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先做人，荣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且保持枝繁叶茂、事业常青，和荣氏领军人物诚信、不屈、坚韧、民主、灵活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荣氏家族其成功之道的秘诀只有一个字——诚。对朋友诚，对顾客诚，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更诚，正是这一颗颗真诚的拳拳赤子心，造就了荣氏家族财产和精神的双重富有。
1.赤诚爱国心，换来一份实业
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官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实则见其倚于街也，夫然后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说话忠诚守信。此话用在荣氏兄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荣氏兄弟的诚不但表现在为人诚，经商诚上，而且对祖国，更是一颗赤诚之心，正是他们这爱国心做动力，才使得他们的事业大获丰收。
一颗诚心永向国家，这是荣氏家族的家风，他们对祖国一往情深，其心之诚，令人敬佩。纵观荣氏兄弟创业的根源，不难发现，他们最初创业的动机是因为救国，然后才决定干事业。
1899年冬天，荣德生应朱仲甫之招，到广东省河抽补税局任总账。这里地处珠江三角洲，税务十分繁剧，过往运输的204种货物，其税捐统统由他管理。德生对司账已经是很内行的了，他是个很细心的人，不久发现各货运营中，有一项物资是免税的，那就是进口的大量外国面粉。问朱世丈何以故？朱仲甫拿出一本册子来，告诉他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上有明确记载：面粉进口是为了供给外侨食用，中国的海关不得征收关税。荣德生听了大为惊诧，他颇为不解地说：
“外侨食用绝对用不了那么多面粉。如此巨额的外国面粉免税进口后，大部分还是贩售给中国人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面粉商偷税漏税，中国海关则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税收。这无异于是坐视白银外流，落入洋人腰包。”
朱仲甫用手势止住了荣德生，无精打采地说：“朝廷的事管不了那么多，由它去吧。”
“事关国计民生，吾辈岂能坐视？”荣德生心里不是滋味，闷闷地说道。
“你还太年轻啦，不知宦海之险恶，谋事之艰难。”朱仲甫以过来人的口吻劝他。
荣德生沉默了。但在他心里，已经勃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强振兴的爱国思想。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他决定选择经商。有了经商的抱负，他平日便留意起了与商业有关的书籍。
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兴起，西风东渐，广州尤得风气之先。有一天荣德生闲来无事跑到一家书店里，看见有介绍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书刊出售，他当即买了《美国十大富豪传》和《事业杂志》。拿回来一读再读，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想：“富强之路，人人可得，为何西人独领风骚，吾人望其颈背而犹不成乎？……”
荣德生长无锡西乡，读过子曰诗云，占卦、卜命之书，可这些东西都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他发财致富。自从读了《美国十大富豪传》以后，他一有空闲便往书店里跑，“选事业可观之书”仔细阅读。沐受新知识，接受新思潮，思想观念随之更新和升华。所不同的是，受了“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荣氏兄弟并不仅仅企图自己成为富豪，他们更希望中国的富强——爱国主义始终是贯穿他们一生的红线，振兴民族经济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00年，中国相继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举国为之震惊。荣宗敬在沪经营广生钱庄，在这种南粮北运的情况下，汇兑业务非常发达，尤其是采购小麦的款项为数颇巨，盈利因而大增。荣宗敬见此情景心中颇为欣悦，他像一个大将军临阵指挥一样，每日坐镇在钱庄里发号施令。
荣宗敬无论怎样繁忙，心中总挂念着远在广东的弟弟，担心着他的安全。假若清廷与联军议和不成，战事就极有扩大、蔓延的可能，而广州作为南方的门户，自然首当其冲。基于这种担心，荣宗敬几次写信催弟弟回上海。荣德生也惟恐战事扩大，所以在总办前告假一月，于旧历六月十七日启程回乡探亲。其时他心里正在筹划着另一幅蓝图，那就是：作为炎黄子孙，我一定要为贫穷的祖国争得一份财富。
当时从广州回来的路线，一般是先到香港，从香港乘轮船到上海后，再转赴无锡。荣德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在香港等船时，荣德生心里装着经商的事情，这一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赶到了码头，突然看到海滩上一片雪白。“啊呀，好大的雪呀！”他下意识地暗想道，继而又自我嘲笑起来：“六月天，又是在香港，哪来的偌大的雪呢？可笑，可笑！”此时从海滩上传来“呀唷！呀唷！”之声，不绝于耳，荣德生注目观看，才知道原来是码头工人正在装卸面粉，从粉袋中落下来的粉屑铺满一地，俨然如大雪覆盖着的一般。停靠在码头边上的是一艘外国的大轮船，面粉就是从货舱里卸出来的。
“原来是面粉——洋粉！”看清是面粉后，荣德生方才恍然大悟。
荣德生自言自语地说。他像北方人在积雪的地上踏步一样，踏着铺满粉屑的码头走来走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脚印。一股无名的惆怅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觉得胸腔里发闷发紧。
“想我国家如此贫困，还花巨资购买洋粉，真是悲哀。从洋船上这么多面粉可以看出洋粉进口量有多大，每年不下千万包，这千万包面粉意味着我国将损失千百万的利益权。长此以往，我国民食仰赖外人，如何得了？只有国人自己兴办实业，才能解决民生食用所需啊！”他一边走一边这样反反复复地想。“雪”（粉）使他愤懑不已，但同时也激发了他的灵感，鼓舞起了他的兴致。就在那一个又一个行进的脚印中，一个念头，一种计划，一种方案，在他脑海里执拗地形成了，而且比在广州时的浮影似的蓝图更清晰……
“对，我要做中国的面粉大王，让广大的同胞吃到自家产的面粉。”他这么一想，顿时感到眼前一亮。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荣德生六月二十六日回到上海后，立即去广生钱庄。荣宗敬见到弟弟自粤平安归来，自己又多了一个帮手，自然十分高兴。略坐之后，俩人谈起了事业上的事情。
荣德生直言对哥哥说：“我在粤日理税务，知道面粉入口，载明条约，为洋人食品，可以免捐税。不比其它商品都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负担太重。我觉得做面粉生意有赚头。”
荣宗敬对此深有同感。他说：“你说得对，我从日常款项中看出，购面粉的居多。”说着他让弟弟看账簿。
德生稍一过目，心里便有了底。他对哥哥进言道：“这就更说明问题了！各业均平淡，惟面粉厂增裕、阜丰反好。如此能看到小麦来源，面粉去路。粉是无捐税之货，我以为可以仿制。”
宗敬点点头：“国人温饱还是大问题，如仿做自然不外吃、穿两门为最妥。”
“粉厂一业，关系民生，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荣德生建议道。
荣宗敬对这一主张极表赞同，决计把广生钱庄的资金转移到实业上来。共同的“实业救国”的思想和抱负，使他们兄弟俩一拍即合。
旧历八月初十，兄弟俩人的好友朱仲甫因在广东官场失利，也回到了上海来。荣德生闻讯后即去见叙。朱仲甫是德生的老上司，他得知荣氏兄弟要创实业，很感兴趣，也有入股之意，便细问此事。荣德生把这些日子和兄长宗敬共同商量、筹划的事情向朱仲甫讲述了一遍，说：“近日正在考查制粉，闻已成之厂颇得利，觉得仿制不难。”
朱仲甫世味饱尝，宦情恬淡，正有心兴业，以顺潮流。所以他一口答应，并说他将是最大的股东。
荣德生没想到事业刚刚筹划就有一位热心的合股者，心中很是高兴。这位朱世仲甫曾是混迹于宦海中的官僚，上下左右熟人不少，日后必定会有大用场。所以他当即和朱仲甫商定分头招股。他自己先进行一番实地的调查研究，朱仲甫回苏州原籍静候佳音。
没想到各厂均森严壁垒，互相封锁。荣德生去阜丰碰壁而回，不允许他进去参观。德生心想看都不让看一下，怎能照着葫芦画瓢呢？看来即使仿做也绝非易事。兴办实业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好不容易才通过米行经理袁葆生的介绍，被允许到增裕厂参观。那一天荣德生格外细心，在参观过程中他细看勤问，想尽可能了解建厂所必需的知识，诸如资金筹措、设备采购以及面粉生产的主要过程等等。一开始还比较顺利，楼下的几间厂房都一一浏览过了，却也只看到一些皮毛。荣德生心中自然不会满足。楼上的轧粉车间轧轧作响，那里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关键所在。他想走上去看看，被拦住。引导他参观的人告诉他说：“楼上轧粉间是不准看的。”
荣德生愣了一下，随即央求道：“能否通融一下？”
对方回答得很干脆：“不行，洋人关照过的！”
听了对方的话，荣德生望着楼上轧轧作响的车间，心里不禁有些愤愤然。他想：受制于外商终究不是办法。楼上楼下相距不过二三丈，可他要上楼看个究竟却犹如摘月亮一般可望而不可即。而挡他去路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
“我一定要把洋人挤出中国的面粉市场，让中国人再不在面粉上依赖外国人。”荣德生在回来的路上想。他抬起头，看到沿途洋人充斥其间的市景，心中的念头更坚定了。
以后荣德生又去天津、芜湖两地访问，都没有收获。只好回到上海，托在瑞生洋行供职的同乡尤葛民介绍，前去打听英、美、法各国粉机的性能、特点、价格和订购手续。但他不敢说是自己打算制粉，托词说是替别的朋友询问有关的情况。
对方答道，“大班（洋行经理）事事可做，惟粉机不甚熟。大约美机400筒10来万，半数起码，7、8万；英机与法磨合用，300包起码，不满2万。没有样本，本行大小定货皆做；如确有意，请来订购可也。”
荣德生通过调查访问，大致弄清了面粉的生产过程和粉机的性能。这使他对于自己兴办粉厂做到了心中有数。
不过此事还需由宗敬兄最后定夺。广生钱庄主要由宗敬负责，这几年卓著勋劳；荣宗敬做事又历来多谋善断，他利用南粮北运大力扩展钱庄业务，盈利近万两白银。这是兴办实业必需的资金来源。荣德生在上海期间的活动都是同宗敬商量过的；待基本情况调查清楚以后，他又从无锡给荣宗敬写信作了详细的汇报：
“弟多方查勘问讯，详情一一录上，请兄过目。粉厂事如何做尚需仔细斟酌。日前面商朱世丈，彼意大机器无此财力，招股不易，且从300包入手。集股3万元，各认一半，或自出，或招来，即此定局。不知兄意如何？盼及早示下，以定今后行止。弟顿首。”
荣宗敬当机立断，函复德生允做，并决定他们各入3000元，余下在无锡熟友中招股9000元。所以荣氏兄弟两人实际投资为6000元。朱仲甫投资一半即15000元。占股最多，但清政府规定官吏不得兼营商业，故而朱不便出面负责。当时（建厂初期）他们的分工是，由朱仲甫负责向清政府立案，申请10年专利；荣宗敬在上海定购机器设备，主持广生钱庄，以钱庄盈利作为经营粉厂的后盾；荣德生到无锡勘选厂址，购买地基，并负责厂房建筑和机器安装……
无锡濒临太湖，河网密布，土地肥沃。荣德生穿着一双布鞋，东奔西走，四处查看，反复比较后，厂址最后选在西门外梁溪河畔的太保墩。共购地17亩，低田每亩地价为60元，高田每亩100元。为了保证质量，厂房委托洋行设计，并由五金业巨富周舜卿推荐施工上乘之工程队承建，于阴历二月初八（阳历三月二十七日）破土动工。粉厂定名为“保兴”。
正是初春的时节。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开工的那一天，荣德生站在太保墩上，心潮如梁溪河水一样起伏不平。他想起了祖父（荣锡畴）当年就是在梁溪河上以摆渡为生，如今他作为荣氏的后代，将要在这块土地上竖立起一座崭新的工厂来。祖父的希望，父亲的期望，终于要在他们兄弟二人的手上成为现实。他仿佛看到祖父面带赞许的微笑摆着渡船向他摇来，他仿佛听到了父亲在给他说“惟冀儿辈善成吾志”。
荣德生想着父亲的话，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他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不仅仅是兴荣家事业的担子，更肩负起了荣家子孙担负为祖国与洋人争夺面粉市场的重担。是的，他的创业像对亲爱的祖国的爱。他不会让可爱的祖国失望的，他一定能创出一片天地。
2.欺骗顾客就得罪上帝——不粗制滥造，不作伪假冒
有多少人信任你，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诚信”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是超越金钱的友情，是了解是欣赏，是覆水，具有不可逆转性。荣氏兄弟用他们人人叫好的“言必信、言必果”的诚信，换来了各界人士的好评。
诚心经商，是荣氏兄弟经商的秘笈，他们诚心地对待朋友，诚心地对待合营者，诚心地对待每一位顾客。他们付出的诚心终有回报，在他们经商途中，有很多人让他们的诚信所打动，给予他们最诚挚的信任。他们的诚心让他们赢来了成功的事业，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名利双收。
荣氏兄弟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从两手空空的钱庄学徒起步，创下千万元基业，脱颖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首屈一指的巨头，是与他们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勇于搏击、诚信待人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厄挫折相交迭，但他们善于把握机遇，诚心对待合伙者及顾客，表现出相当高超的经营胆略和经营艺术，锤炼出诚信与机巧相结合的经营风格。
谈到经营时，荣德生曾经说过：“方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这‘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丽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真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1939年，为庆贺荣宗敬夫妇六十寿辰，荣德生发起征文，在总结兄长和自己的经营思想时，他特别强调的一点也是：“必诚必信，以笃谨蜚声商界”。
所谓真心诚意，实事求是，落实到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就是要“尽忠实之心力，作忠实之事业”。荣氏企业一向把提高产品质量、创出优质名牌、赢得客户和消费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经营的基点。“兵船”牌面粉，“人钟”牌棉纱，连续多年被列为上海交易所的代表规格品，大宗产品行销国内各地和海外市场，声誉卓著，就是真心诚意经营的结果。
1925年，由于荣氏兄弟工商界的实力及声誉，使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工商界的巨头。在此期间，荣氏兄弟做了一件爱国利民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范围内出现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对外货倾销起到抑制作用，荣氏企业抓住这一爱国机遇，及时在报刊上打出推销国货纱、布的广告，开辟代纺代织代理漂染业务，宣布限日交货不误。很快，申新各厂的纱布销路日见旺盛，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各地催促“早日交货”的函电纷至沓来，甚至出现有私运日纱改冒“人钟”商标，运往内地出售的情况。对此，荣氏企业坚持以诚信赢人，不粗制滥造，不作伪假冒，并登报声明，严正反对低价购进日商纱厂积压产品，改贴国货商标竞销的行为，反对色目混珠，以假充真，欺蒙顾客。同时，针对内部有的工厂生产技术管理相对薄弱，原料选用配比不当，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在总公司设立生产部，对各厂产品进行排比分析，对生产技术实行分类指导，督促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因而赢得各界人士的好评。
荣氏兄弟因爱国而经商，又因为让国人都爱国而为自己创造经商扩展的“机遇”，使他们的企业迅速境变成大企业。此番转变，究其原因，只有一个字，是他们的“诚信”感动国人。“五卅”期间的生意，让他们小赚了一笔，但同时也让他们明白，要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诚信是第一。
纵观荣氏兄弟的此次商业运作，真不知是他们的诚心造就了机遇，还是机遇更喜欢心诚的人特意找上门来，让他们赚足够的钱，得以扩大事业。
3.诚信的人事业永远不会倒下去
做人当以诚信为本，经商也如此。在大千世界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人之道，奸诈者有之，投机者有之，轻狂者有之，骄傲者有之，但是这些人绝不能成大事。真正的成功者是以诚信为做人之道。荣氏兄弟懂得诚实是获得彼此信任的基石，懂得心诚能感化人也能感化困难。他们坚信：诚信人的事业永远不会倒下去。
荣氏兄弟认为，以诚为本，事业永远不会倒下去。虽然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荣氏兄弟是诚实的人，并把诚实待人的原则落实到经商的过程之中，才成就他们日后的大事业。
荣氏兄弟心诚感天动地，在他们诚信经商时，曾经有人担心他们在重利轻义的商场上过分诚信，会被对手利用，让对手乘虚而入，其实不然，虽然荣氏兄弟在市场经营中讲究诚和信，绝不是放弃竞争，恰恰相反，而是要以守法守信为本，务实经营，创造更强的竞争优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再一次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拥有较多中小织布厂的常州纺织业，由协源布厂代表布厂同业派人去上海申新公司，提出由申新代纺凹支经纱，以取代原来使用的日纱。荣宗敬接谈之下一口允承，立即签订了3万件试用合约。开始时，试纺20支经纱的任务指定由设备较好的上海申五承担，但由于原料和技术的原因，纺出的纱拉力不够，达不到要求。总公司于是把试纺任务转给无锡申三。申三立即调动厂内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经过两个月的摸索改进，终于试纺成功，拉力超过70磅，达到日纱标准；纤维的长度、拈度还略优于日纱，由此填补了国产20支经纱的空白。由于纱的质量稳定，价格合理，很快为常州各布厂一致乐用。
接下来，在荣氏兄弟的倡导下，申三还以诚信为本，改进供货服务。当时常州100多家布厂，大多为中小型布厂，没有经纱车、浆缸机等前织设备。对此，申三对专供常州布厂的纱，一律不打包成件，而是直接做成盘头纱，同时将纬纱也改作宝塔筒子纱，直供常州。这样，不仅省去本厂摇纱、打包等工序，减轻生产成本，而且减少了常州布厂拆包和做盘头的手脚，方便了用户。原来申新供应布厂的20支纱取名为“好做”，以后为中小纱厂特制的盘头纱便称为“特别好做纱”，—举打开了牌子，申三为此还特地在常州设立负责经销和配供的办事处。从1931年到1937年，申新三厂每年供应常州1.5万件经、纬纱，比20年代末增长40%以上。就这样，荣氏企业以优质薄利，送货上门，方便用户，他们用他们独特的诚信，确立了竞争优势，挤占了日纱市场。
荣氏兄弟的创业，是白手起家，没有什么靠山和背景。处于顺境时，他们勇往直前，极力扩张，“办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口头禅是：“做人要有不自足之心，大有为之志”。“我一生做事的宗旨，就是要出人头地，做得痛快，处处争第一”。
因此，上世纪二十年代一段时间里，荣氏企业几乎“无月不在添机，无时不在运转”。但企业也常常面临逆境，“历经盘错”，这既包括工厂创办时外界的种种留难阻碍，更有市场经营中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真所谓“责任愈重，挫折愈多，惨淡经营，备尝艰险”。而对困难和挫折，荣氏兄弟“勇于进取之毅力操之如故”，“壮往不挠之气充满自若”，总是靠坚忍不拔的奋斗度过危难。
荣氏兄弟在经营中，对企业的心诚表现得特别显著。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荣氏企业兼并扩充速度太快，扩张的资本来源又主要依靠借贷，这给荣氏企业的发展留下了内在的隐患。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市场竞争加剧，申新各厂销售转疲，效益急剧滑落。加上茂福申总公司在国外市场买卖外棉、外麦与外汇，亏蚀巨大，终于使荣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缠绕，资金调度困难的窘境。荣宗敬为此四处奔走，试图通过“庚款借锭”（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由政府出面向英商欠购纱锭、布机）、“棉麦借款”（由政府出面争取美援贷款，用于购买美棉美麦）来摆脱困境，但都因困难重重，一无所成。1933年，申新九厂基租约期满，地主逼迁，荣氏只得向英商麦加利银行等借款500万元，用于另建新厂，这时汉口申四失火重建，又借款340万元，使申新公司负债达到6376万元，与资产6899万元大体相当。1934年3月，中国、上海储蓄两家银行声明停止对荣氏企业放款，公司的资金周转只能靠荣氏有投资的10多家钱庄维持，而这些钱庄也有言在先，至6月底必须收回全部贷款，以免卷入破产的漩涡。荣氏企业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急局面。
6月下旬，近20家银行、钱庄的代表接连几天聚集在江西路三新公司大楼里，坐讨欠款。28日晚，他们约定通宵不散，要求主持公司业务的荣宗敬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当晚，荣宗敬接连用电话与在无锡的荣德生商议，未能提出对策，便派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连夜赶回无锡再加磋商。当时，荣德生手执茗壶，一边听儿子讲述上海的情况，一边呷茶沉思。他想到，兄弟俩共同创办的事业，正好比手中的茶壶，一旦破裂，即使自己手里还拿着半爿，又复何用？于是，他接连11次拨通上海的电话，找亲家公——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商量。同时，将家里和存放无锡各处的股票、存折等全部调度集中，于29日凌晨4时，与荣伟仁一同乘车赶赴上海。经与中国、上海两行反复协商，以价值1100万元的有价证券，和申三、申七两厂抵押借款余下的资产600万元作担保，借款500万元，当天立契签约，用于偿还各行庄部分到期借款，挽救了危局。
为缓冲矛盾，荣宗敬宣布引退，由王禹卿接任茂福申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请政府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李升伯出任申新纺织公司经理。可是，王禹卿深恐巨债交逼，累及自己数十年积聚价值百万的财产，特地致函荣氏兄弟，坚辞总经理一职，并称病闭门不出。而李升伯登报声明，说自己“职务繁剧，不克兼职”，但却宜称，届时仍将“代表棉统委，协助对申新进行整理”。这一变故，又导致各行庄停止对荣氏企业的付款，申新再度陷于搁浅。这时，社会上有相当一些人冷眼旁观，要看荣氏企业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一些人企图趁火打劫，一举吞并荣氏产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荣宗敬不顾自己因痛惜爱孙夭折而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毅然复职到总公司主持工作，并声明坚守信用，对偿还前欠一切款项负责。荣德生也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无锡、南京，通过各种关系，上书蒋介石、孔祥熙等人请求扶持。更重要的是，兄弟俩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于同年8月组织成立申新改进委员会，由荣伟仁任主席，荣宗敬在上海统筹调度，荣德生坐镇无锡，在银团垫款营运的情况下，着手对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包括调整设备，改进工艺技术；加强质量检验，统一产品标准；精简机构，辞退部分员工；强化市场营销，发展与各地商行的联营和特约经销；盘点物料，减少积压浪费；加强财务核算，完善会计制度，压缩各项开支。总公司与各厂之间明确责任，在发挥各厂能动性的同时，加强协调和监督。总之，在困难面前，荣氏兄弟用他们那颗真诚的事业心，走在困难前列，他们不仅没有消沉退缩，反而更顽强地拼搏。他们因为心诚而表现出一种在困难面前所特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荣氏企业终于挺过接踵而至的阵阵风浪，保存企业并求得新的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心诚则灵。这句话用在荣氏兄弟身上，就是心诚感化了企业所遭受到的重重困难。由于荣氏兄弟俩对事业的这颗光明磊落的诚信，让困难也望而却步，不忍心做他们事业的绊脚石，因此，困难也迎着他们的“诚”而很快化解开。
诚信经商，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竞争中取胜的法宝，更是他们事业一再发展的秘诀之一。
4.诚信待他人，他人也诚信待我
荣毅仁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使国家早日富强，他兢兢业业地干事业，他对祖国的爱是赤诚的。因此，他赤诚的爱国心换来中央对他的关怀。建国以来，荣毅仁与中央领导成了朋友式的上下级关系。
诚信待人，是荣氏家族留下的做人遗风，作为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更是一颗诚心干事业。
解放后，荣毅仁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踌躇满志地经营着家族企业。他的敬业精神赢得中央领导的好评。1949年，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第一次到上海时，在住所找荣毅仁一谈就谈了一个下午，了解经济情况，并征询意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时，陈云总要到上海代表的住所去探望，听取他们的意见。荣毅仁深深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多么不同啊。
1955年10月和1956年12月，荣毅仁把企业和国家合营，在工作上更是兢兢业业，为国家的企业创造了效益。他的业绩得到上级的重视。毛主席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有两次谈话，这也使荣毅仁难以忘怀。毛主席要民族工商业者不要忐忑不安，不要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毛主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宽广前途，要大家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
“请投荣毅仁一票”。1957年1月初，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陈毅接着说：“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能起到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陈老总举了一件令人玩味的事，一位法国大资本家和荣毅仁用外语谈得很开心。事后陈老总笑着问荣毅仁：“你们讲了些啥呀，那么高兴。”荣毅仁说：“不过讲了些家常话，说我们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用担心别人来敲诈绑票，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纱厂。”讲到这里，陈毅问大家：“你们说该不该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呢？”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言必信，行必果。荣毅仁在经济建设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好，毛主席没有忘记他，把这位资本家中的少壮派推上了政治舞台。1957年整风反右，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指示上海方面对荣毅仁一定要保驾过关。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对此作了回答，使他心明眼亮。毛主席曾夸过荣毅仁：“你会用脑子的。”
荣毅仁与周恩来总理的恩情更是刻骨铭心。1959年，总理调荣毅仁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次，荣毅仁见到周总理，总理说：“你来啦，很好。”总理总是那么体贴人，生怕他不习惯北京生活，特地对他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忙说：“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1966年“文革”之初，“四人帮”煽动红卫兵到处乱揪乱批。周恩来总理特地嘱咐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之光，一定要把纺织部的知名人士蒋光鼐、荣毅仁保护好。一天，一大帮红卫兵冲到荣家“造反”，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备受折磨。在危急时刻，纺织部派出红卫兵去对付外来的红卫兵，让外来的红卫兵退出荣家，从而把荣氏夫妇巧妙地保护了起来。当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邓颖超见到荣毅仁，特地对他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此时此刻，还有什么声音比听到总理的声音更亲切更感人的呢？荣毅仁激动万分，他含着泪水对邓大姐说：“请您报告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其话之城，道出了他对国家的那颗赤诚的爱心。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一次周总理召集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委、副主委等参加的会议，通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当时荣毅仁是全国政协常委，又一直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委，本应有他的份，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不通知他，总理则点名坚持一定要他参加。总理在讲话时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这无疑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的场合给荣毅仁作了一个不是鉴定的鉴定。
1973年总理又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让荣毅仁参加廖承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由此荣毅仁的处境慢慢好转。
周总理还关心着荣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在总理的关怀下，中央统战部安排杨鉴清到全国工商联任家属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她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王震是荣毅仁的邻居。1972年他们都住在北太平庄。当时两人都没有什么工作，散步碰到时经常交谈，王老还常常拄着拐杖到荣家串门，好得像老哥俩。王震对党外人士团结得特别好，又非常爱才，认为荣毅仁是个人才，常开玩笑地叫荣毅仁“老板”。荣毅仁清楚记得：第一个叫他“荣老板”的是长期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以后也就叫开了，变成是对荣毅仁的亲昵称呼，因为他是红色老板啊。
1972年陈毅病逝，荣毅仁悲痛万分，他很想去看这位自己一向爱戴的老市长最后一眼，由于当时的处境，他不敢随便去，就跑到王震家去问：“我可不可以参加遗体告别？因为我没接到通知。”王震说：“我给你去问问看。”很快，王震告诉荣毅仁：“你去参加吧，遗体告别并没有发通知。”
粉碎“四人帮”后，王震常和叶帅谈起荣毅仁，他们都认为荣毅仁一向爱国，几十年一直跟党走，表现好，又有才干。王震还与邓小平、叶帅谈了，请荣毅仁通过海外关系，引进高科技产品。荣毅仁努力去做，为此还得到了有关部门颁发的奖状。
荣毅仁对王老很敬重。他是非分明，胸襟坦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王老给了他许多的帮助和支持。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邓小平、叶帅、王震在一次谈话中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叶帅和荣毅仁早有交往，一向很看重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帅就和邓小平商量，提名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邀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5位原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小平同志向大家介绍了年前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阐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意见。小平对原工商界人士寄予厚望，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小平同志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创出一条新路来，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
党中央的召唤、小平同志的点将使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实现有日了，他精神百倍地迅速行动起来。由于荣家办实业的传统、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海外众多亲友的有利条件，使他深谙于商品经济的细胞活跃起来。他不想当官，经过和从上海请来的工商界旧知探讨，他选择了创办带有风险性的、人们还很陌生的国际信托投资事业。
夜深了，荣府的灯光依然亮着。荣毅仁冥思苦想，正在起草办公司向中央打的报告。夫人杨鉴清则在一旁帮着抄。那时荣毅仁还没有秘书，贤淑的夫人充当了“志愿军”。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荣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之后，在几次大会上，小平见到荣毅仁时，常关心地问“公司筹办得如何？”叶帅也常常问起这件事。荣毅仁还常到叶帅住地，和他交谈，聆听他的指示。
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时，邓小平同志和蔼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
党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和谆谆嘱咐，给了荣毅仁及其伙伴创办中信公司以无穷力量。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帅、王震、谷牧等都到了会。从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中华大地崛起了。
荣毅仁带着对祖国的款款深情，带着国家领导人对自己充分信任的感恩的心，开始了他在中信的大显身手，在伟人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几年后，他统领的公司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让他成为商界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5.诚信对事，才能获得多方回报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战国时期，孟子就主张诚信是人之根本。荣家做人经商都讲一个“诚”字，因而获得了回报。荣毅仁更是真诚待人。他的真诚赢得了许多伟人朋友。让他在真诚中领略了伟人风采。
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孔子多次讲过诚信。如“信则人任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代的圣贤哲人都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
荣毅仁用他荣家独特的诚信，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心和心的交流。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南京。5月12日，揭开了上海解放之战的帷幕。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国民党汤恩伯军团展开了一场战略决战。
5月20日，留在上海寓所的荣毅仁，听说外面社会秩序十分安定，便决定上街察看一番。此时的上海，街道上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一面面红旗在苏州河南岸升起，人们欢呼雀跃，涌上街头。看到这一切，荣毅仁对解放上海的共产党充满了崇敬之情。
1949年6月2日，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一辆接着一辆的小轿车，向矗立在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开来。上海产业界人士分批乘上电梯，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态，走进四楼宽敞的会议室。
这是共产党人邀请上海产业人士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为了使处于半瘫痪中的上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市长陈毅准备和上海产业界代表人士见面会谈。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上，都是上海知名的工商企业代表，如盛丕华、荣毅仁、刘靖基、郭棣活等人，陈毅指示：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和上海产业界人士见面，宁可多一个，也不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经过周密、精心的准备，于是有了这次不寻常的会谈。
会议由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主持，他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带有书生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会的工商人士，包括荣毅仁在内皆对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当潘汉年介绍陈毅讲话时，产业界人士更是又惊又喜，站起来的是一位穿着几乎发白的黄布军服模样的汉子，光着脑袋，一口四川话，和所有在座的人一样，并非三头六臂，也不像国民党造谣的那样青面獠牙、指挥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消灭和俘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员，其实和普通士兵没有两样，而且谈吐文雅、亲切、幽默、又风趣。
在这次座谈会上，荣毅仁认识了随军南下的盛康年，彼此印象良好。几天以后，潘汉年请盛康年捎话，说他和陈毅想与荣毅仁见见面，荣毅仁也想加深对共产党的了解，当即表示同意，见面的地点选择在盛康年岳母家。
那天，在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陈毅和荣毅仁见面了。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盛丕华、刘靖基二位大实业家。大家从企业生产、市场行情和经济状况，一直谈到个人家庭、经历和爱好。
为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不久，荣毅仁也请陈毅和潘汉年到家里吃饭。那是1950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潘汉年和夫人董慧陪同市长陈毅和夫人张茜一起聊。陈毅和潘汉年那风趣而亲切的谈话，再一次给荣毅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内心感到共产党也是很有人情味的，逐渐消除了最后一点戒备心理。
此后，因工作关系，荣毅仁与潘汉年的交往日深，彼此经常串门子，聊天谈心，建立了密切的朋友关系，成为知己。荣毅仁透过潘汉年，还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陈毅同上海产业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后，荣毅仁和大家一样，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许多工厂陆续开工。但亟待解决的大米、棉花、煤炭仍困扰着这个第一大城市。当时的荣氏企业，大多数人离开上海，申新纱厂和福新二茂新面粉厂都由荣毅仁一个人总负责，压力很大。原料紧缺，开工困难，市场萎缩，产品在上海销路有限；同时资金拮据、劳资纠纷时有发生。遇到这类问题，潘汉年总是积极地联系各方面的负责人，为荣毅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经由潘汉年的介绍，荣毅仁又结识了上海纺织局、人民银行、华东贸易部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许多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1949年底，因过年要发双薪，荣家企业有一个工厂却发不出，工人们很有意见，部分工人甚至闯进荣家。潘汉年知道后，亲自安排荣毅仁在上海大厦住下，然后请市委书记刘晓出面，让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向工人解释，经过一天一夜的协调，终于使事态平息下来，恢复了正常生产。
1950年初，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曾宴请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荣毅仁也在被邀请之列。那天，毛泽东站在大厅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招待前来的客人，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当同行的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他那宽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荣毅仁的手，毛泽东说：“荣先生，你来厂，你好啊！老先生好吗（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短短几句话，使荣毅仁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宴席摆了四五桌，荣毅仁在第二桌，与周恩来同桌。周恩来因为有事晚到，一进门，就满面春风地和大家打招呼、握手，见到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荣毅仁，周恩来诙谐地说：“喔！少壮派！”举座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周恩来给荣毅仁起的“少壮派”雅号，就广泛流传开了。
宴会上，当毛泽东特别讲到：“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这句话给荣毅仁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荣毅仁还见到了刘少奇和朱德，他们都热情地问候荣毅仁。几位共和国元勋的关心，使荣毅仁再一次领略到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
1952年，为了克服一部分干部进城后所滋长起来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习气，反对私营经济，抗拒摆脱国营经济的倾向，中共开始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紧接着在工商界展开了反“五毒”：即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了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性处理时，遇到一个问题，如果都被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荣毅仁的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把荣家划到哪类”的问题上，陈毅和前往上海检查工作的薄一波反复商量，原定为基本守法户，先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又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认为不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
1955年10月，荣毅仁进京出席全国工商联合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两次邀请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叔通、李烛尘、沈钧儒、胡子昂、荣毅仁及各民主阵营派代表共五百多人召开座谈会。
会议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前途结合在一起。荣毅仁在会上，他热情地邀请毛泽东“到上海时，请去申九视察”。
1956年1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他在参观完江南造船组研制的第一艘潜艇后，便驱车前往申新九厂（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视察。毛泽东前来上海五十多次，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厂，这就是申九。1月9日，毛泽东抵达上海后，即提出要到一些工厂去看看，市里选了几个国有工厂。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却决定视察申新九厂。申九是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创办时规模很大，职工达六千人，1949年后，申九仍是上海棉纺行业的骨干企业之一。毛泽东说，现在是公私合营高潮的时候，要到合营厂去。荣毅仁是大资本家，在全国很有影响。
陪同毛泽东视察的中央负责人有陈毅、汪东兴、罗瑞卿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等。荣毅仁在申九厂热情地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一下车，一面同荣毅仁握手。一面对他说：
“你不是要我来么，今天我来了！”
荣毅仁激动地说：“欢迎！欢迎！”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
参观时，荣毅仁走在毛泽东身边，不时向毛泽东介绍厂里生产情况，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每到一处，都看得很仔细，不时问这问那。在粗纱间，毛泽东停在一辆机车旁看女工操作。
那天，毛泽东仔细地视察了七个车间，所到之处充满掌声和欢笑声。视察结束后，毛泽东对陪同的同志谈到此行的目的，毛泽东说，苏联取得政权后，一个命令就把资本家的财产剥夺了。列宁的路线、方针，我们一定要执行，但中国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不能硬拿过来，问题是拿过来后怎么巩固，要做工作，要对职员、代理人做政治思想改造，要使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是光荣的。毛泽东还说，荣毅仁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看了工厂，可见工人是掌握政策的。
听了毛主席真诚的话，荣毅仁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干事业，来报效祖国对自己的爱。他是这么想的，后来的证明告诉我们，荣毅仁的确是诚心报国，为国家创办公司。
荣毅仁视诚信是一面不倒的旗帜，旗帜不倒，真情永驻。他要用他的真诚，回报伟人的信任。以后荣毅仁的发达证明，他的诚信，确实有了丰厚的回报，诚信待人，在荣氏家族的人看来，是事业青春永驻的制胜法宝。
6.诚心传子孙——富过三代有基础
荣氏兄弟做人最讲诚信，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他们总是以一颗诚心，对待别人，不怕别人亏待自己，就怕自己亏待别人。在他们看来，言必有信是做人的起码准则。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不讲诚信都将被人们所唾弃。在荣家，诚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品质，它们和财富一起传给荣家后人，养成诚实的习惯，是荣家后人为人处世的基础。对于荣家后人来说，诚信比财富更让他们感到富有。
荣氏家族以诚信为本发展企业，到荣智健的大儿子荣明杰这里时，在荣家经商祖辈中，已是第四代，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而作为荣家第四代世孙的荣明杰，此时已经成为中信泰富的7位执行董事之一。荣智健惟一的女儿荣明芳也登上了高端科技的前沿，仍然负责中信信息科技公司的工作。小儿子荣明棣也已经长大，开始在商界露头。
荣氏家族第四代的代表，当属荣智健的大儿子荣明杰。
荣明杰1969年生于北京，在祖父荣毅仁和祖母杨鉴清的悉心教导和呵护下，在史家胡同小学毕业后，考进北京第二中学。中学毕业后，为了拓展视野，他作出一个令父母感到震惊的决定：赴美国留学。
当时，对于荣明杰选择出国留学，他的朋友和他的父母一样感到震惊，想不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能忍受远离家乡异地求学之苦。荣明杰在美国纽约长岛霍夫斯特拉大学政治系攻读时，国内一些人认为，荣明杰出国留学是为了在国外镀金后获得绿卡，留在美国不回来了。然而，1992年，荣明杰学成返回香港，他对朋友们说：“我是中国人，留洋学知识是为了发展祖国。我的老爷爷当初创业时是缘于救国的一颗诚心。我回到香港是为了发展父辈们的公司，为祖国换钱。因为，我和父辈们一样，热爱我的祖国，我对祖国的那颗诚心，也和先辈们一样，诚心诚意。”荣明杰在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历任中国部助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地产部总经理；公司发展部总经理；国泰航空公司董事和兴澄特种钢厂董事。因为负责中国部业务，他频繁往返香港和内地，深入业务第一线，参与决策过程，还与两地一些大企业高层领导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地产部和公司发展部的领导岗位，又使得荣明杰有较多机会参加香港上层企业家的公开活动，显赫的身世和不俗的外表，吸引着众多媒体，但他显得十分低调。
地处江苏江阴的兴澄特钢以优质的弹簧、齿轮钢、轴承钢等产品占领了国内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荣明杰本来就对钢铁等大型企业兴趣极大，责任加兴趣，更令他对兴澄钢厂关爱有加。只要从香港回沪，总想去钢厂了解视察，顺便在故乡无锡家中寓所小憩。
1999年，中信泰富为了巩固和扩大内地已有投资，进一步开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在荣明杰的父亲、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的决策下，在上海组建中信泰富（中国）投资公司，荣明杰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从2000年3月起，他进入中信泰富董事局，担任执行董事。2002年中信泰富中国投资公司在上海中心地区豫园附近投资开发地产项目“老西门新苑”，荣明杰担任该项目置业公司总经理，他年富力强，对事业充满信心，一腔敬业令人钦佩不已。他把青年企业家执著的热情和专注的负责态度全部倾注在项目的建设中。像他的祖父年轻时出主茂新面粉厂一样，他坐镇工地，和项目管理班子一起研究解决问题。2004年上海的夏天，连续几周最高气温超过35°，几乎打破了近50年来的气象记录。此时正逢项目推出销售的前夜，荣明杰冒着酷暑，在工地上与员工昼夜奋战。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老西门新苑”第一期销售255套住房，仅用了4天时间。
真诚随和，是荣明杰身上独有的美德，和他交往的人，总是忘记了他的身份和显赫的家族。被他身上的真诚所打动，把他视为最可信任的好朋友。而荣明杰更是真诚。只要觉得对方脾性相投，不论身份地位，即可诚恳相待，倾心交谈。
荣明杰平时不爱说话，但他却有一套独立的见解，不爱说话却不盲从，他喜爱听音乐，更爱读书，尤其偏爱军事杂志和人物传记及地方志略等。他爱谈论各类兵器和世界尖端科技，从海洋谈到陆地，又从天空谈到宇宙，真可谓海阔天空，妙趣横生。当然，他是从关心国防建设，发展钢铁基地工业前景着眼来考虑公司今后投资的发展取向。
荣明杰不但对周围的人充满真诚，他还喜欢客观地评述各种政坛要人。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遭受恐怖袭击，酿成重大损失，美国声称要活擒祸首本？拉登。在香港的荣明杰同情美国老百姓的不幸遭遇，曾经公开指责拉登的暴力行径。美国攻打伊拉克，他赞赏萨达姆的胆识，说萨达姆让美国为攻伊而招兵买马，把联合国闹得不亦乐乎，而萨达姆却岿然不动，胸有成竹，令美国总统布什琢磨不透，以为萨氏防御固若金汤，不得不多次增加军力，弄得内外不得人心。他称赞卡斯特罗是真英雄，小小的古巴敢于在美国眼皮底下同美抗衡至今。
荣明杰心地善良，为人真诚厚道。在他心目中，人人怀有爱人之心，自己则以诚待人。他喜欢车，爱和爱车的人一起抽烟，一起谈论香车宝马。他真诚地善待朋友和下属，出差回来时，他常给朋友下属买小礼物，礼轻情义重嘛。他注重诚信，言行一致，承诺过的事，总是尽力而为，没有办成的，也会有回音。
荣氏家族第四代传人荣明杰遗传着父辈们优良的诚实基因，从小受到前辈熏陶，加上自身的实践积累，他已经做好了在商海中搏击长空的准备，并且开始在国际商场上开辟属于他的实业。
名门出虎子，相信荣氏家族的后辈们会高举他们先祖的“诚信”旗帜，向着未来的路前进，前进，再前进！最终将使荣氏家族的丰厚实业更丰厚，不但在中国商界占据第一，甚至会跻身世界上的首富之列，与世界富豪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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