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手起家，没钱要学会借
不管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家发迹过程，都有一个叫做“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对于一些富有的豪门或望族，后辈自然可以接过父辈打下的江山继续前进，但是对于没有庞大的资金做后盾的荣氏兄弟而言，要想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本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荣氏兄弟利用他们活络的头脑，经商的魄力，开始借债办厂，他们的企业，就是在借债中发展壮大，一直到成为后来的商界富豪。“借债”办厂，是荣氏兄弟资本运作的又一个成功的“借”的技巧。
荣氏兄弟几乎是白手起家，短短几十年，他们从一个学徒工、店伙计到到后来登上“棉纱大王”、“面粉大王”宝座，足见其超人的经商手段有多么高明，归根结底，荣氏兄弟运用的经营手段还是一个“借”字。他们最大的“借”是“举债办厂”，即运用信用手段融通资金，达到资本增殖扩张的目的。“欠人、赚下、还钱”，这是荣氏企业获得技术、引进设备的主要方式，也是它套用资金、实现资本较快增殖的成功办法。
开始时，荣氏企业主要是“欠机”，即在购买进口机器设备时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例如振新厂
的添机改造：荣氏兄弟与德商订立分期付款合同，所有机器在6个月内交货，全部价款先付一成，其余九成按每3个月付一成，实际要到2年后才全部付清。显然，这对企业十分有利。申新一厂至四厂的机器设备主要也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向洋行订购，先后8次，共计订购纱机13万锭。当然，其中也有因为洋行不讲信用，拖延交货日期，或者借口汇价变动而追认加价，最终使企业蒙受损失。但荣氏企业利用欠人方式延迟付款，主要还是套用别人资金，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以后，荣氏兄弟还从“欠机”发展到“欠厂”，即把分期付款的方式，运用到工厂的租买、兼并之中。其中申新五厂到九厂（八厂除外），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激烈的市场起落中，先后购买上海德大、厚生、英商东方和三新等纱厂，改组而成。这一系列兼并收买，不仅是在被兼并厂陷于困境之时，买价极低，而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减轻一次性筹资的压力，同时还把买得的工厂资产转押于银行，获得银行的借贷资金，用于整顿、开工、生产。例如收买三新纱厂，商定售价40万两（不含地皮），仅及资产净值的一半，而且只要先付佣金5万两，余款暂欠。荣氏向钱庄借款5万两，买下三新后，立即着手厂务整顿和机器调试，一周后纱、布机全部开齐，实际是用工厂的赢利分期偿还欠款，可谓典型的“欠人、赚下、还钱”。
租办、收买、兼并也是一种方式。1921年前，荣氏共计经办过15家面粉厂，其中租办的6家，租办期满后收买的3家，续租的1家。租办和收买的粉厂设备（粉磨），占当时茂福新系统设备总数的16.7%，最高的年份达到39.3%。至1931年，荣氏经办的纺织企业有10家，其中租办和收买的共计6个厂，收买的设备（纱锭）在当时申新系统设备总数中也占有相当比例。租办、收买是荣氏企业兼并扩充、壮大资产规模的重要途径。这比集股新建工厂省时、省力、节省资本，实际上是通过资产和生产要素的重组，达到资本扩张和运行效率提高的目标。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是荣氏企业迅速扩张的时期，按照荣宗敬的说法，多一枚锭子，就像多一支枪，就可以多生产一磅棉纱，多得一分利。事实上，荣氏租办和收买的企业，都是在对方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租金和盘价格都相当低，远比投资新建一个厂花钱少，见效快。而且，租下或买下的企业都按照荣氏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整顿厂务管理，改进生产技术，并利用荣氏企业的销售渠道和商标品牌，扩大销售，企业效益尤为明显。按照荣氏兄弟的设想，通过租办和收买别人的工厂，可以减少竞争对手，相应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形成规模优势。当然，盲目收买兼并也有失利的时候。
1919年，荣氏兄弟以40万元购买上海恒昌源纱厂，改名申新二厂。由于建厂心切，贪图工厂坐落地段好，让价低，而对工厂厂房破损、设备陈旧估计不足，以后在改造时遭遇重重困难，使得工厂复产后的几年间基本无利可图。
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荣氏企业的迅速扩张逐渐转向依靠借款，举债。荣宗敬曾对银钱界的人士说：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我有锭子就用得你的银子。开始时，荣氏企业主要是流动资金短缺时，向银行钱庄告贷，用于短期周转。以后荣氏企业向行庄的借款也用于收买工厂或滚入投资，运用金融资本发展企业。如收买东方纱厂后立即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一年半内分3次付清全部价款；收买厚生纱厂，则将原厚生债务转为由申新负担，再以工厂资产向原债权行庄抵押借款。各厂技术改造增添设备，也主要是依靠企业已有规模和信誉，以借款筹措投入资本。这一时期与荣氏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荣氏兄弟利用儿女亲家关系，以申新公司的名义分别在这两家银行投资25万元和45万元，并由荣宗敬出任这两家银行的董事，而荣氏企业向这两家银行的借款余额则各在400-500万元之谱。此外，荣宗敬还以个人的名义投资于9家银行、钱庄，投资额合计25万元。他说，我在这些钱庄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它10万、20万的资金。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申新系统借人资本（包括股东、职工存款和往来借款）高达4374万元，比10年前增加2.75倍，借人资本与自有资本之比为2.4：1。茂福新系统的借人资本也达到1332万元，较10年前增加0.86倍，与自有资本之比为1.2：1。荣氏企业的负债经营，是它迅速扩张的条件，但同时，它也因此而受到高利盘剥和金融资本的钳制，并给随后的企业发展留下了内在的隐患。
荣氏企业的资金营运与资本扩张相辅相成，一方面通过资产抵押，扩大借贷，灵活经营，做足生意；另一方面也依靠借贷扩充，盘大企业经营规模，加快资本积聚。在流动资金周转上，荣氏粉纱各厂主要依靠向行庄借贷，部分也通过零星集资。荣氏兄弟善于从行庄调度资金，周转腾挪，与他们从经营钱庄起家，熟悉银钱业业务密不可分。荣宗敬早年在上海豫源钱庄当学徒，后到森泰蓉钱庄当跑街，作为钱庄内一方面业务主管的“八把头”之一，他专管锡、澄、宜三地的汇兑收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因而熟谙钱庄业务的各个环节。荣德生也曾在上海通顺钱庄习业，以后兄弟俩合开广生钱庄，他更是刻苦学习，白天勤谨做事。晚上常常彻夜算账读书。广生虽是规模较小的“挑打庄”，但由于荣氏兄弟稳健经营。业务不断扩展，除了从存放款和汇兑业务中获取利的汇水，而且利用当时纷繁复杂的银两、银元的比价涨落，在收付中高进低出，获得丰厚利润，这一切，为日后荣氏企业善于借贷、灵活周转打下了基础。
1910年，因上海“橡皮风潮”钱庄相继倒闭加上牵连影响本厂大股东投机失败，振新纱厂遭各行庄追逼索付欠债，一时间在无锡闹得满城风雨。荣氏兄弟千方百计辗转借款，历时一个多月，凑足16万两，赎回押入汇丰银行的地契，终于使风波得以平息。
1921年冬，上海又发生“信交风潮”，一些交易所相继倒闭，各银行收缩信用，纷纷向企业催收贷款。荣氏企业在困境中不得不以申新一、二、四厂的全部财产作抵押，以年利11.5%的高利率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35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以后，荣氏兄弟依托企业经营的好转，减亏增盈，又抓住日元汇价低落的时机，结合远期日汇，套取汇差，1926年初一举还清这笔欠款。至于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争取巨额贷款，不仅为企业经营筹借必要的营运资金，还往往从中获得转移的价值，因为到还款时，实际币值已比原来跌落。如1947年10月-11月间，申二、申五和申七先后向棉业基金会和发展纺织工业基金贷款98亿元，按当时时价能购得火机棉3900担，折合20支双马纱440件。但到一年后还款时，仅折合金圆券3267元，按时价只能购买棉纱2件。
荣氏企业的资金营运常常与商品的购销调存结合在一起。企业通过原料的赊购和商品的预售，尽量套用客户资金，减少自己的资本占用。茂福新各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产品尚未出厂，甚至小麦刚刚投料，批发部已开出发票，十足收取现款。与此同时，各厂购买小麦一般出具承兑汇票，利用申汇较长的偿付期限推迟付款。因而荣氏企业常常是购进小麦已到厂投入生产，但实际上账款并未付出；一面又开出发货单，收回面粉销售货款，再用以偿付购麦款，结果是工厂未用一文钱而做成一轮生产经营周转。正因为荣氏企业有这样良好的资金运转情况和信誉，所以企业运出货物的提单或存放商品的账单，也能向银行做押汇，抵押借款用作企业周转资金。在抗战后期和胜利后，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荣氏企业则千方百计套购和囤积商品物资，以及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美金储蓄券和黄金存单，既防止手中的现金贬值，又在商品购销和外汇、黄金交易中获取收益。申新各厂大量抛出期货栈单，利用栈单回笼的货款充实生产流动资金；一面大力组织棉纱运销粤、港、澳和南洋等地，以套取和积存外汇。据不完全统计，1946、1947年间，申新各厂每年结存的外汇，少者数十万美元，多者上百万美元，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综合实力。
荣氏企业的资金筹措，除了向行庄借贷和集聚股东的股息红利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吸收职工储蓄。开始时，公司和各厂用旧式存折方式吸收职工存款，考虑到普通工人工资收入微薄，起存点降低到以角为单位。以后，吸储对象逐步由工人扩大到员工的亲属、朋友。到凹年代后期，存款余额增加到100万元，而当时荣氏企业常年向行庄借款的余额也不过300万元左右。
1928年，荣氏兄弟为了进一步扩大储蓄业务，增加企业营运资本，又创办了茂福申同仁储蓄部，储蓄部总部设于上海江西路总公司内，同时在无锡申三、常州申六、杭州茂新批发处、汉口福新批发处设立分部。荣宗敬自任储蓄部经理，其次子荣鸿三任主任。储蓄部成立后，首先以较高的利率吸引存款，利率通常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高出0.5至1个百分点。以后又实行大额累进利率，即存款在100元以上的户头，年利率提高为5厘，存款在500元以上者，年利率6厘。同时，储蓄部开辟了多种存款方式，除常规的定期、活期、零存整取存款外，还开设定期取息、复利滚存、礼券存款、活期流通等项目，根据储户的不同要求，在存取手续、利息计算上不断加以改进，提供方便。其中活期流通存券可以在各地茂福申工厂、批发处、麦庄、收花处等通存通兑，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储蓄部还打出“以实业保证储蓄，以储蓄发展实业”的旗号，迎合储户心理，强调公司的可靠性和信誉，增强吸储的能力。储蓄部成立当年，存款余额即达到147万元，连同原有旧式存折存款，总计达250万元。至1931年，储蓄部存款达到503万元，旧式存折存款也突破140万元。两项合计超过了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各自对茂福申总公司的贷款数额。储蓄部业务的扩大，不仅部分地解决了荣氏企业兼并扩充和经营周转的资金需要，例如申新三厂1928年增添布机446台，1929年购置400千瓦发电机组，都动用了这笔储蓄存款；而且，这也减少了企业向行庄借款的利息支出，据估计，这一时期总公司因吸收存款而节省的贷款利息支出每年约在20-30万元。从抗战时期到战后，荣氏企业吸收员工存款始终没有间断，并订立了职工余款交厂存储的具体办法，实行定期转存、息上加息的优惠办法。以内迁的申四、福五为例，到1945年，吸收存款超过10亿元，为银行贷款余额的4.5倍，这笔稳定可靠的存款，对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沦陷区，上海租界一度游资充斥，投机盛行，各种名目的银行、钱庄层出不穷，荣德生突破同仁储蓄部的局限，于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在吸收储蓄的基础上，经营银行存贷业务。1944年，荣鸿元兄弟等还曾组织创办三新银行，除银行业务外还经营外汇、黄金兑换。但这两个金融机构存在时间都不长，只是荣氏企业发展的一个枝节。
总而言之，荣氏兄弟懂得任何事业都不能一步登天，但“登天”的办法都是多种多样的，办法得当，就快捷省劲。巧于“借债”，精于“借债”，是荣氏企业由小到发展壮大的一大绝窃。更是其家族发家的秘诀之一。
2.靠朋友——借众友之力做大自己的厂子
每个商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借法”，诸如“借鸡生蛋”、“借花献佛”等，荣氏家族也擅长“借”，他们是借众友之力来办自己的厂子。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几千元创办工厂，发展到后来的拥有亿万资产的实业界巨擘，如此巨大的跳跃，是与他们具有现代资本经营的头脑，成功地借用各种各样的资金运筹，向亲朋好友借钱来实现资本的扩张。
荣氏兄弟创办企业之初，需要有相当的资本投入，而靠他们自己的积蓄远不足以任事。于是他们动员亲朋好友的钱，即采取集资合股的办法，把社会的闲散资金集聚起来。在创办保兴面粉厂时，议定资本额3.9万元，分作13股，每股3000元。荣氏兄弟父亲的老上司、广东知府朱仲甫出资1.5万元，独订5股；荣氏兄弟抽出钱庄盈利6000元，各认1股；其余在沪锡两地招认集股。以后该厂改组扩建，除荣氏兄弟增资至2.4万元外，同时也吸纳了上海洋行买办祝大椿、张石君等人的资本。振新纱厂的创办，也是荣氏兄弟发起，上海的一批洋行买办、商号老板共同投资。其中荣氏兄弟各认股3万元，合计占实收资本总数的22.2%。至于福新一厂的创办，是荣、王、浦“三姓六兄弟”合伙筹建，荣氏兄弟各出资1万元，王氏兄弟合出0.8万元，浦氏兄弟合出1.2万元。三家都有独自投资办厂的意图和经营能力，但在起步阶段却都缺乏足够的资本，因而仍然只能走合股集资的道路。
如果说，荣氏企业早期的资本投入需要依靠搭股、合资，那么，在企业立定足跟、获得一定规模的发展之后，他们越来越重视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
辛亥革命后，振新纱厂经营好转，加上实施技术改造，工厂面目一新，每日夜出纱达70件，盈利600元。荣氏兄弟跃跃欲试，积极到各地考察，打算在上海、南京、郑州等地兴办新厂，但遭到其他股东的否决，他们要求企业见利即分，反对增加积累扩大投资。这一争议一直发展到诉讼，并导致荣氏兄弟退出振新。
吃一蛰，长一智，经过这件事引出教训，荣氏兄弟在后来的办厂实践中定下一条规矩，这就是，新厂创办投资和老厂附股、增资扩股，各股东三年内不得提取红利，股息也一律存厂，用于清偿建厂欠款或企业生产周转。即使期满后，也千方百计吸引各股东的股利“存厂生息，以厚资力”，直至增资扩建新厂。福新二厂创办，资本来源大部分来自福新一厂的盈利，由一厂拨付的股本8.44万两，占二厂投资总额的84.4%，就是荣、王、浦六兄弟的股息和红利。以后又以福新一厂的盈余作拨入资金开办福新三厂，以福新二厂的盈余盘下相邻的中兴面粉厂，改称福新四厂。申新一厂的初始投资30万元，主要为茂福新面粉厂的盈余。以后历年盈余红利均滚入股本，1919年核定为80万元，1922年达到300万元，增资中吸纳的追加资本投入仅40万元，而股息、红利和提存积累的利润滚成占85.2%。申新三、四厂的新建和二厂的扩建改造资金，大部分也是依靠粉、纱各厂的盈余调拨。一段时间内，荣氏企业就是靠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将企业越滚越多，越滚越大。
荣氏兄弟作为旧式商人，能拥有一个会“借”的头脑，真乃商界奇才，他们收获这么大的“借”法，是当时的商人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借”，堪称是新时代的“借”法，就是现代的商人，也没有像他们这种成功的“借”，因为他们超前的经营方式——借法，才让他们的企业发展到后来的商界巨霸。
3.借钱滚钱才能壮大
“借”有千万种借法，会借的能借来金山，不会借的一分都借不来。究其原因，是要看如何借。荣氏兄弟很会借钱，向银行，向股东，向亲友，向自己的厂子，他们都可以借来钱，并且越借越多，荣氏兄弟的“借”字，堪称商界中最高妙的“借”，他们把借来的钱又生钱，使得企业在“借钱”中日益壮大起来。
荣家开始是以开办钱庄起家的，荣宗敬也曾想自办银行，可是都没有成功。但他们十分重视银行和资本在生产中的功能，自始至终都与中国、上海两大银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上海银行原始资本中，荣氏兄弟就投资了五分之一，在中国银行也有50万元的股份。荣宗敬还是这两家银行的董事。此外，申新总公司及荣宗敬个人在十四银行、钱庄中投资100万元。当时有些股东认为他“分散力量”，荣宗敬说：“我对他们投资1-2万元，可是我就能动用它们的10倍资金有助于我们的投资。”荣德生还把女儿分别嫁给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以及上海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的儿子，并与上海滩有名的金融巨子宋汉章结成儿女亲家。这为荣家日后不断扩充企业规模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有了稳固的资金作后盾，同时又凭借本身雄厚资本，荣家不断扩充企业规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荣宗敬扩大资本及其企业的主要原则是：遇到经营不善、难以维持或即将倒闭的企业，就向银行借款抑价买进，接着再以新购进的厂子向银行做抵押，用来增建或并购另一个企业，大鱼吃小鱼，兼并扩充。
荣德生说：“只有欠人赚钱还钱，方有发展之日。”荣宗敬认为，收买旧厂比建新厂便宜，而减少一家纱厂，就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在申新方面，则并购一家，力量就增大一分，竞争也更为有利。在这个指导原则下，从1925年到1933年，荣家先后购进了上海的德大、厚生、东方、三新四家纱厂，改建为申新五、六、七、九等厂，同时新建了申新八厂，把申新系统扩展至九个厂，生产力大幅成长。例如装有2.8万枚纱锭的德大纱厂，当时至少值100万元以上，他们却以60万元买了下来，连荣德生自己都说：“真便宜。”
荣家利用银行借款，大力扩展企业范围和经营规模，同时也债台高筑，负债累累。有人估计，荣家所欠的债款维持在1000万以上。在1929年，荣家借贷的资本与自有的资本比率已高达4：1，即4：1还多一点。1935年，仅申新各厂所欠债务即高达6亿多元，已超过它的全部资产，这是要负担相当大的风险。
荣宗敬对自己举债扩充企业的行径，曾自我解嘲：“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凉。”当有些人看到荣家举债扩充企业太快速，而与他的实力不相称，常为他担心，他则十分坦然说：“我虽没有钱，人家肯借给我，我就要借。”
还有人问荣宗敬，这样做是否过于冒险？
荣宗敬回答说：“做生意就有赚有蚀，不会永远蚀，也不会永远赚。蚀了就罢手，就蚀定了，蚀本时不停手，反而更放手去做。借了钱做，到赚钱时，就可以赚得更多。真要倒，别人都要陪你倒，也决不让你倒，也就永远倒不掉。”
荣宗敬就是这样，透过银行借债和厂子抵押，把企业的命运与银行、钱庄的发展相结合，使银行、钱庄不得不与企业共存亡，从而保障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因此，在时机来临时，因为有银行、钱庄的支持，荣家发了很多财。在时机来临的时候；由于有大银行的撑腰，使得他们免于被官僚体系所并吞。
1935年宋子文想吞并荣家时，上海银行陈光甫、宋汉章由于本身利益，都支持荣家，使荣家渡过难关。当时人常说“怕小厂倒，不怕荣家倒”，就反映了荣家信誉和荣家与银行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荣宗敬富于冒险，并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眼光。
所谓“肉烂在锅里”就是把企业的大量利润，全部或一部分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继续扩充再生产。荣家扩展企业的资金，除向行庄借款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大量吸收职工存款。总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以旧式存折方式吸收职工存款，每年年底的存款余额约在100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数目。存款的对象，主要是部分股东、职员及亲友。
为了扩大储蓄业务，增加企业的营运资本，1928年，荣宗敬、荣德生决定筹办“同仁储蓄部”，并制定同仁储蓄部章程。存款方式有“定期存款、定期复利储蓄存款、定期取息存款、零存定期存款、零存整取存款、活期存款、礼券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其中活期流通存券在江南一带十分流行。
同仁储蓄部成立后，随即又在无锡、常州、杭州、汉口等地设立分部。荣宗敬自任储蓄部经理，他的次子鸿三为储蓄部主任。开办同仁储蓄部，多少实现了荣宗敬想办银行的夙愿。虽然名为同仁储蓄部，实际上并不限于同仁。储蓄业务开始以后，他们随时揣测和研究储户的心理和意见，在存款手续、利息计算不断改进，务使储蓄者感到参加这项储蓄有保障，并以它是最稳妥的储蓄机构，而乐于参加。为了吸引更多的储户，荣家还以较银行略高的利息招徕顾客。从1931年9月1日起，又规定凡每日存款在100元以上的活期储蓄，利率改为年息五厘。如在6个月内，每日存款在500元以上者，利率加一厘，即按年息六厘计算。因为即使这样，也比银行的贷款利息还低。
储蓄部成立的那年，存款余额达140多万元，连同总公司旧式存折存款100多万元，共达25万元。此后存款额逐年增加，1931年储蓄部存款达到500多万元，加上旧式存折存款140余万元，共吸收存款640余万元，远超过了预定300万元的目标。这种由企业向银行吸收存款的办法实行后，不仅部分地解决了荣家企业，特别是申新系统因不断兼并扩充而对流动资本的日益需求，而且利用这项存款，进行营运周转可节省的利息支出约计20至30万元。其吸收存款数额，甚至超过中国银行或上海银行的贷款。当时这两个银行对荣氏企业的年放款额都只有500万左右。荣家创办同仁储蓄部，可说有经营眼光，且成效卓著。
同时，荣家长期以来，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多采少数发息，不分红利的办法，从事于扩大企业以及开办新企业。荣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企业的利润转化而来。如福新一厂原始资本仅4万元，开办之初，投资人即议定“三年不提取红利，用以扩充企业，股利亦存厂生息，以厚资力”。据统计，在1913年至1923年中，福新一厂陆续拨付二、三、七厂投资金额达390余万元；大部分是利润和股息。申新一厂，1913年创办时，原始资本也仅有30万元，到1922年资本已达300万元，其中230万元是盈余红利。荣氏整个系统无论增资或新建，都仿造这种办法来取得资金，结果雪球般的越滚越大，资本也越来越雄厚。这一点是荣宗敬比其他资本家高明的地方。张謇把大生纱厂所获得的利润一大部分（甚至亏损时）按八厘股息和摊派红利的办法，分配给股东，因而影响并限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所以大生纱厂很快就衰落了。由此来看，荣宗敬确实比同时代的企业家略高一筹，精明而老谋深算，是个不可多得的企业家。
荣氏兄弟能在最短的时间借来如此多的钱扩大企业，是与他们平时为“借”钱打基础分不开的。他们的“借”，和他们平时的善举成正比。所以，应该说荣氏兄弟能在不同的地方“借”来钱，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句话叫：钱不是省出来的，是挣来的。在这里是，荣氏家族的企业之大，不是一下子扩大的，而是他们向银行“借”大的。
4.借“时机”——机遇是不可用金钱估量
机遇是不可用金钱估量的，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荣氏兄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成功地借时机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确实省了不少的钱。
借有千万种，最高明的借，莫过于借眼前一晃而过的机遇了。
借时机引进外国设备，曾经帮助荣家兄弟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难关，使企业转危为安，特别是在荣家企业初创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以振新纱厂为例，1909年至1911年间，这个厂曾先后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一度停工，企业陷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荣氏兄弟利用外国争相推销机器设备的时机，与德商霭盖奇公司商定，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进机器设备，1913年开始安装，1914年完工，使全厂生产设备达到3万纱锭，产量比1913年猛增一倍以上。这样，开支减轻，利润增加，迅速扭转了困局，“每日可余600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荣家企业引进机器设备十分慎重，在确定引进项目时，一般都要经过周密的讨论分析。由于进口机器通常都委托外国洋行代办，很容易上当受骗，荣家在这方面也吃过亏。因此，非常强调“看样本定机”，重大项目还要派懂得技术的人员去实地考察后，才决定选购。1919年，为订购新式粉机及纺纱机、发电机，他们就派曾经“游学海外”、熟悉业务的荣月泉先后赴美、英等国实地考察，比较设备的优劣，最后才决定订购英国好华特纱机3万锭，美国的1600千瓦发电机两台。同时，荣氏兄弟鉴于在订货时受到外国洋行的欺骗、敲诈而蒙受损失的教训，因而在签订引进各种设备和合同时，谈判都很仔细，合同条文规定都得非常严谨。
1906年，振新纱厂向上海英国瑞生洋行签订购机、装机合约和条款就十分详细，在条文中甚至还规定了“瑞生所派洋匠赴锡装机，必须品行端正，勤慎从工”，洋匠“在工作时，不准外出闲游滋闹”，“对华匠工役不得擅自殴打，制造事故”等等。在安装机器之前，他们对厂房定点、结构、安装底脚、机器排列等方面，也考虑甚周。因而保障了引进设备的质量，增进生产效益的提高。
从荣家企业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的情况看，他们很少从国外引进全套设备，一般说来，他们只引进主机，配套设备则力求自行解决。
1905年，茂新面粉厂为了扩大生产力，向英国怡和洋行定购了6部十八寸的锟磨机。当时该洋行的买办祝兰舫就问起其他机器怎么办，荣德生还是坚持自造。他随即买了柚木两根，又购进了一些车、钻床，自造粉机、麦机。结果证明，自造的那些设备与外国主机配套使用，效果甚好。为了提高自造配套的生产力，荣氏兄弟还将公益工商中学实习制造机械的工场，扩大为公益机器厂，专为申新、茂新等厂制造零件及修理机械。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配套机械生产规模也得到迅速发展，到抗战开始时，每日已可生产新式布机八台。据荣德生讲，自产机器质量“较日本丰田式、英国狄更式更佳，价格则便宜五成以上。其他台面粉机、纺纱锭亦可做出”。
1948年，荣氏兄弟为了使机粉、纺织机械达到自造、自用、自修的目的，还在无锡创办了开源铁工厂。荣氏兄弟为节省资本，在引进外国的主要机器设备时，是有选择的，哪个国家的机器实用、便宜，就购买哪个国家的设备。保兴面粉厂是荣家创办的第一个企业，这个厂在创办时的设备十分简陋，只有4部石磨，引擎马力60匹，麦筛三道，粉筛两道，但虽然只是这些简单的设备也分别来自法国与英国，说明荣氏兄弟是很有主见的。
荣家兄弟为了尽量提高引进设备的经济效益，十分注重对外国机器设备的“消化”。荣家企业消化外国设备的方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重视引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1930年，申新三厂引进了12部美国的“道白生”大牵伸纺纱机；在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机器，用两道粗纱就能纺32支，经济效果很好，但是这个厂其余纺机还是“勃拉特”和老式的“道白生”，都不是大牵伸纺织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将新机与原有的普通纺机作全面的分析和比较，用新机的原理，将原有的细纱机全部改为大牵伸。这项改装，工程简单，费用很少，并且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二是敢于把外来机重与自创机器相互结合，按照我国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外国设备加以改革。1913年2月创办的福新第一面粉厂，使用的是美国爱立司厂出品的600简面粉机。当时，面粉销路甚好，市场供不应求，荣氏兄弟虽然尽力增产，但受机器设备的限制，不能如愿。于是，动员人力研究爱立司面粉机，发现美机产量所以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按美国产麦情况设计的。由于美麦泥灰杂质少，因此，原设计的清麦设备能力相对地也较小。但中国的麦品，地区差别大，泥灰杂质多，因而美机的清麦设备显得不足，阻碍了产量的提高。他们着手对美机作了进——步改革，加宽了清麦设备，添置了五号立直打麦机一部，加添风箱等，使日产提高到3400包，增产29.4%。
荣家自创办企业以来，就十分注重原料的选择。早年茂新面粉厂初创时期，荣德生即对原料的选购与仓库的保管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各处办麦绝不采购失晒热伤的小麦，进仓小麦都有雇工拣选。有一年江南雨水特别多，荣德生偶然出外巡视，见多数仓库外墙泛潮，墙脚水痕有时高至十一尺。他就联想到因天时关系，仓库潮麦必多，便马上通知各庄收麦人员特别注意不收潮麦、坏麦。结果那年无锡各粉厂都受到烂麦影响，产品减色，独有茂新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的色泽、韧性都好，博得了市场的声誉。后来，荣德生还将全国各地产的小麦进行比较，选用了质地优于一般小麦的川麦作为原料。辛亥革命后，无锡市面呆滞，各厂都不敢放手进货，有一批川麦销售不出，资主急于回川，愿将货留交茂新粉厂售出，售后付款。这正中荣家心意，茂新得此周转，深获其益。
在棉纱的原料选择上，荣家很有眼光。他们认为：“农产富，则工资足”，如果本国没有丰富的农产，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曾一再向政府当局上呈提案，如“大农计划”案、“恳边”案、以及“振兴农业，复兴工业”案等，呼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重视对农业的发展。如此，不仅可以使民族轻纺工业得到充沛的原料供应，“无待以求”，而且，“开发地利，巩固边围，安插闲散，挽救漏邑，一举数善”。为了发展粉纱工业，荣氏兄弟还曾对浙江、山东、陕西、海南岛等地的棉花生产提出改进建议，并自己投资开办种植试验场。
荣氏兄弟贵在抓产品质量的同时，善于“借”各种时机扩大企业生产的规模，好的机器好的小麦，生产的当然也就是更好的产品。荣氏兄弟成功了。原因是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们聪明地将机会变成赚钱的资本，可谓是会“借时机”的行家里手，他们能运用时机分散资金购到机器，这种“借”的本领只有他们兄弟俩能做到。因此，中国也只有一个家大业大的荣氏家族企业。
5.巧借“东风”——借得公司财源滚滚
荣氏兄弟的企业一再扩大，这是由于人他们都是极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他们雄心勃勃，四面出击，绝不放过他们眼前的任何一次机遇。在他们看来，任何事业要想做大，必须成功运用面前的机遇，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借”，使得荣氏兄弟手中的“雪球”一滚再滚，经营的企业一再扩大。
企业要壮大，光靠按部就班地生产、卖货，是难以迅速崛起的，借助国内外的风势，是企业壮大的捷径。荣氏兄弟深谙此道，于是，他们学会了借风赚钱，即就会上创起的各种“风”，巧妙地推出自己的产品。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相互交战，在战时体制下纷纷把民用工业转为军事工业，国内粮食生产及加工因而大幅度下降，不但无力向外倾销，还必须要从国外采购大量粮食以弥补其不足。中国面粉一向价格低廉，产量可观，很自然地成为交战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那时到上海来采购面粉的外商又多又频繁，他们见到面粉就搜罗，不论粉色如何牌名优劣与否一律都要。早已成为名牌的“兵船”面粉更是成为了他们的抢手货，外国商家常向茂新订购“兵船牌”面粉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牌面粉走出了国门，远销到英、法、澳大利亚以及南洋各国。
这是国内机制面粉工业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上海，形成了面粉工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那些日子，荣氏兄弟的心被兴奋和快乐涨满了，他们的情绪上扬到了最高点！在汇丰银行的大楼前，穿着一身笔挺西服的荣宗敬对弟弟说道：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兄弟要放开手脚干！”
荣德生仍是布衣布鞋。他心中忖度了一番，说：“欧战已经爆发，是可以放手做棉纱和面粉业了。”
一双有力的手伸过来握住了他。那是荣宗敬的手。德生和兄长紧紧相握着，好像他们都想要给对方以鼓舞以力量似的。那偌大的汇丰银行，此时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那么显赫和高不可攀的了，他们行进在这条大马路上的脚步声，将会震撼整个上海滩！
有一天，荣德生到同和钱庄，与吴、方二君闲谈。吴君却像有要事相商的样子，问他道：
“你们的粉厂何以年年赚？我处惠元却停工赔利，可以教我否？”
惠元面粉厂位于无锡西门外惠山之滨，荣德生早已知道该厂生产颇不景气，心欲图之而无处下手。不过，商家多戏言，所以他笑了一笑，回答说：
“我开（广生）钱庄关门，你可教我复开否？”
彼此都笑了。吴君又说道：“便宜点租与你，只要利息合适就可以了。”
荣德生心里一动，但他嘴里却淡淡地说：“真的么？”
方君一本正经地插话道：“明日答复，问过董事即真。”
第二天惠元董事会果真答允出租。荣德生觉得租赁和收买旧厂要比建设新厂花钱少，见效快，所以当即拍板，以每年租金2万元的条件租办了惠元面粉厂。稍加整顿之后，即由原来出粉1600百包增加到2000包，月月有利。
租期本来定为两年。第二年（1917年）元宵节过后，荣德生又去同和钱庄，吴、方二君迎着他笑道：
“恭喜恭喜，厂租与你，大赚钱，要分点来！”
荣德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知道是在说笑话，也就笑着说：“分钱可以，但把厂子交还你，即勿赚，不信看振新如何？”
吴君脸上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用商量的口吻说道：“你干脆把它买去，将余利交我可乎？”
“可以！”
“真否？”
“君子勿戏言！”
荣德生胸有成竹，回答得很干脆。同他们正式谈判后，用16万元的价格买下了惠元的产权，并经商会经手交割，正式改惠元为茂新第二面粉厂。
除收买惠元厂外，荣德生还租办过泰隆和宝新两家面粉厂。当时无锡共有五家面粉厂，除九丰外，均归荣德生经营。
荣宗敬在上海更是紧锣密鼓，快马加鞭。
1915年，他正式收买了原先承租的中兴面粉厂，改称为福新四厂。买价12万元，仅合中兴厂原投资额20万两的四成左右。这笔钱是由福新二厂的盈余中提付的。
1916年，又在汉口筹建福新五厂。荣宗敬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计划在湖北、河南、山东等地设立分厂，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有利地位。创设福新五厂就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福五1918年建成，1919年正式开机，日夜出粉6000包。
1917年3月在上海租办由洋行买办祝兰盘旋舫所建的华兴面粉厂。1919年作价将其正式买进，并改称为福新六厂。租金和买价都是由本厂盈利中提付的。荣宗敬不仅善于借鸡生蛋，而且善于以蛋养鸡买鸡。祝兰舫过去曾打算吞并保兴面粉厂，十几年后他经营的华兴厂却被荣氏兄弟吞并了。荣宗敬对此举颇为得意，他对荣德生说：
“彼无能，不能怪我无情。实业中事应由能事者事之，方合情理也！”
荣德生想起了自己过去为了弄清楚提高面粉质量的诀窍，曾经贿通了匠头黑炭，潜入华兴探明究竟，不由得笑了起来。他说：“还得要感谢华兴，我从它那里偷得了一点真经，到如今方成了正果。”
“哈哈哈，阿弥陀佛！”荣宗敬听后大笑不止。“今后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经过大力扩充，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增加到8个，即无锡的茂一、茂二和上海的福新一至六厂。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增长约两倍。8个厂每日夜共可出粉42000千袋，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荣氏兄弟除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不断增置机器、扩大经营外，还凭借着他们在社会上的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为了加强市场竞争，他们控制原料，制约同业，并注意改进生产技术，使面粉质量不断有新的提高。“兵船牌”面粉不仅成为各国商人争购的对象，而且成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
在旧中国的上海，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意践踏。不就仗着有钱吗？而荣氏兄弟巧借“风势”扩大面粉厂，还把自己生产的面粉还销到国外，成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他们作为成功的商人，不但为自己的企业谋了利益，也为中国争了一口气。如果当时能多出几位像荣氏兄弟这样的商人，外国人就不会在中国作恶狼，而是变成乖顺的哈巴狗啦。而荣氏兄弟利用这高人一筹的借“风”势，借得厂子财源滚滚，为以后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移形换景——借壳产金蛋
“借”是荣氏家族商业运作中做得最成功的。荣德生和其兄在早期运作中，巧用“借”而使企业一再扩张。那么，荣氏的后人荣智健，在现代的商界中是怎么用这个“借”的呢，他“借”的是否成功？请看荣智键的借势。
荣氏家族生就一颗会“借”的头脑，荣氏兄弟借来了几百家厂子，而他们的后人荣智健更是会借，在香港借壳使自己公司多产金蛋。
1987年2月，中信公司改组为中信香港，雄心勃勃的荣智健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荣智健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荣智健这一“过江猛龙”以中信香港为基地，在香港及内地掀起惊涛骇浪。
1987年，经过慎重研究、周密计划，荣智健力排众议，促成中信香港以19亿港元收购了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随后又以5亿港元购入当时经营不善的港龙航空46.3%的股份。
荣智健统领的中信在香港经过几年的发展，实力渐强，急需找一家现成的上市公司将中信香港上市。荣智健的目光盯住了“泰富发展”。
中信香港历年在香港的投资，相当程度依赖借贷。荣智健收购泰富，将借贷债项承担转到上市公司，于1990年1月完成收购泰富发展。
荣智健以泰富发展作为集资渠道，不断配售股份，其间面临几次大的财政危机，均靠李嘉诚、郭鹤年等相助渡过险关。他把泰富发展改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
1990年，荣智健斥资103亿元收购香港电讯二成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此时，中信香港拥有国泰航空的12.5%，香港电讯的20%、港龙航空的38.3%、香港东区海底隧道的23.5%、澳门电讯的20%、亚洲卫星公司的33%、和记传讯的2%、百富勤集团的9%、嘉华银行的74%的股权。除此之外，还有约10亿港元的房地产、一个约30万吨的船队，以及在大陆江苏和内蒙等地投资4至5亿美元建设发电厂。这样，集团资产总值接近200亿港元。
这时，荣智健又在思索着中信香港的全盘发展计划。其中如何将中信香港推向股市是荣智健考虑的重点。俗话说“将门无犬子”，得到其父真传的荣智健很快就找到绝妙的方法，那就是“移形换景”，在香港收购一家现成的上市公司，然后逐步注入中信名下资产，这样就可以把中信在港依赖借贷部分的投资，巧妙地将债务承担转到上市公司。这将大大有利于中信香港的发展。
其实中资机构进军香港股市已有先例。1984年1月，当时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濒临倒闭。中资背景的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联合组建了新琼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向康力注资4.37亿港元，收购了康力67%的股权，解救了康力，从而康力投资成为了第一家中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1993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收购了康力投资，更名为航天科技）。
此后，又有多家中资公司控股的公司上市，大刀阔斧地进军香港股市，他们所创下的港股历史纪录“已成为股民心目中的神话”，不少投资者声称“股市的中资时代已经到来”，而一些证券界人士称之为“静静的红色革命”。
由于会计制度、监管制度和公司法等问题，中资企业在港上市要经过繁杂的手续，相当费时费力，因此，直接上市的做法采用较少。
一般来说，中资公司进军香港股市，主要有三种方式：直接上市、分拆上市、买“壳”上市。
三种上市的方法中，买“壳”上市是最受人们欢迎的。它指非上市公司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获得上市公司是控股权后，再将优质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使非上市公司控股公司实现间接的上市。
一个企业集团，只要有了一家上市公司，就有了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就有了资本经营的支点，因而买壳的直接动机是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将自己的优良资产注入到壳公司中去，买壳方从此就走向了资本市场，还可以通过增发A股或增资配股壮大自己的资本实力。
值得重视的是，作为买壳企业来讲，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买壳，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是所有成本中优先要考虑的，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其发行在外的流通股；二是通过国有股、法人股的转让来实现。两者相比，后者是一种低成本买壳，前者将花费巨大的代价。因此，如何买壳，如何实现低成本借壳上市将成为众多雄心勃勃的买壳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时，中信香港经过几年的发展，实力大增，急需将中信香港上市。时间这么短，投资又巨大，怎样上市呢？荣智健陷入了沉思当中。他一边查阅大量有关香港上市的规章制度，一边参考已经上市的中资公司材料。经过分析比较，一个方案立即在荣智健的头脑中形成：买“壳”上市。对！就是买“壳”上市！想到这，荣智健豁然开朗，热血沸腾，无比的兴奋，立即着手准备。
首先是找到空“壳”。所谓“壳”，是指取得控股地位股东易位的上市公司。一般来说，这类公司股权结构简单，股权适度集中、容易控股；流通股份较少，国家股、法人股比重较大，便于实现低成本购并；经营业绩不理想，多年微利、亏损，经营困难，丧失了配股资格，失去利用证券市场再融资的能力；所在行业不景气或在行业中竞争力弱，需注资或实现战略转变。
对这种壳资源的定位，只有连续筹资能力即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才是比较理想的壳，因为控股至少三年内失去筹资功能的公司，资金捉襟见肘，回旋余地不大，改变“弱者恒弱”的成本实在太高。
但是，愿意转让壳的上市公司又大多因为经营状况处于亏损或濒临亏损，失去应有筹资功能，面临被摘牌危机而不得不“金蝉脱壳”，而真正具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接受控股要求买壳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此在买壳上市操作中，壳一般被定位在那些规模较小、业绩平平或亏损的上市公司身上。而那些业务前景良好，经营管理正规，资产结构合理的小公司，更是好壳。既然壳是一种稀缺资源，是有市场价值的，不是随地可觅，随处可见。因此，在寻找、选择壳时，必须做出详细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以求发现尽可能低成本的壳。
荣智健等人在香港股市四处寻找、权衡，发现泰富发展正是可以利用的好壳。
泰富发展（Tylfull）的前身是新鸿基首脑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公司（SunKingFungDev.Ltd），成立于1985年。1986年2月通过收购股本仅15亿股的新景丰公司而获得上市地位，泰富买壳上市后，发行了2.7亿新股给中信香港，使后者持有64.7%股权。另外，还发行了1.17亿股新股筹集资金，协助新景丰减少负债。
1988年再发行5500万股给中信（香港集团），换取现金作为投资永新企业之用，1989年底共持有7.81%永新企业。
泰富发展经营地产及投资业务，状况良好。当时，永新企业的一个大头是港龙航空，在与英资的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的激烈空中航运争霸战中，永新企业不敌对手，败下阵来，弄得财力枯竭，资金周转困难。为摆脱窘境，永新企业只好忍痛割爱，放出风声，要出售、减持泰富发展的股份。荣智健得知此消息后，喜上眉梢。
荣智健知道如果能收购泰富发展，买“壳”上市，那真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泰富发展虽然暂时出现困难，但它有健全的运行体制，合理的经营模式，丰富的管理经验，只要注入资金，加强管理，假以时日，一定可以重振雄风。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人”。荣智健一直在寻找上市公司，又对各上市公司的经营现状跟踪调查了很久，因此，一旦泰富发展准备出售股份，荣智健立即抓住机遇，毫不犹豫地要收购泰富发展。
荣智健与梁伯韬、杜辉廉都很熟悉，再加上李嘉诚的极力推荐，因此他聘请百富勤投资公司作为中信香港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
1990年1月，百富勤投资公司代表中信，以每股1.2港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收购其泰富股份，共计3.1亿股，并以同样价格向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同时泰富发行3.11亿股新股，每股1.2港元，共集资3.73亿元购买中信持有的港龙航空公司38.3%股权及其债务权益。另外，中信将一些盈利较好的工业、仓储、物业以5亿余港元出售给泰富。中信香港取得了泰富49%的股权，成为泰富的控股公司，中信香港也实现了买“壳”上市。
荣智健通过财务顾问百富勤的发新股、换股、配售、资产互换等一连串安排实践，领略了资本市场的“财技”。从中学到了资本运营的经验，也发现资本市场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经过这一轮复杂的资产置换与股权扩张，注入优良资产，泰富的实力大为加强。获利也急剧上升，1988年获利3380万港元，1989年获利6060万港元，1990年获利1.3532亿港元，比上年增长120%，在股数增加的同时每股纯利也相应上升。
荣智健收购泰富发展，充分显示了他深谋远虑和独到的眼光，当然，这是荣智健10多年来在香港经济界摔打摸爬锻炼出来的。
收购泰富发展后，荣智健如鱼得水，有了施展聪明才智更广阔的舞台，可以大展身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几年间，荣智收购国泰航空、港龙，收购泰富发展，这几项收购都震动了香港经济界，他的明智之举，真不愧为荣氏家族的子孙，荣智健好像得到父辈的真传，在市场经济大潮里劈风斩浪，成为出色的弄潮儿。
荣智健在商界的大显身手，是可以看出他作为荣氏后人的经营才智，特别是他的借的智慧，与他的父辈不相上下，甚至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大势。荣智健高明的借功，让他成为后来大陆排名第一的巨富。
7.借各方势力——蛇就可以吞大象
有了才学，有了人脉，有了创业的资本，没有机遇或抓不住机遇的商人也难成大事，而不善于借用各方势力发展企业的人更是失败的。荣智健巧妙“借”用各方势力，巧妙“借”用各种人情，再加上他的商智，使他成为荣氏家族的领头人。
荣智健以泰富发展作为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他深知，要在香港这藏龙卧虎之地站稳脚跟，必须与商界巨擘合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因此，每次大举动都请李嘉诚、郭鹤年等商界名人赞助。在众友支持下，荣智健演绎了蛇吞大象的创业神话。
成功收购国泰航空和澳门电讯股份以后，荣智健的泰富一跃成为上亿港元市值的上市大公司。
2000年，泰富改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荣智健担任董事局主席一职。这一年，荣智健58岁。虽然没有少年得志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他作风稳健，办事稳打稳扎，深谋远虑。
为了扩大中信泰富，荣智健瞅准时机，决定收购“恒昌”，这时，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开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他并没有被击退，他说：“你不能要我不投资，我已协助中信香港，在我50岁那年将其资产从2.5亿港元猛增为250亿港元。我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呢？——但我这人有一条发财赚钱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国家的钱，就属于国家，我不赚。要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商人，必须恪守这样一个准则——君子爱钱，取之有道。”
为了进一步全面收购“恒昌”，荣智健再展财技，将“恒昌”名下的恒昌大厦、恒生银行等高价出售，分派现金股息。不出数月，荣智健便以40亿元的资金全面收购了资产值70亿元的恒昌企业。“恒昌”从此成为中信泰富的全资附属公司。
恒昌企业源自林炳炎战前在上海创办的大公司，该公司当时主要从事黄金套戥、白银及其它商品买卖。1933年，林炳炎联合生大公司的“伙计”——何善衡、梁植伟及盛春霖，在香港合力创办恒生银号，1960年正式改名恒生银行。1964年，恒昌企业成立，成为大昌行的控股公司。
大昌行还代理资生堂化妆品；代理家电、音响及建筑材料。此外，恒昌企业还拥有大量物业，1990年价值超过30亿港壳，单是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恒昌大厦，价值就超过10亿港元。
当时，恒昌行的创办人何善衡因年过90岁，想退隐。有心把恒昌行转移给有实力的公司经营。听到这个消息，全港上下惊动，许多商界富豪都想收购这个肥银行。由郑裕彤、林秀荣和林秀峰兄弟、徐展堂组成的备怡，决定收购恒昌。
备怡三大家对瓜分恒昌行已有初步规划：郑裕彤获得恒昌行的物业，林氏家族得大昌的汽车代理权，徐展堂则取粮油等业务。
何善衡等恒昌元老此时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偌大的基业不但不能将它发展扩大，甚至无人继承。现在被别人觊觎，让人心寒。
1990年2月1日，何善衡辞去了新世界发展公司董事之职。4月，恒昌行发放1.7亿退休金给老员工。4月30日，何善衡发表声明，提醒小股东在买卖恒昌股票时要十分小心。从中可以看出，备怡的拆骨计划已逼得恒昌元老奋起反击，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至此，备怡半年多的协议收购因自身的“歹意”而遭失败。
恒昌行不是上市公司，但它的股东达到430名，因此，恒昌行不属于私人公司，而归于公众公司之列。这样，它就必须和上市公司一样，遵守香港收购合同守则。守则要求一家财团收购一家公司的股份超过35%时，必须在半年内使用现金以该公司股份的最高价进行全面收购。
备怡以每股254港元，收购恒昌行2100多万股，也就是说，他们将恒昌行作价53.4亿港元。对于备怡的出价，内行人士普遍认为偏低。
1991年7月2日，收购行动结束，备怡公司败下阵来，这让关注整个事态发展多时的荣智健欣喜不已。
收购中信泰富的成功，使荣智健威名远扬，此时他更是信心百倍，锐气十足，希望大展雄风，再创佳绩。同时，中信泰富成立不久，需要引进资金，扩大规模，加快发展。恒昌行的业绩令荣智健赞不绝口，对它垂青已久。得知何善衡等收山放盘，荣智健怦然心动，准备有所行动，但迟了一步，让备怡捷足先登。现在备怡败北，荣智健意欲收购。
中信泰富要收购恒昌，实在是以小吃大，1990年中信泰富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要收购净资产超过77亿的恒昌行，简直是天方夜谭，因而当时被人称为“蛇吞象”。
荣智健遇到极大的困难，第一是集团内部有人不同意，第二是中信泰富没有如此庞大的资金。但他决心排除万难，坚持干到底。荣智健生性就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勇于挑战自我，看准的事情，一定要争取成功，而且是圆满成功。
荣智健自知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于是邀请好友李嘉诚和郭鹤年加盟。李、郭两人是香港商界的重量级人物，荣智健与他们多次合作，早已成了生意场上的生死之交，现在荣智健有难，他们岂会坐视不理，两人二话没说，决定鼎力相助。
他们力邀备怡三将加入，但只有郑裕彤阵前倒戈。林氏昆仲和徐展堂另组财团争购，从财力和声势来看，他们明显落败。
以中信泰富为首的财团阵容强大，猛将如云，由9位股东组成GreatStyle公司，他们是：中信泰富36%、李嘉诚19%、郑裕彤的周大富18%、百富勤8%、郭鹤年的嘉里贸易7%、荣智健个人6%、何厚铿兄弟4%、冼为坚1%、冯景禧的遗孀冯梁宝琛1%。
1991年8月7日，Greatstyle的股东碰头商议收购策略。由于郑裕彤的加盟，他们对备怡的收购内幕就比较清楚，也吸取备怡失败的经验教训。至于商讨的具体内容，外人无从知晓，因为策划收购，是公司财务业务中高度机密的事情。
当Greatstyle公司以每股330港元收购恒昌份时，恒昌行元老们心有所动，又有些犹豫。
就在何善衡、梁銶琚举棋不定的时候，恒昌行的大股东何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答应将自己的15%的股份卖给Greatstyle，既然大股东都同意收购，小股东也就随大流了，陆续将股份出售。
Greatstyle与恒昌行的洽谈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方在1991年9月3日终于达成了收购协议，许多股东听从了本企业财务顾问宝源投资的接受收购的建议，纷纷答应转让股份。这一天，承诺出售股份的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就达到44.4%，胜利在望。
两天后，Greatstyle的财务顾问百富勤向外界宣布，已收购到52.24%的股份，收购成功。
以后不断有股东出售股份，至收购的最后日期1991年10月22日，共购得恒昌行97.12%的股权。到这时为止香港有史以来涉及资金最大，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收购战，历经波折，最后以Greatstyle的胜利而告终。
中信泰富占有36%，为第一大股东，恒昌行成为中信泰富的下属公司，荣智健兼任恒昌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人生的历程上又迈了一大步。同时聘任前联交所总裁袁天凡任行政总裁。
当时，收购恒昌行涉及资金69.4亿港元，中信泰富在Greatstyle中占有36%的股份，因此需要投资25亿港元。为支付这一笔费用，中信泰富发行12.9076亿股新股，每股1.55港元。另外发行5亿港元可换债券，持有人可在1994年以每股1.55港元的价格认购3.22亿新股。
为了缓和资金困难，中信泰富购入恒昌企业后，将其优质产业恒昌大厦出售（买主是前任主人何善衡，否则要遭恒昌元老谴责，说出尔反尔，不讲信用）收回9.072亿港元，又出售长线投资套现2.24亿港元，结果恒昌企业主要剩下其主体——大昌贸易行。出售的资产套取资金，主要用于派发股息（包括1990年获纯利10.33亿港元应派发的股息），每股派息160港元，派息后的恒昌资产规模相应缩小。
荣智健、李嘉诚、郑裕彤等人精诚合作，成功的收购了恒昌，皆大欢喜。荣智健天更是满面春风，无比兴奋。这也难怪，此次中信泰富以小吃大，成为恒昌的第一大股东，自己也名利双收，怎能不高兴。
就在人们以为收购恒昌行尘埃落定时，不到三个月，恒昌行收购事件余波又起。荣智健想独家购买恒昌行。
中信泰富联合李嘉诚等人收购已属不易，荣智健为何出全面收购之想。
原来，当时中信泰富的主要投资为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及澳门电讯，只是占有了它们一部分股份，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些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创办自己的实业即使说中信泰富是恒昌行的最大股东，但也只是拥有36%的股份而已，还不是中信泰富的全资子公司。
鉴于中信泰富在投资者眼中的形象，为了中信泰富今后的发展，荣智健觉得中信泰富一定要有自己的业务基地，而重创大型公司不切实际，只有从现有的产业着手。中信泰富手上拥有的较大的股权，只是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和恒昌行。前两者中信泰富占有少数，况且属于英资。只有恒昌行自己是最大的股东，而且恒昌行业务广泛，遍及欧美和日本，利于中信泰富向外发展。经过深思熟虑，荣智健决定全面收购恒昌行。
1991年年底，荣智健先和李嘉诚和郭鹤年谈论此事，李嘉诚、郭鹤年看在好友的份上，答应助荣智健玉成此事。经过一番协商，在李、郭二人的推动下，其它股东纷纷允诺出卖股份。中信泰富又一次委托百富勤为收购财务顾问，以每股230港元，涉及资金30亿港元，收购了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百富勤、何厚铿兄弟、冼为坚，冯景禧的遗孀冯梁宝琛等股东拥有的股份。
1992年1月13日中信泰富全面收购恒昌行尘埃落定。收购完后，中信泰富持有恒昌行97.12%的股份，恒昌行成为中信泰富的全资附属公司。
荣智健第二步全面收购，耗资31亿港元（发行新股集资25.7亿港元，其余由本身资源支付）收购恒昌企业其余的64%股份，连同首次收购的耗资，中信泰富收购恒昌企业的总代价为56亿港元，但从恒昌那里收回股息11.7亿港元，两项相减成本净额为44.3亿港币。而两次收购付现金约10，7亿港元，和所收股息相抵，还余1亿港元。也就是说，中信泰富收购恒昌行，不用动用现金，只是发行新股和配股集资，比较合算。其实，恒昌企业资产净值估计逾52亿港元。
中信泰富以44.3亿港元的价款收购资产净值约52亿港元的恒昌企业，其价格折让高达15.4%。中信泰富通过发行新股募集收购价款，由于新股发行价高于每股净资产，故此项收购使中信泰富每股净值增加38%，未收购恒昌企业之前，每股净值为1.32元，收购部分恒昌股份后，增至1.53元/股，而全部收购恒昌后，中信泰富每股净值升至1.83元，极为有利。
这次合作双方皆大欢喜。至于大昌行以后的经营管理，荣智健满怀信心地说：“大昌行已有一套几十年的经营管理方法，现在原班人马仍在，离开的只是原来本身有股份的一些人。一家公司走几个人算不了什么，你可到员工中间去问问看，他们反而觉得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荣智健是为大昌行的未来勾画了宏伟蓝图。
全面收购恒昌行后，中信泰富由以控股为主、地产为辅的小型公司，升格为一家“洋行”式，市值超过100亿港元的多元化跨国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地产、投资、汽车、销售、粮油代理等。
在荣智健的英明领导下，在母公司大力支持下，中信泰富有如神助，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92年赢利剧增，达到3.33亿港元（每股赢利8.74角），其中恒昌行占赢利增长的四成。
1993年1月，中信泰富又进行空前规模大集资，发行5.5亿股新股，每股13港元，集资72亿余港元，向母公司中信折价收购所持香港电讯12%股权，每股作价7.8港元（比上日收市价9.7港元折让19.6%），耗资87亿港元；同时还购入规划中的江苏发电厂56%股权及青衣废物处理厂70%股权，以上三项合计金额约90亿港元。这样一来，在上年已成为蓝筹股的中泰，市值再度大幅膨胀至285亿港元，居于20大上市公司的第14位，成为最大的中资上市公司，号称“第一红筹股”。
到1993年中，中信泰富跃居10大上市公司宝座，市值在收购与集资手段交替运用下迅速增长60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荣智健不但次次收购顺利成功，而且先后4次大型集资共达140余亿港元之巨，如此庞大而频密的成功集资在股市集资史上是少见的，反映出以荣智健为代表的中泰领导层独到的眼光和一流的魄力。即使本地大洋行、大公司和老字号也不能不佩服其不凡的成就。
仅仅几年，中信泰富就完成了买壳上市到跻身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列，其风头之劲，连本港老牌华资英资都感到可畏。荣智健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两次收购恒昌行成功，演绎了一幕“蛇吞象”的神话，使中信泰富声誉鹊起，看中信的发展势头，终有一日，它将取代英资怡和控股的贸易巨人的地位。荣智健也因之闻名遐迩，令人刮目相看。真可谓虎父无犬子，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荣氏子孙的风范。
从荣智健两次成功收购恒昌行来看，他不但有商人敏锐眼光，更有超出常人的大将风度。这是他作为成功创业人特有的气度和风度，也是他能成为中国首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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