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国宝的民族英雄

    王世襄在陪都潜心做学问，度过了抗战的几年。这些年他一直想着文物，想着收藏。

    1945年9月王世襄终于得偿所愿，他作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回到北平，专门负责寻回因日军抢掠或其他原因而散失的宫廷珍宝。

    流失的宫廷珍宝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逊帝溥仪（即后来日伪政权的傀儡皇帝）带到满洲去的几百件珍贵典籍、珠宝和书画作品。它们曾经被存放在伪满洲国溥仪宫殿后面的小白楼里。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被苏军俘获，伪满宫中的珍宝都散失民间。古董商们在第一时间大肆收购，不久这些珍宝都大量出现在北平和天津的古董铺中。王世襄作为国家相关工作人员许诺，“国家将重赏能提供有用线索的古董商”。另外，在1947年初，王世襄申请国民政府专门拨出2.5亿元用于收回这些国宝。

    王世襄他们运气不错，一位在溥仪天津旧居居住的美国陆军上尉向故宫博物院报告，在屋里发现了一个没有打开过的密室。王世襄闻讯赶到天津，打开密室后，发现里面藏有1000多件小块古玉和四件卷轴画。这些玉后来被认定为原存放于宫中绣有锦线的特制的箱子中的，于是它们最终回到了故宫。

    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王世襄开始追踪“东北货”，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这项工作自王世襄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王世襄还为故宫追回了著名的“杨铜”。“杨铜”是指沦陷时期德国商人杨宁史得到的一批沦陷区（在河南）出土的珍贵青铜器。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他不断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搜集证据线索。

    1945年11月，得到消息的王世襄悄悄来到杨宁史在天津的办公室。在那里，王世襄注意到秘书正在打印一份中国青铜器的清单。由于有清单直接对质，杨宁史不得不承认他手上有这样一批青铜器，但他狡诈地称藏在天津的住宅中，那里已被军阀占用。王世襄带着官方的介绍信，三次去天津跟军阀交涉，但都被挡在门外。

    无计可施的王世襄最后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在宋子文的亲自督办下，1946年1月，河北省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终于接管了杨宁史的收藏，故宫博物院点查了这批藏品，为了庆贺杨宁史的“捐献”，博物院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这批藏品从1945年10月30日到1946年11月11日一直留在博物院的两间屋子里供人参观，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铜壶

    王世襄收回的另一批重要文物是“郭瓷”。所谓“郭瓷”即是民国名士郭葆昌收藏的瓷器。郭葆昌曾是袁世凯的总务，他对瓷器鉴定有一定实际经验，又曾在景德镇管理窑务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后又大量购买古瓷，编有藏瓷图谱《觯斋瓷乘》二十册。郭葆昌在1935年左右逝世后，他的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被世人统称为“郭瓷”。郭瓷中的宋瓷有的很精良，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

    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

    王世襄自然知道这批瓷器的分量，但它们不是敌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而收购需要一大笔款项，非请巨额专款不成。但当时王世襄申请到的专款主要用于对散失东北的原清宫旧藏的收购，郭瓷不在其列。王世襄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希望这批文物不要散掉，完整地归国家收藏。王世襄请很多世交在中间劝说，这件事在北平闹得沸沸扬扬，郭家人不得不同意捐赠，于是故宫用很少量的专款收购了所有郭瓷。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底，王世襄总共收回了6批文物，包括德人杨宁史青铜器、郭葆昌藏瓷、美军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朱启钤存素堂丝绣、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文物和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物品。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从南京回到北京，在库房看到杨铜、郭瓷这两批新入藏的文物，不禁喜上眉梢。他没想到，这两个在他心头萦绕许久的问题，这么短的时间就被眼前这个年轻人解决了。

    王世襄因为追回文物有功，在1946年正式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经过三年的辗转，王世襄终于进入了自己心仪的故宫工作。

    王世襄的国宝追踪工作还在继续。

    抗战时期，为避免战争损毁，国家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到香港，在那里编目造册，加盖馆章，准备送去美国暂时寄存在国会图书馆。可惜1941年底，日寇侵占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

    王世襄得知此事后，抛家舍业，只身飞往日本横滨。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他克服重重困难，据理力争，终于夺回存在东京上野公园的107箱善本书。他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费劲千辛万苦，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有。

    1947年夏天，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到北京进行文化访问，参观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馆，进行项目资助。故宫博物院此时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能有资金支持，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马衡亲自接待了基金会的一行人，并向他们提出了资助印刷设备的请求。

    秋冬之际，洛氏基金会回复了故宫博物院的请求，他们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提供资金资助，理由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但为了体现礼尚往来，他们提出可以给故宫博物院一个到美国参观学习的名额。虽然有些失望，但马衡等人还是觉得这个学习名额聊胜于无，借此机会，也能够见识国外先进的博物馆，为故宫今后的发展储备人才。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王世襄自小讲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没有语言障碍，又是追踪文物的有功之臣，年轻有为，经过讨论，故宫的领导最终决定派王世襄去学习。

    王世襄的文物追踪工作到这里暂时结束了，他为故宫“增添”了数不胜数的国宝，对这些亲身追回的文物以及对故宫，王世襄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没想到的是，正是他战后的这些文物追踪工作，使得他在1949年以后的人生坎坎坷坷。

    王世襄在美国参观学习期间，看到国家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愤然于胸，而那些道貌岸然的文物盗窃者的嘴脸也令他异常愤慨。看到昔日的国宝只能置于他人的展柜内，王世襄感慨万千，他深深地为自己无力将这些宝物都带回国而自责。

    但王世襄知道他能做的，就是把每一件文物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期盼有朝一日，能够通过政府或外交途径，将属于我们老祖宗的这些物件收回。落叶归根，人都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出生的地方，而在王世襄的眼里，这些文物就好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孩子，它们应该也必须回到祖国。

    1949年6月，王世襄完成游学，几经辗转，8月中旬，他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北平，又回到他熟悉而亲切的工作岗位--故宫博物院。

    这时候，新中国成立了，王世襄与很多文化人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他想在故宫博物院这座宏伟的文化宫殿中，探索出一条康庄的学术大路。

    这时的王世襄踌躇满志，不仅要继续追踪国宝，在国外学到了先进的博物馆管理经验的他，还要把故宫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式博物馆。

    在坎坷中收藏

    王世襄一直认为把一座古代宫殿改造成现代博物馆并不是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曾向上级反映过，当时受到了行政院的褒奖，但未曾来得及实施。在美国学习后，王世襄更倾向于这种意见。当时，景山公园旁边尚有一块空地，王世襄建议重起炉灶，在这块空地上建国家博物馆。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已是人微言轻，王世襄晚年回忆“就连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都说不上话”。但王世襄对新中国仍然信心满满，知识分子们久经战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阶级斗争还未开始的时候，终于得到了几年的安宁，他们一如既往地爱祖国爱人民。

    1951年的一天，王世襄到西直门外大街一个早点摊去吃早点。这个摊上盛凉粉的器皿是一个青花大盘，王世襄看此盘直径约四十厘米，当为明代宣德青花实物。经他仔细审定确认此青花盘不是伪物，于是出资旧币五万元整（合新币五元）买下。后经张伯驹鉴定，此盘果然是明宣德青花珍品，经两人协商，将这件瓷器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

    明宣德青花大盘

    新旧社会的更迭远远没有身边的文物更能引起王世襄的注意，王世襄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点也不敏感。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中，王世襄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中。但是，不关心政治的王世襄却躲不过政治的风浪。王世襄因为出身官僚家庭，又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因而1949年后历次的运动他都没有躲过去。

    历史有时显示出残酷的滑稽。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代表的王世襄为追回大量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国，这理应是王世襄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情，却不料这些经历都成了“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重点清查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阶级运动中，王世襄就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挫折。曾经名满京城的顽主，现在沦为众多“打虎英雄”的阶下囚。心念俱灰的王世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拒绝美国图书馆的盛情邀请而热情投奔的祖国会如此对待他。

    “三反”“五反”运动中王世襄就进了大牢，无数次提审，还有北京城内各个文物店的盘查，甚至王世襄家中父亲早年间收购的古瓷都被一再询问，王世襄这个追踪国宝的“民族英雄”被折腾得身患重疾。

    王世襄堂堂正正，一心为国，公安局自然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也未能获取王世襄贪污盗窃的证据。十个月的牢狱生活后，一纸“取保释放”的通知单下发，王世襄终于被释放回家。

    守护着自己的刚正不阿，身受牢狱之苦的王世襄，回来后发现不仅手脚都有溃烂，而且还被传染了结核性肋膜炎。他期望有关方面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遭遇一场牢狱关押，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还能不能继续？

    正当他茫然无措时，文物局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书上明确告之，王世襄已被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路。

    世家出身，修养不凡的王世襄对这些没道理的道理都一笑置之，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钻研古文物的紧迫感，促使王世襄在坎坷的道路上始终坚持不懈。在此后大大小小的历次运动中，不管遭遇多么大的委屈和侮辱，王世襄总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乐观活下去。

    虽然被迫离开了故宫，但对传统文化和文物收藏的喜爱使得王世襄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间虽历尽坎坷，但始终不断收藏、不断研究，起早贪黑做学问，他的《髹饰录解说》著作的初稿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髹饰录解说》

    个人的命运只能依附于他所处的时代，那时除了服从命运还能做出什么选择呢？王世襄的收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遭劫难。“三反五反”时下大狱，故宫的功臣却被逐出故宫，到了1957年王世襄又戴上右派帽子。但政治迫害，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

    王世襄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依然想方设法收集文物，潜心做着有关文物方面的研究。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将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被毁在家里。

    聪明的王世襄干脆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被抄家”。国家文物局文管所的同志毕竟是比街道办的同志更有文化一些，他们知道那些文物的珍贵，抄家中着意不损毁，只是将王世襄的东西统统搬进国家文物局的仓库，没收了。

    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于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王世襄共有文物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又24捆被抄没。

    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但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10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背井离乡和艰苦的环境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困境中的那份平静，不仅仅是乱世中得以安居的物质保证，更是由于其家族深厚文化渊源所形成的浩然之气。

    一次在田头，他看到一束倒伏于地依然开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触，赋诗曰：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诗言心声，王世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坚信一定有还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谓身处九渊而不废凌云之志。那束“昂首犹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诗人彼时彼地生活心态的真实写照。

    王世襄于1973年一回到北京，便开始了漫长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图书之路。为此他又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但所写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1976年他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信中说道：“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后来他想出了一种办法，用复写纸将一封信复写若干份，向有关部门数次三番地邮寄，并锲而不舍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着精神和不厌其烦的诉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图书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这些资料的顺利回归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种研究得以继续。

    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高松竹谱》等多部著作。这近乎奇迹般的成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折服、感动。

    特别是《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本的问世，被称为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王世襄说，受了三十多年的迫害，憋了一口气，就想证明自己有用处，是正确的，所以才有那么多著述。

    《明式家具研究》

    王世襄自幼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不期然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大森林，在随意探寻的过程中，不经意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大美，深醉其中，不能自已。不成想自己成长为一棵由传统文化织成的繁荫密翳的大树，留待后人祛暑纳凉……三、自己的那点收藏对于自己的收藏，王世襄说：“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因为经济所迫，对这些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十几元的价钱，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

    “人舍我取”的确是王世襄的收藏之道，但说微不足道，那就是王世襄的自谦了。他对铜炉、古琴、雕塑、漆器、家具等的收藏与保护，对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承功莫大焉。

    王世襄收藏是为了做学问，他每收藏的一个体系都进行了总结。用笔描写自己钟爱的玩物，无论这些玩物有无生命，王世襄都把它们平等地看作自己的朋友，注入自己的情感和心血，与它们共享人世间的繁华与落寞。

    在王世襄的笔下，物什都显得是那样鲜活和富有情感，让读到他文字的人也逐渐亲近起这些传统的玩意儿。王世襄就是在这种不经意间使祖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这种信念和做法他一生未曾改变。

    铜炉

    古代铜器中，铜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品种，特别是自从明代的宣德炉出现以后，这种器物更是备受人们的推崇，成为铜器艺术品中的主要器型。在明清时期，铜炉已成为铜器中的典型代表。

    铜炉，常被称为“宣德炉”或“宣炉”，是流行于明清的文玩。明清不少朝代均有制造，其中宣德朝的最为著名，后世即将铜炉统称为“宣德炉”。自20世纪90年代初铜炉逐渐走向拍卖会。步入21世纪后，随着艺术品价格的不断攀升，铜炉的行情水涨船高成为收藏市场新的热点。

    铜炉虽为小件，但王世襄的收藏甚为精致，所著《自珍集》中收录了20尊铜炉。王世襄的这批铜炉多得自赵季卿、庞敦敏及购自场肆。

    赵季卿是京华铜炉鉴赏名家，早先居住芳嘉园，和王世襄家相去仅数十步。后移居八十胡同，只有一巷之隔。王世襄自谓：“儿时常携鸽至丈家门首放飞，入秋更捧蟋蟀盆求教。赵季卿酷爱球虫而精于此道者。赵伯母每抚我头，给果饵。移居后，仍往请益，评蟋蟀兼及铜炉矣。”

    北京沦陷期间，赵季卿夫妇二人遭日寇拷打折磨，坚贞不屈，始终不将所藏交出，王世襄对他们极为敬仰。王世襄的铜炉收藏情结多源于赵季卿先生。

    1950年初，王世襄自美国参观博物馆归来方数日，赵季卿选十炉相赠，王世襄以节约旅美奖金所得为酬谢。赵季卿叮咛再三：“各炉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铭心之物，幸善护持勿失。”

    后来，赵季卿生活所迫，将部分铜炉卖于庞敦敏，王世襄得知后，经多方询探，又从庞敦敏手中购得。王世襄对这些铜炉珍爱有加，后虽经浩劫，但多数尚存。

    名人藏炉增加了铜炉本身的文化价值。王世襄素有“京城第一玩家”的美誉，他又是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本人对铜炉的养护有独到的心得，他的推介和养护大大提升了铜炉的价值。

    王世襄旧藏铜炉在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的“俪松居长物中国艺术品专场”首次亮相就以不俗成绩全数成交。其中有3个铜炉最为夺人眼球：一是目前市场所见唯一的顺治款冲天耳三足炉；二是曾创造铜炉拍卖单品价格纪录的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三是一尊明末清初的玉堂清玩大鬲炉。

    顺治款冲天耳三足炉

    特别是王世襄的顺治款冲天耳三足炉创下了166万元的拍卖天价，其身形规整，包浆亮丽，色泽典雅，底部落“大清顺治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篆书款。此炉曾是著名收藏家赵季卿所藏众多铜炉中之精品，赵季卿谓之“最佳之炉”“绝无仅有，视明炉尤为可贵”。

    玉堂清玩大鬲炉

    玉堂清玩大鬲炉则是明末清初的珍品铜炉。其造型硕大浑厚，色质静穆，器型之大十分罕见。炉经多年火养，精光内含，紫檀整挖炉座为明制，材料精美工艺精良，包浆润泽，甚为难得。

    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

    另外一款当年同破纪录的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直径12厘米，刻“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楷书款，浑圆腹，冲天耳，器形古朴端庄，炉身铜质沉重，手感甚佳。通体满布金片，包浆色泽亮丽。王世襄当年得此炉也堪称奇缘，此炉原为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所有，赵著有《古玩指南》，他为了解宣炉的合金比例，还曾锯开过一些宣炉加以研究，可谓前无古人。他先后收集了多件真正的宣德炉，但仅1951年赠予王世襄的这只宣德炉得以传世。

    收藏界有句话：“距今几千年前的商周青铜器到处可见，距今500多年前的正宗宣德炉难见”，而近些年，就连一些仿制明宣德名炉造型、制作工艺精致、线型饱满的铜炉，也成为收藏市场中的“宠儿”。传世文献记载宣德朝不惜工料，大量造炉，如《宣德鼎彝图谱》，但现在竟难举出一件制作精美、记载完全的标准器。不仅北京、台北两地博物院尚未发现，民间著名藏炉家也少有宣德炉。相反的倒是刻或铸有明清其他朝代年款的私家炉却有炉形铜质并臻佳妙的。

    铜炉是古代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其情趣和欣赏黄花梨家具并无二致。王世襄终其一生都在拯救濒临灭绝的文化。铜炉在文物中是不大不小的一类，王世襄的推崇保藏使得铜炉渐被当今收藏界重视。

    古琴

    2011年5月，在中国嘉德春拍中，一张“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以1.15亿元成交，成为继2010年秋拍以1.37亿元成交的“松石间意”琴之后的第二张“亿元”古琴。其实这是“大圣遗音”琴第二次现身拍场。它首次出现是在2003年的嘉德拍卖会上，当时拍了891万元，送拍的正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讲到王世襄的藏琴不得不讲他的夫人袁荃猷。袁荃猷与王世襄一样也是生于官宦之家，成长于书香门第的。袁荃猷祖父是东北奉天中国银行行长，外祖父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五弟。

    王世襄与袁荃猷是师生恋。王世襄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后，大概是1940年的一天，一位叫袁荃猷的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女生来找王世襄，她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请他做导师。于是王世襄便成了漂亮又有才的小姑娘的导师，再后来，为使小姑娘论文通过，王导师不但“导”，而且“替”。几年后，“老师”变成了“老公”，年轻的导师与才女学生结婚了。

    据说结婚之后，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妙不可言，除了琴棋书画，其他全不会。就做饭而言，剥蒜可以，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估计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妻，才成就了精于厨艺的美食家王世襄。

    但就是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却为王世襄一生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世襄新婚燕尔远赴日本追踪国宝，穷尽所有资产收藏文物，一生皓首穷经度日，这些袁荃猷都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默默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对王世襄、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爱贯穿了她的一生。

    王世襄收藏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全无怨色，而是节衣缩食，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文物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著作等身，所出版书目多有图录，光就《明式家具研究》而言，全书近30万言，图700余幅。这700幅线条图都是由学过国画但“其他全不会”的夫人袁荃猷对明式家具的结合方式和榫卯做了精确测量后手绘而成。

    王世襄这辈子最懂他的人就是其夫人了。王家家中挂了一幅大树图，是夫人15年前为庆贺先生80岁生日亲手所刻。王世襄一生的爱好和追求，被夫人用纸刻作品传神地表现了出来，挂在大树上的果实不仅有家具、竹刻、漆器这样的大学问，也有鸽哨、葫芦、獾狗这些逐渐被人遗忘的民俗。

    而王世襄也是夫人的知音。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琴艺更精。夫人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他自称“琴奴”。王世襄在逛古玩店时，曾见一铜炉，本无出奇之处，唯其底款方印为“琴友”二字，王世襄便欣然收藏，足见先生内心之细腻和对妻子的深情。王世襄所藏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等唐、宋、元、明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

    “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在2003年以250万元底价起拍，一位买家立即报出了600万元的价格，经过几个回合的竞争，以891万元的价格成交，创造了中国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

    “大圣遗音”琴是王世襄藏琴中最为珍贵和古老的一个。在王世襄收藏之前，它还有一段离奇的身世。

    此琴原为清宫旧藏。据说末代皇帝溥仪在被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入宫点查，发现在墙角一隅有张破琴，琴上既没有弦，也没有琴轸，架起琴弦的岳山也崩坏残缺。又因室内常年漏雨，琴面大部分积上了一层厚厚的水锈，漆面也完全脱落。于是，在清点旧藏的登记簿上，这件稀世珍宝竟被登记为“破琴一张”。后来“大圣遗音”琴被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翠戒3枚换得。

    1949年，王世襄又请了古琴名家管平湖对其进行修缮，将琴面的水锈磨净，并按照原先规格配上岳山。从此，这张中唐御制琴的庐山真面目终于再现于世人面前。

    “大圣遗音”琴由唐朝琴匠制作于755年，彼时正值安史之乱，明皇奔逃蜀地，太子李亨即皇帝位。“大圣遗音”琴为李亨即位后所作的第一批宫琴之一，琴通身长122cm，肩宽20.1cm，尾宽13.4cm。在琴背龙池上方，刻有“大圣遗音”四字，琴底刻有铭文“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十六字。此琴铭文意境幽寂，在有意无意中透露出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迹象。

    王世襄曾购得一黄花梨平头案，后经管平湖设计成琴案，这琴案之后便在芳嘉园俪松居内，与“大圣遗音”琴一起须臾陪伴着世襄夫妇达半个世纪之久。

    夫人先他走后，王世襄悲痛至极。《锦灰堆》收入14首《告荃猷》，其中一首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睹物思人，而物是人非，孤独的王世襄把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古琴都交与拍卖公司悉数散去了，但只有一件东西是他万万不舍的，那就是他与夫人买菜、办事用了多年的提筐。“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王世襄交代将来自己远行后，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

    后世的藏家收藏王世襄旧藏，其实是收藏的王世襄一生的品质和成就，而收藏王世襄旧藏古琴，则是收藏的王世襄夫妇相濡以沫，共保中华文明的大家风范。

    雕塑

    王世襄还集藏了年代各异，造像多样的一尊尊雕塑。在他的《自珍集》里，对每一尊雕塑都加上了简短的描述，读者像是能经历一次次与精美的古代文化载体的对话。他对唐石雕菩萨写道：刀法简练有力。重要部位如双眉、额上皱纹、口唇等，线条遒劲快利，似未加思考，一凿而就。刻者有高度自信心，娴熟而准确的双手，故能毫不费力而将悲天悯人之心刻画出来。

    唐石雕菩萨（局部）

    王世襄几十年中，将一尊尊佛像，小心翼翼地捧回家中，终日相对、反复把观，又用饱含感情的文字，令木雕泥塑、铜雕石像霎时有了艺术之魂，它们或庄重，或柔媚，或威仪，或肃穆，仿佛有了人类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透射出了历经苍茫岁月的百般故事。只有发自内心的喜爱，才能写出这些雕塑深蕴其中的美感和艺术价值。

    王世襄集藏佛像并不用于供奉参拜，而是珍视其美感，将其作为日常欣赏的艺术品。

    1951年，王世襄拜访一位寓居东直门内极乐庵的老居士，视其室中大小佛像不下四五十具。其中一尊鎏金雪山大士佛，让王世襄怦然心动，他非常想请求老居士见让，但实感难以启齿。

    元铜鎏金雪山大士佛

    王世襄把观佛像，爱不释手，只见那佛：方面长耳，头大异常，眉高起，与鼻准相连，容貌奇古，而含蓄浑成，趣味隽永，耐人晤对。他再也忍不住了，肃然整衣告诉老居士自己母亲也是佛门子弟，弃养十多年，家中仍有佛堂，一直祈望佛堂金光普照，恳求居士赐此像。

    居士听后面有喜色，欣然许诺，还取出洁白纸张亲为包裹，授予王世襄并送他出门。

    王世襄只挂心佛像之美，哪里是佛门虔诚之士，他蒙居士赐像，一时大喜过望，竟倒转了那尊大士像放入自行车车梁下的跨袋中。居士见了，立刻显出惶恐，忙将佛像摆正，并说：“岂能如此不敬，罪过罪过！”

    王世襄自知谎言不攻而破，连忙上车疾驰出巷。后来，年逾九旬的王世襄说起这次淘宝经历，仍是喜形于色，仿佛又体会到当年骑车载着佛像，疾驰而去的兴奋心情。

    1959年，王世襄将他所见所藏之古代雕刻作品的照片粘贴成册，配上自己的品评文字，油印成《雕塑集影》，当时纯粹为了自娱自乐，但不期却成了研究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一本上佳材料。时隔三十多年后，王世襄又在1995年修改补充了该书，正式出版。

    《雕刻集影》收录了唐代至今汉族地区的佛像三十三尊，藏族地区的佛像十九尊，临近国家的八尊，动物雕塑四尊。王世襄对雕刻的评价主要关注其艺术价值，不受年代、地域、题材、宗教类别的桎梏，显示出他具有革新意识的美学观点。

    王世襄除了专情于集藏雕塑，还进行了雕塑工艺制造的研究，其代表成果是他1963年编著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之佛作和门神作》，2002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该书中，王世襄探究了佛作和门神作的渊源，详细汇总和分析了各项则例的内容。王世襄的这些学术成果都是与他多年集藏各种雕塑实物分不开的。

    回顾王世襄成长为学者、收藏家的历程，不禁感到庆幸的是，他没有正襟危坐地读经史子集，而是“玩”。“玩”正是王世襄的治学之道，他“玩”的过程恰恰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抢救，否则的话，很多学问就真的绝了。

    漆器

    我国传统髹饰工艺历史悠久，技艺高超。古代劳动人民在漆器这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给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如果追踪溯源，直可追到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

    漆器的髹饰技术，从古代沿用至今，已日臻完善，品类也日益齐备，然而，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积累的丰富的漆工经验，至今失传的却很多，如五代朱遵度撰写的《漆经》惜已失传。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仅有一部古代漆工的专著《髹饰录》。

    明张成《髹饰录》

    然而，就连这仅有的一部专著到清中叶国内也失传了，好在这部书流传到了日本。到1926年，《髹饰录》受到朱启钤先生的注意，他几经周折，得以让原本在中国刊刻行世，至此国内读者才知道有这么一部古代漆工的专书。

    《髹饰录》虽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古籍，但行文隐晦难懂，内容上也有不少遗漏，如果不对它进行整理、解说，《髹饰录》不可能在现代社会流传，而只能作为博物馆里的古物，无法发挥实际效用。

    对《髹饰录》作研究并解说，当然必备几个条件：一是须精通我国古代典籍，因为要作研究必读通与之相关的类书、笔记杂著等文献资料；二是须具有对我国古代博物艺术的知识，因为研究的要门，必须取博物院所藏的历代传世漆器，以及出土文物（包括发掘报告或简报）与《髹饰录》中所讲述的东西作相互印证；三是为了把《髹饰录》研究解说好，还要收集大量的相关文物，并向在世的老漆工艺人们，面对面、手把手地请教髹饰技法等实践经验。

    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可谓凤毛麟角，但这些条件，王世襄恰好都具备了：有学问，国学功底深厚，爱玩，爱穷究玩之道理，能走进老工匠群体。

    1949年冬，王世襄便开始着手解说这本世间孤本。从那时候开始，王世襄与这部古代“漆经”便结下了三十年之缘。这是一段长长的孤独的时代，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甘坐冷板凳的寂寞岁月。

    1957年6月，王世襄有幸去观察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中发掘出来的彩绘楚瑟，这些出土文物漆瑟的残片上，有岳山（头部将弦架起的一根木条）以外的一窄条，绘着的是斗兽花纹，另有岳山内画着的龙蛇神怪及狩猎图像。这些画的留存，无不关系到中国已存在有几千年历史的漆画。因为由于漆画的产生，如古人在木胎上的直接髹漆，使漆画运笔劲挺而流畅，无疑使古代艺术表现得更为丰富、更为形象了。

    王世襄通过出土文物的再现，认为战国时代楚瑟漆画其用色，至少已达到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等9种颜色。证明了韩非子当年寓言中就讲到的“望见其状画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策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策同。”这则寓言非空穴来风，因为从出土文物来看，说明当时的现实生活确已有了古代髹饰工艺的出现。

    王世襄在出土墓穴旁捡回漆器残片，年复一年对古代髹饰艺术深入研究。他感到这古代漆画简直是神奇的艺术珍宝，无论从人物艺术形象来看，还是从一件件漆器的光彩色泽上来观察，它们都是那样传神而生动，而且都蕴藉着一个个非常生动有趣的神话故事。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当王世襄想着楚国大臣屈原的诗，眼前又能看到的这些漆画，不就是《离骚》中那些诗的象征吗？这些画富于生命力，又赋予了他无限的想象力，真是非旷代高手所莫能及。王世襄陶醉于其中。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漆画某些漆的颜色，至今虽科技已很发达，但却难于调出如此金碧辉煌的色彩来了。也许“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但是，后人欲知漆器知识，必从前人所传髹饰知识中去寻寻觅觅。王世襄的《解说》使当代人能获得前后融通的漆器工艺知识之传承。

    王世襄还留意到在江浙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过一只朱漆的木碗，其造型精美，朱漆髹饰技艺高超，埋在地下已七千余年，重见天日时，仍然鲜艳夺目，这只被发现的最早的漆器制品，使目睹者惊叹不已，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创造上，某些工艺水平，今人兴许还不如古人。

    河姆渡朱漆木碗

    王世襄的《髹饰录解说》在三十年中曾多次修订，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在挖掘中出土了大批精美的漆器，就是促使王世襄不满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开始走上新的探索求知之路的一个例子。

    马王堆汉墓漆器

    王世襄不屈不挠，坚持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除了在故宫、古墓等地观摩漆器外，有空便到古董店、挂货铺、早市、冷摊等地收购。在王世襄的《自珍集》中，有漆器一章，共收物十九种，书中所收多宝臣当年漆器的示范之作，可谓弥足珍贵。

    挡在王世襄面前的最大障碍不是学术上的而是“臭老九”的地位。他晚年不无感慨地写道：“在那些年月里，我是多么想能外出采访，核实材料呀，可那是不可能的。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做‘贼’似的闭门写作，还生怕被发现或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或开批判会，夫复何言！”的确，在当年要写好这部著作，连大环境也没有。

    王世襄的《髹饰录解说》初稿于1958年完成，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自然无法出版，历经艰辛曲折，在1983年才终于正式出版。《髹饰录解说》一经出版就成了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了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王世襄常说起，他认为一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工作。

    其实，对于他所从事的有意义的事当然很多，此话只不过说明他对三十年用功研究《髹饰录》这部书在心目中是非常看重的。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这么多年，除写作本身的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这确是常人难于设想的。

    家具

    王世襄的收藏癖好可以概括为一个“痴”字，“痴”蕴含了某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王世襄最著名的收藏是家具，他以明清家具收藏闻名于当世，收藏家具他六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

    家具收藏魅力何在？王世襄答曰：“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顶峰，材料性坚质细，制作严密精巧，造型简练典雅；风格独特，被全世界公认为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明中叶尤以黄花梨木家具，文理自然，尤为华美；乾隆时代风格大变，为求新奇竟采用不合理的结构，结果雕饰烦琐、华而不实。”王世襄的解释体现了他美术史和家具史方面的精深造诣，也流露出他对于中国文化连绵不绝的深邃感情。

    王世襄在收藏之初，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独具慧眼和勤劳执着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收藏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

    限于财力，研究明式家具，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家具的杂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酷暑严寒，骑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他就照着画下图来，回去再由夫人精修。

    早年在搜集过程中，王世襄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他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王世襄家具收藏最丰盛的阶段。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政治经济尚处平稳，阶级斗争运动尚未掀起，久历战乱的知识分子终于过上平静而自得的生活了。那时候北京城里古玩店、鬼市的藏品还颇多，王世襄所藏之古代家具大多在那个时期购得。

    一次，王世襄去一经营珠宝玉器的商场串门，看见楼梯下放着一具铁力五足大香几，独木面，特别厚重，颇为稀有。他见众人并不把它当回事，只用于寻常家用，便希望能够出让，问了几位负责人，都说此物为集体所有，做不了主，王世襄只得失望离去。

    铁力高束腰五足大香几

    谁知两年后，王世襄偶然在地安门古玩店看到这件香几，价钱也不高，他便立刻买下，一个人将沉重的香几抬上三轮车，两手把着牙子，两脚垫在托下边运回家中。这次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收获，让王世襄心下甚是欢喜，连脚面被托咯出两道沟都没感觉疼痛。

    王世襄遇到索价甚昂的铭心之物，则不惜倾囊以购之，甚至辗转不得者，仍坚持追寻到底。

    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质朴，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

    紫檀杌凳

    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

    王世襄又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

    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差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

    王世襄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就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琉璃厂的古玩店都即将歇业了，王世襄抓紧最后的机会收购，在玻璃柜中他看中一台座式紫檀小几，风格细致严谨，欲购置，店东说：“你拿走吧，可别看不起它，当年在上面放过成化斗彩和珐琅彩，现在时事变了，用不上了。”王世襄欣然购之。

    紫檀小几

    凡是去芳嘉园拜访过王世襄的人，都会惊讶道：“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是挤成一堆，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层一层套着。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吃剩的面条，半碗炸酱，那显然是餐桌。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那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大书案边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可见王世襄家具收藏之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襄的很多家产归公，他居住的芳嘉园也搬来了很多其他住户。王世襄的家具只得里外里地套着放，他和夫人在层层家具中一直居住到新世纪。

    1976年唐山地震时，北京居民也紧张了一阵子。第一天夜里，王世襄家东厢房上就掉下来一块屋脊。次日所有的大人小孩都集中在小院里搭床睡觉，后来又遵照派出所通知人们都转移到日坛公园去搭帐篷住。

    而王世襄死也不肯离开他的宝物，便想出一个办法：在那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他正好钻进去躺下，勉强把腿伸直。于是约有好几个月的防震时间，他便成了柜中人。据说这办法很保险，如果地震平房塌下来，无非是梁柱倒了，瓦片落下，这紫檀大柜足以抵挡。而且，他的住房本已漏雨，睡进柜里连下雨都不怕被子湿了。后来黄苗子书一联赠他：“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古代家具只有通过收集才能谈得上整理研究，直至上升到文化传播。王世襄的家具收藏，自抗战结束就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几经寒暑，持之以恒，从未中断。令人庆幸的是，虽历时代变迁，阶级运动纷繁，但藏品得失皆有，在王世襄的不懈努力下，其所藏明式家具达79件之多，其中不乏重器。

    王世襄的收藏本身就是挽救家具，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代家具就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厄运，它们或者大量被卖到外国，或者大量被战争毁掉。而解放后，古代家具则被凌迟宰割，大量拆散锯开作为材料使用，改制成秤杆、算盘、刨子等。王世襄看在眼里，痛心疾首。他说中国古代木器究竟是有限的，不是永远拆不尽、毁不完的。王世襄虽不能阻止，但他尽一己之力收购保藏、著书立说。他对古代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所做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开了我国古代家具研究的先河，挽救了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正是因为王世襄的收藏、研究和他的著述，使得家具渐渐成为收藏家的新宠，重又获得了新的价值。

    王世襄为使他喜爱的明式家具的研究能够延续下去，除了收藏、著书、撰文以及在海内外发表演讲外，还以博大的胸怀提携后学，真诚地指导他们，希望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与中年学者田家青的交往。当他感受到田家青对清代家具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热情后，便在学术上给予他始终不渝的指导，从而促成了《清代家具》一书在香港的出版。他特意为此书作序，序言中热情地说道：“这是第一部关于清代家具的学术专著，研究、著述从填补尚付阙如的空白开始，并能达到如此规模，值得赞贺！”他接着评述道：“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十分必要……”这正是王世襄几十年收藏家具研究家具所遵从的学术原则，也是世人尊重他的所在。

    竹刻

    中国是使用竹子的大国，大河山峦、湖畔屋角，无处不是翠竹修篁，葱郁满目，江南之地尤盛。“操作之具，起居之器，每给于竹。”这是说，我国古人的日常生活器具、劳动工具，早离不开竹的使用价值了。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于竹制品上施以装饰就像我国古代在玉、石、骨、木上的雕花一样普遍。中国古代士大夫独爱竹之劲挺秀雅，将其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

    竹子本身就难于保藏，收藏领域又鲜为大收藏家驻足，所以上古竹刻品存世极少，在当今盛世收藏热下，明清时期的竹刻尤显珍贵。王世襄所藏竹刻有笔筒、竹根雕、扇骨、臂搁等。明代的竹刻有朱小松雕刻的笔筒，一件为“乐舞图笔筒”，一件为“归去来辞笔筒”。

    乐舞图笔筒

    归去来辞笔筒

    王世襄的一件明代朱三松根雕老僧在2003年拍卖中，以264万元成交。王世襄说，“那不是因为我收藏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都是我的读者，读过我写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一件我收藏过的东西，倍加珍惜，这不是正常的拍卖价格。”

    明朱三松根雕老僧

    的确如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收藏是一种雅兴，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社会行为。收藏的核心魅力，在于它可以让收藏者在各自日常生活和工作之外，拥有一个符合自己意志和愿望的、自由而独立的特质和精神空间。因而竹刻收藏在当代社会持续升温，竹刻收藏者大量涌现，王世襄的研究适时地为竹刻收藏者和制作者提供了所需的专业知识指导。

    1987年，王世襄与老友朱家溍先生合编了《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这是将竹刻纳入中华博大精深的美术体系的第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图文展示。1996年，王世襄在台湾出版《竹刻鉴赏》，为他编著竹刻艺术系列图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些竹刻论著、图录经典都成为竹刻收藏者的实用工具书、标本书和服务指南。

    王世襄在竹刻艺术领域的研究追根溯源，他从上古一一考证到民国，详谨周密，可以说无一遗漏。同时，他也不是厚古薄今，为了恢复和发展古老的竹刻艺术，他大声疾呼，并对20世纪现当代的竹刻名家和收藏家推崇备至。

    王世襄对于竹刻艺术的研究，与他探索其他门类的文物一样，同样起步于对古代竹刻源流的考证及演变规律的阐述上，这种论述，足可见其深厚的学养功力。

    经王世襄整理、撰写的《竹刻艺术》等各类竹刻图书出版，以及尔后的10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竹刻》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发行，可以说，一个神奇的中国竹刻世界，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为中国竹刻的收藏和研究推波助澜。

    王世襄以物潜兴，物我合一，人品与物品浑然一体。王世襄的收藏以杂项著称，藏品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其中有曾用于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辩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之清娱。王世襄说，“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岂不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

    为自己的藏品找到好的归宿是每一位收藏家心中的夙愿，王世襄也好，马未都也好，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参悟到：要让自己心爱的藏品传承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散”掉，无余才是至乐。王世襄先生说：“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但究竟如何个“遣”法，就各有千秋了。

    明式家具是王世襄最引以为傲的文物研究成果，也是最凝聚他心血的收藏。然而，由于收藏条件有限，20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不得不把伴随自己半个世纪的79件家具全部割爱卖给了香港友人，运到上海博物馆。另外一部分收藏，在2003年夫人去世后，王世襄委托拍卖行悉数随缘而去了。

    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可谓气势如虹、亮点频频。专场所展示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皆为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收藏的文物精品。

    王世襄老先生为何要拍卖自己几十年的收藏，据黄苗子先生透露，王世襄说：“俪松居的珍藏，也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发挥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了。”也许这就是王世襄为何要筹办这场拍卖会的原因。

    王世襄以收藏闻名，虽然他说自己不算什么收藏家，但是，以社会知名度而论，他在当代中国可能会被认为是第一大收藏家，尤其是在家具领域，其地位和声望有似启功于书法领域。也许是出于教育背景，也许是出于天性，王世襄在收藏方面，虽然很好学，也很投入，但是并不偏执，而是相当灵活，很懂得权变之术。

    从王世襄到马未都，从玩家到顽主，时代的大背景变了，他们选择藏宝的方法也变了。正确的收藏态度应该是有保留地欣赏、学习、研究和继承。帝王家一般都不能做到子孙长远保存的。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没有东西是永恒的。王世襄是智者，很早便领悟了散宝的真谛：任何人都只是这些藏品短暂的留存者，而文化却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会代代相传。

    王世襄的藏品拍卖，没有一件流拍，而是出现成交价均高于底价十倍以上的现象。后辈收藏家与其说是对其藏品的倾慕，不如说是对王世襄人品的倾慕。这样的拍卖现象，显示了王世襄的人格魅力。

    王世襄坎坷一生，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在他的藏品拍卖会上是他人生最大的展示，展示了他的旷世绝学，展示了他的高雅逸趣，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展示了他天才的智慧。买者追求的并不单纯是文物，而是情缘。如果把李白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话借用过来，可以说“千金万金何足惜，但求世襄一玩物”，何令人羡慕以至于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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