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宾州火车站。”
方向盘上边是司机的照片和名字：列夫·波尔坦斯基。
“您是俄罗斯人？”
“我以前是。”
他嗓音沙沙哑哑的，脸盘微宽，还有着一双细细小小的眼睛。
“您从哪儿来？”
“敖德萨[1]。”
“敖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吧。”
“苏联！敖德萨和我一样都是苏联的。现在大家都不大能区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你不是美国人吧？”
“现在我是了。就和您一样。”
不，显然这一天尚未开始。
刚开始，那位陌生人先伸出了一只白色小手，递来一张白纸卡。那纸卡很干净，上面印着金色的字母。
“我在想您是否愿意给一个广告走场。是给一个电视广告出镜。挺赚钱的。”
在他面前是小小的科齐大夫，而在科齐面前，他却想到了露。虽然并不可能在这儿遇到她。
当下！当下！路人暗自腹诽。他新的生活格言就是：活在当下！就这么简短：活在当下！他回首曾经，有的是罪恶的往昔和灿烂却一再踟蹰不前的未来。现在，然而，现在……他愣在原地，面对着那位向他伸来一只白色小手的陌生人，满目惊愕。
“您别担心。只是一个问题罢了。仅仅只是一个问题，别无其他。”
这个搭讪有些突如其来，但却处理得平和又谨慎。
突然搭话的是一位年约四十岁的先生。只见他身披浅咖色马海毛长大衣，里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未套外衣。他剪得一头黑色短发，双瞳乌黑，极有灵气。一举一动如芭蕾舞者抑或是魔术师般起起伏伏。他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钱包。打开磁扣，从里面抽出几张名片。附上一张白纸卡。那纸卡很干净，上面印着金色的字母：事件代码。
路人并没有专心听，反而全神贯注在搭讪人的鞋子上。牛仔靴！在昂贵的紧身牛仔裤下配这样一双牛仔靴，这位先生实在是优雅极了。
“我是制片人。柯蒂斯。詹姆斯·柯蒂斯。”
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詹姆斯·柯蒂斯，制片人。
“我问自己你会不会答应给一个广告走场。给一个电视广告出镜。挺赚钱的。”
“广告？我吗？什么广告？”
“可口可乐。”
“我？可口可乐？”
“作为国际象棋手。”
“国际象棋和可乐？”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国际象棋手专注在棋局上。突然，他伸手去够放在桌上的杯子，而那里面装着可口可乐。”
“啊哈！然后棋手微笑了吧。不过，抱歉，我并不擅长做这样的事情呢。”
“可赚得挺多的，我已经同您说了。而且这个广告会反复播放，钱来得很容易，你想都想不到。”
“不，我不做这样的事。”
“您再考虑考虑吧。您不是有我的名片嘛。如果您改主意了，可以打电话给我。”
“谢谢。不过我也和您说了，我不……”
“话别说那么绝。就像这里的人说的那样。您又不是美国人，不是吗？”
“我怎么不是呢？美国人就不下国际象棋了吗？可口可乐，他们有时还是喝的，还有百事可乐。我虽不喝可乐，但我年轻的时候下过国际象棋。”
“您瞧！我就知道。您挺有棋手范儿的。您再考虑考虑，反正您有我的号码，打给我就是了。您怎么称呼？”
“彼得。”
“彼得，贵姓？”
“彼得。”
“好的，彼得。我记住了，要打我电话啊！”
“棋手范儿！”路人彼得嘟囔着，从百老汇大道和63大街的拐角处离开了。
那制片人就是这样想的，假如他真是个制片人。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科齐医生？詹姆斯·柯蒂斯，广告制片人，把每日广告送来给我。大夫！我就这样在柯蒂斯的镜子里看了看自己。
朝左迈一步，再走一步。他走下人行道，抬手一挥。出租车！黄色拉达车减速停在了路边的水沟旁。
“去宾州火车站。”
方向盘上边有司机的照片和名字：列夫·波尔坦斯基。
“您是俄罗斯人？”
“我以前是。”
俄罗斯口音。他的嗓音带着老烟枪的沙哑，脸盘宽厚，眼睛细小，一口大牙齿极为醒目，额头上还爬满了皱纹。
“从哪儿来？”
“敖德萨。很少有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你不是美国人吧？”
“但现在，我是了。和您一样。您喜欢这里吧，是不是就像在月亮上似的？这里是流浪汉的首都，是怪癖者和梦游者的聚集地。你喜欢这儿？这真是个奇迹！简直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列奥瓦沉默着，但却是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
“1626年，一个叫米努伊的法国人没花几个子儿就买下了曼哈顿岛。就用了24美元！再打发印第安人几颗玻璃珠，齐活儿。后来这里长起了草莓果、野葡萄、玉米和烟草。周围狼群、巨熊和响尾蛇也时有出没。”
不知是叫列夫还是列奥瓦的这位司机一言不发地听着。他既不发问，对路人滔滔不绝的言辞也提不起兴致。他慢悠悠地向前开着车，一点儿也不像个有路怒症的纽约司机。到了34号街，慢慢将车停在火车站前，他按下了计价器。
“多少钱？”
“八美元。”
路人从裤兜里掏起钱来。先掏了一个兜儿，接着换了一个。而后又摸了摸衣兜。只见他把两个裤兜，四个衣兜翻了个遍。嘴里似乎嘟囔着些什么，又似乎没有。
“喏，两美元！我就那么多。就两美元。”
“那怎么行，你说怎么办？”
方向盘上有面镜子。医生啊，瞧见没，我们有面镜子。命运赐了我一面镜子。
“你说什么？”这位乌克兰裔的俄罗斯人问道。
“没有啊，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这两美元，是我身上的全部家当。要不，我们现在去银行？不好意思，我也没料到我竟然没带钱。去银行的车费我会一并给您。就去28号街的那个营业窗口。在不远处的拐角那儿，几分钟就到了。”
列奥瓦透过镜子打量着后座的这位乘客，只见他不知用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在那儿嘀咕。出租车又朝28号街驶去。那家银行挺近的，就在街角。这位乘客一言不发，就这么等着。列奥瓦想好好看看这个骗子，但光对着镜子并不能看清。于是，他回过头去，想看看这个滑头究竟是副什么嘴脸。
“怎么？你还不下车？”
“我真是一团糟。完全乱套了。我的信用卡在钱包里。我却把它落了。现在我才想起来这回事儿。我忘了我把钱包落在图书馆了，或许它就在图书馆的咖啡厅里。也有可能落在了医生那儿。我之前去他那儿看了病。”
“所以你丢了装着信用卡的钱包。是这样吗？”
“不，我没丢，我只是落在某个地方了。可能是落在了医生那儿，也有可能是在图书馆。”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这段路的车费也用你那子虚乌有的钱付？你不就想说这个吗？走吧。我们去图书馆还是医生那儿？”
这次乘客没有再回答。
“精神科医生？你的那个医生是看精神病的吧？话说回来，这也不重要了。在这里，人们不好奇你有没有病，只会关心你有没有保险。说到底就一句话，您有保险吗？而不是：您哪里不舒服或感觉哪里难受。一个精神科医生，不是吗？”
“他不是精神科医生。我也不知道我把钱包落在了哪里。兴许在图书馆吧。我们现在回火车站去，我要赶不上火车了。”
“难道火车是免费的？”
“我有车票。我买了来回的车票。我已经买了。”
“呵，那我们回去吧。去火车站。免费的？哦，我差点忘了，你还有两美元呢。你给我那最后的两美元，好让我捎你一程。其他就用彩色玻璃珠打发我了，是不？”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抱歉。要不这样，我这儿有一张地铁卡。全新的，里头有20美元，我把它给你。我今天刚买的。”
“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买的？去看病之前还是在去图书馆之前？”
“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买的。”
“我要张地铁卡做什么，我又不坐地铁。”
“要是你家里人坐呢。”
“哟，这现在，你倒还资助起我家人来了。鬼知道这卡里的钱是不是早就花光了，还是里面只剩着两美元咧。你不就想说我最好还是拿着你那两2美元的现金吗？是吗？”
“我可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请你原谅。相信我，我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谁都会遇上。”
“那倘若它就这么发生了，我们怎么办？”
“这样，我们现在去地铁站。就在这附近，银行旁边。我们在充值机那确认下。它是新卡，机器会证明给你看的。我一次也没用过。里面有20美元，这可以查。花你一分钟就成。”
“那谁做这件事呢？”
“唔，我来吧……算了吧，还是你来比较好。你来查。我嘛，我就待在这儿，在车里等你。”
“我，我去检查！那你呢，你岂不是要趁机溜之大吉！”
紧接着，乘客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嘟囔了个小短句。
“你把我的包拿去。没有包我也跑不了。相信我。它对我很重要。喏，我把它给你。我就在这儿等着。”
这位乘客把包从座椅上递了过去。列奥瓦接过包。那包沉得让他闷哼一声。
“你这包里装的什么？花岗岩还是水银？水银可能掂着更沉些，是吧？”
“几本书。几件小玩意儿。都是些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难怪这么沉！”
列奥瓦拿着整个包，挺着大肚子，像只鸭子似的朝地铁站径直而去。他回来时，因为左手拎着那个死沉的包。整个人朝左歪斜着。“嗯，卡没用过，里头是有20美元。我收下了。”
正当他想上车时，一位一身黑的意大利人挡在了车门前。这位先生的衣服、长裤、礼帽，无一不是黑色皮质的。
“我得去趟韦斯特切斯特。很急。赶时间。我付你100美元。”
“韦斯特切斯特。不行。我现在脱不了身。车里这疯子还没钱付我车费呢。”
“多少钱？”
“8美元。嗯，12美元。现在应该是12美元了。”
“管它是8美元还是12美元，我都付你。我给你20美元吧。拢共120美元送我去趟韦斯特切斯特。快，我们走吧。赶紧的。”
列奥瓦看着这个黑手党，朝自己的汽车迈近了一步，将手中的包一下子举起来，活像一个举重运动员。
“不，先生，我不去什么韦斯特切斯特。我得把我的乘客送去火车站。我们现在得去火车站！他就要赶不上火车了。”
“火车站？他走着去就是了，又不远。我可会付你120美元呢。”
“我不是同你说了吗，不去，我是不会去的。”
“傻子，你真是一个傻子。”这位黑手党大声嚷嚷起来。
列奥瓦也不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对，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就是傻。”他将包还给乘客，“嘭”地摔上车门，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咒骂着，坐进了驾驶室。他也不发动汽车，只想好好静静，错愕地望着后视镜里的乘客。
“你为什么去看医生？你病了？”
这位病人缄默不语。
“病得严重吗？”
“我什么鬼毛病也没有。”
“那你干嘛去看病呢？是美国人说的那种定期检查吗？可你又不是美国人。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不是跟你说了嘛，我没得病。什么病也没得。”
“在这儿呀，我们就是一些数字。仅此而已。保险、账户、信用卡。全都是一些数字。你去医生那儿做什么呀？是你夫人病了吗？是你夫人吗？要按这里的说法，她就是重要的另一半。妻子，女友，情人，都是。你那重要的另一半，是她生病了？”
“不，她没病。她是在医生那儿工作。我会时不时过去看望她。她知道我什么时候和医生有约，我去她就走。我肯定她现在也知道。我今天去的时候她就不在那儿。”
“离婚了？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分居了？尽管她已不愿再见你，你还去看她？你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没离婚。”
“哦，那我们现在去火车站吧。”
列奥瓦发动了车子，车身猛地一震。到了火车站，乘客拿包下了车。
“先生，你等等！拿上你的地铁卡，快把这劳什子从我这儿带走！”
“怎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
“滚！滚！滚！”列奥瓦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朝他怒骂起来。
跻身熙熙攘攘的人群，置身喧闹嘈杂的车站，片刻，这位旅客发现了列车时刻表，接着，他找到了9号站台和那辆火车。
当下，此乃全部。这不坏，算不上糟糕。伴着规律的节奏，火车缓缓驶离了这座都市。
不算坏，指不定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呢，乘客瘫在座椅里暗自思忖着。他的包就放在身侧靠窗的空位上。他想着那张崭新的地铁卡。是列奥瓦的礼物。那个老实的俄罗斯人，也就是以前的乌克兰人，苏联人。老实憨厚，为人正派，医生啊，这就是我今天的结论了。露还是没有出现，这样或许更好。我得慢慢习惯，而她也许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她还没习惯吧。不然，她今天应该在那儿才对，如果已经习惯，她就不应再耿耿于怀。她在逃避，她是在回避过去。抑或是她在逃避当下。当下即为曾经，所以她才没有来，为了让我没有镜子。让我回避那面陈旧的镜子和那面崭新的镜子。这个可爱的她是在保护着我呀。
不，这不是早晨的开始。真正的开始应该是更早前，在科齐医生的诊所里。这天的秒表早在那时就走了起来，且走得一去不复返。
“你照照镜子！”医生指示道。
病人盯着自己的皮鞋。巨大的，阴郁的，死气沉沉的史前动物！
“您照过镜子吗？我同您说了多少遍了，您得练习。锻炼锻炼！控制饮食！放松放松！早些时候，农民都没有神经官能症[2]的。连那些整天在林子里砍树的人也不会得这个病。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生活就变得痛苦不堪。您照过镜子没？”
后颈酸沉，手臂抽痛。他不住地发抖，冒出涔涔冷汗。他慌得失魂落魄。
“减减肥！做做运动，别太有压力。头疼吗？赶紧服点药。有点恍恍惚惚？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那就出去散散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就叫辆救护车。现在，还不至于如此。发病，精神病发作不过是植物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就像我们这儿以前说的那样，消化不良是久坐不动的下场。”
医生看着病人，而病人则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那双鞋。
“溃疡？或许吧。血压140/92。不算太糟。后颈疼痛？这是您久坐不动造成的。先生，您可得多走动走动！您照过镜子吗？您最近有没有看看镜子中的自己呢？心电图？您是拿钱打水漂呢。您的问题不在心脏，而是应该多锻炼锻炼，控制饮食，出去透透气！这才是您的药方，好好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说起来您照镜子了吗？没照？真是一头大象！”
病人迷迷糊糊地离开了诊室，来到附近的公园，坐在一张长椅上。
周五，日过半晌，充斥着节假前的繁忙。所有的职员们对周末已经迫不及待。这七天七夜的轮转，期盼总是兴起又破灭。春日的天空阴晴不定：医生就在那儿。小科齐·阿维森纳医生。镜子，你听！病人将所思所想抛诸脑后。公园里，三个木偶表演者用自己灵活而黝黑的手指，在音乐的轰鸣声中娴熟地操纵着木偶。木偶在幕前发狂似的蹦跳着。医生就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左右两旁各有一条小径，不同年龄和肤色的行人来来往往。医生就在他们中间。城市的万花筒旋转起来，而小科齐就在那中央。
在火车的左侧，河水缓缓地流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透过车窗，向外眺望，沿着铁轨，乘客看到河流不曾朽迈，也非一成不变。变化着的还有那空气和那飘忽的睡梦，它们有着治疗的效果。
过往、当下与未来。光阴即本体，这就是远景吗？和缓的水流，消逝的瞬间，还有腐物和粪便。在一片寂静中，水位缓缓地上升，渐渐淹没了沉睡中的这位乘客。乘务员轻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列车已经到站。
他急匆匆地捎上自己的包和上衣便下了火车。看着面前这条宽阔而平静的河流，他不禁充满了迷茫。
呵，他到了！荒凉的月台，绵延的群山，河流也近在咫尺。天色清冷的下午。世界的起点。他从未怀疑自己正无限接近于那个尽头，那个属于他的世界的尽头。
秒表正吞噬着停战的分分秒秒。
彼得突然出现，像是在一个美梦中，又像是坠入一场梦魇。“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我是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
声音从虚无飘来，戈拉教授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教授看了看满墙的藏书，沉默不语。他压根没心情回答，这个意外如同一场侵略。
彼得！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是最近几十年读过的一本书里的著名人物吗？还是那个外号叫明海尔的彼得·加什帕尔，之前在巴尔干社会主义文学咖啡馆的那个。
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起来，只有他眼前和脑海中的书架是唯一真切的。
加什帕尔这个年轻人唯一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叫《明海尔》。它发表在那个“法定幸福”的年代里，他习惯这样称呼那个曾生活过的天堂。他这个外号说起来也有些古怪，和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戈拉早已在美国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彼得·加什帕尔是怎样找到奥古斯汀·戈拉教授的电话号码的呢？
“你在哪儿？你到这儿，到美国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鬼魂确认道：是的，他许久前便已至此，以博士奖学金生的身份在纽约大学学习。
“博士？建筑专业的？你好像不是……”
“不，我不是建筑师。只是一个建筑技术员罢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又逮捕了我父亲，然后把我赶出了家门。学了三年建筑，充其量我也就算个技校文凭。”
“那这儿的博士学位……”
“老师，这是艺术学的博士学位，研究艺术史的。在我们那迷糊的祖国，会上一些晚课。即便是艺术史也是如此。这你怕是不知道吧？”
“是的，我之前不了解。”
事实上，戈拉教授对此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只是他不想让这场谈话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加什帕尔并不奢望像奖学金项目规定的那样，成为一个德国表现主义领域的专家。他不过是想留在这个新世界，仅此而已。
恰是此时，希望会在东欧重生？他来到这里，既不具有年龄的优势，也无须为那不存在的孩子的未来考量。那么……他是自己来的？不，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露……她大学学的是英语，戈拉教授记得很清楚。英语使她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能有一席之地。是的，她教彼得学了当地人的语言，但结果似乎却不尽如人意。他还听不懂地铁报站，目前他们俩均未获得工作权。面对戈拉教授几个无趣的问题，他都简单地一语带过。
“我受够了，不就这么回事儿嘛。我并非探险者，对旅游毫不热衷。我也从未踏出过象牙塔一步。从未！在同一个地方，法定幸福存在了40年！现在，我出来了！一劳永逸[3]，就像这里说的那样。我想放弃一切责任。于我而言，这一需求是绝对且刻不容缓的。就在现在，在葬礼之前。放——弃——一——切——责——任。”
他一字一顿地说了两遍，仿佛是在对着傻瓜说话，又像是在对自己强调：“放——弃——一——切——责——任。”
他所说的，是终结，而非起始；是脱离一个环境，而非进入另一个环境；是离开，而非到达。
“你说得有道理。我不是想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不过是想把自己从那个旧世界中解放出来罢了，然后在另一片土地上和死神捉迷藏。现在我需要一份工作，拿一份工钱。如果继续玩弄奖学金的把戏，那不免太过虚伪和无趣。露现在做着保姆[4]的工作。尽管她自己没有孩子，但她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儿。”
所以，冒险家是为了冒险而来……戈拉教授满目愁容地苦笑着，望着那堆满冒险小说的书架。
“你是来冒险的吧？”
“我可没说是为了冒险。我是要放——弃——一——切——责——任。”
彼得·加什帕尔对戈拉教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给他寄钱。他只是想偶尔能和认识的人说说话，听一听过来人的建议，如此罢了。
认识的人？是的，当奥古斯汀·戈拉教授还是露德米拉的丈夫的时候，他二人便已相识。他们应该一直保持联系，这就是新来的人想对他说的一切。
自戈拉与彼得之间进行了那场模糊的对话，又过去了些时日。或许，这只是戈拉脑海中的一团幻象？彼得承认，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他本决定不去找戈拉。但后来又不知是什么缘故，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自他来到美国，到做出这个决定，再到首次谈话，光阴在间隙中悄然而逝。彼得消失了，但却继续纠缠着他。教授自问该如何定义现实。启闭双眼，目之所及处有书架上的书籍，宽大明亮的书桌，一台电脑，一双放在桌边的红手套，一部电话和一个敞开的大文件袋，那其中还夹着一沓白纸。
彼得·加什帕尔激起了戈拉脑海中不再确定，抑或是不愿意再确定的回忆。戈拉把自己的信念更多地寄托在书籍上，而非那些令人不知所措的记忆里。他更相信记录在书上的文字。那些对话者的，抑或是他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全都留给了过往。
尽管身处异乡，你仍可以在书中找到过去生活中的朋友。曾经生活中的书早已等待着它的主人。书是可靠的伴侣，它们用另一种语言，和其他的语言一起欢迎主人的到来。忠诚的对话者们，已经准备好重新将旧习赋予他，准备好为那些迷惘贴上人性的标签。
他对彼得·加什帕尔不感兴趣，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他对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却是颇有兴致。那场对话结束后，他赶紧读了那本20年代的长篇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荷兰人的故事。读完三章文字，恍若重新邂逅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这令他欣喜若狂。
在“魔山”的疗养院里，汉斯·卡斯托普充满怀恋地等着克劳迪娅·肖夏。当他梦中的女人出现时，身旁还有一个仿佛从神话中走出来的伴侣。他额头很高，透着几分红润，脸上沟壑纵横。白发苍苍，长而稀疏。大鼻子大嘴，嘴唇皲裂了几分。手掌宽大，附着一些雀斑，手指修长，指甲尖削。荷兰人凭借自己的身材和口音，统治了疗养院这方天地。一场时断时续，语无伦次的谈话。
我的孩子，现实总会超越一切希望。结—束。我终结了这些。一点儿面包，亲爱的。
皮佩尔科尔恩就是这样称呼那提神的烈酒：面包。
面包，我的小宝贝儿，我们想要振作起来，无论是在债务还是在神圣职责的意义上。绝对而完美。
这个宽背高额，浅色眼眸，思维敏捷的异国人令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四周布满了白发的火焰。有时候，他会因为严寒和燥热而颤抖。威严的力量，华丽的混乱。
生活是如此短暂，满足它所有需求的能力，我们只被给予一次，我的孩子。法则是那么严——酷——无——情。
零零碎碎如电报般的信息，令人疑惑的含义。一个大人物！伟大的部落酋长啊，他用自己淡漠的表情和目光令他的民众臣服。他那似已掌舵多年的大手，忽然攥成了拳头，砸在桌上。
简单！神圣！一瓶葡萄酒，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鸡蛋，一杯清澈透明的谷物酒。一个吻。绝对的满意。绝对的，我的先生。一切都结束了，朋友。
意外的闹剧。就像那将他击倒的力量般，令人无能为力。
自然的礼物是伟大而神圣的，是年轻的。那些生活中神圣却又令人害臊的需求。匮乏不值得被原谅。匮乏带来的恐怖。世界的终点。都结束了，孩子们，结——束——了。
戈拉教授已有二十余年没有亲眼见到彼得·加什帕尔的面容和身影。在这之前也未曾与之有过什么交集，所有关于他的印象都非常模糊。戈拉只记得他长得并不像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就这么些印象。
这个外号还有一些其他的来由。彼得·加什帕尔所写的那篇《明海尔》在祖国的文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被迫为奴隶制喝彩的奴隶们很高兴能亲自察觉到那极为隐秘的信号，那是一种嘲讽。难道是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炸弹，是它为彼得·加什帕尔赢得了社会主义地下世界的名声吗？在来自吕贝克的托马斯完成那本著名小说的40年后，就凭那个被刊登在地方杂志上的故事？！那些含沙射影的文字，在审查官的眼皮子底下逃过了一劫？有时总会发生类似的怪事儿，但很快又会被遗忘。出版后，作者很快便被授予了作品中人物的名字，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正统的名字，而是一个以敬称代指的“名字”。诸位女士们，先生们。[5]明海尔！这个外号在文学咖啡馆流传开来，又从那儿散布开去。久而久之，有关彼得·加什帕尔的传闻愈发丰富。尽管在这之后这位作者再也没有出版其他作品。他身上的光环并未因此消散。在这个到处都有人鼓唇弄舌的国家，另有传闻说彼得还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学谜语；也有人私下窃窃私语说他正策划着一部杰作。流言蜚语，制度的黑面包，还蘸着一些大蒜。
彼得那时候就是个不起眼的技术员，在一家没甚名气的社会主义企业中混日子。工作之余，他还会为一些文化杂志撰写一些讽刺短文，对如枯木般乏味的官话嗤之以鼻。有时，他也写关于体育、戏剧和展览主题的专栏文章，甚至偶尔还涉及集邮和马术的主题。彼得还常出没在各项演出、开幕式和朋友聚会当中。他那虚幻却无处不在的名声，常令他感到尴尬，尽管不算太严重。同时，他又深受遍布在各个角落的间谍的困扰。
他的身形修长，却又瘦弱。他那副饱受自己瘦长身材困扰的样子，仿佛是许久前借来了一具躯壳，却忘了归还。
他剃了个光头，蓄着几撮黑须，看起来像是个戏剧中的匈牙利骑兵。黑而粗密的眉毛底下透露着紧张的眼色。小小的手掌，光亮的额头，高挺的鼻梁，无视着遗传的力量。
他的姓氏可能源于匈牙利，或者是德国，一如他的外貌。然而，据说他……已受了割礼。或者说，确有此事。这个传言是可以被证实的，毕竟按照当地的传统确实如此。有些人甚至还认为，在他的人生中还有许多悲剧性的过往，但相关的证据却并不确凿，就像他那部所谓的杰作。他看起来和其他人并无异处，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身上散发出的友善气息，得益于年轻时参加曲棍球队、篮球队和足球队的经历。这点儿也让大伙儿常对他有一种好感。
他在特兰西瓦尼亚接受教育，那儿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辖地，与首都布加勒斯特那巴尔干式和法国式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兰西瓦尼亚可以被当作西方吗？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本人也将一个合乎礼仪的爵号授予了他的继承者：“荷兰人？！”餐桌上的朋友也常常这么称呼道：“嘿！荷兰人！”他常能听到这样的大喊。
加什帕尔的文章常与当局操控的“争论”相对抗，那些争论常常充斥着伟大理想和人文主义的口号。
这种不和谐是颠覆性的，加什帕尔是想说这个吗？有的时候，他会戴着皮佩尔科尔恩的那种毡帽出现。几杯伏特加下肚后，便背诵起那些经典桥段，双手紧握，仿佛在哀求些什么。
“我们逃脱了，我的先生们。这风，带着春日馥郁的芬芳，裹挟着预感和记忆。结束了。我的先生们。我停了下来。结——束——了。山顶有那盘旋的黑点和一只巨大的猎鹰。一只鹰啊，我的先生们。孤独的苍鹰啊！朱庇特之鸟，苍穹之狮！”
《明海尔》是否曾是新世界利益的辩护词？一个自学成才的人[6]，是世界的皮佩尔科尔恩！咖啡之王是那位住在爪哇岛的荷兰人，他和长着双丹凤眼的高加索情人在一起呢。那辩护词为自由而辩，亦是为哈德森河湾的自由女神像而辩。啊！自由！生命力！
东西方相遇在子午线上，若你就在这儿认识一个人，他迷失在充满幻想的消费者中，会有多妙呢？戈拉教授并没有勇气回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使书页有了生气，但是戈拉还是空等着，加什帕尔依然没有出现。
体型巨大的荷兰人自杀了，他给自己注射了动植物的毒液。热带黄热病耗尽了他的力气，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生活就是一场巨大的浩劫，书页上这样写着。戈拉希望能慢慢地理解那些过去不甚理解之事。明海尔·加什帕尔在美国会不会最终变成人们常念叨的那个样子呢？
数年前，那会儿正在上最后一年高中的彼得，也常常这样突然出现，前去首都亲戚的家中拜访。
彼得身形修长，脸色苍白，双眉紧锁。他承受着与他这个年纪和本性所不该承受的使命。离火车返程仅剩几个钟头，他时间不多了。晚上，他从这个国家的最西端赶来，就为了这个奇怪的家庭聚会，就为了讲述在他父亲身上发生的一切，就为了让亲戚们对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后果有所警惕。
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会把这样一个少年派去完成这次远征。明明他更钟情于篮球，而对黑暗政治漠不关心。艾娃·加什帕尔安排得极好，彼得一晚上的缺席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因为她儿子之前也时不时地在同班同学迪波尔家过夜，这男孩的父母会保守秘密。
奥古斯汀·戈拉很快就从露双亲的脸上读出了担忧之情。关于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被解雇的事，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了很多，而对类似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可能还要更多。瑟拉芬同志和加什帕尔同志只是表姐弟关系，但是猜疑却像瘙痒一般快速传播开来。他们担忧着自己的处境，不知它会如何演变。他们也不和女婿讨论这个消息。尽管女婿那时候问他们——后来也问过他们，是不是征求了朋友提的建议以及那些人到底是谁。他宁愿相信，如果真的存在过朋友这一说，那他本该被当成是他们的其中一员。
在七月那个尘土飞扬的下午，高中生彼得受邀坐在了客厅的红色皮质大扶手椅上，细述着他带来的消息。那时戈拉感到，危险已经从国家的西部转移到了他的新家里。这壮小伙正讲述着发生在他父母家里的荒诞之事，听他讲述的人们显露出些许不安。戈拉必须承认，他立刻也染上了这种不安的情绪。
这位前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社会主义司法体系中的检察官一职！他就这样被辞退了！尊崇领导的意愿，一名钟表匠可以被送去学校学上一年，然后成为一名检察官；同样，如果领导不想要检察官了，那么一夜之间他便不再是检察官。没有办法指责他是因为不正直或者是因为反传统的政治行为而被撤职，只能归因于他在诉讼工作上的过分固执。他被解雇的原因仍是晦涩难言。失宠会和其动机一样带来完全荒唐的后果，这就是艾娃·加什帕尔转达给这位年轻使节的消息。
沉默之后是主人给客人带来的担保：这绝不可能，除非是一个错误或是一次误会。大卫绝不是一个在这样的不公面前还会保持沉默的人。他会抗议，会要求解释，也终会收到满意的结果。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敌人和阴谋，无耻的言行或者错误不会长久。这位年轻的高中生很快就会证明，正义终会战胜一切。客人受到了妥帖的招待。露向他展示了家里的书房，又带他在首都四处逛了逛。回来以后，他们建议彼得好好休息休息，因为在回家的火车上，他又将迎来一个不眠之夜。
夜晚，在从火车站回来的路上，戈拉得知了彼得出生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钟表匠大卫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成功地躲藏起来，但是在1944 年的春天，他们被发现了，之后就被当时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部分领地的匈牙利当局发配到了奥斯维辛。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到那儿不久之后就被带去了毒气室，而大卫本人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先在一个小作坊里工作。所有从活人和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金子都在那里被做成珠宝，后来他又去做繁重的苦力劳动，也多亏他身体够健壮。在至亲离世之后，他的焦虑和悲恸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和坚强。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他盘算着，一心只关注着幸存下来这一件事。
在被苏联人解救出来后，他在一家分拣旧囚徒的医院里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二人在回家的归途上结为了夫妇。
比他年轻十岁的艾娃不愿再回到那个把她送去面见死神的老地方。她梦想着去一片有求必应的福地——一片幸存者的乐土。但是大卫却表现得不依不饶。他们最后决定回到原先的家里，去亲眼看看之前的老邻居和老朋友们，去瞧瞧那些早就把他们从生者名录上画去的警察和政客们。
1946年秋天，在绕遍了满目疮痍的欧洲后，他们回到了家中。大卫和艾娃，他新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彼得。回程情况复杂极了，这孩子就出生于那时的贝尔格莱德。露的母亲，蒂莉亚·瑟拉芬认为彼得可能不是大卫的儿子，“在解放的大混乱时期，滥交行为司空见惯。谁和谁都有可能在一起，简直就是劫后余生的狂欢纵乐。”
“这个故事使我们所有人都慌了神”，露坦白道，“现如今还搅扰到了家庭的生活……打仗那会儿我们也不好过。痛苦、屈辱、危险和义务劳动营，惶惶不可终日。而大卫的故事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回到故乡之后，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没有像他承诺的那般去亲眼看看他的旧邻居，也没有去看先前的警察和政客们。他完全拒绝回忆有关集中营的一切，一次也不愿意。他还责令他的亲戚和朋友也这样做。
露的脸面变薄了，就像旧时圣经图画里的那般。褐色头发的圣母脸色苍白。戈拉被震惊了，他没想到她自己的话竟能在她身上引起这样的反应。她极易受过度情绪化的影响，并会自己把这些情绪夸张化。她的虚弱似乎就是一些可见的表象。它们预示了那些突然惊动的预感。对于含糊的信号，她要么予以截断，要么放任其入侵。她的不确定使内心愈发不得安宁。
她停下来，试图平复自我。但脸色却看起来愈发苍白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我家，不曾也不会信教，这你也是知道的。过去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现在无神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我父母在变成共产主义者以前，也曾是自由的思考者。我是在理性主义的环境中被教育长大的，被要求和被侮辱者与被压迫者团结一致。至于神秘主义的人和书，我都不曾打过交道。我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关于超越论的争辩。然而……一直有那么些时刻，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会将我超越，令我迷惘。我变得，嗯，变得脆弱了。我无所事事地做些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我的身体里寄生着一些模糊而陌生的事物。”
她突然抖了抖她那浓密的乌发，她的双颊依旧苍白，眼眸中却燃起火来。好像通过抖头发，这个短促又神经质的动作，她就能卸下重负。
“我时常念及彼得。这男孩出生的那会儿，大卫·加什帕尔就和他妻子说：‘他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会和他一道。’艾娃这样回答他：‘因为他的父母是如此与众不同呀。’”新的世界包含着旧的过往，过去的年岁也将在他的身上存续。尽管，他们并没有向彼得坦白，他的父亲之前还结过一次婚，并且还有过一个女儿，那是一个没能成为他姐姐的姐姐。假设彼得的父亲是大卫……我母亲很怀疑。只有他和艾娃知道。或许，就连他们也不知道。”
露垂下眼眸，说得越来越轻。
而现在，在新世界，彼得从过去带来了什么呢？露又带来了什么呢？戈拉扪心自问道。他们还带来了什么吗？
最近，戈拉教授获悉彼得拒绝了美国人好心授予的“幸存者”的身份。这次拒绝就像他总是拒绝任何从悲剧中诞生的讽喻一样。他突然回避了任何有关战争的话题，尽管他的父母就是在这昔日的战火中遇见了彼此。
距当年这个高中生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他亲戚位于首都的家中直至他成为一个流浪汉，前后也已过去了20年。某个夏夜，在人迹罕至的人行道上，奥古斯汀·戈拉的妻子——露又像幽灵一般地出现在戈拉教授的电话和记忆中。
陈年的不安再一次纠缠着戈拉教授的孤独。他很想把它们推开，就让它们留在露的镜头中。它们让他疼痛，让他快乐，让他充满生机，拯救他于虚无之中。
他合上双眼，想就这样和露待在一起，停留在不可能之中。
在高中生回家以后，就很少再听闻关于加什帕尔一家的消息了。
露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及艾娃·加什帕尔。她并不认识艾娃，但总是怀着欣赏和激动的感情来描述她。露给她打电话。艾娃的焦虑好像越来越多是和彼得有关，而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至少露是这么认为的。怕是一种母性的热忱。艾娃最后好像找到了对过去的救赎，这一救赎不是来自她的丈夫，而是在她儿子身上寻到的。对彼得未来的烦恼攫取了她的身心。
“艾娃是一个专横的人。”戈拉不满地断言，“她对自己的生存之道没有信心，却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深信不疑。”
露吓了一跳，愣住了。她眉头紧锁，好像受到了什么打击，许是吓坏了。沉默许久后，戈拉后来再没有提起关于艾娃·加什帕尔的话题。听听露筛选的简讯就让他满足了，它们好像和他所阐明的恰恰相反。
对于露而言，彼得不是一个可预见的或者自然的选择。像熟人那样适度地接受？露并不看好适度，也不接受精神分析。她觉得它们就是对亲密关系既无聊又无用的侵犯。相比之下，她更喜欢基于事实来判断和被判断。尽管事实上，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被判断。
家人关系，所以……露可能和彼得变得亲近吗？
“我得去加什帕尔家几天。我想结识艾娃，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曾经并不是我的过往。”
丈夫并没有掩饰他的不解。
“你看到没？我就像活在一只鱼缸里。像这样，就连去工地砌个墙我都做不到。我想看看我们的工人阶级活得有多么滋润。对他们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只是在报纸里的故事里看过些许。但我可以去趟加什帕尔家，不仅为了知道为什么他做不成检察官，当然那些也值得了解，不过或许，我还会知道些别的，其他更为痛苦的事情。”
她想逃离这个鱼缸！鱼缸家庭？鱼缸婚姻？她曾渴望受到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庇护，家庭让她得到了平衡与激励……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次爆发呢？
她从加什帕尔家回来了，带着关于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回来了。讲述时，她脸色苍白，苍白得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一般。某些核心的东西好像有了些变动。强烈的痛苦笼罩着她。好像那时她破译了自己之前未曾明白的怪事。戈拉暗自思忖，它们是不是变了一个前提，或是变成了她自己身上的某个前提，而在这之前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她缺乏的前提？她现在确信，它们原来就在她身上，一直都在。
戈拉后来才知晓露和她小表弟彼得之间的奇怪关系。那时候，他的朋友帕拉德恰好从他那遥远的国度回来。那是个刚走出专政体制的国家。在他热爱的美国，改叫波特兰的帕拉德向他的家人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妻。他对自己国家的腐败混乱和政治蛊惑深恶痛绝，也不知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
米赫内阿·帕拉德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戈拉就认识了这位学生。那是完全自由的东欧时代，残存的希望撑起了阶梯教室里的日日夜夜，激奋与猜疑势均力敌。学数学的帕拉德，个子矮小，身形瘦削。鼻梁上架着副厚厚的眼镜片，仿佛随时都会顺着那小鼻子滑下来。他常常不发一言，但有时候又口若悬河。也不知是谁把他带去了阁楼上那场唇枪舌剑的辩论会。他先认真聆听，而后又滔滔不绝地回答。他阅读量极大，似乎无所不知，但他明白其实自己一无所知。透过大学那些大大的窗户，他常常眺望地平线那头的天际。他学习很是勤奋，还常常抱怨图书馆开放时间不够长。
他来自外省，却像一个征服者一般一下子就被老师和同学们记住了，但很快，他又遭到质疑，而这些质疑于他而言却像是一场授爵仪式，令其倍感骄傲。他并非人文主义阵营唯一的擅入者。医学系和综合技术系的学生们，还有几个高中生，甚至是被剥夺了阶级的工人和无业游民都尝试通过阅读和对话来为自己洗白。
在狭小的朋友圈里大家讨论着各种想尽办法弄到手的书。禁书的地下交易市场已近乎疯狂，宛如一个书香世界的黑道，又像是一种被禁止的黑魔法。
流亡者周围神话般的光环在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在西方出了名。伟大的学者科斯敏·迪玛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典范。帕拉德总算使他的旧书们发挥了意义，即使有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出版的书。
新闻、书籍、传言与争论。极速交替的白昼与黑夜，然后只是片刻的安宁。幻想可能会在任何时刻化为禁令或是罪行。临时性与不耐烦加快了对话的节奏，没有人能扛得住不耐烦。
法语助教奥古斯汀·戈拉常常参与学生组织的活动。这些会议一般在阁楼上举行。这阁楼也是其中一个参与者的居所，上面摆满了老旧的扶手椅和靠背椅。一扇大大的玻璃窗给人一种置身于屋顶之上的露天感。
戈拉曾参加过一场以卡夫卡的《审判》为主题的讨论。K的无故被捕蕴含着不少言外之意。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逮捕，且毫无依据可言。恐怖的力量玩弄着荒诞的把戏。在这场莫名其妙的逮捕之后，K并没有自证清白。他似乎被一种难以名状、形而上学的罪恶压垮了。
尽管年轻人尝试着摆脱老一辈的妥协，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面对当局时的懦弱。他们学着在口号上做文章，从而获得更多争论的权利。特务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其中也不乏伪装成反抗者的告密人。你只能看到他们狡猾的小聪明，而猜不透其内心深处的品性。
在结束晚上的会议后，学生米赫内阿·帕拉德问戈拉能否送他一起回家。当他们行经环湖公园时，戈拉放下了戒心，不再那么小心翼翼。在这眼饧耳热的醉意中，他无意间说出了自己收到一封美国大学邀请信的消息。他冒险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
学生缄默不语。他不仅对戈拉在首次见面时所表现出来的信任感到震惊，更诧异于这则消息本身。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孤立与隔离反而将被俘虏、被束缚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阅读的俘虏则更有理由团结一致。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读了博尔赫斯的作品。这一作品是由一个学生从西班牙语翻译而来。虚拟的行星特隆，一片想象中的天地，在一场脑力游戏中显现的宇宙。1942年，在法国一个公主的房间内发现了一件真实存在的物品，上面的铭文是用特隆字母写的星球之名。后来在南美洲，又在一个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块陌生金属，同样来自特隆星。1944年，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甚至意外地发现了40册《特隆百科全书》。
戈拉一边听着这引人入胜的神秘故事，一边注视着那个席地而坐的年轻人。只见他默不作声，在喧嚷的讨论声中充耳不闻，全情投入于从译者那儿拿来的几页作品当中。在博尔赫斯的下一个故事里，新的谜团是一项罪行调查，这一系列罪行彼此之间看似毫无关联。侦探深陷于凶手逻辑的泥淖，当他弄明白凶手真正的圈套时却为时已晚，因为那时他已然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然而，他最终决定屈服于命运：坦然赴约。在扣动扳机之前，凶手进行了一番最后的审判：“世界就是一个迷宫，你无法从中逃逸。”被害者和凶手深陷于同一个历史逻辑之中，它黑暗，仿佛由代码编织而成。
读完全书之际，帕拉德突然在屋中央跳了起来，宛若触电一般。
“复杂的象征主义。事实上，全文的重心就在逃逸上。自由是迷宫的出口，抑或是迷宫本身的延续？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充满着谋杀气息的路上，‘迷宫’这个词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唯一而永恒的，迷宫般的冲击……为什么是迷宫般的？如果是唯一的，就应该是直接的、迅捷的吧？作为一个数学家，我必须也得理解一条直线组成的迷宫和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即便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
这个学生的声音不断颤抖着，虚弱而腼腆，与争论时那种强有力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还记得那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盲人的话吗？‘我了解希腊人所忽视的那些：不确定性。’博尔赫斯如是说道。需要我再重复下原话吗？我不赘述了吧？但我们最好不要忘记。自由就是脱离独特精神体系的暴政的一场逃亡。这就是自由，一种不完整、开放、反教条的思想。它是一种不确定性，好似一团概率未卜的星云。”
只见他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他心情激动的时候常常这样。他嘀咕着：不确定性，既然不完美就应该允许争辩和揭露。
戈拉受到了打击。帕拉德的话语让他想起了曾经读到或者听到过的某些东西，只是他记不真切了。他希望他的这位学生可以回想起来。
在去戈拉家的路上，年轻的米赫内阿·帕拉德的眼镜又屡次从鼻梁上滑落下来。在湖滨街区，城市优美的近郊，这春夜充满神秘，令人沉醉。
除了邀请信，奥古斯汀·戈拉还有一样更令人没有真切感的物品——护照。
“是啊，人们都在议论这个，”这位学生一面嘟囔着，一面不好意思地盯着石板路，“在需要的地方您不是有亲戚嘛。”
“是我夫人的亲戚。”戈拉赶忙解释道。
真是单纯的回复。纵使是在那管制相对宽松的时候，那些拥有护照的人也并不值得信任。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您和您夫人一起走吗？”
这问题其实意味着：你们不再回来了吧？一本护照就是一项可疑的特权。而对一对夫妇来说，成对的护照则将消除所有的疑惑。
“但愿吧，我也不清楚呢。”
戈拉再没有聊天的心情。沉默就这样蔓延开来，气氛越来越沉重。他不好承认是露德米拉的叔叔，费尔德曼医生帮他们夫妇二人办的护照。这位先生过去是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曾经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被关在同一间囚室里。
“大家都劝我入党。”这位学生疲惫地低语着，似乎有些答非所问。
“我也一样。”教授迟疑片刻，而后回答道。
“是护照的代价？”
“我可没有接受。”
戈拉的嫌疑变得愈发瞩目，愈发引人遐想了。帕拉德毫不犹豫地提高了赌注。
“有位安全局的人来找过我。”
这次，他直勾勾地望进教授的眼里去，想看看那里有什么大家看不到的东西。
“例行公事而已，就是哄骗似的惯性尝试。这不行。你可别这样做！其他什么都行！就这不可以！什么代价都不行！无论给多少补贴！无论有何好处！你不需要那本红色的党证，现在又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年代了。他们也不会逮捕你。他们可能就是找你碴儿呢。”
“可能不会给我护照吧？”
“嗯，这倒是有可能。我给你讲个事吧……”
戈拉似乎准备好拿出一样关乎信任的新证据，以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
“你今天说到逃亡。自由，就是从一场精神体系中的逃亡。我们不妨称之为囚禁吧？所有囚徒都与世隔绝，这就是他们的惩罚。然而，在某一刻，在囚室的那扇窗前可能会出现一只小猫。它就从这扇窗跳到另一扇窗前，从一位囚徒的地盘蹿到另一位那里。它充满好奇，随时都准备好了玩耍。囚徒们朝它做手势，等着它，通过窗栅，将他们的食物喂给它。他们还引诱它。这只小猫就在窗栅间溜来溜去，任由他们抚摸。其中一名囚徒实在受不了此般无聊之事，觉着他的同伴们怎会如此轻易就被愚蠢的消遣勾去了神。尽是些娘娘腔！傻瓜蛋！瘫痪者！他疯狂地叫嚷，他不仅是监禁于囚室的囚犯，还是被困于革命教义的俘虏。他跟别人争论，很是偏执，又自负，又记仇。他在党内处于非法的级别，这也使大家无法忽视他。他们也无心与之作对。最后，这个歇斯底里的人抓住那只猫，把它杀了。就在那里，那间囚室里。你知道谁才是肇事者吗？”
“肇事者？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吗？”
“是的，是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人民最疼爱的儿子。”
“您从哪里知道的？”
“从我夫人的一个亲戚那里。他和这个疯子一起被关在里面。他常常皱着眉，非常严肃，也没什么缺点，就是对所有偏离终极伟大目标的事情都歇斯底里。”
这就是最后的对话了。最后，戈拉是独身一人离开的。他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国家、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妻子。她比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更让他难以割舍。而令众人瞠目，也让他失望的是：露竟然拒绝与他同行！
在他到达新世界的一年后，他收到了一封饱含深情的长信。信中，米赫内阿·帕拉德提及了为获知戈拉地址而遭遇的困难，并在信件审查允许的范围内，向戈拉汇报了他的学术计划。他想要放弃数学！眼下，他推迟了匆忙的学习和对数学的研究，尽管他对中世纪的司法审判体系也极感兴趣，例如对圣女贞德的审判，炼金术以及天文学。他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也拜读了大学者科斯敏·迪玛的著作，他还问是否有人能给他做个介绍，让他能同这位学者取得书信联系。戈拉并未回答他的这些问题，但是他还是为帕拉德做了中间人，为他争取了一份美国的奖学金。可就如同预料之中的一样，他的护照被拒之门外了。两年之后，在以优异成绩[7]从大学毕业之前，帕拉德被授予了一份新的美国奖学金。这一次，还多亏了那位伟大的迪玛先生。他们给他发了护照。他是不是屈服于党的压力或是不堪安全局的压迫？无论是在戈拉与他重逢的那晚，还是在这之后，这个问题都不曾被提起。
这个新移民的嘴边就挂着两个字：逃逸。这一天赐良机，仿佛是神明与神秘力量密谋而成。
过了几个月的逍遥日子后，帕拉德的意志逐渐消沉。那是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在作祟。图书馆这一庇护所般的存在也难以助其一臂之力。他常在床上虚耗光阴，干等着奇迹降临重新赐予他生机。
“我很绝望，但尚未迷失自我。绝望也是一种生命的信号吧，但愿如此。在这片精神世界的荒芜之地，我可以成为一切，也不能成为一切。我还没有破译我命中注定的这场迷惘。我还没有得到破译的密码。我就这样等待着，徘徊在自我放弃和毁灭的边缘。我听到曾经监视者的脚步声在楼梯回荡，久久不断。”
他们每天都会通电话。久而久之，戈拉和迪玛的关系又近了一些。迪玛大师平易近人，常常慷慨相助自己的同胞。自然，他也同意了见一见米赫内阿·帕拉德，这位从祖国远道而来的崇拜者。后来，当戈拉问起迪玛对帕拉德的印象的时候，迪玛很开心地承认，他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
这场见面让帕拉德的焦虑烟消云散。大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阅读计划，旨在使其能够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向帕拉德承诺，之后将会让他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一项资料评注的工作。帕拉德不得不常常奔波于两个大学之间。他在迪玛的指导下还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既有关于神话与神秘主义的，也有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裁判所的。他就这样追随着大师的脚步，敬仰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典范。
在迪玛那贝阙珠宫般的居所中，帕拉德将与自己未来的妻子基拉·瓦拉姆邂逅。戈拉也认识她，基拉曾是他的学生，而且看起来并不单纯只是学生。基拉成为西班牙语助教的那会儿，他们还只是同事关系。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她成了一部电影的女主角，这并不是因为她那平庸的演技，而是多亏了她那带着一双绿眸杏眼的奇怪面容。她把自己如枯草般的长发编织成齐腰长辫。短裙底下，露着一双纤纤玉腿。在电影首映后不久，她便嫁给了一个著名的运动员。一年后婚姻不幸破裂，她不得不独自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过活。毕业后，她立刻携子投奔在克利夫兰[8]的姑妈。
从第一晚起，帕拉德就将他们的爱情置于仪式的魔力之下。两位有情人用食指蘸上自己的鲜血，在床前签下永恒的誓约。在那张特地买来的羊皮纸的页脚写道，“背叛者将在耻辱中早早死去”。羊皮纸就放在桌上那瓶红酒旁，十分显眼，像是为一场祭祀仪式而准备的。九月的夜晚：基拉将在每年的纪念日收到十九枝红玫瑰，鲜红得像是要将所有承诺燃为灰烬。彼得·加什帕尔会将这些媚俗的细节一一道出，一如戈拉教授所说的那样。
很显然，迪玛大师在这个学徒面前仿佛有一种催眠的神力，用魔法和神秘感将其迷惑。
和基拉分别后的几年里，帕拉德在事业上并没有停止不前，同时他古怪的行为也并未减少。有时，他和迪玛的关系总是聚焦在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在祖国的图书馆里，你很难了解到关于其民族历史的真相。戈拉和帕拉德在他们的新国家，也就是在大洋此岸，找到了祖国曾经发行过的旧报纸。他们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奇怪政治事件。那时，这位博学的年轻学者正痴迷于一种基督教——东正教的基本恐怖主义。
帕拉德在打击下摇摆不定。迪玛不只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一座货真价实的图书馆，更是一个慷慨的、秉承利他主义的对话者，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什么缺点。
戈拉曾尝试和迪玛进行一场对话，但是失败了。“他总在织东西！他总在织一顶小睡帽。假如我想问他关于那个时期的问题，和他聊聊我在旧报纸里发现的事情，他就会赶紧拿起自己的毛线针织起东西来。他的神情十分从容，同时还透着几分茫然。手中织着的那顶黑色的小睡帽将帮助他抵御住严寒和回忆。在我看来，他是赐予了我一场沉默。”在一次不断被喘息声打断的电话通话中，戈拉如是向曾经的学生说道。
帕拉德魂惊魄惕，同时又渴望获得新的证据。他无心投入工作，思绪被撕裂开来，一半是对大师的无限敬仰，另一半则被接连出现的疑问淹没。
“这个陷入爱情的人就是一个笨蛋！”他在电话中咆哮道。“好一个弟子！我终其一生都梦想着这场和老师的世纪之会。然而，在校门口那儿，我的批判神经被抽离于体外，我不得不继续深陷爱河。爱神的庙宇绝不允许批判精神的进入。”
帕拉德在自责的深渊里不断挣扎，他最终决定，忘却这场窘境。迪玛是他的保护者，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不会放弃他。半个世纪来，智力和伦理道德的不断沦陷？不是当下。如果过往太过模糊，那么现在的情况则一目了然：学者注定与书为伴，而不应该在街头争吵。
戈拉曾问自己，帕拉德是否参加了那个令他厌恶的政党，从而逃离曾经的世界。在这件事上，他可能自己做出了妥协。
愤慨会日复一日地出现，宛如轮回。然而，这位长者和年轻的学徒却将继续一起合作出版书籍。
在科斯敏·迪玛的葬礼上，继承人宣读了一篇令人悲恸的悼词，表达了自己对逝者真挚的缅怀和对其获得解脱的公开肯定。帕拉德用寥寥数语，向来宾宣告迪玛是一个用独特视角审视世界的大师。他与杰出的先人一样，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看法，并为此奉献终身。“我的尊师笃信有机性，我更喜欢中世纪艺术技能的组合[9]。在信息及认知科学的理论领域，曾经的学术空白已逐渐发展成了如今各派逻辑与信息百家争鸣的局面。我更倾向于不完美的概念，精神上的活力也总萦绕在我脑海中。”
帕拉德断言政治盲目，甚至狂妄地将其忽略或者无视都无法与爱相媲美。而且他还再次当众表达了他对逝者的敬重与爱戴。或许这还是一种治疗法，拯救那些无法忘却政治迷途，也无法对此保持沉默的人。
“在他去世之后，迪玛先生给我捎来过消息，我驳斥了他的所有观念，同他意见相左，但我们还是持续着论战。”
在仔细研究了代码之后，帕拉德总期许着能影响地球上和宇宙间的种种。他痴迷于社会预言，纠缠于个人劫难，沉醉于情色哑谜，于是他将此托问浩渺星辰。他逐渐疏离了流亡者社群，在流亡刊物上公开发表反民族主义的文章。他每周都在攻击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同胞们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来源于后纳粹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就在那时候，各种形式的威胁纷至沓来：电话胁迫、书信要挟、街道暴力。他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但他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也不曾报警。寄来的奇怪包裹越积越多，他完全不想打开它们，或将其扔置一旁，或丢进院子的垃圾堆里。他曾公开表达自己想抛弃基督教信仰的愿望。他愿意为任一其他宗教这样做，或者就为了无宗教的信仰也行。
那会儿恰好是帕拉德决定启程回国的时候，他想在祖国短暂停留，亲眼看看，在共产主义之后紧接的究竟是2000年还是20世纪30年代。他返回美国时满脸抑郁，意志消沉。关于戈拉教授的消息也不令人安心，尽管据说他已经得到了顺势疗法的治疗，可是消息中还是存有空白。
一天晚上，他在剧院看到了露，她正由一位年轻的男伴陪着。据他所知，这位先生实际上应该是露的表弟。
彼得，就是露唯一的表弟。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位年轻人现在成熟了许多，仪表堂堂，十分健谈。这位姓加什帕尔的表弟实际上过得怎么样呢？他从大学毕业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名伟大的运动员？他还像以前那般打篮球搞田径吗？他还写关于展览和马术的批评文章吗？他之前是否还曾陪过露呢？
卢奇安·帕拉德是米赫内阿的兄弟，他和他的爱人和戈拉的这位前妻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无论是在家庭聚会上，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之前都曾见过她。那时她又由谁作陪呢？
在剧院，她和彼得在一块？他们，然后呢？他们只是表亲不是吗？彼得从国家的另一端赶来，在首都这里待上几天，而他的表姐就邀请他一起来剧院看戏。仅仅是礼貌客气罢了。无论是剧院或是电影院，露都受不了孤身一人前去，更别说一个人去音乐会或是独自去游玩了。所以让年轻的加什帕尔先生作为男伴陪她一道同去也并不令人讶异。
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还有辆车呢？他当年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来布加勒斯特参观，那会儿他就对街上的汽车很是着迷。尽管那时汽车并不多，还破破烂烂的。他可能还去弄了一辆有名的特拉班？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玩具，塑料做的不说，装的还是摩托车的发动机。开起来冒着烟，“噗噗噗”“砰砰砰”乱响，还得经常换那个廉价的火花塞。柴油和汽油的混合液很管用，用着耗油少。这可怜人的车哟，直到社会进步才轮到人享受，才等来它，而这一等就是整整五年……检察官加什帕尔是不是从他亲爱的党那里获取了他儿子梦寐以求的好处？大卫·加什帕尔又重新成为检察官，还是正如那谣传的一般，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关在牢里？
这过往烟云，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些回忆片段闪现又隐去。瞧，尽管露以前拒绝这么做，但她现在正陪着古斯蒂·戈拉。她现在正扮演着唯一的妻子的角色呢！不！他们的相遇不是幻觉，他们的离别才是。
“我不是遇见了她，我是与她重逢了。她一直就在我心里。”戈拉教授对他那缄默的听众喃喃低语着。
她不愿陪戈拉来到这闲适与自由的荒野，亦不愿任他随命运颠沛流离，她陪着他，也不知她究竟知不知晓，只因如此，她抗拒着分离。
这对夫妇一言不发地沿着人行道走至火车站前，彼此依偎着。露望着自己的丈夫，突然甩了甩自己黑色的秀发。
“我不信彼得知道他父母的故事。他父亲不知何时同莉莎结婚了，后来她不幸地和他们的女儿米莉一起被烧死了……他们新的开始是彼得而非大卫。我确信。这位篮球运动员承受不了那泛滥的母爱。”
他们送走客人以后又回到了火车站。戈拉对露对这个话题的执着倍感诧异。
接下来的数月里，露恍如重新找到了自己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存在感。大卫和艾娃·加什帕尔的传记重燃了她对遗失密码的记忆……透过他们，她开始渐渐了解那个过去不曾熟识的自我。
“我不确定彼得就是大卫的儿子。是解放的狂喜放纵了人的本能，过去被监禁的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自由的放荡，被监禁之感的释放。它们适时地被混在了一起，人们都这样说。大卫就在那时见到了他那一时或者说是一夜的情侣。彼得就在他们返程的路上，出生在了贝尔格莱德。艾娃不想回去，但是大卫坚持要重拾他那真正的回忆。匡扶正义！正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彼得才学着打篮球。”
从旁人那里获取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信息，互相纠缠着，都化作了猜想。那不是简单的闲言碎语。在这位当时尚不认识的表弟来拜访前还没有这些闲话。而几个长久以来无人问津的问题却把这流言蜚语激了出来。警告的信号、冲突与等待。露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戈拉觉得自己被排斥了，像是被降级为一名观众，只能知道哑谜的其中一小部分。露以前也有这样出神的时候，迅速断片，通常难以察觉，突然人们就跟不上她的思路了。感人又可逆的孤僻。只要在合适的时候触碰她一下，她就会从昏昏欲睡的起伏中清醒过来，好像突然从被鬼神附身的状态回到了现实，整个人又恢复了元气满满的样子。她就如一下子充满了电那样，还激励起自己的伙伴。像缺失的热忱那样，她被同样的热忱所抛弃。人常常无法确定加强联系是否是另一种逃离。黑暗与灼热使他睁大了双眼。他的双手颤抖着，双唇微微哆嗦，咧着嘴，像是贪婪的吸盘吮吸着猎物的鲜血与脓水。
希冀的魔法激活了回忆，将它拉到露的身边。起初，常常是同样的，而后每一次都变一个样子。每一次都能听到困惑、魔幻与忧郁的沙沙声。
他曾不止一次企图将这回忆封藏起来，可是它却像海潮那般退去又涌来。露藏身的那个远方挥之不去地在他脑海里萦绕。他起初难以忍受，后来却着了魔似的渴求这种感觉。
他接受了这一看似不真实的消息：露，成了彼得的情侣！这位年轻的表弟定是耍了什么把戏，谁知道他有多么滑头，不过这兴许只是他一次谦卑的练习罢了。抑或是横亘在戈拉夫妇之间的又一次测试而已。露的这位前任和现任丈夫古斯蒂—奥古斯汀·戈拉这样认为。
美丽如露不会无缘无故地与彼得结为伴侣！当然这先前一定还有其他更为热切的追求者。选择她这位年轻的表弟意味着一种可疑的顺从和一种对公众意见可疑的睥睨。对于社会公约，露并不高歌赞颂，但也不会太过于离经叛道。
卑躬屈膝的受虐狂？无论是想象露的屈辱，还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共谋关系，戈拉都乐在其中。
几年前，奥古斯汀·戈拉在这个全新的自由世界醒来，蓦地感到自己身心解放，无拘无束，充满了安全感。几天后，他给科斯敏·迪玛教授写了封信，很快便有了回应。迪玛常常给他致电，向戈拉打听故国的情况。没过多久，迪玛就给戈拉买了一张机票，想让他和自己当面聊聊，并表示愿在异国他乡帮他一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戈拉又再次拜访了迪玛教授。
刚见面的那一刻，戈拉就对这位精神矍铄的老教授钦佩不已。而后，他也常用“老教授”来称呼迪玛以示尊敬。在这位学者的理解中，流亡就如同一场在局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冒险，为那些已在书籍中流浪过一程的人们打开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有这么一条重要的经验：当你陷于极端环境时，你必须重新学习“更新的战略”，一个虚弱的声音这样说道。
他与故国之间的联系充斥着乡愁与废墟，他用同一种分离感，抑或是表面上的分离感审视这段关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显得越发表面化。如果你熟悉国会图书馆里的那些报纸，你就会明白那不过是表面现象。
这一直持续到他忍无可忍的那一刻：存在，作为一种特权！广袤无垠，稍纵即逝，有个腼腆的声音不断重复着。
那娇小的手，因为疾病缠身和常年执笔而布满了斑斑点点。为了使声音变得坚实饱满起来，他在一大叠手稿上颤颤巍巍地画着词语的重音。
那么死亡呢？戈拉自问道。戈拉曾拜读过他所写的关于死神和病态迷宫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着激昂的情感。他熟悉拥戴者们的口号，就是那些为了净化的《启示录》而武装起来的人们。这位老教授，就和他曾经的同志们一样，为死神呈上了一场虔诚而恭顺的献祭，同时还有翔实的研究与诠释。
短暂停顿后，迪玛充满忧郁地补充道，“死神！至高无上！它统治着一切，是绝对的君王，是真正的上帝。正因如此，我们通过死亡去拥抱他。”这不像是在回答任何问题。他建议那个新来者和故乡的人们保持联系，不要抛弃任何与曾经的记忆有关的事物，无论好坏与否。“我们的坟墓就在那儿，在那曾经的记忆中，比我们存在得更为长久。”
迪玛有些不知所措，从办公桌的边儿上拿起烟斗，开始在指间把玩起来。“很快，这种小乐趣也会被剥夺。”他喃喃道，手中依然不停地转着烟斗，周围却不见一根烟丝。
“不要忘记过去的特权，同时也应好好利用当下。”
不过是味同嚼蜡的修辞与话术罢了，戈拉思忖道。几天后，他在一封致露的信中回忆起那次与阁楼迷失者的偶像的对话。他们初次会面就在那阁楼上，似乎这位颇具名气的迪玛愿意同美国的有关部门进行正式交涉，以便为还留在铁幕另一边的戈拉夫人争取到一本护照。
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情势每况愈下。戈拉希望露不要再拒绝他的好意。她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加剧了他内心的混乱。他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却不知如何形容。那时，阁楼里充斥着年轻人暴风雨般的争论声，忽然间有个学生将科斯敏·迪玛的三本法语著作放在桌上，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
大家马上开始讨论起这位著名的流亡学者，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戈拉保持了沉默。他不参与讨论，用自相矛盾的只言片语回答了年轻人的问题。不需要提醒露为什么他对充满激情的学院式思辨毫无兴趣——他坚信，她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初次见面。那时候她就像其他人一样，理解他那意外沉默的原因。这不只是单纯的明哲保身。听众间七嘴八舌的争论由他一手操控。他想与这场纷争保持距离，从而利用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吸引那位陌生女子的注意。
不知道是谁把露带到了这群嫌疑者当中。然而，所有人都目睹了她是和谁一起离开的。
接下来的几个夜晚，他们一道前来，结伴归去，之后又缺席了很长时间。当他们再次归来时，却不再表现出对颠覆性争论的兴趣。他们如同不速之客般出现，接着连续消失好几个星期，直到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婚礼后，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艳动人，常常喜形于色，也开朗健谈了许多。戈拉不得不让自己变得更成熟稳重，从而背负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尽管如此，他有时也充满孩子气。比如，他会开心地模仿妻子的每一个动作。幸福的时光总不带有过往的羁绊。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戈拉仍百思不得其解，露为什么拒绝陪伴自己前往那令人神往的美国。他也一直尝试着了解各种缘由。大众的眼睛发现不了其中的破绽。然而，私生活却往往能揭露出那些奇怪的抽搐。理性而注重实际的伴侣在悄无声息间被加倍的恐怖笼罩，迷迷糊糊地跌入黑暗。你再也认不出这个陌生人。她蹲坐在墙角接受惩罚，又悄悄地扭动着身躯，在毒藤间挣扎，难以被人察觉。露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不应怨天尤人，从而避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痛苦。于是，她只暗自在孤独中哀叹。
最初那几年共同生活的欢声笑语在这不断倒退的年代里难以复现。那种快乐也逐渐地被那种和陌生人共同生活的魅力所取代，自己的霸权也随之瓦解。他开始逐渐破解妻子的密码，却从未能彻底地猜透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等待着让他震惊的事物出现，等待着轮回。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追溯过往仍让他惊悸不安……
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刻，那盛装出席的衣裙倏忽间化为乌有，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所有的保护，被摧毁、被深渊所吞噬。怀疑很快再次占据了她的脑海。幸福的光景不再，周围也不再有坚实之物，只剩下那随时可能降临的狡黠圈套。她就像一个俘虏般，感到自己被抛弃在无名者和被流放者的荒野中，在逆风中一阵慌乱，被推向早已等待她许久的万丈深渊。
他也不知道在那段唤作露的过往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爱意。他无法指明是何种奥秘使他们分离。一切都是这样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然而，他依然坚持让自己陷于那善意的迷惑之中，那不过是一场乱伦，而乱伦的对象是那与他长得不甚相似的姐姐。
莫不是驯化的婚姻之情破坏了爱恋？
一直以来，流亡、流浪的屈辱令他胆颤。在那个孤儿的容身之处，她是不是同一位年轻的表弟做着伴？真是荒唐又奇怪。难道是那种部落宗族式的亲昵？
荷兰人的巴尔干后裔不过是个幌子。还有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戏谑地呈现着没有后人、不见未来的滑稽模样。
呵，子孙后代。看吧，仅一步之遥，瞧瞧这周遭的一切。装满谣言和货物的筐子，沉迷于广告的公民，星球的盛大集市。在赐他声誉的这场闹剧般的葬礼上，明海尔发出阵阵笑声。
朋友戈拉哟，不妨让这恶念伴你入眠。我们可以确信，这注定是个喋喋不休的夜晚。
彼得放弃纽约大学奖学金那会儿，露还没在科齐医生那里上班。难道在她同戈拉的第一次谈话时就已经发生了不负责任的事？！
尽管这笔奖学金算不上丰厚，一位意大利女同学仍对这位东方难民的做法倍感讶异。他怎能如此轻易地放弃一笔收入，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投身于未知之中？这位女同学有传说里一般的名字，唤作比阿特里斯，是位艺术历史系的博士在读生。她嫁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富人。她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办法：让彼得每日同她的丈夫共进早餐。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谈论新闻，且这份差事的报酬很是可观。
可以这么说，彼得·加什帕尔的名字在第一时间就博取了奥特温先生的信任。接下来，他每日都带去报纸，二人便在一起讨论。不过这些报纸并非最近一年的刊物。奥特温先生有他自己出生那年的报纸。因此若当日是1月5日，那么他们手里看的就是1920年1月5日的报纸，若是6月22日，则对应着1920年6月22日的那份。好像这世界的诞辰日就是在奥特温先生出生的那天：1920年2月24日。
这个奇怪的职业好像让彼得受到了什么刺激。作为这一善举的对象，他显然对此毫不在意。“我也赞成这个观点！到处听人说美国人是工作狂[10]，怕都得了工作依赖症，对工作寸步不离，考虑的除了钱还是钱。这不就有个人挣够了钱嘛。他辞了工作，就想着把钱往窗外一撒。此般取乐，成何体统！他那年轻却无所事事的妻子倒也不搅扰他。而他对监视她或者统治她也压根不感兴趣，就任她随心所欲，完全不去规制她。他还雇了一个巴尔干的流浪汉，每天早上尽与他谈论些陈年旧事。就像过去那般，男人之间的高谈阔论！”
彼得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了热情。每天下午，他都会去市中心图书馆那儿复印旧报纸。次日早晨，他便将这些带去与奥特温先生展开讨论。
早餐时间有时会延长些许，但是奥特温先生从不过分客气地邀请他共进午餐，因为先生自己也没有时间，他下午还有别的事要忙。
但遗憾的是，命运不允许这晨间聚会长长久久地存续下去。自奥特温先生生辰的那日算起，不过两个月的光景。两个月后，比阿特里斯这位一直都十分优雅又受人敬仰的女士出现了。她前来告知她的这位老同学自己的丈夫受了脑震荡，正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半瘫痪？何为半瘫痪？”
面对同窗的急迫与他的胡诌，这位年轻的奥特温女士并不诧异。尽管对于雇主的遭遇他并未表现出半点关切之情，她还是看着人高马大的彼得，就像先前许多次那般，凝视着他的双眼。
“我相信，他会好的。还是得有个人，为他继续读点什么，每天早晨、午间和夜晚，得有人为他读读报。就他的情况而言，半瘫痪意味着意识的缺位，即身体并未完全瘫痪，而意识却被封锁了。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可能过段时间他就恢复了，那……其实如果我考虑得没错的话，继续支付你过去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哪怕再支付几个月，甚至是一年。而不应就此戛然而止。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你还是可以每日都来，像你之前做的那般，读读报纸，纵使现在没有人同你对话了。至于时间，你自己方便就是。”
她重新看向酷似骑兵的彼得，望着他的双眼。
而彼得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的邀请。
在这之后，他就在一个翻译组里工作，薪水并不多。这个翻译组为跨大西洋的航空公司翻译菜单。这些公司有国企也有跨国公司，里头有俄罗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西班牙人、非洲的各民族人、印度尼西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法国人、日本人，整个一巴别[11]之队。称兄道弟的情谊不过是普遍敌对状态下的调味剂，更别提那微薄的临时性薪水，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厌烦。
许久，当戈拉重新听到他的声音时，他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更为荒谬的尝试。
每天晚上，露—彼得·加什帕尔夫妇习惯了在他们居住的那间可怜的酒店房间里朗读电话簿，聊以消遣。
“兔子从哪儿跳出来”——这就是他们的游戏。
当他们不再翘首以盼时，在那无名的森林中，却真切地出现了惊喜。那并不来自电话簿，而来自彼得在回家途中买的那本画报。那是一篇关于纽约的东欧黑手党的长文。主要人物似乎是一个叫迈克·马可的人，他的生平经历平庸无奇。他曾在布加勒斯特学习化学，后来跋山涉水移民到了美国。那会儿，他浑身上下除了一个行李箱别无他物。之后他又混进了做汽油生意的圈子。没有什么生意像卖汽油那样[12]，活泼的记者们都是这么报道的。后来，他改进了出租车上的计价器，向市政府售卖自己的发明，还和俄罗斯、阿尔巴尼亚的黑手党成员组成了坚不可摧的联盟，从中赚得一大桶金。马可的家坐落在皇后区，统共三层楼，从街边看去并不很气派。然而，这幢房子在地下还有三层，带着一个游泳池，一些监控室，居所周边皆在监控范围之内。另外，还有六间豪华的卧室，墙面和天花板都以玻璃制成。许多房门上都刻着“我爱美国”[13]四个金字。他既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又为那些联邦调查局通缉犯做一些反情报的工作，称得上是精通偷税漏税的“大师”。他几次三番遭到调查，却总因为证据不够确凿而获释。除此之外，迈克·马可还是两百家加油站和好几片住宅区的业主。
事实上，还有不少人与迈克·马可精彩的移民故事息息相关，其中便包括他的一个朋友。那是他童年时代的一个邻居，曾与其一同住在布加勒斯特郊区。露认出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名字。彼得微微一笑。在陌生者的丛林当中，终于出现了一个真实生命所拥有的名字。他们尽量避免提到戈拉教授，但他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给戈拉打电话，然而，他依然是隐藏在书本的鬼魂中的一个幽灵。
死都不应该走这条路，露狠狠地说。她发狂似的在电话簿上寻找。只有他了：米舒·斯托茨[14]，也就是迈克尔·斯托茨，只能是他！
彼得微微一笑。露拿起电话，拨了他的号码。米舒，或者说迈克尔，忽地从虚无中出现在电话那头。他像一条酩酊大醉的流浪狗般尾随褐发美人的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对此，他一点儿都不诧异。迈克尔·斯托茨冷静而不失礼貌地邀请他们夫妇俩来森林群山[15]见个面。他们迎来的先是一段漫长的地铁之旅，而后还需步行一段时间，直到看到一扇巨大的橡木大门。门的右手边便是门铃。
中国仆人微微鞠躬以示欢迎，带领他们入内。
米舒·斯托茨盛装出席，风度翩翩，正在宽敞而雅致的大厅中等着他们。只见他高大魁梧，身着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衫，似乎刚从一场商务会议中脱身归来，还来不及摘下领带。和彼得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十分绅士地在这位美人面前微倾腰身，只是不见了之前的愉悦之意。
旧日同窗亲切地望着彼此：米舒对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十分满意，而露，则为崇拜者的美国化身感到惊讶不已。
“我一个人生活，还是单身。”
他傲慢地望着这对表亲，目光有些炽热。很显然，他实在不相信他们是一对表亲。
“这个中国人是我们的厨师，也算是管家和家政工，总之什么都干。我算不上富有，也没有接受迈克的建议，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我不想牵涉其中。起初，他的确为我雪中送炭，其中也包括经济上的帮助。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朋友慷慨相助。黄金般闪耀的灵魂，那种被粪土包裹着的黄金。”
那个中国人以一种主人般略显高傲的姿态在餐桌上摆上了三明治和葡萄酒。米舒开始打听起冒险者们的处境。
会见结束之际，他举着那杯法国白兰地，说自己还拥有三家加油站和若干辆豪华出租车，有着一份相当体面的收入。自然，随之而来的还有海量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尽管他自己从未做过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然而，他的收入并不单单来源于这些工作。他浅浅一笑，为这段提升优越感的补充说明感到扬扬得意。他又短促一笑，假惺惺地娓娓道来：“事实上，钱从来不是靠工作挣来的。那些公务员或是司机赚不到什么钱，只有业主老板才能赚得盆满钵盈。我也是其中一员。”
临走时，他递给这两位客人一人一张名片。他的眼神全都聚焦在露身上，补充道：“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就给我打电话。上边的第三个号码不太忙，容易接通。”
尽管在这场见面中没有谈到以后的事，但他们终究还是又见了一次。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失业期和打了几次零工之后，彼得决定致电斯托茨。而这次，他没有告诉露，私下与其约见并得到了一份工作。戈拉教授之后意识到，这看起来十分危险。
无须姓名，他也能辨认出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声音是谁。那声音在善与恶之间兜转，遍布在时空的各个角落。他一时语塞，陷入两难的境地。他心里很清楚，露做出这一决定绝非易事，是绝望促使她拨通了这个电话。
“司……司机！司机，你……你听到了吗？那个挺厉害的斯托茨，雇……雇用了他！司机。我们之前完全不知道彼得……彼得想要……自……自杀！他没有承认。哦不，他承认了，只不过是开玩笑的口吻。”昔日似水如歌的声音不断地重复道。“自杀。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那种五美元一小时去公园遛十只狗，或者在邮局里分拣包裹这种稀疏平常的事情。这完全是另……另一回事。”
露稍作停顿，以聚起她的所有力气来好好解释这一灾祸。在启程来美国之前，这对夫妇就已经考取了驾照。尽管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车，但他们知道这驾照在美国是省不了的物件。接下来就是学车了。他们过了理论考和实践考，当然还少不了巴尔干社会主义的特色——塞红包。要是不给这红包，考驾照就悬了。是啊，戈拉教授对这可是清楚得很，毕竟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从每一本驾照那儿，做考官的警察都能获取一笔小费。因为心中有数，露在考试之前就抢先付了驾照的钱，然后去考试，这样彼得考的时候就不用再给了。之后他就收到了寄到家的驾照。这自然也是付了相同数额的钱的。是的，戈拉对这个过程仍记忆犹新。
“他什么都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更别提有什么经验了！然而他却被月亮城迷住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常去星星上游荡。月亮怪物那是做给我们看的。而我们，则是四处流浪的梦游者。他如是认为。”
一阵沉默。她似乎是被自己的话语吓到了，好像生怕对话不受控制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沉默依旧。连戈拉也未曾察觉，就算是他自己，也无力脱离当前的这个窘境。
为避免危险的延续，露抄起一本旅游指南，就开始快速念起来，尽管她念得不大自然。但那些列举之处是彼得做梦都心向往之的：布莱顿海滩[16]的莫斯科，小意大利区[17]的意大利，皇后区[18]的巴尔干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唐人街[19]的中国人，哈莱姆[20]的塞内加尔，布鲁克林[21]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徒。
无论你用手掌拍打多少次还是施以无穷的咒语，逾20年沉默的寒冰是无法融化的。戈拉承诺同企图自杀的这位仁兄好好谈一谈。不过自然是收效甚微。
剩下的只有露嗓音的回响。剩的不止一点点。
上班的第一天，彼得跟着斯托茨的一辆高级轿车一起出现在一位名流家中。他是大学的权威，亦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官，不清楚，反正就是一位大人物[22]。就是这样，其余都无关紧要。这位名人要先去机场，然后这辆出租车一般的高级轿车将送他去另一个地方，接着再按照斯托茨的调度员的指示去一个别的地方。
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在旅馆看门人的车上，这位新手每天要练习三小时，整整练了两天。
“转钥匙点火，脚踩油门。刹车。左边，刹车。后视镜！后视镜，注意看后视镜。”墨西哥人提醒道，他因为恐慌而不停地流汗，“慢一点，别这样，这又太慢了。车速太慢了。倒车！就这样，左边。脚，你的脚，对，踩着刹车。脚踩刹车！加速，对。左边！看后视镜！右边！右边的后视镜。你要注意看后视镜呀，始终都得留心着后视镜。”
社会主义旧式学车指南，使他操作一团混乱，手、脚和眼睛仿佛都只能各管各的工作。
墨西哥人的头发因恐惧而耷拉在头皮上，他那小而黝黑的双手不住地发颤，眼珠子仿佛随时都可能从眼眶里跳出来。他连连比画十字，将脑袋深深地埋进那双小手里，好让自己不看接下来的画面。而彼得却依然镇定自若。他对自己的训练成果极其满意，很是喜欢这带着四只轮子的飞龙。
他只重复着一个词，“慢”。他找到的提示和要求就是“慢一些”。这就是他要重复的事，就这些。这一密语将驯服众神。慢一些，只要开得慢一些，你就有时间纠正你的失误。死亡的竞赛就是一部可笑的恐怖片。
汽车发动了，司机却还没准备好。缓慢的指令，魔鬼一般，左边，慢一些，停，脚踩刹车，对，就这样，油门加速，脚踩刹车，慢一些，向左，太过了，太过了，现在向右，慢一些，后视镜，注意看后视镜，向左，对，停。红灯了，停下。
这位好像从史前时代来的司机就这么端坐在现代马车的方向盘面前，保持着他一贯的冷静，还开着小差。缓慢地加速，简短而重复的指令——“慢”。他全然不顾导航嘈杂的声音，这个指令就能保佑他了。慢一些，缓一些，就像指令提示的那样。
过了一会儿，坐在后排的露喃喃自语道：“自杀综合征。”这一幕也出现在了古斯蒂·戈拉的梦中。
对，向左。脚！脚踩刹车。油门加速，好的。向右，看右边的反光镜。慢一点，停。红绿灯！停！简直是解脱……停。奇迹！他到了！慢一些，慢一些，谨慎地拐弯，冷静地转向，汽车喇叭在耳畔叫嚣着，司机们绝望得像是开进了一片泥泞纵横的积水，生气得把手伸出车窗朝天高举。圆满结局：红绿灯。
众神庇佑他，红绿灯保护他，他相信自己是得到了救赎。他开得慢，但胆战心惊。终于到了！什么时候到的？怎么到的？他看着下城区。小意大利区，这儿不就是那位名流的住处嘛。
他闭上双眼，感到精疲力竭，他把头靠在方向盘上想要永远地睡去，让自己久久地沉浸在这放松愉悦的时刻里。你要自杀？无论如何，你每分每秒都在圣坛前面跳舞。异教徒的圣坛。围绕着它的，是来自你周围和你内心的陌生人。头顶盘旋的，是命运之鹰。在生命的四周，是原始的婚礼。恐惧，是的，他是如此地害怕，被无垠的哥特式的恐惧所笼罩。加速，刹车，后视镜，喇叭，向左，朝右，慢一些，红灯，停。得救了！短促地，令人难以预料地，结束了！得救了。
他重新活了过来，朝着方向盘上方的后视镜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帮凶似的方向盘，又重新审视了这带着轮子的怪物。他那样子仿佛是头一回看到这死亡的机器一般。
他下了车，按响了这位名流家的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他动作敏捷，蓄着花白的胡子，头发梳得整齐服帖，戴着蓝色蝴蝶领结，有着大大的手和鼻子。他出来得有些匆忙，但依然衣着得体。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而后就把小行李箱往后座的椅子上一扔，坐在了骑兵彼得身旁的椅子上。
“怎么？你说你怎么称呼来着？加什帕尔？加什帕尔·豪瑟？不是那位名人吗？是这样称呼吧？加什帕尔·豪瑟？”
司机一脸惊愕地看着他。可来了一位能谈话的人啊！他准备好了，他可以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拖延时间就行，只要不用再启动发动机。他可以和这位传奇的客人一直聊那位名人加什帕尔·豪瑟，哪怕聊到晚上也不碍事。只要能让他忘了这死亡的竞赛。
“不，其实我不是加什帕尔·豪瑟。那只是一个玩笑。叫我卡尔就行。”
“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
“不。罗斯曼。明海尔·卡尔·罗斯曼。”
如果用皮佩尔科尔恩不免过于夸张，罗斯曼听起来更为得体。
“明海尔？也就是那个‘先生[23]’的称呼？或者说，罗斯曼阁下[24]，罗斯曼尊驾[25]？”
那位乘客望着他，不曾转移视线。他微微一笑，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喜欢这个游戏，也喜欢这个和他一起开玩笑的伙伴。他不再着急去机场。而对方也因找到一个合拍的对话者而感到欣喜。
“罗斯曼，是这么叫的吗？卡尔·罗斯曼？卡夫卡？美国小说？布拉格人眼中的美国？”
司机也微微一笑，坚信这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先生和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一定也聊得来，因为要想打断他的话并非易事。他在椅子上坐得很不安分，毫无耐心地了解着这个移民的过去，比如他的国家、职业和他掌握的语言。他应该会很多门语言吧？这不就是小国人民的命运吗，不得不掌握许多门语言，不是吗？
“那名字呢，名字是什么？请你认真回答。”
“RA 0298”
“你说什么？”
“我的姓名已经变成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纹在我的胳膊上，就像在……要给你看下吗？”
这位乘客瞪大了眼睛。
“你想说的是……不，不，你还太年轻了。这真是个糟糕的玩笑。拿奥斯维辛来开玩笑简直太糟糕了。”
“好吧，同意。我承认这很糟糕。”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驾驶证的编号吗？”
“外国居民的身份编号。RA 02987896，简称RA 0298。”
他们聊了许久，仿佛是一场永恒的对话，或者说，只是漫长的五分钟。小意大利区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注重实际，朝气蓬勃，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是时候出发了。
司机点着火，并踩下踏板，重复着那套把他带到小意大利区并将带他前往更远处的魔鬼之术。慢一点，慢一点……加速，就这样，注意脚，没错，脚踩刹车。向左，注意后视镜。
还没开出几米，他便开心地停了下来：红灯。神圣的红灯。原来口若悬河的乘客这会儿缄默不语，一脸错愕地看着司机。司机等了一会儿，绿灯便亮了。他却没有立即启动。“慢一点，慢一点。”再等一秒，两秒，三秒吧。他听到了从车后传来的喇叭声，他庆幸自己已经拥有了这套魔法——“慢”的魔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之前就是凭借这般方法到的小意大利区，想必这次他也能好好地效仿，能顺利到达机场的墓地。慢一些，魔鬼只明白这个词。
他再一次出发了，百般谨慎，快到了，就近在咫尺。
“不，不！”小胡子男人大喊道。“够了！这行不通。完全，行不通！”
这位大人物气愤地叫喊着“行不通”，抑或是“我受够了”。没人知道这个顾客还嚷嚷着什么。他涨得满脸通红，好像就要中风的样子。
“快停车！我要下车。”
司机停了车，等着这位优雅的先生要回他的行李箱，丑闻也将随之而来。然而，这位大人物却忘了他的行李箱，甚至都没有瞧一眼后排的座位。
“下来！你也给我下车！”
司机蒙了。他一脸惊愕地看着这位顾客，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也没有勇气去弄明白。
“你下来。我们换个位置。”
他换到了驾驶座。开到机场后，他们还成了朋友。
在前往登机口之前，拉里让彼得·加什帕尔给斯托茨打电话，跟他说他在机场感到身体不适，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得派个人来开回去。
“喏，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一个中学的主管。学校很小，有点特殊，但是充满朝气。我这儿没有空余的职位，没办法帮到你什么。如果你生活对付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别再开车了。做点儿和毒品或者枪支有关的事儿吧。车祸实在是无关痛痒的一种死法，而你又是一个敏感的人。”
彼得看着这张小卡片，怛然失色。贝德罗斯·阿瓦基安！贝德罗斯·阿瓦基安博士教授。就这么几个字，已全然意味着他颇具名气，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细节辅以佐证。贝德罗斯·阿瓦基安，也就是，拉里！司机彼得明白了，这位又叫加什帕尔或者叫卡尔的司机明白了。
就这样，彼得结识了拉里。在他之后的叙述中，移民彼得将会使用“拉里”这一通用名来指代他所有美国命运的使者。
在这场与死神的邂逅失败后，这位临时的出租车司机便受雇于斯托茨，在他的一家加油站工作。露成了科齐医生的雇员。夫妇俩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彼得没有忘记拉里的第一个建议。与其因车祸而离开这个世界，不如尝试点其他事儿。比如，从跳板上坠落。
后来，他和加油站的主管成了朋友。那里的主管是个叙利亚人，有自己的生意圈，赚的钱不怎么干净。车来车往，城市里充斥着情色的欲望。独一无二，彼得喃喃道，月亮城的爱人，唯一的统治者。彼得·加什帕尔先生看过四季不同的晴空，如今望着这血红的天际却熟视无睹。哈姆雷特式的云彩，远古的星宿之章，五彩斑斓的鸟雀，看似虚幻的穹宇之杖上的大象。多雨的黄昏。高耸而宏伟的新巴比伦之塔，剑指苍穹。建筑的支柱深嵌于肮脏的地底，老鼠窜逃于此，流浪汉谋生于此，更不乏蟑螂、乞丐、鼹鼠和杀人犯，他们都属于大都会的动物群系。“美妙的城市”，流浪者喃喃道。面对着无动于衷的东方人，他一脸诧异，只见那脸颊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沟壑纵横，目光空虚而无主。
“把那些灯泡换上。”一个沙哑的声音如是说道。
他找到了灯泡，带上梯子便出了门。过去了好几天，他迟迟没有更换那些烧坏了的灯泡。往上，就在招牌的右手边。一步，接着一步，双手扶着梯架。一步，再一步。他的左手撑在梯架上，把右手伸了出去，想把烧坏的灯泡拧开。手尚在半空，却忽然听得“嘭”！爆炸。不是灯泡爆炸，而是地面。猛犸象的躯体撞击在地球上，擦出巨大的火星，地面因此而剧烈震动。
救护车里，这垂死之人产生了幻觉。“豪瑟。够了，结束了。那些航空公司，还有肯尼迪。”肯尼迪和航空公司并不难区分。“豪瑟。小家伙。一切都结束了。”
近乎死人的他在梦中的方向盘上挣扎着。亲爱的红灯。“没……没有责任了。结束了。”
他把梯子架到了墙上。烧坏的灯泡就在加油站前面的柱子上，而新灯泡则在长裤右侧的口袋里。他爬到了顶端，雨不断地拍打在他的脸上。他把手伸向了柱子，思绪便和手一样飘荡在半空中。潮湿的石板路。旋转的梯子。大象被弹射到它出生的大地。嘭咚！石板路上便出现了一具庞大的尸体。
急诊住院不需要保险。任何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治。那个叙利亚人和斯托茨老板都知道这点。正因如此，老板也从不为自己雇用的移民支付医疗保险。医生把伤者从昏迷中救了回来，并告知他其两腿均发生了骨折，必须尽快进行手术：重接断骨以及植入支撑架，从而恢复正常骨位的垂直位置。巴基斯坦的外科医生实现了这一奇迹。斯托茨为此掏了一大笔钱，或者说，从他曾经的好友马可·迈克的腰包里掏了一大笔钱。迈克，是一条对非敌对者的痛苦十分敏感的大鲨鱼。
从鬼门关被拉回来后，彼得·加什帕尔被免除了那些额外的费用。然而，这场意外却似乎加深了这对表亲之间的误会。
从伦敦归来后，阿瓦基安博士一直在打探司机加什帕尔的消息。奥古斯汀·戈拉教授曾经被阿瓦基安博士所在的学院授予荣誉称号。他接到这位主席的女秘书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认识主席的这位奇怪同胞。
“所以，你认识加什帕尔对吗？”听罢，这位历史学家阿瓦基安兴奋地尖叫起来。“加什帕尔！RA 0298 ！彼得·加什帕尔。”
“是的，我认识他。”戈拉嘀咕着回答道，“我知道他的名字……不过，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您得知道，我知道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东西。”
“不，不，我没开玩笑，不止是玩笑话，相信我。死亡，这才是我想说的。死亡的使者，奇怪的使者。”
戈拉陷入了沉默。
“死亡！这就是你那位同胞所代表的体制，我原以为他只是初来乍到不熟悉这座城市，辨不清这里的街道，弄混了地址，因此才感到不知所措。我曾试着让他把注意力从那见鬼的方向盘上转移出来。所以我和他讲了小意大利区的事。谁知道就在那里死神找上了他……我还同他讲了加什帕尔·豪瑟、布莱希特，维尔纳的剧团，还讲了卡夫卡和其他随便什么东西。我是一名历史学家，但我也是一名读者。当然，还不止这些。让他把注意力从开车上转移开来？不，除了他自己，谁都没法这么做。他开车的时候虽然瞪大着双眼，望着眼前的一片混乱，但灵魂却是出窍了，可能坠入了地狱，也可能飞升了极乐。简直不可捉摸！他一直在那里瞎摸索，开得又慢，极慢极慢，动作拘谨，十足受了惊的样子。他的脚一直在寻找踏板，那双眼睛好像随时能射出电来，总是边开车边祈祷着。那就是纯粹的恐惧。是纯粹的，先生！”
戈拉思索着，想要抛出几个问题来，但是阿瓦基安却丝毫没有住嘴的打算。
“我让他说些他知道的事情？为他助助兴？也没有别的惯用办法了。”
他笑着，这位阿瓦基安主席开怀大笑着。他很开心他战胜了死亡。
“不过，您知道吗？加什帕尔这家伙非常……”
“不可思议！你是想说他很不可思议吗？是的，就是个奇迹，这个词很是恰当。我从奇迹中侥幸生存。而他完全无所谓的样子。我，他，汽车，纽约，就是一出戏，如此罢了。不过灾难来临前的一出戏。一出灾难的戏。”
历史学家无法忘记那次试验，无法从这个病态的剧本中抽身，尽管这剧本的内容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您给他的那张名片是……？”
“就权当感谢信了！算是补偿吧！下次他就会把它转交给他的老板——死神。现金的补偿，无论多少，就是俗了点。”
“所以您决定与他再次见面了，对吗？要和他……”
“与他再重逢？像路人那样……就像路人那样，戈拉先生！只是同路人那般，无论何时！什么，我已经决定了？当然！我就是这样考虑的。这是良心问题，我可没忘。奇迹是无法用其他东西来补偿的。”
再没有比贝德罗斯·阿瓦基安本人，能更好地为彼得的事业辩护的了。甚至无须其他任何补充，就得让他无穷无尽地发表他的长篇大论。
“你知道的，我之前是试验戏剧的中心人物，也是试验历史的核心人物。另一个世界的伟大试验。目击者和试验品。半个小时不到，死神吻遍了我身上所有地方。我也无能为力。但是，我还是逃了出来！但那坐在方向盘前的蠢货却没有。他没能逃出来，我确信这点！现在，过一个小时，或者明天，他就会遇上大屠杀、原子弹爆炸、全球性地震或是宇宙风暴。一定会这样！我现在要不要报警或者打给出租车公司或者现在就把他录用到学院里来？你知道那会儿的人，是匆匆忙忙的。我当时急着赶去伦敦，为了参加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是关于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我得主持这个会议。即使在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之后，我也没忘了我就要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伦敦。后来，总算还是赶到了。”
“所以，加什帕尔可能……我想问他会不会给您打电话呢？”戈拉鼓足了勇气，“据我所知，他还留着那张名片。他可能最后会……”
“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奇迹会再次降临的话。这可能超出了我和理智尚存之人的理解能力。好了，我现在可以做任何事。教授先生。为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任何事我都可以做。我可以雇用他给学生们讲授神秘学！巫术，魔法，或是星相学？”
阿瓦基安主席笑了，好像对自己很是满意。他极度癫狂的那会儿还向奥古斯汀·戈拉讨要了一份开给彼得·加什帕尔的推荐信，像是要幽默地结束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闹剧。
戈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叠着一沓关于彼得的笔记。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纸张。戈拉喜欢在这些彩纸上快速地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虚虚实实。他就在上面写写自己的想法，记录他练习题中能用上的信息。他和好几家流亡报刊合作，化名在上面撰写一些简短的讽刺悼文。在这些逝者尚且在世的时候，他就开始悉心准备这些文章，而后慢慢写得越来越少，但也不完全放弃。这些文章看起来很简短，即使它们的写作准备过程极其漫长。一篇关于其自传的简短铭文，通常都会拼凑起逝者的人生片段，接着焚毁其存在，使其如过眼云烟般消散？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暴行时，玩世不恭的轻佻是一种屈从。
逝者值得更深沉的缅怀，而不仅仅是靠几篇官僚主义的讣告就草草了事。这讣告不应只包括他们的生平，还应写上他们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写他们曾经拥有的可能性，写那些随死亡而逝的潜能。那些可能只在脑海一闪而过的念头，或只是初步构思，尚未付诸行动的事业，或者根本没有勇气等到落成的行动。充满未知的生活，常常超脱于我们的意识之外。须臾之间，时空飞速地在周身与灵魂深处延伸。
就这样，戈拉教授一步步投身于那些费力的项目之中。
在同阿瓦基安教授谈话之后，彼得·加什帕尔 RA 0298的档案没有被立即开封。戈拉更喜欢有些短暂的延迟：如果两礼拜以后彼得还活着的话，那么，到那时候就可以奖励授予他这黄色的档案袋了。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应得的。
前面几页的笔记已经相当陈旧了，紧接着的，就是和历史学家阿瓦基安的谈话录，还有几张阿瓦基安寄去推荐信的复印件。
你说彼得·加什帕尔曾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的一名作家也不为过。他曾是一部小作品的作者，只是写得有些滑稽。他还是另一本不知名的大部头的作者，其实他也没真写，只是他的那群崇拜者将这部作品划到了他的名下。他的作品是存在的，长久以来那家文学咖啡馆就这样宣称。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兴许也并没有必要来证明。加什帕尔在报纸上写的那些关于体育、表演、集邮展和赛马的文章在信件中根本不值一提。他报上的这些文字也只有在其悼文中才值得记录了。戈拉在信中着重提及了彼得在困难时期的开朗阳光，以及初见露德米拉表弟时对其困惑的同情。除此之外，戈拉在字里行间还影射了乘客阿瓦基安对这位司机讽刺之情。这位司机曾想把阿瓦基安带去另一个世界，而非前往肯尼迪机场。他也没忘了用一整段的篇幅来写加什帕尔的双亲，这对从纳粹极端统治的集中营里活下来的幸存者。这段内容是这二位社会主义幸存者的儿子所不愿提起的。作为亚美尼亚大屠杀大会的会议主席，阿瓦基安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细节。在文末，他还提到了这位移民者的学术潜能和教学能力。
出院后，彼得便丢了自己的饭碗。他认真审视着手中那张名片，名片的主人曾是他前往鬼门关之路上的伙伴。给他致电并无意义，而要跨越各种障碍接近他也不切实际。他查了查列车的时刻表，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处处皆能感受到田园牧歌的怡然之情。那位研究古欧洲历史的学者所主管的学院便坐落于此。
等待的间隙，女秘书还告诉了彼得一些事：院长不只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常常作为受害者的辩护者，为那些令人发指的人权践踏案件提供帮助。同时，他还是一位古希腊语翻译家。
美国！彼得低声地自言自语起来，脸上拂过一阵敬仰之情。大学竟藏在密林深处，恍若回到了中世纪！热衷于冒险的自由学者！为著名的诉讼案打抱不平的历史学家、音乐家、化学家、心理学家、银行家、运动员、电影导演，为舞台表演忙前顾后的数学家，成为参议员，总督和总统的演员。
“巴洛克？巴洛克是你本科论文的主题？巴洛克和达达主义，是吗？好，非常好[26]。我倒是很乐意聘请你来做这个课题，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你得再谦虚一些。说点别的，还有什么想说呢？”
候选人突然默不作声，脑中的想象戛然而止。
“说点别的什么吧。多一些异国的情调，少一些学术的气息。我们已有了很多美国文学博士。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系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有没有什么更具有异国风情的东西呢，说点儿别的主题？”
候选人沉默了，在这个早已充满别国风情的国家，他不明白还有何物可算得上是具有异国情调的。
“共产主义？你想说的是共产主义？”
“不。也不绝对。但如果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话……”
“大屠杀？”
在收到奥古斯汀·戈拉教授的来信后，阿瓦基安校长对加什帕尔不回答问题不再感到惊讶。
“你应该明白我们在谈论什么。你来自那被阳光照亮的地方。我猜，你应该有很多可说的。”
“没有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说了。就这样吧。”
拉里望着他，些许懊恼地耸了耸肩。
“还有别的吗？换一个主题。说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马戏团。”彼得自言自语道，思绪回到了那场他参加过的会见。
“马戏团？你说的是这个吗？你曾经在马戏团工作？”拉里的眼中忽然闪过一道光。
“不完全是吧。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好奇。我之前读过不少书，在这方面我着实有点兴趣。我寻思着就此写一篇论文，但尚未完成。”
“马戏的历史？马戏中的巴洛克风格，马戏中的达达主义！面包和马戏？古时候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不是吗？面包与马戏[27]。人们需要面包，也需要马戏。我们处于一个人民民主的世界，我们不仅仅需要面包，还需要马戏。我们也已拥有了这些。哦嗬，马戏啊马戏……也许你有了另一个想法。”
拉里聘请了彼得·加什帕尔来承担客座助理教授[28]一职。在试用期期间，他将评估彼得对学院而言的必要性，并为这个新同事确立第一门课的主题。
不出意外，彼得·加什帕尔就这样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流浪之旅，像是亲身谱写了一本流浪汉小说[29]。他期待着和那些作品类似的曲折经历。对于那些在故国便已与他结识的人而言，他对怪事的容忍以及面临震撼时的冷漠都不足为奇。
然而，戈拉心中仍充满疑虑。彼得对命运的屈服看似偶然，而在这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他所渴望的摆脱责任的方式吗？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止一次地渴望过拥有这样的解脱。让你可以成为任何事物，让你可以模拟任何状态。即兴发挥、千变万化、唾手可得的自由。要是到了一定年纪，碰巧还有来自东欧的背景，那么比起拥有风平浪静的生活，最好还是能碰上些什么事儿。
彼得又如不速之客般再次出现。几场漫长的独白之后，便不再见其踪迹。戈拉的沉默没有使他退缩。他不局限于那些对新来者而言实际而自然的问题。他常常提供一些私密的细节，有时这些信息甚至显得有些尴尬。
流亡会使那些不曾在一个圈子中活动的人们逐渐相熟。戈拉对这种宽心相处，危难时刻拔刀相助的感觉并不陌生。但这回他却感到了进步和惊喜，处心积虑的算计替代了拳拳真心。
彼得在社交生活中张弛有度，也常给他人雪中送炭，是人们眼中的好同志。回望故国岁月，那时他常写一些紧随热点的小品文，字里行间仿佛早就刻画出了他那热情洋溢的性格。有些人因此认为他有点儿傲慢。现在，他透露着秘密，提出激进的问题，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惩罚听众。是自杀的生命力吗？以一种被鬼魂附身的状态对抗着规章制度的力量，无从知晓这是否已属病态。或许只是在当下，在这美国森林中，用自己经历的故事做实验？他会接受这个全新世界的实用主义所要求的再教育和简约化吗？
“我是彼得。希望你还喜欢这个名字。”
看啊，鬼魂再次回归了。紧急情况赐予他一种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
“拉里卧病在床。他的一条腿骨折了。现在在一处不起眼的公寓里，不过地处一片富人区。昔日高大的他现在就这样躺在这张大床上，有着殉道者般冷峻的面庞。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成一小束，像是一条老鼠尾巴。”
“但你曾说拉里个头矮小，满头黑发，蓄着髭须和山羊胡，带着一丝异国情调。”
“哦，不。那是拉里一号。我们现在说的是那个做记者的拉里二号。之前，是拉里一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这位，没错，他是位名人！我对他本人没有什么概念，这是第一次见他。他的名字也没给我任何线索。”
彼得受了自己欲言之辞的刺激，给自己留了一个长长的停顿，俨然是要掌控挑战的节奏。
“周五。我又去了科齐医生那儿。当然，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露。但果不其然，我又失败了。”
一个没有必要的停顿。他只要提到露，还有他们之间那猫捉老鼠，或者说狗捉猫的游戏，便已足够。不，不需要这场激进的沉默，完全不需要。沉默会加剧他突袭那位丈夫时的侵略性。
“拉里与我在街上撞见了，我俩就在那儿面面相觑。拉里一号，既是院长，又是历史学家。我就像是一切巧合渴望捕捉到的猎物，已对此习以为常。而曾经，巧合从不能轻易地找到我。就这样，嘿，拉里，拉里一号，院长，这位昔日的出租车乘客。你最近如何，一切都好吗，好久没见你了。想必一定很忙吧，是赶着去赴会吗？不，我说。和我一起来吧，我要去见一个卧病在床的朋友。就这样，我们便到了这里。拉里二号，著名的记者，一位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发磷光者，阿瓦基安就这么叫他。”
沉默。他等待着戈拉的反应，而戈拉此时正玩味着这场沉默。
“我手头有一份报纸，《时代文学增刊》[30]。尽管我还没有痊愈，但最近还是得忙活这方面的一些琐事。这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写的是我们伟大的迪玛。”
戈拉仍旧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之情，只是默默地看着他面前的档案，电脑还有那双桌边的白手套。
“有谁敢相信？科斯敏·迪玛曾经是拉里二号的教授！事情就发生在历史学家拉里一号常去的那所大学里。”
如呼吸般短暂的停顿，震惊的情绪在空中弥漫，在戈拉的心中层层堆叠。
“那是一场热情对话的开始。受魔鬼启迪后的拉里二号突然建议我回顾一下迪玛的最后一册回忆录。我？我！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要拒绝。绝不应该是我！紧接着，他发觉自己可能戳到了痛处，读起了《时代文学增刊》攻击迪玛的文章。法西斯、纳粹、反动派，戴着文化人面具的伪君子。他又斜瞥了一眼拉里一号，再次坚持道。我便低声嘟囔着，企图找到一些借口。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可没办法用英语写这玩意儿。然而，这似乎也不碍事，找位翻译来便可迎刃而解。‘迪玛的经历错综复杂’，我说，‘需要找一位了解这段复杂过往的历史学家。’我绝望地看着那位历史学家，希望他能帮帮我，拯救我于这危难之际。我的老板却默不作声。‘先生，请别开玩笑。’病人突然张口，‘再也没有比真实的生活与传记更好的历史学家了。你本人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再次凝望着缄默不语的拉里一号。‘请保重，贝德罗斯，让你的人在一个月内把文章给我发过来，逾期不候。够了！结束了！’”
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后，戈拉是时候说点儿什么了。即便是支支吾吾地嘟囔些什么，抑或是哼首小曲。可结果，他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31]
“飞来横祸？戈拉教授，你说的是飞来横祸吧。你简直救了我。是你写的这篇评论吗？它能帮你在简历上增色不少呢！拉里二号的杂志很重要。我马上就给那家著名杂志的记者打电话，告诉他我找到了完美的替任人选。杰出的奥古斯汀·戈拉教授写起文章来会比我更出色。出！类！拔！萃！这就是圣奥古斯汀。”
戈拉看着那发亮的桌面，上面被他摊满了纸张。稿纸飞得到处都是。是的，他找到了要寻的东西。只见他将那张纸凑近了瞧，只消一瞥，他就兴奋极了，仿佛这就是他要找的那张草稿，上面记录着他同彼得进行的对话。
“他已经向你催稿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不写这评论。”
“喏，你看，你不可能看不出来。你比我更了解那位老先生的生平。你知道我在考虑什么。我，只是我！”
早在几年前，迪玛先生就已经去世了。他走的那会儿已算是高寿。但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也只有戈拉能对他用如此亲昵的言行。
最后，这位新手还是开始着手写评论了。他常常求助于戈拉，请他推荐一些参考书目。最近他又变卦不想再写下去了，后来又改变了这个不想写的念头。戈拉建议他忽略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无须关注那些会引起不好反响的时段。戈拉还补充建议，包括加什帕尔家族在内的那些事也最好别提及。
而恰恰是这一鼓励调动了彼得的积极性！他像一个受虐狂一样，总是要求获得新的信息。每次都要重申还是应该由戈拉来写这篇文章。他为那些惹人愤懑的长句而惋惜，又为戈拉拘谨的怀疑而遗憾。甚至还说到了他来美国的这件事，尽管这一举动伴有实实在在的风险，但看起来还是比待在社会主义的地下室里要谨慎保险得多。难道不是这样吗？戈拉先生？谨慎，一个看似多么优雅的词汇呀，而实际它只是懦弱披上了掩人耳目的外衣罢了，不是吗？
加什帕尔心里明白的很，自己同那些社会主义地下世界的伪君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知道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脱胎换骨。就算他以另一种方式幸存了下来，他依然害怕同自己过去的那个祖国发生冲突。就像戈拉一样。他谨慎地回避和戈拉一起公开讨论关于迪玛的事情，但他依然对这位老人心存感激。迪玛总随时准备着帮助这位民族同胞，他把彼得推荐给了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他从未忘记他那博学的文化。书，书，书，他有着杰出的学术生产力，为人又是如此彬彬有礼……在这位学者去世后，彼得和迪玛的夫人还保持着联系。这位夫人常常将关于他的记忆神圣化，想必是这位故人传记中那些值得尊敬的片段让她深受震撼了。
但戈拉依然鼓励着他，鼓励这位新教徒面对风险，引导着他将传记往可行的方向发展。然而二人之间的对话并不愉快。彼得常常表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是谁写的这篇评论？是我吗？与其说我揭露了人尽皆知的秘密，不如更确切地说我只是重新揭露了它？我怎么能让这位卓越的故人在死后[32]遭到公众的非议？”
他质问着，又好像是在扪心自问。他没有等待回复，但审问人同时也是被审问者的帮凶，属于间接性犯罪。
“老祖宗就是这样教导我的吗？以牙还牙我得像先人们对耶稣做的那样，把圣迪玛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迪玛先生，诸如此类的话你都听了多少遍了，这样的话语你该很是了解才对。可是你反抗过吗？我知道，你抗争过，你不会平白无故被怀疑。像我这样，不过是罪人和异教徒的帮凶。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是犹大，对，就是犹大，是他凭一己直觉感知到了殉道的必要性。你是一名牺牲者，是你开启了信仰的新时代！所以，可怜虫犹大，你是一名英雄。信仰之外的婚姻得不到庇佑，甚至算不上什么好事。但，圣犹大，你仍是众基督徒的英雄。你在遇见露之前便早有了这个绰号，但是犹大你却并不关心这些。我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让我来写这圣迪玛的罪状。”
对话者疯狂地宣泄着他的所思所想，还时不时展现出他那激进的指控。这指控针对露、针对她的父母、针对她的前夫，乃至针对这整个世界。
“而且为什么要我，要我来理解他，要我像伟大的迪玛那般温柔？我也是被流放的人啊，我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得死去活来，为什么要我和他同甘共苦呢？难道不是这样吗？要我理解何为丧国之痛？故国就像天空中的那轮太阳可远观而不可接近。你听着……或者像那月亮？你记起来了吗？迪玛的战友们拯救了他们所有人，才避免了集体灭亡。甜蜜的解脱，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谓民族，就是教徒和殉道者的统一战线。所谓民主就意味着腐败，意味着妖言惑众、堕落、肮脏、无序和灾难，你记起来了吗？然后就是日耳曼人的挫败，所谓的高级人种却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而他们的巴尔干盟友们也经历了各自的世界末日。万字旗的革命掀起了死亡大潮。逝者的遗骸遍布在石板路上，在焚尸炉里，在地下，在水里，在空气中。以泽量尸，白骨遍野。而紧接着的就是说教者们的流亡、他们的孤独与恐惧，是他们撕开了以往大师的面具。我，这非得要我来理解吗？我当然理解，教授，我无须费吹灰之力就能理解。
他稍作停歇，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停下来，只是为了喘口气。
“是的，这位伟大的学者值得世人敬仰。杰作！是的，除了他的传记，都是杰作……那么那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公开回忆录和日记呢？难道他是无法放弃镜子？就连破碎的和走样的镜子也放弃不了？当然，我当然知道这位老人火烧书房的那刻该是何种感受。他就那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道上，看着冲天的火光瑟瑟发抖。一个生命马上就要化为灰烬。我能感同身受，相信我，我知道火与灰烬意味着什么，也知道燃烧与余烬意味着什么。”
他好像对着一群潜在的听众滔滔不绝。他实在受不了自己成为那唯一的倾听者。
“戈拉教授先生可知道我有多么希望，到最后，自己能够不再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流浪汉，我现在就是个流浪汉。我在一个流浪者的国度里，因此我很庆幸，我又可以不！负！责！任！”
他没有醉。除了使思想在极度疯狂之中受折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沉醉。他翻遍了自己的回忆，那些未被言语揭开过的伤口即使事到如今他也不愿提及，那么它们又是如何被人所看见的呢。他对自己内心压抑着的那股冲劲厌恶极了。
无能为力的抽泣。他很是同情自己，因为无能实在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
戈拉还是很难接受他所背负的惩罚。
“你得去见见帕拉德。”
“你说波特兰吗？我听说他给自己改名了。因为他对以前的祖国很是恼火，而对这个新到的国家却赞不绝口。”
“是的。就是帕拉德·波特兰。他以前不是和迪玛走得挺近么，还是他的崇拜者呢。他就是为迪玛才来的美国。他知道很多关于他师傅的事情，说不准啊，还会告诉你一些呢。其实，我觉得……”
戈拉教授用手拭去了额头和脖颈上的汗水。
加什帕尔拒绝扩大听众的范围。然而在两通电话后，他忽然被那个建议所迷惑，意欲拜访那个巫师的弟子，毕竟相比起他的师傅，弟子本人也毫不逊色。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帕拉德，他的了解全部来源于书籍。
一个星期的谈话，涉及的内容和几年前他与戈拉的谈话如出一辙。
“迪玛的情况已不只是涉及其本人这么简单，这也正是关键所在。我们能要求随便哪个人公开承认罪行吗？不能。特别是在流亡的境遇当中，死亡、重生、欺骗与冒名顶替皆成为流亡的代名词。没有人想把陈腐的污垢带入自己的新居。每个人追求的都是从头开始，焕然一新，难道不是吗？至于欺骗和冒充？也许也会存在吧。人们在心中臆想，把当下的假设嵌入灵魂，直到这些与曾经的欺骗、未来的冒充交织在一起，不可分辨。这便和习以为常的生活糅合在一起了，不是吗，教授？你可曾考虑过此类庸俗之事？满怀对爱情的希冀，却终被欺骗，可怜的帕拉德……他永远无法忘怀这种失望感。恼羞成怒，悲不自胜。然而，我们俩最终还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迪玛这个可怜人，与旁人并无不同。他所身处的环境、流经的历史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是的，这全都值得关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民族的痛苦、困惑和罪行，都被放大了，用黑色的大写字母放大着。在那儿，无处不在……是的，他也和我讲了那顶小帽子的故事。他织的那顶，就像你说的那样。”
迪玛没有和帕拉德提到他的同志们。他也无法对抗那些对手。他们拥有他的把柄，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从档案中提出那些文件。老奶奶没听见，没看见，也没说话，帕拉德是这样重复你的话的。面对任何一个棘手的问题，老人都会将那皮包骨头的手指捏得咯吱作响，接而重新织起那顶小睡帽，我们的朋友戈拉对此十分肯定。这些事是你们的朋友帕拉德告诉我的，就是那个沮丧的有情人。
争论日夜不休。戈拉仿佛已预见彼得会写一篇文风强硬的文章。彼得·加什帕尔会不会重新在写作中体现出他的犹豫或者运用那些充满正义感的修辞？
又或许他因此写出了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文章呢？戈拉嘀咕着。彼得的《明海尔》出版后在坊间产生的流言蜚语或许又会死灰复燃。这个世界已经看到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将写就一部著作。他也就差这部著作了！
“他就缺这么一部著作了。我们不应该单单关注杂志里一个悲痛的故事，借此去激发人们的恻隐之心，还应该把重心放在一部杰作的出现上。”悼文作者戈拉低声咕哝着，彼得滔滔不绝的言辞攻击使他心神不宁。
“让我以真相之名来写吗，或者以记忆之名？你还有什么老掉牙的词想和我说？”
戈拉双手托着脑袋，审视着深色的桌面。桌上打开着关于RA 0298的黄色档案袋。
他不想听到这一切，但他却无法从幽灵的声音中逃脱。他早已知道乐谱的各种变调。
“大师拒绝自我评判，而我们对他又了解些什么呢？那些蠢蛋立志改变世界，在他被这些人的热情与虔诚打动后，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愚蠢的文章。我为什么会对这些感兴趣？还不是因为那些蠢蛋毒害了我的姐姐，抑或是若没有她的死，我便不会来到这世上？”
彼得长篇大论式的哀号！在这审问的热情中，这个听众感到他逃避了一些问题。
“我明白，本该由我来写这篇文章……”戈拉低声说着，攥紧拳头，用它使劲顶着脑门，像是要崩裂自己的脑袋，好让那些蛆虫从脑浆中迸发出来。“但我没有办法！迪玛帮了我，他慷慨得甚至有些不真实，相信我。我们也不能伤害他的妻子，那个无辜的英国女人。如果最终由我来写这篇文章，梅里就毁了。没错，迪玛先生有罪在身，帕拉德也向你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如果他道歉的话，他也应该得到原谅。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错误，最终，或许是智力上的一种欠缺？……一种间接的恶行，是这样吧。就算出于这一点，他最终也会请求原谅的。只是，他向来自命不凡，从不考虑承认错行，去请求人们的宽恕与遗忘。但若要请求原谅，他必须相信些什么。但他只相信他自己！相信他至高无上的天赋才能，笃信他无可匹敌的荣耀！天才，从来只和其他的天才相比，但总是水火不容！不可触及、慷慨大方、高高在上、遁入虚空。或许此时，求得自我原谅才是最为重要的。酩酊大醉于虚荣之中，这不符合道德的规范，因为它凌驾于世俗之人之上！在神秘的平流层中，在虚幻的奥林匹斯山上。”
“一个蠢货，一个孩子，一个和蔼可亲的怪物？看起来还行，但是和那个战士有什么关系？”
这次，戈拉教授叹了口气。声嘶力竭的彼得令他疲惫。
“我为什么要怀有一颗同情之心？”这位新的流亡者吼叫道，“同情，仅此而已！他在书本中度过了一生，也写了不少书。这蠢蛋，相信这才是生命的核心……一个老顽童的游戏。子孙后代，长生不老……诸如此类的蠢事。如果把他的书房给烧了，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大概就像他自己被火化了一样，一块接着一块，一本接着一本。这些书都排得整整齐齐，为了迎接最后的审判。是啊，我非常同情。我心中的那个蠢货动了恻隐之心，他要饱含着这份同情，为你和帕拉德的那个蠢货而写作。”
幽灵般的客人停下了，却又似乎未停下。戈拉似是听着他的言语，又像在听着自己的心声。
“乌托邦的游戏就是纯洁无罪的吗？他独自身陷囹圄是否已穷极无聊？对隔离感到疲倦，对徒劳写作感到无力？被那些歌唱着的，改变了信仰的活力论者激发了自我的生命力？那些活力论者以善行的名义杀人，梦想着死神的拥抱？为什么需要由我来厘清这一切？只是它也在房间的某一角等着我，隐形的食人猛兽。癌症，心肌梗死，打击，女士们先生们[33]，一切如您所愿。”
无国籍者复了仇，人们会这么说……他用姐姐的鲜血写下了这份起诉书，而姐姐也不再能是他的姐姐。这将是我的诽谤者和辩护者的说法。
可怜的彼得喘了几口粗气，被自我倾听的痛苦和愉悦掐住了脖子，几近窒息。
“用姐姐的鲜血？真是精彩的广告词。教授啊，我算不上什么民众领袖，我不以任何人的名义来写作。即便针对那些不应只被复仇的人而言，我也不会采取复仇行动。请别再担心了，总督[34]，我会小心斟酌，简洁用词。我是你曾经的亲戚，难道不是吗？姻亲，理所当然是姻亲，不过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两者真是天壤之别。姻亲……我们之间又算是怎样的关系呢？你也许会害怕，害怕我会让你声名扫地？不用担心。就算逝者的生平被谎言庇护着，但悼文应该揭露一切真相。”
“悼文”一词带着浓重的讽刺口气。看起来，在戈拉为迪玛大师撰写的悼文背后，彼得·加什帕尔不知何时已洞察到了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戈拉再次用双手抱紧了自己的脑袋：“小伙子，你并没有了解全部的实情。你还没有听说过马尔加·施泰恩吧，那是这位学者年轻时的恋人。战争的时候，大师生活在一个中立国，那儿充斥着流言蜚语，间谍也时有出没。他总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各种信息。他知道那些德国人和他们的同伙犯下的恐怖罪行，但他却依然夜以继日地埋头在自己的‘大作’当中。他常常在妓院游荡。这样做只是为了忘记德国的失败，忘却世界落在了野蛮的俄罗斯人和西方蠢蛋的手中。”
那幽灵继续声嘶力竭地大吼着，戈拉缄默的独白也不曾戛然而止。他们再也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我读了他的秘密日记，因此也理解他的口是心非、他的寂寞孤独，亦懂得他为何依赖毒品，沉迷阅读，并对死亡心向往之。文学试验与政治陶醉。我也认识马尔加·施泰恩。
接下来是久久的沉默，正如上回那般。戈拉抽泣着，而彼得·加什帕尔也受够了一晚上的讲话。静默着，静默着，彼得先行离开了，而戈拉则继续兀自悲叹着。“男孩哟，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马尔加留在了她出生的那个国家，久而久之，大师也忘了她姓甚名谁。她吸食着一种类似吗啡的特殊物质。这毒品是那前线的纳粹德国士兵给的。”
正如上回那样，这沉默宛如一个幻想。其实不过是一个廉价的把戏，好让他和听众都能重新喘口气。彼得再次找回了他讲话的节奏，并清了清嗓子，而戈拉也再次听起彼得的话来。
幽灵的愤怒对象逐渐包含了世界，然而却不是整个世界。“愚蠢！我亲爱的父亲大人，检察官加什帕尔同志，他今晚在饭桌上给我们念的文章，真是呵，真是不能再棒了。即使它们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反话。一边是加什帕尔同志的党，而另一边，则是迪玛先生的神圣守护人。当然，加什帕尔同志之前在奥斯维辛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因此他有权犯错、犯傻。但他真的有权这样做吗？难道他还有权相信那些向他承诺过天堂的警官吗？”
为了喘气，他又停了停，嗓音渐小，长吁一口气。
“而我们呢，身处这令人腻烦的民主之中？就让我们指望着那几块奖学金？教授，这你又怎么说呢？难不成我们在几年里还要换汽车、换妻子、换外表？我们换了自己的器官和脸蛋，每天都前去健身房和银行，那所谓的现代神庙？我们买来吸尘器、假发、替换的肾脏、全新的心脏和度假的别墅？我们这是在开玩笑，不是吗？任何丧气的讲话都是以一个玩笑话开头的，不是吗？你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你尝试向我解释新世界，就是明海尔的那个世界，不是吗？”
戈拉没有回答，他的叹息声渐渐消失了下去，似是有些瞌睡了。
“难道我还会记起我那素未谋面的姐姐？抑或是，我可以从天上伟大的刺客那里获得永生？你觉得他已经把我忘了，在他那后奥斯维辛的计划里把我忘了？”
戈拉将双手从脸颊上移开，将它们搁在了桌沿上。他一用力，起身打开了办公室台灯的开关。
灯光打在他身上，显出他笔挺又僵硬的站姿。窗户的玻璃上映出他那张满布皱纹的面容与满头的白发。
天空之上，月亮怯生生地隐去。黎明，带着漫天的朝霞来到了这新的一天。
而戈拉的脸就那样生生地嵌在了窗玻璃上。
帕拉德教授的谋杀案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鲜有提及，仅在大学才流传着这次事件的一些反响和传言。
相较之下，在本国发生的轰动则是无可比拟的。在后共产主义的混乱中和资本主义密使的冲击下，东欧国家在仇怨之间徘徊挣扎。奇迹促成了独裁者的垮台，而不那么奇妙的奇迹使得那些过渡时期不可名状的困惑愈发令人混淆。犯罪发生在遥远的美国，在那个匪盗底色鲜明的地方。而这位受害者和他的死亡则激起了种种意见的不和。
这场犯罪动机诡异，实施完美，手法专业。那些策划了这次行动的人必然抱有一个有关意识形态的动机。人们都这样说：帕拉德近来发表的越来越激进的文章都在针对民族主义，而这恰恰是迪玛曾经所支持的思想。这些文章还反对始终活跃着的秘密警察。这次西西里式的执行必须要了结的，不是那为金钱斗争的敌手，而是为了终结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敌手。一面是流亡美国的极右翼分子，一面是原先的秘密警察，这二者的勾连关系已无处不在？无论对于哪一个阵营，帕拉德都是一个刺耳的声音。
当他第十遍重写有关迪玛回忆录的评论时，他近乎狂热地关注着新闻和流言，打听着警方的调查进程，追踪着从咖啡和星辰那里得来的投机性猜测。提出这些猜测的是一些先前就与心理玄学家帕拉德保持联系的读者。然而，彼得并没有就此撤回自己给拉里二号写的评论文章，而就迪玛这位背信弃义弟子的谋杀案，他亦没有妄加任何评论。
文章发表于谋杀案发生的近一年之后。由于经费不足，美国警方已经停止了犯罪搜查。然而，拉里二号依然毫不迟疑地用红色大标题写上了这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将它印在了杂志的头版封面上。很难说杂志的销量究竟上涨了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遥远的国度里已是流言四起。叛徒帕拉德的罪名和谋杀迪玛的阴谋联系在了一起。加什帕尔与帕拉德建立了联系。在彼得·加什帕尔这个古怪的名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何人？事实上，究竟谁是这个彼得，谁是这个加什帕尔？无处不在的共济会[35]的代号？一个冲动抑制者，一个卖国贼，一个叛徒，一位效忠于反民族黑暗势力的叛贼！
这位听众看似并没有忆起先前《明海尔》的故事，也没有想起该作者的外号和他写这个故事的初衷，更别说记起那些流言了。那是些关于神秘杰作的流言，就那样隐于他脑海中或是藏在他抽屉里。
拉里一号，别名阿瓦基安。这位叛徒之前在他主管的学院里工作过。拉里亦知晓大洋彼岸那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在美国的那篇评论里出现的大标题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学院向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该书评作者所面临的危险和该作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
加什帕尔变得易失眠，易发怒。戈拉也深感抱歉，因为关于迪玛的那些文章本应由他所撰，而他却回绝了。加什帕尔身上所背负的那些外号本不应由加什帕尔来承受。戈拉愧疚万分，千方百计想将这事忘却。
与此同时，彼得还收到了美国读者的来信，信中他们对评论中模棱两可的话语很是不满。对一名极端分子如此关注，如此认真？更何况他还同他的祖国一样，与纳粹德国结了盟？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从事人种学研究的女教授还声称，这位书评作者看似很是抱歉的样子，其实很是尊敬这位纳粹分子。一位年轻的女诗人问道：“您如何从同一个人身上分出两种不同的人格？您认为政论文需得同科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它们是不是属于另一个人格呢？难道他不值得我们寻找吗？让我们看看他会同我们说些什么？您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引入一项审查制度吗？面对已故大师提出的对立统一思想，我们又该如何处之？”
加什帕尔似乎并没有受诸如此类信件的影响。善、真、美？我的新同胞们忽视了美。善须得显而易见，须得合乎常规，而真，则不容玷污。对于协调统一与教堂的需求！他们对美学也一点不感兴趣。他们是被矛盾吓坏了，他们所不明白的是，不协调才是他们的伟大成果，才是他们民主的胜利。
“‘令人作呕的法西斯图书馆的耗子’，他如何能被此等名头‘廉价收买’了呢？”一名来自堪萨斯念政治科学的学生问道。
来自故国的恶意中伤让他不住地抽搐，而这也证明他并没有成功移居国外。过往，是啊，在现在看来依然鲜活。伤口同制造伤口的幻想共存，而他依然背负着故乡前行。
“我面前就有一本我们那儿的文化杂志，很有名，是本复活节专刊。上面印着耶稣的肖像，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上面写着的题目是：《受十字架刑的迪玛》。”
“这本杂志你从哪里拿到的？是谁给你的？”
“从卢奇安那儿拿到的，就是帕拉德的那个兄弟。看起来，人们都时刻保持着警惕，也对自己的民族抱有希冀，日复一日，皆是如此。大洋彼岸的阴谋家，就是我[36]。”
这场插曲过后，戈拉不想再知晓任何事。即便知晓，他也拒绝评论，只是沉默地接受着，接受着加什帕尔充满挑衅的言辞。
“是露不顾一切让我们来到了美国。废水炉的盖子被掀开了，解放，毒化，每天都要进行的毒化。隐藏了好几十年的肮脏不断迸发着，就像露在驾校泊车时那样。她刚从车里下来，就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喊着‘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儿，为什么不去找你们的阿拉伯兄弟？’陌生人或许是在找泊车位，然而这辆驾校车挡住了他的去路。露惊诧万分地回过身去，想看看他是在和谁说话。她从来没见过这个泼皮。你也知道，她从来不注意身边的人。”
戈拉默不作声地听着。
“东方美人？是啊，只不过并非所罗门王歌唱的那种。罗马尼亚女人，匈牙利女人，意大利女人，亚美尼亚女人，比起这些她毫不逊色。俄罗斯女人，德国女人，意大利女人，秘鲁女人，她皆可匹敌。不，露不是典型的书拉密女子，你应该知道这一点。这重要吗？重要极了。我们不应该再说她是在人文主义的摇篮曲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公民，彼此之间并无分差。世界主义，人文主义，不过是过期罐头里五彩斑斓的标签。那人可能在跟踪她，他知道这美人是谁。有一次，她从一辆几近报废的旧车上下来，面无愧色，戴上了雇员的面罩。‘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喜剧早已完结了，滚蛋吧！’这个人激动地大喊，‘去别处另立一项新使命吧，去找别的弥赛亚’，他如是大喊着。露没有进入那栋建筑，她回到了家里，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讨论。一直拒绝离开的她，现在却希望能远走高飞。让我们走吧！我们本可以溜之大吉，其实早该这么做了。“我热爱巴洛克风格，同时也颇诙谐风趣。”加什帕尔表弟如是说道，“那儿有人需要我吗？我能在他那儿混口饭吃吗？”
出乎他的意料，露回答道：“我需要你。”她会说英语，对工作也不挑三拣四，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干劲，一心想改变生活的轨迹。你很难想象露这个人居然会愿意做任何工作。在这一心态背后，是她对远离此地的无限渴望，尽管她之前一直拒绝离开。她和丈夫离了婚，拒绝冒险，也恐惧陌生。解放的机会来到了眼前，萎靡不振的共产主义者也已远去，离开的理由似乎也与之同时消散。恰好在现在，她却要被推入陌生的大潮中？奔驰车主的谩骂或许就是天意吧。
奥古斯汀·戈拉教授没有忘记他与露之间的争论。命运向他开的这个新玩笑并不令其感到吃惊。
“拉里一号已经有第三个妻子了。她们都是他在学院里的下属。拉里二号虽然要比他年轻些，却也娶了三回亲了。难道这就是让你重获新生的力量！幼稚？幽默？欺骗？勇气？幸福的权利！宪法规定的幸福权！这里没有一场演说不是以一个笑话开场的，即便是葬礼上的悼词也是如此。那个荷兰人会是先驱吗？”
此时，话题忽然换了一个方向。悼文的作者奥古斯汀·戈拉陷入了沉思。问题一如既往地堕入了无人回应的深渊。
“帕拉德找了个新老婆……只有你现在还是单身了。你可以在这里挑一挑，有没有自己中意的。中国女人，爱尔兰女人，阿拉伯女人，你更钟情于哪种女人呢？要是你离不开故乡的美食，找个罗马尼亚的女移民也并非不可。”
戈拉不确定这是否是加什帕尔对帕拉德下的最后结论。自从帕拉德死后，他常常想起帕拉德和加什帕尔的那场见面。在棺材旁守灵的时刻，只有靠想象才能改变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被改写的过往，此时此刻，你又会怎样回忆那些离开人世的朋友。
帕拉德知道的太多了。关于科斯敏·迪玛的谜团在脑海中盘根错节，帕拉德对此感到十分厌倦。多少年来，他独自一人心神忐忑地穿梭在一条隐秘的盘山道上，而这条密道则通向大师的藏身之处。如今，他还没有从中缓过神来。彼得的传记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一个幸存者！这个幸运儿当年的庇护所就是那个女幸存者的肚子。他的检察官父亲为驳斥共产主义而效力。好奇心或许驱散了他内心的阴霾。
“他让你讲述自己的生活了吗？”
“他并未明说，只是暗示我应该作出交换。如果我向他讲述我的故事，他则会告诉我迪玛的故事。尽管他深陷痛苦，但他的灵魂早已臣服于迪玛：先是对现代主义充满兴趣，之后又转向神话、超验性、神秘民族主义、极端政治、溃败、流亡、秘密而伪装的庇护所以及学术生涯。难道迪玛没有审视自己的能力吗？迪玛的恋己癖使他能随时作出躲闪。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或是错误，因为他没有时间。那些重要的计划使他不得不向他的子孙后代屈服。他拒绝对道德话题作出自己的评判。他就站在那精神世界的布道坛上面对着俗民的议论，表情和善而恭敬。”
“迪玛就像一颗胶囊，里面含着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外交学和妓院，还有自恋、流亡、孤独、秘密的逃脱和学术的智慧。”
戈拉默默听着，却完全不相信加什帕尔汇报的是真实的见面情况。
“当然了，还有拒绝那天真的民主！迪玛在享受到新世界的自由之前就说过，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是绝对不会接受它的。他对进步的修辞并不敏感。民主和争辩不过是乌合之众的消费品。起初帕拉德对领袖充满无限敬佩之情，而后又逐渐产生怀疑。在这期间，他的内心挣扎万分。他发现了一些文件，仔细审视了传记中的空白及作品背后的秘密。他依然崇敬迪玛。迪玛拥有非凡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和蔼博学、天真可爱的对话者。我没有什么必要战斗了。就像他一样，我的心中充满了失恋者的哀伤。我只想赶快决定，我应不应该写这篇文章。”
“你决定了吗？”
“决定了。这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怕是没办法理出头绪！”帕拉德总这么喊叫着。自由和表演？见鬼去吧！神圣与世俗，自恋与虚伪，如此轮回？相较于迪玛，他对神秘冒险的迷恋程度毫不逊色。有时，他甚至连自己都反对，怀疑自身，怀疑自己的反抗，也怀疑自己的敬佩之情。
闯入者的声音是来自虚空，还是来自戈拉本人？他对自己听到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同样的事物，帕拉德也对他说过不止一次。迪玛的遗孀曾允许他阅读逝者的“紫色笔记”。是允许戈拉，而非允许帕拉德。在几页泛黄的学生笔记纸上，有一个孤独的男人在情色的绝望和写作的狂热之间辗转挣扎。他为德国无法战胜共产主义野兽和民主变色龙而愤怒不已。
“我们忽然回忆起那部小说，讲的是因1938年恐怖主义而被审判的几个同志的故事。我们也曾想象过在那个确立行动的夜晚是怎样的一番境况。英勇首领的照片也曾在我们眼前展现。他是一位精神导师，也是神秘主义之父。那么他还算得上是藏在世俗中的神圣吗？大师还相信秘密就存在于回忆之中吗？秘密被文字和虚构的信息所伪装？帕拉德不断地寻觅着其中的联系，直到昏醉于其中。我们受够了言辞和酒精带来的昏醉感。他的问题源总是无穷无尽，为什么迪玛在战后依然还需要那些旧日的执念？为什么他常去一个狂热的老医生那儿，而这个老医生总在重复运动的口号？疯狂的偶像崇拜，是她的魔术把戏吗？毒品、妓院、乌托邦，甚至还有写作……他露出了婴儿般的微笑，却看不到我。”
戈拉回想起帕拉德的微笑，他也不清楚加什帕尔是在援引帕拉德的话，还是在向他自己发问。
他重新认出了帕拉德的话，也辨出了那其中属于加什帕尔的部分。
“我之前同他谈过迪玛那位老情人的事。她被留在了她的国家，身处险境。”戈拉文不对题地回答道，“她被流放到德涅斯特后幸存了下来。后来她又回到了先前藏身的村庄，她在那里藏过一阵，直到被当局发现。回到村子以后，她就在那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迪玛呢，他从未关心过他这位老情人的命运。”
加什帕尔没有再发问，而戈拉也无法猜出帕拉德究竟有没有同他说过关于马尔加·施泰恩的事。
“帕拉德对这位伟大的故人又重燃兴趣的时候，我就进行了干预。一旦他开始剖析神秘莫测的事物或是离奇的事件，我就会让他静一静。我看着阿叶莎，他那位印度未婚妻。她曾是他原来的学生。他们俩想一起改信佛教。”“哪怕精神错乱也比正统教义好得多”，帕拉德这样嚷嚷着，“比任何正统教义都好！”说罢，他又满怀深情地望向自己的未婚妻：“我们俩在寻找一种算不上信仰的宗教。我们可能会成为佛教徒、火星人或者多神论的信众。”那姑娘说着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漫长的白昼与无尽的黑夜。我那时也不知道日后我会在他死后成为他的发言人。他写着评论，说，他会用我为他准备的书。“前提是如果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和在远方的同胞们还没有将你我谋杀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收到过威胁信，也接到过一些威胁电话。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被一个陌生人撞到，那人在他耳边对他低声说该到算账的时候了。占星盘上占得的尽是些不祥的预兆。他紧张又烦恼，过着高强度的生活。他同时写着三本书，以此使自己得到解脱。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常常围着他转。
“他搞得定他们吗？”
“他总能用一些怪事情，用他广泛的涉猎来激发年轻人的想象。他同迪玛一样知识渊博，记忆过人，而这一点也令那位印度小姐着迷。我们寻找着伊塔卡，像尤利西斯那样的流亡者们！这就是主题思想。我们常常谈及流亡。迪玛的流亡、帕拉德的流亡，你的、我的，还有露的……”
像以往那样，戈拉窥视观察着，等着幽灵说出那个一触即发的名字。他沉默不语，伺机而动。
“是的，我们多次谈及流亡的话题。流亡就是成为独特个体的第二次机会呀。什么？冒名顶替？我们算是同类，但又不算是。我们卸下真实的自己。我们改变自我而又不自我改变。帕拉德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简直亢奋极了。他有权做出改变，有权获得幸福！真相不是机会，爱才是。”
爱情、幸福，戈拉等待着这些动人的词汇伺机而动。
“帕拉德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女人……现在只有你还没有伴。在这里你总可以选了。听从你的心吧。让你的心去选你的心上人吧。就这样，差不多得了。”
帕拉德和戈拉说了他被威胁和跟踪的事。戈拉教授没有淡化危险的严重性，只是少了几分神秘主义的色彩。“医疗检查的结果是会告诉你的。你得了癌症，是一种不治之症。周遭的一切都会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自作自受！你悲观地看待过往，惊恐地面对将来。我理解这种感受。对于死亡的恐惧是由这个医疗检查引起的，而非什么预感。”
帕拉德在被杀的前一晚还给他打了电话。
“我觉得，这次挺严重的。别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别问是怎么发生的。”
戈拉建议他报警。但同上次一样，他拒绝了，因为他信不过警察。
“她不在这儿。阿叶莎她不在这里。她走之后，我就很脆弱。她走是因为要前去探望她生病的母亲。她走了两天了。他们知道这个。现在，事态很严重。我感觉到了。”
他沉默了，但这沉默没有持续太久就被打破了。他好像还想补充说些什么。
“有一次，迪玛拜托我安排一个学生帮他整理书房和档案。我推荐了一个我的学生，他叫菲利普·蒙代尔。根据他的外表和名字不难看出这小伙子是个少数民族。‘我不希望这位年轻人乱翻我们的材料。’迪玛夫人这样同我说，‘我也不知缘由，我只是对他不大放心。’迪玛夫人接着说道。你也知道迪玛夫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妇人。她温柔细腻，教养良好，出身高贵。他们也只是怕泄密罢了。”
戈拉对诸如此类的离题话并不感兴趣，他一再重申让帕拉德去报警。他怀疑帕拉德没有告诉他这个危险中最隐蔽的部分，但警还是要报的，无论如何总得做些什么吧。
恶俗的闹剧，加什帕尔评论道。死神不可能搞上几出闹剧便会满意离去，他有一个被诅咒的指南针，面对死亡的降临他从不表现得幽默风趣。帕拉德没法确切地知晓他的命运已经被扣上了致命的一环。叫他如何能确信呢？没有人能肯定。仅凭些许预感，仅此而已。
雇用杀手爬上相邻厕所的抽水马桶，掏出一把脆如玩具的小枪，将它架在将他们二人隔开的墙上。这墙又矮又薄，他将枪口对准了被害者，而后被害者就横尸厕所！
在游戏突然使时间停止的一刹那，逝者的面容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加什帕尔不知道迪玛和帕拉德对玄学有多么痴迷。“我没有能看透隐形之物的器官。玄学是喜剧的主题。一场闹剧罢了。”彼得嘟囔着，语气坚定。这坚定同那些不信自己话的人如出一辙。
玄学始终在迪玛和帕拉德的人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即使你拒绝将这场谋杀案同命运的数字游戏相连，帕拉德的死依旧带着神秘的烙印，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在尝试着适应新地方、新时光的迷惘阶段，戈拉从善于社交、魅力十足的一名移民变成了一名沉默寡欢、举止怪异的独居者。这一切就发生在他战胜了最开始的困难，重新获得正当的社会地位之后。
起初，一切都让他欢欣雀跃。长期以来在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下所产生的压抑情绪都在魅力的催化下烟消云散了。这一过程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很快得到了自我解放，将自己从那个连幸福也受到强制的堕落、封闭社会中解救出来。他着迷于美国给他带来的鲜明对比及这个国家的广袤无垠，沉迷于这里的快活、天真、淳朴以及毫不做作的真诚。他等待着，信心满怀，他希望能等到那个消息传来，他的妻子最终能决定随他而来。
在富布莱特奖学金期满后，他立马申请了政治避难。他受雇于“美国之音”。他的学术声望使他在与其他合作者较量中脱颖而出。后来他当上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而这个部门恰好专门负责他那遥远祖国的事务。他为人彬彬有礼，做事能干有力，和他同期工作过的人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他完全没有领导的架子，十分平易近人。然而在一个自负捣蛋的异议者出现后，这个集体的和谐就不复存在了。
“日本人”，人们如此称呼他。这样一来气氛就被搞得更僵了。他为人用心险恶，自负自满，恬不知耻，却极讨老板欢心。他无视规章制度和工作作息，接连旷工好几天，然后又颇讽刺地像个没事人那般出现，完全无惧旁人的目光。戈拉试图缓和冲突的努力都没能奏效。这位新人的肆意妄为和敌视态度不是用温和的方式就能对付的。无奈之下，戈拉向伟大的迪玛请求帮助。迪玛替他在一家国立大学谋了一份临时的差事。因为他能灵活运用多种语言，并且博学多识，很快他就崭露头角，很受欢迎，并得到了最终的正式录用。后来，他又进入了阿瓦基安的那所学院，那是一所很大的大学。似乎在那里，他开始有了一些隐晦不明的友好关系，甚至还萌生了几段恋爱关系。他开始频繁地出入移民者的交友圈，并在一份流亡日报上开设了“悼词”专栏，以此试水。他不仅仅写已故之人，也写他们的思想、著作，写他们的意识形态变化和宗教信仰。
无论是那些著名的评注家，还是那些“高知盛会”即阁楼秘密辩论的与会者都对他寄予很高期望。似乎就连他自己也不曾忘记那个宽敞的阁楼，上面开着大大的天窗。我们就是在那里初次相见的。
米赫内阿将我带到那儿。他很是好奇我看到那样激烈的辩论会如何反应。我就坐在与会者中间，保持沉默，全神贯注着。在米赫内阿把我从激动的听众里拉出来之前，我全程不发一言，甚至同他我都不曾说过一句话。书面的矛盾，带有长段的辩驳，就像一些口头的长篇大论似的。我对他们说话的方式甚为诧异，他们口头说的就像书面写的一般，这和那些写作如同说白话一样的人恰恰相反。
最后，那些长篇大论让我感到腻烦，但我却依然没有将它们忘记。这些长篇累牍的片段非常极端，又极其怪诞。虽然我当时是个技术工程师，但不只有我这么看。后来我就不常光顾那惹人烦恼的阁楼了。
无论是米赫内阿·帕拉德还是奥古斯汀·戈拉都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他们还会碰上我。
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们会在大洋彼岸的流亡途中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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