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他的家世

    王世襄出身名门显族，家风严谨，诗书绵延，世代居官。

    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曾在道光、咸丰年间做官，先后担任陕西、四川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要职，颇有政绩。王庆云不仅政绩卓越，而且笔耕不辍，有《熙朝纪政》《石渠余记》等6部著作刊行。《石渠余记》至今仍为研究清代经济的重要史料。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光绪二年（1876）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历官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工诗文，清末民初知名诗人。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且慧眼识人，徐世昌、梁启超都是他的门生。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学堂。后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留学，入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清政府驻各国使馆随员，考察宪政大臣随员，外务部主事等。民国成立后，任职于北京政府外交部，北洋政府孙宝琦执政时，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王世襄的叔叔王允恭是同盟会会员，与黄兴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时在驻苏联使馆担任武官。王世襄的几个舅舅，均在艺术方面成就颇大。王世襄的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他的山水、花鸟、人物颇具古意，著有《藕芦诗草》《北楼论画》等著述，对近代美术史影响很大。王世襄的母亲金章自幼与舅舅们共同学画，也是有名的画家，犹善画鱼。

    1914年5月王世襄就出生在这样的显赫之家。中国有种说法，“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王世襄则正好是第四代。

    纵观王世襄家世，可以看出，自高祖一辈皆出身官宦，均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可谓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礼教作了最契合的阐释。当然这种家风对王世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而母亲家族中深厚的艺术基因同时深深浸染于王世襄的血脉之中。

    王世襄幼年，父亲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勤奋工作之余好收藏，喜欢逛古玩店，尤其喜欢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出身名门，持家之外，寄情绘事，于鱼藻的美丽世界中徜徉。幼小的王世襄在家和亲顺的芳嘉园愉快地成长。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诗词和古汉语等。王世襄在先生的教导下，熟读经史子集和诗词等古典文化，这为后来等身的著述储备了丰厚的学养。稍大些，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子弟学校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

    但王世襄自小爱玩，后来他回忆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少有所好

    时光到了20世纪30年代，王世襄十几岁。优越的家庭出身、理想的教育环境以及少年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

    王世襄玩的东西真可谓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他都“深情投入”，玩得有板有眼。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不少京城各阶层玩得有名气的朋友。

    王世襄不仅仅好玩，也好学。为了穷究玩物的道理，他还曾与很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王世襄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研究心得。京城这些玩意都被王世襄玩遍了，而王世襄所有玩过的东西都在晚年总结整理成为了著作。所以，中国濒临灭绝的民俗得以保藏，这些都要归功于爱玩的王世襄少年时代的积累，比如《獾狗谱》的流传。

    少年王世襄为了学习相狗，请獾狗养家荣三口授，把《獾狗谱》笔录下来。后来又请其他几位补充，把荣三口授没有的内容以及字句有出入的地方记录下来，合在一起，在分段上稍加整理，居然成篇。当时只为自娱自乐，而时隔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的王世襄老人偶然在被抄走的一捆资料中发现了中学时代认真记录的《獾狗谱》，经过他进一步整理、注释和配图，一部玩家们口碑相传的绝无仅有的《獾狗谱》出版，竟成为民俗学方面的珍贵遗产。

    王世襄善玩，会玩，最后都玩出了名堂，玩出了学问。他在每一个喜欢的领域里面，一定会走到头，走到最深处。他把大俗玩到一定程度，玩出理论来，那么大俗也就变成了大雅。所以老北京那点能玩的东西，基本上都让王世襄玩成了大雅。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但经王世襄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它们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钻研既久，王世襄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是“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王世襄确实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大玩家，也正是因为喜欢玩，才能做到活到90多岁，都不觉得自己老。

    王世襄就是在玩中汲取生活养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为以后的学术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玩致学，在玩中得见诸多艺术之精髓，这是王世襄独辟蹊径的治学道路。而这一切，或许，年轻的王世襄并未意识到。年轻的他只知道在专注的玩中寻找快乐，却不知日后能从少年时代的玩乐中萃取人生的精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燕京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任教于此的名师均灿若晨星：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冯友兰、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等。尽管当时中国政治黑暗，军阀林立，内战不断，但是在燕京大学，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学术氛围。环境清幽、文理兼备的燕京大学成为诸多学子心目中的求学圣地。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20岁的王世襄依然玩性不改，全然没有意识到军阀混战，政坛风云跌宕起伏中，家道已经中落。出身官宦世家、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王世襄在国文系如鱼得水，他觉得老师教授的课程他都会，没什么好学的，于是玩性更大了。在燕京大学旁边，有王世襄家一个占地十余亩地的园子，这里成了王世襄的“世外桃源”，养狗捉獾，韝鹰逐兔，养蛐蛐，种葫芦，王世襄玩得不亦乐乎。

    学有所成

    1939年春天，王世襄的母亲因病辞世，这成了王世襄人生的转折点。他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他便将玩性暂且收拢，安心读书，以期用这种方式来缅怀母亲。

    王世襄将玩时养成的专注与执着，用到学术研究领域，玩时的痴迷转变为做研究时的刻苦努力。于是，一个潜心向学的王世襄出现了。凭借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艺术素养，他毅然选择了“中国画论研究”这一题目作为自己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王世襄在文学院做这个题目算是跨学科，但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学校同意了。

    王世襄于1941年获得燕京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也是在撰写《中国画论研究》过程中，王世襄结识了小他几岁的师妹袁荃猷。从此两人携手共同走过六十年的人生路，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成为学界伉俪的典范。

    1943年，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开始了他求职的行程。他不能像将军们一样驰骋沙场赶走日寇，但他要用他的学问拯救中国文化。

    在重庆的故宫办事处王世襄见到了父亲的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马院长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世侄，愿意为他提供一个故宫博物院的秘书职位。王世襄最看重的是接触文物，但马院长表示战时还不能看那些国宝，王世襄于是就不愿当这个秘书。

    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和朱启钤一起创办的古建筑研究机构。王世襄此来，梁思成看他学问不浅，便留他在营造学社工作。

    梁思成这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同时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学长，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后来奋发有为的动力；二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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