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从荣德生解放后决定留在中国起，他们开始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交往。荣毅仁怀着一颗诚心，像当年他的父辈们一样报效国家。正是他对祖国的爱，赢得国家伟人的赞扬。于是，荣毅仁以自己的爱心，赢得“红色资本家”的美名，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红色资本家。”他的儿子荣智健，则成为资产居大陆第一的首富。
1.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民族的危难是责任
荣德生创业之初的灵感来自于救助苦难的旧中国。在他心里，对祖国、对民族的爱就像儿子对父亲的爱。正是他对祖国怀有这父亲般的深情，才让荣德生摒弃所有的杂念，置于别人的劝意于不顾，在荣家其他人纷纷远离海外时，惟独他留下了。让他留下的原因，除了他爱国外还有一份高于爱国心之上的责任心，那就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成就大事的人，成功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他们能顺国势。无论何时，祖国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比较起来，前者永远都是在第一位，荣德生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决定他的家族企业的。
自从荣崇敬去世后，荣家的家族企业三分，荣德生把守的这份家业蒸蒸日上。天有不测风云，因为当时处于动乱之时，国家时局不时有变动，出于种种原因，上世纪四十年代，荣家办实业的人开始迁厂海外。
当时，荣家主要是迁住香港。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荣尔仁、唐熊源、王云程、吴昆生、吴中一、陆菊森等人，几乎都是先后在香港落脚。荣尔仁转道泰国，荣鸿元远走巴西；临走前夕，他们拍卖厂矿，设置暗帐，带走了大量资金。据说仅从申一、二、五、六、七、九厂不完全的统计，逃避资金就有棉纱7336件；棉布91780尺；印花布7000匹；黄金1549两，各种外币，折合人民币1580万元。
新中国成立前荣氏企业逃资海外，虽然削弱了内地经济的力量，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但随着在海外的投资，荣氏家族的影响也扩及世界各地。因此，因为资金外流，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财务困难，整个企业陷于瘫痪状态。
1912年，荣德生陆续买下了东山、浒山，买下时这里是一片荒山，后来，经他们多年苦心经营，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江南名园。
在海园的中心建筑颂幽堂里，寂静无声。厂正中挂着一副对联：
七十二峰青未断，万百千枝芳不孤。
从此对联可以看出，主人对梅花的偏爱。梅花开于隆冬时节，其傲骨是其它花所不能相比的。喜欢梅花的人，一般也是生就一副铮铮骨头。这个偏爱梅花的主人就是荣德生。他中堂上书写着“幽风七月”，是选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涛经》，由此也可推测出“颂幽堂”之由来。
国家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荣德生再无心赏梅，他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一个人。他一会坐下，一会又伫立在窗前，远眺仍充满着肃杀寒气的山峰，眼前仿佛涌动起那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国即将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一点他是坚定不移的，但问题是，他应作出何种选择呢？此时，荣氏家族中有许多人已把资金、设备转移到海外，他们劝荣德生早走为妙，虽说离乡背井，浪迹天涯但毕竟能保命保本保事业，留在内地则前途未卜。
荣德生苦苦思索着，对于一个实业家来说，离开故土远赴他乡异国，自己的事业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在异国创办企业，为异国谋福利，这有违他最初创业的抱负，他不想这么做。
多少年来，他在创业之余，曾受过中国旧社会封建官僚的欺压，吃过外国人的苦头。盼望着黎明的到来，盼望着改天换地，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为国人谋福利，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他在荣氏家族“一片离沪声”中，决定留下。他对家人和职工说：“我非但决不离沪，而且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但是，因为他一心扑在经商上，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犹豫再三，他决定秘密派人到苏北共区去探个虚实。此次派去的私人代表是申新总管理处无锡地区的协理钱仲汉。他已去了几天，却一直没有音讯，荣德生迫不及待地等他回来。
这天，荣德生坐在颂幽堂前想心事时，木门被人推开，来人悄悄对他说了几句，荣德生忙说：“赶快请他进来。”
进来的正是钱仲汉，荣德生没等他坐下，就问道：“钱先生，那边情况怎么样？你走后，我天天为你担心啊！”
钱仲汉微笑着慢慢地说：“那边要我向你转达，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要你务必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接着钱仲汉把在解放区看到的社会安定、军民融洽和管文蔚向他阐述共产党对工商业的政策，以及表示对荣德生的敬意，做了详尽介绍。
荣德生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这些事情，曾经是他梦寐以求的啊，中国解放了，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啦，荣德生怀着兴奋的心情，高兴地说：“好！好！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钱仲汉走后，他立即把儿孙和企业领导人全召集起来，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他自己的决定：“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新中国成立后，处在建设时期，我们要以微薄的力量给予大力支持，添不了大的，尚能添一砖一瓦。国家有求，我们必应。”众人听了他的话，觉得言之有理，纷纷响应。
1948年底，迁厂风声更盛。申新三厂的经理唐能源私自拆下机器、纱锭，准备运往台北，当时在上海的荣德生闻讯后，火速赶回无锡，不顾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站在河边码头上，坚决地制止了外迁。同时，他要求将申一、二、五各厂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各地的物资，一律运回上海。他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1949年4月23日，无锡人心浮动谣言蜂起，荣德生为稳住民心，他坐着自己的包车，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子，人们看到像荣德生这样的巨富都未走，而且神情镇定，那些恐慌不安的工商界人士，无形中受到了感染，稳下了心。
1949年后，在政府的扶助下，荣氏企业迅速复苏发展。荣德生上书毛泽东，陈述企业概况，共产党也十分信任支持这位壮志满怀的老企业家，委以重任，他不但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被任命为华东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
1952年5月，荣德生忽然身患紫斑症，经多方医治无效，病势垂危之际，他口授遗书，由七儿的仁手录，并嘱咐在海外的亲侄尽速回国，报效祖国。7月29日，荣德生先生逝世于无锡寓所，享年七十八岁。
荣德生的葬礼十分隆重，苏南人民行政公署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于8月11日在无锡人民会堂举行公祭。苏南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在悼词中，对荣德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荣德生的一生，是为开发民族工商业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和困难搏斗的精神，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民族工商业家……。”’这一番话是对荣德生一生最为贴切的陈述。
荣德生的遗体被安葬在舜柯山麓，这里树木葱绿，景色秀丽，南面太湖，旁倚荣巷，叶落归根，在生命终结后，他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里。
荣德生坚决留下来的原因，就是他对祖国炽热的情怀，他初创业时，是为了救国的理想。因此，当祖国需要他时，他毫不犹豫地留下。正如他生前所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荣德生对祖国，尽到了应尽的责任，荣德生没有想到，他去世后，他的家族企业会成为驰名中外的首富。家族的雄厚事业，和他当初顺大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荣德生的明智抉择是很正确的。
2.为国创业，赢得“红色资本家”的美名
荣毅仁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并毫不犹豫地把荣氏企业与国家合营，能做出这种决策的人，也只有荣家人能做到。
荣家的祖传美德不仅表现在孝敬老人和善待朋友上，而且还表现在对祖国的忠心报效。对于像荣氏家族这样成功的家族来说，他们奋斗的目的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金钱了，他们是在追寻一个梦想。这种梦想产生的力量来源于他们深爱国家的决心上。
作为荣氏后代，荣毅仁处处为国家着想，1950年，国家经济困难发行公债，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到交钱的时候，他却交不出来那么多，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一句话，道出了荣毅仁对国家的深情，为了让国家能多点钱，他宁愿自己负责。当陈毅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后，陈云来到上海，充分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后，回去就撒掉了上海的认购公债数额。这件事一方面说明荣毅仁处处想着祖国，一方面足以说明荣毅仁在当时工商界的积极影响力。
1949年前后，荣家企业面临着重重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1953年5月，在政府帮助下，荣毅仁将上海申新各厂重新组合，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并主动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他的申新系统棉纺行业实行统购统销，荣家企业开始迈上新的发展道路。
1954年4月在中共中央批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有步骤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营的意见”。不久，荣毅仁在上海率先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将他的申新系统的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此后，武汉、无锡等地的荣家各厂也都施行。
1953年12月，申新所属的广州二厂厂长荣均泰征得荣毅仁同意后，首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1954年6月1日，被正式批准公私合营，同时退出申新总管理处。
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第八十次会议，决定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二厂的合营手续，申三厂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4年4月2日，上海申新系统举行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发展。他又说，要召集股东开会讨论，自愿的程度不断提高，争取申新早日合营。4月14日申新八十六户股东开会，会议中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代表申新分别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提出合营申请。6月15日华东纺织管理局派鲍复带领工作组进驻申新。8月11日，市营工厂公私合营。8月13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了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厂大会。
经过改造后的申新集团的总经理是荣毅仁。副总经理是鲍复、吴中一、汪君良、吴士槐。
副厂长有：
申一：许泉福、荣宝桩、詹荣培、胡学训
申二：王崇基、蒋兰言、陆应祺、寿秉义
申五：孙杰、施之仁、郑昌延、韦特孚
申六：秦德方、何秀凤、庞书祥、过锋先
申九：吴中一、杨锐、归素贞、张贡、潘襄德、荣韧初、张国梁、何增福
中华：蔡惠
鸿丰：戴逢吉、肖保忠、钱皆安
陕西宝鸡的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全国的荣氏企业中是最早的。1951年3日，李国伟在上海召集汉、渝、陕等经理会议。陕西厂经理瞿冠英、龚一鸥请求将宝鸡申新厂合营一事列为议程。李国伟说：“让宝鸡厂合营，以摆脱我们整体的包袱，将我们无法克服的困难由政府力量解决。”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同意宝鸡申新各厂与政府合营。并将此决定报告上海申新总公司荣毅仁和住在无锡的董事长荣德生。荣德生致函李国伟：“一切同意，务须努力前进，以期公私两利，增加生产。”
得到总公司同意后，宝鸡厂经理瞿冠英等人便积极运作，多次到陕西省工业厅表示合并的决心和请求。经过反复协商，10月31日，中央财委回电陕西省委并西北财委：“资于自愿合营，我们又有准备，本委考虑同意。合营后的扩建计划应与中央计划密切结合，以免盲目生产。”10月5日，在西安举行公私合营协议签字仪式。
宝鸡厂公私合营的成功，对武汉厂的公私合营有很大的影响。李国伟说：宝鸡纺织、面粉、造纸、机械厂及天水面粉厂获得陕西省工业厂的合作，而改组为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合营实现后，在短短的时间中，空前提高了生产量，扩大了生产设备。这一个新的事实坚定了我们对于公私合营的信心。而经过1952年“五反”运动的教育，以及一连串的爱国运动，结合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前途，对于汉口厂我们更感觉到有争取进一步的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而走上公私合营的必要。
1953年9月，李国伟提出了“申请公私合营计划书”，10月15口，武汉市财经委员会批准了申四、福五汉口厂的合营申请。1954年2月1日申四汉口厂更名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纱厂”；3月1日福五汉口厂更名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面粉厂”。4月9，日，公私双方代表在武汉市政协会议室举行公私合营签字仪式，新华社为两厂实现公私合营在（长江日报）上发了专讯。两厂所有的职工都很高兴，纷纷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实行公私合营。
合营后的荣家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对资本家的股金实行支付定息，原来荣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并对企业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造和改革，使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如合营后的上海福新面粉厂，于1956年底与阜丰等面粉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淘汰了许多陈旧设备，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管理费用也大幅度减少，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
荣毅仁的弟弟荣鸿仁，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说：“我另外两个哥哥、堂兄等，他们为了想保牢自己的财产，在1949年前到国外去，一个哥哥办的纱厂已宣告破产，一个堂兄在美国遭到流氓无故殴打，其他大都处在窘境之中。试想要托庇于帝国主义之下，会不遭受他们的欺压吗？过去的中国，没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荣氏企业是1949年后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革，无疑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视察了申新九厂并热情赞扬了合营后的申新九厂，荣毅仁受到极大鼓舞。他和主持上海工商联的几位实业家，现身说法，宣传政策，成为推动改革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有4000人参加了这次盛会，盛丕华主委和荣毅仁副主委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呈递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1956年底，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中，荣毅仁等工商业者起了带头宣传作用，自然是上海顺利完成改造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世人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美誉。
荣毅仁不愧是荣德生的儿子，他像其父一样，对祖国充满深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能把家族企业与国家合营，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毕定，企业是父辈们创下的实业，献给国家，不等于把财富充公了吗？但荣毅仁做到了，而且，在合营以后，他更是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拿最少的报酬，付出的都是数倍的精力。“红色资本家”的美名，惟有他统领下的荣氏家族企业才配拥有其美名，也只有这样的家族企业才能富过三代，甚至富过四代。
3.执著创业，报效祖国
荣毅仁是一个实干家，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作为一个爱国的企业家，他一边为国经商，一边在政坛上发挥他的领导才能，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爱。可以说，荣毅仁既是成功商人又是杰出的爱国官员。
真正的爱国，是真心真意，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强烈共鸣，这种爱是一种摈弃了其他任何目的纯粹信赖的爱国感情，这种爱国热情，对荣氏家族来说，是他们的巨大财富，是生活给予他们不朽力量与最大的欢乐，荣氏家族的代代爱国堪称是中国之最。
荣毅仁既是成功的企业家，又是清廉的政府官员，多年来，他身兼双职，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令人鼓舞的迹象，荣毅仁全心的投入两岸关系的事业。他以全国工商界首脑的身份，频频呼唤两岸工商界同仁尽快坐到一起来，增进互相了解，开展经贸合作。
1988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前荣毅仁指示专门致函台湾工商协进会、商业总会，对此荣毅仁表现得很有风度，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到此事，荣毅仁回答说，这在两岸目前的关系条件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北京风波之后，由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亚洲卫星公司欲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一颗卫星的许可证被搁置。荣毅仁获知此事后，亲自向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写信，又四处活动，请出了一批美国知名人士为之说情，最后，亚洲卫星公司如愿以偿。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会的强烈反对，批准了这笔交易，1990年，亚洲卫星一号按时升空。
1989年10月，当西方世界加紧对中国制裁之时，北京引人注目地接待了一批来自西方的贵客，美国前国务卿海格、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沙利文、英国太古集团公司董事长施雅迪、德国西马克公司董事长魏斯和荷兰飞利浦公司监事会主席戴克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要人，参加了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公司举办的“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客人们受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的接见，此事在全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研讨会坦诚相见。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私下交谈，外国朋友毫不隐讳地对继续来华投资和进行经济技术交流，提出了许多疑虑。
针对外国朋友提出的这些疑虑，中国高层决策者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分别会见了出席研讨会的各位代表，坦率地面对面向他们交了底：
“中国的大门是向世界各国开放的，中国不会自己把大门关上。”
“中国对外合作从来是互惠互利的。”
“双方都不做一锤子买卖，现在就是投资的最好时机。”
“第一是理解，第二是信任，第三是有长期考虑，第四不要怕外国人得利比我们多。我们经常向干部这样说。”
中国领导人和外国朋友坦诚相见，互相增进理解和信任。这中间，荣毅仁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巧妙地以组织一个国际研讨会的形式，冲淡了国际制裁的气氛，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继续展开经济往来打开了一个大门。
1985年6月，在纽约一所豪华公寓私邸，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首次设宴招待荣毅仁董事长，出席作陪的还有几位美国政界和财界知名人士。宴会后，荣毅仁就中国经济形势、对外开放政策发表了讲话，接着回答主人和宾客的提问，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尽兴而止。从此以后，荣毅仁每次到纽约，只要博士在城里，就请荣毅仁到家里做客，还都要请几位知名人士相陪座谈。
1986年，基辛格应我国外交部邀请访问中国，荣毅仁请他到寓所吃饭，大家欢叙畅谈，博士对“荣家菜”赞不绝口。后来他向许多人介绍说，荣毅仁家是他十多次访华中惟一到过的中国人的家，吃到的是最鲜美可口、令人难忘的饭菜。从此，基辛格也几乎成了荣家的常客。每次来京，都要到荣做客的基辛格同时还带上几位美国企业界的朋友。两人简直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基辛格从1970年以来，热心发展美中友好关系，促进两国经济合作，世人是有口皆碑的。他同荣毅仁多次长谈，商议如何帮助中信公司引进外资，如何共同合作开发项目。通过接触，基辛格对荣毅仁的为人和才能极为佩服。他曾说，他对荣毅仁之所以敬仰和信任，是因为荣毅仁是一位“既了解东方（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指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这样的全能型人才不可多得。一次，在谈到前苏联的改革时，基辛格说：“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加拿大鲍尔公司董事长德马雷先生是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家，精明强干，干脆利落。1985年，荣毅仁率团到加拿大访问，其间拜会了德马雷先生。荣毅仁对德马雷先生说：“我在中国办企业，有利可图。你到中国来投资，也要让你赚钱，才能搞好合作。”德马雷听后：哈哈大笑，连声说荣毅仁讲话痛快，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在以后的交往中，德马雷对荣毅仁十分敬重。一次，荣毅仁在美国纽约访问，德马雷特意从加拿大坐专机来看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又坐专机返回。又有一次，荣毅仁在华盛顿访问；德马雷派专机接他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再一起坐专机到德马雷在加拿大北部的山庄别墅叙谈。中信公司和鲍尔公司的纸浆厂项目合作得非常成功，这和荣毅仁的魅力以及他和德马雷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
荣毅仁善于从小处着手，不放过任何契机，以感情为基础，发展和增进海外人士的友谊，从而为公司和国家赢得了大批朋友。他身边有个小本子，上面记了好多外国朋友的生日。几年来，德国西门子董事长卡斯先生每逢生日，都会收到荣毅仁的贺电或礼物。荣毅仁还嘱咐公司驻日本代表处，在几位日本老一辈企业家生日时，以他的名义送花篮祝贺。1988年5月，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为美国大通银年国际咨询委员会举行欢迎宴会，觥筹交错之间，伴奏的军乐团突然秦起了欢乐的“生日快乐”曲，一盒特制的生日蛋糕送到了咨询委员会成员、巴西大企业家维拉雷斯先生面前，荣毅仁等端着酒杯到他面前热烈祝贺。维拉雷斯意外地、激动地说：“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的生日，一辈子不会忘怀！”
1985年夏天，荣毅仁在广州镇海楼前见到了19世纪我国用来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大炮，他忙用自己的照相机摄影下来。第二年访问德国，在同克鲁伯公司董事长会谈时，荣毅仁把这些照片送给了对方。原来，这几门大炮是当年克鲁伯公司制造，卖给满清政府的。在场的公司负责人异常兴奋，都说要把照片放到他们公司的历史陈列馆里，以示纪念。1988年，荣毅仁在广东南海家具木雕厂自费定做了一只雕有龙头的红木躺椅，万里迢迢送给了美国前内地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如今，这张躺椅被洛克菲勒放在纽约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他自己的办公室内，既能实用，又成中美企业友谊的一个象征。
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日本企业界巨星、已故东急集团首脑五岛升先生自与荣毅仁相识以来，便视荣老板为挚友。在他的遗作（我的履历）书中，对荣毅仁和中信公司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太平洋问题上，不能错过中国。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以力量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能力超群，是开放政策的实践者。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就认定此人不同凡响，心中很是敬仰……有时日本经济界人士问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我就告诉他们：与日本的东京一样。”
日本的许多企业家把荣毅仁看成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代表人物之一。1989年北京风流后，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驻足观望，而日本许多企业家依然钟情中国。日本法制学会会长泽野裕治对中信公司的青年职员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就不会改变。你们在荣毅仁先生的领导下工作应该感到自豪。世界第二大银行、日本富士银行最高顾问九十五岁高龄的岩佐凯实老先生，专门嘱咐来华访问的日本新闻界朋友务必代他拜会荣毅仁先生，亲眼看一看荣先生有没有变动。荣毅仁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请朋友们放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我的工作也不会变。”荣毅仁掷地有声的回答，让许多，仍在观望的海外人士吃了一颗定心丸。
1986年底，曾有一件事轰动了中国经济界。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财富）半月刊公布了该刊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五十名企业家的名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
历史不会忘记这一页，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40年来，中国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行列的第一人。荣毅仁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他也是属于世界的。
1992年5月26日至6月2日，荣毅仁率中国经济贸易团对英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伦敦英中贸易四十八家集团对华投资专题研讨会上，荣毅仁对英国企业界人士发表演讲，荣毅仁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还为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十三年来，中国使用了近800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其中包括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提供的各种信贷。他指出，由于中国致力于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有兴趣来华投资。目前对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机构构成，已由开放初期的服务型向生产型转化，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高科技方向转化。
访问期间，荣毅仁还就邓小平的南行讲话、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中英经济合作前景、香港问题等，与英国企业界人士交流看法。同时，荣毅仁还先后会见了工商界人士250十多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投资政策，一再欢迎他们到中国来投资设厂。可以说，荣毅仁对发展中英经济和贸易合作起了桥梁作用。
“我就是要成为世界知名的企业家！”事后，荣毅仁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和期待地说。
荣毅仁在创业之余，也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充满人情味的外交，让他得到了世界各国不同阶层的朋友的友谊，他希望这些朋友来中国投资，从而更深地了解中国，在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让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富强起来。荣毅仁的边外交边企业，在祖国赢来了很多朋友的同时，也为祖国创造了巨额财富，对于这位企业家来说，他的成功的动力凭借的是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他是用全部的爱来报效国家的。
4.追求财富，利国利民
在荣毅仁的身上，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对待朋友，对待员工充满亲和力，他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爱他们。荣毅仁利用他的经商才智挣来巨资，而把赚到的财富交给国家。难怪有人说：“今后若干年内他将在广泛的范围内起影响作用。”
几十年来，荣毅仁作为一个官员和实业家，由他负责经营的国有公司，为国家创下了巨额财富，他的公司扩大后，不断地招聘工作，解决了一大批下岗的工作的生计问题。
荣毅仁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说过，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总要跟具体的人打交道，就需要建立相互了解，增进彼此友谊，坦诚相待，重信誉，守合同。1987年，美国“良知基金会”鉴于荣毅仁对中国对外开放事业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杰出贡献，特授予他“良知奖”。在颁奖仪式上，荣毅仁直抒胸臆，大力倡导在经济活动中应奉行“生意不成情谊在”的企业家风范，赢得了与会数百位各界人士的热烈赞赏。
公司成立前，荣毅仁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跟随他的工人和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尊称他荣副主席。这称呼既长又带点官气。1983年荣毅仁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称呼比旧称呼还多一个字，称呼起来更麻烦。这时候公司已经成立，荣毅仁由国务院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于是称呼更多了。有称荣副委员长的，有称董事长的，有称荣总经理的，也有称荣副主席的，还有纺织部老同事称荣部长的，有称荣老的，什么都有。中央领导有的则称他荣老板，公司职员有的也背后称他荣老板，可当面不好意思叫。
有一天，在向阳一所大饭堂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荣毅仁讲话，谈到公司不要有官气，大家要平等。联系到称呼，他说：“请大家以后不要叫我什么荣副委员长，叫老荣。”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笑过后大家说：“那就叫荣老板吧！”荣毅仁听了“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与其你们背后称，还不如当面叫呢！”从那以后，大家不仅背后称“老板”，当面也照样叫“老板”，既体现了尊敬，又感到亲切。
在企业内部管理上，荣毅仁继承父辈谨言慎行的作风，在公司贯彻“民主集中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做“先民主，后集中”。凡事决定以前，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酝酿、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允许提出不同看法或反对意见，只要有道理，即可畅所欲言。但是，一旦一项议案形成决议后，就要求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违背。这种做法用孔老夫子的话说，就是“宽而猛”，既民主又严厉，但作为一个经常要参加国际激烈竞争的大企业，它是必备的素质之一。
荣毅仁要求中信同仁以信誉确立企业的外部形象，但信誉并不是爱面子。不拂人意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大忌，针对这个问题，荣毅仁告诫部下：“就是要讲真话。有来有往，能做到的就做，不能做到也直说，人家只要听去有道理，电会理解的。”信誉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中信员工以此原则展开业务，不仅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公司也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
1949年以前，荣氏兄弟创业时期，除了依靠艰苦的奋斗，励精图治外，其成功的诀窍还在于首先开创了中国工商业信息收集的先河。为打开产品销路，荣氏兄弟总是多方搜集有关面粉生产的各种杂志、报纸，从不惜重金，只要有价值，可利用，悉数买下，从中发掘企业经营的新方法、新路子。父亲荣德生的风范毫无疑问地延续到了荣毅仁身上，只是他比父亲一代有了更优越的条件。
荣毅仁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就是他那把自动仰俯、升降座椅背后的大荧幕电子显示器，荧幕上各种数据、信息变化不停，令人目不暇接。每天荣毅仁一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了解全公司的运营情况和国内外市场行情，短短数分钟，要闻、重点已了然于胸，然后才阅卷批文，处理各项事务。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的商场亦如战场一般，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既需要对自己的企业了如指掌，更要注意国内外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荣毅仁能把信息显示系统装在自己的“后脑勺”，足见他作为一名世界知名企业家的精明之处和永远追求高效率工作作风。
荣毅仁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多有关“新技术革命”、“改革开放”等，方面的书籍，以供日常翻阅，单位年事已高的企业家总是在不断地充实着自己。
在工作上，荣毅仁继承了刻苦耐劳的荣氏家风，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有时还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对他来说，工作是一种乐趣，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占去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作为中信的首脑，他就是全公司的表率。
荣毅仁的气度和风采，常为中西方人士称道。这位生长在江南，却一副高大身材的“大老板”，总是西装革履，雍容大度，在任何时候都从容不迫，当他阐述艰深的难题时，总是操一口吴侬软语，娓娓道来，倾倒四座，他每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总能吸引不少中外记者参加。
生活中，工作占去了荣毅仁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影响了他一些特殊爱好的发挥。搞了60年的业余摄影，却不得不把一大堆名牌相机束之高阁。“文革”在家时以“养花”为乐趣，小过亦是在聊以自慰，颇似于晋陶渊明虽口吟“采菊东篱下”的诗句，心中却藏有“猛志固常在”之愿。再度出山后的荣毅仁，繁忙的工作已无暇顾及昔日的爱好。
看电视是荣毅仁惟一的嗜好，但他看电视也只是看看体育运动录影带，尤其是足球，比赛转播。在足球中他又尤爱女子足球。有一次与人交谈，言及中国女子足球队，他竟一口气说出中国队几位名将的名字和号码。但看终归看，这位身材高大，天生一副运动员体形的老者，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与他无关。
荣毅仁笑比较乐观，也许正是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使他具有了坚强的免疫力，经历了一次次生活的磨难；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仍能笑着度过每一天。
荣毅仁这曾经对自己的一生做过，他说，就我的家族来讲，在1949年前也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1900年开始办厂创业。到1949年，50年艰苦奋斗，认真经营，搞了20多个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我从1979年担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以来，九年来，共投资、合资搞了209个企业，为什么过去50年艰苦奋斗只搞了20多个企业？而现在9年不到，却发展了200多个企业。当然，这其中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抚今追昔，回顾“中信”发展10余年来取得的业绩，人们不禁会想起当年美国“财富”杂志在评选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时对他的评价：
“他是振兴工业强有力的人物。”
“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今后若干年内他将在广泛的范围内起影响作用。”
这一评价，对荣毅仁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
荣毅仁统领下的“中信”，确实为国家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对他来说，财富还远远不够，因为祖国还没有他所想像的那样，人人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把追求财富当作自己工作中奋斗的目标，财富增多，因家的老百姓的日子才能一天天好起来。有了这个目标，才使得他无论在商界，还是在官界，都有很好的名声。他的成功告诉世人，他之所以能获得双重的收获，是因为他心中有爱，他爱祖国，爱民族，爱人们，因为这些爱，才让他把任何事情都做得非常到位，因为这种爱，才让他的家族企业威名远扬。
5.明智的选择，为国做出光辉的成就
荣家在国家需要时，留在国内，他们的明智抉择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对于荣毅仁为国家做的贡献，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荣毅仁用他质朴的爱心，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厚爱。如今，这位纵横商场几十载，驰骋官场几十载的“红色资本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将和他的业绩一起，永远载入史册。印在人们心中。
荣毅仁说：“我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我愿意毕生为中国家尽全工作。”荣毅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解放后，他毫不犹豫地献厂，兢兢业业地工作，文革时，令家人受到迫害，他仍是铁定了心跟着党走。改革开始后，他摩拳擦掌，发誓要用其一生的能力，为国家创造财富。
荣毅仁的爱国心，赢得人们的赞扬，也赢得党中央领导人的交口称赞。1980年夏，经荣毅仁相约，叶帅为国际大厦的奠基用楷书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0个大字。那时他已很少给人题字，但荣毅仁统领的中信要建北京第一座主要供外商使用的写字楼，叶帅仍挥毫支持。
创业是艰难的，不仅难在社会主义国际信托投资在我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更难在它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按市场法则办事（尽管当时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两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撞击和矛盾。有好多次，荣毅仁因碰到较大难题而向邓小平同志写信，每次邓小平同志总是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放绿灯。
“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984年10月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同志又亲笔题字鼓励。
为纪念公司成立5周年，中信公司曾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10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参加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讲了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任务。邓小平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1989年中信成立10周年时，公司处境有点困难。王震亲自为（中信十年）纪念册的出版写了序言，肯定了中信10年对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王老可为中信撑了腰。回想起来，中信之所以能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敢于在国外发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业务，搞房地产商品化，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我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等方面敢为人先，“吃第一只螃蟹”，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巨大支持，是不能想象的。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中信和别人一起买了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是“6？4”后很振奋人心的事，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邓小平同志还说过：“他们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内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杨尚昆同志也曾明确说过：“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多么铿锵有力！”
荣毅仁不负中央领导的期望，扬自己熟悉商品经济之长，以非凡的才干和胆识，把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中信，发展成近3万人、总资产达507亿元的大企业集团。十年的时间，他把一颗弱不禁风的小苗变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荣毅仁领导的中信为我国树立了最好的对外开放形象。1989年“6？4”北京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一些国外人士担心我国的政策是否会变。有些日本头面人物就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信公司仍在运转，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就不会变。新加坡一家报纸甚至在荣毅仁已担任国家副主席后，仍称他为“CITIC先生”（CITlC是中信公司的英文缩写）。
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是党和国家对他的高度信任。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发挥他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和作用，委以重任。江泽民总书记也是荣毅仁的老朋友，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时就在一起共过事。当时江泽民是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荣毅仁是顾问。他们都先后在上海工作过，彼此熟悉，很谈得拢。李鹏总理对荣毅仁也是了解的，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过去学的是电，干的是电，李鹏是智健的老上级。这次江泽民等部分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国家副主席人选方案中就有荣毅仁，邓小平同志也很赞成，在民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大家的意见也一致，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从一个民族资本家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副主席，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呀！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副主席，两者的转变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奇迹却在荣毅仁这里出现了。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典范，极好地表明我们党与党外人士始终是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
当然，奇迹也表明，荣毅仁不光有强烈的爱国心、报国志，而且思想、信仰也在起变化。他跟定共产党一跟就是40多年，在上世纪50年代还是“少壮派”的资本家时，就爱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凡接触过荣毅仁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堂堂正正，严以律己，原则性很强，人品又好，作风正派。
荣毅仁对中央领导总是满怀敬仰之情，他说：“在与党中央三代领导人长期接触中，我深感他们都是出于公心，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思想深，视野广，这是我始终要学习的。”他又说：“领导人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是自封的，而是深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扎根于群众之中。”
在荣府典雅的客厅里，高悬着邓小平于1988年亲笔书写的“戒欺室”匾额，棕底绿字，十分醒目。“戒欺室”是荣父荣德生生前在书房里挂的匾额，“戒欺”是他老人家的一个信条，认为做生意的人应该以戒欺为本。后来这块匾被毁坏了，荣毅仁特地又请邓小平同志题写了这3个字，重做了一块。
提起荣毅仁，邓小平同志常有句“口头禅”：“荣老板嘛厂话不多。”虽然只这么一句话，但却满含赞许、欣赏之情。
“戒欺室”匾额之下，是一幅名画家陆俨少画的山水画，巍巍青山，披着落日的霞光，显得分外刚毅、雄伟、俊俏。1978年叶帅在这幅画上亲笔为之题写了自己的诗句：“满目青山夕照明”。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荣毅仁真诚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止是领导与被领导、公事公办的关系，而是推心置腹的知己，生活上也亲密无间。连荣毅仁现在的寓所，也是当年在叶帅、王震亲自关怀下安排的。杨尚昆同志至今仍在留意给荣毅仁“房子”呢，考虑到他的国内外客人、亲戚多，现在的寓所小了点，杨老就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真可谓关怀备至。
1986年荣氏200多海外亲属回国团聚观光时受到邓小平同志那次亲如家人的会见。邓小平同志对他兄长荣尔仁说：“你今年78岁。比我小4岁。”荣尔仁说：“可你的精神好得很。”邓小平说：“你的精神也不错嘛’。”在洋溢着大团圆的欢乐气氛中，邓小平同志说：“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邓小平同志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暖着荣毅仁及其荣氏每一个海外游子之心。
2005年10月26日，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党和人民的好儿子荣毅仁，因病在北京逝世。荣毅仁的离去，令全国人民悲恸不已，举国上下，无不为荣毅仁的逝世感到惋惜。在荣毅仁的追悼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吊唁者，挤满了荣家院落，人们不远万里，都来凭吊中国工商界的领军人物荣毅仁，送给他的挽词中，从“敬爱的荣毅仁先生”，到“敬爱的朱爷爷”等等各有不同。
半个世纪的风云，半个世纪的深情，荣毅仁的命运和党、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可以说就没有今天的荣毅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荣毅仁顺应历史潮流前进，一直按毛主席40多年前在颐年堂讲的话去做，党和人民也就没有忘记他，始终信任他。
荣毅仁是党和国家忠心的赤子，人们将会永远地怀念他。他和他的家族为中国作的贡献，将会永远载入中国史册。历史会见证这个赤子的一腔爱国深情，荣毅仁及其家族为中国人民做的贡献，会一代代地传下去的。
6.低调人生，高尚追求
中泰投资环保工程，既为美化环境、幸福千万人做出贡献，赢得公众的交口称赞和支持，又可从中获利，一举两得。
每个人的爱国爱民不是表现在口号上，而是付诸于行动，爱祖国，爱人民，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由情产生的。在和国家一起成长的历程中，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由此形成了难割难舍的情感纽带。在我们的信念观点和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到处都有祖国和同胞的影子这才是伟大的爱。
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的后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对祖国充满感情，创业以后，他时时不忘拿出资金报效国家和人民。但他都显得很低调，在媒体面前很少露面。正是他低调的人生造就了他丰富的涵养，他高尚的追求。
荣智健积极参与香港的基本设施建设，项目有桥梁、隧道、电力、航空、电讯等方面，其中隧道项目是他兴趣颇高的项目之一。
荣智健从商业的眼光来看，地产物业是一座金矿，政府的高价政策以及供求紧张关系，支撑起高涨的楼市，只要远见卓识，操作得法，完全可以赚得个盘满钵满。
香港是一个很发达的沿海城市，市区高楼鳞次栉比，郊野铺青叠翠，维多利亚湾穿越港九，海水为城市增添了无限生机。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激增、郊区城市化、经济活动频繁、环保意识薄弱，世界上很多地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但香港这座青山绿水环抱的城市，市区内很少见到四处堆积的垃圾，几乎没有恶臭扑鼻的情景发生。并不是香港没有环境污染，而是由于香港市民、政府以及环保部门非常注意环境保护，是他们不懈努力的结果。
香港很早就注重环境保护，1959年，香港第一个关于外境保护的条例《保护空气清洁条例》开始实施。以后，各种有关环保的条例先后出。1986年，香港环境保护署成立，掌管所有防治和管制环境污染的工作。
环保事业花费巨大，据环保专家估计，香港每处理一吨都市垃圾，政府需要支付800多港元，其中还不包括楼宇清洁工的工资、政府建造垃圾收集站的土地开支和建设费用等。1999年，全港各垃圾堆填区共处置了660多万吨垃圾，虽然回收垃圾废物可补偿一部分费用，但实际支出还是惊人的，近年来，特区政府每年要花费约26亿港元用于处理城市垃圾。尽管如此，香港政府仍不遗余力，加大工作力度，决心将香港建成清洁、卫生的家园城市。
香港现在共有7个废物转运站和3个策略性堆填区。废物转运站的任务是将四处运来的垃圾废物用强有力的机械高度压缩，装进密封货柜箱中，转运到堆填区。堆填区的任务是掩埋运来的垃圾。
正是由于形成了完善的运行机制和严格的管理体系，香港的环保事业蒸蒸日上，成效显著。
1993年1月，荣智健的中信泰富投资收购衡和化学废料处理有限公司（化学废料处理厂）20%的股份，该厂位于青衣岛，从1990年动工兴建，1993年完工，是目前香港惟一的化学废料处理厂，全港需要化学处理的垃圾废物都集中在此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处理设施，设备先进，能够处理任何种类的化学废料。工厂操作内容包括：将有机废料送到焚化炉，高温火化；净化被污染的废水；从废料副产品中回收金属和其它已被蚀刻的物质；稳定化油泥等。该厂管理科学，生产效率极高，处理能力巨大。1998年处理废料74269吨，其中22440吨经处理出售；1999年，它处理了超过62000吨的废料。为香港的环保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香港现在使用的堆填区共有3个，始建于90年代初、中期，分布在新界西、新界东北和新界东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屯门稔湾的新界西堆填区，占地106公顷可以承受6100万公顷的垃圾废物，位于将军澳地区的新界东南堆填区和打鼓岭附近的新界东北堆填区，吞吐固体废物的总量分别为3900万吨和3500万吨。
1993年，中信泰富投得新界东南堆填区项目（翠谷工程有限公司）30%的股权，整个合同包括兴建（1993—1994年），操作和持续建设工作（1994—2007年）以及复修护理（2007—2037年）。新界东南堆填区面积100公顷，能吸纳任何种类的都市、建设及化学废料。拥有包括组合垫层系统、渗滤污水收集系统、堆填沼气复收及电脑辅助环境监察系统等在内的独特设施。1998年共处理280万吨废料，即每日7842吨；1999年处理量超过300万吨。
投资环保工程，既为美化环境、幸福千万人做出贡献，赢得公众的交口称赞和支持，又可从中获利，一举两得。荣智健乐此不疲，兴趣盎然，继续加大投资。
1995年12月，中信泰富把目光转向了南华废物转运有限公司（西九龙废物转运站）。该站地处西九龙堆填区，临近昂船洲。其功能是将收集的废物压缩后，放置于货柜里，通过海路运往新界西堆填区。它的设计处理量是每日2500吨，计划1996年兴建，1997年中开始运营，中信泰富持有该项目30%的股份，取得了15年（1997—2012年）的经营权。
1996年，中信泰富占50%的财团获得为期十七年的合约，兴建（1996—1998年）和经营（1998—2013年）位于北大屿山小蚝湾的废物转运站。该站主要为香港国际机场、愉景湾及具它临近地区提供废物转运服务，设计日处理量为1200吨。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于98年底开始运作。
1998年，中信泰富又与衡泰惠民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五年（1998—2003年）的服务合同，主要负责收集、分类、处理、压缩及运送新国际机场的废料到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集团拥有该公司30%的股份。
看到集团的环保业务越做越大，尽管其对集团赢利贡献不大，1998年获利4200万元，占总盈利1%，荣智健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说：“恰当的人才是一家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香港是否能继续保持繁荣，关键是能不能选择好合适的人才去管理香港。”“环境对我们至关重要，没有好的环境，生活都难受，那能精神饱满地干事业。而且环境保护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把环境搞糟了，不但我们遭殃，后代也跟着受苦。”
荣智健这种观念，许多港人逐渐意识到了。1999年10月16日，香港特首董建华发表的施政报告以《培育优秀人才建设美好家园》为题，提出在未来10年动用300亿元进行各项环保工作、提早在20年内完成需优先重建的计划，以及透过输入各行各业的内地专业人才等，要把香港建设成为亚洲的纽约和伦敦。
荣智健在选择中信泰富的业务方向时，多次在公司中期、年度业绩报告中强调，基本建设是集团的发展中心。当然，它也是公司盈利的主要贡献者，如1996年基建的溢利占总盈利的60%多；1999年上半年占八成。中信泰富的基本建设项目有桥梁、隧道、电力、航空、电讯等方面，荣智健积极参与香港是基本设施建设，其中隧道项目是他兴趣颇高的项目之一。
香港地狭人稠，地势崎岖，车辆众多，是世界上交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为了解决交通拥挤问题，香港政府除了在地面上修建道路外，还往地下发展，兴修海底隧道。
最早兴建的海底隧道是“香港隧道”，它是在维多利亚港中部水下开凿的公路隧道，连接港岛铜锣湾与九龙红磡，于1972年建成通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条海底隧道。全长1.8公里，双管4车道，1996年通过车辆4526万辆次，日平均通过12.4万辆次，是香港最繁忙的隧道之一。
80年代中期，港府决定建立在维多利亚港东部水下开凿第二条海底隧道——东区海底隧道，1985年动工，1989年9月21日正式通车。它是香港第一条公路、铁路两用海底隧道。南起港岛区鰂鱼涌，北至九龙区观塘蓝田茶果岭，隧道全长2.2公里，是双向共四车道的行车隧道，是香港集体铁路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每日平均交通流量为69000驾次。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负责经营东区海底隧道公路部分。该项目的形式是兴建、经营和转让，事有该隧道公路部分30年（1986—2016年）的专营权；专营权于2016年8月满期，届时，公路隧道将交给香港特区政府。而东区海底隧道有限公司享有铁路部分的经营权（1986—2008年），根据经营协议，香港地下铁路有限公司负责该铁路部分的日常运作，并需每半年缴付费用予东区海底隧道有限公司。该隧道铁路于1989年8月完成并开始运作，有关专营权于2008年2月届满也交给特区政府。
当时中信香港最初投资3.7亿港元，只占10%的股份，到1989年9月，中信香港向熊谷组增购股权，使持有的东区海底隧道权益提高到25%，以后中信香港不断增持股份。
1993年，中信香港与其它公司组成香港西区海底隧道有限公司，获得兴建及经营西区海底隧道的专营权。西区海底隧道是香港地三条及现时最新的过海隧道，连接香港岛与赤蜡角新机场，并且是贯通香港及中国边境的三号干线的其中一段。它于1997年4月通车，比原计划提早三个月。
1994年5月，中信泰富从中信香港购入28.48%的东区海底隧道公路段10%东区海底隧道铁路段的权益以及25%的西区海底隧道有限公司的股份。1997年，中信泰富增持东区海底隧道公路段至64%，成为控制性股东，连同西区海底隧道的股份，中信泰富成为香港经营海底隧道的最大投资者。西区海底隧道每天汽车流通量三万驾次。
1998年1月1日起，东区海底隧道提高收费50%，利润有所增长。新机场和三号干线落成后，西区海底隧道的交通流量仍不甚理想，每日只有四万多驾次，远低于原计划水平。主要原因是收费较临近隧道高。”
1999年8月，中信泰富联同长江基建，购入日本熊谷组集团持有东区海底隧道之全部股权，即东隧的九成权益，收购后两公司各占五成。
根据合约，中信泰富出资1.1亿港元购买熊谷组1400万股股份；买后，中信泰富的持股量则由原先之一成增至五成。长建出资379000000元以支付东区海底隧道的五成股权及股东贷款。
这样中信泰富的东区海底隧道铁路专营权由10%增加到50%，加上从9月1日起红磡过海隧道期满政府收回，私家车和电单车收费上升，西区海底隧道交通流量稳步增长，收入明显提高。由于香港海底隧道专营权即将届满，8月，由西区海底隧道个股东组成的专营公司获取了代表特区政府管理香港中区海底隧道的和约。
2000年1月，中信泰富增持东区海底隧道公路部分的权益5.36%，从而达到69.38%。事后中信泰富执行董事兼东隧主席罗安达先生表示：“东区海底隧道公路部分是一项高素质之投资，我们十分高兴参与其中。是次增持东隧权益，表示我们对香港前景很有信心，亦显示我们对香港基建发展长远的承诺。”
东区海底隧道的每日交通流量超过7万驾次，为公司提高了现金收入。西区海底隧道的流量虽稳步改善，但由于收费明显较中区海底隧道要高，加上接驳道路系统不足，因此流量仍远低于预期。现在西区海底隧道有限公司正与特区政府紧密合作，寻求解决方法以改善香港整体的交通运输情况以符合公众利益。
可以说，荣智健对公益环保的投资，是名利双收。香港传媒界对此十分感兴趣。但荣智健显得十分低调，尽量避免在各种媒体上露面。他觉得，说了不如做，做了还是不说为好。荣智健的低调处世，让香港人们对他更加钦佩不已，纷纷称他是做着高尚事业的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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