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知识转化成智慧——荣氏兄弟开钱店
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当属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对知识有着宗教般虔诚的求知精神。他们认为，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保障，他们所到之处，惟一的支撑就是自己头脑中的知识，靠知识创造财富，从而由财富、金钱来为自己争得一条生路，争得一方生存发展的空间。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荣氏兄弟在创业中悟出：知识是走向创大业的最佳捷径。
有位世界名人说过：知识的积极性、生命力——这是它们得以不断发展、深化的决定性条件。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文学家高尔基说：知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绝对价值。必须学习，必须掌握知识。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我们只能说还有尚未认识的东西。
纵观各行各业成就霸业、成就大事的伟人，都是在不断地学习知识中寻找经验的，没有知识，就像是盲人看不到光明一样。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昧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只有获取到新知识，才能做好每一件事情，荣氏兄弟在打造家族企业时，深深地感到知识的重要性，要想有一番大作为，必须学到足够多的知识。要使家族企业壮大，实现自己的创业大志，自己就得学新知识。
荣氏兄弟小时候因为家贫，没上过几年学，迫于生计原因，十几岁就背井离乡到外乡去谋职。特别是荣宗敬，13岁时，就跟着父亲的朋友到上海去找差使。当时因为文化不高，他在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几经周折，才在一个小厂里当学徒，清苦的学徒，使得荣宗敬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无知识的人，有多么的窝囊，只能打杂，看着人的眼色讨生计。
荣宗敬在学徒时就发誓，一定要学好一门专长。于是，他刻苦学艺，学艺满后，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个苦差使。在工作期间，荣宗敬仍然抽空学习，后来利用他的关系，把弟弟荣德生介绍到上海的厘金局来做事。
荣德生和他哥哥一样，没有学识，只得在厘金局当小伙计。去时说定，先订三年的合同，三年过后，双方如果同意，再续合同。
光阴荏苒，转瞬间，荣德生在厘金局呆了三年。荣德生见厘金局没有打算再继续用他的意思，也没有去问，他在厘金局任期届满后，就和父亲告辞哥哥荣宗敬，父子俩相携离职回乡。
回到家以后，荣德生再次体会到没有知识的苦恼，因为学历太低，他一时找不到好工作，而他本人也不想老是当店里的伙计，觉得老给人打下手，太没出息了。这么一来，找工作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日子，荣德生就赋闲在家，这时的荣德生，常常为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四处求神问卜。一度笃信上了算命、占卦，心血来潮时，他学起了算命，并专心地研究起奇门卜卦等书籍，觉得当个阴阳先生，也不失为一个好差使。学到中途，他又没有耐心了，因为卦书不好懂，又都是些不好看懂的文字，于无奈中只得放弃。
有一次，他到街上去，看到马御医门旺若市，心中一动，感到乡间当个马医还是不错的，医医马，就能得到钱。于是又想学医，日夜攻读医书，并得到马御医的允诺，收为弟子，但他父亲荣熙泰认为学医不易，要能成名，还要到中年。荣德生只得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个时候，求学不成的荣德生，再次感到自己这时候不比小时候那么学得专心了，他突然想到了在厘金局里的肥缺，如今已成过眼云烟，随风而逝，不免愁肠万千……
父亲像懂得了儿子的心事似的，时常以自己宦海十几年的沉浮经验告诫他：“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还是趁早收起做官的念头吧。”
收起就收起，谁让自己从小没有好好学习呢。但究竟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坐着虚耗光阴吧！
这时候在上海的荣宗敬也深深地感到，没有知识只能给人打杂，挣的钱仅够维持生活的，离创自己的大业还有很远的路程。生活的实践和磨练，给荣宗敬兄弟上了一堂深刻的教育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荣宗敬离职回乡后，和弟弟聊起选择以后的职业时，他们经商致富的想法逐渐占了上风。他们想：只要什么事业赚钱就做什么事业，这是天经地义的。经过反复的权衡，筹商定策，兄弟俩还是选中了开钱庄这门老行当，驾轻就熟。
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出，进出口贸易日趋繁忙，金融流通的需求剧增，钱庄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有的钱庄专营贴票事业，高利吸收存款，以迎合一些不法商人贩运鸦片获取厚利而大量借款之需。一时贴票钱庄如雨后春笋，越开越多。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跟父亲都赋闲在家，眼看当时开钱庄的风气盛行，荣熙泰的同辈中如周舜卿、祝兰舫、唐晋齐、杨珍珊等等都是因开钱庄和经营工商业而发了大财，自然不免怦然心动。
看到别人走运发财，心怀创业大志的荣氏兄弟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况且荣宗敬兄弟本来就是老钱庄出身，具备开钱庄一定的业务基础和业务经验。别人能做的事情，为什么自己不能？再说钱庄的筹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需要经过法定手续，管理过程简单，设备也不复杂，开支又小；只要筹到一定股本，并拥有一批往来客户后，邀请同业中的前辈为之立据合同，即可以开张营业。主意既定，随即着手筹备。
1896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的鸿升码头。鞭炮齐鸣，人如潮涌，在人们的千呼万贺中，广生钱庄的烫金匾额高高挂起。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经过左思右想，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春风得意，笑逐颜开，一派开业大吉的喜庆景象。
广生钱庄正式开业后。荣宗敬任经理，负责全盘；荣德生兼账房，主管业务，资本额3000元，荣氏兄弟以其父在厘卡司任上的积蓄出资一半，即1500元，其余半数招股。
整整一年的辛劳并没有白费，终于丰收正果：钱庄办起来了，可是荣熙泰由于过度劳累，在六月份辞世而去。他立下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
当时，上海的钱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汇划庄，资本最为雄厚，少者也在万两以上，势力很大，信誉也好。这类钱庄都是钱庄公会的会员，一切票据可当做公单，在汇划总会中互直冲销，不必付现金现银。另一种元字号钱庄，也称“挑打庄”，一般资本比较薄弱，规模较小，作用也差，他们未加入钱庄公会，倍受排挤和倾轧。广生钱庄属于后一种类型，主要经营无锡、江阴、宜兴等地的汇兑业务。不久业务有了发展，在无锡设立分庄，荣德生任分庄经理。
在往来的各项事务中，荣宗敬兄弟遵循父训，密切配合，处处谨言慎行，不偏不倚，稳扎稳打，事业平和发展。
1897年，上海发生了贴票风潮，钱庄业纷纷跳票，倒闭的超过半数。广生钱庄因经营有道，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将汇兑业务拓展到常州、常熟、溧阳一带，但是获利不多。合伙经营的其他三个股东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恃有眼光，他们认为把钱放在钱庄不划算，决定改弦易辙，宣告退股，另谋高就。荣氏兄弟苦劝无效，只得开始独资经营。
这时，随着上海、南通、无锡等地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经营钱庄除可以从存放贷款和汇兑等业务活动中获取利息、汇差等收入之外，还可借市场币制混乱的空当，获得更多的利润。正如荣德生在1899年《乐农行年记事》中所说：“此时行新银元，内地押用每两千搭廿元，后为通律，二七搭。汇款申出厘大，锡补厘小，日有盈余。”就这样，荣氏兄弟足足小发了几笔！
但是，仅仅靠钱庄的一点微薄盈利，还远远不是荣家兄弟的最终理想和奋斗目标。他们从小立大志，发誓要创大业，此时此刻，荣氏兄弟悟出：创大业，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做后盾呀！就像以前和他们合伙经营的三个股东，此时，正在商界做大生意呢。
这么一想，荣氏兄弟又有了心事，他们在经营店铺之余，没有忘记挑灯夜读。
其实，荣氏兄弟一直没有忘记知识对他们的重要性，就是他们现在的钱庄，也是他们运用了给别人当伙计学的工作经验以及在工作期间学习有关。别看荣氏兄弟没上过几年学，但他们业余看的书，不比一些不爱学习的富家子弟少，正是他们好学的精神，才使他们以后的家族企业成为居全国首富的企业。就是在荣氏家族成为开着几百家厂子的大企业以后，他们仍然强调着知识重要，厂里启用的多是有学识的人才。
应该说，荣氏家族成就的大业，与他们孜孜不倦地学新知识，重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2.培养“新鲜鱼液”——荣氏兄弟创办“公益工商中学”
有人说：过去的时代是资本时代，由资本决定社会的发展；而现在则是知本时代，知识就是资本，知识决定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就需要人们改变观念，从传统的就业习惯中走出来，走进课堂，掌握知识，依靠知识，创造财富。终身学习，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主要内容。
在知识的海洋里，荣氏家族不但希望荣家人都要学会“游泳”，也希望每个同胞都学会“游泳”，会学知识，会应用知识，这就是他们创办学校的目的，就是让每个同胞在这个时代具备生存智慧。
马克思说：一个人有了知识，才变得似三头六臂。培根说：人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力量，他的知识和他的能力是相等的。
世界上的名人能说出至理名言，正是他们的切身体会，有人说，知识要比一个伙伴或一个朋友重要得多，而一旦掌握了它，那它就将永远和自己在一起，永远留在自己的思想和记忆里。巴克尔说：知识是破除迷信的灵丹妙药，其他别的东西都不能驱除人类头脑的这种瘟疫的污斑。
知识犹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少了血液，身体就衰弱，人缺少了知识，头脑就要枯竭。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进步，荣氏家族在创业中发现，人才是宝贵的资源，要想使企业扩大，就得需要有知识的人才。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强大，就要从学知识开始。而知识是在学校中学来的。
诺贝尔说：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爱迪生说：教育之于心灵，犹如雕刻之于大理石。
由此可见，教育是多么重要啊，荣氏兄弟因为看的书多，又有亲身的体会，因此，他们十分重视教育，在他们创建了巨大的财富后，在教育上，更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为了让子孙后代接受到良好教育。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创办学校，希望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在荣氏兄弟的老家无锡西乡荣巷，一所崭新的学校——“公益工商中学”诞生了。看到这么美的学校，人们奔走相告，交口称誉荣德生出资办学的盛举：
“造福于民，沐恩于乡，真是功德无量啊！”
“人家是财神爷，如今又封了文曲星啦！……”
“怪不得德先生当选国会议员，得票为全省第一啊！”
“你以为那奖章是能白来的么？”
看到乡亲们兴高采烈的样子，荣德生自己也十分兴奋、激动。他和荣宗敬虽然都重视教育，因为家贫，他们只念过私塾，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如今他不惜巨资，亲手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既为本乡本土造福，又能为自家企业培养急需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这么想时，他那憨厚的国字形脸上浮出了祥和的笑容。
还是在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身为工商界巨头的荣德生就提出“设母机厂”，自行制造机器设备的议案，虽获通过，北洋政府却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为此他感到很是遗憾。这些年在和兄长共同创建粉、纱工业的过程中，他更加认识到了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的不可估量的作用。1919年，他曾派族兄荣月泉赴欧美考察面粉和纺织业，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作为改善自家企业的依据。同时又在家乡创办了这所“公益工商中学”，培育自己的技术人才，藉以充实和加强企业的技术力量。
“公益工商中学”开学那一天，整个荣巷沸腾了。面对荣德生在家乡既建工厂又办学校的义举，当地父老乡亲们对他又尊敬又爱戴。许多人不邀而至，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这一庆典。
在校门口，师生们济济一堂，鞭炮声和鼓掌声并起。荣德生亲手把书写的校额挂上去了。校长胡雨人又笑着对师生们说道：
“现在，请荣先生再为我校题写校训！”
“要写的，要写的，”荣德生笑道，他想也没想，当即挥毫写了“和平耐劳”四个大字，作为“公益工商中学”的校训。看着仅上过私熟的荣德生写这么好的字，人们都惊呆了。原来，荣德生早年在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时，每天晚上研墨习字，无论酷暑严寒从未间断过，日久天长终于练出了一手好书法。他书写的校额、校训遒劲有力，大气磅礴，人们看着他写的字，惊喜地叫好着。
荣氏兄弟办的“公益工商中学”设有工科和商科，学制都是四年。荣德生除聘请胡雨人为校长外，还从上海和无锡请了一些教员。第一期实收学生80名。学校附设有供学生实习用的工场、商店和银行。其中实习工场有金工、木工、铸工、机械四个车间，配备了各种进口的新式车床和数十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却是培育技术工人的摇篮，也是荣德生实现其“母机厂”之梦的最初的一个开端。
“公益工商中学”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的校风。课堂上，教师们认真讲课，学生们专心听讲。实习工场里机声隆隆，学生们在技工的指导下学习各种生产技能。荣德生经常穿着布衣布鞋到校视察，每当看到上述情景时，他总是谆谆教导师生们说：
“这样才好，这样才好，教学要切于实用么！……”
有一次，荣德生亲自参加面试职工时，他问一位年轻学子：
“如果工人不听话怎么办？”
那个年轻人见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向他提问，心情未免有些紧张。想了一想才回答遭：“就好好对他说。”
荣德生又笑着问：“如果说了还是不听怎么办？”
年轻学子很理智地回答说：“就耐心地再说一遍，说到他听了为止。”荣德生连连点头，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情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下一位应试者也是一位青年人。荣德生用同一个题目问他道：“如果工人不听话怎么办？”
年轻人顺口就溜了一句：“就扣他的工资，”
荣德生盯着这位年轻人又问：“扣了工资还是不听怎么办？”
年轻人板着脸回答道：“就喊警察来！”
荣德生听了连连摇头，心里暗，自说道：“孺子不可教也，孺子不可教也。”
他在治理企业时，融进了儒家的“仁爱”、“德治”等传统思想，所以他希望学生们通过学校教育不仅能掌握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也要学会经营管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情操。荣德生在学校教育中，一贯提倡知识传授和品德培养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公益工商中学”培养了许多既懂生产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他们后来在荣氏企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荣氏家族一生都在追求财富，但他们把挣来的财富，没有独家人享用，而是出资筹建学校，让穷苦的孩子都有机会进学校接受教育。荣氏家族这么做的目的，不抛开他们想扩大企业急需要人才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校培养的人才，后来也有不少进入国家的政府机关，为国家出力。
陶行知说：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应该说，荣氏家族办学校，不单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祖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们宽大心胸的表现，是他们心地善良的表现，有句话说：办学堂是善举。荣氏家族的善举得到了以后家大业大的回报，这就是他们事业通达的秘笈之一。
3.喝水不忘挖井人——荣家女婿慷慨相助母校
李国伟是荣德生的大女婿，当年，荣德生看他很有才学，不嫌他家贫，将女儿许配给他。李国伟不负众望，在荣氏家族的企业中施展才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荣氏家族重视教育，不惜斥巨资创办学校。李国伟作为荣德生的大女婿，也不甘落后。在母校面临经济危机时，李国伟毫不犹豫地答应解母校的燃眉之急。他的慷慨相助，让人更敬重他的人格。
丹东说：第一是面包，第二就是教育。郁达夫说：过去中国之衰，原因虽有种种，但教育不振，当然是主要的基因之一。杜威说：只要把学校和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一切的学科就必然地相互联系起来。
教育，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企业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荣氏家族的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他们重视教育的原因之一。
李国伟是荣德生的大女婿，他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里，靠着亲戚的资助，才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他后来能成为商界巨贾荣德生的大女婿，也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学识。
李国伟是荣氏家族三分事业之一的统领人，这与他接受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过程中，李国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受荣氏家族人重视知识的影响，一方面他本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此，他和荣氏家族一样，十分重视教育。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贫富差距太大，许多贫苦家的儿女都无钱上学，国民文化素质的缺乏，才使国家屡屡受到外国人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不堪忍受外国人的侮辱，纷纷起来反抗。这么一来，引得外国人的淫威大发，于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亡向国人逼近，在因家与各国的形势处在紧张之时，有觉悟的中国同胞开始奋起反抗，决定把侵略中国的列强赶出国门。
当时，李国伟任汉口福新五厂的经理。有一天，他在车间里巡视生产，他一向有身体力行的习惯，从不高高在上瞎指挥。这时，有人来报，说有一位西服革履的先生远道来访，李国伟一听，忙洗了洗沾着粉屑的双手，来到会客室里。看到客人他觉得有些面熟，刚要开口询问，那人先递过一张名片来，上面印着两行字：唐山路矿学院院长茅以升。
“啊啊，是你！”李国伟看过名片后惊喜地叫了起来。
茅以升和蔼地微笑着说：“国伟兄，别来无恙啊？……”
原来，李国伟和茅以升是唐山路矿学院时的同学，学的都是土木工程，李国伟比茅以升高一年级。他们那时是全校学生中最爱“泡”图书馆的两个小学究，因此他们也就熟悉了。岁月悠悠，一晃过去了20多年。如今，李国伟已经改行当上了一名实业家，而茅以升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卓有成就，成了国内外著名的桥梁专家，由他设计的钱塘江大桥精湛绝伦，巧夺天工。两位老同学在阔别20多年之后再次重逢，互相感到十分欣慰。李国伟对教育自己的母校是很有感情的，他问茅以升母校如何？老师可好？老同学们都有什么消息？……茅以升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李国伟颇有兴趣地问道：
“茅公来汉口，是想在这里造桥吗？”
“不是！”茅以升摇摇头，打趣地说：“我是专为化缘而来的……”
作为学者不在书斋，作为造桥专家不在设计室里和工地上，却跑到汉口来化缘，李国伟不免有些纳闷了，便开玩笑道：
“此话怎讲？莫非茅公出家了不成？”
茅以升充满智慧的脸上变得十分严峻。他两眼注视着李国伟，非常认真地说道：“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正步步加紧，目前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为不使母校落入敌手，京津唐大学联络会决定迁至贵州，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只是学校一向是清水衙门，经费有限，搬迁谈何容易？”
听了茅以升的话，李国伟明白了茅以升此行的目的，听到培养人才育人才的母校身处窘境，他心中也不免有些沉重起来。略为思忖了一会儿，便又问道：“这次搬迁，大概需要多少钱？”
“少说也得几万吧！”茅以升屈指算了一下，说。“从河北迁至贵州，路途有数千里之遥。书籍、仪器、资料无论如何是要带走的，少了这些东西就办不了学。教职工及家属上千人，还有不少有困难的学生。他们都不愿意留下来当亡国奴，学校也不能没有他们啊……”
听了老同学的话，对母校对师生的感情，在李国伟胸中翻腾起来。他当即对茅以升表示道；
“我出5万，作为对母校的一点支援。”
茅以升对老校友的慷慨解囊十分感动。他紧紧握着李国伟的手，激动地说：
“国伟兄，难为你办了20年工厂还这般古道热肠，我代表母校全体师生谢谢你啦！”
李国伟的心情也很激动。他回忆起在母校受教育的情景，老师们是怎样精心栽培，工友们是怎样苦心劳作，教室、图书馆、操场、工地……这一切仿佛就在眼前。而坐在他对面的茅以升，就是母校的代表，母校的化身！李国伟这么想着，就用感情色彩极浓的语调对茅以升说道：
“母校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的知识是母校给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的这点心意实在还难以报答母校的恩情。再者，‘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保存中华文化之精粹，使我国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国伟也义不容辞啊！”
茅以升为李国伟的一片至诚所感动，他说道：“国伟兄本色依旧，还像当学生时一样诚挚热情，我真高兴啊！老同学们相聚时常谈起你，母校实为有你这样一展宏图的学生而自豪。”
“茅公不必夸奖，国伟略尽绵力，实属应当。”李国伟忙说道。
李国伟尽地主之谊，款待茅以升。他们两个人还相携着登上了高高的黄鹤楼，眺望滔滔长江滚滚汉水。李国伟对自己学过的土木工程专业热爱之心至今未减，他遥指宽阔的江面，寄厚望于茅以升说：
“将来要能在长江上建一座大桥就好了，这全要依仗茅公你啦！”
“我想会有这么一天的！”茅以升满怀豪情地回答道。“即使不是我，中国人总会在长江上造起长虹似的大桥来！”
听了茅以升的话，李国伟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座座大桥。此时此刻，他心想，以后赚了钱，一定不忘向教育机构捐钱，那样可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两个老同学怀着各自的理想依依惜别，互道珍重。
李国伟在母校面临财政危机时，对母校慷慨相助，一是他本人自身的觉悟高，希望国家的学校不至于落到敌人手中，让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出力；二是他身在荣家，受荣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传染，才甘愿出资捐给母校。
李国伟重视教育，在他后来打造的兴旺企业时，仍然不时地投资教育事业，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李国伟投资的学校，曾有不少人才放弃高薪工作，而到他的企业中出力，这些人才，都是受了李国伟重视国家教育的义举的感动才来的。
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创业与他高尚的人格是分不开的。李国伟继承了荣氏家族的重教育的光荣传统，才获得以后的兴旺事业。
4.企业要发展，人才要充电
门捷列夫说：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是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敬。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是多么重要。荣氏兄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时时刻刻不忘教育。好的教育培育出好人才，而好人才，是企业立足于世界的法宝。企业要发展，人才就得接受最好的教育。
随着荣氏家族的发展，他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荣家兄弟非常注意人才的发掘、培植和使用。荣德生常说：“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隆替。”还说“俗谓‘秀才为宰相之根苗’，又谓‘宰相必用读书人’，可知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基始。”抗战胜利后，荣德生曾深有感触地谈到：“我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朽、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因此，荣家自始至终都十分注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荣氏兄弟创业开始，就比较关心地方公益事业，重视社会教育。这多少受到先父“立身治家，常须推其有余”的遗训影响。同时，他们兄弟二人对南通张謇素所景仰，也受到张謇“用教育改进实业”主张的影响。而且，他们在实业活动中，也逐渐意识到兴办地方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专门人才，与发展实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荣家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教育事业的进展也相当迅速。
1902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就感到厂内工人文盲多，文化水准普遍低下，不利于推动先进的生产技术，将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益。四年后，他们首先以无锡荣氏家族工厂需要人才的基础上，创办了公益第一小学。1908年又创办了竟化第一女子小学。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1913年起，荣家先后又创办了新的面粉厂和棉纺织厂。同时也相继兴办了几所小学，如1913年初，在无锡先后办了公益第二、三、四小学三所。1917年，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小学，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27年又增设高中班。
同时，荣德生还特别注重图书馆的建设，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每办一厂就在厂内设立一个图书室，供工人业余阅读。1916年，他在无锡荣巷先投资20万元，修建了大公图书馆，成为苏南地区第一家私人开办的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全国解放后，荣德生又把他的藏书3万多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1956年，无锡市图书馆为此专门编辑了“荣德生先生赠书目录”，总计100多页，又为新中国的图书事业做了一些重要贡献。
荣家人重视教育，不仅仅表现在办学上，只要与教育有关的公益事业，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为此，当时还流传着关于荣宗敬捐款办学的佳话。
抗战初期，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山，请了许多学者，为自己讲课，补习文化。同时，对当地的教育事业颇为关心，先后办了三所中心小学，对社会上影响很大。
荣宗敬是一位爱国商人，他十分佩服冯玉祥将军的为人，利用到青岛视察工厂的机会，亲自到泰山看望冯将军。冯将军派侍卫孙冠贤用一顶山轿抬荣老板上山，吃过午饭，他让荣老板参观几所小学，然后送回山下的铁路宾馆。
晚上，冯将军交代孙冠贤说：“像荣老板这样的人不能白白让他走，得给咱这儿的穷学生想点办法。你去宾馆找荣宗敬。就说：‘参观学校时冯先生有一个想法，当面不好说。你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能不能帮一下我们的学校，比如为每个学生做一身衣服。’”孙冠贤向荣宗敬转达了冯将军的意思，荣宗敬痛快地答应：“这很容易，我在济南也有纱厂和布厂。但不知你们要什么料，怎么做。我看泰山蚊子多，就给每位老师做一顶蚊帐吧。”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荣宗敬出钱定做衣服，由学校自做。测算每个学生一套夹衣用5元钱，山上共四百余名学生，最多3000元够了。荣宗敬给4000元，随即给孙冠贤开了支票，到济南去换钱。有了钱，冯将军精打细算：做衣服使用土布，因为泰山百姓织的土布不好卖，替他们开一个销路。服装自己裁制，又为当地裁缝找了活计。没几天，衣服做成，泰山的穷学生第一次有了整齐朴素大方的校服。这样，冯将军热心教育，荣老板慷慨解囊，一时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荣家兄弟办教育，目的是为自己的企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所以，以职业教育为重点。1919年，荣家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分工、商两班，教学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商科的学生除学习商科基础知识外，还要进入工场实习。校训是“和平耐劳”。各厂都从中择优录用了一批毕业生，后来，他们大多数在各厂任技术员，其中担任工程师、厂长的也不少。如汉口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时期迁往内地分设的各厂，从厂级领导到各部门负责人，很多是从公益工商中学毕业，当时他们被称为“工商派”，在内地各厂的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至1932年间，申新纺织总公司在无锡开办了职员养成所。训练一批中等纺织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了申新各厂的技术骨干。1936年至1940年，在上海、无锡、重庆、宝鸡也先后办过职员培训班。这些人一部分在荣家企业系统工作，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其他纺织企业工作，为中国的纺织工业贡献力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荣家仍不放松对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抗战爆发后，申新总公司还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纺织染工程补习学校。这是一所业余夜校，除招收荣家企业系统的在职技术人员外，还兼收纺织行业其他各厂的在职人员，学制两年半，前后共有七届毕业生，约计400人。
作为民国年代只读过私塾的商人来说，荣氏兄弟能把人才看得这么重要，把教育看得如此重要，真可谓是工商界的先进人士，正是因为他们注重教育，才使其家族企业拥有丰厚的财富，发展到后来的拥有千万资产的首富。
5.爱心助学——荣氏家族一颗红心献教育
邓小平说：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荣氏兄弟从当年的学徒到商界巨富，经验告诉他们人才关系着企业的兴亡。而人才，是学校培育出来的。正由于对于人才的渴求，荣氏兄弟才在创业路上，不忘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财力，投资到学校中去。
有位企业界名人说：国家要兴旺，国民要接受教育，企业要兴隆，员工就得接受教育。荣家人在创业过程中，悟出了人才的重要，并且懂得企业要兴旺，人才越多越好。多年来，荣氏家族的人时时不忘培育后人。只要一有钱，就捐款创办学校。多年来，办学校，成了荣氏家族的一项事业。
1940年，荣家投资创办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业科学校，1946年，改为中国纺织染工学院，学院推荣德生为主席校董，荣宗敬为院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四年制本科，设纺织、染化、机电三系。
1947年，荣德生之子荣一心按照荣德生的意见，在无锡创办了江南大学。学校设农学院、理工学院和面粉专修科系。农学院下设农艺、食品等系，注重培育良种小麦和优质棉花；理工学院下设电机、机械、化工、数理等系，注重技术、设备的制造和研究。面粉专修科系是国内首创，面粉专业的设置，受到面粉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欢迎和支持。面粉专业的学生半数来自茂新、福新面粉厂中有实践经验的职员。这些专业科系的设置，显然是与荣家企业的发展方向配合。荣家兴办职业教育，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系统，从而确保了创业的后劲和活力。
荣氏兄弟不仅注意培养人才，而且更加注重发掘人才。他们不惜重金，把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外技术管理人员聘请进来，改善技术和管理。他们创办申新三厂，特地把汪孚礼、余钟祥、楼秋泉等人请来进行企业管理的改革，产生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还把留学日本的朱仙舫请来当厂长，改进企业管理。请日本人礼田哲雄任申新三厂技师，聘请了化学家钱宝钧、印染专家张承洪和美国瓦姆斯等专家来公司，按现代化标准建立了公益工商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企业的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和改进作用。
1919年，无锡商会实业研究会召开会议，荣德生出席这次会议。会上，有一个名叫薛明剑的青年教师，畅抒己见，谈了对振兴实业的看法，他的话很有见解。荣德生在一旁听后拍手叫好，他觉得薛明剑是难得的人才。虽然和薛明剑素昧平生，会后，荣德生仍然把薛明剑请到家中，彻夜长谈，十分投机。日后，荣德生一直把薛明剑视为知己，重要事情都要与他商量。申新三厂创办后，荣德生破格把这位既无资本又无资历的一个书生聘为总管，长达十八年之久。
薛明剑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萼果）的二哥。他任申新三厂总管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办事干练、既有魄力又有谋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身兼荣德生朋友、谋士、助手多种身份，对申新三厂的经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陪伴整个荣氏企业渡过难关，立下了汗马功劳。1934年，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资本周转困难，几乎搁浅。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收归“国有”。薛明剑领衔荣德生之命，奔走于国民党元老、无锡人吴稚晖门下，巧妙地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要求吴稚晖出面反对，并联合各地同业及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制造舆论，终于迫使陈公博罢手，使申新纺织总公司幸免吞并。这件事说明，荣德生始终奉行的“人才”为先，“得人则兴”，的确是关乎企业兴亡。
“兴资助学，好善乐施”是荣氏家族的家风良德。荣氏兄弟为践行自己的诺言，开办过八所小学。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此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使不少学子能学得更多更专的知识，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
荣氏兄弟不仅办学兴国，做大事业。哪怕是积善成德的小事，他们也乐意参与。荣家的家乡人，无不交口称赞他们“为家乡人民，修路、建园林、筑大桥”。如今，无锡五里湖上的宝界桥，被誉为江南第一大桥。这座桥就是荣德生用朋友赠送给他的六十岁寿礼建造的。
荣毅仁及其哥哥——荣尔仁为无锡老家创建荣巷医院而捐赠了20万元人民币，作为当地父老乡亲们的健康医疗基金。荣鸿庆（荣德生的侄儿）、荣卓如（荣德生的侄女）也慷慨解囊，荣独山（荣毅仁的堂兄）则为荣巷医院捐赠了一套X光仪器设备。
荣智健的姑姑，荣漱仁女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她也十分热心社会的公益事业，关心妇女的生活，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能力，曾举办过职业妇女技术训练班，培养150多名绘图、车工、钳工等技术女工。而且，还关心幼儿教育，亲临创办过两所幼儿园，并资助了不少幼儿园、托儿所。更值得一提的是荣漱仁及其丈夫杨通谊教授，几经周折，费尽心机，聘请律师，把杨通谊先生的姑母杨令女士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从美国运回到了祖国。
杨令是早年旅美的中国女画家，在她临终前，她希望把她珍藏的半个多世纪的珍贵文物嘱托荣漱仁夫妇带回祖国，并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荣漱仁夫妇责无旁贷，找证人、办交涉，费尽波折，最终，把这批由他姑母历尽艰险带出国去的一批文物再次带回祖国。后来，在北京故宫漱芳宫内举行隆重的“杨令女士捐献文物局仪式”，国家文物局长杨铁青在会上高度赞扬了这位杨令女士及其家人。
企业要发展，需要人才；企业要壮大；离不开人才。而人才，不单指学识满腹，出国留洋的现成人才，也包括那些未经培养的具有天分的人才。荣氏兄弟眼光独到。他们不但善于创办学校培养对自己企业有用的人才，还善于发现人才。正是他们企业家独有的伯乐眼光，才使得日后他们的家族企业无限扩张，成为中国史上屡创奇迹的家族企业。
6.饮水思源，荣智健投资“天津大学”
吃水不忘挖井人，荣智健作为荣家的子孙，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创业过程中，他深知自己的成功与学识是分不开的。为此，他对培养自己的母校给予深深的感恩，虽然身为大陆第一富豪，但是，他依然像当年的莘莘学子那样，对母校深情脉脉。怀有敬意，心里时时刻刻在想着为母校做点什么。机会终于来了。他多次回校，为母校捐物捐钱。以尽他拳拳学子心。还把自己赛马得的巨款捐给女儿的学校，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基金。
荣氏家族关注教育事业，不但在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身上体现出来，作为他们的子孙，荣智健重视教育，几乎不在他们之下。荣智健的企业做到大陆富豪中拥有最多资产的巨富，与他重视人才，是分不开的。正因为重视人才，他才不惜巨资，数次向教育事业献爱心。
荣智健是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荣智健对自己的母校感情深厚。
1985年，召开天津大学香港校友会成立大会期间，荣智健特意在“世界活动中心”接待天津大学代表，并表示出资为母校发电教研室购置10台微机，这在当时很为人注目的，同去的还有动力系宋老师，他当时高兴地握着荣智健先生的手激动地说：“荣先生，您这真是雪中送炭！”
1990年，荣智健在百忙的事务中抽身回到母校，参加了母校90周年校庆。
1995年，荣智健受聘担任天津大学名誉教授。在他母校百年校庆之际，他慷慨捐资200万港元，用于整修母校青年湖岸，建造了北泽园。并完善了发电教研室计算机房的建设。全校师生无不为荣智健对母校的深情厚谊所感动。
1997年，他又为母校送来了富有他深情的厚礼，为母校设立了5000万港元的“荣智健教育基金。”用于奖励母校的有功之臣。
1997年5月16日，荣智健省亲母校时，讲过一段情深感人的话：“我的能力应该归功于母校天津大学，是母校培养了我理工方面的基础知识。根据多年的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学了理工，再转学经济、管理，就容易得多了！”他的话，可以说是几十年从事企业管理的由衷体会。
他也不否认条件和机遇的重要性。他在与老同学畅谈时，承认他的父亲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说：“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就不可能做到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以至现在做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荣智健也十分中肯地评价了他自己：“不过，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香港中信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
“饮水思源”，“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改革家荣氏后人的重出江湖，“要没有母校天津大学对荣智健的培养”，当然也就谈不上荣智健今天的发达了！
对自己的老同学和学校的领导们，荣智健反复说的一句话：“我对天津大学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与天津大学对我的培养相比还是远远不够。”
荣智健不仅深爱自己的母校，对我国著名的清华大学也倾注了他的一片真心。
1999年12月22日，由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亲自命名并亲书楼额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大楼——明理楼正式启用。
清华大学法学院始设于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院改为清华大学之际。50年代被并入其他院校。
1995年法律学系复建，1999年校庆时，正式恢复法学院。经过广大师生奋发努力，清华大学的法律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法学研究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如今，荣智健捐赠的明理楼的落成使用，又为法学院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楼落成剪彩的仪式上，荣智健代表父亲荣毅仁向大家表示祝贺，他说：“家父对我能为清华大学做一点贡献感到欣慰。”
1993年，最令香港“马迷”们津津乐道的是，荣智健赢得了香港赛马会有史以来的巨资500万港元，荣智健并没有把这笔款项据为己有，而是慷慨地把这笔钱悉数捐给了他女儿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中国留学生基金，以帮助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
一次，他在和朋友闲聊起此事时说：“我热爱赛马，并把它视作一项运动。赢了钱，我就把捐给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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