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青春的日子，我曾俯瞰世界
紫色的葡萄，像夜晚，从西方飘来
垂落在喧闹的大街上，每滴汁液的一颗星
嵌进铜镜，辉映一下我的面容
我的心像黎明时开放的大地和海洋
驼铃、壁画似的帆从我身边出发
到遥远的地方，叩响金币似的太阳
——杨炼《遥远的童话》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一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儿女们的人生之路，较之父辈，风景别殊。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9日下午、10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严余山。
6月23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采访关正景。
6月27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小岗梦菜馆，采访关正金。
6月29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严余山。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金昌食府，采访严德双。
10月20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小岗梦菜馆，采访关正金、关友申、徐善珍。
10月21日上午，清晨5时30分陪同关正金前往小溪河镇农贸市场买菜，路途和集市采访、交流。回到小岗梦菜馆，采访其妻陈广荣。
10月2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水煮鱼餐馆，采访关正银、杨文章。
11月1日上午，赴扶贫户家路上采访严余山、赵玲、马学原。
11月3日傍晚，江西上饶采访严立岩。
11月5日上午，江苏昆山采访严德聪、汪飞夫妇。
11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党校办公室采访关正标。
11月18日下午，合肥安港大酒店采访严德莲、温跃渊。
12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老厨子餐馆门前流动大灶加工现场，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关正银。
12月3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小岗梦菜馆，采访关正金。
12月31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关正银。
2018年
1月1日下午，小岗村农贸市场小区，与温跃渊一同采访盛吉明、严德凤。其后多次电话采访。
1月2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久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久盛桃业业主严久昌。
1月10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与温跃渊一同采访严德宝。此前此后多次电话采访。
1月11日下午，小岗村农贸市场小区，与温跃渊一同采访严小兰。其后，多次电话采访。
1.传承父辈梦想的严余山
一
严余山是严宏昌长子，1973年出生，兄弟姊妹5人，在兄弟中他是老大。按照家族的辈分，他属于“德”字辈，和严俊昌家的严德宽、严学昌家的严德奎属于同一辈分。他取名严余山，在小岗村也是一个经典的历史瞬间。2008年，《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曾有过这样的描绘：
1973年，本来是严家波澜不惊的一年。四处要饭的生活还没有终结，母亲段永霞除了农忙，其他时间仍然漂泊在外，被公安抓到后遣返回家，过几天就又出去了。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说，那段苦难日子里，从滁县到南京铁路线上的城市，无锡、镇江、苏州、常州、昆山，几乎每个城市的灾民站她都住过。
这一年严宏昌刚刚在离家不远的余山公社找到了建筑工的工作，工钱少得可怜，不过多少能给家里捎回一些日用品和粮食，生活的希望多少露出了一点苗头。
大儿子的出生，为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注入了一丝活力……
按照严家的辈分，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段永霞跟严宏昌商量：“生他的时候，你在余山公社干活，就叫他‘严余山’吧。”
严宏昌同意了段永霞的提议。对他而言，余山公社确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生驿站。这是他第一份像样点的工作，他把这些生活细小的改观，都跟儿子的出世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严宏昌觉得是个奇怪的兆头，他内心因此更相信，“余山”是他的福星。
这件事发生在余山出生前一个月。那时候因为粮食紧缺，在严宏昌还没到领工钱时，家里十月怀胎的段永霞都快两三个星期没尝过半粒米了。段永霞的怀孕让严家口粮大打折扣，以前她的四处乞讨毕竟是家里上下老小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百般无奈下，严宏昌想到去他的四大爷家借点红薯干。严宏昌是个要面子的人，出门前盘算了半天，借多少才说得出口，斟酌后觉得借“4斤”应该差不多，省点吃能让老婆勉强过完月子。
走到半路，严宏昌突然发现地上有个绿色的发亮的小玩意，捡起来看上面“还包着一小块铁皮”。严宏昌意识到那是个打火机。说来也怪，在那个抽粗烟点火柴的年代，小岗村里的土路上怎么会掉个打火机？可的确就是这离奇的打火机，帮助尚在腹中的严余山渡过了人生的第一个槛。
“路过犁园公社牛棚时，四大爷的儿子严文昌拉我去看附近一桌玩牌九。”严宏昌回忆，“那个院子里围了有十来个人，进去后，有人拿烟给我抽，我当然随手就拿那个打火机点了，结果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那时打火机稀罕啊。”“当时牌桌上坐庄的是东庄大队书记，他就问我：‘5角钱把打火机卖我怎么样？’我说：‘不卖。’他想了想说：‘那1元钱呢？’我还是摇头不卖。其实我心里真想卖啊，1元钱能买1斤多肉了，我哪里还用去借红薯干啊。但我也是被‘将’住了，在那个场合，大伙都瞧着，我卖了丢人。”
“那位大队书记一心想要，接着跟我商量，那我们赌把牌九，你赢了我给你1块5毛钱，你输了就把打火机给我。”严宏昌心想，这个买卖自己不吃亏，既然你说打火机能押1块5毛钱，我就分3次下注，输也输3次才能输完呢。“没想到，我就一把都没输，赢得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午，打火机不仅没输掉，还倒赢了几十元钱。这些钱我全部用来买米，买了100来斤。家里有个缸，是老婆陪嫁过来的，最初说是用来装米，可从结婚起就一直空着。那100来斤米就几乎把缸填满了，老婆欢喜得不得了。”
据说这之后，严宏昌逢赌必赢并染上了赌瘾，据说也是许多年后的一次交手失利才让他痛下决心戒了赌。严宏昌显然更津津乐道于打火机的故事，而对其后沉湎赌博的经历矢口否认了。不过，段永霞却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她对我说，年轻时为了这个不知跟丈夫吵过多少架，最后她都让步了，因为她心底一直记着丈夫背回家的那袋米的恩，“那米，救了我和余山的命啊。”
这个经典的历史瞬间充满传奇性，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二
1990年，严余山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他没有补习，继续考高中。家里面有那么多农活，父母和姐姐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他是长子，应该挺身而出。“种田是体力活，应该就是男人干的事。”严余山说，“至于学习，知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到。”
其实，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严余山有大半时间都是在农田里度过的。很多时候，他是在田间搭的临时草棚睡一觉，第二天直接去上学。位于村南严家那个水塘被人叫做“死人塘”，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时候，很多饿死的人被扔在那里，那片田以前几乎就是个乱坟堆。严余山小时候看田，就睡在坟堆上面。有个冬天，田埂裂出很大的裂缝，他蹦跳着去上学的途中一不小心摔了进去，幸亏后来被人及时发现。
“我9岁就会犁田耙地，11岁会开四轮拖拉机。”那些年，严宏昌常在外面跑，地里面常常是母亲段永霞在前面用牛拉犁，严余山就在后面帮扶犁地。放学后，他吃住在地头茅草棚，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劳作之余，他从四叔那里借了全套的高中课本，每天在草棚里刻苦学习，打算将来参加成人高考。一天晚上，劳累的严余山睡着了，碰倒了一旁的油灯，大火迅速燃烧起来，顷刻间毁掉了草棚，也毁掉了他学习的全部课本。好在严余山从茅草棚中滚了出来，四叔的高中课本他已经自学完了。后来严余山顺利地拿到了电大文凭。
16岁时读初二时，严余山曾遇到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铁路部门招聘职工，蚌埠铁路分局给了凤阳县7个报名名额，后来这7个指标又全部分给了小岗，只是重视它的人寥寥无几。这一年是1989年，“大包干”推行第11年，大多数小岗人包括小岗的“包二代”，都仍然把种田当做他们的终生使命和宿命，很少有人愿意出去闯荡。他们认为，漂泊他乡和上一辈人讨饭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他们听说，这次招收的就是铁道上的养路工，整天扛着洋镐刨道砟，风吹日晒出苦力，并不比干农活轻松，而且不自由。
但外面的世界对严余山却充满着诱惑，加上父亲的支持，他不假思索就报名了。他到凤阳县城参加了考试，结果在体检中就碰壁了，身体瘦弱的他当时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足50千克，走起路来还有明显的罗圈腿。最主要还是他的年龄，让前来招聘的人担心他是否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这件事对严余山影响很大。从此以后，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壮，余山坚持每天早上跑10千米，由此他成为严家几个兄弟里身体最好的一个。几年后，他的罗圈腿也奇迹般消失了。
除了在农忙的时候帮父母干农活，农闲的时候严余山也到外地做过生意。他至今不能忘怀的是1990年年底，他跟随当时女友的父亲到江苏的洪泽湖去贩鱼，贩到小溪河镇来卖。这也算是多渠道的发展经济，但成效并不明显。
1991年，严余山去上海学养殖。他能够获得这一机遇，得益于他名声日隆的父亲严宏昌。“随着1978年严宏昌成为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事件的政治含义逐渐明朗化，他渐渐被包裹在一连串的光环之中，他跟外面世界接触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多。他的知识派上了用场，这让他在18个‘大包干’带头人里脱颖而出。那些农民里识字的不多，初中毕业的寥寥无几，严宏昌成为小岗村跟外界沟通的‘外交代表’，成为介绍1978年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尽管不停地抛头露面后来也带给这个家庭一些麻烦，村里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村长的堂兄严俊昌对这位堂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6]
“这一年，处于浦东开放背景下的上海召开了一场‘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当年席卷全国的姓‘社’姓‘资’大讨论中的一部分。作为这场争议的‘源头’，安徽凤阳小岗村当然在被邀之列，而小岗那位能说会道的农民自然是严宏昌了。
“这个讨论会的级别很高，严宏昌见识了大城市，还见识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农民一点都没表现出怯色。据严宏昌自己说，他在这次会上侃侃而谈，把他的想法一倾而出，会下他跟那些官员们都打了招呼。
“有意思的是，严宏昌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居然没有带自己的儿子严余山同行，而是带了严俊昌的四儿子严德友。这个有悖情理的决定，充分反映了严宏昌矛盾重重的性格。当时，这个家庭处处被严俊昌家所压制……用段永霞的话说，丈夫的想法是‘我们惹不起，但躲得起’。在严宏昌看来，社会声誉和外部资源是他对付严俊昌的筹码之一，他利用这个优势施以‘小惠’，也许可以换来两家的和平共处。
“为了这件事，严家内部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段永霞坚决反对丈夫的软弱，在她眼中，严德友和严余山差不多年纪，都正处在人生重要的关口，把自个儿家难得有的机会让给别人，简直就是愚蠢做法。‘我们从来没有吵这么厉害过，后来他看我生气，就不停地跟我讲话、解释。我不理他，一直哭。’但事情却并没有像严宏昌想得那样，小岗这两大家族的关系不仅没有得以平缓，在将来还更为激化了。”[7]
1991年下半年再次去上海，严宏昌就带上了自己的儿子。严宏昌在会上认识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王振民。王振民告诉他，上海正在搞“菜篮子工程”，这能给严宏昌和小岗带来机遇。他还认识了上海一家校办印刷厂的厂长宋富豪，他在上海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借住在宋富豪家里。在上海某旅社住的一个晚上，他又结识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刘玉才，刘玉才告诉他，计划要在东莞投资一个工厂。
严宏昌把严余山引荐给了这些朋友。宋厂长和刘老板都是很重情义的人，他们都希望严宏昌能够发达，由严宏昌介绍的亲戚、朋友，包括严家几个儿媳妇到上海、东莞打工都首先投奔他们，一路绿灯。
上海之行让严宏昌身处一个真实又虚幻的奇妙境地。王振民建议严宏昌可以利用“菜篮子工程”做点事，他说“菜篮子”就是“钱袋子”，上海周边郊县的农产品产量满足不了大上海的需求，要大量从外地引进，小岗地处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县凤阳，空间广阔，完全能够从上海的需求缺口里分一杯羹。但这杯羹怎么分，王振民也没有具体办法。严宏昌的能量显然无法调集整个或者部分凤阳县的资源，“菜篮子致富计划”的美好前景却是那么耀眼，严宏昌和严余山商量后，让严余山留在上海，学习养鸡技术，同时用手里不多的流动资金，托王振民帮忙订购了2500只泰国鸡。他们想通过这些泰国鸡的养殖，分大上海“菜篮子”的一杯羹。
严余山学成归来，泰国鸡鸡苗也运到了。
鸡苗运到了，严家才发现凑不出饲料的钱。他们一开始低估了养鸡的成本，这种肉用的泰国鸡40天到45天就能出笼，但需比一般土鸡多得多的饲料。严余山只是从上海带回了饲料配方，原料全要自己购买。为了救急，段永霞不得不提前把家里5只还没有长膘的猪卖了，去换饲料用的玉米和原料。本就没到出栏的猪，又没赶上好行市，一来一去，价钱大不相同。5只猪统共才卖了1000元钱，严余山还没赚到钱，已经让家里折了一大笔。
不幸的事一件接一件。严家的平房完工1年，家里很多地方都还没时间拾掇，为了给将来加盖二层做准备，严宏昌在一楼预留了楼梯间。楼梯间暂时用不上，就成了存放杂物的地方，农药和农具都堆在里面。不知什么时候，老鼠把纸箱咬破了，农药撒了一地，上千只泰国鸡和土鸡一样四处散养，它们把地上的农药一扫而光，1天内100来只鸡就全倒下了。幸亏段永霞发现及时，才没让灾情扩大。“鸡苗刚送来的时候，我们自家的土鸡闹鸡瘟，我成天担心这上千只鸡要是传染上了可完了。余山说：‘妈，没事，这鸡长肉快不生病。’果然没染鸡瘟，却没想到被自家农药药倒了。”“可惜啊，那些鸡都长到七八斤重一只了。”段永霞说，“我把被药的鸡全杀了，把肠子扒了，洗干净，用家里的大水缸腌起来，满满一缸。那后来大半年，家里几乎天天吃鸡了。”
他们对市场也缺乏估计。严余山在上海期间学的只是饲养技术，对销售基本上一无所知，严宏昌也不在行。他们只知道，“菜篮子”工程有肉鸡的需求，但货主并没有谈妥当。到肉鸡长到40天，政府的采购时间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上海根本找不到买方，鸡的销路成了致命问题。肉鸡继续生长，鸡肉会老，鸡会掉价。不巧的是，1991年这一年正好遇上百年一遇的淮河大水，大洪水导致农贸交易萧条，离小岗最近一家规模最大的生鸡收购点——蚌埠屠宰场也关门了。严余山只有发动全家人，主要是母亲和大姐，帮他赶集卖鸡。每天一大早，两个女人担着沉重的鸡筐，辛辛苦苦到凤阳、临淮、门台子、小溪河、大溪河这些村镇去叫卖。在严家，男人是梦想家，女人是实践者，后来严氏父子又养过鸭、开过厂，情形大多如此。
接下来还有些麻烦，严家就更想不到了。由于发大水，当初鸡苗没法从水路运到蚌埠，陆路也走不通，各种支援淮河灾区的物资正源源不断行驶在公路上，很多民用运输都让道了。上海那边的人在电话里告诉严家，有些车在路上堵了三天三夜。上千只鸡苗刚从孵化室提出来，根本不允许路上被耽搁，多一天小鸡都挨不了。最后王振民帮严宏昌疏通了些关系，想办法把鸡苗分成两批，跟着两车“救灾物资”专用车先后发到小岗。
没过几天，村里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严家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严宏昌家人利用“小岗”这块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又把骗来的本来给小岗的项目占为己有，从中牟利。有人就拿这些运到严家的鸡说事，说他们亲眼看见，是送给小岗的救灾物资，结果被严家生生给贪污了。很快就有干部找严宏昌去谈话了。这个无头案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上海带给严家的好运和烦恼都还没结束。出售鸡苗的上海松江大江公司为了提供配套售后服务，组织了一些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到严宏昌家来指导肉鸡饲养，顺便参观考察。大巴载着成群结队的外地人到小岗来，还唯独只进了严家，让原本刚刚平寂的流言再一次在村里“沉渣泛起”。
作为这家“个体养殖公司”的负责人，严余山代表严家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些上海人被在这个联产承包制鼻祖小岗村所看到的贫困触动。眼前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尽管是修建不久的新房，也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砖瓦房，却异常简陋，六间屋子三间用来养鸡了，四处乱窜的鸡和人混杂在一起。另一间屋子里还拥挤着老少三代七口人，据说是大水逃难过来的灾民。
段永霞说：“他们见我们家太困难了，就说回去后，让学生把家里的旧衣服寄过来给我们家小孩子穿。有一个老师说，他们那儿正好有1000套过时的校服，让我们帮代售，收入五五分，算是给我们家一点经济支持。谁知道衣服刚运过来，就又有人去告状了，说这是‘救灾衣服’，为这事宏昌前前后后跑了几天。衣服没卖出几件，堆了半间屋子几年时间。”忍无可忍的段永霞再一次扮演了这个家庭里最“凶悍”的角色，她站在家门口不指名道姓地大骂那个背后使招的人。她深知那6间平房是严家“骄傲”的本钱，是村民大伙看着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就据此反击：“我们家什么都是骗来的，连房子也是骗来的，有本事你也去骗去。”本来就不温不火的养鸡生意在绵绵不绝的争议和口水里又勉强维持了1年，两个严氏家族的梁子越结越深。1993年，严余山的大姐严德凤出嫁了，段永霞一个人要承担田里的农活，严家再也没有人手去四处赶集卖鸡。严余山的初次创业就这样夭折了。[8]
这段历史颇有些悲壮，现在回想，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严余山说：“就养鸡来说，我觉得在小岗大规模养殖太不现实，销售的问题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在跟我爸聊天的过程中，我爸问我想不想出去。那时候他正在跟香港老板刘玉才谈关于在凤阳县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的事情。刘老板在广东东莞的电子元件工厂正好开工了，需要工人。我当时想，如果在家里种一辈子地的话，肯定将来也没出息。因为到年底了，也没有什么农活了，我就跟他讲想出去看看，大不了不行了再回来，明年开春还能赶上种地。这一年年底的腊月十六，还有十几天就过春节了，我去了广东。”
三
我是1993年到的东莞，一直到1999年12月份才回小岗。这个电子元件厂是我进的第一家企业，我进去的第一天，就想到了以前在学校老师常教诲我们的话：书到用时方恨少。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要学习。我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在这个企业我一干就是8年，做过保安、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每一个岗位都是我自己推荐自己。因为我有信心，遇到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总是能想办法解决。这样，赢得了老板的信任。这期间，我又考了北京工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本科（函授），可以说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刚开始进厂时，老板曾经给我们出考题，为什么要出来打工？我就回答两句话：学习本领，将来好回去建设我的家乡。到1999年12月，我当时提出辞职的时候，老板很诧异。我从1993年进厂时每月140元工资，涨到了年薪20万元，回到小岗，会有这个回报吗？我跟他说，辞职的理由很简单：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学习的，你现在已经没东西给我学了，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回到小岗村发展。我10年以后回去，是从头开始，今天回去也是从头开始。那我倒不如现在就回去了。
此时已经是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了。在过去的20年里，从1978年到1998年，都是我大伯严俊昌他们家在领导小岗村。应该说小岗村除了稳定了农业的基础，其他方面的产业没什么发展。可能跟一些领导方式或者发展模式、个人的思路有很大关系，小岗村的老百姓普遍提出，希望干部能通过民主选举。1998年改革20周年的时候，正好江总书记视察了小岗村，很多人都提出了这种想法。后来通过民主选举，我爸当选为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应该说这是他改革2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地进入小岗村领导层。
2000年年底的时候，我通过跟滁州市当地一个朋友合伙，在小岗村为来安碧绿春酒厂做配套，搞了一个酒瓶盖加工厂，专门做一次性防伪塑料酒瓶盖。干了差不多1年，小岗村有十几个村民在里面上班。基本上每个人每个月六七百元钱的工资，还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在农村还有一种“仇富心理”，农村的土话叫“红眼病”。那时候因为我年龄比较小，社会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当时也没预料到这些，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以为在小岗村做事从今以后可以一帆风顺，把事情做大。在外面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知识，在小岗村可以有用武之地。除了这个瓶盖厂，我还和常州宏昱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准备在小岗生产预付费电表。到2001年的11月份，瓶盖厂突然被人炸了，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预付费电表的厂自然就黄了。
当时回到小岗，我真的是满怀信心的。瓶盖厂建起来后，我心里想，我终于可以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做一点事情了。结果受到这个打击之后，当时就在想，可能小岗村现在还不具备条件，一些环境还不允许。所以我想要再次走出小岗村。
2009年11月23日，在北京发展的严余山接受了网易新闻主持人刘颂杰、夏小兽的采访，谈到再次走出小岗村后的经历和一些想法。
网易新闻：从1978年到你这个酒瓶盖厂被炸，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小岗村确实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长期处在停滞的状态，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严余山：过去这些年发展不起来，它有必然的原因，导致了它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包括人的素质、领导干部的素质，一些机制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一直到今天，可能我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我相信不光是在小岗村，在中国农村普遍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凭个人喜好发展，所以出路就有了局限性。
网易新闻：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
严余山：我所说的凭个人喜好发展，比方说，我是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但是我所掌握的知识层面、我的思维、我的圈子、我的人脉关系就这么大，在这个地方无论干什么东西，就我说了算，这叫凭个人喜好发展，整个这个地方发展的空间就有局限性。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还不够民主。
网易新闻：你在1999年回到老家，到2001年这一段时间，对这一点可能体会得比较深，是吗？
严余山：对，当时我回到小岗村真的是满怀信心的，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将来怎么办？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有句话“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说这句话说得太没道理了。往往在任何一个地方，墙内根本都开不了花的。不光是在小岗村，在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
这句话应该把它改成“墙外开花墙内香”，先从外围突破。包括今天都是，我一直在想，要先在外面做好自己的事情。你想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没有这个能力，时机也不成熟，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再说吧，然后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别人，可能会比较有说服力。
网易新闻：1978年的小岗村，因为在政策上的先行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后来这种先行的动力就慢慢地缺失了，你直到今天，一直在寻找这个动力，是吗？
严余山：小岗村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还有12个人健在，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现在都很迷茫。现在，小岗村的两委班子基本上没有这帮人，只有1个当年是“大包干”的18人之一。不管村里面做什么样重大的决定，不管将来制订怎样的发展路线和方针，小岗人不知道。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思路，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怎么可能统一呢？
网易新闻：2000年从小岗村出来之后，你又到哪儿去了？
严余山：自从我那个瓶盖厂被炸了之后，我在家里待了9个月，到2002年之后我去了合肥，当时是跟深圳的一个朋友再开了一个分公司，专门做城市亮化工程。2003年6月份把合肥这边丢掉了，去了上海，注册了“小岗人工贸公司”，在黄埔江边上租了码头，进行水泥、黄沙、石子这些建筑材料的贸易。那时是整个上海建材非常火爆的阶段，被我赶上了。凭良心说，也赚了一部分钱，确实很赚钱。
网易新闻：你是差不多2006年又再次回到小岗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严余山：因为我2004年开始转行在上海做节电设备，包括高压电力系统控制柜、节能灯具等，我白天跑市场，晚上做研究，个人取得了十几项专利，我做的节能设备有几项技术当时在国内应该说处在前端地位。到了2006年，上海的公司有了一定的基础，技术、市场都非常成熟。
正好这个时候我们小岗村挂职书记沈浩找我谈过很多次。我通过跟他几次接触，说真的，我觉得他能吃苦，比较有干劲儿。因为年龄比较轻，很有想法，我觉得他可能会给小岗村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后来我就一直关注他。
他是2004年到小岗村的，2006年的时候是他挂职最后一年，在2006年的五六月份他还不断地跟我联系。我每次从上海回到小岗村，他都要找我做工作，希望我回到小岗村来。当时我爸就说，沈书记大力支持，再加上毕竟我是小岗村第二代农民，小岗村一直以农业为主，难得现在沈书记确实在小岗村大力发展工业项目，以工业带动农业。应该说我们一直是以在小岗村发展工业致富作为梦想的，一直想在小岗村把工业做起来，这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当时我爸跟我一说，我就答应了沈书记。2006年10月份，我在合肥参加高新技术对接会，沈浩在会上帮我推销产品。当时我们把设备拉到会上参展了，一些同行看到我们的设备，就把他们的设备拉走了。他们的跟我们的没办法比。高新技术对接会结束后，我直接就把设备拉到小岗了。不久，我就注册了“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这是我回乡第二次创业。
网易新闻：你回来以后，发现再走这个工业化的道路，跟从前相比，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严余山：我回到小岗村注册了这个节能科技公司以后，所有的事情办起来应该说都还是挺顺利的，而且我把所有相关的手续，包括一些立项文件什么的全部都办齐了，合同订单也签了400多万元，但是后来跟着就涉及一个非常尖锐的东西，就造成我在小岗村将近3年的时间，没有把这个项目做起来，那就是生产场地的问题。
网易新闻：还是土地的问题？
严余山：土地的问题。当然我在小岗村自己家有很多土地，我也可以在我自己家的土地上建厂房，但是不符合村里面的统一规划，所以不行。虽然我也找县里面的马书记协调过，他当时打电话给国土局，认为只要我需要的这块地不是基本农田，应该可以考虑让我操作这个项目。
但是跟着村里面干部又说不行，因为有其他人看中了这块地，就是小岗村现在的大规模流转土地的其中一个项目，他们要使用这块地。因为他们要的地多，前期第一期就要了2000亩，刚好就把我要的这15亩地也算在里面了。
网易新闻：除了土地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严余山：另外，在小岗村创业，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比如，我们前期创业，可能遇到一些大规模的投资，资金没办法运转，但是在农村你怎么操作呢？贷款？没办法贷。现在我们都知道首先要质押。农村拿什么去抵押？你又没有什么固定资产。
（2009年）6月16号这一天，我找到我们村里面的党委书记，他很明确地跟我讲了一句话。当然，我认为他可能是一番好意，因为我在小岗村耗了3年了，每天不断地在扔钱，从来没有赚过钱，压力也可想而知，我也想在小岗村把事情做起来的。结果他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一句话，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提醒我，他说：“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因为你是小岗村的人，你是严宏昌的儿子，你一分地都买不到的。”
这句话我推敲了很长时间，我自己也想不通。但是后来自从我看完《小岗村的故事》这本书以后，我就知道了。因为毕竟我爸在小岗村做了这么多年都没做起来，都做不好任何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小岗村目前这种局势之下，可能真的不适合我。
网易新闻：那你会接受这种现实吗？
严余山：我现在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今天实际上完全抱着一种很无所谓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小岗村不管领导班子怎么样流转土地，怎么发展小岗村，弄好了，当然最好。弄不好，我现在也不想依赖什么东西，我现在走出小岗村，跳出这个怪圈，做好这里的事情。如果实现不了小岗村的人治理小岗村，如果小岗村的干部仍然处在这种“空降”的状态，跟老百姓完全是两码事，那回小岗村干吗呢？
2009年6月21日晚，严余山又一次离开小岗村，开车去了北京。2017年6月9日下午，说起这段经历，他有些心酸。
四
为什么选择去北京呢？因为北京方面有不少人在中央电视台2套看到报道，知道我们在做节能科技产品，他们想和我们一起做。他们给我承诺，办企业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们都会满足。到了北京，就和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公司，我主要是负责提供技术服务。这个公司也符合我们上海总公司在全国的布点需求。干到2012年，上海的公司扩建，我又回到上海，担任总经理。这期间的2011年，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曾经有人动员我回村参加选举。我觉得难以有所作为，就没有回来。
到了2014年，王学军省长调到安徽，第五天就来到小岗村考察。他到我家去看望我爸，和我通了电话。当时我在上海，他在电话里跟我讲，还是要回到小岗村来发展。而且当时安排市里相关领导对接这个事情。我很受感动，觉得作为小岗村的“包二代”，对小岗的发展确实有责任和义务。小岗村这么多年，享受政府很多政策和优惠，但许多事情干得效果不理想。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岗村人，心里也很着急，也希望自己能为小岗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2014年6月，我把公司的总经理辞掉，交给一个河南的工程师，跟着我们干七八年的，比较可靠，比较踏实，就让他来负责了。
2014年8月28日，村党委换届选举，我被选为村党委委员。按照会议分工，配合党委书记，做好“三农”工作和社会事务工作，分管共青团工作。
按照做企业的思维，首先讲究效率和成效。通过一段时间实践，才发现自己对基层行政不是很了解，只有多历练，把每一个村干部都当成我的老师，多看、多干、多问，现在我干了三年多了，觉得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我给自己规定，对群众工作要三个起来：每天只要有老百姓来找，要站起来、笑起来、动起来，是自己范围内的事情要努力解决，不是自己范围内的要解释清楚。从刚回来，老百姓对我不了解，到现在，被老百姓认可。
原先村里团委没建起来，我认为，青年农民是村里的新鲜血液，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巨大的动力。我选了一个日子，2014年11月24日，召开青年团员会议，成立共青团小岗村委员会，选举了团委书记，配齐了班子，成立了志愿者团队，关爱留守儿童，关爱五保老人。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呢？这是当年我们父辈按手印的日子。
2014年年底，每天下班后到各村民组跑。小岗村民组1993年前属严岗村。1993年小岗、大严两村民组单独成立小岗村，100多户，300多人。2008年把石马村、严岗村都并过来，全村近900多户，4000人，现在已经1041户，4173人。我在外面21年，对合并后村子里的很多老百姓都不认识。我想要全面了解情况，看有没有贫困户，除了耕种土地，人们还兼做其他什么产业。这也是问政于民，去倾听，听农民怎么说。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平时走访群众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很多问题。
经过调查了解，我发现小岗村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正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对于有些棘手问题，主要负责领导可能觉得任职反正就两年，事情能拖就拖，遇到问题绕着走。这样就会造成问题越积累越多了。我们作为地方干部，才进班子，很多事情说了不算。但老百姓不问你是正职还是副职，地方干部还是下挂干部，你都是干部，找你就是要解决问题。这一方面，对我的确还是有些压力的。我认为小岗的有些问题，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尊重历史，有些还是容易解决的。老百姓要求是看到希望，并不是说今天来看到了，让你明天就处理掉。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就尽快解决；我们这个层面无法解决的，要尽快向上面反映，不能只是捂在手里。我认为，我们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来专门解决小岗村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不处理，对小岗村将来无论是“三年大提升”也好，5A创建也好，都是有麻烦的。
对于小岗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班子建设。你不能要求省派、县派干部一辈子扎根在这里。而本村干部有些人的能力有限，不会做群众工作，连计算机都不会操作。班子里面干的干，看的看，很不平衡。未来小岗村班子的新老交替、后备干部培养，要依托小岗成长起来才行。至于我本人，真的很累，春节以后，只有一个星期天休息，基本上五加二、白加黑，天天加班。
“大包干”精神、沈浩精神，是小岗村的宝贵财富，要传承好。“大包干”精神这些年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这面旗帜在我们手上要是没有打好，是无法对后人交代的。对外要弘扬这面旗帜，继续扩大小岗村对外的影响力。
当下的社会有对小岗村非常不好的桥段，对小岗村影响非常不好，有些负面报道，外界对小岗村不理解。外面人不理解就算了，但小岗人自己要理解，班子成员更要理解，一些外派干部对小岗村要先了解，后理解！
对外界要传递正能量，关于“大包干”带头人对土地的感情是真挚的。有些人说带头人对土地流转有抵触，这是不全面的，带头人对土地流转一是担心农民利益能不能保障，二是土地流转后是干什么？当年的分田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流转是发展生产力，这要解释，要沟通。把这一类问题列出清单，来系统解决。
小岗缺什么？
小岗缺内生动力。
五
2015年后，严余山又分管村里的扶贫工作。
贫困户程玉正是程圩村民组的，今年41岁，家里有4口人，夫妻俩带两个女儿，2012年在外地打工，摔倒后伤及后脑勺，造成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一开始生活自理都难。这家企业不愿意承担责任，被诉讼，结果法院判赔十几万元，但企业很快破产了，程玉正分文也没拿到。治病、打官司、无法干活，种种不幸汇聚到一起，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很快变得一贫如洗。
严余山2014年走访过程中发现程玉正家太困难了，一直记挂在心上。2015年扶贫工作全面启动后，要求每一个干部包保一家贫困户，他自告奋勇帮扶程玉正家。程玉正大女儿程文星梦2002年出生，小女儿程文星雨2004年出生，在读初中、小学。妻子刘占勤除掉持家，还要照顾程玉正，家里的7亩多土地无法耕种，只好出让给别人，换取口粮。
针对程玉正家的情况，严余山觉得首先要把政府的保障政策用足；其次对照凤阳县九大扶贫工程，看能靠到哪一项；再次是根据他家自身的需求，看他们想干什么，帮他找门路来脱贫。程玉正妻子刘占勤是1978年出生的，年龄相对轻，想通过打工来增加收入。在凤阳本地找不到合适的企业，严余山联系了台州的一家企业，刘占勤就带着程玉正到台州打工（程玉正还需要适当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交给刘占勤的父母照顾。刘占勤打工每月2000多元，每年收入两万多元，但除掉两人的吃喝开销和租房子，所剩也就不多了。到了2016年底，他们夫妻从台州回来。2017年，严余山协调小岗培训中心，让刘占勤在那里做服务员，每月工资1800元，虽然没有台州高，但因为离家近，可以照顾程玉正和两个孩子，经济价值远比台州的高。
为了能使程玉正家早日脱贫，2016年，严余山结合政策给他们家申请了二类低保，这样使他们家全年能够有8000多元的固定收入。同时给两个上学的孩子申请了春秋两季的教育精准扶贫补助。程玉正本身有多项残疾，又给他申请了残疾补助。另外还有粮补等。同时，严余山还通过一些个人关系，设法筹集一些捐助。他在凤阳县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中发倡议书，希望每个企业帮扶一个贫困生，小岗学校有13个贫困生，每人给予每月200元资助。有些企业经常会推出一些爱心活动，2017年，康思贝集团在全国招聘100名爱心大使，每位爱心大使可以推荐1名贫困生享受爱心助学金，每年1000元。“4月20日，我立刻应聘，然后就给他们家申请，5月23日1000元下来，5月30日端午节我送到他们家。这是一个小例子，做扶贫，我是能争取到的支持力争争取到。”
“程玉正家虽然贫困，但一直有发展的意愿，总想找事情做，没有等靠要思想，愿意主动作为。2016年，他家被凤阳县委、县政府评为优秀脱贫户。扶贫先扶志，要把扶志放在第一位，不是就光搞钱，要培养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要精神上先脱贫，要有造血功能，才能真正脱贫。”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程玉正家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住房。
程玉正家原来住在程圩村民组，家里住房环境很差。2016年，梅雨季节一下雨，严余山晚上就到他家去看望，因为房子漏水，要加盖塑料薄膜，防止倒塌。其实，程玉正、刘占勤夫妻在台州心里也不安。程圩村民组这一年在小岗村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的拆迁范围，村民统一集中在石马新区安置。对于程玉正家，这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机遇，但石马新区的房子是两层小楼，带一个院子，程家的拆迁补偿很低，其余的房款交不起。针对这种情况，严余山先是让他家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危房改造资金到位后，房款依然差两万多元。严余山又多次找到施工方，给他家协调，剩下的钱先欠施工方的，以后分期分批还。施工方被严余山的执着感动，同意欠款以后分批分期还。2016年12月15日，程玉正一家终于从程圩摇摇欲坠的房屋里，搬进石马新区的两层小楼。
2017年11月1日上午，我随同严余山及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赵玲、扶贫专干马学原来到程玉正家，程玉正在家里，精神状况良好，他生活已经基本上能够自理。宽敞的两层楼没有装修，显得有些简陋，但程玉正非常满意。“这个房子，下再大的雨，再大的雪，我们也不担心了。对于共产党、对于村干部，除了感激，我还是感激！”
严余山在帮扶程玉正全家的工程中，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家人到程玉正家去慰问、交流。端午节送些粽子，中秋节送些月饼，春节时送些年货，给些压岁钱。第一次到位于程圩村民组的老家时，严余山的女儿严海月十分震惊，这一家太穷了。程家两个女孩很客气，把仅有的一点零食，用塑料袋装着的碎馓子拿出来给她和弟弟吃。2016年中秋节，程家奶奶拎来十来个鸡蛋，准备鸡蛋炒丝瓜、鸡蛋炒豆角做过节的菜，但到菜园一看，架子上的几个丝瓜还被人偷走了。这一幕很令严海月心酸。严余山说：“让小孩子之间交流，便于让程家姐妹打开心扉，不封闭自己，感受人世间的温情和美好。”
严海月从此把这两个女孩当成妹妹，经常请他们到自己家里玩，帮他们补习功课。程文星梦和程文星雨都在小岗学校上学，离严余山家很近，来往也方便。的确，孩子们的交往，会培植友谊，让人生多一分理解，生活多一分感悟，在彼此成长的道路上，会有所助益。扶贫事业发展经济、增加收入非常重要，但仅仅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是不够的。
2017年底，严余山给我一份总结，截至2017年12月，全村28户47个贫困人口，其中27户41人已于2016年底脱贫；1户1人已于2017年12月份脱贫；剩余周地爽1户5人未脱贫，现已解决一类低保财政兜底申请，2018年脱贫在望；全村所有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状态，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
对于贫困户，严余山时刻有一份牵挂。2018年1月4日大雪，严余山打了电话及时询问一些贫困户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住房条件不好的人家。第二天，他又深入到程玉正家，查看他家有没有受灾。
六
严余山是1999年结婚的。他的妻子叫张静，是他幼时的相识。张静进入严家后，给严家带来了兴旺。因为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访，在严家院子里开座谈会，严家在外的名声更大了。严余山在瓶盖厂爆炸后，再一次走出小岗，在上海卖建材，挣了一些钱。为了谈生意能撑起场面，他用这些钱的大部分买了1辆黑色帕萨特轿车。当他头一回把车从浙江开回小岗时，严家人在村口放鞭炮迎接，60岁的段永霞泪流满面。
2001年和2006年，严余山在外奔波，张静在家为他先后生下一女一男。严余山说老婆生儿子那天他有预感，一定是个儿子，算命先生早就说过严家是“人丁发”。他从上海龙华寺一名高僧那求了两个名字：女儿叫严海月，儿子叫严才顺。严余山自己名字没有辈分，所以坚持在儿子的名字里要带上“才”字辈。
两个小家伙相差5岁，生下来的时候一样重，都是5.8斤。
2014年重新回到小岗后，严余山最纠结的是收入。担任村干部，工资太低了。
回来以后，收入和我在外面的收入是没法比的。我岳父一家都在上海，曾经劝过我，村里工作难干，没有必要再回去了。但我觉得越是有挑战性的事情，越是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不过，生活问题也不能不考虑。沈浩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不要家财万贯，只要日进分文。你每天只要进1分钱，就说明你没有吃老本，也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收入。考虑到小岗毕竟是4A级旅游区，很多人家开了农家乐、土特产店，我也开了店，除了卖地方的土特产，主要是结合地方特色文化元素，卖文化创意产品。我一般是白天上班，晚上设计产品，然后找公司加工，开发了10多款工艺品。小岗的游客逢到节假日才多，平时买得少。这样，我同时开了淘宝网店，在网上销售。现在实体店没有在网上卖得好，电商反而壮大了。
小岗特色就是“大包干”精神、沈浩精神，我的特色产品是把两种精神融合进去。比如碳雕包铜旋转笔筒，一边有18个带头人雕塑，一边是红手印契约，都是雕刻在上面的。同时，我把这些文化元素也放到茶杯、烟灰缸、磨砂杯、玻璃摆件上，还有凤阳文化特色的凤画、花鼓等。全国第十三届村长论坛在小岗召开时，我还做了几万支纪念笔，销售也不错。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商，一直是我的梦想，下一步结合北京恩源在小岗搞电商，和他们老总沟通，也打算找几个贫困户做电商。
我家里房子很多，也很大，二楼三楼几乎都是空的。资产闲置，应该利用起来。从外地回到小岗以后，发现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没有娱乐的场地和平台，有些人业余时间在家喝酒、生事、打麻将、赌博。外地游客在小岗村住宿的，除了在友谊大道逛来逛去，吃没有地方吃，玩没有地方玩，我开了一家“农歌汇”歌厅，就装修12个包房，每个包房风格不一样。我跟外人说，我们不同于别人，要错位经营，大家都开餐馆，那就会一起完蛋。别人开餐馆，我们提供游乐的场所，来唱唱歌、喝喝茶。我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天晚上来玩的人不是开车来的，而是骑摩托车、电动车来的，也就是小岗附近的老百姓。每天下午1点30分开张，到夜里12点打烊。平时一些走累了的游客，需要一个地方小憩，就会上来。节假日时，人很多。就12个包房，不够用了。这两年大年初一，一早上就被人订完了。
这样就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能保证我家里有一份收入，哪怕我在村委会拿不到钱，家里的生活也可以维持，老婆、孩子的吃饭问题也能解决。既然回到了村里工作，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不是我唱高调，做人风格多高，做这个工作就要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准备，在这里拿的工资跟我在外地比，那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在外面每月怎么也有几万元钱的收入，现在工资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1000多元，平时还不够自己应付的，所以家里还是需要一个正常稳定的收入。不然，那只能吃老本了，现在家里不管搞电商，还是搞农歌汇，都是维持稳定收入的一个渠道。我是有土地的，但土地都给弟弟德宝种了，我从来不考虑干农活。其他本村干部下班就走了，他们要回家种地。我不需要，往往就在办公室忙，一直到我老婆打电话来，说饭做好了，我才会回去。
眼下，严余山家的特色产品店又扩大了。2017年8月3日，张静又注册成立了小岗村快递服务中心，代理申通、顺风、圆通等多家快递公司的业务。这个服务中心，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电商服务最后一千米问题，给小岗村的电商发展以促进。当然，它又能给严余山带来一笔收入。
2.引领农家乐的关正景
关正景，1969年2月2日出生，是“大包干”带头人、老村主任关友江之子，他和严余山两个人在村两委中除了是“包二代”，还是规规矩矩的小岗“官二代”。2014年通过选举进入村委会，现任村委委员，也是“大包干”农家菜馆的老板。小岗人如今都知道，通过开办农家菜馆、销售凤阳特色商品，关正景已成为村里的“有钱人”，有房有车，年收入20多万元。2017年春节前，在小岗村召开的新春座谈会上，小岗评选表彰了新的18位优秀致富带头人，关正景名列其中。
高中毕业后，关正景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1995年，年轻的关正景觉得像父亲关友江一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太委屈人生了，一年下来也挣不到几千元，还累得要死。此时已经有人外出打工，他决定“赶时髦”，出门闯一闯，于是约上同村的五六个伙伴南下去了广州，在东莞旺兴达电讯器材有限公司做了一名保安。
头一次出远门的关正景目睹了广州的繁华，也慢慢体会到勤劳敢为的小岗精神别样体现。当时旺兴达电讯器材有限公司的老板虽然身家过亿元，然而每次送货来厂，都要亲自参与卸货，老板自己的妻子、小孩也都过来帮忙，身为打工仔的关正景感慨不已：“这些老板的钱都是靠辛苦挣出来的啊！”
1年以后，东莞的旺兴达公司挥师北上，在凤阳临淮工业园内投资兴建了安徽旺兴达电讯集团公司。关正景离开东莞，回到家乡，来到临淮的旺兴达厂里上班。他开始做操作工，后来当车间主任。车间主要生产镀锡铜线，关正景指挥工人要完成拉丝、镀锡、酸里面清洗、镀铅锡等多道工序。这些镀锡铜线可生产电子插角、电子引线，可以做很多电子元件配件，三极管、二极管的插角，都是这个做的。十几年间，厂子一直很红火。
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长假，假日旅游热潮席卷全国。这一年，一贯忙于工作的关正景头一次有了国庆的7天假。他借着这个机会把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好好地跑了跑。这一方面是旅游，另一方面也为了见世面，换脑筋。
到了2007年年初，旺兴达的厂子市场销售疲软，开始走下坡路，关正景回到村里。
此时，关正景家有13亩多土地，他租出去4亩，再种上4亩葡萄，其余的土地种粮食和蔬菜，供自家食用。种葡萄效益很好，就是工夫要投入多。至于种粮食，关正景没有太大兴趣。这一年是关正景的思索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岗“包二代”，关正景认识很清楚，只种粮食，有限的土地，富不起来。外出打工能挣点辛苦钱，一点一点积攒后，也许能过衣食无忧的日子，但要致富，太难了。尽管这样，外出打工还是有诱惑力的。他曾经想过再次走出小岗，继续出去打工，但是后来和妻子一合计，还是决定放弃了。家里3个孩子大了，要上学，需要人照看。要是到了外面，就难以管到孩子了。而且一直漂泊也不是长久之计，根在凤阳，家在小岗，要立在根上，发在家里。他与沈浩交谈，也和父亲交谈，到底干什么好？
小岗村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沈浩书记的倡导和促进下，很多人家的两层小楼都盖起来了。关正景和父亲关友江住在一起，他们家的小楼也盖起来了，沿街的平房适合做门面。打工这些年，他手里有些积蓄，小岗的旅游日渐增多，能否开一家农家乐餐馆？
在关正景举棋不定中，时光走进了2008年。这一年是改革开放暨“大包干”30周年，前来小岗村参观的游客、考察的人员络绎不绝。胡锦涛总书记9月30日视察了小岗，在关友江家和群众座谈后，这里更是游人如织。无论是考察人员还是游客，大家一来，都要请关友江回忆总书记亲切接见的情景。关正景看着父亲每天忙着接待，客人每到用餐时间，要到梨园或者小溪河，甚至凤阳县城去吃饭。有时候，错过了用餐时间，关友江就把客人带到家里吃饭。客人临走前直夸“饭菜真香”，还硬要留下伙食费。这不就是商机吗？
关正景和妻子李艳商量，就在自家新建的楼房院落里开一个农家乐饭店吧，自己当老板，做自己的王。“这个宝就这么押了！”关正景将积蓄拿出，添置了农家乐饭店所需餐具、桌椅、空调等用品，将房子做简单装饰，大包干农家菜馆就开张了。能不能干赢，关正景心里没有底，开始投入不多，菜馆只有四五张桌子，规模很小。关正景自己受父亲的影响，能做不少拿手菜，自己下厨，妻子李艳帮忙张罗，打下手，夫妻店像模像样。
一直思索小岗村如何加快发展的沈浩，见小岗村的游客逐渐增多，也在忙着和省旅游部门对接，筹划在小岗发展一批农家乐旅游饭店。关正景大包干农家菜馆的开张，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到了第二年，小岗村有多家饭店开业。8月4日，小岗村农家乐协会宣告成立，关正景成为10名农家乐会员中的一员。
由于10个农户的家庭卫生状况、烹饪技术、服务水平等条件不一，办起来的“农家菜”杂七杂八，顾客也颇不满意。回想那段时光，关正景妻子李艳说：“多亏了县妇联、县旅游局组织村里的10户‘农家乐’示范户代表与宾馆开展结对互动活动，提升我们‘农家乐’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10户“农家乐”示范户代表参观了宾馆的客服部及宾馆大厅、餐饮部、后堂等，观摩学习了有关接待服务、文明礼仪、客房布置、后堂管理、床铺整理、卫生保洁、农家菜烹饪等方面的现场示范。这样一来，小岗村农家乐餐馆的卫生状况、管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做餐饮一定要有特色，特色就是品牌！喜欢琢磨的关正景发现，城里来的游客品尝农家饭菜，越土越好。摸到了这个窍门，关正景的生意就好做多了，他重在“土”字上下工夫，挖掘农家土菜，让客人感受到新农村老农家的气息，感受到自然、纯朴的快乐。每天来就餐的游客一批又一批，菜馆的人气旺了起来。关正景不失时机扩大投入，把院落、后面的楼房全部整理出来，摆上桌子，接待能力在第三年就扩大到现在的规模。他专门聘请了一名厨师，雇了一个服务员，再加上妻子李艳和临时工，接待能力暴涨。“现在，我的菜馆能一次性接待200人。这几年，我最多的一天曾经接待过240人。很多旅行社都喜欢和我们合作。客人来到我们店，很多人是要参观一下这个院落的，因为墙上的照片、院落的布置，和2008年胡总书记来时是一样的。我父亲现在没什么事情，常年给我打工，每天都热情回答游客的提问。即使是这样，菜馆上菜时间也要控制好。从客人进店，到菜饭上桌，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有些客人就会着急，导游也会着急。有时候，往往是十几桌一起上，前期的准备非常重要。我和李艳每天总是有一个人要一大早到小溪河镇上买菜，回来后清洗、整理，一分钟都不停。要说忙，那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我在村里上班，工作很忙，店里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剩下的就是李艳了。农家乐开好了，肯定是赚钱的，但赚的都是辛苦钱。就像我在东莞看到的旺兴达公司的老板，赚钱都是要辛苦的。”
菜馆是一个平台，它除掉给关正景一家提供挣钱的机遇，也给小岗村不少农民提供机遇。村子里农户种植了蔬菜，养殖了鸡鸭鱼等畜禽产品，菜馆常常就地取材。这样能保持食材的新鲜、地道，也让一些农户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方便了农户销售农产品，提高了收入。
2017年，小岗村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平均每天有两千多人前来小岗村，参观大包干纪念馆、体验“当年农家”。“国庆很忙”已是关正景等人的常态。“国庆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休假旅游，不过不休假胜似休假。”
大包干农家乐菜馆对面的房子，原先是关正景弟弟关正标的，现在，关友江住着。3年前，关正景就盘算着，要把它发展成农家宾馆，准备投入100万元，再盖栋4层楼房，预计能入住60位旅客，把现在的“农家乐”发展成“农庄”，再盖几间草房、支上几个土灶，跟老人学上几道“忆苦思甜”菜，让游客们能“留”在小岗，真正体验一下“当年农家”的生活情境。但这个设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里涉及村庄规划，想在友谊大道边新盖房子，与规划不一致不行。作为村干部，关正景太明白了。小岗今后的发展，要不要突破已有的格局，关正景自己说不准。
居住在友谊大道两边，靠近西头几百米，是小岗最核心的区域。这里的住户，多是当年按红手印的18户“大包干”带头人及他们的后代。平均两家1个超市，一半以上开农家乐，节假日，旅客量大的时候，颇显繁华，但每个店面之间，难免出现同质化导致恶性竞争。关正景认为，小岗村发展旅游经济、搞农家乐经营的路子是对的，但应该有更顶层的设计，让大家利益分沾。发展小岗旅游，除了开农家乐、开超市，小岗人还能做什么？作为“包二代”，面对40年走过的匆匆时光，面对各级政府的锐意推进，关正景觉得，小岗人的“内生动力”还显然不够。和满世界行走“捞世界”的温州人比，小岗人身上有闯劲吗？而当年父辈18条汉子的那一闯，是不输给任何温州人的。
“小岗的建设需要规划，更需要人气。广州、深圳、上海、宁波那些地方，有很多小岗人在打工，有些人发展得很好，出差到那边，或者是节假日他们回来，我们一起吃饭喝酒，大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要不要回到小岗来？回到小岗来，我能干什么？这里面的一些人不缺乏资金，更不缺乏干劲，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平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村两委，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搭建平台！”谈论小岗的发展，关正景的神态极像他的父亲关友江。
作为小岗村“官二代”和“包二代”兼有的身份，在当选小岗村委会委员后，工作如何开展呢？2017年6月23日，我问关正景：“你工作中得心应手的在什么地方？困惑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容易推？哪些事情好干？”
“牵涉到老百姓的事情，都不好干。我本来没有到村里来工作时，觉得村里这么一点事情还不好干吗？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什么事情说说弄弄还不行了？但一接触实际就不行了，牵涉方方面面，只要涉及利益，就会有让你想不通的事情。我们看着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这一次我们在大严村民组签征地协议，条件都谈好了，他自己也知道很优惠了，但就是不签，有些人把过去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提出来搭车，耿耿于怀，故意刁难，你还不能发火，不能不做，只能一次又一次上门，整天赔着笑脸，反反复复说好话。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和胡搅蛮缠的，不计较是能过去的；计较了，能拿起来说事。比如有一户，他的问题我不便说，我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户人家门前曾有个猪圈，1年前自己拆除，打成水泥地做晒场了。这一次，他不但要补偿晒场的钱，还要补偿猪圈的钱。他说，猪圈也是晒场的成本。按照拆迁规定，同一个地块，不能同时叠加两个建筑物，但他就是要算，不管你什么规定不规定。这要是一算，同一块土地上过去曾经建过什么的，都会提出来，那就没完没了了。他在这僵着，都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讲他都是油盐不进，村里吴夕明书记也上门和他沟通，还是不行。到现在，他的协议依然没有签。那片地涉及八九户，村里是要整体使用的。现在其他人都签了，他处在中间，不签，那地村里就没法用。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做不通？我想不通。”
“这样，你对你们父辈的工作是不是有新的理解？”
“的确。我现在对于基层干部的工作都有了新的理解。看似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很复杂。还有一次，也是因为土地置换征地，整个地块，有一片杨树林，四五分地，是张三和他父亲共有的。张三在外打工，他父亲签字同意出让，把钱也领取了。张三回来了，村民组长正带人锯树，他上来就骂。村民组长年纪很大了，是他的长辈。我看不下去，说了他几句，他当时就跟我搞起来了。他们家有人在北京工作，好像位置挺高，说我要把你们村两委连锅端掉！非叫你们都下来。我说，你要是给我们端掉呢，我们谢谢你。你不能说你家有人在上面，就是你随意说了算。你父亲都签过字了，钱也拿去了，又不给锯树了，怎么可能？他冲上来，想动手，我把外套一扔，就要和他干！不说其他的，村民组长多大年龄了，比你父亲都大啊！你凭什么骂？我大不了村干部不干了。旁边人赶快把我拉住。在农村，现在干点事情，有时候真是窝囊，他骂干部，打干部行，但干部要是回了，争起来，错误都是干部的。”
“这事情后来结果怎么处理的呢？”
“僵持了有两天，我们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树，我们付过钱了，办过手续了，必须要锯掉，可以由你自己锯。”
“等于说，这个树村里已经付过钱买下来了，现在又给了你，你锯掉就行了。”
“是的。让一些利益吧。这个树是他的，他说我是不愿意让的，就是要让它在田里长，要长成参天巨木的。就像鸡蛋的故事一样，蛋生鸡，鸡又生蛋，鸡鸡蛋蛋，无穷无尽。你把我这个鸡蛋毁了，你要赔偿我多少呵？1个鸡蛋赔1只鸡也远远不够啊？用这种搅理和村干部提要求的每年都会遇到。这一户幸亏他父亲签字了，拿钱了，要不然，你拿他就没有办法。你办公益事业？公益事业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不让你们办，就是故意跟你们找碴。尽管他给我们冷屁股，但我们还是要拿热脸往上蹭啊，还是要恭维他有见识，有主权意识，还是要请他支持、协助。那些树不锯掉，整块地就不能复垦，无法验收。基层农村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关正景很重视友谊大道的保洁，这条街道是小岗的核心街道，是小岗的门脸。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农机停放问题。住在街道两边的有些人家还种地，有些人家的土地还不少，农机必不可少。这些农机平时都要停放在每家每户门口，加上农机耕作后开回来，总会带来一些泥巴、碎草等，严重影响街道环境。“你不能不准他开回家，放在野地里，要是机械或者是零部件被偷了怎么办？当务之急是要建设农机大院。”
“这要不少土地吧？”
“是的。建农机大院的地方有，就是土地指标难以落实。不批指标，不能建设。卫星天天在天上绕，你建了，它拍到了，就会让你整改。还要追究责任，这些都是矛盾。小岗有人在塘埂上盖鸡圈，一点耕地没有占，被卫星拍到了，还是扒掉了，损失十几万元！”
在村里任职这三四年来，小岗村有哪些亮点？关正景觉得，一是小岗学校的建设发展，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中考成绩年年上升，影响力越来越大。二是创发公司4300亩土地流转，引进了省农垦集团，经营走向良性循环。三是小岗创5A级国家旅游区建设，成效显著。这是这几年小岗发展的亮点，对于“大包干”40年来说，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关正景的女儿关倩倩曾就读于湖北师范大学，作为小岗的“包三代”，她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明显不同于“包二代”的父辈。大学期间暑假打工，到了国庆长假，就早早地给自己安排了出游计划。“从小到大我几乎没出过小岗村，上了大学才真正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大学期间的几年长假，关倩倩早已把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的景点“深度游”了一遍。最后一个暑假，她又约上了几个同学，去上海看一看。通过了解和对比，关倩倩对小岗和小岗人有了很理性的认识。“我们这一代的小岗人是幸运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对未来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关倩倩牢记自己的根在小岗，但她不愿意选择回到小岗。她认为，只有更多的小岗子弟走出小岗了，小岗才是真正发展了。就像有更多的人走进小岗了，小岗才是真正发展了，道理是一样的。3年前大学毕业，她就和同学一起，利用自己学音乐的特长，加盟木色都音乐教育，在凤阳县城开设了一家琴行。木色都加盟店1年将近20万元利润，收入还是可观的。一边开琴行，关倩倩一边参加招聘考试，2017年又考进凤阳县教师编制，成为县实验小学的音乐教师。她的生活里每天都有音乐，到了国庆这样的长假，她还是要出去走走的。
关正景有三个孩子，老二、老三是一对龙凤双胞胎。2017年参加高考，出师不利，后又复读。2018年高考考上了二本。
3.跳出小岗看小岗的关正标
关正标是关正景的弟弟，是关友江的小儿子，1976年12月出生，1997年从凤阳中学考上合肥工业大学，2001年7月毕业，原先打算考研，后来又放弃。他先是在合肥华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到2004年4月份回到凤阳党校，现任党校办公室主任，已结婚，有1个女儿。2017年11月17日下午，在凤阳县委党校行政楼3楼办公室，我采访了他。
我对小岗村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就是长辈都很繁忙。我只负责一件事，放牛。不上学时，牛就是我的。先是两头牛，两头母的，后来父亲又买了1头公牛。地里的活是干不了的，吃饭多是饥一顿饱一顿，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没有时间做。一到农忙，几乎没有准时吃饭的时候。即使是农闲的时候，也要施肥、拔草。夏天时全是在外面睡觉。夏秋收获季节，我爸是上半夜打场，我妈下半夜翻场。当时家里房子小，在家睡觉还没有在外面睡觉快活。不知是哪一年冬天，我家就盖新房子了，土墙，草顶的那种。房子很大，老房子做了牛棚。我们住在新房子中间，两边堆放粮食。整个房间都堆得满满的，晚上睡觉时仿佛就睡在粮食上，身边会弥漫着一种新鲜的稻香。那种味道我很喜欢，现在到了秋天，我回小岗时，想找，找不到了。
冬天全家都在地里施肥，大人在前面用一个削尖的木棒在麦苗间打洞，小孩子端着化肥跟在后面往洞里丢肥料，叫做穴施化肥。据说这样做，肥力更能让庄稼吸收。不去穴施化肥的时候，我们小孩就扯草喂牛，把用水泡涨的黄豆用稻草包起来，如同包饺子一样——黄豆是陷，稻草是皮，这稻草饺子是为了给牛增加营养，让它在冬天里添膘长肉，到春天后好更有劲儿干活。家里三四头牛，有很多事情要做。每天除了喂草料，还要在清早、中午、傍晚和上半夜等固定时间把牛从牛棚里赶出来，让他们撒尿、拉屎，不然屎尿就会被它们拉在牛棚里，弄脏了地方，要花费力气清理不说，还会让牛铺潮湿，牛睡下去受凉，生病。最让我们小孩子高兴的是饮牛水，因为水塘离家有一段距离，我们就骑在牛背上，用牛绳抽着牛屁股，把它赶到水塘边，让它呼呼地喝水，喝饱了，再把它赶回牛棚。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照着，骑在牛背上暖洋洋的。胆大的乌鸦有时候也会过来，停在牛屁股上，找粘在牛毛中的稻粒，或者虱子，有时候赶都赶不走。
家里还喂十几头猪，过年杀1头猪，特别大，一吃都吃到第二年春天。肉随便吃，也就不熬[9]了。记忆中一年到头都是吃猪油。很少吃菜籽油。现在我家里很少吃猪油，偶尔吃一下，还是觉得很香。我们家生活相对是不差的，我妈喜欢搞菜园，鸡也养了不少，我爸会烧锅[10]，有时间他会做上几个菜，家里生活还是让人满足的。最关键的是，我从小到大，家里人都平安、健康。
上学的记忆是自由。最开始的是小岗小学，每个年级六七个人，当时教室3间房子，只有两个小窗子，一到阴天，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就都到门口上课、看书。那时候没有通电，教室里太黑，没地方去。3个年级1个老师，姓张，叫张道华。这个老师我记忆深刻。因为我的名字上学时叫关毛蛋，他说不好听，就给我起名为关振彪。现在的关正标就是从那来的。到了一年级年底，张道华老师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张洪德顶替他来教我们。张洪德是初中毕业，水平更高。张洪德教了1年，又生病了，又来个叫陈本林的老师来教我们。他把我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并在我笔记本上写道：“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把握正确的航向，驶向正确的彼岸。”那个笔记本我一直藏到高中毕业。其实，那时候哪有目标，就是混日子。但当时严宏昌有一个老弟严久昌，是职高毕业，会画画，毕业后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无锡那边让他去上班了，成了我们非常羡慕的人。读书当时对我们是很遥远的事情，家人要我们好好念书，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念书。对长期窝在小岗的我们，严久昌很有影响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哪里是学习，就是耍着玩的，玩耍中认得了几个字。三年级时，学校搬到我家新瓦房里去了。1986年，上面补贴2000元，我家盖了4间瓦房。当时没有路，房子离打谷场远，没有去住。此时学校房子倒掉了，老师就跟我爸打一声招呼，搬进去了。我爸一向是厚道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总不能让小孩没有地方上学。从这一点来说，“大包干”后的前十几年，小岗除了名气，和其他生产队没有什么区别。
1年以后，我读四年级时，小岗小学和严岗小学合并了，校址在小严生产队。1个班14个人，教室换的就多了，哪家有空房子就往哪家钻，1年换了四五处，老师叫缪夕连，单身一人，以前读过4年私塾，认得一些字，但数学和其他科目都不行。到了五年级，又是陈本林教了，此时学校盖了新瓦房。总共是8间瓦房，教室两面都有大窗子，前面还有走廊，坐在里面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很上档次，像个学校了。记得有一天下大雪，没有路了，我个子只有一米二左右，走路怕掉到雪窝里，不敢回家，一直缩在教室里。家里看天黑了，我还没有回来，就让我大哥来，从教室把我背了回去。那种状况下，学习成绩肯定是很差的。当年小岗的孩子小学基础都是很差的。
小学毕业后，1989年考进梨园中学，初一年级共124人，两个班，我是123名，倒数第二。就这样，我们小岗那一年也就两个人考上了初中，另一个是住在东头的严德柱。我们俩一东一西，被村里人当成了标杆。很多人见到就夸，还要其他小孩子向我们学习，这样我就很不好意思了，硬着头皮搞学习了。在梨园中学读了3年，我还是很努力的，但没有考上高中。当年高中升学比例的确低。我不服气，又复读1年，终于考上凤阳中学，是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凤阳中学的感觉非常好，比考上大学还兴奋，梨园中学总共考上两个，大家都觉得肯定能考上大学。到凤阳中学3年就是规规矩矩读书了。1996年，我被滁州师专录取。这个时候对以后的人生已经有些明白了，觉得读师专将来毕业后要到农村教书，没有意思，就没有去读。在凤阳中学又补习1年，才考上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管理学院财税系。算起来，我是小岗村走出来的第一个规规矩矩的大学生。
回过头来看，我读书的过程还是很曲折的，最主要是基础差，没有读书的方法。庆幸的是考上了合工大。
我在党校一直是当教师，从事教学工作。2015年党校这一块转公务员的时候，我没有转。因为我喜欢研究思考一些问题，对于搞行政，我没有兴趣。说真的，我父亲在小岗村当村委会副主任、主任那么多年，做出的奉献很多，沈浩做出的奉献就更多了，但他们都受了很多窝囊气。村民中有不少人就是以利益为中心，他不跟你讲道理，只要触及了他的利益，就跟你没完。当领导，尽管是村里的，你也要有胸怀，要能忍得住，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份涵养，我难以具备。我觉得专心搞教学，我可以超脱一些。
当然教学也不容易。我开始主要从事财税和经济方面的教学，后来基层党校都不开了，就转到党的理论教育方面，这一次评高职评的是政治学。我喜爱这个职业，这些年领导和同事以及历届学员对我评价都还不错。我要继续努力，希望能做得更好。2015年，安徽小岗干部学院成立，县党校要和它合并，两个机构一拨人马。比起县党校，小岗干部学院的牌子更响，平台更宽广。我觉得今后会更有作为。小岗干部学院1期工程占地50亩，建设有教学区和后勤区两个部分，建筑面积7442平方米，自2015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完成81批次5800多人的培训任务。现在2期项目建设又在有序推进了。2期工程是小岗村“三年大提升”工作重点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建成后小岗干部学院总面积将达到180亩，预计于2018年9月建成使用。为提升小岗干部学院建设管理水平，2期规划设计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依托现有大包干纪念馆、学院1期建筑总体布局，建设学员楼、文体中心、食堂等配套设施，科学设置教学、住宿、餐饮功能区，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将增设250个教室、宿舍，可满足300—400人教学和食宿要求。
小岗干部学院是以“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为主题的全国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是安徽省重点建设的3个干部学院之一。深挖小岗红色资源，突出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彰显传统文化，推出《农业“大包干”和“大包干”精神》《学习沈浩精神，做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朱元璋反腐典例对当今的启示》《农村改革现状及对策》等七大特色专题课，同时，还开发了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总书记足迹（小岗）、中都城罢建及朱元璋体恤民情对当今的启示（明中都故皇城遗址）、李克强在东陵的工作与学习（大庙东陵）、大王府拓展训练基地（大王府农博园）等20个现场教学点。目前，已形成5—15天的课程设置。还有一些课题开发正在做，和安徽科技学院、蚌埠学院、滁州市委党校一起做。我配合市委党校王永康副校长研究开发的课题任务是如何深化弘扬“大包干”精神。我自己为主做的选题是小岗村发挥党性教育基地作用研究，王永康副校长提供理论支撑等帮助。随着小岗干部学院的发展，做这个研究应该更有意义。
也有领导曾经问我愿不愿意回小岗村去干，锻炼一段时间当书记。我没有同意，我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同时也不想把自己打造成那块料。研究小岗村红色教育基地这一课题，整个凤阳县没有几个人能够做，也没有几个人会舍下身子做。想当小岗村书记的人很多，合适的不一定多，但肯定有。对于小岗我做一个参与者就够了。
读书后回过头来看小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不好很正常，如果发展好了，倒是不正常了。它处在那个位置，交通闭塞，到凤阳县城汽车都要跑好几个小时。一个地方发展好，首先要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不可能全靠外力。自身资源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就靠常规农业不可能超常规发展。光靠政治品牌肯定也不行，因为有影响力，上面给一些扶持，带来一些小打小闹的收入，解决不了大问题。小岗的发展我觉得要重新定位，旅游这一块可以做大，干部培训可以做大，观光农业可以做大一些。工业只能适度发展，说白了，就是做大第三产业，一产、二产可以适当地发展一些。这是我个人观点。因为环境保护成本太大，小岗的自我净化的功能太弱，因为是岗子地，丘陵地带，水资源紧张。农业发展都受水的局限，工业若是规模大了，更是要受制约。所以小岗一产、二产要适度。
人力资源匮乏也是一个原因，小岗的很多年轻人都出去了，人才外流很严重。外流原因是人才能量在家不能释放，没有舞台给他，他不能够粉墨登场，唱连轴大戏，不能出形象。他自然就要走，去寻找能出形象的舞台。
区位劣势。这可能是小岗村最大的劣势。即使到现在，小岗村还是郊区农村，离城较远，吸引年轻人较难。凤阳党校马上要整体搬迁到小岗干部学院，年轻人很多都想离开党校，因为生活不方便，单身汉对象都难找。办公室也有人议论说，到那边后，时间稍长，别人就会把我们忘记了。和县城的很多单位长期不接触，人家能不忘记吗？当然，现在小岗毕竟不是过去的小岗，后发优势很明显了，后面会迅速发展起来的。
小岗需要投资，但在小岗投资做什么，需要好好研究，尤其是民营资本。不研究，不看准项目，进去必死，有些即使不死，活起来也困难。要综合研判市场，小岗有什么？靠什么吸引市场？它的特色是什么？
从我记事起，并没有觉得小岗有什么特色，和别的村庄有什么不同。村里人的思想意识大多也是和其他村农民一样。只有严宏昌，不干农活，经常出去跑，想办企业。他曾经养鸡，办小工厂，做了不少尝试，但没有一样成功的。当时，村里没有人理解他，不少人说他“鬼屁”。现在回过头来看，严宏昌是个头脑活络的人，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改变自己，改变小岗，但太难了。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在那里，很多人是麻木的，不愿超常做，不敢超常做，不会超常做。
对于小岗这个典型，县里面也一直都是想扶持的。我记得两件事情，都是县里面下派的干部做的。一件是叫小岗村把后面百十亩地都种桃子。那个干部好像姓程，通过自己努力，弄到一批桃树苗，动员村民种，把前景说得很动听。村民也很高兴，都去栽桃树了。桃树栽下去，长得很旺盛，三年下来长了有三四米高，花开得很旺，却没有结多少果实。因为桃树是要管理的，从第一年起就要剪枝、打岔，定主枝、副枝，要考虑如何施肥，挂果后还有一系列的技术管理。这些，小岗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小岗人。那位姓程的干部可能也不知道，光送果树，不送技术肯定是不行的。结果，疯长三四年的桃树看起来茫茫苍苍，却没有结出几个桃子，村民只好把它们砍掉了。这一栽一砍，耽误土地三四年。其实，小岗村人要是有人科学引导，是能种好果树的。像严久昌，他现在种的桃树效益非常高。
另一件事情还是种树，种桑树，让小岗村人养蚕致富。这也是一个上级干部拍脑袋的决定。他在一个地方看到别人养蚕能挣钱，就让小岗人来养，以此来改变小岗面貌。养蚕就要栽桑，栽桑树需要在土地上挖沟，筑起垄子，劳动量很大。小岗人因为桃树问题，不愿意再干，这个干部就调动小溪河镇东面村里的人，挖了一冬天，才把沟挖好树栽上。但养蚕光有桑树不行，还要掌握更复杂的技术才行。结果桑树很茂盛，桑树叶子被用来喂猪了，很多桑葚便宜了我们这些放牛的孩子，吃得满嘴乌紫。这大概是1990年前后的事情，那时候，小岗没有现在影响大，关注度不是很高。
小岗村的重大改变是从江苏张家港长江村来，修建了友谊大道，建了一个葡萄园。当时给葡萄园修沟，是义务劳动，全村都去干。沈浩来了之后，对葡萄种植进行推广，很多人家都种葡萄。在长江村人的指导下，葡萄能够找到市场，有销路，让小岗人感觉到，干农活也能挣到钱，有个奔头。不像以前，种粮食一年干到头，只能有个温饱。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不像以前的很多项目，说得天花乱坠，但最后没有效益。我的记忆里，小岗人意识的改变，是从张家港长江村来到以后迅速发生的。种葡萄，很多人跟着干了。由于长江村安排了一些年轻人到长江村打工，很多年轻人也跟着走出去了。这应该是1998年以后，距小岗人按红手印已经20年了。
给小岗带来重大变化的还有毕美家，他在担任滁州市委副书记时非常重视小岗，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建了一个全新的大包干纪念馆，整体提升了小岗的形象，给沈浩到来提供了发展的时间、空间的基础。沈浩一开始来修的那条路，就是修到大包干纪念馆的，让村民一同赚钱，树立了沈浩的威信。村两委的威信也不断提升了。
给小岗带来根本性变化的是沈浩，他的故事你肯定了解很多了。我不需要多说了。你让我说说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敢做敢当，是一个执着的汉子。他做沈浩的助手，也是沈浩能做出一些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很正直，很有能力，尤其是不怕困难。像父亲在小岗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既能做到童叟无欺，又能坚持原则。自己家亲戚在征地中想得到一点便宜都不行。这样是要得罪人的，但确实是有意义的。
沈浩在时，我倒没有发现我爸有什么重要，但丁俊来当书记的时候，我爸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他承担的明显增多，只要是村里的，他都主动承担，从不推诿。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小岗很多人会到村委会去无理取闹，尤其是一些“大包干”带头人，有时候还会发生肢体冲突，但我爸绝不退缩。在征地时，有些亲戚胡搅蛮缠，想多得利益，但在我爸这绝对行不通。他就是想把小岗村搞好。有些我家至亲，父亲一辈子看不起他，因为他“利”字太重，“义”字太轻。
父亲对小岗的感情很深，对沈浩感情更深，中宣部刘汉俊组织采访时，父亲带着记者一家一家跑着采访，腿都跑肿了，但一声不吭。后来，刘汉俊发现了，临走时，塞了几百元钱在他枕头下面。他对我哥讲，要父亲注意身体。
我的感觉是，小岗除了个别搅屎棍子，没有不喜欢父亲的。父亲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从来没有教训过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姊妹四个发过火，对于一个农民，很不容易。我小时候只被我二哥揍过。我没有见过他哭，只有我妈见过他哭。他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大姐没有读书。我考上凤中时，他去庙上放了一挂炮。可见他是很重视教育的，只不过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我二哥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身体不好。在村里，忙起来没完没了。他们家现在开饭店主要是二嫂子干，二嫂子李艳很能干。父亲退下来，正好给他们帮忙。我孩子现在1岁多，父亲也很操心。其实，是不需要他操心的。他操心操了一辈子，操过儿子操孙子，操过孙子还要操重孙子。他现在彻底快活了，五代同堂。他和我奶奶在一起过。奶奶94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父亲每天晚上去陪她，给她洗脚、梳头，老年人照顾更老年人，非常难得。
父亲年轻时经常和严俊昌吵架，有时候还打架，但对严俊昌很认可。因为严俊昌当村干部时，是重义轻利的。他认为严俊昌是个有基本公心的人，作为“大包干”大头人，功不可没，对于小岗这个品牌，还是真心维护的。他评价人物客观公正，对我们就很有影响，让我们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小岗的过去，同时又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事情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除了党校教研这一块的本职工作，我近一段时间被抽去参加拆迁工作。这个工作的确难做，新闻媒体对待拆迁工作的报道，有时候不客观，很多时候是为了吸引眼球，越是胡搅蛮缠的，他们越是当做宝贝去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一些公知也是这样，他们做一场报告就是几千元钱，站着讲也不会腰疼，根本体会不到基层干部身上面对发展而具有的压力。很多时候要抢时间，抓机遇，稍微松一松，机遇就失去了，一耽误，又要落后好几年，乃至头10年。我把拆迁当成一种历练，当成了解一下社情民意的途径，为教研增加一些现实材料。说实在的，这种事情真不能参与太多，更不能作为职业。
还有扶贫工作，我也参与了，有具体的任务，现在觉得搞着搞着就成为职业了。扶贫工作不深入进去，我想象不到有些事情的特殊性。有一个智障男人，从路边捡来一个智障女，两人就在一起了。智障女没有户口，两人又生了一个智障孩子，这个家庭怎么能不贫穷呢？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们结婚、生子都是违法的，但如何追究？谁来追究？追究了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户口，智障女和她的智障孩子很多权益都无法保障。她生病也无法治疗，第一次走访，发现她的腿肿得很粗，让她去治疗，效果不好。第二次去，发现她的腿肿得上不去床了，又多方协调给她治疗，但她住院的事情还是无法解决。就这件事情，我还向校长汇报了，一定让她有尊严地躺在病床上。校长很卖力，找了民政、卫生等部门，终于协调好。后来这个智障女还是去世了。但对于我，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
现在做课题研究时间几乎没有，拆迁、扶贫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我一天到晚都是忙忙碌碌的，但做了什么工作，成效多大，真的不好说。倒不是说工作有多累，的确是一个“忙”。今天晚上，我原本要参加一个会议，因为要接待你，我叫个人去代会了，不然又要在会场上泡到现在。他来短信了，说刚刚散会。
这些年来，关注小岗的人很多。《滁州日报》的汪强我很佩服，持续跟踪，在我印象中他每年都去几次小岗，小岗没有不认得他的，人们称他是小岗的“宣传部长”。作为记者，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敬业的精神。我们现在有不少工作，就是缺乏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
我是随着“大包干”长大的，40年来的很多事情，表面上看，我是知道不少的，但实质上的我能说清楚多少，不敢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小岗，我有时候是跳出来看它的，但我是小岗的孩子，和小岗血脉相连，哪里又能真正跳出呢？所以说不清楚也是很正常的。
4.关正金和关正银
2017年10月21日，天刚亮，小岗梦餐馆老板关正金就来到小岗培训中心，让我上了他的客货两用车，陪同他去小溪河镇街买菜。他是小岗村18个带头人之一关友申的大儿子，是2017年小岗村评选出的新的18位优秀致富带头人之一。在“包二代”中，是兄长辈儿的。6月27日下午，在小岗梦餐馆，我曾经采访过他。
已经是深秋时节，天近霜降，是周六，又是农历九月初二，不少人都忙着在这一天举行婚礼。车子拐过梨园，很快就来到小溪河街上。在农贸市场边，关正金停好车，指着一处十字路口的门面房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房子，楼上楼下，现在租给别人了。”
“你儿子他们住在哪里呢？”
“凤阳县城，都给他们买房子了。”
来到农贸市场，天还有些黑。关正金对市场十分熟悉，那些摆摊的商贩不停地和他打招呼，他们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渴望的目光。他先来到一处卖土鸡的摊位前，看了看笼子里的土鸡，感到满意，就买了3只。等摊主宰杀完毕，他带我到小吃店，吃了碗特色小吃煮千张。接着，他又挑选了青菜、辣椒、藕、萝卜、肉、鱼等。虽然和摊主都认识，但买这些菜肴时，关正金还是一丝不苟地挑选。“要想菜做得好吃，首先是要保证原材料上乘，所以买菜很有讲究。我的店里每天都是新鲜菜，回去洗好了，放在案板上的菜筐里，鲜嫩水灵。客人来了，看着就喜欢，什么都想点。”
回去的路上，关正金从头开始，给我叙说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我是1962年出生，是家中的老大。分田单干那年，我初中毕业。家里分的地加上开荒地，有百十亩，下面4个弟弟、妹妹都小，我自然就不上学了，和父母一起种地。当时觉得能收到粮食，不用要饭了，很好。1981年，我到公社验兵，验上了，人武部长也觉得我帅气，想让去，我很想去。父亲告诉我，你看，家里这么多土地，你弟妹们都还小，你要是走了，我和你妈忙不过来。我一想也是，就不当兵了。因为父亲是屠户，会杀猪，进入十冬腊月后，我就跟着他学杀猪。分田单干后，农民有了粮食，家家都喂大肥猪，过年时，不杀猪的人家极少。天天跟着干，杀猪的要领很快都掌握了。
1984年，我娶妻结婚后，就来到小溪河镇上，租房子做门面，杀猪卖肉做生意了。杀猪这生意一干就是20多年，很值得。我们杀猪都是头一天下午到农村去买，第二天夜里三四点钟起来杀掉，天亮了挂到肉案子上卖。1头猪税收加杂费要交百十元钱，自己还能赚大几十元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收入是很可观的。20年间，从无到有，在小溪河镇上盖了260平方米的小楼，下面3间是门面，后面还有个院子。我这些年纳了不少税，算起来有100多万元。不过很荣幸，国家也没有亏待我，1993年给我发了“纳税标兵”的荣誉证书，又让我到县城开会，县委书记、县长给我们发证书，还敬我酒。
这些年，我虽然一直在小溪河镇上做生意，但我名下的土地一直没有丢。小岗人少地多，我上午做生意，下午回来干生产，这样又能额外补助一下家里的收入。现在种地又没有什么提留、杂费的，你自己多忙一些，收的都是自己的。你自己勤劳一些，累一些，国家一分不要你的，多好。2004年，沈浩调到小岗村任书记，开始我没在意，2006年才开始接触他。怎么接触的呢？我上午在街上做生意，卖肉，下午回家干点生产，很忙。沈浩召开群众大会，我去参加了两次。沈浩所讲的，和他在村里所行的，我看与以往的书记不一样，对我触动很大。
接近2007年时，合肥有个作家叫温跃渊，也是来写小岗村纪实的。有一次我家属陈光荣从小溪河到小岗来做农活，从小溪河到小岗来没有车，站在路边。沈浩开着车子，看路边站着个人，车子已经开过去了，却又停下来问，你可是去小岗的？陈光荣说是。沈浩忙把车子倒回来，让我家属上车，就带她回小岗。在车上，一聊天，沈浩知道她是我家属，就对她说，关正金这个人不错。他又说了很多小岗该如何发展的事情，我家属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回来都告诉了我，说：“这个书记真是很好！”所以我很受感动。
有一次上午10点多，温跃渊到小溪河街上去找我。请我谈关于沈浩车子带我家属的事情，还有关于沈浩的其他所见所闻，他要写一写沈浩。我说好。温跃渊就在我家拿支笔，在本子上记。我把沈浩主动停车带我家属的事情讲了，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也对沈浩做了很好的评价。从10点多收摊子，我俩一直聊到将近12点。我就说：“温老师，你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温老师也很爽快，说：“行，你就简单一点。”此时，他的电话响了，一接通，是沈浩来的。沈浩问他在哪，他说我在小溪河关正金家采访。沈浩说：“我早就听说这个人不错，生意做得也好，你在那，我也过去吧。”温老师问我：“行吗？”我说欢迎。沈浩就开车来了。
我炒了几个小菜，中午我们就边吃边聊。沈浩说：“小岗要发展，要靠大家努力。我能从合肥那么远跑来在小岗做事，你关正金年轻力壮的，为什么不能给小岗做事？你跟我回去，为小岗做一些事情吧。小岗现在需要能做事的人。”
沈浩这么一讲，我回想起来，有一天他接待外面来人，有几辆车子，沈浩车子在前头，从小岗友谊大道上走，当时环境比现在差多了，路边都是手扶机子、破四轮机子，小岗房子边窄得很，机子也没地方搁。沈浩在前面开道，走到老村部门口，路被堵住了，沈浩忙下来推开机子，然后又上车开道。这都是上面来人为小岗办事的，还要书记下来推机子，作为小岗人，我心里有些难过。我想到这里就说：“沈书记你放心，你为小岗那么拼命干，我们小岗人也应该是义无反顾、责无旁贷的。沈书记你说需要我干什么？”
沈浩说：“你要是能回去把小岗村的路面和卫生管起来就好了。现在太混乱了，道路上到处是农机，杂乱无章，很是头疼。”
其实我心里有数，沈浩来小岗村后，整顿村容村貌，规范村子管理，得罪了一些“大包干”带头人，他们不支持他。沈浩需要寻找帮手。我问他：“你要是要我回去干，能不能让我一边做生意，一边在村里干呢？我上午卖肉，清早和下午回去打扫卫生。村里不可能给我多少工资，我还是要靠做生意养家啊。”
沈浩说：“可以。”
结果我下午就回去了，找到“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商量一下，又找到关友松（关庭珠之子）、严德文（严金昌之子），我们一起干。最后，沈浩把小岗的卫生、道路管理以1年6800元的价钱，包给了我们几个。具体算下来，每人每天4元6角5分钱，钱不多，事情能干。我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干到今天。前些年，我依然是住在镇里的，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来，把猪宰了，刮洗干净，挂在肉案子上，然后回村，把严立学、关友松、严德文叫起来，几个人一起上街。严立学拉板车，我跟在后面扫。把街道卫生打扫好后，我再回到小溪河卖肉。农村人赶集，多是8点左右到镇上。我打扫完卫生后回去正好赶上趟。有时候，我上午要是忙，他们就先干，我下午回来再干。
（我插话：说实话，关于小岗的路，关于卫生问题，我不止讲一次了，来一次感到比一次好。现在比以前又好了许多。管得确实很好。）
也得罪人。昨天还跟某位“大包干”带头人大儿子吵了一架，其实我们是规规矩矩的表兄弟，根本不应该这样。这几天，我带领七八个人，把所有巷子里的杂草都清除了。到了他家旁边，他不让干。杂草生着，你个人难看，我们大家也都难看。差点和他打起来了。他说，我高兴，就放在这，让它长。我说你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呢？你不让打扫卫生，什么意思？整个小岗村940户只有你一户是这样，第二户都没有。
人是感情动物。任何人都要知足，任何人都要适可而止，任何人都要向前看。一个人一生几十年，儿子、孙子、重孙子都有了，国家给的优惠够多了，但还老是抱着人上人的态度、人上人的想法，这是胡思乱想。沈浩活着时，很大压力来自一些“大包干”带头人，他们是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个别人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甚至弄公家的钱财，大家从心里都是看不起这类人的。
2009年沈浩去世后，小岗村的面积也扩大了，村里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任命我为主任，缪夕海任副主任。物业管理的任务比较多，每天花去的时间也多，村里发工资，700元每月。干了两年，屠宰生意就不再做了。2013年以后，村里的物业管理改革和凤阳县城的物业管理一起对外招标，蔡金龙中标，小岗村和县城的物业保洁都由他来做了。蔡老板继续让我牵头管理小岗村的物业保洁，我自然不再担任村聘干部，由蔡老板管理了。2015年蔡老板到期后，物业保洁又重新招标，龙吉顺公司竞标成功。他们把小岗的几个小区、几条道路全部管了起来，面积扩大了很多，最多时雇用了37人，现在保持28人。每人每月1000元工资。我作为管理者，多了几百元。我每天都是天刚亮起来，把家里卫生搞好，去买菜。8点钟上路检查，11点半再上路检查，下午1点钟又检查一遍。现在的卫生状况你看到了，垃圾管理很到位，村容很整洁。时间真是快，从2007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10年多了。
村容整洁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小岗人的素质比以前提升不少。尤其是小岗学校，学生教育得非常好。我家孙子、孙女手边有一点垃圾都会扔到垃圾箱里，从不乱扔。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拿着纸屑去找垃圾箱，比大人做得还好。
农家乐这一块，小岗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游客慕名而来，要有个吃饭的地方。沈浩活着时就开始搞了。我记得刚开始时有10家，还举行了很大规模的开业庆典。在村委会大门口楼下摆了10桌。后来只有关正景大包干农家菜馆、严德双的金昌食府、严静的小岗人家等人坚持下来，一直开到现在。严立华家的红手印农家菜馆、小岗庄园等都是后来开的。
我家有祖传的厨师手艺，开饭店很容易。开始我没有干，是觉得没有人会来吃饭。眼看着小岗的游客增多了，我必须要干。要干就像样干。我把坐北向南6间门面全装修了，后面小房子里包间和休息间共计12间平房，同时能摆30桌。东面简易房里支4口铜锅，当大厨房。
小岗梦餐馆是2013年10月才开业的。当时是农历八月，原想八月十六开业，因为不想接受亲朋祝贺，就提前一天，在八月十五开了。上午10点来钟，我刚刚把灯笼挂齐，就来了20多个大学生，搞社会调查的，要在这吃饭。真是大吉大利！
我的店以实惠、地方特色为主，菜盘子要大，菜要多。有200元（9菜1汤）、300元（4个大菜，12菜1汤）、400元（5个大菜，14菜1汤）、500元（6个大菜，15菜1汤）不同的标准。客人吃完，一般都赠送果盘。这几年，客人来得很多，吃得都很满意。去年，接待过北京军区的一位军级干部，后面跟着3个人，可能是警卫员，看着炒菜，不准放酱油，要求低盐。我做出来后，将军吃了，很满意。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期间，阴雨较多，但游客没减少，外面下雨，我在屋里炒菜很带劲，一天从11点半到1点半。20多桌，来的都是客，如果不做到嬉笑生财，做生意就没有意思了。
从1984年算起，我做生意30多年了，有不少经验。我始终记得凤阳的一位老领导陈兆钧到小溪河看望我时说的话：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变，人变我专。做饮食生意，卫生方面一定要搞好，让人家一进来就感到清爽，想坐下来休息。你做生意是挣钱的，一定要服务热情。人家到你家是送钱给你用的，不能头昂着，人情生意，人际生意，你一定要把人维持好。
店里忙时雇些临时工，都是本村的，中午来干几个小时，50元、60元不等，实在忙，就100元。她忙一中午，1个月能收入1000—2000元，还不耽误家里干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我家里现在10口人，两个儿子，大儿子关拴住2003年参军，头一年就入党了。2008年退伍，和战友在亳州开公司。大媳妇带两个孙子、孙女在凤阳县城上学。二儿子关拴玉高中毕业后，在大包干纪念馆上班，在大明公司当科长，也兼做辅警、游客中心调度。儿媳妇是“当年农家”的会计，他们家的一儿一女都在小岗学校上小学。
现在的小岗和40年前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了。村子1993年扩大一回，2008年又扩大一回，周边农民都跟着受益。因为要管理村里的卫生保洁，还要开好小岗梦菜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农田就交由妹妹代管了。这样的确也轻松了不少。
小岗村自古存在的问题，明眼人在小岗都能看出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某些人的自私肯定是阻挡不了发展的。99%的人都相信小岗会发展更好的。还有少数人，自来水管道经过他家门口，就是不准施工。这是公益事业，管道不通，东边的人家就用不上自来水。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有些人天生懒惰，即使是天上掉馅饼，掉到他面前了，他都懒得弯腰去拿一下。你连弯一下腰捡钱都不愿意，你怎么能富起来？
小岗梦餐馆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是我前两年盖的。面积有1000平方米左右，框架全起来了。外粉和内装潢都还没有做，只能说完成了一半。我是打算将来用这个房子开个小型宾馆的。但现在还不行，因为小岗现在留不住客人，客人来转一圈，最多中午吃顿饭，就走了。我们正在创5A，要是小岗的5A创下来了，一些新景点建好了，旅游项目肯定会增加，到时候有些游客就会选择住下来。那样，我就把对面的楼房粉刷装潢好，招待客人。到时候，我这里是吃住一条龙。
你问我餐馆全年能收入多少，还真没有认真算过。一大家子吃住都在里面，这也是要花钱的。实话实说，一年365天，不开张的日子很少，除了过年那几天，基本上都有客人。一有客人，就有利润。几年下来，我这个店在游客中也有些影响了。旅行社带人来吃了也很满意，这一块也是逐年扩大的。客人满意了，来的人多了，我就赚了。估计，2017年20万元毛收入是有的。2018年，是“大包干”40周年，小岗注定是要热闹空前的，我想，小岗所有人家的餐馆都会更加红火的。
和关正金一道从小溪河镇回来，我遇见了关友申、徐善珍夫妇。关友申已经85岁了，徐善珍77岁。关友申被肺癌折磨3年多了，说话很吃力。关正金、关正银兄弟，为了给父亲治病，两人每人都花掉好几万元钱了。带老人到合肥治病时，关正银还带老人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老人看不懂说明，关正银逐块展板念给老人听，老人对两个儿子的孝顺非常自豪。入冬以后，老人在家里治疗，孙媳妇戴莲妹每天从小岗医院下班回来都回去给老人打吊针，老人觉得自己很对不住孩子。他对关正银说：“我还有点钱。我给莲妹一点钱吧，太辛苦孩子了。”关正银差点流泪，说：“爷，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这不是一家人吗？”
谈到当年按手印搞“大包干”，关友申依然谈兴不减。他说最难忘的是陈庭元，那是一个好官。谈了两句，老人就要喘大气。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我简单聊了一聊，就结束了采访。
关正金家西面的小岗村老厨子餐馆，是关正银开的。关正银是关友申的小儿子，当年陈庭元来询问他父母小岗有没有分田单干时，他躲在田沟里，能听到陈庭元讲话。这在小岗村也是一个经典的历史瞬间。
2008年，温跃渊曾经采访过关正银和他的父亲关友申。
关友申的父亲当年就会杀猪，关友申和两个儿子也学会了这门手艺。“大包干”以后，大儿子关正金凭着一把屠刀到小溪河创家业，在那里站住了脚，盖了楼房，是镇上的纳税标兵。二儿子关正银也会杀猪。大哥走后，小岗一带人家红白喜事要杀猪的，都找关友申、关正银父子俩。
我和诗伟是傍晚时到小岗的，我们在村口文化广场遇到的第一个村民，就是关友申。老人在那里散步，见我们来了，就赞不绝口地夸他们的新村长沈浩。说人家沈浩不简单！家里上有八九十岁老母，下有十几岁女儿，为了我们小岗村，一待就是四五年，硬是把我们村面貌改变过来了！同志你看看，这文化广场，就像城里的公园一样有排场！老人说着，还不断地跷着大拇指。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街上遇见他，他正坐着车到西边去，见到我们，他连忙下车，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看他家勇敢盖的楼房。看看这钢筋，多粗！光是钢铁就花了5万多元！住人能住一二百人！
老人说，盖房的钱，沈书记想方设法给我们每户补助两万元，自个儿再贴一点，早些奔上小康了。
关友申说，而今老了，杀猪也杀不动了，就交班给关正银了，自个儿当当下手。
往年，一到腊月，关正银就挑着烫猪桶，带着杀猪刀，到外村去替村民杀猪了。一家一家排队，1头猪给二三十元钱。前年在村里养猪场，他两天就杀了50多头，1000多元钱，1天就净挣500多元。父亲关友申就去当下手，洗洗下水（猪杂碎）。
关正银现在太忙，没时间串村替人家杀猪了。你家要杀猪吗？那好，请你用拖拉机把猪拖来吧。
关正银现在主要忙于小岗村的另一支柱产业双孢蘑菇。小岗村的这个蘑菇规模不小。从纪念馆往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大棚。开始是大学生们来创业。大学生创业当然是好事情，是新鲜事物。但大学生们缺乏技术和实践经验，加上这个蘑菇还会受到国际市场行情的控制，价格会有波动，有风险。
但是关正银的蘑菇做得好，去年在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关正银还卖出去18万元蘑菇。
现在“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的后代关正银同志也对蘑菇生产搞起了“大包干”了！他新近当选为小岗利民蘑菇合作社理事长了。小岗的179座蘑菇大棚，全部加入了合作社，由关正银统帅，统一管理，统一购料，统一销售。统包起来有很多的好处，比方牛草这一项，农户自买，要1角2分每斤，合作社买，只要8分；比如买煤，他从山西大同调1车50吨的煤，只需要1050元，而农户自己买，则要花到1600元才行。秋天是出茬、采菇的季节，每天清晨，一辆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拖拉机，从西边顺着友谊大道，向小岗的最东边奔去，到蘑菇大棚上工去。那里每天要汇集五六百人，给蘑菇加温、上料，第二次发酵。忙时，父亲关友申、母亲徐善珍也去帮忙。关正银杀猪时，母亲是不帮忙的。不是不想帮，她是没法帮。一看到那些猪下水，她就反胃。去帮关正银看料，她行。关正银很勇敢地向他父亲关友申重申合作社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父亲作为“大包干”带头人也能带头遵守。关友申听了，微微点头，表示服从。
嘿，小岗的小“大包干”带头人管住了小岗的老“大包干”带头人了。
我见到关正银时，他正忙着要接1车种子。今天夜里，有1车蘑菇种子要从河南省的鹿邑县运来。种子必须在晚上启程。晚上温度低，30度以上可能就会对种子的质量产生影响。他们估计要到半夜才能到达，因此，勇敢要夜里守候着这批种子了。
我眼前浮现了这样一幅情景：清晨，当朝霞满天、太阳喷薄欲出时，在小岗村的最东方，在小岗的第二代创业者手中，又一批种子在孕育，在发芽，在成长。
在杨文章的水煮鱼餐馆，我见到了关正银。杨文章是关正银的朋友，1974年出生，凤阳大溪河人，此前在上海打工，开过4年多的餐馆，今年夏天和妻子张玲（重庆人）一起回到小岗来开中煮鱼。这是小岗村第一家非小岗人开的餐馆。为什么要回小岗来呢？因为从新闻里看到，2016年4月25日，习总书记视察小岗后，凤阳县开始进行“三年大提升”，就专门从上海回到小岗来考察，看是否能干。通过考察，杨文章觉得人流量还可以，其他人家开的餐馆客流量也还不错，就决定回来。
中煮鱼餐馆的房子面积有80多平方米，是村民吴广新的，毛坯房，每年12000元的租金，签了5年合同，装修花了5万多元。原来的装修设计，外面是有一个门头的，用木头做成乡村传统造型，村里不同意，说影响街道整体风格，就停下来了。内部的墙面原本想用毛竹片来贴墙，让客人一进来就有置身林海竹屋的感觉，门头不让做，里面也只好停下，装成现在的白墙面。也好，清清爽爽。
这个小餐馆的桌子、凳子和小岗其他餐馆不同，都是杨文章特意挑选的。很有特色，既有当年农村桌凳的古拙，又很精致，做工很讲究，客人坐上面很舒服。外面的都是小桌，以散客为主，东面有两个包间，每桌可以坐十几个客人，小的团队也可以接。
开业以来，生意并不是太好，有时候有些冷清。
我到那时，正在吃饭的是小岗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问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吃饭，一个员工说：“他们家的环境整齐，看着让人感到舒适。炒饭做得好，小菜免费，物美价廉。”
关正银今年52岁，比关正金小3岁。以前除掉杀猪，也曾到外面打过工。沈浩在世时，让他负责发展小岗村的双孢菇大棚，是他人生的一个精彩瞬间。沈浩去世后，双孢菇市场不畅，小岗人不再种植。关正银流转了150多亩地，种了120多亩水稻，玉米、黑豆、花生各10多亩。今年的产量还可以，旱种稻亩产能达800—1000斤，人工栽插的60多亩，单亩产量能达1500斤。他流转的土地不是成片的，都是外出打工的亲戚和邻居的，共9户，费用不等：旱地1亩低的200元，高的300元；水田400—500元。“这里面有人情在，如果遇到大灾，少给他们一点也行；如果我收多了，多给他们一点也行。”
今年大旱，8月份整个没下雨。多亏了小岗培训中心的钱德林、金谊潮两位老总，他们中心大水塘的水给我随便用。我担心会影响他们的鱼，金总说：“鱼能值几个钱，你们救秧苗要紧！”现在国家政策也好，规模种田100亩以上，还有补贴，今年补贴了我六七千元的肥料。
下一步，我还想流转五六十亩土地，种梨树。梨园公社黄庆昶的梨子今年我看了，结得又大又好。关键是他能销售的时间长，下霜了，飘雪了，还能挂在树上，不会坏。这个品种好，投入一茬，将来能收益多少年，值得干。现在的情形不能想到不敢干。要敢干，前期看准了，不会不成功的。
我家的老厨子餐馆是去年才开张的。主要有我大儿子关赵栓经营，我有时候给他帮帮忙。厨师这一行，我们家是祖传的。新中国成立前，我爷爷官称“关厨子”，在凤阳东乡一带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家人都会炒菜做饭。我二儿子关小栓，在大包干纪念馆上班。他也想当厨师，我觉得没有必要，何必都要挤到一条路上来呢。我一大家子没有分家，忙时大家一起上，赚到的钱，按照贡献大小分配，大家都是满意的。
这一带农村红白喜事喜欢找我去做大厨，需要一条龙服务的人很多。我请人设计制作了1个流动大灶，上面装有4口大锅，哪家办事情，我用三轮车把流动大灶一拉，到他家门口把帐篷一支，就可以办酒席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这些我都有全套的，免费使用。每桌菜550—650元，用的全都是从小溪河集镇上现买的菜肴，新鲜又实惠，在自己家办，便宜不说，还方便了亲朋好友，家里也有热闹劲儿！这项业务，每年也会给我带来可观的收入。
我提出想看一下流动大灶，关正银说：“今天没有这方面的业务，你光看灶，还是不能说明什么。现在农村办事情就要进入旺季了，你后面来，肯定会看到的。”
2017年12月30日，我和温跃渊老师沿友谊大道东行，果然就看到了关正银和他的流动大灶。在老厨子餐馆对面的街边，关正银带着几个人正在忙，流动大灶里炉火熊熊。我们一边和他寒暄，一边走到大灶前。这是一个长方体用厚铁板焊起来的灶台，一排放着四口大锅，下面是一个连通的灶膛。里面燃烧的是大块木柴——一根两米长的木头可以直接塞到里面的，火很旺，四口大锅里煮的肉、鸡等，香气飘满街道。
“为谁家做事情？”
“吴广德家。孙女满月。15桌。”
温跃渊问：“听说宏昌母亲白事也是请的你？”
“是的。他家门户大，人多。40多桌，可把我累得够呛。”
温跃渊笑着说：“钱也不少吧？”
“还可以。总共是23000元，我让了1300元，实收21700元。都是亲戚，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的。”
关正银很忙，从2018年元旦到正月初八，他已经定下来有18户人家要办事情，很多人家是娶媳妇，都是20桌以上的大单。他早早就在筹备了，力求给每一家人都服务好，让大家的事情都办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的。
5.舒马克销售经理严立岩
2017年11月3日，早上8点，我和肖家树从滁州天逸华府桂苑出发，前往江西上饶采访严立岩。他是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的小儿子，现任中美合资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销售经理。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是张家港长江润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长江润发集团组建于1994年，是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的村属企业。长江村占地5.2平方千米，面积只有小岗村的三分之一，辖3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近8000人，接近小岗村的两倍。在“大包干”20周年前夕的1997年，长江村在老书记郁全和的带领下，曾经北上小岗村，和小岗村进行战略合作，支持小岗村的发展。
在小岗友谊大道西头有一个面积达80亩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的大门楼和小岗村村名牌楼相对，但比村名牌楼要高大气派很多。门楼有些旧，却色彩匀称，文字清晰，可以看得出建筑质量上乘。绿色琉璃瓦楼顶下的平板上，写着“江苏长江润发集团”8个橘红色的大字，大字下面是“小岗葡萄示范园”7个蓝色的小字。大字前头，还有一个蓝色logo，应该是长江润发集团的徽标。右边的柱子上写着：“张家港、凤阳县，东西联动，喜结良缘。”左边的柱子上写着：“长江村、小岗村，优势互补，携手并进。”
进到园里，只见门楼背面楼顶下的平板上，写着这样的文字：
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小岗葡萄示范园简介
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小岗葡萄示范园始建于2001年初，占地面积80亩。建园之前，这里是一片坑洼的土岗，长江润发集团投资150万元，与小岗人民一道，特聘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葡萄王子），在这片土地上苦战100天，使之成为沟垄成行、桁架如林、蔓延缠绕、极具经济价值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时建起了为葡萄园配套的猪舍、仓库和来宾招待所。
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公司隶属于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是集机械、电子、造船、港机、建筑、建材、棉纺、服装以及三星级酒店、房地产开发于一体的国家级企业集团，是全国500家最大乡镇企业之一。集团奉行“创业——艰苦奋斗，成功——八方相助，信誉——效益之本，发展——永不自满”的发展宗旨，建此葡萄示范园，正是本着这一宗旨，与小岗村实施东西联动、携手共进，并通过对葡萄的示范栽培，引导小岗人民以农业结构调整为新起点，尽快奔小康，提前达到现代化。
下面的两个门柱上，右面是“携起友谊手”，左面是“共奔致富路”。
春夏时节，葡萄园中是一行行葡萄缠在架子上，枝繁叶茂，一串串纸袋在青枝绿叶间坠着，深藏其中的果实显得有几分神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这个园区的土地，2001年是小岗村7户农民将自己承包的8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出租给长江村的润发集团，期限20年，建立的葡萄示范园。是经小岗村农民自愿、有偿流转而兴起的第一片“试验田”。
2002年起，润发集团开始向农户推广葡萄种植。润发集团无私地向小岗村派驻技术员，对村民随时进行指导。
刚刚在小岗村推广葡萄种植的时候，很多村民在葡萄地里套种小麦，影响了葡萄长势，润发集团还特地补贴500元，让村民不要套种小麦了。
在众多项目失败之后，葡萄种植成为小岗村人（指的是200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小岗村，不包括后来与之合并的石马、严岗）广泛参与的致富项目。2005年，小岗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了400多亩。
江苏张家港长江村的合作，这是推动小岗村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友谊大道是小岗村的核心街道，在友谊大道西端南侧，可以看到对着路面有一块“友谊大道”碑，碑的背面镌刻着《友谊大道碑记》，碑文是时任凤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怀仁亲自撰写的：
在解放日报社建议下，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于1997年11月22日结成东西联动振兴经济友好村，1998年3月12日，由长江村赠建的友谊大道竣工通车。兹立碑为纪。
中共凤阳县委宣传部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
1998年3月
陈怀仁曾告诉我，当年因为是《解放日报》牵头，凤阳县委宣传部和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就联合做了这一件事情，具体的工作主要是长江村实施。长江村书记郁全和前期随同《解放日报》和张家港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小岗村考察。双方结为友好村后，郁全和又亲自带领几台卡车来到小岗村，拉来了筑路工具和工程技术人员，水泥、沙子等材料在凤阳当地采购。工程涉及的小岗村的一些土地占用赔偿，都由当时的村干部负责处理。道路两边有几十户人家，工作琐碎，更主要的是有些人不配合。村干部遇到有胡搅蛮缠的会亲自上前理论，每每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此举给郁全和张家港的其他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觉得，小岗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800米长、26米宽的水泥大道建成，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的隔离带栽有松柏、桂花、冬青等花木。当年大道两边多为砖混结构的平房，两层小楼不多。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栽着不少柿树，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张张婴儿灿烂的笑脸。新修成的大道，让人们在浓郁的农家风情中，能感受到小城镇蓬勃的现代化气息，小岗的村容村貌有了质的飞跃。
如今消防队使用的办公楼，当年是村委会，位于村子的东头，是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楼。楼上办公，楼下设展览室、农民夜校、文化室、卫生室等。展览室里展示了“大包干”的起源等内容，是当今大包干纪念馆的雏形。说到和张家港的合作，陈怀仁说：“张家港人很重视基础建设，发展思路有整体性，更主要的是理念的先进。郁全和多次和我谈到，小岗一定要有新理念，要全面‘洗脑’。”采访中，陈怀仁又告诉我：“小岗村和长江村的差距，首先是理念上的。很多‘大包干’带头人以为见多识广，世界就是他看到的，目光是短浅的。郁全和总觉得小岗的发展和她的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不相符。”
2003年在滁州市召开的“中国‘大包干’25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说到和小岗村的合作，郁全和说：“我的愿望就是使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富起来。可以说，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如果抓不上去，就代表8亿农民没有搞好。农民发展如何，农村发展如何，农村体制如何，小岗都是一个典型。”对小岗村的帮扶，不仅体现了郁全和这位共产党人的全局意识和党性意识，更是出于那纯朴的农民情节。这一点，小岗村许多人至今对郁全和都非常佩服。
郁全和和小岗村的关系，十几年前一个叫徐伟民的记者，写了一篇《郁全和长江“骄子”》，描述得很到位：
长江村富起来了，长江村的人民富起来了，但郁全和始终没有忘记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的东部，相比之下，凤阳县小岗村的知名度比长江村叫得更响，但经济相对落后。为响应中央东西联动政策，经《解放日报》牵线搭桥，几经磋商，1997年春天，小岗村和长江村达成了“优势互利、东西联动、共同发展”的合作联盟，但实际上长江村是来支援小岗村发展经济的。
但是先从哪里入手呢？郁全和认真分析了小岗经济滞后的原因有三：首先，制约小岗村经济发展的是人的原因。中国有首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背着花鼓走四方。”几百年吃不饱的凤阳人如今吃饱了，无论干部还是群众一直停留在粮食屯前满足于小富即安、固步自封的小农意识，使小岗村始终没有跳出那个怪圈。其次，还是人的原因。惰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小岗人几百年来难以克服的惰性思维，使他们没能走出去。就拿张家港人来说哪家没有几十万存款，但房前屋后不足1分田也要种上一些瓜菜。但小岗村每人平均6亩田，却买菜吃。以前吃不饱的小岗人一直以漂泊为生的占大多数，一旦吃饱了就不想动了。思想上从未产生过追求过得更好的理念。最后，还是人的原因。过于重视自己的成绩，小岗人风云一时的年代早已过去，但他们还一直躺在包产到户的功劳薄上，等上级给政策，或许哪一天上帝发天威就会掉下包子、馅饼来。是他们自身固步自封的思想意识制约了小岗人的发展。经如此细细把脉，更加明确了帮助小岗的思路，要帮扶小岗不仅要帮助他们致富，更重要的是帮助小岗人“洗脑”。
郁全和对小岗村的扶贫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他采取硬件、软件建设双管齐下的办法。先后投资80多万元，帮助小岗村建起了一条长1000多米、宽26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水泥大道。在帮扶过程中，他发现小岗村虽然外部环境是改善了，但这样下去终归还是不能使小岗人彻底迅速脱贫致富。所谓治标先治本，这个问题成了郁全和的心病。通过反复比较论证后，郁全和认为要想快速使小岗富起来，必须变“输血”为“造血”。
他决定选择以发展葡萄生产作为小岗村调整单一粮食生产结构，推进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经营的突破口，每月到小岗村去一趟，具体指导小岗村的致富计划和落实措施。为了进一步打消村民们的重重疑虑，他先投资150万元，在小岗村的一片荒岗地上建起了80亩葡萄示范园。在建设中，他不仅协助技术人员拉线、打杆，还在连绵的阴雨天穿上胶鞋，与村民们一起挖沟整地，浇水插枝。工夫不负有心人，昔日的荒野变成了沟垄成行、生机盎然的葡萄园。青青葡萄藤结出了累累硕果，也让小岗村农民看到了丰收的希望。在他的带动下，小岗的村民们纷纷要求种植葡萄。在郁全和的精心策划下，“眼红激将法”有效了。至今，又投资120万元使全村90余户村民家家户户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380多亩。不仅种苗、水泥杆等都是长江村无偿提供的，每年对葡萄种植状元户发放的奖金也是老郁自己掏。滔滔长江水，堂堂长江人，在郁全和的帮助下，小岗村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已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每逢春节，郁全和都不辞劳苦，为小岗村60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户送上一份年礼。无论再忙他都不会忘记这件事。为了让更多农民掌握信息，他给每户人家赠送了1台29寸彩电。这种不计名利得失的真心扶持，只有无私无畏、胸怀宽广的真正共产党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
什么是富裕？在郁全和的心中有这样一个定义：个人富了不算富，一村富了也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使他始终不移地帮扶小岗致富。
什么是贫穷？在郁全和的心中也有一个定义：没有金钱不算穷，没有房子、票子和车子都不算穷，满足于现状准备一直穷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
有什么样的村干部，就有什么样的村子；有什么样的村子，就有什么样的村民。
富起来的中国农民不应该忘记小岗人。
关于小岗村落后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小岗老百姓不是落后的，是通情达理的。一段时间，关于村干部与上面的领导，我认为对小岗关心的实在太少太少了，很多人要么去找小岗村麻烦，要么去参观，正儿八经办事的没有。
招商引资经济发达的地方，他可以招商；有困难落后的地方，他也可以招商引资。投资找不到地方的人很多。投资环境好坏，关键是靠当地人的诚信、领导的威信、地方的人文环境。投资环境好坏，谁知道怎么样？“以外引外”至关重要。要一步一步去实施，要引得进、留得住、长得大，得而复失，等于消磨时间。
“十几年前，郁全和非常准确地诊断出了小岗村的毛病，这些毛病，到现在还是有的。对于招商引资，小岗村做过很多努力，但引得进、留得住、长得大的企业太少了。所以，小岗人还要继续‘洗脑’。从干部到村民，都要‘洗脑’，千万不能躺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大包干’带头人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了。”这是又一次谈到长江村时，赵家龙对我说的。他和长江村的郁全和书记也曾有过接触。长江村不但给予小岗村以物质上的援助，促使其理念上更新，而且还创造条件，为小岗村培养人才，增强其内生动力。选一批年轻人到长江村去学习和接受培训，以便为小岗的发展积蓄人才力量。严立岩当年就是这么走进张家港的。
中午，我们到达黄山市，中国徽文化博物馆的章望南馆长，给我们安排了工作餐。饭后，我们又驱车疾行，于下午4点50分赶到位于吉阳中路的瑞成酒店。客房是严立岩帮我们定的，他的公司就在对面的上饶丽城小区中。5点钟，我们在丽城小区门口汇合，跟着他来到上饶丽城小区1栋2单元903室的办公室。坐下来，就开始了采访。
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成立于1992年的华夏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2002年12月，长江润发集团正式与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舒马克电梯集团公司以及鼎峰贸易公司签署了合资合作协议，成立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作为舒马克在亚洲地区的唯一生产基地。公司采用先进的电梯生产技术，产品的各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有产品包括乘客电梯、别墅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载货电梯、汽车电梯、杂物电梯、无机房电梯、液压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停车库等数十个品种，并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个性化设计，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的需要。张家港公司本部现占地100余亩，厂房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员工400余人。随着公司迅速发展，硬件设施逐渐完善，现已拥有先进的多工位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10余台，具有年生产5000台电扶梯的能力。舒马克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给予高度重视的，积极鼓励员工参加技术培训，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并长年有美籍工程师担任技术总监。公司引进了舒马克公司的先进管理体系，并推行现场“6S”管理模式。公司积极开拓更广阔的销售渠道，拥有强大的销售团队，销售区域遍布全国。严立岩是舒马克公司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也是江西市场的拓荒者。
我是1979年6月8日出生的，可以算是“大包干”的同龄人。小岗村“大包干”40年，我也差不多40岁了。1998年板桥中学高中毕业后，我就来张家港了。当时上海《解放日报》牵头，搞东西联动，张家港长江村和小岗村结成兄弟村。一晃，近20年了。非常快，来日并不方长。
当时，小岗村有20多人到张家港长江村打工。长江村想要在小岗村办一些企业，听说和政府谈的，贷款融资问题没有谈好，最后不了了之了。这20多人去长江村是带着锻炼、培训的目的。20多人分了很多企业，女同志全进了服装厂，男同志有的进了水电安装公司，还有几个进了润发机械厂。我当时进的是华夏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就是现在这个公司的前身。
一开始在车间里做的，总装车间，干组装。干了五六年，工资不高，普通员工2000多元，比老家高。五六年下来，电梯的每一个硬件都掌握了。技术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所以能从总装到了售后，干维保服务经理，手下带了几个人。主要做维修，质量问题投诉的回复、解决、回访等。这个岗位一直做到2014年底。这期间，从机械到软件，又都熟练掌握了。固定工资，离开这个岗位时，除掉五险一金，能拿到手的每月5000多元。
2014年年底，公司把我调整到江西分公司来任销售经理。因为，销售需要懂全面技术的人。对我本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启程。从掌握技术，到营销管理。现在快3年了。每月5000多元基本工资，然后拿业绩提成。
现在回想当初，开始一段时间，感觉最难过的是每天要重复枯燥无味的工作，很乏味，差点就没有坚持下来。当初小岗20多人，去电梯公司的人有8个，最后坚持下来的就只有我。其他公司坚持下来的也不多，水电坚持下来的除掉我哥严立豹，还有严德义。男的就3个人留下来了。女的只有严金昌的小女儿严德聪，她嫁给了汪飞，也是我们安徽的。自己和小叔子做了广告公司，他老公在一家酒店做经理，一家子在长江村发展得都可以。
公司里的活不重，在技术上倒没有什么难的，就是生活太乏味。企业在长江村里，离张家港市区有20千米，当时也就是农村，远没有现在繁华。下班后，我基本上就是看看电影、溜溜冰，开始也想家，也想回去。过了3年多，结识了我爱人，感觉才好起来。
我爱人叫张琴，是滁州市南谯区黄泥岗镇人。2001年认识，她当时在长江村的一个棉纺厂。认识她时，她刚到张家港不久。2002年年初我们结婚。结婚的时候张琴已经怀孕，回小岗村老家举行的婚礼。孩子2002年9月8日出生，张琴在小岗村带了1年，后把孩子送到黄泥岗木耳张，交给岳母带，她又回到张家港上班，到保税区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孩子3岁，能上幼儿园了，我们又带到张家港上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当时入园松，谁都可以上公立园。等到上小学的时候，就要积分了。积分不够的，只能上民工小学。好在我积分够了。那时候做维保，时间上比较自由，可以接送孩子。
刚开始来张家港时住集体宿舍，结婚以后租房子。2004年到了维修部当经理后，公司给提供了两室一厅的房子。长江村就这样，你有能力，有贡献，它就会给你提供好的待遇。
舒马克公司坚持秉承“精心作业、以质取胜、优质服务”的质量宗旨，以及“强化管理，产品合格率达100%，用户满意率达100%，用户投诉处理率达100%”的质量方针，参与市场竞争，将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客户，在售前、售中、售后的整个过程中全面建立了完善且高品质的服务体系，并将其作为产品品质和企业形象的一部分去操作、融合、延伸。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舒马克也不忘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传承和发展，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努力打造企业名牌文化，确保名牌之树常青。因为公司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和作业追求，我们做工作丝毫都不能马虎。做维修部经理的时候，最难解决的是和客户的沟通。电梯软件上出毛病有些一下子判断不出来，有时候手下的员工维修几次，故障还是不能根除。有些电梯，还会有疑难杂症，经验少的，难以判断。客户不理解，发火，这就要我去。维保合同都是我签的，下面人搞不定，就要你领导来了。你要表态，能不能把问题解决掉。
我的回答都是没有解决不掉的问题。我亲自出马，一次搞定的很多。那种场合，用户往往长舒一口气，赞美声不停，有的还硬要请喝酒，当然我是不会去的，但心里还是舒坦的。这就会激励我要钻研技术，没有事情就琢磨。我也有出师不利的时候，曾有过连修3次修不好的，还被人家投诉，客户说：“不要了，我要把电梯拆掉。”很燥火的。这时候，我不能冒充高手，马上向公司汇报，派工程师带专门的检测工具来做检测。工程师是厂里的技术核心，是权威，他们来了，通过检测，基本上都能够手到病除。有些问题，是客户不规范使用造成的，有的不愿意维护，也会出问题，这些要向客户指出来，要多说好话。我做售后维保服务，从来不会和客户冲突，坚持沟通，把问题解决，最后也确实解决了。当然，难沟通的人还是少数，服务主动，态度谦和，一般都能取得谅解。这样，就不会把客户丢了，下一年的维保合同不至于签不到。在我的手上，维保的量越来越大，尽量保证公司装的电梯维保都由公司来做，业务不丢，也算是守土有责。江西分公司的工作更复杂，压力更大。江西是一个新市场。舒马克原先在这里没有销售过，是一个空白市场。第一年只销售了十几台，好难啊！第二年做了40来台，局面逐渐打开了。今年已经做了60多台了，到年底完成80台销售应该没有问题，有些项目就要签了。目前舒马克在这边就两个人，销售过了，维修、维护是委托给当地的一家公司的，但有问题还是要找我。每年喝酒喝得阑尾炎要犯两三次，医生说要切掉，但因为太忙（销售都是你经手的，别人没有办法搞），每次犯了，只能是挂几瓶水，消消炎、止止痛就行了。2018年春节期间，要是有时间，就做手术，彻底治一下。
这两年跟以前比，累多了，烦多了。销售、工程、收尾款、维保，都要管，公司按业绩考核，压力很大，常感到疲惫。新市场1年做到1000多万，应该业绩不错，但公司的任务是要年年加码的，任何公司都是这样。你不去开拓，就会萎缩。我个人去年挣了20多万元，可是不少累。你要他钱，他要你命，劳动者就是这样，你别无选择。我每天最少1包烟，累了想抽烟，烦了想抽烟。等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工作了，就不干这个了。天天这么跑，身体吃不消。到老了，肯定要麻烦。
5年前，花了14万多，买了1辆起亚轿车。2015年9月，花了40多万元买了1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又花掉了十几万，积蓄也差不多用光了。所以不挣钱也不行。按张家港人的说法，我现在是新张家港人了。小岗家里的那套房子，等以后回去养老吧。我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对小岗还是有情结的。
你说我凤阳口音已经没有了，我也没有感觉。可能是出来早吧，将近20年了。张家港话难懂，这么多年了，当地方言，我能听懂，但不会说。上饶也有上饶方言，我这么一说普通话，别人也跟着我这么说，就没有人跟我说方言了。电梯的客户群，大多是说普通话的。
小的时候，对小岗的感觉就是穷。我小时候还穿过补丁衣服，家里弟兄多，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我很少穿新的。那时候只能说吃饱肚子，吃饭多是咸菜。记得我妈腌咸菜，一吃就吃大半年。1998年之前，小岗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和其他村庄没有什么不同。感觉那时候政府也不重视，也没有扶持。凤阳其他农村是什么样，小岗就是什么样。一朝过了温饱线，20年没迈过富裕门。很贴切，很贴切！
在我的记忆里，1998年小岗开始发生变化。张家港长江村过去，搞合作，修了友谊大道，起码是面貌发生变化了。江泽民总书记去过后，引起了社会关注，各级开始重视了。
小岗村真正快速发生变化的，还是沈浩去了以后。整体的村容村貌，一年一个样。我每年回家，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小岗也成立了创发公司，有几家企业进入了，企业征地，村民口袋里鼓起来了，对小岗发展起推动作用。这个工作是必须的，是有意义的。土地不能光放在那里，要在上面搞经营，才能有效益。小岗为什么那么多年没有变化，沈浩来了就有变化？他带来了经营的理念。长江村比小岗小多了，现在空地很少，也没有人种粮食，但全国农村能比得上长江村的，很少。小岗人对土地有感情我理解，但几十年来一直固守土地，不愿意发挥其他效益，和“大包干”精神就不一致了。小岗村名气比长江村大得多，但需要向长江村学习的太多了。
沈浩，我见过他三次，见人就笑，说话也是笑嘻嘻的，没有领导架子。第一次是过年，村里给我父亲他们发油，我去领的。听他发表讲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觉得很实在。
第二次是到他住的地方，印象特别深，我去找他的，他不认识我，问：“你是哪家的？”我说：“我是严国品家的。”他说：“是老品子家的，你们在外面发展得都可以啊。”领独生子女证，需要盖个章。他很快就盖了，还问我情况，很热情地交谈，问我在长江村怎么看小岗。当时找他的人很多，正在忙，他一点也不烦躁，一般领导可能没有这个兴趣。
第三次也是给我爸发慰问品，送到我家里去的。应该也是过年，不过年我是没有时间回去的。他跟我爸聊天，很投机，问他身体状况，还问子女孝敬情况，说不孝敬的，就拿棍子打。完全是农民的语言，让人感到亲切。
2009年沈浩去世后，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两句话我一直记得：“两任村官鞠躬尽瘁，六年离家两袖清风。”我当时在张家港，以前见过沈浩，对他并不了解。看节目介绍他为小岗所做的，我很震撼，当时就流泪了。有人说出事当天沈浩陪着客商应酬，这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在外面做业务，非常理解应酬的不容易。在这样的时代，在那样的环境中，要求得到别人的支持，不应酬行吗？什么叫不脱离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喝酒你喝不喝？沈浩的电影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很感动。7年下来，他的主任已经做了副厅长了。那个电影桥段，我记忆深刻，副厅长说：“我7年才做了副厅长，嫌慢了。看到你沈浩，真的觉得很惭愧。”
这个国庆节我们一家三口又开车回小岗，老婆说，不是一家三口，是一家四口，还有家中的小宠物狗。这一次回小岗第一感受是父亲老了，感觉很不安心。变化我也是匆匆看一下。真正了解还是从新闻、网络上看到的。小岗我是经常关注的，凤阳县的网站“三年大提升”栏目怎么撤掉了？近期小岗村的网站有1个多月没有更新了，小岗村网站我是收藏在我的收藏夹中的，最后一篇新闻是8月17号。我总希望老家一天一天变好。跟别人聊天一提到小岗村，我很来劲，啰里啰唆能说一大堆。
小岗村“大包干”的发生是一个偶然，就是因为吃不饱，被逼的，这就是必然了。至于小岗精神，是后来宣传起来了，才被塑造出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在外面工作，提到小岗村精神，理解的人不多，但我确实是以小岗为骄傲的。
长江村和小岗村最本质的不同，我认为是地域上的差别，内地的农村，土地很多，长江村每个人都想发财，也有路子发财；小岗村光是种地，想发财也没有办法。谁都是有想法的，但你的想法起点就低了，怎么能发展得快？不能说小岗人没有能力，小岗人不缺乏能力，更多的是缺乏发财的理念和环境。这和地域关系很大，整个凤阳，整个安徽都不行，仅仅让小岗村一下子像发达地区那样改变了，不现实的。小岗村的发展，还是要区域共同发展。长江村这一块，还是应该继续合作。
6.喜欢下雨的严德宝
第一次见到严德宝，是我去采访严宏昌的时候。当时，他正在院子里掏瓜蒌的籽。他脸色黝黑，眼睛明亮，说起话来思路清晰。我知道瓜蒌是一种上好的中药材，其果实、果皮、果仁（籽）、根茎均可入药。小时候，在村子里见大人采集过，前几年在琅琊山荆棘丛生的山崖石缝中也见到过，没想到它也能够人工种植。这样，和他谈话便有了共同的话题。向他问了一些瓜蒌种植、销售的情形，以后就陆陆续续接触。
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和温跃渊一起去他家。一个小女孩问：“请问你们找谁？”
“我们找严德宝。”
“哎呀，对不起，他到黄湾去了，不在家。”小女孩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小人精的样子，显得聪慧而可爱。一问，才知道她是严德宝的小女儿严润林，才8岁，小岗学校二年级的学生。2018年1月10日下午，我们才约定严德宝在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畅谈至深夜。
严德宝来到这个世界，多少带着一些意外。他上面有大姐严德凤、大哥严余山、二姐严小兰。当时国家已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三个孩子，让严宏昌和段永霞感到家庭负担很重，他们决定响应国家号召，不再要孩子了。段永霞是村里头一批去卫生院结扎的人，到了卫生院进行术前检查，她严重贫血，不能进行结扎手术。她被采用上避孕环避孕。上面发给卫生院的避孕环质量很糟，经常掉。段永霞意外怀孕了。1978年2月，严德宝出生，此时距父亲严宏昌他们按红手印分田只有9个月。应该说，严德宝是“大包干”的同龄人。1979年夏季，小岗村的夏粮就获得了好收成，严德宝没有像哥哥和两个姐姐那样，随着父母外出讨饭。
我小时候没有饿着，但5岁开始放猪、放牛，因为家里缺乏劳力，一直到9岁才上学。即使上学了，清早起来摸块饼啃着，喝瓢凉水，踏着露水，放猪、放牛，到太阳升起老高时，再去上学。傍晚放学，从锅里拿块锅巴，抹点酱，一边吃着，一边又去放猪、放牛，有时候还要打猪菜，割牛草。这种情形，我们那时候的小伙伴差不多都是这样。猪比较乖，在田野里找剩的东西吃，不毁人家庄稼就行了。可是牛就没那么听话了，在田里干活的家人好几个被顶过，母亲被顶两次，二姐也被牛角挂过。我12岁那年牵着牛往山上走，牛忽然发了疯，从后背把我挑得飞了起来。幸亏是和大姐一起，很快被抢救回家，屁股到腿上划出了1尺多长的口子，缝了20多针，躺在床上20多天才好。我们这种状态读书，成绩也就一般。初中毕业，我没有考上凤阳中学，考上了凤阳科技学校农经专业中专班，这个班级是专为培养乡村干部而特设的，我在学校入了党。
1999年7月，我中专毕业，除了在家里干农活，就想着后面怎么发展。9月份的一天，我和母亲在田里劳动时，听到了村里广播招收新兵的消息。“德宝，你明天就去报名验兵。”后来回忆这件事，母亲对记者说，“我知道参军可能需要关系，但转头一想，验不上就当检查身体。”当年我很瘦弱，加上小时候放牛时身上被牛划出过大口子，大疤痕在身上很清晰，母亲担心我验不上兵。“验不上也不要紧，打不到粮食口袋在。”体检那天早晨走的时候，母亲这样对他说。
幸运的是，这次体检我一切合格，而且在中专就入党的经历，也给了带兵的同志很好的印象。我们那个中专班是凤阳县专门为培养乡村干部特设的，有些功课叫我们如何和人交流，这使我的谈吐比有些同去验兵的人要沉稳、有见地。很快，我参军的消息传遍了全村，甚至邻村的舅舅家也来了人。在1999年的凤阳县城，参军确实是件光荣的事情。当年整个小溪河镇不到10个兵，参军意味着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多了一种可能性，家家都要摆酒请客。
我家里一共摆了11桌酒。当天早晨，母亲凌晨3点多就起来杀鸡。那些鸡都是自己家里养大的，我亲自喂过它们。本准备春节拿去卖钱的，可是那时候父母顾不上算这种账了。我到现在还认为，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气氛很热烈，家人、亲朋都很开心。这种热烈不像乡村婚礼那么俗气，来的客人有些送的不是钱，我的一些同学送的文具等礼品，我中专的同学送了一本写有“严德宝同志留念”的大笔记本，上面有他们各自的签名；还有钢笔、书籍之类，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前一段，电影《芳华》热播，我看了，还想到当年参军的这一幕，我觉得那些逝去的时光，是我的“芳华”。
我父亲对我们小孩子的要求一直都是“向上”，我的参军也被村庄里的人视为向上的一条路途。在1999年的安徽农村，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进城工作的农村小伙要想有所作为，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在村里干出个样子。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入党，可是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能，父母都相信，要是能去军队锻炼一下，对我今后回村里发展有很大好处。
火车把我拉到南方的福建某部，我成为专门在海上作业的专业化工程兵一员。别的部队刚开始是学习队列，我们部队刚开始是学游泳。小岗水面不多，但包产到户后，很多人家都有一方用于灌溉的小水塘，尽管父亲不准我们下水游泳，但我们兄弟偷偷下水洗过几次澡，也就会游泳了。但我们在乡下水塘学会的狗刨式只能说会在水上漂，在部队并不适用，部队教的游泳动作都是标准的，我们被要求每天在水中游泳十几个小时，不停地练，练习耐力。
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岸上曝晒，让身体肌肉习惯强烈阳光的伤害。有的没晒惯的新战士，晚上睡觉一边哭一边喊，身上全晒破了，完全不能躺下，最后身上一揭就是一大块皮。这一切艰苦的训练，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重大考验，小时候在田里干活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对于我，新课题是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方面是我的短项，我们团的副团长是安徽人，我和他见了几次面，说话很投机，但我就是没有让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不好意思套近乎。
在学开车和军事训练上，我成绩出色，经常被派出去参加军事比赛。团政委很喜欢我，经常来我们班找我们几个新战士聊天，我退伍后他还来小岗找过我。军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增强了我的毅力。很多训练的场合，一个人在海里要游上近10小时，中途无处停歇，有毅力，还要有耐力。军队生活没有使我的行政能力增加，却使我成为一个稳重、有恒心、爱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这种习惯持续到今天，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一边干活一边还要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实时播报。
我没想到我的退伍会来得那么快。后来母亲说，我的退伍可能来自她与南京军区某位副司令员的偶然见面。那是南京军区的部队领导来小岗村学习考察，副司令员看见了墙上我参军的照片，就问我母亲：“老嫂子，想儿子不想啊？”母亲明明知道让我退伍不是好事，我更好的出路是考上军校，可是她眼泪还是止不住，副司令员一看就明白了。后来她面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恺回忆当时哭泣的场景说：“是我耽误了德宝的前程。”我不这么认为，一个副司令员，哪里能具体过问到我这个小兵？那几年，正好是我们家所有的孩子四处活动、在外谋生的时期，一个孩子都不在母亲身边。半夜里院子里的一点响动，都能让母亲产生幻觉，半夜3点会跑到大门口去开门，觉得是哪个孩子突然回家了，她太想我们了。说起来也是我不够灵光，有好几次机会，我都是可以回来探家的，但我都让给别人了。要不然，母亲也不至于这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副司令员来过我家一个多月后，我就接到退伍的命令。尽管有些舍不得，可是命令下来了，还能怎么样？再说那时候我也很想妈妈，想家。当了两年，就这么回家乡了，想想当初离开时，欢送气氛的热烈，心里很失落。当时，我参加的军队远程进修班的教材刚刚寄到，别人回家都带土特产，我回家带了一箱子书。这点，我至今还觉得很自豪，可是村子里的有些人却觉得有些可笑，他们觉得，我在部队没有混好。
我没有必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我只要自己知道，我不是在部队表现不好才走的就行了。部队所给予我的和我对于部队的感情，我会一辈子珍藏的。
严德宝退伍回小岗是2001年秋天，小岗没有本质性的变化，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仍然靠农业，严家的收入来源也还是靠土地。此时，大哥严余山也在家中，弟弟严德锦在合肥的省电视台工作，有时间也会回到小岗。此时，严家三兄弟怀揣各自的梦想，他们希望要在他们这辈上实现严家的命运大转折。
2002年春节，三兄弟正式开了一个家庭讨论会，决定各自未来发展方向：老大和老五都继续在土地之外的领域拼搏，德宝来家了，家中的土地就由他负责。在小岗，无论如何，土地不能丢，这是三兄弟一致的信念。当然，德宝还有另外的重要任务，他要进小岗村领导班子，当村干部。父亲严宏昌的逐渐老去，这届村主任干完，就不打算再干，德宝走出来，则是很好的继承。这样，这个家庭在小岗村会继续拥有话语权。2008年夏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恺采访严德宝后曾这么描述：
“讨论让我们很兴奋。”德宝还记得，讨论范围由振兴家庭到了如何振兴小岗村，那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喝醉酒，“感觉小岗村未来的振兴就靠我们了。”
三兄弟在除夕开会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2008年春节，讨论的目标还是没有大变化，仍然是大哥发达后回家乡办企业，小弟则负责家乡的形象宣传。不过，此时德宝已经不做干部了，他抛弃了幻想，更关心一些实事，例如家里的具体经济收入。7年了，严家的收入来源并没有大变化，德宝带领着家里的女性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仍然是这个家庭的支柱。
讨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只是德宝很喜欢自己家开会的感觉，“三兄弟畅谈理想，感觉又回到了部队里，那时候的讨论会也是这样的气氛”。
这点上德宝很像父亲，很注意“气氛”，别人的尊重能带给他很大的满足。2001年，经过严家的努力，德宝当上了村里的副支书。从硬件上看，德宝很符合条件，他刚从部队复员，又有了多年的党龄，可是德宝在软件上也许根本不适合当村干部，父亲发现他和自己完全不同，是个不会在场面上说话的人，“尤其是看不惯的事情，他脱口就说”。这就导致了他不能和一些人相处。
家里人把这解释为德宝的正直和不圆滑，可是村里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德宝的素质不高，不是当干部的料。作为副支书，德宝没有具体分工，他所干的大多是带领民兵搞劳动等琐事。
他自己的记忆里，他的干部生涯中的突出作为，也不过是某年带领村里的民兵养鸭，“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德宝觉得，干农活要靠脑子，“那年，村里养鸭的人家都发财了”。原来那年市场上鸭的收购价格比较高。但是，这并不能使村里人承认德宝的能力，大家的印象里，他还是那个又黑又瘦、看见上级领导就说不出话来的老实人。
德宝不能和上级派来的干部顺利交流，在他下台这件事情上也有所证明。2006年，因为小岗村的一些矛盾，外派的党支书来到小岗村，德宝和他的同事们被重新分配工作，“有一段时间，去上班就是打扫卫生，村里的新建马路反正没人扫，正好归我们几个”。这件事情被他看做很大的屈辱，“完全不尊重我们本村的干部”。德宝于是从做了几年村副支书的位置上彻底下来了。
村里的干部没什么收入，德宝这些年更多的力气还是放在农活上。18岁离开家乡那年，已经什么农活都会干了，可是，“这两年家里更新换代，又多了一些机器，得从头开始学”。严家的牛早就卖了，又花大价钱投资了一些新的农用机器，他家在这一项上敢于领先投资，德宝成了家里新买的收割机的试用者。“好在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开车，这些东西一学就会。”他骄傲自己在干活上有天赋。
收割机不仅自家用，还能出租给别人，德宝随机器出租，因为他干得好而快。严家的农业收入随着德宝的归来而迅速增加，德宝开始喜欢自己的农田生活。
天赋并没有带给他轻松的生活，这些年，严家的40多亩土地主要靠他和大姐、大姐夫在支撑，有时候他累得连母亲都看不下去：“收割稻子的那几天，他累得都走不回家。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去看看，他已经在田埂上睡着了。粗看没看出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人的影子在草垛上缩着，身子就像个初中生。”
德宝和他兄弟们的反差，不仅在日常生活上，也在外貌上。大哥西装革履，壮实，也注重修饰，每天都能看见他在简陋的厨房里刮胡子、对着油烟熏黑的镜子洗脸。照片上的五弟被摄影机、西装包装着也很光鲜。可是德宝常常脚都没洗干净就出现在外人面前，标准的农民模样，在地里干活习惯了，除非有重大事情，懒得关心外表。
家里有外人来时，出面接待者一定是父亲和大哥，德宝从不上主桌，他和家里干活的女人们一起，坐在院子里黑暗的小桌子上吃晚饭。他也喜欢这样，觉得自由。我们到的那几天一直如此，尽管大家已经很熟悉。
看见儿子彻底从军人转化成了农民，而且今后也可能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母亲有时候还是难受，她觉得是自己当年想儿子的那一哭，使德宝放弃了可能有出息的未来。她有时候问德宝，后悔了吗？是不是要埋怨妈妈？可是德宝的回答永远都是“不怨”。他说那个时候，“我也想您，想家里”。
在德宝回家1年后，当年部队里比较欣赏德宝的团政委正好来到安徽蚌埠办事，还专程来了严家。当时德宝正好在舅舅家帮忙收割，两人因此没见着面。家里人猜测，他是来动员德宝重新回部队的。从舅舅家回来后，德宝拿着首长留下的电话沉默了两天，两天后才通电话，“团政委已经回福建了，电话里就没有再说什么”。这可能是德宝重回部队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是此时，家里面确实已经少不了他了。
事实上，当上村干部的那天起，看着台上台下说话都很本分的德宝，家里人对他的期待就开始降低，甚至对外人也肯承认。和我们一起在饭桌上，大哥在幻想自己企业做大的美好场景，说那时候要家里的人都到自己的企业去，“德宝可以去做基层管理，他不是一个帅才，可是执行能力不错”。
慢慢家人开始给德宝换了定位，不再是风头十足的乡村领导，而是一个老实能干的乡村农民。大家都接受了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全家目前经济收入的顶梁柱的事实。
大哥和小弟还在外面的世界晃悠，他们没有给家里的经济带来增长，所以德宝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包括哥哥全家和小弟放在家的媳妇和孩子。而家庭日常开支的权力，也从母亲手上逐渐转移到了德宝的手上。
尽管在村干部的职位上走向辉煌的梦想逐渐在破灭，但是生活还要继续。2003年，家里要给德宝说媳妇……现在的老婆舒则玉是他一眼看中的，“她个子小小的，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很天真活泼的样子”。其实那年则玉已经23岁。不过，则玉现在常常开玩笑说，当时并不是看中了他，而是看中了德宝的父母才嫁过来的。
舒则玉比德宝小两岁，家在凤阳的黄湾，那里更靠近淮河，小岗村比他们村富裕且知名度高。则玉家里只有她和哥哥两个孩子，从小养得娇，没怎么下过田，家里担心她出嫁后会被婆家人指责。
而天真的则玉婚前的想法就是，找个公婆厚道的人家就好了，“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村里家庭不和的故事，特别害怕和婆婆合不来”。和德宝见面的时候，“觉得他又黑又瘦，特别普通”。而且即使去相亲，德宝也没有特别打扮，“只是比平时干净了些”。可是德宝父母的慈祥、和善让她印象深刻。
婆婆也对她印象很好，觉得她懂道理，至于会不会干活无所谓，“只是觉得她样子很小，头发卷卷的”。那是则玉在浙江打工1年后学来的发型，把头发卷成小卷，再盘起来，“在农村很少见，大家都觉得看上去很小样”。虽然头发上有花样，可是穿着很普通，“我不愿意别人觉得我特别看重相亲”。
双方都同意之后，就准备结婚。结婚是婆家催促的，在2003年的8月，“特别不愿意那么快就出嫁，可是德宝家里着急，他已经25岁了，在农村算是大龄青年”。
结婚那天，舒则玉印象深刻，因为淮河那年发了洪水，他们家到德宝家的路完全都淹没了，来接她的小汽车只能在河堤上小心翼翼地开着。可是慢慢地天又下起大雨来，河堤上也没有路了，男人们只能下来推车，车里只剩下新娘子则玉一个人，穿了租来的婚纱，看着窗外的大雨。不过她很安心，因为她知道，德宝他们不会让车子半路停下。
车窗外的德宝脱掉了西装，卷起裤腿，和大家一起推车前行。则玉这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打量未来的丈夫，她注意到了德宝虽然个子不算高，可是很有力气，这种注视慢慢让她心里高兴起来。
因为怕来的人多，所以德宝的婚礼没有通知父亲外地的一些朋友，不过家里的院子还是坐满了人，这是德宝自参军那天之后最得意的一天，尽管雨水湿透了他新郎的西装。
和严德宝接触，你会感到特别宁静，他身上似乎永远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喜欢静思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古人说的往往都是真理。”显然，德宝是读了一些书的。
我和则玉结婚后，则玉并不用下田干活，她很快就怀上了孩子，并且进了县城的一家化妆品店工作。这个店老板是我爸在北京开会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在凤阳县城开了个化妆品专卖店，要找人管理，则玉在浙江打过工，用过一些化妆品，见识不少，正好适合这个职位，唯一的缺陷是每月和德宝分开不少时日。
尽管从小岗村到县城包车只要40多分钟，可是家里的农活太忙了，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只去过县城几次。到了那里也觉得无聊，她在货架前忙，我在旁边坐着发呆。我总是觉得，城市生活远不如在农村里干活自由自在，很多事情都受憋屈。我在城里住两天，就想往小岗跑。而则玉对这份工作慢慢也不喜欢。凤阳毕竟是一个小县城，消费能力不强，刚开始时化妆品生意好，可是新鲜劲一过就不行了。
没有顾客来，独自守在店里，很是寂寞无聊，则玉倍感孤独。当年在浙江黄岩打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打工生活太孤独，则玉选择了回来，她喜欢有家里人在身边，那样才会觉得日子温馨。所以生了孩子后，则玉彻底放弃了县城的工作，我们都沉浸在快乐中。孩子是严家的第二个孙子，只比五弟的孩子严欣小两个月。孩子长得很快，个子又高又大，长得特别漂亮，全家人都喜欢。可是4个月后，有一次感冒在镇卫生院看病，挂水老是挂也挂不好，整夜整夜地咳嗽，听着很心疼。我和则玉又把孩子带到县城医院。我有个堂嫂在县城医院当医生，堂嫂看了孩子的全面检测报告后，眼睛含着泪水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没法要了。”
原来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堂嫂劝说我们放弃这个孩子，因为她在医院里见得很多，这种病既看不好，而且每次生病都会花销巨大，到了一定时候，孩子肯定还是不行的。“这个病的治疗不是你们家能够负担起的。”我们无法放弃，我怎能放弃呢？孩子来到家里，跟我们也是缘分，父子一场，母子一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把他养着。
自从那次治疗后，孩子的病几个月就发一次，每次都是复杂的并发症。堂嫂的话很对，孩子的病我们家的确负担不起。在凤阳县城看一次就要几千元，而去蚌埠看一次，就要上万元。家里几年来积蓄起来的钱，很快花掉大半。而每次发病，孩子都痛苦万分。
孩子1岁的时候，我带他在蚌埠市的医院详细检查，原来是因为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有问题，导致了这种先天性疾病，孩子确实随时处于生命危险中。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培养让自己心肠变硬，随时准备面对孩子的离开。则玉则处于精神紧张中，有时候孩子发病，她也病起来，甚至比孩子还厉害。
有一次去县城看病，眼看着孩子就不行了，要进抢救室，我只有几百元钱，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大哥当时做生意资金紧张，常常看他为欠款发愁，可是此时我也顾不得了，向大哥开了口。上午11点打的电话，下午1点，大哥就给我的卡上打了8000元。我知道大哥在外面很难，但拿这钱，他没说任何话。所以我们家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外面人是无法体会的。
2006年冬天，孩子快两岁的时候再次发病，这次病得格外严重。医生说要去上海，我和母亲抱起孩子就往上海跑，跑到蚌埠站买火车票，没有座位，一路站到上海。还没下火车，孩子就一抽一抽地不行了。我抱着孩子跑，母亲在后面跑，直奔第一人民医院。
命运这东西，你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孩子到医院1小时后就死了，都没有来得及上手术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庆幸的就是则玉没有看见这一幕，否则她肯定会发疯。因为前些时候孩子不断生病，则玉心情特别不好，此时还在外地散心。
孩子虽然已经死去，可我还是觉得他身上温乎乎的。想到他没发病时在我怀里躺着，脸上微笑着，眼睛亮晶晶的情景，我禁不住又泪流满面。当时是冬天，穿得厚，我一直牢牢抱着孩子，不肯放开。母亲害怕医院要留下尸体，悄悄对我说，我们快抱着孩子走吧。我立刻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止住泪，用大衣裹着孩子往外就走。我哪怕一路走着，一路要饭，也要把孩子带回小岗，绝不能把他丢在喧嚣而陌生的上海。
火车是不敢坐了，怕检查出来我们带着死去的孩子，只能去坐长途汽车，那里检查比较松。平时我和母亲从来是舍不得坐出租车的，这回为了赶时间，一直让出租车给我们送到长途汽车站。到了长途汽车站，好不容易上到长途汽车上，我们并排坐着，强忍着悲痛，直到车子开出上海。母亲再也忍不住，先哭了起来。我冲她摇头，把孩子递给她，我把头埋在衣服里，再也忍不住，低低地哭起来。
这么多年了，说起来，我依然难受！
说到这里，严德宝眼睛红了，忍了忍，还是没有忍住，泪水又出来了。我忙递上纸巾。他擦去泪水，对我笑着说，我说的这些事情，对你的40年有用吗？
我说：“你的40年，和小岗村的40年能分开吗？”
他摇摇头。
“分不开的，都是有用的。”
母亲不愿意向村里人承认自己的孙子死亡的事实，所以村里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家这个孩子的具体故事。甚至则玉也是很晚才知道，母亲和我告诉她，因为孩子没办法看好了，就在上海把他送到了福利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好，说不定可以救孩子一命。这个故事，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成为则玉的精神寄托。
因为属于夭折，孩子的尸体按照规矩是不能进入严家祖坟的。我舅兄和岳父连夜赶来，把孩子的尸体埋在了远处的山上，具体地点连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怕我知道后会去寻找。现在他应该成为黄土了，和大自然融合成为一体了。
2006年，则玉的哥哥在生了两个女孩后得了1个男孩，因为属于超生，所以干脆给了我们。这个孩子像强大的安慰剂，使失去了孩子的我们有了新的寄托。我给孩子按辈分起名叫“才源”，有了才源，我们家一切都好起来。
2009年，妻子则玉又生下1个女儿，就是前些天告诉你们我去黄湾的那个小女孩严润林。她3岁时，爷爷教她《弟子规》，读上两遍就会背了。她有个好习惯，每天晚上坐在床上都要背几遍书，然后才睡觉。在班级，成绩非常好。
我也曾经外出打工。就是第一个孩子死亡后不久，也想出去散散心。当时四叔严久昌全家在宁波打工，收入很高。我去了，到了四叔打工的车间，里面轰隆隆的机器声让我脑袋疼，我习惯的是小岗村的声音，宁静而甜美。坐在门前抽烟，一会儿有燕子飞来，在屋檐下呢喃几声，再飞向高空。收获季节，拖拉机、收割机的轰鸣虽然也是机器声，但悠长、热烈，不是乱哄哄的炸响。还有租住的房子，太逼仄了，哪有住在小岗宽敞的大屋里好？
在宁波待了1天，我就回来了。
我30岁那年，也就是2008年，战友们有一次在南方聚会，其中有在广州开公司的，有在南方城市做小生意的，都发展得不错。其中有位和我要好的战友又一次动员我去南方发展，可是我还是拒绝了。我就留在小岗村了，哪里也不想去了，就在小岗村耕种家中的近75亩土地。一晃，又是10年了。我没有细算，但和很多外出打工的人相比，我创造出来的财富一点也不比他们少。
对于动手劳作，严德宝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悟性。他和严余山现在住的房子的三楼，是2008年夏秋他自己动手盖上去的。他没有学过泥瓦匠，纯粹是看着别人做时，学了一些手艺。当时沈浩出台政策，小岗村居民凡是愿意改建自己家楼房的，都能获得2万元的补助。
三楼的房子运送建材很吃力，严德宝一个人干了三四个月，灰色的水泥四壁是他一遍又一遍刮上去的。他每天清晨6点准时在楼顶盖房子，晚上也不下来，就睡在楼房顶上。他说比睡在田里好得多，晚上风很大，把蚊子全吹走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德宝一个人干，只有在极度劳累，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人上来帮忙的时候，他才长叫两声：“唉——”声音很沉闷。只有家里人知道，他这时候是需要帮忙了。楼下的大嫂忙上楼去帮他打小工，送桶和好的水泥。过一会儿，德宝就安静下来了，又自己忙自己的了。就是像这样忙着，这6间房子德宝自己动手，省下了近3万元的工钱。
在村里当干部时，严德宝曾经到外地去考察过一些名村，2006年不当村干部后，他依然每年都要出去，自费到别人的地头看看，聊聊，看别人种什么，怎么赚钱。2010年，他去过河南新乡的耿庄。2012年，第二次去山东寿光。在寿光，他发现油桃很好，就引进栽培了4亩地。因为家里土地多，没有人手管理，德宝的桃园后来给两个姐姐了。此项业务发扬光大的是四叔严久昌，他从宁波打工回来后，见种桃效益高，就试种了2亩地，后来22亩地全部种上了桃子。小岗的久盛桃业就是严久昌的。
这些年，严德宝还先后去过大寨、南街村。2016年，他一个人去了厦门翔安，了解马巷镇郑坂社区的“金包银”工程，他看了后，觉得小岗村与他们差距太大，无法学习。2017年初，他又跟随大哥严余山、周党之、杨玉兵、杨伟等人先后两次跑了怀远、定远、全椒等地。在这些地方，严德宝发现了种瓜蒌商机。瓜蒌果实、果皮、果仁（籽）、根茎均为上好的中药材。1年种植后，可以采摘5年，每亩地每年可以有4000元的收入。但第一年投入成本较高，每亩要投入6000元。考察归来后，其他人都没有种，但德宝种了3亩地。由于大旱，瓜蒌生长状况不太好。“今年肯定要亏损了，就看后面几年吧。”对于新项目，德宝一向是小心的。
2016年土地确权时，严宏昌家的土地都确权到了3个儿子头上，严余山22.5亩，严德宝26.8亩，严德锦25亩。这近75亩土地，确权前和确权后的耕种范围依然不变，严德宝耕种50亩，严德锦的25亩由大姐严德凤耕种。他对种地有一种本能的热爱，这在小岗的“包二代”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同龄农村人中，也是为数不多的。他说：“老一辈按手印分田，就是想把田种好的，现在小岗必须要有能把田种好的人。种田需要学习。随着科学和科技的发展，种田越来越要学习。不学习，将来就无法种田，或者说种了也种不出效益。”2017年，由于干旱，他的水稻总产量只有6万斤，效益不是很好。而他在自家田头饲养的500只土鸡，倒是收入了1万多元。加上用收割机、播种机代收、代种得到的收入，他2017年总计有8万多元利润。在小岗种田的人家，这算是高收入了。
严德宝早在2003年就购买了碧浪2000收割机，这台机器直到现在还可以使用。这几年秸秆禁烧，需要把秸秆粉碎还田，碧浪2000没有这个功能，2015年，他又买了福田RG40，收割、脱粒、粉碎一条龙。2014年，他还买了东方红904拖拉机，以及旋耕机、播种机等一系列配套机械。现代农业上使用的，耕地的、耙地的、播种的、插秧的、收割的，他一应俱全。这些农业机械他都会娴熟地操作，一般的小毛病他也都会维修。全套机械，干自家这点活，资源就有些浪费，从2014年起，德宝开始进行代耕、代种、代收。2017年，他已经联合了十几台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规模化地从事代耕、代种、代收。这一块全年下来，他收入4万多元，已经超过粮食收入。2018年，他想注册成立小岗农机服务合作社。同时，他还想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设育秧工厂，使合作社能够提供从耕地、整地、播种、育种、插秧、田间管理、喷药、收割一条龙服务，让小岗农业现代化发展，走出拥有小岗特色的路子。
我们在小岗培训中心畅谈的前几天，就是1月4日夜，暴雪不止，把农贸市场的顶棚压塌了。德宝的RG40收割机停在下面，被塌下的顶棚砸到了，割台、水箱、粮仓三处被砸坏。他说：“小岗的农机停放，也是一个问题。这一下我维修要花掉15000元。”他叹了一口气，“农业其实是很难的，造成灾害的因素太多了。”
尽管家里种了50亩地，舒则玉基本上还是不下地的。插秧是最忙的时候，前几年，德宝还花钱雇人干。现在他就一个人干，每天1亩多，也能来得及。秧田需要打药时，药水管子拖得太长，一个人无法弄，这个时候，则玉才去帮忙，理一下管子。他家的土地都集中在友谊大道南面的“死人塘”周边，德宝把这个塘改名为“私人塘”，塘边有个小屋，劳累或需要看护土鸡的那些夜晚，德宝就住在里面。当然，没有风雨的夏秋夜晚，德宝有时候就在田冲里睡。别人觉得太苦了，他却觉得很惬意。房子里哪有野外畅快？
德宝喜欢下雨。下雨的时候，是德宝最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做，德宝就拿起鱼竿去钓鱼。他坐在塘边，伸出鱼竿架好，在斗笠下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就静静地盯着水面。四周是无边的雨声，鱼儿咬钩了。
7.珍惜品牌名声的严德双
如今的小岗，每天都会有人在金昌食府门口驻足，巨大的宣传牌上挂着习近平总书记与严金昌家人的合影，总书记“农家乐，乐农家”的寄语在饭店LED灯箱上滚动播报着，光彩夺目，第一次来小岗的人，谁不去看看呢？
“是我爸张罗着装修的，他说农村人也要重视宣传。”严德双告诉我。
我说：“这叫政治带动经济，是典型的小岗特色。”
2017年6月29日下午，凤阳县委宣传部韩延龙陪同我采访严德双。走进饭店，只见大堂、走廊、包厢……处处挂着严金昌和总书记的合影。大部分照片是从电视新闻里“淘”下来的，因为印有电视台logo，且像素有限，部分照片只有计算机屏幕大小，唯独大堂的一张相片大得多，足足占了整面墙，严德双颇为骄傲地说，这是我爸找摄影记者要的原图，全村仅此一张。
严德双是严金昌的四儿子，在家里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是金昌食府的老板，他出生于1976年，1994年初中毕业。在家里彷徨几个月后，于1995年4月来到广东东莞，在大岭山镇的旺兴达电子有限公司做保安。当时，小岗一带外出打工的男青年都喜欢做保安，觉得能穿上制服，和公安部门靠近，有些威风，同时站站岗，守守门，活得也轻松。至于说将来会发展得如何，严德双当时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
那时候，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我刚刚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第一个原因是想闯一下，当时家里不富裕，靠农作物，土地翻了又翻，稻谷便宜时候才1毛多钱每斤。而且还要上交三提五统。家里姊妹7个，我排行老五，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在乡里治安队工作，都没什么钱。父亲在农村算是能人，但绑在土地上，能挣个衣食有余，也挣不到太多的钱。弟妹还在上学，现在回过头来看，真得很穷。”
东莞工厂保安并不轻松，要兼顾很多事情。不过每月工资有六七百元钱，跟在家种田比，1年下来能值3万斤稻谷，效益还是高的。严德双拿了工资就存起来，从不乱花。同时，他也很厚道，厂里加一些小班，帮别人出些力气干些活，都乐意而为。这样，来自湖南道县的妹子蒋华荣看上了严德双，两人恋爱了。当时严德双的父母极力反对他找个外地媳妇，严德双却很拗，顶着。“家里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家庭条件都不错，父母对他们都知根知底，有个女孩子在我家住了几天，等我回来见面，但我坚决不干。父母主要是不了解小蒋，后来接触了，也觉得她很好。”1999年，两人结婚了。
当时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记者在小岗了解了这件事，忙着赶到东莞的工厂采访严德双和蒋华荣，拍摄了两天，把这桩自由恋爱的婚姻做成了一个美丽的故事。记者的行动使这桩婚姻一下子变得牢靠起来。
婚后，严德双夫妇辞掉东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务农。“那时候我刚结婚，兄弟几个也分家了，我手里才几百元钱。在家里待了3年，两个孩子相继出世。还是觉得光靠几亩地翻不了身，又回到了东莞原来的工厂。那时是2003年，工厂的工资每月可以有1000多元了。小岗村在张家港的帮助下，不少人家已经开始种葡萄。”严德双夫妇离开家，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父母照看。
这一次，严德双没有再做保安，而是来到流水线上。工厂的工作是计件的，要想多挣钱，就得迅速地忙，活多的时候，要加班加点。每天10多个小时，厕所都难得上一回，自然辛苦。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单个月拿一千六七百元，效益不好的月份，只能拿千把元钱。但收入总体算起来了，比起在小岗种地，还是高出好几倍。
2006年年底，严德双夫妇又回到了小岗。主要是家里孩子大了，要上学，需要人照看。爷爷奶奶对孩子肯定好，但是他们觉得教育方法两代人不相同，孩子还是父母管教好。最主要的是，打工能挣一点辛苦钱，但毕竟有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实在太难了。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了，不可能带到东莞。东莞虽大，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小岗虽小，却是自己的根。“回来吧，沈浩书记来小岗后，这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回来创业，干点事，将来一定会比在外面好的。”
在打工回小岗的间隙，严德双曾在自家的4亩地里种起了葡萄。此时，葡萄已经长大，快要挂果了。正需要加强管理。葡萄管理需要技术，严德双不懂，好在长江村的技术员驻在村里，不懂的可以随时请教。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专心学，见效非常快。2007年，我们的4亩地葡萄卖了8000元，除去人工、肥料、种子、农药成本，纯收入6000元。2008年，纯收入达到了8000元。东莞打工收入虽然比这高，但两个人要租房子，要做饭，每年来回要买车票，除去这些，在东莞工厂打工的收入只能和在小岗种葡萄持平。不过，干农业风险太大。2009年，严德双种植技术掌握更好了，管理也更到位，葡萄长势很好，看势头，收入能够翻番，但是6月份下了一场冰雹，枝头的葡萄被砸烂许多，结果收入只和上一年持平！
正因为如此，种葡萄虽然效益不错，严德双还是不愿意多投资。至于种植常规农作物，他更是不愿多想。随着沈浩的不断努力，小岗村的对外影响越来越大，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参观后，这些人要吃饭。隔壁的表哥关正景已经开始经营农家乐菜馆，沈浩号召大家多开农家乐餐馆，助推小岗的旅游。此时，严德双用打工的积蓄，将老房子拆除，盖起了两层小楼，临街有平房，还有个大院子，开个农家乐餐馆，门面条件完全满足。
“有门面，就没有房租。家里自己种的蔬菜、葡萄，养的土鸡，生的鸡蛋，都是绿色无污染的，城市的人不想吃山珍海味，想吃农家菜，想吃土特产，我这里是真正无公害的产品。这些都是开农家乐餐馆的优势啊。”严德双和妻子蒋华荣都是谨慎的人，尽管优势很明显，他们还是很小心，只投入了几百元，买了四张卡座，再加上家里的一张八仙桌，添置一些厨具和碗筷就开张了。开始，取名严家饭店。后来，随着父亲严金昌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改名为金昌食府。这也是在著名的小岗村发挥名人效应。当时尽管投资几百元，夫妻俩心里还是很打鼓，要是赔了怎么办？沈浩书记听说了，劝他们说：“就是赔了，你不就投资几百元钱吗？况且有些东西，不开饭店了，家里也能用啊？”听沈浩这么一说，严德双夫妇就释然了。的确，在家里开农家乐饭店，就几百元的投资，赔也赔不到哪里去。
农家乐饭店，不重花样，重实惠；不重形式，重口味。严德双自己亲自掌勺，按照家常菜的做法，精心做给客人，客人都很满意。半年下来，严德双没有赔，小小的农家乐赚了两万多元。这是2009年，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他说：“我看好未来的市场，现在来小岗参观、考察、采访、旅游的人太多了，再加上GLG公司的项目如果搞起来，那就厉害了。这个项目规模很大，投资十几亿元，不像以前的小厂，很不简单的，很有潜力。”
严德双的思维变了，他想扩大投资，苦于没有资金：“把饭店搞大，前面盖上很有特色的草屋，后面是装修好的包间、大厅、空调、地板、厨具，一套厨具要几万元，总投资至少要20万元以上。”那时候，盖房子的程序没有现在严，要是有钱投资，一下子也就盖起来了。
没有大笔的钱投入，严德双只能滚动发展，积攒下一些钱，就用于投入。扩大店面，购买桌椅，添置冰箱、空调，改造厨房灶具。为了买菜方便，严德双先是买了辆三轮车，来去小溪河镇街。现在他早已换成小汽车了。
见老五严德双的农家乐餐馆红火起来，老大严德文利用自己家的房子开起了小岗土菜馆，老六严小六也利用自己家的房子开起了小岗庄园，兄弟三人的农家乐餐馆你追我赶，都很红火。
采访记录
严德双：现在每天客人都不少，我们全是自己在干，的确很累。要是请人干就不划算了。累就是要多搞两个钱。其实也很不容易，你看我身上烫的都是疤。
作者：你是自己掌勺？
严德双：是。
作者：严德文也是自己掌勺？严小六也是自己掌勺？
严德双：都是自己掌勺。
作者：小岗现在的8家，有没有雇厨师的呢？
严德双：有1家。我老表关正景家。一开始，他也是自己干的。现在到村里上班了，时间太紧，无法掌勺，只好雇1个厨师。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生意，也不会做。一下子要是来十几个人，就手忙脚乱的。现在一下子来200人，我们也不紧不慢的。冰箱里储存的有猪、牛、羊肉，水箱里有养的鱼，后面院子里有圈养的土鸡，菜园里还有新鲜的蔬菜，你点了，我很快就会给你上来。干时间长了，技术娴熟了，程序也都掌握了，能够最短时间安排好事情。客人来了，不会等很长时间的。当然现在一次性来得多的客人都是团队，是提前订餐的。我们也是好准备的。发展是硬道理，小岗旅游要是规模再扩大，人流量再增多，我们的生意还会好做。我觉得这生意就是要“做”。
作者：很正常。做生意吗？就是要慢慢做，生意都是“做”出来的。
严德双：一开始开张，我还是跟我姐夫俩在一起合伙干的。怕干不好。
作者：你姐夫现在还干吗？
严德双：后来他出去打工了。我现在把他聘请回来了，给我打工帮忙的。他和我姐都回来了。以前他们都在外面打工的。
作者：你每月开多少钱给他？
严德双：他们两个1年什么都去掉，能尽拿6万元钱回去。
作者：那可以。比在外面挣得多。
严德双：的确。在这里，吃喝什么都是我的。有事就干，没有事就玩。他们回来我要轻松一些。
作者：你姐夫可管掌勺？
严德双：管。都可以。以前他在明光市里面开小饭店。一开始就在我们家做卤菜的，1年也能挣几万元钱。后来，他又不想干了，要出去打工，说打工快活。我姐夫怕烦。你不烦，想快活你挣不到钱，还受人家管。现在在我这，他们就很轻松了。小孩在合肥上大学，大二了。开餐馆希望客人来得多，但人要是真来多了，真的又忙又累。
作者：你和小蒋的恋爱故事上过中央电视台的，在小岗也算是传奇故事了。
严德双：这是一个缘分。我相信缘分，有缘就有分。
作者：小蒋在我们这生活可习惯？让小蒋来。
严德双叫过来蒋华荣：习惯。家中姐妹3人，我是老二。父母现在身体状况都挺好。他们以前都到这里来过，觉得小岗很好。今年放暑假了，还要来。道县和广西交界，靠近广东。我们那里打工都是去广东。湘菜好吃，很辣，跟我们这里的菜味道不一样。
严德双：他们那里都是烧菜，炒菜很少。坐席都是大碗，10大碗。多1碗都没有，就10碗。不像我们家，坐席最少20碗。他们的碗很大，10碗你也吃不完。我去过五六次。
蒋华荣：我姐姐和妹妹都嫁在当地，妹妹就在本村，离父母很近。父母以前就来过，说我在这里过得好，嫁得好，公公婆婆对我也好，很放心。
作者：关键是老公好。
严德双：那当然。以前在东莞打工，大家就说我对她好。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时，我们又返回东莞打工，人家说模范丈夫又来了。又打了3年工。前后打工10年。挣不到什么钱。多的时候，两个人1年也就余下万把元钱。人在家里面工作，老婆孩子家人都在一起，心态会很轻松，日子过得舒坦。在外面打工，孩子不沾边，想起孩子有时会提心吊胆的，挣钱多少都没意思。开了农家乐以后，没事时，我和我爱人聊聊家常，很舒坦。所以小岗要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作者：金昌食府现在接待规模有多大？
严德双：现在能同时接待200多人，最多接待过210人。我还想扩大。做生意就这样，做顺了，越做越想做大。
作者：你现在怎么扩呢？
严德双：现在的确难，在哪里盖房子都要批。
蒋华荣：眼下只有在现有的房子里想办法。后面楼上原来有一些房间，铺的有床，准备把它们给撤了，摆上桌子，接待客人。当然，要做包厢还要整理，装修。现在客人多，不行，一二月份时客人少，生意淡，可以做。
严德双：我本来想再盖1栋的，但要审批，你不能违反规定。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想盖就盖了，盖上了也就行了。说实在的，小岗人家的宅基地都是大的，除了我们村，其他村的宅基地没有这么大的。这也是特殊年代遗留下的特殊财富吧。客人来吃饭，都会惊讶：“哇，你们家这么大！”友谊大道两边人家都是一样的，每家都有几亩地。跟一般村庄的宅基地比，那是大多了。以前大家老宅子就在这两边，谁家要是盖房子，就沿街盖，盖起来的就盖起来了，就形成现在的格局。以后就不行了，你再随便盖就是违法了，执法大队就要来给你扒掉了。这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守法公民。所以现在餐馆要扩大很难，从村到镇，再到县，要层层申报，最后还不见得批给你。
作者：2016年利润能在多少呢？
严德双：十几万元到20万元吧。
作者：你保守了吧？
严德双（憨笑）：毛利润的确比这多。我姐两个人1年要给6万元，水电费，我家是16个空调，8个冰箱，6个电视，8个电扇。不得了的，光电费1年1万多元，1个月最少1000多元，多的时候要两千多元，一个月最高交到2800多元的。这个月，肯定要两千多。交得多也不是坏事，就像我爸说的，你不交那么多钱，你能挣到钱吗？我们家老头心态好。你有投入才有产出，你如果天天空调都不开，那要么是没有人上门，要么是你舍不得。大热天客人来了，不开空调，人家坐不住，来了也会跑的。那你还做什么生意？
扩大接待空间，目前只能靠挖潜力。家里还有空房间，楼上都是空的。原先那些房间都是留给学生住的。暑假，大学生会来小岗进行社会实践，到农家乐来体验生活。开始大学生来，条件艰苦，我都看不下去。就一个风扇，一床草席，铺在房间空地上就睡觉了。后来，就去给他们买垫子、毯子，地上太凉了。这是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就买了床，装了空调，把房间的条件提升一大截，这样大学生们再来，也都很开心。给大学生住的房间有4个，能住十几个人。这些房间平时也可以接待其他客人，一开始也的确接待过。但后来住宿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来的客人大多是开车来的，住宿也是要条件的。人家来一般都问，老板，有没有标准间？我们的这些房间，厕所和洗漱都是公用的，的确不方便。七八年前，客人条件大多不高，人家来住宿，只要你被子干净，环境卫生，夏天不热就可以。现在就不行了。社会变化的确很快。现在人家来看房间，厕所不是在房间里的，不方便，就走了。很多人出来都是享受的，要是受罪，还出来旅游干什么？不如待在家里了。就是我们要出去，到外地也是一样的。要是把床和家具拿掉，简单装修一下，能增加40—50人的接待量。
作者：除了你姐姐和姐夫给你帮忙，还有其他人吗？
严德双：有，我二哥、三哥。一个开超市的，一个开浴室的。超市有一个人看着就行，浴室是季节性的，夏天就关了。我这一忙，他们就过来，给我端端菜、洗洗碗。客人要是再多了，就打电话给同学，很多农村同学栽完秧就没有事了，像现在这个天，都没有事了，让他们来帮忙，随叫随到。餐馆要真忙起来，也是不得了的，要十几个人一起上。我今天18桌，昨天20桌，因为“七一”快到了，建党节，来小岗参观学习的人非常多。“七一”过后，天热了，来小岗的人会少些，生意相对会有些淡。天热，出来受罪，能不出来，人家就不出来了。我们在厨房更受罪，客人少些，也轻松些。到9月份，人又会多一些。因为快国庆节了。小岗这一块，旅游和政治联系得很紧密。
作者：你的餐饮是怎么收费的？
严德双：餐标单桌200—600元不等，看客人自己要求。党政机关的人好接待，他们就餐有标准，虽然不高，但也不低，每桌四五百元。旅游团就不一样了，有些单桌就200元，200元我们也要做9菜1汤，要5荤4素，鸡鱼肉都有，基本不赚钱，也就是三四十元钱的手工钱，靠的是量大。1天要是做十几桌，累是累些，也能挣几百元钱。有时只有1桌人，就只能是赚个人气了。当然，这种情况极少。还有一些散客，几十、几百元都行，要看量。有些人到后院专挑大老公鸡，1只差不多就得200元，人跟人不一样的。
作者：做餐饮生意，什么最重要？
严德双：所有的生意，诚实守信最重要，但做餐馆生意，我觉得卫生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年都要去做体检。店里的环境我爸天天盯着，有一片纸屑都不行。食监局的人定期来检查，要求很严。我家消毒柜经常开，他们来了就发现上面的标牌卷了。因为经常开，有热量，标牌后面的胶干了，边子就会卷起来。“不用说，你们家经常消毒！”我很佩服他们这些人观察很细致。开业以来，我都已经用坏掉4个消毒柜了，现在的是第五个，这是必需的。今年市长、县委书记他们一行也到我这个店里来品尝过，来体验我的手艺。
作者：金昌食府现在影响力如何？
严德双：我这个店，现在影响力还是有的。两个多月前，滁州市来了个小伙子，要加盟“金昌食府”，在滁州开店。他问加盟费1年要多少，我告诉他，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不熟悉他，他在滁州要是乱搞，搞砸了，那我的“金昌食府”不是名声扫地吗？我不能见钱眼开。我不想把牌子砸了。那小伙子是卖龙虾的，现在在滁州开排挡，想提升。滁州开排挡的人很多，我不知道他的底细。
作者：滁州卖龙虾的人，有的人家只有两三间店面，也就是夏秋二季卖龙虾，有些人一季龙虾卖下来，也能挣几十万元。卖龙虾的人不可小觑。
严德双：今年卖龙虾的应该能赚到钱。今年龙虾便宜。最大的卖不到20元每斤。去年要30—40元。我有个同学就在马家坝养龙虾。
其实，我倒觉得，“金昌食府”可以发展加盟店的。我曾经和严金昌谈过这个问题。1个加盟店，1年品牌使用费要5万—10万元。既有效益，又扩大了知名度。对于小岗来说，这也是品牌输出。
8.开广告公司的严德聪
严德聪是严金昌的小女儿，1980年出生。2017年11月4日，她给我发了她诺凡广告公司的地址定位，第二天，我从昆山赶了过去。
位于张家港黄泗浦西路诺凡广告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平面设计、3D设计、广告制作，策划、代理、发布、喷绘、雕刻，广告灯箱、图文设计制作、办公用品的购销。虽然是星期天，但公司的员工都还在忙碌，她带着我前后看了一下说：“这里有些乱，到我家去吧。”随即，严德聪带着我来到长江润发集团金港湾小区25栋3单元906室，她老公汪飞已经等在家中。
汪飞是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西汤池镇人，1982年出生。1996年初中毕业就到张家港来了，在长江润发建筑公司上班。1997年长江村和小岗村结对合作时，汪飞随着一拨搞建筑设计的人来到小岗，修筑友谊大道。当时是冬天，很冷，待了15天。“我们做的是前期工作，主要是测量规划。具体施工后面就有工程队去做了。”就是在那时候，汪飞和严德聪有了一面之缘。
“友谊大道是1998年修好的。接着，长江村还给每户小岗人家发了大彩电。这些让小岗人看到了长江村的实力。接着长江村到小岗村招工，说是培训，将来长江村要在小岗办厂，我们学好了，回来干。我当时刚刚毕业，就过来了。我们女的共7个人，我、袁媛、韩冬玲、严家秀、关学莲、严娇娇、吴广花，都进了服装厂。这些人中，关学莲是我表姐，严娇娇是我堂妹，是叔叔严银昌家的人。”
服装厂是流水作业，人很多，整日电机轰鸣，工作繁忙而紧张。严德聪她们一行人都很年轻，很快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时遇到她们，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报纸上。一天下班后，严德聪去找同伴玩，在出宿舍的路口，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汪飞吗？”他乡遇故知了，严德聪有些激动。
汪飞也感到惊奇：“你怎么到这里了？”
“我来这里上班了。我们一起7个人呢。”严德聪把汪飞带着去找同伴玩，以后就常在一起玩了。服装厂的工作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每天将近10个小时，很累，挣的钱也不多，对这些女孩子吸引力不大。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时不时有飘零之感。到了年底，来张家港的女孩子都回小岗过年了，严德聪也回去了。这些人回去后，就没有再来张家港。对于其他6人现在的情形，严德聪知道一些。袁媛在外地当教师，韩冬玲在小溪河街上当幼儿教师，严家秀在老家，表姐关学莲在家，堂妹严娇娇，还在小岗。吴广花现在在哪里，不清楚，可能是嫁在外地了。相比较，她走出来了，天地还是宽的。
因为其他人都不来张家港了，严德聪也打算不来了。不到张家港，干什么呢？元宵节后，严德聪正在犹豫，家里的电话响了，是找严德聪的。“那时小岗有电话的人家不多，我家是小岗村最早装电话的人家。在农村，我爸爸算是会干的人。在小岗，村长家是第一个有电视机的，我家是第二个有电视机的。就是因为有这个电话，他们才很方便地找到我了。”
电话是汪飞妈妈打来的，她请严德聪继续到张家港来。汪飞的父亲前些年就来张家港了，现在全家都在张家港，收入比在安徽老家高得多。她觉得年轻人还是要出来，在老家难以有所发展。“你要是来了，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这其中的意思严德聪当然明白。她想了又想，还是来张家港了。因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要是待在小岗，后面很可能就是找一个人嫁了，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太没有意义。
第二年来到张家港，汪飞爸爸把严德聪介绍到酒店里做客房部服务，干了半个月，严德聪感觉不习惯，还是服装厂好，就又回到服装厂了。在服装厂断断续续干了十几年。后来身体不好，才不在服装厂干了。2011年底，汪飞的弟弟汪龙龙开广告公司，严德聪跟他一起参股合办，就是诺凡广告公司。广告公司主要是做亮化工程、装修、平面设计、公司企业形象策划等。严德聪在店里负责业务、财务、散户谈价钱等，汪龙龙负责外面工地这一块。2012年业务一般，到2013年以后就逐年好起来了。2016年净利润在70万元。比起在服装厂上班，收入是天壤之别。公司里除掉自己两个人之外，还有5个员工，来自苏北宿迁、淮安、四川等，这5个人是稳定的，工资收入高的时候每个月可以达到6000元。他们业务比较娴熟，拉出去就能用。另外还要找一些临时工，干1天付1天钱的。
汪飞在长江润发集团做建筑工程10年多，6年前转行，做服务业，在长江一号娱乐总汇做总经理，经营游泳馆、KTV、桑拿等。基本工资1万元，另外有持股分红。他开着奔驰上下班，很潇洒。
夫妻俩的职业非常稳定，收入也很可观，是地地道道的张家港新市民了。
他们是2002年结婚的。2003年大女儿出生，2007年儿子出生。刚结婚时，汪飞和严德聪住的是润发公司的人才楼。汪飞当时在公司做项目经理，待遇可以享受两室一厅，这一点是普通打工者无法比拟的。2013年买了现在这套房子，两层半，300多平方米，含装修共花了150多万元。作为张家港新市民，女儿进了张家港市金港初级中学，考试年年第一，每年都能拿到三好学生，奖状一面墙都是。2016年到南京金陵中学参加作文比赛，获得全省第二名。江苏省1000多所学校参加，全市选6个人，女儿第一次参赛。说到这些，严德聪非常骄傲！
汪飞父母早年来张家港，现在都在张家港退休了，就住在张家港。汪飞弟兄两人现在都在这里。汪龙龙的妻子是张家港本地人，有个儿子，两岁了。
汪飞和严德聪经常去小岗，每年得去三四次。以前去得少，有时候两年才回去一次，主要是严德聪在服装厂上班，请假难。现在自己做公司，自由多了。
在长江村，他们还有一座带宅基地的老房子，宅基地有1亩多，1997年买的，当时花了8000多元。要是把这块地上的老房子扒掉，盖栋新楼，那将会是一大笔财富。但现在政府有政策不准随便开发，老房子和宅基地只能放着。他们还在汪飞老家舒城县城买了商铺，当时花了40多万元，还在西汤池镇上买了个门面，近200平方米。
现在的这一切，说起来令人欣喜，听起来也轻松，但其中所经的艰辛、所付出的努力，只有严德聪他们自己知道。汪飞说：“当年我们家才来的时候，帮人家搞卫生，常常干到夜里一两点。非常穷，一家四口每顿饭只有2元钱。”严德聪说：“当年确实穷。我结婚时都没有穿婚纱。”
9.园林景观设计师严德莲
严德莲是严付昌的女儿，2006年考上西南交通大学。在小岗村18位“大包干”带头人家，她是继关正标后第二个考上一本大学的，是小岗飞出的金凤凰。2017年11月18日下午，合肥安港大酒店607房间，我采访了严德莲。
我是1987年11月出生，小时候在严岗小学读书，后来村里成立小岗小学，又回到村里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然后到小溪河中学读初中，高中是在凤阳二中读的。读了3年考上西南交大艺术与传播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严岗小学的时候，上学条件较为艰苦，需要自己带上小凳子，每当放寒假之后需要自己把凳子带回家，遇到下雪天，由于年纪小，搬着凳子在路上滑到积满雪的沟里，在沟底挣扎很久才爬上去。
初中的时候，母亲出去打工，放学回家，见到母亲不在家，家中欠债，感觉很难受，要好好读书，改变家中的状况。我特别要感谢我的中学老师，自己对很多东西没有规划，老师常常主动把一些资料给我，可能是他们感觉我想学习。初中时，老师觉得我一定能考上凤阳中学的，但遇到“非典”，发烧，要隔离，耽误了。当时分班，一开始我是普通班，后来考试好，又调整到好班。最终我还是没有考上凤中，就觉得比较失落，但很快就过去了。我大伯严宏昌出面，帮我找校长，又帮我付了学费，我才进了凤阳二中，就是府城镇中学。
我的理化成绩一直是不错的，但我分科时选择了文科。因为我喜欢画画。我小叔叔严久昌会画画，小时候我经常看他画画，自己也学着画。上初中后，时间紧，不画了。高中时，美术老师在班上画，又激发起我的兴趣，每个周末，都到他的画室去画一次。班主任老师觉得我可以通过单纯学文化课考大学，但我对美术确实有一种热爱，美术老师对我的评价很好，这可能也是一种鼓励，我就坚持了。最后通过美术专业考试，加上文化课，被西南交通大学录取。事实证明，我自己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学美术开销是很大的，高中时跟老师学习的费用很高，我用的颜料都是最差的。到了2006年上大学就不一样了。西南交大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环境，同时还有助学金、奖学金，学校还创造各种条件，让你勤工助学，基本上能解决生活费。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了学习上的经济负担。
2010年大学毕业后，开始是在成都工作，做酒店、办公楼的装饰设计。在成都工作到2013年。父母觉得成都太远了，回家不方便，还是回老家好。我男朋友是安徽人，西南交大的校友，学通信工程，我们就一起回到合肥。其实我们在成都的工作都找好了，因为父母的盼望，还是回合肥了。
回来后，2013年我们结婚了。现在孩子两岁半，男孩。老公就业在安徽省电力公司，我就到了安徽申宇园林规划设计院，做园林景观设计。现在已经4年多了。工作进入了舒适期，觉得很熟悉了，心里反而有些恐慌，觉得工作没有了挑战性。工作容易了，会让人觉得意义不大。创新很重要。创新的过程往往就是挑战的过程。
我生孩子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对于工作的状况，也没有多做考虑。现在孩子大一点了，自己着重思考这个问题。后面想短期内要考一些资格证书，前一段时间想，是不是要读在职研究生，多提升一下自己吧。我老公希望我能做一些轻松的事情，不要做设计了，很忙，但我自己觉得喜欢，就一直坚持。
我参与设计的大多数是市政景观项目，比如舒城的杭北干渠改道段景观工程、安庆菱湖公园、明光城东公园，还有合肥的一些市政、绿地、道路等，我们公司本身还有工程项目，我们配合他们做一些。申宇园林规划设计院也比较年轻，2009年成立，但发展很快，现在是安微唯一的一家民营甲级设计院。
因为外公和舅舅都从四川到小岗来了，所以在四川上学，没有到母亲的老家。母亲说，一些近房的亲戚都不在了，我去了不知道找谁。
我爸开始是让外公和我舅在一个家庭里生活的，对外公和我舅特别亲。我爸话很少，他也没有太多文化。我对我爸特别敬重。我妈就会说我爸不会说话啊，认死理啊。我常常开导我爸，关于村里的一些事，我告诉他，你只有记住一点，凡是对小岗村发展有利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反对了。
我外公是得食道癌去世的，家里面人没有告诉我，知道后，我很难过。沈浩书记去世，我还打电话回家问情况。那场景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沈浩书记对我很照顾的。我上学之前，给了3000元钱的补助，他常常见到我时，还问我说：“莲莲，什么时候请我吃饭？”有时候，沈书记也给我发短信，希望小岗村的人的未来要靠小岗村的人自己。他说，每个人都改变一些，小岗村就会大改变。听说他去世，我感到很难过。回到宿舍，室友问我怎么回事，因为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就告诉他们没有什么。
沈书记在时，他跟老百姓确实走得很近，我每次回家，在路上都能遇到他。他总是笑呵呵的，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穿着一件衬衫，笑。
我现在逢年过节、假期都会回到小岗，我的组织关系、户口都在小岗，一直没有转。今天公司开会，还叫我把组织关系转到公司来。我说，没有时间。心里面还是不想转，还是放在小岗踏实。当然，时间长了，还是要考虑的。
老公家是亳州的，母亲是农民，父亲是小学老师。上面还有几个姐姐。亳州的农村和小岗相比，除了规划不一样外，其他的也差不多。亳州的土地大多数都在种药材，种粮食的人少。现在感觉全国都注重城镇化的发展了，小岗村是政策给予得比较多一些，没有特别拉开层次。小岗村有一些企业，好像不景气，也不知道给当地带来什么影响。我感觉，小岗人的改变，还是要靠到外面打工。
我老公他们村，很多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打工赚钱后，在城里买房子。我们家也一样，我侄子跟着我爸妈在家，我哥、我嫂子出去在南京打工。在做一些产品销售，不是很稳定，挣些钱都很艰难，但肯定比在家里强。保底工资有3000多元钱，要是销得多了，会有提成，高的可以提成到五六千元钱。
小岗村人在合肥的不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还没有多少人。我侄子严姚姚也是做物流的，他们常在群里聊。感觉大家走出来了，每个人都挺忙的，平时很少见到，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在老家才能见面。
我们刚来合肥的时候，老公的父母支持了一些，老公工作挣了一些钱，当时房价不算高，房子就买了，6000元每平方米，高的八九千元。要是当时不买，现在买就买不上了。这两年合肥房价涨得太凶，让人惶恐。收入高的人毕竟不多，上班族现在买房子还是很吃力的。
孩子是婆婆带的。今年她老人家很辛苦。以前我们在芜湖路租房子住，离老公单位很近，家里有什么事，下班很方便，可以照顾家。但现在搬到自己在南二环的房子里了，离老公的单位比较远，同时老公出差多，常常去北京，所以婆婆这一年非常累，她70岁了，也很不容易。
我每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但每个月房贷4000多，压力也不小的。老公原先在成都签了华为的一个岗，年终奖都有30多万元，还是因为离家远。这边的电力公司愿意等，等了他好几个月，我们还是来这边了。
我从小就想，将来要为小岗做些什么，现在回去，的确不知道能给小岗做什么。现在还是只能希望小岗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或者说，将来我能发展得好一些，使自己得到提升，站在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做一些对小岗村有益的事情。
感觉这些年，自己还是很幸运，小时候常得到帮助，将来能够提供给别人帮助时，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让爱心火炬向下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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