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慧眼识分子——荣氏纳婿不看门弟看才华
人才，是事业之根本。“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单位、企业也一样。荣氏家族的善于识才是常人不可比拟的。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刻，荣德生仍没有忘记人才的重要。他巧识人才，并把女儿许给家贫的李国伟，看重的就是李国伟的才气，而不是他的出身门第。
荣家企业的发展壮大，与荣家善识人才有密切关系。荣氏兄弟在企业发展之初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壮大后，更是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甚至感到人才有些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荣德生开始留心身旁的人，在为儿女选择配偶时，他也不忘为企业纳贤士。他为女儿择婿的标准，第一就是此人要有才气，即受过高等教育。
1916年荣德生的大女儿已到了出嫁的年龄，因为还没有合适人选，仍待于闺中。这年10月，经无锡商会会长华艺珊做媒，荣德生将其长女慕蕴嫁与在徐州铁路局任职的李国伟为妻。
这一门婚事主要是荣氏基于企业发展的需要，才与李家做儿女亲家的。李国伟也是无锡人，时年25岁。他出身于寒儒之家，自幼丧父，由母亲和祖父抚育成人，14岁时考入上海澄衷中学，后又入上海震旦学院预科，学习三年毕业。因家境清贫辍学，自修英文。1911年唐山路矿学院招生，李国伟的堂姑父华艺珊资助国伟赴天津应考，聪明好学的李国伟，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土木工程系就读，并免去学膳费用。李国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努力，还利用假期勤工俭学，参加一些工程项目的测量与绘图工作。经过几年时间，在学业和实践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5年7月毕业后，顺利进入山海关柳江煤矿任测量员，以后又升任陇海铁路徐州工段的副工程师。
此时荣氏企业正在蓬勃发展，急需能干出众而又可靠的年轻人参加到企业中来。像李国伟这样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的人，正是荣氏兄弟所希望得到的英才，又加上有商会会长华艺珊这层关系，他们就有了招李国伟为婿的意向。这和华艺珊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他说：
“国伟和慕蕴那可真算得上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他们的结合，将是大吉大利！”
李国伟高大英俊，忠厚正直，一介书生却又不掩其刚毅精悍之志。荣家大小姐慕蕴20岁刚出头，人品出众，长得颀长丰润，面如满月。荣家的几个儿男年纪都还小，慕蕴作为当家大小姐，深受父亲和伯父的器重与疼爱。她就读于无锡女中，接受新式教育，在家又饱读诗书，可谓才貌双全。荣德生和荣宗敬对慕蕴的婚事十分关心，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在门当户对的富家子弟中，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青年人可以与慕蕴相婚配。他们择婿的标准，一不是金钱财富，二不是权势地位，主要是看对方的才干和人品如何。李国伟正是最恰当的人选，何况其堂姑父华艺珊又曾帮助荣德生打赢过一场官司；彼此交情甚为深厚，李国伟和慕蕴小姐也一见倾心，他们的结合称得上是一桩理想的、美满的婚姻。
尽管娶的是富家小姐，但李国伟仍自筹了一大笔结婚的费用，足足有3000块。他是一个自主自信的男子汉，凡事都靠自己的努力。而慕蕴小姐知书达礼，从小接受良好的家教极具贤慧的美德，婚后添置各种衣料、首饰、用品时，总是一式三份：一份给婆婆即国伟的母亲，一份给大姑子（国伟的姐姐），最后一份才留作己用。
在妻子慕蕴与堂姑夫华艺珊的劝说下，李国伟思考再三，最后听从了爱妻和堂姑父的意见，辞去了陇海铁路局工程师的职务，进入了荣氏企业服务，并在福五的创建中首次崭露头角。
汉口地处长江中游，是东西水运和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江汉平原农业发达，邻近的湘、豫、川、陕诸省也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每年大约有3、4百万担小麦在汉口集中。当地只有金龙、和丰、裕隆三家面粉厂，生产能力仅为日产1.1万-1.2万包，年年都富裕2百余万担小麦运往长江下游。所以，在汉口设厂原料（小麦）供应是不成问题的，生产的面粉通过京汉铁路直运华北、东北，也十分通畅便捷。1916年荣德生以出游为名，经开封、郑州、新乡至汉口，沿路进行考察，回来后即向股东会建议在汉口设立分厂。1918年10月，荣宗敬又亲自率荣月泉、杨少泉到汉口，会同先期到达的李国伟，察看并购置建厂基地，李国伟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又当过铁路工程师，对勘查测量、地形地理十分内行。他以一个专门家的眼光，建议把位于汉口上游宗关区的四十亩土地买来作为厂基。
荣宗敬当即采纳了李国伟的建议，并对他说道：“粉厂设计可按上海粉厂式样。打样行家数日内到此，你在土建方面，尽可发挥所学之长，从速把福五建立起来！”
李国伟亲自主持厂房的设计、测量和施工，每天蒙蒙亮他就领着工人开始支架测量，天色黑尽才收工，太阳当头照，江风迎面吹。汗水和着泥土，不到一个月便晒得又黑又瘦了。
经过紧张的施工，福五1918年6月建成，1919年正式开机生产。工厂大门南临汉水，横过马路便是小麦停卸码头。铁路亦一直通到河边，生产出来的面粉可以直接装上火车，无需用短途汽车转运。主厂房是一座周围用钢筋水泥加固的五层楼房，它有如鹤立鸡群一样耸立在汉水之滨，与往来的江舟遥相呼应。安装的机器是荣月泉赴欧美考察时订购的美国爱立斯厂出品的两套面粉机，性能为武汉各厂之冠。
福五的股金总数为30万元，荣宗敬和荣德生两人的股额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他主要股东为王禹卿、浦文汀、王尧臣、丁梓仁、毛鉴清、陆辅臣、项仰斯、荣蓉初及查仲康。由荣月泉任厂经理，李国伟担任协理兼总工程师。
荣德生盛夏来汉口视察福五时就住在李国伟家里。那是建在工厂北面两幢设置一样的经理住房，西面一幢住着国伟一家，东面一幢由荣月泉居住。宅前有一片草地，中间是通道，上有紫藤花棚遮盖着，两幢住宅周围是冬青树墙。夏夜繁星闪烁，暑热未减，荣德生经常和女婿对坐在花棚下，一边纳凉一边商谈厂中的大事。
李国伟向荣德生汇报道：“工厂建成投产，我原来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就派不上用场了。对面粉生产我还是个外行，只好摸索前进。有些同事批评我，说是‘拆拆装装，枉费许多人力物力’，我是应该竭诚接受的。”
“不要紧，只要钻进去，肯学就行啊。”荣德生鼓励他道：“当初我和你们宗敬伯伯，对制粉也是一窍不通。这些年慢慢摸索，虽还说不上精通，确也知道个十之八九，不至于没着没落了。”
“德丈这次来汉口视察，有何高见示之于我？”李国伟恭恭敬敬地问。
荣德生十分郑重的语气对李国伟说道，“我经营事业。得力在于选择原料。茂、福两厂从不收进次麦。汉口小麦搀混石砂，对粉质会有影响，必须经常雇人拣选，逐粒剔出……”
“这会很费事的，也会增加偌大一笔额外的开支。”
“宁肯多花些钱，多费些事，也要严格挑选，保证面粉质量。粉质提高了，才能立住脚。做事体有理走遍天下，办实业优质才能走遍天下。”
“德丈说得有理。”
“国伟，我要给你立个规矩：福五的粉质不改良，就不准使用‘兵船’牌的商标。名牌创立难，毁之易啊！”
“德丈请放心，我绝对不会砸‘兵船’的牌子！”
李国伟遵照荣德生的指示，严把质量关，坚决不进潮麦和次麦，并雇工拣选出热坏麦粒和砂石等杂质，改进粉筛工艺，使福五生产的面粉达到了“兵船牌”的标准，粉色泽白，韧埠好，不牙碜，一问世便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销售畅旺，年年获利。荣氏企业也因此在华夏大地牢牢站稳了脚跟。
李国伟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再加上识才的岳父的提携，才使他能在荣氏家族企业大展手脚，为荣氏企业创出巨大的业绩。荣氏家族后来能如此发达，与荣家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婿李国伟有很大关系。李国伟后来能和荣家人三分荣家企业，是因为荣家认定他是人才。
2.英雄多相惜——成不了手下成朋友
李嘉诚说：办企业就是办人。说的就是人才对于企业的重要。荣氏家族奉行这个用人原则，把企业一步步做大。荣氏兄弟不但会识才用才，更会留才。他们的企业中，不乏各种各样的奇才。常言说：人各有志。当人才提出要走，荣氏兄弟挽留再三挽留不住时，他们仍然不会放弃。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当作好朋友保持联系。王禹卿和浦文汀就是他们这样的朋友。
荣氏兄弟的企业在发展初期，曾纳入不少优秀的人才。善于推销的王禹卿就是这些优秀人才之一。可以说，荣氏企业发展到拥有千万资产的企业，王禹卿功不可没。善于识才的荣氏兄弟当然把他当作企业的有功之臣对他一再提拔。
王禹卿虽然是荣氏家族企业里的人才，也受到荣氏兄弟的重用。但他也有创业的野心，不愿意一辈子居人篱下。他精明能干，长于推销，手头上积攒了一些钱，就打算另树基业，独立经营发展。恰好他的同事兼好友浦文汀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都不愿意长期做人家的伙计。两个人一拍即合，私下协议在上海合办一个机磨小型面粉厂。粗粗算了一下，基地、厂房、机器约需10万元。当时他们两个人尚无此财力，东拼西凑也只能筹划到2万元。远远不够需要。
这天，王禹卿去三洋泾桥茂新批发处向东家荣宗敬借钱，重才的荣宗敬听罢此言，面色一沉，指着王禹卿的鼻子说道：
“好啊好啊，你们一个是我的销售主任，一个是我的办麦主任，怎么，竟打算联手倒戈么？”
王禹卿忙解释道：“此非倒戈，实在是东施效颦——学学宗先生的样子，在上海滩谋一立足之地，以不辜负家父对我的嘱托。”
这几句话竟触到了荣宗敬内心的隐痛，他想起了自己和弟弟的创业，其间的艰辛，绝非常人能体会到。他看着与自己风雨同舟好几年的销售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语重心长地说：“在上海滩立足难啊，禹卿！”他十分感慨地说道，不禁想起了自己是怎样年纪轻轻就带着父亲的嘱托到上海来谋生的事情。这些年他历经艰苦，才算有了一个立足之地，从小伙计当上了大老板。眼前的王禹卿不是和当年的自己很有些相像吗？只不过他比王禹卿早走了一步罢了。办粉厂日进斗金，谁不眼红？王、浦二人打算合办一个面粉厂，也是人之常情，并非“非分之想”。只是如此一来，自己将会又多一个竞争对手，荣宗敬下意识地感到这可万万使不得！
见荣宗敬不说话，王禹卿在一旁央求道：“我只借5万块。”
“5万？”荣宗敬嘴里漫应着，脑子里旋起了一阵急风。
“宗先生，可以么？”王禹卿又追问了一句。
“……”荣宗敬没有答话，却睁大眼睛上下打量着王禹卿。
“此人只可用其才，不可屈其志！”荣宗敬心中暗暗想道，他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了！他说：“我与德生共出2万。”
“借！”王禹卿纠正。
“不，是入股！”荣宗敬说。
“这怎么讲？……”王禹卿略带惊讶地问道，眼睛似乎更鼓突了。
见王禹卿疑疑惑惑的样子，荣宗敬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详详细细地陈说利害道：
“禹卿，你和文汀自立门户，合办粉厂，虽说不是‘倒戈’，但事成之后必定与我成为对手。商战无情，尔虞我诈，彼此失合，徒然坏了交情。你我主宾多年，大可不必如此。常言说得好，聚则兴，散则败。眼下你们资金不够，能供我调度的头寸也有限，不如携手合作，共图发展。我们帮衬你俩从伙计也当上东家，你们帮衬我们扩大实力，荣、王、蒲三家联手，还愁在上海滩上闯不出半边天来么？”
荣宗敬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他笑了起来。其实这个主意也并不是他忽发奇想，他心中早就酝酿着要在上海办一个新的面粉厂，因为他觉得仅仅在无锡有茂新还很不够。只是他的财力毕竟有限，他盘算过，目前能够供其调度的资金只有2万块左右。王禹卿来向他借钱，正好他还想要向王禹卿借钱呢！两人一合股，相辅相成，也就说不清谁借谁的了，只要对双方都有利就行啊！……
由此可以看出，荣宗敬极具商业眼光，并善于自己为自己提供“机遇”。
王禹卿听了荣宗敬的一番话，不由得沉吟了起来，他在掂量那些话的分量轻重，也在权衡这样做的利弊得失。考虑来考虑去，他觉得荣宗敬说的倒也是实事求是，入情入理。他忖度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目前毛羽还不丰满，与其不办（粉厂）不如合办。荣宗敬是上海滩上正在跃起的一只猛虎，虽说向他借钱等于是“与虎谋皮”，但“拉大旗作虎皮”不也是人们常说的一句成语吗？和荣宗敬合办粉厂，不免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这样比喻虽不中听甚至有些刺耳，但却不失为一种经营之道。商人还怕这个么？
“宗先生说得有道理，合办最为有利。”王禹卿说道，显然他被荣宗敬说服了。“我再把这个意思和文汀兄说一说……”
“好，好！”荣宗敬高兴地说。“既然合办，新厂就可用茂新的‘兵船牌’商标，不必另起炉灶：办麦和销售也由你和文汀统一调度，双方兼顾，利莫大焉……”
“是，是。”王禹卿连声附和。
就这样，荣氏兄弟出资2万元，和王、浦两家于1912年在上海新闸桥创办了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王尧臣任经理，浦文汀任副经理兼办麦主任，王禹卿任销售主任。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粉厂，无暇兼职，仅在福新担任了公正董事一职。自此以后，初步形成了荣氏企业“三姓六兄弟”的格局。
荣氏兄弟对人才的运用，不仅仅局限于把人才安置在合适的位子上。他们还会让离开公司的人才，在创办他们自己事业的基础上，不忘有他们的股份。与人才结为有利同分的兄弟，在企业管理中，这也是用人的一种手段。
3.智者多多益善——荣氏集团“一山容二虎”
商场似战场，强者胜，智者赢。一个经营者要在商场立于不败之地，要刚柔并济，变在其中。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能越做越大，与他们的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荣德生的大女婿、荣氏企业后期主要的决策人之一李国伟认为，荣家兄弟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是因为荣家兄弟的经营作风表现在用人上。
在旧时代从事企业的人，对于用人方面，总是采取保守态度，不是素所深知的人，不肯轻于托付重任，因此往往容易形成非亲即友的局面，从而也难于吸收社会上有用的人才。荣家资本集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里面，时常为“昔年老友，都为经理”而感到自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荣家企业里面的上层组织，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而形成一个家族企业集团。家族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亲属集团，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随着西学东渐的冲击，人们“义、利”观念的转变，传统家族呈现出瓦解之势。尤其是在商场、金钱上，每个人都不可能表现出雍容大度、豁达开通的胸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企业的兴衰存亡，大多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家族内部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人际关系。
荣宗敬、荣德生是这个庞大的家族企业的领导人和最高决策者。兄弟俩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打破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古训，影响和感染了整个企业，增强了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荣宗敬、荣德生从小就是共患难的兄弟，深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熏陶，友爱相处，团结合作。荣宗敬办事果断，富有魄力；荣德生细致周密，理财有方。两兄弟各有所长，相得益彰，配合默契，两人之间从未因财产、权力上出现过摩擦。荣家企业规模庞大；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因此，一切权力都集中于荣宗敬之手，荣德生对此亦毫无怨言。荣宗敬也没有因权力在手，独断专行；相反事事与荣德生商量研究，互敬互助，同心协力，努力上进。他俩在40多年的商海中，不但没有发生什么争执，而且在困境中，互助扶持。
1934年，中国、上海两大银行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要求荣宗敬将6月底到期应付的500万元借款全部还清，使荣宗敬主持的上海各厂陷入困境。荣德生随即将无锡各厂所存的全部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偿还快到期的借款，使荣宗敬化险为夷。
荣宗敬与荣德生都有一种不断开拓，勇于向上的进取精神，对于钱财有着一股狂热与冲动。荣宗敬曾经说过：“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了一支枪。”他曾雄心勃勃地宣布：“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要达60万，70岁时达到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后来由于日本侵华，荣宗敬忧愤成疾，病逝于香港，没有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但他的顽强进取精神，确实值得称道。
荣宗敬、荣德生这种“和衷共济，力求进取”的经营作风和开拓精神，深深激励了荣氏企业干部和职员的工作热情。李国伟回忆说：“我那时最佩服荣宗敬先生的话，当我们汉口厂开办时，我还曾在纱厂日夜两班清（花）、粗（纱）、精（纺）、摇（纱）四部，分别用‘和、衷、共、济、力、求、进、取’八个字来做班名，表示拥护荣宗敬先生的经营作风。”荣氏兄弟的团结合作，使他们在整个企业中具有极高权威性和向心力，而这是当时许多家族企业所无法比拟的。1932年，荣德生在庆贺其胞兄荣宗敬60寿辰时曾说过一段话，荣家企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集团，“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这里所说的精神，就是李国伟概括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八个字。
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是荣氏兄弟经营企业的一个重要战略。荣家企业是在商场竞争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深知，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既要靠本企业在技术设备上不断加经改进，还必须有选择地逐步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荣家的第二掌门人荣德生认为，只有积极而稳妥地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才能在竞争中“减少开支”、“解除困苦”、“方有发达之日”。
4.用人方略——新老结合，内外结合
荣氏兄弟在用人上，其核心理念是“有容乃大”。概括起来，他们采用了两个结合，即“新老结合”、“内外结合”。可以这么说，荣氏兄弟以后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他们精于用人密不可分的。
重用人才，是荣氏兄弟经营企业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是荣家企业之所以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发展得如此迅速的重要原因，他们在重用人才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吸收西方科学管理的经验，对原有的企业管理加以改革。
荣氏兄弟在企业进行西方的科学管理时，起初曾因经验不足，遭遇到失败，但他们仔细分析失败的原因后很快就把残局扭转过来，从兄弟俩人坚决用改革的科学管理一事来看，荣氏兄弟确实有眼光。
荣家企业早期的管理分为文场、武场两个系统，具体隶属关系是：在工头制下，文场的职员都不懂技术，他们也不能直接管理工人，而必须通过工头去管，生产技术、工人的进退等权力都掌握在工头手中。另外，如车速的快慢、原料、成品的质量检验也全由武场的头头管理，文场职员也都无权过问的。
针对这种情况，荣德生本着“新为表，旧为里，互相转抄，新旧并存”的原则进行改造。1924年申新三厂的改革影响最大，当时，在工程师汪孚礼、余钟祥、楼秋泉的主持下推动科学管理。刚开始时，他们根据荣宗敬的旨意，将全厂5万纱锭分开管理。美国机器的纱锭2万枚，生产效能较差，交给工程师们实行科学管理。其余英国机器的纱锭3万枚，生产较高，则仍由工头们管理。分开后，一切行政、技术互不侵犯。结果，实行科学管理的2万较差纱锭的生产效益，大大超过厂工头们管理的3万较好纱锭的生产效益。以此试验基础上，申三急于全面实行科学管理，对原来的领班、工头分别辞、歇、降、调，对工人全面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但结果欲速则不达，酿成了工头和工人们殴打新职员、阻挠实行科学管理的罢工事件。后经荣德生亲自调解处理，方达成折中协议。肯定并维护已施行的某些改革例如技术管理制度，宣布任用工程师、技术员是厂方的事。但除留用工程师汪孚礼等一班人外，也调走了部分新职员。同时仍不得不保留原有的领班和工头的旧管理体制，放慢了管理改革的步伐。
吸取申新三厂改革受挫的教训后，荣氏企业的改革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一是在原有的文场、武场中任用一部分受过高等、中等专业技术教育，以及懂得管理的新职员，并扩大他们的权力。二是根据科学管理重新建立一些诸如“保全部”、“考工部”、“试验室”等新的管理部门，并统一行政、技术的领导人员。至于原有的工头，不是采取全部辞退的方法，而是日渐缩小其权力，予以取代。具体的做法是：让年老的或实际不管事的工头退职，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或者利用设备更新，采用新技术的时机，另行雇用经过技术培训的机工，而原有的工头班底保留，工资照发。于是，有的工头就自动被迫辞职。最后，逐渐自然淘汰。这样，荣家企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基本上便形成了内行领导、科学管理的格局。
在荣家企业的一系列改革中，推动“标准工作法”被列为首要重点。
在工头体制下，工人操作基本上是自由操作。随着科学管理方法的推行，管理人员按照泰罗制的原则，仿照日本纱厂的操作法制定了一套“标准工作法”，强制工人执行，为了推行这套“标准工作法”，他们除加强对工人的技术指导外，更注重青年工人的技术培训。
1932年，申新三厂设立了工人“养成所”，招考15至20岁的养成工。每个养成工都要通过相当于高小程度的识字、算术测验，并要经过持续性测验、记忆力测验、注意力测验、拔筒管测验、个别谈话和体格检查。录取后，进行为时三个月的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培训期间，每天学习操作技术八小时，上课两小时。为此，申新三特别画出22台瑞士纺纱机作为养成工工作区，以供实习用。学习期满，即分派相应的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但仍持续授课一小时。和申三同时大规模训练养成工的还有申四。申四在1934年一年中就培训了养成工1000多人，并以此取代原有老工人；同时，为了推行“标准工作法”，荣家十分注意招雇技术熟练的女工，如1929年，荣家趁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时机，曾派人到青岛招雇熟练女工。“标准工作法”的施行，使荣家企业迅猛发展，效益成倍增长。
荣氏兄弟在企业中运用熟练女工，其实也是另一个用人秘招。他们不断地改变用人才的方法，显示出兄弟俩不同于其他商界老板的过人之处。是呀，企业有了不同的人才，有了先进的机器，还愁发展不起来吗？
5.激励讲实惠——勇者当然要重赏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员工的佳绩给予肯定，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作为旧中国的一个企业老板，能善于发现员工的优点，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确属不易。由此可以看出，荣氏兄弟之所以能在商界中站住脚，并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与他们出色的管理才能分不开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把这长处发挥起来就是才气，而寻找有才气的人，就必须运用物质奖励，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才方法。
荣德生说：“人世间没有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这就好比裁缝做衣服，要量体裁衣，看人下菜。企业用人也一样，要因人而用。用人后还要给予他们恩惠，对业绩好的要重赏。”荣德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荣氏企业的改革与管理中，“重赏有业绩的员工”是一贯的原则。荣德生曾说：“余素主实际，不尚空谈，尽力做去，以事实对付竞争，对职员教以习，对有业绩的工人加以奖励，兼顾其自治及子女教养。”所谓恩，主要是给工人一定的奖励，在管理上注意其“宽容”之道。目的是为了激励工人积极生产，以增加生产，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方面主要是实行奖金制。
他们首先奖励工人多出工，提高出席率。如申四奖励制度规定：工人一年请假不超过10天者，年赏7天，得红利38天。停工未超过15天者，则年赏7天，得红利34天。未超过20天者，则年赏6天，得红利30天。其次奖励工人节省原料，以利增产。在该项奖金中可酌提30%给负责的“高级”工人。此外，为了不定期检视生产，还运用临时奖励，以刺激生产。如申四在一年的大暑颁布奖励办法：在这时期中一工不停者，可分别得现洋2元至10元的奖励。申新三厂曾于1931年8月与11月举行过两次技术竞赛会，竞赛优胜者获奖，奖品有：银盾、锦标及其他日用品等，以资鼓励。
另外，荣家还通过举办福利事业，施行部分款项小惠来笼络工人，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1930年，荣德生吸收日本工厂的管理经验，在申新三厂设立了“劳工自治区”，先后开办职工医院、消费合作社、机工、女工养成所、职工子弟学校、单身女工宿舍、工人晨校和夜校、食堂、茶室、剧场、储蓄部、自治法庭，以及“功德祠”、“尊贤堂”等教育和生活福利事业，以增进劳资关系，缓冲企业矛盾。后来其他各厂相继仿效。客观上也有利于工人文化技术水准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对待爱误工的员工，荣氏兄弟也采取严格的制度和严厉的罚则。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顺利执行，在每个制度条文的后面，都附有严厉的罚则。这里列举一些荣家企业制定的“工务规则”：
申新五厂“工人公约”：
一、工人上工应遵照时间早到一刻钟。
二、工人入厂后，除放工外，不准擅出大门，倘有要事外出，必持门票。
三、不准任意停工。
四、上班后，吃饭须互相轮流，以1小时为度。
五、放工时间未到，不准擅离车部，先行洗面梳头。
六、如犯跳厂、偷窃等情况，所留工资悉数充公，并究办之。
七、有意犯，轻则酌罚，重则开除究办。
申新五厂“罚例”：
一、迟到5分钟，罚2分。
二、迟到10分钟，罚5分。
三、迟到15分钟，罚1角。
四、连日迟到10分钟，罚1角。
五、花纱垫在脚底，罚5分。
六、辱骂上司，开除。
这些严格的制度严厉的惩罚，看起来似乎有点残酷不近人情，但正是这样才保证了科学管理在企业中的实施和推广，使得荣家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今日再回头看荣氏兄弟的用人方法，也不失为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现在许多成功的外企，都是用奖惩员工的方法来管理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足见荣氏兄弟确是管理人才，能在几十年前就在企业推行施行奖惩制度，其眼光，真是具有先见之明。而他们的事业能辉煌之极，长盛不衰，富过三代后企业仍在扩大的成绩，与他们及其后人的用人方法密不可分。
6.知人善用——把什么人放在什么位置上
荣氏家族发展到后来的大陆首富，与荣家子孙的现代经营策略是分不开的。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的子孙，他秉承了家父遗传给他的重识人才。因为他重识人才，才在企业中慧眼识人，用人。成功的企业家，不但有识才用才的眼力，还应该具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和灵敏的市场嗅觉，一旦发现商机，决不轻易放过，而是极力扩张，做大做深，不管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还是荣毅仁、荣智健父子，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捕捉商机的能力。
自古谋大事者都能慧眼识人，有句俗话：慧眼识人，必有报答；有眼无珠，必遭报应。
荣家人用他们独特的经商策略，打造了富过四代的神话。他们的独特经商策略其实就是：他们一面经商，一面充当着识人才的伯乐。荣世后人荣智健在公司中也是边经营公司边发挥着他荣伯乐的眼光，成功地识人，用人。才使他们的企业做得比父辈企业还大的原因。
而“知人善用，赏罚分明”是荣智健事业发展的又一决定因素，他的人才观是：“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经营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经营，是三等人才。”他按此标准，量才任用，使各级人员都能发挥所长，并不惜以重金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为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工作责任心。荣智健常以合伙入股的方式组建公司，使关键性的专业人员，能安心地尽职尽责地为公司的产品开发出谋献策。公司的利益也是他们自己利益的一部分。这样，同他合伙的人在公司里总会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
荣智健在加州创办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市场前景看好，盈利丰厚。这与它成为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开发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荣智健创办CADI之前，CAD技术还刚刚处于萌芽期，只是近几十年来它才迅速地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计算机应用系统技术。它经历了形成、发展、提高和集成化四个阶段。
卓有远见的工程师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觉察到计算机的巨大潜力，开始试验用计算机来帮助设计工作。早期计算机只是用来做工程计算的数值分析，随着字符显示器的出现，1952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诞生了第一台计算机绘图系统。当时采用的是电子管计算机，用机器语言编程、配置的图形设备仅是自动绘图机，CAD技术仅是一种被动的辅助设计技术。
首先使用CAD技术的是航空航天工业，接着电子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也使用了CAD技术。
从80年代开始，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微处理98及存储器件的改进，工程技术工作站的问世，CAD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向大小型企业普及。
荣智健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计算机CAD技术的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性特点，并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开发和生产。
CAD技术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许多部门和国家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开发并形成了一些成套的CAD硬件、软件系统，并广泛地应用于机械、电子、造船、航空、航天、汽车、建筑、化工等领域中。
这是因为CAD技术使产品和工程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设计工作再不需尺子、笔等原始工具。这一技术已经逐渐成为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建筑业保持竞争优势，开拓市场环境的主要技术手段。
荣智健的加州CADI公司的产品主要有产品设计中方案的拟订、机构的优化、几何的分析、强度的校核、图纸的绘制、技术文件的管理、产品的模拟与试验等一系列机械制造中的设计应用软件。
这一技术可以提前让订货单位从计算机的屏幕上看到新产品的外观和包装，让客户在屏幕上从多个方面观察和评论甚至修改所设计的物体，还可以在产品设计阶段进行电子元件的模拟装配，以便发现产品结构和系统安装在空间布局中的干涉，运动机构的碰撞，以及直观地观察到数控加工刀具运动的轨迹是否正确。
在香港建筑业中已有公司率先使用电脑绘图技术，提高了绘图速度，错误率明显下降，而且设计的成本大大减少。
香港的电子工业是香港第二大制造业，无论出口总值和就业人数都仅次于纺织制衣业，是香港工业的重要支柱。电子表、电子钟、电子游戏机和家用家电产品都必须在外观设计上更新换代，新品新款的外形设计离不开设计软件，相对而言，样品设计软件在香港市场上还是新鲜事物，对样品设计的一系列软件需求量还非常大。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工业部门也组织力量开发和研究CAD技术。CAD技术在工业制造等行业中还没有真正推广和应用，从工业机械产品的制图设计到方兴未艾的家电产品的设计制造到造船、航天、桥梁设计建筑和商业大楼的设计装饰都离不开CAD技术。
就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技术也是还没有得到广泛地推广。CAD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CAD技术能给企业生产带来很大的效益。根据美国科学研究院工程技术系统委员会于1982年对应用CAD技术所得到了效益预测，它产生了如下一些作用，降低工程设计成本；减少产品设计到投产的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分析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产品专业生产率；减少加工过程；降低人工成本等。
美国虽然是电脑的故乡，CAD技术的开发研制起步也较早，但这项技术大多数还是依附于大型计算机公司，而专门从事于电脑辅助设计的公司却是从荣智健的这家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开始的。可以说，荣智健也因此成了占据先机，是位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人。在电脑CAD技术发展史上，留下了荣智健这位年轻的创业者的足迹。
美国人对于新生事物向来是抱有热情并予以支持，荣智健的公司创建不足一年，其发展前景引起了美国另一家电脑设计硬件MentorGaphics公司的关注，并表示有兴趣投资荣智健的自动设计公司。经过双方不断地接触与商谈，最终，荣智健同意MentorGaphics公司收购自动设计公司的28%的股份。荣智健的加州设计公司的规模再一次扩大。1984年两家公司合并上市，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票刚一上市，便形成了一股认购的热潮。该公司的股票一路飙升，比刚上市时翻了40多番。
荣智健此时见好便收，他深感在美国经营一家上市公司很不容易。他认为，他的公司在美国能有如此好的业绩，或多或少是一种运气。因为美国的高新技术人员太多了，一些软件公司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实力都十分雄厚。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让荣智健深有体会。美国的软件行业可谓硝烟弥漫、深不可测。荣智健还是对香港抱有信心，看好香港的发展前景。于是荣智健决定把他名下的加州电脑辅助设计备厂的股份卖掉，套回现金。准备在香港的其他行业进行新投资。
如此一来，荣智健的200万元中的60%则是120万美元，每股翻了40倍，因此，他的个人所得应该是4800百万美元，折合港元3.74亿万。再加上出售爱卡时所得的5000多万港元，荣智健的个人资产总共已经超过4亿港元。
从1978年到1984年，在这短短的六年之中，荣智健从不到100万港元起家，发展到1984年拥有个人资产达4亿港元，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说他是商界天才，一点不过分，丝毫没有夸张。
回顾自己的两次创业经历，荣智健是这样评价的：“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82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企业投资。”荣智健对自己创业美国的这段经历显然是十分满意的。仅仅两年的时间便得到了3.74亿万港元的回报。这是一个奇迹，这连荣智健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认为多少是靠一点运气。机会也罢，运气也罢，两次创业的成功激发了荣智健的创业信心，也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优势。
其实荣智健的成功事业，和他的善用人才及善于捕捉商机是有很大关系的。荣智健是位很有头脑的商界奇才，他在公司中，巧妙地把人才和商机加以组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不至于手忙脚乱，因为有人才操纵着先进机器市场，这样，他可以毫无顾虑，一心一意地捕获商机。究其根源他的这种用人和荣家先人一样，更值得一提的是，荣智健巧妙地择荣氏家族用人之优，回避其弱项，不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有一段时间拘泥于重用亲朋好友。荣智健知人善用，这是他把企业发展得比父辈还大的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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