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百年的创业史告诉我们，百年风云叱咤，尽显荣氏家族英雄本色，今日商海搏击，还看荣氏子弟年少风骚。
1.创始人：荣宗敬和荣德生
创大业就得立大志，荣宗敬和荣德生的大志是他们从小立下的，而创业，则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开始的。“实业救国”是他们最初创业的动机。
荣家祖籍是江苏无锡。那里是中华民族工商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现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民族工商业者荣宗敬和荣德生先生，就是荣氏家族中从事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
两位老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寄望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备尝艰辛、历经磨难。从1900年起，他们靠四部石磨起家，创办了茂新、福新系统的十二家面粉厂，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支撑起民族工商业的灿烂天地。
因时局动荡国内风云剧变，抗日战争爆发，荣家企业大都被日军破坏、掠夺和强占。荣宗敬气得老病复发，不幸于1938年在香港病逝，遂由荣德生主持荣氏在上海的企业。
虽屡遭日军的威胁及侵吞，荣德生大义凛然，公开表示：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八年抗战胜利了，但情势反而更坏。荣家企业时时有被击垮、吞并的危险。荣德生本人甚至被绑架，并有人胁迫他把工厂迁往海外。荣老先生对此予以断然拒绝，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留在内地，坚守企业。
荣德生不仅毕生致力于振兴实业，而且热心公益，创办了公益学堂、图书馆、江南大学等。在1952年不幸病逝，他弥留之际，立下遗嘱，表达了“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的心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说过，中国人在国际能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这确实是对荣家很高的评价，而荣家以茂新、福新和申新为核心所形成的“三新财团”，其财力之巨，事业之盛，的确无与伦比。
荣宗敬、荣德生的艰苦创业、谋求世界大同的精神，不但激励着他们的子孙后代，更是激励着中国所有的爱国、爱好和平的儿女，我们将以他们的精神为榜样，为祖国走上富强之路作出更大的贡献。
2.荣氏第二代企业家的崛起
常言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荣家的第二代企业家如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接过父辈手中走向衰败的基业，在商场上运筹帷幄，使得荣氏家族的企业迅速崛起，迎来了荣氏家族企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荣宗敬死后，荣家企业内部矛盾逐渐表露，荣德生一度心灰意冷，赋闲上海。在这种状况下，荣家第二代企业家迅速崛起，出现诸如荣鸿元、荣尔仁、李国伟、荣毅仁等中青代企业家，他们朝气蓬勃，思想开放，富有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使荣家企业进入一个新时代。
荣宗敬有三个儿子（亦称荣氏“三鸿”）
荣鸿元（荣宗敬长子，名溥仁，1906—1990），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科毕业后，即进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掌管花纱营业部，并任申新第二纺织厂副厂长、厂长等职。1938年，其父荣宗敬病逝香港，他继承了总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依靠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二厂、九厂和福新二、七、八厂，大力增加生产。他利用上海孤岛的畸形繁荣，获利甚丰，并借货币贬值的有利时机，偿还了申新集团的积年陈欠，结束了“银团管理”。他曾与其弟荣鸿三等创办三新银行，并担任新创办企业合丰公司的董事长。“大房系统”的领导人，他继承父亲的百折不挠，顽强创业的经营品质，克服重重困难，领导着举世瞩目的企业，成为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主持者。在1949年前夕，他迁厂至香港，在香港开设大元纱厂，后辗转巴西，现定居巴西，从事经营面粉业，事业兴旺发达。
荣鸿元热心教育事业，他于1940—1950年任中国纺织工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荣鸿元在上海新办了鸿丰一、二两个纱厂，并购进部分旧机，共有纱锭3、5万枚。1946年他以85万美元购进芜湖裕中纱厂，有纱锭2万枚。1946年“申六”购进与其比邻的国光印染厂，组成申六纺织印染厂，使申新集团成为纺织印染全能企业，同时，标购原为日商经营的粉厂，改名为鸿丰面粉厂，日产面粉能力为4900袋。
在1949年前，他除担任总公司总经理外，还担任恒大纱厂、鸿丰纺织公司，鸿丰面粉厂，鸿丰铁工厂、鸿丰仓库打包厂总经理，建新航业公司董事长、上海银行董事、全国工业协会监事，全国纺织协会理事、上海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江南大学常务董事、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院长、鸿丰专科学校校长、上海市参议员、国大代表、上海地方协会理事等职。他后去巴西经营面粉工业。1990年9月29日病逝巴西。
荣鸿三（荣宗敬的次子，名辅仁，1906—1983），圣约翰中学毕业后，任总公司储蓄部主任。荣宗敬去世后总经理职务由其兄荣鸿元接任，荣鸿三辅助其兄，任副总经理。抗战期间协助荣鸿元创办三新银行。1949年随兄赴港后定居美国纽约。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年逾古稀的荣鸿三曾携子女飞越太平洋，重返上海，将虹桥路数十亩的私人花园别墅无偿捐献给祖国，作为建造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基地。1983年冬返美，不久逝世。
荣鸿庆（荣宗敬的三儿子，字钢仁）。曾任申一协理，在解放前夕，出走海外，在香港经营纺织和房地产事业。现为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是上海申新纺织厂第九厂与香港南洋集团合资经营的企业，总投资2428万美元，迄今为止，它是上海棉纺织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拥有较先进的全套纺纱、浆染、织造和整套设备，如纺织部引进西德、瑞士设备；浆染部引进西德设备；纺部引进瑞士、日产、丰田设备。1993年10月，该厂建成投产。近年来，人均生产劳动率，人均利税名列全国棉纺织业前茅。
荣鸿庆主持的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系列仔布，经纬支数从4支单纱到40支股线，单位布重从5.5盎司/平方码到17盎司/平方码，颜色有靛蓝、黑色、灰色、浅蓝、品种多达60多个，形成时装面料、休闲装面料、童装面料，箱包面料、鞋帽面料五大系列，产品95%外销，产品商标“金山牌”。公司一贯注重产品质量，半成品、成品在各道工序中都有先进的工艺设备和测试手段，设备均采用电脑控制。该公司倡导“攀登金山，雄踞顶峰”的企业精神。
现任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荣鸿庆于2000年同前央行总裁、现任工业银行董事长谢森中，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总经理辜仲谅等台湾银行、票券、证券董事长及经理一同参加了第六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如何早日实现两岸银行业互设分支机构，以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挑战。
荣伟仁（荣德生的长子，字鸿增，1906—1939），在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前身）经济科毕业后，任申新第二、第五纺织厂副厂长，后调任申新一厂经理。1934年，为了改善企业经营，成立于改进委员会，该会由各厂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十五人组成，荣伟仁任主任。改进委员会成立后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上市场“花贵纱贱”的情况逆转，使申新系统各厂转危为安，生产形势有所发展，财务状况也由亏转盈。各厂的机器设备也略有增添。荣伟仁功不可没。
荣尔仁（荣德生的次子，字尔根，1908—1994），荣尔仁母亲怀孕十二个月始生，相传秦始皇也是母孕十二月生的，荣家以为异征，因此父亲为他取字“尔根”，意为家族的“一条根”。其父对荣尔仁培养的方式也不同于一般。公益小学毕业后，除让他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外，还延请苏州人江霄玮（清末翰林）授之以国学。在申三工作时，不让他子以父贵，而是要他自公务员当起，与职工同劳动，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棉纺织厂生产的各道工序，使之具有实际的生产知识。1926年，荣宗敬派荣尔仁赴日考察实业，回国后荣尔仁以《东游日记》向伯父、父亲汇报，逐步提拔他任厂长助理，并要荣尔仁随从总工程师汪孚礼学习技术业务。1932年又派荣尔仁考察全国纺织厂以广阅历，以后才派他出任上海申新纺织二厂、五厂等厂长，开始独当一面。1940年他被匪徒绑架，历时58天，才离开虎口，吃了不少苦。1943年，抗日胜利已现曙光，荣德生为战后企业的复兴，派荣尔仁去建立重庆的茂、福、申新总公司，在渝时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私人研究机构公益工商研究所，并试验出苎麻的纺织，企求开辟新的纺织原料。1944年又派往美国考察和订购机械设备。抗战胜利后，重庆总公司复员回沪，荣德生组成“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荣尔仁为副总经理，要他总揽全局。1946年再次赴美考察订购机械。1948年被光华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建国初期曾负责处理“总管理处”的一些有关事务，后去海外，寓居美国。在巴西有其纺织、面粉、橡胶种植园等企业。80年代中期回国探亲，参加其父荣德生铜像揭幕典礼等活动，一直关心祖国和家乡的建设。1994年11月病逝巴西。
荣伊仁（荣德生的三子，字一心，1912—1948年），先在无锡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学习，1928年进美国罗伟尔纺织大学，1931年学成回国，进申新三厂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曾奉父命赴渝、蓉等地考察，为日后发展作准备，同年在上海开办合丰公司，先后设有纺厂、布厂、铁厂及丝厂等，他任该公司总经理。又创经纬麻纺厂，并投资于上海祥益钢铁号等。1942年荣伊仁突遭日军宪兵拘押，不久释归，1944年，荣伊仁担心电力来源，将“申三”部分纺机拆迁常熟支塘，成立分厂，并购小引擎为动力。抗战胜利后，在恢复“申三”，创办开源机器厂以及创办江南大学等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1月21日为开拓企业海外发展，乘“霸王号”飞机赴港，因气候恶劣，飞机下降时误撞山岩失事，遇难身亡。
荣毅仁（荣德生的四子，字继增，1916—2005年），先在无锡公益小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无锡中学就读，后在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1937，年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厂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第二、三、五厂总管理处总经理，福新面粉厂副总经理。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1953午后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1957年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79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副主席。1983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名誉会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江南大学名誉董事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常委，第六、七届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200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荣鸿仁（荣德生的七子，1926年生），光华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三新银行工作，后留学美国学面粉工业。1950年后，任申新总管理处稽核处副处长，电新纺织印染公司董事，申新六厂、一厂副厂长，并在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任职。1978年后，移居澳大利亚，也常回国探亲。
李国伟是荣德生的长女婿，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陇海铁路徐州分段的副工程师，陇海总工程局设计工程师。1918年，在荣德生和荣宗敬的敦劝和支持下，李国伟放弃了铁路工程师的位子，改行来办理工厂。首先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的协理兼总工程师，后来申新四厂开办，开始兼管两厂。随着两厂经理荣月泉（荣宗敬、荣德生的族兄）年老退休，李国伟任两厂经理，成为荣家第二代出色的企业家。
荣家第二代企业家的崛起，预示着荣氏家族的创业精神不但没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有所减缩，反而更加锐不可当。荣氏家族的创业佳债，将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
3.文韬武略，荣氏三代铸辉煌
“富不过三代”，这句中国顺口溜式的古训，在荣氏家族的第三代身上并没有得到印证。荣氏家族兴旺的实例告诉我们：凡事只要努力，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1986年6月，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下，荣氏亲属组成了观光团回到北京，经过建国以来的风风雨雨，他们一大家共计200多人，终于在北京相聚。荣氏亲属观光团团长由最年长，也是辈分最高的荣尔仁担任。
当年的6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宗敬、荣德生家族在海外和国内的亲属时说：“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是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
“富不过三代”，这句中国顺口溜式的古训，在荣氏家族身上并没有得到印证。相反，荣氏家族枝繁叶茂、后继有人。
荣氏家族第三代为“智”字辈，是荣家的“少壮派”，他们的事业多在海外，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瑞士等世界各地和港澳地区，皆为商界翘楚，许多人担任各种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经理等职务，们的事业大多在海外，主要从事金融、工矿企业、进出口贸易活动和经营电脑等，从事着金融、工厂、企业、进出口贸易、跨国公司等业务，各有自己的经营策略和创造财富之道，且在当地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荣智健，1942年1月18日生于上海，是荣氏大家族中荣毅仁一脉惟一的儿子，也是荣氏家族第三代中的佼佼者。全国解放后，虽然荣氏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因为家底雄厚，荣家依然生活优裕，拥有很大的私人住宅，雇有好几个佣人和中、西餐厨师。作为荣家惟一的儿子的荣智健，生活自然十分阔绰。
荣智健毕业于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天津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后只身跑到吉林省长白山区的一个水电站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状态很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父亲靠边站了，荣智健则被下放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龚嘴水电站，名义上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是做艰苦的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教育，什么重活、苦活、险活都派他去做，而吃的仅仅是红薯和稀粥。在这个荒僻之地，荣智健足足呆了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荣智健回到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然而，他并不甘心平凡地度过一生，他要去闯。
1978年6月，他告别在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一人南下香港，揭开了崭露头角的新一页。“那是我个人的决定。当时国内的政治比较开放。让人民出来探亲。我有两个堂弟在香港经营电子生产，就决定出来闯。”荣智健说。
荣毅仁1949年前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大部分是纺织厂的股份。凭着这笔不大的资本，荣智健和荣智鑫等三人合资，在新界大埔开办了爱卡电子厂。由于兄弟俩都懂技术，有经济头脑，加上合作密切，工厂很快就赚了钱。荣智健把赚到的钱再投资，把股权从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坐稳了总经理的位置。“爱卡”的业务迅速发展，美商、台商看好“爱卡”，1982年以1200美元加以收购。
同年，荣智健与原本在IBM工作的几名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l）。这是美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体的公司。由于公司拥有一流专业人才，经营得法，盈利颇丰。1983年底，被一家生产电脑设计软体的公司收购了28%的股份，第二年两家公司合并上市，又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器设备厂商。股票上市，股值激升，原来投资200万美元的这家公司，一下子便增值40倍。到1984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荣智健的资产便由最初的数10万港元猛增到3、4亿港币，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的富豪。
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京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荣智健依然单枪匹马做自己的生意，与父亲主持的中信公司井水不犯河水。直到1985年，他开始协助父亲，但还是局外人的身份，帮中信做一些策划的工作。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盟中信。在改组后的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董事长是现任中信总经理、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大公子王军。在出任这个职务前，他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要让他用人才；第二给他相当的权力，不用凡事都要请示。中信接受了他的条件，荣智健便放开脚步大干起来。
荣智健上任以后，与王军密切合作，采取稳健与进取相结合的投资战略，使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现在由荣智健主持的中信香港集团拥有的股权有：江苏利港发电厂的56%、青衣化学废物处理中心的20%；香港东区海底第二条隧道的23.5%、香港电讯的20%、中信泰富的44%。以荣智健任主席的中信泰富在1992年收购恒昌企业以后，中信泰富共持有澳门电讯20%、国泰航空2.5%、港龙航空46%和恒昌企业100%的股份。其中以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权和全面收购恒昌企业最为引人注目。中信香港集团收购香港电讯股份的行动，震动了香港，被誉为“蛇吞象”，还被英国的《世界金融杂志》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香港著名的（财富月刊）报道荣智健“惊天动地的（在叔伯的协助下）收购了老牌华资大公司恒昌行”之后，称他为“亿万新富”。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荣智健已成为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香港华资巨头之一。他现在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信泰富的市值达300多亿港元。
荣智健虽然跻身富豪行列，但他依然心聚中国，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他说；“我们和先辈爱国之情一样深，但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无论我们站在哪块土地上，我们的心永远是向着祖国的。”在香港爱卡电子器材公司任总裁时，他回到无锡，首先拜访了自己的母校——公益中学，并赠送给学校十台电子计算机。在参加祖父的纪念活动期间，他向记者透露，他与无锡电子仪表工业局半导体总厂签订了引进一条年产两千万块1C生产线的协议，他还表示，他要发挥大学所学专业的特长，筹资搞水利建设，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荣智权，香港南洋纱厂总经理、香港纺织联合会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委员，是荣鸿庆之子。他以自己多年的经验，谈了企业经营之道：“应变力、质量、服务三者缺一不可，应变力就是当客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能自己生产什么叫客户购买什么。服务、推销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懂得生意经，非常重视推销，选干练的人才搞推销，主动找客户，为客户服务好。”这真是肺腑之言。他在其家乡的江南学院，设立了“荣智权奖学金”，每学年奖励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15人，每人每次1000元人民币。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与深圳合办了纱厂，他对中国内地的企业很关心。他说：“中国有的工厂很好，但管理水平差。现在规定厂长有职权，这很好。如果厂长做不到赏罚分明，不能开除非开除不可的工人，他就很难管理好他的工厂。”在谈到如何管理好一家企业时，他说：“应变力，质量，服务三者缺一不可，应变力就是当客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能自己生产什么叫客户购买什么。服务、推销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懂得生意经，非常重视推销，选干练的人才搞推销，主动找客户服务好。”
荣智鑫，（荣伟仁之子）现任香港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荣氏家族第三代大实业家之一。15岁那年，荣智鑫来到香港，进入华仁中学读书，在港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依靠荣氏家族在九龙纱厂的一些股份。不久，他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荣智鑫在美国电话公司工作了3年，了解了大公司的经营管理，开始不满足于工程师的位子，决定回香港“碰运气”。
1960年，荣智鑫出资50万港元和三位朋友合资成立美联烟草公司，主要代理美国健牌香烟，并进口美国烟叶“总督”牌香烟。1970年，美国LORILLARD收购了荣智鑫等人经营的美联烟草公司，荣智鑫从中赚了1亿多港元，初露锋芒。
1975年，电脑业成为热门，荣智鑫抓紧时机投资200万港元，成立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脑生产，向美国和欧洲出口，不久，又出资100万美元收购了一家美国电子公司。从此以后，荣文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拓展迅速，成绩显著。1982年7月公司股票在香港公开上市，揭开了公司发展历程中崭新的一页。
和荣氏家族其他实业家一样，荣智鑫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而且还有一颗热忱的爱国心。从70年代开始，他就积极开展与内地的业务联系，把其生产工厂移到内地。在谈到荣文科技有限公司的未来计划时，荣智鑫满怀信心地说：“目前，我们的灯饰已登陆上海和广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希望可在哈尔滨、北京、天津、成都及深圳等八个城市的百货商场内，开设专售柜台。”他还表示：“荣家争取内地新型建筑物的灯饰装置工程……。”
胡上治是荣德生先生的外孙，系荣德生的八女儿荣漱珍和胡汝禧的儿子。他毕业于华东纺织学院，1983年到英国进修，但他没有进什么大学校，而是选择了一家纺织工厂进行实地学习。由于他学习努力，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绩，被英国伦敦青年经济学会接受为会员。在他学满回国的前夕，公司曾想挽留他，被他拒绝了。他表示，他所研究的是整个纺织系统的先进管理制度，而不是为一个厂或一个公司服务，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管理制度，更有广阔的天地。
荣智勤（荣德生的孙子），在巴西从业。从1981年至1985年，他已回国八次，在参加纪念活动期间，他与无锡有关公司签订了加工皮鞋的合同，之后他又到安徽、宁夏洽谈汽车和裘皮的生意。为了在经济上与祖国更好地合作，他已将部分的家业迁到了香港。
荣智宽（荣尔仁之子），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访，比较了解中国的政策和国情。他说，巴西环球公司正准备帮助中国出口煤炭，并进一步与中信公司洽谈，拟向中国出口品位高、质量好的巴西生铁。他还说，如果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特别是交通、通讯条件能够适应外商需要，就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合作。他表示，在这方面，他十分乐意充当桥梁。
荣智美（荣伟仁之女），是联邦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人称“女强人”。1979年中信创立时，她在联邦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订制了一辆面包车，作为祝贺中信公司成立的礼物送给四叔荣毅仁。车子左右两边印有蓝色中信中英文名字，人称黄色“奔驰”，在当时的北京绝无仅有，很出风头。她1954年定居联邦德国，一直是德中贸易的积极促进者。在观光游览期间，她依然忙于谈生意，谈合作项目。同时就德国经济起飞的经验，发表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她说：“德国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一般人家买桔子、香蕉只买一个，西红柿也只买几个。今天发达了，人们的生活也不铺张，德国人总是一文钱一文钱地积累。富，是靠苦干、靠积累的。中国人口多，一家三口，每人每月收入100，如能节省20元，一家就能省下60元，算一算，全国就能节省’下多少。人民币存入银行，国家就可多搞基础建设，如发展电力、铁路、交通、通讯等。中国现在的基础是延安的老前辈打下来的，年轻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好好建设。中国所要酌就是这种精神。”她又说，“我们在海外的人贡献太少，只是希望在延安老前辈打下的基础上加上一点点。”
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企业家，他们既继承了先辈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又都饱受现代工业社会知识与文化的洗礼，无论在内地还是在海外，他们都已成为功绩显赫的实业家。
4.枝叶繁茂，荣氏四代不乏人
荣氏四代的继承人如同雨后春笋，在商界的土壤上茁壮地成长着。古语“富不过三代”在荣氏家族面前不再灵验。数商场风流人物，还看荣氏家族第四代！
荣明芳，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之独女。也亲自领军搏击商海，公布中信泰富互联网发展的“头炮”，成立汽车入门网站（Carnet），她是进军高科技行业的荣氏家族中的新一代。
中信泰富新成立的信息科技业务旗舰中信信息科技，荣明芳出任副总裁，发展及统筹集团辖下的科技业务。
荣明芳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不久之前，她以中信息科技副总裁身份会见传媒，公布中信泰富首个在互联网的业务发展大计。近年，富豪第二代纷纷投身发展高科技行列，外界难免将各人的表现作一番比较。但荣明芳对此却泰然处之，她认为，“有关想法只是别人的意见”。荣智健这次让他的女儿荣明芳出来扛大旗出掌中信泰富信息科技，引起外界关注，
不过，初次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高层身份公开露面的荣明芳，对其个人背景显得十人分低调，会后匆匆回应传媒数句，便以有要事为由，在公关的簇拥下离去。资料显示，修读经济的荣明芳1995年加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并担任中信泰富集团总经理的助理，中信泰富信息科技这次公布的首个互联网项目Carnet（WWW.Carnet.comHK），将会透过该集团新成立的全资附属机构网信（香港）Netieom进行。
荣明芳说，Carnet入门网站投资额预期不少于1亿港元，收入来源除广告外，亦包括网上汽车买卖所赚取的电子商务收益。
向美林证券公司挖角，至于中信泰富是否有意分拆高科技部分，荣明芳则说，现阶段考虑分拆计划还言之过早。中信泰富信息科技，除由荣明芳出任副总裁一职外，该集团早前从美国著名投资证券公司美林“挖角”，聘请张懿震出任行政总裁一职。
Carnet现阶段主要针对香港市场发展网上的汽车及易手车入门网站。荣明芳说，现在正在研究以合适的经营模式，建立针对中国市场的汽车入门网站。荣明芳无疑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商界新星，也是荣氏家族的新骄傲。如今的荣氏家族，仍然是国内外享誉盛名的商业望族。
荣文蔚（荣智鑫的女儿）。温文尔雅的荣文蔚是荣氏家族的第四代成员，不过她不爱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她从小就期望能靠自己的实力创一番事业。
她有个洋名：Y7ette，曾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衣着人士”中的荣誉称号，在香港上流社会中，她是被公认为很有衣着品味的人士之一。此外，她还从事时装生意，大众认为，这恐怕与她家族原本是当年上海纺织业及工商界翘楚不无关系。
对于自己这个显赫家族的背景，Y7ette说自己所知有限。“我在外国出生，所以对家族的历史，祖辈的发迹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40年代，荣氏是一个庞大家族，现时家族大部分成员已分散侨居海外。不过，这个家族关系也颇密切，每逢节日都会有聚会，有一次四叔公（荣毅仁）大寿，在无锡开酒会单是荣氏家族的成员已有300多人，场面十分热闹。”
Yvette曾在一间著名的公司当卖货。她说，这份工作是一次很好的训练。由于是大公司工作，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因此，学到了待人处世之道。“我的性子比较急，有一次，我在公司送货部送货，怎知他们迟迟不送，于是，我便派司机亲自送货。哪知这违反了公司规则，结果被老板训了一顿话。所以，我知道每间公司都有一定的规则。”
荣文蔚自己在香港开了一间店铺，为此她付出不少时间及心血。单是店铺的名字就特别地费尽心思。她为其店铺取名为“Papillae”。Papillae是法语，象征由毛虫演变成蝴蝶的过程。她说：“我希望客户踏出我的店铺时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Papillae的最大特色是专门提供个人服务，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我的工作是要令她们的打扮突出其个人风格。我的理想是希望让每一位女士都能够在她们的经济范围内，将其个人品位表现出来，只要顾客感到称心如意，我就有很大的满足感。”
在Yvette的顾客中，除了上班一族外，不少社交界名人及豪门千金都找她当形象设计顾问，由头到脚的整个形象包装设计都是她一个人操办。服装设计之余，Y7ette也会为她的顾客挑选一些配套用品。
Yvette的衣着品味是得到了公众承认的，“十大杰出衣着人士”就是证明。虽然，她对衣着有浓厚的兴趣，但她不会盲目追求牌子的名气。为了丰富自己对服装设计的灵感，Y7ette经常参考时装杂志，看时装表演，很多时候还要到欧洲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Yvette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时装设计师，在香港时装界享有盛誉。
荣明杰是荣智健的大儿子，现在已成为中信泰富的7位执行董事之一，他已登上商界舞台，开始荣氏新一代的创业风范。
荣明棣，荣智健的小儿子，已开始在商界露头。
5.荣氏家族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的成功意义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起了重要作用。
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投身实业。最突出而有影响者是南通张謇，他考上状元正值甲战争失败之时。他看到政治革新无望，决心投身实业，他集股近二十四万两银创办大生纱厂，不过，他还得到了张之洞筹办湖北织布官局时购买而长期置之不用的四万八千枚锭子作为官股的支持。真正用民间力量来办工业企业而取得成功者当推荣氏家族。
在甲午战争后，在荣氏家族中，首先创办民族工业企业成功者当推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他们自小在荣巷长大，受其父荣熙泰家训，继承了水濂公的遗志，立志从事族益活动。以后，他们到上海钱庄习业，专心学习金融知识，掌握了融资的本领，荣德生随其父去广东厘金局管账，掌握了有关税务的各种知识。熟悉金融、税务可说是办现代企业的基本功。他们在实践中受到了这种基本训练。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即1894年，受中日战争影响，荣宗敬所在的专门办理汇兑的字号倒闭，整整一年被迫失业在家乡。这时父亲荣熙泰患肝病从广东厘金局回到无锡家乡，他虽患重病，但仍一心发展事业。拿出自己历年所有俸给，为自己儿子宗敬办了一个广生钱庄，由宗敬任经理，德生管正帐，同时，和广大花号创办者荣剑舟的儿子荣秉之合伙，在荣巷开设公鼎昌茧行，收购鲜茧。
荣熙泰长期出门在外，但其根始终在祖籍荣巷，他不会忘记在自己困难时家乡人对他的亲属的关照，也时刻不忘自己对家乡应做的责献，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备受屈辱时自己所应负的责任，荣熙泰一生劳累，肝病已到晚期，在临终前仍嘱咐宗敬、德生致力于族中和社会公益事业，为国家和民族争气。
荣宗敬原名宗锦，后自改为宗敬。“敬，不懈于业也”。正是依靠这种敬业精神，两兄弟经营的钱庄业务逐渐发展，三千两资本的钱庄年终盈利达五千两。
有了盈余，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事业。时值德生从广州回来，兄弟合议，钱庄放款不如自办工业企业，宗敬根据钱庄汇兑多半为上海两家面粉厂采购无锡小麦，而德生根据面粉可以免税，一致同意从无锡办面粉厂入手。此事得到卸职回乡的广东厘金局局长朱仲甫的支持，也得到荣秉之、荣瑞馨的支持。共集资3.9万元，建立保兴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从1901年动工兴建，一年后就正式投产，到1905年，年终盈余达6万多两。
有了举办面粉厂成功的经验，荣瑞馨、荣宗敬、荣德生等合议，集资30万两，在面粉厂旁边又建立振新纱厂。振新于1906年动工兴建，1907年就开工出纱。
保兴和振新是以荣氏家族为主创办的两个最早的工业企业，是完全民办的企业。保兴面粉厂和振新纱厂创办的宗旨，是为国塞漏卮，为民添衣食。这些企业的创业者们认为“政以业成”，与其发愤世嫉俗之官不如致力于生利之业，以达到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是他们创办企业的以民为本的精神资本。
同时，他们所集资本全部来自民间，没有任何官股和外资。朱仲甫作为清朝政府税务官员，对创办保兴无疑有很大作用，但是当时他已卸职还乡，此后他重入宦途，即撤出股份，“保兴”改组为“茂新”，因此，朱仲甫是作为私人入股，并不是官股。荣瑞馨任洋行买办，对创办振新无疑有很大作用，但是，他是以洋行所挣高额佣金收入入股，并不是以外洋买办身份入股，这纯粹是民间资本。
荣宗敬、荣德生因经营广生钱庄和保兴面粉厂获利，曾捐款赈灾，分别获得“同知”衔和“盐提举”衔，但这纯属官衔，同官商毫无联系。
总之，以荣氏家族为代表创办的工业企业，按由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所形成的精神资本以及按逐步积累和筹集的物质资本两方面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
以这两家民营粉厂、纱厂为例，充分显示了民营企业比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优越性。
首先，企业的创办并不是根据长官意志，而是根据市场调查。以兴办保兴面粉厂为例，荣宗敬和荣德生在作出决策前作过大量调查，他们看到各业均平淡，惟面粉厂增裕、阜丰较好，小麦来源、面粉销路均无问题，并且面粉是无捐税之货物，可以仿做。荣德生还亲自到增裕粉厂作实地考察，了解办粉厂的最少资本需3、4万元。他们把厂址选在无锡太保墩也有其考虑：1、无锡是米市，每年有大宗粮食在无锡交易进出，邻近苏南各产麦区，苏北、安徽，甚至四川等地都有粮商运小麦来无锡出售；2、无锡当时水路交通藉运河、太湖之便，既可溯江而上，又可抵“江海通津”上海，产品运输方便，运费便宜，而太保墩四面环水，货物上下装卸方便；3、无锡劳力资源丰富，工薪支出较低；4、无锡是自己故乡，人杰地灵，5、无锡无其他粉厂，无竞争对手。由于经过认真调查，所以决策正确。在振新纱厂创办时同样如此。荣德生曾亲自到纱厂参观，了解定货出货情况，并一一抄入日记。相反，一些官办粉厂和纱厂，由于选址失误，开后就停。以张之洞所办湖北纱厂为例，订了48000千枚纱锭，在湖北没有办成，把纱锭运到南京，在南京又没有办成，把纱锭运到上海，放在杨树浦席栅三年，搁置不用前后五年，“运费栈租保险月息洋匠月俸……83万两”。这笔费用，只有官商付得起，民办企业是无法承担的。
其次，民办企业只有靠不断更新技术设备，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例如，保兴开办时因陋就简，使用的是法国石磨，产品质量不如钢磨，价格也较钢磨所产面粉为低，因此，在保兴改为茂新后，就选购新机，更新设备，以提高市场竞争力。由于国产个麦泥灰杂质比洋麦为多，而进口的粉机清麦设备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故招聘有经验的本国机匠和熟练技工，在进口设备中再添直立打麦机、风箱，改进圆筛等等，既增加了产量，又提高了质量。再如振新纱，厂于1912年添购18000纱锭，每部细纱机独用小马达，当时为“远东纺织厂之最”，以至振新所出棉纱能与日本“兰鱼牌”匹敌。相反，当时的官办企业因长官不熟悉生产业务，往往委托洋行代购机器，洋商出于私利，进口设备或质量不好，或不切实用，投资多，效益低，更无力更新设备，造成恶性循环。荣宗敬和荣德生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自己钻研粉纱机械知识，亲自订购机器设备，他们所集资本不易，还要用厂抵押贷款，购进设备，所以必须反复比较，精打细算。这是花国家的钱来办厂的督抚、州府们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民办企业只有靠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占领市场。在保兴改为茂新后，在选麦用料上不惜工本，终于创出“兵船牌”面粉名牌，赢得国内外客户的信誉，使兵船牌畅销国内外。振新棉纱也以高质量闻名。茂新面粉和振新棉纱均获南洋劝业会优等奖，获得国际声誉。荣宗敬和荣德生创办申新纱厂后同样如此，申新纱厂的“人钟牌”棉纱以质量取胜，从而使“兵船牌”面粉和“人钟牌”棉纱成为面粉和棉纱交易所的标准粉纱。那些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由于有了官的庇护和特权，“皇帝女儿不愁嫁”，即使产品质次价高，也可通过官僚系统强行推销，但是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不会有生命力。
第四，民办企业可以知人善任。保兴初办时总经理为朱仲甫。看来，朱长期为官僚，无心经营，在改为茂新后，由荣德生任经理，主持厂务，茂新经营蒸蒸日上。振新纱厂初办时，经理是张云伯，副经理是徐子仪，张在上海，不管厂务，徐读书，不知生意。后来由荣宗敬担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振新经营大有起色。荣宗敬、荣德生办企业时非常注意管理，任用和培养人才。他们聘有销售专长的王禹卿为茂新销售主任，聘请采购小麦富有经验的浦文汀为办麦主任，聘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陆辅臣任茂新二厂经理，在办振新时，重用熟悉纺织和棉花业务的吴昆生等。他们又培养和使用学有专长、精通英语的荣鄂生，使荣鄂生成为辅助两兄弟办实业的重要经理之才，又慕名渴求曾担任电政司司长的荣月泉，派他出洋考察，订购机器，并聘请他任汉口厂的经理，等等。这同那些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任人惟亲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五，民办企业，同金融、商业联在一起，形成市场体系，提高资本运作效率，造成规模经济，适应市场竞争。在保兴初办时，是同广生钱庄联系在一起的。在振新初办时，则是同裕大洋商行联系在一起的。荣宗敬、荣德生、荣瑞馨能投资办保兴、办振新，在起始阶段，都是靠钱庄和商行的赢利，但钱庄、商行不为实业服务，其赢利必小，且不能持久。同时，在保兴改为茂新后，以及在创办振新后，都建立了收购小麦和棉花以及推销面粉和棉纱的商业系统，初步形成自己的商业体系。这样，工业、金融、商业的资金能互相支持，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虽然，当时市场体系发育不好，历经风险，但其方向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茂新、振新的宝贵经验，所以荣宗敬、荣德生在今后办企业时，始终注意把工、商、金融事业结合起来，才使企业不断扩大，成为中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相反，官办企业所需资金、原材料要向各衙门申请调拨，费周折，拖时日，且官办工业企业所生产产品首先要供官府所用，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官办企业的行政系统效率同民办企业的市场系统效率是无法比拟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民办企业有了制度创新，用股份制的形式便于产权的保护、流动和增值，使企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保兴初创时，朱仲甫见营业无大利，回苏州，托芦某代理，总账房黄某，有专营之意，即交官办。荣德生专程去杭州参观官办粉厂，这家粉厂由州府所办，经营者为府内官员，开不久已停，有出租商办之意。以后到苏州找朱仲甫，朱说，粉厂事，已交芦某，欲将股份出让，回广东厘金局去任职，并劝德生回厘金局帮他管理。荣德生即去上海，同荣瑞馨商量。瑞馨说，祝兰舫（他是洋行买办，在上海开设了。源昌机器碾米厂）有意独购。德生说：“只可独购他股，我荣姓之股不让，必可发展。”最后，两人意见一致，由祝兰舫等认购朱仲甫股份，宗敬、德生等人增股，原保兴面粉厂登记秆是朱大兴、伍水茂，现留下伍永茂，改为“茂新”。这里的关键是：“我荣姓之股不让，必可发展；”这充分显示了民营股份制企业的特点。正因为有了自己荣姓的股份，所以可以坚持民营的性质不变，不致让人变成专营官办，即使朱仲甫同官僚有密切联系，也只能转售股权。这是民营企业的制度保证。后来，在“振新”发展过程中，荣瑞馨同荣宗敬、荣德生意见相左，他们可以彼此交换“茂新”和“振新”股权，各谋发展。以后，宗敬、德生吸取种种教训，决定采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无限公司形式，创办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公司，保证企业资本不断积累，不断扩大，终于登上面粉和纺织大王的宝座。相反，那些官办企业，或因官场人事变动，或因官员之间意见分歧，时荣时枯，或者奄奄一息，或者破产倒闭。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在企业制度创新上是无法同民营企业相比拟的。前者带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后者则可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生机勃勃。
荣宗敬、荣德生所创办的茂福申新总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兼并了李鸿章所创办、后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经营的三新纺织公司，建成了中国纺织界的一颗明星——申新九厂，这是民办企业优越于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有力证明。不仅如此，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民营工业企业，还收买了日本最早在华投资的日信纱厂和德商最早创办的瑞裕纱厂，即后来由英商经营改名的东方纱厂。这是中国民营工业企业完全可以成功地同发达工业国家同业进行竞争的有力证明。
在荣宗敬、荣德生的创业精神鼓舞下，荣氏家族各派支创办了许多工业企业，包括冶金、机器制造、化工颜料、搪瓷、热水瓶、食品、造纸以至无线电、仪表等各行各业。总之，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篇章，从而也确立了荣氏家族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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