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梳理和相当彻底的删除。其结果是，一些与鲁迅同时代的文化人士和文化学者，从近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了。他们的书籍只有在极少的图书馆里才存有着。有的文学史书虽记载了当时中国文坛的风云种种，但也只不过是一笔带过的，仿佛铁板钉钉的结论。

    然而我确信，鲁迅若活到了1949年以后，他是绝不会主张对他的论敌、准论敌，以及被他蔑斥的“第三种文人”一律封杀。鲁迅是断不至于将他文坛上的论敌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时刻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他虽写过《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那也不过是论战白热化时文人惯常的激烈。正如梁实秋当年讽鲁迅为“一匹丧家的‘乏’牛”，但倘自己得势，有人主张千刀万剐该“牛”，甚或怂恿他亲自灭掉，梁实秋也是会感到侮辱自己的。

    在《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一书中，梁实秋夫妇与鲁迅孙子周令飞夫妇的台北合影，皆其乐融融，令人大觉欣然。往事作史，尘埃落定，当年的激烈严峻，现今竟都变得轻若绕岭游云了。我想，倘鲁迅泉下有知，必亦大觉欣然吧？鲁、梁当年那一场持久论战，在我读来既是必然发生的“战役”，也未尝不是“剪辑错了的故事”。鲁迅的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位深深入世，抛尽了一切出世念头，并且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自己入世使命的文化知识分子。鲁迅书中曾有这样的话：

    说从前好的，自己回去；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

    那与其说是豪迈的鼓呼，毋宁说更是孤傲的而又略带悲怆意味的个人声明他与他所处的“现在”，是没什么共同语言的。他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寄托，全在将来！而他的眼从“现在”的大面积的深而阔的伤口里，已看到正悄悄长出的新肌腱的肉芽！

    曾有他的“敌人”们这样地公开暗示他的“赤”化：“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政党没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梁实秋在与鲁迅的论战中引用了那很阴险的文字，并在文中最后质问：“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吧？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党吧？”

    这不能不说是比“资本家的‘乏’走狗”更狠的论战一招，因为这等于将鲁迅推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前示众。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在后来的“文革”中登峰造极。

    今天，我们当代中国之文化人和文化知识分子，与其非要从鲁迅身上看清他原来也不过怎样怎样，还莫如以历史为镜、为鉴，照出我们自己之文化心理上的不那么文化的疤癫。

    当然，鲁迅斥梁实秋为“资本家的‘乏’走狗”，也是只图一时骂得痛快，直往墙角逼人。研读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文字，谁都不难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即梁实秋谈的是纯粹的文学和文化之事，如其在大学讲台上授课。二十四岁从美国哈佛大学文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归国任教的梁实秋，当年显然是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只要垫平一张讲课桌由其讲授文学的课程，课堂以外之事是既不愿关心更不愿分心而为的。当年此类文化知识分子为数是不少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身上便有着他们的影子。当然在持革命人生观的当年的青年们看来，那是很不足取的。其实，倘我们今人平静地来思考，却更应该从中发现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生存规律，那就是只要天下还没有彻底的大乱，甚或，虽则天下业已大乱，但凡还有乱中取静的可能，人类的多数总是会一如既往地做他们想做和一向做的事情的：小贩摆摊、游民流浪、瘾君子吸毒、妓女卖淫、工人上班、农夫下田、歌女卖唱、叫花子行乞、私塾先生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教授备课授课、学子们孜孜以学……哪怕在集中营里，男人和女人也要用目光传达爱情；哪怕在前线的战壕里，有浪漫情怀的士兵，也会在冲锋号吹响之前默诵他曾喜欢过的某一首诗歌……梁实秋的“悠悠万事，唯文学为大”，正符合着人性的较普遍之规律。深刻如鲁迅者，认为是苟活着并快乐着，但若换一种宽厚的角度看待之，未尝不也是人性的普遍性的体现。

    如果说鲁迅倡导“普罗文学”，即“大众文学”，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他根本否定“第三种文人”也就是根本否定第三种文学和文化亦即超阶级意识的文学和文化的存在价值，则是大错特错了。在此点上鲁迅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甚至连对古代艳情禁毁小说都曾笔下留情，表现包容的一面。在此点上，他使本来尊敬他的某些人，后来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俱往矣！社会之所以不管怎样的病入膏肓，却毕竟的总还“活”着，乃因有人在不懈地做着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极为必要之事。而时代之所以变革，则乃因有勇猛的摧枯拉朽者。

    两者中都有值得我们钦佩的。鲁迅旧中国阴霾天穹上，一团直至将自己的电荷耗尽为止的积雨云。鲁迅又如同星团，而别人们，在我看来，即或很亮过，也不过是星。星团大过于星……巴金的启示巴金老人在世时，我是见到过他两次的。

    第一次是1977年5月23日，上海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活动。一次规模很大的活动。正式出席的有三百余人，曰“代表”。前一年十月已经粉碎了“四人帮”，而我那一年的九月毕业。我是以复旦大学中文系特约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就分到了那么一个学生“代表”名额的。我之所以将“代表”二字括上引号，乃因都非是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的。

    于我，那“代表”的资格是选举的也罢，是指定的也罢，性质上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无非就是一名在校的中文系学生参加了一次有关文艺的纪念活动而已。如今想来，对于当时那三百余位正式“代表”而言，意义非同小可。正因为都是指定的，那体现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政治，对众多文艺界人士的一种重新评估一种政治作用力的，而非文艺自身能力的、展览式的、集体的亮相。中老年者居多，青年寥寥无几。我在文学组，两位组长是黄宗英老师和茹志鹃老师，我是发言记录员。文学组皆老前辈，连中年人也没有。除了我一个青年，还有一名华东师大的女青年，也是中文系的在校生。

    巴金老当年便是文学组的一名“代表”，还有吴强、施蜇存、黄佐临等。

    我虽从少年时期就喜爱文学，但有些名字对于我是极其陌生的。比如施蜇存，我就闻所未闻。我少年时期不可能接触到他的作品。建国后，除了某些老图书馆，新建的图书馆包括大多数大学的图书馆里，根本寻找不到他的作品。建国后，他的作品大约也是没再版过的吧？考虑到学科的需要，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阅览室虽然比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更“全面”一些，虽然我几乎每天都到阅览室去，但三年里既没见过施蜇存的书，也没见过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张爱玲、沈从文的书。这毫不奇怪。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全国一概的图书馆，是被一遍一遍蓖头发一样蓖过的。他们的书不可能被我这一代人的眼所发现。

    然而，巴金老的书当年却是赫然在架的。如今想来，我觉得巴金老比起他们，那还是特别幸运的。作为作家，他虽然在“文革”时期被“冰冻”了起来，但是他的作品，毕竟还能在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的阅览室里存在着。尽管粉碎“四人帮”了，但文学老人们在会上的言语既短少又谨慎。在会间休息，相互之间的交谈也是心照不宣，以三言两语流露彼此关心的情谊而已。每个人的头上，依然还戴着“文革”中乃至自从建国以后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那是一些依然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名却又蒙幸参加纪念活动的“代表”。

    由于我几乎读过巴金老的那时为止的全部作品，对他自然是崇敬的。上楼下楼时，每搀扶着他。用餐时，也乐于给前辈们添饭，盛汤。但是我没和他交谈过。心中是想问他许多关于文学的问题的，但又一想肯定都是他当时难以坦率回答一个陌生的文学青年的问题，于是不忍强前辈所难……第二次见到巴金老，是在上海，在他的家里。已忘记了我到上海参加什么活动。八九人同行，又是我最年轻。内中还有当时作协的领导，所以我一言未发，只不过从旁默默注视他，也可以说是欣赏一位文学老人。那一年似乎是1985年。他已在一年前的四届作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

    那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慈祥。后来巴金老出版的几本思想随笔，我也是很认真地读过的。对于我个人，他那一种虔诚的忏悔意识和要求自己以后说真话的原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今，前一种印象越来越淡薄了，后一种印象更加深刻了。依我想来，当政治的巨大脚掌悬在某些人头上，随时准备狠狠踩踏下去的时候，无论那些人是知识分子抑或不是，由于懦弱说了些违心的话那实在是置身度外的人应该予以理解和原谅的，尤其那违心话的性质仅仅关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并没有同时牵连别人安危的时候。巴金老人在“文革”中所说某些违心话，便是如上的一些话而已。他当选中国作协主席以后，对自己所做的反思和忏悔，自然是极可爱极可敬的，也完全值得我们后辈尤其是后辈知识分子学习。但若将中国发生“文革”那样的事情与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集体的怎样居然没有集体的怎样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评判，则我认为是很小儿科的评判。巴金老自己并没用他的文字发表过以上的联系，但以上言论“文革”后一直是有的。它的小儿科般的性质乃至于忽略了相对于政治的巨大脚掌，一个或一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几乎便渺小得形同蝼蚁这样一个事实。我以为正确的评判立场也许恰恰相反，应该受到谴责的首先是那一只巨大的脚掌。它不该那么不道德，它怎么又偏可以那么不道德地肆无忌惮呢？这一定有它自身的规律。将思想的方向一味引向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恰恰会使真正值得深入分析并大声说出分析结果的现象获得赎免。在中国知识分子不知怎么一下子热衷于分析知识分子自身过剩的思想泡沫中，我以为真正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在中国还一直没有被分析得多么深入。也可以说，实际上几乎等于获得了赎免。

    以我的耳听来，违心的话，热衷于而渐成习惯的假话、套话、照本宣科的毫无个人态度的话，总之，等等令人听了心里恼火大皱其眉的高调门儿的话，委实还是太多了！

    巴金老自己并不好为人师。他从未摆出诲人不倦的面孔，以知识分子导师的话语和文章来“告诫”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真话。所以我将“应该”括上引号，也将“告诫”括上引号。巴金老只不过通过解剖分析和批判自己以身作则。

    而依我的眼看，他的以身作则是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的。而依我的耳听，假话虽仍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真正发自中国知识分子之口的假话，确乎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少了。中国知识分子已找回了一点儿说假话应该感到的羞耻。尽量说真话，难以坦陈真言之时便不说话。尽量避免说假话、套话，以不进谄言不说媚语为底线……是的，我以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话语是逐渐具有一种较为自尊自重的原则态度了。假话现象，分明已像云朵一样，随风积聚到另外的平台上去了。恕我直言，官场上的假话目前最多，坏影响也最大。出于知识分子之口的假话现象固然是少了，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同时从知识分子口中听到的真话于是多了。依我的眼看来，依我的耳听来，仅仅说格外保险的“知识”话语的知识分子多了。既为知识分子，干脆只言说“知识”，确乎明哲保身，于是蔚然成风。这是一种仅仅飘浮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品质的底线之上的现象。这不是一个高标准，但相比于从前的年代，总归也还算是一种进步。有底线毕竟比完全没有好。然而依我的眼看来，依我的耳听来，民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是越来越变成失望了。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显然比知识分子目前对自身的要求高不少。民众企盼知识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多一些社会担当的道义和责任。我们太有负于民众了。我自己从青年时期便幻想为“士”，然而我自己的知识分子原则，也早已从理想主义的高处，年复一年的，徐徐降下在底线的边缘了。

    于是每联想到冰心老人生前写过的一篇短文《无士当如何？》。有时我甚至想，也许中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太过中国特色，也太过超现实主义了吧？也许“士”的时代只适合于古代吧？正如“侠”的时代和骑士的时代，只能成为人类的历史？但已降在文化知识分子人格底线边缘的我，对于自己说假话还是不能不感到耻辱，倘听到我的同类说假话还是不能不感到嫌恶。真话不一定总是见解正确的话。不是“二百五”的人也一定应该明白对于许多事情，正确的话肯定不会仅仅发自一个社会发言的立场。有时发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的社会发言，往往各有各的正确性。而假话，却肯定是粘带着千般百种的私利和私欲的话。故假话里产生不了任何有益于社会公利的意义。即使不正确的真话，也将一再证明着人说真话的一种极正当的、极符合人性的权利。

    什么时候，假话终于没了大行其道八面玲珑的市场，或即使不正确的真话，也不再是一种罪过那时，只有那时，真话里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力。

    用不说假话的原则来凸显假话的丑陋，在这个底线前提下，我相信，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担当道义，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令民众满意的角色特征。

    故人往事

    1979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做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隐藏着我这么个人。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这么说了。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

    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这“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潘冬子”一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仁”。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我迷惑地望着他。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我问：“知道什么了？”“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我呆住了。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不但不好，而且很糟！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他的目光那么平和。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家中去玩。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刻的。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听力不佳。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方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他笑笑，说：“这不是蛮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

    我向他倾诉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世的道理。

    他这样对我说过：多一分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分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我常于晚上看见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有次我们又相遇，他主动说：“吴老要我代问你好。”我们便交谈起来，主要话题是谈的吴老。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年他与六个年轻人在吴老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丢了二百元钱，向吴老汇报了。吴老嘱他不要声张，说一定能找到。过了几天，六个年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吴老将二百元钱交给失主，说：“你的钱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后放到我抽屉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兴。当天，又有二百元钱出现在吴老抽屉里。原来他交给失主的那二百元钱，是他自己的。但对这件事，他再也没追究过。六个年轻人先后离开他时，都恋恋不舍，有的甚至哭了……“因为吴老当时很信任我，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说，“吴老认为，究竟谁偷了那二百元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个年轻人中有一个犯了一次错误，但自己纠正了，这使人感到高兴啊！”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心中对吴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联想到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对年轻人宽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风范。因吴老身体不好，业余时间又在写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他，再未去过他家。

    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见，使我愧怍之极。

    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北极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爱。我们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一篇《延安的纺车》，便收在《北极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爱《布衣集》。

    我将《布衣集》放在我书架的最上一档，与许多我喜爱的书并列。吴老，吴老，您生前，我未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仅仅因为当年您使我的姓名免于羞耻地出现在全国第四次“高教”会的简报上，不仅仅因为您后来对我的引导和教诲，还因为您的《布衣集》。虽然它是那么薄的一本小集子，远不能与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什么全集、选集之类相比，虽然它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您真挚地召唤却在思想上、情操上实践着“布衣精神”。这种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认为已经过时了，似乎已经不那么光荣了，似乎已经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论了。

    您在给我的信中却这样写道：“我所谓的‘布衣精神’，便是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行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知识方面的贡献。共产党人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的贡献。因而‘布衣精神’不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吴老，您是知识分子，您亦是老共产党员。从这两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将“布衣精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原则的，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原则的。您对这种精神，怀着一种儿童般的执着，锲而不舍。但愿我到了您那样的年纪，能有资格毫不惭愧地对自己说：“我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清清白白地写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辈子人，没损害过侵占过或变相侵占过老百姓一丁点儿利益！……”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您正是在身后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叹，召唤着一种党风，召唤着一种党的干部之风啊！

    现实真真有愧于您生前那儿童般执着的信念和寓言般朴素的思想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致，一向是崇尚权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应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应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识的良好风气开始发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属于国家的财富，巨细无遗，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任何侵吞、挥霍、浪费的行为，都不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权力已在他们手上。

    “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幸而如今开始这样做了。吴老，这对您定是一个好信息吧！

    五角场·阳春面

    五角场

    上海使我产生之联想，自然首先是复旦。而由复旦，于是联想到五角场。联想吗？竟也不是的。事实上，在我记忆的絮中，复旦和五角场是一种整体的印象。我明知那是不对的复旦是复旦，五角场是五角场，它们并非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然而，男人的记忆是很奇怪的，有时会将爱过的女孩和她家所在的一条街也组合成一种整体……1974年至1977年，我是复旦中文系学生时，五角场乃我常去的地方。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五角场何以叫五角场。当年的五角场，是城乡接合部。路况不怎么好。马路和人行道之间的道沿破损不堪，某一段人行道根本不见了道沿。路面处处坑洼，柏油层下，沙土路。雨天积水，若刮风则扬尘。

    但我对五角场却保留着和对复旦一样的绵长情愫。那儿有一家杂货店，无门无窗。早上卸下栅板便是开门，晚八点以后，将栅板一块块安装起来，等于关门。店旁有一家小小的理发铺。我并不常去买东西，当年我每月的生活费基本上便是十七元五角的助学金，仅够吃饭而已，舍不得乱花钱的，哪怕是一角钱，但头发每月总是要理一次的。那儿的路边，经常坐着期待活计的修鞋师傅和守着一台旧缝纫机补衣服的乡下女人。我的一双猪皮皮鞋三年里多次在五角场轧过裂口换过后跟，几件衬衣、外衣和两条裤子，也都在五角场缝补过。

    更多的时候，是在傍晚和同学散步才去往五角场的。出了复旦校门，若往另一边走，一片稻田，夏季多蚊。而五角场方向，较热闹，人气聚拢。我们都习惯于往那边走。杂货店是人行道那一侧的尽头，拐过去，兜一个大圈，便可再贴着复旦的外墙绕回到校门。往回绕的途中，实际上是顺着一条小河边走。当年，那河水绝不清澈。却终究的，是一条河，会使散步增添些许野趣。起码，自我安慰地想，是可以那么认为一下的。

    河之某段，有小石桥。石桥那边，离河十余米远，有几幢低矮又老旧的房子，然皆周正，虽矮虽旧，客观地说，是不破的。每幢房子门前，都用水泥抹出了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或光滑或粗糙，在雨季里，门前毕竟不至于泥泞了。这人家的水泥地前生着老树，那人家的水泥地前栽着花。我喜欢花，凡有花的人家，便断定他们是眷爱生活的，哪怕他们的家安在蛮荒之地。倒似乎，越是那样的人家，我越会被他们的生活态度所感动。

    某次散步，我和二三同学意犹未尽，踏过小石桥有几个女人在某户人家的门前坐着聊天，我忍不住上前，搭讪着问东问西。于是知道，他们的丈夫，都是上海某工厂的工人，当年叫作“长期临时工”的那一类工人。因为没有市区户口，所以临时。因为他们颇肯于干一些很脏很累没有市里人愿意干但又必须有人干的活，所以有幸“长期”。而那几个女人，皆菜农。她们挺乐于回答我的话，脸上呈现着对生活相当知足的表情。

    往回走时，我问同学：你们也看出了她们对生活的知足吗？皆回：当然。

    又问：何以知足若彼？一位上海同学回答：她们的丈夫是挣工资的农民，此知足之一。五角场毕竟也划在市区里，她们的家离市区这么近，市声旦夕可闻，市街片刻可至，此知足之二……我不禁转身指着说：“倘晓声安家那里，心欲亦大足矣！”同学们诧问：“对生活的要求就这么低吗？”我指着河说：“愿此水稍清。”

    “还有呢？”“愿有面容姣好女子相伴。”“哪一个挣钱养家糊口呢？”

    “就你这单薄身体，能长期干得了那很脏很累的活吗？”“这家伙想的是，自己终日在家里写作，让那面容姣好的妻子去当‘长期临时工’！岂不苦了那面容姣好的人儿？”

    于是遭到每一位同学的批判和挖苦。当夜，我梦中吟诗“罗汉松掩花里路，美人蕉映雨中棂……”

    此后，竟生出一种想法要写一篇小说，反映户口问题对中国人命运的左右。毕业后，写成，便是发表在1981年某期《雨花》杂志的《西郊一条街》。当年《雨花》很厚爱它，登在头条，配了很好的插图。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评选前，《雨花》也推荐了它。当年有评委告诉我那一年若没有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西郊一条街》当榜上有名。去年，北京某影视单位拍的一部电视剧《城里城外》，便是他们根据《西郊一条街》改编的。

    而据说，现在的五角场，早已是上海的一片繁华新区了……阳春面早年的五角场杂货店旁，还有一家小饭馆。确切地说，是一家小面馆，卖面条、馄饨、包子。

    顾客用餐之地，不足四十平方米。“馆”这个字，据说起源于南方。又据说，北方也用，是从南方学来的如照相馆、武馆。但于吃、住两方面而言，似乎北方反而用得比南方更多些。在早年的北方，什么饭馆什么旅馆这样的招牌比比皆是。意味着比店是小一些，比“铺”却还是大一些的所在。我谓其“饭馆”，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说法。在记忆中，它的牌匾上似乎写的是“五角场面食店”。那里九点钟以前也卖豆浆和油条，然复旦的学子们，大约很少有谁九点钟以前踏入过它的门槛。因为有门有窗，它反而不如杂货店里敞亮。栅板一下，那是多么豁然！而它的门没玻璃。故门一关，只有半堵墙上的两扇窗还能透入些阳光，也只不过接近中午的时候。两点以后，店里便又幽暗下来。是以，它的门经常敞开……它的服务对象显然是底层大众。可当年的底层大众，几乎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但凡能赶回家去吃饭，便不太肯将钱花在饭店里，不管那店所挣的利润其实有多么薄。店里一向冷冷清清。

    我进去过两次。第一次，吃了两碗面；第二次，吃了一碗面。第一次是因为我一大早空腹赶往第二军医大学的医院去验血。按要求，前一天晚上吃得少又清淡。没耐心等公共汽车，便往回走。至五角场，简直可以说饥肠辘辘了，然而才十点来钟。回到学校，仍要挨过一个多小时方能吃上顿饭，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店里。我是那时候出现在店里的唯一顾客。

    服务员是一位我应该叫大嫂的女子，她很诧异于我的出现。我言明原因，她说也只能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我说就来一碗“阳春面”。她说有两种价格的一种八分一碗，只放雪菜。另一种一角二分一碗，加肉末儿。

    我毫不犹豫地说就来八分一碗的吧。依我想来，仅因一点儿肉末的有无，多花半碗面的钱，太奢侈。

    她又说，雪菜也有两种。一种是熟雪菜，以叶为主；一种是盐拌的生雪菜，以茎为主。前者有腌制的滋味，后者脆口，问我喜欢吃哪种。

    我口重，要了前者。我并没坐下，而是站在灶间的窗口旁，看着她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我成了复旦学子以后，才知道上海人将一种面条叫“阳春面”。为什么叫“阳春面”，至今也不清楚，却欣赏那一种叫法。正如我并不嗜酒，却欣赏某些酒名。最欣赏的酒名是“竹叶青”，尽管它算不上高级的酒。“阳春面”和“竹叶青”一样不乏诗意呢。一比，我们北方人爱吃的炸酱面，岂不太过直白了？

    那我该叫大嫂的女子，片刻为我煮熟一碗面，再在另一锅清水里焯一遍。这样，捞在碗里的面条看去格外诱人。另一锅的清水，也是专为我那一碗面烧开的。之后，才往碗里兑了汤，加了雪菜。那汤，也很清。

    当年，面粉在全国的价格几乎一致。一斤普通面粉一角八分钱，一斤精白面粉两角四分钱，一斤上好挂面也不过四角几分钱。而一碗“阳春面”，只一两，却八分。而八分钱，在上海的早市上，当年能买两斤鸡毛菜……也许我记得不准确，那毕竟是一个不少人辛辛苦苦上一个月的班才挣二十几元的年代，这是许多底层的人们往往舍不得花八分钱进入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食店吃一碗“阳春面”的原因。我是一名拮据学子，花起钱来，也不得不分分盘算。

    在她为我煮面时，我问了她几句，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二十四元，她每天自己带糙米饭和下饭菜。她如果吃店里的一碗面条，也是要付钱的。倘偷偷摸摸，将被视为和贪污行为一样可耻。

    转眼间我已将面条吃得精光，汤也喝得精光，连道好吃。她伏在窗口，看着我笑笑，竟说：“是吗？我在店里工作几年了，还没吃过一碗店里的面。”我也不禁注目着她，腹空依旧，脱口说出一句话是：“再来一碗……”她的身影就从窗口消失了。我立刻又说：“不了，太给你添麻烦。”“不麻烦，一会儿就好。”窗口里传出她温软的话语。

    那第二碗面，我吃得从容了些，越发觉出面条的筋道和汤味的鲜淳。我那么说，她就又笑，说那汤，只不过是少许的鸡汤加入大量的水，再放几只海蛤煮煮……回到复旦我没吃午饭，尽管还是吃得下的。一顿午饭竟花两份钱，自忖未免大手大脚。

    我的大学生活是寒酸的。毕业前，我最后一次去五角场，又在那面食店吃了一碗“阳春面”，已不复由于饿，而是特意与上海作别。那时我已知晓，五角场当年其实是一个镇，名分上隶属于上海罢了。那碗“阳春面”，便吃出依依不舍来。毕竟，五角场是我在复旦时最常去的地方。那汤，也觉其更鲜淳了。

    那大嫂居然认出了我。她说，她长了四元工资，每月挣二十八元了。她脸上那知足的笑，给我留下极深极深的记忆……面食店的大嫂也罢，那几位丈夫在城里做“长期临时工”的农家女子也罢，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上海底层人的一种“任凭的本分”。即无论时代这样或若那样，他们和她们，都肯定能淡定地守望着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某种民间哲学。

    也许，以今人的眼看来，会曰之为“愚”。而我，内心里却保持着长久的敬意。依我想来，民间之原则有无，怎样，亦决定，甚而更决定一个国家的性情。是的，我认为国家也是有性情的……永久的悔1971年，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年头，连队已有二百多名知识青年了，我是一排一班的班长。我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知识青年，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可言。我的班里，年龄最小的上海知青，才十七岁，还是些中学生而已。

    那一年全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团里规定老职工老战士家，不得养母鸡。母鸡会下蛋，当归于“生产资料”一类。至于猪，公的母的，都是不许私养的。母猪会下崽，私人一旦养了，必然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公猪呐，一旦养到既肥且重，在少肉吃的年代，岂非等于“囤稀居奇”？违反了规定者，便是长出“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倘自己不主动“割”，则须别人帮助“割”了。用当年的话说，主张“割得狠、割得疼、割得彻底、割出血来”。

    有一年，有一名老职工和我们班在山上开创“新点”。五月里的一天，我忽听到了小鸡的吱吱叫声，发出在一纸板箱里，纸板箱摆在火炕的最里角。

    我奇怪地问：“老杨，那里是什么叫？”他笑笑，说是小鸟儿叫。我说：“我怎么听着像是小鸡叫？”

    他一本正经地说：“深山老林，哪儿来的小鸡啊？是小鸟儿叫，我发现了一个鸟窝，大概老鸟儿死了，小鸟儿们全饿得快不行了。我一时动了菩萨心肠，就连窝捧回来了，养大就放生……”他说得煞有介事，而且有全班人为他作证，我也就懒得爬上炕去看一眼，只当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不久后的一天，我见他在喂他的“鸟儿”们。它们一个个已长得毛茸茸的，比拳头大了。我指着问：“这是些什么？”

    他嘿嘿一笑，反问：“你看呢？”我说：“我看是些小鸡，不是小鸟儿。”他说：“我当它们是些小鸟儿养着，它们不就算是些小鸟儿了吗？”

    这时全班人便都七言八语起来，有的公然“指鹿为马”，说明明是些小鸟儿，偏我自己当成是些小鸡，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有的知道骗不过我，索性替老杨讲情儿，说在山上，养几只小鸡也算不了什么，何必认真？再说，也是“丰富业余生活”内容嘛……我也觉得大家的生活太寂寞了，不再反对。你没法儿想象，那些“小鸟儿”，不，那些小鸡，是老杨每晚猫在被窝里，用双手轮番地焐，焐了半个多月，一只只焐出来的……一日三餐，全班总是有剩饭剩菜的，它们吃得饱，长得快，又有老杨的精心护养，到了八九月份，全长成些半大鸡了。

    “新点”建还是不建，团里始终犹豫，所以我们全班也就始终驻扎在山上。“十一”那一天，老杨杀了两只最大的公鸡，我们美美地喝了一顿鸡汤。

    春节前，连里通知，“新点”不建了，要全班撤下山。这是大家早就盼望着的事，可几只鸡怎么办呢？大家都犯起愁来。最后一致决定，全杀了吃，其中四只是母鸡。

    杀鸡的老杨几次操刀，几次放下，对它们下不了手。他恳求地望着我说：“班长，已经开始下蛋了啊！”

    我说：“那又怎样？”他说：“杀了太可惜呀！”我说：“依你怎么办？”

    他进一步恳求：“班长，让我偷偷带回连队吧！我家住在村尽头，养着也没人发现，发现了我自己承担后果。我家孩子多，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

    而我，当时实在说不出断然不许的话……我却不曾料到，这件事被我们班里一个极迫切要求入团的知青揭发了，于是召开了全连批判会，于是这件事上了全团的“运动简报”。批判稿是我写的，我代表全班读的。尽管我按照连里和团里的指令做了，我这个班长还是被撤了职……老杨一向为人老实，平时对我们也极好。他感到了被出卖的愤怒，也觉得当众受批判乃是他终生的奇耻大辱。一天夜里，他吊死在知青宿舍后的一棵树上……我们被吩咐料理他的后事。他死后我才第一次到他家去，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一领破炕席，三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孩子，一个面黄肌瘦病怏怏的女人……那一种穷困情形咄咄逼人。在他死后，尤其令人心情沉重而又内疚不已……我们将埋他的坑挖得很深很深……埋了他，我们都哭了，在他的坟头……后来每一个星期日的夜里，都会有一爬犁烧柴送到他家门前……后来我当了小学教师，教他的三个孩子。我极端地偏爱他们、偏袒他们，替他们买书包、买作业本。然而他们怕我、疏远我……后来他们的母亲生病了，我们全班步行了二三十公里，赶到团部医院去要求献血。我住到了他们家里，每天替他们做饭，辅导他们功课，给他们讲故事听……可他们依然怕我、疏远我，甚至在他们瞪着三双大眼睛听我讲故事的时刻……后来我调到团宣传股去了。离开连队那一天，许多人围着马车送我。我发现我的三个学生的母亲，默默地闪在人墙后，似在看着我，又不似……老板子发出赶马的吆喝声后，我见她双手将三个孩子往前一推，于是我听到他们齐声说出的一句话是“老师再见”！顿时我泪如泉涌……当年，我们连自己都不会保护自己，更遑论善于保护他人。这样想，虽然能使我心中的悔不再像难愈的伤口仍时时渗血，却不能使当年发生的事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如今二十多载过去了，心上的悔如牛痘结了痂，其下生长出了一层新嫩的思想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丢失的香柚“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第二天我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过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二三岁，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我失望到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五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九元生活费，就剩这五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吗？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被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她哪里去了？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

    红腰带

    牛年是我本命年。屈指一算，我已与牛年重逢四次了。于是联想到了孔乙己数茴香豆的情形，就有一个惆怅迷惘的声音在耳边喃喃道：“多乎哉？不多也。”自然是孔乙己的传世的名言，却也像一位老朋友作难之状大窘的暗示其实是打算多分你几颗的。可是你瞧，不多也，真的不多也！

    于是自己也不免的大窘，窘而且恓惶。前边曾有过的已经消化掉在碌碌的日子里了，希望后边儿再得到起码“四颗”，而又明知着实的太贪心了。只那意味着十二年的“一颗”，老朋友孔乙己似乎都不太舍得超前“预支”给我。

    人在第四次本命年中，皆有怅然若失之感。元旦前的某一天，妻下班回来，颇神秘地对我说：“猜猜我给你带回了什么？”猜了几猜，没猜到。妻从挎包掏出一条红腰带塞在我手心，我问：“买的？”妻说：“我单位一位女同事不是向你要过一本签名的书吗？人家特意为你做的。她大你两岁，送你红腰带，是祈祝你牛年万事遂心如意，一切烦恼忧愁统统‘姐’开的意思……”听了妻的话，瞧着手里做得针脚儿很细的红腰带，不禁地忆起二十四岁那一年，另一位女性送给我的另一条红腰带……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又穷，母亲终日为生计操劳，没心思想到哪一年是自己哪一个儿女的本命年。我头脑中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本命年的意识，更没系过什么红腰带。二十四岁的我当然已经下乡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七连的小学教师。七连原属二团，在我记忆中，那一年是合并到一团的第二年，原先的二团团部变成了营部。小学校放寒假了，全营的小学教师集中在营部举办教学提高班。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去水房打水，有位女教师也跟在我身后进入了水房。她在一旁望着我接水，忽然低声问：“梁老师，你今年二十四岁对不对？”我说：“对。”

    她紧接着又问：“那么你属牛喽？”我说：“不错。”

    她说：“那么我送你一条红腰带吧！”说着，已将一个手绢儿包塞入我兜里。

    我和她以前不认识，只知她是一名上海知青。一时有点儿疑惑，水瓶满了也未关龙头，怔怔地望着她。

    她一笑，替我关了龙头，虔诚地解释：“去年是我的本命年，这条红腰带是去年别人送给我的。送我的人嘱咐我，来年要送给比我年龄小的人，使接受它的人能‘姐’开一切烦恼忧愁。这都一月份了，提高班就你一个人比我年龄小，所以我只能送给你。再不从我手中送出，我就太辜负去年把它送给我那个人的一片真心了啊！……”

    见我仍怔愣着，她又嘱咐我：“希望你来年把它转送给一个女的，让‘姐’开这一种善良的祈祝，也能带给别人好运。这事儿可千万别传呀！传开了，一旦有人汇报，领导当成回事儿，非进行批判不可……”

    又有人打水，我只得信赖地朝她点点头，心怀着种温馨离开了水房。那条红腰带不一般。一手掌宽，四余尺长，两面儿补了许多块补丁，当然都是红补丁。有的补丁新，有的补丁旧。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最小的一块补丁，才衣扣儿似的。但不论新旧大小，都补得那么认真仔细，那么结实。我偷偷数了一次，竟二十几块之多。与所有的补丁相比，它显露不多的本色是太旧了。那已经不能被算作红色了，客观地说，接近着茄色，并且有些油亮了。分明的，在我之前，不知多少人系过它了。但我心里却一点儿也未嫌弃它。从那一天起，我便将它当皮带用着了……它上边的二十几块补丁，引起了我越来越大的好奇心。我一直想向那一名上海女知青问个明白，可是她却不再主动和我接触了。在提高班的后几天我见不着她了，别人告诉我她请假回上海探家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从上海川沙县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她不再回兵团了，已经转到川沙县农村插队了，也不再当小学老师了。

    “我想，”她在信中写道，“你一定对那条红腰带产生了许多困惑。去年别人将它送给我时，我心中产生的困惑绝不比你少。于是我就问送给我的人，可是她什么也不知道，说不清。于是我又问送给她的人，那人也不知道，也说不清。我一个人接一个人地追问下去，终于有一个人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它的情况。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1948年，在东北解放战场上，有一名部队的女卫生员，将它送给了一名伤员。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后来女卫生员牺牲了，他在第二年将它送给了他的新婚妻子，1949年是她的本命年。以后她又将它送给了她的弟弟，她弟弟隔年将它送给了他大学里的年轻女教师。到了1959年，它便在一位中年母亲手里了。她的女儿赴新疆支边，那一年是女儿的本命年。女儿临行前，当母亲的，亲自将它系在女儿腰间了。1968年，它不知怎么一来，就从新疆到了北大荒，据说是一位姐姐从新疆寄给亲弟弟的，也有人说不是姐姐寄给亲弟弟的，而是一位姑娘寄给自己第一个恋人的……关于它，我就追问到了这么多。我给你写此信，主要是怕你忘了我把它送给你时嘱咐你的话来年你一定要转送给一位女性，还要告诉她，她结束了她的本命年后，一定要送给比她年龄小的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姐’开人烦恼忧愁的祈祝一直延续下去……”

    她的信，使二十四岁的我，非常之珍视系在我腰间的红腰带了。我回信向她保证，我一定遵照她的嘱咐做。我甚至开始暗中调查，在我们连的女知青中，来年是谁的本命年……但是不久我调到了团里。第二年元旦后，我将它送给了团组织股的一名女干事。她是天津知青。当天晚上她约我谈心。她非常严肃地问我：“你送我一条红腰带是什么意思呢？你应该明白，你是初中知青，我是高中知青，咱俩谈恋爱年龄不合适。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说：“你误解了，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今年是你本命年，所以我才送给你。按年龄我该叫你姐，我送给你，是‘弟’给你好运的意思啊！”她说：“那这也是一种迷信哪！”我说：“就算是迷信吧。可迷信和迷信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迷信和迷信会有什么不同？”她又严肃地板起了脸。我思想上早有准备，便取出特意带在身上的那封信给她看。待她看完，我问：“现在你如果还不愿接受，就还给我吧！”她默默地还给了我还的当然不是红腰带，而是那封信。我见她眼里汪着泪了……在我二十四岁那一年，心中的烦恼和忧愁，并不比二十二岁二十三岁时少，可以说还多起来了。我却总是这么安慰自己也许我本该遭遇的烦恼和忧愁更多更多。幸运的红腰带肯定替我“姐”开了不少啊！二十五岁那一年，我离开兵团上大学去了……我曾在自己的一个本命年里，系过一条独一无二的红腰带。在我人生的这第四个本命年，妻的一位女同事，一位我没见过面的“姐”送给我的红腰带，使我忆起了几乎被彻底忘却的一桩往事。

    不知当年那一条补着二十几块补丁的红腰带，是否由一位姐，又送给了某一个男人？是否又多了二十几块补丁？也许，它早就破旧得没法儿再补了，被扔掉了吧？

    但我却宁肯相信，它仍系在某一个男人腰间。想想吧，一条红布，一条补了许多许多补丁的红布，一条已很难再看到最初的红颜色的红布，由一些又一些在年龄上是“姐”的女人，虔诚地送给一些又一些男人，祈祝他们在自己的本命年里“姐”开一些烦恼忧愁，这份儿愿望有多么的美好啊！它某几年在亲人和亲爱者间转送着，某几年又超出了亲情和友情的范围，被转送到了一些素无交往的男人手里如当年那位也当过小学教师的上海女知青在水房将它送给我一样。而再过几年，它可能又在亲人和亲爱者间转送着了。它的轮回，毫无功利色彩，仅只为了将“姐”开这一好意，一年年地延续下去。除了这一目的，再无任何别的目的了……让“姐”开烦恼忧愁和“弟”给好运的善良祈祝，在更多男人和女人的本命年里带来温馨吧！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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