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

    黄植虞：记粤北抗战第一次大捷

    一

    1939年冬，我任一八六师一〇九六团团长时，队伍驻在广东清远浮梁。12月下旬一个晚上，接到师部命令：“日寇北犯，立即出发，准备迎战。”

    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团里有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各营连做政治指导员。其中有共产党人梁轩梧（原在中共厦门市市委，通过我的侄子黄焕秋及尹林平同志介绍来的）、周逊（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广州市河南区区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绍（当时是中共预备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中共广东省委科长、处长及北京某学院党委书记）、进步青年易琬莹和潘庆棠等。周逊、张绍等政工人员，多是在广东香泉水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部队毕业的，当时我是总队第一大队长。政工总队的学员，多是来自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其他抗日团体的青年学生，其中有几百人是广东地下党的同志，实质上政工总队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他们都有高度的爱国心，而且工作积极热情，当接到出发命令后，我即召开紧急会议，作了部署。当时团部还有不少粮食弹药缺乏运输工具，也缺乏人力挑运，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影响队伍行动和战斗。女共产党人张绍年仅20岁，主动提出愿到附近乡村动员群众，挑运粮弹。由于张绍平时工作踏实，与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我放手让她去干。午夜张绍背着行李，到10里外的乡村去，拂晓，她带着百余名青壮男女，自备扁担来到团部，解决了运输的困难，使团的战斗没有后顾之忧。

    出发前，我向全团官兵讲了话，表示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战到底。高唱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

    从广州来犯曲江的日军是南支派遣军第三师团、第五师团、一〇四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坂田旅团。我军参战的是广东部队十二集团军所辖的六十二军（一五一、一五七、一八六师3个师）、六十三军（一五三、一五四、一六〇师3个师）、六十五军（一五八、一五二、一八七师3个师），独九旅和独二十旅。战斗开始后，又从湖南增调湖南部队五十四军陈烈部。31日敌人主力向我左翼良口牛背脊及其东方阵地攻击前进，我六十二军主力也向良口牛背脊敌人攻击。我团和一〇九三团由张泽深旅长指挥，负责钳制沙田之敌，掩护六十二军一五七师向牛背脊之敌攻击。我团是张泽深旅的前卫团，旅部和一〇九三团在我团后跟进。31日早，朝向沙田画眉堂方向搜索前进，在丹竹坑和敌人侧卫部队不预期遭遇，我团和敌人即在丹竹坑展开剧烈的战斗。

    敌人装备优良，三架飞机低空向我侦察、扫射和轰炸，敌炮兵也猛烈向我轰击。不到10分钟，我团即伤亡了连长三人、排班长和士兵数十人，电话线有的还未挂好，挂好的也被轰断了，副团长凌育旺受伤了，团部的传达兵也伤亡了几个。正在战斗危急的时候，共产党人梁轩梧，进步青年易琬莹（女20岁）、潘庆棠背着驳壳枪，在猛烈炮火下走到我的身边说：“团长，我们也参加战斗，我们愿意和全团官兵同生死共存亡，站在前线战斗，请给我们任务。”我说：“好得很，就在我的附近，负责传达命令和鼓励士气工作。”梁轩梧同志立即传达团部命令给各营：“无论官兵，只准前进，不准后退一步。”并说：“团指挥所就在这里，团部只有前进，团长宁可牺牲在这里，也绝不后退。”敌人凭着他们武器的优势，飞机大炮不断向我们轰击，机枪密集地向我们扫射，激战数小时，双方死伤很多。在这困难的时候，接到上级通知：“增援部队五十四军已到达翁源新江阻击敌人，我六十二军一五七师已经攻占牛背脊，把良口牛背脊之敌截断两段。”友军的胜利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梁轩梧、易琬莹立即将友军情况转达各营，鼓舞士气，并传达团部命令：所有迫击炮、轻重机关枪以猛烈火力打击敌人。在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后，全团即攻击前进。

    敌人在我部猛烈的冲击下，阵线动摇了，官兵混乱了；我乘敌人动摇混乱的时候，即下令全团步兵上起刺刀，进行冲锋肉搏；各营连的号兵同时吹起冲锋号，全体官兵喊杀声响彻九霄。所谓战无不胜的皇军极度震惊，仓皇撤退，尸骸遍野。炮兵留下的几门大炮也被我们彻底摧毁了，缴获弹药辎重甚多，我团即乘胜追击，向沙田画眉堂方向退却的敌人尾追。正面的敌人，原是敌向我曲江进犯时的侧卫部队（一个支队），被我击溃时改为向广州撤退的侧卫了。这一次战役，也就是粤北第一次大捷的战役。

    我们战斗了一天，来不及喝水吃饭，虽在三九寒天，但士气旺盛，痛击敌寇，取得胜利。晚上我和士兵们睡在45°以上斜坡的山腰里度过了1939年的除夕。1940年元旦报纸刊登了我军杀敌胜利的消息，很多是我团的战斗实况，群众抬着猪牛肉、烧酒、水果慰劳我们，很多新闻记者也来访问。

    温远才：难忘的胜利——长沙第二次会战片断回忆

    我是在1941年8月，从国民党军校第三分校出来，被派到当时第九战区薛岳将军麾下的第四军五十九师一七五团当连级政治指导员。真是行装甫卸，不到一个月——即9月7日，蛰伏在岳阳、洞庭湖、汨罗江新墙至潼溪街一带北岸的日寇，发动了企图第二次侵犯长沙的序幕战。第四军的五十九师、九十四师和一〇二师，首当其冲，进入战斗。由9月7日凌晨至17日下午，这11天中，我团和敌人作了十多次拉锯式的相持、争夺战斗。我连官兵伤亡三分之二，连长和两个排长阵亡，另一个排长负伤下了火线。只我一个干部带领42名战士，坚守杨林街前沿高地，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后因营指挥部需要，调我暂代副营长职责（该副营长调武岗军校二分校学习未回），把我连战士并入机枪二连指挥。

    一天下午，我陪同营长（蒋耀南，广西南宁人）到前沿战地督战中，营长不幸负重伤。子弹从右肋骨下穿过左肋骨下，幸未伤及肠胃。一时昏倒，鲜血淋漓，由我亲陪护送下山救治。但为稳定全营官兵的战斗情绪，坚守阵地，我临危受命，担负起团长（薛广，广东阳山人）授予的临时代理营长任务，与敌人相持了三天，日寇未能越雷池一步。

    九一八（国耻）前夕，敌人竟恼羞成怒，从岳阳、临湘、通城等地，调集大量兵力（约十万余众），配合飞机、大炮、坦克、骑兵，于9月18日凌晨，向我全军阵地疯狂地猛扑、总攻。我因众寡悬殊，为避免不必要牺牲，保存有生力量，全军乃作有计划地向平江方向转移，配合第二线杨森（总司令，四川人）所部各军，继续阻击敌人。

    由于我军统帅部，采取避实就虚和迂回夹击相结合等战略战术，使得敌人虽然一时得逞，直驱长沙外围，但也来不及攻城。随后我军各路大军，已经由平江一带，直压白水、湘阴，决计断敌后路。日寇见势不妙，迅速掉头，狼狈鼠窜而逃。我军乘胜追击，斩获不少。至10月下旬，历时将近两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面结束。我军获得了第二次长沙大会战的胜利。

    战役结束后，我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通令记大功一次和晋升一级的奖励。

    黄宏冲：勇歼偷渡连江之敌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侵穗日军时刻梦想打通粤汉线，与武汉南下的日军会合，实现其分割侵吞中国东南半壁河山的迷梦。

    1943年夏末，在穗日军集结大批兵力，再次发动进犯粤北的战役，双方主力正对峙于粤汉线上，西起连江口和佛冈—吕田—龙门之线也处在酣战中。

    8月中旬集结在清远的日军有四五千人，鉴于在粤北正面受阻，阴谋取道珠坑，暗渡大罗山小道，偷渡连江，再绕过连江口进袭英德城，袭扰我主阵侧后方。这是避实就虚，攻其懈备的恶毒战略。

    七战区除命令驻守在含洸云的一五四师迅速东移协防外，随即急电驻在博罗显村、杨村地区集训的独立第九旅，星夜兼程开赴英德城集结候命，当时旅长是陈师。

    8月19日下午，独九旅全部准时抵达英德城南集结完毕。与此同时由清远北进的日军先头部队，亦于当天中午窜抵连江南岸集结，其中一部百余人，选在杨舍以东轻装乘橡皮艇渡过连江，并迅速抢占北岸一二九高地作为滩头阵地，企图掩护其后续部队赶渡连江，情况万急。

    兵贵神速，旋即命六二六团当夜开赴杨舍以东地区，阻敌北渡。并组织力量，乘渡敌立足未稳之际将其全部歼灭，然后固守河防，伺机分兵潜渡连江，袭扰南岸日军的后方。

    黄昏后，六二六团在团长张光全的率领下，乘夜进入攻击主发位置，并指定二营的五连和三营的八连担任突击连。八连在右，沿一二九高地西山脊攻敌左翼；五连在左，沿一二九高地东山脊攻敌之右翼。两连务必于20日拂晓前，进入冲锋发起位置，以见两颗红色信号弹升空为号，一起奋起突入日军阵地，歼敌后，迅速推进至连江北岸，固守待命。当时五连连长是张满，我是八连连长，随即相互商定协同动作的信号和相互支援的措施。当时已是深夜，各率所部进入定位。全连官兵斗志高昂，状如上弦待发的利箭。

    晨4时，东北方预定的信号升空，我连即奋起冲击，守敌凭临时工事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由于我连仰攻的山脊面窄坡陡，地形不熟，能见度低，支援火力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迫使队形密集，招致突击的官兵伤亡较大，几次冲锋未能如愿奏效。

    天亮后占据南岸高地之日军炮兵，频频向我一、二线攻击部队猛烈俯射，敌机多架亦在阵前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攻击行动受阻，坚守的日军气焰嚣张，令人愤慨。战斗持续至7时，昨夜迷路之营重机枪连，已迅速赶上进入有利阵地。故在团营火力的有效支援下，和右翼友军一五四师重机火力的密切配合，我连重新调整部署，并将二线排投入战斗，再次集中全力向敌发起冲锋。

    为了加强自身火力的掩护，随即将全连的枪榴弹及掷弹筒集中亲自指挥射击，并令各射手略提高瞄准角，准备射弹落入敌阵上空近地空炸，增大对掩蔽之敌的杀伤力，迫敌在壕内乱作一团。就在这时，我两翼突击排乘乱冲入敌阵，与敌展开短兵相接，逐段争夺堑壕。经过反复冲杀，守敌伤亡过半，惊慌不支，残敌数十人弃阵纷纷溃向南坡。其凭借对岸敌炮掩护，扛抬着死伤敌兵，如丧家之犬，分乘橡皮艇狼狈回窜南岸。至此，我完全收复北岸地区，固守江堤候命。

    是役经查点，敌阵遗尸30余具，我掳获弹械一批；我连伤排长1员，伤亡士兵19名，我右脚负轻伤；五连阵亡中尉排长1员，伤亡士兵20余名。

    21日晚，我连又奉命西出杨舍潜渡连江，夜袭退踞佛子坳的日军。午夜后敌我在坳北林间小道遭遇，因互出意外，无险可依，经短促枪战后各自撤离。但第二天（22日）上午我连再进至佛子坳时，据报日军发现无隙可乘，深怕再遭我军围歼，于今晨仓皇全线撤向珠坑集结，回窜清远，但在佛子坳的南侧空地上，日军焚尸的火堆尚浓烟滚滚，臭气熏天。

    战后五连长被提为营长，我亦受到嘉奖。

    子蒿：一次悲恸的战斗

    1944年，是我国的全民抗日战争由防御战转入全面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开始。日本华北侵略军已由重点扫荡转为深挖封锁壕、筑碉联防，以作垂死挣扎。

    那年夏收期间，晋西第二战区所属乡沿山一带守军除固守阵地外，负有掩护汾河北岸各县夏粮北运的任务。新绛县北山石门峪一带驻有暂编第三十七师第二团。该团团长张夺魁于6月28日奉师长杨文彩电话命令，务必于明晨6时率部两个营下山，设法通过日伪封锁壕进抵东韩村，掩护运粮车队北进上山。我团得令后带领第一（营长姓王）、第三（营长姓孔）两营及团直机炮连整装下山，于6月29日6时出发，于上午9时许进抵东韩村。团指挥部率第一营进驻村内，准备依堡野战，并留第三营为预备队，潜伏于村东南约二里之某村休息待命。

    当时距东韩村西约五里之泽掌镇驻有日伪军约200人。日军得报后，即率部向东韩村迅速开进，配合轻重机枪掩护步兵，进抵我军正西约300米处构筑掩体，并装备云梯，企图爬墙登堡。

    此时，张团长在堡墙上亲督王营长指挥所属各连，配合重机枪向进犯之日军猛烈射击，压制了日伪军的前进与企图爬堡的活动。

    忽而，张团长手持望远镜窥见日军有后续部队蠕动，即令杨通副团长速调村东南待命之孔营由西南迂回出击，同时张团长又望见日军部分狙击手以阵前一片坟场为据点，向我堡墙实行猛烈的压制性射击。为了排除日军的坟场据点，团指挥部决定由王营各连派出决死队二名（也称活炸弹），由一名志愿报名的中士班长李贵全带领，每人各带集束手榴弹三枚，迅速出村南门，在堡墙上的机枪掩护下，跑步奔向日军的坟场据点。李班长高呼：“拉火！”轰然一声，与日军同归于尽。

    张团长在悲恸与兴奋之余，在孔营迂回出击、日军阵地出现混乱之际，又举起望远镜观察溃退之日军，企图扩大战果。不料日军为了掩护退却，留下几个狙击手对准张团长的反光镜，“砰”的一颗子弹从团长头上飞掠而过。当时我在他身旁，目触此状，情不自禁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角说：“快放下望远镜吧！”他略转头看了我一下，说：“不要紧！没什么！”又很自然地举起望远镜。就这一秒钟，又一颗狙击子弹“砰”地作响，恰从团长的右眼射入，由小脑穿出。望远镜掉挂胸前，跟着，他也仰面倒在堡子墙上。我们痛在心中，立即叫医务员将团长的头部敷药包好扎好，并叫卫士偕同担架队员、医务人员将团长抬送到大庙庭下，以便继续护理。

    我们随即号召全团官兵为团长复仇，为死难烈士复仇，吹响冲锋号，令孔营猛追残退之日军。直至日军全部窜归泽掌老巢后，才传令收军，清扫战场，在东韩村后集中待命。

    我们到大庭下探望团长，这时他咽喉中的呼隆之声已停止，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我们在泪光滚滚中商定下一步的部署任务：

    令担架队抬运团长遗体回山，由王营长派兵护送负责掩护。

    运粮车辆，由王营长亲率所部配合炮连掩护上山。

    后卫部署由孔营长全权负责，维护安全，以防意外。

    日暮时，我们先后回到山口驻地，即让杨副团长打电话给师部，汇报东韩村战役经过及护粮任务完成情况，继续起草书面战报。关于张团长之棺殓、追悼会召开及烈士家属之优恤等善后事宜，由我负责筹划，并与师部协商办理。

    张正明：对侵占桂平日寇攻击战亲历记

    1944年秋，桂林防守战紧张备战之际，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张发奎，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根据最高统帅蒋介石关于死守全州、桂林、柳州各三个月的指示，着手调遣和编组部队，做好对柳州的防守部署工作。除指挥由广东方面调来之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及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之第六十四军外，另以广西绥靖主任公署（简称“桂绥”，以下同）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独立团，在柳州分别编组为两个纵队。以姚槐为第一纵队司令，张正明为纵队司令部参谋长。第一纵队辖第一及第四两个独立团（第一独立团团长郭怀邦，第四独立团团长周競）；以唐纪为第二纵队司令，指挥第二第三两个独立团。部队编整好后，我第一纵队即奉命于10月七八日出发武宣。由勒马渡过黔江，经桐岭、莲花坳出桂贵石龙。

    日寇已进占平南及桂平县城。桂平之敌派出部队在桂平县城西南十余公里之蒙圩镇和西山后面悬崖峭壁地势险要之赵里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我纵队得此情报后，立即继续向赵里坳方向推进，并在石岗村开始展开前进。以独四团为右翼队，独一团为左翼队，向赵里坳—兰山顶之线（兰山顶在赵里坳右前方五六百米处）之敌进行攻击。我独四团是美式装备，并在桂林接受美国顾问的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使正对赵里坳敌阵地攻击，而独一团对兰山顶方面之敌阵地攻击。由10月16日开始战斗，我独四团之6厘米迫击炮及三联式（美制）机关枪火力强大，射击准确，兼以盟军空军飞行队飞机每日由早到晚不停地扫射攻击（因日寇利用山岩石隙作掩蔽部，不便投弹），起到了一定的制压敌人的效果，使敌人始终龟缩在阵地内不敢异动。

    但敌人凭借坳口悬崖峭壁的险要地形，利用山岩石隙作掩蔽部，构成层层浓密火网，做好标定射击设施，遍布狙击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虽曾多次反复攻击冲锋，均被敌人密集火力阻止而无进展。我右翼友军一八八师对蒙圩方面敌阵攻击，战况虽亦激烈，亦无进展。整条战线呈胶着状态。

    10月24日我独四团第二营营长海代清，督励该营官兵利用黑夜潜近敌阵前，于翌日拂晓，身先士卒，一度冲入坳口敌阵地。终因在山谷隘路中作战极不方便，后续部队未能及时增援上来，兼受到退入坳谷斜坡上之部分敌人的密集射击而不得不撤退下来。敌我两军复成对峙局面。计由10月16日开始接触，战斗历时旬余。

    至10月27日，得知我左翼黔江左岸之友军桂绥第二纵队唐纪部，在武宣东乡界顶方面败退，向柳州方向后撤，我左侧翼受到威胁。当时我在纵队前进指挥所，接到姚司令电话说：我右翼友军第四十六军正在移交作战任务于粤军第六十二军，应密切注意该方面的情况变化，并同时对后方部队做好应变处置。我由指挥所回到司令部不久，又接到姚司令传来密令，称我右翼友军方面情况已变化，该方面友军正在做后撤准备，我纵队应做好准备，利用今日夜幕中脱离战斗后向莲花坳口集中。我即一面查阅地图，一面派人找向导，但当地居民早已疏散逃避一空，只好找了一些当地自卫队员问了地理情况，同时密令纵队后方各部于11月1日夜间按计划撤退。撤退部署是：姚司令亲自指挥前线部队脱离火线后向桂贵石龙西南方之莲花坳口集结（后方部队和司令部由参谋长张正明指挥，按计划与大队会合），撤退时行军序列是独立第一团为前队，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在中间，独立第四团垫后。因事机不密，为敌侦知，兼以雨后地面泥泞路滑，大部队在农田地区行动甚是困难，只能蠕蠕而行。在我纵队开始背进后不久，突然发现在我部队右方五六百米处有时隐时现的灯光向我部队行进方向移动，但我仍未加警觉、做好应变处置。直至我们大部队到达离莲花坳口三四百米处时，我才见到姚司令和他亲自指挥之独立第一团赵焕营长所部停止行进。姚司令并告知我说，前面情况不明，同时看到莲花坳口燃起篝火，并有许多人在呀呀狂叫，判断敌已先我占领坳口。我与姚司令交换适才发现灯火情况后，建议改变行动计划，改以独立第四团为前卫，司令部及直属队居中，独立第一团垫后，绕道突围。不幸的是当我部队改变行进计划时，一些官兵不明真相，争先恐后地狂奔乱跑，部队顿时混乱起来，一小部分失散官兵竟与我独立第四团发生误会，互相作了短暂交火，独立第四团的三联式机枪也射击起来，当我辨别到是误会后才制止射击，并重整队伍，迅速突出重围。在突围中许多辎重行李失落到悬崖山沟间。就这样，我们这个纵队虽不是打败战，也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王喆[10]：忆孟宪吉六十八师抗日战争中在 山西转战片断

    孟宪吉的六十八师，原是晋绥军孙楚的一个师。师下属三个团，计有徐学孟团、田宝君团、秦骏团，还有师的直属小部队及配属的炮兵连，兵源充裕，装备一般。由于是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战争，官兵们一参加战斗，便是人人同仇敌忾，个个斗志昂扬，所以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经过平型关、忻口、交口各次战役，均给日寇以很大的挫伤。

    一、平型关战役

    七七事变后，这个师奉令开到晋北平型关以北的山地，构筑工事，布置防务，与雁门关连成晋北的第二道防线。天镇的不守，大同的放弃，这里就成了晋北的最前线。部队到达后，八路军的林彪师长，曾亲自来我师部联系，并称他们会对这里后方安全给予保护，以解我军后顾之忧，增强了我军的士气。

    诡谲而又狡猾的日军，避开了我重兵据守巍峨雄峙的雁门关及北同蒲咽喉的宁武口，却偷偷摸摸地向我右翼地区扑来。来者是坂垣师团的“精锐”，其飞机连番扫射、轰炸，炮兵亦集中火力猛射。我军亦以炽盛的火力，给予猛烈之还击。因我军居高临下，地形险要有利，激战数昼夜，敌人丝毫未能得逞，但我军愈战愈强，曾几次挫败敌之重重厮杀。我部某连排长张×旺，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在敌人接近我阵地时，他跃出战壕，持利剑向敌指挥者尉佐冲去，一剑刺入敌腹，并狠力摇晃，敌即倒毙。张排长迅即夺回战刀一把，以示大众。是以誉满全军，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上级为表扬其功绩，晋升他为连长。

    之后，因我军左翼茹越口被日军突破，我军奉令转移。在黎明前转进途中，夹有冰雹的大雨，从天空如注似的泻落下来，官兵衣物顿时湿透，背负加重，泥淖难行，但见到日寇对我国土的侵躏，尽都不畏艰难，准备再战。

    后经台怀、五台、东冶转到崞县以南地区待命，准备执行下次光荣的杀敌任务。

    二、忻口战役

    在忻口会战中，六十八师的防区是公路以西、沿滹沱河南岸向西边左翼延伸。师部署的第一线，右边是徐学孟团，左边是田宝君团；秦骏团为预备队，为第二线。

    战斗一开始，日寇亦曾向中央阵地冲击，均受挫败，遂妄图采用一贯狡猾的“避实击虚”的伎俩，即向我阵地扑来。我军吸取了茹越口的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敌人虽利用飞机、大炮的优势，狂轰滥炸，先使我阵地硝烟弥漫、弹石纷飞，继之步兵分批波浪式冲锋，但我官兵英勇顽强，浴血搏斗，我阵地固若金汤。日军没有得逞，遗尸遍地，狼狈遁逃。如此数日，这个师得到了上级嘉奖。

    在每次战斗中，孟宪吉师长均率领有关参谋人员，亲冒矢石，到前线阵地指示机宜，鼓励士气，巩固了指挥力量，使抗击部队发挥了应有的战斗力。

    连续十几天的夜以继日的苦战中，这个师保卫我军左翼的安全，对忻口会战全局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娘子关失守后，为了集中兵力保卫太原，该师撤至太原以西待命，旋奉令归傅作义将军指挥。在开赴太原城内途中，因汾河迎泽桥被敌封锁，未能进入，亦为官兵之憾事。

    三、交口战役

    贪得无厌的日寇，侵占我工业重地太原后，即将魔爪伸到晋中临汾地区，妄图南下晋南，全占黄河以东我山西的大好河山。

    第二战区为阻歼南犯之日寇，即将所有兵力部署在介孝以南山地，六十八师也在交口以东构筑阵地。

    最初几天的战斗，只是前哨和前沿阵地的接触，敌人一触即去，亦无飞机掩护和炮兵射击，这是狡猾之敌试探性的威力搜索，但我官兵都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决心与敌拼搏一场。

    最后的那一天，敌人大举来犯，仍是惯技老法，先是飞机，继是炮轰，最后步兵冒着烟尘蜂拥而来。低空盘旋的飞机发出尖锐的嘶叫，左右穿梭式的扫射和轰炸，敌炮亦向我轰击，爆炸声震耳欲聋，步兵也跟随冲来。这时我军不顾一切，以炽盛的火力，给予猛烈还击。阵地上已是烟尘滚滚，能见度限于几步之内。这时枪炮声渐渐稀疏，代之而起的，是乒乓铿锵的刺刀撞击声和我庄严愤怒的喊杀声，与敌人狼哭鬼嚎的哀叫声混成一片。值此相互胶着难解难分之时，我预备队生力军投入战斗，敌见不能得逞，即向后退，我军以火力追击，敌遗尸狼藉。我军亦稍事休息，一面护送伤员，一面修补工事。

    秦骏团长曾电话建议，师部应向后稍移，以保安全。经师长和有关人员研究后，不同意在危急之时后移，以免影响士气。

    师长即令我指挥炮兵，超越向敌射击。这时败退之敌，猬集在前面，企图再次冲击。我见此情况，令炮兵迅速做好准备，一声“放”的口令未消，炮鸣弹发，颗颗中敌要害。将猬集残敌，打得落花而散，不敢再来侵犯。我阵地官兵，见此胜况，跃出战壕，拍手叫好，以示胜利。

    翌日晨，日军大举向我右翼杜堃师的赵旅阵地攻击，阵地被敌突破。敌即迂我右后，包抄而来，我师只得向左撤移。杜师溃兵，直奔永和关。赵旅长阵亡，杜师长无消息六七天。

    黄超群[11]：长沙争战七度秋（1939-1945）

    一、长沙火劫

    重山复水的长沙是历史上的古战场。随着历史长河的推进，至20世纪30年代，长沙又成了新战场。自1939至1945年，七年争战不息，而且是抗战时期，第九战区的战都。

    长沙：北联江汉，南通粤桂，东邻浙赣，西连川、滇、黔。可谓“绾三江而带五湖”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在七年争战不息中，长沙是全民族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饱受战火的洗礼！在1944年以前，虽日军、我军几经争夺，但长沙仍岿然屹立，可惜在抗战末期，终陷敌手！

    当时国民党提出“焦土抗战”之战略。1939年秋，日侵略军乘攻陷上海、南京之锋锐，不到一年战火弥漫大江南北，进而下马当，进逼武汉，武汉沦陷，同时，南昌失守，广州不保。日侵略军企图一鼓作气，打通粤汉线。于是又长蛇封豕，进逼长沙。决定当日军与长沙还有一段远距离时，即发出“放火信号”。驻地军警，遍泼汽油于市区民房，点燃大火，霎时间，古老的长沙，已燃成熊熊火海。人们惊醒，夺路而逃，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这场大火，是中日两军争夺长沙之序幕。

    二、长沙第一次会战

    1939年薛岳出征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第九战区辖湘、赣、鄂三省。薛氏可谓国民党军队中有雄才大略之将领，当时，战区辖王陵基集团军，杨森集团军，罗卓英集团军，孙渡集团军。王部驻江西长寿街一带，杨部驻湖南平江一带，孙部驻江西高安一带，罗部驻湘北一带。各集团军辖二至四个军，阵容严整。除以上正规军外，另外战区直辖若干个挺进纵队之地方部队，如王翦波、李精一、方步舟、成渠等纵队司令所部，分布于湘、鄂、赣边区，或直插敌后。

    是年秋（1939年），日侵略军蠢蠢欲动，向长沙发动攻势。长官部早获情报，长沙人口已疏散，敌机更频繁地飞袭长沙轰炸、侦察，繁荣的市区，顿时呈现出的萧条景象。

    薛岳上将针对敌情，作了以下兵力部署：罗部各军，向湘北以西地区移动展开；杨部各军，向湘北以东地区移动展开；当面以第四军军长欧震率部迎头还击，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战线纵深绵延百里，形如口袋，以期合击，聚歼来犯之敌。长沙外围防守部队为四军辖之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五十九师辖一七五、一七六、一七七三个团。我当时在一七六团一营任上尉营副，团长唐连，营长黄奎。一七六团摆在敌人进攻之正面，我营以第一连熊兆连长、第二连何志强连长各率部守郊区外一小市镇鸭子铺前沿之线，是保卫长沙的前哨阵地。二、三营在我营左右侧布防，深沟筑垒。

    阵势布开了，战线拉长了。前方湘北，隆隆炮声，隐约可闻，各级官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两天戍守，却枪不发弹。深夜，简直沉寂得令人颤栗！下级军官，是不了解全盘战局。可是在第三天，消息传来，这次日军太放肆了，锐意冒进，钻到薛岳上将布下的口袋中。此时，湘北我军，首尾合击。日军损失惨重，故未攻到长沙，即溃败后撤。缴获战利品无数，侵略者残骸遗尸遍布旷野。清理战场，挖大坑埋葬之，题曰：“万人壕。”

    次之谓“第一次长沙会战”。始于1939年仲秋，为时仅一月。此战奠定中日两军以新墙河为界河，两军对峙到1941年上半年，除敌机间或袭击长沙外，双方无战斗。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市民纷纷归来，清街除巷，开市营业，长沙复苏了！一天天繁荣起来。此时，民气激昂，长沙街头，处处可听到民族怒吼声，抗战歌曲，响彻云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太行山游击队歌》等歌曲，扩音器广播着，青年男女高唱着。长沙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电影院放映《金风剪玉衣》、《虎符》等。话剧上演《此地狼烟》、《三江好》、《雾重度》等。还有现代戏剧运动奠基者田汉率领之剧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长沙剧院演出大型京剧《土桥之战》，又名《将相和》。一进剧院，就看到巨幅题词，陈列当面剧台前。

    “上下五千年，战线一万里。

    全国四亿众，演出大史观。”

    抗战初期，抗日洪流，是一股莫大之主流，真可用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来形容当时的民心士气！

    为了纪念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商务印书馆《大地画刊》，出专集歌颂这次战绩。扉页上印着薛岳上将巨幅头像，凡九战区师长以上将领，均有头像及事迹刊出，图文并茂。投入市场，抢购一空。

    尔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明令：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原薛氏是中将加陆军上将衔），另令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斯时薛氏44岁。

    1939年秋末，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驻在湖南耒阳竹塔市。司令部规模宏大，计有参谋处、军务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政治部、炮兵指挥部、通信兵指挥部、兵站总监部、野战医院、担架兵团等机构。原警卫营扩充为警卫团，团长龙静渊。当时，我调警卫团三营八连任上尉连长。

    1940年春，长官司令部由耒阳竹塔市迁驻长沙，驻市东“文艺中学”内，该校内迁，校址宏伟宽阔。长沙经过1939、1949年的恢复同建设，城市完整，废墟不复存在。

    三、长沙第二次会战

    1941年夏，我连派往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担任警卫连。干训团驻湖南大学校址（该校内迁），教育长为叶肇中将，设教育处、总务处。学员分将官班、校参班、校官大队、尉官大队，以统一思想、提高各级军官素质为宗旨来训练官兵。

    当时虽日机经常袭击长沙，但司空见惯，每每警报拉响，人们即进防空洞或丛林中隐蔽。战争年代，城区屋宇及乡村农舍墙壁皆刷成黑色或暗绿色，敌机不易发现目标，只得无目的地投弹，投完即扬长而去。可是有一次，敌机一个大队九架，突如其来，沿湘江自由飞翔，防空警报部失职，未拉警报。此时，薛岳上将正在干训团集合两千多学员，在大礼堂讲授《古代兵经》。我连对空监视哨发现，向我报告，我一面发布交通管制命令，一面跑步向大礼堂。“报告长官，敌机临空，请长官进防空洞，学员迅速疏散。”言毕，敌机已在干训团上空盘旋。薛岳上将当机立断，停止讲课，对全体学员宣布：“不准擅动，暴露目标反祸延及身，全体静坐。”大礼堂宛如无人，外面岗哨，掩蔽监视。巧！敌机对长沙古城，仅作周游巡礼，未放弹即回航。事后，防空警报部受到严厉申斥。

    1941年秋，湘江西岸，谷黄如金，丰收在望，中日两军的长沙争夺战又开始了。敌人又蠢蠢欲动，长官部获情报后，即解散干训团学员，各回原部队，长沙又开始疏散人口。司令部调兵遣将，作战部署，从湘北迄长沙外围，均有重兵设防阻击，情况一天天紧迫。一天凌晨，我查哨回来，刚在床上假寐，睡意蒙眬。“铃铃……”床头电话铃响了，在模模糊糊的意识状态中，我伸手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斩钉截铁的三个字：“撤过来！”我骤然一惊，还未听清谁的声音，反问：“你是谁？”“我是团长！”话完，当即感到战火已迫在眉睫了。我立即召集排长，传达指示，命令官兵，整装待发。我马上到干训团找总务处处长王家烈少将，告知我连奉团长命，撤回长沙，归还建制。当时，他指示要留一个排护送干训团辎重及教育器材，把教官眷属转运后方，并做监护排。我令第一排排长郑绍越率该排留下，归干训团总务处指挥，我率其余两个排及传令班、炊事班渡江。举目一望，长沙萧条了，关门闭户，行人稀少。团部在长沙东郊左家塘，部队集结，隐蔽待命。我去团指挥所，经传令兵带引，在一小丘陵旁的掩蔽部内见到团长。掩蔽部内一床、一凳、一盏还未灭的植物油灯。桌上一部电话机，几张军用地图。团长坐在一把靠背椅上，眯着双眼，好似两夜未安眠。我报告说：“我连除留郑绍越排做干训团监护排外，其余均撤过来了。”他问我：“团长平日待你如何？”听到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问话，一时难以措辞，略思索道：“团长如同待学生一样对我。”团长陈治中（原团长龙静渊已调兵站总监部交通处少将处长）系黄埔五期学长，我是十三期生。在校时，五期学长是我的中队长或战术教官，我故作以上回答。团长好像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他立即微睁双目，严肃地说：“湘北作战失利，守长沙外围部队现正在长沙郊外坚持抵抗。整个长官部即向耒阳撤退。但为了稳定军心，长官部撤后，表面要正常警卫，作出长官部仍坐镇指挥之虚象，留置传令排收发文件。你现派兵接替长官部门卫及四周警卫，执勤如故。至于你什么时候撤，日本侵略军不进城，不准擅离一步。另外，育婴所还监禁十几个犯人，也归你看押。”（这一批人，确实没有政治犯，是各部队一些违法乱纪的军官，如警卫团七连连长苗光辉，盗卖军粮获罪，团部一文书，伪造证件想升官等）团长又说：“支付你300元现金，作连伙食费及其他费用。”当即见领。“好！你去随行任务。”言毕，团长大喊传令员，通知“撤电话，队伍集合，向洞井铺转移”。我即派兵分头接替岗哨，安排警卫，连部住在育婴所一栋宽阔的平房里。

    这是中秋节的前数天，入夜，星光灿烂，明月皎洁。繁荣的长沙，又是一片静寂，百姓绝迹。只是在通往湘北的大道上，有些担架在运送伤兵，或者拄着木棍，一拐一拐的伤员断断续续、鲜血淋漓地走着。

    我连还有两个排，排长一名叫黄启溪，江西萍乡人；一名叫谭焕新，广东人。他们都是军校十七期刚毕业，分发下连，书生气十足，更加重了我的责任感！

    长官部撤后，第一夜挨过去了。次日凌晨，我到空壳的长官部查勤。这首脑指挥枢纽，岗哨林立，宛如昔日，但是毫无生气。敌机成群，忽然出现在空际，飞得很低，肉眼都看得到这些庞然大物。唉！无空防即无国防，任兽机纵横摧残！这天三三五五的敌机，始终沿湘江上下来回巡视，未投弹，未扫射。

    大道上的伤员，在树荫下漫不经心地走着，多是杨森部四川籍的。有的一边走，偶尔仰视天空，一边说：“你有飞机，我有高射炮；你有炸弹，我有防空壕。”身上血迹斑斑，步履维艰，可是听不到呻吟，更听不到怨尤，动情自若，态度肃穆！

    这天下午，伤员不是三三五五地走动，而是散兵群一样从前方下来。枪炮声也接近了，当我在迟疑时候，人群中一位中级军官手执手枪和军用地图，几个卫士相随，骤然喊：“黄连长，敌人前锋已入城，快撤！”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五十九师补充团薛穗兴营长，我的老上司，他守鸭子铺一线。我即命令所有岗哨、警卫撤回，寄押的十几个纪律犯，押在队伍中间，命两个排长带队先走，自己带一个班断后。时已红日冲山，匆匆向洞井铺方向转移。入夜，回首看长沙，虽不是一片火海，却依稀见着星火点点。

    次日，敌机在旭日冉冉东升前，就在我们头上盘旋，我即令全连官兵，跑步至一小丛林中隐蔽。我们还没到达林中，敌机已跟踪扫射，如入无人之境。自晨至午后，敌机轰炸、扫射不断，黄昏才收敛些。此时人们才行动起来，埋锅做饭，炊烟四起，饱餐后又夜行军抵江口。这一段铁路未破坏，列车照常奔驰。我连挤上列车，直达耒阳。仍回竹塔市老驻地，我即向上联系，归还团建制。团长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长沙陷落的第三天，敌锋向东进犯，直达株洲。这时敌停止前进向后撤。可能湖北两侧伏兵齐出，敌首尾不能兼顾。我军即尾后跟进，队伍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很快，长沙市民还家，清扫战场，开市营业，长沙又恢复和平，日趋繁荣，时近秋末。

    是年冬，蒋介石来湖南衡山南岳，主持南岳军事会议。第九战区师长以上将领均与会。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陈沛军长率部作战有功，传令嘉奖，第十军军长李玉堂作战不力，撤职留任。另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在此次战役中，擅离职守，到后方结婚，部队无人指挥，导致所守之线崩溃，给整个战局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蒋介石命令将廖执行枪决，以昭惩戒。南岳会议主要精神，是加强战备，防敌再次出击，巩固现有地盘，待国际形势之变化。会议终结，各将领返防。

    四、长沙第三次会战

    1941年12月，日侵略军复纠集部队，续向长沙进犯。

    杨森部、罗卓英部约六个军，仍在湘北东西侧长廊，远避敌锋，潜伏伺机出击。第四军欧震部当头迎战，且战且走，达到诱敌深入之意图。织个漫长百余里的口袋，大大张开，只等敌军入瓮。决定第十军李玉堂部坚守长沙。李原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作战不力，撤职留任；这次是李戴罪立功之时期。第十军辖三个师，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征，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在战斗前，李氏慎重将始，召集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方案：以周、朱两师为两侧，在长沙郊区设防；深沟筑垒，相机配合正面作战，以方先觉部为保卫长沙之主力军。会议讨论：敌军是从鸭子铺之线攻城，还是从东面制高点妙高峰攻城。各师、团长各抒己见，争持难断。军参谋长蔡雨时少将，汇集众议，熟虑后发言：“认为敌此次会改变屡次进犯之旧路，妙高峰乃长沙制高点，凭高视下，攻克长沙。反之，我当以重兵摆在妙高峰之线，使敌谋不得逞。而伺机出击，占居高临下之优势，可狠狠予来犯之敌于重挫。”蔡氏语重心长，并言愿立军令以自誓，若不胜，甘受军令制裁。群意统一，按此方案各遂行任务。

    此时，长官部移至河西岳麓山，坐镇指挥，各重炮团选好阵地就位。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少将统一指挥。通信兵指挥架线，构成前后方通信网。兵站总监部设于宁乡附近，总理弹药粮秣补给。

    薛岳上将决定苦守长沙，背水作战。令李玉堂及所部与长沙共存亡，向前则生，后退则死，破釜沉舟，坚志死守。所有湘江船只，全靠西岸停泊，水路交通断绝。令警卫团以一部位于各渡口，架起重机枪督战，凡乘船后退者，格杀勿论。

    死城一座的长沙，是军人的世界。

    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31日下去，敌机成群低飞，掩护日军侵略军进攻，枪炮声非隐约可闻，而是越大越响，震撼大地。

    湘北，长沙绵延百里的战场上，千千万万的军人在枪炮隆隆声中，新奇别致的度1941年的除夕，复庆祝1942年的新年。

    元旦，晨曦辉映，战争中的祖国山河，仍美景如昼。警卫团团长陈治中率连长以上军官，登岳麓山之巅，侦察地形，布置警戒。远眺重山复水的长沙，战氛弥漫，硝烟气息扑人。新年的第一天，敌前卫与我妙高峰前沿前哨阵地接触，战斗剧烈，延至下午，敌主力前卫，以凌厉之攻势，向妙高峰前沿阵地猛扑，阵地争夺战开始。入夜，敌炮击加剧，我军远射跑兵弹无虚发。炮兵团第一炮兵连长房希河少校，（黄埔十三期生，我的同学）所指挥之每门炮，射击精准，弹弹直指敌之心脏，阻遏敌之攻势，增强妙高峰前沿阵地之据守。

    深夜，团长陈治中交给我一特殊任务，登天马山顶掩蔽部，观察战况。此掩蔽部，伪装精巧，难以识破，原为对空监视哨所，有军士守望。其东西各有展望孔，可瞭望长沙全貌，亦可眺望隐约的妙高峰制高点。内一台一凳，台上有电话机，可与山下部队通话。我兀自一人，坐守在昏暗的植物油灯旁，好不清静恐悚！夜分，战斗稍沉寂。次日拂晓，敌我双方争夺妙高峰地之战斗，进入白热化。炮声震天动地，硝烟弥漫整个高地山冈，好似一层浓雾掩罩。敌兵冲上高峰时，白刃战开始了。短兵相接，呐喊震天。漫长的战线，喊杀声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保卫长沙的战士，此时正浴血疆场，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作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忠勇的战士，忠勇的指战员，为把日寇驱逐出境，舍生争夺，顽强抵抗。此时此情，若拍此电影，当悲壮千古，绝非虚拟的战斗片能比拟。目睹这惊心动魄的撼人心灵的场面，心潮澎湃，曷能自已。当即电话团长，报告所见，团长也说在望远镜见此情况。敌人一次一次的冲锋，均被我军击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英勇的战士，不知砍了多少鬼子的头颅。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率部奋战，勋功卓立。团长郭先才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使妙高峰阵地确保。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不失时机，鼓舞士气，方先觉师长记大功，团长郭先才明令晋升少将团长，并发犒赏金一万元，慰劳预备第十师全体官兵。全师官兵，在重赏之下，愈战愈勇，愈战愈强，士气高昂，势不可挡。1942年元旦，是在猛烈炮火声中，频传捷报声中，度过战地的新年。

    争夺竟日的长沙保卫战，敌始终处于劣势。元月2日，不甘失败之敌，又发起猛攻。我军拼搏更胜前，再挫来犯之敌，又激烈战斗一日。入夜，战斗又转沉寂。

    第三日，敌屡战屡败，锋锐已钝。我军在有利形势下，全面出击，迫使敌军节节败退，敌遗尸遍野。下午，长沙保卫战，已进入决定性阶段。湘北东西两侧伏军以及郊区伏军，配合正面战斗。敌首尾纵长，被我截成无数段，形成若干个包围圈，围歼网中之敌，致生还者无几，几全军覆灭，残部仓皇后窜，最后长沙偏僻处一座医院内数十敌人，无法撤离，全被俘。敌丢弃枪械物资等无数，全缴获。

    元月4日，长沙保卫战胜利结束，战士们高唱凯歌，欢声雷动。古老的长沙城，屹立于湘江之滨，焕发出战争时代的光辉！

    庆功会上，薛岳上将，如昔常态，谦虚自持。他向坐旁顾问发问，“此仗打得若何”？顾问极风趣地回答：“这次敌人，按照长官的‘伯陵战法’作战计划，完全实施了。”满座官员，都作会心的微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伯陵战法》辑为专集，成为军事经典著作。陆军大学，桂林参谋班，均分批组织学员，来长沙访问学习。其中文立薇、屈志珍、陈世勋等学员，皆我同期同学，因此得叙旧而欢聚一堂。

    1942年元月5日，湘江通航。长官部政治部工作人员，先行渡江，协同城防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中旬前后，疏散的市民，陆续还家。长沙安然无恙，原物归还旧主人。长沙又生机勃勃，这时已近春节，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准备欢度春节。

    长官部回防长沙，薛岳上将论功行赏，颁布军令：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番号忘）。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十军军长。另一批中级军官如曾京、陈德璧等升任团长，鞠振寰升任副团长。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薛岳上将驰名中外，四面八方的慰劳信、慰劳品源源而来，连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来电祝贺。全战区官兵欢欣鼓舞，分享胜利果实，欢度1942年新春佳节。此后长沙安谧两年有半。

    五、长沙陷落

    1943年4月，我调在五十八军军部做少校参谋。1944年4月，我以军少校参谋身份，调往长沙第九战区干训团校级参谋班，受补习教育。斯时长沙繁荣昌盛，孰知倏忽就成了泡影昙花，海市蜃楼！

    在干训团学习时，有次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中将来授战术课，授课时，讲述目前形势。他据搜集敌情，综合判断讲近来日侵略军在武汉调动频繁，集结在武汉至咸宁之线，咸宁设有日军司令部。窥其迹象，似今秋有再犯长沙之势。此次可能兵力雄厚，远超前数次进犯之实力，在座者均本战区军事干部，不可掉以轻心。这位有卓见的军事家的预见，未及秋来，即成事实。

    1944年6月，日侵略军张牙舞爪，卷土重来，历经战火洗劫的古老长沙，再一次战备。照例疏散人口，分散物资，控制船只，破坏湘北交通大道，阻隘敌机械化部队；坚壁清野，予敌补给以制掣。长官部兵力部署，一如既往，唯守城部队，由第四军担任，第十军守衡阳。

    第四军在北伐时期，即有“铁军”之称誉。当时军长是张德能中将。张氏原由五十九师师长擢升。第四军辖五十九师师长林贤察，九十师师长陈侃，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五十九师辖一七五团、一七六团、一七七团。一七五团团长杨飞，该团是守长沙之主力部队。

    这次敌军进犯，行动迟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均旬日之久，敌前卫部队，才与长沙外围守军交战。此次敌军，攻势凌厉胜于前，分兵两路：一向长沙正面猛扑，另一沿春华山、郞梨市、鹿芝岭沿浏河直下。是日敌机狂炸，生灵涂炭。第四军外围部队，苦守不力，两日激战，被敌突破阵地，纵截为数段，部队溃散。长沙城防部队，激战两日，受外围部队战败之影响，亦军心动摇，加之守将张德能军长无与城共存亡之信念，他匆忙带残部乘小轮渡江，对岸督战部队机枪扫射，予以阻止。张军长至船头喊话：“停止射击，我是张军长，有要事面见长官。”于是警卫部队，让其船靠岸，张军长即赴长官部。失陷城池，罪无可赦，当即扣押。另师长林贤察、陈侃，团长杨飞等均被扣押。

    溯1938年下半年长沙大火始，迄1944年新秋，历时约七年之多次长沙争夺战，流血朱殷，死人无算，方守住长沙，而此次战斗中，七年之功，废于一旦，长沙终陷敌手，无限唏嘘！

    抗战伊始，北平陷落，时人有诗曰：“五朝文物移新主，百万黎民失旧家！”以长沙陷落而喻之：“重山复水古长沙，三战三捷实堪夸。痛惜终于陷敌手，十万黎民失旧家！”追忆往事，无涕可挥，一喝三叹，感慨而有余哀也！

    敌下长沙，锋锐莫当，续攻衡阳。衡阳守军方先觉部，血战顽抗，亦终不守，全军溃败。军长方先觉以及团长曾东、副团长鞠振寰等身陷敌营。后方先觉同曾东，逃脱虎口，直奔重庆。鞠振寰副团长死于敌营，壮烈殉国！敌军继南下耒阳，守军为湖南省政府警卫团一营营长郑大勋。郑率部抵挡不住，耒阳亦沦敌手，敌长驱直下枫林渡，粤汉线仅郴州至乐昌段尚通车。湘桂线直达贵州都匀。

    长官部撤至郴州，我在五十八军做少校参谋，随军转战湘赣边境，撤至江西宁冈。湘北杨罗两部，被敌优势兵力纵截横切，各困一隅，与长官部联系中断，各自为战。第四次长沙会战，失地千里，七零八落，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势。

    这次失守长沙的张德能、林贤察、陈侃等押往重庆，军事审判。张德能被执行枪决，林、陈二人，暂监禁陆军监狱。团长杨飞，在郴州枪决，郑大勋营长，亦同枪决。郑乃黄埔十三期生，与我同期同学。当时我非常感慨，郑若能与耒阳共存亡，城破殉国，当以民族英雄永传全民。行文至此，使我联想起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阵亡的两个同学：梁纶芝、湖南安化人，当时在一七七团做连长，缪观海，东北人，同在一七七团做连长，均身先士卒，英勇抗日，壮烈牺牲！我在长官部警卫团做连长，我原亦在五十九师一七六团第一营做营附，交往甚厚，闻讯后曾写悼念文在《衡阳日报》发表，引起第九战区同期同学共鸣，亦写文悼念。事隔40余年，记忆犹新，现堪告慰阵亡同学英灵者。日寇早已驱逐出境，新中国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烈士献身之遗愿，已成现实，当九泉下含笑安息！

    六、抗战胜利

    1944年冬，日军停屯于既得之粤汉线、湘桂线。1945年来临，国际风云突变，日本精锐之关东军，被苏联击败。美国在日本本土广岛、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轴心国德、意、日三国，德、意已战败，罪魁祸首希特勒、墨索里尼已遭灭顶之灾。日本已成孤军，焉能再战？故敌意图：将粤汉线、湘桂线之军，向南昌集中，伺机回本土。抗战以来，我军多固守阵地，最后转移。而这次是敌军避开我主力，夺路直指南昌集结，有反客为主之势，我五十八军夺命尾追。日军仍竟不示弱，每以掩护部队，占领阵地还击，战斗激烈凶猛，各不相让，双方惨重伤亡。我军由萍乡起尾追，在宜春战斗竟日，下安福、吉安，吉安大火，再下峡江，战事暂转沉寂。

    1945年8月下旬，我五十八军司令部驻峡江县城附近。

    一日，骤然电台报务员来报：“日本投降了。”电台已公布，一群参谋人员，闻此喜报，真是大出望外！又齐聚电台聆听，消息确凿，众情激动！“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斯时心情，更有胜之。但两军仍对峙于峡江一带。

    待命约二日，正式奉第九战区长官部命令，“我军开赴南昌，派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中将为南昌日军受降大员。”我军行至南昌外围暂驻，军部派参谋处第三课课长燕登稷中校，带一行随员，驱车南昌。燕课长直指日军营，命令日军撤离市区，集结牛行车站北岸待命。日军立即行动，以牛行车站跨赣江为界，日军在桥头北岸设防，我军在南岸设防，日军不得进入市区。我军担任南昌城防警备部队。

    “胜仗！胜仗！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四面凯歌”。八年抗战终以日败我胜结束。“两军相对，哀者胜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信不诬也。此时民间自发庆祝胜利，鞭炮声隆隆，自晨至暮，终日不绝，历时月余，仍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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