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吃得年少苦，才有老来富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西方的哲人也说过：伟大源自苦难。
吃苦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任何人每天都有难题需要处理，在处理各种难题的过程中，人们的意志得到磨练，水平得到提高。荣宗敬和荣德生从少小就远离家乡去上海当学徒，既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也使他们见过了更多的世面。
中国有句古话：苦难是一笔万金买不到的财富。一个成大事的人，必须要经受苦难的磨砺，于磨难中吸取经验，才能在社会上创出自己的事业。没有吃过苦的人，好比是温室的花朵，一旦面临外界的凄风苦雨，就会萎缩不振，最终凋零。
一个人只有经过了苦难的磨炼，才会有一副硬膀子，才能挑起百斤重担。
吃苦并不可怕，吃苦可以使人的身心得到磨练，可以让人拥有一颗坚忍不拔的心，拥有一副强硬的体魄。
荣氏兄弟从十几岁就接受贫困生活的磨难，这为他们以后在创立家族企业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氏兄弟很小的时候，由于家贫，他们没上过几天学，辍学后在家帮父母料理家业，因为父亲荣熙泰长年在外奔波，忙于一家生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荣氏兄弟少年老成，他们看到父亲如此辛苦，仍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心里十分着急。作为长子的荣宗敬13岁时就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前往上海谋生去了。
上海虽然很大，但找个高薪的工作还是很难，荣宗敬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找到一家铁锚厂，在那里当小学徒。
就这样，13岁的荣宗敬，在贫困生活的逼迫下，开始了人生创业的第一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当学徒的生涯比想像中还要苦和累，荣宗敬人小力不能支，加上在异乡又无亲人关心，他当学徒没多久患上了伤寒病，连日高烧不退。但他硬挺着，直到不能支撑，才不得不回宿舍养病。
厂主见他病得不轻，就通知了他的家人。爱子心切的母亲石氏闻病讯后，心急如焚，匆匆赶到上海把荣宗敬接回家。在家中，请医问药，荣宗敬的病才慢慢治好，但是对于一位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却是一场磨难。这场大病使得他的身体发育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使他后来成了一位大脑门的矮个子。
第二年，“狠心”的父亲又让他去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当学徒。临行前荣宗敬暗暗下了决心：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功誓不还！
很快，三年过去了。荣宗敬学艺师满，由于他平时苦学艺，加上他人很机灵，就被留在上海南市森泰蓉汇划字号当跑街。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当跑街的差使比学徒好不了多少。做学徒的荣宗敬默默忍受着，于苦中坚持着。一年后，经过岁月的磨练，荣宗敬成熟了。他深深理解了老辈们常说的一句话的道理：“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当时，钱庄的业务相当繁忙。跑街又是专门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的重要“把关”之一，这项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钱庄业务的发展，所以很得经理所倚重。荣宗敬不负经理所望，虚心钻研，精益求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不仅对经手的各项业务认真办理，从不出差错。为了业务熟练，他反复研习。因而他在金融市场上资金的调拨、运用以及棉麦产销动态等方面增长了不少知识，为后来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荣宗敬在上海钱庄当练习生时，弟弟荣德生写信给他，请他设法将自己引荐到钱庄学作生意。这时的荣宗敬在上海已混得不错，有了不少朋友，接到弟弟的信，荣宗敬托朋友把弟弟介绍到上海通顺钱庄习业。
通顺钱庄在上海永安街，是一姓方的老板开设的。荣德生在这个钱庄习业三年。在这里，他和哥哥荣宗敬一样，开始了学徒生涯清苦、单调而又忙碌的日子。扫地、擦桌、跑街，整天在琐碎的杂务里忙个不停。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上不了帐台，沾不到业务的边，但他却偷偷地学起来。在算盘拨动声中，他开始琢磨打算盘、记账。每晚上床前，他拿起算盘，使劲地练，倦怠了，把头伸到天窗外，作几个深呼吸，又继续回到桌边练开了。即便在酷暑中，他仍坚持练，衣裤浸湿，也不休息。
古人云：有付出就有收获。荣德生于酷暑中的苦练，让他拥有了真本领。
三年钱庄学徒生活，使荣德生受益匪浅。一把铁算盘，一手好书法，满腹金融知识，凡事用数据来衡量、判断、盘算的脑袋，以及在业务往来中所建立起来的网络关系和广泛的社会联系。
荣氏兄弟清苦的学徒生涯，造就了他们于挫折中不低头的坚忍不拔的性格，让他们在艰辛的环境面前能够面对现实。就是在上海的这段当学徒和当练习生的日子，促成了兄弟俩创业道路上的转向，为他们的以后创业铺平了道路。
2.创业之初，吃闭门羹不叫难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这是因为，在开始阶段，能按照计划进行的少。识途老马面对熟稔的事情时，都难免会有差错，更何况从事从没有摸过的新创事业。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间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情，只有不愿意走向成功的人。一个人，只要坚定成大事的决心，就会置所有的苦难于不顾，勇往直行往前冲。
荣氏兄弟立下大志后，就开始寻找创业的路子。在最初创业期间，他们像所有的初创业者一样，因没有经验，而屡屡碰壁。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击倒，而是迎难而上。
古人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荣氏兄弟在创业之初，就是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打拼实业。
1895年，中日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在华设厂权。因此，凡是大城市，都有日本人开的厂子。
《马关条约》签订四年后，24岁的荣德生应朱仲甫之邀，再下广东，当河补抽税局总账。这个职务当时很俏，油水多，许多人早就觊觎这个位置，私底下为之奔走游说，由于荣家和朱仲甫父辈们交情很好，有这一层老关系，幸运之神降临到了荣德生头上。
抽税局的确是个肥局，聪明伶俐的荣德生刚开始在这里捞了不少物质好处，心里很是高兴了几天，但时间一长，他看到当总办的朱仲甫除去每月官俸银一百两外，还可税款照例提成分拆，非常眼红，觉得以前自己开钱庄是不能发这么大的财，可做官又少资历，爬不上去，年纪轻轻的总不能满足于眼下挣的这点钱吧！这么一想，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工作之余，他拼命寻找致富的捷径。
有一天，他在书店里无意中看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荣德生很喜欢这本书，并把它买下来回家去看，他读了许多遍仍觉得不过瘾，对这本书爱如珍宝，他细细研究其中的内涵。从中知道美国一些大资本家，都是靠办实业起家的。实业使他们致富，实业使国家强大，实业使这块新内地迅速崛起。至此荣德生耳目为之一新，大受启发。30年后，他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故一地必须有人提倡事业，开辟风光，人人节约勤恳，以有余之资，投入生产，如此由一人为倡，而影响一省，以至全国，如今之美国即是。”这些感受，最初就是从《美国十大富豪传》中获得的。
1899年八月，荣德生离职回家。当时，从广州回家的路线大多取道香港，先乘轮船到上海，再转无锡。在香港，船票难买，再加上酷暑炎热，候船室实在闷热难耐，荣德生便在港口随便走走。港口群轮密集，装卸繁忙，他在一艘巨轮前停下。这是一艘英国轮船，码头工人正在装卸面粉，粉袋中落下来的粉屑铺了一地，粉袋在码头上堆成一座座小山，绵延几百公尺。打听后，才知道是运往内地的。他在那里徘徊良久，那座小山似乎压在他胸口，使他感到沉重压抑。他不禁凄凉地想到：“堂堂中国，有几亿农民劳作，有无边无际的农田，有不计其数的稻麦，但吃的面粉，居然要从外国进口，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何我们国人就不能为之。”想到这里，他心有所动，是呀，我也是中国男儿，何不创办中国人自己吃的面粉呢。
带着要创办面粉厂的想法，他回到上海，把这个想法同其兄荣宗敬谈起来，兄弟俩一拍即合，那时荣宗敬的广生钱庄业务以汇兑为主，几年来都有盈余。细心的荣宗敬发现自己经营的汇款之中，以每年春夏之交，由沪汇往江南各地居多，如无锡、常州、宜兴、溧阳等地。因此他想到钱庄的汇兑虽可获利，但毕竟是守株待兔的蝇头小利而已，终不及办新式工厂利益来得大，兄弟俩一合计，决定把钱庄资金转移到实业上。
有了创办实业的志向，他们说办就办，荣宗敬先派德生在上海做周密的调查。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方局势动乱，市场不佳。上海商店倒闭的不少，物价降跌。只有小麦没有受到影响，装运到北方和东北的还是很多，价格也比较稳定，当时其他行业生意清淡，惟独粉厂出品销路颇佳。又看到内地有些旧式商人，只知兢兢业业安于旧法经营，企业不得发展，而港沪等地，兴办事业的大多数获利甚丰，因此他决定开办面粉加工厂。
当时，因中英、中美等通商条约上有明确规定：面粉进口是为了供给外侨食用，海关不得征税。实际上，外侨食用当然不需要进口这么巨额的洋粉，大部分还是售给中国的消费者。荣德生想：如果办个面粉厂，销路不愁，又能免税，定能大大获利。一举两得，划算！
当时中国境内开设的面粉厂只有四家，即：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和及英商增裕。荣宗敬一面托人到各厂参观学习，吸取经验；一面找洋行，要机器样本，准备研究订购机器。
但事情一开始就受到波折，让他们吃了个不软不硬的闭门羹。当时，荣宗敬到上海阜和厂参观，遭到厂方的婉言拒绝，原因是“厂部重地，闲人免入”，实则是怕泄漏了技术秘密。受了一肚子气的荣宗敬只得再托熟人说情写介绍信，才勉强同意往上海增裕厂参观，不过只能在楼下看看，洋人关照的楼上轧粉间不准看。
“难道中国人办企业就这么难！”年轻气盛的荣宗敬咽不下这口气！他当时就发誓，一定要创办比洋人还要大的面粉厂。
荣宗敬到底没去轧粉间，他怀着郁闷的心情，浏览了一部分制造和工艺程序，虽然草草地看过一遍，但是对建厂需要多少造价，需要多少营运资金，他还是了然于心，于是他们进一步向瑞生洋行探问机器价格。
当时磨粉机器以美国货最好，但价格较昂贵，全套约需10万两银子。如果以英国机器与法国磨子搭配，价格就省得多了，日产面粉300包的微机，每台还不到2万元。
了解到这个行情，荣宗敬兄弟俩信心倍增，仿佛看到眼前已是一排排厂房拔地而起，一根根烟囱高耸入云，白花花的银子就铺在眼前。
这时，原任广东税务局总办的朱仲甫（即荣德生在广东抽税局时的上级）也丢掉了官职，差不多和荣德生同时回来。他住在苏州太平巷，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心里却感到空虚和失意，正愁没事干。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找上门来，对他陈述自己的想法，朱仲甫兴奋得与他们哥俩击掌叫好，说：“这正合我的心意。在广东时，我知道免税的只有面粉，搞起来是大有可为的。”
朱仲甫欣然同意荣宗敬、荣德生的计划，并愿意投资全部建厂资金的一半。他笑着补充：“我这辈子，当官也没啥意思了，还不如赚几个钱，养老享享福。”
他们集资3万银元，朱仲甫出15000银元，荣宗敬、荣德生各出3000银元，其他部分招股。朱仲甫担任总经理，乘官场人事之便，负责向清政府立案和请求专利10年；荣德生担任经理，负责筹划厂基、厂房和建厂；荣宗敬专司批发业务，负责订购机器。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没有想到，他们以后的创业会遭遇更大的艰难，这些艰难，远比参观面粉厂时吃的闭门羹更让他们防不胜防，但他们最终挺过来了，并创办了后来驰名中外的面粉厂，获得“面粉大王”的美称。
3.第一桶金：吃尽封建官员的苦，流尽封建社会的汗
赚钱难，创业想赚大钱更难。特别是在荣氏兄弟那个年代，上有官压你，下有人坑你。稍不注意，可能船翻业破。荣氏兄弟可谓是吃尽了封建官员的苦，流尽了封建社会的汗。最终总算苦熬出了一条生路。
有位名人说过，一个人要干成一番事业，其中放开眼界、抓紧时机，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占95%的因素。
荣氏兄弟在面粉厂建立的过程中，用的便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荣氏兄弟的创业是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时候的创业和现在比起来不知要艰难多少倍。面对旧中国的昏聩官员和顽固霸道乡绅及地方的恶势力。荣氏兄弟开始了他们与恶势力的持久争斗。
荣氏兄弟兴建保兴面粉厂时，地方上的几个封建乡绅心生嫉妒，为了阻止荣氏兄弟开办面粉厂。他们勾结社会上的一帮恶势力，联名上告荣氏兄弟“私圈公地民田”，并指责“工厂烟囱正对学宫，有碍风水”，要求官方从速阻止。于是动工后不久，知县便发来一道渝单，勒令荣德生立即停建。如一定要建，也要把厂址迁往他处。
要是换作旁人，事业没有眉目就面对重重阻力，心里早就打退堂鼓了，因为荣氏兄弟从十几岁就接受过艰苦的学徒磨难，所以，他们没有屈服。荣德生更是建厂意志坚决，毫不动摇。他了解到事情的起因固然和民智未开有关，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在建厂前事先没有向一位图董打招呼，即向这位图董送礼，因此，这个土豪便怀恨在心，暗中唆使痞棍捣乱。知道事情的真相后，荣德生心中有了底。决定与恶势力斗争到底。双方争执不下时，便打了一场官司。
在公堂上，荣德生据理力争。状告曰“私圈公地民田”。荣德生驳斥道：“工厂并没有占用耕地以外的土地。”并拿出购地的契约为凭据；状告曰“工厂烟囱正对学宫，有碍风水”。荣德生驳斥道：“烟囱隔着一道城垣。”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请官府派人到场查勘，以正视听。
荣氏兄弟是一介平民，敢与官府及地方上的恶势力抗争，不能不使人们刮目相看。有一位入股仅300银元的杨姓股东，特意跑来向荣德生表示支持：
“鄙人希望地方兴旺发达，工厂林立，学校林立。若有用到鄙人处，一定鼎力相助。”
“多谢，多谢！”荣德生握住他的手说：“吾兄弟建厂乃为地方兴利，纵有妖言惑众，又岂能奈我何？工厂建设日继夜续，绝不停顿，官司也决心打到底！”
在荣德生面临困境时，他突然想起了另一个合伙人——朱仲甫，他曾是官场中人，门路很多。荣德生去函苏州，请他出面与官府斡旋。他自己则坐镇无锡，一方面应付官司，一方面督促厂房建设。停工就意味着投降，意味着失败。这一点荣德生心中十分清楚。
凡事都有两面性，在荣德生事业遇阻时，他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孩。对于盼子心切的荣德生来说，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惜他又要建工厂又要打官司，整天忙得团团转，竟然抽不出时间来照料分娩不久的妻儿。
夏天来到时，面粉厂仍没建好，江南雨水多，有时一连数日连降暴雨。梁溪河水猛涨，太保墩被淹，工地上一片狼藉、混乱！荣德生忙得晚上也不回家，一有时间就在工地上巡视，观察水情变化，指挥工人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工地安全，保证工期不致延误。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嗓子喊哑了，他的布衣布鞋湿透了，他脸上祥和的微笑消失了，代替这一切的是紧张、忙碌、劳苦、疲惫不堪。
这天，他正在工地上忙碌，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到工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朝他喊道：
“宝宝得了重病了，你快，快回去看看吧！”
荣德生一听儿子重病，心里自然异常焦急。他刚要抽身回家，暴雨突然从天而降，梁溪河水怒吼着向工地上扑来。
“得赶快去请大夫！晚了怕不行了……”
家人见荣德生犹豫，提醒他道。可是荣德生挥挥手，示意叫他先回家去，自己又顶着暴雨迎着恶浪奔波在工地上。在这紧急危险的时刻，他不能不留在工地上：他不是不爱儿子，他是太爱儿子了，所以他想把工厂早些建起来作为送给儿子以及所有荣氏后辈的礼物……
第二天雨势转弱，荣德生把工地上的事安排妥贴后，奔回家中看望妻儿。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延误了医治，幼子已经夭折！看着妻子那一张泪痕满面的脸，痛惜和歉疚交织着在荣德生心里翻腾，他拉着妻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那一场官司仍然没完没了，还在拉锯中。荣德生从县到府，从府到省，往返奔走，并拿出了800银元钱来疏通门路。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此话一语中的。六月中旬，受贿的常州知府到场查勘，那些土豪乡绅坚持反对建厂，知府不敢做主，呈省核示。两江总督批下：“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乎；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风有碍？”当着乡绅土豪的面批驳他们。地方上的恶势力不肯善罢甘休，乘厂房建筑即将完工，正要建造大烟囱时，又造谣说：“荣氏兄弟要用童男童女作祭奠，烟囱才能竖得起来。”无知的农民听信了乡绅散布的谣言也跟着起来阻挠，围在工地四周哄闹。延至九月（阳历十月），两江总督再次批下：“知县办理无方，先行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具呈阻挠各人，查取职名，听候详参。”这样一来，才没人阻拦，荣德生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
输了官司的土豪乡绅们仍不甘心，经过一番交涉，他们提出三项条件：一、建造厂房不许将码头驳岸伸出河中，二、不准将煤灰抛入河内，三、不许高放回声（即汽笛）。为了息事宁人，荣德生都答应了。至此风波才暂告停息，他全力督促工人加快工厂建设，力争早日开工。
荣德生在乡下建厂时，荣宗敬在上海定购了粉机石磨，装船运至无锡。年底，厂房及公事房、廒间、街场、驳岸，一切完工，花费近2万银元，加上机器的费用，一共23000银元。股款39000银元，费用透支4000银元。
经过一番周折，公元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正式开机生产。
粉机隆隆开动，石磨嚯嚯作响。从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犹如黑色的牡丹开在了太保墩的半空。众人欢呼雀跃，鼓掌声喝彩声响成了一片。
保兴面粉厂是我国民族资本早期经营的小型机器面粉厂之一，也是荣氏家族创办实业的第一步。以它为基石，为起点，建立了荣氏企业的百丈高楼。
保兴面粉厂由朱仲甫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全面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荣宗敬常驻上海，主持广生钱庄，并协调保兴的对外业务。
万事开头难。办厂两年，仅有微利。朱仲甫本是沉浮于宦海中的人，做官发财之心未死，他见“保兴”油水不大，就想打退堂鼓。他对荣德生诉苦说：“比起此厂与我的前途来，似乎难以发展，我做惯大差使，觉得乏味。加之心怀失子之痛，我想闲游他方，以解心头烦闷。”
荣德生劝阻道：“厂中现虽不发展，但远没有成熟，日后一定会大有发展，请朱世丈三思。”
朱仲甫微笑不语。恰巧这时粤省同寅邀其南下做官，朱仲甫欲东山再起，决定将其股金抽走，厂事拟交卢某接任。
荣德生知道朱意已决，万难更改，也就不再强求了。因为朱仲甫是保兴之最大股东，他抽走股金后留下一大真空，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乘机图谋，意欲独购保兴。在这种情况下，荣氏兄弟面临着新的抉择：一是把厂出售给他人，这就意味着刚刚开创的事业付之东流；二是把厂全盘接过来自办，如此则吉凶祸福独家承担……
左思右想后，他们选择了后者。荣宗敬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祝氏只可独购他股，我荣姓股份决不相让！”
荣德生同意兄长的意见：“我们争气不争财。不如索性将保兴股了结，收股改做。事在人为，坚持下去必定前途光明！”
于是荣氏兄弟将自家的股金从最初的6000银元增至24000银元，取代朱仲甫成为最大的股东。祝兰舫认购了4000银元，加上张石君等人搭股，资本扩充为5万银元。厂名也由“保兴”改为“茂新”，意思是厂子从此将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这就是荣宗敬兄弟经营保兴面粉厂的最初境遇。它使兄弟俩初尝兴办实业的艰辛，但并没有减弱他们的锐气，对兄弟俩来说，这实在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磨练。
两年后，茂新面粉厂以资本6万银元呈部注册。该厂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由于是最大的股东，他们凡事都有决定权，荣氏兄弟才真正放开了手脚，大干了起来。
荣氏兄弟创业，苦尽甘来，他们就是用这一桶金成为后来的工商界巨头。荣氏兄弟之所以能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办厂，与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荣氏兄弟的创业遭遇告诉我们：在创业的困境中，应该正视并且利用创业中的挫折，甚至应该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这样才会激发出自身的巨大潜能。
如今，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当年购置的那四部饱经风雨，齿痕斑驳的旧石磨，一直陈列在梅园山顶上，成为一代企业家最初创业的历史见证！多年后，荣氏子孙到梅园山顶看到旧石磨时，内心深处，涌起对父辈们的敬仰之情。
4.屋漏偏遇连夜雨：负债累累银行多欺诈
创业的过程，就是恒心和毅力坚持不懈的发展过程。成功很多时候没有什么玄机，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荣氏兄弟在事业上大有成就时，也曾面临过巨大的困难，但他们咬紧牙关，最终冲出险境。于山穷水尽时获得光明。
创业难，难在创业路上的各种各样的阻力，从古至今，创业的人都饱尝苦水。荣氏兄弟也一样，在创业时，吃尽了苦头。但他们没有被劫难吓倒，依然迎难而上，奔波在创业路上。
创业难，守业更难。随着荣氏家族企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加上当时时局的动荡不安，更加增添了守业的难度。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大量过剩，纷纷谋求出路，倾销剩余产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关税不能自主，成了资本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纱布市场全部丧失，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事件，日军大肆掳掠上海。
此时，中国陷入民族危机之中，中国民族工商业也处于困境，荣氏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申新部分七家工厂先后关厂停工，债台高筑，资金难以运转，多次靠借贷度过险关，处境十分危机。
荣氏企业负债累累。1934年3月，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向荣氏企业宣布：“不再对申新放款”。随后，与荣氏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十六家钱庄也放出话来，说到6月底，新账老账全部收回。这对处境原本危机的荣家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荣氏兄弟忙得焦头烂额，荣宗敬到处找人帮忙。当时，全部资产为6800万元的申新公司，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元。6月到期的应付款达500多万元。
在这危急之际，荣德生的儿子荣伟仁从上海赶回无锡老家与父亲商议解救办法。荣伟仁向父亲陈说利害，认为如果上海方面倒下，无锡方面也无法幸免，如果事业倒了，全家也会受到牵连。荣德生考虑再三，随后携带有价证券与中国、上海银行交涉，将荣氏兄弟在茂新、福新面粉厂的股票和存款、申新股票等1100万余元，再加上申新三、七两厂押款产余600万元作担保，向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借款5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由于银行方面是以总公司由王禹卿任总经理为条件，而王禹卿上任后没几天，感到事情棘手，便不愿再干下去。中国、上海银行在付过280万元后，于7月4日拒绝交付余额220万元。申新总公司在这一天宣告搁浅。
在申新搁浅之前，荣氏兄弟就通过各种关系，分别上书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陈公博等国民党政府首脑人物，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
荣氏兄弟万万没想到，他们危难时分的求助不但没得到援助，反而引狼入室。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及棉统会等派出官员，到申新进行调查，最后竟提出一份所谓的“整理”申新的方案：
由政府责成申新总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
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
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间，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及计算。
陈公博的上述方案，是以“整理”为名，掠夺荣家的申新。荣氏兄弟当然不甘心拱手相让，说：“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阴谋，引起全国棉纺业界的义愤，很多同行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和反对。
迫于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整理”方案流产，荣氏兄弟以顽强的毅力保住申新的生命。
申新搁浅危机刚过不久，又发生了申新七厂被英商汇丰银行拍卖的事件。
申新七厂是1929年荣宗敬买下东方纱厂后建立起来的，厂基、房屋、机器等价值500万元。买下后作为抵押品押到汇丰银行，取得200万元的贷款。1933年10月，双方又签订了押款转期的临时契约，规定1934年到期付本。
申新搁浅之际，申新七厂的其余部分成为向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抵押500万元（实付280万元）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是申新七厂的第二债权人。
1934年底，申新七厂抵押款到期，荣氏兄弟要求汇丰银行再次宽限转期，并表示愿付全部利息和押款的一部分。但汇丰银行没有接受要求，提出必须实行取赎，否则即将申新七厂拍卖处理。
荣家几经交涉无效，1935年2月24日，汇丰银行在《申报》上刊登了拍卖申新七厂的公告。
此公告一出，反对声如潮。中国银行、上海银行首先反对，申新七厂也在报上发表紧急通告，坚决反对汇丰的拍卖行径。但汇丰银行一意孤行，3月26日下午在上海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正式拍卖申七。仅是半个多小时，申七就被一日商以225万元的低价买走。
申七被汇丰拍卖后，上海各界人士极力奋呼，声援申七，谴责汇丰。申七的职工们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团结起来，拼死护厂。
面对扑面而来的声讨与谴责，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抵押借款延期归还。
荣家企业再次虎口逃生。
5.国难当头，壮大企业决心未泯
官僚资本欺诈，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荣氏家族在夹缝中生存，面临着国难当头，危机四伏，荣氏兄弟还是迎难而上，挺直着腰板与三座大山做斗争。虽势力单薄，但壮志未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领域由将、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官僚资本对荣氏企业早就窥视已久。
因为当时整个棉纺业处于萧条之中，申新的信用危机进一步加深。各贷款行庄组成的银团委员会趁机全面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大权，甚至提出要以银团为管理工厂。荣家加以拒绝，不得已采取了折中方案：将亏损较大的二、五两厂暂时停产，亏损较小的一、八两厂仍由银团继续垫款生产。
申新二、五厂停工后，荣宗敬亲自上门拜访宋子文，宋子文却落井下石，想借以吞并两厂，荣氏兄弟回家后写信加以委婉拒绝。
面对企业遭遇的重重困难，荣氏兄弟决定进行企业改革。成立了“申新改进委员会”，由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十五人组成，荣尔仁任主席。其主要任务是：重整组织、业务合理化、厂务合理化、整理各厂机械设备，自创机件配所等。
1936年秋，我国棉花丰收，供应充沛，连续几年的花贵纱贱的局面顿然消失。纺织业有兴起之意，申新各厂生产形势好转。申新二、五两厂在停工一年多后，也于1936年10月复工。由于改进委员会的工作卓有成效，产品质量好，销路广，申新一、三等厂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客等货的热销场景。
整个申新系统财务状况开始扭亏为盈。一些洋行纷纷前来推销机器，兴旺的事业使得总公司门庭若市，像是集市一般热闹。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仅一个月后，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件。闸北和沪东一带为敌我双方交战的主要地区，敌我双方军队就在申新五厂附近激烈交战，形成拉锯。日军占据申新五厂后大肆破坏，各车间损失严重，所有的栈房及公事房、宿舍、工房全部被毁。申新六厂三层楼的公事房毁于战火，多部机器被日军砸毁。
申新七厂被日军劫掠，几近全毁。
福新一、三、六厂被日军强占为办事处及军用材料库房。
申新一厂、八厂遭敌机轰炸，损失重大。两厂共死伤职工430余人。申八全部被毁，申二厂的办公室、宿舍、饭厅、货栈等亦被炸毁。两厂合计固定资产及各项物资损失达500余万元。
三个月的上海激战，无锡、济南两地的茂新、申新各厂也最终没能逃脱日军的魔掌。1937年12月8日，日军占领无锡后，抢走了茂新一厂的4万多袋面粉，并放火烧毁了厂房机器。申新三厂因曾为抗日将士制造军用服装和军布，日军恨之入骨，一怒之下，点火烧了工场和栈房。茂新二厂的数万包小麦、面粉则被日军抢夺一空。
1937年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荣德生逃难汉口；荣宗敬留守上海，利用公共租界的有利环境仍然坚持生产。
汉口早先迁了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荣德生一到汉口就到厂里视察，身体力行，勉励职工努力生产。抗战时期，上海、无锡申新8个纱厂中有6个被日军委托日商纱厂接管，只有在租界内的申二、申九还能照常经营。上海福新7家面粉厂，也仅福二、福七、福八开工。
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与世长辞。荣德生悲痛万分，他流泪对子孙们说：“（吾荣家）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家兄一生事业，非持有充实之资本，乃持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
此时，日军从长江南北二路围攻武汉，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武汉工厂内迁。不得已，申四、福无准备拆迁，荣德生本人并不很赞同内迁，但形势所逼，势在必行。于是他没有随工厂内迁，于1938年6月间自汉口取道香港返回到上海。
荣德生回到上海以后，总公司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荣鸿元实际上继承了父职，执行着总经理的职权；王禹卿则独揽福新粉厂的一切事务。虽然当时银团方面支持荣德生出任总经理，但遭到荣鸿元等人的反对。荣德生不仅受到冷遇，而且暗中受排挤、他干脆把权力让给子侄辈们，自己对公司业务过问甚少，平日深居简出，以古书旧画为消遣。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荣家企业却走完了大一统的历史。起先，荣尔仁在重庆取得了茂、福、申新总公司的登记执照，也带回了“大申新”计划，提出改组公司的方案，但是没有得到大房和父亲荣德生的支持，计划宣告流产。从此，荣家企业的统一管理也就此成为辉煌的历史。
荣氏企业分裂为三大系统。一支以长房荣鸿元为代表，管辖申新的一、六、七、九厂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厂，仍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的旧称；一支以二房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二、三、五厂，茂新的一、二、三、四厂和天元、合丰等厂；另有一支以荣德生女婿李国伟为代表，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新建的各厂，以及抗战胜利后新建的各厂。三大系统简称为大房系统、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由荣宗敬和荣德生共同开创的荣氏企业，在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后，各立门户，分道扬镳。
抗战胜利后，百业待兴，荣家的企业亟待整理和恢复。尽管已三分天下，但已届古稀的荣德生仍老当益壮，雄心勃勃，希冀能有更大的发展。
荣氏兄弟从小立大志，年轻时创基业，在事业屡遭挫折后，他们创业的决心仍不泯灭，依然迎难而上，荣宗敬在临死前也在惦着发展中的公司；年近古稀的荣德生，即使在家族大业分裂后，他仍然期待着东山再起。其创业精神着实令人钦佩，这也是其家族企业后来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6.一个好汉三个帮——重情重义靠人脉成功
古人云：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人帮，不找人帮，独来独往只会失败不可能成功。古往今来，成就雄厚霸业者，都是在亲如手足的朋友扶携下成功的。荣氏兄弟的实业也是靠不同姓氏的好朋友相助而成的。
古今中外，创大业的人背后都有强大的后盾，有了后盾，做起事来才顺手。这强大的后盾，并不是要有多少资金，而是人脉。这些人脉，就是与之共患难的朋友们。任何一位创大业者，都离不开朋友相助。
有句话叫独木不成林，万木成森林。荣氏兄弟经商更重情义，因此，他们才有了一帮与之同甘共苦创业的患难好友们。有了这帮朋友的扶植，荣氏兄弟才取得创业的成功，成就了他们商界的霸业。
当年的荣氏兄弟，有四位商界好朋友，他们是王禹卿、王尧臣、浦文汀、浦文渭。三姓六兄弟在商场上联手打拼，在当时商界一度被传为佳话。
王禹卿原名王尔忠，王尧臣原名王尔正，他们是无锡西郊人，早年经同乡亲友介绍，相继到上海学生意。王禹卿14岁来上海的煤铁油麻店当学徒，3年期满，18岁升为外账。因为他嫌此店太小，觉得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气，便跳槽到沈元油麻店。后来又转入恒来油麻店，被派赴烟台、天津、营口等地拓展市场，所到之处营业额均比原来加倍翻番。因他所在的油麻店没有慧眼识才的“伯乐”，尽管他很会推销，却一直被埋没着。
1902年，王禹卿在烟台遇到去北方推销保兴面粉厂“飞虎”牌面粉的同乡周某，他知道保兴厂为荣氏兄弟所办，心有所动，回沪时即专程去拜访保兴驻沪经理荣宗敬。他告诉荣宗敬，自己熟悉北方各商帮的情况，又毛遂自荐想在保兴面粉厂谋职，荣宗敬是惜才之人，听了他的话，正求之不得，立即和他订立推销合同，委托他推销库存积粉。短短几个月，王禹卿即为保兴销出面粉数万包。荣氏兄弟深服其干练，从此更加重视王禹卿。
1903年保兴改组为茂新，添置钢磨，设立苏北姜堰、泰州、黄桥等处办麦机构，趁这个机会，荣氏兄弟便热情挽请他加盟茂新，主持麦庄业务，并委托他兼管销粉，王禹卿一口应允。第二年底，荣氏兄弟正式聘任他为茂新公司销售主任。这期间，王禹卿与兄长王尧臣（其时负责华兴面粉厂天津分销处工作）一起，与东北、华北各路各商广联声气，利用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的有利时机拓展销路，纵横捭阖，灵活调度，从粉麸、杂粮到花、纱、布，在华北、东北等地打开局面。
荣氏兄弟借鉴王氏兄弟的成功经验，把茂福新的产品在销地设立产品推销机构，从江苏、浙江到辽宁、河北、山东等地，买（租）房设点，委派专人，通过指定目标任务管道行等级累进的佣金等手段，促进拓宽销售渠道，增加销量。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与各地商号订立经销合同，委托代理批发，与嘉兴、湖州、嘉善等地商号达成代理经销协议，利用当地商号熟悉行市的有利条件，有效地在各地扩大销售，此举也减少了许多费用开支。棉纱棉布的销售，也采取同样方式，一方面在常熟、九江等地设立申新批发处，集中推销本系统各厂产品，也有粉纱联合设批发处的（如天津），一并组织茂福新系统的粉、纱、布批发销售。另一方面，也与外地纱号、布庄和商帮建立代理经销关系，委托代销。茂福申新总公司成立后，各地批发处以及麦庄、收花处集中归总公司统一管理，原料采购、调配和产品运销也由总公司统一安排，总公司派往各处的工作人员多达100多人。
后来，荣氏企业扩大，他们慧眼识人，把有才能的浦文汀和浦文渭兄弟俩召进企业任职，浦文汀和浦文渭向他们提议，企业要拥有较大的生产能力，就得有相应的原料来供应。而且还要严把质量关。荣氏兄弟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为了控制资源，保证生产原料的供给，它在各主要产麦区、产棉区都设有专门机构，派驻专职人员，负责收购和发运原料。茂福新系统随着工厂的扩建和生产的扩展，麦庄从苏北的姜堰、泰州、东台、高邮等地，发展到安徽蚌埠、山东济宁等处。申新早期的收花处则主要集中在江苏的太仓、常熟等地。荣氏企业的收购和批发销售机构，以上海为中枢，向内地商埠，集镇伸展，形成一种联结口岸和广阔腹地的网络。这片网络，构成荣氏企业成功经营的主要依托。
麦庄和收花处都不是独立核算的经营单位，本身不考核盈亏，资金和费用由各厂（茂福申总公司成立后则由总公司）拨付。麦庄和收花处通常是经过当地粮行和棉商向农民收购，以减少麻烦，缩小风险。由于原料收购较为分散，价格起落也大，而原料购价高低与产品销价一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荣氏企业总是根据当日当时的市场行情，严格把握麦一粉、棉一纱的交换比率，通过号信、电话、电报，沟通各地市场信息，灵活协调各地庄口的收购数量和价格。也由于荣氏企业实力雄厚收购量大，往往在众多厂商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较好地控制了原料货源和质量，而且通过开盘、歇盘，操作原棉原麦的收购价格，从中获取价差利润。此外，由于整船装运，水脚运费也较拼船装运便宜，与其他中小面粉厂相比，有时费用相差几乎达到一倍。令同业刮目相看的是：荣氏从上海运销天津的面粉，比其他厂家从济南运往天津的还要便宜。
按着浦文渭、浦文汀的建议，荣氏企业的原料收购并不只着眼于满足数量，而且重视质量。1911年夏，长江流域一带淫雨连绵，外洪内涝，遭受数十年一遇的大水灾。夏秋之交的一天傍晚，荣德生从惠山返回无锡城中，途经粮行、堆栈林立的运河北塘，忽然发现临河房屋的墙壁上留着三、四尺的水渍。这是河水高涨、漫上河岸后留下的痕迹。他由此想，通常设立在河道边上的粮行、堆栈，很容易进水，有可能使堆存的麦子受潮发霉。再进一步考虑，夏初的接连阴雨，同样会影响收割和登场小麦的质量。于是他立即赶往茂新存放小麦的接官亭弄堆栈，取样查看，果然已有部分小麦变质；试用这部分小麦投料生产，色香味均差。但是，正因为小麦遭灾歉收，当年麦价上涨，不少面粉厂和经营麦、粉的商家，不分良莠，争先恐后购进小麦，希冀囤积居奇。而对这一情况，荣氏兄弟再三斟酌，决定“人取我弃，少收少存”，立刻通知各地麦庄，受潮热伤的麦子一律不收，收存失晒而变质的麦子全部剔除，宁可减少生产，也要保证质量。结果是，这一年茂新的兵船牌面粉以色泽白、韧性强、吃口好而打开牌子，树立信誉，销路大畅。而其他一些厂家则因产品质量不佳而滞销。就连国内一度称雄市场的上海阜丰厂，也因从苏北购进大批热坏小麦而影响产品质量，结果产品销量、价格跌落至茂新以下，办麦主任因此被辞退。
荣氏兄弟从这件事得出经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命脉。而保证产品质量的第一关口就是负责原料购进的主任。汉口福新五厂投产时，荣德生不但亲自前往视察，还把浦文渭兄弟俩提升主任，俩兄弟不负荣德生所望，发现当地收购的小麦中砂石不少时，立即要求雇工挑拣，不惜费工费力，也要保证原料和产品质量。这一做法一连维持多年，浦氏兄弟时常亲自过问检查。荣氏企业对原料质量的讲究，也影响到湖北一带出产小麦的质量，此后不仅脱粒、扬晒、储存不断有所改进，而且品种也有改良。荣氏企业保质量、讲信誉的经营之道，从原料购进一直延伸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从而使茂福新各种牌号的面粉产品树立起良好的市场声誉，一时畅销全国，批量出口东南亚，甚至远销欧洲，国内售价常常比其他厂家产品每包高出一角左右。
如果说荣氏企业产品销售打开局面，是依靠了擅长营销的王禹卿，那么，其原料收购就得力于起用这两位无锡同乡——浦氏兄弟。浦文汀是无锡东南乡后桥人，其父浦雅言曾在无锡荡口镇开设米行，因经营失利而家道中落。浦文汀10多岁时即到无锡粮行习业。由于聪颖机敏，再加好学钻研，练就一手鉴别各地米、麦、豆品质的高超本领，又对粮食运销的流向走势了如指掌，分析预测也自有一套独到经验，令同行折服。荣氏兄弟在任命王禹卿为茂新销售主任后不久，聘请浦文汀为办麦主任。浦氏兄弟与王氏兄弟同为荣氏兄弟创业初期的得力助手，在原料收购方面，浦氏兄弟以他们的精明干练，为荣氏企业的开拓经营独当一面，在生意上屡有建树。
1912年初，茂新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原料供应不继，面临停机关厂的危机，浦文汀利用自己与外地粮商的密切关系，赊进一批质量上乘的四川小麦，不仅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以原料质量保证了产品质量，还套用客户资金，在麦贵粉贱的形势下抢占市场，保持了畅旺的销路。这一年，茂新厂盈余12.8万两，创开业之后的最高纪录。就在这一年，荣氏兄弟与王禹卿及其兄长王尧臣、浦文汀及其兄长浦文渭，联手合资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他们互相信任，互相配合，共创大业福新面粉厂，在旧中国的上海滩面粉界出尽风头。“三姓六兄弟”的佳话，一时在中国实业界广为传诵。
荣氏兄弟能创下影响如此大的霸业，一方面是与他们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吃苦创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深深地懂得，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人帮，不找人帮，独来独往只会失败不可能成功。
7.“智”辈子弟香江苦中闯霸业
中国有句俗语：“上阵还需父子兵。”想成就一番事业，创业伊始，尤其需要几个能够同甘共苦，靠得住的兄弟。荣氏家族发展壮大，也是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联手创业开始，然后依靠家族众弟兄的力量来壮大家族。荣氏家族的创业成功也说明：单打独斗，难闯天下，这个时代独行侠已经不吃香了。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说的就是一个人要谋大事，就要与众人合力。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荣氏兄弟知道这个奥秘，由几千元创出了拥有几千万元资产的霸业；荣氏的子孙也知道这个创业的真理，他们利用其家族众兄弟的力量，开始在商场上打拼。
当今商场上，家族企业多如牛毛，但是，真正做大的家族式企业却如凤毛麟角。而荣氏家族，却是这极少数大家族企业中资本最雄厚的家族企业之一。特别是到了荣氏第三代，家族企业的资产一跃居大陆第一，堪称是商界一个奇迹。这些丰硕的成就，与荣氏第三代兄弟联手打拼事业密不可分，他们的成功，正好预见一句古话：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中国有句古话：将门出虎子。作为荣氏的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他虽是独子，出身名门，但他身上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习气，而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创业。
正如一位国外名人所说：不论从事什么事业，都要打破现状，安于现状就是退步，自以为现状已经很好，就无法再突破；不求发展，明日就会失败，必须不断突破现状，而后才能创出新的天地。荣智健就是不安于现状的人。
1978年6月，36岁的荣智健将妻子儿女留在北京父母的家里，自己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江。
1978年的香港，发展很快，在短短十多年里，奇迹般地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被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香港商界，跨国富豪多如牛毛。要想在香港商界争一席之地，没有魄力和闯劲，没有财力与才气，简直是自寻绝路。
荣智健刚到香港不久，他的堂弟荣智谦便问他，“健兄，你在内地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是不是考虑先到国外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当时，有不少人希望进大学镀金，拿张文凭以提高身价。荣智健对此不以为然，文凭与学问高低不能混为一谈。有些人念了很多年的书，挣得一张文凭，却高分低能，虽满腹经纶，终究一无所成。相反，有些人甚至连学校门槛都未进过，也就谈不上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却无师自通，勤学苦读，自学成材。在美国和加拿大，八九成的创业人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而那些拥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顶多只是打工罢了。
荣智健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要有一定的胸襟，这种胸襟是包容万物的度量，能容纳别人长处的人才懂得将别人的优点配合起来发挥作用。读书人和商人以及政治家的分别，便在这里，越有学问的人，越有偏见，越排斥别人，越不能合群，只有从商从政的人，明白世界在变，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他们懂得借助别人的长处，糅合以为己用，这便是合群的道理。”
听了荣智健的话，另一位堂弟荣智鑫也有同感，他说：“既然健兄有意从商，那咱兄弟几个一起干好了。依我看，健弟和四叔一样，有经商的天赋。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一诸葛亮，何况咱们雄心勃勃的青年，只要我们兄弟几个联手来干，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
荣智鑫在香港这弹丸之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在商界可谓神通广大。荣智鑫父亲荣伟仁是荣德生先生的长子，曾是荣德生的得力助手，可惜英年早逝。当时，荣智鑫年仅6岁，15岁那年，荣智鑫来到香港，进入华仁中学读书。在香港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依靠荣氏家族在九龙纱厂的一些股份。不久，他考入美国麻省物理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就业于美国电话公司，一共工作了3年。等到他了解了大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方法之后，不满足于做一位高级打工族工程师。于是决定回香港“碰碰运气”。
1960年，荣智鑫和三位合作伙伴投资办厂，个人出资50万港元，与这三位朋友共同合资成立了一间美联烟草公司，包揽了美国健牌香烟的代理业务。除此之外，还大量进口美国烟叶“总督”牌香烟。
荣智鑫从此热心于商贸事务，成为香港一位初露锋芒的美国烟叶经销商。
1970年，美国一家公司LORILLARD以高价收购了荣智鑫等人经营的这间美联烟草公司。因出售该公司，荣智鑫从中赚取1亿多港元。
1975年，电脑业曾一度成为香港制造业中的热门。荣智鑫及时抓住市场时机，投资200万港元，成立了一间新的公司，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主要从事电脑生产，产品销往欧美。几年后，又以100万美元的资本收购了一家美国电子公司。从此荣智鑫成为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自然成为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大实业家之一。荣文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不仅在香港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而且扩展到欧美市场。1982年7月公司股票在香港发行上市。由此，揭开了公司发展历程中新的一页。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荣智鑫看好大陆市场，不断开展与内地的业务联系。甚至直接在内地投资办厂，为了进一步拓宽荣文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业务，在描绘公司的未来发展计划时，荣智鑫满怀信心地说：“目前，我们的灯饰已登陆上海和广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希望可在哈尔滨、北京、天津、成都及深圳等八个城市的百货商场开设专售柜台。”凭着荣智鑫奇异的经营才能，他一定能在大陆施展拳脚，实现其远大的经营目标。
有堂兄弟的帮助，荣智健踌躇满志，开始与他们联手创业。“将本求利”是古往今来一切企业经营的共同规律。荣智健既然决定加入堂兄们的行列，投资办厂，就必须筹集一定的资本。企业经营不可无本，无本则无法逐利。为了筹足办厂的资本，三兄弟商议，大家入股合伙。二位堂弟在港多年，荣智鑫凭着他的香港荣文科技有限公司，筹足股份没有问题。只有荣智健手头资金短缺，他决定写信向父亲求援。
荣毅仁1949年前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主要是当初在香港开办纺织厂时的股份，如九龙纱厂，南洋纱厂。荣毅仁都占有一定的股份，30多年没有动用过这些股息和分红。这笔财产不是一个小数，这也就成了荣智健在香港立足的资本。
有了资本创办企业，就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有效地运作资本，从事资本运营，实现资本保值与增值，这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盲目投资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亏损，甚至破产，因而可以说，投资者敏锐的市场意识是至关重要。
荣智健和荣智鑫二人都是学电子专业，荣智鑫还在美国电子厂任过工程师的职位，不仅懂技术，而且可以说还是老本行。因此，大家很自然就想到开办电子厂。
香港的电子工业在1973年至1978年间，电子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年递增率为23%，而整个香港的制造业总值的递增率为16%，根据香港政府1978年对香港工业生产的调查，电子行业占整个工业部门增值的12%。电子工业在香港是一个颇具发展势头的新兴行业。
看到电子工业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于是三兄弟各筹集三分之一股份，于1978年正式在新界大埔合伙开办了一间电子厂——爱卡（ELCAP）电子厂。最初产品包括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后来转向以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为主。香港的电子工业是面向出口的，其总产量85%以上的产品供出口外销。
为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在荣智健的提议下，厂里再投资兴建了一条生产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以减少过于对外国和买家进口电子元件的依赖性。
1980年，荣智健开办的爱卡厂的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在香港电子行业中算是首屈一指。
他们的产品大量远销美国，由于其信誉高，产品质量好，在美国拿回的订单，1980年比1979年翻了一番，经营前景十分喜人。
因基于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荣智健把他所得的利润再一次投入生产，追加资本达爱卡总资本的三分之一。他个人的资本投入占整个爱卡资本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爱卡电子厂的主要股权集中在荣智健手里。这样，他从爱卡的打工仔地位突飞猛进地上升为爱卡的总经理，成了人人艳羡的“打工皇帝”。
对于美国和香港的电子产品的业务而言，荣智健认为，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是香港所需的计算机元件和数据处理设备的主要供应者，其他电子元件和最终产品则主要从日本进口。
而亚洲其他国家，如南朝鲜、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也逐渐成为美国的电子产品的供应者。随着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逐渐形成了以依赖出口经济和劳动密集的制造而闻名于世。如果香港制造商继续依靠从这些国家进口电子元件的话，香港电子产品的出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荣智健预见到这一潜在的竞争威胁后，如何去迎接这一挑战，以便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时时刻刻都在思索着、筹划着。
对爱卡生产的产品种类，荣智健作了重大的结构调整，以便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并缩减了一些不具竞争实力的产品，如无线电收音机和其他一些低技术的并不复杂的电子产品。该类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逐渐丧失了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力。
1981年底，香港的电脑产品主要面向出口，分销遍及28个国家地区，主要外销市场是欧洲、澳洲和北美的一些发达国家。荣智健的爱卡电子厂汇入到香港电脑行业的这股巨大的洪流之中，分外耀眼夺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香港电子工业发展更加迅速，对集成电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先后在大埔工业区引进美日技术和设备，与爱卡同时兴建的还有另外两间生产集成电路的厂家，它们是兴华和华科电子等。随着产品结构的变化，较具规模的电子厂已由生产传统的收音机、录音机、电子表、计算器等简单产品转向生产微型电脑、个人电脑、音响等产品。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并设立经济特区。荣智健敏锐地意识到，与内地合作是促进爱卡发展的新思路。他把视线转向了与大陆经贸往来的巨大市场上。
电子工业是我国优先发展的一个领域，大陆电子厂商积极寻求与香港电子厂商的业务合作。国家也积极倡导两地电子业的交流与发展，希望利用香港现有的技术基础，和它与国际上广泛的技术和贸易联系，更有效地引进外贸和先进技术设备，加速我国电子生产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荣智健加强了与内地电子厂家的业务合作。内地在向香港电子工业提供元件、零件和原料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国内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电子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已有2800多个企业，上百个科研和设计单位，能够生产20多个大类，2200多个品牌型号的产品。广东省已有相当一部分电子元器件的质量达到五级。荣智健认为如果他们在投资和技术上，找到适当的合作伙伴与合作方式，可以减少产品成本，以及摆脱对外国零件、原料的依赖。
于是荣智健决定先与内地的一些特区，如上海等地的电子厂家建立了业务合作，由单纯的出口销售电子产品而发展成长期投资，共同开发的道路。
也就在此时，香港的电脑业虽然发展十分迅速，但也隐含着一些内在的困境。据统计，1981年香港电脑专业技术人的供应量只达需求量的三分之一，至少有600个电脑专业人员的空额无法满足，预计在之后5年内这种空额将扩大到4000个。电脑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严重制约了电脑工业的发展。
由于地价和工资上涨及通货膨胀，从而导致了电子产品成本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下降，产品的销售日益困难。荣智健已经看到了香港电子市场发展前景的潜在危机。其实，此时在他睿智的心里正在筹划着另一个新的发展计划，不久，他和众弟兄商量要卖掉爱卡的事情。
1982年，荣智健和他的兄弟们向香港商界发布出要出售爱卡的消息，此消息一发布，惊动了好多商界人士，许多国外同行为拥有对爱卡的控制权争相收购。经荣智健与他们多次协商，最终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电子工厂。后来这家爱卡电子厂，成为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美台合资企业。
在出售爱卡电子厂中，因为荣智健占有爱卡60%的股份，因此，在这次出售中他个人得到720万美元，按照当时美元与港元的汇率折算，荣智健获得了5600多万港元。这一收益是他当年100万港元投资的52倍之多，获利远远超过了股票收益。对于经营爱卡的成功，荣智健并不感到满足，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小试牛刀，是他闯荡香江的开始。
荣氏第三代有勇有谋，又善于合作，他们的这种团结在一起的创业精神，正是前辈们遗留给他们的美好作风。智辈兄弟抱成一团香江创业伟业的实例，向世人证明，一个人的力量远没有多人的力量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心齐，所谓的“万众一心，黄土也能变成金”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荣氏智辈兄弟的成功在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始终团结在一起，劲往一起使，心往一处想，只有这样，才使他们的家族企业能于变幻莫测的商界立于不败之地。
8.善抓机遇，善待对手——从香港“杀”到美国
商界富豪李嘉诚说过：“我不相信命中注定的大富大贵，却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定有所成。”
荣智健作为商界巨富的子弟，他没有像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坐享父辈留下的基业，而是凭借自己的才能与恒劲，在商界自谋生路，承担起创业的重担。在“商场如战场”的商场上，他施展手脚，该断必断，最终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实业。
一个成就伟业的人，不但要有创大业的雄心，还要有一股恒劲，这恒劲，不单纯指在逆境中坚持到底，也指能在创业的顺境中，捕捉到商业的机遇。
有人说过：机遇稍纵即逝，要善于抓住机遇。特别是在商场中，机智的商人处处能捕获到商机，而且能利用商机为自己创造巨富。商人做到这份上，就不再叫商人，而是叫商界英才。
荣智健就属于这种商界英才，在商机面前，他的机敏和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他作为商界英才的英雄本色。
荣智健创业的决心很大，他不满足于创业路上的那些不大不小的成功，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创业决心，那就是，他要像世界富豪李嘉诚、霍英东他们一样，要把自己推上世界的商界舞台，在他看来，只有赚取外国人的钱，才叫真正的创业者。带着这个创业雄心，荣智健于1982年，大胆与美国厂商合资经营，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
这家公司10年间获得4.3亿港元，荣智健乘机出售自己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收回资金3.7亿港元的雄厚资金，淘到了创业的第二桶金，从而为其进一步发达成名奠定坚实的基础。
“危机是不用害怕的，最恐惧的是我们没有面对危机的勇气。危机将会带来进步，带来突破。”用这句话来概括荣智健创业美国的历程是最恰当不过的。
1982年，香港电脑业已开始初露危机，因人才和资金不足，要跟上国际先进水平需大笔科研经费，开拓国际市场需大笔推销费用，这对香港的私人资本来说难以承担。面临这些技术和资金的危机，荣智健当机立断，把目光开始投注到美国电脑业这块热土上。开始了海外的新创业。
到美国后，荣智健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整日奔波，获取信息。最后，荣智健想方设法从美国IBM公司中挖走了原本在那儿工作的几位高级工程师，并提出一个条件即与他们合作，在美国开办一间软件设计公司。结果，两位工程师高兴地接受，最终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设计公司，该公司简称为CADI。
荣智健能在美国成功地创办这间自动设计公司与美国电脑软件业的兴旺是分不开的，更是与IBM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讲到这里，还得提一提IBM公司的情况。
IBM公司的创建者沃森，曾是一位很有商业头脑的推销员。1911年，他得到弗令茨的重用，同时弗令茨也要求沃森帮他管理CTR公司。
弗令茨是专门从事公司兼并的商人，从小喜欢各项惊险活动，是垄断主义的信奉者和执行者。他的拿手好戏就是经营从事公司合并的信托公司，主要是做中间人，将几个互相竞争的小公司合并成一个大公司。这样合并后的公司可给产品定出较高价格，公司盈利就会直接上升，股票价格就会迅速上涨，他可以就此从中获得一笔大利。十多年间，由弗令茨经手而合并的公司少说也有几十家。
沃森于1914年5月正式到CTR上任。1915年，沃森被提升为CTR总裁。弗令茨死后。1924年2月，在沃森的主持下，CTR公司正式改名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简称为IBM。
1952年，美国政府作为原告控告IBM在制表机、计算器及相应卖纸卡市场上搞垄断，违反了反垄断法律。IBM又一次处于进退维谷之际。
小沃森比老沃森棋高一着，他向他父亲提出改变IBM的经营方向，用生产计算机代替制表机和计算器，磁盘代替纸卡，并要求父亲与政府达成庭外和解。
1963年，小沃森为了在竞争中挫败其对手，决定让李尔逊为首组织IBM的反攻队伍，投资50亿美元研发第三代360系列计算机。第三代计算机360系列将采用不同的软件，体积也将因集成电路板而大大缩小，操作速度也大大加快。但如果研制一旦失败，意味着IBM将彻底完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之后，IBM的360系列才真正登场。“这是美国工业史上最大事件，IBM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360系列生产把计算机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同时导致了成千上万个公司的倒闭，连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广播公司这样巨型公司都因各自亏损几亿美元而不得不把计算机部门卖掉。
IBM在世界范围的计算机领域内树立了所谓的“IBM标准”。以后的所有计算机公司在研制新产品时，都将不得承认IBM的领导、地位，都将不得不考虑与“IBM标准”一致性，否则将自讨苦吃。
从此时起，电脑软件便独立成为一个工业部门，开始成长。美国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不同地区建立起来了。
荣智健从IBM公司挖掘人才，不仅是因为在IBM公司汇集了一大批世界优秀的电脑技术人员，他更看重的是IBM公司员工的卓越追求。
IBM公司就是依靠一个超越一切的特点来销售其产品。他们向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靠产品和服务的优势销售产品，而不靠贬低对手或他们的产品及服务，作为公司的一贯宗旨。
公司要求所有的员工积极参与竞争——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不屈不挠地竞争。但是，它也坚持要求他们道德的、诚实的和公平的竞争。而且告诫员工不要欺骗任何与之打交道的人。诚实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值得人们信任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IBM公司技术人员的卓越成就，匹配上他们的优良品质，使得荣智健求贤若渴。
荣智健经过一系列的洽谈，最终得到了IBM公司的林铭博士和MichaelFeuer的支持与加盟，他俩在美国电脑界享有盛名，可以算得上是美国一流的电脑专家。新公司成立便有了明确的分工。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由两位电脑软件专家负责。荣智健本人具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从事产品的市场营销工作。在资金动作方面，最初投资约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总投资占60%的股份。
1983年荣智健回到香港，约见社会各界新老朋友，与他们重叙友情，并希望能在业务上增进往来。这一年3月，香港工业总会与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合办电脑在制造管理与资料系统应用研讨会，介绍电脑用于物料及生产控制、会计、资料控制、市场分析、人事与出纳管理等知识。
4月香港工商业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第二届商业器材及写字楼自动化研讨会，除展品外，安排了12项讲座。
5月中旬，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与美国IBM公司举办电脑在制造业应用研讨会，介绍电脑在会计、总账、库存管理、工程管理及生产计划等方面的应用，学习如何运用电脑制订业务决策。
5月下旬，王安电脑公司与夏威夷大学在港举办研讨会，讨论未来公司办公室电脑化资讯管理。
6月上旬，1983年香港研讨会，邀请英美电脑专家讲演，主题是“踏入资讯社会”，研讨电脑技术对家庭、学校和工商企业的影响，资讯革命对个人的影响等等。
香港工贸展览国际有限公司也主办第二届国际电脑科技展览，有香港及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及台湾160家制造商参展。这是对香港企业设施现代化的一次大推动。
荣智健在香港各部门实地考查，调查分析各电脑产品及软件开发的销售情况，制定了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发计划，并及时把种种设想和计划发送到美国加州的设计公司，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在荣智健的精心经营下，由于开发的产品新、技术高、质量好、销售旺，因此，公司的盈利直线上升。
在确定公司产品的价格上，荣智健始终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世界有什么波动，或有任何商业战略的需要，要不是在正当成本上加上合理利润来贩卖，就不能算是正当的经营，不恰当的价格，从商业、道德的眼光来看都是罪恶，都不能对正当世界的发展和社会有所贡献。因此，他凭着这种诚恳和热忱说服了许多代理商。
任何一个企业家的创业之路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大大小小的挫折总是会碰到不少。荣智健对待成败的看法向来不俗。社会上有一种习惯的看法，“所谓生意总是有赚有赔，就在这种盈亏互见的状况下慢慢发展”。荣智健总结他以前的创业经验时，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因为生意是非常认真的事，等于是真刀实枪的作战，一旦开始做，就要有必胜的决心，不能借口环境时机或命运。倘若失败，一定是由于经营不善。做生意不是视当时情形或赚或赔的，应该有一种景气好固然好，景气不好更要做得好的斗志才行。
在美国软件业，竞争十分激烈，产品的升级代换很快，所以，凡开发出一种新产品，都必须争取迅速地占领市场。同行业中做生意固然需要竞争，但仔细想起来，任何人都不是为了竞争而做生意的。荣智健一向以和睦相处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竞争对手。他这种良好的风范，引得了顾客对他的信任。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或是大陆，荣智健都能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这为他占领市场奠定了基础。荣智健成功了，在现代竞争残酷的商场，他以中国人的商人身份，向外国人发出了挑战，这种“挑战”极具人情味，使荣智健与对手不像别的竞争对手之间那样关系紧张。荣智健能有与对手和平共处的心胸，与他的做大事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荣智健以其善抓商机的作风，开始了与国际商贾的买卖周旋。与一般商界富豪不同的是，荣智健在商界运用的是质朴的“竞争”手段。这种质朴来源于他的祖父荣德生。早在荣智健很小的时候，荣德生在教诲他做人之道时说：“大学之道在明德”。荣智健在一生的经营生涯中，始终没有忘记祖父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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