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道：“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佛典《大智渡论》中也说：“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转剧，如火，炙济。五欲无益，如狗咬炬。五欲增争，如鸟竞肉。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五欲害人，如践恶蛇。五欲无实，如梦均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须臾。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面对难填的欲壑，我们应尽量享受已有的。这样的生活是真实的，富有质感的，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太阳都是常新的。
欲望的不满足，是一种自我放逐，欲望会带来更多更大的欲望。如果我们为欲望所左右，为欲望的不能满足而受煎熬，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滋味？
攀龙无门巧附凤移花接木迂回胜
楚国的国君考烈没有儿子，国君自己很着急，大臣黄歇（即春申君）比考烈王还着急。因为国王没有儿子，将来一命归西，权力一定会落在考烈王兄弟的手上，那时，自己的富贵不仅不能保住，说不定国家将大乱。春申君到处去找能够生育男孩的漂亮女人，但是这些美丽绝色的女子一个也没有怀上龙种。春申君泄气了，终日哀声叹气。
这件事被春申君的一个门客知道了。这个人叫李园，是一个工于心计，城府很深的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的心中酝酿。李园有一个亲妹子长得十分性感，又有倾城倾国之色。他决心用妹子的美貌实现权力的欲望。他首先想到的是把妹子送给考烈王做妃子。但他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做妃子固然可以使他捞到一官半职，但是这不是永久利益，因为他请人暗中给楚王相过面，楚王是绝后之人。经过思考，他决定先把妹子献给春申君，春申君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男人，而且总是生儿子。等到春申君在李嫣的肚子里种下果实，再设计将怀有胎儿的李嫣转送给楚国国君。
这是一招迂回制胜，移花接木的妙计。
李园虽然是个门客，但由于他善于使计，早就引起了春申君的注意。李园先向春申君请十天的假回家，但却故意延误二十天才回来。春申君问起原因时，李园说道：“回家后正遇上齐王派使者向我妹子求亲，为了应酬，多耽误了一些时间。”
春申君也是一个色鬼，既然齐王都想要的女人，肯定是一个好货。于是便问道：“你同意了？”
李园说：“楚国与齐国有仇，我岂能答应？”春申君说：“能不能将你妹带到楚国来让我开开眼界？”
李园见鱼儿上钩，便说道：“既然大人想见，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李嫣到了春申君府上，春申君一见果是绝代佳人，便迫不急待地当天晚上就与李嫣共寝，并立为姬妾。
不久李嫣有了身孕。李园得知后，便开始下一步行动计划。他对李嫣说：“你认为做相国的小妾好，还是做楚国的王后好？”李嫣瞪大眼望着他的这位哥哥说：“王后是第一夫人，母仪天下，只不过那是一种幻想，妹子今生是不可能了。”李园说：“只要妹子按我说的办，你的幻想立刻会变成现实。”于是李园把自己的计划讲给了李嫣。
李嫣依计行事。
春申君每晚必与李嫣亲热。这一次，李嫣使出了浑身的撒娇手段，使春申君心花怒放，神魂颠倒。春申君刚进入高潮时，美人儿却冷冷地说：“你还这么兴趣十足，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一盆冷水浇灭了春申君欲火。他问李嫣道：“你有何根据？”李嫣说：“你做了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为公为私都得罪不少人。现在楚王信任你，你的仇敌当然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是楚王没有儿子，万一有一天他驾崩了，你还会这样尊贵吗？恐怕是五马分尸吧？”
“我早就这样想过了，可是国王不争气，那么多女人围着他，他就是干不出一个儿子来，我有什么办法呢？”春申君说。李嫣又撒娇，扑进春申君的怀中娇嗔地说：“妾倒是有个办法，只怕夫君不同意？”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有什么不同意？你快说吧！”春申君说。
李嫣说：“我来到夫君的府上时间不长，除了我哥李园外，外人不知道先生宠幸我。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儿子。如果您把我献给国王，国王肯定会宠爱我，将来我生下儿子，名义是国王的龙种，实则是您的儿子。您的儿子当了国王，整个楚国都是您的天下，谁又敢把您怎么样？”
“那不行，我怎么用美人儿去换取平安，让别人给我戴绿帽子呢？”春申君说。
李嫣说：“都说男人有远大志向，夫君却缺乏长远考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您现在舍不得我，将来我生下孩子来，也免不了要死，不如我现在死更好，以免被人千刀万剐。”说着便寻死寻活。
春申君思虑半天，觉得这美人的计谋不失为一条上策，只好同意了，还夸李嫣是个勇于牺牲的伟大女性。
李嫣破涕为笑，扑入春申君的怀中娇滴滴的说：“我也舍不下夫君，可我是为您的这个家族着想。再说，是您给君王戴绿帽子，这种美差，别人想都不敢想。”
第二天，春申君把李嫣藏在一个防卫森严的小屋里，然后进宫对楚王说，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赵国找到了一个如花似玉，体态性感的女子，而且相面先生说这个女子是生男相。楚王听说，立即下令带进宫来。
楚王也是一个老色鬼，一见艳若桃花的李嫣，便拥入怀中，九个月后，李嫣果然生下一对胖小子。楚王一下得了两个龙儿，十分高兴，便册立李嫣为王后，封李园为国舅，参朝中大事。李园的计划成功了，但国舅并不是他的目标，他的欲望是夺取朝政大权。
但是，他不露声色，平时唯相国春申君之是非为是非，一点也没有国舅的架子，但是暗中却豢养了一批亡命之徒，随时准备反扑。
春申君白天忙于国事，晚上又温习鸳鸯春梦，根本意识不到大难临头，还日夜想着当楚国的太上皇。楚王因为在李嫣身上耗尽了心血，不久一病不起，眼看着要西扑黄泉。春申君知道后，十分高兴，到处张罗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
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楚王死了。李园派人通知春申君，要他入朝扶助幼主。春申君乐不可支地进宫，谁知宫门外埋伏有李园的打手，将他乱刀砍死。李园还不善罢甘休，让幼主发布诏令：春申君蓄谋造反，诛灭九族。
消灭了强大的敌对势力，李园左手抱外甥，右手牵妹妹，美美地做起一代相国来。
靠女儿富贵因争权丧命
杨骏，字文长，西晋弘农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先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依仗其女杨芷被晋武帝司马炎立为皇后，一时飞黄腾达，势倾天下。晋惠帝继位之初，总揽朝政。在与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争权夺利斗争中，引发我国封建社会中著名的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最后为贾后设计所杀。
一 以皇后父得宠，广树官场政敌
晋武帝司马炎的诸子中，长子司马衷却偏偏是一个庸才白痴，九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宫中人们背后称他“蠢钝如猪”。有一天他到华林园玩，天渊池碧波荡漾。忽然，司马衷听到蛤蟆叫，便问随从：“它们是官蛤蟆，还是私蛤蟆？”聪明的侍臣贾胤回道说：“它们在皇宫庭院里叫，就是官蛤蟆；在私家稻田里叫，就是私蛤蟆。”有一次臣下告诉他，说老百姓遇到灾荒，饿死很多人，司马衷却回答说：“这些人怎么那样笨，何不吃肉糜呢？”晋武帝曾考虑到他的才智不能继承皇位，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而征求他的生母杨艳皇后的意见。杨皇后以“立子以长不以贤”的古训为依据，阻止废立。当时杨皇后已重病在身，晋武帝正宠爱着胡贵嫔，她又是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杨皇后想自己一死，很可能立胡贵嫔为皇后，这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司马衷继位是很不利的。泰始十年（274年）七月，杨皇后病危弥留之际，便伏在晋武帝的膝上哭诉说：“我叔父杨骏有个十九岁的女儿杨芷，才貌双全，愿我这位堂妹入宫继为皇后。”晋武帝当时心情也很激动，便流着眼泪答应下来了。
杨芷被立为皇后，杨骏从此便以后父得宠，由镇军将军晋升为车骑将军，封爵为临晋侯。对杨骏的飞快升迁，朝中大臣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把皇后的父亲封为临晋侯，意思君临晋朝之侯，预示着他将篡夺晋朝政权，天下大乱。尚书褚碧、郭奕都对晋武帝表示，从才干和资历来衡量，杨骏都“不可以任社稷之重”。但这些忠告都未被晋武帝所采纳，而一意孤行，重用杨骏。从此身为侍中、车骑将军的杨骏，出于独揽政权的野心，便采取各种手段树立亲党，结帮营私。他依仗皇后父的特殊身份，日益骄横，从而树立了不少的政敌。镇军大将军胡奋就对他警告说：“你依仗女儿杨芷做了皇后，就可以如此骄横了吗？你看看历史上从古至今，同皇上结亲的弄权大臣，开头虽不可一世，到头来有几个不是满门抄斩的。”杨骏也并不示弱地反唇相讥，问道：“你的女儿不是同样嫁给皇家做了贵嫔了吗？”胡奋对答得很干脆，说：“我的女儿不过是给你家的女儿皇后做婢女使用的，那算得了什么？”可见杨骏的骄横不可一世，引起了朝臣们多么的强烈不满。
二 安插心腹，妄图擅政
晋武帝司马炎自太康（280年）以来，由于实现了全国统一，社会安定，人口大增，生产发展，加之文人学士争相歌功颂德，出现了所谓的“太康盛世”。他也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不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宠信后党，请谒公行。
晋武帝不仅疏于过问朝政，且生活也日趋荒淫，后宫美女就超过万人。太康十年，五十四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来的荒淫作乐，沉溺女色，一病则病人膏盲。奸诈的杨骏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便借口皇上要清静疗养，不允许其他大臣进宫探望，由他一人来守候晋武帝，企图矫诏，晋武帝死后由他一人来辅政。当时杨骏怕汝南王司马亮留在洛阳与他一起辅政对自己不利，因此在晋武帝面前说了许多中伤司马亮的话，并要晋武帝下诏，令留在洛阳的汝南王等几个封王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
晋武帝一病就是几个月，病情也日趋恶化，几乎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之中，杨骏便乘机把宫中侍从都换上自己的人，树其心腹。晋武帝一时清醒过来，见所用者皆非旧人，对杨骏的险恶行为始有所觉察，严厉地质问杨骏说：“你怎么能这样胡作非为呢！”并下诏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
杨骏得知晋武帝的这一举动后，惊恐万状，立刻以借看诏书为名，从中书监华廪手中得到了诏书，控制在自己手里并不归还。华廣害怕扣留诏书招来灭顶之灾，便亲自到杨骏府中索取。但奸诈的杨骏始终都不肯归还。因此这一诏书一直没有下达。宫廷内在混乱的气氛中又过了几天，皇后杨芷乘晋武帝稍为清醒的机会，对皇上要求说：“您还是让我的父亲一人辅政为好！”此时此刻晋武帝已经昏迷糊涂，恐怕听都没有听清楚。只是点了点头。杨芷立即召来中书监华虞、中书令何劭，说要口宣帝旨，要他们记录遗诏，称：“……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诏书写成后，杨皇后叫华虞、何劭呈帝过目。晋武帝只是看了一看，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同时，杨皇后又以皇帝的名义，催促汝南王亮尽快离开洛阳赴镇到许昌去。
太熙元年（290）四月二十日，晋武帝临死前回光返照，清醒过来一阵，立刻就对左右的人问道：“汝南王亮进宫来没有？”左右回答没有。五十五岁的晋武帝似乎知道朝廷一切都为杨骏所掌握了，朝政大权已经旁落，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命呜呼，死于含章殿。
三 机关算尽，死于非命
晋武帝死后，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改元永熙。杨骏平步青云升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酷虐残忍的贾南风当了皇后，比她小两岁的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利用晋惠帝的无能，便将军政大权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晋惠帝的贾南风皇后，是前宰相贾充之女，绝非善良之辈，具有强烈的掌权欲望，她和其他司马氏皇族成员，以及杨骏的政敌结成反杨死党，与杨骏展开殊死的争权夺利斗争。从此，西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进入剑拔弩张阶段。
晋武帝广死，汝南王亮惶恐不安，害怕杨骏加害于自己，吓得都不敢进宫哭灵。他的部属劝他调动军队逮捕杨骏，但他始终也不敢接受。然而这一情况很快为杨骏的耳目所得知。杨骏为了防止这一突然事变的发生，立即命令守卫陵墓的司空石鉴和他的外甥中护军张劭，带领护陵的士兵去抓司马亮。但此时胆小如鸡的汝南王司马亮已到许昌任上去了。此事总算没有发展成武装冲突。
居心叵测的杨骏，为了得到全国官吏对他的好感和支持，收买人心，便以庆贺惠帝登基大喜的名义，“诏中外群臣皆进位一等，（参）预丧事者进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关中侯”。杨骏这一企图笼络人心的举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和鄙视。
杨骏利用晋惠帝的昏庸无能而独揽朝中大权，险恶而又多权诈的贾皇后是不能接受的，贾氏家族本来就是“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贾南风的母亲郭槐就曾无中生有地认为贾充与奶妈有私情，用鞭子先后活活地打死两个奶妈。贾后的争风吃醋比之其生母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早年还是太子妃时，就因吃醋曾亲手杀死过太子的妾侍数人，她自己只生过几个女儿，没有儿子，有一次她看到太子的一个侍妾已怀孕，生怕生出一个儿子来，她便非常残忍地“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坠地”，狠毒之心可见一斑。
杨骏内心非常害怕这个泼辣的贾后参预朝政，处处对她设置障碍，用自己的外甥段广担任散骑常侍，主管机密；任用另一个外甥张劭为中护军，统领禁卫军，把中央的文武实权都掌握在自己心腹的手中，以防万无一失。
贾后对直接控制朝政，一直是野心勃勃，对杨骏独揽大权怀恨在心。她经过周密的考虑，她便策划利用皇族来搞掉杨骏及太后杨芷。首先她从对杨骏不满的大臣中人手，组织反杨小集团，纠合殿中郎孟观、李肇，以及他们的亲信董猛等人，私下制定了杀杨骏、废太后的计划，制造杨骏“将危社稷”的舆论。紧接着永平元年（291年）初，贾后派李肇到各地藩王那里去联络，要他们起来共图大事。李肇先到许昌联络汝南王亮，要他举兵讨骏，亮胆怯未敢行动；接着又找到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楚王玮。这位晋惠帝的异母兄弟，虽然年龄只有二十一岁，胆量可不小，一听说要起兵杀杨骏，立刻表示赞同，并马上写了一个奏章，要求调回京城洛阳去。
杨骏此时还蒙在鼓里，知道楚王玮虽然年轻，却可是一员勇猛人才，让他在外手握重兵，毕竟对自己是一个严重、威胁，不如调回洛阳便以控制。因此，一口便答应楚王玮入朝洛阳。二月，楚王玮又联络其兄弟——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淮南王允，共同起事。很快淮南王允也回到了洛阳。
贾后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三月八日，孟观、李肇求见晋惠帝，诬告杨骏谋反篡位，要惠帝连夜下诏取消杨骏的一切官衔，以临晋侯的身份留在府中听候处置。同时又以晋惠帝的名义要散骑常侍、安东公司马繇率殿中四百人讨骏。楚王玮此时已率兵屯驻司马门，以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卫殿中。杨骏的外甥散骑常侍段广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到晋惠帝前跪着禀告，说明这一切都是出自贾后的阴谋诡计，说“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但白痴皇帝却莫明其妙，一言不发。
消息飞快传到杨骏府中，杨骏立刻召集自己以为可信的身边大臣商讨对策。太傅主簿朱振首先提出对抗方案，称“这一事变来头迢猛，一定是阉竖和贾后共同谋划的，现在事态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先把皇宫正南的云龙门点火烧着，对贾后她们构成威胁，要她们交出罪魁祸首来，然后再打开皇宫东面的万春门，让东宫的兵卒和外营的战士行动起来，拥太子人宫，造成一种声势，使殿内震惊害怕，否则我们就非常危险了！”杨骏从来就是外强中干怯懦无能的家伙，迟迟下不了行动决心，还说什么“云龙门是魏明帝所建造的，非常壮丽，花了不少的人力和费用，怎么能够放火烧掉呢？”杨骏在这关键时刻的迟疑不决，贻误了宝贵的时间和战机，使大臣们感到人人自危。侍中傅祗本来就对杨骏有不满情绪，对他的怯懦为人也很了解，借口要进宫去观察事势，号召群臣赶快离开杨骏。他边走边说：“皇宫里面不能留，我们一齐走吧！”对杨骏拱拱手便下台阶走了，群僚一窝蜂也跟着离去。傅祗再回头看看，唯有杨骏的亲信尚书武茂还痴呆地坐着没有动。傅祗又对他叫道：“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天子所在，何得安坐！”武茂才惊醒明白过来，也跟着大伙走了。此时，杨骏用加官进爵收买的文武百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统统都离开了他。
杨骏的心腹死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城门外，带着他的部队来救杨骏，路上碰到了右将军裴祗，刘豫问他：“太傅（杨骏）现在在什么地方？”裴頠是贾后的亲戚和死党，故意骗刘豫说：“我刚才在西掖门遇见了太傅，他和二位皇上的使臣，乘着素车朝西走了，可能进宫认罪去了。”刘豫信以为真，认为大事不妙，便对裴頠说：“我该怎么办？”裴顾装着一片同情地说：“我想您应该赶快到廷尉（管理刑法的官）那里去投案自首吧！”刘豫听后便丢下自己的士兵，懊丧地投案自首去了。此时，裴頠接到了诏令，接替刘豫为左将军，驻守万春门。
此刻，太后杨芷得知她的父亲杨骏处在万分危急之中，便叫人拿来许多黄帛条子，写上“能救太傅者，可以得到重赏”。叫士兵用箭射到宫城外面去。大势已去，谁敢来救杨骏呢。杨芷的这一举动，正好为贾后提供了把柄，说“杨太后是和她的父亲一起谋反夺权的”。
顷刻之间，东安公司马繇带领殿中禁兵几百人冲入相府，放起大火烧杨骏的府第，可是一直找不到杨骏，寻了老半天，最后在马棚里发现了他，当场就把他刺死了。
最后，贾后叫孟观等将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以及杨骏的亲属死党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杨邈、蒋俊、文鸯等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不但他们统统处以极刑，且一律灭三族，死者数千人。残虐狠毒的贾后，对杨太后及其母亲庞氏都不放过，将庞氏处死，将太后杨芷废为庶人，幽禁在金镛城内。次年二月，杨芷绝膳八日而死。
妹掌权兄沾光女为后子称王
冯熙，晋昌，长乐郡信都县（今河北冀县）人。北魏文成皇后之兄，孝文帝废后、幽后及左昭仪之父。后妃蝉联，四世不绝，冯氏是北魏外戚中的显赫家族。
一 屡遭不测，童年艰辛
冯熙是北燕末主冯文通之孙。北魏延和元年（432年）七月，太武帝拓跋焘征北燕，营丘（今辽宁朝阳市东）、辽东第六郡降。十一月初四，魏兵兵逼和龙城（今辽宁朝阳市）。文通屡战兵败，求救于高丽（今朝鲜）。太延二年（436年）五月，文通弃和龙城，率城内士女奔高丽，先居平郭（今辽宁盖子南），后迁北丰（今辽宁沈阳西北）。太延四年三月，高丽主琏杀文通于北丰，子孙同时死者十余人。
当北魏兵临和龙城时，冯文通原世子、长乐公崇，率同母弟广平公朗、乐陵公邈降，太武帝以冯崇为辽西王；冯朗，即熙之父。延和二年二月廿七日，冯朗为辽西王使，至平城（今山西太同）朝见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0年）初，冯朗内徙，拜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旋除使持节征西大将军、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居长安。夫人乐浪王氏。太平真君元年、二年，先后生熙及妹（即文成皇后）于长安。
后，熙父冯朗，“坐事诛”，母从坐，妹籍没入宫，幸有姚氏魏母，救此遗孤，加以收养，得免于祸。约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叔父冯邈北征不利，降入柔然。按律又当从坐。姚魏氏似为后秦羌部人，恐熙连坐及祸，乃携之逃避人氐羌部落中抚养。
正平元年（451年），冯熙年十二，好骑马射箭，勇力超人，氐羌赞赏，多与交善。魏母又恐冯熙生事；加之太武帝拓跋焘逝世，平城内一片混乱，冯邈降柔然连坐之事缓和。因此，又携带冯熙回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居住。从此，魏母要求他弃武就文，从博士读《孝经》、《论语》等儒家典籍。无奈冯熙习性难改，“仍好阴阳兵法”之书，学术上无甚长进。成年后，遨游于华阴（今属陕西）、河东（今山西永济东南）二郡，放荡不羁，不拘不节，“人无士庶”，来者不拒，均予接纳。
二 依仗姑、妹，平地青云
冯熙有个姑母，早年征入宫闱，为太武帝的左昭仪。这个昭仪“雅有母德”，当冯熙之妹没人魏宫时，受到她极大的关照，抚养教诲，得以顺利地成长。年方十二，太武帝逝世，文成帝即位，立为贵人。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立为皇后，她就是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文明太后。
姑母、特别是胞妹显贵，因此，屡次派人寻访这唯一的至亲。得知冯熙仍居住在长安，即被征赴京师平城。和平四年（463年）拜冠军将军、肥如侯。又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得拜驸马都尉。不久，出任定州刺史，进军号为使持节、征东大将军。和平六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逝世，十二日献文帝即位，时年仅十二，尊文成冯皇后为皇太后，封征东大将军冯熙为昌黎王。天安元年（466年）二月，丞相乙浑谋反，冯太后处危不乱，密定大策，诛灭乙浑，遂临朝听政。皇兴二年（468年）六月，以昌黎王冯熙为侍中、太傅，既是门下重臣，又成为小皇帝的老师。
皇兴三年六月，立皇子宠为太子。于是太后：“罢令，不听政事”。皇兴五年八年，献文帝禅位于太子宏，即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但当时只有四岁。献文帝自称“太上皇帝”，改元延兴，“国之大事咸以闻”。从皇兴三年至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七年间，实际控制大局，决策朝政的是献文帝拓跋弘。因此，作为外戚的冯熙，在这段时期内官职没有变，有关他的记载也极少。
三 胞妹专政，飞黄腾达
承明元年六月十三日，献文帝突然逝世，时年二十三。史称：“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魏收在《魏书·显祖纪》史臣曰中再一次提到献文帝“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冯太后鸩杀拓跋弘后，二十日自称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十岁的孝文帝，秉承祖母太皇太后的旨意，追赠外曾祖父冯朗假黄钺、太宰，进爵为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同时，加封外伯祖父冯熙为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这种超级擢进，连冯熙自己也觉得有些出格，表示屡任师、傅，又是中宫至戚，官极群僚，众情震骇，心不自安，请求出为外任。太皇太后也感到大过头了一点，同意冯熙的要求。太和元年（477年），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都督并、雍、怀、洛、秦（泰？）、肆、北豫七州诸军事，开府，洛州刺史，侍中、太师、王如故，镇守洛阳。冯熙妻妾甚多，可考者有博陵长公主和出自“微贱”的常氏夫人。子女数十人，略可考者有四子八女。世子诞及修，是博陵长公主所生。诞，字思政；修，字宝业，都是年仅十余，就被文明太后引入宫中抚养。孝文帝与冯诞同岁，尤其受到亲待。与孝文帝同车而载，同桌而食，同席坐卧。连同直系中的彭城王拓跋勰、北海王拓跋详，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冯诞和他的弟弟冯俯，都不喜欢阅读经史，“并无学术”，祗是“整饰容仪”，徒效风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封官晋爵。冯诞，娶孝文帝妹乐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征西大将军，赐爵南平王。修，拜侍中、镇北大将军、尚书，赐爵东平公。
冯修异母弟名聿，字宝兴，孝文帝废皇后同胞兄。位黄门侍郎，封信都伯。冯聿异母弟夙，字始兴，孝文帝幽皇后同胞弟，母即常氏夫人。夙，自幼养于宫禁，深受文明太后的宠爱。太和二年正月，年数岁，赐爵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人禁闼，宠幸超过聿、修二兄长。
冯熙长女，为南平王妃；第二、第三女，并为孝文帝皇后，即幽后和废后；第四、第五女，为孝文帝昭仪；第六女为安丰王延明妃；第七女，名令华，任城王澄妃；第八女名季华，为乐安王悦妃。
太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孝文帝立冯熙第三女为皇后，卞诏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数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谓供承宗庙，不欲夺其私心。……可诏太师辍臣从礼”。又指定由集书省定为仪制，付外施行。冯熙妹为太皇太后；二女为皇后、二女为昭仪，四女为王妃；二子封主，一子封公，一子封伯。于是，“冯氏宠贵益隆，赏赐累巨万”。又特诏冯熙上书不称臣，入朝不趋、不拜；而冯诞则“乘马出入行禁之间”。此恩此宠，真的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 虔诚残忍的佛教徒，破坏文物的州刺史
冯熙和他的胞妹文明太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明太后大修佛图精舍、凿窟礼佛的事人所共知。冯熙为并、雍、怀、洛等七州都督诸军事，据说“自出家财”，先后在各州、镇修建佛寺精舍，共计达七十二处之多；又出资雇人“写十六部一切经”；并且广延沙门高僧，每天与他在一起讲论佛法，“精勤不倦”。他大概还受到儒家和道教思想的一些影响，虽然他本人不学无术。史籍记载，冯熙事奉其养母姚氏魏夫人十分孝顺，完全和亲生母亲一样。魏夫人去世，他“散发徒跣，水浆不入口三日”。要求服丧三年，孝文帝不同意。冯熙引用春秋时晋国程婴、公孙杵臼救抚赵盾孤儿的故事上表哀求。孝文帝以“熙情难夺，听服齐衰期”。
就是这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孝子，对待平民百姓却是极端残忍的。太和元年十一月，怀州（今河南沁阳）百姓伊祁荀初自称帝尧之后，应立为王，聚众三十余人于重山（《通鉴》胡注称：“即河内重门之山，在共县北”。共县，今河南辉县市），作为都督怀洛七州诸军事、洛州刺史的冯熙，率兵镇压，“群凶肆虐，辕裂诛尽”。冯太后大概是因为得到冯熙的“敌情报告”，决定要“尽诛一城之民”，幸亏有雍州刺史张白泽据理谏阻，这次“不问黑白”、屠杀“合城无辜”的大惨案才没有发生。—冯熙于各州、镇修建宝塔、佛寺，多在高山密林、风景秀丽，人迹罕至之处。这些地方既无道路，又多峭壁危岩，大兴土木，经常“伤杀人牛”。有位沙门力图进行劝阻，冯熙是个残忍的功利主义者，竟说：“工程修好之后，人们看到的只是宝刹、寺院，怎么会知道死了多少人和牛！”
洛阳北邙寺建成后，中书侍郎贾元寿代为著文立碑，颂扬冯熙的功德。孝文帝曾多次登临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亲自诵读过《北邙寺碑》，称为佳作。
洛州的州治是洛阳。当时的洛阳，虽说是屡遭动乱，宫殿市坊，悉多破毁，但是著名的《三字石经》“宛然犹在”。《三字石经》是曹魏时闻名遐迩的书法家邯郸淳所书写，正始（齐王曹芳年号，240——248年）中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有古文、篆书、隶书三体，故又称《三体石经》为传世珍品、文瑰宝。从冯熙和常伯夫这两个皇亲国戚先后担任洛州刺史，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真是破坏文物的罪魁祸首。
冯熙为官不仁，政号贪虐。在洛州，藉公事取百姓子女为私奴婢，其中女子若稍有姿色，即纳为姬妾。其妻妾众多，“有子女数十人”，多恃势欺人，横行不法，官吏们不敢置辞，百姓们则敢怒而不敢言，中川（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太守寇臻，巧于攀附，深得冯熙欢心，很快就从小郡长吏，升迁弘农郡太守。究竟破毁的洛阳，不如首都平城繁华，冯熙在太和中请求入朝，于是敕授羽真、尚书、都坐大官，太师、昌黎王如故。五文成文明皇后逝世，冯氏家族渐趋衰落太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文明太后逝世。
从太上皇帝献文逝世后，文明太后临朝称制十四年，“事无巨细”，均由文明太后决策。她尊重鲜卑元老，启用李冲、李彪和李安世等汉族人士，锐意变革，整顿吏治，推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改革租调制度，在政治上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她鸩杀献文帝，严格控制和几乎废黜孝文帝，重用兄妹内侄，把持内廷，在待人处世方面又鲜明地反映出一切剥削统治者的耍弄权术、唯权是求和用人唯亲的劣根性和本质。她的去世，北魏丧失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主，对冯氏家族来说，更是塌了顶梁大柱，其衰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孝文帝自从出生之后，就由文明太后“躬亲抚养”，长时期的严格管教，使孝文帝在政治思想、道德伦理观念等诸方面深受太后影响，他崇尚儒佛，向往汉化，同时与文明太后祖孙之情也很深厚。冯太后虽逝世，孝文帝亲政，迁都、南征、汉化、门阀化改革以及太子恂等的叛变，大事迭起，对冯氏家族无意、也无暇专事打击。这个由纨绔子弟和争宠弄权的小姐太太组成的冯氏集团，是随着汉化、门阀化的改革浪潮和内廷权势争斗逐步衰落的。
孝文帝亲政，在改革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文明太后的精神。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定官品”；十六年正月初八，改降五等封爵，“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号”。异姓不得为王和将军号不得世爵，这是汉化、门阀化的重要改革，而且执行得相当认真。冯熙由昌黎王依例降封京兆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南平王冯诞改封长乐郡开国公，食邑一千八百户；东平公冯修，降爵为侯。尤其是北平王冯夙，自“高祖亲政，恩宠稍衰”，从王降爵为侯。这次降爵虽属门阀化总趋势的结果，但也多少与冯太后去世，冯氏恩宠稍衰有关。
太和十七年四月，孝文帝服文明太后之丧终期，在太尉拓跋丕等人的要求下，晋冯熙第三女为皇后，冯氏势力又有抬头趋势。但冯修其人，得止浮竞，常为不法。其兄冯诞未能“诲督其过”，文明太后在时，却诉于太后，致使冯修常受孝文帝斥责，甚至捶楚。修怀恨在心，太后逝世后，密结左右，企图毒杀兄诞。事机不密，为孝文帝所知，“挞之百余，黜为平城”百姓。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皇后冯氏率六宫从至洛阳。太和十九年二月，长乐公冯诞病逝；三月，京兆公冯熙病逝。诞、熙去世，孝文帝在南征途中，专门“为书”给皇后“慰以叙哀情”。夫妻感情似尚融洽，至少礼仪上是正常的。而且有的材料还说，孝文帝南征回洛，对皇后“恩遇甚厚”。皇后的被废逐，主要是她们同父异母姊妹争风吃醋的结果。
早在文明太后执政时期，就将冯熙的两个女儿引入掖廷。其一早逝，另一个据说很有姿色，又善媚主，这个才十四岁的姑娘，“偏见爱幸”。但不久患病，被太后“遣送还家为尼”，而孝文帝却仍存爱念。一女病逝，一女病归，太后又引冯熙第三女人宫，后晋为皇后。迁洛后，孝文帝探知病归为尼的幸姬痊愈，当即遣人从平城迎人洛宫。皇后的姐姐至洛，拜为左昭仪，“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对待皇后“礼爱渐衰”；而左昭仪“自以年长”，且以“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因此，引起皇后的不满，常“有愧恨之色”。昭仪本想自为六宫之主，乘机“潜构百端”，致使孝文帝大怒，太和二十年七月，废皇后为庶人。其胞兄冯聿，“坐妹废”，免为长乐百姓。还在太和十七年中，崔光和冯聿同为黄门侍郎，具直门下省。崔光曾对冯聿说：“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冯聿很不高兴，说：“我家何负于四海，你为什么这样诅咒我！”崔光说：“我只是按事理推测，君不可不慎！”当时，冯熙为太保，冯诞为司徒、太子太傅，冯修为侍中、尚书，冯聿为黄门侍郎。“废后”在位，礼爱未衰。此后岁余，冯修以罪弃逐，熙、诞逝世，皇后废，冯聿退。这是冯氏家族第二次大衰落。
妹妹被废，姐姐专宠。太和二十一年七月初九，巧于献媚的冯昭仪晋为皇后。此女私德沦丧，患疾还家时，就有苟且行为。再度入宫，虽极宠幸，但孝文帝勤于政事，且累年南征，少在宫闱。皇后固习难改，又与中宫高菩萨私通，并有中常侍双蒙等人为其心腹。秽乱后宫，丑闻外传。
昭仪晋封皇后，其胞弟冯夙“乃复叙用”，进爵北平公。小人得势，横行不法，在胞姊支持下，竟欲强娶刘昶嫠居的儿媳彭城公主，公主不从，而婚期已迫。太和二十二年，公主密与婢僮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至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求见孝文帝，自陈本意，而且言及皇后与高菩萨私通等丑行。孝文帝听后十分惊骇，但尚未全信。
皇后在洛阳宫中，害怕丑行败露，与生母常氏加紧谋划，常氏或自诣后宫，或遣侍婢暗通消息，又请托女巫，行左道厌压之术。十一月孝文帝至邺城，又有小黄门苏兴寿向孝文帝密陈委曲，知皇后、常氏及高菩萨等密谋始未。太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孝文帝回到洛阳，拘执高菩萨、双蒙等人，严加审问，“迭相证举，具有情状”。
此时，孝文帝疾发，卧含温室，召彭城、北海二王密讯皇后，穷问本末。仍以文明太后故，未即废逐；但赐皇后“死诀”，以示永不相见；又敕令其母常氏挞后百余鞭；令太子居东宫，对皇后不再行“朝谒之礼”。孝文帝病稍愈，南征。疾发，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初一，逝世于谷塘原，授遗诏予彭城王勰，称：“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十二日，丧至鲁阳（今河南鲁山），北海王详奉宣遗旨，授药皇后，令其自尽，谥为“幽皇后”。其胞弟冯夙也随之降为“冗散”。此为冯氏的第三次沦落。从此以后，作为外戚而显赫四世的长乐冯氏，又让位于安定胡氏了。
攀龙得高升至弗受宠信
汪伯颜，字廷俊，宋朝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进士出身。因向朝廷献河北边防十策，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这一年的十一月，金国因垂涎河北三镇的土地，向宋廷提出以康王赵构为人质进行议和。十九岁的康王赵构奉旨离京北行，一行人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磁州守臣宗泽，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无信，诡计多端，只怕康王到了金国，金人又生出什么新的伎俩，造成不测，因此竭力劝止康王继续北行，请他暂留磁州。当时金人充斥四野，每日都有数百名甲兵来到城下，康王所在也常能看见金人的踪迹，赵构因此对出使金国心存畏惧。这时汪伯彦也送来帛书，请康王回到相州，并亲率部众一路风尘仆仆远道相迎。赵构十分感动，当场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荐公为京兆。”这一句话便奠定了汪伯颜日后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再说京城汴梁，金兵的侵袭搔扰更加变本加厉，日胜一日。钦宗无奈，命使臣持蜡诏来到相州面见康王赵构，封其为河北兵马大元师，陈亨伯为元帅。赵构赶快践其诺言，让汪伯彦与宗泽同为副元帅，然后与众人商议大军去处。众人意见纷纭，各执一端。有人以为应向北挺进，向金兵决战，有人以为应退至江南，以求保全。赵构当然很害怕打仗，不愿向北挺进，汪伯颜窥破了赵构的心思，就说：“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此计正中赵构下怀，他高兴地说：“廷俊之言有理。”于是引兵渡河，由郓州、济州到南京。康王又上奏钦宗请封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这时钦宗又下诏书与赵构，说金人正准备与宋朝议和通好，康王将兵在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对赵构表示应严格恪守皇帝谕旨，宗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狂谲不可信，表面求议和通好，实则想施缓兵之计，如果我们相信金人之言，那么日后悔之晚矣，我以为应及时进兵。”汪伯彦觉得宗泽总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对自己今后的晋升是很大威胁，应该把他赶离康王左右，才能使他不再干预朝政。于是对康王说宗泽英勇善战，可命他领一支人马到开德、卫南一带作战，保卫康王安危。这样宗泽离开元帅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饮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赵构闻听一时哭得涕泣滂沱，可惜“落花流水春去也”。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
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人民和许多爱国将领土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负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他和黄潜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败盟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他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先指使党羽陷害张所，又诬告傅亮不立刻渡河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看出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向高宗申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臣向陛下建议的。张所、傅亮也是臣所举荐。而汪伯彦、黄潜善凭空诬陷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臣。臣常以靖康年间大臣失和、朝无定策，以至国败家亡为鉴，遇事先与汪伯彦、黄潜善先议而后决。二人仅与臣相逆，臣举足无地，肯请致仕归田。”高宗向来耳软心活，听了李纲的话也不知如何是好，又与汪伯颜等二人商议。汪伯彦与黄潜善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终于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二人独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汪伯彦的一个眼中钉，他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邦的大计。汪伯彦唯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逐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至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汪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张遇又焚真州，队伍开到离行车只有六十里处，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内侍邵成章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朕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大奸臣秦桧原和汪伯彦共同受馆于王氏，张浚又是汪伯彦举荐，所以他们二人听了高宗的话都说“臣等已议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笔明书其旧日功劳，那样则内外深信无疑。”
建炎九年（公元1139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朕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之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意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唏嘘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而高宗却不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故人象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终将塌倒的日程。
自称儿皇帝借力图中原
石敬瑭（公元892年——公元942年），沙陀人。父名绍雍，番字臬捩鸡，是一位能骑善射的武将，曾为后唐立过不少战功，官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带）和洺州（今河北永平、武安、丘县、肥乡一带）刺史。石敬瑭是石绍雍的第二个儿子，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出生在山西太原。他自小受家庭的熏陶和社会战乱的影响，极力崇拜战国时期著名将领李牧和西汉著名将领周亚夫。年纪稍长，整日沉默寡言，一心苦读兵书，习弓练箭，定要弃文就武，走父亲所走过的道路。
石敬瑭初露锋芒是在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这年二月，后梁军队和晋军在甘陵（今山东清平县南）发生了场麓战。晋王李存勖所率的军队阵式尚未摆好，后梁大将鄩刘（xun，音寻）率领着五万人马突杀来，杀得唐军丢盔弃甲，纷纷溃逃。正在这危急时刻，石敬瑭领着十余兵骑，挥马横槊，拦击梁军，东驰西突，无人敢挡，挽回了败局。李存勖见此情景，拍着石敬瑭的肩膀赞扬说：“常言道将门出虎子，这话一点儿不错呀！”当即给以重赏，大加犒劳，并视为救命恩人。从此，石敬瑭声名大噪。
以后的几年中，石敬瑭跟随晋王李存勖南征北杀，屡立战功，为灭梁兴唐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改年号为天成元年。石敬瑭因为辅佐明宗有功，又是明宗的女婿，因此飞黄腾达，连连高升。短短几年，由光禄大夫、检校司徒、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升至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还被封为开国伯、开国公，食邑也不断增加。石敬瑭随着职务的不断高升，野心也越来越大，最使他窝火的是六军诸卫副使这个“副”字。说也凑巧，长兴二年（公元931年），位居北方的契丹人向南进兵，北方边镇频频告急。朝廷中文武百官无人愿往，石敬瑭认为这是去掉“副”字，到北方发展自己实力的大好时机，当即向明宗奏道：“臣愿北行。”明宗一听，非常高兴，当众对他大加称赞一番，并又一次加官晋爵。这次他当上了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蕃汉马步军总管，明宗还赐给他“竭忠匡运宁国功臣”的称号。石敬瑭的诡计又一次得逞，名利双收，自然是欣喜若狂，得意万分。
一 敬瑭上表称儿，谢献十六州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病死，儿子李从厚继位当了皇帝，这就是后唐闵帝。
闵帝在位仅三个月，就被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发动兵变推翻了，是为后唐末帝。
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的矛盾由来已久，积怨很深。因为在明宗活着的时候，他们二人都以能骑善射、武艺超人而受到明宗的重用；加上一个是明宗的养子，一个是明宗的女婿，都是皇亲国戚；再说二人都是乱世奸雄，野心勃勃，所以互不服气，明争暗斗。李从珂篡位当了皇帝，石敬瑭极大不满意。石敬瑭手握重兵，李从珂最不放心。因此，李从珂曾借石敬瑭入朝的机会，将石敬瑭扣留在洛，阳达一个多月之久，后来还经太后和石敬瑭之妻魏国长公主出面说情，末帝才放石敬瑭回河东。自此两人结怨更深一层。
青泰二年（公元935年）夏天，石敬瑭的军队驻扎在忻州（今山西忻县），末帝派遣使者携带大批单衣前去慰问，许多军士感激皇帝的恩德，连呼“皇上万岁”。石敬瑭大恼，将其三十余人统统斩首。此事传到末帝耳中，末帝忧心忡忡，深感不安。后悔当初不该纵虎归山。
清泰三年正月，千春节（皇帝的生日）来临，皇宫里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到处是一片喧闹之声。满朝的文武大臣和各镇的节度使，全都携带厚礼，进宫为末帝祝寿朝贺。然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人却没到。这件事使末帝更加不安。同时，一个对付石敬瑭的想法正在思索着，酝酿着……
这年五月，末帝决心调虎离山，下诏将石敬瑭调离他的老巢太原，让他镇守郓州（今山东郓城县），想以此来削弱石敬瑭的实力。石敬瑭接到皇帝的命令后，心中一直犯疑，慌忙召集部下商议道：“我这次重返河东当太原节度使，皇上当面宣布让我永世驻守在此，生不予变动。现在忽然派我移守郓州，莫不是去年忻州之事，皇上一直对我猜疑？再说今年千春节，公主拜完寿告辞时，皇上对公主说：‘这么急着要走，难道是想回去和石郎一起谋反吗？’皇上怀疑我是极为明显的。今天不是我要谋反作乱，而是朝廷逼我，我决不能束手待毙。我打算向皇上上表称病，先看朝廷如何对待，诸位以为怎样？”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等心腹当即表示赞成。石敬瑭决心用武力对抗朝廷，他一面上表末帝，一面派人出使到契丹求援，并命令各部兵马作好战斗准备。
末帝也早有心武力讨伐石敬瑭，这时便以不服调遣为由，削夺了石敬瑭的一切官爵，同时授命张敬达率大军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石敬瑭急忙命令桑维翰向契丹求救，条件是称契丹主为“父皇”，如果契丹发兵救援，立石敬瑭为“儿皇帝”，那么事成之后，石敬瑭就将雁门关（今山西县西北）以北的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环、朔、蔚等十六州（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地区）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契丹作为酬谢；除此之外，每年再向契丹贡奉布帛三十万匹。称臣、割地、贡帛就足够丢人了，为什么还要称儿呢？石敬瑭也是有“理由”。的：原来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明宗在世时曾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结拜为兄弟，这样一算，石敬瑭就比耶律德光低了一辈。其实，论年龄石敬瑭要比耶律德光大十一岁。石敬瑭为了换取一个“儿皇帝”的地位，不惜出卖民族最高利益，还甘心给别人当儿子，真是丧尽了人格和气节这是千古受人唾骂的可耻行为！后人评论得好：“敬瑭急于叛命，甘臣契丹。称臣不足，继以称子，称子不足，继以割燕、云十六州……卒使十六州人民，论入沦狄（古时对北部、西北部少数民族的蔑称），敬瑭之罪，莫大于此。故其叛从珂也，情尚可原，而其引契丹人中国也，罪实难恕。敬瑭其五代时之祸首乎！”
契丹主耶律德光当时正好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神人从天而下，说道：“石郎使人唤汝，汝宜速去！”他醒来后把这个梦告诉母亲述律太后，但没有引起太后注意。等石敬瑭的使者来到，耶律德光看罢石敬瑭的表书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意”，便马上答应了石敬瑭的请求。
到了秋高气爽的九月，耶律德光按约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杀气腾腾扑向晋阳。一场激战，张敬达中了耶律德光的埋伏，大败而去，解了石敬瑭之围。石敬瑭当即杀羊备酒，慰劳契丹兵士，并跑到耶律德光的营帐中，与耶律德光叙父子之义，同时商定继续南下，进逼唐军。
二“儿皇”穿着异族服装登基
石敬瑭刚刚转危为安，正在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之际，北平王赵德均杀了出来，与石敬瑭合演了一场“二奴相争”的丑剧，把石敬瑭搞得狼狈不堪。原来，张敬达率败军逃到了晋阳南面的晋安寨，受到石敬瑭和契丹军队的围攻。张敬达一面收集残兵，闭门固守；一面派人进京向末帝求援。末帝在大臣们的劝说下，作了一番御驾亲征的架式，中途变计，但还是派了几路大军救援晋安寨。在这几路大军中，实力比较强的赵德钧是幽州（今北京城西南）人，是一个与石敬瑭一样的野心家和奴才。救援晋安寨，赵德钧是主动请战，可他一战路上慢慢腾腾，到处吞并兵马，扩弃实力。到达距晋安塞不远的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后，赵德钧既不部署向契丹进攻，又不派人与张敬达联系，而是再三请求末帝任命他的儿子赵延寿为成德军节度使。赵德钧的要求没有得到末帝的批准，反而被末帝训斥了一顿。赵德钧便派特使携带金帛玉器，请求契丹皇帝立他为中原之主。这事还真玄乎，耶律德光差一点儿被哄动起来，改变主意。正在耶律德光思虑再三、犹豫不决的时候，石敬瑭闻讯派特使桑维翰急忙赶到耶律德光的帐中。桑维翰从日出到日落，凭三寸不烂之舌，跪在耶律德光面前涕泪纵横地陈说了整整一天，终于使耶律德光屈志相从，拿定了主意。最后，耶律德光当着赵德钧使者的面，指着帐外的大石说道：“我为石郎前来，石烂乃改此心。”桑维翰一天的工夫没有白费，石敬瑭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在后唐军队与契丹军队相持的几个月中，石敬瑭百般奉承巴结耶律德光，不断向“父皇帝”表示自己的忠心。十月的天授节（契丹皇帝的生日），石敬瑭知道这是向主子献殷勤的大好时机，他一大早就领着妻子和全家老少，前往耶律德光的驻地，给“父皇”送礼祝寿。他还和妻子轮流为耶律德光斟酒助兴，以搏得主子欢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耶律德光认为石敬瑭的确是一个忠实的奴才，才把石敬塘召到面前说道：“我率大军从千里之外赶来救你，此事必能成功。我看你的相貌和才能象个当皇帝的样子，所以打算立你为中原天子。”石敬瑭听了番话，顿时心花怒放，又惊又喜。但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假惺惺地推托、谦让了一番。又经过部下一阵“劝请”，石敬瑭才装着不得已的样子答应下来。
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十一月的一天，耶律德光命人在晋阳城南修筑了一个土坛，在这里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为了显示“父皇帝”的恩德，耶律德光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帝服，摘下头上戴的冠冕，一起赐给了石敬瑭。石敬瑭双手接过“父皇帝”的赐服，视为珍宝，马上穿戴起来，进行登基仪式。即位以后，首先拜谢“父皇”，并保证兑现他过去所答应的条件。
穿上异族的帝服即位登基，在我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石敬瑭可谓独一无二、空前绝后了。
三 奉“父”命，晋军进军中原
虽说带个“儿”字，但毕竟还是个“皇帝”。第二天，石敬瑭便以大晋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改年号为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大赦天下；宣布一切均按后唐明宗所制定的法令和规章制度执行；给部下提职晋级。命桑维为翰林学士（参预皇帝机密的官员）、礼部侍郎（管理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和对外事务机构的副职长官）、权知枢密院事；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文为步军都指挥使；册立妻子李氏为皇后。此外，所有为“儿皇帝”出过力的文臣武将，统统予以提升。布置完毕，再会契丹兵攻打晋安寨。
晋安寨已被围数月，待援不至，粮草俱尽。张敬达被叛所杀，晋安寨落入石敬瑭的手中。全军将士几个月的努力前功尽弃。
晋安寨的失陷，使耶律德光解除了后顾之忧。又经过一番准备，“父皇帝”带着“儿皇帝”率军继续向南扑进。驻扎在团柏谷的赵德钧父子悄悄地弃军而逃，未战先遁，所以仅仅半天时间，团柏谷就被契丹军队占领。赵德钧父子奔至潞州（今山西长治），石敬瑭派遣晋安寨降将高行周到潞州劝说赵德钧投降。果然，赵德钧带着儿子赵延寿跑到城外十几里的高河恭迎耶律德光和石敬瑭。石敬瑭见到赵德钧，想想他与自己争夺皇帝的事情，便恨得咬牙切齿，任凭赵德钧说什么好听的话，石敬瑭都根本不理。耶律德光知二奴难容，下令把赵德钧带上沉重的木枷，押送到关外的西京（今山西太原市），交给述律太后处置。赵德钧被述律太后严厉训斥一顿后，关在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没多久，赵德钧便忧郁成疾，一命呜呼了。
耶律德光收拾了赵德钧的军队，自己驻守潞州，让石敬瑭率晋军问鼎中原。他为什么不再前进了呢？原来他害怕自己率军南下，引起民族矛盾上升，中原的老百姓全都起来反对，那时可就麻烦了。唯有用石敬瑭这个傀儡是最好不过了，石敬瑭当上中原名义上的皇帝，而他通过“父子”关系就可以成为中原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临行之前，“父子”二人“执手相位，久不能别。”“父皇帝”不仅送给“儿皇帝”良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又派先锋高谟翰率五千契丹骑兵保驾，最后，把自己身上的白貂服也脱下赐给了石敬瑭。这真是“父子情深”啊！石敬瑭感激涕零，对天发誓。就这样带着“父皇帝”的恩德和“子子孙孙，各无相忘”的嘱托踏上了征途。
再说，唐末帝李从珂得知这些情况后，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手下大臣又是各持己见，说东道西，弄得他心烦意乱，无法决策。一气之下，他先从怀州（今河南沁阳）退到河阳（今河南孟县）。但感到河阳也不保险，就把坚守河阳的任务交给苌从间和刘在明，自己带着一班文武官员渡过黄河回到京城洛阳了。石敬瑭率晋军一路顺利，很快打到河阳城，守将苌从简和刘在明不战而降了并把船只全部献给晋军。这样，晋军又顺利渡过黄河，直逼洛阳。末帝眼看大势已去，无路可走，便带着太后、皇后、儿子处几个亲信，登上玄武纵火自焚而死。当晚，石敬瑭进驻洛阳，暂居旧宅。从潞州出发，短短半年时间，石敬瑭就夺得了中原的最高统治权。
刘知己远趁乱称帝群属下酷杀贪财
当耶律德光人汴，中原军民奋起抗辽之际，刘知远据河东，积极策划，扩充实力，趁乱称帝于太原。
刘知远是沙陀部平民，冒姓刘，初为军校，隶石敬瑭部，梁、晋战于德胜，刘知远在战阵中救护石敬瑭得全，逐为他所亲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以刘知远为都押牙，充心腹之任。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倚他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献计，向辽主称儿臣、割土地，以求其援助，他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与中国之患，悔不无及。”这就表明了，他虽是石敬瑭卖国集团的骨干，在投靠辽主、篡夺帝位这一根本决策上与石敬瑭、桑维翰是一致的，但毕竟还有程度上的差别，尤其是反对割让燕云十六州这一战略重地，是颇有见识的。石敬瑭发动叛乱，后唐大军进围太原，他以五千之众，守卫太原，抵住了张敬达十倍之众，不但深得敬瑭的信任，而且甚为耶律德光赏识，告诉石敬瑭：“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不可弃之。”石敬瑭人汴梁，用他典禁军，遂握兵权。公元939年（天福三年）初，与杜重威同加同平章事，自以为有佐命之功，耻与凭裙带关系、庸劣无功的杜重威比肩，愤不受命。石敬瑭怒其倨傲，欲罢去兵权、勒归私第。虽经侍臣劝阻，刘知远勉强受任，但从此与石敬瑭离心离德。
公元940年（天福五年），石敬瑭借防范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之名，任刘知远为邺都留守，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将他挤出朝廷。次年，又改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免除其禁军统帅职，以杜重威代之。于是，刘知远更加愤郁不平，萌生异志。刘知远是个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人物，晋安寨之役，张敬达部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想把他们编人亲军，刘知远却把他们全部杀掉。他招诱谷吐浑白承福等部置于太原东山及岚石间，表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收其精骑以隶麾下，后来又诬以谋指反通辽，杀白承福等及其家族四百人，尽夺其杂畜财货。辽兵南犯之际，他保聚河东，利用“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的有利条件，扩军积粮，坐观成败。阳城之役，他不发一兵一卒援救，却收诸军散卒数千个为已用，“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晋廷屡诏他会师共击辽兵，他身为北面都部署，始终不理朝命，引起了石重贵的不满和猜疑，不再和他商讨密谋大计，他也全不介意，只是专力守御本境，又亲率牙兵。在朔州南阳武谷大败辽兵。耶律德光陷汴梁，他一面“分兵守境，以备寇患”，一面又遗牙将王峻奉表于辽主，庆贺他人汴京，声言，“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自土门西人屯于南川，城内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人贡。”耶律德光“赐诏褒美，呼帝为儿，又赐木拐一；蕃法贵重大臣方得此赐，亦犹汉仪赐几杖之比也。”刘知远这些手段，不但可以避免被征离镇，而且可以骗取人心，使人们误以为他能保持独立，不屈于辽。他的这套本领不但比杨光远、杜重威之辈强过十倍，就连石敬瑭也远不能及。他能够骗取军民信任，笼络将校，因而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抗辽斗争的胜利成果。在两次遣使人汴，借名贡献、侦察情报之后，部将纷纷劝刘知远称帝发兵。他回答说：“用兵有缓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踞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在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他用心之深，计谋之周密稳妥，确也胜人一筹。他纵横卑阖，保全辖境，充实力量，任着他素日的地位和声望，在后晋将帅纷纷降辽、被夺去兵权之际，他虽然两次进贡于辽，称臣致贺，而在将吏士卒心目中，还是以为他不过行忍辱负重的权宜之计而已。等到耶律德光准备北逃，部下文武吏纷纷劝进的时候，他遂于公元947年（天福十二年）三月在太原称帝，因为冒姓刘，故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为了掩人耳目，他仍用晋天福年号而不改元，并且在石重贵等一行被押解北上时，故作姿态，“愤惋久之”，“率亲兵趋土门路，邀迎晋帝”，其实，走到寿阳便回转太原。他称帝之后，仍然没有发一兵一卒追袭辽军，对浴血抗敌的军民和惨遭杀害的百姓，仍然冷眼旁观，不予任何救援。而在各地将校逐杀辽将，上表归诚时，他就一例收纳，正式给以任命。他在太原组织好新的朝廷班子之后，就乘虚向洛阳进发。恰恰这时发生了陕州兵变，将士杀辽将，上表归诚，刘知远得通向洛阳的咽喉要地，大喜过望，是年夏六月，他一路顺风地到达洛阳，不等入宫，便派亲信杀害李从益母子，李从益的母亲王淑妃临死号哭说：“吾家子母何罪？吾既为契丹所立，非敢与人争国。何不且留吾儿，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饭洒明宗陵寝！”闻者为之酸鼻。
刘知远到洛阳后，就颁布赦诏，略云：应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见禁罪人，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除十恶五逆外，罪无轻重，咸除赦之。
诸州去年残税并放。东、西京一百里内放今年夏税，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屋税并放一半。
契丹所授职任，不议改更。诸贬降官未量移、已量移者，与叙录。
流入并放还。
“应系欠省钱，家业抵挡外，并放。”
看了这个诏书，会感到刘知远似乎很宽厚，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他对曾经浴血抗击辽兵，还没有放下武器、解散队伍的起义群众，就丝毫也不宽厚了。他到了汴梁之后，便颁诏书说：“……亡命不逞之徒，残民蠹物之类，或隐藏山谷，或畏惧典刑，及今日已前，结集为非者，并不问罪。仍令所在长吏，丁宁晓谕，如愿在军都者，量材安排；不愿在军都者，即任归农业。与限两月，明示招携。如限满依前结集为非，不议宽恕，即严加捕捉，复罪如初。……”
又“诏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
这付狰狞面目，还有什么宽厚可言呢？那么，刘知远完全不宽厚吗？也不是，他对那批卖国降辽的文武将吏是很宽厚的，甚至对罪大恶极的卖国贼杜重威，都十分宽厚，耶律德光将要北逃之前，遣还诸方镇，杜重威回天威军。刘知远人洛、汴，移之为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拒不受命，刘知远遣宿将高行周讨伐，继又亲率诸军前往。杜重威向辽将麻答乞援，麻答也被镇州军民逐走，哪能救援他？杜重威粮尽援断，只得开城纳降。这次战役，杜重威负隅顽抗，杀伤汉兵甚多，而“邺城士庶殍殆者十之六七焉。”对于这样罪大恶极的卖国贼，刘知远仍封之为楚国公，援以冗职，安置于汴京。直到刘知远病危，才下令诛杀杜重威父子。对杜重威尚且如此，则罪恶次于他的藩镇，就更加姑息了。刘知远入汴梁时，两河地区经过后晋的残酷搜刮和契丹铁骑的肆意蹂躏，已经残凋不堪。刘知远的诏书中说：“顷属前朝季年，中原失驭，蒸黎板荡，寓县分离，寰区为戎马之所，宫阙作腥毡之地，百万之重聚，俱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因兵戈，聚成疮痍，男孤女寡，十室九空。”
“……联昨夙驾河汾，薄狩陕虢，洎及京邑，周览神州，禾黍废为闲田，墙屋毁为平地。……”
诏书说的是实际情况。如果后汉朝廷确实照入洛诏书办理，民困还可以少些。然而，就连些也没能兑现。
刘知远称帝之后，旧日亲信将佐、幕僚都执掌了要害部门，杨那、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批人之中，只有郭威识见深远，接纳贤才，体察民情，有所作为，其余都是横蛮无知，残暴绝伦之徒。如：苏逢吉善伺人意，惯于谄佞，而又嗜杀成性。刘知远即位太原，“从事稀得谒见”，只有他日侍左右，把奏疏藏在袖内，“俊其悦色则谘之，多见其可。”谄上者必虐下，他“深文好杀”，残忍异常，在河东为幕僚时，“尝因事，高祖命逢吉静狱以祈福枯，逢吉心杀禁囚以报。”当了宰相，更爱杀人，刘知远欲镇压各地起义群众，他就草诏说：“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有人驳斥说：“为盗者族诛，犹非王法，邻保同罪，不亦甚科？”他仍固执己意，勉强抹去“全族”二字。“时有郓州捕贼使臣张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良由此也。”他“尤贪财货，无所顾避，求进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风旨，许以美秩。”更爱奢侈，“好鲜衣美食，中书供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馔，务尽甘珍。”曾在私第宴请权贵一次就“所费千余缗”苏禹庸碌昏庸，一切照他眼色行事，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分一杯羹而已。
横蛮暴虐的刽子手，无过于史弘肇，他是个行伍出身的无知军人，自牙校以功擢至亲军主将。刘知远人洛、汴，他充当前锋，严束部伍，还能做到“所至秋毫不犯。”进了汴梁城，他的狰狞面目就日益暴露无遗了。他“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专行刑杀，略无顾避，”而且“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这样一来，上行下效，“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甚至“太白昼见，民有仰视者，为坊正所拘，立断其腰领；”“有醉民抵忤一军士，则诬以讹言弃市”；“其他断舌、决口、折足者仅无虚日”。他兼领归穗节度使，“其府属公利，委亲吏杨乙就府检校，贪戾凶暴，负势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风展敬，聚剑刻剥，无所不至，月率万缗，以输宏肇。一境之内，疾之如仇。”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也属罕见。
王章理财，惟事暴敛，堪与孔谦相匹。他“专于权利，剥下过当”。“旧制：秋夏苗租，民税一斛，别输二升，谓之‘雀鼠耗’；乾枯中，输一斛者别令输二斗，目之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经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有犯盐、矾、酒榷之禁者，锱铢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
“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诸方蕃镇至于州县，无不竞以苛暴为能事：卫州刺史叶仁鲁听说境内有“盗”，便“自帅兵捕之。时村民十数逐盗人于山中，盗皆散走，仁鲁从后至，见民捕盗者，以为贼，悉擒之，断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转号呼，累日而死。”对于叶仁鲁这种昏暗残酷的殃民罪行，苏逢吉大加赞赏，认为他办事得力赏赐升官。
青州节度使刘铢，“性惨毒好杀”，以“立法深峻”著称，“每亲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数百步方止，肌体无完者；”每杖人，遣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他又贪浊异常，横征暴敛，无所纪极。据当时谏官李元懿揭发，青州一道，”夏秋苗上每亩麻，农具等钱，省司元定钱十六。及刘铢到任，每亩上加四十五（文钱）—，每顷配柴五围、炭三秤；省余之外严刑立使限征；又放丝三万两配织绢五十匹，管内七县，大抵如是。“还规定，”每秋苗一亩，率钱三十，夏苗一亩，率钱二千，以备公用。部内畏之。胁肩重迹。这种种暴敛强夺，并非青州一镇，刘铢一人而已，李元懿疏中说：臣窃闻诸道，亦有如刘铢配处。由此可见一些实际情况。
尤有甚者，西京留守王守恩，在洛阳。“专事聚敛，丧车非输钱不得出城，下至抒厕、行乞之人，不免课率；或纵麾下，令盗人财。”枢车妻买路钱，税及抒厕，敛及乞丐，及至指纵劫盗，收取赃财，穷凶极恶，还有甚于此者吗？
本来，在辽军被逐出中原之际，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是不行的；握有实力，收揽人心的刘知远，称帝建国。虽属夺取人民群众的胜利成果，却也是当时形势的要求，因为，在纷乱的形势下，一个统一中原的封建政权毕竟是“无秩序中的秩序”。然而，它能不能存下去，还要看它能不能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任务。当时的时代任务，不外是安定百姓，恢复生产，积蓄力量，抗御辽朝侵掠，完成统一大业。后汉朝廷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不相适应。要想久存，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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