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

    计成之：忆参加台儿庄对日作战

    参加六十军开拔前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国共合作，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我云南地处边陲，三迤父老兄弟亦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北上抗日，报国杀敌。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决定将云南仅有的九个步兵旅，以较为精锐的六个旅编为一个军——六十军，开拔前线参加抗日。

    其整编是：以原第一、二两旅编为第一师，第三、五两旅编为第二师，七、九两旅编为第三师。整编后，中央发布部队番号及其领导人为：陆军第六十军，军长卢汉，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一八三师师长高荫槐、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是时，胞兄计天佐，字辅之，任一八四师五四四旅一〇八七团第三营中校营长，我为一八二师五三九旅一〇七七团一营二连上尉连长。

    在部队整编期间，云南人民抗日声浪高涨，群情激奋。1937年10月10日，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欢送，部队和临场群众高呼“誓灭倭寇、踏平三岛、保卫祖国”！校阅后部队由昆明于12日起按顺序步行出发，每天出发一个旅。预计途中在曲靖、盘县、安顺各休息一天，贵阳休息两天，镇远、芷江、沅陵各休息一天，在常德点验，发棉衣休整一周，到达长沙后徒步行军至终点。为时两个月，行军整整47天。

    在滇军徒步行军的艰苦日子里，官兵对上级颁布的各项纪律都能严格遵守，特别注意军纪军风。因为过去滇督唐继尧执政期间，为扩大势力，屡次派兵到黔、湘一带扩充势力，其中不少是“招安军”，吸食鸦片、赌博成风、欺压百姓，所到之处，人人惧怕。在一些地方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头戴红边边（当时滇军军帽檐缀有红边），到处戳通天。身穿二尺五，如狼又似虎。”

    六十军为了挽回往日影响，决定由政工人员组成宣传队，在部队先一日到达宿营地点，向当地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与地方政府会商粮秣、日用品购买价格、宿营驻地等，并先行公布，共同遵守，使部队纪律森严，公买公卖，态度和蔼，借物要有借有还，损坏照赔；住过的房舍，必须打扫清洁，便溺掩埋干净。每日出发前，各级都亲自检查纪律执行情况，遇有违反纪律者，即采取补救后方可前行。

    记得到芷江时，由于干事在事先宣传不够，老百姓听到滇军到达，都闭门而逃。部队到达后拉开帐篷宿营，不进百姓家门；士兵上街，态度谦和，买物照价付款，不拉夫，不派款，不封马。百姓见状，又陆续返回家门，并请我们进屋喝水、叙谈，相互问长问短。有的人问我们：“你们是什么队伍，由哪里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滇军，由云南组织北上抗日的部队。”老百姓诧异地说：“你们不是滇军，滇军是头戴红边边，爱蹲灶头吹大烟，说话不讲理，开口就‘蹬你家妈要纵颠’。”经过部队再三向他们解释说：“那是唐继尧时代吴学显的‘招安军（土匪部队）’。”老百姓听了以后和我们就敢于接近了，有说、有笑，谈笑风生。

    部队到达沅陵，气候突变，气温达到零下十几度，官兵衣服单薄，人人都感到十分寒冷。此时，淞沪已经沦陷的消息传来，大家知道参加上海抗战的计划已是落空，官兵们的心也为之冰凉。在常德穿上棉衣，卢汉军长讲话说：“我们要争取参加保卫首都南京的抗战！”官兵们顿时又热血沸腾起来。

    部队到达长沙休息时，湖南省政府给我们送来酒肉，每个士兵发一双力士胶鞋，以示慰问。学校学生还到营、连代士兵写家信。六十军在湖南境内行走一个多月，离开后，省主席张治中上报中央，说六十军已通过湖南，该军纪律良好，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乘车经过南昌、上饶等车站时，人民争相慰问，给部队送来本地特产“金钱橘”和其他慰问品，使官兵更受鼓励，急切希望快抵南京，保卫首都投入歼敌战斗，以谢国人。

    到了衢州，部队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原来南京已经放弃，官兵们的热情又受到一次打击。不几天，部队调至南昌，转九江乘轮船到武昌，归武汉卫戍司令陈诚指挥。于12月31日到达武昌，1月1日放假一天，官兵们进武汉市区观光，次日各师到指定驻地。一八二师驻花园口镇、一八三师驻信阳，一八四师也由江西德安调驻鸡公山。这时，蒋介石、陈诚等对六十军相当重视，认为当时在中国军队中，六十军是完整的一个军，是一支生力军，故而增发一些军费和器材，增编了工兵、辎重、通信等直属部队和后方医院、野战医院。师长、军长先后调去武昌将官班训练团受训，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讲话。部队还派来德国顾问参加整训。一八二师是史达开教战略，包尔教我们步兵连以下的战术，特别注意班、排以下动作。他连作几小时野外示范，不休息、不喝水，官兵对他的印象相当好。

    1938年春节前，昆明各界组织了一个“六十军战地服务团”，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招收昆明女中学生50人，又在贵阳招收了4名，由省党部妇女骨干徐汉君、胡廷璧任正副团长。到武汉慰问时，卢汉还邀请革命作曲家冼星海、任光、安娥等几位同志教唱革命歌曲，并为六十军谱写了一首军歌：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了抗敌战场。

    兄弟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这首军歌十分壮烈，先由战地服务团学唱，再由服务团团员到各营连去教官兵唱。

    参加台儿庄战役

    1938年4月中旬，日寇以其最精锐的坂垣第五师团、矶谷第十师团侵犯鲁南台儿庄，前线告急，六十军奉命增援。4月19日，六十军由京汉铁路之花园口、信阳等站专车开拔。以一八三师为先头，一八二师、军部、一八四师继之。21日抵达徐州，傍晚续开往赵敦车站，转临枣台线。21日拂晓到达，分别在台儿庄北站、车辐山站、宿羊山站下车。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向五圣堂集结开进，归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指挥，旋改为归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由于交防的汤恩伯部在接防部队未到达以前即撤出防地，日军乘虚占领了五圣地区。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正行进间，与日军遭遇，第一〇八一团二营营长尹国华及500余官兵壮烈牺牲，团长潘朔端率第一、三两营在耿庄及高家楼激战数日，潘身负重伤，少校团副黄云龙阵亡，接着，第五四二旅旅长陈钟书、团长莫肇衡、第五四一旅团长严家训阵亡。

    我一八二师部队从22日起，在蒲汪、辛庄、启堡等阵地与日军战斗四五天，我军付出重大代价，取得了辉煌胜利，第一线阵地已为我五三九旅占领。

    4月27日上午8时，我团团长余建勋召集全团、连以上军官，在团部指挥所开会下达命令。我按时到达指挥所后，营长赵一鹤递给我一封信说：“是刚才一八四师师部副官段中立送来给您的。”我急忙拆信一看，是我哥哥写给我的，信中写道：

    成之三弟，我负轻伤，奉命到汉口治疗，望勿为念！日寇战术狡诈，希提高警惕悉心指挥杀敌制胜，勿负桑梓父老厚望！……

    胞兄计天佐

    看信后，我心急如焚，立即想见到哥哥，但又不能离去。会议开始，团长讲话说：“奉军部传来孙连仲总司令命令，‘敌主力已深入六十军正面，进入我军袋形阵地。决于本日正午十二时，全军出击，歼敌于禹王山以北。一八二师攻击目标蒲汪、启堡之敌；一八三师攻击李庄、五圣堂之敌；一八四师攻击淘沟桥之敌’。”团长说：“我团右翼为我旅一〇七八团，我团由第二营拨出两个连归第三营营长张泽指挥，会合三营昨日在大石埠鏖战剩下的六七十人，进入胜柏山及禹王山已设阵地固守，同时支援我第一、二两营攻击辛庄、后堡。第一营营长赵一鹤指挥该营由上、下杨庄攻击后堡，第二营编为一个加强连，由副营长岳家祥指挥，由上、下杨庄西面配合第一营攻击后堡。”

    会后，各就其位。我率领全连官兵迅速按指定方向出击。时被日寇观测气球发现，整个一八二师受到敌人野战炮、山炮、平射炮、轻重迫击炮集中猛轰。顿时，硝烟迷漫、尘土飞扬，爆炸之声震耳欲聋、破片呼啸、弹雨横流。我官兵在平原麦地上，突遭敌人强大火力压制，轻重武器射击，仍奋勇前进。双方枪炮声似雷鸣，冲杀之声震天动地，我方伤亡迭出仍勇气百倍、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攻击目标。我在进击中，忽闻空中的弹道声，即迅速卧下，敌人的一颗炮弹正落在我左前方2米处，随着强烈的爆炸声，沙土掩埋了我的半个身体。忽觉左膀麻木，颈左边冰凉。左边的传令兵急忙帮我解开领扣一看，是一块约3厘米的炮弹破片嵌进颈部，流血不止。急用汗巾包扎好，又率领士兵继续前进。此时我连士兵已伤亡过半，排长一伤一亡。进至距敌600米处，我的右腿不幸又被敌人机枪弹打穿。顿时血流遍地，士兵扶我后移，旅长高正鸿见状，即派人送我到绷带所包扎后转送徐州野战区医院治疗。

    六十军经过27天的苦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渡过大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

    我到徐州后，一心只想弟兄见见面，所以向医院说明，并请代找车子到汉口。一小时后，医院派人送我乘上列车，第三天到达汉口北沙洲的六十军后方医院住下。我立即询问哥哥的下落，查遍整个医院不见其人。第二天见到我哥哥的下属连长陈剑虹，他是与我哥哥同日负伤下来的，我即向他询问哥哥的下落。他说：“计营长不见来汉口，我心中就越加怀疑，边养伤治疗边打听，但未打听到任何消息。”到了第三天，我哥哥所在营的中尉副官何丽生来院找我，见面后畅谈战争情况，独未谈到我哥哥。见他说话顾虑重重，我即向他询问，并说：“我们军人参加抗战救国，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我哥哥如有不测，望勿隐瞒，以好料理善后。”他先安慰我一番，说：“营长负伤后，因右腿伤势重，师长十分关心，特派我专门照顾。本来要送汉口医院，而到徐州医院后，由于院长是云南人，有关心同乡之情，就叫住下好好为他医治。不料两天以后创口发炎，难以治疗，医院提出：为挽救生命，必须把右腿锯掉。可是计营长认为，人失去一条腿，活着也没有意思，坚决不愿意锯腿。徐州医院无法，只得将他转送汉口，院长亲自嘱咐我一路要小心照看。上车后我用一张行军床给他睡着，一天后车子将到开封车站时，忽然见他挣扎着想起来，要拿水笔写字。挣两下挣不起来，只见他两眼翻白，我连叫几声不应，他竟与世长辞了（时33岁）！到达开封车站下车，我只得在附近买了一口棺木，将他暂埋于开封车站边，特来汉口找你，看如何处理？”

    我闻言含悲忍泪，立即与他一齐去找驻汉口办事处，主任王吉甫表示关心，马上开给一个证明，送给50元钱。我与何丽生第二日乘列车到开封车站，住在附近旅社准备柴火，第二天上午挖开坟墓，倒出哥哥遗体进行火化。刚点着火，又闻空袭警报，只得将火扑灭。如是一连两天都未化成，到第三天算是化成，我收殓骨灰，乘车返汉口。此时王炳章旅长亦负伤返汉口梅圣父医院治疗。翌日，我将处理哥哥善后情况报告了他。他说计天佐同志是个好同志，与他同事多年，不论平时、战时表现都很好！他的骨灰一定要想办法送回家乡。后由潘汝为送回昆明寄柩所安置，潘汝是一〇八七团负伤下来的排长。

    以后，我转院到长沙、常德治疗。王炳章奉命回昆明成立“六十军补充兵训练处”，路经常德，要我出院随他回昆明训练新兵，后任补充八大队第二营营长。我回昆明后，又将哥哥衣服送到北较场新营房后陆军墓地葬下，后来昆明忠烈祠内立有吾兄烈士牌位。

    我哥哥骨灰于1939年年初送回玉溪，家乡官绅父老闻讯为他举行了较为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地点在我老家北城，会址设在城隍庙内。县长赵正岳亲自主持，全县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士绅、亲属及我兄生前友好共300多人参加，全省军政界龙云、卢汉、张冲、唐继麟、王炳章等送来挽幛、挽联、花圈60余份。

    挽联有：

    浩气长存！英名永在！

    为国捐躯！血肉作干城！

    精神不死！与事业长存！

    忠于为国民，一死献宗邦。

    谁人舒国难，唯留兰桂香。

    豪气犹存，有功于天下，无愧于平生。

    巍巍龙山永奠忠魂。

    涓涓玉水长吟壮烈。

    ……

    玉溪全体士绅挽曰：

    英名永垂台儿庄，

    忠骸公葬华云寺。

    追悼会后，由城隍庙出殡，将胞兄骨灰安葬于后所屯段家庵华云寺外。

    高秀魁：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1938年2月17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的数百名战友在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中殉国。

    1937年6月间，18岁的我在老家山东兖州城参加了南京江宁区要塞司令部的招兵。当天下午，我们这些新兵100多人乘火车从兖州一直来到南京下关车站，我被分配到狮子台守备一营一连一班，班长是王今勤。我们在这里受训，每天是三操二讲，受训期满后我被分到要塞炮台。当时的炮台设有龙虎狮马雨龙台，司令长官叫邵白昌，台长是杨汉坤，在炮台上我们也是每天出操。

    一天上午，台长杨汉坤来到我们队伍前面对我们说：“同志们，7月7日，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咱们开火了，二十九军的兄弟们正在流血，咱们要加紧操练，准备消灭来犯的敌人，为保卫中华民族而战。”

    七七事变的消息刚刚传来，日军在上海登陆，上海失守、昆山失守的消息又接踵而来。11月末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外，12月上旬敌人逼近南京。我台人员奉命配合八十八师作战，主要是保卫要塞炮台，同时我们还往紫金山送子弹。此时天上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江面上是敌人的兵舰，阵地上到处是敌人抛下的炸弹，我军伤亡惨重。我们从紫金山回来时积极参与抬伤员，并配合作战。大约是12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下关，我们的队伍退了下来。

    一时间退下来的队伍和民众混成一团，在敌人的炮下争路过江，被敌人炸死炸伤的人不计其数。当我送子弹回到炮台时，我们的队伍早已过江去了，其他的人我又不认识，我也只好到江边准备渡江。在江边上我遇到了同台的毕俊发，这时敌人已经从三面向区里包围过来，江面上敌人的兵舰在八卦洲两条江上横冲直撞，并疯狂地向江面上的难民开枪扫射。一时尸横江面，我和毕俊发两人抱着一根被敌人炸断的电线杆子，听天由命地漂在江面上。

    下午天黑了下来，我俩漂到了八卦洲，上岸后我俩找了个小窝棚，做了点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俩来到外江，这时敌人的兵舰还在扫射江中的难民。我俩爬到江边，正好遇到一只船，船上已有十几个人了，我们用木板划过了江，来到满口镇，在这里也没有找到部队，我只好与毕俊发分手。

    从南京退下来以后，我由徐州来到山东滕县。这天夜间天气很冷，我刚走出车站就被两个同志热情地叫住：“同志从哪儿来？”我说：“从南京退下来的，南京失守了，队伍也找不到了，只好回老家了。”那个同志说：“请到屋里暖和暖和再走吧。”我随他来到屋里，几个同志给我送来一大碗汤和馒头，我说：“我在徐州吃过了。”他们又问我打算到哪里去，我说：“回老家。”他说：“咱们都是同志，是一家人，我们也是刚在德州打鬼子才下来的，在这里整编的，我看你就在这里当兵吧。如今敌人到处都是，像咱们这样的人还能平安地活下去吗？要想不当亡国奴，咱们就得当兵打鬼子。”我想到敌人在南京对我们中国人的烧杀情景，就答应留下来打鬼子。

    第二天我见了连长何保钱同志，他对我说：“留下来很好，到哪还不是抗日打鬼子、救我中华呢？”我又和文书、上士一同洗了澡，回到连部领了一支湖北产的筒枪、一把铁锹、四只手榴弹、一把大刀。

    当天下午我们乘火车来到济宁州，下车后，又夜行军，说是配合台儿庄战役。天亮时我们来到巨野县南门，在一家药铺住了三天。过了阳历年，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是第三路军十二军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四八五团二营四连一排的战士，军长是孙桐轩，师长展书堂，旅长罗启昌，连长何保钱，排长陈兴帮、王今科，班长崔兰庆。

    过了年，我们又由巨野来到金乡，在金乡张家集过了春节，后来到达运城、窖城和山东省汶上县城西，这时敌人已占领了汶上县。

    1938年2月16日夜间2点钟，我部接到攻打汶上县北关的命令。于是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连忙整理武器和做云梯。第二天2月17日是正月十六。夜间10点我们开始向敌人进攻，大家扛着梯子过了一条小河，来到城北。离城还有一里多地时大家放下梯子，开始挖单人战壕。与此同时，我军向敌人开始炮击，大约炮击了1个小时。炮击一停，连长何保钱就下命攻城，战士一跃而起，一口气冲到护城河边，接着连长喊了一声“杀呀”！大家异口同声呐喊起来。一时杀声震天，我们把梯子立在城墙上，在我军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攻上城墙，在城墙上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肉搏战。这下子我们的大刀可发挥了作用，突然我好像被敌人打了一棍，身子一晃，右肩被敌人刺了一刀。这时只见班长崔兰庆手起刀落，一刀把鬼子劈死，我们又继续和敌人厮杀起来。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左腿又被日本鬼子打伤。崔兰庆班长把我送下城墙，让我沿着来的路往回爬，爬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停下来，说完就返回城墙与敌人拼命去了。我爬过护城河，沿着来的路往回爬。

    天亮了，我远远地望着同志们由城西退走了，非常着急，但又站不起来，天气虽然很凉，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我只好流着血，支着身体往回爬，后来我实在爬不动了，就休息了一会儿，可是就再也爬不动了，伤口也剧疼起来。“这回我算完了，大白天在敌占区谁能来救我呢？敌人又不断地向城北打炮。”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想：完了，队伍一定开走了，我又冷又饿伤口又在流血，这一夜非把我冻死不可。我的子弹打完了，手榴弹也用光了，只有大刀可用，一时自杀的念头向我扑来。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喊：“同志不要开枪，我们是来救你的。”我问：“你们是谁？”“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来抬你下去。”我见到人民，看到了自己人，我得救了，我哭泣着说：“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老乡们把我抬到城北村一家粮房，给我做了小米粥，半夜又把我送到部队上。连长何保钱正在洗脸，见我回来了，高兴地向我走来，亲切地对我说：“小高，你还活着，伤怎么样？”我也高兴得嗓子好像被什么塞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四个老乡在连里吃过饭就返回村子去了，可是他们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当夜来看我的同志有徐青田、杨传高、崔兰庆和连长何保钱，其余的同志都没有回来，泪水浸湿了我们的脸，我们默默地怀念着日夜相处的战友同志们。我们全连100多人只剩下我们这几个了。

    第二天连长和同志们把我送上了汽车，临走时连长把同志们凑的几元钱送给了我，让我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归队，为死难的同志们报仇。他们牺牲的日子是1938年2月17日，正月十六。

    我含着泪离开了我的战友和同志们。

    张国正：云南三迤壮士在抗日沙场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那国家危亡的当头，我积极投入了抗战的行列，在山东、湖北、湖南、江西的抗日战场上打了八年仗，亲身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三次会战，至今往事仍历历在目。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醒了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洞察到中华民族有被沦亡的危险，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号召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国共两党两军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云南三迤健儿组建了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每军四五万人，共十余万人，自带精良武器装备，先后出发，北上抗日。

    六十军三个师（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一八四师）约45000人，由军长卢汉将军率领，经黔、湘、鄂，在湖北稍事整休，于1938年4月中旬奉命赶赴山东台儿庄，以歼灭日军最精锐的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一八三师先抢占邢家楼、五圣堂地区，一八四师在师长张冲率领下占领禹王山一线。当时我任连长，日军以机械化部队，空军、坦克、重炮的绝对优势对我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企图一举击溃我军。我三迤健儿士气旺盛，早已摩拳擦掌，待短兵相接时，在师长张冲率领下直冲敌阵。经过多次肉搏拼杀，日军尸横遍野，我方亦伤亡甚重。一八三师旅长陈钟书阵亡，团营长亦多人阵亡，我连进入阵地时150人，数次肉搏后也只剩7人。在友军的协同作战、共同拼搏下，全歼日寇王牌军坂垣、矶谷两师团。日本读卖新闻也登载：“从未遇到过如滇军这样顽强的部队。”

    台儿庄大捷后，卢汉将军因战功显著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冲将军升任新三军军长兼六十军军长（后由安恩溥担任军长），我也调到新三军新十二师任营长。六十军的一八三师及五十八军的新编十二师整编为新三军。接着我参加了武汉外围保卫战。我们转战鄂南，在崇阳石头岭与日军激战，我军背水仰攻，新十二师伤亡较重；继续战斗在通城的链头岭、谷岭、霓岩，在霓岩与敌肉搏，击毙其大队长吉田大佐。后九战区长官部电令：限四日夜由湘北赶赴赣北高安，增援蒋王牌军七十四军王耀武部。电令非常严肃地规定：师长到，团长不到，就杀团长；团长到，师长不到，就杀师长。全师按时到达了赣北高安，在奉新投入战斗，击溃进犯之敌；接着接到了接替王耀武军任务，守卫赣北、高安、奉新、靖安一线，对敌展开拉锯战，累挫敌锋。在长沙一、二、三次会战中确保赣北安全，在靖安战役中一八三师伤亡较重，五四七团副团长尹继高（普洱人）、第一营营长李（普洱人）在率队冲锋攻击燕子岩中壮烈牺牲。

    在赣北战线，我军除与敌进行拉锯战外，并不时派一副团长率兵一营潜入敌后，以南昌西山为根据地，对南昌的日军进行袭击、扰乱。

    1945年8月8日，我奉命率十二师三十六团二、三营赴江西分宜县鲜鸡岭，阻击由广东后撤的数十倍于我的日军，官兵英勇杀敌，给敌以严重打击。

    八年抗战我均在抗日第一线。日本投降后，我由副团长升为大队长，奉命率两个加强营与副师长卓青赴九江主持受降仪式，来降的是敌师团长笠原幸雄团，约五万人。在受降仪式上，敌师团长笠原幸雄献出了所佩战刀（权力的象征）及所部全部武器，日军全部送战俘营。战俘营主任由五十八军副军长梁星楼担任。受降完毕，部队又整编，新三军裁撤，我被调杭州军官总队当大队长。

    杨中禹：忆鲁南战役中的大姚同乡

    1937年，我在滇黔绥靖公署步兵第七旅十四团第一营当兵。部队驻扎大姚，营长是族兄杨洪元[6]。我们在剿灭大姚三台普光彩[7]匪患稍作休整后，奉命调往昆明。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浩荡声势压力下，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召见龙云，要云南出兵20万，驰援南京，共挽危局。龙云于9月底按中央军的编制，编成了六十军。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下辖三个师，即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一八四师。我们随原部编进了一八四师，师长是张冲，族兄杨洪元升任为该师第五四三旅的一〇八六团团长，我在该团的一营四连，任中士班长。

    一〇八六团里大姚人比较多，而且有很多还担任着连、排长职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起一些人的名字，如杨良、方贤、赵开禄、金仲刚、马翔、白祥云和戴国斌等。几乎每个排里都有大姚同乡，我们班里就有两人。除一〇八六团外，一八四师的其他团队和一八二师、一八四师也有不少官兵是大姚同乡。

    记得在昆明时，我和几个小老乡到新任团长的族兄杨洪元处贺喜，他曾和我们谈及此事，他告诉我们，整个六十军中的大姚同乡不下500人。他还说：“同乡多好呀，打虎全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同乡多也多个照应嘛！”还有一些同乡是队伍整编中来投的，他们多数是驻在昆明的其他部队的官兵，听到出师抗战的消息，纷纷跑来，有的甚至是开小差来的。

    我的一个同乡杨中潘，喝过墨水，肚里有文化，原在补充大队，混得也还不错，要第二批才整编出发。他听说六十军就要开拔，借出差买菜的机会，开小差找到一〇八六团，以同乡同族关系，软磨硬缠着族兄带他到前线打日本。族兄只好收留了他，让他在团部任军需中士。谁料第二天，补充大队探听杨中潘的去向，到杨团部索要，并说要以逃兵论处。族兄亲自出面“挡驾”说：“哪有往前线逃跑的逃兵？”把来人问得张口结舌，只好作罢。

    六十军于9月底全部整编完成后，10月18日起，军部和一八三师、一八四师从昆明出发，听说一八二师在曲靖，也同期出发。我们从昆明大东门起程，每人除武器装备外，还有一个米袋、一个背包、一个水壶，每人必须背足120发子弹，班长还有一个防毒面具。服装虽然是整齐划一的黄军装，鞋子却没有发，由自己打草鞋穿。我们徒步40余日，经贵阳入湘西，于11月下旬到长沙。沿途人民积极支援抗战，很多场面令人感奋难忘。

    我们在长沙休整几天后，乘火车向南京进发，中途听说南京已陷落，即原连折回南昌，转由南浔路至九江，再由九江乘轮船到达武汉。几天后，我们一八四师调驻孝感，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进行了约莫三个月时间的就地整训。

    大约1938年的4月中旬，听说日军的坂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及一部分伪军共3万余众向鲁南各地进犯，攻势猛烈，前线吃紧。我们接到命令，要转陇海路到归德附近集结待命。一八四师是全军后卫。车到归德，却不准士兵下车，直开徐州，转向临、枣、台支线，一直开到车辐山车站。在此期间，我曾经到族兄处打听过情况，只见他脸色阴沉，用训斥的口吻说：“问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训斥过我后，自己却小声骂了两句：“蒋总司令的命令是这样，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又是那样，指挥这样混乱，把军令当儿戏，叫部下咋个打胜战？”事后我才知道，是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员拿着他的命令等在归德车站，不准六十军下车，要一直开往鲁南前线，前卫部队已送令转到鲁南。

    在车辐山下车后，按照命令，六十军是战役的二线部队，指定在宋庄一线集结。一八四师是全军的预备队，进入指定地点要晚一些。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听侧面的耿庄、五圣堂、陈家坊一带打得像开了锅一样。不一会儿，作为全军先头部队的一八三师和骑兵部队已像潮水般地往下溃退，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军部已到，卢汉军长一到，即命军部卫队在溃兵后面架起轻重机枪，组成督战队，后退者立毙枪下，溃兵遂返身死战，得以稳住阵脚。一八二师继一八三师之后也投入了战斗，战斗空前惨烈。接火不久，我就从团长那里听到了一些坏消息：一〇八一团团长潘朔端亲临战场，身负重伤；营长尹国华阻击坦克，阵亡于五圣堂。

    以后几天，陆续都有阵亡和受伤的旅、团、营长。也有好消息传来，29日夜间，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袭击枣庄一八三师一〇八二团阵地，被那里的一营守兵消灭近半数，缴获敌人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600多支以及一些重要文件。

    六十军作为二线部队，为什么立足未稳就和敌军接触？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在第一线作战的中央军、汤恩伯的第十九师，听到六十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即向左翼撤走，有的甚至跑到了六十军的后面，让中间空出了一个缺口。日军见有机可乘，即集中兵力，向缺口突入，发现我军后立即展开攻击，致使立足未稳的六十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一八四师虽然是军预备队，和日军接触较晚，但在战斗中也有一些损失。大约是3月2日下午，在我们杨团长驻守的宋庄阵地前沿也出现了敌军坦克。那时，麦苗刚没膝，我们趴在麦田里，看着日军坦克耀武扬威地向我们冲来。这样的庞然大物过去别说打，就是见都很少见过。我们投出的手榴弹伤不了它，用枪打更没用，子弹碰上钢板不知飞到什么地方。正在危急时候，只见麦地里跳起三个弟兄，他们爬上首先冲过来的坦克，想从射孔把手榴弹塞进坦克，但失败了。狡猾的日寇把坦克一歪，他们三人立足不稳，全掉下坦克，当即被压死。其中有大姚同乡赵开仁，他和我相处很好。坦克大概也被弟兄的英勇气概震慑，不敢深入重地，随即掉头逃走。坦克退走后，我找到了赵开仁的遗体，他的下半身被压碎了，舌头伸出老长。我和几个弟兄一起用装备锹挖了一个坑，把他埋在了阵地上。

    夜里，我们接到了命令，要我们一〇八六团迅速抢占禹王山，阻止敌军渡过运河。在夜色中，我们高一步低一步地向台儿庄跑步前进。进入台儿庄，台儿庄是一堆废墟，伸脚便可触到发臭的尸体，景况惨不忍睹。按命令，我们每人拆下一块门、窗板抬上，便向禹王山疾进。禹王山在运河对面，我们来到运河岸，先遣到达的工兵部队已泅水把几棵竹麻索和钢绳横拉在运河上，我们立即铺上我们抬来的木板，跨越运河。

    禹王山，矗立在运河边。鲁南的山较之家乡云南的山，其实只能称作是一个小土丘。禹王山垂直高度最多不过百十米，全为坚硬的青石头，山如马鞍，一前一后两个山包，靠运河我方一侧的山包稍高。过运河后，我们马不停蹄，直向山顶疾进。刚上山顶，日军已占领前面山包，两方随即开火，双方都想夺下对方所占山包，控制全局。片刻工夫，山包间的垭口里，便死伤累累，血流如渠。我们卧在死人堆里，用尸体作掩护，拼命射击。大姚同乡白祥云排长，身高腿长，向来作战勇敢。他身先士卒，冲越垭口，直捣敌阵前沿，不幸中弹牺牲，随身士卒也无一幸免。敌人见我方占领了禹王山主峰，炮弹便像雨点般地飞来，整个禹王山都被震得颤抖起来。炮火一延伸，步兵立即发动冲锋。在炮火下，我们携带的锹镐无法很快地在石头山上构筑工事，只好用弟兄的尸体和沙包作掩体，伤亡极大。我排排长亦被炮弹炸死，连长指定我代理排长。在枪炮轰鸣中，族兄传下命令，所配属工兵，一定要不惜代价构筑工事。

    我们抓住战斗间隙，拼命地挖，很多人虎口磨得出了血。到了天亮，我方终于在前沿架设了铁丝网，设上了障碍物，并挖出了一些单人散兵坑和机枪掩体。之后，双方又发动了数次冲锋，但各占据一个山头，互相拼死抗争，除增加一些尸体外，始终互相不能越雷池半步，形成了对峙局面。

    战斗中，营、团指挥所都已上了禹王山，营指挥所离火线不过20来米，族兄的团指挥所就在离营部不远的一个小山洞里。

    天亮不久，我检查了各班的机枪掩体后，正想拿出烟枪，吹上几口，一个弟兄跑来告诉我：“团长上来了！”我跟他过去一看，大吃一惊，族兄和另外一个长官在毫无掩蔽的前沿直挺挺地站着，举着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我连忙立正喊道：“报告团长，危险，快下来！”族兄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警告，习惯地从裤袋里掏出一支花旗参嚼了两口，又继续观察敌人阵地。

    我不顾一切，跳上去把他拉了下来，那个军官见团长被我拉下来，也跟了下来。我们刚在掩体里蹲下，连珠般的炮弹就在他们刚才站立的地方爆炸，爆炸的气浪把族兄的帽子吹得老远。大家的身上都溅满了灰尘，若再晚一会儿，必乘东洋炮弹归西矣。但族兄并不因此而领我的情，相反，训斥了我几句。他走时，让我不顾疲劳把战壕挖好，做好长久坚持的准备。

    血与火的两天过去了，排里的弟兄只剩下了九人，如果敌人接连冲锋，那真危险之极。我要传令兵赵春培到团部告急，谁知他才爬出战壕，一颗炮弹便在他身旁爆炸，手足飞出老远。赵春培和我是小同乡，在大姚三台剿匪时编入部队，家里老人曾委托我照顾他，不想，反被我误，为这事我内疚了好多天。好在族兄了解前沿处境，中午以后，给我们补充了一部分从金华来的兵员。

    最难熬的是天亮前和天黑后两段时间，敌人常常借着黑暗掩护偷袭我阵地，小股渗透，杀掉我哨兵，摧毁指挥所。每天这个时候，我们便用机枪组成交叉火网，不停息地扫射。此时，日本人的机枪也在疯狂扫射，整个阵地像发生了海啸一般。尽管如此，战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

    一天早上开饭时，柴耀光副营长没有来吃饭，电话也摇不通。我们以为他晚上太劳累睡着了，先后派了同乡周祥熙等三个弟兄去叫，但派去的人也久久不见回来。我又叫几个弟兄一起持枪去叫，刚接近营掩蔽部，突然里面响起了歪把子机枪声，弟兄在枪声中纷纷倒下。我才知道是鬼子摸进来了，连忙命令弟兄卧倒，并和团部联系，集中六门八二炮和六〇炮一阵猛轰，打塌了掩蔽部。过去一瞧，才知道是三个鬼子在拂晓前摸进了营掩蔽部，杀死了柴副营长，披上了柴副营长的大衣，割断了电话线，杀死了我们去叫柴副营长的弟兄。以后，我们更加加紧了防范，并且，组织死士，也摸鬼子哨兵。

    从3月3日至26日，我们在禹王山坚守了23天。23天中，敌人在我军阵地上倾泻了上万发炮弹，组织了数十次冲锋和偷袭，使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很多连几乎全连打光，很多同乡长眠在禹王山上。幸存的弟兄蜷伏在战壕里，头发逾寸，伸手就可抓下虱子。在我们顽强的阻击下，敌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临（城）枣（庄）南下之敌，前后一个多月，始终无法前进一步，只得改变了策略，破坏我后方交通。他们派遣机动部队，破坏了黄口铁桥，截断了鲁南战场我后方补给线。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前方几十万军队的粮弹无法供给，遂下令鲁南前线各部南撤。

    26日晚，在夜幕和烟雾弹的掩护下，我们撤离了禹王山。至大八户李庄时，收集全军残余，全军官兵三成已去二成，于是进行了缩编。将一八二师和一八三师各编为一个团，一八四师缩编为三个团，仍由曾泽生、杨洪元、邱秉常分任团长。杨团番号仍为一〇八六团。

    撤退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组织无计划的夺路奔逃现象。特别是中央军，只恨娘老子少给他生了两条腿，化整为零后，不分日夜地分路逃窜，到处丢弃着枪械、通信器材和背包，狼狈达到了极点。我们六十军，官兵都是云南老乡，人生地不熟，只利集中，不利分散。我们每人除带上武器、50发子弹、干粮和一条军毯外，官兵一律轻装，分成前进纵队、中央纵队和后卫纵队三路，先沿津浦南路行至夹沟，再转西南，取道永城和蒙城之间，到达涡阳，又转北行，至亳州西入河南。

    在此期间，弟兄们由于长期作战，得不到休整，睡眠不足，精力消耗过大，撤退中，稍一歇脚，便会进入睡眠状态。我们是先行部队，为了不使其他部队冲散我们的队伍，族兄命令我们成三路纵队，两边的弟兄上起刺刀，若有硬冲队伍者，绝不客气。我们撤退的路线，虽然是敌人包围空隙比较大、兵力比较弱的地方，但仍经常受到敌军飞机的轰炸、扫射。部队到达黄口，又遭到日寇阻击，以我们疲惫之师对付眼前的强敌，形势险恶。族兄召集各营长商议，命令组织敢死队开路。由二营营长王明庚为敢死队长，挑选160名壮士，配备精良武器冲锋。一人发一个指南针，各自为战，冲散后，到约定的集合地点集合。王明庚营长一挥大刀，大声喊道：“杨团的弟兄们，冲啊！”顿时，枪声、杀声震耳，仅十几分钟，就撕开了缺口，使全军突出了包围。敢死队中，我的大姚同乡不少，我亦参加了敢死队。很多同乡在冲锋中中弹而亡，到浏阳休整时，族兄杨洪元提起此一壮举时，犹热泪满腮，把酒遥祭。

    突围中，由于供给断绝，弟兄们大半时间空着肚子行军，路上碰到一口井或一塘水，则拿着水壶，争相拥挤取水，以水充饥，亦有挤进水塘溺死者。一些塘中水，初喝时因为饥饿不觉得有什么味道，以后饱嗝中才觉出牛马尿味。虽然生活艰苦，随时还有死亡危险相迫，但是，为了突出重围，上下团结一致，终于到达安全地带。以后，很多大姚同乡又参加了鄂东赣北等地抗日，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在鲁南战役中，我大姚同乡五百壮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冲锋杀敌，义无反顾，很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整个战役共有422名大姚同乡为国捐躯，在《忠勇将士英名录》[8]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抗战胜利后，已升为少将师长的族兄杨洪元又在大姚县城正义公园建立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李一平[9]先生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李芳：军民合作抗击日寇

    1938年12月，我们华北督导团由西安开进了抗日战争的前线——山西南部的中条山，驻扎在与第三军邻近的山庄大寺坪。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与军队密切配合，开展战地民运工作。当时在山西闻喜县一带正闹着红枪会的组织，他们把红枪会改名为红学会和黄学会，分别以红绑腿和黄绑腿、红袖章和黄袖章为标志，使用的武器是红缨枪和单刀。当时闻喜县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郭福田，具有强烈的抗日意识。他冒着危险，冲出敌区，走上山岗，和华北督导团联系，希望把这些红、黄学会的人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展开抗日救国的斗争。于是华北督导团与第三军所属十二师的政工处联合办起了核桃杷训练班，学员由郭福田秘密召唤，一个个从敌区跑上来向训练班报到。每期100人，半个月结业，共训练了两期。当时我是训练班的教导课长，曾目睹了一切活动。

    核桃杷这个小小的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由于离敌人很近，经常遭受敌人的炮火威胁，因此多数人家都躲到别处去住，可以说是十室九空，满目凄凉。在核桃杷村庄的前面约3里之遥，就是十二师一个连的前沿阵地。这个阵地居高临下，挖有战壕。与核桃杷相距15里的河底村，驻有日寇一个连的兵力，随时有进犯的可能。这正是一个两军对垒的形势。

    1939年的初春，在一个朦胧的早晨，敌人开始了拂晓攻击。先是隆隆的炮声，随后就狼奔豕突地打到了我军的前沿阵地，咯咯咯的机枪声响个不停，像洪水猛兽般扑向山边，妄想一举占领核桃杷。我军沉着应战，据险抗敌，狠狠地打击了来犯之敌。敌人冲上来被打下去，苦战至晌午，战斗仍在进行中。

    在这场艰苦激烈的战斗中，我们训练班的学员起了很大的领导和鼓舞作用，他们都成了人民群众的中坚骨干。他们领导着附近村庄的群众前来参战，有些青年人同士兵一起趴在战壕里共同抗击来犯之敌；有些士兵疲乏过度，他们就替士兵举枪射击；有的年轻人抬着担架踊跃地把伤兵抬出了阵地。老百姓烧好开水和黄澄澄热腾腾的小米稀饭及白花花的热馒头，从距离阵地老远的地方排成一字长蛇阵传送到战壕里来，以支援我们战斗。离战壕较近的地方，老乡们拉开相当距离趴在地上向战壕传送；较远的地方，便是由一些老太太做接力传送，一壶水、一盆饭地送进了战壕。老乡们的奋勇支援，鼓舞了我军战士的杀敌斗志，打杀了日寇的狂妄野心和嚣张气焰，军民合力终于取得了保卫中条山的胜利。

    这次小小战役，打得很激烈，也很精彩，从拂晓打到下午2点多钟，敌人终以伤亡惨重、攻不上山坡而宣告败北，退回河底。战斗的结局，敌人伤亡20余人，我军只有6个人受伤。事实很明显，由于军民合作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张治平：昆仑关战斗一瞥

    1939年冬天，日本军国主义从海上运载大批军队和武器，在我广西钦州登陆，急进南宁，妄图乘我南方兵力准备不足之机，速战速决，一举轻取昆仑关。而后兵分两路，东进湖南、折向湖北，西入宜山，攻占贵州，再以钳形战术，攻入四川，包围重庆。阴谋乱我后方腹地，亡我中华民族。

    形如咽喉的昆仑关，是广西通往内地的军事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失去昆仑关，西南危在旦夕。为阻敌北犯，消灭日寇，蒋介石带领一班将领亲临广西柳州，面对非常形势，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命令各军，无论战斗多么残酷，只要战场还有一兵一卒，就要死死固守昆仑关，坚决阻止日军，不让其前进一步。

    当时，我任国民党三十六军第五师十三团一营营长，部队驻在广西柳州待命，前沿是薛岳部队第九十九师。日军为争夺昆仑关，大举出动飞机、大炮、坦克、步兵，相互配合，疯狂进攻，并且叫嚣一旦攻占昆仑关，十日踏平广西省。面对日寇的穷凶极恶，我军爱国将士无不同仇敌忾，怒火填胸，随时待命出击，保卫国土河山，誓与日军决一死战。

    隆冬腊月，大雪纷飞。我部军长姚绳、师长刘才廷、团长黄绍谦逐级接到上级命令，为扭转残局，挫败日寇，替换九十九师阻击任务，电令部队立即出发。官兵日夜兼程，从柳州快速赶到思陇。

    我团的任务是抢占昆仑关的两个高地，六〇〇高地以我营负责，四五六高地由二营刘定国营长负责。当时，赢得时间就是胜利。晚饭也未来得及吃，便跑步前进，爬上山头，抢先占领了阵地。天刚拂晓，日军凭借空中和地面火力的掩护，疯狂进攻，霎时，敌我双方便展开了激烈战斗。两军相距，远的不过百米，近的只有20多米，英勇的我军战士冲上去，开枪不行，就用刺刀拼搏厮杀，彼此都有重大伤亡。

    在那风雪交加的夜晚，几次我和马继有等战士爬出战壕，侦察敌情，几次都被风雪吹倒。但是，为了消灭日军，救我中华民族，我们不顾一切，绕过敌人的地雷，剪开铁丝网，凭着雪光，匍匐前进，潜入日军工事，抓获日军哨兵，摸清了日军作战的弱点：他们白天穷凶极恶，黑夜胆小如鼠，白天飞机大炮，晚上弃枪睡觉。我军及时变换战略战术，白天改用小部队分散坚守阵地，大部队隐蔽休息；晚上大部队进行出击，集中歼灭日军主力。打得日寇惊慌失措，扰得敌人胆战心惊，逼住日军使之动弹不得。

    昆仑关大捷是国共二次合作后，在南方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一次历史性胜利。当时，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有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全面出动机械化武装，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在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富有爱国主义，抗日意志坚决，作战机智勇敢的中国军队面前，日军只能疯狂一时，最后还是失败告终。

    往事犹新，历历在目。回忆我营保卫六〇〇高地的战斗情景，战士们肉搏厮杀，血战日寇，身负重伤，不下火线，打得日军血肉横飞、抱头鼠窜，侵华日军节节溃退，激动的心情仍无法抑制。我的右臂亦被日军子弹打穿，可是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受罪恶战争的创伤，英勇战士血染衣襟仍在冲杀，决心捐己之躯，坚持指挥战斗。官兵团结，视死如归，互相鼓励，立下誓言：我们都是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都有爱国心，坚决打败日寇军……战士们愈战愈勇。为了切断日军的粮草弹药，挫败日军亡我的野心，敌我双方层层包围。首先是我军包围日军，接着是日军包围我军，最后我军又包围日军。通过围歼战斗，终于迫使日军四面楚歌，陷于困境，依靠空援。最后粮草断绝，弹药一空，杀马充饥，失败告终，日军死伤四五千人。

    日寇败得越惨，反扑来势越凶。上级根据这一规律，命令我军立即转移，以便保存自己，更好消灭敌人。我营奉军部命令，负责掩护全军撤退任务。晚上10点多钟，副师长李弥将军不顾风雪交加，带领特务连亲临我营阵地，再次交代任务，同时了解我营转移安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向李副师长报告说，已将全营兵力分为三至五人一组，武器弹药数量充足，各组实行机动作战，保证完成全军转移掩护任务。

    对于我营转移安排，首先诱敌上山，任其轰炸，而后避其主力，攻其侧翼突围。如果天明转移受阻，则退至宾阳山区，进行游击战争与敌周旋。首长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好，并指示我营用红绿信号联络。黑夜撤军，雪地转移，山势陡峻，伤员较多，要掩护大部队撤离，缓慢的速度早在我们预料之中。翌日晨，果然不出所料，我军刚刚撤退，日寇便调集大批飞机大炮掩护部队向我反扑。顿时，炸弹炮弹倾泻至我营阵地。我营根据原定计划退至宾阳山区，隐蔽休息，吃点干粮。约莫下午3时，日军飞机又将余兵空降宾阳山头，妄想利用这一有利地势，先发制人，断我退路。正当日军空降之时，我即命令三人一组，火速散开，利用机枪对空射击。大批空降日军尚未着陆，就被我军击毙，死伤惨重。日机见势不妙，迅速扭头南窜，一些空降残兵仓皇溃逃，敌人断我退路的计划又一次遭到彻底失败。接着，我营一边转移，一边发射红绿信号。李副师长见此信号，速派部队前来接应。当我营胜利返回驻地时，沿途群众热烈慰问，而且军长在会上给予我营记功授奖。

    周际盛：影珠山歼敌记

    我记得1943年冬天在长沙大战前夕，日寇集中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下沿湖北九岭、湖南上容市、幕阜山、南江桥到湘阴一线向我九战区中心——长沙市大举进犯，企图一举攻占我长沙。

    当时我军（五十八军）奉命由九岭一线调湘阴西北面影珠山，沿公路一线布防，准备截击敌人。我军部和各直属单位驻影珠山西南山麓，各师团分别在山脚公路两侧构筑工事。我团奉命在军部周围担任军部及各直属单位保卫团，我营布防在影珠山西南山脚直到菁沟底一线，为军部及各直属单位警戒营。

    记得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夜里（时值长沙方向大火红了半个天边），突然前沿阵地上，九连杨排长气喘吁吁跑来营部报告：“敌人大约有一个中队、人数100多人，边走边去放电话线。在黑暗中隐约看到每个敌人身着黄呢大衣携带机枪步枪，看来是轻装，身上还挎着其他东西，因为夜太黑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可能是架设电线。这样向我军部所在地影珠山脚菁沟边摸索前进。据连长判断，可能是企图扰乱我军指挥机关，打乱我军歼灭和截击日寇大退却战斗计划，请求指示。”

    营长立即将情况向团部电话报告，一面指示杨排长命令该连做好歼灭日寇的一切准备，派精干可靠班长二人，等敌人摸进后把敌人所架电线切成数段，使其和先头部队联系中断，控制援兵，好一举歼灭，不准放走一个。

    这样在杨排长受命之后，顷刻营长接团部转军部参谋长电话：“立即通知你营各连炮排在内，迅速做好围歼敌人的准备工作，这是送上门的生意，千万不许放走一个；已命令你团二营全部出动，将影珠山西南山脚至菁沟底，层层布防构筑工事，命你营的一连配合机枪连一部和炮排，坚守山脚二线前沿阵地，向南面长沙方向派出警戒，防止日寇援兵反扑；其余两个连，准备好待命参加围歼日寇战斗，并看红色信号弹升起和冲锋号音响起时，迅速冲入指定地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猛烈围歼敌人。”

    营按照团的指示、照计划布置以后，我营官兵雀跃欢腾，个个精神百倍，摩拳擦掌，仰望天空，只等那颗红色信号弹的腾空命令。

    大约在一小时后，忽然在漆黑飘着纷飞大雪的夜空里，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从军部方向划空而起，紧接着冲锋号的响声从四面八方冲入漆黑的夜空，紧接着火龙吐舌似的机步枪声喷向敌人所在的小灌木林。接着手榴弹、枪榴弹爆炸声和官兵们如狼似虎的喊杀声混成一团飞向敌人所在小树林，顷刻间把一个中队的敌人（约100人）压缩在山麓下靠西边的菁沟边上的一个长满小树和乱石粒的小山头上。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仍然以树林乱石的自然条件作屏障，作殊死的抵抗。

    当时想抓几个活的，派几名朝鲜驻军部的喊话官来前沿阵地，用日语向在小山上的敌人以喊话筒喊话说，（你们）敌人是在我重重包围之中，并且说明缴枪投诚后不但不杀，反而给予很好待遇的一些道理。但是顽固的日寇，虽身处重重包围之中，还是不畏不听，反而向喊话方向开始射击。

    这样相持到拂晓后，我军重新加配火力，开始向日寇所在阵地以十倍的火力猛烈攻击。从望远镜里，眼看敌人的小山头上，树林乱石差不多被我强大的枪炮火力全部摧毁无余，只剩枯干、炸碎的石片和着火的枝叶向空中飞舞，黄呢大衣的尸体七横八竖填满了整个乱石坑缝，但是残存的几个顽敌还是坚持着他们的最后挣扎，断断续续的机步枪声仍在响着。

    这样战斗到9点多钟了，我军从四面发出雷鸣般的冲锋号令，轻重机枪和手榴弹、掷弹筒接撞而发，官兵们一个个如虎入羊群，压向敌人所困守的乱石山顶。顷刻间，敌人的枪声哑了，全部顽敌被歼灭了。剩几名重伤敌人闭着双眼一动不动，经朝鲜喊话官向他们喊话也不开口，最后只得把他们几个抬送军部。在打扫战场时才从中队长的衣袋里搜获他们师团给他们的命令：主要扰乱我军指挥机关和指挥部署，使他们的返回部队（从长沙方向返回）减轻阻力；同时并搜获护身符一张。上面印有一个红色的太阳圆形，大约是白绸子的红太阳下面有他的名字，回忆记得是铃木一郎，名字下边是祈武运长久，上边是线钉着一个小小铜佛，是铜片打出来的。这种绸子的祈武运长久手帕不但当官的有，每个士兵也有，士兵就是比当官的少了个铜佛。

    清理战场时，发现敌尸110具，多数头部受伤，还有机步枪100多支、挺，弹药很少，电话机两部，电线20多斤，电台一部，刺刀100多把，望远镜两架，军用地图10多张，尸体上多数都戴有手表，干粮袋里装的尽是食物，如罐头、压缩饼干……当天下午除一些武器、弹药和电台、电话机、望远镜上交外，其余食品、衣物全部分给士兵。

    当天下午，军、师、团部都派来专人查看，并指定我们营把110具敌尸集中成堆，以便拍照。官兵们一面拖拉集中敌尸，一面唱起大刀进行曲，欢声雷动，歌声笑声响彻云霄，把抗战几年敌人在我国土上的烧、杀、掳、抢、奸、淫的仇恨，都倾注在这成堆的尸体上。

    到了第三天，长官部派了专人配合军、师、团部的负责人来把成堆的尸体拍照以后，我们派了一个连官兵挖了一个大坑，把这堆日寇尸体一具具投入坑内掩埋起来。当天下午军部派汽车送来了酒肉等慰劳歼敌官兵物品，并开了个庆功大会。大会上有许多官兵控诉日寇侵略军残暴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并在这控诉声中结束了当天大会。

    熊世开：我在赣北战地的片断回忆

    1945年秋，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从1938年起，中国军队在长沙外围经过四次大会战，正面打退了日寇拉锯式的猛扑，到1945年8月，敌我双方的战线日益扩大。日寇虽然前锋深入到广东、广西和贵州东南的独山一带，其实已如泥牛入海，无法自拔。南方、北方重重陷入了新四军、八路军和广大国民党部队的严密包围之中，已成强弩之末了。

    1945年8月14日，我在陆军五十八军的新十一师，由赣南进驻在瑞昌县的一个村庄，还有新十师和一八三师向南昌外围集结。当时我在新十一师工处第一科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14日凌晨4点后，我同几位同志醒来了，躺在床上闲扯。有位同志说：“我们军部听说已进驻南昌城，我师可能同一八三师换防，到南昌去看看也好。”有的同志这样估计：“最近日本鬼子的疯狂气焰，从《前线时报》看已一落千丈……”我插嘴说：“现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日益壮大，并且苏联红军已发动进攻盘踞我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还听说美国最近投了两颗原子弹，投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周围近百里一片焦土。我看日本鬼子灭亡的日子不会很远了。”我在床头翻了一个身，继续说：“我们同日本鬼子打了整整八年，我们毕竟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再抗八年也不在话下。最近发动青年从军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看日本区区三岛，想吞并我们这样的大国，真好比蛇吞巨象，可笑而不自量……”我们正扯得起劲时，忽地，师司令部的传令班长小郭一声“报告”，接着叫喊“好消息！好消息”！我们一股脑儿爬起来，看小郭手拿一份译好的密码电报，递给政治部主任张应增将军。张将军看后，满面笑容，对大家说：“好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1945年8月15日被迫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已下诏全部侵华日寇就地缴械投降，并签订投降书。”张主任的话音刚落，便是一阵热烈的拍手欢呼。这消息迅速传遍前线，抗日官兵一片欢腾，笑声、口号声、歌声，震耳欲聋，不时还传来战士们爱唱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是，我们一个前卫连的阵地忽传来一阵密密的机关枪声、炮声，又与日本鬼子接火了。不到一小时，枪声停了，才知道日寇接到他们天皇向中国军队投降的诏书比我军接的电报迟。我军放松了警惕，日寇就来个冷不防向我军前哨阵地反扑，结果双方都有伤亡，我军还阵亡了三个排长。

    8月15日，在赣北所有日寇将武器、弹药、装备、马匹和储存的军用物资全部向我军呈缴，日寇官兵则俯首帖耳地赤手就俘，并纷纷向高昌附近指定的日俘集中营集结。我们新十一师全体官兵也奉命押解日俘于9月1日前赶到南昌外围待命，我师全体官兵得令后个个兴致勃勃，日行百里，如期到达南昌南郊三里的火厂驻地。刚到驻地，军司令部就派来一名朝鲜籍的日军干部名叫罗珍根，驻我们政治部，特来担任我们的日语教员，目的是为便于我们审问日俘教一些常用的日语。罗珍根是朝鲜人，他是被迫参战，不忍心为日寇充当炮灰，但长期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屋檐下，敢怒而不敢言。谈及朝鲜人民做日寇殖民地的“顺民”时，曾经规定五家共一把菜刀，一家有远行，要得到五家同意，如果发现有人对天皇有不崇敬的言论，立即拘捕问罪。老罗说得声泪俱下，我们听了，联想日寇全面侵华八年、烧杀奸掠的血腥的罪行，莫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全部缴械投降，恨不得一个个食其肉扒其皮，一雪民族的深仇。

    9月4日，我叫了几位科员和罗珍根同志（本属日俘，因他是朝鲜人，同受日寇蹂躏的人，所以呼他为同志），还叫了一个军风纪纠察队，进了南昌城，那天日寇官兵正从四面八方向南昌指定的日俘集中营住宿。我们目睹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蠕动，每相隔三个来人，就有我军的武装战士，手持卡宾枪以防范他们的不轨行动。

    我们以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日本人本来大多数身材矮小，到今天，作为战败方的战俘更显得矮小了。脸色黄黑，状态尴尬，但也有少数人向我们翘着大拇指，还慢吞吞地说：“大大的好，支那的顶好，顶好……”他们一般不通汉语，这几句话却能结结巴巴地讲出来，表示对中国军队的服输和赞美。

    我发现其中脸带笑容的也有一些，估计不是日本人，很可能是我国的蒙古族和朝鲜族人，是胁迫来参战的。

    9月8日，在南昌江西省政府大礼堂，举行着震古烁今的受降典礼。南昌市到处挂着热烈庆祝抗日取得彻底胜利的大红横幅和五彩标语。南昌地区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受降官是五十八军陆军中将鲁道源军长，代表日寇向我军投降的部队长是日寇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中将。我团级以上的军官都登上了受降典礼台，出席观礼。日方支、联队长以上人员，乖乖地站在笠原幸雄的后面，距典礼台下有四五米之遥。我军所有参加典礼的官兵是全副武装，容光焕发，个个胸前右上口袋边都佩戴“抗日胜利纪念章”。鲁军长头戴军帽，身着戎装，腰佩套剑，左胸上角佩戴着纪念章奖章和两枚闪闪发光的抗日勋章，那天显得格外神采奕奕。在他那庄严的面庞上，不时浮现出胜利的微笑。而那群站在受降台下的日军早已解除了一切武装，面色都十分黯淡而沉重，个个没精打采。在我军警卫战士的冲锋枪、刺刀的严密监视下，显得异样尴尬。

    受降典礼开始了，军乐鞭炮齐鸣，英雄的南昌城顿时沸腾起来了。首先由鲁军长向大家宣告：今年（1945）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意志法西斯被迫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我国东北，瓦解了日寇的关东军。8月15日，日寇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已派代表到湖南芷江县，举行了无条件投降洽谈并签字。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已正式在南京签订了投降书。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全面宣布结束。今天我奉命在南昌地区，代表中国军队接受日本第十一军团全体官兵的无条件投降，这是一次中国军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军民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讲毕，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口号！接着肃静下来了，日寇酋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向鲁军长行了90度一鞠躬礼，走到受降台前，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鲁军长以受降官的身份，也签了名，表示已接受日军的投降。后由日本军团部又呈递了全部日军人马武器弹药和一切装备军事设施的呈缴清册，双方也签了字。这一庄严的南昌受降典礼，在欢呼口号和鞭炮声中，胜利结束了。

    这样的受降典礼，在全国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先后举行。接着便是分期遣送日俘归国和军法审讯日本战犯的工作陆续展开。

    熊泰宇：入越受降行军中的一个插曲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日军占领的越南北方，由卢汉先生率领的国民党军第一方面军去受降。宪兵第十三团派该团第一营随团前往，归卢汉先生指挥。当时我在该营第一连任中尉排长。

    8月20日左右，宪兵第十三团团部宣布这个命令后，全营官兵万分高兴。大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军人能够去受降，而且是去国外受降，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

    经过几天的准备和学习（学习越南概况、风俗习惯、华侨概况以及遣送日俘时应遵守的纪律等），全营官兵由昆明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开远。到开远后，奉命与第一方面军的特务团、通信营共同组成一个行军梯队，由特务团团长朱家璧着上校指挥。因为从碧色寨到河口这一段路的铁轨，战时已被拆毁，部队只能行军前进。

    经过几天的行军，于8月27日到达了越南的老街，踏上异国的国土。老街的对面是我云南的河口县。那时城内空无一人，许多房屋已经倒塌，断壁颓垣上的累累弹痕，仍清晰可见。老街也只有少数越南居民，原来住在这里的华侨已被日军赶走尚未回来。

    在老街作了一天的休整，全营官兵又乘火车向河内进发。因为这段铁路也还在抢修中，所以我们乘车是走走停停。越南的8月，天气仍十分炎热，车厢狭窄，人员拥挤，官兵整夜未合眼，但仍毫无倦意，精神十分兴奋，因为今天就到达目的地——越南北方的首府河内了。

    9时许，火车驶抵越池车站后又停下来。大家以为休息一下就会继续前进，不料从营部所在的车厢里传出消息：前面有段铁轨尚未修复，火车不能前进了。本来官兵们就觉得火车行驶得太慢，恨不得一下就飞到河内，现在火车不能前进，大家都非常着急。火车不通，部队只能改乘木船前往。接着营长金希文命营部副官去交涉船只，又命我协助。为了抢时间，能尽快找好船只，我们便分道出发各走一方。

    离开车站后，我向市区一条马路走去，途中未遇一人。只见前面一座大门的铁栅栏开着，因为当时尚未派翻译员，语言不通，我想进去或许能找到一个华侨打听有关船只的事。我跨进大门，见里面是一个三四米见方的场地，场地后面是一座高大的房屋，场地中间有一个圆形水池，水池中的喷泉喷出数尺高的水柱，环境十分清洁。水池周围有数十名日军正在擦拭武器，这突如其来的情景，使我感到惊异。

    我想：怎么这里的日军还没放下武器集中到海防去呢？由于当时情况不明，又是第一次接触日俘，因此在脑海中闪出：日军受武士道的毒很深，非常顽固，在出发前学习时，也曾强调了这一点，要我们时时警惕。今天我只身一人，是否会发生意外呢？我在警惕地注视着。这时一个日俘上尉发出“立正”口令，所有日俘都立正站好，鸦雀无声，然后跑来向我敬礼，我也习惯性地回了礼。他一面用日语对我说，一面又做手势，日语我不懂，但手势我明白，意思是他们把枪擦干净，等待收缴。

    这时，在我眼中看到的，立正规规矩矩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昨日穷凶极恶、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日军，今天已成了阶下囚。抗战前我在武汉读书时，日本水兵在汉口横冲直撞，威风凛凛。住在日租界里的同胞常常遭到日本巡捕的毒打，当时目睹那种惨景，怒火只能闷在胸膛燃烧。“七七”事变发生后，我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目的就是要打败站在眼前的这些屠杀我们同胞的侵略者，以尽到“匹夫”的责任。

    八年前我希望看到的今天终于看到了，这时感到无比骄傲。民族自豪感驱使我走上前去。我挺胸阔步，用胜利者的目光围着水池巡视一周，并认真抽查了几支枪支，严肃地指出擦拭不很干净的地方，然后向大门走去。这时日军上尉又发出“立正”口令，表示欢送。我走出大门后边走边想：今天我本来是去找船的，这是一次偶遇，但也是一个受降的军人应该做的事，也是一个胜利的国家的军人应该受到的礼遇。后来，我问清这是越池电厂，这批日俘是原来护厂的，现在正等我军接收。

    我回到连部把这事告诉大家，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下午我们搭上木船，又向河内进发，去完成我们正式的任务。

    樊心照：笠原幸雄来签降

    五十八军是云南出征的抗日部队，在1938年8月1日由云南出发参加抗日，八年抗战期间转战江（江西省）湖（湖南省），我当时是五十军新十一师三十三团一营的抗战成员，使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南昌受降”。

    1945年8月12日，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率领所部，向沿赣江北撤的日军追击中，即在清江途次从广播中知道日本宣布投降。13日到达樟树，奉令组织第九战区南昌前进指挥所，准备推进南昌受降。

    日军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鲁军长奉薛司令长官令兼任南昌前进指挥所主任，代表受降，当即筹备向南昌胜利进军，把五十八军新十师部队推进到南昌附近。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张体贤奉令派情报员与南昌日军接洽，约定在南昌县属上谌店会面。日军大员参谋率士兵一排，于18日到达上谌店张营营部。他说：“只奉到停战和平命令，未奉令交出南昌防务。”张营长：“我军已奉到命令，坚持要进入南昌。”大员参谋向南昌请示后，才答应了。

    鲁军长接到关于上谌店交涉的报告，恐怕遭遇困难，为确保万全，特命令各部队控制南昌外围，必要时即可攻入，但新十师部队事实上是安全地进入了南昌。

    南昌前进指挥所于9月2日正式成立，鲁军长兼任主任。5日鲁军长派员前往南昌，致送薛长官命令及备忘录：“今日军退出市区集中牛行附近，听候命令。”6日，召集营长以上人员举行筹备会议。

    1945年9月9日，鲁军长率领前进指挥所进入南昌，指挥所驻中央银行。日军第十一军代表独立步兵第七旅团长生田寅雄晋见鲁军长。鲁军长用严肃的态度，告以日军，务必切实遵照规定执行投降条款，并命自10日起率必要人员前来接洽一切，如有必要请求，可以提出报告。当晚，即令梁副军长组织接收委员会，计划接收日军缴交的军需物品。

    次日，生田寅雄率随员与十一军参谋大员七中中佐、夏国少佐、中森少月、九江宪兵队长官宪兵中佐、高纳副官、清水法务大尉、山崎大尉前来洽商。鲁军长派鲁参谋长元率燕科长登稷，日文秘书蒋宗琰，在指挥所礼堂接见。双方用会议方式，就规定日军一切应办事项，详加研讨。由鲁参谋长主持，会议共举行两天。完毕后，促日军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速来签降。

    为恐接收之际纷杂紊乱，前进指挥所于12日召集南昌各界负责人会议，分别指示党政、文化、实业各部门接收事宜。当晚，召集日军代表举行受降预备会议，并由鲁参谋长起草受降书。

    笠原幸雄于13日由汉口乘机赶到南昌，当即率同生田寅雄等晋谒鲁兼主任，对各项指示表示诚恳接受。鲁军长又交给他一件备忘录，要日本军官把身上的佩剑一律呈缴。半晌以后，当中的生田中将口里迸出“遵办”两个字，可是他的脸上已经涨得绯红。后来，笠原幸雄以私人资格要求鲁主任宽大为怀，给他留下这精神上的一些慰藉。佩剑是日本军官的生命线，是得自天皇所赐，或者是若祖若父的传授，如果缴出了佩剑，便等于缴出了天皇和祖先。他提出一些人情的理由来请求原谅免缴，鲁将军的答复是等待他请求上峰后再说。

    1945年9月14日，是五十八军全体将士热血头颅和汗泪所换来的最光荣也最值得永远纪念的一日。这天上午9点钟，作为九战区南昌前进指挥所的中央银行，好像在举行一个喜庆的庆典似的，洋溢着欢腾喜悦的气氛，但和普通的喜庆不同的是，大典中的两个不同的主角鲁道源将军与日本笠原幸雄中将各自怀着一种不同的心情。

    9时30分，南昌各界代表胡嘉韶等，还有同盟国军的军官和新闻记者都纷纷赶来。五十八军参加典礼者有梁副军长星楼、鲁参谋长子真、龚副参谋长襄平、新十师萧师长士先、新十一师虞师长靖臣、第二十八团黄团长兴周、二十九团常团长冀贤、三十团龚团长德敏、军务处郑处长社科、新十一师冯副师长子梯、军部办公所陈主任叔初、日文秘书蒋宗琰、参谋处燕科长登稷、军需处成处长寿平、杨参议治平、兼国际法官的军法处李处长屏昌、军部秘书黄声远等20余人，中正大学黄教授担任日语翻译。接着，笠原幸雄率日军代表八人到场，简单肃穆而隆重的签降仪式便宣告开始。

    中国军队长官、盟友、来宾首先进入光荣的座次，其次是日本军官轻轻的蹑手蹑脚走上投降屈膝者的座次。鲁将军在悠扬激越欢快的军乐与亢奋热烈喧腾的爆竹声中步入受降官的座次后，笠原幸雄在众目扫射下，最后一个走入会场。笠原幸雄低首缓步，彬彬有礼地鞠躬入座。

    全场沉寂着，除了受降官席上的时钟在“嗒，嗒，嗒，嗒”地响着外，一切都浸在沉默里，此外便只有新闻记者的照相机推动的声音。一分钟后，司仪以洪亮的嗓子喊道：“呈递投降书。”会场空气骤转紧张，每个人都把目光凝集于笠原幸雄的呈递降书上了。笠原幸雄提起崭新的白色毛笔，开笔签字盖印，动作很迅速，似乎还没有失掉军人的痛快精神。但他双手捧着降书面向受降官、在案前立正鞠躬时，他的脸色已经在悄悄地转变。坐在下面的六个日本军官也跟着笠原幸雄起立而起立，鞠躬而鞠躬，脸上跟着变色而变色，每个人的头也不约而同地低下来了。站在这六个人中间的生田老将，竟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杂乱中祈求，也好像一闭眼便可暂时遗忘这残酷无情的现实。

    笠原幸雄把降书递给受降官鲁道源将军后，直挺挺地立在案前，双手紧贴裤缝，等候着鲁道源的签字许可。投降书是中、日文各一份，内容是：

    （一）本官奉上司之命，统帅驻南昌、九江地区之一切所属陆军部队以及不久集结该地区内之各部队，并统制海军部队请向中华民国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阁下投降。

    （二）本官当之即遵照中华民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备忘录九字第一号至第三号规定以及会后之命令实行。

    （三）解除武装调集完毕后，着令各地区投降部队指挥官立即遵照中国各受降主官之规定实施。

    南昌九江地区投降代表投降部队长陆军中将笠原幸雄（官印）昭和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午十二时〇分于中华民国南昌签字，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午十二时〇分于中华民国南昌收到本降书。中华民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薛岳（鲁道源代）。

    鲁将军阅毕，满意地提起笔签字。他向笠原幸雄点点头，表示接受他的投降。

    笠原幸雄于是完成了他代表日军第十一军团投降的重大任务使命后，彬彬有礼地鞠躬退回原位。站在后面一排的日本军官，动作一致地同时坐了下去。

    最后受降官鲁道源将军作了简短的训话：“吾人同集此间，缔结一庄严之协定，俾将恢复和平，深盼自此庄严之时刻以后，由过去流血中产生更完美之世界，以信义谅解为基础，同致力于和平光明大道，余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以正义及谅解继续执行余之责任，深盼笠原将军确能全部迅速忠实履行投降缴械之条件，使吾人之希望能得完满结果，最后盼吾人之和平永葆不替。”

    于是富有历史意义的受降大典便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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